民政在国阵的定位和角色 （直挂云帆）

当民政党在1968年创立时，它的政纲是强调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以有别于社阵（社会主义阵线）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也不同于联盟的右翼路线。草拟这份政纲的人正是陈志勤。他在1967年“中国文革”进入高潮时，也被雪州的劳工党组织声讨和批判其“罪状”，导致他不得不退出劳工党，进而拉拢一批“有识之士”（不能称为志同道合者，因为不久之后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就到澳洲执教了；而大选之后，林苍祐又与陈志勤抬杠了）合组民政党。

虽然民政党的成立始于陈志勤，但其生命的火花却是由林苍祐点燃的。因为后者将其整个党（民主联合党，UDP）解散而鼓励党员更换招牌，挂上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一成立就在槟城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林苍祐的名字比民政党更响亮。

就这样，在反风吹袭下的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跃而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正因为有了林苍祐领军，即使大选后三天（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5月11日就职；5月10日大选成绩揭晓）仍然十分稳固，因为他本来就是联盟的领袖之一，且与敦拉萨有不寻常的私交（他在1959年以马华总会长的身份与东姑因席位数目交恶而大权旁落。1960年退出马华）。

有人因此质问，如果民政党没有发生内讧，林苍祐会率领民政党加入国阵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如果根据林苍祐的思维来推论，他会选择与敦拉萨合作，甚至可能加入执政集团，只是迟和早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当陈志勤（党秘书长）联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党主席）在1971年密谋倒林苍祐（党中央副主席，槟州主席）后，就给林苍祐一个反击与夺权的机会。而林苍祐靠的不单是党内的“忠诚派”（有12名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及议长哈仑在内是林苍祐派的，另一位王裕好是摇摆不定的；另3名民政议员倒戈相向，默许行动党3议员及人民党1议员在槟州议会内提出不信任动议，如果加上巫统4名州议员加入倒林运动，在议长不能投票下将以11票对11票的结果而僵持不下。这样一来，林苍祐即使不辞职，政局也陷入不安。

就在人们为林苍祐捏一把冷汗之际，林苍祐与敦拉萨的“热线”起了关键作用，后者喻令4名巫统议员在州议会投弃议票，以挫折不信任票。开票的结果是11票对7票，行动党叶锦源的动议以失败告终。

经此波折后，更加坚定林苍祐与巫统合作的决心。1972年元旦，敦拉萨（已在1971年9月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与林苍祐宣布在槟州成立联合政府，65层摩天大楼也被命名为敦拉萨综合大厦（KOMTAR），光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974年国阵正式成立时，民政党已是其中一个成员，它受到的重视不亚于马华公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名承诺加入新大家庭的。换句话说，联盟的3党阵线摇身一变成9党加盟的国阵。除了原有的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沙巴的国阵及砂拉越的国阵。

这一下子，马华不再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民政及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再加上人民进步党是华印裔政党，马华的代表性相对地降了下来。这种变化使到1974年接任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气在心头，也就把气泄在民政的身上。从那一刻开始，马华与民政的斗争没完没了。巫统则打从马哈迪接位的那一天开始（1981年6月），他就对马华与民政采取相等距离的策略，不再如同敦拉萨“厚待”民政党，例如在1982年的大选，他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享有8个州议席的配额，并接受以议席多寡来决定由哪个党担任首席部长。又例如在1999年大选后，马华突得到两名民政州议员的“投奔”，议席超过民政党（11对8）。若按照1982年的“口头协议”，理应由马华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但马哈迪不作此想，他在促请许子根压后就职的一周后，又把这张龙椅交回给许子根。这就说明了马哈迪永远是赢家，由他来决定这两个党的政运。

就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下，已没有所谓成员党的排位问题，只剩下巫统一党独大，其他成员党围绕在其身旁发亮，宛如众星拱月。虽然表面上马华还是居第二位，但实权操在谁的手里，大家也就心知肚明。

可以这么说，在马哈迪成为国阵老大及首相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按其意愿旋转，这之中没有一个成员党得以搞对抗和离心，只得放下身段，消磨自身的理念与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然背叛国阵而成为反对党州政府后，其结果是1994年的州选虽由团结党以25席对13席再次执政，但因为州议员的跳槽，团结党失掉政权，改由国阵执政到今天。这是典型的“政治惩罚”，迫使团结党的拜林不得不在千禧年低头重回国阵，并在2004年大选重回州内阁，但也只能屈从担任副首席部长。

由此来评估民政党，它是不可能有高调的独立政见，什么多元理念，什么马来西亚人民的国家和努力使民政多元性代表，这都是民政的“家事”。在国阵中，民政是代表华裔的成员党，与马华不相上下。原本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国阵以是种族的组合来争取成员党的。

不过，在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也同样没有把民政党放在“比较好”的地位，而只是视它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党。因此当2006年巫统浮罗山背团员在阿都拉及许子根面前拉横幅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时，阿都拉只是轻描淡写地敦促勿刊照片和将布条收起，没有进一步行动，而许子根的忍辱却成了华社永远的伤痛，此其一。

其二，在挑选首席部长接班人课题上，许子根一直面对巫统部分人士干扰，到最后竟然由阿都拉钦定黑马邓章耀，整个民政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

因为这样，308的政治海啸也把民政冲得无影无踪。也只有来到纳吉上位后（2009年），许子根才以民政主席的身份进入内阁，但也已是迟来的春天。在失掉政治筹码后（失掉槟州地盘），今天的民政党还是不时受到友党的揶揄，以致改革“知易行难”。处在备受磨难的窘境中，民政党内又有人拿丁福南来开刀祭旗，不知是不是代罪羔羊？但倒丁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回首40年前的辉煌岁月，我们不禁为之叹息扼腕。

刊登于2010年9月30日《东方日报》

谢诗坚VS黄明志 （天下纵横）

原本有同事问我，要不要举办一场黄明志演讲会及演唱会，我说没有问题。但在考虑到我与他之间年龄的悬殊及两代间的鸿沟，我建议由年青的人与他一起分享他的创作经历。不过我顺便加上一句，在音乐分享会上，把那几首引起争议的歌曲搁置一旁。就这样，也就加入中文报记者协会联合主办。

不久之后，黄明志那边提出意见，希望对话会与我在一起。我先是认为两人之间有代沟，也擦不出火花，后来想了一下也好，便提出双方可以自我表达的建议。他可以听不进去我的意见，而我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就在双方有了共识后，我们也准备了适当的对话内容。

9月16日那天的下午，当第一次见到黄明志时，便进行简短的交换意见。

不一会儿，负责人告诉我们可以进场了。因为观众已经爆满，外面也站了一大群人。初步估计至少有六七百人。

本来我们有打算移师在大礼堂举行，但考虑到礼堂已出租宴会布置麻烦，也就决定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

来到会场，黄明志的歌迷也真不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带着热情与激情而来，他们无非是要与黄明志进行贴身的交流。对于我来说，也真是首次面对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全然是为对话会到来，贴切地说，他们也是因为音乐分享会而宁可挤在讲堂内。我不是没有经历大场面的演讲，但参加者都是关心政治和时事课题的人，但今天的场面就不一样。我既不是歌手，也对音乐没有研究的天分，彼此是不可能就音乐和歌曲的创作进行讨论，但我想无妨对他的创作内容和精神进行讨论，也不失其意义。

于是我建议分四个环节来探讨黄明志和其创作。第一个环节是认识黄明志和我对黄明志的评价。我说，无疑的，黄明志有创作才华，但因为他有妒世愤俗的一面，也就在不平则鸣下把他的不满通过歌曲表达了。他把才华献给艺术，又借艺术走向低俗。

我提出低俗是由于他有两首备受争议的创作歌曲掀起滔天大浪，第一首是2007年的“我的国家”；第二首就是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校长“回中国论”事件的《呐》的创作。这两首歌被认为粗俗的语言较多，意识不良。但黄明志坚持他的创作不是粗俗，而是“以歌言志”，即使不穿插粗话，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讲粗话。这就是第二个环节了。

不错，如果黄明志不在歌词中加进粗话，别人也会讲粗话，此粗由来已久，与黄明志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一名歌手如果能够追求真善美，让美妙的歌声表达出美妙的歌词，岂不相得益彰，为何要标新立异加入容易引发争议的词句呢？

不过在黄明志看来，他创作了500多首歌，只有5%有夹带粗话的不算多，而且他也认为他的歌的主旨是在表达一种看法和态度，不能用低俗来形容。

不单是语言，态度也能够表现出低俗的一面。我引用中国最近以来在高调推行的“反三俗运动”来说明这件事。这是由胡锦涛主席带头，以便向“庸俗、低俗及媚俗”宣战，也就是当下的“反三俗”。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部长蔡武也认为在反三俗的当儿，也要“立三绿”，既鼓励绿色娱乐、绿色歌曲及绿色艺人一起来讨伐“恶俗、低俗、粗俗”等不良娱乐。

我提出中国要创造一个“新道德运动”是想告诉黄明志艺术也可以反“三俗和去三俗”的。如果艺人能严肃看待这个问题，将会净化我们的生存空间。这种提倡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不论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希望看到健康艺术的成长。这是第三个环节。

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对黄明志的希望，希望他能从几次的风潮中领悟到艺术也可以从正面来发扬和表达，不一定要用“低俗”的语言来衬托其含意。

也许黄明志一时之间也接受不了这样的“高调”，因为他认为他走的是大众化的路线，而且也有不少年青人喜欢。

于是我们进入了第四个环节，探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差别。

当然，如果你身置那天的对话会，你会同意黄明志迷一大片。我就开始觉得，我已走进黄明志迷的包围中，不是黄明志被摆上台。如果我当天有太多的反调，我会被他们的“抗议”声淹没其中，还是点到为止吧！希望黄明志能珍惜许多人在为他祝福，祝他平安无事，祝他“化险为夷”，又祝他“少惹争议多讨人欢喜”。

我相信，黄明志会懂得个中道理，这也是我与他对话的一个用意。总的来说，对话会是成功的，虽然我们之间有代沟，有时也南辕北辙，但无所谓，因为我们也都在追求一个完美与和谐的社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号外周报》第498期

纳兹里赢得喝彩声 （跃马扬鞭）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我先是一位马来西亚人，下来我是一位马来人，这样的执著有问题吗？”
完全没有问题，也难得有一位马来部长在驳斥马来前锋报专栏作者阿旺史拉末指他是反马哈迪份子时，公开地表露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

不论我们是否认同或喜欢纳兹里的“牙尖嘴利”的作风，至少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大义面前，他是马来西亚人的表率。他的表率也有助于厘清一个存在的争执问题，那就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之中没有对和错，而在于你怎样为自己定位。

通常我们到另一个国家被问到是什么人时，第一句必然是说马来西亚人，然后会加上一句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会讲华语的华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华人会讲华语）。也许对方会顺口回应说：“哦，是华侨”。我们又会马上说，不是华侨，而是华裔，因为我们不再是中国籍，而是马来西亚籍。

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常要向中国的朋友作解释是因为我们把华人和华侨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华侨也好，华人也好”，反正是同一码事。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在意和执著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国民意识，它不会改变，也不应该被改变的。

在这方面，我要重提林苍祐经常强调的词彙和用字。他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根据他的解释，若我们让“华裔马来西亚人”成为一个被全民接受的名词，则没有人可以置疑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公民地位。当然假如每一个人像纳兹里一样接受“马来西亚优先”的理念，并接受与承认不同的种族也一样是马来西亚人的话，那就不会发生所谓“华人是寄居者”及“回中国去”的谬论与羞辱言论。问题就在于有人在煽风点火下，在内心中滋长十分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视其他的种族为“非我族类的外来人”。

针对这个严肃的问题，首相纳吉说不但要向极端分子宣战，也要向种族主义分子宣战，这也正是全民所期待的运动。因为唯有遏制偏激言论和扭转种族主义思维，我们才能确保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与和平共处；也唯有这样，“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才具有实质意义。

可惜的是，我国独立53年了，仍有人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必须让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存。他们似是而非地用煽情来误导极少数人“兴风作浪”，无时无刻地散播种族仇恨与挑起种族情绪，企图制造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如今40年过去了，最近又出现类似的叫嚣言论，实在是不健康与玩火的举动。

因此我们全力支持纳吉促请国人不要蓄意伤害与羞辱其他族群的民族情感与否定他们的合法权益。理由很简单，在独立时，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已赋予各民族合理的地位，它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

在这方面，前首相马哈迪的一些负面讲话是令人失望的，他不应刻意地标签什么组织都有种族倾向，并认为巫统若与土著权威组织划清界线将是巫统的失败，因为这样的带有“物以类聚”的归纳言论是不符合多元性的国情。若任由泛滥，肯定非国家之幸。

马哈迪担任国家首相22年，他是唯一最透彻了解国家走向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在1990年提出在30年后，将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就是说，还有十年就是兑现期，如果政府不在此时快马加鞭，马来西亚能否达致先进国的水平是大有存疑的。因此最近以来，纳吉正大力地将马来西亚经济转型就是担心十年后未能如愿以偿，马哈迪对此事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他不积极协助推动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尽早落实，则他希望在未来十年建构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愿景可能落空（他在1990年时代许诺要用30年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

纳兹里也曾在马哈迪当政时担任官职，他说那时他是拥护马哈迪的，但后来换了首相，他就忠于当权的人。因此当马哈迪批评政府时，他就有责任捍卫政府，他认为这不应解读成他是反马哈迪的人。事实上，在与马来前锋报抬杠的同时，他也反映出不认同种族论调和挺身捍卫马来西亚人的地位与尊严。他的勇气也为他赢得了热烈的喝彩声。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南洋商报》

“子不语怪力乱神”（现代春秋）

这些日子来，常见一些灵异新闻，讲得煞有其事，令人纳闷。而其中一则更令人纳闷的是政治人物也搞起“下降”、“解降”的玩意儿，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想要宣扬什么“政治理念”呢？ 如果是私人行为，不公诸报章，我们也不便干涉其私人自由，只要不冲撞法律，不侵害别人，个人爱怎样做谁也管不着。 但问题是公开这类的令人迷惑的玩意儿的不是斗升市民，而是有来头的政治人物，更是来自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民主行动党。 所谓有来头的政治人物，不外是议员、官员或有党职的人，这也包括地方议员在内。所谓的官职，大家都很明白是政府委任执政党的党员或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出任，一般上即使不是大学生，也懂得基本常识，那就是服务人民要实事求是；搞政治更要一生正气，这与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扯不上关系，任何人可以有其自身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这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不可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一名地方议员是有身份的人，做事也要有分寸，若是鼓吹“怪力乱神”，那是与孔子的儒家学说背道而驰的。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孔子在回答子路的问题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弄不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呢？子路不甘心又问：“敢问死”（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都不明白，怎能懂得死？于是孔子丢下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一个人老老实实堂堂正正的做人，对不知道的事也不要自作聪明。如果孔子在2500年前就有此高瞻远瞩，而现今的政界人士则大加提倡迷信的习俗，那是开文明的倒车。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这也是议员的职责吗？ 就我们从报章所知，有病人在手术后，医生把“物件”留在病人体内，造成患者一直病痛，在照X光之后，才知道是医生疏忽所致。 但若议员感觉体内有东西？连本身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最好去医院照X光，不是一清二楚吗？干吗公开大阵仗地施法驱邪呢（私底下关起门来不就没人理吗）？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每个人都要认清本身的定位；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更是样样要以身作则，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做的事不要做。就我所熟悉的民主行动党来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其议员和党员有借助“鬼神”的新闻，如今突发生这样的事，也够叫人瞠目结舌的。其一，它完全违反民主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者虽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不会鼓吹迷信。其二政党搞政治是严肃的事，党所派出的代表中选议员，或委任议员或担任官职，都是为了实现党的理想和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绝对反对个人利用官职来散播“离经叛道”的行为。其三从政者或有一官半职者是带有使命来推动和落实党的理念，我们相信行动党绝对反对“妖言惑众”或鼓吹“神力无边”之说。因为它是服膺科学与民主的政党。也就是说，人若有病，应看医生或上医院，如果有神仙能治百病，则我们要培养那么多医生和建那么多医院干吗？ 我不知道林冠英对这样的新闻有何感想？如果他不认同的话，那需要劝请其下属，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要严守党纪，否则各做各的，就会乱套了。虽然我们都要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且要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的和平相处，但我们不能同意滥用宗教自由来使人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低俗，什么是正道的行为？ 或者，行动党应该开一门课来传授孔子的《论语》和正确的宗教道德观，引导党员和支持者走向正途。如果保持沉默，是否意味着默许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行动党表个态，并促请党员停止把迷信当正信来传播。 其实，从政者应将其精力用在服务人民的身上，不是消耗时间走旁门左道，这会误人误事的。小则误己，大则误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光华日报》

《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南大精神》究竟是什么？虽不是众说纷纭，但也各有不同的诠释。因此直到今天，尚未有共同的字眼来溶合《南大精神》于一炉。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

（本文是应第十二届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筹委会之邀而写，主要是阐述什么是“南大精神”。

刊登于2010年9月19日《东方日报》

大马成立改变世界版图 （直挂云帆）

很多人都知道，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但不是很多人明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则是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这事还得从1961年说起，就在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有意扩大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获得的反应不是一片赞美声，而是掀起了一场新的国际斗争。

在内部而言，它也促成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新加坡社阵、马来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等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沙巴并未有社会主义政党，因此未派人参加。

这些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尼的执政集团（苏卡诺总统领导的印尼民族党，但他推行联合执政，比如印共就参与其中）有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诞生时，印尼就开展了“粉碎马来西亚”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印对抗。

苏卡诺除了形容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外，也决意将马来西亚课题提升为国际问题，这包括逼使马来西亚不得不与印尼和菲律宾谈判东马主权问题；印尼本身在意气用事下，宣布退出联合国（1965年），震惊了联合国成员，它们并不明白为何印尼要退出联合国？

这其实是一个绝招，一方面显示印尼进一步倾向共产世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转；另一方面反映出印尼要走一条不亲西方的道路，尽可能摆脱美国与英国的控制和支配。

在新形势下，苏卡诺别出心裁提出了“纳沙贡”计划（1959年提出），他的目的是要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统在一起。这在60年代是新鲜的政治结盟，但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因为苏卡诺的“纳沙贡”计划摆明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而且认为宗教主义是可以与社会（共产）主义共存的。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先有印尼掀起的国际反大马的抗争，后有在李光耀领导下的另类团结方案，以打击和抵消左翼势力的冲击。这就是1965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号召下成立的“团总”。一个亲大马的反对党阵线（因为联盟仍然执政，不将行动党视为执政党一员）。应邀参加的有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及辛尼华沙甘昆仲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砂人联党也有参加，但也因此差点闹分裂，最后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亚后不了了之，免去了人联党的分裂。

新加坡的退出马来西亚只不过缓和了马新之间的尖锐矛盾，仍未化解国际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苏卡诺的纳沙贡为中心，他显然得到苏联与中国的支持。但美国不能够让苏卡诺的理念得逞，因为一旦“纳沙贡”立足脚跟，则美国利用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斗争，将会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纳沙贡计划推出后，它也一度影响到马来西亚的回教党采取开明的“容左”政策；尤其是巴哈鲁丁（一位具有民族主义形象，偏向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竟在1956年成为回教党的主席，及在较后的日子领导回教党与社阵和睦相处也是受纳沙贡理念所影响。

可是，因为印尼的干预过深，导致1964年的大选，左派阵营纷告失败，回教党席位减少也与此不无关系。这主要说明在苏卡诺领导下，左翼政团因跟着走印尼的路线，造成华裔选民增加心理负担，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左翼政党，但也连同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遭遇挫折。

翌年，即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引用内安法令扣捕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农业部长，1963年组党加入社阵）、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政坛哗然。政府则指他们企图通过印尼的穿针引线，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由于马来左翼领袖出了状况，使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起了动摇。最明显的是也是在1965年杪，社阵宣告解散，而人民党中的华裔党员和干部纷纷脱离人民党加入劳工党。

表面上看因语文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社阵瓦解，实则是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也造成民族的斗争以种族作为归纳和导向，逐渐放弃以思想意识作为最高斗争的原则。

如果说，左翼运动因马来领袖的身陷囹圄及一部分人以种族主义观点使社阵解散尚不足以说明左翼运动蒙受打击，那么1965年的印尼流产政变就全面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加上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整个亚洲政治秩序也告失调。

这场政变和反政变终于分出结果，苏卡诺总统的军队的失败和美国支持的右翼势力（以苏哈多为首）的抬头，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在苏哈多取代苏卡诺下，一个全新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上台了，他抵制了所谓“纳沙贡”理念，大举逮捕和杀害印共。这意味着宗教主义已从思想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转而让宗教敌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由是左翼阵营（尤其是共产阵营）信仰的是无神论和支持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论”，也就促使美国借助苏卡诺的失败扭转整个回教国家不再与中苏挂钩，进而鼓吹宗教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

当美国扶持苏哈多将西方势力重新纳回印尼后，也连带影响马来西亚，那就是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同时不再以意识形态推行反西方的政策。

在美国的主导下，不仅东南亚国家，连同西亚回教国家也在改弦易辙中。例如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的战略已有所转变。这就是说，在70年代之后，苏联的影响力渐小，回教国家也宁可亲西方不再靠向东方。1972年埃及总统沙达访问以色列说明了美国已成功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进而在80年代当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得以轻易号召阿拉伯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对抗苏联（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就是在此时浮现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因为他的存在，助长了塔利班的势力）。当1989年苏联撤军时，塔利班与奥沙马宾拉登的联手已控制了阿富汗，这又证明当宗教介入政治时，已是宗教主导政治，不再是政治引导宗教了（此事件容后论述）。

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了政治斗争的巧妙变化，也澈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共产国家如苏联与中国在回教国家影响力远不如美国，就是“纳沙贡”计划失败的另一个明证。

刊登于2010年9月23日《东方日报》

风雨交加话民政 （跃马扬鞭）

这些日子来，民政党又成为新闻焦点之一。随手拈来就有下列事件与民政党大有关系。其一是槟州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公开要求民政让出槟州国阵主席。由于许子根得到首相纳吉护航，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其二是巫统争议性人物阿末依斯迈虽未如期的重任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但他的影响力在党籍解冻后迅速恢复也是不争的事实。由始至今，他依然是许子根头痛人物。其三是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与许子根针对统考生入师训的条件产生的争议虽未再进一步恶化，但也反映了马华与民政的关系仍陷入低潮。其四是民政党内掀起倒丁福南运动。

这些倒丁党员表示筹足人数召开特大将不是问题，问题是倒了丁福南后，民政将由谁率军挂征？
所有这些事交差在一起，凸现了民政党陷入了内忧外患，雷电闪击，风雨交加的挨打局面，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党已跳出308政治海啸的阴影，朝向新的方向迈进。

最明显的是身为槟州主席的丁福南发表“无望夺回槟州执政权论”。这似乎是林敬益的“绝望论”的翻版。结果掀起轩然风波而被槟州巫统署理主席再纳阿比丁揶揄不能胜就把席位让出。至于要让给谁，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在这方面，许子根也马上补正这是丁福南的个人意见，而整个槟州国阵并没有这样的思维。

事实上民政的“危机”打从它参加国阵起（1972年与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及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就潜伏其中。马华公会一直未能对它释怀而在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一个亲马华的七人帮（以退出马华的马卓达为首，背后得到林建寿撑腰）直捣槟州是为反攻的第一波。虽然七人帮未能得逞，但也让林苍祐捏一把冷汗。

来到1982年的大选，民政更是惊涛骇浪，槟州马华在林建寿领军和李三春力撑下，以8对8席的分配和民政平分秋色，更通过压力要国阵承诺哪个政党的议席多，就由多数席的政党推出首席部长。说白了就是林苍祐与林建寿之战，是为第二波反攻。最后虽然林苍祐占上风，因为林建寿在州议席选举中阴沟里翻船，但民政已是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的大选，许子根也以华教人士参政，给民政打一支强心针。许子根也是在这一年探出头来。

1986年的大选，民政面对的是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取得佳绩。共有10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许子根也在这一年在丹绒国席上栽在林吉祥手里。

更令民政措手不及的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政的“教父” 林苍祐被林吉祥挤掉，从此结束其政治生涯。虽然民政党以少数席位保住槟州主导政权，改由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已掌控全局，它以12票对民政7席成为槟州的实权政党。

民政经此改头换面，才从低迷的困境中逐渐收拾残局，但在林敬益领导下的民政党已是将势力遍布全马，难免要让出槟州的权力来使民政党在其他州膨胀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民政党在许子根领导下确实也扎稳了脚跟，包括在1995年击退行动党的夺权野心，且在下来的一连三届搞到行动党团团转。可是许子根却在1999年差些后院失火，那就是民政两位州议员倒戈相向支持马华，导致马华在浮罗交怡向马哈迪首相要求首席部长换马华的人担任。所幸马哈迪及时煞车，不然那一年民政已失掉主导政权。

在这之后，民政的敌人不是马华，也不是行动党，而是槟州巫统干部对许子根政权的诸多挑剔，包括在2003年时，槟州巫青团长拉惹慕尼直截了当建议捍卫马来人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此议虽未得到马哈迪的首肯，但埋下巫统求变的诉求。

2006年槟州巫青团在巫统丹绒区会开幕礼上，当着首相阿都拉及首席部长的面前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意味着他们公然挑战许子根的领导权。而许子根一时之间未能妥善处理“抗议风波”引发的后遗症，也就成为华社“永远的伤痛”。这刻骨铭心的悲痛也直叫槟州选民在308的那一天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也全数翻船。表达了选民直接“惩罚”国阵的华裔政党，政权也因之改由行动党接手。

这场2008年的变天也使人忆起1969年的变天，只不过前者是民政大败，后者是民政大胜。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政治生态也大不相同，顿使民政进退维谷。既然民政已习惯于联合生存，若在此时民政退出国阵，它又不知如何独自上路，也可能找不到通往民联之路；但民政留在国阵就面对今日的“危机四伏”，虽然它曾寄望国阵改变，不再一党独大，但反过来巫统又要求民政自我转变，因为巫统已经变了，民政变了吗？

民政也真不知该怎么变？也许许子根已胸有成竹，也许他需要做出某些政治牺牲，以换取民政党活得尊严和精彩，现在球已在他脚下，看他如何取决了？正如当年（1961年）林苍祐从零开始，不是一样地活出精彩吗？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南洋商报》

从831到916 （现代春秋）

今年的916显得不寻常，它第一次被政府列为公共假期，而在过去它是一个工作日，为什么916这么重要？原来它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提到马来西亚的成立，我们一定要把镜头拉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是在1947年，英国军事政府宣布它已与巫统及各州苏丹签署的协议书，已在2月1日开始生效。这份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法律文件，不仅取代了“胎死腹中”的《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而且成为马来西亚日后的宪法依据。 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它将逐步推行民主，而第一步是通过1955年的普选（尚未独立，选52名立法议员，另委任46名议员），然后由赢得大多数席的政党成立自治邦政府。就这样，因为联盟的大捷（共取得51席），身为巫统主席兼联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这意味着东姑将领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为了创造条件，东姑在1955年杪率政府代表团在华玲与马共代表团展开历史性的谈判，试图结束马共的游击战争。 但能否使得谈判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姑从谈判中累积足够的政治筹码，让英国人看到一位反共的领袖正从中涌现，可以成为英国放心衬托的盟友，也就加速联盟与英国的独立谈判。 1956年东姑率团访问伦敦就是力争提早取得独立。果然不出所料，东姑终于与英国达成协议，在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但这个过程对华人有难忘的遗憾，那就是以华团组成的代表团（刘伯群为首）在英国碰壁，它的备忘录被东姑身边的红人陈东海束之高阁，也就未成为马来亚独立时的法律文件。华人在独立后之所以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也与陈东海等人的不力争大有关系。从1955年底的华玲谈判到1957年8月31日的默迪卡，前后经历2年9个月的光景，马来亚也就转身一变成为新兴国家。因此马来亚的独立在表面上看是联盟一手促成的，实则有其他各种因素催化，例如与马共的谈判也给英国产生一个压力。与其继续殖民化马来亚，不如早日让它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新生而冲淡马共的影响。 当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独立后，不必经过大选（因为议员任期未满），东姑已成为首任首相，并顺利地组成其内阁。虽然过后马来亚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东姑已取得了英国的信任。在1961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大计划，那就是他准备扩大马来亚联合邦，以容纳东马（北婆两邦）及新加坡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为马来西亚概念的滥觞。 在这方面，新加坡马上积极响应叫好；北婆的沙巴和砂拉越因政治不成熟，未能热情回应，而汶莱更因地小人寡，对于加入没有太大的兴趣。 到后来，马来西亚计划竟变成一个国际大课题，一边是印尼的大力反对马来西亚，形容它是殖民地产物；另一边则是亚洲左倾政府（主要是中国）及政党联手反对马来西亚。换句话说，在印尼的苏卡诺总统推波助澜下，当时的中国、越南政府及马来亚和北婆的左倾政党都加入了反马来西亚的斗争。 在风起云涌的年代，东姑之所以顺利地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主要是英国及美国在背后支持马来西亚，以便成为一个反共的堡垒。于是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了，才有了东马的故事。 从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到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也只是费时2年4个月。原本马来西亚是订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但因各种因素，不得不一拖再拖也就出了一个916。如果是831也是马来西亚日，则东马人民不必为此日子而耿耿于怀47年。 正因为时差上的不同，马来西亚也就进入了一个纷争独立日起的两个概念，东马人说他们在916后才是独立国家，因此916是“独立日”；西马人则说，明明是831为独立日，怎么又跑出另一个独立日？在彼此相持不下47年后，我们终于欣慰地看到政府也把916列为公假。这样一来，东马人民已不再岔岔不平了，西马人民也会觉得这样的安排也不错。换句话说，今后每年831和916，我们都知道如何庆祝了，一个是独立日；另一个是马来西亚日，岂不皆大欢喜？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光华日报》

南大联欢不老情 （天下纵横）

九月初在怡保参加第十二届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收获之一是巧碰几十年未见面的同班或同系同学。有些容貌已认不出了；有些“依然故我”，变化不大，但岁月的皱纹已清楚地写在脸上，这是逃不过的人生定律。我们究竟还有多少个春秋？谁也说不上。

我原先是读历史系的，我喜欢历史是因为我特别兴趣从过去找到知识，并从中领悟为何在每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和事。历史事件有一些可能相似，但绝对不可能是复制的。有人说历史的重演意思是说有一些相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挑起者德国是主要的罪魁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也是由德国操控而起。正因为人类的两次浩劫都与德国有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已不允许成为军事强国。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也永远让人沉迷其中。不过在风雷激荡的六十年代，读历史的人还真不多，因为在印象中读历史是属于死的东西，大不了毕业后成为教师或研究员，顶高是教授学者之类的。

我本来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历史系的，但在与历史系同学聚在一起后，我们还真是发现读历史的好处，比如我们可以比其他同学更直接和深入走进时光隧道，看看以前的社会和制度，然后拿来与现实生活作比较。

但读历史的人也容易让人误解。如果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大爱读书但喜欢参加活动的人，反正“背死书”是较容易毕业的。也因为这样，历史系的学生一般上会被认为比较活跃乃至是有左倾的，若有风吹草动总是站在前头或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炼出来的“历史人物”。当我们试图用年轻的心和跳动的心扭转外人对历史系学生的呆板印象时，我们也卷入时代的洪流中。在这之后，大家都“劳燕分飞”了。待到我们再重逢时，我们恍如隔了一世纪，似乎有些不相信在有生之年仍然可以在山城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

由于新加坡的南大生有500人到来参加，我们终于在这样的聚会中紧握双手，但一时之间也忘了追问过去的日子，而是闲聊一些家常便饭，要不然就高谈阔论国际时事，马新政局。我的一个感觉是：几十年来，大家还是那么的热诚，那么地珍惜别后的重逢，虽然少了年少的激情，但南大精神却紧紧地让我们凝聚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凝聚不用千言万语，也不用什么议程和目的，只要用一双目光，一双真挚的双手，就能让我们把情感融化于其中。我想这才是南大校友两年一聚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1992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起南大校友联欢会，就不会有一届一届的传承，而南大生尽管有些已是处于“风烛残年”，但他们仍然不辞劳苦，从四面八方涌进怡保。这不是为了旅游和大块朵颐怡保的美食，而是想会一会老同学和不相识但同样是来自南大的人。

当你看到这些老校友步伐阑珊地走动时，或用拐杖扶持时，或已显得老态龙钟时，你不必惊讶他们为什么还要出远门。就拿前中央部长刘贤镇来说，他在行动不便中也从老远的砂拉越来到怡保，这就是南大精神的一种体现。

还有我碰到多年未见的同学卓南生时，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和我是《星洲日报》的同事（他在新加坡，我在马来西亚），而后去了日本也在那里当教授。我们曾经在日本共度十天的时光，一起参加日本政府邀请的东合报人访问团。

我第一次与《南大颂》的作者之一——王如明见面，但我们好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南大的血”。

吡叻州的会长周增禧原来早年也是南大风云人物之一，难怪他以谢太宝作为典范来演绎南大精神。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谢太宝是谁，但总有一天历史会有他的定位的（还有许多的未提及的校友容我以后有机会再写下来）。

同样的，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也有其不能被否定的地位，尽管新南大与他“不相干”，但新南大也把他的塑像建立起来，并重竖南大牌坊及保留古色古香的“图书馆”（现已改为华裔馆）。这说明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

是的，南大校友就是拒绝被历史遗忘，才会坚持每两年聚会一次，直到大家都不能再走动为止。这种南大精神也不会因为南大的消失而流失，它会让新一代从历史中去寻找那宝贵的精神而传承下来。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号外周报》第497期

马新华教的跌岩起伏 （直挂云帆）

马来亚和新加坡原本是一家人，最明显的是1826年英殖民政府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自此之后，这“三州府”就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直到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签署生效后，新加坡才在政治上被切割开来。换句话说，从那一年开始，马来亚联合邦属于一个政体，准备朝向自治邦迈进；而新加坡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尚未有计划走向自治。虽然如此，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人民始终如同一家人，有相同的政治运动，有民族解放抗争，也有共同的理想，以争取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方面，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文化与教育的传承。在战前更突显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不但是一场政治思想醒觉运动，也是一场民族文化运动，其影响之深，是无届弗远的。也因为“五四运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改变了。

我们单从教育作个比较，就可知道“五四运动”有多大的冲击力。例如在1919年前，海峡殖民地共有115间华人私垫（1884年的统计），而新式的华校也寥寥可数，如1904年出现的槟城中华学校及1905年出现的新加坡崇正小学。但在1919年后，情况大不相同，华校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
尽管在1920年时，英殖民政府对华校采取登记与注册措施，也对华文报章实施管制，但华校数目反而激增，英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在这个时期，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已有显著的增加。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共有华人91万余名，而在1921年时，华人人口超逾117万余名。这意味着，马新的华人社会需要更过的学校来传承文化。

根据1921年的记录显示，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属邦（吡叻、雪州、森美兰及彭亨）内，已有华校252间，与“五四运动”前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抑有进者，在1924年时，华校的记录更是惊人地翻一倍，达到564间，学生人数2万7千余名，教师1千2百余名。由此来看，“五四运动”给马新的华人带来了新的视觉和新的思想，并勇往直前开办华校，而在1938年创造新纪录。

1938年是马新华人社会全面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日本在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发起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的高潮。在陈嘉庚的号召下，成立《南侨总会》向人民集资，以救济受难的中国灾民。这一年，马新华校突破千间，达1015间，学生人数9万1千名，教师3985名。这意味着在抗日的年代，华校更是在风雨中挺进并展现其顽强的生命力。

不宁唯是，在新思潮的鼓舞下，第一间华文中学于1918年在新加坡成立，取名华侨中学；而槟城也随之出现“华侨中学”，由戴欣然出资，但他不幸于1919年逝世，华中乃告夭折，直到1923年才出现第二间华文中学，是为钟灵中学。华文中学在此之后形成一个浪潮，在马新社会涌现。华教也就在马新社会蔚然成风。

但不论华教怎样发展，它始终与政治扯上关系。在英殖民地时代，政府提倡的是英文教育，偏偏华社就心系中华，由民间出资让华校遍地开花。在无法阻止下，英殖民政府转而采取诸多限制手段，尤其是在1930年马共成立后，更不时发生老师及学生被遣送回中国的事件。因为在英殖民政府看来华校也成为培养左翼份子乃至亲共份子的温床。

正由于这一因素，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41年底入侵马来亚之后的3年零8个月内，马新已成为日本的囊中物，华校的被关闭及华人的被杀害，在在罄竹难书。

迨自1945年日本战败后，英军重临。它始终没有改变对华校的控制与歧视政策，终于引发了50年代在新加坡华校（主要是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反对学生服兵役的斗争（1954年），酿成严重的罢课与逮捕事件及在槟城钟灵中学发生的学生领袖反对改制学校被开除（1955年），而导致1956年的大罢课。其后学潮蔓延至全马各华文中学，直到1958年才停息下来。

转入60年代，马新的华校面临重大的考验和转折，一方面是马来亚在1961年教育法令的生效（根据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规定所有的华文小学（也包括淡米尔小学）必须改制成国民型小学（目前华小有1291间），而中学若不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就成为独立中学。结果是54间华中接受改制，16间华中选择成为独立中学。从那年开始，华校的学潮停止了，许多华中也转成政府控制的中学。直到今天，国民型中学78间，独立中学61间，说明了在独立之后，华校基本是保留现状。虽然这些华校已不再是左派的摇篮，也没有政治活动在校内进行，但华教的发展重担仍然落在华社身上，而华教课题也依然与政治息息相关，它无法做到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的区分。举例来说，华小有800间被列为半津贴学校，它们得自行筹款经费进行扩建、重建或装修校舍；而国民型中学同样也得华社操心硬件经费，再加上独中更是华社责无旁贷的重责。换句话说，华社在独立50年后，还得为华教的未来而操心。如果没有华社和民间组织的承先启后，马来西亚的华教不可能有今日保存完整的体系（至少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华教是经得起考验的）。

至于新加坡，虽然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试图拉近两地的教育距离，但因新加坡也拥有教育自主权，不必样样按中央政策办事。再说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开始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它原有的华校也接受改制成为国家教育的一环。当1980年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意味着华教体系的教育已完成其历史任务，因此在殖民地时代与马来亚一起成长的华文教育在70年代之后，已逐渐和马来亚分道扬镳。历史曾经让马新的华文教育在战斗中成长；历史又让马新的华文教育随着政治的变迁而一再蜕变。

如果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继续由民间的团体在扛着和发展着；而新加坡的教育已是由国家来统筹统办。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拿马新的教育相提并论，这就是政治改变教育的最明显的实例。

刊登于2010年9月16日《东方日报》

黄明志回应谢诗坚劝告 “我的创作不低俗”

2010/09/17 11:16:29 AM
●南洋商报

（槟城16日讯）作品连迭引起争议的饶舌歌手黄明志辩称本身的创作不低俗，反之，是一种态度。

他说，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况且上一辈的人即使没有粗口歌也一样“粗口成章”。

他今日在韩江学院与该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博士坚对话时，回应后者的提询。

这场对话会由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槟城中文报记者及摄影记者协会和青年力量！（Youth Power!）举办。

谢诗坚也是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他一开始时就表明欣赏黄明志的才华，但希望后者的创作不要那么低俗，充斥着粗话或辱骂人的词汇。

拒脱帽“验头”

谢诗坚一再表示反对这名年轻创作人把粗话纳入创作，黄明志则连连辩驳，“我的作品是在教孩子看粗话背后的东西。只有那些眼中只有粗话的人才看到粗话。”

黄明与公众交流时，竟然有人要他脱帽，以便看清楚他究竟是长发还是秃头，但是，以敢做敢当见称的黄明志腼腆起来，拒绝脱帽“验头”。

尽管直言说粗话没有不妥，不过，他不愿接受一名观众的要求，作出作品《呐》中举中指的手势，“我不适合在这里比。”黄明志与资深评论员谢诗坚展开对话，现场超过500名观众当中，以前者支持者占多数，轻而易举的把谢诗坚“压着来打”，凭巧妙回答及观众欢呼声稳占上风。
要听“干净的歌”听张栋梁
黄明志在历时30分钟的对话中，二度调侃流行歌手张栋梁，先是指要听“干净”的歌就应听张栋梁的作品，接着，又表示自己的作品不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两次把张栋梁“摆上台”。
此外，对于槟城校园剃头风，黄明志斥为“共产”。

某中学一名男生在问答环节询问如何看待中学男生剃光头，黄明志不留情面的抨击类似做法有如共产主义，表示自己并不鼓励。此言一出，立即获得台下如雷掌声。

精彩对话
谢诗坚（谢）-黄明志（黄）-主持人（主）

谢： 你的作品有很多粗话。
黄： 你这么说只有两种情况，一、听的歌不够多，二、看东西不够透，我只是用媒体表达内容，你说我的歌都是粗话，是因为你只看到粗话。

谢： 首相今天说要向极端分子宣战。你认为如何处理种族主义课题？你是种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黄：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不是政府。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两者都不是。对我来说，我的民族是马来西亚人。对我来说，除非你先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否则没有资格提争取些什么。
主：你和谢诗坚的对话很像爸爸和儿子在对话。 你爸爸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黄： 我爸爸支持我。他看透我作品中粗话背后的意思。

要求去除粗口VS堅持創作風格‧“父子”思想差異浮現！

Created 09/17/2010 - 15:57

（檳城）饒舌歌手黃明志於昨日（9月16日）蒞臨韓江學院講堂，成為“黃明志與謝詩堅世代對話會”的主角。向來給人叛逆感覺的黃明志遇上學者謝詩堅，這場對話會變成了“父親”與“孩子”之間的交流，而兩代之間的思想差異也浮現台面！

謝詩堅在對話會上三番四次以道德理論及“長者”的身份，要求“兒子”黃明志在創作上“放慢一點”，並嘗試將粗口從創作中去除；但黃明志卻堅持自己的創作風格，更指自己只是要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傳達訊息而已。

“粉絲”踴躍捧黃明志佔上風

由於擠爆了韓江學院講堂的逾600名出席者中，保守估計有超過半數都是黃明志的“粉絲”，因此在這場對話會中，黃明志仍佔上風，而他的回應皆獲得支持者的熱情鼓掌和歡呼。

在黃明志的“粉絲群”中，除了佔大多數的年輕人，也有不少“家長級”人物；然而，也有一些出席者只是為了親睹讓人原本覺得非常不搭的“組合”所能夠擦出的火花。

這場以“黃明志與謝詩堅世代對話會”及“黃明志音樂分享會”為看頭的活動，在黃明志現場演繹精選集中的《麻坡的情歌》及《我還是我》，及簽名會後，宣告圓滿結束。

這項耗時近2小時的活動由韓江電視新聞中心、檳城中文報記者及攝影記者協會和青年力量！聯辦。

黃謝世代對話內容摘要

（謝：謝詩堅；黃：黃明志）

A：黃明志現象

謝：明志是一位不平則鳴，也是疾世憤俗的年輕人，甚至也將才華獻給了藝術，但是也借藝術走進低俗，因創作裡出現了太多的粗口和不雅的文字，非常不健康。

黃：如果對我的創作有這樣想法的人，我認為只有2個可能。其一就是聽的歌不夠多，否則就是看的東西不夠透徹。

黃：其實當大家聽我的歌時，要注意的不是粗口的部份，而是應該注意我歌曲中所要表達的真正意義和啟發。

謝：如果可以把粗口拿掉，相信你的創作會更好。

黃：其實我目前有500多首作品，其中95%的作品是沒有粗話成份的。

謝：不過，你卻是成名於另外5%，內容有粗話的歌曲啊！你是否能唱到少點粗話的歌曲，少點低俗，並創作一些更健康，富有真善美的歌曲呢？

黃：那就去聽張棟樑的歌咯！（全場哄堂大笑及掌聲如雷）黃：還有，我也認為大馬的媒體，特別是馬來媒體對我非常不公平，因為他們都是在寫我99%的不好，可能是他們受到控制吧！其實對我的創作有多面的聲音，但是媒體卻只愛寫我負面的新聞。

B：種族主義VS民族主義

謝：在《吶！》作品中，有人將你標籤為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那你認為自己是種族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人？

黃：我不是種族主義，也不是民族主義的人。如果堅持要我勉強選擇的話，我只能稱自己為馬來西亞人的民族主義。

黃：我在《吶！》歌曲裡罵她（促學生回中國的古來校長），是因為她是種族主義者。

C：中國反三俗運動

謝：中國在推行反三俗運動，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之風，你怎麼看？

黃：我認為，我的作品並不是低俗，而是態度，從來就沒有負面的成份。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不一樣的角度來欣賞我的歌。

謝：如果有人認為低俗，那你是否可以將那些低俗的成份抽掉嗎？

黃：反三俗是中國的事，而我是馬來西亞人，所以這與我無關。更何況，中國向來都非常霸權，不斷壓制藝術創作，結果更導致地下藝術的形成和興旺。

D：破三俗，立三綠

謝：中國文化部長蔡武說破三俗，立三綠勢在必行，並借助綠色娛樂、綠色歌曲和綠色一人來聲討惡俗、低俗、粗俗等不良娛樂之舉，積極提倡理性娛樂，還娛樂圈一個乾淨的生存空間。你對這個運動有甚麼看法？

黃：這是中國官方的言論，對於一個霸權國家所要推動的運動，我不願置評。如果要比較，我認為應該與法國或美國來做比較，因為這樣才能夠進步。

E：中國掀起“新道德運動”

謝：中國掀起了“新道德運動”，通過不要以低俗的流行元素來來顛覆原作的藝術精神。所以你還是少說粗話，多說好話吧！

黃：我是一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不同的心情，而這就是我表達的方式。

黃：很多人認為我唱粗口會助長罵粗話的歪風，但是我想問，那些反對我唱粗口，較年長的一代，從小到大是否有聽過內容含粗口的歌曲？如果沒有，那他們又是怎麼會罵粗口的？

謝：我還是希望你能夠轉個創作方式，這樣也許能夠明天會更好！

转载自《星洲日报——乡音》

想表达歌曲背后东西 黄明志不认为粗口歌低俗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 凌晨十二时四十四分

（槟城16日讯）不为迎合世俗而改变，黄明志不认为他的粗口歌低俗。他强调，他要表达的是粗口背后的东西。

最近因为反击发表“乘客论”和“回中国论”的柔佛及吉打两名校长，再次推出粗口创作《呐》的黄明志，周四下午在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和槟城中文报记者及摄影记者协会联合主办的“‘黄明志谢诗坚世代对话’和‘黄明志音乐分享会’”上，被韩视新闻中心社长拿督谢诗坚几次劝导把歌中粗口部份换成文明语言时，坚持他的粗口只是一种态度，他真正表达的是歌曲背后的东西。

他也希望那些误解他的人士，不要只是看到粗话。

谢诗坚在对话会一开头就说，黄明志是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把生命献给了艺术，又把艺术带进入低俗。他还要求黄明志把歌里的粗话换成好听的语言，把歌唱得美一点。

针对这一点，黄明志的回应是叫谢诗坚去听张栋梁的歌。

他说，他创作的歌曲有500首，当中95%都是没有粗口的。他也反驳说他的歌有粗口就是低俗，因为那只是他的态度展现，歌里面并没有负面的东西，而是要让人从反面来进行思考。

对于谢诗坚说他的粗口歌会教坏孩子，并限制了他的创作流传的广度问题。黄明志同样坚守他的原则，说他并不是政治人物只是音乐创作人。粗口也不是他发明的，过去几十年，歌手没有教孩子讲粗口，孩子们也一样会说。

黄明志说，他的《呐》也并不是要跟两个校长对骂，他只是要通过这首歌，让听的人看到背后的问题的情况。

黄明志的这场对话会和音乐会，吸引了逾700名老中青公众到场，甚至在提问环节时还有一名马来朋友罗再尼出来发问。

罗再尼说，他和黄明志一样也是网络创作歌手，但是他并不使用粗口，问黄明志难道一定要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吗？

黄明志在对话和问答环节结束后，在音乐分享的部份时，以《我还是我》来给谢诗坚和现场公众传达他的立场，黄明志依然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和看法。

转载自《光华日报》

谢诗坚奉劝创作真善美歌曲 黄明志回呛批评者听歌不多

作者／本刊李文心 Sep 16, 2010 09:04:33 pm

【本刊特约李文心撰述】尽管谢诗坚在被誉为“父亲与孩子的对话会”屡次劝诫黄明志创作“真善美”的歌曲；不过黄明志依然坚持艺术创作须具备多面性，不该受到限制，更反呛批评其创作风格的人“听歌不够多”及“看东西不够透”。

当谢诗坚表示希望能听到美一点的歌时，而不是整天“呐，呐，呐！”时，黄明志更回应道，“那去听张栋梁好了。”

他更回呛道：“认为我的歌有粗话，很低俗的有两种人。一是听歌不够多，二是看东西不够透。”

他同时也强调，他的歌曲并不是低俗，而仅仅是一种态度。

500人出席挤爆韩院礼堂

黄明志与槟州时事评论人谢诗坚是在今日于槟城韩江学院多元用途礼堂进行的一场跨世代对话中争锋相对，并吸引了超过500名观众；由于场地位置有限，不少迟到的观众更被逼在场地外，忍受着烈阳的暴晒聆听此跨世代对话。

对话中谢诗坚表示非常欣赏黄明志，但却不敢苟同黄明志的低俗创作并劝告他创作比较美的歌曲；然而黄明志却毫不领情地拒绝了这些劝告，使得现场火药味十足。

称中国霸权令地下艺术兴起

谢诗坚在对话上也提出中国政府提出的破三俗运动（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不过黄明志直接回应指中国是个霸权国家，因此不对中国的政策作出评论。

黄明志同时也表示，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霸权及压制意义，使得中国民间出现更多高素质的地下创作。

尽管黄明志用很大力度来反呛批评他艺术风格的人士，却对批评他歌曲内容的人士保持着一定的宽容。当有观众询问他针对网上出现一首辱骂黄明志的歌曲时，他仅仅表示这首歌并不好听。

“他的歌词里有一些写得不错，但这首歌并不好听。”

他更表示，有很多人写歌骂过他，而其中一些歌曲是相当好听的。

高呼自己为马来西亚民族

当谈及黄明志的最新争议性创作《呐！》时，黄明志斩钉截铁地说，要华人回中国的校长是种族主义者；而他则拒绝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我的民族是马来西亚人！”黄明志以这一句声明获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他也披露他在国外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时的处理方式，以证明他并非种族主义者或是民族主义者：“我出国都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会华语时，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有学’，而不是说‘因为我是华人’。”

当主持人询及黄明志于今年头提出要向国家电影局申请资金拍摄其“一个马来西亚”电影一事时，他仅仅非常失望地搁下一句话，“等了八个月，还没拿到”就不再做更多的评述了。

他也表示，他不做更多评述是因为内部正在检讨“少过60%媒介语为马来语的电影被认定是外国电影”此一标准。

日前，我国歌手兼导演阿牛于台湾综艺节目上揭露我国电影这一标准，使得其指导作品《初恋红豆冰》被视为外国片而须上缴20%税收而引起轩然大波，使得电影局开始检讨此项规定。

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700人踊跃出席槟城对话会 黄明志辩称粗口作品不低俗

刘嘉铭 2010年9月16日 傍晚 7点49分

因发表被指侮辱种族论校长的音乐短片《呐！》，第二次遭警方调查的饶舌歌手黄明志重申，其作品旨在反种族歧视，属于创作一部分的粗话并非低俗，而是反映不满的态度。

他表示，标签含有粗话的歌曲为低俗有两种可能，第一，听的歌曲不够多；第二，看东西不够透彻。

“虽然有粗话，但要表达的不在粗话，如果听者仅一味看到粗话，肯定是眼睛肮脏。”

他今午与资深时事评论员谢诗坚在韩江学院，展开一场跨时代的对谈时，对外界的批评作自我辩护。

此项由韩江学院、槟城中文报记者及摄影记者协会（记协）和青年力量（Youth Power!）联办的《谢诗坚VS黄明志》座谈会及音乐分享会，共吸引了近700名公众赴会，现场气氛相当热烈。主持人是《星洲日报》记者李耀祥。

多达95％歌曲不含粗话

先发言的谢诗坚表示，黄明志是一名不平则鸣及妒世愤俗的年轻人，将才华献给艺术，又借艺术走进低俗，因而成为了两面人物，年轻人叫好；年长者要他慢一点，担心他走太快会跌倒。

他更在黄明志众多的年轻粉丝面前奉劝，该名极具争论性的歌手应减少使用不雅用语及手势。

针对此，黄明志马上反驳说，他不是一直在讲粗话，而是创作的一部分。况且，在他创作的500首歌中，其中95％并没有粗话。

至于是否有赖5％的歌曲成名，他解释，上载含粗话的歌曲是因视频网站youtube较不设限，但其他歌曲也曾发表及给歌手演绎。

他更幽默地戏言，如不想听到粗口，可以去听张栋梁的歌曲。

不评论中国反三俗运动

黄明志接着表示，其作品反映的是一种态度，不是低俗，更总不能带着笑嘻嘻的脸孔骂人。

“粗口是一种态度，那不是负面的东西，是反向思考。”

不死心的谢诗坚接着引用中国反三俗运动，指黄明志的作品属于应被抵制的庸俗、低俗及媚俗之风。

“中国文化部长蔡武说，破三俗，立三绿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借助绿色娱乐、绿色歌曲和绿色歌手来声讨恶俗、低俗、粗俗等不良娱乐之举，积极提倡理性娱乐，还娱乐圈一个干净的生存空间。”

结果，黄明志一口回应说，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与他无关，他不予置评。况且，中国是惯于压制艺术创作的国家，地下艺术才旺盛。

“我对他们的地下音乐与艺术就很欣赏。如果要比较，可接受多元得美国与法国才称得上进步。”

指非政治人物不需服众

由于黄明志自称借粗口吸引听众吸收反歧视讯息，谢诗坚表示，身为有影响力的创作人，也应引导年轻人少讲粗口，甚至以理服人，使友族改观及更愿意听取他的观点。

黄明志依然不苟同说，艺术应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他不是政治人物，不需要说服任何人。

“我要立的榜样是，让人看到粗口背后的东西。”

他也驳斥主流社会指年轻人模仿他骂粗口的说法。他表示，很多长辈未闻类似歌曲，但一样会骂粗话。

对于助长此不良风气的指控，他一样不表认同。

“很多东西在我控制之外，要知道，粗口也不是我的发明。”

以大马人自居争取权益

谢诗坚接着质问，黄明志是以言行冲撞乃至诋毁其他族群的种族主义者，抑或捍卫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自居，同时是否跌入陷阱不察。

然而，今天身穿“向种族主义说不”黑衣现身的黄明志认为，两者都不是，他仅懂得以马来西亚人自居。

“我常去外国旅游，在国外都以大马人自居，不自称是华人，否则将被误以为是中国人。如果有人问为何懂说华语，就答说因为有学。”

他表示，正因为以大马人自居，才要在这片国土上争取权益。

此外，他喊冤说，大马的媒体，特别是马来报或许因被控制而对他不公平，新闻呈献一面倒，仿佛99％的人都在痛骂他。

质疑歌曲是否需羞辱人

至于是否一般见识回呛女校长，他表示，尽管用女校长的种族言论借题发挥，但其实也要唱给民众听，不希望事情扫入地毯，在没有反省下不了了之。

在问答环节上，一名年长的出席者连毅勇鼓励他继续敢怒敢言，放胆创作，以反击种族主义者。

但另一名在场的社运份子兼音乐人罗再敏（Rozaimin Elias）质疑，是否一定要羞辱他人才可传达讯息，因为他本身并未依赖此手法唤醒社会醒觉。

由于经过翻译，未仔细聆听问题的黄明志仅笼统地回应说，创作应赋予更多的空间，否则作品将千篇一律。

申请电影资金未有下文

针对处女作电影的200万令吉资金，黄明志表示，申请8个月来仍未有下文。但随着政府正视本地电影少于70％国语对白，即被归类为外语片及征收20%税务的课题，甚至考虑修法放宽政策，他对当局的态度感到乐观。

至于本身是否居功至伟，他立即纠正说，一定是“阿牛”的功劳。日前，政府对”阿牛“张庆祥制作执导的大马中文电影《初恋红豆冰》退回了20%的税务。

值得一提的是，黄明志在问答环节时拒评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不再支持他的决定，以及后者上次代为道歉的内幕故事。

至于是否考虑从政，他仅表示，对电影及音乐比较有兴趣。

转载自《当今大马》网站

阿兹敏上位在望？（跃马扬鞭）

于1999年成立的“人民公正党”已进入了一个蜕变的阶段，而且正在胶着的是谁应该成为公正党的第二号人物？或确切地说，谁是安华依布拉欣适当的接班人？

镜头移回1993年。这一年是安华人生的最高峰，他成功地逼退嘉化峇峇而顺利当选（不战而胜）巫统署理主席，接着被马哈迪委任为副首相兼财政部长，一时风头无两。

这一年他身边多了三位年轻助手，第一位是担任副首相政治秘书的曼梳（他原是理大的讲师，被安华相中）；第二位是担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的依占（他目前已是巫统的人）；第三位就是担任特别助理的阿兹敏。这三个人组成的“铁三角”在安华出事后才浮现出来。换句话说，安华在1998年跌马及随后入狱的那一段抗争的日子（1998年9月到1999年4月），围绕在安华身边的除了上述三位爱将外，也有来自国民醒觉运动的詹德拉慕斯扎化，来自巫统的玛丽娜尤索等重量级人物。当然与1987年东姑拉沙里对垒马哈迪争老大及1989年拉大队成立46精神党比较，那是难以相提并论的。东姑拉沙里拥有相当部分的元老级重量级人马参与其中，如后来成为首相的阿都拉，曾任副首相的慕沙希淡等等；而安华在1999年4月成立公正党时（当时安华已身陷囹圄，他在1998年9月被捕，直到2004年9月才被释放），所得到的响应主要是年轻的马来群众和一些巫青团人，巫统元老及知名人物未见公开露面。

在那个时候，最活跃和最出位的首推依占，因为他的“横冲直撞”成为维护安华的急先锋，乃至不惜坐牢，也使到他的名字经常与安华联在一起。

讵料在308大选前，他们的关系起了变化，到后来竟是反目成仇，这比较早年的詹德拉慕斯扎化的离开公正党更具杀伤力，因为依占是安华一手带出的政治助手，如今反过来与安华势不两立，真让人对政治这码事不寒而慄。

相对于依占而低调的曼梳，他在安华跌马后就不弃不离，先是成为槟州公正党主席，因两战（1999及2004年的大选）皆未取得突破，只好在后来让位再林，但在今年被安华再委回主席，因为他已成为槟州副首席部长（补选中胜出）。

曼梳也是安华的智囊团成员之一，但他看似“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也就无形中突出阿兹敏的形象和地位。

这就是说，当依占背离安华后，当曼梳“满足”于当副首席部长后，剩下的阿兹敏也就在今年大展身手了。

摆在他眼前的敌手，绝对不是昔日的“铁三角”；而是来自后界的势力和挑战。

第一个对手是来自人民党的赛胡申阿里，当他在2003年成功地与公正党合并后，这个党就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原本是国民公正党）。在新形势下，原人民党主席的赛胡申也就被安排出任党署理主席直到今天。

由于年事已大，且已无意再参加竞选，因此赛胡申的引退是预料中事，而且，他也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任务”准备退位。这就意味着阿兹敏的第一个障碍“消除”了。

在这个时候阿兹敏表明要上位了。于是有了一个重要动作是不能被忽视的，即成功地促使雪州州务大臣卡立放弃雪州公正党主席职，改由阿兹敏担任。原本有消息说，阿兹敏也要动摇卡里的官位，但事后证明，也许是在安华斡旋下，达成“党政分家”的方案。虽然这不是很好的方案，但却是无可奈何的妥协性安排。如果可以解读的话，那就是阿兹敏“解决”了第二个障碍。

可是就在阿兹敏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党员投票支持）的大好形势时，又从中杀出程咬金，他正是大有来头的再益依布拉欣。这位在律师界享有大名的前中央部长，在308政治海啸后，被阿都拉委为负责律师事务的部长，他大手笔对以前被马哈迪革职的大法官阿峇斯沙扎等人作出巨额补偿，引起律师界的轰动，但引发马哈迪的不悦。

2009年他离开国阵转移入公正党，一时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人物。可惜的是他在今年的乌鲁雪兰莪补选失败，失去议员的光环与阿兹敏争老二，毕竟阿兹敏是公正党的国州议员。如果再益今天是国会议员，他对阿兹敏的威胁是难以估计的。

但现在看来，有了那么多议员为阿兹敏站台，再加上他对安华从一而终的背景来看，他显然较再益更有党性来说服党员投他一票。

虽然有些舆论说要安华出来压阵，但只要党内不发生分裂和内讧，这样的民主程序是应该被尊重的。除非有意想不到的变化或安华再出手调停，不然公正党的第二梯队看来阿兹敏将成为第二波的改革先锋，事实是否如此，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9月13日《南洋商报》

永远的林苍祐派：温振祥 （现代春秋）

温振祥（1915-2010）终年95岁，如果不扯上林苍祐，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他生前是林苍祐的追随者和永远的林苍祐派。在他身后，也就有一段故事在流传着。 在年龄上，他比林苍祐长4岁，但战后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温振祥进入杏坛，桃李满天下；林苍祐在其父的思明药房行医，更在1950年应英殖民政府之召，成为槟州立法议员。 在这个时候，林苍祐与温振祥并没有走在一起。当林苍祐积极从政时，温振祥还未介入政治直到1961年林苍祐在芙蓉合创民主联合党（UDP）后，温振祥才跑进林苍祐的生活圈子；尤其是在1963年民主联合党闹内讧后，将大本营收回槟城时，温振祥也就参与林苍祐的政治活动。 1963年的林苍祐可说是一切从头开始。50年代担任槟州首席议员的光环不见了；1958年起意气风发担任马华总会长的光环也不见了，剩下的是“林苍祐”三个字成为民主联合党的政治资产。由此可见，当年的民主联合党是因林苍祐而存在的，而反过来林苍祐也擦亮民主联合党的招牌。 1964年的大选，如果不是林苍祐的“名气大过天”，UDP是不可能在槟州夺得一国四州的。这个时候，林苍祐也只能从反对党领袖开始，而整个党的生命力是押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温振祥因为是教师自然不便公开参政，也只有在背后支持林苍祐。让我们算算在林苍祐“落难”的年代的几位与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俱是中下层的中坚份子，没有上层人物。除了温振祥外，还有随手拈来的有王文松、林维雄、黎敏悟、李顺球、李典谟、胡由凤等人；当然也不要忘记朱运兴、郑耀林、邱继圃、郑玉贵、陈锦华、朱炳钦、凌齐家、庄华琛、罗象明，林思曼、郑文焕、陈龙泉、许保志、林振荣、张才团、李文祐、何晏成、陈毓书等人（恕未能忆起其他人的名字）。 就是这批人坚定不移的支持林苍祐，才有后来的精彩故事。 后来的故事也就与温振祥比较有关系了。 1968年民主联合党经历着一场蜕变的挣扎，从温振祥交给我的一本记事簿可窥见一二。我仍然收藏这本记事簿，那是80年代中期我写“林苍祐评传”时温振祥交给我的，这里头比较有趣的史料是温振祥记录民主联合党1968年最后一次的群众大会的工作分配，接着在另一页就转成民政党的党徽的分析记录了。 从民主联合党到民政党是林苍祐的政治转捩点，温振祥目睹也记录了这一经过。开头是1967年陈志勤找了林苍祐合组民政党。他们一拍即合而在1968年4月15日宣告新党诞生。自此之后，林苍祐劝告民主联合党员加入民政党，并解散民主联合党，温振祥扮演了调和的角色，力促所有党员跟着林苍祐走。虽然有极少数党员不跟随，但大局已定。 1969年的大选终于让林苍祐扬眉吐气，在打败联盟后，民政党跃居执政党，林苍祐也顺理成章出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一下子，温振祥也跟着水涨船高，他成为林苍祐身旁的其中一位红人。他的工作除了确保民政党执政权外，也协助林苍祐招兵买马。不过，温振祥始终未辞卸教师职，他在民政党内没有重要党务，但影响力是与日俱增的。 这包括林苍祐在1971年面临党内讧后，深觉必须培养后进才能保住政权；尤其是民政党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需要引进专才。如果我们根据林苍祐的左右手的名单来看，他的阵容还是缺乏饱学之士的接班人。 在这种情形下，温振祥、林维雄及黎敏悟等人就四处地物色人才。由于民政党已跃居执政党，自然有其卖点，不再像1969年大选后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 这个时期民政党引进的新血有许岳金、吴清德、林兴智、庄森培、纪碧真、陈崇德、陈福荣、梁道生、张桂城、丁福南等等。他们成为民政党的第二阶梯队。 这一批人在民政党的黎敏悟及温振祥看来是要“保龙座”的（保林苍祐），不料引起元老派的不满，他们包括陈锦华、林维雄及杨集东等人。后来经过解释，新旧派勉强合成一道。也因为民政党在天时地利人和下（主要是马中建交），在1974年的大选胜出，“粉碎”了人民反对民政加入国阵而再变天的说法。这也使到民主行动党在叶锦源领导下陷入困境，直到1986年才由林吉祥的“丹绒一役”扭转颓势。 温振祥因为在党内没争出头，他最高的官职是70年代被委为市议员，也就不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当1982年民政党面对马华严峻挑战的时刻（这一年马华的林建寿与林苍祐争首长宝座，并说服巫统以州议席的多寡来决定由哪个党担任首席部长），温振祥也极力主张邀请华教人士参与民政，以使民政有新的气象面对挑战。许子根、郭洙镇、王天庆、江真诚等人就是民政的第三阶梯的新人选。杜乾焕也加入了，但他不是华教人士。他们自然冲撞了许岳金与吴清德的政治地位。 许子根与郭洙镇的加入也意味着民政又有新的策略应对挑战，但挑战来自马华不是行动党。 不论是陈锦华、许岳金、吴清德、许子根等人，他们在林苍祐眼中是不可与温振祥相提并论的。温振祥是“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的人，不争官职与党职，很使林苍祐宽心。因为林苍祐在1971年差点倒台就是被他扶起的同志倒戈相向，包括陈扑根、王裕好、威拉邦与慕斯达化。这使到林苍祐多长了一只眼睛，对同志要有一定的洞察力。而像温振祥这样的人恰巧就是林苍祐以外的另一双眼睛和耳朵。他可以随时向林苍祐报告党内的异动和党外的行情，当然他也可以向林苍祐推荐某人的封衔和所应担任的职位。久而久之，温振祥在党内党外的人看来，他是“老佛爷”（林苍祐）最忠诚的左右手，别人可以对林苍祐有异心、有批评、有气愤，只有温振祥是永远的林苍祐派。 因为林苍祐在1990年跌马退隐政坛不再过问江湖事，温振祥才“结束”和淡出政治活动。他显然是为林苍祐“量身订造”的“好帮手”。他的一生也只有永远正确的林苍祐（如果政治是正确的），没有不对的林苍祐。如果说民政党在90年代后与温振祥没有多大的关系，那是正确的；如果说在林苍祐主政的年代（1969-1990），温振祥是无关紧要的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但对林苍祐忠心耿耿，而且也是林苍祐言论集的出版人（1990年）。为林苍祐护航的人，如果温振祥说第二很少人敢说第一。 刊登于2010年9月13日《光华日报》

饮水思源•有借有还 （天下纵横）

政府提供奖贷学金栽培人才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民间社团或企业或个人提供奖贷学金虽在战前已有，但在我国独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这些热心的华人社团之所以纷纷设立奖贷学金是希望家境清寒的学子不致失去升大学的机会。也因为民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社团做出贡献，许许多多的有志向学的人终于完成大学学业。

就拿槟州中华总商会的慈善基金来说，它是于1978年成立的。志在鼓励商会的董事为纪念其先人在商会名下设立慈善基金，以资永久纪念，直到今天共有10个纪念基金，所累积的基金虽然不算巨大，但用来发放贷学金和对慈善教育做出贡献，则是责无旁贷的。经过岁月的轮转，商会的慈善基金已培养出三百余名的大学生，总共贷出的款项高达两百余万元。

非常幸运的，几乎所有的借贷生在毕业后都懂得饮水思源而按期摊还，使到商会每一年都有充裕的资金造就新的人才。

不过，在今年以来，我们检讨贷款人的借贷情况后，发现有10名未如期摊还，虽然商会职员时有跟进，但有的还一些后就停止再还。即使未如期摊还借贷者只占贷款总数的3%，不算严重，但为了杜绝不良风气，我们决定发出律师信，促借贷者回应摊还方案，否则将把他们的名字公诸报章。此举果然奏效，有一半的借贷者已来联络和作出承诺将按期摊还；有者一次过还完。

我们这样做不是要“惩罚”，而是要借款人牢记心上，他们受惠于商会后，要思及如何也让后来的人来贷款。如果借钱不还，谁还要设贷学金？更何况是免息的。因此我们在每年的发放仪式上总不忘苦口婆心地要他们好好利用贷款，用功读书，将来学有所成后，要懂得还款，不要不当一回事。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政府在1997年设立的高等教育基金（PTPTN）竟被借贷的学生拖欠不还，而且数目非常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根据政府的纪录，在2004年时，也就是放贷7年后，总共贷出72亿元，让20万名学生受惠，但收回的款项只有区区的180万元。在2005年追讨后，又收回5百余万元。

由于回收率十分不理想，政府将3百余人控上法庭，又通过报章刊登欠款人的广告；更禁止欠款人出国，总算有较大的效果。PTPTN总执行长尤诺阿都干尼说，在今年初，已经从黑名单及禁止出国的人士手中收回3700万元，不过尚有3万余人仍被列为黑名单，可见情况十分严重和糟糕。

但值得庆幸的是，政府不因黑名单者欠下巨款而停止发放或减少发放PTPTN贷学金，这是值得嘉奖的事。从高教部长莫哈末卡立透露的数目，我们得知自从1997年发放贷学金以来的13年中，截至今年4月杪，总共批贷326亿元予150万名学生，其中华裔生占26万余人，占受惠总数的18%，印裔8万余人，占受惠总数的5%。

一方面我们希望华裔所占得比数能有所提高接近30%，另一方面我们未有听闻华裔生申请受拒的投诉（不合格者另当别论）。这也反映了PTPTN没有种族歧视，也不刁难真正的申请者；尤其是在今年又开放让独中生申请，也算是做了好事，虽然是迟来的春天。

此外，政府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将原本3%的行政费，在今年减至1%，而且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将转成奖学金，不必再摊还，值得激赏。不过我们又注意到政府每年要发放50亿元的贷学金，到了2020年，PTPTN将面对360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也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借款者在毕业后按良心还款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存有“别人可以不还，我为什么要还”的心态。因为你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借钱来读书的，不是有借不还的。如果借款后不愿还款，政府采取严厉的行动追欠款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然势将影响新一代人的申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欠款不还的恶劣行为。

（本文作者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部分内容取自8月31日颁发仪式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0年9月13日《号外周报》第496期

南大之夜•不老神话 （直挂云帆）

第十二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从9月3日至5日在怡保圆满地结束，让人留下温馨的回忆但也带着几许的无奈与遗憾。南大校友会的负责人希望我留下一幅文字的图昼，为这次的庆典划上一个圆。

虽然它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我在数月前与会长周增禧通电话时，已知悉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也因为他们的热诚突破了千名校友报名参加。除了归功于主办当局的群策群力外，也是校友的自发激情有以致之。

这股激情是南大生传承南大精神的支柱，而正是南大精神倒过来激发南大生在有生之年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母校，它是一座民族文化的殿堂，曾经走过25个春秋，也燃烧自己照亮南大生的未来，到最后它终于油尽枯萎，走进历史，那是1980年的悲壮岁月。

在这之后的12年，南大生难掩悲情，决定用联谊会的方式团结分住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于是在1992年的时候，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孕育了第一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自此之后，历届的校友联欢成为传递南大精神的驿站。我们的南大校友就是用这种精神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让南大精神遍地开花。

本届在怡保的一些街道，我看到“勿忘南大”的标语，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它一方面要求所有有民族情感与思想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里（在新加坡）曾经有一座宏伟的南洋大学，鼓舞着万千人民对它寄以厚望，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间在中国海外（不包括港澳及台湾）建立起来的华文大学，在50年代是难以思议的奇迹与神话。

创造这一奇迹的人就是南大永远的主席陈六使先生（逝世于1972年）。为了纪念这位创办人的丰功伟绩，周增禧会长建议全体肃立为陈六使及已故庄竹林校长（1973年逝世）默哀一分钟，掀开了大会的序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南洋大学已不复存在，也逐渐被人遗忘，因此“勿忘南大”的口号是一首悲厥的口号。

这使我想起了依然校友所写的《南园一梦25年》：“说什么都是枉然的/如果冬已来临/风奔雪飞/自然的/你必然枯萎凋零/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我的爱/你就睡一季香甜甜的长冬吧/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探出你的头来”。

我在离开怡保的那一天上午，一位校友遞给我一份旧报纸，刊的是校友于今年正月悼彭世灼校友的逝世，而他正是作者依然。他为南大留下永恒不朽的诗篇。

从1980年到2010年的整整30年，南洋大学一直在“复办”与“正名”之中转来转去，转得大家都十分累，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南大坎坷的命运。

在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开幕之日，缪长青担任大会的司仪，她用泪水和激情高声地朗读了依然的旧作，参加者为之动容。我从她的身上看到南大精神在升华，她为在场的南大生演绎了我们所能感触到的南大精神，她的艺术才华使她真正地了解什么是南大精神。就是这样的表情，这样的自信站在舞台上面向人生。

大会主席周增禧又在演词中提及一位南大生—谢太宝。他说，南大物理系第三届优秀生谢太宝被囚禁32年，比南非曼德拉入狱坐牢还要多出5年。

他这样总结：“从谢太宝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南大精神，谢太宝是南大的骄傲”。

是的，谢太宝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但我未曾与他谋面，当我进南大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南大，当我在南大时，他参加了政治。

在物换星移下，谢太宝后来去了德国，也考取了博士。据知他刻下在海牙。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也许这些对他是“奢侈”的，但难得南大校友都没有忘记他的存在和奋斗过程，周增禧更形容他最充分地体现南大精神。对谢太宝来说，他的人生虽有遗憾，但也有永恒。
从9月3日的迎宾宴到9月4日的联欢晚会，我们看到一种特有的现象，那就是南大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年纪也一大把，但总是不落人后在舞台上粉墨登场，他们用活力展示不老的“青春”。如果可以解读的话，那也是一种可贵的“南大精神”，因为一般上我们都看不到上了年纪的“先生与女士们”在舞台上献艺，他们都会让位于年轻的一代，但南大生当仁不让，他们的歌艺与舞艺又使时光回流到云南园的岁月，也只有南洋大学，才培养出“多才多艺”的学生。

它不但在学术上头角峥嵘，人才辈出，而且在商场上也大展拳脚，走进教育界的更是为数不少，成为文人的也大有其人。前前后后的25载，南大培养了一万二千名的大学生，有许许多多校友多年未曾谋面，但每到2年一度的联欢大会，逾千校友又探出头来。虽然不是倾巢而出，也算是百花齐放了。

如果说在过去南大生的联欢总是不忘复办南大（这个建议是由国际知名学者韩素英于1992年在加拿大提出的），那么到了这一届，我们就不再突出这一主题。不是南大生不复办南大，而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南大要在哪里复办都不适合，它久而久之成了南大生永远的伤和永远的痛。

在加拿大复办吗？当地的大学比比皆是，它有足够的人才办一间华文大学吗？谁来资助？回到新加坡，不是已有政府的南洋理工大学，它就建在原南大的校址上吗？2003年时，一时甚嚣尘上新旧南大“正名”和传承，但后来又不了了之，到后来就不再提了。

移入在马来西亚也缺乏先天条件，目前除了有当地的三间民办学院（南方、新纪元及韩江）在力争上游外，其他的大学都属于英语的大学，这对复办南大来说，也是如上青天。谁来领导又谁来批“华文大学”呢？

就在“复办”南大声音逐渐转小的时刻，近日突又见校友韩都亚提出建“大南大研究大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令人莫名其妙。毕竟在时代冲击下，南大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过去是因通往中国升学之路断绝，才有南大创办之议。现在华教生到中国和台湾深造方便多多，南大即使存在，也不再一枝独秀了。除非在中国的一间大学，愿意将名字挂上南大的招牌，让南大重新复活，不然我们就让南大再睡上另一个长冬吧！而年迈的校友，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继续联欢，我们也不知道。王枝木说，校友平均年龄50-80岁，大家还有多少个春秋呢？

还是引用工委会主席王枝木的话来为“南大之夜”谱下篇章：是南大精神催生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因此他要求所有热爱华教的人及三院“共襄南大精神，不忘六使典范”。无论如何，南大之夜也是一则不老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9月9日《东方日报》

重视独中为国作育英才 （跃马扬鞭）

政府第一次分发奖学金给50名在去年考获统考佳绩的独中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意味着独立中学在政府的眼中不再是“教育孤儿”的“自生自灭”的产物，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政府教育策略的改变。虽然这与教育政策是否改变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至少说明了独中教育已被认为是国家教育组成的重要部分。

根据政府公布，每人将获得4万5千元奖学金，分三年付给，50人一共是225万元，数目是足够培养一名大学生。但如果我们从独中的历史来解读这次的奖学金的颁发，无疑是迟来的春天，而且是经过无数次的争取甚至有时是在抗争下才取得了这次的回报，但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未能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政局和历史的发展来看待独中教育。

按照1961年的教育法令（它是依据1960年出炉的达立教育报告书而制定的），华文中学已来到十字路口，要么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要么不接受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当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号召华中的董事会不要接受改制，宁可束紧腰带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结果只有16间保留成为独立中学，另54间接受改制；但教育部为鼓励华中改制，也允许这些改制的中学在下午阶段设立“独立班”。就这样，独立班在后来逐渐发展成独立中学，如今已有61间；而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也发展成78间。就学生人数而言，国民型中学约有学生12万名；独中则有学生6万余名。换句话说，国中生是独中生的两倍，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国中生是免费教育，教师薪金概由政府支付，教学内容概由政府规定。因此曾被华教团体认为是“破相”的华文教育，已被“变质”成为与国民教育相差不远的学校。

反之独中在保持原状下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只得在困境中摸索成长。也因为这样，它不但要鸠收学费，也付不起老师高薪，以致独中的师资流动性比较大，不像国中的老师属于政府公务员，服务到退休为止。

虽然如此，独中教育在60年代之所以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华人社会表现出民族的骨气，以保护母语教育为出发点，而坚持独中保存完整的华文中学。不过由于独中教育是各个社区的华教人士自行承办，也就得由地方上的华社领袖为独中的生存而操心。董教总这些年来所扮演的是协调与综合教学的角色，无法在经济上给予实质性的协助和拨款。久而久之，有些独中办得十分出色，有些中规中矩，也有些马马虎虎，不一而足。尽管独中经常面对经费不足的困扰，发展基金更是筹了又筹，但它们都能一直支撑到今天，证诸了民族教育是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的。

在这方面，董总在1975年推出的独中统考（分高初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到独中有其特色，但独中生也有参加SPM及STPM考试的。如果加上统考，则他们在高中时基本上要参加三项公开考试，若是成绩十分标青的，意味着此生是“超人”一个，不过数目不多。因此对独中生来说，统考就成了他们的升学的其中一个管道。他们进不了我国的公立大学，但进得了外国的大学和本地的私立学院或大学。

从1962年到今天的整整48年，虽然独立中学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是存在的，但教育政策下的考试，进入国立大学及提供奖贷学金是不为独中考量的，直到今年，也就是在纳吉于去年成为首相后，我们才发现首相亲自莅临独中并提供一些援助，后来又出现独中生也可申请高教部基金（PTPTN）的贷学金（本来规定只有教育文凭SPM持有者才可以申请），似乎反映出政府准备给独中生一些实质上的帮忙，如今又再来一个大手笔的奖学金，让舆论感觉到变化可能到来。

但单看一两个动作，尚不足反映出政府对教育政策的调整与修改，为此我们认为既然首相有心和有意重视独中人才，希望他们将来学有所成回国服务的话，理应承认统考，让他们与国中生一样，凭成绩申请奖贷学金。

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做到下列几点：①给所有的独中每年固定的拨款，让它们进行维修校舍和改善师资待遇等；②像拉曼学院一样，政府按人头提供一对一的援助（根据学费由学生及政府各负担一半），以减轻学生的负担；③政府除了对所有学校一视同仁，不再分半津与全津外，也要负责独中的扩建和重建工程的费用。

一旦政府把独中纳入教育政策中，在九泉之下的林连玉也会认为他的牺牲与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这也考验现任首相纳吉的魄力是否能许华文教育一个美好的未来？

刊登于2010年9月7日《南洋商报》

民族主义VS种族主义 （现代春秋）

首相纳吉在53周年的国庆日发表献词时强调，我国的社会不应容忍任何宗教及种族课题朝向极端，否则将摧毁多元种族和中庸为主的生活方式。 他认为国家目前面对的挑战是（人民）协助国家转型的问题，以期我国能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的先进国。 正因为纳吉仍然把2020先进国的宏愿带在身上，也就顺其自然地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它的先决条件是确保国家和谐与安定。倘若国家面对种族与宗教主义的冲击，那将大大地影响我国的未来发展。 在这方面，纳吉表示将会对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者采取行动，因为政府对传播半真半假的种族课题是零容忍（无法容忍）。 无疑的，纳吉的这番明确的谈话是308政治海啸后首位发表严正声明的首相，比起阿都拉更清晰的表达政府的意愿。但马来西亚在这段日子来遭遇各式各样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困扰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实在无从想象为什么在国家独立53年后，仍然有人不愿意看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多元社会？反而发表以下的十分负面的言论：如“寄居论”，“移民来此当乞丐或妓女论”，“回中国论”等等，暴露了我国仍有少数人敢于公然地挑战华人在宪法的地位，而无视历史早已确定华印裔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 为什么这些种族性的论调，在这些人看来，美其名是民族主义论？这是因为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经常混淆人民的认知与视线，无从辨认和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 简单地说，当一个民族（例如华人或被称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和其他民族所追求的处于同一个目标时，它们之间很容易擦出火花，而共同争取和奋斗。例如几个民族在同一个国家内争取独立，我们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其目的一目了然就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正寻求独立自主，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而结合在一起的斗争，是不带种族思想的，有的是想要尽快摆脱英国人的统治，因此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斗争。 既然民族主义兴起于五六十年代，而在七十年代形成一个实体，也就让人民对民族主义这四个字有正面的解读和理解，把它当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愿望。 不过在另一方面，当民族主义被滥用和曲解时，它就会在有意或无意间跌进种族主义的陷阱。比如在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国家有了土著与非土著之分。种族主义的思想也就找到生长的土壤，而促成一部分人士发表较明显的挑逗性的言论来刺伤华人的情感，最大的争议莫过于2008年“峇东埔补选”时，有人过份地提出“寄居论”，大大地破坏种族间的和谐，但这不是施以“小惩罚”就把问题解决了；不然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最近又发生歧视性言论风波的事件。 虽然在最近以来，政治气候似乎朝这个方向肆禁忌禅地传开而使人误以为情势有些紧张，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民而言，不论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信仰，酷爱和平与和谐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绝不允许国家陷入不安与动荡，这就不得不向种族主义宣战了。 除此之外，政治的宗教化也不受鼓励，毕竟我们国家的宪法阐明我国独立以来的国家宗教是回教，但允许其它宗教自由信仰和传播，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推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不存在任何的争议。但由于回教影响力在80年代马哈迪主政后日渐扩大，也就使到政府部门走向回教化的道路，回教价值成为行政操作的指导思想。 久而久之，因为种族的隔阂与宗教上演绎的不同，也就时不时发生种族问题和宗教争议。打个比方来说，当公务员绝大多数是马来人，而华人问津不多，再加上升级有局限，自然使到华人的公务员数字有减无增。根据首相署部长许子根的透露，在1百29万的公务员当中，马来人占77%，沙及砂的土著占8.7%，而华人只有6%，印裔则有4%。 虽然申请当公务员的华人数目近来有所增加，但相对来说，数目还是微不足道的，自然使到一些人误以为是单一种族在发号施令，也就有了种族性的论调出现。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在各领域使种族比例趋向平衡，这就是纳吉的一项新挑战。换句话说，打败种族主义的有效武器是推行种族平衡政策与公平施政。 刊登于2010年9月6日《光华日报》

国际权威杂志走向没落？ （天下纵横）

我进入报界服务后，除了接触本地的各语文报章及杂志外，也在后来接触国际性的报刊。在我最初的印象中，有三本权威性的英文杂志是不得不阅读的，那就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新闻周刊》（Newsweek）及《时代周刊》（Time）。

当我在70年代转入编辑部工作时，我就尝试从三本杂志中选择有针对性的文章翻译，因为它们的评论有其独到之处。

老实说，我比较偏爱的是《远东经济评论》，因为它的文章是接近亚洲的，可读性很高，有些文章也是华文报读者所要看的。就这样，我就成了这三本杂志的订户。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当然不可能每期都看到完；再加上港台的报刊又陆续涌进，也就使到报人分身乏术了，只能选重要的来看。

虽然我在后来看了很多份报纸，也有很多杂志摆在我的眼前，但我始终无法忘怀这三份国际性杂志对我的影响，即使在90年代离开报界从商之后，我还是没有“切断”与国际性刊物的关系，特别是《远东经济评论》，我一直是它的订户，直到2005年。它从周刊改成月刊后，我就对此份杂志大为改观了，因为它刊登的是大块头的分析评论文章，而缺乏及时性的新闻分析报导，让我读了没有办法与时代脉搏齐跳动。

这份创刊于1946年的权威杂志在战后当中国尚未开放时，却有不少中国新闻与内幕，读来让人“大开眼界”。可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远东经济评论》也失掉其优势，因为有大多的人可以从各个方面取得中国讯息，《远东经济评论》不再一枝独秀，其生存也大成问题，到最后落幕了。

在《远东经济评论》消失后，有一份英文的《亚洲周刊》（Asia Week）也支撑不下了。由此可见以香港作为基地的这两份杂志终于斗不过互联网，被电脑打败了。

没想到5年后，又是轮到另一份国际性杂志《新闻周刊》支撑不下了，以致它的主要股东《华盛顿邮报》不得不为它寻找买家，期望它能延续下去，当然也不期望它再造辉煌。

结果在不久前，《新闻周刊》找到了买主，但它只值一块钱，确实让人不可思议。这份在1933年创刊的英文杂志，总社设在纽约，它的全方位新闻报导使它的报份急升。因为有其潜在优势，《华盛顿邮报》在1961年将它收购。

2003年时，《新闻周刊》还是独占鳌头的，它被承认在全球拥有400万份的发行量，其中在美国占310万份，数目不可谓不惊人，但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其他报刊的兴起，《新闻周刊》也就面对困境了。它没有与时俱进的走进互联网。待到要迎头赶上，又被另一份也是有历史性的杂志拦路了，这就是在今日仍站稳地位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虽然它在1843年创刊，但因为保守，一直没有多大进展。在创刊100年后的1943年，也不过是一万份的发行量，直到近10年它才后来居上，主要是洞悉互联网先机，把这份杂志也上网搞收费，因此它获致成功。

反之《新闻周刊》陷入了经济困境，无法在互联网上占一席地位。今天它卖给了美国音响设备制造业大亨—悉尼哈曼。因为他承诺承接债务和保留员工，悉尼哈曼于是成为《新闻周刊》的救命恩人，但他能否将这份杂志“起死回生”就看他的本事了。

如果说《新闻周刊》转手有春天，它可能也刺激另一份权威杂志《时代周刊》也来找另一个买家。

不论这些杂志在将来的命运如何，显然已不是很多人关注了。他们关注的是电脑与资讯的革命是否有一天把平面媒体打得“乱七八糟”，然后通过小小的笔记本（Note Book）及手机把天下新闻尽揽其中。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老一辈享受平面媒体新闻的人又离世而去的话，那么新成长的年轻一代还会重视平面媒体的吗？如果新一代不再热衷看报纸买杂志的话，那意味着平面媒体前景可能已经不大乐观了。

刊登于2010年9月6日《号外周报》第495期

国庆53周年感言 （直挂云帆）

时光倒回53年前，即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诞生了，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宣布马来亚独立了。我对独立的庆典场景没甚的印象。后来长大了，从史书上，从报章上，知道马来亚的独立是怎么一回事。

老实说，马来亚因为是在和平中取得独立，也就是双方在谈判中达成协议，因此独立被看成是顺序的交棒，人民的生活在8月31之前和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例如我们仍然在使用英女皇肖像的钞票，直到1967年。这意味着改变是循序渐进的，不是痛苦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把独立视为英国理所当然要付出的代价。

这种想法后来有些改变了，原来在独立之前，我们的政党政治是有过争议的，而政府与马共也有过在谈判桌上的交锋。首先它反映在巫统与拿督翁倡导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对独立的实质与日子有所争辩。

由于拿督翁原是巫统的创党人，于1951年另起炉灶后坚持巫统解散，加入他的马来亚独立党，但不被接受。

在拿督翁看来，他是属于主流派政党，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支持，巫统若不与他合作，那是巫统的事。他因而提出在1956年底才举行普选，但少过半数的议员是选举的，其他是委任的（在英国的建议下，民选52名，官委46名）。

同时为了国家的利益，拿督翁建议国家的独立不妨延至1960年。

可是已在1952年隆市议会选举中压倒马来亚独立党的马华巫统联手阵营已看出拿督翁的气势大不如前，因此决心在1954年联合印度国大党组成“联盟”，正式向拿督翁宣战。

当时东姑握有的王牌是他组成的联盟代表了三大民族，比起拿督翁的国家党更有代表性。虽然后者标榜是多元性的政党，但一切以拿督翁为核心，党的结构也就不被放在第一位（拿督翁是因为巫统不接纳开放门户给其他民族加入愤而在1951年退党，才有了东姑与拿督翁的斗争）。

因为形势对联盟比较有利，英国决定在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普选，而不按拿督翁的要求打牌。结果这一选全面地改变了拿督翁的命运。他在1955年的普选中全军覆没，连他本身也落选，造成英殖民政府只好中途换马，改而支持联盟组成自治邦政府，不再视拿督翁为国家的未来接班人。

东姑之所以取得英国人的信任有两件大事是不得不提的，其一是在1955年7月23日普选投票联盟大胜后，东姑就在英国的同意下，于年杪与马共举行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尽管和谈失败未能达成协议，但东姑的反共立场显然已取得英国的欢心。

其二东姑的亲西方立场与拿督翁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位在英伦长期留学的王子也摸透英国人的思维，例如英国政府虽然在1950年即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只是属于外交策略和为了英国本土的利益，并非真诚与中国建交。最明显的莫过于英国于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种先发制人的计谋是要“切断”共产中国对马来亚的影响和渗透。

英国人在1950年起实行的“华人新村”政策，已昭然若揭它的反共决心，东姑顺着这一政策，对马共采取钳制的手段，英国也就顺水推舟让马来亚及早独立，由东姑领导反共任务。

因为东姑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也就有了1961年的故事发生。这个故事起于东姑的脱口而出表示将会推动一个马来西亚联邦的概念，马上得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响应。换句话说，马来亚联合邦的扩大和新加坡的重投马来亚的怀抱成为当时的一项政治角力运动。

推动这个运动的背后就是英国殖民政府，它掌控着东马北婆的沙巴、砂拉越及汶莱，英国相信将东马交给东姑不仅可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也放心让亲西方的东姑来规划新的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后来汶莱未加入马来西亚）。

在一方面，东姑成功地挫折了印尼发起的“反马来西亚”运动，连带也打击了本地的左翼运动（包括东马的北婆三邦左翼运动）。1964年联盟选举的大胜及1966年马印对抗的结束基本上是东姑在政治上成绩的两个标志。

但在另一方面，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之后，东姑就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其中包括马华公会的陈修信在顺应联盟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从1959年逼退林苍祐到1964年与李光耀斗争进入高潮及在1968年与董教总唱反调，形容创办“独大”犹如铁树开花，终于暴露了马华的弱点。1969年大选的联盟受挫及随后而来的“513”流血事件，也使到陈修信在1974年下台求去。

当东姑在“513”后失去政治权力意味着马来西亚有了巨大的转变，反映在中央集权的突出。从敦拉萨到胡先翁，到马哈迪再到阿都拉，他们的治国理念都是以西马为核心。虽也放眼在东马政治的协调，且希望与要求东马的沙砂政治要以国阵的政策为依归，但在这些年来，东马的人民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得与失，例如1990年的沙巴团结党州政府的突然退出国阵转而参加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阵线；又如自1981年以来，在中央支持下，统治砂垃越的泰益玛目，也因其在位甚久引起争议等等。

我最近又走访砂拉越，我深深地感到东马的人民更热衷于鼓吹一个马来西亚，他们释怀于联邦政府在纳吉领导下正式承认9月16日是公假（2009年宣布），是马来西亚日。这对东马的人民是十分重要的象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9月16日（1963年）才成为独立国，而不是8月31日（1957年），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实质的补偿。既然东马知道与西马的结合已不可避免，且在很多方面都实行同样的制度，那么今年的国庆主题突出“一个马来西亚”正符合东姑当年推动大马成立时的理念，也是东马人民长久以来追求的理念。换句话说，西马一定要让东马人民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与西马休戚相关和不可分割的；反过来，东马人民也要让西马人民知道，种族与宗教的多元性是东马的特色和资产而不是包袱，惟有彼此坦诚相对，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才能真正地托衬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东马打种族和宗教牌是没有甚作用的，诗巫补选结果即为一例。因此，只有推心置腹地贯彻一个马来西亚精神才是我们的未来。

刊登于2010年9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