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前，没有人或鲜少人知道尼查是谁，但在这之后，他突然冒出头来，人们才开始把焦点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尼查的故事就这样开展了。
于1957年3月17日出生在吡叻的尼查（Mohd. Nizar Jamaluddin）是独立那年的产儿，少时在金保受启蒙教育，而后负笈英国的阿斯顿大学考取机械工程师学位，回国后曾先后在城市发展局（UDA）及槟州发展机构任职。他的父亲是马来人，母亲是华裔。从小在回教家庭长大，他曾自我揭露小时有一个中文名叫“陈亚中”，但他是不折不扣的马来人。
虽然他加入回教党已有些年，也担任回教党金保区会主席及吡叻州联委会秘书，但迟至2008年才初次涉及选举，不是在安全区上阵，而是在原属于印度国大党的选区初试啼声，没有被看好会脱颖而出。他的州议席选区是巴西班让，属于红土坎国会选区辖下。
选举成绩出炉后，红土坎国会选区由国阵（马华）的江作汉胜出，但多数票仅有298张，险过剃头。
这个国会选区属下的三个州选区的胜利者也是吊诡的组合：实兆远区由行动党的倪可汉胜出，多数票竟高达8529张；邦咯岛选区则由国阵（巫统）的赞比里胜出，多数票为5785张，胜来写意；而巴西班让选区归回教党尼查，多数票为4474张，也是轻松胜出。
在巴西班让选区，马来选民65%；华人选民14%及印裔选民19%，总选民共26557名，应该算是马来人占多数票选区。不过国阵将此席位分配给国大党，因此国大党的候选人瓦山医生被认为胜出后有望成为行政议员。讵料尼查的出现，打乱了国阵的整盘棋。
因为在这一场的激烈选举中，竟然首次出现反对党的议席超过一向执政的国阵：民联31席对国阵的29席，自然由民联起而执政，可是在州务大臣人选上又是一波三折，最后是尼查登堂入室，成为独立以来，首位非巫统的州务大臣，首次改变吡州的政治生态。
尼查也不负重望，他很快用他的智慧与信心建立起强势领导，采取一系列的公开与公平的施政。在短时间内消除非回教徒对他的疑虑，更使到行动党对他刮目相看。正因为这样，行动党对回教党也大为改观，从抗拒再次合作到相互拥抱，尼查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尼查的地位并不稳固，也备受马来主流报章的揶揄和挖苦，指他向行动党“靠拢和屈服”，但无法动摇尼查的治州方针。他开放土地于新村人民，也拨地于独中，赢得了华社的一片喝彩声。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吡叻州人民的支持与认可。
未想转入2009年，变化终于到来，3名民联议员的变节顿使政权在一夜之间（2月6日）易手，转由他的邻居选区的赞比里出任州务大臣。换句话说，尼查失去了州政权。
同样出乎意料的是尼查并不气馁，反而表现昂扬的斗志，一边在法庭斗国阵；另一边又在民间寻找力量，整个吡叻州也因之陷入宪制危机。
表面上看来尼查是个失败者，回教党也似乎没有受太大的刺激，实际上尼查卷起的政治浪花是一波又一波的，他变成一名勇猛的政治斗士。只要有人潮的地方就有尼查；只要有尼查出现的地方，就有欢呼和喝彩声。他成了吡叻州的一个异数。更甚者，他的坚持与毅力打动了回教党上下对他的支持；派他参加今年四月的武吉干东国席补选，结果胜出。接着又在六月份的回教党大会上，让他以最高票挤入党中委，全面地肯定尼查是它的宝贵政治资产；反过来尼查也给回教党注入一股清流，让全体回教党代表缠黑沙，抗议国阵在吡州不当夺权，并要求还政于民，有力地让非回教徒对回教党的印象改观。如果说回教党内有越来越多的“埃尔多安”派（取自土耳其总理的名字，被誉为开明派），那么尼查是最典型的。他比起争夺署理主席失败的胡桑慕沙更具开明和深入民心的形象。
就在近日尼查宣誓就任国会议员时，又再有出位的缠黑布的表演，虽被议长禁足国会两天，但又给尼查再一次取分。他让人感觉到尼查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妥协的象征，不遑多让林吉祥和林冠英，人气也直追安华及其他回教党领袖。
尼查可以在当权时，表现他的领袖风范；也可以在下台时展示他的领导魅力。这不是每个从政者都能做到的。我们在尼查的身上看到什么是从政者应具备的素质和从政者应有的大无畏精神。当这两者可以融合在一道时，注定他在未来是不寂寞的。也许正如孟子所说：“天之于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起体肤”。就此看来，不论尼查将来政运如何，至少他目前已成为我国政坛少有的“闪亮之星”。这就是一年又三个月考验出来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因此他既非池中物，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刊于2009年6月29日 《号外周报》 第434期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6.09
25.6.09
回教党为什么向后转？ （即使评论）
甚嚣尘上的“回巫对话”以组成“团结政府”的声浪随着民联三巨头会谈后，戈然而止，划上没有结果的句号。安华说，民联坚拒与国阵或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并指说巫统试图拉拢回教党退出民联，以瓦解民联。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也表示不再与巫统玩下去了。这意味着回教党仍留在民联，至少在目前看来，它不会背民联而去。
为什么回教党会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回教党对联合政府不再感兴趣？理由很简单：哈迪阿旺虽然忝为党主席，也得到党内一些人士的支持可与巫统探讨此项重大的议题，但党内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如果他刻意不理会反对的意见，继续与巫统“眉来眼去”，肯定会陷党于内斗加剧，严重的话导致分裂；轻则使到原本“一团和气”的回教党变得相互猜疑。这显然不是哈迪阿旺所愿意见到的。他不能也不想背负起“分裂党”的罪名。
因此在此过热阶段抽身而出是最好的方法，也可免除民联的诸多质疑。
此外，哈迪阿旺也欠安华一个大人情，他曾经在回教青年组织（Abim）中是安华的助手，彼此交情匪浅，而且也是因为1999年的安华效应，他才在大选中“一鸣惊人”，夺下登嘉楼州政权而得以出任州务大臣。在这种情形下，要哈迪阿旺背安华而去，他是不愿意的，至少是难于割舍的。在情在理，他都要尊重安华在2008年的大选掀起的一场政治大海啸，终于让回教党摆脱困境，重新站立起来。但为什么在政治大海啸后，哈迪阿旺会与巫统有所谓密谈呢？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在308后，我们尚未能确定是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先伸出橄榄枝或是哈迪阿旺主动“献身”，才有了秘密会谈？如果是前者，那意味着阿都拉需要在大选后通过与回教党的合作来巩固其政治地位；如果是后者，则是哈迪阿旺准备投石问路，看看巫统怎样献议给回教党，而回教党又有什么重要角色可扮演？由于会谈没有实质的结果，我们只能推论彼此“成见太深”，不是通过几次的密谈就可以解决的。正因为这样，“回巫密谈”暂时交白卷，阿都拉也就“秘而不宣”。这反映出阿都拉的政治策略是顺其自然的“以逸待劳”，不是进取型；反而使自己错过了借外力来力量巩固在巫统的地位的机会，最后落得不得不在今年四月引退政坛的无奈。比起安华来，阿都拉似乎是慢了半拍。
在今天看来，安华在308政治海啸后的一周内，即刻宣布组成民联阵线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率先将回教党拉在一起，免得“中途变卦”，否则当时若巫统积极向回教党大送秋波，可就使问题复杂化而变得棘手。
由于阿都拉的“无为心态”，采取“悉听尊使”的策略，也使到回教党选择倒向民联变得“名正言顺”。在这方面，安华可谓棋高一着。
不过，当纳吉在今年四月扶正后，他的策略就比阿都拉高明，首先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继之，也推出这个概念下的八大方针，针针朝向民心，并藉此缓解吡叻州变天面对的沉重压力。
正在这个时候，回教党一方面为吡叻州的变天给国阵施加压力，刻意安排原州务大臣尼查参加武吉干冬国席补选，以挫巫统士气；但在另一方面，哈迪阿旺在六月的党选不战而胜后，在信心增强下，或认时机已告成熟，可用尼查的胜利再敲“回巫对话”的大门，以试探巫统的反应。在他看来，既然密谈收效不大，何妨高调转为公众议题，以让巫统面对“窘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迪的“团结政府”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更没有讲明是回巫联合政府或是国阵与民联的大团结政府，也就留下空间让人遐想。你可以说是回巫团结政府，也可以说是国（阵）民（联）团结政府（转成国民团结政府更为好听）。这说明了哈迪及其副手纳沙鲁丁所支持团结政府是未有整套的合作方案，仅是一种政治手段。
可是纳吉可不是阿都拉，他急快地采取“打蛇随棍上”的战略向回教党摊开双手大表欢迎，而且随即制造舆论让回教党也感到巫统的诚意与热情。这一下子，高姿态的纳吉反而抓到主动权，在“回巫会谈”的课题上让人有更大的想象，反而将住了回教党。这边厢是巫统这回高唱“大团结之歌”；那边厢是回教党乱了阵脚，竟因“对不对话，团结不团结”的事闹了矛盾和意见。站在政治斗争的策略而言，纳吉的手段是比哈迪阿旺更为高明的，他的回马枪几乎让哈迪招架不住。在沉默一些天后，哈迪与纳沙要回应的已不是巫统方面，而是也要向聂阿兹坦白，更要向民联作出交代。在三难底下，哈迪选择通过民联表白不再与巫统“你浓我浓”。无形中，这“一箭三雕”也多少挽回哈迪的面子，总算有了明确的交代。
虽然回教党及时巩固阵脚，也让民联松一口气，但巫统又何尝也松一口气呢？因为这出戏由回教党自己落幕和下画，纳吉就不需要向友党交待什么，更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在马来族群中给民联一个无形的压力。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回教党当下留在民联内不是没有作为，也不是永远的二奶，若有朝一日主政中央，除了安华之外，回教党内也有上位的人才，尼查就是其中一个为各民族接受的后起之秀。这也许是回教党留在民联比走出民联更为上算的理由。
反过来，回教党也明白它和巫统都不可能组成单一种族的团结政府，若要与巫统合作还得加入国阵，也就走回70年代的老路。既然如此，也难怪回教党内有相当的意见反对吃回头草。
其实，综观回教党与巫统的恩恩怨怨，它们是一对欢喜冤家，既是长期的斗争的政敌，也是曾经共事的伙伴，但归纳起来是斗争多过合作，而且在合作的日子里（1973年到1977年与巫统组联合政府且参加国阵，但不是巫统的对手），回教党也有过不愉快的经验，如今哈迪阿旺在内部重重阻力面前，他只有向后转这条路可走。既有内部因素（反对力量不小），也有其历史因素（斗不过巫统）。因此回巫对话的告吹，就不足为奇了。
刊于2009年6月25日 《光华日报》
为什么回教党会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回教党对联合政府不再感兴趣？理由很简单：哈迪阿旺虽然忝为党主席，也得到党内一些人士的支持可与巫统探讨此项重大的议题，但党内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如果他刻意不理会反对的意见，继续与巫统“眉来眼去”，肯定会陷党于内斗加剧，严重的话导致分裂；轻则使到原本“一团和气”的回教党变得相互猜疑。这显然不是哈迪阿旺所愿意见到的。他不能也不想背负起“分裂党”的罪名。
因此在此过热阶段抽身而出是最好的方法，也可免除民联的诸多质疑。
此外，哈迪阿旺也欠安华一个大人情，他曾经在回教青年组织（Abim）中是安华的助手，彼此交情匪浅，而且也是因为1999年的安华效应，他才在大选中“一鸣惊人”，夺下登嘉楼州政权而得以出任州务大臣。在这种情形下，要哈迪阿旺背安华而去，他是不愿意的，至少是难于割舍的。在情在理，他都要尊重安华在2008年的大选掀起的一场政治大海啸，终于让回教党摆脱困境，重新站立起来。但为什么在政治大海啸后，哈迪阿旺会与巫统有所谓密谈呢？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在308后，我们尚未能确定是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先伸出橄榄枝或是哈迪阿旺主动“献身”，才有了秘密会谈？如果是前者，那意味着阿都拉需要在大选后通过与回教党的合作来巩固其政治地位；如果是后者，则是哈迪阿旺准备投石问路，看看巫统怎样献议给回教党，而回教党又有什么重要角色可扮演？由于会谈没有实质的结果，我们只能推论彼此“成见太深”，不是通过几次的密谈就可以解决的。正因为这样，“回巫密谈”暂时交白卷，阿都拉也就“秘而不宣”。这反映出阿都拉的政治策略是顺其自然的“以逸待劳”，不是进取型；反而使自己错过了借外力来力量巩固在巫统的地位的机会，最后落得不得不在今年四月引退政坛的无奈。比起安华来，阿都拉似乎是慢了半拍。
在今天看来，安华在308政治海啸后的一周内，即刻宣布组成民联阵线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率先将回教党拉在一起，免得“中途变卦”，否则当时若巫统积极向回教党大送秋波，可就使问题复杂化而变得棘手。
由于阿都拉的“无为心态”，采取“悉听尊使”的策略，也使到回教党选择倒向民联变得“名正言顺”。在这方面，安华可谓棋高一着。
不过，当纳吉在今年四月扶正后，他的策略就比阿都拉高明，首先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继之，也推出这个概念下的八大方针，针针朝向民心，并藉此缓解吡叻州变天面对的沉重压力。
正在这个时候，回教党一方面为吡叻州的变天给国阵施加压力，刻意安排原州务大臣尼查参加武吉干冬国席补选，以挫巫统士气；但在另一方面，哈迪阿旺在六月的党选不战而胜后，在信心增强下，或认时机已告成熟，可用尼查的胜利再敲“回巫对话”的大门，以试探巫统的反应。在他看来，既然密谈收效不大，何妨高调转为公众议题，以让巫统面对“窘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迪的“团结政府”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更没有讲明是回巫联合政府或是国阵与民联的大团结政府，也就留下空间让人遐想。你可以说是回巫团结政府，也可以说是国（阵）民（联）团结政府（转成国民团结政府更为好听）。这说明了哈迪及其副手纳沙鲁丁所支持团结政府是未有整套的合作方案，仅是一种政治手段。
可是纳吉可不是阿都拉，他急快地采取“打蛇随棍上”的战略向回教党摊开双手大表欢迎，而且随即制造舆论让回教党也感到巫统的诚意与热情。这一下子，高姿态的纳吉反而抓到主动权，在“回巫会谈”的课题上让人有更大的想象，反而将住了回教党。这边厢是巫统这回高唱“大团结之歌”；那边厢是回教党乱了阵脚，竟因“对不对话，团结不团结”的事闹了矛盾和意见。站在政治斗争的策略而言，纳吉的手段是比哈迪阿旺更为高明的，他的回马枪几乎让哈迪招架不住。在沉默一些天后，哈迪与纳沙要回应的已不是巫统方面，而是也要向聂阿兹坦白，更要向民联作出交代。在三难底下，哈迪选择通过民联表白不再与巫统“你浓我浓”。无形中，这“一箭三雕”也多少挽回哈迪的面子，总算有了明确的交代。
虽然回教党及时巩固阵脚，也让民联松一口气，但巫统又何尝也松一口气呢？因为这出戏由回教党自己落幕和下画，纳吉就不需要向友党交待什么，更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在马来族群中给民联一个无形的压力。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回教党当下留在民联内不是没有作为，也不是永远的二奶，若有朝一日主政中央，除了安华之外，回教党内也有上位的人才，尼查就是其中一个为各民族接受的后起之秀。这也许是回教党留在民联比走出民联更为上算的理由。
反过来，回教党也明白它和巫统都不可能组成单一种族的团结政府，若要与巫统合作还得加入国阵，也就走回70年代的老路。既然如此，也难怪回教党内有相当的意见反对吃回头草。
其实，综观回教党与巫统的恩恩怨怨，它们是一对欢喜冤家，既是长期的斗争的政敌，也是曾经共事的伙伴，但归纳起来是斗争多过合作，而且在合作的日子里（1973年到1977年与巫统组联合政府且参加国阵，但不是巫统的对手），回教党也有过不愉快的经验，如今哈迪阿旺在内部重重阻力面前，他只有向后转这条路可走。既有内部因素（反对力量不小），也有其历史因素（斗不过巫统）。因此回巫对话的告吹，就不足为奇了。
刊于2009年6月25日 《光华日报》
联合政府VS两线制 （直挂云帆）
不单是前首相马哈迪，相信许多人直到今天都弄不清楚什么是团结政府？而且也置疑其可行性。马哈迪这样说：“我不能想象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是指回巫两党的合作，那意味着我们将出现一个马来政府。难道是意味着巫统离开成员党而与回教党组团结政府？这不叫做团结。因为你必预先分解当下的联合政府（指国阵政府）”。
“我认为巫统离开其盟友而参与回教党的结盟是很困难的。而且在马来西亚，我们仍需要反对党。这是我们必须维护的”。马哈迪这样说。
如果说从历史和客观的现实来考察，马哈迪的一席话是发人深省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就马来西亚（或早前的马来亚）的政治结构而言，战后以来就出现政党合作的模式。例如早前的左翼政党，即马来亚民主同盟和马来国民党（民族党），共同推动和促成了1947年的“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成立，更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开展一天的罢市以抗议英国决议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之中是华巫合作，没有单一种族的行动。
接着巫统在1952年与马华合作参加吉隆坡市政局竞选，也是意识到华巫合作的重要性。自此之后的1954年三党结合的联盟宣告成立（多了一个印度国大党加入），并在1955年的普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是为联合政府之滥觞。
在那个时候，与联盟抗衡的是势力强大，且由退出巫统的拿督翁所领导的国家党。换句话说，两线制在独立前已具备雏型。可惜国家党的多元种族形象不够明确，也就在那年的普选让联盟独占鳌头。这说明了马来亚政府的组合必须以多元路线为导向而不是走单元路线的。就这样联盟的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顺利的领导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独立之后马来亚的政治结构也不为“两线制”预留位置，而是维持多元结构组织联合政府。且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被扩大来分享权力而不是让反对党有机可趁或为两线制创造条件。
例如1969年大选导致“513”事件的发生，经过一轮的洗牌后，联盟在1974年正式变成国阵，各个反对党被收编，并扩大联合政府架构，使到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和砂国民党。在实力悬殊下，那有“两线制”可言？由此可见在巫统的眼中，政治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联合政府再扩大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在敦拉萨主政下，巫统已巩固了主导地位；甚至纳入回教党也不是问题，因为其多元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巫统政治的灵活性是可以纳入成员党也可以排斥成员党的。1977年回教党的脱离国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虽然在此之后，回教党一蹶不振，回天无力，但不气馁的回教党再败再战，永不言倦。直到1990年因为巫统的分裂，导致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才见反对党有些作为。他巧妙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的间接合作，以期形成一个阵容来取代国阵。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林晃升一厢情愿地积极推动“两线制”，因为他在1982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策略已告失灵，转而希望用另一个方式来强化民主政治和消除一党独大的局面。结果这一年的大选他的理念又落空了。因为马来社会并不认为东姑拉沙里比马哈迪好，以致46精神党变成雷声大雨点小的政党，鲜有作为，虽然分别益了回教党和行动党，但绝不是什么“两线制”的出现。
来到1999年的大选，也因安华效应，才有了回教党空前的胜利。行动党却陷入了有退无进的困境。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但无法影响回教党向宗教道路滑下去。到头来是反对党的“替代阵线”变成三缺一（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这在巫统看来，其真正对手是回教党，不是公正党。也就使到巫统对公正党掉以轻心。
当阿都拉在2003年上位而在2004年大选取得最辉煌的胜利后，国阵的联合政府已是固若金汤；反对党如果不是溃不成军，那绝对是被边缘化了，两线制无影无踪。
正因为阿都拉的踌躇志满，对诸多问题悬而未解；尤其被指未能有效克制贪污滥权与不法行为，终于在2008年大选中面临最严重的打击，痛失五州政权。虽然保住中失政权，但反对党急快地形成民联阵线，冲着国阵的统治而来。许多人欢呼“两线制”来得正是时候，并对民主重燃信心，也相信通过投票是可以改变一切的。这就是说，60年后又见两线制重返政治舞台。
不过阿都拉的一个大动作却是静悄悄地进行，他私会回教党领袖，以针对新政治格局理出一个头绪来。他的一个主要用意是抽民联的后腿，重演敦拉萨70年代的“造王历史”，巩固其权政地位，无奈无功而返而不得不于今年四月提早鞠躬下台。
未想上台的纳吉，采取的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策略。让近日甚嚣尘上的“回巫对话”的声浪再次响彻云霄。其目的不在于能否出现一个团结政府，而是向回教党人伸出热情的双手，希望藉此改变回教党人对巫统的抗拒态度，在血比水浓下使到回教党勿再高调反对“回巫对话”。
在这方面，巫统十分明白，摆在眼前的不是回巫对话这么简单，或只谈一些重要课题（大可在国会高谈阔论，何必“舍易求难”呢？），而是巫统这一出击，先让民联内部震荡，然后再考虑下一个步骤。至于回教党提出的一揽子会谈，希望国阵与民联合组大联合政府。这是难上加难的大事，谁也不能乐观其成。
果然不出所料，民联在廿二日的联席会议上，否定了组织团结政府的可行性；而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支持这一立场，既可避免民联的分裂，也不再担心回教党内部矛盾扩大，总算暂时稳住了阵脚。
这对国阵来说，也不是大损失，正如纳吉所说，所谓国阵政府处于弱势需要团结政府的问题并不存在，他只是回应回教党的建议。现在既然回教党回到本位也就让事件告一段落。
就此来看，马哈迪说得对，单一种族的组合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多元取向是不可动摇的建国基石；反对党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以保证民主政治不变质。这已是给回巫对话设下了先决条件和阻力。因此，所谓团结政府告吹也是预料中事，但是否巩固了两线制，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刊于2009年6月25日 《东方日报》
“我认为巫统离开其盟友而参与回教党的结盟是很困难的。而且在马来西亚，我们仍需要反对党。这是我们必须维护的”。马哈迪这样说。
如果说从历史和客观的现实来考察，马哈迪的一席话是发人深省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就马来西亚（或早前的马来亚）的政治结构而言，战后以来就出现政党合作的模式。例如早前的左翼政党，即马来亚民主同盟和马来国民党（民族党），共同推动和促成了1947年的“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成立，更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开展一天的罢市以抗议英国决议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这之中是华巫合作，没有单一种族的行动。
接着巫统在1952年与马华合作参加吉隆坡市政局竞选，也是意识到华巫合作的重要性。自此之后的1954年三党结合的联盟宣告成立（多了一个印度国大党加入），并在1955年的普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是为联合政府之滥觞。
在那个时候，与联盟抗衡的是势力强大，且由退出巫统的拿督翁所领导的国家党。换句话说，两线制在独立前已具备雏型。可惜国家党的多元种族形象不够明确，也就在那年的普选让联盟独占鳌头。这说明了马来亚政府的组合必须以多元路线为导向而不是走单元路线的。就这样联盟的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顺利的领导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独立之后马来亚的政治结构也不为“两线制”预留位置，而是维持多元结构组织联合政府。且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被扩大来分享权力而不是让反对党有机可趁或为两线制创造条件。
例如1969年大选导致“513”事件的发生，经过一轮的洗牌后，联盟在1974年正式变成国阵，各个反对党被收编，并扩大联合政府架构，使到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和砂国民党。在实力悬殊下，那有“两线制”可言？由此可见在巫统的眼中，政治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联合政府再扩大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在敦拉萨主政下，巫统已巩固了主导地位；甚至纳入回教党也不是问题，因为其多元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巫统政治的灵活性是可以纳入成员党也可以排斥成员党的。1977年回教党的脱离国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虽然在此之后，回教党一蹶不振，回天无力，但不气馁的回教党再败再战，永不言倦。直到1990年因为巫统的分裂，导致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才见反对党有些作为。他巧妙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的间接合作，以期形成一个阵容来取代国阵。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林晃升一厢情愿地积极推动“两线制”，因为他在1982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策略已告失灵，转而希望用另一个方式来强化民主政治和消除一党独大的局面。结果这一年的大选他的理念又落空了。因为马来社会并不认为东姑拉沙里比马哈迪好，以致46精神党变成雷声大雨点小的政党，鲜有作为，虽然分别益了回教党和行动党，但绝不是什么“两线制”的出现。
来到1999年的大选，也因安华效应，才有了回教党空前的胜利。行动党却陷入了有退无进的困境。公正党勉强立足政坛；但无法影响回教党向宗教道路滑下去。到头来是反对党的“替代阵线”变成三缺一（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这在巫统看来，其真正对手是回教党，不是公正党。也就使到巫统对公正党掉以轻心。
当阿都拉在2003年上位而在2004年大选取得最辉煌的胜利后，国阵的联合政府已是固若金汤；反对党如果不是溃不成军，那绝对是被边缘化了，两线制无影无踪。
正因为阿都拉的踌躇志满，对诸多问题悬而未解；尤其被指未能有效克制贪污滥权与不法行为，终于在2008年大选中面临最严重的打击，痛失五州政权。虽然保住中失政权，但反对党急快地形成民联阵线，冲着国阵的统治而来。许多人欢呼“两线制”来得正是时候，并对民主重燃信心，也相信通过投票是可以改变一切的。这就是说，60年后又见两线制重返政治舞台。
不过阿都拉的一个大动作却是静悄悄地进行，他私会回教党领袖，以针对新政治格局理出一个头绪来。他的一个主要用意是抽民联的后腿，重演敦拉萨70年代的“造王历史”，巩固其权政地位，无奈无功而返而不得不于今年四月提早鞠躬下台。
未想上台的纳吉，采取的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策略。让近日甚嚣尘上的“回巫对话”的声浪再次响彻云霄。其目的不在于能否出现一个团结政府，而是向回教党人伸出热情的双手，希望藉此改变回教党人对巫统的抗拒态度，在血比水浓下使到回教党勿再高调反对“回巫对话”。
在这方面，巫统十分明白，摆在眼前的不是回巫对话这么简单，或只谈一些重要课题（大可在国会高谈阔论，何必“舍易求难”呢？），而是巫统这一出击，先让民联内部震荡，然后再考虑下一个步骤。至于回教党提出的一揽子会谈，希望国阵与民联合组大联合政府。这是难上加难的大事，谁也不能乐观其成。
果然不出所料，民联在廿二日的联席会议上，否定了组织团结政府的可行性；而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支持这一立场，既可避免民联的分裂，也不再担心回教党内部矛盾扩大，总算暂时稳住了阵脚。
这对国阵来说，也不是大损失，正如纳吉所说，所谓国阵政府处于弱势需要团结政府的问题并不存在，他只是回应回教党的建议。现在既然回教党回到本位也就让事件告一段落。
就此来看，马哈迪说得对，单一种族的组合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多元取向是不可动摇的建国基石；反对党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以保证民主政治不变质。这已是给回巫对话设下了先决条件和阻力。因此，所谓团结政府告吹也是预料中事，但是否巩固了两线制，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刊于2009年6月25日 《东方日报》
回教党会闹分裂吗？ （跃马扬鞭）
现在的焦点不在于回教党领袖与巫统之间的团结对话或组团结政府，而是在于回教党的高层对这项课题的意见严重分歧后，会不会闹分裂？这主要是回教党长老聂阿兹于本月17日破例地发表重话：如果纳沙鲁丁支持成立团结政府是确实的话，他应退出回教党参加巫统，不要在党内引发问题。因为这只是一些人的个人意见，并未在回教党内讨论，也未提交民联讨论。
这应该是去年308政治海啸后，回教党面临的一次最严峻的内部矛盾，它导因于回教党几个领袖在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的首肯下，私下与秘密地与巫统时任主席阿都拉会晤，探讨两党合作的可行性。虽然在会面后没有实质的成果，但两党似乎未关上大门，留有空间进行间断性地投石问路，直到六月初的回教党的党选大会上，党领袖仍对此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不过，由于哈迪阿旺的自动蝉联主席及纳沙鲁丁再次当选署理主席，也给予他们两人更大的信心来推动这项议程。
这个互动关系也给巫统主席纳吉逮到机会首次正面与肯定的口吻准备与回教党商议合作，以进一步探讨团结政府的方案。这一下子，顺势把球转到回教党的脚下，让回教党先行拿出合作计划。讵料回教党尚未来得及回应，竟告后院起火，引爆了党内的分歧公开化。
聂阿兹的高明在于退而求其次地向纳沙鲁丁发出“哀的美敦书”，先拿纳沙鲁丁来“开刀”，并指桑骂槐地让哈迪阿旺知难而退，以收“敲山震虎”之效。在他看来，支持团结政府的人是“巫统傀儡”，也就道尽其反对理由了。这就是说，聂阿兹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回教党向巫统打主意，也不接受巫统的宠络，因为他深知回教党此时尚无法以平起平坐的地位和巫统讨价还价，虽然势力比1973年时更为强大。再说回教党之所以在去年再放光芒，盖因安华有以致之，不能在胜利后冲昏头脑，弃安华而去。因此回教党内不是明显地分专业派（埃尔多安派）和宗教派，而是确实存在亲巫统或亲民联的两股思想的斗争。目前只要主张回巫对话的一派放软立场，不再坚持己见；加上纳沙鲁丁在哈迪阿旺回国后，直接会晤聂阿兹，以消后者心头之痛，预料在以和为贵的精神下，回教党分裂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如果回顾回教党的过去，不难理解为何聂阿兹和党内会有这么大的意见；也可从中发现为何回巫对话阻力重重。这个深刻的教训发生在1973年回教党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后，在1974年成为国阵的一员。这一年的大选，几乎是一面倒向国阵，反对党溃不成军。
虽然吉兰丹州仍由回教党议员占绝大多数，且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但这位新任大臣纳西是巫统支持的人，也就较亲巫统。他没有得到党主席阿斯里及回教党高层人士的祝福。虽然如此，彼此表面上还是相安无事一个时期，但难阻暗流汹涌，终于在1977年爆发出来。吉兰丹回教党联委会通过促请纳西必须在9月20日之前辞职。可是纳西也非省油的灯，他也竟能号召6万人挺他，形成两派对峙。回教党在忍无可忍下，又于9月25日开除纳西党籍，更在10月15日的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不信任州务大臣纳西的动议。
本来纳西辞职下台，争议便告一段落，但他的反弹力十分强大，在10月19日举行群众大会反扑，不幸演变成暴乱悲剧。首相胡先翁马上实施宵禁令，州政府也陷入瘫痪无法操作的困境。在11月8日，元首颁布紧急状态，并于隔天国会通过紧急权力冻结州议会，由中央直接接管。这意味着巫统和回教党正式翻脸，也迫使回教党中央部长辞职。12月，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结束了回巫4年的合作期。
抑有进者，中央在1978年3月对吉兰丹举行闪电州大选，回教党也因之分裂，纳西另立回教阵线党与国阵合作，前者赢得11席，后者赢得23席，回教党只剩下可怜的两席。在这种情形下，国阵首次夺得丹州执政权，纳西也与大臣擦肩而过，改由巫统的耶谷出任州务大臣。
回教党经此浩劫，在下来的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都无功而返，当年支持联合政府的人也相继被迫离开领导层。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宗教派的法兹诺领导下和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下，回教党才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聂阿兹也因之成为丹州大臣。
从回教党的失败到再爬起来，用了整整12年的时间，此事聂阿兹有最深刻的体会，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或许没有身历其境那段艰苦的岁月，无法感同身受。他们两人是在1999年的大选冒出头来的新一代，也尝到了安华效应带来的甜果。哈迪阿旺更成了登嘉楼的州务大臣；而纳沙鲁丁被委任为回教党总秘书。2002年后，哈迪扶正，他也提拔纳沙鲁丁成为署理主席。虽然在2004年的大选，两人又在国会选举中失利，更失去登嘉楼执政权，但在2008年大选，他们又再重回国会。这两位难兄难弟由于领军大选有功，也就在今年保住老大老二高位。不过，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驾驭整个党，毕竟聂阿兹这一关过不了就无法再向前移动了。既然情势急转直下，若不煞车肯定会出大问题。从主张团结对话到以分裂收场，这肯定不是回教党人所愿见到重蹈70年代的覆辙，老大及老二自然会引以为鉴，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此而言，所谓团结政府下的回巫对话也会暂告落幕了。目前看来民联占上风，以后是否再有变化，就得拭目以待了。
刊于2009年6月22日 《南洋商报》
这应该是去年308政治海啸后，回教党面临的一次最严峻的内部矛盾，它导因于回教党几个领袖在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的首肯下，私下与秘密地与巫统时任主席阿都拉会晤，探讨两党合作的可行性。虽然在会面后没有实质的成果，但两党似乎未关上大门，留有空间进行间断性地投石问路，直到六月初的回教党的党选大会上，党领袖仍对此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不过，由于哈迪阿旺的自动蝉联主席及纳沙鲁丁再次当选署理主席，也给予他们两人更大的信心来推动这项议程。
这个互动关系也给巫统主席纳吉逮到机会首次正面与肯定的口吻准备与回教党商议合作，以进一步探讨团结政府的方案。这一下子，顺势把球转到回教党的脚下，让回教党先行拿出合作计划。讵料回教党尚未来得及回应，竟告后院起火，引爆了党内的分歧公开化。
聂阿兹的高明在于退而求其次地向纳沙鲁丁发出“哀的美敦书”，先拿纳沙鲁丁来“开刀”，并指桑骂槐地让哈迪阿旺知难而退，以收“敲山震虎”之效。在他看来，支持团结政府的人是“巫统傀儡”，也就道尽其反对理由了。这就是说，聂阿兹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回教党向巫统打主意，也不接受巫统的宠络，因为他深知回教党此时尚无法以平起平坐的地位和巫统讨价还价，虽然势力比1973年时更为强大。再说回教党之所以在去年再放光芒，盖因安华有以致之，不能在胜利后冲昏头脑，弃安华而去。因此回教党内不是明显地分专业派（埃尔多安派）和宗教派，而是确实存在亲巫统或亲民联的两股思想的斗争。目前只要主张回巫对话的一派放软立场，不再坚持己见；加上纳沙鲁丁在哈迪阿旺回国后，直接会晤聂阿兹，以消后者心头之痛，预料在以和为贵的精神下，回教党分裂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如果回顾回教党的过去，不难理解为何聂阿兹和党内会有这么大的意见；也可从中发现为何回巫对话阻力重重。这个深刻的教训发生在1973年回教党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后，在1974年成为国阵的一员。这一年的大选，几乎是一面倒向国阵，反对党溃不成军。
虽然吉兰丹州仍由回教党议员占绝大多数，且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但这位新任大臣纳西是巫统支持的人，也就较亲巫统。他没有得到党主席阿斯里及回教党高层人士的祝福。虽然如此，彼此表面上还是相安无事一个时期，但难阻暗流汹涌，终于在1977年爆发出来。吉兰丹回教党联委会通过促请纳西必须在9月20日之前辞职。可是纳西也非省油的灯，他也竟能号召6万人挺他，形成两派对峙。回教党在忍无可忍下，又于9月25日开除纳西党籍，更在10月15日的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不信任州务大臣纳西的动议。
本来纳西辞职下台，争议便告一段落，但他的反弹力十分强大，在10月19日举行群众大会反扑，不幸演变成暴乱悲剧。首相胡先翁马上实施宵禁令，州政府也陷入瘫痪无法操作的困境。在11月8日，元首颁布紧急状态，并于隔天国会通过紧急权力冻结州议会，由中央直接接管。这意味着巫统和回教党正式翻脸，也迫使回教党中央部长辞职。12月，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结束了回巫4年的合作期。
抑有进者，中央在1978年3月对吉兰丹举行闪电州大选，回教党也因之分裂，纳西另立回教阵线党与国阵合作，前者赢得11席，后者赢得23席，回教党只剩下可怜的两席。在这种情形下，国阵首次夺得丹州执政权，纳西也与大臣擦肩而过，改由巫统的耶谷出任州务大臣。
回教党经此浩劫，在下来的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都无功而返，当年支持联合政府的人也相继被迫离开领导层。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宗教派的法兹诺领导下和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下，回教党才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聂阿兹也因之成为丹州大臣。
从回教党的失败到再爬起来，用了整整12年的时间，此事聂阿兹有最深刻的体会，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或许没有身历其境那段艰苦的岁月，无法感同身受。他们两人是在1999年的大选冒出头来的新一代，也尝到了安华效应带来的甜果。哈迪阿旺更成了登嘉楼的州务大臣；而纳沙鲁丁被委任为回教党总秘书。2002年后，哈迪扶正，他也提拔纳沙鲁丁成为署理主席。虽然在2004年的大选，两人又在国会选举中失利，更失去登嘉楼执政权，但在2008年大选，他们又再重回国会。这两位难兄难弟由于领军大选有功，也就在今年保住老大老二高位。不过，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驾驭整个党，毕竟聂阿兹这一关过不了就无法再向前移动了。既然情势急转直下，若不煞车肯定会出大问题。从主张团结对话到以分裂收场，这肯定不是回教党人所愿见到重蹈70年代的覆辙，老大及老二自然会引以为鉴，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此而言，所谓团结政府下的回巫对话也会暂告落幕了。目前看来民联占上风，以后是否再有变化，就得拭目以待了。
刊于2009年6月22日 《南洋商报》
19.6.09
修改党章深化民主 （天下纵横）
在308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多个政党酝酿改变党章以走向更民主化，其中包括巫统表明要修改党章，以让更多党员票选领导层，不再局限于2千余名的代表来决定候选人的成败，进而杜绝或减少金钱政治。在这方面，看来人民公正党已先走一步，要在本届党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党章，主要反映在 ①允许所有党员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直选包括主席在内的高职；②限制党主席任期最长3届9年；③在各级领导层保留30%的女性固打及 ④在2013年起将青年团的年龄限制降至35岁。
这意味着，一旦其党大会通过相关建议，人民公正党将会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深化民主的政党，其意义不亚于这个党是否在下一届大选再胜出，而是它将因此带动或影响其他政党也必须注入更多实质的民主因子。
如果我们翻查马来西亚的政党历史，它并没有所谓党员直选党领袖，而是按照传统的由代表来投选。
本来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什么错，但问题是当这个政党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长期执政下自然衍生许多问题，巫统面对的金钱政治扑之不灭就是积重难返的一明证。虽然纪律委员会主席东姑阿末李道胡丁三申五令促请党员及候选人洁身自爱，却是听者藐藐，不当一回事，以致多次党选都出现犯规被惩罚的事件。
正因为事态严重，巫统也要改章程，至于要怎样改，我们尚未得知。这说明了一件事，只要继续原来的代表制，它是无法杜绝贪污滥权的。所谓权力能导致腐化的道理就在于此。
其实，每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若选举领袖的权力只操纵在有限制数量的代表身上，不仅不公平，也欠民主。为什么我们国家领袖的命运由少数人来决定呢？
因此公正党趁它还没有成为全面的执政党前，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修宪是明智的，也是值得表扬的。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华公会在2005年时，也对党章作了一些修改，那就是总会长任期不可超过三届或9年，可说是民主的一大进步。这在过去也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不过马华公会也有必要朝更大的民主化迈进，正如其总会长翁诗杰所建议的，党领袖必须通过直选产生，以发扬民主。
我们希望翁诗杰能在任期内或最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前，通过特大再一次修改党章，不让公正党专美。
不仅是马华，我们也认为所有的政党都应该及时和合潮流的改变，一个人在位太久也会衍生了不少问题和使到党无法呈现新鲜感。
随手拈来就有下列的例子：
（一） 巫统的马哈迪担任主席长达22年（1981—2003），使到这个党由主席说了算。
（二） 印度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是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党主席（1981—至今），前后共达28年。整个党已因他的在位不易改变。
（三） 民政党的林敬益在位27年（1980—2007）。虽曾在党内面对数度的挑战，但也形成了林敬益的权威，变成什么事都要问过老大，其他人只有听的份。
（四） 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泰益，任期几乎是与三美威鲁一样（1981—至今）
这显示出只要章程没有限制，一个在位的领袖不下台是占了绝对的优势，若不是自动蝉联，就是一举将对手击败。
再说，马来西亚也有一个传统，在位的不下，你怎好意思赶他下台呢？即使有对手，也是难有奇迹出现。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政党如果不希望出现在位太久的领袖，那就一定要修改章程，而不是任由传统继续存在。
如果是反对党，缺乏资源和利益输送，发生贪污事件当然不多或不可能，但如果有了执政权力后，谁又可担保不会出问题呢？
因此最佳之道是趁308政治海啸后，每个政党的领袖都主动地提出修改章程，让党员感觉到他们是其中一份子，而不是永远的拉拉队。
无可否认的，目前许多政党都徘徊在变与不变之间，但变了也不见得就是政治末路。例如从1969年成为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吉祥在担任30年高职后，于1999年退下位来也不见得没有角色扮演，他还不是照样在政坛翻腾？只不过少了党的权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说到底，变是政党求存之道，不变是自我设陷，对民主缺少奉献，只有索取。
刊于《号外周报》 第433期
这意味着，一旦其党大会通过相关建议，人民公正党将会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深化民主的政党，其意义不亚于这个党是否在下一届大选再胜出，而是它将因此带动或影响其他政党也必须注入更多实质的民主因子。
如果我们翻查马来西亚的政党历史，它并没有所谓党员直选党领袖，而是按照传统的由代表来投选。
本来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什么错，但问题是当这个政党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长期执政下自然衍生许多问题，巫统面对的金钱政治扑之不灭就是积重难返的一明证。虽然纪律委员会主席东姑阿末李道胡丁三申五令促请党员及候选人洁身自爱，却是听者藐藐，不当一回事，以致多次党选都出现犯规被惩罚的事件。
正因为事态严重，巫统也要改章程，至于要怎样改，我们尚未得知。这说明了一件事，只要继续原来的代表制，它是无法杜绝贪污滥权的。所谓权力能导致腐化的道理就在于此。
其实，每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若选举领袖的权力只操纵在有限制数量的代表身上，不仅不公平，也欠民主。为什么我们国家领袖的命运由少数人来决定呢？
因此公正党趁它还没有成为全面的执政党前，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修宪是明智的，也是值得表扬的。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华公会在2005年时，也对党章作了一些修改，那就是总会长任期不可超过三届或9年，可说是民主的一大进步。这在过去也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不过马华公会也有必要朝更大的民主化迈进，正如其总会长翁诗杰所建议的，党领袖必须通过直选产生，以发扬民主。
我们希望翁诗杰能在任期内或最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前，通过特大再一次修改党章，不让公正党专美。
不仅是马华，我们也认为所有的政党都应该及时和合潮流的改变，一个人在位太久也会衍生了不少问题和使到党无法呈现新鲜感。
随手拈来就有下列的例子：
（一） 巫统的马哈迪担任主席长达22年（1981—2003），使到这个党由主席说了算。
（二） 印度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是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党主席（1981—至今），前后共达28年。整个党已因他的在位不易改变。
（三） 民政党的林敬益在位27年（1980—2007）。虽曾在党内面对数度的挑战，但也形成了林敬益的权威，变成什么事都要问过老大，其他人只有听的份。
（四） 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泰益，任期几乎是与三美威鲁一样（1981—至今）
这显示出只要章程没有限制，一个在位的领袖不下台是占了绝对的优势，若不是自动蝉联，就是一举将对手击败。
再说，马来西亚也有一个传统，在位的不下，你怎好意思赶他下台呢？即使有对手，也是难有奇迹出现。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政党如果不希望出现在位太久的领袖，那就一定要修改章程，而不是任由传统继续存在。
如果是反对党，缺乏资源和利益输送，发生贪污事件当然不多或不可能，但如果有了执政权力后，谁又可担保不会出问题呢？
因此最佳之道是趁308政治海啸后，每个政党的领袖都主动地提出修改章程，让党员感觉到他们是其中一份子，而不是永远的拉拉队。
无可否认的，目前许多政党都徘徊在变与不变之间，但变了也不见得就是政治末路。例如从1969年成为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吉祥在担任30年高职后，于1999年退下位来也不见得没有角色扮演，他还不是照样在政坛翻腾？只不过少了党的权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说到底，变是政党求存之道，不变是自我设陷，对民主缺少奉献，只有索取。
刊于《号外周报》 第433期
李光耀一句话•林冠英十年功 回顾新加坡与槟城的情意结
李光耀从6月8日到15日的8天西马之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他在槟城一行只是短暂的逗留两天，会见了三代首席部长，但他们所释放的一句话却有“振聋发聩”之效，既不是贬斥，也不是赞美；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评语：槟城落后了，即使道路基建也没有芙蓉及怡保来得好。这一下子，槟城的政坛又引发一场政治交锋，人民的神经线也被震动。这也许是李光耀预料中事。但如果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乔治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槟城与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相比，其发展是比较慢的，其变化也不多。许多曾在十年或廿年前来过槟城的人在重游后也会发出同样的评论。从一方面来说，是槟城保持它传统的历史风貌，变化不大；从另一方面来说，槟城作为一个大城市，其进度比不上其他大城市，在发展上是落后了。
作为槟城的人民，我们身在其中，也感觉到变化不大，反而有时也觉得有些矛盾：槟城是在“维古”抑或是在“推新”呢？当这两者都无法展示其新形象时，我们也只能说：槟城廿年前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廿年后，它依然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既不十分现代化，也不十分“古迹化”。这似乎是槟城的特色：它的“落后”因为它“怀旧”？它的“变化不大”也是因为它不能“推陈出新”，把古的拆掉，把新的换上？因此曾经到过槟城的人或朋友都会听到：那些名胜你都看过了，没有新旅游景点，对不起。
不过，自从2008年槟城乔治市一地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其身价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看来看去都是一个样，但初来乍到的新游客则是对槟城“啧啧称奇”，承认它是一个真正反映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独一无二的城市。
这对熟悉槟城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出奇。对李光耀而言，也是如此。他主要是在观察槟城作为一个活力都市，怎么在建设上反映不出新气象和新活力来？也就难免一句话道出心中的感慨。
不论我们接受不接受李光耀的评语，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我们回顾槟城与新加坡的一段渊源历史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远远被新加坡抛在后头了。现在唯一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槟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区，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
其实在历史上，槟城与新加坡是一段“父子情”，父亲是槟城，儿子是新加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后来又倒转回来，反让新加坡后来居上，成为另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国家。
其历史的进程表是这样的：
（一） 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写上英人开拓马来亚殖民史第一页。1800年英国再从吉打苏丹手上占有威省，这样一来，槟榔屿和威省合二而一地称为槟城。
（二） 1805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派坦达斯（Dundas）出任槟城总督。他随从中有一位胸怀大志的秘书莱佛士（Raffles）。
莱佛士协助总督在槟城设立了“街道委员会”，对街道的发展作了规划。
1811年，莱佛士被调往爪哇出任副总督，但这是临时性质的，因为英国不想占有印尼，只思及如何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
（三）1819年，莱佛士通过东印度公司向柔佛取得新加坡的占有权，就这样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的开埠人，其地位正如莱特开辟槟榔屿一样。
由于新加坡的战略地位优势，很快发展成军事基地，而槟城则因地理地位偏内，又缺乏造船材料，早在1810年就被英国放弃作为军港，因此需要在另处再辟军港。未想莱佛士的“独具慧眼”，使英国对新加坡的开发格外重视。
（四）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总部设在槟城。槟城保留自由港地位外，也宣布新加坡和马六甲为自由港。
（五） 1832年，新加坡的发展凌驾槟城，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槟城的地位滑落，它必须听命于新加坡的管制。
（六）1856年，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各自设立市政局，且有法人地位。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它被视为是乔治市市议会的起点。
（七）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将三州府置于殖民公署之下，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八）1877年，英国正式设立“华民政务司”，由新加坡牵头，槟甲各有助手。这个官职也兼任社团注册官，启开了英国对华人的直接控制。
（九） 1890年，英国进一步控制华社，取缔私会党，成立“华人咨询事务局”，以瓦解私会党形成“政府中的政府”的组织。
（十）1896年，英国在马来亚半岛的政治统治地位被确认，整个马来亚半岛逐步落入英国手中。
（十一）1898—1900年，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到新加坡和槟城宣扬“保皇”和“革命”运动，鼓起华人兴学办报热潮；尤其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更带动了马新华社对政治的热潮。
（十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新加坡的陈嘉庚倡组“南侨总会”，账济中国抗战，一时风起云涌，槟城也不落人后，成为南北两大抗日基地。
（十三）1938年，非常巧合的，新加坡马共代表黄耶鲁（黄望青）被派来槟城推展马共活动（在《光华日报》任职）。他成为第一位来槟城主政的地下领袖。许多年之后，这位在抗日期间成为备受争议性人物的黄耶鲁，以黄望青的名字在70年代被李光耀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来自槟城的马共干部，如李振宗（死于1942年的黑风洞事件）及陈青山（后回中国出任少将）则被调往新加坡主持马共政务。
由此可见，当年新槟政治是混成一体的。
（十四） 1941年杪，日军先占据槟城，翌年再夺取新加坡，血洗抗日份子，无数华人遭殃。新槟及全马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
（十五） 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9月最先开入槟城，继后登陆新加坡，以新加坡作为总部，收编部份马共及抗日份子。
这一年，来自槟城的林建材（林建寿胞兄）南下新加坡，联同其舅父何亚琳及其他人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打出左派旗号。这个政党在1945年杪成立，而在1948年停止活动。1951年被通缉的林建材出走北京，直到1956年才获准返马。
（十六） 1946年，英国正式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强行将新加坡分开，左派不予支持，华社也群起反对。另一方面，马来社会也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巫统”诞生，取得与英国直接谈判的地位，而英国将陈祯禄一派“打入冷宫”。导致1947年陈祯禄联同新加坡李光前号召罢市一天以示抗议，准备用“马来亚联合邦”取而代之，可惜无功而返。
（十七）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于二月份正式生效，取代“马来亚联邦”制。同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新加坡在此协定下被排斥在外，继续属于英国殖民地，另有一份宪制出台。
自此之后，马新华社强烈反对马新分家，不予承认，持续马新是一家的政治斗争。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新加坡不被列为马来亚联合邦一员时，槟城华社也大力反对，甚至有组织性地通过平章会馆（华人大会堂前身）及槟州中华总商会等集体议决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继续保有殖民地地位。它们担心槟城纳入联合邦一州后，自由港的地位将不保，结果在槟州立法会议上，在不被英国人支持下，以15票对10票败下阵来。这就是说，槟城不能向新加坡看齐，它不能离开联合邦，命运注定这两者在政治上越行越远。
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将槟城与新加坡联系看待，比如在1948年在新加坡推行市选举，又在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市选举，尝试推行民主政治。这一南一北成了英国的“民主”试验品。
1957年马来亚独立，槟城出现第一位华人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不出任，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
1959年新加坡举行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但尚未将独立提上议程。
非常有趣的是：槟城早年不想加入马来亚联合邦，而李光耀在成为自治邦总理后，则一心一意要回到马来亚，以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但机会并不在他这边。直到1961年5月，东姑突然在新加坡一项午餐会上发表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以将新加坡和北罗纳入。李光耀也就打蛇随棍上一百个支持马来西亚计划。这个时候他面对左翼的阻力，反对马来西亚但支持马新重新统一。在这种情形下，李光耀在同年9月在电台作系列开讲，与左翼公开决裂。他引用的理据也提到槟城。他说新加坡的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与槟城不同，槟城在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时只有槟城出生的人才自动成为公民；若新加坡也这样，意味着有一半人民（约卅二万）不能自动成为公民，因为他们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而是必须经过申请这一程序。
他也提出新加坡保有教育与劳工自主权，与槟城情况完全不同。
但李光耀以坚决的口气说，新加坡人民获得独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并而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个单位。当时的李光耀认为脱离联邦而新加坡自行独立是不可想象的事。（见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经过全民投票后，新加坡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一州，另两个是北罗的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并没有使到人民行动党成为中央一员，反而在国会编到反对党议席。这使到李光耀决心要在下来的斗争以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作为目标。
1964年，李光耀决定放手一搏，在各大城市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但对槟城情有独钟，他不但在丹绒国会派出候选人，也在此国会议席下的三个州议会派出候选人，显见李光耀特别重视在槟城建立另一个桥头堡。
他这样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员有12个国席，如果再加上9名候选人胜出，就是21名国会议员，就成为巫统之外的最大的政党，必然能够达成社会变革。
为什么还要多派三个州席候选人呢？李光耀有话说：
如果行动党在丹绒区获得压倒性胜利（指一国三州归行动党所有），槟城将非常有利连同各地的行动党人来一个改变。
他还例举新加坡与槟城有所不同，前者有地方财政自主权，后者则没有。他语意深长地说出下列的重话：“这一区（指丹绒）的国会议席，责任重若泰山，十分可能不但代表一区讲话，而是代表全槟城，全马来西亚要社会变革，乃至要实施新政策的万万千千的人民讲话”。
为什么在当时李光耀也不支持重新出道的林苍祐（民主联合党）在丹绒取胜，反而派不具家喻户晓的候选人陈崇美上阵？这也许是寻找适当的候选人不易，再说陈崇美原为社阵州议员，退出后加入行动党，正想借助李光耀的声势突破。
但林苍祐是以一位“民族英雄”的姿态上阵（他因与东姑闹翻退出马华，被华社视为民族斗士），插足丹绒，不仅使社阵的陈扑根黯然失色，而且也使得陈崇美靠边站。尽管李光耀的群众大会（在旧关仔角）人山人海，算万以上，却无法使群众消化其言语。李光耀是在不适当的时机打了一场益了马华的战争，他无法震撼林苍祐的威力，也不能打动槟城人民的心。如果是借着1969年的大选，情势肯定大不相同。
无论如何，李光耀不厌其烦地指出新加坡与槟城的特殊关系，也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包括新加坡的大法官黄宗仁及另三名法官是来自槟城的，后来出任财政部长的韩瑞生也是来自槟城浮罗山背的。因为槟城与新加坡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李光耀说左翼的社阵拟以槟城作为基地，化成跳板进攻中央政府。（见李光耀《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1964年）
由此可见，槟城在李光耀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它是迈向中央的一块基石，不但林苍祐看到这一点（终于在1969年出人头地起而执政，更将民政党推进中央政府），而且李光耀的不入室的“政治徒弟”林吉祥也看到这一点。他在1986年采用李光耀的战略，终于旗开得胜地开展丹绒一役和接下来的丹绒二役，但后劲不继地在丹绒三役栽了筋斗，断了夺权路。直到2008年才由他的儿子林冠英化梦成真，跃居槟州首席部长。李光耀和林吉祥做不到的，反倒让林冠英专美于后。政治的千变万化莫过于此，但千变万变，离不开李光耀的“断言”。
1965年李光耀不得不承认林苍祐的魅力犹存，也就拉拢他参加由人民行动党发起的反对党阵线一团总。林苍祐虽在1964年被李光耀形容为难成大器的人，无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并不记恨，反而与李光耀一同合唱“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只有到1972年加入联盟的联合政府后，他才改调为实现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而斗争，但实质上已与李光耀的口号划清界限）。未想不久之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同年8月9日），团总这一台戏也就唱不下去了。
没了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也就化身成为民主行动党。当1969年林苍祐转身成为民政党人后，他就一马当先挡住行动党再插足丹绒。不信邪的林吉祥却在1990年（丹绒二役）扳倒林苍祐，但无缘夺权。
因为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它与槟城的历史也就被切割得无法再续前缘，李光耀即使对槟城有所偏爱，正如英国人对槟城的迷恋，他还是无法对槟城再施加影响力，只能以一名外国领袖的身份于1989年重临槟城。此时已是物换星移，林苍祐以岛主的身份欢迎这位亦敌亦友的老相识。
事隔20年后，李光耀再一次莅临他所熟悉的槟城，其政治变化来得更大，但不变的是槟城在他眼中还是过去的槟城，也就有了前面的评语。
持平而论，槟城在林苍祐的治理下（1969—1990）是有惊人的改变，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电子工业城，创造万千个工作；而许子根的接位（1990—2008）除了肃规曹随外，也侧重把槟城带入一个软件革命的时代，只见森林，不见大树（即意没有代表作。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以致被人指为槟城改变不大，反而是城市美容大为退步，垃圾处处，旧楼年久失修大煞城市风景。来到林冠英主政的年代，他幸运地承接槟城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一下子迎来了无数的外国游客。但要如何打造槟城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则要动大手术；尤其是两个市政局都未达五星级水平，非得从内部改革不可。林冠英说，要用10年来改变槟城给李光耀10年后再回来看看，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李光耀的一句话，林冠英要下十年功。
刊于2009年6月18日《光华日报》
作为槟城的人民，我们身在其中，也感觉到变化不大，反而有时也觉得有些矛盾：槟城是在“维古”抑或是在“推新”呢？当这两者都无法展示其新形象时，我们也只能说：槟城廿年前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廿年后，它依然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既不十分现代化，也不十分“古迹化”。这似乎是槟城的特色：它的“落后”因为它“怀旧”？它的“变化不大”也是因为它不能“推陈出新”，把古的拆掉，把新的换上？因此曾经到过槟城的人或朋友都会听到：那些名胜你都看过了，没有新旅游景点，对不起。
不过，自从2008年槟城乔治市一地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其身价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看来看去都是一个样，但初来乍到的新游客则是对槟城“啧啧称奇”，承认它是一个真正反映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独一无二的城市。
这对熟悉槟城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出奇。对李光耀而言，也是如此。他主要是在观察槟城作为一个活力都市，怎么在建设上反映不出新气象和新活力来？也就难免一句话道出心中的感慨。
不论我们接受不接受李光耀的评语，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我们回顾槟城与新加坡的一段渊源历史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远远被新加坡抛在后头了。现在唯一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槟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区，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
其实在历史上，槟城与新加坡是一段“父子情”，父亲是槟城，儿子是新加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后来又倒转回来，反让新加坡后来居上，成为另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国家。
其历史的进程表是这样的：
（一） 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写上英人开拓马来亚殖民史第一页。1800年英国再从吉打苏丹手上占有威省，这样一来，槟榔屿和威省合二而一地称为槟城。
（二） 1805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派坦达斯（Dundas）出任槟城总督。他随从中有一位胸怀大志的秘书莱佛士（Raffles）。
莱佛士协助总督在槟城设立了“街道委员会”，对街道的发展作了规划。
1811年，莱佛士被调往爪哇出任副总督，但这是临时性质的，因为英国不想占有印尼，只思及如何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
（三）1819年，莱佛士通过东印度公司向柔佛取得新加坡的占有权，就这样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的开埠人，其地位正如莱特开辟槟榔屿一样。
由于新加坡的战略地位优势，很快发展成军事基地，而槟城则因地理地位偏内，又缺乏造船材料，早在1810年就被英国放弃作为军港，因此需要在另处再辟军港。未想莱佛士的“独具慧眼”，使英国对新加坡的开发格外重视。
（四）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总部设在槟城。槟城保留自由港地位外，也宣布新加坡和马六甲为自由港。
（五） 1832年，新加坡的发展凌驾槟城，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槟城的地位滑落，它必须听命于新加坡的管制。
（六）1856年，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各自设立市政局，且有法人地位。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它被视为是乔治市市议会的起点。
（七）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将三州府置于殖民公署之下，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八）1877年，英国正式设立“华民政务司”，由新加坡牵头，槟甲各有助手。这个官职也兼任社团注册官，启开了英国对华人的直接控制。
（九） 1890年，英国进一步控制华社，取缔私会党，成立“华人咨询事务局”，以瓦解私会党形成“政府中的政府”的组织。
（十）1896年，英国在马来亚半岛的政治统治地位被确认，整个马来亚半岛逐步落入英国手中。
（十一）1898—1900年，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到新加坡和槟城宣扬“保皇”和“革命”运动，鼓起华人兴学办报热潮；尤其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更带动了马新华社对政治的热潮。
（十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新加坡的陈嘉庚倡组“南侨总会”，账济中国抗战，一时风起云涌，槟城也不落人后，成为南北两大抗日基地。
（十三）1938年，非常巧合的，新加坡马共代表黄耶鲁（黄望青）被派来槟城推展马共活动（在《光华日报》任职）。他成为第一位来槟城主政的地下领袖。许多年之后，这位在抗日期间成为备受争议性人物的黄耶鲁，以黄望青的名字在70年代被李光耀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来自槟城的马共干部，如李振宗（死于1942年的黑风洞事件）及陈青山（后回中国出任少将）则被调往新加坡主持马共政务。
由此可见，当年新槟政治是混成一体的。
（十四） 1941年杪，日军先占据槟城，翌年再夺取新加坡，血洗抗日份子，无数华人遭殃。新槟及全马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
（十五） 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9月最先开入槟城，继后登陆新加坡，以新加坡作为总部，收编部份马共及抗日份子。
这一年，来自槟城的林建材（林建寿胞兄）南下新加坡，联同其舅父何亚琳及其他人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打出左派旗号。这个政党在1945年杪成立，而在1948年停止活动。1951年被通缉的林建材出走北京，直到1956年才获准返马。
（十六） 1946年，英国正式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强行将新加坡分开，左派不予支持，华社也群起反对。另一方面，马来社会也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巫统”诞生，取得与英国直接谈判的地位，而英国将陈祯禄一派“打入冷宫”。导致1947年陈祯禄联同新加坡李光前号召罢市一天以示抗议，准备用“马来亚联合邦”取而代之，可惜无功而返。
（十七）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于二月份正式生效，取代“马来亚联邦”制。同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新加坡在此协定下被排斥在外，继续属于英国殖民地，另有一份宪制出台。
自此之后，马新华社强烈反对马新分家，不予承认，持续马新是一家的政治斗争。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新加坡不被列为马来亚联合邦一员时，槟城华社也大力反对，甚至有组织性地通过平章会馆（华人大会堂前身）及槟州中华总商会等集体议决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继续保有殖民地地位。它们担心槟城纳入联合邦一州后，自由港的地位将不保，结果在槟州立法会议上，在不被英国人支持下，以15票对10票败下阵来。这就是说，槟城不能向新加坡看齐，它不能离开联合邦，命运注定这两者在政治上越行越远。
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将槟城与新加坡联系看待，比如在1948年在新加坡推行市选举，又在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市选举，尝试推行民主政治。这一南一北成了英国的“民主”试验品。
1957年马来亚独立，槟城出现第一位华人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不出任，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
1959年新加坡举行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但尚未将独立提上议程。
非常有趣的是：槟城早年不想加入马来亚联合邦，而李光耀在成为自治邦总理后，则一心一意要回到马来亚，以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但机会并不在他这边。直到1961年5月，东姑突然在新加坡一项午餐会上发表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以将新加坡和北罗纳入。李光耀也就打蛇随棍上一百个支持马来西亚计划。这个时候他面对左翼的阻力，反对马来西亚但支持马新重新统一。在这种情形下，李光耀在同年9月在电台作系列开讲，与左翼公开决裂。他引用的理据也提到槟城。他说新加坡的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与槟城不同，槟城在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时只有槟城出生的人才自动成为公民；若新加坡也这样，意味着有一半人民（约卅二万）不能自动成为公民，因为他们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而是必须经过申请这一程序。
他也提出新加坡保有教育与劳工自主权，与槟城情况完全不同。
但李光耀以坚决的口气说，新加坡人民获得独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并而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个单位。当时的李光耀认为脱离联邦而新加坡自行独立是不可想象的事。（见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经过全民投票后，新加坡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一州，另两个是北罗的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并没有使到人民行动党成为中央一员，反而在国会编到反对党议席。这使到李光耀决心要在下来的斗争以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作为目标。
1964年，李光耀决定放手一搏，在各大城市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但对槟城情有独钟，他不但在丹绒国会派出候选人，也在此国会议席下的三个州议会派出候选人，显见李光耀特别重视在槟城建立另一个桥头堡。
他这样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员有12个国席，如果再加上9名候选人胜出，就是21名国会议员，就成为巫统之外的最大的政党，必然能够达成社会变革。
为什么还要多派三个州席候选人呢？李光耀有话说：
如果行动党在丹绒区获得压倒性胜利（指一国三州归行动党所有），槟城将非常有利连同各地的行动党人来一个改变。
他还例举新加坡与槟城有所不同，前者有地方财政自主权，后者则没有。他语意深长地说出下列的重话：“这一区（指丹绒）的国会议席，责任重若泰山，十分可能不但代表一区讲话，而是代表全槟城，全马来西亚要社会变革，乃至要实施新政策的万万千千的人民讲话”。
为什么在当时李光耀也不支持重新出道的林苍祐（民主联合党）在丹绒取胜，反而派不具家喻户晓的候选人陈崇美上阵？这也许是寻找适当的候选人不易，再说陈崇美原为社阵州议员，退出后加入行动党，正想借助李光耀的声势突破。
但林苍祐是以一位“民族英雄”的姿态上阵（他因与东姑闹翻退出马华，被华社视为民族斗士），插足丹绒，不仅使社阵的陈扑根黯然失色，而且也使得陈崇美靠边站。尽管李光耀的群众大会（在旧关仔角）人山人海，算万以上，却无法使群众消化其言语。李光耀是在不适当的时机打了一场益了马华的战争，他无法震撼林苍祐的威力，也不能打动槟城人民的心。如果是借着1969年的大选，情势肯定大不相同。
无论如何，李光耀不厌其烦地指出新加坡与槟城的特殊关系，也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包括新加坡的大法官黄宗仁及另三名法官是来自槟城的，后来出任财政部长的韩瑞生也是来自槟城浮罗山背的。因为槟城与新加坡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李光耀说左翼的社阵拟以槟城作为基地，化成跳板进攻中央政府。（见李光耀《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1964年）
由此可见，槟城在李光耀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它是迈向中央的一块基石，不但林苍祐看到这一点（终于在1969年出人头地起而执政，更将民政党推进中央政府），而且李光耀的不入室的“政治徒弟”林吉祥也看到这一点。他在1986年采用李光耀的战略，终于旗开得胜地开展丹绒一役和接下来的丹绒二役，但后劲不继地在丹绒三役栽了筋斗，断了夺权路。直到2008年才由他的儿子林冠英化梦成真，跃居槟州首席部长。李光耀和林吉祥做不到的，反倒让林冠英专美于后。政治的千变万化莫过于此，但千变万变，离不开李光耀的“断言”。
1965年李光耀不得不承认林苍祐的魅力犹存，也就拉拢他参加由人民行动党发起的反对党阵线一团总。林苍祐虽在1964年被李光耀形容为难成大器的人，无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并不记恨，反而与李光耀一同合唱“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只有到1972年加入联盟的联合政府后，他才改调为实现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而斗争，但实质上已与李光耀的口号划清界限）。未想不久之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同年8月9日），团总这一台戏也就唱不下去了。
没了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也就化身成为民主行动党。当1969年林苍祐转身成为民政党人后，他就一马当先挡住行动党再插足丹绒。不信邪的林吉祥却在1990年（丹绒二役）扳倒林苍祐，但无缘夺权。
因为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它与槟城的历史也就被切割得无法再续前缘，李光耀即使对槟城有所偏爱，正如英国人对槟城的迷恋，他还是无法对槟城再施加影响力，只能以一名外国领袖的身份于1989年重临槟城。此时已是物换星移，林苍祐以岛主的身份欢迎这位亦敌亦友的老相识。
事隔20年后，李光耀再一次莅临他所熟悉的槟城，其政治变化来得更大，但不变的是槟城在他眼中还是过去的槟城，也就有了前面的评语。
持平而论，槟城在林苍祐的治理下（1969—1990）是有惊人的改变，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电子工业城，创造万千个工作；而许子根的接位（1990—2008）除了肃规曹随外，也侧重把槟城带入一个软件革命的时代，只见森林，不见大树（即意没有代表作。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以致被人指为槟城改变不大，反而是城市美容大为退步，垃圾处处，旧楼年久失修大煞城市风景。来到林冠英主政的年代，他幸运地承接槟城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一下子迎来了无数的外国游客。但要如何打造槟城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则要动大手术；尤其是两个市政局都未达五星级水平，非得从内部改革不可。林冠英说，要用10年来改变槟城给李光耀10年后再回来看看，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李光耀的一句话，林冠英要下十年功。
刊于2009年6月18日《光华日报》
评李光耀的西马之行 （直挂云帆）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一行于本月八日至十五日一连八天风尘仆仆地对马来西亚（西马）的半官式半私人性质的访问，启开了一场新的外交之旅。这也许是李光耀最长一次也是跨越最多州的一次访问，其影响所在无届弗远，虽未详细溢于言词，但彼此都了然于胸。由此可见，这并非是李光耀的“走马看花”的欣赏大自然的景色，而是意有所为而来，他要为新加坡的未来作一个全新的评估；尤其是马新一衣带永，在地理上唇齿相依，是绝不可能不相往来的。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任何变化，特别是政治气候的转变，都会影响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因此李光耀必须趁有生之年，再一次不辞劳苦，目的是要弄清楚马来西亚新一代的政治人物对新加坡的看法与评价。因为这些目前正在掌权或开始掌握部份权力的人，或并未充分了解马新过去的恩恩怨怨，更不要说涉及其中了。为此，李光耀的用心很明显，他要用自己的国际形象代表新加坡同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直接面对面地从李光耀身上看到新加坡的尊严与自信。而与此同时，他也要用敏锐的眼光审视和判断马来西亚新一代的政治领袖的治国方略，以供新加坡的领导人参考并作为制定新加坡的国策与未来的应变能力。
虽然李光耀此行也会见新知故友，包括前首相阿都拉及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叙旧和交换政见，唯独漏前首相马哈迪，不仅有些意外，也耐人寻味。原来李光耀不忘1997年马哈迪的一道谕令，不准卖沙给新加坡，迫使新加坡必须以更高的成本向越南及柬埔寨进口所需的建筑原材料。
李光耀认为在“惩罚”新加坡后马来西亚也未得到好处，使他难以理解。还有据我们所知，马哈迪在位时已决意要自行建半截的第三美景弯桥来接到新加坡的另一端，一度造成马新双方的不愉快关系。
即使马哈迪退休后，他还是对其接任者阿都拉施加压力，结果在阿都拉不听使唤下，两人关系交恶；反倒使到新加坡松一口气。此次李光耀也不忘来马时探望这位好朋友，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
不过最使人津乐道的是李光耀突然向新首相约见其夫人罗斯玛，这是罕有的外交礼节，主要点已被李光耀点出：“他们两人是一个“团队”，纳吉在做决定前，可能会考虑罗斯玛的意见”。就这样，李光耀的脑筋一转，除了拜会纳吉外，更特意造访罗斯玛，让他们夫妻有一个“惊喜”，也为新加坡的领导层铺平交往的道路。
李光耀这一高招，表达了他内心的期望：马新的合作不但是长期性的，而且要付诸行动，不要朝令夕改，反反复复。
若有问题相持不下，可透过第三方进行仲裁，因为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有的“历史包袱”应该抛诸一旁，不要再无限期地扛着“历史包袱”，这将使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这“振聋发聩”的言论，反映出李光耀把两国关系的改善寄托在新首相纳吉身上。不论从历史或家族的交情来看，纳吉都必须回顾其先父敦拉萨在早年与李光耀的交手。这两位政治名人早年曾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也因为新加坡加入和退出马来西亚先后成为合作伙伴和政治对手，但在李光耀的回录里，敦拉萨始终保持不出恶言的作风，虽然他们政见有异。在敦拉萨当政时（1971—1976），彼此也努力维持两国友好关系，基于这段历史情谊，纳吉自然会将李光耀视为政治长者，是与他父亲同一时代的人物。至于他将如何回应李光耀的建议，也将考验纳吉的智慧，包括如何妥善的处理马哈迪给他施加的压力。这样一来，他倒成了夹在马哈迪与李光耀之间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这方面，我们相信李光耀的主动出访，也会引来纳吉谨慎的“投桃报李”。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将其行程形容为“谨慎乐观”的理由所在。
因此说到底，李光耀此行特别侧重他与纳吉及其夫人的互动关系的原因也在此。除此之外，这位老练的政治家也不忘“兼听则明”，巧妙地会见巫统新生代的领袖，包括巫青团长凯里（阿都拉女婿）及马哈迪幼子慕克力，其中的用意已明显不过。这说明了他是要透过与这些人的对话来了解他们的思路，尽管不是透彻的，至少不是隔空对话。
在有了与巫统新领导层对话后，李光耀与马华公会领导人（以翁诗杰为首）及民政党领导人（以许子根为首）的会晤就顺其自然了，虽然他知道这两个政党不居主导地位，但也要直接了解在308政治海啸后，它们是如何应对在国阵内扮演的“求存与转变”的角色。
既然在朝的主要政党和人物都会见了，那转过身来也会会有官职的民联领袖正可以给李光耀重新认识他们如何治理他们所管辖的州。这些人包括雪州大臣卡立、槟州首长林冠英及丹州大臣聂阿兹，恰好他们分别代表了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回教党，也算是平衡了李光耀此行的“多元外交”。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李光耀首推为第一位外国领袖得以在马来西亚自由会客（当选是有针对性地）。由于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的“历史渊源”，李光耀只能心照不宣，毕竟这个“断奶”的政治产儿已长大成人，与他完完全全断绝关系，不仅可自立门户，而且已成为槟城的新岛主，这应该是李光耀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乐见其成”的一件事。
当然他心中知道民联目前的实权领导人是安华，并是新加坡的常客（参加国际论坛），不过他不能不重视的是回教党再次崛起的形势。在与聂阿兹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分别交流后，李光耀注意到回教党的自信心大大提高，而且要推广吉兰丹州的政策至其他地方，但他认为这是个未知数，关键也在于国阵（尤其是巫统）的力挽狂澜，如何将支持者争取回来。
回教党的信心爆棚，在目前看来仍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历史证明回教党只有与反对党合作才能壮大，如1990年与46精神党的合作；1999年的安华效应和2008年的安华挂帅。反之若是回教党自行上路，它在城市及混合选区是举步维艰的。由此来看回教党的未来取决于它的合作对象，不在于它的一党独大。这就是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回教党的治州经验或有可用之外，但绝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无论如何，李光耀的八个字“持之以恒，公平互惠”，不但适用于国际关系上，也适用于国阵和民联身上，两者本身内部成员党的合作也脱离不了这八字方针。
就此而言，李光耀的大马之行，在为新加坡寻求新定位的同时，也刺激了马来西亚主要政党进行省思和应变之道。说白了那就是在一个大家庭内唯有“推心置腹”的合作，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刊于2009年6月18日 《东方日报》
虽然李光耀此行也会见新知故友，包括前首相阿都拉及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叙旧和交换政见，唯独漏前首相马哈迪，不仅有些意外，也耐人寻味。原来李光耀不忘1997年马哈迪的一道谕令，不准卖沙给新加坡，迫使新加坡必须以更高的成本向越南及柬埔寨进口所需的建筑原材料。
李光耀认为在“惩罚”新加坡后马来西亚也未得到好处，使他难以理解。还有据我们所知，马哈迪在位时已决意要自行建半截的第三美景弯桥来接到新加坡的另一端，一度造成马新双方的不愉快关系。
即使马哈迪退休后，他还是对其接任者阿都拉施加压力，结果在阿都拉不听使唤下，两人关系交恶；反倒使到新加坡松一口气。此次李光耀也不忘来马时探望这位好朋友，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
不过最使人津乐道的是李光耀突然向新首相约见其夫人罗斯玛，这是罕有的外交礼节，主要点已被李光耀点出：“他们两人是一个“团队”，纳吉在做决定前，可能会考虑罗斯玛的意见”。就这样，李光耀的脑筋一转，除了拜会纳吉外，更特意造访罗斯玛，让他们夫妻有一个“惊喜”，也为新加坡的领导层铺平交往的道路。
李光耀这一高招，表达了他内心的期望：马新的合作不但是长期性的，而且要付诸行动，不要朝令夕改，反反复复。
若有问题相持不下，可透过第三方进行仲裁，因为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有的“历史包袱”应该抛诸一旁，不要再无限期地扛着“历史包袱”，这将使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这“振聋发聩”的言论，反映出李光耀把两国关系的改善寄托在新首相纳吉身上。不论从历史或家族的交情来看，纳吉都必须回顾其先父敦拉萨在早年与李光耀的交手。这两位政治名人早年曾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也因为新加坡加入和退出马来西亚先后成为合作伙伴和政治对手，但在李光耀的回录里，敦拉萨始终保持不出恶言的作风，虽然他们政见有异。在敦拉萨当政时（1971—1976），彼此也努力维持两国友好关系，基于这段历史情谊，纳吉自然会将李光耀视为政治长者，是与他父亲同一时代的人物。至于他将如何回应李光耀的建议，也将考验纳吉的智慧，包括如何妥善的处理马哈迪给他施加的压力。这样一来，他倒成了夹在马哈迪与李光耀之间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这方面，我们相信李光耀的主动出访，也会引来纳吉谨慎的“投桃报李”。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将其行程形容为“谨慎乐观”的理由所在。
因此说到底，李光耀此行特别侧重他与纳吉及其夫人的互动关系的原因也在此。除此之外，这位老练的政治家也不忘“兼听则明”，巧妙地会见巫统新生代的领袖，包括巫青团长凯里（阿都拉女婿）及马哈迪幼子慕克力，其中的用意已明显不过。这说明了他是要透过与这些人的对话来了解他们的思路，尽管不是透彻的，至少不是隔空对话。
在有了与巫统新领导层对话后，李光耀与马华公会领导人（以翁诗杰为首）及民政党领导人（以许子根为首）的会晤就顺其自然了，虽然他知道这两个政党不居主导地位，但也要直接了解在308政治海啸后，它们是如何应对在国阵内扮演的“求存与转变”的角色。
既然在朝的主要政党和人物都会见了，那转过身来也会会有官职的民联领袖正可以给李光耀重新认识他们如何治理他们所管辖的州。这些人包括雪州大臣卡立、槟州首长林冠英及丹州大臣聂阿兹，恰好他们分别代表了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回教党，也算是平衡了李光耀此行的“多元外交”。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李光耀首推为第一位外国领袖得以在马来西亚自由会客（当选是有针对性地）。由于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的“历史渊源”，李光耀只能心照不宣，毕竟这个“断奶”的政治产儿已长大成人，与他完完全全断绝关系，不仅可自立门户，而且已成为槟城的新岛主，这应该是李光耀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乐见其成”的一件事。
当然他心中知道民联目前的实权领导人是安华，并是新加坡的常客（参加国际论坛），不过他不能不重视的是回教党再次崛起的形势。在与聂阿兹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分别交流后，李光耀注意到回教党的自信心大大提高，而且要推广吉兰丹州的政策至其他地方，但他认为这是个未知数，关键也在于国阵（尤其是巫统）的力挽狂澜，如何将支持者争取回来。
回教党的信心爆棚，在目前看来仍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历史证明回教党只有与反对党合作才能壮大，如1990年与46精神党的合作；1999年的安华效应和2008年的安华挂帅。反之若是回教党自行上路，它在城市及混合选区是举步维艰的。由此来看回教党的未来取决于它的合作对象，不在于它的一党独大。这就是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回教党的治州经验或有可用之外，但绝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无论如何，李光耀的八个字“持之以恒，公平互惠”，不但适用于国际关系上，也适用于国阵和民联身上，两者本身内部成员党的合作也脱离不了这八字方针。
就此而言，李光耀的大马之行，在为新加坡寻求新定位的同时，也刺激了马来西亚主要政党进行省思和应变之道。说白了那就是在一个大家庭内唯有“推心置腹”的合作，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刊于2009年6月18日 《东方日报》
16.6.09
什么是“埃尔多安”派？ （跃马扬鞭）
回教党党选期间，报章不断出现“埃尔多安”派的字眼，而且被标签为开明派、改革派、专业派乃至安华派。其代表人物就是争夺党署理主席失败的胡桑慕沙，以有别于所谓宗教派、保守派等（以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为代表人物）。
更进一步，报章也给他们对号入座，将哈迪阿旺形容为支持和鼓吹“回巫对话”者；而胡桑慕沙则是表明反对回巫对话，主张回到民联的定位。究竟回教党内是否真的在分帮立派或在为自己标签？照我看来较多是舆论在观察他们的动向后，给他们贴上标签，而不是他们自我归类的。
在这么多形容词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埃尔多安”派，也是最使人混淆的，因为其他的称呼看来都一目了然，唯独“埃尔多安”派让人伤透脑筋。因此了解及厘清什么是“埃尔多安”派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关系到马来西亚是否走着“埃尔多安”的路线？或最低限度回教党内是否真有“埃尔多安”派？
根据我们理解，所谓“埃尔多安”是取自土耳其总理的名字，他的全名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自然让我们联想起土耳其来。
这位于1954年出生的政治人物，是在2003年出任第59届土耳其总理。接着在2007年的大选，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赢得了550个议席中的371席，再次执政。埃尔多安也就更为世人所熟知。
虽然土耳其是回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99%），人口7千多万，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向共和，强化亲西方政策。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处于欧亚两大洲之中，成为欧洲与亚洲的交汇处。即便在欧洲部份的土地只有全国土地面积的3.1%（另97%归属亚洲地区），与保加利亚及希腊相毗连，它宁可归属欧洲，也就制定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以便融入西方世界。经过了80年的考验，埃尔多安也不例外地坚持这一政策，且十分积极地推动土耳其最终被欧盟接受成为其中一员，以圆土耳其民族一个梦。
就此意义而言，土耳其人民既是回教徒，也响往现代化的生活，给了执政者没有回旋的余地。
它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
公元8世纪，在中亚的突厥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继后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1世纪在巴格达建立突厥塞尔柱人王朝。1071年，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后，大批突厥人迁徙到如今土耳其共和国所在地的小亚细亚半岛。129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东罗马帝国。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统治地区跨越欧、亚、非三大洲。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衰弱，前后统治土耳其达600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界大战（1914年）开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1918年战争结束，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战败，土耳其备受屈辱，国不成国，土地尽失。
1922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军侵占土耳其大部分领土，激发了爱国军官凯末尔（Mustafa Kemal）挺身而出。在1923年打败希腊军，取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就这样凯末尔在同年的10月29日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结束帝国统治，凯末尔因而成为土耳其“独立之父”。继后“凯末尔主义”出现，政教分家是其思想主轴，世俗政体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国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成为联合国一员，并在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机构，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
尽管在1960，1971及1980年土耳其有过三次的军人政变，但不变的是它维持既定的世俗政体，有力地抑制了滥权贪污。在修宪下更巩固了民主政体而后还政于民。这证明了凯末尔主义是立国的根基也是不可动摇的，包括军人也得服膺。即使80年代之后，宗教狂热份子蠢蠢欲动，不间断地企图推行政教合一政体也不能得逞，因为土耳其的宪法是不可被挑战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土耳其一向以来坚持它是欧洲的国家，不是亚洲的国家，更不是以宗教立国，也不容专制政体或军人政府长期把政，否则无法与西方政体接轨。其实，早在1963年它就与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签署联系国协定，且被答应它能在1986年加入成为会员。不过土耳其这个愿望还不能实现，因为欧盟视它为亚洲的国家，且是回教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远不及欧盟的最低要求。
例如1989年，欧盟决定无限期地拒绝考虑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到了1997年，欧盟吸收前东欧国家加入，也不愿接受土耳其，马上激怒土耳其把欧盟形容为“基督徒的俱乐部”。虽然如此，土耳其还是不放弃它的争取目标，因为土耳其有50%以上的外贸是同欧盟进行的；而60%以上的外资是由欧盟国家提供的，使它不敢冒然与欧盟翻脸。
直到1999年，在美国的支持和影响下，欧盟才勉强接受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候选资格。换句话说，是准会员，非正式会员。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谁当总理，都不能抽身离开欧盟，也判定埃尔多安上台后只有向欧洲靠拢而没有回头路。他的这一政策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虽然他知道离开成为欧盟正式会员的阻力多多，道路还很远，但土耳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容易通向中东国家也是它具备的优越条件；尤其是随着美国准备与回教国家化解恩怨后，更使到土耳其的身价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一方面，埃尔多安开明的治国方针维护了凯末尔主义，也推动了民主政治，努力向西方移进；在另一方面则与亚洲国家打交道。在左右逢源下，他希望能够改变欧盟对土耳其的偏见态度。由于这样，土耳其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回教国家的参考对象。碰巧安华与埃尔多安也有交情，以致在回教党内有人认为已出现亲安华的“埃尔多安”派，并在本届回教党选中成为热门的课题。
如果说，回教党人有越来越多的埃尔多安派，亦不失为一开明与进步的象征。
刊于2009年6月16日 《南洋商报》
更进一步，报章也给他们对号入座，将哈迪阿旺形容为支持和鼓吹“回巫对话”者；而胡桑慕沙则是表明反对回巫对话，主张回到民联的定位。究竟回教党内是否真的在分帮立派或在为自己标签？照我看来较多是舆论在观察他们的动向后，给他们贴上标签，而不是他们自我归类的。
在这么多形容词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埃尔多安”派，也是最使人混淆的，因为其他的称呼看来都一目了然，唯独“埃尔多安”派让人伤透脑筋。因此了解及厘清什么是“埃尔多安”派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关系到马来西亚是否走着“埃尔多安”的路线？或最低限度回教党内是否真有“埃尔多安”派？
根据我们理解，所谓“埃尔多安”是取自土耳其总理的名字，他的全名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自然让我们联想起土耳其来。
这位于1954年出生的政治人物，是在2003年出任第59届土耳其总理。接着在2007年的大选，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赢得了550个议席中的371席，再次执政。埃尔多安也就更为世人所熟知。
虽然土耳其是回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99%），人口7千多万，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向共和，强化亲西方政策。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处于欧亚两大洲之中，成为欧洲与亚洲的交汇处。即便在欧洲部份的土地只有全国土地面积的3.1%（另97%归属亚洲地区），与保加利亚及希腊相毗连，它宁可归属欧洲，也就制定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以便融入西方世界。经过了80年的考验，埃尔多安也不例外地坚持这一政策，且十分积极地推动土耳其最终被欧盟接受成为其中一员，以圆土耳其民族一个梦。
就此意义而言，土耳其人民既是回教徒，也响往现代化的生活，给了执政者没有回旋的余地。
它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
公元8世纪，在中亚的突厥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继后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1世纪在巴格达建立突厥塞尔柱人王朝。1071年，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后，大批突厥人迁徙到如今土耳其共和国所在地的小亚细亚半岛。129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东罗马帝国。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统治地区跨越欧、亚、非三大洲。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衰弱，前后统治土耳其达600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界大战（1914年）开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1918年战争结束，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战败，土耳其备受屈辱，国不成国，土地尽失。
1922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军侵占土耳其大部分领土，激发了爱国军官凯末尔（Mustafa Kemal）挺身而出。在1923年打败希腊军，取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就这样凯末尔在同年的10月29日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结束帝国统治，凯末尔因而成为土耳其“独立之父”。继后“凯末尔主义”出现，政教分家是其思想主轴，世俗政体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国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成为联合国一员，并在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机构，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
尽管在1960，1971及1980年土耳其有过三次的军人政变，但不变的是它维持既定的世俗政体，有力地抑制了滥权贪污。在修宪下更巩固了民主政体而后还政于民。这证明了凯末尔主义是立国的根基也是不可动摇的，包括军人也得服膺。即使80年代之后，宗教狂热份子蠢蠢欲动，不间断地企图推行政教合一政体也不能得逞，因为土耳其的宪法是不可被挑战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土耳其一向以来坚持它是欧洲的国家，不是亚洲的国家，更不是以宗教立国，也不容专制政体或军人政府长期把政，否则无法与西方政体接轨。其实，早在1963年它就与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签署联系国协定，且被答应它能在1986年加入成为会员。不过土耳其这个愿望还不能实现，因为欧盟视它为亚洲的国家，且是回教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远不及欧盟的最低要求。
例如1989年，欧盟决定无限期地拒绝考虑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到了1997年，欧盟吸收前东欧国家加入，也不愿接受土耳其，马上激怒土耳其把欧盟形容为“基督徒的俱乐部”。虽然如此，土耳其还是不放弃它的争取目标，因为土耳其有50%以上的外贸是同欧盟进行的；而60%以上的外资是由欧盟国家提供的，使它不敢冒然与欧盟翻脸。
直到1999年，在美国的支持和影响下，欧盟才勉强接受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候选资格。换句话说，是准会员，非正式会员。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谁当总理，都不能抽身离开欧盟，也判定埃尔多安上台后只有向欧洲靠拢而没有回头路。他的这一政策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虽然他知道离开成为欧盟正式会员的阻力多多，道路还很远，但土耳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容易通向中东国家也是它具备的优越条件；尤其是随着美国准备与回教国家化解恩怨后，更使到土耳其的身价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一方面，埃尔多安开明的治国方针维护了凯末尔主义，也推动了民主政治，努力向西方移进；在另一方面则与亚洲国家打交道。在左右逢源下，他希望能够改变欧盟对土耳其的偏见态度。由于这样，土耳其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回教国家的参考对象。碰巧安华与埃尔多安也有交情，以致在回教党内有人认为已出现亲安华的“埃尔多安”派，并在本届回教党选中成为热门的课题。
如果说，回教党人有越来越多的埃尔多安派，亦不失为一开明与进步的象征。
刊于2009年6月16日 《南洋商报》
15.6.09
六四前后：我的回忆 （天下纵横）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五四”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告别封建制度下“吃人的礼教社会”，为今日的新中国奠下不巧的功业。“六四”事件则是中国的伤痛，也被形容为“国殇”，阴影一直抹之不去。这两件事，相隔不过一个月，竟然有如此的“天壤之别”，确是始料未及。
“五四”发生在1919年，今年刚好是90周年，值得纪念与发扬；“六四”发生在1989年，距今刚好是20年，虽有人纪念，但悼念中有遗憾和责难。
究竟“六四”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与中国的变革不无关系，尤其是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才有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大事，遏住中国向动乱滑下去。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提出“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一下子被禁锢已久的中国人突然间在这个政策下被“解放”出来，而这个“解放”与过去的“国家解放”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它是针对个人的解放而允许“个体户”出现，也允许官员干部从商，打破了过去一切归国家的计划经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完善的法制监控，造成一些掌握行政权力的大小官员也把经商当成赚钱的工具，一时之间很难分辨谁是官员，谁是商人？反正两者可以结合，大家都在摸索中大干一场。
正因为失控和过热，引发中国官民思想开始转变，并向西方看齐，也就不期然地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向往，贪污滥权与投机倒把成风。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改善有限，收入也追不上物价扬升，不满与抱怨油然而生。
于是开始了非官方推动的运动，例如1986年在安徽合肥发生的学潮，就是冲着“改革开放”下的弊端而来，当然也夹带着自由民主的诉求冲着中共政权而来。就这样在1987年被邓小平一手扶起来的胡耀邦总书记被撤职了，他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一些大学开始出现悼胡挽联，接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置放许多花圈，继后悼念活动扩大。到了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而在大会堂外竟有廿多万人静坐，更有百万群众夹道送别胡耀邦遗体。再一次卷起非官方的大运动。
那一天，我人在广州，从电视荧幕上目睹胡耀邦追悼大会，只见场面肃穆，未有任何异动，但从友人处被告知北京城已动了起来，大有“星火燎原”之虞。在语言中，似乎肯定学生和群众的运动是对中国伟人的悼念，并无不妥之处。
两天后，我由广州来到香港，与当地的报界朋友相聚。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学生已自发性地动了起来，矛头直指要打倒贪官污吏，并进行必要的改革。根据他们的说法，北京不会乱，只是和平集会要求政府检讨和反省失误和弊端。
在香港逗留两天，我便回到马来西亚。惊觉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竟大事地报导北京的天安门已被学生占据，而且声势浩大，也得到群众的援助，提供茶水和食物。这些不离去的大学生与中国当局形成强烈的对峙，甚至在5月19日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亲赴天安门广场要求学生离去，也功败垂成。在这之后，赵失势，改由李鹏总理掌权，对北京实施局部戒严。在5月21日，香港有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学运。形势的严峻越发不可收拾。六月四日，军方动用解放军及坦克开入天安门广场。隔天我突然在本地的华文报的封面阅及触目心惊的大标题：“天安门血染成河”。究竟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中国再陷入另一个“浩劫”。
在同年的10月，我决定飞赴北京了解一二，下榻酒店后的第一时间（约下午5时）赶往天安门看个究竟。因为天安门被“封锁”，不允进入。在说情下，我得以亲自目睹“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虽有卫兵站岗，但我还是成功地在四周看了又看，倒看不出有很多的弹孔。抬头一望，天安门广场冷冷清清，只有极少数人在走动。
不用说天安门的车辆也是少之又少，我算是一个“较幸运”的“记者游客”在天安门溜达半句种左右，但不可拍照。回到下榻的酒店已是华灯初上。北京又宵禁了。晚上邀约北京友人到酒店见面，被告知形势还是紧张，老百姓都不愿意和陌生人交谈，大家的心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沉重。不过，我也被告知，天安门被清场时并没有死太多人，反而是外电的报导太夸张与渲染。我对真相并不了解，只能告诉我的北京朋友，外电的报导令人坐立不安，也只有当局才能释惑。
转眼间，廿年过去了，中国又是另一个样，比起20年前有太大的变化，其进步与繁荣也令人侧目相看。虽然如此，每到这个时刻，人们又记起那令人伤痛的一页。也许中国人民已淡忘，但海外的舆论好像淡而不忘，发出要求“平反”之声。中国会“平反六四”吗？我不知道。
刊于2009年6月15日 《号外周报》 第432期
“五四”发生在1919年，今年刚好是90周年，值得纪念与发扬；“六四”发生在1989年，距今刚好是20年，虽有人纪念，但悼念中有遗憾和责难。
究竟“六四”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与中国的变革不无关系，尤其是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才有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大事，遏住中国向动乱滑下去。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提出“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一下子被禁锢已久的中国人突然间在这个政策下被“解放”出来，而这个“解放”与过去的“国家解放”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它是针对个人的解放而允许“个体户”出现，也允许官员干部从商，打破了过去一切归国家的计划经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完善的法制监控，造成一些掌握行政权力的大小官员也把经商当成赚钱的工具，一时之间很难分辨谁是官员，谁是商人？反正两者可以结合，大家都在摸索中大干一场。
正因为失控和过热，引发中国官民思想开始转变，并向西方看齐，也就不期然地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向往，贪污滥权与投机倒把成风。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改善有限，收入也追不上物价扬升，不满与抱怨油然而生。
于是开始了非官方推动的运动，例如1986年在安徽合肥发生的学潮，就是冲着“改革开放”下的弊端而来，当然也夹带着自由民主的诉求冲着中共政权而来。就这样在1987年被邓小平一手扶起来的胡耀邦总书记被撤职了，他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一些大学开始出现悼胡挽联，接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置放许多花圈，继后悼念活动扩大。到了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而在大会堂外竟有廿多万人静坐，更有百万群众夹道送别胡耀邦遗体。再一次卷起非官方的大运动。
那一天，我人在广州，从电视荧幕上目睹胡耀邦追悼大会，只见场面肃穆，未有任何异动，但从友人处被告知北京城已动了起来，大有“星火燎原”之虞。在语言中，似乎肯定学生和群众的运动是对中国伟人的悼念，并无不妥之处。
两天后，我由广州来到香港，与当地的报界朋友相聚。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学生已自发性地动了起来，矛头直指要打倒贪官污吏，并进行必要的改革。根据他们的说法，北京不会乱，只是和平集会要求政府检讨和反省失误和弊端。
在香港逗留两天，我便回到马来西亚。惊觉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竟大事地报导北京的天安门已被学生占据，而且声势浩大，也得到群众的援助，提供茶水和食物。这些不离去的大学生与中国当局形成强烈的对峙，甚至在5月19日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亲赴天安门广场要求学生离去，也功败垂成。在这之后，赵失势，改由李鹏总理掌权，对北京实施局部戒严。在5月21日，香港有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学运。形势的严峻越发不可收拾。六月四日，军方动用解放军及坦克开入天安门广场。隔天我突然在本地的华文报的封面阅及触目心惊的大标题：“天安门血染成河”。究竟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中国再陷入另一个“浩劫”。
在同年的10月，我决定飞赴北京了解一二，下榻酒店后的第一时间（约下午5时）赶往天安门看个究竟。因为天安门被“封锁”，不允进入。在说情下，我得以亲自目睹“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虽有卫兵站岗，但我还是成功地在四周看了又看，倒看不出有很多的弹孔。抬头一望，天安门广场冷冷清清，只有极少数人在走动。
不用说天安门的车辆也是少之又少，我算是一个“较幸运”的“记者游客”在天安门溜达半句种左右，但不可拍照。回到下榻的酒店已是华灯初上。北京又宵禁了。晚上邀约北京友人到酒店见面，被告知形势还是紧张，老百姓都不愿意和陌生人交谈，大家的心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沉重。不过，我也被告知，天安门被清场时并没有死太多人，反而是外电的报导太夸张与渲染。我对真相并不了解，只能告诉我的北京朋友，外电的报导令人坐立不安，也只有当局才能释惑。
转眼间，廿年过去了，中国又是另一个样，比起20年前有太大的变化，其进步与繁荣也令人侧目相看。虽然如此，每到这个时刻，人们又记起那令人伤痛的一页。也许中国人民已淡忘，但海外的舆论好像淡而不忘，发出要求“平反”之声。中国会“平反六四”吗？我不知道。
刊于2009年6月15日 《号外周报》 第432期
13.6.09
一个理念 花开两朵 PAP带出DAP
于1954年在新加坡成立的人民行动党简称为PAP（People’s Action Party）是由李光耀一手创立的。它一开始就与左翼份子结成一个新的组合，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它的标志是一个圆圈内有一道闪电。
1959年这个政党在新加坡普选中的51席中赢得43席起而执政，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
1961年这个政党面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另起炉灶，成立了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造成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主要的导火线是李光耀及其派系主张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而林清祥领导的派系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产物；主张马新合并，让东马则先行自治，才来谈合并事。
当这两种思想无法妥协时，也就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全民投票取得优势，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州。
左派不予认同，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持续其马新合并的立场。但在新加坡加入大马后的一周举行的大选，又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胜利，断了社阵夺权路。
在这之后，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并不安于只是新加坡州的一个地域性政党，它要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因而在1964年派出9名候选人象征性地在西马角逐，以便投石问路，观察选民的反应。
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李光耀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冲撞整个政坛，也让巫统难以承受。因为它不能接受李光耀的具有针对性的口号，并视之为对马来人主权的挑战。
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位候选人当选，但他是李光耀坚定的拥护者蒂凡那，意义也就显得非比寻常。蒂凡那也以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舌战群雄，突显了他的政治用意。第一个步骤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搞起一个团总的组织，以结合其他反对党（不论大小）的力量左右开弓。一边攻击马华公会；另一边攻击社阵，试图以第三势力涌现，准备最终取代马华公会在联盟的地位。
由于李光耀的强势领导，马来西亚政局也因新加坡的举动而掀起波浪，结果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也真正地结束了马新两地的藕断丝连的关系。
因为这一改变，原本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人民行动党也就被当成外国的政党不能在马来西亚活动。蒂凡那一时之间成为没有政党依附的议员。
但这只是短暂性质，在蒂凡那领导下，他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一个新政党的成立。几经波折，一个命名为民主行动党的政团在1966年3月诞生了，被简写成DAP（Democratic Action Party），以显示它与人民行动党有所不同。为让群众一下子熟悉民主行动党，它推出的标志是一个圆圈内有一支火箭。从设计到颜色，参照了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它的用意也是希望人民牢记这是人民行动党孕育出来的新政党，既有李光耀的影子，也有新加坡的含意在内。它很难否认是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关系的，不仅拥有实权的秘书长蒂凡那具有人民行动党的标签，而且党章、理念和口号也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多大分别。
蒂凡那从1966年到1967年担任秘书长后，就把位置让给吴福源（一位与李光耀没有关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党主席曾敏兴及新秘书长吴福源都是西马人，也还是未能摆脱人民行动党的背影。
在这个时期冒出的新一代人物林吉祥也被认为与李光耀脱离不了关系。林吉祥既任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也担任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虽然是南马人，但他在参政前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自然被认为是新加坡培养出来的精英。
林吉祥凭其敏捷思路与辩才，很快地浮现成为民主行动党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行为与人民行动党不相上下。尽管他不是李光耀刻意培养的，但他摸透李光耀的心理，充份地演绎李光耀所要追求的目标。
例如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林吉祥是照搬使用也果然发出威力，这使到由人民行动党脱胎换骨的民主行动党很快地继承了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政治遗产，不必费太多的唇舌，人民感觉到这是没有李光耀存在，但有李光耀理念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嫌，李光耀决定在1969年大选前将蒂凡那调回新加坡出任高职，从而希望切断与民主行动党的“父子情”或说进行一次“政治断奶”的手术。可是不论有没有蒂凡那，民主行动党已占据了人民行动党遗下的优势，得以在1969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赢得13个国席，与马华旗鼓相当。换句话说，李光耀在1964年做不到的，民主行动党代他遂了一半的心愿。不过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也给民主行动党蒙上阴影，成为联盟乃至巫统攻击的对象。林吉祥的被捕突显了这一点。当时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吴福源缺乏这一气魄，也就在“513”后成为失落的领导者。他在1971年辞秘书长职反映出他认为难于在这变幻的政治生态中有大作为，就这样在牢中的林吉祥成为取代吴福源的新一代领导人。
林吉祥在短短的几年内跃升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新舵主，自有其内外因素。他看来是一个比较称职的攻击型领袖，他无法与马华取得共识，证诸了他是一位难以收服的对手。比起蒂凡那的急先锋不遑多让；比起吴福源的领导更有自信心。
可是林吉祥毕竟不是李光耀，他也没有权力在握。在党内有权威，却无时无刻地面对挑战。1977年他与时任副秘书长范俊登闹翻（后期又和解了），也因后者指他采取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对新加坡的内安令有所辩护，而对马来西亚的加以反对。林吉祥否认此一指责，但对他的伤害已经造成。自此之后，林吉祥也自我检视，进一步“切断”与人民行动党的“父子关系”。这种情意结正如华人对中国那样存在先天的情感挥之不掉，因此民主行动党再怎么否认，都无法抹掉它是李光耀的“政治产儿”这一说法。
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有李光耀的历史影子，林吉祥这么多年面对的挑战与责难也得以立于不败的地位，证明了他如果不是李光耀的“入门弟子”，至少他算是李光耀的“出世弟子”。不知是时运不济或时不予我，林吉祥从1986年就开始计划有朝一日要成为槟城的新岛主，却一连三届的大选都没有美梦成真，倒成了他心头的伤痛。原本有意不让李光耀或林苍祐专美于前，无奈梦断槟岛，不能炫耀于后。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林冠英竟然在2008年的大选异军突起成为第三位岛主。他创造了奇迹，也让林吉祥“退得口服心服”。不是林冠英比林吉祥更有政治头脑，而是林冠英比林吉祥更为幸运，在适当的时候才一场胜仗，洗脱了“永远的反对党”的这一烙印，也代父上阵凯旋归来，多少调治了林吉祥的“伤口”。
今天的林冠英正有幸地在光大办公室接见到访的李光耀，也许是李光耀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两人隔了“三代情”，不知能否擦出政治火花？
若是换了林吉祥，也就可以“把茶论英雄”了，毕竟他们有许多的共同回忆和话题。
虽然如此，林冠英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从李光耀身上看到政治是怎样使一个人成长而更具信心。不论今日的槟城是否落后新加坡廿年或卅年，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光耀的一口气造访三位首席部长，其深远的意义在于激励槟城不能自我矮化，必须迎头赶上。
从李光耀到蒂凡那，从吴福源到林吉祥，再从林吉祥到林冠英，即使今日的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扯不上关系，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林冠英有今日的成就，不能说与李光耀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此，民主行动党有今日的开花结果，或可以向李光耀展示其成绩单了。
刊于2009年6月13日《光华日报》
1959年这个政党在新加坡普选中的51席中赢得43席起而执政，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
1961年这个政党面临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另起炉灶，成立了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造成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主要的导火线是李光耀及其派系主张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而林清祥领导的派系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产物；主张马新合并，让东马则先行自治，才来谈合并事。
当这两种思想无法妥协时，也就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全民投票取得优势，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州。
左派不予认同，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持续其马新合并的立场。但在新加坡加入大马后的一周举行的大选，又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胜利，断了社阵夺权路。
在这之后，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并不安于只是新加坡州的一个地域性政党，它要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因而在1964年派出9名候选人象征性地在西马角逐，以便投石问路，观察选民的反应。
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李光耀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冲撞整个政坛，也让巫统难以承受。因为它不能接受李光耀的具有针对性的口号，并视之为对马来人主权的挑战。
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位候选人当选，但他是李光耀坚定的拥护者蒂凡那，意义也就显得非比寻常。蒂凡那也以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舌战群雄，突显了他的政治用意。第一个步骤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搞起一个团总的组织，以结合其他反对党（不论大小）的力量左右开弓。一边攻击马华公会；另一边攻击社阵，试图以第三势力涌现，准备最终取代马华公会在联盟的地位。
由于李光耀的强势领导，马来西亚政局也因新加坡的举动而掀起波浪，结果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也真正地结束了马新两地的藕断丝连的关系。
因为这一改变，原本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人民行动党也就被当成外国的政党不能在马来西亚活动。蒂凡那一时之间成为没有政党依附的议员。
但这只是短暂性质，在蒂凡那领导下，他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一个新政党的成立。几经波折，一个命名为民主行动党的政团在1966年3月诞生了，被简写成DAP（Democratic Action Party），以显示它与人民行动党有所不同。为让群众一下子熟悉民主行动党，它推出的标志是一个圆圈内有一支火箭。从设计到颜色，参照了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它的用意也是希望人民牢记这是人民行动党孕育出来的新政党，既有李光耀的影子，也有新加坡的含意在内。它很难否认是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关系的，不仅拥有实权的秘书长蒂凡那具有人民行动党的标签，而且党章、理念和口号也与人民行动党没有多大分别。
蒂凡那从1966年到1967年担任秘书长后，就把位置让给吴福源（一位与李光耀没有关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党主席曾敏兴及新秘书长吴福源都是西马人，也还是未能摆脱人民行动党的背影。
在这个时期冒出的新一代人物林吉祥也被认为与李光耀脱离不了关系。林吉祥既任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也担任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虽然是南马人，但他在参政前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自然被认为是新加坡培养出来的精英。
林吉祥凭其敏捷思路与辩才，很快地浮现成为民主行动党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行为与人民行动党不相上下。尽管他不是李光耀刻意培养的，但他摸透李光耀的心理，充份地演绎李光耀所要追求的目标。
例如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林吉祥是照搬使用也果然发出威力，这使到由人民行动党脱胎换骨的民主行动党很快地继承了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政治遗产，不必费太多的唇舌，人民感觉到这是没有李光耀存在，但有李光耀理念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嫌，李光耀决定在1969年大选前将蒂凡那调回新加坡出任高职，从而希望切断与民主行动党的“父子情”或说进行一次“政治断奶”的手术。可是不论有没有蒂凡那，民主行动党已占据了人民行动党遗下的优势，得以在1969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赢得13个国席，与马华旗鼓相当。换句话说，李光耀在1964年做不到的，民主行动党代他遂了一半的心愿。不过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也给民主行动党蒙上阴影，成为联盟乃至巫统攻击的对象。林吉祥的被捕突显了这一点。当时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吴福源缺乏这一气魄，也就在“513”后成为失落的领导者。他在1971年辞秘书长职反映出他认为难于在这变幻的政治生态中有大作为，就这样在牢中的林吉祥成为取代吴福源的新一代领导人。
林吉祥在短短的几年内跃升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新舵主，自有其内外因素。他看来是一个比较称职的攻击型领袖，他无法与马华取得共识，证诸了他是一位难以收服的对手。比起蒂凡那的急先锋不遑多让；比起吴福源的领导更有自信心。
可是林吉祥毕竟不是李光耀，他也没有权力在握。在党内有权威，却无时无刻地面对挑战。1977年他与时任副秘书长范俊登闹翻（后期又和解了），也因后者指他采取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对新加坡的内安令有所辩护，而对马来西亚的加以反对。林吉祥否认此一指责，但对他的伤害已经造成。自此之后，林吉祥也自我检视，进一步“切断”与人民行动党的“父子关系”。这种情意结正如华人对中国那样存在先天的情感挥之不掉，因此民主行动党再怎么否认，都无法抹掉它是李光耀的“政治产儿”这一说法。
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有李光耀的历史影子，林吉祥这么多年面对的挑战与责难也得以立于不败的地位，证明了他如果不是李光耀的“入门弟子”，至少他算是李光耀的“出世弟子”。不知是时运不济或时不予我，林吉祥从1986年就开始计划有朝一日要成为槟城的新岛主，却一连三届的大选都没有美梦成真，倒成了他心头的伤痛。原本有意不让李光耀或林苍祐专美于前，无奈梦断槟岛，不能炫耀于后。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林冠英竟然在2008年的大选异军突起成为第三位岛主。他创造了奇迹，也让林吉祥“退得口服心服”。不是林冠英比林吉祥更有政治头脑，而是林冠英比林吉祥更为幸运，在适当的时候才一场胜仗，洗脱了“永远的反对党”的这一烙印，也代父上阵凯旋归来，多少调治了林吉祥的“伤口”。
今天的林冠英正有幸地在光大办公室接见到访的李光耀，也许是李光耀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两人隔了“三代情”，不知能否擦出政治火花？
若是换了林吉祥，也就可以“把茶论英雄”了，毕竟他们有许多的共同回忆和话题。
虽然如此，林冠英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从李光耀身上看到政治是怎样使一个人成长而更具信心。不论今日的槟城是否落后新加坡廿年或卅年，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光耀的一口气造访三位首席部长，其深远的意义在于激励槟城不能自我矮化，必须迎头赶上。
从李光耀到蒂凡那，从吴福源到林吉祥，再从林吉祥到林冠英，即使今日的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扯不上关系，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林冠英有今日的成就，不能说与李光耀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此，民主行动党有今日的开花结果，或可以向李光耀展示其成绩单了。
刊于2009年6月13日《光华日报》
12.6.09
一转身已是半世纪•前尘往事历历在目 李光耀三会林苍祐
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资政调别马来西亚廿年后，又再一次踏上这片他熟悉的土地，但已物是人非。那些与他交过手的“亦敌亦友”或新知旧两也多已作古，包括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第三任首先胡先翁、马华第二任会长陈修信、前巫青团长赛惹化、人民进步党党魁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等。
也许与他同时代而且曾经有过合作关系的，只剩林苍祐一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李光耀与林苍祐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但命运也不相同，因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形成“南辕北辙”的局面。若将他们的异同点联在一起，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是花开两朵，各表丰采。
（一）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的新加坡，今年86岁，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执律师业。
林苍祐出生于1919年的槟城，今年90岁，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生，执医生业。
（二）李光耀于1950年由英国返新，并于同年与同学柯玉芝律师结婚。婚后夫唱妇随，夫妻恩爱。
林苍祐于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偕另三名友人同赴抗战中的重庆，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部医务处长兼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陈诚（蒋介石于1949年折迁台湾后，他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及副总统）的私人医生。
他在重庆认识了来自湖北的姑娘，在重庆的红十字会担任救护工作（她也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因时局动乱，未毕业就投身社会工作）的吴欣燕。
1947年他们两人在香港结婚，然后踏上征途回返槟城，子承父业（林苍祐的父亲林萃龙是儿科医生，今日沓田仔的思明药房即是他父亲所创建的）。他们婚后鹣鲽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新加坡未纳入其中。
（三）回新加坡后的李光耀，1952年开始成为民间社团及学运的律师，崭露头角。1954年他联合左翼份子组建人民行动党，出任秘书长。林清祥是他最重要的合伙人。
1955年他率领人民行动党参加林德宪制下的大选，赢得三个席位，他成为反对党领袖。这一年林清祥也当选立法议员。
1957年他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新加坡市议会选举胜出，推荐王永元出任市长。
1959年5月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立法议会选举大捷，成为自治邦总理，时年35岁。
林苍祐在1951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组建槟城急进党，出任副主席，开始走向政治道路。
年杪，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在9席中赢得6席，可惜仍处殖民地时代，未能起而执政。
1953年，林苍祐当选急进党主席。
1954年，林苍祐被英殖民政府推举为槟州首席议员（准备在将来成为首席部长），时年35岁。
这一年，他应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之邀请加入马华公会（当时一个人可拥有双重党籍）。他主张急进党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虽然有人不同意追随，但党元气大伤，已无能力参加下来的选举。
1955年，林苍祐以马华候选人身份领导联盟参加槟州议会选举，14席全胜（另10席保留英殖民政府委任），林苍祐继续当首席议员，并被槟州议会推举出任联合邦立法议员，也成为槟州联盟的领导人。
1956年，林苍祐出任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林苍祐举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婉拒东姑的献议。
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选上，击败创会会长陈祯禄，荣任马华第二任会长。
1959年6月联盟党争开始，林苍祐领导马华要求分配1/3的国席（即35至40席）不果与东姑闹翻。
在此艰难的时刻，李光耀也刚刚上台组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因此在不合适的时机，林苍祐与李光耀试图建立关系的努力就这样擦肩而过。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林苍祐的心腹，也就是马华公会的宣传主任杨邦孝（在党选中击败陈修信，他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有鉴于事态严重，专程跑到新加坡请示李光耀提供应对之策。
他与李光耀是挚友，可直接到他家拜访。此时李光耀才上任总理不到两个星期，杨邦孝就突如其来要求李光耀施出援手，就马华与巫统闹意见事发表文告表示同情马华。杨邦孝说是马华会长请他来要求李光耀表态的，但李光耀认为老朋友（指杨邦孝）要他争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使他非常为难和不安。因此他告诉杨邦孝虽然同情马华公会，但绝不会惹巫统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目标是与马来亚合并。
不过，在许多年以后，杨邦孝还清楚记住这件事，而李光耀也有一些抱歉未更用心听杨的诉求，也认为不应该把他的要求当作妨碍了李的计划。（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1—382）
由于李光耀未顺应杨之请，也就搁置了李光耀与林苍祐见面的机会。
（四）1961年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被李光耀抓住了机会，积极地争取早日实现，以便通过加入马来西亚使马新重新合并，并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但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的左派分歧也就公开化了，导致林清祥率一大批人离党另创新加坡社阵，与李光耀对着干。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李光耀在一周后也举行大选来稳住阵脚。这一仗社阵夺权失败，李光耀与社阵更是势不两立。
顺着这一政治变化，李光耀的第二个部署是插足西马的政坛，因而在1964年派出9名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以便在西马立定脚跟，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与巫统直接合作。
虽然只象征式的参选，李光耀亲自挂征在西马大城市的演讲却掀起千层浪，出席群众大会的人数以万计。
他一方面攻击马华的右派立场；另一方面也攻击社阵的亲共立场，打出了他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其结果只蒂凡那一人中选，但其意义是深远的。蒂凡那成了李光耀的“化身”，在西马扩展力量（蒂凡那后期与李光耀交恶是另一回事）。当时他确实是人民行动党在西马的代理人。
林苍祐在错失与李光耀“结盟”后，也于1959年大选后辞卸马华总会张职（一个咄咄怪事是马华总会长竟不是联盟的候选人），接着在翌年退出马华公会。
1961年林苍祐忙于重新出发，另组民主联合党再战江湖。他的对手是马华公会，也是势力强大的社阵。换句话说，当李光耀忙于在新加坡与社阵抗争时，林苍祐也为其征途作绪住。1964年他领导民主联合党（UDP）角逐大选。他在丹绒国会选区，就面对马华、社阵与人民行动党的三面夹攻，最终脱颖而出，林苍祐又回到国会（槟州议会则夺得4席，成为反对党领袖）。虽然是孤军作战，但不久林苍祐在大选后也找到知音，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有了互动，这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吧！
1965年李光耀有感于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光靠人民行动党是无法震撼联盟，尤其是马华；也不易招架左派统战的反大马的运动，因此也来一个急转变，将西马及东马的反对党（除左翼的社阵外）结合起来，于5月份在吉隆坡成立了“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正式宣传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参加团总的是人民行动党、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砂马华达党、砂人民联合党（这个左派政党因参加团总，几乎闹分裂）。无可否认的，团总在气势和力量上尚不及联盟及社阵，不过李光耀却成功地使到林苍祐接受他的理念。
由于林苍祐与马华不咬弦，与社阵无从合作，情况正好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也就促成李光耀在1965年与林苍祐有了直接和正面的接触，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互动。
我在撰写《林苍祐评传》时曾提及李光耀有意拉拢林苍祐到新加坡发展当部长，因为他认为在新加坡林苍祐可以一展长才。
这段秘闻是我在访问林苍祐的左右手郑耀林时，由他亲自揭开的。我当时（1985年）对郑耀林的话有所质疑，他则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不是在捏造故事，请我放心将这段往事带进去。我记得张景云在《亚洲周刊》写书评的时候也曾质疑这一段描述，后来我也为文在《亚洲周刊》道出原委。
当然两虎后来并未共事，而马新的政局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新加坡突然于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马来西亚，也因此累及刚成立不及三个月的“团总”无疾而终。
不知是造化弄人或是命运注定李光耀与林苍祐是可以成为好朋友，但不可能成为政治伙伴。
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纳入民政党后，终于熬出头来，夺得槟州政权而成为槟州的首席部长。
这个时候，李光耀继续是新加坡的岛主；林苍祐则是槟城的新岛主，两个岛主谱出不同的曲子。林苍祐努力打拼槟城；李光耀不遑多让，也在新加坡自力更生。他们各展长才，各别巩固了岛主的地位。
自1965年后，李光耀就不曾再来槟城进行官式访问，他与林苍祐也就不再谈政治只谈友谊。
廿四年后，李光耀再次踏足槟城这块土地，那是1989年的事，主要是探访年迈多病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一笑泯恩怨。
无独有偶的是李光耀在1965年与东姑关系交恶而退出马来西亚；林苍祐则是1959年与东姑交恶退出马华公会。他们同病不相怜，因这是两码事。
当1989年李光耀来槟时，他第二度又再与林苍祐喜相逢，但这一重要会晤已是物换星移，彼此是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昔日的政治情怀已走进历史。
为了解槟城的发展成就，李光耀刻意在槟城大桥参观和观察。那个时候槟城和新加坡之间的差距，大概只有10年，因为新加坡还在等待中国的第二波开放。
同样巧合的是：李林第二度会面后，李光耀在1990年11月辞卸总理职，由吴作栋顶上；而林苍祐也在同年的10月大选失利，将首席部长位子让予同僚许子根接班。
在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的年代，他与李光耀失之交臂。但这一次李光耀来访也会拜会这位新科中央部长，算了弥补其中的遗憾。
对于林苍祐来说，更具历史意义。这是他和李光耀第三次的会晤，而两人已垂垂老矣，岁月不留人。如果他们回味前面所提及的往事，不知是哑然失笑或是心领神会呢？但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一个时代的政治强人，也为历史留下一个遐想的空间。
刊于2009年6月12日 《光华日报》
也许与他同时代而且曾经有过合作关系的，只剩林苍祐一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李光耀与林苍祐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但命运也不相同，因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形成“南辕北辙”的局面。若将他们的异同点联在一起，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是花开两朵，各表丰采。
（一）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的新加坡，今年86岁，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执律师业。
林苍祐出生于1919年的槟城，今年90岁，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生，执医生业。
（二）李光耀于1950年由英国返新，并于同年与同学柯玉芝律师结婚。婚后夫唱妇随，夫妻恩爱。
林苍祐于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偕另三名友人同赴抗战中的重庆，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部医务处长兼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陈诚（蒋介石于1949年折迁台湾后，他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及副总统）的私人医生。
他在重庆认识了来自湖北的姑娘，在重庆的红十字会担任救护工作（她也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因时局动乱，未毕业就投身社会工作）的吴欣燕。
1947年他们两人在香港结婚，然后踏上征途回返槟城，子承父业（林苍祐的父亲林萃龙是儿科医生，今日沓田仔的思明药房即是他父亲所创建的）。他们婚后鹣鲽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新加坡未纳入其中。
（三）回新加坡后的李光耀，1952年开始成为民间社团及学运的律师，崭露头角。1954年他联合左翼份子组建人民行动党，出任秘书长。林清祥是他最重要的合伙人。
1955年他率领人民行动党参加林德宪制下的大选，赢得三个席位，他成为反对党领袖。这一年林清祥也当选立法议员。
1957年他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新加坡市议会选举胜出，推荐王永元出任市长。
1959年5月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立法议会选举大捷，成为自治邦总理，时年35岁。
林苍祐在1951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组建槟城急进党，出任副主席，开始走向政治道路。
年杪，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在9席中赢得6席，可惜仍处殖民地时代，未能起而执政。
1953年，林苍祐当选急进党主席。
1954年，林苍祐被英殖民政府推举为槟州首席议员（准备在将来成为首席部长），时年35岁。
这一年，他应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之邀请加入马华公会（当时一个人可拥有双重党籍）。他主张急进党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虽然有人不同意追随，但党元气大伤，已无能力参加下来的选举。
1955年，林苍祐以马华候选人身份领导联盟参加槟州议会选举，14席全胜（另10席保留英殖民政府委任），林苍祐继续当首席议员，并被槟州议会推举出任联合邦立法议员，也成为槟州联盟的领导人。
1956年，林苍祐出任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林苍祐举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婉拒东姑的献议。
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选上，击败创会会长陈祯禄，荣任马华第二任会长。
1959年6月联盟党争开始，林苍祐领导马华要求分配1/3的国席（即35至40席）不果与东姑闹翻。
在此艰难的时刻，李光耀也刚刚上台组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因此在不合适的时机，林苍祐与李光耀试图建立关系的努力就这样擦肩而过。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林苍祐的心腹，也就是马华公会的宣传主任杨邦孝（在党选中击败陈修信，他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有鉴于事态严重，专程跑到新加坡请示李光耀提供应对之策。
他与李光耀是挚友，可直接到他家拜访。此时李光耀才上任总理不到两个星期，杨邦孝就突如其来要求李光耀施出援手，就马华与巫统闹意见事发表文告表示同情马华。杨邦孝说是马华会长请他来要求李光耀表态的，但李光耀认为老朋友（指杨邦孝）要他争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使他非常为难和不安。因此他告诉杨邦孝虽然同情马华公会，但绝不会惹巫统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目标是与马来亚合并。
不过，在许多年以后，杨邦孝还清楚记住这件事，而李光耀也有一些抱歉未更用心听杨的诉求，也认为不应该把他的要求当作妨碍了李的计划。（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1—382）
由于李光耀未顺应杨之请，也就搁置了李光耀与林苍祐见面的机会。
（四）1961年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被李光耀抓住了机会，积极地争取早日实现，以便通过加入马来西亚使马新重新合并，并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但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的左派分歧也就公开化了，导致林清祥率一大批人离党另创新加坡社阵，与李光耀对着干。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李光耀在一周后也举行大选来稳住阵脚。这一仗社阵夺权失败，李光耀与社阵更是势不两立。
顺着这一政治变化，李光耀的第二个部署是插足西马的政坛，因而在1964年派出9名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以便在西马立定脚跟，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与巫统直接合作。
虽然只象征式的参选，李光耀亲自挂征在西马大城市的演讲却掀起千层浪，出席群众大会的人数以万计。
他一方面攻击马华的右派立场；另一方面也攻击社阵的亲共立场，打出了他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其结果只蒂凡那一人中选，但其意义是深远的。蒂凡那成了李光耀的“化身”，在西马扩展力量（蒂凡那后期与李光耀交恶是另一回事）。当时他确实是人民行动党在西马的代理人。
林苍祐在错失与李光耀“结盟”后，也于1959年大选后辞卸马华总会张职（一个咄咄怪事是马华总会长竟不是联盟的候选人），接着在翌年退出马华公会。
1961年林苍祐忙于重新出发，另组民主联合党再战江湖。他的对手是马华公会，也是势力强大的社阵。换句话说，当李光耀忙于在新加坡与社阵抗争时，林苍祐也为其征途作绪住。1964年他领导民主联合党（UDP）角逐大选。他在丹绒国会选区，就面对马华、社阵与人民行动党的三面夹攻，最终脱颖而出，林苍祐又回到国会（槟州议会则夺得4席，成为反对党领袖）。虽然是孤军作战，但不久林苍祐在大选后也找到知音，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有了互动，这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吧！
1965年李光耀有感于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光靠人民行动党是无法震撼联盟，尤其是马华；也不易招架左派统战的反大马的运动，因此也来一个急转变，将西马及东马的反对党（除左翼的社阵外）结合起来，于5月份在吉隆坡成立了“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正式宣传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参加团总的是人民行动党、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砂马华达党、砂人民联合党（这个左派政党因参加团总，几乎闹分裂）。无可否认的，团总在气势和力量上尚不及联盟及社阵，不过李光耀却成功地使到林苍祐接受他的理念。
由于林苍祐与马华不咬弦，与社阵无从合作，情况正好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也就促成李光耀在1965年与林苍祐有了直接和正面的接触，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互动。
我在撰写《林苍祐评传》时曾提及李光耀有意拉拢林苍祐到新加坡发展当部长，因为他认为在新加坡林苍祐可以一展长才。
这段秘闻是我在访问林苍祐的左右手郑耀林时，由他亲自揭开的。我当时（1985年）对郑耀林的话有所质疑，他则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不是在捏造故事，请我放心将这段往事带进去。我记得张景云在《亚洲周刊》写书评的时候也曾质疑这一段描述，后来我也为文在《亚洲周刊》道出原委。
当然两虎后来并未共事，而马新的政局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新加坡突然于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马来西亚，也因此累及刚成立不及三个月的“团总”无疾而终。
不知是造化弄人或是命运注定李光耀与林苍祐是可以成为好朋友，但不可能成为政治伙伴。
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将民主联合党纳入民政党后，终于熬出头来，夺得槟州政权而成为槟州的首席部长。
这个时候，李光耀继续是新加坡的岛主；林苍祐则是槟城的新岛主，两个岛主谱出不同的曲子。林苍祐努力打拼槟城；李光耀不遑多让，也在新加坡自力更生。他们各展长才，各别巩固了岛主的地位。
自1965年后，李光耀就不曾再来槟城进行官式访问，他与林苍祐也就不再谈政治只谈友谊。
廿四年后，李光耀再次踏足槟城这块土地，那是1989年的事，主要是探访年迈多病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一笑泯恩怨。
无独有偶的是李光耀在1965年与东姑关系交恶而退出马来西亚；林苍祐则是1959年与东姑交恶退出马华公会。他们同病不相怜，因这是两码事。
当1989年李光耀来槟时，他第二度又再与林苍祐喜相逢，但这一重要会晤已是物换星移，彼此是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昔日的政治情怀已走进历史。
为了解槟城的发展成就，李光耀刻意在槟城大桥参观和观察。那个时候槟城和新加坡之间的差距，大概只有10年，因为新加坡还在等待中国的第二波开放。
同样巧合的是：李林第二度会面后，李光耀在1990年11月辞卸总理职，由吴作栋顶上；而林苍祐也在同年的10月大选失利，将首席部长位子让予同僚许子根接班。
在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的年代，他与李光耀失之交臂。但这一次李光耀来访也会拜会这位新科中央部长，算了弥补其中的遗憾。
对于林苍祐来说，更具历史意义。这是他和李光耀第三次的会晤，而两人已垂垂老矣，岁月不留人。如果他们回味前面所提及的往事，不知是哑然失笑或是心领神会呢？但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一个时代的政治强人，也为历史留下一个遐想的空间。
刊于2009年6月12日 《光华日报》
记中国驻马首任大使王幼平 （跃马扬鞭）
我国首相纳吉在马中关系穿越了35年的历史长廊和两国同行远远超过千里之后，引用了老子名言来形容万事总有个开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但这千里之行是谁先跨出第一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以70年代的中国来说，它确然在尝试打破西方世界的包围和“封锁”，才有了美国总统尼克逊在1972年的破天荒北京之行，以便能引导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和建交。不过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中国也无法强求有太快地转变，而是在转动世界的同时，也静观其变，以免造成一种压力。马来西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成为勇敢跨出第一步的东协国家。这就是说，马中建交的第一步是时任首相的敦拉萨迈开的，当然中国也有强烈的意愿，因此有了纳吉所形容的因为其父亲走了这第一步，才有今日的成果。
就这样马中两国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签署了建交公报，为东南亚的历史掀开新页。但在建交之前，马来西亚顾虑多多，几经挣扎和审时度势才下定这个决心。正如敦拉萨在5月29日拜会中共主席毛泽东时，心中挂虑的还是马共与中共的关系，但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见王幼平回忆录）。
当两国宣布建交之后，倒是中国的挂虑比马来西亚还要多，因为在建交后的互派大使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它要派谁才合适呢？毕竟马中建交是一回事，而马来西亚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也是另一个事实。还有马共的问题又间接踢回中共的脚下，加上华人人口有五百万之众，在在都是属于敏感的历史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超越外交礼节应时，造成双倍压力。
在两难底下，卧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乔冠华外长的人选名单后，直接指定派具有经验的外交家王幼平出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周恩来相信他可以胜任此职。
王幼平（1910—1995）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是最具资格的？原来他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在1931年加入红军后，就跟随毛泽东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后，王幼平还在大西南进行解放战争（第二野战部队），突于10月5日接到命令调回北京，原来要他出任大使。在服从领导下，这位老红军就在外交部接受8个月的培训（1949年11月到1950年7月）。周恩来告诉他们，既要会“武打”也要会“文打”。就这样，在1950年8月他的第一站是到罗马尼亚（东欧共产国家）当大使。当年中国也只有13位驻外大使，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承认中国的国家寥寥无几。
在罗马尼亚担任4年大使后，王幼平被调到挪威担任大使（1955—1958），也就是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继后，王幼平被调派出任柬埔寨大使（1958—1962）。毛泽东主席交待他，在柬埔寨不要宣传共产主义。连续担任三国大使后，王幼平回国短暂工作，又于1964到1969年派驻担任古巴大使，周旋于古巴既亲苏又不愿反华的颠簸政策之间。
1969年中国的“文革“达到高潮，周恩来提名王幼平出任越南大使，别具政治意义。这期间胡志明主席逝世，外交工作也因“文革”变得吃力和紧张。他一直担任到1974年8月。
回国休息一阵后，已是老练外交家的王幼平怎么也想不到会被派来马来西亚担任首任大使，但也相信周恩来选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既已是驻五国的大使，也面对过复杂的外交斡旋，自然有信心应对马来西亚的政局。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希望由此打开缺口，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友谊，王幼平便成为不二人选了。
王幼平在其回忆录中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他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问题：其一是马共的问题，其二是华人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是马中谈判建交时的大问题和大阻力，双方先后谈了11轮，历时18个月，最后才敲定建交的原则。
1975年1月，王幼平偕夫人到吉隆坡履新，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也是他从来未面对的挑战。因为马中建交只限于官方对官方，没有涉及民间自由往来。除了少部分商家和上了年纪的华人可到中国从事贸易和探亲外，下来就是患病人士赴华就医，没有民间对民间往来这码事。
例如犹记得槟城有一批华人组成了以前市长崔耀才为首的民间欢迎团，准备迎接中国大使上任就被煞车。它被指为不符合外交礼节。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平常不过的礼仪，但在那时可就是敏感的课题。
《星槟日报》在那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说“过去既未对其他国家使节如此对待，也不宜对中国使节另眼相看”。王幼平在其回忆中指说这是向他“下马威”；但他也因之感到国情不同而必须小心翼翼，便将工作重点放在官方的接触，避免与民间打交道。虽然他在任期间有过7次离开吉隆坡到其他州旅行，邀请地方官员访华，但为避嫌，他不到靠近马泰边境的北马进行访问，似乎未到过槟城，也未到过东马。
在当时，大使要外访，是要向外交部提出申请的。而王幼平牢记乔冠华外长在临行前所交待的：注意掌握政策，减少马政府疑虑，站住脚就是成绩。王幼平将之归纳为“无所为而有所为，不做工作就是工作”。
由于王幼平的“无为而治”的应变能力，强化了官方的良好关系，因此敦拉萨在观察一段日子后，向《时代周刊》的记者说中国大使在马的活动是合乎外交常规的。换句话说，王幼平已“不负所望”做好本份。当1977年他离任时，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热情接待他，并亲自送他到轿车挥手离去。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敦拉萨在建交前的“举步千斤”，换来了王幼平在建交后的“举步维艰”。两个辛苦结出甜果，马中关系扎了根，后来人更使之开花结果。今天的纳吉之行也证诸了敦拉萨的远见与果断，适时地踏上时代的列车。
刊于2009年6月9日 《南洋商报》
但这千里之行是谁先跨出第一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以70年代的中国来说，它确然在尝试打破西方世界的包围和“封锁”，才有了美国总统尼克逊在1972年的破天荒北京之行，以便能引导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和建交。不过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中国也无法强求有太快地转变，而是在转动世界的同时，也静观其变，以免造成一种压力。马来西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成为勇敢跨出第一步的东协国家。这就是说，马中建交的第一步是时任首相的敦拉萨迈开的，当然中国也有强烈的意愿，因此有了纳吉所形容的因为其父亲走了这第一步，才有今日的成果。
就这样马中两国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签署了建交公报，为东南亚的历史掀开新页。但在建交之前，马来西亚顾虑多多，几经挣扎和审时度势才下定这个决心。正如敦拉萨在5月29日拜会中共主席毛泽东时，心中挂虑的还是马共与中共的关系，但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见王幼平回忆录）。
当两国宣布建交之后，倒是中国的挂虑比马来西亚还要多，因为在建交后的互派大使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它要派谁才合适呢？毕竟马中建交是一回事，而马来西亚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也是另一个事实。还有马共的问题又间接踢回中共的脚下，加上华人人口有五百万之众，在在都是属于敏感的历史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超越外交礼节应时，造成双倍压力。
在两难底下，卧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乔冠华外长的人选名单后，直接指定派具有经验的外交家王幼平出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周恩来相信他可以胜任此职。
王幼平（1910—1995）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是最具资格的？原来他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在1931年加入红军后，就跟随毛泽东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后，王幼平还在大西南进行解放战争（第二野战部队），突于10月5日接到命令调回北京，原来要他出任大使。在服从领导下，这位老红军就在外交部接受8个月的培训（1949年11月到1950年7月）。周恩来告诉他们，既要会“武打”也要会“文打”。就这样，在1950年8月他的第一站是到罗马尼亚（东欧共产国家）当大使。当年中国也只有13位驻外大使，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承认中国的国家寥寥无几。
在罗马尼亚担任4年大使后，王幼平被调到挪威担任大使（1955—1958），也就是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继后，王幼平被调派出任柬埔寨大使（1958—1962）。毛泽东主席交待他，在柬埔寨不要宣传共产主义。连续担任三国大使后，王幼平回国短暂工作，又于1964到1969年派驻担任古巴大使，周旋于古巴既亲苏又不愿反华的颠簸政策之间。
1969年中国的“文革“达到高潮，周恩来提名王幼平出任越南大使，别具政治意义。这期间胡志明主席逝世，外交工作也因“文革”变得吃力和紧张。他一直担任到1974年8月。
回国休息一阵后，已是老练外交家的王幼平怎么也想不到会被派来马来西亚担任首任大使，但也相信周恩来选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既已是驻五国的大使，也面对过复杂的外交斡旋，自然有信心应对马来西亚的政局。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希望由此打开缺口，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友谊，王幼平便成为不二人选了。
王幼平在其回忆录中也比较详细地描述他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问题：其一是马共的问题，其二是华人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是马中谈判建交时的大问题和大阻力，双方先后谈了11轮，历时18个月，最后才敲定建交的原则。
1975年1月，王幼平偕夫人到吉隆坡履新，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也是他从来未面对的挑战。因为马中建交只限于官方对官方，没有涉及民间自由往来。除了少部分商家和上了年纪的华人可到中国从事贸易和探亲外，下来就是患病人士赴华就医，没有民间对民间往来这码事。
例如犹记得槟城有一批华人组成了以前市长崔耀才为首的民间欢迎团，准备迎接中国大使上任就被煞车。它被指为不符合外交礼节。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平常不过的礼仪，但在那时可就是敏感的课题。
《星槟日报》在那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说“过去既未对其他国家使节如此对待，也不宜对中国使节另眼相看”。王幼平在其回忆中指说这是向他“下马威”；但他也因之感到国情不同而必须小心翼翼，便将工作重点放在官方的接触，避免与民间打交道。虽然他在任期间有过7次离开吉隆坡到其他州旅行，邀请地方官员访华，但为避嫌，他不到靠近马泰边境的北马进行访问，似乎未到过槟城，也未到过东马。
在当时，大使要外访，是要向外交部提出申请的。而王幼平牢记乔冠华外长在临行前所交待的：注意掌握政策，减少马政府疑虑，站住脚就是成绩。王幼平将之归纳为“无所为而有所为，不做工作就是工作”。
由于王幼平的“无为而治”的应变能力，强化了官方的良好关系，因此敦拉萨在观察一段日子后，向《时代周刊》的记者说中国大使在马的活动是合乎外交常规的。换句话说，王幼平已“不负所望”做好本份。当1977年他离任时，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热情接待他，并亲自送他到轿车挥手离去。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敦拉萨在建交前的“举步千斤”，换来了王幼平在建交后的“举步维艰”。两个辛苦结出甜果，马中关系扎了根，后来人更使之开花结果。今天的纳吉之行也证诸了敦拉萨的远见与果断，适时地踏上时代的列车。
刊于2009年6月9日 《南洋商报》
11.6.09
从党选看回教党五个转变期 （直挂云帆）
回教党本届党选基本上维持了宗教派主导的局面，不过它也容纳了专业派人士形成一股新的力量。与此同时，回教党也准备接纳支持者俱乐部成为它的新臂膀，允许派出非回教徒参加大选。这就是说，回教党接受在既定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方向。
与此同时，被形容为宗教派（以主席哈迪阿旺为首）的主张“回巫对话”而在最终希望能达成一个团结政府的出现，但目前依然心系民联，没有强求一个急速的改变。
至于被形容为专业派（以落选署理主席的胡桑慕沙为首）的则否定与巫统合作的可行性。强调民联合作的重要性，以便在下届大选夺权。他的主张得到更具宗教形象与地位的长老会主席聂阿兹（丹大臣）的公开支持。
因此回教党内出现的是策略的斗争（要不要与巫统组联合政府）而分成两种观点，并没有明显地将党内分成宗教派与专业派的对峙和斗争。
不论哪一派的意见占上风，回教党必须要回到历史探讨未来走向。如果不懂得珍惜与应变，并吸取历史的教训，回教党将会为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在历史上，回教党是经过五个阶段的变化才走到今天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
(一) 1951-55年萌芽期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是由一批回教学者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在北海成立，初期领导人是阿末弗。1952年时，党员也没有超过5000名，直到1954年通过修改党章，以争取独立为主，次之是宗教斗争，开始有了政党雏形。
此时有两个重要人物加入回教党，他们是来自吉兰丹的阿斯里（后任丹大臣及党主席）及来自吡叻的朱基菲（是农民的儿子，开罗大学毕业，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后任党署理主席）。
1955年回教党参加独立前的普选，虽只有一名议员在吉辇区胜出，但奠定了回教党的政治基石。
(二) 1956-69年发展期
普选后的回教党仍然在寻找一位新领导人。结果在1956年请来了一位来头不小的马来著名政治家布哈鲁丁坐镇。来自吡叻的布哈鲁丁于1945年秒联合创立马来国民党（民族党），翌年成为主席。因1950年被英军指涉及左翼运动被查封，一度成为阶下囚。
1955年应布斯达曼之邀请参加组建左翼的人民党。
1956年布哈鲁丁退出人民党，转入领导回教党。但这一年他面对朱基菲的挑战而成功；1959年又再面对挑战也成功蝉联。朱基菲屈就成为副手。
在布哈鲁丁领导下的回教党，突显了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主义，与左翼政党有默契。因此在1959年及1964年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将势力扩展至东海岸，在吉兰丹起而执政。
1965年布哈鲁丁被政府揭发与左翼马来领袖卷入涉及在海外设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6年获释。1969年10月逝世。
(三) 1969-82年兴衰期
原本布哈鲁丁逝世后，接位的应该是朱基菲，但他也不幸在1964年遇车祸丧命。虽然如此，他被回教党现任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称誉为党的最杰出回教学者之一，也是回教党的设计师。主要是他留下的宗教政治观在后期（90年代之后）被认为是回教党的指引。
接位的阿斯里是位自学成功的宗教教师，但不具备强烈的宗教司形象。1964年起出任丹州大臣。1969年大选后回教党战绩不俗，夺得12个国席。阿斯里在党内地位提升。
1972年他领导回教党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1977年吉兰丹回教党内乱触发骚乱，被中央接管政权，回教党也被开除出国阵。1978年先后举行的丹州及全国大选，回教党蒙受重挫，失去丹州政权，国会议员剩下6位，他本身也落选，回教党跌入谷底。1982年大选再失利后阿斯里被逼退位。
虽然回教党在1983年迎来了一位新主席，他是来自槟城的温和派过渡人物尤索拉哇。出身名门望族的他领导党参加1986年的大选，更是一败涂地，不仅拿不回吉兰丹，国会议员仅剩一名。
1989年他退出领导，回教党晋入另一篇章。
(四) 1990-2004年翻身期
1989年成为党主席的法兹诺来自吉打，是埃及阿扎哈大学毕业生，有较强的宗教背景。这是回教党在1978年失败后探寻的一个新方向，用宗教向巫统宣战。朱基菲思想的复活导源于此。
1990年他领导回教党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有幸打了一场翻身战，夺回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回到7席，为回教党重燃新的希望。
1995年大选，回教党维持原有势力。
1999年，在安华效应下，回教党竟有了大突破，不但增多登嘉楼州政权，国会议员也空前地增至27个，令人刮目相看。此时的回教党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提出了与巫统不同的“回教国”议题；更在两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一时之间，与巫统争夺“回教国”主导权。2002年法兹诺逝世，更具宗教司形象的哈迪阿旺接任主席，他在下来的党选举带出了另一位宗教司纳沙鲁丁成为副手（由总秘书升上）。一个新的班底就这样形成了。
(五) 2004-08年转变期
虽然宗教派踌躇满志，但在2004年大选面对阿都拉效应下，回教党再次被打回原型，勉强保住丹州政权，却失去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只剩下7名。这也证诸了回教党在孤军作战下（只与公正党维持松弛性合作），是无法震撼巫统的。
在这之后，尽管回教党仍由宗教派主导（聂阿兹、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但已意识到改弦易辙的重要性。在听取安华劝谕下，转打“福利国”牌，收敛回教国与回教刑法之言论。终于在安华领航下三个反对党于2008年的大选再造辉煌，引爆了308政治海啸。这就是说，回教党屡次的胜利除了本身改变外，还要借助友党的支持与合作，否则难成气候。
就此而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回教党的任何改变应该从过去看未来，不能一厢情愿随心所欲。唯有尊重和了解历史，才能看到本身的定位而不迷失方向。
刊于2009年6月11日 《东方日报》
与此同时，被形容为宗教派（以主席哈迪阿旺为首）的主张“回巫对话”而在最终希望能达成一个团结政府的出现，但目前依然心系民联，没有强求一个急速的改变。
至于被形容为专业派（以落选署理主席的胡桑慕沙为首）的则否定与巫统合作的可行性。强调民联合作的重要性，以便在下届大选夺权。他的主张得到更具宗教形象与地位的长老会主席聂阿兹（丹大臣）的公开支持。
因此回教党内出现的是策略的斗争（要不要与巫统组联合政府）而分成两种观点，并没有明显地将党内分成宗教派与专业派的对峙和斗争。
不论哪一派的意见占上风，回教党必须要回到历史探讨未来走向。如果不懂得珍惜与应变，并吸取历史的教训，回教党将会为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在历史上，回教党是经过五个阶段的变化才走到今天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
(一) 1951-55年萌芽期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是由一批回教学者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在北海成立，初期领导人是阿末弗。1952年时，党员也没有超过5000名，直到1954年通过修改党章，以争取独立为主，次之是宗教斗争，开始有了政党雏形。
此时有两个重要人物加入回教党，他们是来自吉兰丹的阿斯里（后任丹大臣及党主席）及来自吡叻的朱基菲（是农民的儿子，开罗大学毕业，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后任党署理主席）。
1955年回教党参加独立前的普选，虽只有一名议员在吉辇区胜出，但奠定了回教党的政治基石。
(二) 1956-69年发展期
普选后的回教党仍然在寻找一位新领导人。结果在1956年请来了一位来头不小的马来著名政治家布哈鲁丁坐镇。来自吡叻的布哈鲁丁于1945年秒联合创立马来国民党（民族党），翌年成为主席。因1950年被英军指涉及左翼运动被查封，一度成为阶下囚。
1955年应布斯达曼之邀请参加组建左翼的人民党。
1956年布哈鲁丁退出人民党，转入领导回教党。但这一年他面对朱基菲的挑战而成功；1959年又再面对挑战也成功蝉联。朱基菲屈就成为副手。
在布哈鲁丁领导下的回教党，突显了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主义，与左翼政党有默契。因此在1959年及1964年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将势力扩展至东海岸，在吉兰丹起而执政。
1965年布哈鲁丁被政府揭发与左翼马来领袖卷入涉及在海外设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6年获释。1969年10月逝世。
(三) 1969-82年兴衰期
原本布哈鲁丁逝世后，接位的应该是朱基菲，但他也不幸在1964年遇车祸丧命。虽然如此，他被回教党现任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称誉为党的最杰出回教学者之一，也是回教党的设计师。主要是他留下的宗教政治观在后期（90年代之后）被认为是回教党的指引。
接位的阿斯里是位自学成功的宗教教师，但不具备强烈的宗教司形象。1964年起出任丹州大臣。1969年大选后回教党战绩不俗，夺得12个国席。阿斯里在党内地位提升。
1972年他领导回教党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1977年吉兰丹回教党内乱触发骚乱，被中央接管政权，回教党也被开除出国阵。1978年先后举行的丹州及全国大选，回教党蒙受重挫，失去丹州政权，国会议员剩下6位，他本身也落选，回教党跌入谷底。1982年大选再失利后阿斯里被逼退位。
虽然回教党在1983年迎来了一位新主席，他是来自槟城的温和派过渡人物尤索拉哇。出身名门望族的他领导党参加1986年的大选，更是一败涂地，不仅拿不回吉兰丹，国会议员仅剩一名。
1989年他退出领导，回教党晋入另一篇章。
(四) 1990-2004年翻身期
1989年成为党主席的法兹诺来自吉打，是埃及阿扎哈大学毕业生，有较强的宗教背景。这是回教党在1978年失败后探寻的一个新方向，用宗教向巫统宣战。朱基菲思想的复活导源于此。
1990年他领导回教党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有幸打了一场翻身战，夺回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回到7席，为回教党重燃新的希望。
1995年大选，回教党维持原有势力。
1999年，在安华效应下，回教党竟有了大突破，不但增多登嘉楼州政权，国会议员也空前地增至27个，令人刮目相看。此时的回教党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提出了与巫统不同的“回教国”议题；更在两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一时之间，与巫统争夺“回教国”主导权。2002年法兹诺逝世，更具宗教司形象的哈迪阿旺接任主席，他在下来的党选举带出了另一位宗教司纳沙鲁丁成为副手（由总秘书升上）。一个新的班底就这样形成了。
(五) 2004-08年转变期
虽然宗教派踌躇满志，但在2004年大选面对阿都拉效应下，回教党再次被打回原型，勉强保住丹州政权，却失去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只剩下7名。这也证诸了回教党在孤军作战下（只与公正党维持松弛性合作），是无法震撼巫统的。
在这之后，尽管回教党仍由宗教派主导（聂阿兹、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但已意识到改弦易辙的重要性。在听取安华劝谕下，转打“福利国”牌，收敛回教国与回教刑法之言论。终于在安华领航下三个反对党于2008年的大选再造辉煌，引爆了308政治海啸。这就是说，回教党屡次的胜利除了本身改变外，还要借助友党的支持与合作，否则难成气候。
就此而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回教党的任何改变应该从过去看未来，不能一厢情愿随心所欲。唯有尊重和了解历史，才能看到本身的定位而不迷失方向。
刊于2009年6月11日 《东方日报》
公务员出任威省市议会主席风波 民联需加强还政于民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陈锐嫔
（吉隆坡10日讯）公正党市议员不满公务员受委出任威省市政局(Majlis Perbandaran Seberang Prai, MPSP)主席而群起杯葛宣誓礼风波越演越激烈，甚至有传闻指出，上周率领7名公正党市议员杯葛威省市局主席宣誓就职礼的公正党党鞭佐哈里卡欣（Johari Kassim）如果不公开道歉，其威省市议员职位将被革除。
在今日于光大28楼召开的记者会上，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与行政议员一致封口，拒绝评论今日的槟州行政议会，是否已议决开除佐哈里卡欣。
来自槟州的时评人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电话访问时，开门见山地认为此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说，在308大选后，就流传一个说法，那既是槟州市议会归行动党，而威省市议会则归公正党。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当时的议决是由政治人物担任这两个市议会的主席，而此次的争议点在于，市议会主席到底应该由政治人物或者公务员担任。”
谢诗坚表示：“非政府组织一直在推动第三张选票运动，而民联州政府要面对的就是要如何还政于民。如果由公务员担任市议会主席，就无法实践还政于民的承诺。”
他倾向市议会主席由政治人物担任，“因为政治人物是由人民选出的，必须对人民负责，而公务员只须向首席部长负责，担心会有公务员心态。”
谢诗坚建议民联执政的州属，应该认真的研究，要如何还政于民。“民联执政后，权力已经到手了，应该做一些改变。如果还是保持现状，那与国阵又有什么分别呢？”
身为槟州子民的谢诗坚，对槟州政府的建议是：“在还政于民的议题上，槟州政府可以做出一些应变之道，而不是说这个不可，那个不可。”
他认为，革除佐哈里卡欣的市议员职并无法解决问题，行动党和公正党应该好好坐下来协商，如果双方意气用事，槟州民联不太紧密的合作关系就会出现裂痕。
转载自《风云时报》
（吉隆坡10日讯）公正党市议员不满公务员受委出任威省市政局(Majlis Perbandaran Seberang Prai, MPSP)主席而群起杯葛宣誓礼风波越演越激烈，甚至有传闻指出，上周率领7名公正党市议员杯葛威省市局主席宣誓就职礼的公正党党鞭佐哈里卡欣（Johari Kassim）如果不公开道歉，其威省市议员职位将被革除。
在今日于光大28楼召开的记者会上，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与行政议员一致封口，拒绝评论今日的槟州行政议会，是否已议决开除佐哈里卡欣。
来自槟州的时评人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电话访问时，开门见山地认为此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说，在308大选后，就流传一个说法，那既是槟州市议会归行动党，而威省市议会则归公正党。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当时的议决是由政治人物担任这两个市议会的主席，而此次的争议点在于，市议会主席到底应该由政治人物或者公务员担任。”
谢诗坚表示：“非政府组织一直在推动第三张选票运动，而民联州政府要面对的就是要如何还政于民。如果由公务员担任市议会主席，就无法实践还政于民的承诺。”
他倾向市议会主席由政治人物担任，“因为政治人物是由人民选出的，必须对人民负责，而公务员只须向首席部长负责，担心会有公务员心态。”
谢诗坚建议民联执政的州属，应该认真的研究，要如何还政于民。“民联执政后，权力已经到手了，应该做一些改变。如果还是保持现状，那与国阵又有什么分别呢？”
身为槟州子民的谢诗坚，对槟州政府的建议是：“在还政于民的议题上，槟州政府可以做出一些应变之道，而不是说这个不可，那个不可。”
他认为，革除佐哈里卡欣的市议员职并无法解决问题，行动党和公正党应该好好坐下来协商，如果双方意气用事，槟州民联不太紧密的合作关系就会出现裂痕。
转载自《风云时报》
8.6.09
回教党党选“定中有变” （即时评论）
被形容为历年最激烈的党选终告尘埃落定，回教党的逾千名代表在“求变声中”来一个“变中有定”，那就是票选宗教派的纳沙鲁丁蝉联署理主席，而三名副主席则票选知识派的彭亨州联委会主席端依布拉欣，原青年团团长沙拉胡丁及宣传主任玛夫兹出任，并没有如回教理事会所建议的，三人副主席中必须有一人是宗教派。
至于票选的中委中，原吡叻州务大臣尼查以最高票夺彩，连同他及另5名所谓知识派也挤入中委（共18人），意味着这新崛起的一代已在回教党内占有一席之位。
从整体来看，本届回教党的党选是在“有惊无险”中安然渡过，选出了大多数人接受的阵营，至少在回教党的代表看来是如此，但也意味着回教党的代表在投票时也不认为“激烈的改变”是必要的。他们宁可选循序渐进的更迭，而不要让外界认为回教党已不是原来的回教党了。
其实，如果分析回教党内领导层的派系之分是不明显也不是楚河汉界的。从1951年创党开始，回教党就立足于回教社会，间中也吸纳了不少知识份子和宗教司。它的分界线在于出身宗教司的被归纳为宗教派，例如党主席哈迪阿旺即是。他那一身白色长袍马褂就是一个特征，比起他的前任者法兹诺更具宗教司的形象（来自吉打州的法兹诺虽也是宗教派人物，但他有时也西装挺履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算是中庸派人物。他于2002年病逝，由哈迪阿旺接位）。这个派系以留学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宗教人士为主。
至于被归纳为知识派的则以知识份子或专业人士为主，他们之中有不少毕业自西方大学或本地大学。由于不是宗教司，也就不列为宗教派。其实他们也是虔诚的回教徒，与所谓宗教派分别不大，因为彼此都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加入回教党。例如当任秘书卡马鲁丁嘉化就是这一派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彼此都有双重身份，分别在于那个色彩比较浓厚。
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回教党的组织有别于其他政党，它还设有一个长老会，由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领导。虽然这个长老会不是中委会，但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威地位，因此在持定的议题下，长老会还是有所作为的。它成了一个监管的组织，以阻止党的指导思想被偏离。
换言之，当回教党还未崛起成为有势力的集团时，人们总以比较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政党，认为它是在乡村地带成长的政党，不可能成为取代巫统的角色。但在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突然“异军突起”，在安华的效应下，跃居成为国内的最大反对党，且一举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再加上保有的吉兰丹州政权，回教党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它的27名国会议员也令巫统刮目相看。
未想因为回教党踌躇满志，在胜利后未重视安华带来的效应，反以为是回教党的回教路线发酵，也就让宗教派在回教党内抬头了。在两个回教党执政的州提出了“回教刑法”就是意味着宗教派在那时压倒一切。
但也因为回教党的空前胜利，也造就了知识派在党内开始思考新的出路，因为他们不认为“一切为了宗教”，“宗教就是一切”的理念是适合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必然还有一条适合回教党的新导向。就这样，在众多的回教国家中，最适合马来西亚的莫过于土耳其政府的开明施政，但形成一个派系是后来的故事。
土耳其一向主张政教分家。在2003年上台的埃尔多安（Erdogan）就是坚持这一政策。他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后，就积极推动土耳其向欧盟靠拢，以期通过经济合作发展让这个回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约98%）走向现代化。
埃尔多安的统治给回教党的知识派带来了灵感。不过这是近年才形成的一个“新名词”，也是因为安华与土耳其总理的特殊关系，逐渐在回教党内形成一个新的派别，也有人称之为“安华派”。
回教党之所以在后期出现埃尔多安派乃是为了冲淡其宗教色彩，希望回教党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接受的政党；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蒙受惨败后，党内的宗教派才开始省思其路线的偏激之不妥。
因此，不论是宗教派或知识派，他们在接受教训后；尤其是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获释后，双方又有了“重修旧好”的接触。在安华饶以大义下，回教党的宗教派开始改变，也重视知识派的“忠言”，因此在2008年的大选前，回教党的明显转变也显现了这两派的折中与调和。回教党不再打“回教国”，转而打“福利国”。回教党不再提及“回教刑法”，而是集中攻击国阵的滥权和贪污。
讵料在安华再一次牵动下，回教党在2008年大选又大丰收。这一回党内的宗教派又有某些想法，那就是同意与巫统（首相阿都拉）展开秘密会商组联合政府的可行性。当然没有事先向党内和盟友打招呼也形成一种争议。
虽然没有谈成，也只是投石问路，但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的这一行为，也引发党内知识份子不同的意见。不过并没有发展成“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回教党内的不同派系并没有偏激行为，反而转向党内寻求意见乃至共识。例如党内的聂阿兹支持胡桑哈山不同意与巫统再结盟。
在这种情形下，回教党迎来了今届的选举。虽然舆论将之分成两派的斗争，实则是没有分裂的和平竞争，也不是什么宗教派与知识派（或埃尔多安派或安华派或民联派）之对峙，毕竟聂阿兹也站在知识派这一边。
而且从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近期的表现来看，他们已是转向民联多过转向国阵，让代表们投票时没有太大的压力。
现在新领导层已经诞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调和阵营的出现，它既不会分裂回教党，也只有刺激回教党尽快地修补思想裂痕，再重新整合，为未来的大选而努力。必须注意的是尼查在党选中崛起，象征着回教党准备进军大城市，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民政党（它也准备接受支持者俱乐部成为正式的臂膀，有资格派人参加大选）。
这样一来，回教党这次党选是“定中有变”。至于如何变，就要看下来的一步党要怎样整合和大胆变革。
刊于2009年6月7日 《光华日报》
至于票选的中委中，原吡叻州务大臣尼查以最高票夺彩，连同他及另5名所谓知识派也挤入中委（共18人），意味着这新崛起的一代已在回教党内占有一席之位。
从整体来看，本届回教党的党选是在“有惊无险”中安然渡过，选出了大多数人接受的阵营，至少在回教党的代表看来是如此，但也意味着回教党的代表在投票时也不认为“激烈的改变”是必要的。他们宁可选循序渐进的更迭，而不要让外界认为回教党已不是原来的回教党了。
其实，如果分析回教党内领导层的派系之分是不明显也不是楚河汉界的。从1951年创党开始，回教党就立足于回教社会，间中也吸纳了不少知识份子和宗教司。它的分界线在于出身宗教司的被归纳为宗教派，例如党主席哈迪阿旺即是。他那一身白色长袍马褂就是一个特征，比起他的前任者法兹诺更具宗教司的形象（来自吉打州的法兹诺虽也是宗教派人物，但他有时也西装挺履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算是中庸派人物。他于2002年病逝，由哈迪阿旺接位）。这个派系以留学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宗教人士为主。
至于被归纳为知识派的则以知识份子或专业人士为主，他们之中有不少毕业自西方大学或本地大学。由于不是宗教司，也就不列为宗教派。其实他们也是虔诚的回教徒，与所谓宗教派分别不大，因为彼此都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加入回教党。例如当任秘书卡马鲁丁嘉化就是这一派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彼此都有双重身份，分别在于那个色彩比较浓厚。
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回教党的组织有别于其他政党，它还设有一个长老会，由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领导。虽然这个长老会不是中委会，但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威地位，因此在持定的议题下，长老会还是有所作为的。它成了一个监管的组织，以阻止党的指导思想被偏离。
换言之，当回教党还未崛起成为有势力的集团时，人们总以比较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政党，认为它是在乡村地带成长的政党，不可能成为取代巫统的角色。但在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突然“异军突起”，在安华的效应下，跃居成为国内的最大反对党，且一举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再加上保有的吉兰丹州政权，回教党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它的27名国会议员也令巫统刮目相看。
未想因为回教党踌躇满志，在胜利后未重视安华带来的效应，反以为是回教党的回教路线发酵，也就让宗教派在回教党内抬头了。在两个回教党执政的州提出了“回教刑法”就是意味着宗教派在那时压倒一切。
但也因为回教党的空前胜利，也造就了知识派在党内开始思考新的出路，因为他们不认为“一切为了宗教”，“宗教就是一切”的理念是适合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必然还有一条适合回教党的新导向。就这样，在众多的回教国家中，最适合马来西亚的莫过于土耳其政府的开明施政，但形成一个派系是后来的故事。
土耳其一向主张政教分家。在2003年上台的埃尔多安（Erdogan）就是坚持这一政策。他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后，就积极推动土耳其向欧盟靠拢，以期通过经济合作发展让这个回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约98%）走向现代化。
埃尔多安的统治给回教党的知识派带来了灵感。不过这是近年才形成的一个“新名词”，也是因为安华与土耳其总理的特殊关系，逐渐在回教党内形成一个新的派别，也有人称之为“安华派”。
回教党之所以在后期出现埃尔多安派乃是为了冲淡其宗教色彩，希望回教党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接受的政党；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蒙受惨败后，党内的宗教派才开始省思其路线的偏激之不妥。
因此，不论是宗教派或知识派，他们在接受教训后；尤其是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获释后，双方又有了“重修旧好”的接触。在安华饶以大义下，回教党的宗教派开始改变，也重视知识派的“忠言”，因此在2008年的大选前，回教党的明显转变也显现了这两派的折中与调和。回教党不再打“回教国”，转而打“福利国”。回教党不再提及“回教刑法”，而是集中攻击国阵的滥权和贪污。
讵料在安华再一次牵动下，回教党在2008年大选又大丰收。这一回党内的宗教派又有某些想法，那就是同意与巫统（首相阿都拉）展开秘密会商组联合政府的可行性。当然没有事先向党内和盟友打招呼也形成一种争议。
虽然没有谈成，也只是投石问路，但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的这一行为，也引发党内知识份子不同的意见。不过并没有发展成“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回教党内的不同派系并没有偏激行为，反而转向党内寻求意见乃至共识。例如党内的聂阿兹支持胡桑哈山不同意与巫统再结盟。
在这种情形下，回教党迎来了今届的选举。虽然舆论将之分成两派的斗争，实则是没有分裂的和平竞争，也不是什么宗教派与知识派（或埃尔多安派或安华派或民联派）之对峙，毕竟聂阿兹也站在知识派这一边。
而且从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近期的表现来看，他们已是转向民联多过转向国阵，让代表们投票时没有太大的压力。
现在新领导层已经诞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调和阵营的出现，它既不会分裂回教党，也只有刺激回教党尽快地修补思想裂痕，再重新整合，为未来的大选而努力。必须注意的是尼查在党选中崛起，象征着回教党准备进军大城市，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民政党（它也准备接受支持者俱乐部成为正式的臂膀，有资格派人参加大选）。
这样一来，回教党这次党选是“定中有变”。至于如何变，就要看下来的一步党要怎样整合和大胆变革。
刊于2009年6月7日 《光华日报》
纳吉今访华：回首来时路 （跃马扬鞭）
35年前的5月28日，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率领一个官方代表团直飞北京开展他的破冰之旅。5月31日，他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了马中建交联合公报，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合国家，其中的过程是曲折也是充满戏剧性的，反映了在1974年马中两国尽管面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各自存在国内的重大问题，但还是在外交上寻求一个重大的突破。这在那个年代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却又是有迹可循，彼此都愿意在外交领域互作调整。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在中国方面，1966年是一个政治的分水岭，“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席卷全中国。一场残酷的斗争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冒出了林彪成为毛泽东身旁的红人。1969年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不断革命论”成为政治主旋律。1971年林彪堕机身亡成谜团，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这个充满变数的年代，国际世界促成中国在这一年重返联合国，整个外交工作也不因文革而停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出台了，焦点放在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远交睦邻政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历史性访华几乎消除了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敌意，转而排队与中国建立邦交。换句话说，自林彪事件和邓小平短暂复出（1973—1976）后（他在1976年又被打倒，而在1978年再次复出，启开了邓小平当政的年代），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就已达到一个巅峰。
在马来西亚方面，1966年，马印（尼）对抗结束，给予东姑首相舒解巨大的压力，也开始构思灵活的外交，但不幸的1969年的“513”事件又使国内的民主大倒退。1970年敦拉萨接班成为新首相，旋在1971年重开国会民主。在这期间，敦拉萨在其智囊团辅佐下，将国策导入“中间偏左”立场，通过多个渠道与中国打交道，包括在同年的3月，破天荒允许一支亲中国的“香港银星艺术团”到吉隆坡公演“文革式”的节目而掀起热潮。
这在左派统战仍然活跃的年代，敦拉萨应陈修信之请求，走了一步险棋，但其目的是希望马华藉此拉拢支持左派的群众转而支持马华。2个月之后，又派出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代表团直访北京，启开官方的经贸联系，且获得周恩来破格接见。3个月之后（即8月），中国投桃报李也派一个官方贸易代表团访问吉隆坡。10月，马来西亚在联合国联同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亮了绿灯。紧接着在11月，马来西亚乒乓代表团应邀在北京参加亚非乒乓邀请赛，启开了外交谈判大门。
由于双方展现了建交的诚意，马中两国驻联合国使节团，于1973年在纽约进入了实质性的外交谈判。虽然此事在秘密进行，但有诸多蛛丝马跡显示两国关系已大有改善。转入1974年，一切看来水到渠成，只待适当的时间公诸于世。
虽然马中建交比与其他国家建交来得困难与不易，但形势的发展也正是符合两国的利益，彼此也都各让一步，将存在的矛盾暂时搁置一旁。例如马方在考虑到马共与中共的关系时，也必须将马来西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建交不但可以推动中国认同马来西亚主张化东南亚为无核及中立地带，而且也正如东姑拉沙里在访谈中所披露的，争取华人对政府的支持。
同样的，中国虽然仍在文革期，国内的发展形势不明朗，但毛泽东不允许外交工作受到干扰。这种一分为二的处理手法也使到中国更快地融入世界大家庭。
就这样，敦拉萨在35年前缔造历史，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东合国家也因为坚持独立自主与不结盟政策，得以不断深化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体，结束了过去存在的所谓与西方军事结盟的东南亚条约的组织，为区域和平扎了根。所有这一切，敦拉萨的高瞻远瞩也有一份功劳；当然也因为他的义无反顾，敢于与革命中的中国打交道，从而赢得了华人的喝彩，因此在1974年8月的大选国阵取得巨大的胜利，扫除了1969年大选遭遇的“信心危机”的阴影，从而奠定日后（1989年）与马共和解的基石。
在敦拉萨之后的历任首相：胡先翁、马哈迪及阿都拉，都在既定的基础上发展马中关系，从政府对政府到商界对中国国家，再到民间对民间乃至今天的官民一道你来我往，证诸了双方已经没有什么隔阂。这意味着马中关系的发展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受阻。虽然直到今天马中还是存在着思想的差异，政体的不同，但这已不是一道围墙了，反而在利益相通下，两国的贸易发展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例如在2005年马中双边贸易额为307亿美元，到了2008年跃增至535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今年会有更大的进展。由此可见，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阻止马中关系不断向前推进。
就此来看纳吉在今日（6月2日）访华，其重要意义将远比前三任首相更为重要，因为他是沿着他父亲35年前铺平的道路再走下去，而且也将在北京总结这35年来的世界的巨大变化，不但马来西亚在变，而且中国也在变。当两个不断变化的国家的领袖再次碰头时，即便领导人更迭，也足以展现不变的是马中友谊的万古长青，政治思想已是可以存异求同。如果敦拉萨敢于在那个年代排除万难，不因马共问题裹足不前；那么，当今政府还有什么放不下和耿耿于怀的呢？正如曾永森所诠释的，当马共已成为历史，又何必把陈平的事件转为政治课题呢？
刊于2009年6月2日 《南洋商报》
在中国方面，1966年是一个政治的分水岭，“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席卷全中国。一场残酷的斗争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冒出了林彪成为毛泽东身旁的红人。1969年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不断革命论”成为政治主旋律。1971年林彪堕机身亡成谜团，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这个充满变数的年代，国际世界促成中国在这一年重返联合国，整个外交工作也不因文革而停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出台了，焦点放在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远交睦邻政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历史性访华几乎消除了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敌意，转而排队与中国建立邦交。换句话说，自林彪事件和邓小平短暂复出（1973—1976）后（他在1976年又被打倒，而在1978年再次复出，启开了邓小平当政的年代），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就已达到一个巅峰。
在马来西亚方面，1966年，马印（尼）对抗结束，给予东姑首相舒解巨大的压力，也开始构思灵活的外交，但不幸的1969年的“513”事件又使国内的民主大倒退。1970年敦拉萨接班成为新首相，旋在1971年重开国会民主。在这期间，敦拉萨在其智囊团辅佐下，将国策导入“中间偏左”立场，通过多个渠道与中国打交道，包括在同年的3月，破天荒允许一支亲中国的“香港银星艺术团”到吉隆坡公演“文革式”的节目而掀起热潮。
这在左派统战仍然活跃的年代，敦拉萨应陈修信之请求，走了一步险棋，但其目的是希望马华藉此拉拢支持左派的群众转而支持马华。2个月之后，又派出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代表团直访北京，启开官方的经贸联系，且获得周恩来破格接见。3个月之后（即8月），中国投桃报李也派一个官方贸易代表团访问吉隆坡。10月，马来西亚在联合国联同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亮了绿灯。紧接着在11月，马来西亚乒乓代表团应邀在北京参加亚非乒乓邀请赛，启开了外交谈判大门。
由于双方展现了建交的诚意，马中两国驻联合国使节团，于1973年在纽约进入了实质性的外交谈判。虽然此事在秘密进行，但有诸多蛛丝马跡显示两国关系已大有改善。转入1974年，一切看来水到渠成，只待适当的时间公诸于世。
虽然马中建交比与其他国家建交来得困难与不易，但形势的发展也正是符合两国的利益，彼此也都各让一步，将存在的矛盾暂时搁置一旁。例如马方在考虑到马共与中共的关系时，也必须将马来西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建交不但可以推动中国认同马来西亚主张化东南亚为无核及中立地带，而且也正如东姑拉沙里在访谈中所披露的，争取华人对政府的支持。
同样的，中国虽然仍在文革期，国内的发展形势不明朗，但毛泽东不允许外交工作受到干扰。这种一分为二的处理手法也使到中国更快地融入世界大家庭。
就这样，敦拉萨在35年前缔造历史，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东合国家也因为坚持独立自主与不结盟政策，得以不断深化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体，结束了过去存在的所谓与西方军事结盟的东南亚条约的组织，为区域和平扎了根。所有这一切，敦拉萨的高瞻远瞩也有一份功劳；当然也因为他的义无反顾，敢于与革命中的中国打交道，从而赢得了华人的喝彩，因此在1974年8月的大选国阵取得巨大的胜利，扫除了1969年大选遭遇的“信心危机”的阴影，从而奠定日后（1989年）与马共和解的基石。
在敦拉萨之后的历任首相：胡先翁、马哈迪及阿都拉，都在既定的基础上发展马中关系，从政府对政府到商界对中国国家，再到民间对民间乃至今天的官民一道你来我往，证诸了双方已经没有什么隔阂。这意味着马中关系的发展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受阻。虽然直到今天马中还是存在着思想的差异，政体的不同，但这已不是一道围墙了，反而在利益相通下，两国的贸易发展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例如在2005年马中双边贸易额为307亿美元，到了2008年跃增至535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今年会有更大的进展。由此可见，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阻止马中关系不断向前推进。
就此来看纳吉在今日（6月2日）访华，其重要意义将远比前三任首相更为重要，因为他是沿着他父亲35年前铺平的道路再走下去，而且也将在北京总结这35年来的世界的巨大变化，不但马来西亚在变，而且中国也在变。当两个不断变化的国家的领袖再次碰头时，即便领导人更迭，也足以展现不变的是马中友谊的万古长青，政治思想已是可以存异求同。如果敦拉萨敢于在那个年代排除万难，不因马共问题裹足不前；那么，当今政府还有什么放不下和耿耿于怀的呢？正如曾永森所诠释的，当马共已成为历史，又何必把陈平的事件转为政治课题呢？
刊于2009年6月2日 《南洋商报》
卢武铉死得其时或不其时？ （天下纵横）
被贪污丑闻缠身的前韩国总统卢武铉于五月廿三日清晨被发现在其家乡（庆尚南通金海市峰下村）私宅的后山堕崖身亡，噩耗传开震惊韩国及世界各地，也引发一场政治危机，后果如何尚未得知。
卢武铉之死，可分开两个层次来剖释。其一是他个人的悲剧，显然逃不脱韩国的政治“紧箍咒”：大凡卸任后总被调查“贪赃枉法”而不得善终。例如前有全斗焕（1980—1988年任总统）卸任后的1996年被控贪污等罪而在1998年被特赦；继有卢泰愚（1988—1993年任总统）也在1996年因贪污等罪入狱而在1998年被特赦；下来金泳三（1993—1998年任总统）的儿子也因贪污入罪后被特赦；还有金大中（1998—2003年任总统）在末期则因两名儿子贪污和逃税而罪成。
来到卢武铉上台后（2003—2008年），他记取前任者的教训，一直希望自己是“清清白白”做官而后留下一世英名，莫再重蹈前任者覆辙。未想在下台不及一年，竟传出他及其家人也犯上收贿疑案而受到调查。
在韩国这个政治斗争层出不穷的国家，卢武铉由光荣退休到蒙上不光彩的盘诘，暴露了第一家族不论怎样的力求“洁身自爱”，也在失去权力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拿来祭旗公诸于世（当然也因为被人拿着把柄）。在无法承受耻辱下，卢武铉选择最原始的方法，也是最残忍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换取贪污案告一段落而留下疑团。不过卢的家族因之留下永远的伤痛，从而影响卢的历史定位。这就是说，卢的自杀只能促使公众对权力人物的“清白”的质疑，并且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本来，一个曾高高在上的呼风唤雨人物用死来解脱无形的压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卢武铉似乎是“死得其时”，激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弹，这真是始料未及的。根据新闻报导，连日来自发和自动前往悼唁的竟然破40万人之数。而在国家为其在首尔举行的国民葬礼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潮滚动。这意味着在“情和理”之中，民众选择“用情说理”的方式来发泄不满。他们先是用情感来为这位曾为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痛哭一声”，后是用哭声来唤醒官道中人不能贪得无厌，不要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从而给现总统李明博带来沉重的压力，极可能带来新政治危机。
因此其二在国家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回到韩国的历史来看待卢武铉之死，似乎又是“死得不其时”（朝鲜半岛突告风云骤变）。他是继金大中之后致力于推行韩朝两国和解的人，但一直未能收到良好效果，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的国家。
1895年的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结束，整个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明治维新（1868年）后，日本首次向外扩展势力。1905年，日俄战争又以俄国失败终结，进一步确定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到1910年，日本干脆迫韩王李扬退位，朝鲜也就变成日本的一部份。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被分割成两半，北边归苏联；南边归美国。前者扶持了金日成创立共产国家（俗称朝鲜，也叫北韩）；后者则扶持了右翼李承晚执政韩国（也称南韩）。由于两个政权南辕北辙，互不相让，终于在1950年爆发了史上著名的韩战。金日成的军队一度几乎占有整个朝鲜半岛，但美军的介入使形势为之一变，金日成的军队被切成两半，情势十分危急，求助中国军援。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派志愿军进入朝鲜，意味着中美在朝鲜开辟新战场。1953年双方停战，缔结板门店和约，于是朝鲜又回到南北韩对峙的局面。这之中中国也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这之后，南北韩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不相往来，直到金大中上台后，他推出阳光政策，比较实质上的改善双边关系，且希望有朝一日，两国会像东西德一样重归统一。当卢武铉接任总统后，他也推动金大中的政策，与金日成的接班人金正日维持友善关系。
虽然如此，朝鲜始终不相信真正的和解，一直怀疑美国有目的和有议程吃掉北韩，乃藉此理由大力发展武器，更在最近公然地进行核试验，且试射导弹，引发了美国将韩国（南韩）加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PSI)的组织，遂使到朝鲜半岛乌云满天。
虽然此时正值卢武铉安葬之际，但也反映出卢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对抗又再“死灰复燃”。表面上是针对李明博的强硬政策作出回应，实则朝鲜从未改变其思路，始终认为美国“灭朝之心不死”，也担心经济发展势头过强的韩国会用“金钱炮弹”瓦解朝鲜，因而采用核武炮弹来反击。这显然是与卢所提倡的“和平共存”背道而驰，就不知道金正日是怎么想的？他似乎宁可牺牲面包来换取核武，对朝鲜人民是祸是福也是个未知数。
真没想到卢武铉这一走换来的是两个结果：一个是韩国民众用情说理悼念前总统；另一个是朝鲜人用威力压理来回敬。这是韩国人的不幸，也是朝鲜的悲哀。注定朝鲜的悲剧继续上演，卢武铉这一回成了剧中的主角。
刊于2009年6月8日 《号外周报》 第431期
卢武铉之死，可分开两个层次来剖释。其一是他个人的悲剧，显然逃不脱韩国的政治“紧箍咒”：大凡卸任后总被调查“贪赃枉法”而不得善终。例如前有全斗焕（1980—1988年任总统）卸任后的1996年被控贪污等罪而在1998年被特赦；继有卢泰愚（1988—1993年任总统）也在1996年因贪污等罪入狱而在1998年被特赦；下来金泳三（1993—1998年任总统）的儿子也因贪污入罪后被特赦；还有金大中（1998—2003年任总统）在末期则因两名儿子贪污和逃税而罪成。
来到卢武铉上台后（2003—2008年），他记取前任者的教训，一直希望自己是“清清白白”做官而后留下一世英名，莫再重蹈前任者覆辙。未想在下台不及一年，竟传出他及其家人也犯上收贿疑案而受到调查。
在韩国这个政治斗争层出不穷的国家，卢武铉由光荣退休到蒙上不光彩的盘诘，暴露了第一家族不论怎样的力求“洁身自爱”，也在失去权力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拿来祭旗公诸于世（当然也因为被人拿着把柄）。在无法承受耻辱下，卢武铉选择最原始的方法，也是最残忍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换取贪污案告一段落而留下疑团。不过卢的家族因之留下永远的伤痛，从而影响卢的历史定位。这就是说，卢的自杀只能促使公众对权力人物的“清白”的质疑，并且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本来，一个曾高高在上的呼风唤雨人物用死来解脱无形的压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卢武铉似乎是“死得其时”，激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弹，这真是始料未及的。根据新闻报导，连日来自发和自动前往悼唁的竟然破40万人之数。而在国家为其在首尔举行的国民葬礼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潮滚动。这意味着在“情和理”之中，民众选择“用情说理”的方式来发泄不满。他们先是用情感来为这位曾为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痛哭一声”，后是用哭声来唤醒官道中人不能贪得无厌，不要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从而给现总统李明博带来沉重的压力，极可能带来新政治危机。
因此其二在国家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回到韩国的历史来看待卢武铉之死，似乎又是“死得不其时”（朝鲜半岛突告风云骤变）。他是继金大中之后致力于推行韩朝两国和解的人，但一直未能收到良好效果，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的国家。
1895年的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结束，整个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明治维新（1868年）后，日本首次向外扩展势力。1905年，日俄战争又以俄国失败终结，进一步确定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到1910年，日本干脆迫韩王李扬退位，朝鲜也就变成日本的一部份。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被分割成两半，北边归苏联；南边归美国。前者扶持了金日成创立共产国家（俗称朝鲜，也叫北韩）；后者则扶持了右翼李承晚执政韩国（也称南韩）。由于两个政权南辕北辙，互不相让，终于在1950年爆发了史上著名的韩战。金日成的军队一度几乎占有整个朝鲜半岛，但美军的介入使形势为之一变，金日成的军队被切成两半，情势十分危急，求助中国军援。毛泽东在审时度势后派志愿军进入朝鲜，意味着中美在朝鲜开辟新战场。1953年双方停战，缔结板门店和约，于是朝鲜又回到南北韩对峙的局面。这之中中国也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这之后，南北韩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不相往来，直到金大中上台后，他推出阳光政策，比较实质上的改善双边关系，且希望有朝一日，两国会像东西德一样重归统一。当卢武铉接任总统后，他也推动金大中的政策，与金日成的接班人金正日维持友善关系。
虽然如此，朝鲜始终不相信真正的和解，一直怀疑美国有目的和有议程吃掉北韩，乃藉此理由大力发展武器，更在最近公然地进行核试验，且试射导弹，引发了美国将韩国（南韩）加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PSI)的组织，遂使到朝鲜半岛乌云满天。
虽然此时正值卢武铉安葬之际，但也反映出卢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对抗又再“死灰复燃”。表面上是针对李明博的强硬政策作出回应，实则朝鲜从未改变其思路，始终认为美国“灭朝之心不死”，也担心经济发展势头过强的韩国会用“金钱炮弹”瓦解朝鲜，因而采用核武炮弹来反击。这显然是与卢所提倡的“和平共存”背道而驰，就不知道金正日是怎么想的？他似乎宁可牺牲面包来换取核武，对朝鲜人民是祸是福也是个未知数。
真没想到卢武铉这一走换来的是两个结果：一个是韩国民众用情说理悼念前总统；另一个是朝鲜人用威力压理来回敬。这是韩国人的不幸，也是朝鲜的悲哀。注定朝鲜的悲剧继续上演，卢武铉这一回成了剧中的主角。
刊于2009年6月8日 《号外周报》 第431期
4.6.09
本南地补选结果的启示 （即时评论）
槟州本南地补选的结果是预料中事。公正党候选人曼梳以超出5000张多数票稳胜也是意料中事，但投票率只46%，未超过50%，则是意料之外。原本估算至少有60%的投票率未能达到也让各方有不同的遐想。
不论选委会希望或民联争取70%的投票率都无法达到，也没有改变选举的结果。不过，从这样低的投票率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 民主选举是要有对手的，最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才能鼓起选民的激情与热情，一旦缺乏对手，则整局将无法拱起热潮。
正如在四月间出现在吡叻武吉甘当及吉打武吉士南卯的两场补选，因为国阵涉足其中，志在必得，也就激发民联搞起气氛，吸引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大型的集会。如果国阵不下场，那也可能出现如本南地独角戏，使战情热不起来。正因为此次巫统在策略中已洞悉战情结果，因此决定不与民联周旋，以让补选出现冷场，以便在选后可以大作文章。
于是在国阵缺席下，本南地补选如同喝白开水一样没有看头。
（二） 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仍然有其基本盘，在“抗议”底下，其支持者不出来投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并未实施强制投票制，选民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这并没有违法。即使成年人不登记成为选民也是不犯法的。我国也没有实行成年人自动成为选民的条例。
除此之外，若国阵也插上一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扭转下风，即使投票率达到80%，国阵也不易翻盘，反而激起选民更踊跃地投票而出现308大选的结局。因此站在国阵的立场，它不参加补选是对的，也可减少被攻击和打压的压力。尽管民联挑起许多大课题，也把吡叻州变天事件搬来本南地“上演”。由于国阵没有应战，也就可暂避锋头，无需加入舌战。
（三） 独立人士的参战在今时今日如果不是添乱，也只是聊备一格的凑热闹，不具任何的实质意义。
我们不是说独立人士不可以参选，但至少也要具有象征意义，包括这位候选人是有来头的（比如70年代劳工党领袖崔耀才参加本加兰哥打州选就是挟左派余威再战江湖，从而脱颖而出。又比如60年代，脱离马华的朱运兴，以独立人士在安顺参加补选是因为他得到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的支持和站台得以胜出）；或在提名时，执政党或反对党候选人马失前蹄，让独立人士侥幸出线（如308大选时，武吉士南卯的阿鲁姆甘（独立人士）因民联候选人失去参选资格，而压倒了国阵候选人）。
如果独立人士不具背景，他们的出征只是玩票性质，根本没有为自己加分。当然若是被派出来分散选票，具有政治动机又当别论。
从武吉士南卯补选到本南地补选出现这么多的独立候选人，没有一个能保住按柜金看来，在今时今日，选民已不要“个人英雄”或没有政党的候选人，独立人士祈望奇迹出现政党候选人丧失提名资格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也几乎等于零，因为选举法已简化了提名表格和程序，不随意吊销提名资格。
由于选民的成熟，狠狠地“教训”独立人士也提供一面镜子让以后喜争出头的人一个警戒，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途径博出位。
犹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槟城有一位“独立人士”邱悦时被形容为政坛“打架鱼”（打死不走）。他曾有幸在50年代当选市议员；但在60年代政党政治抬头时，他已是沾不上边，屡战屡败，到最后曾借助人民进步党的招牌参选，也一样徒劳无功。没想到邱悦时的“打架鱼”风气竟在308大选后又死灰复燃，但同样无法被认同。这就是说，大选或补选已不是独立人士的舞台，就不要再与自己过不去，更不要趟这场深水。毕竟选举过后，谁还认得你，你又何苦当“人民英雄”呢？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不论曼梳的胜出是怎样解读，它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民联仍保持308大选的优势。国阵若要打翻身战，还得加倍努力和大费周章。其中因由乃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就在于国阵怎样改怎样变？而人民的眼睛则在观察和检视。
对于民联或说公正党而言，曼梳在今日（6月3日）就任第一副首席部长后，他的压力更大，工作也更是艰巨的。因为他必须在未来的3年内，用他的一身精力和智慧争取更多马来人对民联的支持。在这方面，他有需要结合回教党的力量使马来群众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接受民联的理念。如果说安华是战略与转变思维的高手，那么曼梳则是扮演落实理念的执行者。如果说其前任法鲁斯的工作未尽如人意，在一年内突显不出执政的政绩，那么曼梳也是要用双倍的努力弥补法鲁斯所未竟的任务。
时间虽然在民联这边，但未来的变数也不可预测。曼梳除了任重道远外，也还是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应对各项挑战；尤其是本南地选区的落后与发展的缓慢。
曼梳今日有幸打一场翻身仗，对他个人来说，是他从政的另一个起点。他能否从“一无所有”到坚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岗位，就看他的造化了。也许经过十年的磨练后，曼梳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那他只有用政绩来回报支持他上台的选民了。
刊于2009年6月4日 《光华日报》
不论选委会希望或民联争取70%的投票率都无法达到，也没有改变选举的结果。不过，从这样低的投票率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 民主选举是要有对手的，最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才能鼓起选民的激情与热情，一旦缺乏对手，则整局将无法拱起热潮。
正如在四月间出现在吡叻武吉甘当及吉打武吉士南卯的两场补选，因为国阵涉足其中，志在必得，也就激发民联搞起气氛，吸引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大型的集会。如果国阵不下场，那也可能出现如本南地独角戏，使战情热不起来。正因为此次巫统在策略中已洞悉战情结果，因此决定不与民联周旋，以让补选出现冷场，以便在选后可以大作文章。
于是在国阵缺席下，本南地补选如同喝白开水一样没有看头。
（二） 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仍然有其基本盘，在“抗议”底下，其支持者不出来投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并未实施强制投票制，选民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这并没有违法。即使成年人不登记成为选民也是不犯法的。我国也没有实行成年人自动成为选民的条例。
除此之外，若国阵也插上一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扭转下风，即使投票率达到80%，国阵也不易翻盘，反而激起选民更踊跃地投票而出现308大选的结局。因此站在国阵的立场，它不参加补选是对的，也可减少被攻击和打压的压力。尽管民联挑起许多大课题，也把吡叻州变天事件搬来本南地“上演”。由于国阵没有应战，也就可暂避锋头，无需加入舌战。
（三） 独立人士的参战在今时今日如果不是添乱，也只是聊备一格的凑热闹，不具任何的实质意义。
我们不是说独立人士不可以参选，但至少也要具有象征意义，包括这位候选人是有来头的（比如70年代劳工党领袖崔耀才参加本加兰哥打州选就是挟左派余威再战江湖，从而脱颖而出。又比如60年代，脱离马华的朱运兴，以独立人士在安顺参加补选是因为他得到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的支持和站台得以胜出）；或在提名时，执政党或反对党候选人马失前蹄，让独立人士侥幸出线（如308大选时，武吉士南卯的阿鲁姆甘（独立人士）因民联候选人失去参选资格，而压倒了国阵候选人）。
如果独立人士不具背景，他们的出征只是玩票性质，根本没有为自己加分。当然若是被派出来分散选票，具有政治动机又当别论。
从武吉士南卯补选到本南地补选出现这么多的独立候选人，没有一个能保住按柜金看来，在今时今日，选民已不要“个人英雄”或没有政党的候选人，独立人士祈望奇迹出现政党候选人丧失提名资格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也几乎等于零，因为选举法已简化了提名表格和程序，不随意吊销提名资格。
由于选民的成熟，狠狠地“教训”独立人士也提供一面镜子让以后喜争出头的人一个警戒，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途径博出位。
犹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槟城有一位“独立人士”邱悦时被形容为政坛“打架鱼”（打死不走）。他曾有幸在50年代当选市议员；但在60年代政党政治抬头时，他已是沾不上边，屡战屡败，到最后曾借助人民进步党的招牌参选，也一样徒劳无功。没想到邱悦时的“打架鱼”风气竟在308大选后又死灰复燃，但同样无法被认同。这就是说，大选或补选已不是独立人士的舞台，就不要再与自己过不去，更不要趟这场深水。毕竟选举过后，谁还认得你，你又何苦当“人民英雄”呢？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不论曼梳的胜出是怎样解读，它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民联仍保持308大选的优势。国阵若要打翻身战，还得加倍努力和大费周章。其中因由乃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就在于国阵怎样改怎样变？而人民的眼睛则在观察和检视。
对于民联或说公正党而言，曼梳在今日（6月3日）就任第一副首席部长后，他的压力更大，工作也更是艰巨的。因为他必须在未来的3年内，用他的一身精力和智慧争取更多马来人对民联的支持。在这方面，他有需要结合回教党的力量使马来群众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接受民联的理念。如果说安华是战略与转变思维的高手，那么曼梳则是扮演落实理念的执行者。如果说其前任法鲁斯的工作未尽如人意，在一年内突显不出执政的政绩，那么曼梳也是要用双倍的努力弥补法鲁斯所未竟的任务。
时间虽然在民联这边，但未来的变数也不可预测。曼梳除了任重道远外，也还是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应对各项挑战；尤其是本南地选区的落后与发展的缓慢。
曼梳今日有幸打一场翻身仗，对他个人来说，是他从政的另一个起点。他能否从“一无所有”到坚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岗位，就看他的造化了。也许经过十年的磨练后，曼梳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那他只有用政绩来回报支持他上台的选民了。
刊于2009年6月4日 《光华日报》
中国“六四”事件廿周年 （直挂云帆）
今天（6月4日）刚好是中国“六四事件”廿周年。在这20年内，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回顾“六四”的导因和其后来的发展是具有深刻的意义，也可以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
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让权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真正启开了邓小平的统治年代（1978—1994，因体弱退出公开亮相；1997年2月19日香港回归前逝世）。
在1978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定了毛泽东功过三七对开。在“坚持毛泽东思想是立党的根基及社会主义是立国的方针”下，他又全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鼓吹的“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论，并将“十年文革”（1966—1976）归纳为十年动乱，为“文革”划上句号。
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起用了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以取代华国锋辞职的空缺；也同时恢复总书记制，提拔其亲信胡耀邦担任党的实权领导人，并在这一年为在1966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逝世）平反，从而架空党主席华国锋而不得不于1981年辞职，只保留党中委职位。
接着，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大全国代表大会上，敲定邓小平的新政治秩序是“拨乱反正”，除平反许多冤案外，也纠正建国以来的若干失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并将“改革开放”列为头等国家大事。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将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并按照中共的建国方针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便在既定的基础上，开拓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在这方面，邓小平倡议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理论基柱，因而提出了走“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来演绎他的新经济导向。这之中出现了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以告别计划经济。邓小平理论就这样出台了。但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推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难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扩大。例如，在没有资本家的年代，只有那些拥有权力的官员和干部得以通过各种途径累积资本，他们有别于所谓“个体户”。在80年代冒出来的“个体户”是不具有社会地位的，顶多是小本经营零售业或来自农村的农民以农产品销售起家。这一批“个体户”自然无法与官争，也因为这样，在缺乏法律控制与监管下，干部官员也找到致富的门窍，并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随意敛财，造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衍生了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的弊病。这意味着“私有企业”危及乃至蚕食了国营企业。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也引进西方文化和思想，自由民主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冲击着许多年以来的单元文化和单元思想。这又意味着西方的自由价值观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在两个外来的思想发酵下，中国终于在1986年面对第一波从合肥科技大学引发的学潮和所谓的民主化运动，结果导致比较倾向自由化的胡耀邦在1987年被撤总书记职。
虽然赵紫阳被邓小平任命顶替胡的空缺，但他让出的总理空缺却由一位保守的先烈后代李鹏接上。换句话说，在邓小平的巧妙布局下，党国的领导班子已是自由与保守的结合体。由于新秩序对市场经济的放任和官员也加入其中，导致投机倒把和贪污腐败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尽管中央三申五令，还是无法在改革中找到平衡点。
赵紫阳一方面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让毛泽东打下的江山变色；但在另一方面，又加快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使到中国在1989年春季时，无法消化从农村涌向城市谋生的五千万游民。这种严重的失调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膨胀，刺激在城市生活的“无产阶级”人民的不满、失望乃至对新政策的迷失。
正在这个时候，已退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而在4月22日中央为其举行追悼会的同时，数十万民众出现在广场哀悼之余也发出无声的抗议。过后几天，北京的大学生行动起来，直接针对官员的滥权和贪污提出了抗议，学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久久不愿撤退。消息传开，几乎全中国的高校生都动了起来。有鉴于事态严重，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将之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到了5月4日，学生又借“五四运动”70周年将抗议运动推向高潮，变成赵紫阳与邓小平站在对立面。
同情学生运动的赵紫阳明知斗不过保守派，他还是在5月19日走向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请求他们解散离去但未果。在这之后，赵已失去领导权力，改由李鹏发号施令。北京很快进入戒严状态。6月3日，军队开始进入北京城区，6月4日天安门被清理。一时之间，有关“六四”事件被外国舆论炒热起来，中国也因此突然掉进了严冬。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6月被撤职的赵紫阳的空缺不是由李鹏顶上，而是在邓小平力荐下，调上海书记江泽民递补，才勉强使时局平静下来，但世界舆论仍未支持中共的平乱行动。
直到1992年邓小平（虽然已在1989年卸下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依然以最高权威统帅的身份在“南巡”的过程中，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要全中国上下继续加大和深化改革的历程。他主张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也力倡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不论此举否定意味着推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中共将之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朝着这一方向，中国加速融入西方世界，而在20年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大的经济实体。因此从正面来开，“六四”事件刺激中国当权派力争上游，经过十年的“韬光养晦”（1993—2003）后，胡锦涛终于在2003年发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豪言壮语；但从负面来看，“六四”事件一直是中国一道“永远的伤口”，虽然之后反贪绝不手软，但还是难于向国际舆论解释清楚。其症结在于中国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它可以为中国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既不会威胁世界和平，也不会使中国人民再次受难，也就对“六四”事件的立场有所坚持和有所保留，不接受“平反”之议，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坚信“六四”之后的廿年，中国这条路是走对了才有今日的成就，宁可留下争议，也不想再翻案。至少在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有此大动作。
刊于2009年6月4日 《东方日报》
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让权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真正启开了邓小平的统治年代（1978—1994，因体弱退出公开亮相；1997年2月19日香港回归前逝世）。
在1978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定了毛泽东功过三七对开。在“坚持毛泽东思想是立党的根基及社会主义是立国的方针”下，他又全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鼓吹的“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论，并将“十年文革”（1966—1976）归纳为十年动乱，为“文革”划上句号。
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起用了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以取代华国锋辞职的空缺；也同时恢复总书记制，提拔其亲信胡耀邦担任党的实权领导人，并在这一年为在1966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逝世）平反，从而架空党主席华国锋而不得不于1981年辞职，只保留党中委职位。
接着，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大全国代表大会上，敲定邓小平的新政治秩序是“拨乱反正”，除平反许多冤案外，也纠正建国以来的若干失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并将“改革开放”列为头等国家大事。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将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并按照中共的建国方针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便在既定的基础上，开拓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在这方面，邓小平倡议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理论基柱，因而提出了走“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来演绎他的新经济导向。这之中出现了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以告别计划经济。邓小平理论就这样出台了。但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推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难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的扩大。例如，在没有资本家的年代，只有那些拥有权力的官员和干部得以通过各种途径累积资本，他们有别于所谓“个体户”。在80年代冒出来的“个体户”是不具有社会地位的，顶多是小本经营零售业或来自农村的农民以农产品销售起家。这一批“个体户”自然无法与官争，也因为这样，在缺乏法律控制与监管下，干部官员也找到致富的门窍，并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随意敛财，造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衍生了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的弊病。这意味着“私有企业”危及乃至蚕食了国营企业。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也引进西方文化和思想，自由民主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冲击着许多年以来的单元文化和单元思想。这又意味着西方的自由价值观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在两个外来的思想发酵下，中国终于在1986年面对第一波从合肥科技大学引发的学潮和所谓的民主化运动，结果导致比较倾向自由化的胡耀邦在1987年被撤总书记职。
虽然赵紫阳被邓小平任命顶替胡的空缺，但他让出的总理空缺却由一位保守的先烈后代李鹏接上。换句话说，在邓小平的巧妙布局下，党国的领导班子已是自由与保守的结合体。由于新秩序对市场经济的放任和官员也加入其中，导致投机倒把和贪污腐败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尽管中央三申五令，还是无法在改革中找到平衡点。
赵紫阳一方面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让毛泽东打下的江山变色；但在另一方面，又加快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使到中国在1989年春季时，无法消化从农村涌向城市谋生的五千万游民。这种严重的失调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膨胀，刺激在城市生活的“无产阶级”人民的不满、失望乃至对新政策的迷失。
正在这个时候，已退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而在4月22日中央为其举行追悼会的同时，数十万民众出现在广场哀悼之余也发出无声的抗议。过后几天，北京的大学生行动起来，直接针对官员的滥权和贪污提出了抗议，学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久久不愿撤退。消息传开，几乎全中国的高校生都动了起来。有鉴于事态严重，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将之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到了5月4日，学生又借“五四运动”70周年将抗议运动推向高潮，变成赵紫阳与邓小平站在对立面。
同情学生运动的赵紫阳明知斗不过保守派，他还是在5月19日走向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请求他们解散离去但未果。在这之后，赵已失去领导权力，改由李鹏发号施令。北京很快进入戒严状态。6月3日，军队开始进入北京城区，6月4日天安门被清理。一时之间，有关“六四”事件被外国舆论炒热起来，中国也因此突然掉进了严冬。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6月被撤职的赵紫阳的空缺不是由李鹏顶上，而是在邓小平力荐下，调上海书记江泽民递补，才勉强使时局平静下来，但世界舆论仍未支持中共的平乱行动。
直到1992年邓小平（虽然已在1989年卸下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依然以最高权威统帅的身份在“南巡”的过程中，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要全中国上下继续加大和深化改革的历程。他主张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也力倡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不论此举否定意味着推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中共将之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朝着这一方向，中国加速融入西方世界，而在20年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大的经济实体。因此从正面来开，“六四”事件刺激中国当权派力争上游，经过十年的“韬光养晦”（1993—2003）后，胡锦涛终于在2003年发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豪言壮语；但从负面来看，“六四”事件一直是中国一道“永远的伤口”，虽然之后反贪绝不手软，但还是难于向国际舆论解释清楚。其症结在于中国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它可以为中国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既不会威胁世界和平，也不会使中国人民再次受难，也就对“六四”事件的立场有所坚持和有所保留，不接受“平反”之议，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坚信“六四”之后的廿年，中国这条路是走对了才有今日的成就，宁可留下争议，也不想再翻案。至少在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有此大动作。
刊于2009年6月4日 《东方日报》
2.6.09
一上台就抓这么多人 纳吉的镇压手段比老马更强硬
时间：2009-06-02 01:51:49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周小芳
（吉隆坡1日讯）首相纳吉自4月3日上台以后，只有短短的59天，在这期间，被逮捕的人数竟然已经超过在茅草行动下被逮捕的人数！
因为给人这个印象，霹雳州行动党主席倪可汉批评，马来西亚已经沦为警察国。他说，至今因霹雳州变天事件被捕的人数，已经远超过恶名昭彰的1987年茅草行动。当时全国共有106人被捕，可是如今全国被捕的人数已经达到157人，其中80人是在霹雳州被捕。
从目前被捕人数的众多情况看来，评论人都以“比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来形容目前的情况。前首相都有蜜月期 纳吉一上台动不动就抓人。
评论人都认同，马哈迪和阿都拉都享有蜜月期，唯独是纳吉没有给人这种美好感觉。
时事评论人陈亚才指出，纳吉并没有和其他新首相一样，享有新首相效应，显然的人民并没有给予纳吉任何优惠或美好感觉。而纳吉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也没有让人看到任何的成果，反而是看见最负面的部分。
马哈迪在执政6年和第7年，赢得两次大选后，才分别使出《内安法令》这个杀手锏和开始干预司法机构，但是纳吉一上台， 大家看到的就是警察动不动就抓人。
资深双语时事评论人李万千说，通常在蜜月期间的领袖，都应该建立形象，但是纳吉现在就不顾一切的镇压。李万千认为，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纳吉有骑虎难下的感觉。
他也说；“现在时代不同，民主意识有所提高，特别在308后，连华人会馆开会也会提废除内安法令，过去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在反对而已。”
他表示，人民比起过去会更尖锐，从被逮捕人的数目上看来，也会让人民更失望。现在应该是蜜月期的纳吉，应该为自己涂脂抹粉，做些好事情，但是从纳吉的表现看来，是很难对于他有所寄望了。
纳吉班底面对新局惊慌失措 不晓得如何应对。
陈亚才说，在这一段时间，警方动不动就扣留出席小型集会和穿黑衣的人，用了强硬手段干预，给予民众过敏的感觉，这都显示纳吉领导的班底有点慌了。
他继续说，纳吉的班底在面对当权的政治变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给人惊慌失措的感觉。从中可以显示出纳吉对于转型中的社会，尤其是新政治，应该如何应对，还有转不过来的感觉。
他说：“纳吉在应对的措施上，总体印象是不恰当的，人数很少的集会，警察比出席人数更多却要逮捕人，这种做法让人感觉，好像不太相称。”
另一名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表示，纳吉虽然没有援引《内安法令》逮捕人，但是依然对民主运动采取了高压手段。纳吉刚上台，政权不稳固，所以动作也比较多，不过谢诗坚认为，其实很多动作是不需要的，不需要造成紧张气氛。
“纳吉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需要民主化的措施，对待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只要在合理范围，都应该给予包容。纳吉少了包容，和一个马来西亚不相称，他应该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打压行动，应该比较公正地尊重不同意见的。”
转载自《风云时报》
（吉隆坡1日讯）首相纳吉自4月3日上台以后，只有短短的59天，在这期间，被逮捕的人数竟然已经超过在茅草行动下被逮捕的人数！
因为给人这个印象，霹雳州行动党主席倪可汉批评，马来西亚已经沦为警察国。他说，至今因霹雳州变天事件被捕的人数，已经远超过恶名昭彰的1987年茅草行动。当时全国共有106人被捕，可是如今全国被捕的人数已经达到157人，其中80人是在霹雳州被捕。
从目前被捕人数的众多情况看来，评论人都以“比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来形容目前的情况。前首相都有蜜月期 纳吉一上台动不动就抓人。
评论人都认同，马哈迪和阿都拉都享有蜜月期，唯独是纳吉没有给人这种美好感觉。
时事评论人陈亚才指出，纳吉并没有和其他新首相一样，享有新首相效应，显然的人民并没有给予纳吉任何优惠或美好感觉。而纳吉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也没有让人看到任何的成果，反而是看见最负面的部分。
马哈迪在执政6年和第7年，赢得两次大选后，才分别使出《内安法令》这个杀手锏和开始干预司法机构，但是纳吉一上台， 大家看到的就是警察动不动就抓人。
资深双语时事评论人李万千说，通常在蜜月期间的领袖，都应该建立形象，但是纳吉现在就不顾一切的镇压。李万千认为，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纳吉有骑虎难下的感觉。
他也说；“现在时代不同，民主意识有所提高，特别在308后，连华人会馆开会也会提废除内安法令，过去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在反对而已。”
他表示，人民比起过去会更尖锐，从被逮捕人的数目上看来，也会让人民更失望。现在应该是蜜月期的纳吉，应该为自己涂脂抹粉，做些好事情，但是从纳吉的表现看来，是很难对于他有所寄望了。
纳吉班底面对新局惊慌失措 不晓得如何应对。
陈亚才说，在这一段时间，警方动不动就扣留出席小型集会和穿黑衣的人，用了强硬手段干预，给予民众过敏的感觉，这都显示纳吉领导的班底有点慌了。
他继续说，纳吉的班底在面对当权的政治变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给人惊慌失措的感觉。从中可以显示出纳吉对于转型中的社会，尤其是新政治，应该如何应对，还有转不过来的感觉。
他说：“纳吉在应对的措施上，总体印象是不恰当的，人数很少的集会，警察比出席人数更多却要逮捕人，这种做法让人感觉，好像不太相称。”
另一名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表示，纳吉虽然没有援引《内安法令》逮捕人，但是依然对民主运动采取了高压手段。纳吉刚上台，政权不稳固，所以动作也比较多，不过谢诗坚认为，其实很多动作是不需要的，不需要造成紧张气氛。
“纳吉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需要民主化的措施，对待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只要在合理范围，都应该给予包容。纳吉少了包容，和一个马来西亚不相称，他应该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打压行动，应该比较公正地尊重不同意见的。”
转载自《风云时报》
1.6.09
蔡细历的第二春？ （天下纵横）
蔡细历这个人要怎样形容他呢？他好像是政坛上的“孙悟空”，有百变之身。当2007年杪传出性爱光碟后，他第一时间站出来，然后鞠躬下台，辞掉一切党官职。换句话说，他辛苦经营的政治地位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转入2008年，蔡细历似乎在政坛寂静下来。由于未能当候选人，也只能扶持他的孩子“代父出征”而有幸当上了国会议员。这叫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总算为蔡家留下一盏“政治传灯”。
本来故事就这样平淡过去，下来就看小蔡怎样表演了，没想到瞬息变化的政治竟在后来给已经无望“东山再起”的蔡细历一个翻身的机会，这出戏叫着“天赐良机”。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就在2003年林良实退位而由黄家定顶上成为老大后，蔡细历也是时来运转，在2004年大选后被党倚重出任中央卫生部长（曾在1990年起至2004年担任柔佛行政议员的他能一擢进中央内阁被认为是三级跳），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在2005年的党选，不但确定他在党内的第三把交椅的地位，当时更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在2008年的党选更上一层楼，争取成为领导人。
就在一切都属传言声中，却惊爆蔡细历跌马的大新闻。这一跌几乎是跌到谷底，既看不见前路，也没有政途可言。然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2008年大选的结局又让他有第二个想法，因为与他同样被挤出政治圈外的大有人在，一个个竞选失利的候选人成了与蔡细历同病相怜的失意人，只能眼巴巴看着中选的同僚意气风发的当官，此种痛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一二的。
这个时候，领军失败的黄家定倒成了靶子，被党内的基层大加讨伐，也包括蔡细历在内。在百般无奈下，黄家定选择急流勇退，宣布不再参加同年10月的马华党选，留下领导层的“真空”也就掀起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了。由于时势使然，翁诗杰的亮相登台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上下的支持下，他已是呼之欲出的新领导人。除了蔡锐明想再试一下运气外，其余人都靠边站。而有先见之明的蔡细历却巧妙地选择打老二而不硬碰老大，因为他深谙退而求其次的道理，而且与黄家泉正面交锋，正好抓住退位的黄家定的软肋（被指要建黄氏王朝），把矛头对向其兄，也就这样的“旁打正着”赢了一个马鼻，成为马华的新老二。
不幸的是新老大翁诗杰与新老二蔡细历又是不咬弦的一对。“道德论”也就成为他们之间的一道堵墙。这说明了说蔡细历胜了党选却输在人气不旺，只能在党内扮演监督的角色，更不必说党中委会推荐部长职。
此时没戏了的蔡细历又像孙悟空一样，来一个“绝处逢生”，突然间在党外获得一个看来重要而实则是苦差的“党职”，那就是纳吉委任他出任国阵总协调主任。这是一个从来未有的“新职”，只能靠名堂来摸索该干什么。
虽然蔡细历有自我解说其任务“任重道远”，要为国阵夺回痛失的四五个州政权，但明白国阵机制的人都会知道在缺乏资源和人力下，蔡细历在现阶段，可谓是“无兵司令”。他要怎样协调？一时之间若向成员党要人又非易事，除非国阵主席拨款资助，让他从成员党中调兵遣将组成一个班底，否则在“无钱万万不能底下”，蔡细历也许无法超越孙悟空变出花样了。
再说，非选举期间，国阵顶多是久久开一次会，各州，各区的国阵又那有什么活动，蔡细历要推动党务又谈何容易？若是在民联执政的州内有了所谓“国阵协调官”（有津贴领取）全归蔡细历管和由他安排选区拨款又当别论。但这美差（若有）自然回到国阵各自的成员党料理，哪会交由协调主任统管呢？
因此蔡细历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不论是否是翁诗杰争取有功或蔡细历争取而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纳吉要明确告诉蔡细历和所有国阵成员党，什么是总协调主任？他日常的办公室在哪儿？权力有多大？有没有固定的津贴和拨款？好让他能“一展长才”，不然他肯定是事倍功半的。或者蔡细历的第一个实验场是吡叻，就看着他如何发挥重要的作用了。
刊于2009年6月1日 《号外周报》
本来故事就这样平淡过去，下来就看小蔡怎样表演了，没想到瞬息变化的政治竟在后来给已经无望“东山再起”的蔡细历一个翻身的机会，这出戏叫着“天赐良机”。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就在2003年林良实退位而由黄家定顶上成为老大后，蔡细历也是时来运转，在2004年大选后被党倚重出任中央卫生部长（曾在1990年起至2004年担任柔佛行政议员的他能一擢进中央内阁被认为是三级跳），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在2005年的党选，不但确定他在党内的第三把交椅的地位，当时更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在2008年的党选更上一层楼，争取成为领导人。
就在一切都属传言声中，却惊爆蔡细历跌马的大新闻。这一跌几乎是跌到谷底，既看不见前路，也没有政途可言。然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2008年大选的结局又让他有第二个想法，因为与他同样被挤出政治圈外的大有人在，一个个竞选失利的候选人成了与蔡细历同病相怜的失意人，只能眼巴巴看着中选的同僚意气风发的当官，此种痛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一二的。
这个时候，领军失败的黄家定倒成了靶子，被党内的基层大加讨伐，也包括蔡细历在内。在百般无奈下，黄家定选择急流勇退，宣布不再参加同年10月的马华党选，留下领导层的“真空”也就掀起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了。由于时势使然，翁诗杰的亮相登台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上下的支持下，他已是呼之欲出的新领导人。除了蔡锐明想再试一下运气外，其余人都靠边站。而有先见之明的蔡细历却巧妙地选择打老二而不硬碰老大，因为他深谙退而求其次的道理，而且与黄家泉正面交锋，正好抓住退位的黄家定的软肋（被指要建黄氏王朝），把矛头对向其兄，也就这样的“旁打正着”赢了一个马鼻，成为马华的新老二。
不幸的是新老大翁诗杰与新老二蔡细历又是不咬弦的一对。“道德论”也就成为他们之间的一道堵墙。这说明了说蔡细历胜了党选却输在人气不旺，只能在党内扮演监督的角色，更不必说党中委会推荐部长职。
此时没戏了的蔡细历又像孙悟空一样，来一个“绝处逢生”，突然间在党外获得一个看来重要而实则是苦差的“党职”，那就是纳吉委任他出任国阵总协调主任。这是一个从来未有的“新职”，只能靠名堂来摸索该干什么。
虽然蔡细历有自我解说其任务“任重道远”，要为国阵夺回痛失的四五个州政权，但明白国阵机制的人都会知道在缺乏资源和人力下，蔡细历在现阶段，可谓是“无兵司令”。他要怎样协调？一时之间若向成员党要人又非易事，除非国阵主席拨款资助，让他从成员党中调兵遣将组成一个班底，否则在“无钱万万不能底下”，蔡细历也许无法超越孙悟空变出花样了。
再说，非选举期间，国阵顶多是久久开一次会，各州，各区的国阵又那有什么活动，蔡细历要推动党务又谈何容易？若是在民联执政的州内有了所谓“国阵协调官”（有津贴领取）全归蔡细历管和由他安排选区拨款又当别论。但这美差（若有）自然回到国阵各自的成员党料理，哪会交由协调主任统管呢？
因此蔡细历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不论是否是翁诗杰争取有功或蔡细历争取而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纳吉要明确告诉蔡细历和所有国阵成员党，什么是总协调主任？他日常的办公室在哪儿？权力有多大？有没有固定的津贴和拨款？好让他能“一展长才”，不然他肯定是事倍功半的。或者蔡细历的第一个实验场是吡叻，就看着他如何发挥重要的作用了。
刊于2009年6月1日 《号外周报》
自贸区是翁诗杰的试金石
时间：2009-05-30 01:12:31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记者
（吉隆坡29日讯）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一改上任以来的常态，在巴生自贸区议题中表现强硬，这是否因老翁需靠自贸区丑闻重夺“敢怒敢言”的形象呢？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认为，翁诗杰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与思路，因为自贸区丑闻是在他上台前早已发生的事情，而翁诗杰在当上总会长以后，对很多课题都无法表现出他当年“敢怒敢言”的形象，所以作为交通部长的他又不处理这件事的话，对他的形象将会有很大的打击。
他表示，自贸区将会是翁诗杰的第一个试金石，虽然他经过了很多障碍才能把报告公布，但是报告被公布后的后续行动是有待大家观察的。
除此以外，如果这份报告被公布后，而首相纳吉有所行动的话，至少这可以证明纳吉有意愿纠正前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
谢诗坚认为，这是翁诗杰在国阵的第一场胜战，不过对于要回复人们对于他日渐下滑的形象的话，翁诗杰还有一段很长远的路。
“翁诗杰这个行动绝不是因为他借用个人恩怨来向前领导人开刀的举动，我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处理是因为这个课题已经无法被掩盖了。” 当被询及翁诗杰是否因涉及者并无其朋党才如此积极时他如此表示。
他认为，很多人都在观望到底国阵政府会否有所行动，因为之前都有很多皇家委员会报告书如林甘短片、警察滥权等被公布，但一直都没有任何行动，所以政府应该以行动来证明其改革意愿。
他说，“我们不要整天只是拿前领导人的过错在阳光底下晒，晒太多很容易变咸鱼！”
转载自《风云时报》
（吉隆坡29日讯）马华总会长翁诗杰一改上任以来的常态，在巴生自贸区议题中表现强硬，这是否因老翁需靠自贸区丑闻重夺“敢怒敢言”的形象呢？
时事评论人谢诗坚认为，翁诗杰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与思路，因为自贸区丑闻是在他上台前早已发生的事情，而翁诗杰在当上总会长以后，对很多课题都无法表现出他当年“敢怒敢言”的形象，所以作为交通部长的他又不处理这件事的话，对他的形象将会有很大的打击。
他表示，自贸区将会是翁诗杰的第一个试金石，虽然他经过了很多障碍才能把报告公布，但是报告被公布后的后续行动是有待大家观察的。
除此以外，如果这份报告被公布后，而首相纳吉有所行动的话，至少这可以证明纳吉有意愿纠正前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
谢诗坚认为，这是翁诗杰在国阵的第一场胜战，不过对于要回复人们对于他日渐下滑的形象的话，翁诗杰还有一段很长远的路。
“翁诗杰这个行动绝不是因为他借用个人恩怨来向前领导人开刀的举动，我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处理是因为这个课题已经无法被掩盖了。” 当被询及翁诗杰是否因涉及者并无其朋党才如此积极时他如此表示。
他认为，很多人都在观望到底国阵政府会否有所行动，因为之前都有很多皇家委员会报告书如林甘短片、警察滥权等被公布，但一直都没有任何行动，所以政府应该以行动来证明其改革意愿。
他说，“我们不要整天只是拿前领导人的过错在阳光底下晒，晒太多很容易变咸鱼！”
转载自《风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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