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已经逝世11年的邓小平又再一次成为《时代周刊》今年度被怀念的人物。这是用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在30年前用一双手改变了中国。文章这样说：“邓小平的改革使许许多多的人改善生活。这种改善的速度和广度在人类历史上不曾见过。”它也引述总理温家宝的话说，3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变化，取得成就令世界称奇。
奇的还不止这个，早在1976年时，《时代周刊》在周恩来逝世后，竟独具慧眼地认为他是中国的未来接班人。虽然他在这之后又再次被打倒。但两年后，他再度复出，且被《时代周刊》在1978年选定为风云人物，因为他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前所未有地打开中国的大门。
果然到了1985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取得显着成绩，市场经济成为导向，国内出现一片欣欣向荣，因而又再被《时代周刊》评为风云人物。邓小平也没有让世界和中国人民失望，在他的理论指引下，中国在21世纪显得意气风发，崛起成为美国视为新诞生的直接对手。
无可否认的，从1978到2008的30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年代，因而邓小平被评为世界风云人物，也是有其道理的。
邓小平为什么会被世界誉为改变中国的伟人？那是与他的思想和一生阅历分不开的。他出生于1904年，1920年到法国，开始其勤工俭学，并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于1921年）。1924年正式加入中共。在法国生活了5年后于1926年他转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及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他回到中共投身入革命事业，1931年赴江西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但不久后遭李立三及王明的排挤，与毛泽东一起第一次被“打倒”。1934年随红军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恢复领导权，邓小平也得到“平反”。到达延安后，邓小平参加和领导无数战役，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成了国家领导人之一，在1952年当选中共中央秘书长及国务院副总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陈云成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不幸的，在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归类为刘少奇派，成了党内“第二号最大走资派”被二次被打倒。下放到江西劳动，失去一切党政职务。在林彪事件（1971年出走坠机身亡）后，邓小平于1973年在周恩来力保和毛泽东同意下复出工作，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在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看来已是周恩来的接班人。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4月爆发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被镇压，邓小平被责为“黑手”再一次被打倒。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打倒，迎来了短暂的华国锋时代。
1977年华国锋在元老的压力下，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翌年（1978年）的第11届三中全会上确定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他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如果我们从邓小平的历史看他后半生的改革，就不难理解他既是服从毛泽东的人但又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人。若不是因为“文革”打乱了程序，邓小平也许早就将其政改付诸实践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假如一帆风顺地不受挫折，断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因为他的上面还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有的功绩也会算在这两位领袖的身上。
正因为经过苦炼和折磨及刘少奇与毛泽东先后逝世，才使得第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可以一展身手的机会。
尽管毛泽东曾对他做过“惩罚”，但他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伟大领袖，对他的功过七三对开，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先后提拔了3位总书记，即胡耀邦、赵紫阳与江泽民。
虽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因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六四事件），导致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三级跳成为党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更在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三人先后都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尤其是江泽民，更可以被视为推动邓小平理论的一位领导人。他所执行的政策在后来虽有其个人的成就感，仍然被视为邓小平新局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即便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他所遗下的政治遗产无疑地被新一代的领导人所遵守。
就此而言，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虽然有位西方作家劳伦斯库恩博士写了一本称颂江泽民的传记，形容他是“改变了中国”的领导人，但实质上，世界和中国仍然把江泽民时代归纳进邓小平路线的年代。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的政绩，一概都算在邓小平的身上，他成了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开国有功的伟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终于看到2003年胡锦涛主政之时，敢于大胆矢言：“中国将和平崛起”。
（原载于2008年12月29日《号外周报》 第408）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0.12.08
让乔治市重放光芒 （跃马扬鞭）
槟岛市政局订于明年元旦日庆祝乔治市城市日， 旨在回顾51年前的元旦日乔治市正式升格为市。虽然今时的庆典与昔日的庆典大相径庭，缺乏主题，但聊胜于无。
如果改成今年庆祝更具意义，因为今年刚好是槟城包括乔治市开埠222年。
乔治市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历史地位与象征。它是在1786年7月11日由英人莱特所开辟。一个月后（8月10日）他将先开辟的地段称之为“乔治市”（当时英国王的名字）。今天我们在旧关仔角的康华丽堡所看到的雕堡，就是莱特筑起的第一道城墙。这就是说，英国人在马来西亚建立其第一个殖民地，对以后的马来西亚政局，起了根本的变化。
1800年，第四任总督李特在位时，他又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对岸的控制权，取名为威斯利省（简称威省），将之纳入槟榔屿版图。今天的槟城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了集中发展乔治市，李特总督也在这一年成立了“估税委员会”，是为乔治市议会的前身。
1848年，殖民政府根据英国法令将乔治市的“估税委员会”易名为“市政委员会”。1857年，根据海峡殖民地（1826年由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法令，在此三地各设市政局。“乔治市市政委员会”也就正名“乔治市市政局”。法令规定由5名市议员组成，其中三人由纳税人选出（每年纳税印度货币25卢比以上者有投票权），但因缺乏“选举”意识，也成了“候选人”拉拢朋友参与投票的活动（一年一度），有些搞笑，算是对“民主”的交待。
虽然延至1888年才正式划定乔治市的范围，并在1913年改为市议员全面委任制（增至12人，俗称12商），但乔治市市政局的诞生则从1857年算起。
1951年，英殖民政府为抵消马共的武装斗争，又再将乔治市市议会“民主化”，试验性在马来西亚推行市议员选举制度，是为我国民主选举的滥觞。惟15名市议员中只9名民选，余者皆为委任，且参政司（槟城总督）为当然主席。林苍佑组成的急进党赢得了6席。掀开了他的从政之路（林苍佑当时已是委任的槟州议员，未参加市选举）。
1956年时，有鉴于马来亚将在翌年的8月31日取得独立，乔治市市议会全体议员在8月31日向英女王呈递陈请书，请求升格为市。结果获准在1957年1月1日正式升格为市的地位，同时庆祝市议会成立一百周年。配合这一举动，乔治市市议会也在1957年初，从民选市议员中选出一人出任市长，联盟的市议员吴源和当选第一任市长。
讵料“槟城领先”的庆典在第二天（1月2日）的大旗鼓游行中发生种族冲突暴乱，5人死于非命，74受伤，导致全岛宣布戒严延至1月13日才全面解严，乐极生悲，真是始料未及。原本一连6日的庆祝节目也告终止。即便有此不幸事件，也没有影响马来亚如期独立（这一年，乔治市人口已高达21万余人）。
1965年，中央政府宣布中止地方议会选举，槟州政府也正式接管市议会。从此不再有民选市议员。
1976年，槟州政府将乔治市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统筹全岛的规划和发展。巧合的又是在林苍佑的主政下，对市议员进行了委任。由于政治的变化和行政结构的重组，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也无形中影响乔治市的城市地位。最明显的是“市长”不见了，只存在槟岛市政局主席。
当然，乔治市作为槟州的首府的法定地位并没有改变，但又好像“自动”放弃城市地位，以致被人指摘政府保护乔治市不力而引起争议。
其实槟州政府也对乔治市的保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年7月7日，乔治市的相关地段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也证明了10余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正因为这样，即便槟州政府在今年308大选中改朝换代，也具有责任恢复乔治市市议会的功能，以使乔治市名正言顺地恢复升格为市的地位，也更能集中精力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区恒久照亮这颗“东方明珠”。
刊于2008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
如果改成今年庆祝更具意义，因为今年刚好是槟城包括乔治市开埠222年。
乔治市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历史地位与象征。它是在1786年7月11日由英人莱特所开辟。一个月后（8月10日）他将先开辟的地段称之为“乔治市”（当时英国王的名字）。今天我们在旧关仔角的康华丽堡所看到的雕堡，就是莱特筑起的第一道城墙。这就是说，英国人在马来西亚建立其第一个殖民地，对以后的马来西亚政局，起了根本的变化。
1800年，第四任总督李特在位时，他又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对岸的控制权，取名为威斯利省（简称威省），将之纳入槟榔屿版图。今天的槟城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为了集中发展乔治市，李特总督也在这一年成立了“估税委员会”，是为乔治市议会的前身。
1848年，殖民政府根据英国法令将乔治市的“估税委员会”易名为“市政委员会”。1857年，根据海峡殖民地（1826年由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法令，在此三地各设市政局。“乔治市市政委员会”也就正名“乔治市市政局”。法令规定由5名市议员组成，其中三人由纳税人选出（每年纳税印度货币25卢比以上者有投票权），但因缺乏“选举”意识，也成了“候选人”拉拢朋友参与投票的活动（一年一度），有些搞笑，算是对“民主”的交待。
虽然延至1888年才正式划定乔治市的范围，并在1913年改为市议员全面委任制（增至12人，俗称12商），但乔治市市政局的诞生则从1857年算起。
1951年，英殖民政府为抵消马共的武装斗争，又再将乔治市市议会“民主化”，试验性在马来西亚推行市议员选举制度，是为我国民主选举的滥觞。惟15名市议员中只9名民选，余者皆为委任，且参政司（槟城总督）为当然主席。林苍佑组成的急进党赢得了6席。掀开了他的从政之路（林苍佑当时已是委任的槟州议员，未参加市选举）。
1956年时，有鉴于马来亚将在翌年的8月31日取得独立，乔治市市议会全体议员在8月31日向英女王呈递陈请书，请求升格为市。结果获准在1957年1月1日正式升格为市的地位，同时庆祝市议会成立一百周年。配合这一举动，乔治市市议会也在1957年初，从民选市议员中选出一人出任市长，联盟的市议员吴源和当选第一任市长。
讵料“槟城领先”的庆典在第二天（1月2日）的大旗鼓游行中发生种族冲突暴乱，5人死于非命，74受伤，导致全岛宣布戒严延至1月13日才全面解严，乐极生悲，真是始料未及。原本一连6日的庆祝节目也告终止。即便有此不幸事件，也没有影响马来亚如期独立（这一年，乔治市人口已高达21万余人）。
1965年，中央政府宣布中止地方议会选举，槟州政府也正式接管市议会。从此不再有民选市议员。
1976年，槟州政府将乔治市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统筹全岛的规划和发展。巧合的又是在林苍佑的主政下，对市议员进行了委任。由于政治的变化和行政结构的重组，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也无形中影响乔治市的城市地位。最明显的是“市长”不见了，只存在槟岛市政局主席。
当然，乔治市作为槟州的首府的法定地位并没有改变，但又好像“自动”放弃城市地位，以致被人指摘政府保护乔治市不力而引起争议。
其实槟州政府也对乔治市的保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年7月7日，乔治市的相关地段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也证明了10余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正因为这样，即便槟州政府在今年308大选中改朝换代，也具有责任恢复乔治市市议会的功能，以使乔治市名正言顺地恢复升格为市的地位，也更能集中精力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区恒久照亮这颗“东方明珠”。
刊于2008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
23.12.08
华人社会形成于英殖民时代 （天下纵横）
从历史上来说，马来西亚的华族移民形成一个浪潮真正始于英国人在1786年占领槟城之后。而在这之前，虽有华人在马来西亚定居，但数量不多，因此不能形成一个华人社会。
尽管有史料记载华人领袖（客家人）罗芳伯曾于177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坤甸建立了大唐总制，也只限于印度尼西亚一带，直到1830年才有罗芳伯的弟子刘善邦率3千人移入砂拉越的石隆门，但后来又受到镇压而分散，因此成不了气候。
即使在莱特占领槟城之前，已有少数华人在槟榔屿居住，也是个人行为。如建于1799年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有三名南迁的华人的坟墓，死后化身为大伯公被人膜拜，只能证明他们三人较莱特先来到槟城，不能证明有一个华人社群。
研究华人史的权威巴素博士在其著作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华侨初期已经跟马来人通商和作外交上的联络（指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但他们一直到马六甲王国奠基后（成立于1402年），才存有永久居留马来西亚的念头（按马六甲王朝于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而1641年又被荷兰征服）。”不过根据巴素博士的资料显示，在1641年时，马六甲有华人不过三四百名，只有在英国人开拓殖民地后，开始具有意义的移民。
换句话说，英国东征后，大开门户让印度人和华人大举南迁，成就了今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华人社会也于焉形成。按照时间表它是这样排列的：
1. 1786年英国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后，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生存和发展。例如1787年时，只有华人60名，但到1833年时，华人已是逾万名。而在1901年时，华人已近10万名。由此可见英国在早年就洞悉利用华人来开拓殖民地。
2. 1819年，莱佛士（原本在槟城担任总督的秘书）占有新加坡，有更多的华人也在新加坡登陆，然后再移入马来半岛。今天的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家，华人3百余万名，正是当日播下的种。
3.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殖民地，将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让予荷兰，换取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就这样，英国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在私相授受下，荷兰占有全印度尼西亚，英国则将海峡殖民地作为东进的桥头堡。自此之后，又有大量的华人向这三个地方迁移，形成一个大移民浪潮。
英国占领马六甲海峡是具有其长远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借此三个殖民地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另一方面又瞄准中国的市场。
4. 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打一场鸦片战争就是为了夺取香港成为其殖民地，并通过香港打开中国的门户。
5. 1841年，布洛克家族占有砂拉越，同样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华人的入迁也是波浪式的，直到今天为止，砂州的2百余万人口中，华人占有约26%就是当日的移民潮所形成的。
6. 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打通进入马来半岛的大门，华人涌进开采锡矿，种植橡胶；英国则将政治权力延伸到各个州属。马来半岛也就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7. 1881年，英国的渣打公司取得沙巴的控制权，又有一大批华人移向沙巴谋生，今日的沙巴有2百余万人口，华人也有近18%之数，说明了沙巴早期也是华人“淘金的天堂”。
8. 1905年，尽管英国在1874年后就对马来半岛行使政治控制权，但法定地位是在1905年才被全面确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这九州三邦后来被称为马来亚（但在1948年新加坡被划出去，不属马来亚）。
9. 1942年，日本全面入侵东南亚，马来亚也告沦陷。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人民罄竹难书；尤其是华人，更成为被日本蝗军残害和打压的对象。
10. 1946年，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英军即快地重临马来亚，实行军事统治。与此同时它也迫使沙巴及砂拉越的统治家族把权力让出，直接归为英国政府掌管。
这样一来，沙巴和砂拉越与马来亚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殖民地。也因为有这层关系，才有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加上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地方一统成为马来西亚。
不论是东马或西马的华人，他们都是缘自一体的，都在英殖民地时代由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省大量的涌入，建设了今日繁荣的马来西亚。就此而言，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没有华人的开垦和勤劳的付出，没有华人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又怎样形成一个马来西亚国家？说来说去，是英国利用了华人，而华人也借英国人之手，向海外拓展他们的事业，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原载于2008年12月22日《号外周报》 第407）
尽管有史料记载华人领袖（客家人）罗芳伯曾于177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坤甸建立了大唐总制，也只限于印度尼西亚一带，直到1830年才有罗芳伯的弟子刘善邦率3千人移入砂拉越的石隆门，但后来又受到镇压而分散，因此成不了气候。
即使在莱特占领槟城之前，已有少数华人在槟榔屿居住，也是个人行为。如建于1799年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有三名南迁的华人的坟墓，死后化身为大伯公被人膜拜，只能证明他们三人较莱特先来到槟城，不能证明有一个华人社群。
研究华人史的权威巴素博士在其著作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华侨初期已经跟马来人通商和作外交上的联络（指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但他们一直到马六甲王国奠基后（成立于1402年），才存有永久居留马来西亚的念头（按马六甲王朝于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而1641年又被荷兰征服）。”不过根据巴素博士的资料显示，在1641年时，马六甲有华人不过三四百名，只有在英国人开拓殖民地后，开始具有意义的移民。
换句话说，英国东征后，大开门户让印度人和华人大举南迁，成就了今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华人社会也于焉形成。按照时间表它是这样排列的：
1. 1786年英国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后，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生存和发展。例如1787年时，只有华人60名，但到1833年时，华人已是逾万名。而在1901年时，华人已近10万名。由此可见英国在早年就洞悉利用华人来开拓殖民地。
2. 1819年，莱佛士（原本在槟城担任总督的秘书）占有新加坡，有更多的华人也在新加坡登陆，然后再移入马来半岛。今天的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家，华人3百余万名，正是当日播下的种。
3.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殖民地，将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让予荷兰，换取荷兰将马六甲交给英国。就这样，英国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在私相授受下，荷兰占有全印度尼西亚，英国则将海峡殖民地作为东进的桥头堡。自此之后，又有大量的华人向这三个地方迁移，形成一个大移民浪潮。
英国占领马六甲海峡是具有其长远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借此三个殖民地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另一方面又瞄准中国的市场。
4. 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打一场鸦片战争就是为了夺取香港成为其殖民地，并通过香港打开中国的门户。
5. 1841年，布洛克家族占有砂拉越，同样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华人的入迁也是波浪式的，直到今天为止，砂州的2百余万人口中，华人占有约26%就是当日的移民潮所形成的。
6. 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打通进入马来半岛的大门，华人涌进开采锡矿，种植橡胶；英国则将政治权力延伸到各个州属。马来半岛也就逐步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7. 1881年，英国的渣打公司取得沙巴的控制权，又有一大批华人移向沙巴谋生，今日的沙巴有2百余万人口，华人也有近18%之数，说明了沙巴早期也是华人“淘金的天堂”。
8. 1905年，尽管英国在1874年后就对马来半岛行使政治控制权，但法定地位是在1905年才被全面确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这九州三邦后来被称为马来亚（但在1948年新加坡被划出去，不属马来亚）。
9. 1942年，日本全面入侵东南亚，马来亚也告沦陷。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人民罄竹难书；尤其是华人，更成为被日本蝗军残害和打压的对象。
10. 1946年，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英军即快地重临马来亚，实行军事统治。与此同时它也迫使沙巴及砂拉越的统治家族把权力让出，直接归为英国政府掌管。
这样一来，沙巴和砂拉越与马来亚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殖民地。也因为有这层关系，才有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加上沙巴和砂拉越两个地方一统成为马来西亚。
不论是东马或西马的华人，他们都是缘自一体的，都在英殖民地时代由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省大量的涌入，建设了今日繁荣的马来西亚。就此而言，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没有华人的开垦和勤劳的付出，没有华人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又怎样形成一个马来西亚国家？说来说去，是英国利用了华人，而华人也借英国人之手，向海外拓展他们的事业，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原载于2008年12月22日《号外周报》 第407）
政改声中看独中未来 （跃马扬鞭）
308大选后，因为政治版图的改变，也使到华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关怀，最明显的是霹州政府宣布拨地1千依格供9间独中进行农耕活动，以所得养校及槟州政府宣布每年拨款1百万元供州内的5间独中，以进行软硬件设施的改善和提升。
而在这之前的吉兰丹州政府也宣布拨地1千依格给州内的中华独中。但情况进展如何，尚未在报上阅及详情。
至于雪州政府及吉打州政府还没有针对援助华教事作出宣布，我们不知道何时会送来喜讯。
上述5个州是属于民联执政的州，也是308大选带来的新格局，因此它们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格外的关注，因为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反对党跃居执政5州的局面，自然有关州属的人民期望带来改变。但能改变到什么程度，言之过早。
至于仍然由国阵控制的中央政府及另外的8个州，基本上政策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也不会对民联的举动无动于衷，毕竟教育是一个大课题。如果民联的举止也能刺激国阵对华教的政策作适当的调整，也不失为良性的竞争。
不过，一项不争的事实是：教育政策归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各州政府所能做的，也有其局限。因此华社也不可能期望州内的州政府一劳永逸解决华校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例如拨款或拨地给所属的独中，只能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不能有釜底抽薪之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欢迎相关州政府的“拔刀相助”。
事实上，如果我们检视华校自独立后所面对的问题，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华校就与政治挂上钩。换句话说，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政治生态，也注定华教这一条路是与政治的道路交叉在一起，而且也跟着政治在不断地转变，无法让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
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独立之后，华校都是在华社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例如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在1904年由中华小学开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在1923年由钟灵中学算起（它在1917年先创设钟灵学校而后发展为华文中学）。这固然是因为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来到新马宣扬兴办学校有以致之，但他们也带有政治的功利主义，以为他们鼓吹的政改和革命争取支持。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文小学有1342间，华文中学有70间。但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而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就大大地改变华校的结构。除了所有的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转型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不受争议外，华文中学的改制就引发教总主席林连玉的抗争。在他的号召下，还是有54间华文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成为政府控制的中学），只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而成为独立中学。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公民权被裭夺）。
较后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增办独立中学21间，使到西马的独中增至37间。另一方面，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沙巴和砂拉越的华文中学也有一定的变化。前者有独中9间，后者有独中14间。这样一来，东马共23间，与西马的37间合起来算，总共是60间独中。
而改制的中学在西马也从54间增至60间，东马则有18间（沙巴8间，砂州10间），合共78间的所谓国民型中学。在改制学校中，不论中学或小学，如果校产不属于教育部，都被归为半津学校，必须自行承担建设费用。全津学校即指校产归政府，但数目有限。例如在目前的1291间华小中，就有800间属半津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华社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不但要集资建设半津国民型小学，也要负起半津的国民型中学（如今已统称国中）建设费。例如槟城菩提国中迁校就需要华社投下3千万元，再加上独中长年累月需要华社资助，在在反映出华社有力不从心之难。因此华基政党若能在这方面寻求突破，给华社更大的支持与促成中央政府对教育一视同仁，则许多教育难题或会迎刃而解，也会减轻华社的压力。
只要对华校的未来有利，即便政党为功利主义而协助华校，也还是被欢迎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反对各华基政党通过政治竞争来使华校从中受惠。就此而言，民联也应把华教问题提上日常议程，打出其教育政策，当会比个别拨款来得更有效；尤其是全马60间独中，已是时候需要给予实质援助和更大的支持。毕竟独中也同样为国作育英才，不应被边缘化。
刊于2008年12月22日《南洋商报》
而在这之前的吉兰丹州政府也宣布拨地1千依格给州内的中华独中。但情况进展如何，尚未在报上阅及详情。
至于雪州政府及吉打州政府还没有针对援助华教事作出宣布，我们不知道何时会送来喜讯。
上述5个州是属于民联执政的州，也是308大选带来的新格局，因此它们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格外的关注，因为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反对党跃居执政5州的局面，自然有关州属的人民期望带来改变。但能改变到什么程度，言之过早。
至于仍然由国阵控制的中央政府及另外的8个州，基本上政策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也不会对民联的举动无动于衷，毕竟教育是一个大课题。如果民联的举止也能刺激国阵对华教的政策作适当的调整，也不失为良性的竞争。
不过，一项不争的事实是：教育政策归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各州政府所能做的，也有其局限。因此华社也不可能期望州内的州政府一劳永逸解决华校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例如拨款或拨地给所属的独中，只能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不能有釜底抽薪之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欢迎相关州政府的“拔刀相助”。
事实上，如果我们检视华校自独立后所面对的问题，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华校就与政治挂上钩。换句话说，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政治生态，也注定华教这一条路是与政治的道路交叉在一起，而且也跟着政治在不断地转变，无法让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
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独立之后，华校都是在华社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例如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在1904年由中华小学开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在1923年由钟灵中学算起（它在1917年先创设钟灵学校而后发展为华文中学）。这固然是因为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来到新马宣扬兴办学校有以致之，但他们也带有政治的功利主义，以为他们鼓吹的政改和革命争取支持。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文小学有1342间，华文中学有70间。但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而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就大大地改变华校的结构。除了所有的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转型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不受争议外，华文中学的改制就引发教总主席林连玉的抗争。在他的号召下，还是有54间华文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成为政府控制的中学），只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而成为独立中学。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公民权被裭夺）。
较后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增办独立中学21间，使到西马的独中增至37间。另一方面，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沙巴和砂拉越的华文中学也有一定的变化。前者有独中9间，后者有独中14间。这样一来，东马共23间，与西马的37间合起来算，总共是60间独中。
而改制的中学在西马也从54间增至60间，东马则有18间（沙巴8间，砂州10间），合共78间的所谓国民型中学。在改制学校中，不论中学或小学，如果校产不属于教育部，都被归为半津学校，必须自行承担建设费用。全津学校即指校产归政府，但数目有限。例如在目前的1291间华小中，就有800间属半津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华社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不但要集资建设半津国民型小学，也要负起半津的国民型中学（如今已统称国中）建设费。例如槟城菩提国中迁校就需要华社投下3千万元，再加上独中长年累月需要华社资助，在在反映出华社有力不从心之难。因此华基政党若能在这方面寻求突破，给华社更大的支持与促成中央政府对教育一视同仁，则许多教育难题或会迎刃而解，也会减轻华社的压力。
只要对华校的未来有利，即便政党为功利主义而协助华校，也还是被欢迎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反对各华基政党通过政治竞争来使华校从中受惠。就此而言，民联也应把华教问题提上日常议程，打出其教育政策，当会比个别拨款来得更有效；尤其是全马60间独中，已是时候需要给予实质援助和更大的支持。毕竟独中也同样为国作育英才，不应被边缘化。
刊于2008年12月22日《南洋商报》
16.12.08
陈康南讲客话信心满满 原来黄顺舸已挺他继掌人联党
11月29日应邀到美里参加美里客家公会50周年宴庆日，除了针对客家人的历史作专题演讲外，我也私底下被人联党的地方领袖要求针对砂州的政治未来走向作出评论。当然这是非正式的交流，但我也觉得蛮有意思，因为借客家公会的庆典，人联党的几位大头似乎都聚集一堂，他们是党主席陈康南（也是砂州第一副首长）、党副主席陈华贵（也是中央原产种植部长），砂州助理部长林景胜及州议员谢超发。非常巧合的是，他们四位都是美里的国州议员，也显示了美里是人联党的堡垒区。
陈康南在美里体育馆的千人宴上发表了具有政治味浓厚的演说。他说，我们华人不是第二等公民，也拒绝成为次等公民。在马来西亚，公民都应具有同等的地位没有主次之分。他这样问：如果没有华人参加建设马来西亚，会有今日这样繁荣吗？肯定不会。这就证明了华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陈康南在会上充满自信的讲话时这样打趣地说：“许多人以为他脱稿了就讲不好华语，现在我的稿讲完了，就脱稿来讲华语，看看我讲得怎么样？”
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医生也确实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比起西马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从政者也不遑多让。尤其身为广东人的他，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客语，足见美里也是客家人的“天下”。
他的信心源自两个方面，其一他是美里人，一向以来将美里打造成人联党的坚固基地，反对党难以攻克；其二是在未来的党选中，陈康南似乎在没有对手底下，会蝉联主席职。
该党的署理主席黄顺舸11月29日在诗巫这样说：“人联党一定要以和为贵，勿再有纷争。他也说，他将支持陈康南继续掌舵人联党面向未来。
黄顺舸是人联党的第二把手，目前担任砂州第二财长兼地方政府部长。在2006年520的州选失利后（人联党失掉8州议席，只保11席，输得惨重），他一度加入倒陈康南的阵营。事件的演进是这样的：
1. 2006年9月，人联青要求开特大，显然有意向陈康南发难。人联青的总团长就是沈耀荣。当时党的秘书长沈庆辉说，倒陈是沈的个人意愿。
2. 10月，人联党中委同意召开特大，但掀起两派的斗争。反陈的阵营在署理主席刘贤镇的率领下，一时看来声势浩大。他更推举黄顺舸接陈康南的班。
3. 陈康南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人马也急快地在11月成立前进队伍，把刘贤镇排除在外，拉拢黄顺舸加入前进阵营，并让黄出任署理主席。这意味着党变相地“割除”刘的署理主席。
由于当权派有了良好的部署，也就打乱了反对党的阵营。当时的黄顺舸仍持保留态度，既不反对加入前进阵线，也不表示支持。
虽然如此，陈康南派终于压下刘贤镇的“反陈运动”，而安然地继续掌舵。在2008年的国会大选，陈康南又有良好的表现，国会只输一席给行动党，其他6席胜出，包括陈华贵在美里的蝉联，保住了联邦部长职。这一战绩，显然给陈康南的领导加分。
虽然党内不否认刘贤镇派会在党选中可能出手，但他们认为已不成大气候，看来陈康南已稳坐钓鱼台。
身为陈康南的死硬派，陈华贵是誓死与陈康南一道。他也信心满满地认为未来的人联党将在稳定中迈进。一般预料，人联党的12月中旬（十二及时十三日）党选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由于陈康南曾在2006年党争时有表态只再任三年到2008年党选，有人以此要求换人，但放眼党内，又似乎没有适合的接班人，也就让陈占了优势。
在这方面，人联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项修章动议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已有支部提出修改党章，主席及秘书长直选，以求民主化。如果大会通过，就有一番争议党中央是直选或先初选才复选。由于党章又要得到注册官批准才生效，看来本届改选将引用现有章程。当然也会有所争议的。
至于人联青总团长沈耀荣宣布不再寻求蝉联后，已在党内掀起战火。沈耀荣曾经做为反陈的急先锋，在今日选择引退，也多少与两年前的倒陈不遂有关系。目前已有数人表态要争夺人联青总团长职，但预料新的总团长可能是薛华东，他被认为是陈康南所属意的人马。
由此来看人联党的重要人物在美里客家公会庆典的亮相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说明了不少的客家公会的负责人也是人联党的骨干，他们既搞社团活动，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由于身份的交叉，我们看到的是美里的客家人与人联党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究竟是不是人联党的铁票？则没有人可以保证。不过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关心人联党的未来。因为他们一直问我人联党该怎样面对未来。我想他们本身比我更了解党的现状和未来该怎么做。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陈康南在美里体育馆的千人宴上发表了具有政治味浓厚的演说。他说，我们华人不是第二等公民，也拒绝成为次等公民。在马来西亚，公民都应具有同等的地位没有主次之分。他这样问：如果没有华人参加建设马来西亚，会有今日这样繁荣吗？肯定不会。这就证明了华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陈康南在会上充满自信的讲话时这样打趣地说：“许多人以为他脱稿了就讲不好华语，现在我的稿讲完了，就脱稿来讲华语，看看我讲得怎么样？”
这位受英文教育的医生也确实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比起西马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从政者也不遑多让。尤其身为广东人的他，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客语，足见美里也是客家人的“天下”。
他的信心源自两个方面，其一他是美里人，一向以来将美里打造成人联党的坚固基地，反对党难以攻克；其二是在未来的党选中，陈康南似乎在没有对手底下，会蝉联主席职。
该党的署理主席黄顺舸11月29日在诗巫这样说：“人联党一定要以和为贵，勿再有纷争。他也说，他将支持陈康南继续掌舵人联党面向未来。
黄顺舸是人联党的第二把手，目前担任砂州第二财长兼地方政府部长。在2006年520的州选失利后（人联党失掉8州议席，只保11席，输得惨重），他一度加入倒陈康南的阵营。事件的演进是这样的：
1. 2006年9月，人联青要求开特大，显然有意向陈康南发难。人联青的总团长就是沈耀荣。当时党的秘书长沈庆辉说，倒陈是沈的个人意愿。
2. 10月，人联党中委同意召开特大，但掀起两派的斗争。反陈的阵营在署理主席刘贤镇的率领下，一时看来声势浩大。他更推举黄顺舸接陈康南的班。
3. 陈康南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人马也急快地在11月成立前进队伍，把刘贤镇排除在外，拉拢黄顺舸加入前进阵营，并让黄出任署理主席。这意味着党变相地“割除”刘的署理主席。
由于当权派有了良好的部署，也就打乱了反对党的阵营。当时的黄顺舸仍持保留态度，既不反对加入前进阵线，也不表示支持。
虽然如此，陈康南派终于压下刘贤镇的“反陈运动”，而安然地继续掌舵。在2008年的国会大选，陈康南又有良好的表现，国会只输一席给行动党，其他6席胜出，包括陈华贵在美里的蝉联，保住了联邦部长职。这一战绩，显然给陈康南的领导加分。
虽然党内不否认刘贤镇派会在党选中可能出手，但他们认为已不成大气候，看来陈康南已稳坐钓鱼台。
身为陈康南的死硬派，陈华贵是誓死与陈康南一道。他也信心满满地认为未来的人联党将在稳定中迈进。一般预料，人联党的12月中旬（十二及时十三日）党选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由于陈康南曾在2006年党争时有表态只再任三年到2008年党选，有人以此要求换人，但放眼党内，又似乎没有适合的接班人，也就让陈占了优势。
在这方面，人联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项修章动议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已有支部提出修改党章，主席及秘书长直选，以求民主化。如果大会通过，就有一番争议党中央是直选或先初选才复选。由于党章又要得到注册官批准才生效，看来本届改选将引用现有章程。当然也会有所争议的。
至于人联青总团长沈耀荣宣布不再寻求蝉联后，已在党内掀起战火。沈耀荣曾经做为反陈的急先锋，在今日选择引退，也多少与两年前的倒陈不遂有关系。目前已有数人表态要争夺人联青总团长职，但预料新的总团长可能是薛华东，他被认为是陈康南所属意的人马。
由此来看人联党的重要人物在美里客家公会庆典的亮相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说明了不少的客家公会的负责人也是人联党的骨干，他们既搞社团活动，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由于身份的交叉，我们看到的是美里的客家人与人联党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究竟是不是人联党的铁票？则没有人可以保证。不过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关心人联党的未来。因为他们一直问我人联党该怎样面对未来。我想他们本身比我更了解党的现状和未来该怎么做。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批判慕克力的怪论 （天下纵横）
已获得竞选巫青团长资格的慕克力不知为何在此时跳出来，高唱种族主义调子？这固然与最近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有一定的关系，他也就趁此时机打种族牌来取得巫青团团长这个职位，但这能否见效，目前尚言之过早。
所谓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是指308大选过后的5个月后开始明显，表面上看来是与巫统的党选有直接的关系，实则若让这种局面扩散，将不是国家之福。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慕克力不从现任团长希沙慕丁的举剑事件中吸取教训？在308大选后，希沙慕丁已就此事向华社道歉，而事情也告一段落，但这不等于希沙慕丁造成的伤害是无关紧要的。308大选许多选民不投票给国阵，导致不但巫统丧失在城市中的堡垒区，而且马华和民政也遭受惨败。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与希沙慕丁的举剑不无关系。尽管在举剑之后希沙一再强调这是马来文化的传统，也是象征马来民族的尊严，并不是用来伤害其他民族，但非马来人对一而再的举剑的反感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不是单一种族的国家，因此不能只视为一个民族的事，与其他种族无关。308大选的结果不是敲了国阵的警钟吗？
既然希沙能在事后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而勇于纠正，为何慕克力还要高谈阔论种族议题？即使他因而赢得了巫青团长的职位而失掉其他种族对他的信心，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慕克力提出的两个种族议题是十分重要的，远比举剑更有杀伤力。其一是他质疑国阵成员党员领袖提出“马来主权”的否决论，而他提出的又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他说马来主权指的是马来统治者的主权，源自于马来人对马来统治者的称呼—陛下。这个概念不是显示马来人是主人而其他种族是奴隶。他认为否定“马来主权”之说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只是要成为所属种族的“英雄”。他甚至说，如果马来主权遭置疑，另一方可能质疑非马来人在本国的“经济主权”。
这种说法也是对历史的曲解。在历史上，马来半岛分成九州的小王国，有个别的统治者是不争的事实。住在马来半岛九州的人民，包括非马来人都不曾置疑统治者的权力与地位，即使马来西亚在后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也还是保留统治者的地位。在殖民地时代，马来亚的主权已落在英国人手里，因此才有后来三大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换句话说，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国家的主权已重回国人的手里，并由一部完整的宪法主导国会民主制度，也就显示政府是由人民选出的。这民选制度意味着国家主权在人民的手里。
就此而言，当政府组成后，自然由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当政，恰好巫统是最强最大的，也就由巫统主导政府和行使主权，而统治者则成为君主立宪的团结象征。因此慕克力的解释是略掉民主宪制，也是与历史不符的。
不论是许子根或翁诗杰或蔡细历提出“马来人主导”而不是“马来人主权”也是根据宪法和历史来演绎的，完全没有否定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更无冲撞各州既有的统治者地位。除非慕克力不尊重宪法和民主，不然他是不可以否定国家主权是由人民赋予政府的。既然国阵的成员党领袖希望矫正“主权”之说，也就何错有之？还是副首相纳吉比较理性的解读。他说，国阵成员党应通过内部管道解决争议，对外口径必须一致，以免人民认为国阵内部出现分歧。
我们不反对国阵自身对这种论调做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同意慕克力的单边论调，除非他不认为国阵的存在是必要的。还有今天那有什么“华人经济主权”这码事？不信可问问财政部长。
其二，慕克力的怪论是怪责因为国家推行多源流教育，才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思想），所以他竟主张废除华淡小学，推行以马来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只保留英语教数理，然后强制华裔生学华文，印裔生学淡米尔文。这就回到拉萨教育报告书（1956年）的最终目标，在全国实行国语为主要媒介语的教育制度。
慕克力应该知道就是华人和印人的坚持和反对，政府才不推行“最终目标”的教育政策，但这种多元开放的教育制度并不影响各族人民的交往，因为他们学的是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也是强调团结友爱的，并没有教导学生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何来造成种族两极化之说？
教育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多元教育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如果国家独立50年有余，还认为种族出现两极化，那慕克力要问回自己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这是不能否定的话，那政府唯有对症下药，不是拿民族教育来开刀。
虽然慕克力说他的建议没有政治目的和背后动机，但我们还是置疑他对多元社会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当今已是全球化时代，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种族主义的保温固然有助于种族行政党的生存，但无助于人民的和谐与谅解。因此种族性政党不走种族主义路线才是当务之急。慕克力要在政治上出头也没有例外。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所谓的政治气候正在逆转是指308大选过后的5个月后开始明显，表面上看来是与巫统的党选有直接的关系，实则若让这种局面扩散，将不是国家之福。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慕克力不从现任团长希沙慕丁的举剑事件中吸取教训？在308大选后，希沙慕丁已就此事向华社道歉，而事情也告一段落，但这不等于希沙慕丁造成的伤害是无关紧要的。308大选许多选民不投票给国阵，导致不但巫统丧失在城市中的堡垒区，而且马华和民政也遭受惨败。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与希沙慕丁的举剑不无关系。尽管在举剑之后希沙一再强调这是马来文化的传统，也是象征马来民族的尊严，并不是用来伤害其他民族，但非马来人对一而再的举剑的反感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不是单一种族的国家，因此不能只视为一个民族的事，与其他种族无关。308大选的结果不是敲了国阵的警钟吗？
既然希沙能在事后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而勇于纠正，为何慕克力还要高谈阔论种族议题？即使他因而赢得了巫青团长的职位而失掉其他种族对他的信心，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慕克力提出的两个种族议题是十分重要的，远比举剑更有杀伤力。其一是他质疑国阵成员党员领袖提出“马来主权”的否决论，而他提出的又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他说马来主权指的是马来统治者的主权，源自于马来人对马来统治者的称呼—陛下。这个概念不是显示马来人是主人而其他种族是奴隶。他认为否定“马来主权”之说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只是要成为所属种族的“英雄”。他甚至说，如果马来主权遭置疑，另一方可能质疑非马来人在本国的“经济主权”。
这种说法也是对历史的曲解。在历史上，马来半岛分成九州的小王国，有个别的统治者是不争的事实。住在马来半岛九州的人民，包括非马来人都不曾置疑统治者的权力与地位，即使马来西亚在后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也还是保留统治者的地位。在殖民地时代，马来亚的主权已落在英国人手里，因此才有后来三大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换句话说，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国家的主权已重回国人的手里，并由一部完整的宪法主导国会民主制度，也就显示政府是由人民选出的。这民选制度意味着国家主权在人民的手里。
就此而言，当政府组成后，自然由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当政，恰好巫统是最强最大的，也就由巫统主导政府和行使主权，而统治者则成为君主立宪的团结象征。因此慕克力的解释是略掉民主宪制，也是与历史不符的。
不论是许子根或翁诗杰或蔡细历提出“马来人主导”而不是“马来人主权”也是根据宪法和历史来演绎的，完全没有否定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更无冲撞各州既有的统治者地位。除非慕克力不尊重宪法和民主，不然他是不可以否定国家主权是由人民赋予政府的。既然国阵的成员党领袖希望矫正“主权”之说，也就何错有之？还是副首相纳吉比较理性的解读。他说，国阵成员党应通过内部管道解决争议，对外口径必须一致，以免人民认为国阵内部出现分歧。
我们不反对国阵自身对这种论调做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同意慕克力的单边论调，除非他不认为国阵的存在是必要的。还有今天那有什么“华人经济主权”这码事？不信可问问财政部长。
其二，慕克力的怪论是怪责因为国家推行多源流教育，才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思想），所以他竟主张废除华淡小学，推行以马来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只保留英语教数理，然后强制华裔生学华文，印裔生学淡米尔文。这就回到拉萨教育报告书（1956年）的最终目标，在全国实行国语为主要媒介语的教育制度。
慕克力应该知道就是华人和印人的坚持和反对，政府才不推行“最终目标”的教育政策，但这种多元开放的教育制度并不影响各族人民的交往，因为他们学的是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也是强调团结友爱的，并没有教导学生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何来造成种族两极化之说？
教育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多元教育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如果国家独立50年有余，还认为种族出现两极化，那慕克力要问回自己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这是不能否定的话，那政府唯有对症下药，不是拿民族教育来开刀。
虽然慕克力说他的建议没有政治目的和背后动机，但我们还是置疑他对多元社会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当今已是全球化时代，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种族主义的保温固然有助于种族行政党的生存，但无助于人民的和谐与谅解。因此种族性政党不走种族主义路线才是当务之急。慕克力要在政治上出头也没有例外。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应美里客家公会会长拿督陈华贵部长之邀，于十一月廿九日在美里客家公会庆祝50周年纪念的座谈会上就客家人的政治倾向发表演讲。另一位主讲人是赖观福博士。以下是谢博士就客家人的移民、政治倾向及信仰和教育作出简述，题目是《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
今天来到砂拉越的美里，一个客家人麕居的城镇，正好给我机会演绎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我们客家人早期从中国南移至马来西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祖先源自中原也是有史可考，及后来到戆闽粤三角洲建立起一个依山而居的贫瘠之地也是我们熟知的。虽然有史家认为客家人不是纯种的来自中原，而是与当地的畲族交流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但有人则认为客家人是当今最纯的中原人，传承了中原文化。这种不同的意见并不影响我们来自于中华民族的史实。即便南迁的客家人与当地的“土著”（畲族）有所通婚，也没有改变客家人的本质，而且也从未中断我们的“耕读传家”的美德。单就这一点而言，客家人是纯朴可爱的，也是知书达礼的民系。因此身为客家人，我们应以此为荣。
我们客家人是怎样南迁的？又是什么因素要南迁和南迁后在那里落户已有多位学者研究，但我要提及的是东西马的客家人南来的时间表。
在我参阅书籍和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移居东马的客家人与移居西马的客家人的路线与年代有一些的不同，但又具有一个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南迁的年代东马较西马为迟（指大规模的南迁），所相同的是客家人在时代的冲击下，仍然坚守它们与生俱来的客家精神；尤其不忘“耕读传家”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从东马的客家人来看，正好体现了客家人的这种特色和本质。虽然在时代的大潮流下，一些地区的海外客家人的下一代已因环境的改变少操客家话或不会讲客家话，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身是客家人，也本能的散发出客家精神。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不论在马来西亚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坚持客家理念和坚守客家的心灵阵地，内心被赋予所有客家人认同的“我是客家人”这一不容改变的事实。
由于这样，我们有必要简述海外客家人形成一个体系的过程：
1. 受太平天国的影响：
根据我的了解，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比较有规模的南迁是始于太平天国的年代（1851-1868），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客家人第五次大迁移，年代由1851年到1911年，达60年之久，主要集中在西马地区。在1911年后，称为第六次大迁移。
巧合的是，领导“太平天国 ”革命的是客家人洪秀全，他是嘉应州人，在广西金田起义而于1851年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与清廷相互对峙，历时17年之久。其他领袖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乃至忠王李秀成也被列为客家人，开创一个“洪家天下客家兵”的局面。虽然最后“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它所播下的种子和它带来的影响造就了海外的客家人在不同的地方头角峥嵘或落地生根。一项不可否认的历史是：马六甲的华人传教士梁发印发的“劝世良言”（1832年），成为洪秀全革命的火种。
在这方面，西马比较突出在太平天国前后的时期带来了一批在后来成名的客家先贤。这些人包括了：
(i) 开辟吉隆坡的叶亚来（1837-1885）。他在1854年南渡，在1868年成为吉隆坡甲必丹。1870年建改吉隆坡，直到1880年由英国接手。
(ii) 开辟太平的郑景贵（1821-1898），既是矿家，也是甲必丹，又是海山头子。1874年的邦咯条约就有他参与在内，打开英国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之门。
(iii) 第一个发行钞票的郑大平（1876-1935），他是郑景贵的儿子，在1918年获准以个人名义发行钞票，足见他腰缠万贯。
(iv) 开辟怡保的姚德胜（1859-1915）及胡子春（1859-1921），后者是郑景贵的女婿。
(v) 第一任领事（清朝驻槟城）的张弼士（1841-1916），他也是殷商，在印尼发迹，在马来西亚及中国成名。
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
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
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
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
从1893到1911年的五位清朝驻槟领事，俱是客家人。
(vi) 及后在1912年，孙中山委任戴欣然之子戴淑原为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直到1930年。戴淑原在1939年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在槟城成立了槟州客属公会。
(vii) 在东马南方面，它的移民潮与太平天国虽扯不上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
嘉应人罗芳伯（1738-1795）于1777年在印尼的坤甸建立大唐总制，出任大唐总长19年，被誉为第一个有共和政体的统治，一直传到10代，共104年。最后在1884年被荷兰殖民地占有。他比洪秀全更早70年就懂得在海外“闹革命”，且有成果。
抑有进者，他的门人刘善邦于1830年率3000人由坤甸进入石隆门，成为客家子弟第一批入住砂拉越的移民。
到了1857年，其“公司”人员已增至4000名，但詹姆斯布洛克拉惹（第一代掌权者，1841年），为控制石隆门而与刘家军产生冲突，后者终被镇压下来，客家人又四处浪荡。自此移民潮暂时受挫。
到了第二代拉惹查尔斯布洛克（1868年）上位时，砂州的华人（以客家人为多）增加的数目十分有限。在1877年时，也只有7千名人数。（1917年第三代拉惹威尔纳布洛克继位。1946年（战后）直接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
虽然刘善邦及王甲领导的客家帮不敌拉惹的军事统治，但他们的抵抗精神反映出具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本色”
(viii) 同样的，东马的沙巴移民也是始于太平天国之后，但数目不多。1881年英属北婆罗州渣打公司开始统治沙巴，开始大量引进华人，以客人为多。1920年新移民条例公布后，更多华人南移，又是客家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沙巴的客家人占华人20余万人口的57%之高。
由于沙巴的移民都与太平天国及孙中山的革命扯不上直接关系，因此沙巴的华人没有“革命”的行动，也没有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这也与沙巴华人（客家人）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分不开的，例如沙巴的客家人是于1912年后通过教会的组织(Basel Mission)较有规模被引进。吊诡的是，洪秀全的一位兄弟洪天佑早前也避难至沙巴，其儿子洪日升更在后来出任山打根副县长，有些不可思议。
2. 受教会的影响：
太平天国是信奉天主和基督的，而孙中山（1866-1925）也是基督教徒。他继太平天国的60年后，成功地在1911年领导辛立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成为当代的政治伟人。
由于先后受教会的影响，早期南来的中国人，特别是客家人也与教会建立了探远的关系。举例来说：
(i) 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最早有客家人定居的地方。一座天主教堂就在1854年成立起来，距今已有154年的历史。早期因有许多客家人是教徒，也使用客家话传道。直到今天，登记在此教会的客家教友不下2千5百人。由此可见，教会也带动了客家人在浮罗山背落户。
在南迁者中，至少有百人是太平天国的志士，他们随身也带有太平天国的铜钱来到浮罗山背避难。自然他们也是教会中人。
(ii) 在砂拉越，也在1848年引进了圣公会，引导了客家人成为教徒，客家话成了通用语。1920年美里有了圣公会。
1881年，天主教又来到砂州，其会友至今也有逾万名。还有在20世纪初期，通过黄乃裳的关系，卫理公会也在诗巫发展起来。
(iii) 在沙巴州，客家人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更是渊源深厚了。不但是客家人，连卡达山人，也成为教徒。由此显示沙巴的客家人是比较独树一帜的。
3. 受政治的影响：
客家人因为具备洪秀全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敢于反抗和斗争，因此在20世纪“五四运动”过后，就有不少客家人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在井岗山建立根据地时，就有不少客家人参与其中。
30年代在西马成立的马共，初期的领导人也是以客家人和海南人为主。40年代，我们也发现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个“小延安”，而且领导人中以客家人为骨干。及后参与公开的左派斗争，也有不少的客家人。
在东马的砂拉越，当地的客家人也不落人后，他们在反殖的斗争中扮演要角。在1959年参与成立人民联合党，组成左翼阵线。
在60年代，又有一批人走入森林成立砂共。当中客家人也占一定的比例。直到90年代后才完全放下武器。虽然客家人也有参加右派的政党，但相比之下，卷入左派运动的大有其人。
4. 爱耕种勤读书
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也影响客家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他们既务农又经商，但也不忘读书的重要性。例如：
1884年叶亚来在吉隆坡创办私塾学堂。
1893年郑景贵在槟城办“慎之家塾”。
1901年梁碧如、胡子春、郑景贵、戴欣然等联办“崇文社”和义塾。
1904年张弼士创办新式学堂—中华学校
1908年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创办“时中学校”（崇华学堂）
1911年胡子春开办“中华女校”
1914年惠州人在浮罗山背双溪槟榔办“新民学校”
还有芙蓉启华学校，瓜拉庇唠新民学校，吉隆坡中国学校，吉隆坡南开学校，吉隆坡循人学校，怡保明德学校，怡保深斋学校等等都是客家人所创办的。
此外，在东马的砂拉越有1923年大埔人办的大同学校，嘉应五属人办的公民学校。1936年合成越光学校。
在沙巴，1899年的亚庇乐育小学，古东的乐育小学，1905年的古达华侨学校，1908年的山打根双新小学，1913年的启文小学，1819年的斗湖兴华小学等。
由此可见，客家人充分发挥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完全符合了我们所传承和称颂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今天客家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教育上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历史曾造就了一代的客家人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此意义而言，客家人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发扬的一个民系；尤其是客家精神，更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中华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今天来到砂拉越的美里，一个客家人麕居的城镇，正好给我机会演绎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我们客家人早期从中国南移至马来西亚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祖先源自中原也是有史可考，及后来到戆闽粤三角洲建立起一个依山而居的贫瘠之地也是我们熟知的。虽然有史家认为客家人不是纯种的来自中原，而是与当地的畲族交流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但有人则认为客家人是当今最纯的中原人，传承了中原文化。这种不同的意见并不影响我们来自于中华民族的史实。即便南迁的客家人与当地的“土著”（畲族）有所通婚，也没有改变客家人的本质，而且也从未中断我们的“耕读传家”的美德。单就这一点而言，客家人是纯朴可爱的，也是知书达礼的民系。因此身为客家人，我们应以此为荣。
我们客家人是怎样南迁的？又是什么因素要南迁和南迁后在那里落户已有多位学者研究，但我要提及的是东西马的客家人南来的时间表。
在我参阅书籍和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移居东马的客家人与移居西马的客家人的路线与年代有一些的不同，但又具有一个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南迁的年代东马较西马为迟（指大规模的南迁），所相同的是客家人在时代的冲击下，仍然坚守它们与生俱来的客家精神；尤其不忘“耕读传家”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从东马的客家人来看，正好体现了客家人的这种特色和本质。虽然在时代的大潮流下，一些地区的海外客家人的下一代已因环境的改变少操客家话或不会讲客家话，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身是客家人，也本能的散发出客家精神。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不论在马来西亚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坚持客家理念和坚守客家的心灵阵地，内心被赋予所有客家人认同的“我是客家人”这一不容改变的事实。
由于这样，我们有必要简述海外客家人形成一个体系的过程：
1. 受太平天国的影响：
根据我的了解，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比较有规模的南迁是始于太平天国的年代（1851-1868），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客家人第五次大迁移，年代由1851年到1911年，达60年之久，主要集中在西马地区。在1911年后，称为第六次大迁移。
巧合的是，领导“太平天国 ”革命的是客家人洪秀全，他是嘉应州人，在广西金田起义而于1851年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与清廷相互对峙，历时17年之久。其他领袖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乃至忠王李秀成也被列为客家人，开创一个“洪家天下客家兵”的局面。虽然最后“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它所播下的种子和它带来的影响造就了海外的客家人在不同的地方头角峥嵘或落地生根。一项不可否认的历史是：马六甲的华人传教士梁发印发的“劝世良言”（1832年），成为洪秀全革命的火种。
在这方面，西马比较突出在太平天国前后的时期带来了一批在后来成名的客家先贤。这些人包括了：
(i) 开辟吉隆坡的叶亚来（1837-1885）。他在1854年南渡，在1868年成为吉隆坡甲必丹。1870年建改吉隆坡，直到1880年由英国接手。
(ii) 开辟太平的郑景贵（1821-1898），既是矿家，也是甲必丹，又是海山头子。1874年的邦咯条约就有他参与在内，打开英国将权力伸入马来半岛之门。
(iii) 第一个发行钞票的郑大平（1876-1935），他是郑景贵的儿子，在1918年获准以个人名义发行钞票，足见他腰缠万贯。
(iv) 开辟怡保的姚德胜（1859-1915）及胡子春（1859-1921），后者是郑景贵的女婿。
(v) 第一任领事（清朝驻槟城）的张弼士（1841-1916），他也是殷商，在印尼发迹，在马来西亚及中国成名。
第二任领事张煜南（榕轩）（1851-1911）
第三任领事谢春生（荣光、梦池）（1847-1916）
第四任领事梁碧如（廷光、广辉）（1857-1911）
第五任领事戴欣然（春荣、喜云）（1849-1919）
从1893到1911年的五位清朝驻槟领事，俱是客家人。
(vi) 及后在1912年，孙中山委任戴欣然之子戴淑原为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直到1930年。戴淑原在1939年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在槟城成立了槟州客属公会。
(vii) 在东马南方面，它的移民潮与太平天国虽扯不上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
嘉应人罗芳伯（1738-1795）于1777年在印尼的坤甸建立大唐总制，出任大唐总长19年，被誉为第一个有共和政体的统治，一直传到10代，共104年。最后在1884年被荷兰殖民地占有。他比洪秀全更早70年就懂得在海外“闹革命”，且有成果。
抑有进者，他的门人刘善邦于1830年率3000人由坤甸进入石隆门，成为客家子弟第一批入住砂拉越的移民。
到了1857年，其“公司”人员已增至4000名，但詹姆斯布洛克拉惹（第一代掌权者，1841年），为控制石隆门而与刘家军产生冲突，后者终被镇压下来，客家人又四处浪荡。自此移民潮暂时受挫。
到了第二代拉惹查尔斯布洛克（1868年）上位时，砂州的华人（以客家人为多）增加的数目十分有限。在1877年时，也只有7千名人数。（1917年第三代拉惹威尔纳布洛克继位。1946年（战后）直接由英国实行殖民统治）。
虽然刘善邦及王甲领导的客家帮不敌拉惹的军事统治，但他们的抵抗精神反映出具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本色”
(viii) 同样的，东马的沙巴移民也是始于太平天国之后，但数目不多。1881年英属北婆罗州渣打公司开始统治沙巴，开始大量引进华人，以客人为多。1920年新移民条例公布后，更多华人南移，又是客家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沙巴的客家人占华人20余万人口的57%之高。
由于沙巴的移民都与太平天国及孙中山的革命扯不上直接关系，因此沙巴的华人没有“革命”的行动，也没有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这也与沙巴华人（客家人）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分不开的，例如沙巴的客家人是于1912年后通过教会的组织(Basel Mission)较有规模被引进。吊诡的是，洪秀全的一位兄弟洪天佑早前也避难至沙巴，其儿子洪日升更在后来出任山打根副县长，有些不可思议。
2. 受教会的影响：
太平天国是信奉天主和基督的，而孙中山（1866-1925）也是基督教徒。他继太平天国的60年后，成功地在1911年领导辛立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成为当代的政治伟人。
由于先后受教会的影响，早期南来的中国人，特别是客家人也与教会建立了探远的关系。举例来说：
(i) 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最早有客家人定居的地方。一座天主教堂就在1854年成立起来，距今已有154年的历史。早期因有许多客家人是教徒，也使用客家话传道。直到今天，登记在此教会的客家教友不下2千5百人。由此可见，教会也带动了客家人在浮罗山背落户。
在南迁者中，至少有百人是太平天国的志士，他们随身也带有太平天国的铜钱来到浮罗山背避难。自然他们也是教会中人。
(ii) 在砂拉越，也在1848年引进了圣公会，引导了客家人成为教徒，客家话成了通用语。1920年美里有了圣公会。
1881年，天主教又来到砂州，其会友至今也有逾万名。还有在20世纪初期，通过黄乃裳的关系，卫理公会也在诗巫发展起来。
(iii) 在沙巴州，客家人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更是渊源深厚了。不但是客家人，连卡达山人，也成为教徒。由此显示沙巴的客家人是比较独树一帜的。
3. 受政治的影响：
客家人因为具备洪秀全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敢于反抗和斗争，因此在20世纪“五四运动”过后，就有不少客家人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在井岗山建立根据地时，就有不少客家人参与其中。
30年代在西马成立的马共，初期的领导人也是以客家人和海南人为主。40年代，我们也发现在槟城的浮罗山背是个“小延安”，而且领导人中以客家人为骨干。及后参与公开的左派斗争，也有不少的客家人。
在东马的砂拉越，当地的客家人也不落人后，他们在反殖的斗争中扮演要角。在1959年参与成立人民联合党，组成左翼阵线。
在60年代，又有一批人走入森林成立砂共。当中客家人也占一定的比例。直到90年代后才完全放下武器。虽然客家人也有参加右派的政党，但相比之下，卷入左派运动的大有其人。
4. 爱耕种勤读书
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精神也影响客家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他们既务农又经商，但也不忘读书的重要性。例如：
1884年叶亚来在吉隆坡创办私塾学堂。
1893年郑景贵在槟城办“慎之家塾”。
1901年梁碧如、胡子春、郑景贵、戴欣然等联办“崇文社”和义塾。
1904年张弼士创办新式学堂—中华学校
1908年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创办“时中学校”（崇华学堂）
1911年胡子春开办“中华女校”
1914年惠州人在浮罗山背双溪槟榔办“新民学校”
还有芙蓉启华学校，瓜拉庇唠新民学校，吉隆坡中国学校，吉隆坡南开学校，吉隆坡循人学校，怡保明德学校，怡保深斋学校等等都是客家人所创办的。
此外，在东马的砂拉越有1923年大埔人办的大同学校，嘉应五属人办的公民学校。1936年合成越光学校。
在沙巴，1899年的亚庇乐育小学，古东的乐育小学，1905年的古达华侨学校，1908年的山打根双新小学，1913年的启文小学，1819年的斗湖兴华小学等。
由此可见，客家人充分发挥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完全符合了我们所传承和称颂的“耕读传家”的精神。
今天客家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教育上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历史曾造就了一代的客家人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此意义而言，客家人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发扬的一个民系；尤其是客家精神，更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中华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原载于2008年12月15日《号外周报》 第406）
“社青团”代表了什么？ （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6日的大会及改选最少带来了三大冲击，而且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个冲击是本届改选出现了新脸孔，一改常态地排列出不在母体担任重要职位的新崛起的一代，意味着这与母体有别的组合，在下来的日子不但有自己的活动，也不尽然以母体的指示马首是瞻。最低限度，它反映出年青一代的党员有变革之心。
举例来说，成立于1973年的行动党青年团，其首任团长是李霖泰，当时他也是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自然把精力放在母体身上，而未彰显青年团的功能。下来的魏福星也是在槟州担任要职，同样没有突出青年团的重要性。
虽然在1989年青年团进行改组和重整，由林冠英出任团长，但因其父亲林吉祥是行动党当红人物（秘书长），青年团显得循规蹈矩。直到1999年起由邓章钦接任后，他在母体未担任重职，也有“独行侠”的作风，以致青年团与母体有些不咬弦。当时的所谓倒林（吉祥）运动，也与邓章钦有关。结果这位党内的“异议派”在2003年被更换。
在邓章钦之后的倪可敏，也是把重心放在霹雳州，因此在团内被指热力不足，在过去3年只开过三次团会。他的这次让贤，除了因出任霹州行政议员公务繁重外，也许与过去的团务不彰有所关系。
新科团长陆兆福目前还是属于“反对党”的地位，不是行政议员，在党中央只任政治教育主任，自然居于有利的条件不战而胜。至于署理团长及秘书一职，就出现了青年团不跟主流的意愿走。李映霞战胜郭庭恺（槟州秘书）当选署理团长及无官无职的罗志兴击败刘永山（雪州秘书），当选团秘书反映出年青一代不再认为母体重要人物以双重身份来控制团务是必要的，至少要留有空间让青年团表述新一代的理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团队不会是邓章钦的团队，也不会是倪可敏的团队，而是一支可与母体配合，但又有自主性的左臂。
第二个冲击是针对妇女组而言，因为当多位年轻女性走进青年团担任重要职位或团委，展示出“社青团”与其他政党的青年团有别，不是清一色的男性或绝大多数是男性主导后，也许会模糊妇女组的未来走向。如果这批打进青年团的女将改入主妇女组，必会使这个党的右臂更添活力。当然她们也有权力也成为妇女组的主干，但这样一来，又是重复身份架床叠屋，也会影响其中一个组织的活动力。
成立于1972年的妇女组，其功能是因领导人而异的。因此外界的印象，对妇女组的整体表现是视女性领导人的个人才华而定。目前由章瑛领导的妇女组，正是需要如青年团的女干将集体发挥才能，但就不知道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考量。
第三个冲击是意识形态的。在团大会中有代表发问什么是“社青团”？“我们是左派或是右派”？这个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妙。因为“社青团”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既然是标榜社会主义，自然是左派的。卸任署理团长张健仁作解释时这么回答：“行动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答案虽然没错，但并没有针对党的历史作分析，有嫌笼统，并不能解答相关的问题。相信不单是提问的人，而且许多人也想弄明白党的意识形态。
其实，民主行动党打从1966年创党开始，就摆明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正如当时的党主席曾敏兴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提供唯一有效的非种族路线来建立团结的马来西亚”。与此同时，行动党也把另一个理念“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挂在心上，与民主社会主义信念相辅相行。
这种意识形态服膺国会民主，不讲暴力，也不推行街头斗争，与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挂不上钩。因此它被界定为一边反右翼的联盟，另一边抗拒左派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曾担任行动党秘书长达30年，目前仍极为活跃的林吉祥最具权威来演绎行动党的指导思想。因此社青团的提问由林吉祥来回答是最恰当不过的；也因为他的认可，行动党在2005年将党章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改成“社会民主”（民政党也在前一年摘掉社会主义字眼），显然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作了因势利导的调整。虽然并未影响它历来的斗争方向，但吊诡的是：既然母体已去掉社会主义，为何青年团还保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招牌？是要留下遐想的空间，还是有朝一日会派上用场？也难怪社青团员中有人大感不解，要问个明白。
在这方面，也许林冠英的解释是必要的，应该是从他开始给青年团穿上“社会主义”大衣。到底要脱还是不脱？就由社青团新领导层从历史和现实中探讨和作出决定。
无论如何，社青团可以请教林吉祥如何解开这个结。
刊于2008年12月15日 《南洋商报》
第一个冲击是本届改选出现了新脸孔，一改常态地排列出不在母体担任重要职位的新崛起的一代，意味着这与母体有别的组合，在下来的日子不但有自己的活动，也不尽然以母体的指示马首是瞻。最低限度，它反映出年青一代的党员有变革之心。
举例来说，成立于1973年的行动党青年团，其首任团长是李霖泰，当时他也是行动党的组织秘书，自然把精力放在母体身上，而未彰显青年团的功能。下来的魏福星也是在槟州担任要职，同样没有突出青年团的重要性。
虽然在1989年青年团进行改组和重整，由林冠英出任团长，但因其父亲林吉祥是行动党当红人物（秘书长），青年团显得循规蹈矩。直到1999年起由邓章钦接任后，他在母体未担任重职，也有“独行侠”的作风，以致青年团与母体有些不咬弦。当时的所谓倒林（吉祥）运动，也与邓章钦有关。结果这位党内的“异议派”在2003年被更换。
在邓章钦之后的倪可敏，也是把重心放在霹雳州，因此在团内被指热力不足，在过去3年只开过三次团会。他的这次让贤，除了因出任霹州行政议员公务繁重外，也许与过去的团务不彰有所关系。
新科团长陆兆福目前还是属于“反对党”的地位，不是行政议员，在党中央只任政治教育主任，自然居于有利的条件不战而胜。至于署理团长及秘书一职，就出现了青年团不跟主流的意愿走。李映霞战胜郭庭恺（槟州秘书）当选署理团长及无官无职的罗志兴击败刘永山（雪州秘书），当选团秘书反映出年青一代不再认为母体重要人物以双重身份来控制团务是必要的，至少要留有空间让青年团表述新一代的理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团队不会是邓章钦的团队，也不会是倪可敏的团队，而是一支可与母体配合，但又有自主性的左臂。
第二个冲击是针对妇女组而言，因为当多位年轻女性走进青年团担任重要职位或团委，展示出“社青团”与其他政党的青年团有别，不是清一色的男性或绝大多数是男性主导后，也许会模糊妇女组的未来走向。如果这批打进青年团的女将改入主妇女组，必会使这个党的右臂更添活力。当然她们也有权力也成为妇女组的主干，但这样一来，又是重复身份架床叠屋，也会影响其中一个组织的活动力。
成立于1972年的妇女组，其功能是因领导人而异的。因此外界的印象，对妇女组的整体表现是视女性领导人的个人才华而定。目前由章瑛领导的妇女组，正是需要如青年团的女干将集体发挥才能，但就不知道行动党在这方面的考量。
第三个冲击是意识形态的。在团大会中有代表发问什么是“社青团”？“我们是左派或是右派”？这个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妙。因为“社青团”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既然是标榜社会主义，自然是左派的。卸任署理团长张健仁作解释时这么回答：“行动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答案虽然没错，但并没有针对党的历史作分析，有嫌笼统，并不能解答相关的问题。相信不单是提问的人，而且许多人也想弄明白党的意识形态。
其实，民主行动党打从1966年创党开始，就摆明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正如当时的党主席曾敏兴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提供唯一有效的非种族路线来建立团结的马来西亚”。与此同时，行动党也把另一个理念“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挂在心上，与民主社会主义信念相辅相行。
这种意识形态服膺国会民主，不讲暴力，也不推行街头斗争，与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挂不上钩。因此它被界定为一边反右翼的联盟，另一边抗拒左派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曾担任行动党秘书长达30年，目前仍极为活跃的林吉祥最具权威来演绎行动党的指导思想。因此社青团的提问由林吉祥来回答是最恰当不过的；也因为他的认可，行动党在2005年将党章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改成“社会民主”（民政党也在前一年摘掉社会主义字眼），显然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作了因势利导的调整。虽然并未影响它历来的斗争方向，但吊诡的是：既然母体已去掉社会主义，为何青年团还保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招牌？是要留下遐想的空间，还是有朝一日会派上用场？也难怪社青团员中有人大感不解，要问个明白。
在这方面，也许林冠英的解释是必要的，应该是从他开始给青年团穿上“社会主义”大衣。到底要脱还是不脱？就由社青团新领导层从历史和现实中探讨和作出决定。
无论如何，社青团可以请教林吉祥如何解开这个结。
刊于2008年12月15日 《南洋商报》
9.12.08
人联党与民政党 （跃马扬鞭）
最近人在美里，被人联党的一些干部问及两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民政党会在308大选中一败涂地？人联党在下届大选会否是民政党第二？
虽然我无法预知未来，但我倒愿意将这两个政党作一个比较，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点。或者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这两个政党是怎样走过来的？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是一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华基政党，成立于1959年6月4日。它的三位主要发起人为王其辉（主席），是一位中间偏右的资本家；杨国斯（秘书长），具有中间偏左立场及田绍照（组织秘书，后任宣教主任。68年被捕，70年获释），是左翼的主要人物。这三股势力在当时受反殖浪潮的影响而导入左翼的统战中；尤其是在1961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后，更激起人联党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而与五邦社会主义阵线结盟（1962年，核心人物是新加坡社阵秘书长林清祥）。
1962年杪，汶莱人民党起义失败，人联党遭受更大的镇压，多名干部被捕，更有部分转入地下参加砂共斗争（1974年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与砂州政府签署斯里阿曼和平协议；1990年第二批砂共与砂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从此砂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后的第二年（1965年），人联党加入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团总”，在西马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为党魁）也加入其中。首次显示这两个党有基本的共识。但人联党也因之面临分裂。所幸团总在同年8月9日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无疾而终，人联党又再重新组合起来。
就政治势力而言，人联党是当时最能代表华裔的政党，因此在1969年西马发生“513”悲剧后，掌握权力的敦拉萨就将联盟转成“中间偏左”的立场。暗度陈仓地与人联党达成协议，以便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也适应了人联党“中庸派”的立场，因而使到砂州政坛大逆转，一向坚持左派统战和反大马的人联党也来一个脱胎换骨，跻身加入执政党行列，也为西马政局开创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与民政党息息相关。成立于1968年3月24日的民政党，其实是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借壳上市”（解散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而摇身一变成为与人联党后期路线不相上下的反对党，具多元色彩，但仍是走“中间偏左”的华基政党。
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城州的执政党，大开人联党的眼界。一方面林苍佑又与敦拉萨恢复旧情谊，另一方面人联党的王其辉也与敦拉萨密斟合作大事。当人联党与联盟的联合执政模式出炉后，也就影响西马的反对党；尤其是民政党因内讧大伤元气后，接受了东马的模式。于1972年民政党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就是敦拉萨“统战”的一个重大成果。
不过，人联党与民政党不同的是：前者在砂州参加联合政府，但没有主导权；后者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则拥有主导权，也可以把影响力扩展至其它州属。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认为民政党是它在国阵内（1974年成立）的最佳盟友，有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未来。
正因为这样，这两个政党在加入国阵后，已基本上被标签为华基政党的代表，不论它们如何表述其多元理念。久而久之，这两个政党在国阵内已消磨了它们的原先政治信念，不再高调演绎社会主义，而是跟随国阵的治国方针在内中作抗争或妥协或随遇而安的诉求。
如果说民政党面对的是国阵内巫统一党独大的冲击；那么人联党面对的是砂州国阵内土著保守党的一党独大的阴影。彼此都无法跳出既定的政治生态。但因为自1974年以来，两党都安然渡过政治大风大浪的考验，即便议席有所变功，最终还是安然无恙，也就缺乏了危机感。
这种踌躇志满的情绪使到两党都认为政治格局是不会变化的，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意志麻痹的心态。直到2006年砂州大选，人联党突然失掉8席，只得11席，才知求变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民政党直到2008年的大选，在槟州顿失主导政权，且全军覆没才猛然醒悟选民求变之心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在痛定思痛后，民政党大致上以原班人马重新出发；人联党也是以原班人马面对下届大选。但有鉴于公正党已开始全面东渡砂州，向伊班族招手。而行动党也绝不放过华裔占多数的选区，已使到人联党上下开始索思如何应对未来。在这方面，人联党其实不必问民政党为何会这样，而是要问自己，能不能重整昔日的战斗雄风，敢于向不公的政策挑战？
换句话说，这两个政党已或多或少“迷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一挽回颓势之道是回到从前，不是忘记从前，因为历史是未来的指引。
刊于2008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虽然我无法预知未来，但我倒愿意将这两个政党作一个比较，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点。或者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这两个政党是怎样走过来的？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是一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华基政党，成立于1959年6月4日。它的三位主要发起人为王其辉（主席），是一位中间偏右的资本家；杨国斯（秘书长），具有中间偏左立场及田绍照（组织秘书，后任宣教主任。68年被捕，70年获释），是左翼的主要人物。这三股势力在当时受反殖浪潮的影响而导入左翼的统战中；尤其是在1961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后，更激起人联党强烈地反对马来西亚，而与五邦社会主义阵线结盟（1962年，核心人物是新加坡社阵秘书长林清祥）。
1962年杪，汶莱人民党起义失败，人联党遭受更大的镇压，多名干部被捕，更有部分转入地下参加砂共斗争（1974年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与砂州政府签署斯里阿曼和平协议；1990年第二批砂共与砂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从此砂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后的第二年（1965年），人联党加入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团总”，在西马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为党魁）也加入其中。首次显示这两个党有基本的共识。但人联党也因之面临分裂。所幸团总在同年8月9日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无疾而终，人联党又再重新组合起来。
就政治势力而言，人联党是当时最能代表华裔的政党，因此在1969年西马发生“513”悲剧后，掌握权力的敦拉萨就将联盟转成“中间偏左”的立场。暗度陈仓地与人联党达成协议，以便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这也适应了人联党“中庸派”的立场，因而使到砂州政坛大逆转，一向坚持左派统战和反大马的人联党也来一个脱胎换骨，跻身加入执政党行列，也为西马政局开创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与民政党息息相关。成立于1968年3月24日的民政党，其实是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借壳上市”（解散民主联合党，加入民政党）而摇身一变成为与人联党后期路线不相上下的反对党，具多元色彩，但仍是走“中间偏左”的华基政党。
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城州的执政党，大开人联党的眼界。一方面林苍佑又与敦拉萨恢复旧情谊，另一方面人联党的王其辉也与敦拉萨密斟合作大事。当人联党与联盟的联合执政模式出炉后，也就影响西马的反对党；尤其是民政党因内讧大伤元气后，接受了东马的模式。于1972年民政党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就是敦拉萨“统战”的一个重大成果。
不过，人联党与民政党不同的是：前者在砂州参加联合政府，但没有主导权；后者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则拥有主导权，也可以把影响力扩展至其它州属。虽然如此，人联党还是认为民政党是它在国阵内（1974年成立）的最佳盟友，有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未来。
正因为这样，这两个政党在加入国阵后，已基本上被标签为华基政党的代表，不论它们如何表述其多元理念。久而久之，这两个政党在国阵内已消磨了它们的原先政治信念，不再高调演绎社会主义，而是跟随国阵的治国方针在内中作抗争或妥协或随遇而安的诉求。
如果说民政党面对的是国阵内巫统一党独大的冲击；那么人联党面对的是砂州国阵内土著保守党的一党独大的阴影。彼此都无法跳出既定的政治生态。但因为自1974年以来，两党都安然渡过政治大风大浪的考验，即便议席有所变功，最终还是安然无恙，也就缺乏了危机感。
这种踌躇志满的情绪使到两党都认为政治格局是不会变化的，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意志麻痹的心态。直到2006年砂州大选，人联党突然失掉8席，只得11席，才知求变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民政党直到2008年的大选，在槟州顿失主导政权，且全军覆没才猛然醒悟选民求变之心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在痛定思痛后，民政党大致上以原班人马重新出发；人联党也是以原班人马面对下届大选。但有鉴于公正党已开始全面东渡砂州，向伊班族招手。而行动党也绝不放过华裔占多数的选区，已使到人联党上下开始索思如何应对未来。在这方面，人联党其实不必问民政党为何会这样，而是要问自己，能不能重整昔日的战斗雄风，敢于向不公的政策挑战？
换句话说，这两个政党已或多或少“迷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一挽回颓势之道是回到从前，不是忘记从前，因为历史是未来的指引。
刊于2008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评马哈迪的“种族政治论” （天下纵横）
前首相马哈迪于11月12 日在首要领导基金会的一项题为《马来西亚族》的演讲会中认为马来西亚人民要成为一个“马来西亚族”仍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不能操之过急。
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许多年是多久，但可以估计大概也是百年以后的事，因为马来西亚建国50年来，种族问题依然是主要的课题，因此马哈迪也否认308大选的结果成为结束种族政治的标志，反之，他认为种族政治更见显突。
在现实层面上，马哈迪所说得有其根据，但在建国51年后，我们依然被种族课题纠缠不清，实在不是健康的趋势。如果说308的政治海啸不是对“种族政治的埋葬”，至少是对种族政治的一种反思。
这种的反思是压积多年下形成的一种人的本能的反应，以致出现非马来人投票给回教党，而马来人也投票给行动党的情况，为的是希望通过民主的选举来表达对国阵的一些政策的不满与抗议。在这种情形下，种族性的投票已非重要的考量，重要的是能不能带来改变。
求变不是一举消灭种族政治，而是希望它不要再继续滑落下去，进而使马来西亚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
当这个新政局形成后，不论是执政党，也不论是反对党，都被人民寄以厚望，以减少种族政策和停止种族性课题的挑动，为未来的“马来西亚族”的出现奠下基石。
不过，综观大选后的政治走向，它出现了两个思想的斗争，一方面是希望出现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的政党领导国家纠正过去的偏差，以多元视角来制定政策和解决种族上存在的不公现象。虽然反对党结成的民联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多元思维，也在其执政的州力求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但不能否认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有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也就是说，民联州政府面对的仍是老问题，其中交织着种族性的问题，包括各党存在的种族性倾向。
一时之间，我们只能看到不同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是尽管平衡种族间的关系，不再以种族作为施政导向。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马哈迪所说的，即使308后政局改变，民联也还是一个种族性的组合。因此种族性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这样说，我国必须重返种族政治，依靠种族政党稳定国家。过去50年来，种族性政党被证明它能减少对种族课题的争辩，并在稳定中求发展。
根据马哈迪的说法，他依然认为目前既存的种族性政党没有改变性质的必要，而是可以在这个结构上促进种族的谅解，因此他认为反对党的非种族路线只是“宣传奇招”。
马哈迪所坚持的“维持原状”正反映出他对“马哈迪主义”的执著，而马哈迪主义原自于《马来人困境》一书中孕育了马来中心思想的主体性。当他在1981年后成为第四任首相时，就将其思想发挥的淋漓致尽，终于最后变成了“马哈迪主义”，这与他在位22年之久有其直接关系。
“马哈迪主义”演绎下的国家政治到后来变成“霸权政治”，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界和反对党的批判。但马哈迪不认为2008年的政治海啸是他的主义的失误，而是继任首相阿都拉并没有珍惜他的“成果”，反而用自己的方式来制定国策。这两人的争论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谁是谁非，只能将之归于学术领域去进行讨论和剖释。
尽管马哈迪认为责任在阿都拉，但民间社会认为308的政治海啸是累积已久的问题一并爆发。所谓“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马哈迪也不能脱离干系。
不论马哈迪或阿都拉，他们走的应是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只不过是殊途同归。就此而言，马哈迪的力辩种族性政党存在的正当性也就成为当下值得辩论的大课题了。因为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也许马哈迪主义要改弦易辙了。这就是纳吉明年接位后所要面临的考验。他是要用马哈迪主义抗拒反对党的大攻势或用新的谋略或复兴其父亲敦拉萨的“统战”路线就成为人们关注的动向了。虽然种族政党不会自动消失于政治舞台，但任何政党都不应挑起种族课题。用种族主义来维持政党的生命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每一个种族都需要被引导走向“马来西亚族”的思维，这才是长安久治的有效途径。因此种族性政党的自我转型和用多元思维审视未来已成为当下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向了。
（原载于2008年12月8日《号外周报》 第405期）
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许多年是多久，但可以估计大概也是百年以后的事，因为马来西亚建国50年来，种族问题依然是主要的课题，因此马哈迪也否认308大选的结果成为结束种族政治的标志，反之，他认为种族政治更见显突。
在现实层面上，马哈迪所说得有其根据，但在建国51年后，我们依然被种族课题纠缠不清，实在不是健康的趋势。如果说308的政治海啸不是对“种族政治的埋葬”，至少是对种族政治的一种反思。
这种的反思是压积多年下形成的一种人的本能的反应，以致出现非马来人投票给回教党，而马来人也投票给行动党的情况，为的是希望通过民主的选举来表达对国阵的一些政策的不满与抗议。在这种情形下，种族性的投票已非重要的考量，重要的是能不能带来改变。
求变不是一举消灭种族政治，而是希望它不要再继续滑落下去，进而使马来西亚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
当这个新政局形成后，不论是执政党，也不论是反对党，都被人民寄以厚望，以减少种族政策和停止种族性课题的挑动，为未来的“马来西亚族”的出现奠下基石。
不过，综观大选后的政治走向，它出现了两个思想的斗争，一方面是希望出现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的政党领导国家纠正过去的偏差，以多元视角来制定政策和解决种族上存在的不公现象。虽然反对党结成的民联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多元思维，也在其执政的州力求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但不能否认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有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也就是说，民联州政府面对的仍是老问题，其中交织着种族性的问题，包括各党存在的种族性倾向。
一时之间，我们只能看到不同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是尽管平衡种族间的关系，不再以种族作为施政导向。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马哈迪所说的，即使308后政局改变，民联也还是一个种族性的组合。因此种族性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这样说，我国必须重返种族政治，依靠种族政党稳定国家。过去50年来，种族性政党被证明它能减少对种族课题的争辩，并在稳定中求发展。
根据马哈迪的说法，他依然认为目前既存的种族性政党没有改变性质的必要，而是可以在这个结构上促进种族的谅解，因此他认为反对党的非种族路线只是“宣传奇招”。
马哈迪所坚持的“维持原状”正反映出他对“马哈迪主义”的执著，而马哈迪主义原自于《马来人困境》一书中孕育了马来中心思想的主体性。当他在1981年后成为第四任首相时，就将其思想发挥的淋漓致尽，终于最后变成了“马哈迪主义”，这与他在位22年之久有其直接关系。
“马哈迪主义”演绎下的国家政治到后来变成“霸权政治”，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界和反对党的批判。但马哈迪不认为2008年的政治海啸是他的主义的失误，而是继任首相阿都拉并没有珍惜他的“成果”，反而用自己的方式来制定国策。这两人的争论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谁是谁非，只能将之归于学术领域去进行讨论和剖释。
尽管马哈迪认为责任在阿都拉，但民间社会认为308的政治海啸是累积已久的问题一并爆发。所谓“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马哈迪也不能脱离干系。
不论马哈迪或阿都拉，他们走的应是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只不过是殊途同归。就此而言，马哈迪的力辩种族性政党存在的正当性也就成为当下值得辩论的大课题了。因为新的世纪和新的世界，也许马哈迪主义要改弦易辙了。这就是纳吉明年接位后所要面临的考验。他是要用马哈迪主义抗拒反对党的大攻势或用新的谋略或复兴其父亲敦拉萨的“统战”路线就成为人们关注的动向了。虽然种族政党不会自动消失于政治舞台，但任何政党都不应挑起种族课题。用种族主义来维持政党的生命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每一个种族都需要被引导走向“马来西亚族”的思维，这才是长安久治的有效途径。因此种族性政党的自我转型和用多元思维审视未来已成为当下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向了。
（原载于2008年12月8日《号外周报》 第405期）
5.12.08
方北方与现实主义 从黄锦树的批判文论谈开
马华著名作家方北方于2007年11月11日走完他的一生，享年90高龄。他的一生与文字为伍，写作不辍而成为一名多产作家（共结集出版27本著作）。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成功文人的典范。但他一生在创作上也有所争议，那就是在晚年时面对一位来自南马而成为台湾现代派学者的黄锦树对他的著作的彻底批判。
究竟黄锦树批判他的论述是怎么一回事（在多年前已引起热烈的争辩）？倒是可以拿来温故知新的。
在题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著作中）的文学批评文论中，黄锦树针对“现实主义文学”，对方北方的作品进行抽丝剥茧的批判。
他的主要目的正如马华学者何启良所说，“并非针对方北方的个人成效，而是马华现实主义的总体。”换言之，他是借对方北方的批判，进而否定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和可取之处。
何启良认为黄锦树的大胆立论，是属于左右开弓，但却是最彻底的批判了“现实主义”﹕“他不是从现代主义来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以更宏观、更苛刻的文学理论和标准来探讨后者（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抨击特别猛烈）。”
他还指出﹕“黄锦树搞乱了马华文学历来形式与内容，外在和内在，手段和目的的区分，混乱了现实主义者坚持的信念。”由于“黄锦树凌空而降，毫无顾虑，横来直往，打破了一些规律，杀伤更多的人，却无意间为马华文化批评增添多一份反叛和逆流。”(1)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方北方不曾自命也不是左翼作家的典型，更非革命文学中人，而是一位勤于写作思想具有现实主义，但严格来说是写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成就是著作等身，但不能归类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也非现实主义的旗手，拿他作为典型人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对他来说是过于苛责的。
黄锦树敲山震虎地说﹕“从他（方北方）的《花飘果坠》（马来亚三部曲长篇小说之三，之一是《头家门下》，之二是《树大根深》）这部大量抄袭社会言论的非文学作品文学实践上的彻底完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华现实主义在廿世纪末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学的）的双重破产。在「思想正确」的大旗下，所谓的「马来亚三部曲」原来不过是一滩淤积著泥沙、废木、言论与意识型态废弃物的死水之塘而已。”（2）
与此同时，黄锦树也从方北方的“文艺理论”中找出狠批现实主义的论点。持平而言，方北方的「文艺理论」大多数是引自方修的，但也加上自己的不明确的意见，才引致黄锦树当成“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的“权威”来批判。最关键的一段是方北方对现实主义文学下了这样的定论﹕“马华作家的创作主流是继承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而发扬批判现实主义，走积极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从而鼓励三大民族的和谐，促进人民的团结，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而努力。”“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与国家意识脱离不了关系，国家意识于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风格的成立，自然决定了作品的内容，从而也决定了作品所表现的形式，所以内容充实的作品，表现那些作品的形式，自然而然也美化起来，因而达到思想和艺术的统一”。（3）
这一段与“现实主义”（马华左翼文学）一向以来所强调的“文艺大众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思想是与集体主义相适应的（此指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化意识。同时要记住它和反现实主义是划分界线的，不要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灰色思想。唯有在内容上有人民性，在形式上又是群众性的作品才是大众化的作品” （4）是格格不入的。方北方没有摆明立场，也没有清楚解释什么是国家意识。亦没有交代国家意识如何与现实主义挂钩而形成“新”的理论？
这就给黄锦树抓住“口实”批判为“国家意识决定论”，是在为“当政者立下政治宣言”，进而推论方北方是“引用中国的当政者的教条主义扩大为国家主义，把它和当地的国家主义衔接上，而把原具有左翼色彩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性消弭殆尽。他的辩证性的命题片面化为「所有的宣传都是文学」。以致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被国家意识所决定。”“这样的政治宣言化的文学言论，宣告了马华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破产。”（5）
黄锦树显然认定方北方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派，加上他的理论是从方修和中国吸取灵感出现了被认为不协调和互相矛盾之处，因而批判方北方正可让人看到现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和破产。
这意味着批评者将方北方与现实主义画上等号。而事实上，根据笔者所认识的方北方，他从来不是反现体制的，一向处事谨慎，避免惹祸上身。思想上可以认同左派，行动上是自我设限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学理论中所鼓吹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是马来西亚国家意识论”看出他是与左翼文学理论不调和的。当左翼文学在反马来西亚时，在走向革命时，他是靠边站的。他既没有深入的剖释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什么是“国家意识”？就有了上述的说法，只能说是他个人创作方向的表白，不是所谓当时的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文艺理论虽然是比较“务实”和单薄的，但思想是中庸的，试图给现实主义作新解，未想弄巧反拙，招来毫不容情的批评。虽然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形容为现实主义作家，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因此，批判他的“理论”和“创作”并不代表现实主义理论的完全破产。相对来说，批评者则被认为是对一位老作家的成就的另类否定，难怪有人为方北方“打抱不平”。
无论如何，方北方留下的文学遗产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政治左右文学的大变化的时代（或称革命文学或称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所面对的“非左即右”的挑战和难以“左右逢源”的窘境，但今天来看方北方的文学遗产还是有其被肯定的一面。
——————————————————————————————————
（1） 参阅何启良著《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十方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09-115页。
（2）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 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黄锦树是柔佛州人，毕业于台大，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在大学任职。是90年代崛起的批判学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3） 参阅方北方著《马华文艺创作方向》，收录在《马华文艺泛论》丛书，第15页，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出版，1980年。
（4） 参阅忠杨著《文艺与人民》，草原出版社出版，1962年.
（5）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和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
究竟黄锦树批判他的论述是怎么一回事（在多年前已引起热烈的争辩）？倒是可以拿来温故知新的。
在题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著作中）的文学批评文论中，黄锦树针对“现实主义文学”，对方北方的作品进行抽丝剥茧的批判。
他的主要目的正如马华学者何启良所说，“并非针对方北方的个人成效，而是马华现实主义的总体。”换言之，他是借对方北方的批判，进而否定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和可取之处。
何启良认为黄锦树的大胆立论，是属于左右开弓，但却是最彻底的批判了“现实主义”﹕“他不是从现代主义来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以更宏观、更苛刻的文学理论和标准来探讨后者（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抨击特别猛烈）。”
他还指出﹕“黄锦树搞乱了马华文学历来形式与内容，外在和内在，手段和目的的区分，混乱了现实主义者坚持的信念。”由于“黄锦树凌空而降，毫无顾虑，横来直往，打破了一些规律，杀伤更多的人，却无意间为马华文化批评增添多一份反叛和逆流。”(1)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方北方不曾自命也不是左翼作家的典型，更非革命文学中人，而是一位勤于写作思想具有现实主义，但严格来说是写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成就是著作等身，但不能归类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也非现实主义的旗手，拿他作为典型人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对他来说是过于苛责的。
黄锦树敲山震虎地说﹕“从他（方北方）的《花飘果坠》（马来亚三部曲长篇小说之三，之一是《头家门下》，之二是《树大根深》）这部大量抄袭社会言论的非文学作品文学实践上的彻底完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华现实主义在廿世纪末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文学的）的双重破产。在「思想正确」的大旗下，所谓的「马来亚三部曲」原来不过是一滩淤积著泥沙、废木、言论与意识型态废弃物的死水之塘而已。”（2）
与此同时，黄锦树也从方北方的“文艺理论”中找出狠批现实主义的论点。持平而言，方北方的「文艺理论」大多数是引自方修的，但也加上自己的不明确的意见，才引致黄锦树当成“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的“权威”来批判。最关键的一段是方北方对现实主义文学下了这样的定论﹕“马华作家的创作主流是继承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而发扬批判现实主义，走积极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从而鼓励三大民族的和谐，促进人民的团结，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而努力。”“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与国家意识脱离不了关系，国家意识于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风格的成立，自然决定了作品的内容，从而也决定了作品所表现的形式，所以内容充实的作品，表现那些作品的形式，自然而然也美化起来，因而达到思想和艺术的统一”。（3）
这一段与“现实主义”（马华左翼文学）一向以来所强调的“文艺大众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思想是与集体主义相适应的（此指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化意识。同时要记住它和反现实主义是划分界线的，不要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灰色思想。唯有在内容上有人民性，在形式上又是群众性的作品才是大众化的作品” （4）是格格不入的。方北方没有摆明立场，也没有清楚解释什么是国家意识。亦没有交代国家意识如何与现实主义挂钩而形成“新”的理论？
这就给黄锦树抓住“口实”批判为“国家意识决定论”，是在为“当政者立下政治宣言”，进而推论方北方是“引用中国的当政者的教条主义扩大为国家主义，把它和当地的国家主义衔接上，而把原具有左翼色彩和对国家机器的批判性消弭殆尽。他的辩证性的命题片面化为「所有的宣传都是文学」。以致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被国家意识所决定。”“这样的政治宣言化的文学言论，宣告了马华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破产。”（5）
黄锦树显然认定方北方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派，加上他的理论是从方修和中国吸取灵感出现了被认为不协调和互相矛盾之处，因而批判方北方正可让人看到现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和破产。
这意味着批评者将方北方与现实主义画上等号。而事实上，根据笔者所认识的方北方，他从来不是反现体制的，一向处事谨慎，避免惹祸上身。思想上可以认同左派，行动上是自我设限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学理论中所鼓吹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是马来西亚国家意识论”看出他是与左翼文学理论不调和的。当左翼文学在反马来西亚时，在走向革命时，他是靠边站的。他既没有深入的剖释什么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什么是“国家意识”？就有了上述的说法，只能说是他个人创作方向的表白，不是所谓当时的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文艺理论虽然是比较“务实”和单薄的，但思想是中庸的，试图给现实主义作新解，未想弄巧反拙，招来毫不容情的批评。虽然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形容为现实主义作家，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因此，批判他的“理论”和“创作”并不代表现实主义理论的完全破产。相对来说，批评者则被认为是对一位老作家的成就的另类否定，难怪有人为方北方“打抱不平”。
无论如何，方北方留下的文学遗产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政治左右文学的大变化的时代（或称革命文学或称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所面对的“非左即右”的挑战和难以“左右逢源”的窘境，但今天来看方北方的文学遗产还是有其被肯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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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何启良著《文化马华》（继承与批判），十方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09-115页。
（2）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 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黄锦树是柔佛州人，毕业于台大，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在大学任职。是90年代崛起的批判学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3） 参阅方北方著《马华文艺创作方向》，收录在《马华文艺泛论》丛书，第15页，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出版，1980年。
（4） 参阅忠杨著《文艺与人民》，草原出版社出版，1962年.
（5） 参阅黄锦树著《马华现实主义和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1997年，台北。
2.12.08
社会主义思潮回流？ （跃马扬鞭）
在1998年4月30日宣布成立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经过一波三折和10年的抗争后，终于在2008年8月19日正式获准注册。根据该党秘书阿鲁哲文指称，他们是左派政党的第四代，并且将意识形态放回马克思主义。但他不否认社会主义党和其上一代或上数代一样，始终面对无法结合多元族群力量的问题；尤其是暂时还无法吸引大批马来同志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这一段剖白也可以与阿鲁哲文于2005年论述安华鼓吹的“烈火莫熄”运动结合起来解读。他分析了安华领导的“烈火莫熄”的年代（1998年）正是金融风暴的年代，给他提供了动力得以号召成千上万的人民在街头“起义”，而他的“失败”是因为只有个人的魅力而缺乏可以带来改变的领导权和方向，以致群众大游行后各自分散，结果安华遭致被逮捕下狱。在吸取这个教训后，他的结论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和决定性的群众运动，变得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阿鲁哲文坚持社会主义党要成为合法的政党。当然安华也看到自身的弱点，因此在被捕后的1999年4月，通过其夫人催生了“国民公正党”。但就意识形态而言，“社会主义党”与“国民公正党”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服膺于社会主义思想，后者则是服膺于资本主义的，但同意走“中间偏左”的路线，所以彼此之间还不至于“针锋相对”，尚有合作的空间。就这样尚未获准注册的社会主义党需要依附在公正党的身上争取应有的地位，例如在2004年派候选人以公正党名义竞选但锻羽；又在2008年派三名候选人以公正党名义竞选而二人告捷。他们是国会议员古玛（中委）及雪州议员纳西尔（主席），总秘书阿鲁哲文未中选；署理主席莎拉德华迪以独立人士参选也败北。
安华之所以接受社会主义党派候选人证诸了他接受左派人士加入他的阵营，正如在2003年时接纳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改称人民公正党，且同意原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出任署理主席。这就是说，安华已从右派的执政集团脱胎而出，在后来转成领导一个新的“中间偏左”的“人民联盟”（民联），不再鼓吹街头政治。
如今社会主义党宣布它不加入民联，但保持合作，意味着这个党在将来可能选择自行走社会主义路线。我们可以从这个党在最近（11月9日）举办一场“21世纪社会主义”大会看到端倪。它邀请了国内外左翼政团及个人参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的“长毛”立法议员梁国雄。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回流”，且要在21世纪跃居成为主导地位，究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还是有待考验和观察的。
虽然借助于当前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而使到社会主义思潮要争一席之地，但它们显然徘徊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中，尤其见证了中共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及1990年的苏联解体后，更进一步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中解放出来而选择了走议会道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思及以人为主体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显然是具有三种的混合体而较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需要回顾社会主义政治在马来西亚走过的曲折道路和从中吸取教训。无可否认的，二战以降（1945年后），社会主义思潮夹着民族解放的大气势卷起巨大的浪潮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运动。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在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诞生是顺应时代的感召。但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倾向中共的路线也面对严重的打压及至1969年放弃宪制斗争，留下的政治真空也急快地让走中间偏左的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所填补。它们是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砂人联党，甚至连走民粹主义路线的人民进步党也被纳入其中。
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没有马克思的影子在里面，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武力政治，而是绝对的走议会斗争道路。可以将之归纳为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法国的社会党，是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党，即便政权轮替，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特征。
由于“社会主义”思潮在后来逐渐冷却，也导致民政党在2004年及民主行动党在2005年将“社会主义”字眼从党章中消除，进而强调对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追求。
姑不论社会主义好或资本主义好，到了21世纪，这两种思想已经可以交流；在经济合作上，更显得可以交叉和互补长短。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体系不再完全的排斥社会主义了，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潮又再次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找到落脚地。
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党的出现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但它是否能离开民联独立上路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仍是一个大问号。毕竟人民党的失败不能不引以为鉴；还有，它与回教如何协调，也是一个大学问。
刊于2008年12月1日《南洋商报》
这一段剖白也可以与阿鲁哲文于2005年论述安华鼓吹的“烈火莫熄”运动结合起来解读。他分析了安华领导的“烈火莫熄”的年代（1998年）正是金融风暴的年代，给他提供了动力得以号召成千上万的人民在街头“起义”，而他的“失败”是因为只有个人的魅力而缺乏可以带来改变的领导权和方向，以致群众大游行后各自分散，结果安华遭致被逮捕下狱。在吸取这个教训后，他的结论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和决定性的群众运动，变得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阿鲁哲文坚持社会主义党要成为合法的政党。当然安华也看到自身的弱点，因此在被捕后的1999年4月，通过其夫人催生了“国民公正党”。但就意识形态而言，“社会主义党”与“国民公正党”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服膺于社会主义思想，后者则是服膺于资本主义的，但同意走“中间偏左”的路线，所以彼此之间还不至于“针锋相对”，尚有合作的空间。就这样尚未获准注册的社会主义党需要依附在公正党的身上争取应有的地位，例如在2004年派候选人以公正党名义竞选但锻羽；又在2008年派三名候选人以公正党名义竞选而二人告捷。他们是国会议员古玛（中委）及雪州议员纳西尔（主席），总秘书阿鲁哲文未中选；署理主席莎拉德华迪以独立人士参选也败北。
安华之所以接受社会主义党派候选人证诸了他接受左派人士加入他的阵营，正如在2003年时接纳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改称人民公正党，且同意原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出任署理主席。这就是说，安华已从右派的执政集团脱胎而出，在后来转成领导一个新的“中间偏左”的“人民联盟”（民联），不再鼓吹街头政治。
如今社会主义党宣布它不加入民联，但保持合作，意味着这个党在将来可能选择自行走社会主义路线。我们可以从这个党在最近（11月9日）举办一场“21世纪社会主义”大会看到端倪。它邀请了国内外左翼政团及个人参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的“长毛”立法议员梁国雄。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回流”，且要在21世纪跃居成为主导地位，究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还是有待考验和观察的。
虽然借助于当前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而使到社会主义思潮要争一席之地，但它们显然徘徊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中，尤其见证了中共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及1990年的苏联解体后，更进一步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中解放出来而选择了走议会道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思及以人为主体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显然是具有三种的混合体而较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需要回顾社会主义政治在马来西亚走过的曲折道路和从中吸取教训。无可否认的，二战以降（1945年后），社会主义思潮夹着民族解放的大气势卷起巨大的浪潮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运动。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在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诞生是顺应时代的感召。但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倾向中共的路线也面对严重的打压及至1969年放弃宪制斗争，留下的政治真空也急快地让走中间偏左的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所填补。它们是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砂人联党，甚至连走民粹主义路线的人民进步党也被纳入其中。
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没有马克思的影子在里面，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武力政治，而是绝对的走议会斗争道路。可以将之归纳为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法国的社会党，是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党，即便政权轮替，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特征。
由于“社会主义”思潮在后来逐渐冷却，也导致民政党在2004年及民主行动党在2005年将“社会主义”字眼从党章中消除，进而强调对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追求。
姑不论社会主义好或资本主义好，到了21世纪，这两种思想已经可以交流；在经济合作上，更显得可以交叉和互补长短。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体系不再完全的排斥社会主义了，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潮又再次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找到落脚地。
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党的出现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但它是否能离开民联独立上路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仍是一个大问号。毕竟人民党的失败不能不引以为鉴；还有，它与回教如何协调，也是一个大学问。
刊于2008年12月1日《南洋商报》
马华总会长年龄的吊诡 接班人个个风华正茂时
马华公会党选落幕及新阵容出台后，荣任总会长的翁诗杰面对各方的批评，有肯定的，也有负面的，亦有观望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翁诗杰未来的路怎样走，是新路抑或是走回老路，就看新会长的领导方向了。
除开代总会长不谈外，翁诗杰是马华创党以来的第9任正牌总会长，也是历任总会长中，就任时年龄居第二大者。如果不详加研究历任总会长当选时的年龄，人民还以为他是较年轻就任此高职的总会长，因为在印象中他是马青科班出身的。其实不然，他竟是继陈祯禄之后的较高龄的总会长。以下的数据为我们提供这个答案：
1. 陈祯禄（1883-1960），66岁出任总会长
陈祯禄是马华创党人，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时，陈祯禄已是66岁高龄。这位生于1883年，而逝世于1960年的首任会长并不是一位栈恋权位者，他在1954年萌起退意，后在众人劝说下，才同意留任。
讵料在1958年党选中，竟被击败，从此逐渐淡出政坛。两年后逝世，享年77岁。他是第一位没有官职而被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赐予国葬殊荣的政党领袖。
可能年事已高，这位曾在英殖民时期担任立法议员的总会长，在国家独立时，把机会让给其儿子陈修信进入内阁当部长，那个时期尚没人指责他搞“陈氏王朝”，因为陈祯禄已表明他要退休。
他前后在位9年。刚巧是黄家定所规定的年限。
2. 林苍佑（1919－），39岁出任总会长
林苍佑在1958年的党选中，以少壮派领袖之姿态挑战陈祯禄结果胜出，成为马华公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会长，而陈祯禄在败选后也欣然接受被委任为名誉会长，但林苍佑却与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结下恩怨，因为后者在捍卫宣传主任一职中，被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后任新加坡大法官）击败。由于当时的党章简单不完善，马华各州的领导仍未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领导，以致林苍佑派则通过修改章程试图一统马华的组织。
未料林苍佑派脚跟未稳时，在争取国会议席面对诸多压力。先是巫统主席东姑不让步，后是陈修信派暗度陈仓，与东姑私下达成协议，以致林苍佑要求马华至少分配35至40个国席的希望落空（总数104席），据林苍佑说，其目的是阻止随意修宪，至少要得到马华的首肯才能进行修宪。
最后马华分配31席，甚至连林苍佑也未被列为国会候选人，因为东姑已和陈修信的派系联手，也就一脚把林苍佑踢开。堂堂总会长竟未能敲定候选人，可谓绝无仅有，也是马华的“悲哀”。
由于血浓于水，陈祯禄转而支持其儿子向林苍佑开炮。就这样，林苍佑愤而在1959年大选后辞总会长，翌年宣布退党。这就是说，虽然林苍佑是最年轻的总会长，但也是最“短命”的总会长，只担任一年有余的高职。从此他的政运完全改观；马华也步入难与巫统争取平权的时代。
3. 陈修信（1916－1988），46岁出任总会长
林苍佑辞职后，陈修信并没有马上取其位而上，而是让来自吉打的好好先生谢敦禄出任代总会长直到1962年党选，陈修信才被扶正。
陈修信比他的父亲陈祯禄更具强势领导。他建立起总会长的权威，也与董教总的路线分道扬镳。所谓“三大机构”（即马华、董总与教总联合组成的教育工委会）也一时进入冬眠。
在任期间，陈修信未能带领马华溶入华人社会，更与董教总唱反调，反对建立“独立大学”，终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参加33个国席，只赢得13席。接着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
在痛定思痛后，陈修信于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展开华人大团结运动，可惜不久又与华团闹矛盾，团结运动变成分裂运动，严重地打击了陈修信的威信。最后又在1973年闹党争，开除了一批改革派份子，包括林敬益在内。
1974年疲累的陈修信选择退休。前后领导马华12年。
4. 李三春（1935－），39岁出任总会长
与林苍佑一样，李三春在1974年接陈修信棒子时才39岁，算是少年得志。他是第一位的马青总团长攀上高位者；也是第一位担任署理总会长而顺利接班者。在吸取了林苍佑事件的教训和陈修信的经验后，李三春即快地建立起李三春年代，一改陈修信时代的“头家政党”的形象，有限度地与华社民间团体恢复友好关系，并大力推动马华5大计划。
他最大的动作是在1982年大选时移师芙蓉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巫统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平分秋色的州议席（8席对8席），但他只胜了一半，即本身赢国席，却夺不回槟州首席部长职。
1983他突然心血来潮，离党出走。但这一走却激发党内派系矛盾加深，不幸酿成严重的党争，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前后担任9年的总会长。任期与陈祯禄一样。不知后来的黄家定是否从他们的身上吸取灵感，限制总会长最顶做3届9年？
5. 陈群川（1940－），44岁出任总会长
当李三春于1983年出走后，梁维泮成为代总会长。为清除党内异己，一举开除陈群川及林良实等人，掀开马华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党争。马华也因之陷入所谓的“黑暗时期”。派系斗争此伏彼起，梁维泮成为党内敌对派的靶子，最后竟劳动当时的副首相嘉化“接手”马华的老大职权，实在是马华的一大笑柄。
1984年两派人马同意通过党选见高低，不示弱的梁维泮在不得已下收回开除成命后，面对陈群川的直接挑战。这一仗也结束了梁维泮的政治生命，启开了陈群川当权的年代。
陈群川表面上看来是李三春的“入门弟子”，实则他比李三春更经济化（商业化）马华公会。所谓的“政经合一”论也在他的年代发挥得淋漓尽致。
1986年大选当选国会议员后，陈群川似乎已是拜官在望，讵料发生“星泛电”股市事件，在新加坡被提控，也一举结束陈群川的政治生命。较后一些合作社和控股公司也面临大检举。
前后算来，陈群川只担任2年的总会长，“短命”得可以。
6. 林良实（1943－），43岁出任总会长
林良实是第二位以署理总会长身份荣任总会长的人，但不同于李三春，他不是马青班的人。他一出道就在槟州活动，且在1974年首次在槟州中选国会议员。1977年林建寿出掌槟州马华时，他避开锋头，辞卸槟州马华秘书职，转向中央发展。后来出任政务次长，也被选为中委。
1982年大选，他索性转换码头，移向柔佛提名，转成为“柔佛州人”，过后也曾出任柔州联委会主席。
1984年的党选，他成为陈群川的副手，成功胜出署理总会长，但也种下他与李金狮的失和。李金狮认为他应有机会领导马华，却因陈群川选中林良实而显得十分无奈。
当1986年陈群川辞职后，林良实顺势而上，李金狮也就成为署理总会长。但依然没有改善彼此间的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后来被迫从政坛中引退，换来了林亚礼成为林良实的副手。
翁诗杰就是在李金狮当红的年代成为其政治秘书，启开了他的政治路。
林亚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2001年因南洋报业收购事件与林良实冲撞，马华因而有了AB队之分。林亚礼不满林良实在1999年大选时不退下，又在选后未招陈广才入阁，反让A队的黄家定越级而上两人的斗争又再升级。
2003年，在马哈迪斡旋（干预）下，林良实也不得不与林亚礼双双从党职上引退。
从1986年到2003年，林良实共担任17年的马华总会长，破了马华的历史记录，也留下一页争议性的历史。
7. 黄家定（1956－），47岁出任总会长
黄家定是在1979年参加马华公会。1984年马华党争时站在林良实这一边。1986年林良实被扶正并出任内阁部长后，黄家定成了林良实的政治秘书（先是新闻秘书）。他的政治师父也就是林良实。由于得到林良实的提拔，黄家定走上政治青云路。在1999年大选时入阁。比起陈广才及翁诗杰，他是一颗幸运之星，显示他更快登上权力之巅。
果然在2003年林良实引退时，他被选中成为总会长，而陈广才则担任副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人原本分别属于AB队的大将，却能愉快地携手合作。当然陈广才也得以进入内阁。
2005年的党选，黄陈“双剑合璧”，击退蔡锐明与陈祖排的挑战，进一步巩固他们两人在党的地位。
不是马青班科出身的黄家定（陈广才则是）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修改党章，限制总会长任期3届9年，同时部长及行政议员的任期也有所限制，以便其它人有机会出人头地，不致一人“霸占”高位太久或直到退休或逝世为止。
可惜他未能洞悉2008年的政治海啸突然间使到马华“天昏地暗”而迷失方向。这一严重挫折也让他决定提早退休，不参加今年的党选。黄家定的年代也因之划上句号。
他前后只担任5年的总会长，较之党章的规定少了4年，除了无奈之外也有遗憾。
8. 翁诗杰（1956－），52岁出任总会长
与黄家定同一年出生的翁诗杰是在1981年参加马华的（较黄家定迟了2年），他是被李金狮提拔而在1986年成为政治秘书。换句话说，当黄家定是林良实的政治秘书时，翁诗杰也是与他同一等级。他们两人有不同的背景，前者不走马青路线，后者则从马青的基层一步一步地走向顶峰。因此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第二位荣登总会长的“马青仔”。不过他在出任总会长时已是50出头，只比陈祯禄年轻，但比其它总会长为大。
虽然如此，在外人看来，翁诗杰还算是在最成熟的年龄出掌马华。他的作风接近李三春，他的思路也有李三春的谋略。他是否是李三春第二？或比李三春干得更出色，尚言之过早。不过从他上任以后的表现视之，他发挥了马青的精神，也造就马青班底进入马华核心。
从上述8位总会长的际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手段和策略。但相同的是：他们领导的是同一个政党，一个拥有近60年历史，且号称代表华人的政党，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未超过60岁被扶正。这是马华的传统抑或是马华的风水？就此来看，也许蔡细历选择打老二是对的。因为他已年过60，也只好让路于较年轻者？无论如何，且看将来谁能破此“魔咒”？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
除开代总会长不谈外，翁诗杰是马华创党以来的第9任正牌总会长，也是历任总会长中，就任时年龄居第二大者。如果不详加研究历任总会长当选时的年龄，人民还以为他是较年轻就任此高职的总会长，因为在印象中他是马青科班出身的。其实不然，他竟是继陈祯禄之后的较高龄的总会长。以下的数据为我们提供这个答案：
1. 陈祯禄（1883-1960），66岁出任总会长
陈祯禄是马华创党人，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时，陈祯禄已是66岁高龄。这位生于1883年，而逝世于1960年的首任会长并不是一位栈恋权位者，他在1954年萌起退意，后在众人劝说下，才同意留任。
讵料在1958年党选中，竟被击败，从此逐渐淡出政坛。两年后逝世，享年77岁。他是第一位没有官职而被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赐予国葬殊荣的政党领袖。
可能年事已高，这位曾在英殖民时期担任立法议员的总会长，在国家独立时，把机会让给其儿子陈修信进入内阁当部长，那个时期尚没人指责他搞“陈氏王朝”，因为陈祯禄已表明他要退休。
他前后在位9年。刚巧是黄家定所规定的年限。
2. 林苍佑（1919－），39岁出任总会长
林苍佑在1958年的党选中，以少壮派领袖之姿态挑战陈祯禄结果胜出，成为马华公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会长，而陈祯禄在败选后也欣然接受被委任为名誉会长，但林苍佑却与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结下恩怨，因为后者在捍卫宣传主任一职中，被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后任新加坡大法官）击败。由于当时的党章简单不完善，马华各州的领导仍未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领导，以致林苍佑派则通过修改章程试图一统马华的组织。
未料林苍佑派脚跟未稳时，在争取国会议席面对诸多压力。先是巫统主席东姑不让步，后是陈修信派暗度陈仓，与东姑私下达成协议，以致林苍佑要求马华至少分配35至40个国席的希望落空（总数104席），据林苍佑说，其目的是阻止随意修宪，至少要得到马华的首肯才能进行修宪。
最后马华分配31席，甚至连林苍佑也未被列为国会候选人，因为东姑已和陈修信的派系联手，也就一脚把林苍佑踢开。堂堂总会长竟未能敲定候选人，可谓绝无仅有，也是马华的“悲哀”。
由于血浓于水，陈祯禄转而支持其儿子向林苍佑开炮。就这样，林苍佑愤而在1959年大选后辞总会长，翌年宣布退党。这就是说，虽然林苍佑是最年轻的总会长，但也是最“短命”的总会长，只担任一年有余的高职。从此他的政运完全改观；马华也步入难与巫统争取平权的时代。
3. 陈修信（1916－1988），46岁出任总会长
林苍佑辞职后，陈修信并没有马上取其位而上，而是让来自吉打的好好先生谢敦禄出任代总会长直到1962年党选，陈修信才被扶正。
陈修信比他的父亲陈祯禄更具强势领导。他建立起总会长的权威，也与董教总的路线分道扬镳。所谓“三大机构”（即马华、董总与教总联合组成的教育工委会）也一时进入冬眠。
在任期间，陈修信未能带领马华溶入华人社会，更与董教总唱反调，反对建立“独立大学”，终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参加33个国席，只赢得13席。接着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
在痛定思痛后，陈修信于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展开华人大团结运动，可惜不久又与华团闹矛盾，团结运动变成分裂运动，严重地打击了陈修信的威信。最后又在1973年闹党争，开除了一批改革派份子，包括林敬益在内。
1974年疲累的陈修信选择退休。前后领导马华12年。
4. 李三春（1935－），39岁出任总会长
与林苍佑一样，李三春在1974年接陈修信棒子时才39岁，算是少年得志。他是第一位的马青总团长攀上高位者；也是第一位担任署理总会长而顺利接班者。在吸取了林苍佑事件的教训和陈修信的经验后，李三春即快地建立起李三春年代，一改陈修信时代的“头家政党”的形象，有限度地与华社民间团体恢复友好关系，并大力推动马华5大计划。
他最大的动作是在1982年大选时移师芙蓉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巫统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平分秋色的州议席（8席对8席），但他只胜了一半，即本身赢国席，却夺不回槟州首席部长职。
1983他突然心血来潮，离党出走。但这一走却激发党内派系矛盾加深，不幸酿成严重的党争，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前后担任9年的总会长。任期与陈祯禄一样。不知后来的黄家定是否从他们的身上吸取灵感，限制总会长最顶做3届9年？
5. 陈群川（1940－），44岁出任总会长
当李三春于1983年出走后，梁维泮成为代总会长。为清除党内异己，一举开除陈群川及林良实等人，掀开马华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党争。马华也因之陷入所谓的“黑暗时期”。派系斗争此伏彼起，梁维泮成为党内敌对派的靶子，最后竟劳动当时的副首相嘉化“接手”马华的老大职权，实在是马华的一大笑柄。
1984年两派人马同意通过党选见高低，不示弱的梁维泮在不得已下收回开除成命后，面对陈群川的直接挑战。这一仗也结束了梁维泮的政治生命，启开了陈群川当权的年代。
陈群川表面上看来是李三春的“入门弟子”，实则他比李三春更经济化（商业化）马华公会。所谓的“政经合一”论也在他的年代发挥得淋漓尽致。
1986年大选当选国会议员后，陈群川似乎已是拜官在望，讵料发生“星泛电”股市事件，在新加坡被提控，也一举结束陈群川的政治生命。较后一些合作社和控股公司也面临大检举。
前后算来，陈群川只担任2年的总会长，“短命”得可以。
6. 林良实（1943－），43岁出任总会长
林良实是第二位以署理总会长身份荣任总会长的人，但不同于李三春，他不是马青班的人。他一出道就在槟州活动，且在1974年首次在槟州中选国会议员。1977年林建寿出掌槟州马华时，他避开锋头，辞卸槟州马华秘书职，转向中央发展。后来出任政务次长，也被选为中委。
1982年大选，他索性转换码头，移向柔佛提名，转成为“柔佛州人”，过后也曾出任柔州联委会主席。
1984年的党选，他成为陈群川的副手，成功胜出署理总会长，但也种下他与李金狮的失和。李金狮认为他应有机会领导马华，却因陈群川选中林良实而显得十分无奈。
当1986年陈群川辞职后，林良实顺势而上，李金狮也就成为署理总会长。但依然没有改善彼此间的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后来被迫从政坛中引退，换来了林亚礼成为林良实的副手。
翁诗杰就是在李金狮当红的年代成为其政治秘书，启开了他的政治路。
林亚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2001年因南洋报业收购事件与林良实冲撞，马华因而有了AB队之分。林亚礼不满林良实在1999年大选时不退下，又在选后未招陈广才入阁，反让A队的黄家定越级而上两人的斗争又再升级。
2003年，在马哈迪斡旋（干预）下，林良实也不得不与林亚礼双双从党职上引退。
从1986年到2003年，林良实共担任17年的马华总会长，破了马华的历史记录，也留下一页争议性的历史。
7. 黄家定（1956－），47岁出任总会长
黄家定是在1979年参加马华公会。1984年马华党争时站在林良实这一边。1986年林良实被扶正并出任内阁部长后，黄家定成了林良实的政治秘书（先是新闻秘书）。他的政治师父也就是林良实。由于得到林良实的提拔，黄家定走上政治青云路。在1999年大选时入阁。比起陈广才及翁诗杰，他是一颗幸运之星，显示他更快登上权力之巅。
果然在2003年林良实引退时，他被选中成为总会长，而陈广才则担任副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人原本分别属于AB队的大将，却能愉快地携手合作。当然陈广才也得以进入内阁。
2005年的党选，黄陈“双剑合璧”，击退蔡锐明与陈祖排的挑战，进一步巩固他们两人在党的地位。
不是马青班科出身的黄家定（陈广才则是）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修改党章，限制总会长任期3届9年，同时部长及行政议员的任期也有所限制，以便其它人有机会出人头地，不致一人“霸占”高位太久或直到退休或逝世为止。
可惜他未能洞悉2008年的政治海啸突然间使到马华“天昏地暗”而迷失方向。这一严重挫折也让他决定提早退休，不参加今年的党选。黄家定的年代也因之划上句号。
他前后只担任5年的总会长，较之党章的规定少了4年，除了无奈之外也有遗憾。
8. 翁诗杰（1956－），52岁出任总会长
与黄家定同一年出生的翁诗杰是在1981年参加马华的（较黄家定迟了2年），他是被李金狮提拔而在1986年成为政治秘书。换句话说，当黄家定是林良实的政治秘书时，翁诗杰也是与他同一等级。他们两人有不同的背景，前者不走马青路线，后者则从马青的基层一步一步地走向顶峰。因此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第二位荣登总会长的“马青仔”。不过他在出任总会长时已是50出头，只比陈祯禄年轻，但比其它总会长为大。
虽然如此，在外人看来，翁诗杰还算是在最成熟的年龄出掌马华。他的作风接近李三春，他的思路也有李三春的谋略。他是否是李三春第二？或比李三春干得更出色，尚言之过早。不过从他上任以后的表现视之，他发挥了马青的精神，也造就马青班底进入马华核心。
从上述8位总会长的际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手段和策略。但相同的是：他们领导的是同一个政党，一个拥有近60年历史，且号称代表华人的政党，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未超过60岁被扶正。这是马华的传统抑或是马华的风水？就此来看，也许蔡细历选择打老二是对的。因为他已年过60，也只好让路于较年轻者？无论如何，且看将来谁能破此“魔咒”？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
南院学术研讨会散记 (天下纵横)
应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的热情邀请，参加一项由南院及其他团体（新纪元学院、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及隆雪华堂）联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得有机会在新山住上三天两夜，算是生平第一次在新山留宿并有时间与老朋友欢聚一堂。
研讨会的主题是“大马新局与公民社会”，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分别提呈具有份量的论文报告。作主题演讲的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何启良，他以“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魅惑：治理和抵抗的想象”把大家带入了研讨会的主题。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建立在执政党有下台的想象；反对党有上台的想象，彼此间产生制衡与被制衡的作用。
在这方面，他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与会者去思考和探索。其他提呈报告和参与者都针对308大选后政党的功能与公民社会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有者认为公民社会已告醒觉；有者认为尚未形成一个持久性的运动，往往与政党政治挂钩而模糊公民社会（包括民间团体）的巨大力量。
除了政治课题各持己见和各展魅力外，也有触及华教运动，并将之与308的政治海啸联系起来。他们多数从知识份子和学者的角度来分析与探讨风波的起因和它可能带来的冲击，似乎已把新纪元事件与华教运动联成一体，也就有了许多的想象的空间。
我在参与研讨会的前一天，也应南院传媒中心覃文标主任之邀，向学生们讲述传统报业与电子报的未来。另一位主讲者是庄迪澎。我本身在报界服务1/4世纪，因此对传统报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后期又在韩江学院搞电子报，也就将两者做个比较与论述，从中发现直到现在为止，电子报仍无法取代传统报业，但不否认它是另类的新媒体，可以避开准证之申请，却又避不开读者的局限性，因此传统报业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我们的电子媒体也是教学平台，无形中也培养了报业人才。单就韩院的毕业生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各语文报（包括电视、电台、英文报及马来文报）服务的已有人在，在华文报更是常见。由此可见，传播系还是有其培育人才的功能。
我在研讨会中有提议三院既然目前暂停商讨联合申办大学之事（各自申办），无妨在科系中进行直接的交流以互补长短，例如南院主导中文系，新纪元主导商业学系，而韩院主导传播系，如此的交流，肯定对老师和学生有一定的裨益。
除此之外，我也借机会在研讨会后的晚上时间与新老朋友交流。在客家领袖韩庆祥的安排下，我有机会结识下几位新山名士，他们是搞华教的黄剑锋。他也是陶德书香楼的主席。我在第一晚就参加他的社团的宴会。得悉这个社团把大量的藏书放在南院，又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历史著作，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殊值钦佩。另一位执业律师林文泰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我惊异他早年读过我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而一直念念不忘。听他讲起历史，也是如数家珍，看来他的学问的渊博不是盖的。律师也精通历史者实不见多，林君就是其中一个。
再有一位蔡诗何（江南）虽是新知，但算“旧友”。原来他是《骆文秀传》的作者。这系列文章于80年代在《新生活报》连载时曾轰动一时，后来编录成书也成为受注目的通销读物。不过，蔡诗何也不讳言他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就是在《新生活报》连载的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在槟城的陈存生（大路）也认为他是作者，而且也曾在报章上刊载了这样的新闻。究竟真相如何，外人也说不清楚。我告诉蔡诗何，陈存生早年经常投稿给《星槟日报》，我认得他，他是一位十分勤力的作者，常用“大路”笔名。如果后来《光明日报》有刊用相关的文章，也不足为奇。但蔡诗何遗憾由于这件事也折腾他一些时日，他不否认是《新生活报》邀他“操刀”的，同时，《新生活报》的负责人也有向陈存生要资料。陈存生就将其所知的和采访所得的资料交给报社。蔡诗何说，文章由他整理下笔而成。
我当然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因为这件事而引发的不愉快，我也是有所听闻的。虽是陈年往事，倒也是文坛逸事一宗。
蔡诗何原是北马人，他之所以被邀写《骆文秀传》就是因为其夫人是在骆文秀的公司打工，能知晓一些事情。后来蔡君搬到新山，也从老师的岗位退下，目前已是地道的新山人。他在退休之余，另搞一个“读书会”，担任会长。这是一门令人难以想象的活动。原来他教读是毛泽东的“长征史”和其他相关中国的历史。由于有兴趣者大不乏人，他也曾组团到中国一游“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开辟一个新旅游景点。沿途还有上课的呢？我问他有多少人参加？他说是40余人，真是热烈响应。
总之，在新山三天，我收获良多，又结识学术界名士和各有专长的知识份子，也难怪新山的学术风气不输于其他地方。
说来说去，还是得感谢祝家华对学术的一份执著与热情。让知识份子有一个“共策会”进行理性的探讨。由于名士太多，恕不一一尽录。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
研讨会的主题是“大马新局与公民社会”，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分别提呈具有份量的论文报告。作主题演讲的是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何启良，他以“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魅惑：治理和抵抗的想象”把大家带入了研讨会的主题。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建立在执政党有下台的想象；反对党有上台的想象，彼此间产生制衡与被制衡的作用。
在这方面，他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与会者去思考和探索。其他提呈报告和参与者都针对308大选后政党的功能与公民社会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有者认为公民社会已告醒觉；有者认为尚未形成一个持久性的运动，往往与政党政治挂钩而模糊公民社会（包括民间团体）的巨大力量。
除了政治课题各持己见和各展魅力外，也有触及华教运动，并将之与308的政治海啸联系起来。他们多数从知识份子和学者的角度来分析与探讨风波的起因和它可能带来的冲击，似乎已把新纪元事件与华教运动联成一体，也就有了许多的想象的空间。
我在参与研讨会的前一天，也应南院传媒中心覃文标主任之邀，向学生们讲述传统报业与电子报的未来。另一位主讲者是庄迪澎。我本身在报界服务1/4世纪，因此对传统报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后期又在韩江学院搞电子报，也就将两者做个比较与论述，从中发现直到现在为止，电子报仍无法取代传统报业，但不否认它是另类的新媒体，可以避开准证之申请，却又避不开读者的局限性，因此传统报业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我们的电子媒体也是教学平台，无形中也培养了报业人才。单就韩院的毕业生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各语文报（包括电视、电台、英文报及马来文报）服务的已有人在，在华文报更是常见。由此可见，传播系还是有其培育人才的功能。
我在研讨会中有提议三院既然目前暂停商讨联合申办大学之事（各自申办），无妨在科系中进行直接的交流以互补长短，例如南院主导中文系，新纪元主导商业学系，而韩院主导传播系，如此的交流，肯定对老师和学生有一定的裨益。
除此之外，我也借机会在研讨会后的晚上时间与新老朋友交流。在客家领袖韩庆祥的安排下，我有机会结识下几位新山名士，他们是搞华教的黄剑锋。他也是陶德书香楼的主席。我在第一晚就参加他的社团的宴会。得悉这个社团把大量的藏书放在南院，又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历史著作，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殊值钦佩。另一位执业律师林文泰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我惊异他早年读过我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一书而一直念念不忘。听他讲起历史，也是如数家珍，看来他的学问的渊博不是盖的。律师也精通历史者实不见多，林君就是其中一个。
再有一位蔡诗何（江南）虽是新知，但算“旧友”。原来他是《骆文秀传》的作者。这系列文章于80年代在《新生活报》连载时曾轰动一时，后来编录成书也成为受注目的通销读物。不过，蔡诗何也不讳言他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就是在《新生活报》连载的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在槟城的陈存生（大路）也认为他是作者，而且也曾在报章上刊载了这样的新闻。究竟真相如何，外人也说不清楚。我告诉蔡诗何，陈存生早年经常投稿给《星槟日报》，我认得他，他是一位十分勤力的作者，常用“大路”笔名。如果后来《光明日报》有刊用相关的文章，也不足为奇。但蔡诗何遗憾由于这件事也折腾他一些时日，他不否认是《新生活报》邀他“操刀”的，同时，《新生活报》的负责人也有向陈存生要资料。陈存生就将其所知的和采访所得的资料交给报社。蔡诗何说，文章由他整理下笔而成。
我当然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因为这件事而引发的不愉快，我也是有所听闻的。虽是陈年往事，倒也是文坛逸事一宗。
蔡诗何原是北马人，他之所以被邀写《骆文秀传》就是因为其夫人是在骆文秀的公司打工，能知晓一些事情。后来蔡君搬到新山，也从老师的岗位退下，目前已是地道的新山人。他在退休之余，另搞一个“读书会”，担任会长。这是一门令人难以想象的活动。原来他教读是毛泽东的“长征史”和其他相关中国的历史。由于有兴趣者大不乏人，他也曾组团到中国一游“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开辟一个新旅游景点。沿途还有上课的呢？我问他有多少人参加？他说是40余人，真是热烈响应。
总之，在新山三天，我收获良多，又结识学术界名士和各有专长的知识份子，也难怪新山的学术风气不输于其他地方。
说来说去，还是得感谢祝家华对学术的一份执著与热情。让知识份子有一个“共策会”进行理性的探讨。由于名士太多，恕不一一尽录。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原载于2008年12月1日《号外周报》 第404）
30.11.08
谢诗坚：环境关系 客家话将慢慢流失
（本报美里29日讯）“今天客家人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上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历史曾造就了一代的客家人为马来西亚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所以，客家人是伟大的，也是值得发扬的一个民系；尤其是客家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一面光辉旗帜。”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今日接受《联合日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上述讲话。
谢诗坚博士表示，马来西亚客联会是于1978年，由西马72个单位所组成，至今已迈入30周年纪念，而客联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加强马来西亚客家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希望能藉此与海外客家人增加联络，促进乡情。
“基于环境的关系，现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很少会讲客家话，相信以后客家话也会慢慢流失掉”。
他说，为了让客家同乡能更了解客家人的文化与历史，马来西亚客联会于2006年假槟城建立了一所客家公会文物馆，里面记载客家人的由来、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宗教、历史、文化及教育的进展。
设客家文物馆网站
他表示，文物馆是一个可以让同乡，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乡，更加了解客家的文化，所以若能在砂州设立另一间文化馆，将能快速带动本地同乡对客家文化的认识。
“若能在本地举办更多类似今日的客家文化活动，相信将能带动年轻的客家同乡去认识客家文化。另一方面，马客联也决定在近期内设立一个客家文物馆的网站，把文物馆的资料全部放上网，让世界各地的客家同乡都能一同观看到文物馆所有的历史文化。”
转载自29-11-2008联合日报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拿督谢诗坚博士今日接受《联合日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上述讲话。
谢诗坚博士表示，马来西亚客联会是于1978年，由西马72个单位所组成，至今已迈入30周年纪念，而客联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加强马来西亚客家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希望能藉此与海外客家人增加联络，促进乡情。
“基于环境的关系，现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很少会讲客家话，相信以后客家话也会慢慢流失掉”。
他说，为了让客家同乡能更了解客家人的文化与历史，马来西亚客联会于2006年假槟城建立了一所客家公会文物馆，里面记载客家人的由来、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宗教、历史、文化及教育的进展。
设客家文物馆网站
他表示，文物馆是一个可以让同乡，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乡，更加了解客家的文化，所以若能在砂州设立另一间文化馆，将能快速带动本地同乡对客家文化的认识。
“若能在本地举办更多类似今日的客家文化活动，相信将能带动年轻的客家同乡去认识客家文化。另一方面，马客联也决定在近期内设立一个客家文物馆的网站，把文物馆的资料全部放上网，让世界各地的客家同乡都能一同观看到文物馆所有的历史文化。”
转载自29-11-2008联合日报
26.11.08
馬來西亞韓江學院創辦之研究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曹淑瑤
一、前言
馬來西亞地區的華文教育，是隨著華人遷移的腳蹤，逐漸在當地萌芽發展。在英國控制馬來亞地區近一百多年期間，英殖民地政府始終視華人為外國人，[1] 在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上，只補助馬來學校和英文學校，[2] 因此，華文學校的存續，最初全賴華人社會的捐助與支持。直至192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為防範華文教育與華族海外民族主義結合，逐漸轉變對其對境內華文教育的政策，開始制訂許多法令條例，監控華校之運作，同時設立政府津貼制度，企圖「利誘」華校依據其藍圖而發展。
面對境內多元族群的景況，英殖民地政府向來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減少族裔間的接觸，避免可能的衝突。然而，第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馬來亞地區的期間，為鞏固其對該地區的統治，刻意挑撥巫、華兩族間的族群意識，分化原本融洽的巫(馬來)、華關係，[3] 馬來民族主義的情緒得到了極大的煽動而開始興起。[4] 由於戰時日軍的排華壓制，反而激發戰後華族海外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興，1956年位於新加坡之南洋大學在新馬華人熱烈地支持下成立，提供馬來亞地區華族子弟從小學到大學一套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另一方面，馬來亞地區的土著民族主義也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弭，反而更加發展，使得全馬各地爆發了種族間的私鬥(李炯才1994：133-134)。
戰後重返馬來亞的英殖民地政府，在新興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承諾以英、巫雙語為官方語文。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巫語在馬來族群主政下，不但成為「國語」，且欲成為全馬獨尊的文化語文，意圖以語文之統一，消除境內其他族群之文化傳承，藉由「同化」而凝聚全馬為一堅強的政治實體，成為一個以馬來語言、文化為主流的「國族國家」。1956年《拉薩報告書》，以及1960年為檢討1956年《拉薩報告書》而公佈的《達立報告書》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一再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迫使許多華校改制為符合馬來亞國家教育政策的教育機構，而南洋大學也始終遭受執政當局的質疑與指責。
1965年，新加坡在經歷與馬來亞短暫合併為馬來西亞聯合邦之後，宣布脫離馬來西亞。新馬分裂為兩國獨立國家，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意味著當年齊心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外國的學校，於是，馬來西亞華人向其政府申請設立「獨立大學」。然而實現一個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的理想，在馬來西亞這個以馬來人為主體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倍加困難。經歷了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1980年南洋大學的關閉，緊接著獨立大學被馬來西亞聯邦法院判決不得上訴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Britain)後，[5] 設立華文大學的期望一再地落空了。直到1990年代，隨著巫、華兩族緊張關係逐漸緩和，由華社申辦的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分別在1990年及1997年成立，為華文獨中或華文已有相當基礎的高中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1999年7月，位於檳城的「韓江學院」[6] 也獲准設立，是全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中，第一家被政府批准以「獨中統考」作為主要招生資格的學校，在以「馬來人至上」的馬來西亞社會裏，獨具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韓江學院的設立，並非一蹴即成，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校方在成功辦理所謂的「後期中學教育」之後，在這個基石上，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的設立。本文擬對韓江學院的創立及其發展作一探討，期望能對此位於北馬而與南馬的南方學院、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鼎足而立的學院作進一步的瞭解。
二、創校的基石
韓江學院的創辦，是奠基在檳榔嶼潮州籍華人長期以來對於當地華文教育的推動上。海外華文教育萌芽之初，往往是以方言群體為基礎，開辦以自己的方言為教學媒介語的私塾或義學，作為檳榔嶼華人主要方言群體之一的潮州人，[7] 也於1919年由當時名為「韓江家廟」的潮州人同鄉會館[8] 創立「韓江學校」，專收潮州人子弟就學。1937年韓江學校董事部遵照中國教育部的指令，將韓江學校的校名改為韓江小學(王琛發2000b：109)。
日軍統治馬來亞期間，韓江小學一度停辦，直至1950年時才得以復辦，同時獲馬來亞政府批准設立中學，翌年韓江中學正式招生(王琛發2000b：114)。在《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後，韓江小學改制為國民型小學，而韓江中學則宣布不接受政府的津貼，成為獨立中學(王琛發2000a：75)。1965年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註冊成為有法理根據的非營利有限公司。」(王琛發2000b：117) 這個「非營利有限公司」的法定地位，使得韓江中學的董事會得以向政府申請豁免捐款人該筆贈款的稅額，「改變了過去只向潮(州)人社會集捐路線，擴大尋求支持的範圍」(王琛發2000b：115)， 亦即由一個隸屬於某方言群體的學校蛻變為接納全體華人社群支持的學校。
韓江中學不接受政府津貼而成為獨立中學後，雖經歷到1964年馬來(西)亞小學畢業生升初中的會考廢除，使華文小學畢業生無需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升入國民中學，導致獨立中學學生來源大減而面臨到招生不足，學校無法經營維持的危機，[9] 但韓江中學在其董事會與校方努力經營下，自1970年代開始，不再堅持「以華文為主要媒介語的純華文獨中路線」，提供兼重政府考試及獨中統考的雙軌課程，讓學生可以自由抉擇，同時兼顧「升學與就業」的「務實路線」(王琛發2000a：84、87)，開設商科、電子科及秘書科等專門科目，「使學生學習一技之長，離校後不但易於謀生，且能將其所學，貢獻社會，服務人群」(韓曦報1978：3-1)，因此韓江中學學生人數逐漸增加。[10]
隨著「513種族衝突事件」後，華人社會提倡的獨立大學未獲馬來西亞政府批准，而南洋大學自1974年起又停止在馬來西亞招考新生，加上同年五月馬來西亞與中國北京當局建交，可能阻斷華人子弟留學臺灣的途徑，一些獨立中學開始設立專科班，[11] 為無法出國的學生「謀求出路」 (鄭良樹2003b：384) 。在取得馬來西亞政府批准開設「後期中學教育」，亦即大學先修班之後，韓江中學成立了全馬來西亞唯一一所華文獨中的新聞專科班(光明日報2000：3-25)。以「栽培新聞專業人才，提供有志青年獻身報業機會」為使命，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於1978年1月9日正式開課，[12] 招收「華文成績優良」的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曦報1978：3-1；1986：6-1)
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的課程，是以「大學新聞系課程編制為依歸，而偏重於報業的編采理論和實際工作」，提供學生兩年的專業訓練。[13] 在理論課程方面，第一年學生需修讀得科目包括華文、英文、國文(馬來文)、新聞學概論、採訪寫作、世界通史、心理學、新聞攝影；第二年修讀的科目為大眾傳播學、新聞編輯、評論寫作、名著選讀、廣告學、採訪寫作、翻譯、新聞法規、世界新聞史等。在實務課程方面，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報刊《韓曦報》之編印，並安排學生至報社實習；此外，為使學生能對新聞工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還廣邀新馬地區的新聞從業人士蒞校演講，使學生透過聽講的方式，「獲取報人從業經驗」。在師資方面，由畢業自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韓江校友林景漢擔任專修班主任，負責講授新聞學概論與採訪寫作，並聘請當時「有專長及經驗豐富的導師」講授課程。 [14]
由於韓江中學開辦的專修班當時是「全馬首創」的新聞專業課程，第一屆就吸引了30名學生，學生的來源除了檳榔嶼本地之外，還有遠至柔佛、森美蘭、雪蘭莪、霹靂、吉打等外州的學生，以及泰國的留學生。[15] 1983年大馬華文報業公會華文組及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承認韓江專修班具有「新聞系大專資格」(王琛發2000a：87)，特別設立「韓中新聞系諮詢委員會」與韓江中學共同商訂專修班課程，該諮詢委員會下設「學術鑒定小組」，負責審核畢業考題和畢業口試。(韓江學院1983：2) 在這段期間，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改稱為「韓江新聞系」，並於1985年4月下旬，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締結為「姊妹校」。當時政大新聞系主任賴光臨承諾將為韓江新聞系在臺灣開設為期兩星期的講習班，提供韓江新聞系的在籍學生或畢業生進修，「以瞭解臺灣的新聞事業，分享政大新聞系優良學習環境和設備」 (韓曦報1985：8-28) 。
韓江新聞系在學校的高度重視與刻意經營下，培育不少馬來西亞的新聞傳播工作人員(黃妙鸞2000：263)，在學術上也獲得國內外的肯定。然而，韓江董事會與韓江教職人員之間的勞資衝突，卻逐漸浮上臺面。1985年，韓江中學的教職員籌組全馬來西亞第一個獨中教師職工會，要求韓中董事會承認其組織，但是，韓中董事會認為韓江中學是一個非營利性的教育機構，資金來自華社的捐助，而非一營利公司，因而拒絕教師職工會的要求(謝詩堅2000：21)，決議不再續聘54名加入職工會的教師，導致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對簿公堂。[16] 當時教師職工會的領袖正是韓江新聞系主任林景漢，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的勞資糾紛，影響董事會與韓江新聞系的關係。
1986年2月，韓江中學聘請馬來亞大學數學系主任李保安博士、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良樹博士、理科大學化學系羅惠忠教授、理科大學藥劑系莊漢成教授及師範學院講師陳從德博士等五人，組成「韓中教育學術諮詢委員會」，規劃韓江中學的未來發展，在「開拓華教新境界」的理念下，以提升學術水準，增設大專科系為目標，希望「把韓中辦成具有學院規模的學校。」(韓曦報1986：6-1) 同月25日，韓江中學董事會宣布將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正名為「韓江中學專修班新聞系」，簡稱「韓中新聞系」，「不作其他叫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韓曦報1986：6-1) 。然而，韓江中學內部的勞資糾紛未決，董事會不滿韓中新聞系在對外學制與資格的協商會議上，僅安排學生代表而無董事會代表，以及該系「過份龐大的開辦費」等問題，終於決定自1988年停辦新聞系。[17]
三、韓江學院之創立
韓江中學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間的勞資衝突，不但影響韓江中學的發展，[18] 也造成新聞專修班的停辦，終於自1993年起，雙方重開協商，董事會決定償還職工會教師的薪資，使得勞資問題取得初步改善。1995年新任的韓江中學董事會提出以「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為辦學綱領，落實韓江成為「能夠擁有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專學院的完整教育體系」的新願景(王琛發2000a：95)。
1996年，韓江中學成功舉辦校慶千人宴，募得馬幣3,088,000元的基金，作為韓江中學的擴展經費(王琛發2000b：121)；另一方面，董事會於同年底通過新的薪金制度，改善教師的待遇，使得長達10年的董教衝突得以解決，「擺脫多年困境」。與此同時，向來打著捍衛華文教育旗幟的馬來西亞董教總申辦的新紀元學院，於1997年9月獲得雪蘭莪州教育局註冊處的批准，這個消息似給予檳榔嶼華文教育工作者一項激勵，韓江董事會於同年11月宣佈復辦新聞班，並於翌年1月7日，成立「韓江新聞傳播學院諮詢委員會」(韓江學院2001b：1) ，由韓江中學董事部總務謝詩堅擔任主席，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19] 合作，共同開辦兩年制的新聞班，招收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江新聞班」畢業生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畢業生具有同等資格，可以轉移學分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的上海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校繼續深造，修滿規定學分後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星洲日報1997：11-13) 。
經過4個多月的努力，1998年4月8日，「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在檳州行政議員杜幹煥的主持下，舉行開課典禮，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有43人。在典禮上，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宣佈，新聞傳播學院的開辦將是該校「邁向『韓江學院』的第一步」 (星洲日報1998：4-9) 。翌日，韓江董事會以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為名，正式註冊成為一間股份公司，承辦韓江學院。[20]
韓江董事會于1998年7月11日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創辦韓江學院的申請，計畫設立大眾傳播系、資訊工藝系、商學系及理工系，開授2至3年制的文憑課程，招收具有高中統考文憑或同等程度考試及格者 (星洲日報1998：7-15) 。籌設中的「韓江學院」，是以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的架構做為範本，[21] 依循著兩學院的辦學模式，韓江學院也積極與外國大學協商日後學分轉移的辦法。同年9月，韓江與應董教總新紀元學院之邀來參訪馬來西亞的中國教育訪問團商談交涉，於9月中旬完成與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4所重點大學，簽署教育合作意向書，計畫進行課程合作，以便兩年制的韓院畢業生可以2年至2年半的時間內，在這4所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南洋商報1998：9-19) 。
1999年7月13日，馬來西亞教育部正式批准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22] 並於同月15日，由副教育部長馮鎮安將批准函親手交予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 (韓江學院2001b：1)。馮鎮安在其致辭中政策性地宣示：「韓江學院並非盈利的學府，同時也非常照顧華裔子弟，特別是獨中生們及華人學生，」因為「韓江學院是全馬首間把獨中統考資格列在首位入學資格的學院，證明政府已非常注重獨中及華文教育。」(王琛發2000b：123)
韓江學院的籌辦，獲得華社各界的支持。韓江校友會，本著「飲水思源」，感謝母校培育之恩，紛紛以實際行動支持母校申辦非盈利學院。[23] 當韓江學院獲得註冊批准後，董事會公佈韓江學院的未來發展大綱，並集資馬幣5百萬元發展學校軟硬體設備，各地韓江校友也相繼發動募款(光明日報1999：9-2)。
1999年10月30日，馬華公會主辦「韓江之夜」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當時的馬華公會總會長林良實在會中表示：「為了教育的共同目標，由馬華創辦的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在辦學及管理方面進行合作。」(中國報1999：11-1) 2000年1月21日，檳州中華總商會主辦千禧年宴會，也為韓江學院籌款，檳州的上市公司或大企業負責人熱烈響應認捐，也有許多未留下姓名，不求任何名分或回饋的匿名捐款人，使得這次的募款活動大為成功，籌得馬幣2百萬元(星洲日報2000：1-23)；此外，檳榔嶼潮州會館及各地潮裔領袖也都推動籌款工作 (王琛發2000b：123)。馬來西亞華社各界主動為韓江學院籌辦經費募款的行動，正足以說明韓江學院的籌辦受到當地華社很大的關注，檳州中華總商會的千禧年籌款宴會就曾獲選為1999年檳州十大新聞之一。[24]
在多方努力下，2000年1月17日，韓江學院第1屆密集基礎班開課，共有60名學生報讀，成為首批韓江學院學生，[25] 這批學生在修完為期四個月的基礎課程後，于同年5月繼續攻讀文憑課程。[26] 此外，原在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就讀的34名學生，也成為韓江學院大眾傳播系的第1屆畢業生，並於3月25日舉行畢業典禮 (光明日報2003：3-26)。
四、韓江學院的發展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開學典禮，第一屆的大眾傳播、商業管理、電腦資訊及工程等4個系文憑班，共有185名學生入學。當時的代院長王雲霞致詞強調該院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將與南京大學合作，於9月時新設中文系，也將與美、澳、紐、英及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簽約合作，開設雙聯課程，希望學生「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27]
在成立之後，韓江學院仍持續拓展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關係。2000年7月26日韓江學院與中國吉林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讓大眾傳播系的畢業生可透過學分轉移，進入吉林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光明日報2000：7-27) 。 同年11月10日，中國語言文學系開辦，該系不但採用南京大學的教學課程，且有部分課程由南京大學派遣師資前來韓院講授；此外，該系一年級學生，視同南京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因此學生在韓江學院中文系修完足夠學分後，「只要一年負笈南京大學深造，」即可取得南京大學的學士學位。[28] 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的合作至為密切，2001年7月12日，兩校更進一步達成合作協議，為能「為馬來西亞培育熟知中華歷史、文學和文化，瞭解華人社會、熟練運用中文、具有高漢語表達能力的研究人才，以促進中國與馬來西亞的經濟、文化合作和交流，」在韓江學院開辦中文碩士班(韓江學院2001：15)，報考學生需通過南京大學教授主持的入學考試，修讀12門課程共24學分後，「在相關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並前往南大進行論文答辯，」通過者可獲南京大學的碩士學位 (中國報2001：7-13) 。
至2002年，韓江學院已設有大眾傳播、電腦資訊、商業管理及中國語言文學等 4個學系，部分學系再依主修分成若干組，例如：大眾傳播系的主修科目分為新聞、廣播電視、公關廣告；電腦資訊系分為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4個主修，[29] 商業管理系的主修科目則分為市場金融、金融會計及人力資源管理等3科；中文系則不分科(韓江學院2001b：8-14)。畢業生可在學校協助下前往海外大學深造。[30]
韓江學院的各系，除政府規定的馬來西亞語、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必修課外，課程設計以實用為鵠的，例如大眾傳播學系的目標為「培育有素質、負責任、自動自發、具創意、且勇於面對市場工業各種挑戰的專業人才。」[31] 電腦資訊學系則「是以鞏固學員的電腦知識與資訊工藝基礎為出發點，並在專修課程中進一步提升學員的專業技能，為工商界注入電腦專業的生力軍。」[32] 商業管理學系的三大主修科目是金融會計、市場行銷及人力資源管理，其課程以個案研究、市場調查、小組討論為方式，訓練學生成為具備詮釋、企畫能力、溝通技巧及分析能力的工商界人才。[33] 至於理工系則以電子電機工程為其主修，於2003年2月正式開課，招收試讀班學生50名，於星期一、三及五上課，現有工程數學，電子及電流學等三門課，為能激發同學的潛質，「開闢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的工作機會」，還安排有「工業實習」的課目。[34] 此外，韓江學院也與姐妹校合作，提供師生進修與實習，例如在2006年7月，韓江學院與臺灣台中的修平技術學院合作開設「臺、馬、越動力機械修護人員技術之精進教育訓練輔導課程」，讓韓江學院師生對「汽車電學原理及檢修方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35]
在韓江學院現有的各學系中，中國語言文學系雖未列在原發展大綱中，但在「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理念下，成立初期就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學合作，先成立華文研究中心，然後在研究中心下設立中國語言文學系，以「提供系統的中華語文與文化的訓練，為馬華教育界提供優質人才，以提高本地文教工作者之語文與文化水準」作為其設立宗旨。在為期兩年的文憑班課程中，開設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中國文學史、基礎寫作、應用文體寫作、唐詩宋詞、論孟選讀、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馬華文學、世界文學、港臺文學、馬華社會與文化等等必修課程，也開授中國民族音樂概論，敦煌學概論、佛學概論、道家哲學、華人民俗信仰導論、區域文化研究、大眾傳播概論等等有關人文宗教，以及結合傳媒知識的選修課(韓江學院2001b：14)。
除正規班外，韓江學院的各系也為社會人士開辦不少實用課程，例如華文研究中心開設的中文電腦班，將中文的學習結合電腦科技的應用 (南洋商報2003：7-24) 。2003年9月時，韓江電腦資訊系為已經取得大馬教育文憑（SPM）的人士開設一門多媒體設計課程，課程內容結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的設計藝術 (中國報2002：8-23) ；11月時，再推出網頁製作及視覺媒體基本設計(Visual Basic Programming)兩項為期一天的工作營，讓中學生有機會接觸電腦的基礎課程 (光華日報2002：11-16) 。
韓江學院為一民辦的學校，其經費除由董事會成員及支持華教的社會人士捐獻之外，學生所繳的學雜費也是主要經費來源，因此，招生工作極為重要。為協助學生入學就讀，也為了擴大招生來源，韓江學院一方面開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工作營，也曾與FTC工程教育中心(Fourier Technical Consultant)合作開辦為期一個月的電機工程課程，免費讓社會大眾試讀(星洲日報2002：12-28)，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採取多元入學標準，除高級中學的統考合格文憑及大馬高等教育文憑（STPM）外，也允許獲大馬教育文憑（SPM）者，先進入基礎課程班，或高中畢業具與攻讀科系相關之三年工作經驗者入學。[36] 基礎班課程設立的目的為，「針對學員掌握文憑班的基礎技巧與知識，幫助學員們應付專業文憑班的課程。」由於基礎班的課程由大眾傳播系、商業管理系、電腦管理系、電腦資訊系及英文系等各系所提供，基礎班學員因而能藉此熟悉各科課程需求及學習環境 (韓江學院2001b：7)。
2005年5月，韓江學院第一屆文憑班學生人數僅185名。在開辦第2年時，招收新生200多人，連同二年級學生，學生總數超過400名。名譽院長謝詩堅曾樂觀表示：「如果一切順利進行，估計明年會有更多學生報讀，預料到了2003年，學生人數將會達到1千名。」(南洋商報2001：3-20) 事實上，韓江學院在成立3年後，亦即2002年底時，學生已有550名，此時校方已能「達到收支平衡。」(南洋商報2002：12-30) 2003年3月，全院學生達到700名左右 (韓江學院2003b：3) ；至2007年時，全院教師共有26位行政人員18位，學生約800名。[37]
韓江學院2002年度的學雜費約為馬幣4,000元 (星洲日報2002：12-28)，住校費用每月需繳交宿舍費馬幣180元(韓江學院2003b：4)。為協助家境清寒以及鼓勵優良學生就讀，韓江學院極為重視獎貸學金的籌設，董事會成立總額馬幣200萬元的「韓江教育基金委員會」，提供貸學金及獎學金兩項獎助。貸學金每年的款額在3000元至5000元之間，「以學業成績及個人家境情況為標準按年發給；倘若在韓院畢業時學業成績優異之受貸人，將由該基金會考慮和甄選若干名額轉成獎學金，免除償還貸款。」(光明日報2000：4-15) 獎學金則有全額及半額兩項，全額獎學金的申請條件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7A，以及STPM成績80分以上的優秀學生；半額獎學金則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5A至6A，以及STPM成績70-79分的優秀學生(光華日報2000：4-15)。2000年8月，韓江學院頒發總金額高達馬幣7萬多元的獎貸學金，有24位學生獲益，其中2位為全額奬學金 (中國報2000：8-19)。
除籌款設立獎貸學金之外，韓江學院也爭取外界的資助與合作。2002年6月，韓江學院董事長陳國平宣佈，韓江已獲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基金局批准，韓院學生可向該局申請政府貸款以完成學業 (光華日報2002：6-8)。2001年3月時，韓江學院與馬華公會設立的自立合作社簽署貸學金意向書，由馬華公會提供30份貸學金供韓江學院文憑班學生，以及透過學分轉移或3+0計畫將至海外攻讀學位的畢業學生申請，每份貸學金的最高額為馬幣3萬元，如前往國外攻讀碩士者可增貸至5萬元 (星洲日報2001：3-4) 。2002年9月初，韓江教育基金再度頒發41份獎貸學金，其中21份為新申請者，在這21名學生中，4位獲全額獎學金，8位獲半額獎學金，其他則獲免息的貸學金，前一年度申請貸學金的學生中，有2名因成績優異，「成功把原本獲得的貸學金轉為獎學金。」(光明日報2002：9-14) 目前韓江學院的獎貸學金主要來自韓江教育基金及各社團，此外「自立合作社」提供貸學金，各項獎貸學金的數量及金額逐年不同。[38]
為配合客觀環境的需求，韓江學院自2003年起，每學年實施2個半學期的制度，「其中首兩個學期為17週，另一較短的學期為9週。」在這個短學期中，校方依馬來西亞教育部之規定，講授馬來西亞文，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教育部規定之必修科目，也「提供英文科目給學生選修。」(韓江學院2003b：4) 身為一間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華文」學院，韓江學院的整個學習環境，無論是學校的重要資訊、校園生活以及出版的刊物，無疑地表露出辦學者以承繼華文教育為念，協助華裔子弟就學的心願；但為求生存與發展，該校自創辦之後，一直採取多元語文的教學方式，所有科系（中文學系除外）「都以英文教學為主，華文講解為輔，即使是熱門的大眾傳播系，也已用雙語（中、英）進行教學，以提高韓院生的中英文程度。」該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多元語文教學，有助學生日後謀生。」
由於韓江與南方、新紀元三所學院之學生，只能獲頒專業文憑，畢業後雖可在馬來西亞本國就業，前往臺灣、中國大陸或英語系國家深造，藉由雙聯或學分轉移的方式，亦可取得學位，但設立一間華文大學的願望仍深植華族支持者心中，為了有效整合華社的資源，自2002年起，三院在「聯合申辦大學」的構想下，開始有初步的協商對談 (星洲日報2002：4-16)。2005年4月24日，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與韓江學院聯合成立專案小組，共商整合資源申辦一所大學事宜(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編2005：62)，然而三院在合作上仍有相當的岐見需待進一步協調與商議。2007年3月17日，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針對先前三間民辦學院在董教總的配合下將聯合申辦大學一事，對外宣佈韓院將走向「自己的道路」，因為三所學院各自的發展藍圖並不一樣，若要合併在許多方面都有難度，「不能過於強求」，所以韓江學院將獨自走向大學之途，在未來3年內申辦為大學，以滿滿的信心面對未來挑戰。[39]
五、討論
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之後，馬來主政者對於馬來族群的保護政策，導致不少華族子弟因「固打」制所限而無法進入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就學。雖然私立學院因19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而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有700多所私立學院存在，[40] 然因欠缺提供具學術水準且非盈利為目的學院，所以華社期望為自己子弟設立學院甚至大學的願望依然殷切。1997年以後，在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之下，[41] 許多原欲出國進修或正在國外念書的華族學子，因經濟壓力而希望能在馬來西亞國內攻讀學位的希望愈發強化，而台商在1994年以來的南向投資，以及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貿發展的效果又逐漸浮現，[42] 華語文的運用的實際價值因而增加。[43] 隨著時間的消逝，巫、華兩族群間的高度緊張關係，在馬哈迪繼阿都拉薩與胡先翁之後成為馬來西亞首相，逐漸緩和鬆弛，而馬華公會與華教人士間之心結也逐漸解開。在國內外主客觀環境已有相當大改變的情形下，韓江學院終能順利辦學，並且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期能完成華族子弟獲得大學學位的心願。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首屆的開學典禮，當時代院長王雲霞在致詞中表示韓江學院將「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同時希望學生能「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在這份講詞中，似乎明白地宣示今日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與以往華社所追求的「華文大學」，在方針與定位上，略有不同了。從韓江學院的創立過程，不難理解馬來西亞華社直至今日始終未放棄創辦大學教育機構的理想，然而在衡量到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事實，僅僅追求華語文的教育，不但不能夠獲得主政的馬來族群的認可，同時也已不敷現今全球化競爭下對於多語能力的需求。相較於1960至80年代華社申請開辦獨立大學時所遭受的種種阻礙，1990年代華社能夠成功創辦學院，多少也象徵著華裔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裔，他們的聲音在主客環境允許下仍有可能得到以馬來族群為主導力量政府的正面響應，母語受教權在若干的妥協之下，還是有機會得到進一步的完整化與落實。
韓江學院在提出申辦與核准設立的時間，僅僅歷時一年，一方面顯示1990年代末期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另一方面也顯示在人治更勝於法治的現實環境中，靈活地運用政治資源，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法則。而此時馬華公會的態度與立場，也反應出馬華公會與華社之間有更大的相互瞭解。
馬華公會為馬來西亞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政黨，「代表」華人參加今日之執政團體，然因其主要領導成員泰半出身「非華文」源流之學校，在馬來西亞華教工作者向政府尋求華語文受教權的長期抗爭中，選擇與華社相左的立場，一直遭受華教工作者強力地譴責。1967年馬華公會總會長陳修信及其支持者反對籌設獨立大學的態度，使馬華公會在華文教育人士心目中，被視為是「謀殺」獨大的「兇手」，也讓不少華人社團拒絕承認其代表性與領導地位。在多次的國會大選中，馬華國會議員在華人社區之得票率普遍不高，反應出馬華公會對於華社並無絕對的影響力，因而其候選人常參加「混合選區」而非純華人社區的選區。[44] 歷屆國會大選中反對黨對馬華公會之指責，以及因不支持華教的立場而導致華人選票的流失，或許對馬華公會產生一定的警惕力量，因此近年來馬華公會似欲擺脫這種歷史恩怨的羈絆，對華文教育態度逐漸轉變。[45] 經歷了四十年的光陰，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後緊張的政治氛圍逐漸緩和，主政的巫統對華文教育的態度逐漸「鬆綁」，或許也鼓勵馬華公會敢向以巫統為主導力量的「國陣」內閣請求批准韓江之設立。為求其政治發展，馬華公會除需巫統之協助外，也需華社的支持。面對華文獨中的繼續存在與發展，馬華公會為獨中畢業生，也為華文教育體系的完整，有支持設立華文高等教育機構的必要。
韓江學院在創辦之初，除有當地華社的強力支持外，也與馬華公會建立良好關係。在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獲得馬來西亞教育部批准後，批准函是由馬華成員的副教育部長馮鎮安親交韓江華文教育董事會陳國平董事長；馬華公會檳城分會特別為韓江學院舉辦「韓江之夜」籌款協助建校；2002年6月7日舉行的第三屆畢業典禮，韓江學院邀請馬華公會新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韓春錦主持(光華日報2002：6-8)；核准設立之初，馬華公會總會長宣佈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合作，以及與馬華公會創立的自立合作社提供韓江學院30份貨學金協助韓院學生完成學業等等報導，在在顯示雙方的互動密切，也透露出馬華公會積極支援華社對華文教育的要求，急欲擺脫華人社會對其反對華文教育的印象，同時也隱示馬華公會在國陣中的角色，或因巫統的容讓，或因國內外主客觀情勢的改變，而有較大的發言權。韓江學院的主事者及其支持者，對馬華公會一再釋出的善意也有良好的回應，且極願接受其善意與協助，這種互表善意的行動似乎促成了韓江學院的設立。或許這也顯示華社能否化解馬來主政者的質疑而順利辦學，透過政黨協商乃至於政治人物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機制。
六、結語
在今日馬來西亞蓬勃的高等教育市場中，韓江學院能佔有一席之地，與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華文教育存在的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及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也是以華人社會的奉獻與支持作為根基的私立大專院校。為了配合現實的政治環境，韓江學院不再是以「華語文」作為其辦學的標榜，而是考量當今社會需求，以雙語教學的方式，培養學生更具有國際視野。然而，設立一所華人的大學，仍是華人社會未竟的夢，未來的韓江學院，仍將朝著成為一所綜合大學的理想努力邁進。
[1] 英殖民地政府會有這種看法，與當時華人強烈的「落葉歸根」心態不無關係。陳達引用「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這句古諺來形容二次大戰前海外華人如「光景富裕者，往往以歸故鄉為榮」的心理。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上海書局，1990年再版），頁118。Skinner也說「華僑勞工的目的，是賺錢和節省下金錢，以便『返唐山』（歸國）去提高他們宗族的地位。」Skinner著，陳銘文譯，〈十九世紀泰國華僑的經濟地位〉，《南洋文摘》第3卷第2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2年2月），頁48。
[2] 長期擔任英屬馬來亞殖民地官員的巴素(Victor Purcell)表示：「馬來亞政府是被英巫教育的事務所佔據；華校即聽其自行設法。」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人史》（檳榔嶼：光華日報有限公司，1950年），頁160。
[3] 曾於1918年、1920年、1921年3度到新、馬兩地工作、遊歷的朱鏡宙，觀察當地巫、華二族與英殖民政府的互動關係，說：「今英人方注全力以教育同化土人。然英人所能為力者，後天之文字；英人所不能為力者，先天之色素。惟吾華人，色相不殊，處境亦一，情感素孚。」朱鏡宙，《英屬馬來半島》（臺北：樂清朱氏詠莪堂，1978年）。
[4] 有關日軍在馬來亞的統治對於華、巫族群的影響，參見鄭瑞玉、馬季勛等編，《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頁209-212；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28-29；廖小健，〈日軍統治對馬來亞民族關係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1年1月），頁48-54。
[5] 英國樞密院( Privy Council of Britain )，是英王的私人顧問機關，也是名義上代表王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其成員包括全體內閣大臣、大主教2人、下議院議長、大法官以及大英國協的著名人士等等，總計約3百多人。他們均由英國首相提名，英王任命，任期終身。該院設有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農業研究委員會、醫藥研究委員會等各種委員會，尤以司法委員會最為重要，負責審理教會法庭、一般法院以及大英國協成員國和殖民地司法機關的最後上訴案件。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子版網頁：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9528（2005年12月6日下載）。
[6] 教育部的批准公文上的正式名稱為「韓江國際學院」。見《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8。
[7] 1901年，潮州人佔檳榔嶼華人人口的21.54%，1921年佔14.21%，1931年佔16.4%，1947年佔19.76%，都維持在第三的位次。1970年，潮州人人口突破20%，躍居為檳榔嶼第二大華人族群，僅次於福建人。鄭良樹，〈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布〉，謝詩堅主編，《檳榔嶼潮州會館慶祝成立134週年紀念特刊(1864-1998)》（檳榔嶼：檳榔嶼潮州會館董事會，1998年），頁168-169。
[8] 1864年，潮州人在檳榔嶼成立同鄉會館時，是以「韓江家廟」為名，以紀念唐代文人韓愈在潮州擔任刺史時，辦學興校的功績。直到1934年，為了配合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的成立，才更名為「潮州會館」，沿用至今。謝詩堅，〈展現韓愈精神文風遠紹昌黎韓江中學光輝的50年〉，《韓江中學5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檳榔嶼：韓江中學，2000年），頁15。
[9] 1963年時韓江中學有學生3,600餘人，1964年減為3千人，1965年減為2,696人，至1969年，學生僅為1,750人。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0-83。
[10] 1971年，韓江中學學生人數為1,881人，1972年為1,941人，1974年增為2,225人，1975年增至2,500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5-86。
[11] 截至1983年止，已有7所華文獨立中學，包括韓江中學、寬柔中學、芙蓉中華中學、深儒中學、培南中學、南華中學、坤成女中，分別設置有關新聞、商科、電腦及馬來文等等的專科班。蘇天明，〈全國華文獨中資料調查綜合報告〉，《第3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行政人員研討會資料集》（雪蘭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3年）頁31。
[12] 新聞專修班主任林景漢曾表示，他在當時韓江中學校長(按：宋世猷校長)的支持下，捐出其結婚禮金馬幣6千多元，約合當時台幣13余萬元，及所有的新聞專業書籍，成立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對外招收對新聞工作有興趣的中學畢業生。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13] 林景漢曾表示「韓江新聞系的課程，是以(臺灣)政大新聞系為藍本，結合國情編定而成；我們的主要新聞學課程講師，有3位畢業(自)政大新聞系……」，所以「沒有政大新聞系，就沒有韓江新聞系。」《韓曦報》，1985年8月28日。
[14] 例如星馬地區知名作家方北方講授中文，由馬利國講授英文，鄭志國講授世界通史，宗錫安講授心理學，王寶霖講授新聞攝影；此外，校方還邀請檳榔嶼報業俱樂部主席高斯俊、北馬記者公會名譽主席許昌祺、星檳日報副董事經理吳松榮及副採訪主任魏邦福、光華日報董事總經理溫子開、新加坡聯合晚報副刊編輯兼高級記者韓山元、檳州華人大會堂圖書館主任兼語音專家王素貞等人，到校作專題演講，講題如「新聞記者應有的質素」、「採訪經驗」、「報社的組織」、「新聞專業道德」、「新聞攝影」、「語文與大眾傳播」等等。《韓曦報》，1978年3月1日。
[15] 《韓曦報》，1978年3月1日。韓江中、小學的發展特色之一，就是學生來源「國際化」。1918年，泰國政府頒佈民立學校條例，規定泰文與泰國史地等科目為必修科目後，逐步推動同化教育政策，自1934年起，開始停辦、查封華文學校。1939年5月起，泰國政府更以「辦理不善」等理由，大規模關閉華校，由於排華情形加劇，迫使得許多泰國華僑避難至馬來亞。泰國華僑多為潮州移民，因此多將子女送到檳城就學，就為韓江中、小學的學生來源打下「國際化」的基礎。有關20世紀前期，泰國對中國僑民的政策及教育政策，參見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領事館關係〉，《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2卷第4期（2002年10月），頁29-57；周勝皋編，《海外華文學校教育》（臺北：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1960年），頁91-97。根據1971年7月的統計，韓江中學有泰國籍學生206名，印尼籍學生360名，寮國籍學生14名，香港籍學生5名，新加坡學生1名。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5。1998年印尼爆發大規模排華運動，韓江中學在同年6月底就有380名印尼學生報讀。《南洋商報》，1998年6月27日。
[16] 1986年11月，韓江董事會發佈約滿通知書給當時加入職工會的54名教師，並一改往常的作法，在報紙上發佈新聞稿表示此信函並非「解聘」，並歡迎願意在韓江任教的教師來申請教職，引發教師職工會的不滿與猜疑。同年12月17日，董事會發函通知所以教師為期兩年的聘約將於12月底屆期，不再續聘，因此，職工會以「無理解聘原有職工」為由，向檳榔嶼高等法庭提出訴訟，要求法院禁止韓江中學徵聘新教師。1987年1月，職工會向馬來西亞勞工部申訴，勞工部長遂將該案件列為勞資糾紛，交由工業仲裁法庭處理。1988年底，工業仲裁法庭判決韓江董事會敗訴。韓江董事會不服判決，改向高等法庭和最高法庭上訴，最後都獲敗訴的判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7] 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7。關於韓中新聞系停辦的原因，林景漢在1991年至1992年間，接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的訪問時，卻表示「（韓中）新聞系學生追求言論自由的精神，與中學嚴格管理的方式大不相同。在韓中教師與董事會的糾紛中，當地報紙一些不利董事會的言論，又被懷疑為新聞班學生所寫，一連串的人事傾輒，使得專修班在創辦10年後，遭遇到了停辦的命運。」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
[18] 韓江中學的董教糾紛，爭訟不斷，使得校務無法順暢運作，教師與學生也無法專心教學，家長對學校失去信心，因此學校的招生情形每況愈下，學生人數自1989年的1,410人降至1992年的797人。招生不利，再加上官司高昂花費與職工薪資的賠償等等，導致韓江中學的財務出現嚴重虧損。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9] 該私立學院位於4C & 4D,Jalan Petaling Utama 8, Taman Petaling Utama, Batu 7, Jalan Klang Lam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20] 韓江學院，〈韓院大事記〉，收錄于《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4。依據當時馬來西亞教育部的規定，大專學院的設立必須透過私人公司註冊來成立，因此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部才成立這家名為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的股份公司。由於這家公司是具有營利性質的股份公司，因此在2002年時，當新紀元學院院長柯嘉遜在討論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與韓江學院3校合併問題時，曾指韓江學院不同于由董教總和華社籌辦的新紀元學院和南方學院，而是一個營利機構，引起韓江學院的駁斥，要求柯嘉遜「澄清指韓江學院不是非營利學院的言論」。見〈謝詩堅促柯嘉遜勿信口開河〉，2002年4月17日，馬華公會網站：http://www.mca.org.my/services/printerfriendly.asp?file=/articles/c_news/2002/4/17/7547.html&lg=2。韓江學院名譽院長強調：韓江學院雖然是由韓江國際學院有限公司來註冊，「但這無損韓江學院做為非營利教育機構的地位。」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謝詩堅也表示：「韓江學院的章程非常清楚，除了韓江學院的教職員外，其他人士包括董事以及贊助人，是沒有薪金的。……董事一直以來都只有付出沒有回酬。……在去年，韓江董事就播出35萬零吉提升韓江學院的設備，若公眾人士質疑韓江學院士非營利高等學府的事實，歡迎前往該學院檢查帳目。」見《南洋商報》，2002年4月17日。
[21]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韓江學院的結構與組織是參考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的行政是根據南方學院的作業方式，師資薪金制度是根據新紀元學院，而學費是在參考以上兩家院校後，在3家院校中最為低廉。」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
[22] 由於韓江董事長陳國平先生與當時的教育部長納吉(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私交甚篤，因此韓江學院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能申請到辦學准證。訪問韓江學院行政主任林成材，檳榔嶼韓江學院，2005年8月18日。納吉是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的長子，曾任巫統青年團團長，並且於擔任擔任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內閣的國防部長(1990至1995年)與教育部長(1995至1999年)之職，現為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內閣的副首相。見馬來西亞首相署網頁：http://www.pmo.gov.my/website/tpmwebdb.nsf(2005年12月1日下載)。
[23] 例如1998年10月19日，1963年畢業的韓中校友舉行離校35周年校友慶祝大會，韓中董事會總務謝詩堅在慶祝會上表示，董事會已與教育部針對韓江學院的辦學事宜進行洽談，「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韓江學院申請必獲批准」，然而開辦學院初步估計約需馬幣2百萬元的經費，為回饋母校，該屆畢業生捐獻馬幣20萬元，作為韓江學院發展基金。《星洲日報》，1998年10月20日。1999年9月5日，雪隆韓江校友會透過1999年世界韓友嘉年華會，呼籲校友「發揮飲水思源，愛護韓江精神」，要「作為韓江永遠的後盾」，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見《光明日報》，1999年9月6日；同年11月7日，1961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4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共同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7萬元，「以回饋母校培育之恩」，在接受捐款時，董事長陳國平除表示感謝校友支持外，並呼籲校友「與董教一起努力搞好韓江。」見《光明日報》，1999年11月9日。11月27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亦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4萬元，傳達校友「關懷母校及回饋母校的心意」。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頁1。2000年2月20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再度捐贈馬幣4萬4千元，「表達飲水思源」，回饋母校。見《中國報》，2000年2月18日。
[24] 韓江學院的獲准設立，被報章媒體譽為「北馬唯一的華文獨立學院」，並為「馬來西亞的華教運動史上譜下篇章。」見《光華日報》，2000年1月1日；《南洋商報》，1999年12月30日。
[25] 第1屆基礎班原訂於1999年12月13日開課。課程分成理工組與文商組，是為了讓有意就讀的文憑課程的學生，在修完4個月的基礎班後，「趕上學院一年級課程」。這批學生是具有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或劍橋普通水準教育證書「O」水準(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 Levels)或同等資格的學生。〈謝詩堅於慰料宴宣佈韓院接受統考生就讀〉，《韓江生活》第4期（1999年11月15日），頁4；〈韓江學院及日招生12月13日基礎班開課〉，《韓江生活》第4期，頁7。
[26] 《光明日報》，2000年月1月17日。例如劉敬崇、邱雁雁及鄭伊玲等人，在修完基礎課程後，要報讀韓江學院的大眾傳播系。見〈韓院千禧迎新生，基礎班學生逾60名〉，《韓江生活》第5期（2000年3月25日），頁5。
[27] 《星洲日報》，2000年5月9日。同年6月29日，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簽約，商訂中文系畢業生可轉入南京大學三年級繼續就學，修滿學分後，可獲得南京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光明日報》，2000年6月30日。
[28] 《光明日報》，2000年7月17日。韓江學院畢業生在南京大學修讀一年後，可返回馬來西亞撰寫畢業論文。《韓江學院－－中文系》招生簡章，（檳榔嶼：韓江學院，2003年）。
[29] 2003年時，多媒體設計已發展為多媒體系，見《韓江生活》，第17期，第9版。
[30] 至2002年9月，在歷屆的200名畢業生中，已有50位左右出國深造，其中前往臺灣地區及中國大陸的畢業生，占2/3以上。《光華日報》，2000年7月24日。
[31] 大眾傳播系的三大主修科目為新聞、廣播電視及公關廣告，在為期兩學年的課程中，安排有口語英文、大眾傳播英語、傳播理論、大眾媒體法律、採訪與寫作等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目修習新聞編輯、電子新聞、廣播寫作，電視稿寫作，以及新聞攝影公關理論與實習等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Mass Communication》（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頁6-7。
[32] 電腦資訊學系的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文憑課程，以基本程式設計、資料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等課為第一年的共同課程，第二年以軟體工程管理與實習，統計學，傳播系統為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加讀2至3門不同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
[33] 商業管理系二年制文憑課程與電腦工藝系相似，第一年各主修科皆以管理概論，商業會計概論，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商業數學、普通英語/商業英語，口語英語等為共同課程，第二年也以組織行為、商業法、企業策略等為共同必修，再依各主修科目修讀2至3門專業課程，例如主修金融、會計者，修讀高級商業會計及金融管理各一門。韓江學院，《韓江學院－－Business Management》（檳榔嶼：韓江學院，200）。
[34] 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工業實習(2007 年10月15日下載)。
[35] 臺灣修平技術學院網頁：http//www.hit.edu.tw/Pd%E6%AA%9L/(2007 年10月20日下載)。[36]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aboutus.html （2003年6月10日下載）。
[37]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dated/; Han Chiang College’s 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October 17, 2007.
[38]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2007年10月15日下載）。
[39] 謝詩堅說：韓院目前已有80%的信心會申請為大學，因為韓院在2000年成立時，曾擬定10年大計，希望在慶祝成立10周年時，可朝向韓江大學的方向發展。目前韓院在申辦大學方面已符合65%的條件，而未來需朝向另外35%。謝詩堅強調韓江學院「所擁有的65%條件，包括與外國聯繫的科系要正規化、師資陣容、學生來及設備等；接下來是需表現出學院整體的規範，就可以向高教部申請，而韓院在幾次國家學術鑒定局的評估中都獲好評。」《中國報》，2007年3月17日。
[40] 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於2002年7月在一次研討會上所透露，馬來西亞的私立學院數目從1996年的354間，到2003年4月已增至712間。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
[41] 1997年馬幣貶值達40%，在金融風暴前，1美元兌2.5元馬幣，1998年9月馬哈迪首相宣佈嚴格外匯管制措施前1天，1美元可兌4.2馬幣，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於9月2日宣佈，「將馬幣兌美元匯率固定于3.8馬幣兌1美元，並自即日起生效。」見《中國時報》，1998年9月3日。
[42] 教育部私立教育局副總監哈山哈欣表示，馬來西亞正積極到海外招生，馬來西亞的外國學生以印尼籍最多，中國留學生次之，教育部計畫前往中國辦教育展，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在2003年更宣佈，目前在大馬就讀的36,466各外國學生中，以中國的學生11,058人居首位，其中10,731人就讀於私立大專院校，私立大專的設立，減輕政府的負擔，教育部將在北京設立教育中心擴大招生。《星洲日報》，2003年6月11日。
[43] 台商是馬來西亞主要外國資本來源之一，台資雇用當地勞工以及公司幹部導致華文熱升溫的直接動力之一。進一步相關討論請參閱莊國土，〈臺灣對東南亞的投資和東南亞華文教育的振興〉，《第六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3年2月7日）。
[44] 以1990年國會大選結果來看，馬華雖贏得18席，其中13位候選人是在華人未過半的選區中獲勝。言下之意，馬華公會候選人必需依賴巫統方能順利當選。見Khong Kim Hoong,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1990: continuity,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 No. 94,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1, p. 27. 轉引自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176。
[45] 例如2003年新任的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在回應當時的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Musa Mohamad)有關華文小學有關「243方案」到2006年將作調整的談話時，表示「馬華會在國陣和政府中貫徹華小數理繼續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精神，在此原則下，2008年的考試媒介語也理所當然採用華文。」黃家定進一步表示：「我們瞭解到，華社和家長的意願是，在提高華小生英語水準的同時，也不會犠牲數理科以華文教學。我們會繼續貫徹華小以母語教數理科的立場。」見《星洲日報》，200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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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上海書局複印版。
鄭良樹
1998，《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2冊，吉隆玻：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出版。
2003，《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4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鄭瑞玉、馬季勛
1999，《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雪蘭莪：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公委會課程局。
（四）網路資料
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子版網頁：http://wordpedia.pidc.org.tw
馬來西亞首相署網頁：http://www.pmo.gov.my
馬華公會網站：http://www.mca.org.my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
臺灣修平技術學院網頁：http//www.hit.edu.tw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
（五）報刊
《中國時報》，1998年9月3日。
《中國報》，1999年11月1日至2007年3月17日。
《光明日報》，1999年9月2日至2003年月3月26日。
《光華日報》，2000年1月1日至2002年11月16日。
《南洋商報》，1998年6月27日至2003年7月24日。
《星洲日報》，1967年9月22日至2003年8月26日。
《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
《韓曦報》，1978年3月1日至1986年6月1日。
曹淑瑤
一、前言
馬來西亞地區的華文教育，是隨著華人遷移的腳蹤，逐漸在當地萌芽發展。在英國控制馬來亞地區近一百多年期間，英殖民地政府始終視華人為外國人，[1] 在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上，只補助馬來學校和英文學校，[2] 因此，華文學校的存續，最初全賴華人社會的捐助與支持。直至192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為防範華文教育與華族海外民族主義結合，逐漸轉變對其對境內華文教育的政策，開始制訂許多法令條例，監控華校之運作，同時設立政府津貼制度，企圖「利誘」華校依據其藍圖而發展。
面對境內多元族群的景況，英殖民地政府向來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減少族裔間的接觸，避免可能的衝突。然而，第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馬來亞地區的期間，為鞏固其對該地區的統治，刻意挑撥巫、華兩族間的族群意識，分化原本融洽的巫(馬來)、華關係，[3] 馬來民族主義的情緒得到了極大的煽動而開始興起。[4] 由於戰時日軍的排華壓制，反而激發戰後華族海外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興，1956年位於新加坡之南洋大學在新馬華人熱烈地支持下成立，提供馬來亞地區華族子弟從小學到大學一套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另一方面，馬來亞地區的土著民族主義也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弭，反而更加發展，使得全馬各地爆發了種族間的私鬥(李炯才1994：133-134)。
戰後重返馬來亞的英殖民地政府，在新興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承諾以英、巫雙語為官方語文。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巫語在馬來族群主政下，不但成為「國語」，且欲成為全馬獨尊的文化語文，意圖以語文之統一，消除境內其他族群之文化傳承，藉由「同化」而凝聚全馬為一堅強的政治實體，成為一個以馬來語言、文化為主流的「國族國家」。1956年《拉薩報告書》，以及1960年為檢討1956年《拉薩報告書》而公佈的《達立報告書》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一再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迫使許多華校改制為符合馬來亞國家教育政策的教育機構，而南洋大學也始終遭受執政當局的質疑與指責。
1965年，新加坡在經歷與馬來亞短暫合併為馬來西亞聯合邦之後，宣布脫離馬來西亞。新馬分裂為兩國獨立國家，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意味著當年齊心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外國的學校，於是，馬來西亞華人向其政府申請設立「獨立大學」。然而實現一個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的理想，在馬來西亞這個以馬來人為主體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倍加困難。經歷了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1980年南洋大學的關閉，緊接著獨立大學被馬來西亞聯邦法院判決不得上訴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Britain)後，[5] 設立華文大學的期望一再地落空了。直到1990年代，隨著巫、華兩族緊張關係逐漸緩和，由華社申辦的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分別在1990年及1997年成立，為華文獨中或華文已有相當基礎的高中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會。1999年7月，位於檳城的「韓江學院」[6] 也獲准設立，是全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中，第一家被政府批准以「獨中統考」作為主要招生資格的學校，在以「馬來人至上」的馬來西亞社會裏，獨具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韓江學院的設立，並非一蹴即成，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校方在成功辦理所謂的「後期中學教育」之後，在這個基石上，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的設立。本文擬對韓江學院的創立及其發展作一探討，期望能對此位於北馬而與南馬的南方學院、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鼎足而立的學院作進一步的瞭解。
二、創校的基石
韓江學院的創辦，是奠基在檳榔嶼潮州籍華人長期以來對於當地華文教育的推動上。海外華文教育萌芽之初，往往是以方言群體為基礎，開辦以自己的方言為教學媒介語的私塾或義學，作為檳榔嶼華人主要方言群體之一的潮州人，[7] 也於1919年由當時名為「韓江家廟」的潮州人同鄉會館[8] 創立「韓江學校」，專收潮州人子弟就學。1937年韓江學校董事部遵照中國教育部的指令，將韓江學校的校名改為韓江小學(王琛發2000b：109)。
日軍統治馬來亞期間，韓江小學一度停辦，直至1950年時才得以復辦，同時獲馬來亞政府批准設立中學，翌年韓江中學正式招生(王琛發2000b：114)。在《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後，韓江小學改制為國民型小學，而韓江中學則宣布不接受政府的津貼，成為獨立中學(王琛發2000a：75)。1965年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註冊成為有法理根據的非營利有限公司。」(王琛發2000b：117) 這個「非營利有限公司」的法定地位，使得韓江中學的董事會得以向政府申請豁免捐款人該筆贈款的稅額，「改變了過去只向潮(州)人社會集捐路線，擴大尋求支持的範圍」(王琛發2000b：115)， 亦即由一個隸屬於某方言群體的學校蛻變為接納全體華人社群支持的學校。
韓江中學不接受政府津貼而成為獨立中學後，雖經歷到1964年馬來(西)亞小學畢業生升初中的會考廢除，使華文小學畢業生無需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升入國民中學，導致獨立中學學生來源大減而面臨到招生不足，學校無法經營維持的危機，[9] 但韓江中學在其董事會與校方努力經營下，自1970年代開始，不再堅持「以華文為主要媒介語的純華文獨中路線」，提供兼重政府考試及獨中統考的雙軌課程，讓學生可以自由抉擇，同時兼顧「升學與就業」的「務實路線」(王琛發2000a：84、87)，開設商科、電子科及秘書科等專門科目，「使學生學習一技之長，離校後不但易於謀生，且能將其所學，貢獻社會，服務人群」(韓曦報1978：3-1)，因此韓江中學學生人數逐漸增加。[10]
隨著「513種族衝突事件」後，華人社會提倡的獨立大學未獲馬來西亞政府批准，而南洋大學自1974年起又停止在馬來西亞招考新生，加上同年五月馬來西亞與中國北京當局建交，可能阻斷華人子弟留學臺灣的途徑，一些獨立中學開始設立專科班，[11] 為無法出國的學生「謀求出路」 (鄭良樹2003b：384) 。在取得馬來西亞政府批准開設「後期中學教育」，亦即大學先修班之後，韓江中學成立了全馬來西亞唯一一所華文獨中的新聞專科班(光明日報2000：3-25)。以「栽培新聞專業人才，提供有志青年獻身報業機會」為使命，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於1978年1月9日正式開課，[12] 招收「華文成績優良」的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曦報1978：3-1；1986：6-1)
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的課程，是以「大學新聞系課程編制為依歸，而偏重於報業的編采理論和實際工作」，提供學生兩年的專業訓練。[13] 在理論課程方面，第一年學生需修讀得科目包括華文、英文、國文(馬來文)、新聞學概論、採訪寫作、世界通史、心理學、新聞攝影；第二年修讀的科目為大眾傳播學、新聞編輯、評論寫作、名著選讀、廣告學、採訪寫作、翻譯、新聞法規、世界新聞史等。在實務課程方面，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報刊《韓曦報》之編印，並安排學生至報社實習；此外，為使學生能對新聞工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還廣邀新馬地區的新聞從業人士蒞校演講，使學生透過聽講的方式，「獲取報人從業經驗」。在師資方面，由畢業自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韓江校友林景漢擔任專修班主任，負責講授新聞學概論與採訪寫作，並聘請當時「有專長及經驗豐富的導師」講授課程。 [14]
由於韓江中學開辦的專修班當時是「全馬首創」的新聞專業課程，第一屆就吸引了30名學生，學生的來源除了檳榔嶼本地之外，還有遠至柔佛、森美蘭、雪蘭莪、霹靂、吉打等外州的學生，以及泰國的留學生。[15] 1983年大馬華文報業公會華文組及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承認韓江專修班具有「新聞系大專資格」(王琛發2000a：87)，特別設立「韓中新聞系諮詢委員會」與韓江中學共同商訂專修班課程，該諮詢委員會下設「學術鑒定小組」，負責審核畢業考題和畢業口試。(韓江學院1983：2) 在這段期間，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改稱為「韓江新聞系」，並於1985年4月下旬，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締結為「姊妹校」。當時政大新聞系主任賴光臨承諾將為韓江新聞系在臺灣開設為期兩星期的講習班，提供韓江新聞系的在籍學生或畢業生進修，「以瞭解臺灣的新聞事業，分享政大新聞系優良學習環境和設備」 (韓曦報1985：8-28) 。
韓江新聞系在學校的高度重視與刻意經營下，培育不少馬來西亞的新聞傳播工作人員(黃妙鸞2000：263)，在學術上也獲得國內外的肯定。然而，韓江董事會與韓江教職人員之間的勞資衝突，卻逐漸浮上臺面。1985年，韓江中學的教職員籌組全馬來西亞第一個獨中教師職工會，要求韓中董事會承認其組織，但是，韓中董事會認為韓江中學是一個非營利性的教育機構，資金來自華社的捐助，而非一營利公司，因而拒絕教師職工會的要求(謝詩堅2000：21)，決議不再續聘54名加入職工會的教師，導致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對簿公堂。[16] 當時教師職工會的領袖正是韓江新聞系主任林景漢，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的勞資糾紛，影響董事會與韓江新聞系的關係。
1986年2月，韓江中學聘請馬來亞大學數學系主任李保安博士、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良樹博士、理科大學化學系羅惠忠教授、理科大學藥劑系莊漢成教授及師範學院講師陳從德博士等五人，組成「韓中教育學術諮詢委員會」，規劃韓江中學的未來發展，在「開拓華教新境界」的理念下，以提升學術水準，增設大專科系為目標，希望「把韓中辦成具有學院規模的學校。」(韓曦報1986：6-1) 同月25日，韓江中學董事會宣布將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正名為「韓江中學專修班新聞系」，簡稱「韓中新聞系」，「不作其他叫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韓曦報1986：6-1) 。然而，韓江中學內部的勞資糾紛未決，董事會不滿韓中新聞系在對外學制與資格的協商會議上，僅安排學生代表而無董事會代表，以及該系「過份龐大的開辦費」等問題，終於決定自1988年停辦新聞系。[17]
三、韓江學院之創立
韓江中學董事會與教師職工會間的勞資衝突，不但影響韓江中學的發展，[18] 也造成新聞專修班的停辦，終於自1993年起，雙方重開協商，董事會決定償還職工會教師的薪資，使得勞資問題取得初步改善。1995年新任的韓江中學董事會提出以「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為辦學綱領，落實韓江成為「能夠擁有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專學院的完整教育體系」的新願景(王琛發2000a：95)。
1996年，韓江中學成功舉辦校慶千人宴，募得馬幣3,088,000元的基金，作為韓江中學的擴展經費(王琛發2000b：121)；另一方面，董事會於同年底通過新的薪金制度，改善教師的待遇，使得長達10年的董教衝突得以解決，「擺脫多年困境」。與此同時，向來打著捍衛華文教育旗幟的馬來西亞董教總申辦的新紀元學院，於1997年9月獲得雪蘭莪州教育局註冊處的批准，這個消息似給予檳榔嶼華文教育工作者一項激勵，韓江董事會於同年11月宣佈復辦新聞班，並於翌年1月7日，成立「韓江新聞傳播學院諮詢委員會」(韓江學院2001b：1) ，由韓江中學董事部總務謝詩堅擔任主席，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19] 合作，共同開辦兩年制的新聞班，招收高中畢業生就讀，「韓江新聞班」畢業生與大馬新聞資訊學院畢業生具有同等資格，可以轉移學分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的上海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校繼續深造，修滿規定學分後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星洲日報1997：11-13) 。
經過4個多月的努力，1998年4月8日，「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在檳州行政議員杜幹煥的主持下，舉行開課典禮，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有43人。在典禮上，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宣佈，新聞傳播學院的開辦將是該校「邁向『韓江學院』的第一步」 (星洲日報1998：4-9) 。翌日，韓江董事會以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為名，正式註冊成為一間股份公司，承辦韓江學院。[20]
韓江董事會于1998年7月11日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創辦韓江學院的申請，計畫設立大眾傳播系、資訊工藝系、商學系及理工系，開授2至3年制的文憑課程，招收具有高中統考文憑或同等程度考試及格者 (星洲日報1998：7-15) 。籌設中的「韓江學院」，是以南方學院及新紀元學院的架構做為範本，[21] 依循著兩學院的辦學模式，韓江學院也積極與外國大學協商日後學分轉移的辦法。同年9月，韓江與應董教總新紀元學院之邀來參訪馬來西亞的中國教育訪問團商談交涉，於9月中旬完成與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4所重點大學，簽署教育合作意向書，計畫進行課程合作，以便兩年制的韓院畢業生可以2年至2年半的時間內，在這4所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南洋商報1998：9-19) 。
1999年7月13日，馬來西亞教育部正式批准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22] 並於同月15日，由副教育部長馮鎮安將批准函親手交予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長陳國平 (韓江學院2001b：1)。馮鎮安在其致辭中政策性地宣示：「韓江學院並非盈利的學府，同時也非常照顧華裔子弟，特別是獨中生們及華人學生，」因為「韓江學院是全馬首間把獨中統考資格列在首位入學資格的學院，證明政府已非常注重獨中及華文教育。」(王琛發2000b：123)
韓江學院的籌辦，獲得華社各界的支持。韓江校友會，本著「飲水思源」，感謝母校培育之恩，紛紛以實際行動支持母校申辦非盈利學院。[23] 當韓江學院獲得註冊批准後，董事會公佈韓江學院的未來發展大綱，並集資馬幣5百萬元發展學校軟硬體設備，各地韓江校友也相繼發動募款(光明日報1999：9-2)。
1999年10月30日，馬華公會主辦「韓江之夜」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當時的馬華公會總會長林良實在會中表示：「為了教育的共同目標，由馬華創辦的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在辦學及管理方面進行合作。」(中國報1999：11-1) 2000年1月21日，檳州中華總商會主辦千禧年宴會，也為韓江學院籌款，檳州的上市公司或大企業負責人熱烈響應認捐，也有許多未留下姓名，不求任何名分或回饋的匿名捐款人，使得這次的募款活動大為成功，籌得馬幣2百萬元(星洲日報2000：1-23)；此外，檳榔嶼潮州會館及各地潮裔領袖也都推動籌款工作 (王琛發2000b：123)。馬來西亞華社各界主動為韓江學院籌辦經費募款的行動，正足以說明韓江學院的籌辦受到當地華社很大的關注，檳州中華總商會的千禧年籌款宴會就曾獲選為1999年檳州十大新聞之一。[24]
在多方努力下，2000年1月17日，韓江學院第1屆密集基礎班開課，共有60名學生報讀，成為首批韓江學院學生，[25] 這批學生在修完為期四個月的基礎課程後，于同年5月繼續攻讀文憑課程。[26] 此外，原在韓江新聞傳播學院就讀的34名學生，也成為韓江學院大眾傳播系的第1屆畢業生，並於3月25日舉行畢業典禮 (光明日報2003：3-26)。
四、韓江學院的發展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開學典禮，第一屆的大眾傳播、商業管理、電腦資訊及工程等4個系文憑班，共有185名學生入學。當時的代院長王雲霞致詞強調該院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將與南京大學合作，於9月時新設中文系，也將與美、澳、紐、英及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簽約合作，開設雙聯課程，希望學生「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27]
在成立之後，韓江學院仍持續拓展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關係。2000年7月26日韓江學院與中國吉林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讓大眾傳播系的畢業生可透過學分轉移，進入吉林大學完成學士學位 (光明日報2000：7-27) 。 同年11月10日，中國語言文學系開辦，該系不但採用南京大學的教學課程，且有部分課程由南京大學派遣師資前來韓院講授；此外，該系一年級學生，視同南京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因此學生在韓江學院中文系修完足夠學分後，「只要一年負笈南京大學深造，」即可取得南京大學的學士學位。[28] 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的合作至為密切，2001年7月12日，兩校更進一步達成合作協議，為能「為馬來西亞培育熟知中華歷史、文學和文化，瞭解華人社會、熟練運用中文、具有高漢語表達能力的研究人才，以促進中國與馬來西亞的經濟、文化合作和交流，」在韓江學院開辦中文碩士班(韓江學院2001：15)，報考學生需通過南京大學教授主持的入學考試，修讀12門課程共24學分後，「在相關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並前往南大進行論文答辯，」通過者可獲南京大學的碩士學位 (中國報2001：7-13) 。
至2002年，韓江學院已設有大眾傳播、電腦資訊、商業管理及中國語言文學等 4個學系，部分學系再依主修分成若干組，例如：大眾傳播系的主修科目分為新聞、廣播電視、公關廣告；電腦資訊系分為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4個主修，[29] 商業管理系的主修科目則分為市場金融、金融會計及人力資源管理等3科；中文系則不分科(韓江學院2001b：8-14)。畢業生可在學校協助下前往海外大學深造。[30]
韓江學院的各系，除政府規定的馬來西亞語、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必修課外，課程設計以實用為鵠的，例如大眾傳播學系的目標為「培育有素質、負責任、自動自發、具創意、且勇於面對市場工業各種挑戰的專業人才。」[31] 電腦資訊學系則「是以鞏固學員的電腦知識與資訊工藝基礎為出發點，並在專修課程中進一步提升學員的專業技能，為工商界注入電腦專業的生力軍。」[32] 商業管理學系的三大主修科目是金融會計、市場行銷及人力資源管理，其課程以個案研究、市場調查、小組討論為方式，訓練學生成為具備詮釋、企畫能力、溝通技巧及分析能力的工商界人才。[33] 至於理工系則以電子電機工程為其主修，於2003年2月正式開課，招收試讀班學生50名，於星期一、三及五上課，現有工程數學，電子及電流學等三門課，為能激發同學的潛質，「開闢學生的視野，增加學生的工作機會」，還安排有「工業實習」的課目。[34] 此外，韓江學院也與姐妹校合作，提供師生進修與實習，例如在2006年7月，韓江學院與臺灣台中的修平技術學院合作開設「臺、馬、越動力機械修護人員技術之精進教育訓練輔導課程」，讓韓江學院師生對「汽車電學原理及檢修方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35]
在韓江學院現有的各學系中，中國語言文學系雖未列在原發展大綱中，但在「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理念下，成立初期就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南京大學合作，先成立華文研究中心，然後在研究中心下設立中國語言文學系，以「提供系統的中華語文與文化的訓練，為馬華教育界提供優質人才，以提高本地文教工作者之語文與文化水準」作為其設立宗旨。在為期兩年的文憑班課程中，開設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中國文學史、基礎寫作、應用文體寫作、唐詩宋詞、論孟選讀、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馬華文學、世界文學、港臺文學、馬華社會與文化等等必修課程，也開授中國民族音樂概論，敦煌學概論、佛學概論、道家哲學、華人民俗信仰導論、區域文化研究、大眾傳播概論等等有關人文宗教，以及結合傳媒知識的選修課(韓江學院2001b：14)。
除正規班外，韓江學院的各系也為社會人士開辦不少實用課程，例如華文研究中心開設的中文電腦班，將中文的學習結合電腦科技的應用 (南洋商報2003：7-24) 。2003年9月時，韓江電腦資訊系為已經取得大馬教育文憑（SPM）的人士開設一門多媒體設計課程，課程內容結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的設計藝術 (中國報2002：8-23) ；11月時，再推出網頁製作及視覺媒體基本設計(Visual Basic Programming)兩項為期一天的工作營，讓中學生有機會接觸電腦的基礎課程 (光華日報2002：11-16) 。
韓江學院為一民辦的學校，其經費除由董事會成員及支持華教的社會人士捐獻之外，學生所繳的學雜費也是主要經費來源，因此，招生工作極為重要。為協助學生入學就讀，也為了擴大招生來源，韓江學院一方面開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工作營，也曾與FTC工程教育中心(Fourier Technical Consultant)合作開辦為期一個月的電機工程課程，免費讓社會大眾試讀(星洲日報2002：12-28)，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採取多元入學標準，除高級中學的統考合格文憑及大馬高等教育文憑（STPM）外，也允許獲大馬教育文憑（SPM）者，先進入基礎課程班，或高中畢業具與攻讀科系相關之三年工作經驗者入學。[36] 基礎班課程設立的目的為，「針對學員掌握文憑班的基礎技巧與知識，幫助學員們應付專業文憑班的課程。」由於基礎班的課程由大眾傳播系、商業管理系、電腦管理系、電腦資訊系及英文系等各系所提供，基礎班學員因而能藉此熟悉各科課程需求及學習環境 (韓江學院2001b：7)。
2005年5月，韓江學院第一屆文憑班學生人數僅185名。在開辦第2年時，招收新生200多人，連同二年級學生，學生總數超過400名。名譽院長謝詩堅曾樂觀表示：「如果一切順利進行，估計明年會有更多學生報讀，預料到了2003年，學生人數將會達到1千名。」(南洋商報2001：3-20) 事實上，韓江學院在成立3年後，亦即2002年底時，學生已有550名，此時校方已能「達到收支平衡。」(南洋商報2002：12-30) 2003年3月，全院學生達到700名左右 (韓江學院2003b：3) ；至2007年時，全院教師共有26位行政人員18位，學生約800名。[37]
韓江學院2002年度的學雜費約為馬幣4,000元 (星洲日報2002：12-28)，住校費用每月需繳交宿舍費馬幣180元(韓江學院2003b：4)。為協助家境清寒以及鼓勵優良學生就讀，韓江學院極為重視獎貸學金的籌設，董事會成立總額馬幣200萬元的「韓江教育基金委員會」，提供貸學金及獎學金兩項獎助。貸學金每年的款額在3000元至5000元之間，「以學業成績及個人家境情況為標準按年發給；倘若在韓院畢業時學業成績優異之受貸人，將由該基金會考慮和甄選若干名額轉成獎學金，免除償還貸款。」(光明日報2000：4-15) 獎學金則有全額及半額兩項，全額獎學金的申請條件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7A，以及STPM成績80分以上的優秀學生；半額獎學金則為SPM或獨中統考成績5A至6A，以及STPM成績70-79分的優秀學生(光華日報2000：4-15)。2000年8月，韓江學院頒發總金額高達馬幣7萬多元的獎貸學金，有24位學生獲益，其中2位為全額奬學金 (中國報2000：8-19)。
除籌款設立獎貸學金之外，韓江學院也爭取外界的資助與合作。2002年6月，韓江學院董事長陳國平宣佈，韓江已獲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基金局批准，韓院學生可向該局申請政府貸款以完成學業 (光華日報2002：6-8)。2001年3月時，韓江學院與馬華公會設立的自立合作社簽署貸學金意向書，由馬華公會提供30份貸學金供韓江學院文憑班學生，以及透過學分轉移或3+0計畫將至海外攻讀學位的畢業學生申請，每份貸學金的最高額為馬幣3萬元，如前往國外攻讀碩士者可增貸至5萬元 (星洲日報2001：3-4) 。2002年9月初，韓江教育基金再度頒發41份獎貸學金，其中21份為新申請者，在這21名學生中，4位獲全額獎學金，8位獲半額獎學金，其他則獲免息的貸學金，前一年度申請貸學金的學生中，有2名因成績優異，「成功把原本獲得的貸學金轉為獎學金。」(光明日報2002：9-14) 目前韓江學院的獎貸學金主要來自韓江教育基金及各社團，此外「自立合作社」提供貸學金，各項獎貸學金的數量及金額逐年不同。[38]
為配合客觀環境的需求，韓江學院自2003年起，每學年實施2個半學期的制度，「其中首兩個學期為17週，另一較短的學期為9週。」在這個短學期中，校方依馬來西亞教育部之規定，講授馬來西亞文，道德教育及馬來西亞研究等三門教育部規定之必修科目，也「提供英文科目給學生選修。」(韓江學院2003b：4) 身為一間要「教導孔孟儒家學說」的「華文」學院，韓江學院的整個學習環境，無論是學校的重要資訊、校園生活以及出版的刊物，無疑地表露出辦學者以承繼華文教育為念，協助華裔子弟就學的心願；但為求生存與發展，該校自創辦之後，一直採取多元語文的教學方式，所有科系（中文學系除外）「都以英文教學為主，華文講解為輔，即使是熱門的大眾傳播系，也已用雙語（中、英）進行教學，以提高韓院生的中英文程度。」該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多元語文教學，有助學生日後謀生。」
由於韓江與南方、新紀元三所學院之學生，只能獲頒專業文憑，畢業後雖可在馬來西亞本國就業，前往臺灣、中國大陸或英語系國家深造，藉由雙聯或學分轉移的方式，亦可取得學位，但設立一間華文大學的願望仍深植華族支持者心中，為了有效整合華社的資源，自2002年起，三院在「聯合申辦大學」的構想下，開始有初步的協商對談 (星洲日報2002：4-16)。2005年4月24日，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與韓江學院聯合成立專案小組，共商整合資源申辦一所大學事宜(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編2005：62)，然而三院在合作上仍有相當的岐見需待進一步協調與商議。2007年3月17日，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針對先前三間民辦學院在董教總的配合下將聯合申辦大學一事，對外宣佈韓院將走向「自己的道路」，因為三所學院各自的發展藍圖並不一樣，若要合併在許多方面都有難度，「不能過於強求」，所以韓江學院將獨自走向大學之途，在未來3年內申辦為大學，以滿滿的信心面對未來挑戰。[39]
五、討論
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之後，馬來主政者對於馬來族群的保護政策，導致不少華族子弟因「固打」制所限而無法進入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就學。雖然私立學院因19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而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有700多所私立學院存在，[40] 然因欠缺提供具學術水準且非盈利為目的學院，所以華社期望為自己子弟設立學院甚至大學的願望依然殷切。1997年以後，在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之下，[41] 許多原欲出國進修或正在國外念書的華族學子，因經濟壓力而希望能在馬來西亞國內攻讀學位的希望愈發強化，而台商在1994年以來的南向投資，以及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貿發展的效果又逐漸浮現，[42] 華語文的運用的實際價值因而增加。[43] 隨著時間的消逝，巫、華兩族群間的高度緊張關係，在馬哈迪繼阿都拉薩與胡先翁之後成為馬來西亞首相，逐漸緩和鬆弛，而馬華公會與華教人士間之心結也逐漸解開。在國內外主客觀環境已有相當大改變的情形下，韓江學院終能順利辦學，並且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期能完成華族子弟獲得大學學位的心願。
2000年5月8日，韓江學院舉行首屆的開學典禮，當時代院長王雲霞在致詞中表示韓江學院將「教導孔孟儒家學說」，同時希望學生能「搞好英文基礎，往西方國家大學深造。」在這份講詞中，似乎明白地宣示今日馬來西亞三所華人民辦學院，與以往華社所追求的「華文大學」，在方針與定位上，略有不同了。從韓江學院的創立過程，不難理解馬來西亞華社直至今日始終未放棄創辦大學教育機構的理想，然而在衡量到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事實，僅僅追求華語文的教育，不但不能夠獲得主政的馬來族群的認可，同時也已不敷現今全球化競爭下對於多語能力的需求。相較於1960至80年代華社申請開辦獨立大學時所遭受的種種阻礙，1990年代華社能夠成功創辦學院，多少也象徵著華裔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裔，他們的聲音在主客環境允許下仍有可能得到以馬來族群為主導力量政府的正面響應，母語受教權在若干的妥協之下，還是有機會得到進一步的完整化與落實。
韓江學院在提出申辦與核准設立的時間，僅僅歷時一年，一方面顯示1990年代末期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另一方面也顯示在人治更勝於法治的現實環境中，靈活地運用政治資源，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法則。而此時馬華公會的態度與立場，也反應出馬華公會與華社之間有更大的相互瞭解。
馬華公會為馬來西亞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政黨，「代表」華人參加今日之執政團體，然因其主要領導成員泰半出身「非華文」源流之學校，在馬來西亞華教工作者向政府尋求華語文受教權的長期抗爭中，選擇與華社相左的立場，一直遭受華教工作者強力地譴責。1967年馬華公會總會長陳修信及其支持者反對籌設獨立大學的態度，使馬華公會在華文教育人士心目中，被視為是「謀殺」獨大的「兇手」，也讓不少華人社團拒絕承認其代表性與領導地位。在多次的國會大選中，馬華國會議員在華人社區之得票率普遍不高，反應出馬華公會對於華社並無絕對的影響力，因而其候選人常參加「混合選區」而非純華人社區的選區。[44] 歷屆國會大選中反對黨對馬華公會之指責，以及因不支持華教的立場而導致華人選票的流失，或許對馬華公會產生一定的警惕力量，因此近年來馬華公會似欲擺脫這種歷史恩怨的羈絆，對華文教育態度逐漸轉變。[45] 經歷了四十年的光陰，1969年「513種族衝突事件」後緊張的政治氛圍逐漸緩和，主政的巫統對華文教育的態度逐漸「鬆綁」，或許也鼓勵馬華公會敢向以巫統為主導力量的「國陣」內閣請求批准韓江之設立。為求其政治發展，馬華公會除需巫統之協助外，也需華社的支持。面對華文獨中的繼續存在與發展，馬華公會為獨中畢業生，也為華文教育體系的完整，有支持設立華文高等教育機構的必要。
韓江學院在創辦之初，除有當地華社的強力支持外，也與馬華公會建立良好關係。在韓江學院的辦學申請獲得馬來西亞教育部批准後，批准函是由馬華成員的副教育部長馮鎮安親交韓江華文教育董事會陳國平董事長；馬華公會檳城分會特別為韓江學院舉辦「韓江之夜」籌款協助建校；2002年6月7日舉行的第三屆畢業典禮，韓江學院邀請馬華公會新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韓春錦主持(光華日報2002：6-8)；核准設立之初，馬華公會總會長宣佈拉曼學院將與韓江學院合作，以及與馬華公會創立的自立合作社提供韓江學院30份貨學金協助韓院學生完成學業等等報導，在在顯示雙方的互動密切，也透露出馬華公會積極支援華社對華文教育的要求，急欲擺脫華人社會對其反對華文教育的印象，同時也隱示馬華公會在國陣中的角色，或因巫統的容讓，或因國內外主客觀情勢的改變，而有較大的發言權。韓江學院的主事者及其支持者，對馬華公會一再釋出的善意也有良好的回應，且極願接受其善意與協助，這種互表善意的行動似乎促成了韓江學院的設立。或許這也顯示華社能否化解馬來主政者的質疑而順利辦學，透過政黨協商乃至於政治人物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機制。
六、結語
在今日馬來西亞蓬勃的高等教育市場中，韓江學院能佔有一席之地，與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對於華文教育存在的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位於南馬的南方學院及中馬的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也是以華人社會的奉獻與支持作為根基的私立大專院校。為了配合現實的政治環境，韓江學院不再是以「華語文」作為其辦學的標榜，而是考量當今社會需求，以雙語教學的方式，培養學生更具有國際視野。然而，設立一所華人的大學，仍是華人社會未竟的夢，未來的韓江學院，仍將朝著成為一所綜合大學的理想努力邁進。
[1] 英殖民地政府會有這種看法，與當時華人強烈的「落葉歸根」心態不無關係。陳達引用「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這句古諺來形容二次大戰前海外華人如「光景富裕者，往往以歸故鄉為榮」的心理。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上海：上海書局，1990年再版），頁118。Skinner也說「華僑勞工的目的，是賺錢和節省下金錢，以便『返唐山』（歸國）去提高他們宗族的地位。」Skinner著，陳銘文譯，〈十九世紀泰國華僑的經濟地位〉，《南洋文摘》第3卷第2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2年2月），頁48。
[2] 長期擔任英屬馬來亞殖民地官員的巴素(Victor Purcell)表示：「馬來亞政府是被英巫教育的事務所佔據；華校即聽其自行設法。」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人史》（檳榔嶼：光華日報有限公司，1950年），頁160。
[3] 曾於1918年、1920年、1921年3度到新、馬兩地工作、遊歷的朱鏡宙，觀察當地巫、華二族與英殖民政府的互動關係，說：「今英人方注全力以教育同化土人。然英人所能為力者，後天之文字；英人所不能為力者，先天之色素。惟吾華人，色相不殊，處境亦一，情感素孚。」朱鏡宙，《英屬馬來半島》（臺北：樂清朱氏詠莪堂，1978年）。
[4] 有關日軍在馬來亞的統治對於華、巫族群的影響，參見鄭瑞玉、馬季勛等編，《馬來西亞及其東南亞鄰國史》，頁209-212；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28-29；廖小健，〈日軍統治對馬來亞民族關係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北京：中國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1年1月），頁48-54。
[5] 英國樞密院( Privy Council of Britain )，是英王的私人顧問機關，也是名義上代表王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其成員包括全體內閣大臣、大主教2人、下議院議長、大法官以及大英國協的著名人士等等，總計約3百多人。他們均由英國首相提名，英王任命，任期終身。該院設有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農業研究委員會、醫藥研究委員會等各種委員會，尤以司法委員會最為重要，負責審理教會法庭、一般法院以及大英國協成員國和殖民地司法機關的最後上訴案件。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子版網頁：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9528（2005年12月6日下載）。
[6] 教育部的批准公文上的正式名稱為「韓江國際學院」。見《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8。
[7] 1901年，潮州人佔檳榔嶼華人人口的21.54%，1921年佔14.21%，1931年佔16.4%，1947年佔19.76%，都維持在第三的位次。1970年，潮州人人口突破20%，躍居為檳榔嶼第二大華人族群，僅次於福建人。鄭良樹，〈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布〉，謝詩堅主編，《檳榔嶼潮州會館慶祝成立134週年紀念特刊(1864-1998)》（檳榔嶼：檳榔嶼潮州會館董事會，1998年），頁168-169。
[8] 1864年，潮州人在檳榔嶼成立同鄉會館時，是以「韓江家廟」為名，以紀念唐代文人韓愈在潮州擔任刺史時，辦學興校的功績。直到1934年，為了配合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的成立，才更名為「潮州會館」，沿用至今。謝詩堅，〈展現韓愈精神文風遠紹昌黎韓江中學光輝的50年〉，《韓江中學5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檳榔嶼：韓江中學，2000年），頁15。
[9] 1963年時韓江中學有學生3,600餘人，1964年減為3千人，1965年減為2,696人，至1969年，學生僅為1,750人。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0-83。
[10] 1971年，韓江中學學生人數為1,881人，1972年為1,941人，1974年增為2,225人，1975年增至2,500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5-86。
[11] 截至1983年止，已有7所華文獨立中學，包括韓江中學、寬柔中學、芙蓉中華中學、深儒中學、培南中學、南華中學、坤成女中，分別設置有關新聞、商科、電腦及馬來文等等的專科班。蘇天明，〈全國華文獨中資料調查綜合報告〉，《第3屆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行政人員研討會資料集》（雪蘭莪：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3年）頁31。
[12] 新聞專修班主任林景漢曾表示，他在當時韓江中學校長(按：宋世猷校長)的支持下，捐出其結婚禮金馬幣6千多元，約合當時台幣13余萬元，及所有的新聞專業書籍，成立韓江中學新聞專修班，對外招收對新聞工作有興趣的中學畢業生。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13] 林景漢曾表示「韓江新聞系的課程，是以(臺灣)政大新聞系為藍本，結合國情編定而成；我們的主要新聞學課程講師，有3位畢業(自)政大新聞系……」，所以「沒有政大新聞系，就沒有韓江新聞系。」《韓曦報》，1985年8月28日。
[14] 例如星馬地區知名作家方北方講授中文，由馬利國講授英文，鄭志國講授世界通史，宗錫安講授心理學，王寶霖講授新聞攝影；此外，校方還邀請檳榔嶼報業俱樂部主席高斯俊、北馬記者公會名譽主席許昌祺、星檳日報副董事經理吳松榮及副採訪主任魏邦福、光華日報董事總經理溫子開、新加坡聯合晚報副刊編輯兼高級記者韓山元、檳州華人大會堂圖書館主任兼語音專家王素貞等人，到校作專題演講，講題如「新聞記者應有的質素」、「採訪經驗」、「報社的組織」、「新聞專業道德」、「新聞攝影」、「語文與大眾傳播」等等。《韓曦報》，1978年3月1日。
[15] 《韓曦報》，1978年3月1日。韓江中、小學的發展特色之一，就是學生來源「國際化」。1918年，泰國政府頒佈民立學校條例，規定泰文與泰國史地等科目為必修科目後，逐步推動同化教育政策，自1934年起，開始停辦、查封華文學校。1939年5月起，泰國政府更以「辦理不善」等理由，大規模關閉華校，由於排華情形加劇，迫使得許多泰國華僑避難至馬來亞。泰國華僑多為潮州移民，因此多將子女送到檳城就學，就為韓江中、小學的學生來源打下「國際化」的基礎。有關20世紀前期，泰國對中國僑民的政策及教育政策，參見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領事館關係〉，《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2卷第4期（2002年10月），頁29-57；周勝皋編，《海外華文學校教育》（臺北：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1960年），頁91-97。根據1971年7月的統計，韓江中學有泰國籍學生206名，印尼籍學生360名，寮國籍學生14名，香港籍學生5名，新加坡學生1名。王琛發，〈韓江華文學校董事會歷史沿革〉，頁85。1998年印尼爆發大規模排華運動，韓江中學在同年6月底就有380名印尼學生報讀。《南洋商報》，1998年6月27日。
[16] 1986年11月，韓江董事會發佈約滿通知書給當時加入職工會的54名教師，並一改往常的作法，在報紙上發佈新聞稿表示此信函並非「解聘」，並歡迎願意在韓江任教的教師來申請教職，引發教師職工會的不滿與猜疑。同年12月17日，董事會發函通知所以教師為期兩年的聘約將於12月底屆期，不再續聘，因此，職工會以「無理解聘原有職工」為由，向檳榔嶼高等法庭提出訴訟，要求法院禁止韓江中學徵聘新教師。1987年1月，職工會向馬來西亞勞工部申訴，勞工部長遂將該案件列為勞資糾紛，交由工業仲裁法庭處理。1988年底，工業仲裁法庭判決韓江董事會敗訴。韓江董事會不服判決，改向高等法庭和最高法庭上訴，最後都獲敗訴的判決。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7] 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87。關於韓中新聞系停辦的原因，林景漢在1991年至1992年間，接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的訪問時，卻表示「（韓中）新聞系學生追求言論自由的精神，與中學嚴格管理的方式大不相同。在韓中教師與董事會的糾紛中，當地報紙一些不利董事會的言論，又被懷疑為新聞班學生所寫，一連串的人事傾輒，使得專修班在創辦10年後，遭遇到了停辦的命運。」薛蘭馨，〈林景漢：大馬新聞教育的墾荒者〉，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網頁：http://www.jour.nccu.edu.tw/intro/fire/5-5.htm(2006年1月2日下載)。
[18] 韓江中學的董教糾紛，爭訟不斷，使得校務無法順暢運作，教師與學生也無法專心教學，家長對學校失去信心，因此學校的招生情形每況愈下，學生人數自1989年的1,410人降至1992年的797人。招生不利，再加上官司高昂花費與職工薪資的賠償等等，導致韓江中學的財務出現嚴重虧損。王琛發，〈韓江中學金禧回顧半個世紀的校史〉，頁90、92。
[19] 該私立學院位於4C & 4D,Jalan Petaling Utama 8, Taman Petaling Utama, Batu 7, Jalan Klang Lam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20] 韓江學院，〈韓院大事記〉，收錄于《韓江學院史料，1997-2001》（檳榔嶼：韓江學院，2001年），頁4。依據當時馬來西亞教育部的規定，大專學院的設立必須透過私人公司註冊來成立，因此韓江華文學校董事部才成立這家名為HJU International College SDN BHD的股份公司。由於這家公司是具有營利性質的股份公司，因此在2002年時，當新紀元學院院長柯嘉遜在討論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與韓江學院3校合併問題時，曾指韓江學院不同于由董教總和華社籌辦的新紀元學院和南方學院，而是一個營利機構，引起韓江學院的駁斥，要求柯嘉遜「澄清指韓江學院不是非營利學院的言論」。見〈謝詩堅促柯嘉遜勿信口開河〉，2002年4月17日，馬華公會網站：http://www.mca.org.my/services/printerfriendly.asp?file=/articles/c_news/2002/4/17/7547.html&lg=2。韓江學院名譽院長強調：韓江學院雖然是由韓江國際學院有限公司來註冊，「但這無損韓江學院做為非營利教育機構的地位。」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謝詩堅也表示：「韓江學院的章程非常清楚，除了韓江學院的教職員外，其他人士包括董事以及贊助人，是沒有薪金的。……董事一直以來都只有付出沒有回酬。……在去年，韓江董事就播出35萬零吉提升韓江學院的設備，若公眾人士質疑韓江學院士非營利高等學府的事實，歡迎前往該學院檢查帳目。」見《南洋商報》，2002年4月17日。
[21]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表示：「韓江學院的結構與組織是參考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的行政是根據南方學院的作業方式，師資薪金制度是根據新紀元學院，而學費是在參考以上兩家院校後，在3家院校中最為低廉。」見《星洲日報》，2002年4月17日。
[22] 由於韓江董事長陳國平先生與當時的教育部長納吉(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私交甚篤，因此韓江學院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能申請到辦學准證。訪問韓江學院行政主任林成材，檳榔嶼韓江學院，2005年8月18日。納吉是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敦拉薩的長子，曾任巫統青年團團長，並且於擔任擔任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內閣的國防部長(1990至1995年)與教育部長(1995至1999年)之職，現為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內閣的副首相。見馬來西亞首相署網頁：http://www.pmo.gov.my/website/tpmwebdb.nsf(2005年12月1日下載)。
[23] 例如1998年10月19日，1963年畢業的韓中校友舉行離校35周年校友慶祝大會，韓中董事會總務謝詩堅在慶祝會上表示，董事會已與教育部針對韓江學院的辦學事宜進行洽談，「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韓江學院申請必獲批准」，然而開辦學院初步估計約需馬幣2百萬元的經費，為回饋母校，該屆畢業生捐獻馬幣20萬元，作為韓江學院發展基金。《星洲日報》，1998年10月20日。1999年9月5日，雪隆韓江校友會透過1999年世界韓友嘉年華會，呼籲校友「發揮飲水思源，愛護韓江精神」，要「作為韓江永遠的後盾」，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50萬元。見《光明日報》，1999年9月6日；同年11月7日，1961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4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共同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7萬元，「以回饋母校培育之恩」，在接受捐款時，董事長陳國平除表示感謝校友支持外，並呼籲校友「與董教一起努力搞好韓江。」見《光明日報》，1999年11月9日。11月27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亦為韓江學院籌得馬幣4萬元，傳達校友「關懷母校及回饋母校的心意」。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頁1。2000年2月20日，1966年畢業的初中校友及1969年畢業的高中校友，再度捐贈馬幣4萬4千元，「表達飲水思源」，回饋母校。見《中國報》，2000年2月18日。
[24] 韓江學院的獲准設立，被報章媒體譽為「北馬唯一的華文獨立學院」，並為「馬來西亞的華教運動史上譜下篇章。」見《光華日報》，2000年1月1日；《南洋商報》，1999年12月30日。
[25] 第1屆基礎班原訂於1999年12月13日開課。課程分成理工組與文商組，是為了讓有意就讀的文憑課程的學生，在修完4個月的基礎班後，「趕上學院一年級課程」。這批學生是具有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或劍橋普通水準教育證書「O」水準(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 Levels)或同等資格的學生。〈謝詩堅於慰料宴宣佈韓院接受統考生就讀〉，《韓江生活》第4期（1999年11月15日），頁4；〈韓江學院及日招生12月13日基礎班開課〉，《韓江生活》第4期，頁7。
[26] 《光明日報》，2000年月1月17日。例如劉敬崇、邱雁雁及鄭伊玲等人，在修完基礎課程後，要報讀韓江學院的大眾傳播系。見〈韓院千禧迎新生，基礎班學生逾60名〉，《韓江生活》第5期（2000年3月25日），頁5。
[27] 《星洲日報》，2000年5月9日。同年6月29日，韓江學院與南京大學簽約，商訂中文系畢業生可轉入南京大學三年級繼續就學，修滿學分後，可獲得南京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光明日報》，2000年6月30日。
[28] 《光明日報》，2000年7月17日。韓江學院畢業生在南京大學修讀一年後，可返回馬來西亞撰寫畢業論文。《韓江學院－－中文系》招生簡章，（檳榔嶼：韓江學院，2003年）。
[29] 2003年時，多媒體設計已發展為多媒體系，見《韓江生活》，第17期，第9版。
[30] 至2002年9月，在歷屆的200名畢業生中，已有50位左右出國深造，其中前往臺灣地區及中國大陸的畢業生，占2/3以上。《光華日報》，2000年7月24日。
[31] 大眾傳播系的三大主修科目為新聞、廣播電視及公關廣告，在為期兩學年的課程中，安排有口語英文、大眾傳播英語、傳播理論、大眾媒體法律、採訪與寫作等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目修習新聞編輯、電子新聞、廣播寫作，電視稿寫作，以及新聞攝影公關理論與實習等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Mass Communication》（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頁6-7。
[32] 電腦資訊學系的電腦科學、資訊工藝、電子商務及多媒體設計等文憑課程，以基本程式設計、資料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等課為第一年的共同課程，第二年以軟體工程管理與實習，統計學，傳播系統為共同課程，學生得依其主修科加讀2至3門不同課程。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
[33] 商業管理系二年制文憑課程與電腦工藝系相似，第一年各主修科皆以管理概論，商業會計概論，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商業數學、普通英語/商業英語，口語英語等為共同課程，第二年也以組織行為、商業法、企業策略等為共同必修，再依各主修科目修讀2至3門專業課程，例如主修金融、會計者，修讀高級商業會計及金融管理各一門。韓江學院，《韓江學院－－Business Management》（檳榔嶼：韓江學院，200）。
[34] 韓江學院，《韓江學院－－Information Technology》（檳榔嶼：韓江學院，2002）；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工業實習(2007 年10月15日下載)。
[35] 臺灣修平技術學院網頁：http//www.hit.edu.tw/Pd%E6%AA%9L/(2007 年10月20日下載)。[36]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aboutus.html （2003年6月10日下載）。
[37]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dated/; Han Chiang College’s 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October 17, 2007.
[38] 韓江學院網頁：http://www.hju.edu.my/（2007年10月15日下載）。
[39] 謝詩堅說：韓院目前已有80%的信心會申請為大學，因為韓院在2000年成立時，曾擬定10年大計，希望在慶祝成立10周年時，可朝向韓江大學的方向發展。目前韓院在申辦大學方面已符合65%的條件，而未來需朝向另外35%。謝詩堅強調韓江學院「所擁有的65%條件，包括與外國聯繫的科系要正規化、師資陣容、學生來及設備等；接下來是需表現出學院整體的規範，就可以向高教部申請，而韓院在幾次國家學術鑒定局的評估中都獲好評。」《中國報》，2007年3月17日。
[40] 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於2002年7月在一次研討會上所透露，馬來西亞的私立學院數目從1996年的354間，到2003年4月已增至712間。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
[41] 1997年馬幣貶值達40%，在金融風暴前，1美元兌2.5元馬幣，1998年9月馬哈迪首相宣佈嚴格外匯管制措施前1天，1美元可兌4.2馬幣，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於9月2日宣佈，「將馬幣兌美元匯率固定于3.8馬幣兌1美元，並自即日起生效。」見《中國時報》，1998年9月3日。
[42] 教育部私立教育局副總監哈山哈欣表示，馬來西亞正積極到海外招生，馬來西亞的外國學生以印尼籍最多，中國留學生次之，教育部計畫前往中國辦教育展，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見《聯合早報》，2002年7月25日；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在2003年更宣佈，目前在大馬就讀的36,466各外國學生中，以中國的學生11,058人居首位，其中10,731人就讀於私立大專院校，私立大專的設立，減輕政府的負擔，教育部將在北京設立教育中心擴大招生。《星洲日報》，2003年6月11日。
[43] 台商是馬來西亞主要外國資本來源之一，台資雇用當地勞工以及公司幹部導致華文熱升溫的直接動力之一。進一步相關討論請參閱莊國土，〈臺灣對東南亞的投資和東南亞華文教育的振興〉，《第六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3年2月7日）。
[44] 以1990年國會大選結果來看，馬華雖贏得18席，其中13位候選人是在華人未過半的選區中獲勝。言下之意，馬華公會候選人必需依賴巫統方能順利當選。見Khong Kim Hoong,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1990: continuity,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 No. 94,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1, p. 27. 轉引自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頁176。
[45] 例如2003年新任的馬華公會總會長黃家定在回應當時的教育部長慕沙莫哈末(Musa Mohamad)有關華文小學有關「243方案」到2006年將作調整的談話時，表示「馬華會在國陣和政府中貫徹華小數理繼續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精神，在此原則下，2008年的考試媒介語也理所當然採用華文。」黃家定進一步表示：「我們瞭解到，華社和家長的意願是，在提高華小生英語水準的同時，也不會犠牲數理科以華文教學。我們會繼續貫徹華小以母語教數理科的立場。」見《星洲日報》，200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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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08
我和翁诗杰的对话 （跃马扬鞭）
不谈党选，不谈人事恩怨，也不谈党内矛盾，我们只谈三个大课题，关系到马华的未来和它的定位，以及翁诗杰要打造怎么样的马华才能重新赢取人民的支持？
日期是11月17日在槟城的贵都大酒店的客房。翁诗杰首先向我讲述他希望转型中的马华是具有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改变，但不是把马华变成多元种族的政党而是在既有的基础上怎样重新塑造一个新马华，一个被人民所接受和支持的政党。他是回应我今年7月在马华的“全民辨翻天”的座谈会上就多元性与民族性的课题与他“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顺着他这一解释，我切入今天要探讨的三个主题：
（一） 马华的结构性问题：一向以来马华号称党员百万大军是一个很臃肿的组织，是否准备全面重新登记党员数目？因为事实证明党员的数目不是胜利的保证。对此翁诗杰同意马华是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因此他挑选马青的干将担任组织秘书，让马华回归本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对结构重新检讨。
他说结构性改变的第一步也涉及对人事的安排，出发点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不刻意讨好和安抚，一切按能力委任，以形成一个分工合作又团结的阵容，没有感情用事。虽然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也会沧海遗珠，但他无愧于心，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改革的团队，一个能反映出马华大方向的团队，不是“排排坐，吃果果”的组合。他不否认马青班底是他改革的旗手之一。
他认为，一旦人事布局妥当，就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适当的“瘦身”而不架床叠屋，有针对性地教育党员，让他们明白和了解马华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不哗众取宠，也不虚张声势。这将有利最终完成总会长直选，不但体现全面的民主化，而且产生一个整合的队伍（总会长责任制），更可杜绝“操纵选票”。
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利益。他从未想过要为9年的任期而铺路，更不制造“翁氏王朝”，而是一个转型成功的马华。
（二） 与巫统合作的问题：过去以来，马华被认为屈从于巫统而委曲求全，只求妥协，而有了所谓顾全大局的说辞，结果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如果马华继续这样的合作，在国阵内将找不到方向，则马华的任何改革也只是一厢情愿，未能加分。我问翁诗杰要怎样的国阵，才是合乎他的求变的标准？他说，他之所以委任就知名度不高的王茀明为总秘书绝不是什么组成“海南帮”或有什么隐议程，而是他拥有特殊的优势辅助总会长打通人脉关系。身为登嘉楼人，他不但与巫统高层有互动关系，而且也深谙马来人的政治，包括回教党策略，因此他是适当的人选。马华需要这样的人来强化它在国阵的地位。
其实，翁诗杰说，在308后，国阵内部已有一个新的机制，让成员党讨论重要问题先形成一个议案，再交内阁批准。例如学校拨款直接交董事会即为一个好的改变。其他事也通过他及党内其他领袖向巫统领袖表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以高姿态和多元视角看问题，不能再像以前有些时候从单一种族利益出发。不单是马华，其他的成员党也在这一次大选中暴露了所谓党员多，影响力就相对大的弱点，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以为权力和拨款就是万灵丹，殊不知老化的机制已不管用，必须用新思维来解决问题。他说马华看到这一点，巫统领袖也看到这一点。他希望马华的改变也能够刺激巫统和其他成员党也一起变，变得更为宽容和更为务实，扬弃种族主义的思想。
（三） 马华的指导思想：马华立党以来就摆明它是右派的政党，从过去的“头家政党”到今天的“普世政党”，它依然没有标明他的指导思想有什么改变。更贴切地说，它似乎服膺与巫统的政治思想而迷失了自己的定位。我问翁诗杰有没有想过马华是否要重新定位？告诉国人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不论是右派或左派领导的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马华又是用什么哲学来审视自己？他说马华是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台湾的国民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都是马华应该采纳的经验。
就此而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这些政党已走向中间偏左路线，而国民党更是从右派演变成中间偏左的政党。总之在不乖离资本主义体系下，马华的改变也是必然的，资本家今天对左派的策略也不会抗拒，只要对整局有利，他们也同样支持，因为他们已看到时代在转变了，中间偏左的策略也是他们所能适应的指导思想；中层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也不在话下。
刊于2008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
日期是11月17日在槟城的贵都大酒店的客房。翁诗杰首先向我讲述他希望转型中的马华是具有多元思维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改变，但不是把马华变成多元种族的政党而是在既有的基础上怎样重新塑造一个新马华，一个被人民所接受和支持的政党。他是回应我今年7月在马华的“全民辨翻天”的座谈会上就多元性与民族性的课题与他“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顺着他这一解释，我切入今天要探讨的三个主题：
（一） 马华的结构性问题：一向以来马华号称党员百万大军是一个很臃肿的组织，是否准备全面重新登记党员数目？因为事实证明党员的数目不是胜利的保证。对此翁诗杰同意马华是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因此他挑选马青的干将担任组织秘书，让马华回归本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对结构重新检讨。
他说结构性改变的第一步也涉及对人事的安排，出发点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不刻意讨好和安抚，一切按能力委任，以形成一个分工合作又团结的阵容，没有感情用事。虽然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也会沧海遗珠，但他无愧于心，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改革的团队，一个能反映出马华大方向的团队，不是“排排坐，吃果果”的组合。他不否认马青班底是他改革的旗手之一。
他认为，一旦人事布局妥当，就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适当的“瘦身”而不架床叠屋，有针对性地教育党员，让他们明白和了解马华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不哗众取宠，也不虚张声势。这将有利最终完成总会长直选，不但体现全面的民主化，而且产生一个整合的队伍（总会长责任制），更可杜绝“操纵选票”。
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利益。他从未想过要为9年的任期而铺路，更不制造“翁氏王朝”，而是一个转型成功的马华。
（二） 与巫统合作的问题：过去以来，马华被认为屈从于巫统而委曲求全，只求妥协，而有了所谓顾全大局的说辞，结果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啸。如果马华继续这样的合作，在国阵内将找不到方向，则马华的任何改革也只是一厢情愿，未能加分。我问翁诗杰要怎样的国阵，才是合乎他的求变的标准？他说，他之所以委任就知名度不高的王茀明为总秘书绝不是什么组成“海南帮”或有什么隐议程，而是他拥有特殊的优势辅助总会长打通人脉关系。身为登嘉楼人，他不但与巫统高层有互动关系，而且也深谙马来人的政治，包括回教党策略，因此他是适当的人选。马华需要这样的人来强化它在国阵的地位。
其实，翁诗杰说，在308后，国阵内部已有一个新的机制，让成员党讨论重要问题先形成一个议案，再交内阁批准。例如学校拨款直接交董事会即为一个好的改变。其他事也通过他及党内其他领袖向巫统领袖表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以高姿态和多元视角看问题，不能再像以前有些时候从单一种族利益出发。不单是马华，其他的成员党也在这一次大选中暴露了所谓党员多，影响力就相对大的弱点，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以为权力和拨款就是万灵丹，殊不知老化的机制已不管用，必须用新思维来解决问题。他说马华看到这一点，巫统领袖也看到这一点。他希望马华的改变也能够刺激巫统和其他成员党也一起变，变得更为宽容和更为务实，扬弃种族主义的思想。
（三） 马华的指导思想：马华立党以来就摆明它是右派的政党，从过去的“头家政党”到今天的“普世政党”，它依然没有标明他的指导思想有什么改变。更贴切地说，它似乎服膺与巫统的政治思想而迷失了自己的定位。我问翁诗杰有没有想过马华是否要重新定位？告诉国人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不论是右派或左派领导的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马华又是用什么哲学来审视自己？他说马华是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台湾的国民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都是马华应该采纳的经验。
就此而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这些政党已走向中间偏左路线，而国民党更是从右派演变成中间偏左的政党。总之在不乖离资本主义体系下，马华的改变也是必然的，资本家今天对左派的策略也不会抗拒，只要对整局有利，他们也同样支持，因为他们已看到时代在转变了，中间偏左的策略也是他们所能适应的指导思想；中层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也不在话下。
刊于2008年11月24日《南洋商报》
马华新人新事新布局 翁诗杰打李三春牌？蔡细历冷眼旁观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话说得有些道理。
苦尽甘来而荣任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在委任各州联委会主席，各局主任及中委时，就展露这一手。他毫不犹疑一口气地公布他的新团队，既让人跌破眼镜，也让党内一些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他就简单的抛下一句话：“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切都是根据与遵守党章所赋予的权力行事。”
当然他不需要告诉全世界为什么他要作出这么让人意外的阵容，因为这是身为总会长的权力，但他也似乎有责任直接或间接的私下向党员作出解释以释惑，毕竟马华是一个老牌和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总会长的任何决策或决定，若有引起疑义，党员自然想知道个中因由。
其实，翁诗杰这一绝招也不难解读。他是希望给马华来一个改头换面，澈澈底底地抹掉黄家定的影子，以便新装上阵。他不想重蹈覆辙让人说他是穿着黄家定的旧鞋上路，即便因此他“开罪”了黄氏兄弟，或者他也只好私下向他们说“对不起”，我不得不釜底抽薪。”至于黄氏兄弟心里怎么想，接受又接受这样的解释，已是后话，当下也一时“无话可说”。因为这就是政治。政治是现实，也不是请客吃饭。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道理是“人一走，茶凉了”（与“人亡政息”也是同一个规律）。
为什么翁诗杰要快刀斩乱麻？那是因为马华的历史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意结。就拿黄家定来说，他不否认是由林良实一手提拔的，因为在位的前三年（2003-2006），他一直活在林良实的影子中，只能作有限度的改弦易辙（如在党所内挂上第二任总会长林苍祐的玉照和提出九大纲领来强调终身学习等），也只有在2006年党选大胜后，他才真正地建立起黄家定的时代，带领团队面向2008年的大选。
翁诗杰作风迥然不同，虽然他也是在黄家定的扶持下，得以攀上总会长的高位，但他采取不拖泥带水也不儿女情长的强势姿态，一刀切结束黄氏兄弟“呼风唤雨的年代”，另插上翁诗杰的旗号。
说他的作风有些似李三春，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当1974年李三春接过陈修信的棒子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出陈修信的影子，树立起李三春的旗帜。马华的五大计划就是李三春的代表作。李三春不是不爱陈修信，而是他更爱马华。在这之后，马华也多多少少刷新其形象：一个重新与华社有一定联系的政党；但不变的是：马华仍然活在国阵的阴影中，既痛苦也无奈，唯有拿民政党来出气。因此在李三春的年代（1974-1983），马华与民政是“势不两立”的。
翁诗杰也深谙政治上最忌他是别人的影子，因此对黄家定只好学李三春的那一套，但他仍欠黄家定两段情：其一是在2003年时，黄家定在审时度势后放翁诗杰一马，不再追究2001年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所谓的803黑色事件，是因为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的后遗症引致两派斗争），只是要他向党内表白即可。如果当年不是林良实不得不退位，恐怕翁诗杰已被祭旗，那有今日的荣耀？他和林良实的恩恩怨怨就此划上句号？
其二是在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动摇了黄家定的在马华的统领地位。他除了不入阁外，也在后来表明不再领导马华。于是安排其官职给其兄黄家泉出任，而党职则属意翁诗杰上位。因为放眼马华的接班人，翁诗杰较为合适。若是支持其兄黄家泉接班，肯定有反弹，指他在党内企图建立“黄氏王朝”。在权衡轻重后，他是希望翁诗杰当老大，黄家泉当老二。这样的排阵，既可避免裙带风，也是较能被人接受的。翁诗杰也因此出位在望了。虽不需要对黄家定感激涕流，但也不得不承认黄家定的苦心安排有以致之。
未想这样的安排，帮了翁诗杰，却害了黄家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事缘已退出政坛的蔡细历在左思右想下，终于借势再战江湖。他巧妙地避开打老大，而是挑打老二，因为老二的位职在他看来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黄家泉与黄家定脱离不了关系，打老二就等于打老大的影子，会取得较多的“同情票”。
毫无疑问的，蔡细历不论在黄家定的眼中，或在翁诗杰的眼中，都是共同的“党内敌手”，可以抬出“道德论”来穷追猛打。就在蔡细历没有胜算的当儿，又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林祥才，形成三角的署理战。
蔡细历就是因为冲撞了“道德论”，才有自知之明的打老二。若他没有在2007年爆出光碟事件，今日的他也许是马华老大了。这种阴差阳错也让蔡细历“咸鱼翻身”。人们也不得不惊叹代表们作出这么巧妙的选择。可是苦的是黄家泉，他因党选失利失去了说话权，再也没有党选前的风光了。虽然翁诗杰有安排黄家泉出任不起眼的党史档案局主任，但已无缘再进中委，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的官运已走到尽头了。黄家泉至此估计会选择有尊严的急流勇退，只能怪自己竟栽倒在蔡细历的手上。不过对黄氏兄弟而言，却是永远的伤痛。
如果说翁诗杰差点栽倒在803事件中，那么黄氏兄弟就是栽倒在308政啸中，只是数目字的颠倒，一个是转黑成红，另两个则是转红成黑。
就不知道翁诗杰这样的打牌会引起反弹吗？较后才能看得出来。
如果说黄氏兄弟先是忍着，那么蔡细历就不那么容易打发了。他忝为署理总会长，既没有任何州联委会主席的委托，也没有当纪律局的主席，自然心中另有想法。若是在官职方面，他又无望。蔡细历就此表白他有话说了，大意是，他希望能再次入阁，如果有提其名给首相而不被接受，他将无话可说，如果未提其名字而说巫统不接受，他会追根究底。
就此看来，翁诗杰的排阵和可能要走的下一步棋，已被蔡细历盯上伺机而发。党内的派系斗争会否提早爆发，尚得作进一步观察。
即使翁诗杰有先例可援，不要署理总会长担任党内要职和不入阁，蔡细历预料将会问个明白，为什么？
有些问题或者是没有答案的，林良实时代不要林亚礼出任纪委会主席，而是邀元老甘文华（前马华总秘书）担任，并没有多做解释。同样的翁诗杰也邀党元老黄俊杰（曾任部长马华前总秘书，因不满林李（孝友）之争而辞职）掌纪律局和另一元老刘文丰副之，确有其玄机所在。
除此之外，林良实派、元老派也在本届党选中的洗牌后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换来的是马青班底个个出人头地。翁诗杰就是用马青干部来面对元老派的可能反扑。如果这些失意的元老派因之而结成一股反主流的势力（蔡派、黄派及林派组成大合唱团），那将不可等闲视之。
在这方面，翁诗杰似乎胸有成竹，除开用“马青团”为马华注入新形象外，他的另一张王牌是：翁诗杰的招牌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只要在未来领导马华在大选中反败为胜，他就是造王者，得以巩固其地位，做完三届九年的总会长；反之若是大选失败，他也落得已是收拾包袱的时候。
有人说，翁诗杰的背后有陈广才在协助，提供意见，不知此话当真？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翁诗杰是自作决定的成份多。他的“独行侠”的名声也不是浪得虚名的。但问题是，他的大动作换了9州的联委会主席，且出人意表的委任王茀明为总秘书，及郑福成为财政，倒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也正好突出翁的老大形象）。同时考验他的智慧和眼光，也考验他这样子做是否会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会成为大赢家或是成为备受争议的领袖就要看他如何领导马华面对巫统。他不能再重蹈覆辙。唯唯诺诺只会自取其辱；敢怒敢言，据理力争才是绝处逢生的先决条件。马华失去的也许不很多，但华社失去的却不少。翁诗杰要怎样扭转局面？他的团队能否配合他的愿景？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党选出师表，才刚刚起步，能否落实和怎样落实也倒回来成为他自己的最大的挑战。
不过，翁诗杰必须要放弃他的独行侠作风。因为今日的他扛着的是一面马华的大旗，带有民族的使命，因此也有需要理情兼顾把党内的矛盾降低，得理也要爱屋及乌，不让党争再次发生。不然对他的政治长征是有阻力的。他需要用一个整体一个团结的团队来面对巫统。单是一个翁诗杰是成不了气候的。古往今来，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的预先条件是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而不是一个分帮立派的队伍。
既然翁诗杰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人们的回应是：那做出成绩来！这也是华社要看到的结果。过程虽然重要，结果是更为重要！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苦尽甘来而荣任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在委任各州联委会主席，各局主任及中委时，就展露这一手。他毫不犹疑一口气地公布他的新团队，既让人跌破眼镜，也让党内一些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他就简单的抛下一句话：“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切都是根据与遵守党章所赋予的权力行事。”
当然他不需要告诉全世界为什么他要作出这么让人意外的阵容，因为这是身为总会长的权力，但他也似乎有责任直接或间接的私下向党员作出解释以释惑，毕竟马华是一个老牌和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总会长的任何决策或决定，若有引起疑义，党员自然想知道个中因由。
其实，翁诗杰这一绝招也不难解读。他是希望给马华来一个改头换面，澈澈底底地抹掉黄家定的影子，以便新装上阵。他不想重蹈覆辙让人说他是穿着黄家定的旧鞋上路，即便因此他“开罪”了黄氏兄弟，或者他也只好私下向他们说“对不起”，我不得不釜底抽薪。”至于黄氏兄弟心里怎么想，接受又接受这样的解释，已是后话，当下也一时“无话可说”。因为这就是政治。政治是现实，也不是请客吃饭。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道理是“人一走，茶凉了”（与“人亡政息”也是同一个规律）。
为什么翁诗杰要快刀斩乱麻？那是因为马华的历史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意结。就拿黄家定来说，他不否认是由林良实一手提拔的，因为在位的前三年（2003-2006），他一直活在林良实的影子中，只能作有限度的改弦易辙（如在党所内挂上第二任总会长林苍祐的玉照和提出九大纲领来强调终身学习等），也只有在2006年党选大胜后，他才真正地建立起黄家定的时代，带领团队面向2008年的大选。
翁诗杰作风迥然不同，虽然他也是在黄家定的扶持下，得以攀上总会长的高位，但他采取不拖泥带水也不儿女情长的强势姿态，一刀切结束黄氏兄弟“呼风唤雨的年代”，另插上翁诗杰的旗号。
说他的作风有些似李三春，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当1974年李三春接过陈修信的棒子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出陈修信的影子，树立起李三春的旗帜。马华的五大计划就是李三春的代表作。李三春不是不爱陈修信，而是他更爱马华。在这之后，马华也多多少少刷新其形象：一个重新与华社有一定联系的政党；但不变的是：马华仍然活在国阵的阴影中，既痛苦也无奈，唯有拿民政党来出气。因此在李三春的年代（1974-1983），马华与民政是“势不两立”的。
翁诗杰也深谙政治上最忌他是别人的影子，因此对黄家定只好学李三春的那一套，但他仍欠黄家定两段情：其一是在2003年时，黄家定在审时度势后放翁诗杰一马，不再追究2001年马青代表大会的“武斗事件”（所谓的803黑色事件，是因为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的后遗症引致两派斗争），只是要他向党内表白即可。如果当年不是林良实不得不退位，恐怕翁诗杰已被祭旗，那有今日的荣耀？他和林良实的恩恩怨怨就此划上句号？
其二是在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动摇了黄家定的在马华的统领地位。他除了不入阁外，也在后来表明不再领导马华。于是安排其官职给其兄黄家泉出任，而党职则属意翁诗杰上位。因为放眼马华的接班人，翁诗杰较为合适。若是支持其兄黄家泉接班，肯定有反弹，指他在党内企图建立“黄氏王朝”。在权衡轻重后，他是希望翁诗杰当老大，黄家泉当老二。这样的排阵，既可避免裙带风，也是较能被人接受的。翁诗杰也因此出位在望了。虽不需要对黄家定感激涕流，但也不得不承认黄家定的苦心安排有以致之。
未想这样的安排，帮了翁诗杰，却害了黄家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事缘已退出政坛的蔡细历在左思右想下，终于借势再战江湖。他巧妙地避开打老大，而是挑打老二，因为老二的位职在他看来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黄家泉与黄家定脱离不了关系，打老二就等于打老大的影子，会取得较多的“同情票”。
毫无疑问的，蔡细历不论在黄家定的眼中，或在翁诗杰的眼中，都是共同的“党内敌手”，可以抬出“道德论”来穷追猛打。就在蔡细历没有胜算的当儿，又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林祥才，形成三角的署理战。
蔡细历就是因为冲撞了“道德论”，才有自知之明的打老二。若他没有在2007年爆出光碟事件，今日的他也许是马华老大了。这种阴差阳错也让蔡细历“咸鱼翻身”。人们也不得不惊叹代表们作出这么巧妙的选择。可是苦的是黄家泉，他因党选失利失去了说话权，再也没有党选前的风光了。虽然翁诗杰有安排黄家泉出任不起眼的党史档案局主任，但已无缘再进中委，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意味着他的官运已走到尽头了。黄家泉至此估计会选择有尊严的急流勇退，只能怪自己竟栽倒在蔡细历的手上。不过对黄氏兄弟而言，却是永远的伤痛。
如果说翁诗杰差点栽倒在803事件中，那么黄氏兄弟就是栽倒在308政啸中，只是数目字的颠倒，一个是转黑成红，另两个则是转红成黑。
就不知道翁诗杰这样的打牌会引起反弹吗？较后才能看得出来。
如果说黄氏兄弟先是忍着，那么蔡细历就不那么容易打发了。他忝为署理总会长，既没有任何州联委会主席的委托，也没有当纪律局的主席，自然心中另有想法。若是在官职方面，他又无望。蔡细历就此表白他有话说了，大意是，他希望能再次入阁，如果有提其名给首相而不被接受，他将无话可说，如果未提其名字而说巫统不接受，他会追根究底。
就此看来，翁诗杰的排阵和可能要走的下一步棋，已被蔡细历盯上伺机而发。党内的派系斗争会否提早爆发，尚得作进一步观察。
即使翁诗杰有先例可援，不要署理总会长担任党内要职和不入阁，蔡细历预料将会问个明白，为什么？
有些问题或者是没有答案的，林良实时代不要林亚礼出任纪委会主席，而是邀元老甘文华（前马华总秘书）担任，并没有多做解释。同样的翁诗杰也邀党元老黄俊杰（曾任部长马华前总秘书，因不满林李（孝友）之争而辞职）掌纪律局和另一元老刘文丰副之，确有其玄机所在。
除此之外，林良实派、元老派也在本届党选中的洗牌后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换来的是马青班底个个出人头地。翁诗杰就是用马青干部来面对元老派的可能反扑。如果这些失意的元老派因之而结成一股反主流的势力（蔡派、黄派及林派组成大合唱团），那将不可等闲视之。
在这方面，翁诗杰似乎胸有成竹，除开用“马青团”为马华注入新形象外，他的另一张王牌是：翁诗杰的招牌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只要在未来领导马华在大选中反败为胜，他就是造王者，得以巩固其地位，做完三届九年的总会长；反之若是大选失败，他也落得已是收拾包袱的时候。
有人说，翁诗杰的背后有陈广才在协助，提供意见，不知此话当真？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翁诗杰是自作决定的成份多。他的“独行侠”的名声也不是浪得虚名的。但问题是，他的大动作换了9州的联委会主席，且出人意表的委任王茀明为总秘书，及郑福成为财政，倒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也正好突出翁的老大形象）。同时考验他的智慧和眼光，也考验他这样子做是否会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会成为大赢家或是成为备受争议的领袖就要看他如何领导马华面对巫统。他不能再重蹈覆辙。唯唯诺诺只会自取其辱；敢怒敢言，据理力争才是绝处逢生的先决条件。马华失去的也许不很多，但华社失去的却不少。翁诗杰要怎样扭转局面？他的团队能否配合他的愿景？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党选出师表，才刚刚起步，能否落实和怎样落实也倒回来成为他自己的最大的挑战。
不过，翁诗杰必须要放弃他的独行侠作风。因为今日的他扛着的是一面马华的大旗，带有民族的使命，因此也有需要理情兼顾把党内的矛盾降低，得理也要爱屋及乌，不让党争再次发生。不然对他的政治长征是有阻力的。他需要用一个整体一个团结的团队来面对巫统。单是一个翁诗杰是成不了气候的。古往今来，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的预先条件是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而不是一个分帮立派的队伍。
既然翁诗杰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人们的回应是：那做出成绩来！这也是华社要看到的结果。过程虽然重要，结果是更为重要！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解读欧阳修的“朋党论” （天下纵横）
有位从政的朋友，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后有些失望，因为欧阳修所指的“朋党”与他所理解的“朋党”不但不能对号入座，而且意思相差甚远。
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在当下社会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贬义词，意指某些有权势的人，对自己的亲信“结党营私”，进行“利益输送”。凡是能获取的利益，先归给自己的小圈子得利，即便因此损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地让自己人占尽便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党（crony）。换句话说，有权势者组成了自己的利益利集，或残人以自肥，因此为人所不齿，也就把这样的人称之为“朋党”，是人民所不能苟同的“公器私用”或“假公济私“的行为。
还有一种情况是除了金钱外，也包括权力的输送与分配，以结成一个亲信集团，控制了既得的资源。因此，“朋党”也可以建立在权力分配之上的小集团。它们所发挥的能量，要看掌控大局者有多大的权力。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反之权力小者利益也相对减少。但不变的定律是：“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化”。“朋党”也就变成十分负面的形容名词。
就此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也有他的看法。但我们在解读他的文章时，有必要了解他写这篇文章的年代和用心，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欧阳修的看法与现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欧阳修是宋朝人（1007-1072），距离我们有近千年之久。他年少家贫，但十分好学，也有傲气，对唐代的韩愈最为崇拜。久而久之，他竟成为继韩愈之后的另一位古文大家，与宋朝苏东坡齐名。
有了学问的欧阳修在24岁那年，范仲淹因事贬官，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结果也触怒皇帝而被贬官。在当时为范仲淹说情的人都被贬职，被人称为“党人”。他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而后被仁宗皇帝（继景祐帝之位）赞他敢说直话，赐他五品朝服，并说他是难得的人才。
欧阳修在文章中把“朋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真朋党；另一类是假朋党。他开头这样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但在欧阳修看来，小人的“朋党”是假的，他说“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因为一旦利益冲突，便翻脸无情。这种“以利为朋”是很虚伪的。因此他说：“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变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由此可见，欧阳修心中的假朋党，就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一批因利而相互利用或相互勾结者；一旦无利可图，可就六亲不认，朋党也就消失无踪。这种因利益而结合者，即便结成“朋党”也不能持久，是假情假意的。相对来说，欧阳修认为“真朋党”是存在的，而且值得推崇，正如他为范仲淹仗义执言，既不为利，而是为义，何错有之？他这样说“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既然两者间有天渊之别，欧阳修这样奉劝当权者：“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还举例以证诸他所言非虚，例如荛舜帝之所以大治，因他们结君子为朋党，疏小人之伪朋。而不惜用君子者，就如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日为党人；及黄巾贼起（黄中起义），汉室大乱。又如唐晚年昭宗时，杀尽朝之名士，而唐逐亡矣。
这就点出当权者若不善用人，而是对君子与忠心者大开杀戒，误把小人当朋党，也就掉进伪朋党的陷阱而误国误民。
其实，欧阳修这样的解释“朋党”，在今日看来是有些混淆，因为“朋党”既是负面的，又何来分真伪？在此，我们无妨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拿来这样的理解，或者有助于厘清什么是“朋党”？因为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封建社会，他不可能测知资本主义的社会已把“朋党”列为贬词，不再分什么“真朋党”和“假朋党”。因此不能怪欧阳修对“朋党”所定的下义。
无论如何，在今天来说，对欧阳修的“伪朋党”，我们一概将之归纳为“朋党”，让它具有贬斥的含义，用以警戒一些所谓有权势的至亲好友，最好不要结成“朋党”诱使当权者见利忘义，忘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职责。这样一来，一个没有朋党的当权者就会不受朋党的谗言所误导。
另一方面，欧阳修的“真朋党论”，也应该改称为“团队”，而不再使用“朋党”一词，也就容易分辨其中的不同。因为每个当权者都要有团队，才能天下大治。而所谓的团队是建立在同道，同心的基础上，不营造“朋党”。
一旦我们将欧阳修的“朋党”作了划分和赋予新的含义后，就不会感到混淆不清。当然，团队也需预防小人潜伏其中，而逐渐将团队变质成朋党，那就是大不幸了。若未及时察觉或为慎防，君子也会变小人的，人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在当下社会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贬义词，意指某些有权势的人，对自己的亲信“结党营私”，进行“利益输送”。凡是能获取的利益，先归给自己的小圈子得利，即便因此损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地让自己人占尽便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朋党（crony）。换句话说，有权势者组成了自己的利益利集，或残人以自肥，因此为人所不齿，也就把这样的人称之为“朋党”，是人民所不能苟同的“公器私用”或“假公济私“的行为。
还有一种情况是除了金钱外，也包括权力的输送与分配，以结成一个亲信集团，控制了既得的资源。因此，“朋党”也可以建立在权力分配之上的小集团。它们所发挥的能量，要看掌控大局者有多大的权力。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反之权力小者利益也相对减少。但不变的定律是：“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化”。“朋党”也就变成十分负面的形容名词。
就此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也有他的看法。但我们在解读他的文章时，有必要了解他写这篇文章的年代和用心，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欧阳修的看法与现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欧阳修是宋朝人（1007-1072），距离我们有近千年之久。他年少家贫，但十分好学，也有傲气，对唐代的韩愈最为崇拜。久而久之，他竟成为继韩愈之后的另一位古文大家，与宋朝苏东坡齐名。
有了学问的欧阳修在24岁那年，范仲淹因事贬官，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结果也触怒皇帝而被贬官。在当时为范仲淹说情的人都被贬职，被人称为“党人”。他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而后被仁宗皇帝（继景祐帝之位）赞他敢说直话，赐他五品朝服，并说他是难得的人才。
欧阳修在文章中把“朋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真朋党；另一类是假朋党。他开头这样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但在欧阳修看来，小人的“朋党”是假的，他说“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因为一旦利益冲突，便翻脸无情。这种“以利为朋”是很虚伪的。因此他说：“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变疏，则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由此可见，欧阳修心中的假朋党，就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朋党”，是一批因利而相互利用或相互勾结者；一旦无利可图，可就六亲不认，朋党也就消失无踪。这种因利益而结合者，即便结成“朋党”也不能持久，是假情假意的。相对来说，欧阳修认为“真朋党”是存在的，而且值得推崇，正如他为范仲淹仗义执言，既不为利，而是为义，何错有之？他这样说“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既然两者间有天渊之别，欧阳修这样奉劝当权者：“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还举例以证诸他所言非虚，例如荛舜帝之所以大治，因他们结君子为朋党，疏小人之伪朋。而不惜用君子者，就如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日为党人；及黄巾贼起（黄中起义），汉室大乱。又如唐晚年昭宗时，杀尽朝之名士，而唐逐亡矣。
这就点出当权者若不善用人，而是对君子与忠心者大开杀戒，误把小人当朋党，也就掉进伪朋党的陷阱而误国误民。
其实，欧阳修这样的解释“朋党”，在今日看来是有些混淆，因为“朋党”既是负面的，又何来分真伪？在此，我们无妨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拿来这样的理解，或者有助于厘清什么是“朋党”？因为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封建社会，他不可能测知资本主义的社会已把“朋党”列为贬词，不再分什么“真朋党”和“假朋党”。因此不能怪欧阳修对“朋党”所定的下义。
无论如何，在今天来说，对欧阳修的“伪朋党”，我们一概将之归纳为“朋党”，让它具有贬斥的含义，用以警戒一些所谓有权势的至亲好友，最好不要结成“朋党”诱使当权者见利忘义，忘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职责。这样一来，一个没有朋党的当权者就会不受朋党的谗言所误导。
另一方面，欧阳修的“真朋党论”，也应该改称为“团队”，而不再使用“朋党”一词，也就容易分辨其中的不同。因为每个当权者都要有团队，才能天下大治。而所谓的团队是建立在同道，同心的基础上，不营造“朋党”。
一旦我们将欧阳修的“朋党”作了划分和赋予新的含义后，就不会感到混淆不清。当然，团队也需预防小人潜伏其中，而逐渐将团队变质成朋党，那就是大不幸了。若未及时察觉或为慎防，君子也会变小人的，人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原载于2008年11月24日《号外周报》 第403期）
18.11.08
奥巴马刮“寄居论”者一巴掌 非种族政治抬头‧政治王朝式微
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肯定不认识阿末依斯迈，但他却在11月4日向对方刮了一巴掌。不仅不认同后者的“寄居论”，更用选票否决“寄居论”的正当性，由此可见，远在美国的奥巴马也因不服“寄居论”而用行动证明“寄居论”是破产的，也没有市场。
这件事得从今年8月份谈起，那时也因小小的槟城有一场补选（当然绝没有美国大选那么重要），但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参选的安华依布拉欣也非等闲人物，他要在那场补选中重新站起来，却面临执政党拦路。而忝为执政党一份子的阿末依斯迈尽管在以前与安华是同志，也就在补选座谈会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说什么华人是外来的寄居者，不能要求平等什么的，经报章这么一报导，他的“寄居论”马上被炒热起来。华人社会纷纷义愤填膺，要求有关者道歉。但他死也不道歉，并说是记者写错了。他指的是历史，因为历史上华人是外来的移民，就这么企图轻描淡写把错误的话推给历史承担。
既然不承认错误，华人政团也就发出强烈反击，此伏彼起，形成一个要求“还一个公道”的运动。当然错的始终是错的，就连执政的巫统也认为他错了，对他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三年”。这样的“惩罚”看来事小，却是事关重大，因为阿末依斯迈认为是有人在挑起事端，也就把气发泄在许子根身上，除了党所内有人撕了许子根的玉照外，槟州巫统也枪口一致向民政开炮。直到今天槟州巫统与民政还是处于“绝交”阶段；算是“寄居论”带来的后遗症。
虽然如此，民政除了生气之外，还是生气，而华社除了不服气之外，也还是不服气。但生气和不服气后又能怎么样？毕竟巫统已经“惩罚”了他，你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寄居论”也已告一段落。一个没有句号的段落，给民政党留下永远的伤痛。
未想3个月后，为许子根出口气的竟是一个与他不相关的大人物，当然绝不是民政党党员，而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党员奥巴马，说来也真让人不可思议。许子根的“受辱”与民政的面临打压又关美国什么事？又关奥巴马什么事？偏偏是与奥巴马扯上了关系。
原来今年47岁的奥巴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移民的后裔。他的父亲原是肯尼亚人，来美国留学与白人妇女结婚，生下了奥巴马。奥巴马少时虽也曾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和读过书，但他却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和美国公民。虽然如此，奥巴马在一些人的眼中，也被归类为“寄居者”，因为他是外来移民的儿子。既然是“寄居者”，奥巴马再怎样奋斗，要在白人世界头角峥嵘，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偏偏不信邪的奥巴马，就凭着个人的毅力与过人的智慧，在政坛上先争得一个席位，那就是他在4年前当选伊利诺伊州选区的参议员。
有了这个身份垫背后，奥巴马竟要与“天公试比高”。初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他在2006年宣布要角逐美国总统。结果在2年后，也就是今天创造了奇迹。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在美国化梦成真。在这之前，谁会相信“黑人”可以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的总统？在这之前，谁又会信一位外来移民的“寄居者”的儿子会被美国人接受领导一等一国家？就在没有人会相信下，一个奥巴马改变了世人的眼光。
无可否认的，几百多年前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来了大批的英国人，后来欧洲人也来了，形成一个白人社会，再后来各国的人也都向美国“淘金”来了。久而久之，美国成了外来移民的首选国家。正因为这样，于1774年美国摆脱英殖民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仍没有拒绝外来的移民，但不容易改变“白人的天下”这一局面。
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数年前出版另一本巨著《我是谁》，就道尽美国人种的复杂，彼此的身份都不容易辨认，但除了不同的身世和背景外，凡是公民就只有一种身份──我是美国人，他们只认同的是美国是英国式的西方文化，而不是以英国人为本位的识别。换言之，不以种族区分公民身份。
既然奥巴马是美国人，也就享有相同的权利，即便是肤色黑，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也不影响他在美国争第一把交椅的权利。
这样一来奥巴马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彻底打掉“寄居论”。
第二个效应又是什么呢？那就是选民对“政治王朝”的厌倦。原本奥巴马最大的劲敌也是来自民主党的希拉里。她原先被看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但有一位专栏作家撰文指出美国独立不过234年，如果再选希拉里出任总统的话，那么她很可能担任8年的公职。加上其丈夫克林顿的8年总统生涯，意味着克林顿家族就统治美国16年之久。而往前一推，老布斯担任4年总统，小布斯任8年总统，合共12年。这样一来两个家族在美国的现代史上就占了28年的统治，实在不宜，也太长。也许这是希拉里的最大的致命伤。当然还有其它的理由不在此赘述。
从这说明美国人酷爱民主下，不能接受家族的统治太过长久。
用在马来西亚，也是值得省思的。不论朝野政党，现在都存在家族政治。但尚未形成“政治王朝”，因此有必要从美国选举中看到“政治王朝”之不可取。甚至连马哈迪也公开反对，马来西亚的从政者，也不要存有这种心态。有时候急流勇退是必要的，以求避嫌，尤其是在政坛上，其敏感性非常之高。
反观奥巴马，因为没有这样的政治包袱，轻松上征，也就在后来追上希拉里了。这说明美国人宁可取非种族政治，也不要“政治王朝”。
因此奥巴马的第三个效应就是打破种族政治。虽然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欢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参政，但一向以来是白人主政的局面，非白人是难于争天下的。
举例来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领导的一场黑权运动就是要争取平权。他的名言是希望在未来奴隶的子女与奴隶主的子女是平等在一起为美国而奋斗。未想他的梦（他的成名演讲是“我有一个梦”）在1968年破灭。这一年他被暗杀了，他不容于鼓吹“黑权”。
就这样，美国的种族政治不成文地扣住美国白人之心，许多年来都没有改变，直到千禧年后，我们才看到布斯政府中先后出现两名黑人国务卿，他们是鲍威尔与赖斯。
不过这个高职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大权还是握在总统手里。这就是说，白人一向以来是美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主导者和掌握者，尚轮不到黑人靠民意上台主政。
奥巴马却意外地打败了白人敌手，历史性地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究其因是希拉里的弱点被认为是克林顿政治的延续，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精英。而共和党的麦凯恩虽曾被美国人誉为越战时的英雄（曾在越南被监禁，后光荣回国），也是一位政治高手，但输在年纪过大（72岁）。他想再创里根（也是共和党80年代的总统。当选时已是69岁）的当选历史。无奈美国选民已经年轻化，他们不再相信里根的保守主义足以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他们把经济当成国家头等大事，不再以肤色来判定候选人的优劣；尤其是奥巴马打出“改变”（Change）牌后，吸引了万千的美国年轻选民和妇女的支持。因为他们要的是让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来收拾烂摊子，以打掉布斯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在美国人的眼中，布斯延续了里根的保守主义，让自由经济放任而捅出大漏子，一间间公司排队破产。数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就这样，年纪大的麦凯恩即便占白人选民最多的优势，也不成为首选了。反而认为麦凯恩是保守主义的右派，不如让中间偏左的奥巴马来一个改变。
在以国家利益为重下，美国选民抛开了种族政治，而是用现代眼光来看待政治，扶起了一个黑人总统。
这意味着非种族政治打胜了种族政治。美国人因而欢呼改变的到来，全世界也同样额手称庆，终于看到美国人愿意改变了。
马来西亚在308大选时，也是对种族政治给予巨大的冲击，而非种族政治也首次发挥了威力。奥巴马的胜利，自然加速马来西亚也要改变。副首相纳吉开口说了，他在接手领导后，也要学奥巴马使巫统改变。因为只有改变，才能迎合人民的要求。这是一个正面的回应，显示保守主义政策行不通，也证明不但反对党在追求改变，甚至连执政党也要变。正如纳吉所说，政府若不改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奥巴马产生的效应也同样刺激首相阿都拉，他说，在马来西亚，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人也都可以出任首相。
这话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马来西亚的现实环境，非马来人尚无此念头，也知道“言易行难”。他们不是要争第一把交椅，所要的改变是出现一个平权的社会，让每位马来西亚人，都能拥有相同的权利在这个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再有什么寄居论调发出的怪音。
总而言之，寄居论、种族政治及政治王朝在奥巴马的光芒下，已显得黯然失色和靠边站了。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这件事得从今年8月份谈起，那时也因小小的槟城有一场补选（当然绝没有美国大选那么重要），但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参选的安华依布拉欣也非等闲人物，他要在那场补选中重新站起来，却面临执政党拦路。而忝为执政党一份子的阿末依斯迈尽管在以前与安华是同志，也就在补选座谈会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说什么华人是外来的寄居者，不能要求平等什么的，经报章这么一报导，他的“寄居论”马上被炒热起来。华人社会纷纷义愤填膺，要求有关者道歉。但他死也不道歉，并说是记者写错了。他指的是历史，因为历史上华人是外来的移民，就这么企图轻描淡写把错误的话推给历史承担。
既然不承认错误，华人政团也就发出强烈反击，此伏彼起，形成一个要求“还一个公道”的运动。当然错的始终是错的，就连执政的巫统也认为他错了，对他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三年”。这样的“惩罚”看来事小，却是事关重大，因为阿末依斯迈认为是有人在挑起事端，也就把气发泄在许子根身上，除了党所内有人撕了许子根的玉照外，槟州巫统也枪口一致向民政开炮。直到今天槟州巫统与民政还是处于“绝交”阶段；算是“寄居论”带来的后遗症。
虽然如此，民政除了生气之外，还是生气，而华社除了不服气之外，也还是不服气。但生气和不服气后又能怎么样？毕竟巫统已经“惩罚”了他，你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寄居论”也已告一段落。一个没有句号的段落，给民政党留下永远的伤痛。
未想3个月后，为许子根出口气的竟是一个与他不相关的大人物，当然绝不是民政党党员，而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党员奥巴马，说来也真让人不可思议。许子根的“受辱”与民政的面临打压又关美国什么事？又关奥巴马什么事？偏偏是与奥巴马扯上了关系。
原来今年47岁的奥巴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移民的后裔。他的父亲原是肯尼亚人，来美国留学与白人妇女结婚，生下了奥巴马。奥巴马少时虽也曾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和读过书，但他却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和美国公民。虽然如此，奥巴马在一些人的眼中，也被归类为“寄居者”，因为他是外来移民的儿子。既然是“寄居者”，奥巴马再怎样奋斗，要在白人世界头角峥嵘，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偏偏不信邪的奥巴马，就凭着个人的毅力与过人的智慧，在政坛上先争得一个席位，那就是他在4年前当选伊利诺伊州选区的参议员。
有了这个身份垫背后，奥巴马竟要与“天公试比高”。初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他在2006年宣布要角逐美国总统。结果在2年后，也就是今天创造了奇迹。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在美国化梦成真。在这之前，谁会相信“黑人”可以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的总统？在这之前，谁又会信一位外来移民的“寄居者”的儿子会被美国人接受领导一等一国家？就在没有人会相信下，一个奥巴马改变了世人的眼光。
无可否认的，几百多年前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来了大批的英国人，后来欧洲人也来了，形成一个白人社会，再后来各国的人也都向美国“淘金”来了。久而久之，美国成了外来移民的首选国家。正因为这样，于1774年美国摆脱英殖民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仍没有拒绝外来的移民，但不容易改变“白人的天下”这一局面。
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数年前出版另一本巨著《我是谁》，就道尽美国人种的复杂，彼此的身份都不容易辨认，但除了不同的身世和背景外，凡是公民就只有一种身份──我是美国人，他们只认同的是美国是英国式的西方文化，而不是以英国人为本位的识别。换言之，不以种族区分公民身份。
既然奥巴马是美国人，也就享有相同的权利，即便是肤色黑，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也不影响他在美国争第一把交椅的权利。
这样一来奥巴马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彻底打掉“寄居论”。
第二个效应又是什么呢？那就是选民对“政治王朝”的厌倦。原本奥巴马最大的劲敌也是来自民主党的希拉里。她原先被看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但有一位专栏作家撰文指出美国独立不过234年，如果再选希拉里出任总统的话，那么她很可能担任8年的公职。加上其丈夫克林顿的8年总统生涯，意味着克林顿家族就统治美国16年之久。而往前一推，老布斯担任4年总统，小布斯任8年总统，合共12年。这样一来两个家族在美国的现代史上就占了28年的统治，实在不宜，也太长。也许这是希拉里的最大的致命伤。当然还有其它的理由不在此赘述。
从这说明美国人酷爱民主下，不能接受家族的统治太过长久。
用在马来西亚，也是值得省思的。不论朝野政党，现在都存在家族政治。但尚未形成“政治王朝”，因此有必要从美国选举中看到“政治王朝”之不可取。甚至连马哈迪也公开反对，马来西亚的从政者，也不要存有这种心态。有时候急流勇退是必要的，以求避嫌，尤其是在政坛上，其敏感性非常之高。
反观奥巴马，因为没有这样的政治包袱，轻松上征，也就在后来追上希拉里了。这说明美国人宁可取非种族政治，也不要“政治王朝”。
因此奥巴马的第三个效应就是打破种族政治。虽然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欢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参政，但一向以来是白人主政的局面，非白人是难于争天下的。
举例来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领导的一场黑权运动就是要争取平权。他的名言是希望在未来奴隶的子女与奴隶主的子女是平等在一起为美国而奋斗。未想他的梦（他的成名演讲是“我有一个梦”）在1968年破灭。这一年他被暗杀了，他不容于鼓吹“黑权”。
就这样，美国的种族政治不成文地扣住美国白人之心，许多年来都没有改变，直到千禧年后，我们才看到布斯政府中先后出现两名黑人国务卿，他们是鲍威尔与赖斯。
不过这个高职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大权还是握在总统手里。这就是说，白人一向以来是美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主导者和掌握者，尚轮不到黑人靠民意上台主政。
奥巴马却意外地打败了白人敌手，历史性地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究其因是希拉里的弱点被认为是克林顿政治的延续，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精英。而共和党的麦凯恩虽曾被美国人誉为越战时的英雄（曾在越南被监禁，后光荣回国），也是一位政治高手，但输在年纪过大（72岁）。他想再创里根（也是共和党80年代的总统。当选时已是69岁）的当选历史。无奈美国选民已经年轻化，他们不再相信里根的保守主义足以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他们把经济当成国家头等大事，不再以肤色来判定候选人的优劣；尤其是奥巴马打出“改变”（Change）牌后，吸引了万千的美国年轻选民和妇女的支持。因为他们要的是让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来收拾烂摊子，以打掉布斯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在美国人的眼中，布斯延续了里根的保守主义，让自由经济放任而捅出大漏子，一间间公司排队破产。数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就这样，年纪大的麦凯恩即便占白人选民最多的优势，也不成为首选了。反而认为麦凯恩是保守主义的右派，不如让中间偏左的奥巴马来一个改变。
在以国家利益为重下，美国选民抛开了种族政治，而是用现代眼光来看待政治，扶起了一个黑人总统。
这意味着非种族政治打胜了种族政治。美国人因而欢呼改变的到来，全世界也同样额手称庆，终于看到美国人愿意改变了。
马来西亚在308大选时，也是对种族政治给予巨大的冲击，而非种族政治也首次发挥了威力。奥巴马的胜利，自然加速马来西亚也要改变。副首相纳吉开口说了，他在接手领导后，也要学奥巴马使巫统改变。因为只有改变，才能迎合人民的要求。这是一个正面的回应，显示保守主义政策行不通，也证明不但反对党在追求改变，甚至连执政党也要变。正如纳吉所说，政府若不改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奥巴马产生的效应也同样刺激首相阿都拉，他说，在马来西亚，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人也都可以出任首相。
这话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马来西亚的现实环境，非马来人尚无此念头，也知道“言易行难”。他们不是要争第一把交椅，所要的改变是出现一个平权的社会，让每位马来西亚人，都能拥有相同的权利在这个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再有什么寄居论调发出的怪音。
总而言之，寄居论、种族政治及政治王朝在奥巴马的光芒下，已显得黯然失色和靠边站了。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林良实比孔子更棒？ (天下纵横)
林良实的妙论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认为男人精力过剩往外边发泄是自然的事，只要没有被人发现，也就安然无恙了。
由于他的“大男人论”，也引发“小女人”站出来指他教坏小孩子，并认为他企图合理化出轨论。
我不知道林良实有没有读过孔子的名句，孔子说，他15岁就立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
所谓的不惑在孔子看来是对自己的学识已有自信而坚信不疑，但我们不妨把它也解读成不容易受到诱惑。
尽管这或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我们还是认为一个人到了40岁不受诱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还是生龙活虎的，那有不被诱惑的呢？
既然40岁的精力十分旺盛，而且精力过人，我们也不要强求40岁的男人正经八百，毕竟这与生理的需求不符。
因此孔夫子又这样说了，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到了70从心所欲，不逾矩。照此来看，孔夫子也很懂得科学和人的生理变化。他不是订了70岁才不能越轨吗？以此推理孔夫子的“至理名言”，他只是说40不惑，没有说40不逾矩，唯有到了70岁才要自我约束。
若是按林良实的“语录”，他不需要读懂孔夫子的名言就已掌握人的生理条件。毕竟他是医生，孔夫子不是，因此说他比孔夫子更懂得生理变化，一点也没错。
现在我们争议的不是医生与学者的“高见”有何异同，而是林良实曾做为一个从政者，他的言论已不是医生对病人的谈话，而是一个公共人物对道德的观点，按照他的逻辑，男人若有出轨，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可以平常心来看待。
不幸的是，有人认为，如果是一位公共人物，也就不再享有“免疫”的权利，因此另外的一种声音是不赞同他这样地把政治与道德岔开论。自然对他的言论有弹无赞。在这方面，他也引述东姑的故事来作出间接的驳斥。大意是说，东姑曾问国会议员能否举手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逾矩的，据知当时只有陈志勤一人举手，其它人没有回应。这就是说，大多数男人都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也无需在公共场合表态。这就符合林良实的言论，只要没有被人发现或有证据在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也确实是一条“大道理”。只要没有人能证明你出轨，也就没有过失可言，更不需要举手表清白。一般上，我们都这样子说，男女之间的婚外情事是你知我知和天知，属于“三知”的范畴。只有超过了“三知”，才是触及道德的底线，不然的话，又干卿底事？
但万一超过“三知”，林良实也有一套宽恕论。不必要穷追猛打，再者若当事人已道歉，就应宽容原谅，不要喋喋不休讲个不停。
站在男人的立场，自然希望事情有个了结，不要再没完没了。理由是许多男人都会犯同样的错，或虽有过这样的事发生，讲也讲不完的。
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但若是卫道者“坚持公共人物”有一套道德标准，也就不会苟同“事爆之后，还当着没有这么一回事”。因此总是又拿起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来顶住，那就是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要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转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伟大的理想倒没有几个人可做到。因此对一个从政者有太多的苛求，也真会让人吃不消的。孔子不是说了吗：“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化成白话就成了“大德大节不能超越界限，小德小节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这样的说法也就涉及一个标准，到底男人逾矩是“小德小节”或是“大德大节”呢？似乎又没有一个标准。
正因为这样，林良实也就把“精力过剩论”当成是“小德小节”而非“大德大节”，外界可以适可而止了。
说老实说，如果不涉及公共人物，人们也不需要动辄拿“道德规”来指指点点。由此可见，当公共人士是很辛苦的，至少将因此失去自身的自由，普通人可以做的，政治人物就不能。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政治人物当成“高人一等”，也就有较高的要求。这对从政者来说，未成功已是先把自由典当掉；若是不想失去个人的自由，那就不要成为公共人物。
不过，孔子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面对不如意或不顺兴的事时，最好是忍一忍，所谓百忍成金，只要忍到“炉火纯青”，不必于急出头，让自己成为“脱胎换骨”的人，或者还有机会卷土重来。虽然主动权不操在当事人，而是操在那些主政的人士，但是，谁又能断定没有“柳暗花明”呢？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证人。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记取林良实的忠告：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要让人知道。关键在于公共人物有时是防不胜防，有时是太大意和不小心才撞出大件事，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以为然否？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由于他的“大男人论”，也引发“小女人”站出来指他教坏小孩子，并认为他企图合理化出轨论。
我不知道林良实有没有读过孔子的名句，孔子说，他15岁就立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
所谓的不惑在孔子看来是对自己的学识已有自信而坚信不疑，但我们不妨把它也解读成不容易受到诱惑。
尽管这或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我们还是认为一个人到了40岁不受诱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还是生龙活虎的，那有不被诱惑的呢？
既然40岁的精力十分旺盛，而且精力过人，我们也不要强求40岁的男人正经八百，毕竟这与生理的需求不符。
因此孔夫子又这样说了，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到了70从心所欲，不逾矩。照此来看，孔夫子也很懂得科学和人的生理变化。他不是订了70岁才不能越轨吗？以此推理孔夫子的“至理名言”，他只是说40不惑，没有说40不逾矩，唯有到了70岁才要自我约束。
若是按林良实的“语录”，他不需要读懂孔夫子的名言就已掌握人的生理条件。毕竟他是医生，孔夫子不是，因此说他比孔夫子更懂得生理变化，一点也没错。
现在我们争议的不是医生与学者的“高见”有何异同，而是林良实曾做为一个从政者，他的言论已不是医生对病人的谈话，而是一个公共人物对道德的观点，按照他的逻辑，男人若有出轨，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可以平常心来看待。
不幸的是，有人认为，如果是一位公共人物，也就不再享有“免疫”的权利，因此另外的一种声音是不赞同他这样地把政治与道德岔开论。自然对他的言论有弹无赞。在这方面，他也引述东姑的故事来作出间接的驳斥。大意是说，东姑曾问国会议员能否举手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逾矩的，据知当时只有陈志勤一人举手，其它人没有回应。这就是说，大多数男人都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也无需在公共场合表态。这就符合林良实的言论，只要没有被人发现或有证据在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也确实是一条“大道理”。只要没有人能证明你出轨，也就没有过失可言，更不需要举手表清白。一般上，我们都这样子说，男女之间的婚外情事是你知我知和天知，属于“三知”的范畴。只有超过了“三知”，才是触及道德的底线，不然的话，又干卿底事？
但万一超过“三知”，林良实也有一套宽恕论。不必要穷追猛打，再者若当事人已道歉，就应宽容原谅，不要喋喋不休讲个不停。
站在男人的立场，自然希望事情有个了结，不要再没完没了。理由是许多男人都会犯同样的错，或虽有过这样的事发生，讲也讲不完的。
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但若是卫道者“坚持公共人物”有一套道德标准，也就不会苟同“事爆之后，还当着没有这么一回事”。因此总是又拿起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来顶住，那就是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要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转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伟大的理想倒没有几个人可做到。因此对一个从政者有太多的苛求，也真会让人吃不消的。孔子不是说了吗：“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化成白话就成了“大德大节不能超越界限，小德小节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这样的说法也就涉及一个标准，到底男人逾矩是“小德小节”或是“大德大节”呢？似乎又没有一个标准。
正因为这样，林良实也就把“精力过剩论”当成是“小德小节”而非“大德大节”，外界可以适可而止了。
说老实说，如果不涉及公共人物，人们也不需要动辄拿“道德规”来指指点点。由此可见，当公共人士是很辛苦的，至少将因此失去自身的自由，普通人可以做的，政治人物就不能。因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政治人物当成“高人一等”，也就有较高的要求。这对从政者来说，未成功已是先把自由典当掉；若是不想失去个人的自由，那就不要成为公共人物。
不过，孔子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面对不如意或不顺兴的事时，最好是忍一忍，所谓百忍成金，只要忍到“炉火纯青”，不必于急出头，让自己成为“脱胎换骨”的人，或者还有机会卷土重来。虽然主动权不操在当事人，而是操在那些主政的人士，但是，谁又能断定没有“柳暗花明”呢？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证人。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记取林良实的忠告：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要让人知道。关键在于公共人物有时是防不胜防，有时是太大意和不小心才撞出大件事，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以为然否？
（原载于2008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 第402期）
15.11.08
翁诗杰出怪招打马青牌 （跃马扬鞭）
马华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宣布了一个“马青团队”的新阵容，看来具有“破旧立新”的感觉，显示了他有“改头换面“的决心，但也意味着他准备面对一场可能发生的派党斗争。
从第一方面来讲，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的第二位马青总团长坐上总会长高位的人。李三春于1963年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当选马青总团长。在他强势领导下，马青发展成一个冲锋型的队伍，造就他在1974年接下陈修信的班而成为马华总会长。他留下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历史（1982年移师芙蓉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854张多数票取胜），而突然在1983年“离党出走”，又是留下一个谜团。翁诗杰则在1999年以下议院副议长的身份在马青总团长一役中脱颖而出。虽然及后成为副部长，但政途并不平坦；尤其是在2001年因收购报业争议在马青代表大会爆发了“武斗事件”，给他带来极大的困扰，差点被结束政治生命。直到2003年林良实下台，黄家定上台才平息所谓“803”的黑色事件，政途转危为安。这两人一前一后的在马青崛起而在马华党中央“君临天下”，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两人的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他会不会成为李三春第二，尚言之过早。
例如，李三春在1973年先杀退有意争龙头老大的林敬益，并于1979年杀下与他争老大的曾永森，但放过争老二的何文翰。虽然如此，得势不饶人的李三春决意不让曾永森出任中委，要他辞部长职；也让何文翰坐冷凳板，无所事事，被当成透明人。最后何文翰只得黯然退出政坛。
同样的翁诗杰在2003年扫除林良实意图拿他来祭旗的威胁后，也在2008年的党选中击败蔡锐明才稳坐钓鱼台。他当然不会委任蔡锐明出任中委，也没有委任其副手蔡细历出任何重要职位。手法接近李三春。
不过翁诗杰比李三春有更大的突破，他破例地重用马青班底的人马担任重要职位。如廖中莱继掌槟州、魏家祥掌马六甲、陆垠佑任副总秘书、姚伟豪为组织秘书及三名马青干部颜丰守、马汉顺及陈显裕进入中委，而他本身兼任柔佛主席，正说明了“马青团队”已形成马华的核心，这在马华党史上是第一次，也展现了翁诗杰的作风与众不同。我们不知道翁诗杰这样做是否从胡锦涛那里吸取灵感？因为后者在2003年出任国家主席后，就大批地提拔“共青团员”登上政治高位。
比较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对总秘书的委任，竟是来自登嘉楼州的黑马王茀明（上议院副主席），取代了原先实力雄厚的黄家泉。一向低调的王茀明能拔地而起，一夜之间坐上第三把交椅，表面上看来是折衷派人物，既不“得罪”蔡派，也非向黄家定“报恩”，实则是翁派的人马，其中的吊诡，只有翁诗杰明瞭自己的“政治用心”。因为这意味着连中委也不是，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的黄家泉的政途已亮起红灯，确是黄家兄弟始料未及。
在这种情形下，翁诗杰的团队是自成一格的，它被人认为反映了下列几个现象：①黄氏兄弟在308大选及1018党选后被连根拔起；②蔡细历及其人马被边缘化；③林良实的剩余势力被削掉及 ④元老派势力式微。这会不会引起反弹，倒是当下马华党员所关注的大课题。
如果我们分析翁诗杰的从政历程，不难发现他是一位靠自身努力起家的从政者。1981年他参加马华公会，1986年担任李金狮的政治秘书，1989年的一场补选胜出，奠定他的青云路，但也在后来又靠自己的实力杀出一条血路。因此他在党内没有把自己明显标签属哪个派系，独行侠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了。以这样的从政路和性格来看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也就可以理解个中因由了。
当然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翁诗杰要在党内头角峥嵘，也还真是不容易。正因为政治变幻无穷，给这位少年得志的从政者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被当权派鉴定为会长的接班人。在这方面，黄家定推波助澜的部署，陈广才的私下祝福也给翁诗杰开了方便之门。虽然在所谓大恩不言谢下，翁诗杰可以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但就不知道此刻的黄家定有何感想？也不知道这么苦斗胜来不易的蔡细历是怎么想？对此，翁诗杰总是要面对的。
不论他们这么想，最重要的诗翁诗杰怎么样来应对巫统的新团队和如何改变巫统的政治独大心态？这也是华社所要知道的：马华下一步怎样走？
刊于2008年11月14日 《南洋商报》
从第一方面来讲，他是继李三春之后的第二位马青总团长坐上总会长高位的人。李三春于1963年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当选马青总团长。在他强势领导下，马青发展成一个冲锋型的队伍，造就他在1974年接下陈修信的班而成为马华总会长。他留下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历史（1982年移师芙蓉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854张多数票取胜），而突然在1983年“离党出走”，又是留下一个谜团。翁诗杰则在1999年以下议院副议长的身份在马青总团长一役中脱颖而出。虽然及后成为副部长，但政途并不平坦；尤其是在2001年因收购报业争议在马青代表大会爆发了“武斗事件”，给他带来极大的困扰，差点被结束政治生命。直到2003年林良实下台，黄家定上台才平息所谓“803”的黑色事件，政途转危为安。这两人一前一后的在马青崛起而在马华党中央“君临天下”，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两人的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他会不会成为李三春第二，尚言之过早。
例如，李三春在1973年先杀退有意争龙头老大的林敬益，并于1979年杀下与他争老大的曾永森，但放过争老二的何文翰。虽然如此，得势不饶人的李三春决意不让曾永森出任中委，要他辞部长职；也让何文翰坐冷凳板，无所事事，被当成透明人。最后何文翰只得黯然退出政坛。
同样的翁诗杰在2003年扫除林良实意图拿他来祭旗的威胁后，也在2008年的党选中击败蔡锐明才稳坐钓鱼台。他当然不会委任蔡锐明出任中委，也没有委任其副手蔡细历出任何重要职位。手法接近李三春。
不过翁诗杰比李三春有更大的突破，他破例地重用马青班底的人马担任重要职位。如廖中莱继掌槟州、魏家祥掌马六甲、陆垠佑任副总秘书、姚伟豪为组织秘书及三名马青干部颜丰守、马汉顺及陈显裕进入中委，而他本身兼任柔佛主席，正说明了“马青团队”已形成马华的核心，这在马华党史上是第一次，也展现了翁诗杰的作风与众不同。我们不知道翁诗杰这样做是否从胡锦涛那里吸取灵感？因为后者在2003年出任国家主席后，就大批地提拔“共青团员”登上政治高位。
比较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对总秘书的委任，竟是来自登嘉楼州的黑马王茀明（上议院副主席），取代了原先实力雄厚的黄家泉。一向低调的王茀明能拔地而起，一夜之间坐上第三把交椅，表面上看来是折衷派人物，既不“得罪”蔡派，也非向黄家定“报恩”，实则是翁派的人马，其中的吊诡，只有翁诗杰明瞭自己的“政治用心”。因为这意味着连中委也不是，又失去霹雳联委会主席的黄家泉的政途已亮起红灯，确是黄家兄弟始料未及。
在这种情形下，翁诗杰的团队是自成一格的，它被人认为反映了下列几个现象：①黄氏兄弟在308大选及1018党选后被连根拔起；②蔡细历及其人马被边缘化；③林良实的剩余势力被削掉及 ④元老派势力式微。这会不会引起反弹，倒是当下马华党员所关注的大课题。
如果我们分析翁诗杰的从政历程，不难发现他是一位靠自身努力起家的从政者。1981年他参加马华公会，1986年担任李金狮的政治秘书，1989年的一场补选胜出，奠定他的青云路，但也在后来又靠自己的实力杀出一条血路。因此他在党内没有把自己明显标签属哪个派系，独行侠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了。以这样的从政路和性格来看翁诗杰的不按牌理打牌，也就可以理解个中因由了。
当然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翁诗杰要在党内头角峥嵘，也还真是不容易。正因为政治变幻无穷，给这位少年得志的从政者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被当权派鉴定为会长的接班人。在这方面，黄家定推波助澜的部署，陈广才的私下祝福也给翁诗杰开了方便之门。虽然在所谓大恩不言谢下，翁诗杰可以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但就不知道此刻的黄家定有何感想？也不知道这么苦斗胜来不易的蔡细历是怎么想？对此，翁诗杰总是要面对的。
不论他们这么想，最重要的诗翁诗杰怎么样来应对巫统的新团队和如何改变巫统的政治独大心态？这也是华社所要知道的：马华下一步怎样走？
刊于2008年11月14日 《南洋商报》
11.11.08
从吴清德到谢宽泰 (跃马扬鞭)
民政党这一路走来，有两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他们的际遇不但相似，而且也因为改写不了槟州的历史，反而被历史改写他们的命运。
第一个人是吴清德，是位饱学之士，哈佛的博士，原在马大执教。1969年民政党上台执政后，他成为被林苍佑拉拢的高级知识份子，因此1974年在高渊国席旗开得胜，从此揭开他的顚波起伏的政治生涯。
第二个人是谢宽泰，在理大毕业后，考取曼谷大学的硕士，专业城市设计，与吴清德一样，英文教育出身。1990年许子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成为许子根的特别助理，开始他的政治历程。这两位面貌有些相似的书生问政，虽在不同的年代出人头地，但却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吊诡的是，他们的经历有不期而遇的巧合。
吴清德成了林苍佑的爱将的同时，梁棋祥也是他的爱将之一（他与林敬益等人于1973年马华党争后加入民政党）。约在1976年当红的年代，吴清德与梁棋祥成了民政在中央的副部长。1978年大选后，林苍佑提拔梁棋祥出任中央部长，吴清德仍任副部长，意味着他与林苍佑的关系有了变化。
1980年民政党选，林苍佑推荐梁棋祥接班，后来折衷下林敬益胜出，梁棋祥出任老二，原本总秘书这第三把交椅是归吴清德的，但林苍佑推出郑耀林（行政议员）搁路，以致吴清德落空了。
这促使吴清德决心要在1982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以期有朝一日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但又被林苍佑弹回去，仍在国会参选。
于是吴清德在1984年的党选豁了出去。成为曾永森的队伍，分别攻打主席及署理主席，结果败落。他没有受到党的排挤，还是得到林敬益的照顾，得以在1986年保住高渊国席。但是不甘失败的他于1987年党选，竟攻打主席职，他的合作伙伴许岳金则攻打总秘书（此职在后来才改为委任的），同样不敌林敬益阵容。宽宏大量的林敬益不仅没排斥他，更在1990年大选安排他攻打州席。看来有望成为林苍佑接班人。
林苍佑不幸在这一年马失前蹄，但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不是吴清德而是许子根，他只好屈就担任槟州行政议员。1995年大选他又回到国会参选，再次被林敬益推举为中央副部长。
吴清德显然不认命（二奶命）。既然中央高职他难以染指，因此他在1999年的槟州民政党选，选择直打槟州主席对垒许子根。在他看来这是最后一击。胜了就可凭此党职在大选时问鼎首席部长职，不料又告次失手。而在1999年的大选被除名，首席部长梦碎。及后他退出民政党，从此消失于政坛。
谢宽泰显然是无意中穿上吴清德的鞋，竟走上同一条不归路。他在1995年首次参加大选，在升旗山国会首仗告捷，刷白了升旗山是国阵的“黑区”，他于是脱离许子根走向中央。不容否认的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都限于与许子根维持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1999年的大选，他面对林吉祥的挑战，使他的政运亮起红灯。在哀兵上阵下，他出乎预料地打了胜仗。从此也就党政两得意，在党的地位扶摇直上，从副总秘书跃上总秘书，同时也被党推荐出任政务次长。
2004年他再次蝉联升旗山国席，官位更上一层楼，先是出任副国安部长，后改任副新闻部长。至此他已经和早期的吴清德一样，属于“二奶级”人物。
不知为何，谢宽泰在人气急升的年代没有在2005年的党选攻打党副主席，反而让后来居上的丁福南以最高票当选，而他继续担任被委的总秘书。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在排名上，副主席总是在总秘书之上；也导致2008年大选前对首席部长的争夺战也引爆了。许子根是比较嘱意丁福南成为接班人，但谢宽泰也当仁不让要争取出线。因为这样，2008年大选前，首席部长人选宣告“难产”。最后谢宽泰仍打回国席，才确定他与首席部长无缘。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吴清德的遭遇没有两样。
据料308的大选，民政断送了经营了39年的江山。尽管如此，民政只是下沉而不是消失，谢宽泰也就在今年10月的槟州党选中，依吴清德那一招，退而求其次打州主席，放眼将来夺回政权而有望实现美梦。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谢宽泰的政运与吴清德一样，又是过不了关。
现在的他虽是党中央及州副主席，但气势大不如前，我们不知道谢宽泰的下一棋怎么走？
无论如何，从吴清德到谢宽泰，印证了政治不随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的现实也不是主观改变得了的。时也命也？一时也说不清楚，他们似乎成了民政的“难兄难弟”。
刊于2008年11月10日 《南洋商报》
第一个人是吴清德，是位饱学之士，哈佛的博士，原在马大执教。1969年民政党上台执政后，他成为被林苍佑拉拢的高级知识份子，因此1974年在高渊国席旗开得胜，从此揭开他的顚波起伏的政治生涯。
第二个人是谢宽泰，在理大毕业后，考取曼谷大学的硕士，专业城市设计，与吴清德一样，英文教育出身。1990年许子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成为许子根的特别助理，开始他的政治历程。这两位面貌有些相似的书生问政，虽在不同的年代出人头地，但却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吊诡的是，他们的经历有不期而遇的巧合。
吴清德成了林苍佑的爱将的同时，梁棋祥也是他的爱将之一（他与林敬益等人于1973年马华党争后加入民政党）。约在1976年当红的年代，吴清德与梁棋祥成了民政在中央的副部长。1978年大选后，林苍佑提拔梁棋祥出任中央部长，吴清德仍任副部长，意味着他与林苍佑的关系有了变化。
1980年民政党选，林苍佑推荐梁棋祥接班，后来折衷下林敬益胜出，梁棋祥出任老二，原本总秘书这第三把交椅是归吴清德的，但林苍佑推出郑耀林（行政议员）搁路，以致吴清德落空了。
这促使吴清德决心要在1982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以期有朝一日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但又被林苍佑弹回去，仍在国会参选。
于是吴清德在1984年的党选豁了出去。成为曾永森的队伍，分别攻打主席及署理主席，结果败落。他没有受到党的排挤，还是得到林敬益的照顾，得以在1986年保住高渊国席。但是不甘失败的他于1987年党选，竟攻打主席职，他的合作伙伴许岳金则攻打总秘书（此职在后来才改为委任的），同样不敌林敬益阵容。宽宏大量的林敬益不仅没排斥他，更在1990年大选安排他攻打州席。看来有望成为林苍佑接班人。
林苍佑不幸在这一年马失前蹄，但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不是吴清德而是许子根，他只好屈就担任槟州行政议员。1995年大选他又回到国会参选，再次被林敬益推举为中央副部长。
吴清德显然不认命（二奶命）。既然中央高职他难以染指，因此他在1999年的槟州民政党选，选择直打槟州主席对垒许子根。在他看来这是最后一击。胜了就可凭此党职在大选时问鼎首席部长职，不料又告次失手。而在1999年的大选被除名，首席部长梦碎。及后他退出民政党，从此消失于政坛。
谢宽泰显然是无意中穿上吴清德的鞋，竟走上同一条不归路。他在1995年首次参加大选，在升旗山国会首仗告捷，刷白了升旗山是国阵的“黑区”，他于是脱离许子根走向中央。不容否认的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都限于与许子根维持工作上的伙伴关系。
1999年的大选，他面对林吉祥的挑战，使他的政运亮起红灯。在哀兵上阵下，他出乎预料地打了胜仗。从此也就党政两得意，在党的地位扶摇直上，从副总秘书跃上总秘书，同时也被党推荐出任政务次长。
2004年他再次蝉联升旗山国席，官位更上一层楼，先是出任副国安部长，后改任副新闻部长。至此他已经和早期的吴清德一样，属于“二奶级”人物。
不知为何，谢宽泰在人气急升的年代没有在2005年的党选攻打党副主席，反而让后来居上的丁福南以最高票当选，而他继续担任被委的总秘书。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在排名上，副主席总是在总秘书之上；也导致2008年大选前对首席部长的争夺战也引爆了。许子根是比较嘱意丁福南成为接班人，但谢宽泰也当仁不让要争取出线。因为这样，2008年大选前，首席部长人选宣告“难产”。最后谢宽泰仍打回国席，才确定他与首席部长无缘。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吴清德的遭遇没有两样。
据料308的大选，民政断送了经营了39年的江山。尽管如此，民政只是下沉而不是消失，谢宽泰也就在今年10月的槟州党选中，依吴清德那一招，退而求其次打州主席，放眼将来夺回政权而有望实现美梦。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谢宽泰的政运与吴清德一样，又是过不了关。
现在的他虽是党中央及州副主席，但气势大不如前，我们不知道谢宽泰的下一棋怎么走？
无论如何，从吴清德到谢宽泰，印证了政治不随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的现实也不是主观改变得了的。时也命也？一时也说不清楚，他们似乎成了民政的“难兄难弟”。
刊于2008年11月10日 《南洋商报》
林冠英新团队露玄机 章瑛罗兴强“被杀出局”
谢诗坚评析
正如我在上期所提到的，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是因为“人无近忧”，所以不必亲临主政，但“未必没有远虑”，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经过11月2日槟州行动党改选的结果后，却把他的远虑提前移动。
原本行动党槟州分部的改选也不为人在意，并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大改变，但现在看来，它已为行动党在槟州的执政提供了警示，因为长期以来在槟州行动党居领导地位的章瑛竟告落马；而贵为槟州秘书的罗兴强也在阴沟里翻船，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主流派要在党内洗牌抑或是党代表们要借党选出一口气？
我们不怀疑新出炉的槟州阵容是林冠英的新团队，也反映出他仍然能“君临天下”控制局面。从当选者的名单来看，除了曹观友是中央级领袖外，其余都是州级领袖。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的团队是林冠英与曹观友连手打造而成的，显示了本土派与林冠英结合而形成一个以林冠英为核心的队伍，但间中也带出曹观友的实力派是不容低估的。
但为什么一向以来对林吉祥“忠心耿耿”的章瑛会被杀出局呢？这与308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章瑛是在1991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先是在党内任职，担任执行秘书之类的工作。1995年大选时来运转，他被党派去攻打峇都兰章州议员。结果这一年行动党在州议席上演滑铁卢，只章瑛一人中选州议员，她开始了孤军作战的旅程，由于旗开得胜，她很快被党倚重，进入中央。1999年大选，她改换跑道，在大山脚另辟战场，又是让她拿下此席，他成了行动党的红人，在党内也人气急升地成为党副秘书长，接着又成为全国妇女组主席。在2004年及2008年她又再蝉联大山脚国会议员。
虽然她之后未能如愿再当上州议员，但身为反对党也没有大碍，她依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到处跑动。当然她也有遗憾，原本在2008年的大选，她是被委派兼打北赖州议席的，但临阵不得不让出给拉玛沙美，因为攻打峇都加湾国席的拉玛当知悉会面对许子根对垒后，党唯有要求章瑛做出牺牲。就这样拉玛三美在大选胜利后有幸出任第二副首席部长。章瑛则与州议席擦身而过。
如果章瑛也是州议员的话，那么308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肯定有章瑛的份成为州行政议员，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据说是章瑛在当时极力推荐王国慧出任州行政议员，显示党重视女权，不然没有妇女在州政府内，是一大缺陷。她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后，又传出由于行政议席不够分配，也使得彭文宝有所不服。因他也是三届州议员。不应无缘入选。
根据所知，行动党当时在争7名州行政议员，又担心可能只有6个，算来算去又似乎僧多粥少。最后行动党以7个州行政议员再加一个首席部长，成为最大的赢家，也就使政务的分配各安其位，彭文宝也得偿心愿。
尽管彭文宝与林峰成双双入阁，但早前的龃龉，已使一些人对章瑛有意见。
还有在大选前对候选人的议席分配，章瑛也为王国慧争得一席（王国慧来自双溪大年，其父亲王绍雄早年是民政党吉打州议员），使到原本有意上阵的准候选人陈楷宗也找不到议席，这也为章瑛种下祸根。消息这么说，大山脚的余万祥早年是支持章瑛出征大山脚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来起了变化，以致章瑛在大山脚的党内“树敌”。因而在今年7月的大山脚区联委会改选上，把章瑛从主席位上拉下。由那一个刻开始，形势已对章瑛不妙，但不信邪的她依然相信党会重视她的贡献。果然她在8月的中央改选中，安然无恙地过关，且继续担任原职。这意味着她在党中央的地位不变，丢了大山脚的区会主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真没想到，在11月的槟州改选会议上她会再次翻船，原本担任署理主席的她，决定在这次的改选中捍卫党职，她与曹观友是参加州选的仅有的两名中委。较早前林冠英等人已宣布退选。也有消息说，党内在选前有人建议党中委不要参加州选，给机会较年轻的一代。但此议仅是讲讲，毕竟曹观友与章瑛任主席与署理主席多年，对领导308大选没有大功也有苦功。而且大选胜利不久，不宜更换领导层。就这样，他们两人在提名册中。
曹观友是在2000年接任槟州主席的，他一路来给人的形象是好好先生，不是争议性人物。因此他的过关是预料中事，如今又重任槟州主席，也是预料中事。
反之章瑛则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在大选前或大选后被认为“得罪”一些人，所以这次要借州选再杀她一个人翻马仰（早前已传出她的选情告急）。她的落选固然可以让那些要“教训”她的人“额手称庆”，但也预伏一些未可见的“矛盾激化”。目前尚看不出会有什么后果，日后则不得而知。她的两度受到“伤害”也反映出她在党内已面对阻力，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这么容易了。
另外一位罗兴强，目前是州行政议员，他是在1999年取代章瑛的州议席成为州议员，也是一人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他的表现尚算称职，为行动党留下一盏灯。
2004年大选，他不幸落马。但他借党职继续服务，其文告与记者会并不亚于州议员。也正是在这个失落的时刻，他当上州秘书，让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党内消息说，罗兴强自从担任州行政议员后，就疏于党务，也与党员的联系大为减少火了。还有党内也有人对他主管州旅游事务的表现有意见，也就借这次州选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真的“动了真格”，相信罗兴强也是始料未及。这与较早前还有人预测他是未来的州新领导人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罗兴强本身也弄不明白。抑有进者，在州选后的委任职上，他也榜上无名，这对罗兴强今后的官运有何影响，一时也看不出来。目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王国慧是没有党职的州行政议员。
我们不知道章瑛与罗兴强这一对“难姐难弟”未来的政途如何，但我们知知道这对槟州行动党来说，是变化的开始。在外界人看来，露玄机也有迷思，自然会有诸多猜测和猜想：是不是过了头？“教训”变成“人头落地”？
究竟这变化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州委名单中窥见一二。卡巴星的公子佳日星及另3位印裔都当选州委，马来代表朱基菲也当选，余者10人是华裔党员。这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林慧英（冠英之妹）当上副主席，而新科议员郭庭恺当上秘书取代罗兴强。章瑛的署理主席被林峰成取代。行动党元老陈尔奕（前州议员）的公子陈翰威出任槟州财政。与世无争的郑雨舟也高票当选。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名列榜内；与章瑛有“牙齿印”的彭文宝有幸过关。
这之中的吊诡是郭庭恺的突然冒起。原本在当选州议员后保持低调的他，为何会一炮而红？其中奥妙，日后才能见端倪。
至于受委的州委，有落选的陈宗兴、刘敬亿及克利斯南，退选的林冠英特别助理魏祥敬（他们说他是党内的活字典，已取考法律学位，尚待取得执业证）及曹观友的爱将郑来兴。一共20人组成了一个没有林冠英在内的林冠英团队，正是符合当权派的心意，也是一个平衡的阵容。但值得重视的是：“本土派”在这次改选中虽然以林冠英马首是瞻，但他们的实力也得到强化。这些人对天将天兵尚有未能消化的感受，需要一些时日调和。这就要看林冠英的功夫了。除此之外，林冠英也要融入“本土派”之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然日后又会衍生问题。
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次州选是“政治地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小地震”。两员大将的跌马看来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党要如何修补造成的“隙缝”也是林冠英不得不考量的。
既然选举已过，尘埃落定，争议已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在壮大阵容的党（肯定有更多党员更多支部区部的出现），今后如何将新与旧，年青与元老揉合在一起而各安其位成为行动党的一个新的考验。
由于行动党已是槟州政府，因此新的州委更是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的不仅是党的希望，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这个双重的重大责任，就由这一届的州委来承担和表现了。他们能不负众望吗？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新届槟州民主行动党州联委会名单：
主席：曹观友 署理主席：林峰成
副主席：林慧英、佳日星
秘书：郭廷恺 副秘书：杨顺兴
财政：陈翰威
政治教育主任：黄汉伟
组织秘书：郑雨周 副组织秘书：哈敏达星、陈宗兴
宣传秘书：黄伟益
票选州委：彭文宝、雷尔、丹那斯佳南、朱基菲
受委州委：陈宗兴、刘敬亿、郑来兴、克利斯南、魏祥敬
议长为苏建祥
当选的15名州委：
佳日星 173票
郑雨周 159票
曹观友 154票
雷尔 152票
林峰成 130票
陈翰威 130票
郭廷恺 126票
黄伟益 125票 ●
哈敏达星 117票
林慧英 110票
朱基菲 109票
杨顺兴 106票
黄汉伟 104票
彭文宝 100票
丹那斯佳南 98票
落选候选人及所得票数
赵善辉 94票
刘敬亿 89票 ●
罗兴强 89票
章瑛 88票
尼杰 60票 ●
克利斯南 55票
郑福荣 53票 ●
温维安 46票 ●
吴婉银 46票 ●
陈秋平 44票 ●
张艾淋 41票 ●
黄水明 41票 ●
蔡义胜 40票 ●
古南巴兰 40票 ●
陈宗兴 39票
蔡义达 38票 ●
魏祥敬 36票
陈楷宗 8票 ●
● 为首次参加竞选的新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正如我在上期所提到的，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是因为“人无近忧”，所以不必亲临主政，但“未必没有远虑”，因为政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经过11月2日槟州行动党改选的结果后，却把他的远虑提前移动。
原本行动党槟州分部的改选也不为人在意，并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大改变，但现在看来，它已为行动党在槟州的执政提供了警示，因为长期以来在槟州行动党居领导地位的章瑛竟告落马；而贵为槟州秘书的罗兴强也在阴沟里翻船，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主流派要在党内洗牌抑或是党代表们要借党选出一口气？
我们不怀疑新出炉的槟州阵容是林冠英的新团队，也反映出他仍然能“君临天下”控制局面。从当选者的名单来看，除了曹观友是中央级领袖外，其余都是州级领袖。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新的团队是林冠英与曹观友连手打造而成的，显示了本土派与林冠英结合而形成一个以林冠英为核心的队伍，但间中也带出曹观友的实力派是不容低估的。
但为什么一向以来对林吉祥“忠心耿耿”的章瑛会被杀出局呢？这与308大选有直接的关系。
章瑛是在1991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先是在党内任职，担任执行秘书之类的工作。1995年大选时来运转，他被党派去攻打峇都兰章州议员。结果这一年行动党在州议席上演滑铁卢，只章瑛一人中选州议员，她开始了孤军作战的旅程，由于旗开得胜，她很快被党倚重，进入中央。1999年大选，她改换跑道，在大山脚另辟战场，又是让她拿下此席，他成了行动党的红人，在党内也人气急升地成为党副秘书长，接着又成为全国妇女组主席。在2004年及2008年她又再蝉联大山脚国会议员。
虽然她之后未能如愿再当上州议员，但身为反对党也没有大碍，她依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到处跑动。当然她也有遗憾，原本在2008年的大选，她是被委派兼打北赖州议席的，但临阵不得不让出给拉玛沙美，因为攻打峇都加湾国席的拉玛当知悉会面对许子根对垒后，党唯有要求章瑛做出牺牲。就这样拉玛三美在大选胜利后有幸出任第二副首席部长。章瑛则与州议席擦身而过。
如果章瑛也是州议员的话，那么308大选后组成的新政府，肯定有章瑛的份成为州行政议员，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据说是章瑛在当时极力推荐王国慧出任州行政议员，显示党重视女权，不然没有妇女在州政府内，是一大缺陷。她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后，又传出由于行政议席不够分配，也使得彭文宝有所不服。因他也是三届州议员。不应无缘入选。
根据所知，行动党当时在争7名州行政议员，又担心可能只有6个，算来算去又似乎僧多粥少。最后行动党以7个州行政议员再加一个首席部长，成为最大的赢家，也就使政务的分配各安其位，彭文宝也得偿心愿。
尽管彭文宝与林峰成双双入阁，但早前的龃龉，已使一些人对章瑛有意见。
还有在大选前对候选人的议席分配，章瑛也为王国慧争得一席（王国慧来自双溪大年，其父亲王绍雄早年是民政党吉打州议员），使到原本有意上阵的准候选人陈楷宗也找不到议席，这也为章瑛种下祸根。消息这么说，大山脚的余万祥早年是支持章瑛出征大山脚的。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来起了变化，以致章瑛在大山脚的党内“树敌”。因而在今年7月的大山脚区联委会改选上，把章瑛从主席位上拉下。由那一个刻开始，形势已对章瑛不妙，但不信邪的她依然相信党会重视她的贡献。果然她在8月的中央改选中，安然无恙地过关，且继续担任原职。这意味着她在党中央的地位不变，丢了大山脚的区会主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真没想到，在11月的槟州改选会议上她会再次翻船，原本担任署理主席的她，决定在这次的改选中捍卫党职，她与曹观友是参加州选的仅有的两名中委。较早前林冠英等人已宣布退选。也有消息说，党内在选前有人建议党中委不要参加州选，给机会较年轻的一代。但此议仅是讲讲，毕竟曹观友与章瑛任主席与署理主席多年，对领导308大选没有大功也有苦功。而且大选胜利不久，不宜更换领导层。就这样，他们两人在提名册中。
曹观友是在2000年接任槟州主席的，他一路来给人的形象是好好先生，不是争议性人物。因此他的过关是预料中事，如今又重任槟州主席，也是预料中事。
反之章瑛则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在大选前或大选后被认为“得罪”一些人，所以这次要借州选再杀她一个人翻马仰（早前已传出她的选情告急）。她的落选固然可以让那些要“教训”她的人“额手称庆”，但也预伏一些未可见的“矛盾激化”。目前尚看不出会有什么后果，日后则不得而知。她的两度受到“伤害”也反映出她在党内已面对阻力，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这么容易了。
另外一位罗兴强，目前是州行政议员，他是在1999年取代章瑛的州议席成为州议员，也是一人在州议会内“独战群雄”。他的表现尚算称职，为行动党留下一盏灯。
2004年大选，他不幸落马。但他借党职继续服务，其文告与记者会并不亚于州议员。也正是在这个失落的时刻，他当上州秘书，让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不过党内消息说，罗兴强自从担任州行政议员后，就疏于党务，也与党员的联系大为减少火了。还有党内也有人对他主管州旅游事务的表现有意见，也就借这次州选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真的“动了真格”，相信罗兴强也是始料未及。这与较早前还有人预测他是未来的州新领导人大相径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罗兴强本身也弄不明白。抑有进者，在州选后的委任职上，他也榜上无名，这对罗兴强今后的官运有何影响，一时也看不出来。目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王国慧是没有党职的州行政议员。
我们不知道章瑛与罗兴强这一对“难姐难弟”未来的政途如何，但我们知知道这对槟州行动党来说，是变化的开始。在外界人看来，露玄机也有迷思，自然会有诸多猜测和猜想：是不是过了头？“教训”变成“人头落地”？
究竟这变化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州委名单中窥见一二。卡巴星的公子佳日星及另3位印裔都当选州委，马来代表朱基菲也当选，余者10人是华裔党员。这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林慧英（冠英之妹）当上副主席，而新科议员郭庭恺当上秘书取代罗兴强。章瑛的署理主席被林峰成取代。行动党元老陈尔奕（前州议员）的公子陈翰威出任槟州财政。与世无争的郑雨舟也高票当选。林冠英的政治秘书黄伟益名列榜内；与章瑛有“牙齿印”的彭文宝有幸过关。
这之中的吊诡是郭庭恺的突然冒起。原本在当选州议员后保持低调的他，为何会一炮而红？其中奥妙，日后才能见端倪。
至于受委的州委，有落选的陈宗兴、刘敬亿及克利斯南，退选的林冠英特别助理魏祥敬（他们说他是党内的活字典，已取考法律学位，尚待取得执业证）及曹观友的爱将郑来兴。一共20人组成了一个没有林冠英在内的林冠英团队，正是符合当权派的心意，也是一个平衡的阵容。但值得重视的是：“本土派”在这次改选中虽然以林冠英马首是瞻，但他们的实力也得到强化。这些人对天将天兵尚有未能消化的感受，需要一些时日调和。这就要看林冠英的功夫了。除此之外，林冠英也要融入“本土派”之内，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然日后又会衍生问题。
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次州选是“政治地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小地震”。两员大将的跌马看来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党要如何修补造成的“隙缝”也是林冠英不得不考量的。
既然选举已过，尘埃落定，争议已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个在壮大阵容的党（肯定有更多党员更多支部区部的出现），今后如何将新与旧，年青与元老揉合在一起而各安其位成为行动党的一个新的考验。
由于行动党已是槟州政府，因此新的州委更是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的不仅是党的希望，也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这个双重的重大责任，就由这一届的州委来承担和表现了。他们能不负众望吗？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新届槟州民主行动党州联委会名单：
主席：曹观友 署理主席：林峰成
副主席：林慧英、佳日星
秘书：郭廷恺 副秘书：杨顺兴
财政：陈翰威
政治教育主任：黄汉伟
组织秘书：郑雨周 副组织秘书：哈敏达星、陈宗兴
宣传秘书：黄伟益
票选州委：彭文宝、雷尔、丹那斯佳南、朱基菲
受委州委：陈宗兴、刘敬亿、郑来兴、克利斯南、魏祥敬
议长为苏建祥
当选的15名州委：
佳日星 173票
郑雨周 159票
曹观友 154票
雷尔 152票
林峰成 130票
陈翰威 130票
郭廷恺 126票
黄伟益 125票 ●
哈敏达星 117票
林慧英 110票
朱基菲 109票
杨顺兴 106票
黄汉伟 104票
彭文宝 100票
丹那斯佳南 98票
落选候选人及所得票数
赵善辉 94票
刘敬亿 89票 ●
罗兴强 89票
章瑛 88票
尼杰 60票 ●
克利斯南 55票
郑福荣 53票 ●
温维安 46票 ●
吴婉银 46票 ●
陈秋平 44票 ●
张艾淋 41票 ●
黄水明 41票 ●
蔡义胜 40票 ●
古南巴兰 40票 ●
陈宗兴 39票
蔡义达 38票 ●
魏祥敬 36票
陈楷宗 8票 ●
● 为首次参加竞选的新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走进历史隧道 （天下纵横）
10月26日我参加了21世纪联谊会等团体在槟城举行的前马共图片展览会及座谈会，我走进了历史隧道。
讲座会由李其木（方山）主持，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前任及现任21世纪联谊会会长梁广和与蔡建福。他们把在座的听众拉到60年前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血和泪，爱与恨。
蔡建福主要讲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前马共的公开活动。他有提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共已下山公开活动。当时英军准备卷土重来，而日本投降军约有9万名尚未撤走，马共则有1万2千名的战斗员。日本在马的军方有提及“协助马共抵御英军重临马来亚”，但不被马共所接受。
马共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日蝗军视马共为第一号敌人，也在日治时期对华人大开杀戒，罄竹难书。面对这样的一个穷凶恶煞的敌人，谁敢相信他们是“真心帮马共打英军”？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信，断然拒绝是意料中事。
再者，当时马共的头子莱特是尚未被揭发的大特务（除了是日本潜在马共的特务外，也是英方的特务），当然也不会有此想法，而是认为与英国合作说不定会受到更大的好处。就这样日军枉做小人，英军也就顺利登陆了，并和莱特达成“和平相处”的商议。
英军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马共缴械。于是在1946年正月有一个庞大的仪式见证6000名马共战士复原，重投社会；另有一半马共不回应，静观其变。就这样，英军取得了时间大批调动军队入驻马来亚，使到马共的力量相对削弱。
如果换做是今时今日，连鬼也不相信日蝗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何况当时的马共在日治时有过与英军的秘密合作，未曾也不可能与侵略者的日军有过合作的纪录。
因此这里出现一个吊诡：如果当年马共与日军合作，是否可把英军排除在外？马共又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从这样看来，当年马共不接受日军的献议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也对日军咬牙切齿，万一马共与日军合作，那可是乱套了。
至于马共后来与英军的矛盾扩大和加深，那是涉及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潮的斗争，也与英军担心中共坐大后对马共的支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英国快刀斩乱麻的先提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1946年），后在马来人反对下才另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当英国人结合右翼的势力站稳后，它就一脚把马共踢开；而马共的还击也就成为两股势力的尖锐斗争。在情势危急下，英军使出杀手锏，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人士，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唯有走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在1948年打响了。
蔡建福就是阐述在这3年间的抗英斗争的事迹。间中带出近万名的马共与几十万名英军的不懈斗争；还有据不完全统计，约6万人也因各种因素到了中国。
至于梁广和则是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后，讲述英军如何残暴的对付马共及被认为支持马共的人士。根据他的统计，到了1948年底，已有13000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并有400多人被杀害。
更令马共愤慨的是，英军为杜绝村民（主要是华人）对马共的支援，将大批华人驱赶入被铁制网围起来的地方居住，前后高达5百余万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华人新村”
他指出英军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如强行搬家，或拉倒房屋或烧掉住家以迫使华人就范，其中的过程血泪斑斑。他认为在英军的严管下，所谓新村如同集中营，也是变相的扣留营，目的是让在森林作战的马共缺粮和断粮。
可是，梁广和说，马共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英军围旋到底。根据他的统计，从1948年到1954年的5年内，共进行1万9千多次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其频密之程度，令人诧异。因此，他认为马共与英军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所指的动乱。
不论各方有何不同的解释，从1945年日军投降后开始，英军和马共的“私定终身的蜜月期”（即在森林双方签订对付日军的协定）已告结束。老谋深算的英国也不可能与马共“共享政权”，因为彼此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陈平回忆录在2004年问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楚的历史轨迹，让人读后留下无限的感慨。
马共无疑的是那个不安年代的事物，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环节。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是：为什么马共在1930年的成立，是由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导的？为什么马共后来也是败在越南人莱特的手中（莱特从1937年到1947年是马共书记长）？两个越南人一前一后掌控马共前半段的命运。为什么不是马来亚人？。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年仅24岁的陈平为何能在1947年一步登天成为马共第一把手，这对一位刚要认识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担子；也说明在动乱的年代，血气方刚的青年总是站在最前线的。
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才有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定”的故事。陈平是为他的人生斗争写下一个句号，但马共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则是各有不同观点。我们也只好提交给历史审视和将之提升到学术领域来讨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讲座会由李其木（方山）主持，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前任及现任21世纪联谊会会长梁广和与蔡建福。他们把在座的听众拉到60年前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他们这一路走来充满血和泪，爱与恨。
蔡建福主要讲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8年紧急状态前马共的公开活动。他有提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共已下山公开活动。当时英军准备卷土重来，而日本投降军约有9万名尚未撤走，马共则有1万2千名的战斗员。日本在马的军方有提及“协助马共抵御英军重临马来亚”，但不被马共所接受。
马共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日蝗军视马共为第一号敌人，也在日治时期对华人大开杀戒，罄竹难书。面对这样的一个穷凶恶煞的敌人，谁敢相信他们是“真心帮马共打英军”？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信，断然拒绝是意料中事。
再者，当时马共的头子莱特是尚未被揭发的大特务（除了是日本潜在马共的特务外，也是英方的特务），当然也不会有此想法，而是认为与英国合作说不定会受到更大的好处。就这样日军枉做小人，英军也就顺利登陆了，并和莱特达成“和平相处”的商议。
英军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马共缴械。于是在1946年正月有一个庞大的仪式见证6000名马共战士复原，重投社会；另有一半马共不回应，静观其变。就这样，英军取得了时间大批调动军队入驻马来亚，使到马共的力量相对削弱。
如果换做是今时今日，连鬼也不相信日蝗军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何况当时的马共在日治时有过与英军的秘密合作，未曾也不可能与侵略者的日军有过合作的纪录。
因此这里出现一个吊诡：如果当年马共与日军合作，是否可把英军排除在外？马共又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从这样看来，当年马共不接受日军的献议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也对日军咬牙切齿，万一马共与日军合作，那可是乱套了。
至于马共后来与英军的矛盾扩大和加深，那是涉及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潮的斗争，也与英军担心中共坐大后对马共的支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英国快刀斩乱麻的先提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1946年），后在马来人反对下才另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当英国人结合右翼的势力站稳后，它就一脚把马共踢开；而马共的还击也就成为两股势力的尖锐斗争。在情势危急下，英军使出杀手锏，实施紧急法令，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人士，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唯有走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在1948年打响了。
蔡建福就是阐述在这3年间的抗英斗争的事迹。间中带出近万名的马共与几十万名英军的不懈斗争；还有据不完全统计，约6万人也因各种因素到了中国。
至于梁广和则是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后，讲述英军如何残暴的对付马共及被认为支持马共的人士。根据他的统计，到了1948年底，已有13000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并有400多人被杀害。
更令马共愤慨的是，英军为杜绝村民（主要是华人）对马共的支援，将大批华人驱赶入被铁制网围起来的地方居住，前后高达5百余万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华人新村”
他指出英军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如强行搬家，或拉倒房屋或烧掉住家以迫使华人就范，其中的过程血泪斑斑。他认为在英军的严管下，所谓新村如同集中营，也是变相的扣留营，目的是让在森林作战的马共缺粮和断粮。
可是，梁广和说，马共并没有屈服，而是与英军围旋到底。根据他的统计，从1948年到1954年的5年内，共进行1万9千多次的战斗和军事行动。其频密之程度，令人诧异。因此，他认为马共与英军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所指的动乱。
不论各方有何不同的解释，从1945年日军投降后开始，英军和马共的“私定终身的蜜月期”（即在森林双方签订对付日军的协定）已告结束。老谋深算的英国也不可能与马共“共享政权”，因为彼此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陈平回忆录在2004年问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楚的历史轨迹，让人读后留下无限的感慨。
马共无疑的是那个不安年代的事物，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环节。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是：为什么马共在1930年的成立，是由胡志明（后来的越南国家主席）主导的？为什么马共后来也是败在越南人莱特的手中（莱特从1937年到1947年是马共书记长）？两个越南人一前一后掌控马共前半段的命运。为什么不是马来亚人？。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年仅24岁的陈平为何能在1947年一步登天成为马共第一把手，这对一位刚要认识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沉重的担子；也说明在动乱的年代，血气方刚的青年总是站在最前线的。
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才有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定”的故事。陈平是为他的人生斗争写下一个句号，但马共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则是各有不同观点。我们也只好提交给历史审视和将之提升到学术领域来讨论。
（原载于2008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 第401期）
4.11.08
两线制的迷思？ (跃马扬鞭)
308大选过后， 有人欢呼我国已真正的进入两线制，因此国阵方面的一些成员党反对议员跳槽或拉拢议员过档“破坏”两线制；而反对党集团则认为争取对方议员支持民联组成中央政府并无过错，没有“破坏”两线制，不过是局面颠倒过来。
有关所谓的“两线制”是指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和反对党的势力不能过于悬殊，而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60%对40%或至少70%对30%，以便产生制衡作用，否则将形成执政集团过于强大，而反对党只能叨陪本座。这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执政和反对党各自克制和监督，以实施惠民政策。可是打从独立以来，这样的一个心愿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致对选举产生消极的念头，这又要怪谁呢？只能怪历史或是怪人民不会投票？
这有必要追溯回1955年的第一普选（独立前），当时确是出现两大政党的斗争，一边是新组成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组合）；另一边是获得英殖民政府支持的国家党（以拿督翁为首）。选举结果是战绩一面倒，在52席中联盟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原本大有机会出现的两线制顿成泡影。联盟主席东姑则从中崛起，两年后成为国家第一任首相（1957年）。再下来的历届大选（从独立后的1959年算起），都是联盟占尽优势，反对党虽有一定的民间支持力量（如社阵与回教党各有势力地盘），但议席不足与联盟抗衡，也就无从建立起两线制。直到1969的大选，人民才突然意识到新涌现的第三势力反对党（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连同原有的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足以震撼联盟的强大执政地位，首次削减联盟议席不足2/3席，似乎是两线制看到了曙光。可惜大选后的第三天，“513”事件发生，打乱了选后的新形势。更在紧急状态下，反对党靠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又被收编成为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成员（1974年）。形势又是一面倒，哪有什么“两线制”的影子？
自“513”之后的国阵势力有增无减，反对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是事倍功半，例如1990年行动党在槟州差点执政，在州议会形成两线制（破了2/3席）及1999年回教党在东海岸东山再起，连取两州执政权及国席27个也无法坚守两线制。到了2004年的大选，形势又是一面倒，两线制更成为一个只存在记忆中的幻梦。
未想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出现让人民意想不到的两线制，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失去优势（未达国会2/3席），但仍然执政中央，却失掉4个州政权，也拿不回另一个州政权，仅保住8个州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联盟（现称之为人民联盟）异军突起，首夺82个国席和拥有5州执政权，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政局。比起任何时候，都可以视之为“两线制”的降临。但这样的两线制是否能持久？或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谁人也不能预卜先知。姑不论“916变天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审视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确定马来西亚是否已真正进入两线制时代。
执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浮现是意料中事，最主要的是巫统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领导层的提早更迭是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正如副首相纳吉说，政府若不改变，就会被人民所改变。因此国阵内的成员党都不得不做出改革和调整，当然也希望巫统能强化国阵精神，改变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国阵的既有地位，不再让民联有机可乘，而其成败决定于国阵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弊端的改正和制止种族偏差的施政。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国阵下一步会否仿效“513”过后的拉拢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若然则两线制就会被动摇。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也是在308后才成形，一切尚待巩固中。其中的矛盾也是预料中事，如回教党与行动党的某些议员对事件的不同意见；公正党某些议员的独来独往的出位表现；以及借反对党平台当选议员的独立人士和社会主义党领袖，都是有待修补其中的隙缝。既然安华说该做的已经做了，“916变天论”就留给人民去思索要不要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如果安华无法改变现状，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民联结成一个实体，让人民对两线制有信心。不过看来民联还是努力争取政治大洗牌的到来。
此外，当下的两线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槟州议会只剩下清一色的巫统议员，民政和马华归零，它们又如何说是健全的两线制。还有在吉打、霹雳及雪州，马华及民政合起来也不过在州议会分别占有2席、1席及2席，又何来平衡的两线制？
因此两线制直到今天为止，双方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为摆上日常议程探讨它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热衷于压倒一方，使对方扑地不起。两线制也因此陷入迷思：看似不错，实则不妥？
刊于2008年11月3日 《南洋商报》
有关所谓的“两线制”是指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和反对党的势力不能过于悬殊，而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60%对40%或至少70%对30%，以便产生制衡作用，否则将形成执政集团过于强大，而反对党只能叨陪本座。这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执政和反对党各自克制和监督，以实施惠民政策。可是打从独立以来，这样的一个心愿一次又一次落空，以致对选举产生消极的念头，这又要怪谁呢？只能怪历史或是怪人民不会投票？
这有必要追溯回1955年的第一普选（独立前），当时确是出现两大政党的斗争，一边是新组成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组合）；另一边是获得英殖民政府支持的国家党（以拿督翁为首）。选举结果是战绩一面倒，在52席中联盟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原本大有机会出现的两线制顿成泡影。联盟主席东姑则从中崛起，两年后成为国家第一任首相（1957年）。再下来的历届大选（从独立后的1959年算起），都是联盟占尽优势，反对党虽有一定的民间支持力量（如社阵与回教党各有势力地盘），但议席不足与联盟抗衡，也就无从建立起两线制。直到1969的大选，人民才突然意识到新涌现的第三势力反对党（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连同原有的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足以震撼联盟的强大执政地位，首次削减联盟议席不足2/3席，似乎是两线制看到了曙光。可惜大选后的第三天，“513”事件发生，打乱了选后的新形势。更在紧急状态下，反对党靠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后来又被收编成为联盟扩大后的国阵成员（1974年）。形势又是一面倒，哪有什么“两线制”的影子？
自“513”之后的国阵势力有增无减，反对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是事倍功半，例如1990年行动党在槟州差点执政，在州议会形成两线制（破了2/3席）及1999年回教党在东海岸东山再起，连取两州执政权及国席27个也无法坚守两线制。到了2004年的大选，形势又是一面倒，两线制更成为一个只存在记忆中的幻梦。
未想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出现让人民意想不到的两线制，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失去优势（未达国会2/3席），但仍然执政中央，却失掉4个州政权，也拿不回另一个州政权，仅保住8个州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联盟（现称之为人民联盟）异军突起，首夺82个国席和拥有5州执政权，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政局。比起任何时候，都可以视之为“两线制”的降临。但这样的两线制是否能持久？或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谁人也不能预卜先知。姑不论“916变天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审视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确定马来西亚是否已真正进入两线制时代。
执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浮现是意料中事，最主要的是巫统也不得不做出改变，领导层的提早更迭是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正如副首相纳吉说，政府若不改变，就会被人民所改变。因此国阵内的成员党都不得不做出改革和调整，当然也希望巫统能强化国阵精神，改变过去的一党独大的心态，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国阵的既有地位，不再让民联有机可乘，而其成败决定于国阵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弊端的改正和制止种族偏差的施政。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国阵下一步会否仿效“513”过后的拉拢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若然则两线制就会被动摇。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也是在308后才成形，一切尚待巩固中。其中的矛盾也是预料中事，如回教党与行动党的某些议员对事件的不同意见；公正党某些议员的独来独往的出位表现；以及借反对党平台当选议员的独立人士和社会主义党领袖，都是有待修补其中的隙缝。既然安华说该做的已经做了，“916变天论”就留给人民去思索要不要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如果安华无法改变现状，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民联结成一个实体，让人民对两线制有信心。不过看来民联还是努力争取政治大洗牌的到来。
此外，当下的两线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槟州议会只剩下清一色的巫统议员，民政和马华归零，它们又如何说是健全的两线制。还有在吉打、霹雳及雪州，马华及民政合起来也不过在州议会分别占有2席、1席及2席，又何来平衡的两线制？
因此两线制直到今天为止，双方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也为摆上日常议程探讨它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热衷于压倒一方，使对方扑地不起。两线制也因此陷入迷思：看似不错，实则不妥？
刊于2008年11月3日 《南洋商报》
林冠英不当槟州主席─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刚在今年8月高票中选行动党全国中委，且继任秘书长的林冠英终于确定他的领导地位，而且是当红的新一代领袖。这与他在308大选领导行动党突破重围，赢得大选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林冠英凭战略得当，加上天时地利人和，而扬眉吐气，稳坐行动第一把交椅（他的父亲林吉祥担任此职高达30年，从1969到1999）。
这样一来，林冠英的身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集党秘书长、国会议员兼州议员和槟州首席部长于一身。既然已经黄袍加身，当然不会想再拥有较次要的党位置。但现在问题来了，已是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到底应不应兼任槟州主席？为何他要临时退选，这其中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到底林冠英这样的抉择是正当的，还是有欠周详的？
如果根据党的历史事件来看，林冠英的决定具有争议性。但如果根据林冠英目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决定又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有对手足以威胁他的领导。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党中央，而是针对首席部长这张椅子。
因此无妨给林冠英讲下列的故事，或者对他有些启发与警示。即使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也可温故知新。对于行动党新秀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
当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正式取得注册之后，出任槟州主席的是黄基识医生。
1969年，民主行动党在与反对党协调下，全面参加国州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大有斩获，民政党夺得槟州执政权，行动党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占有3席，其中一位辩才出色的叶锦源后来也成为争议性人物。
事缘他是继黄基识之后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1974年时，他领导槟州行动党矢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他指责林苍佑“背叛”反对党，投向国阵。不料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所谓小贩秤称风波及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被撕破事件，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蒙受重挫，只赢两个州议席（俱在威省），更甚者两名行动党议员不久在李三春感召下，竟蝉过别枝投进马华的怀抱，使到行动党在槟州交了白卷。
反之，行动党在霹州大有斩获，范俊登率军攻下人民进步党的堡垒，更直取其党魁SP辛尼华沙甘，因而名声大噪，叶锦源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过范俊登却因“行动报”的文章惹上煽动官司（他是主编）而被判有罪，差点失掉国州议席，后经上诉又被压下，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约1975年或1976年）有补选，其人选就是叶锦源。
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决意将卡巴星从吉打（原是吉打州议员）调来槟州攻打国州议席，结果遇到叶锦源以槟州主席拦路，并号召党员拉布条起而抗议。此时他与林吉祥关系降至零下，最后当然敌不过林吉祥（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没有事情他是办不到的），但也因此爆发槟州大地震，叶锦源及一批人退党另起炉灶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是为槟州行动党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在霹雳的范俊登也对林吉祥有所不满，认为后者在内安令上持两个标准，在马持反对态度，在新持另一态度。因而修函呈辞，转而支持叶锦源的反对党。
不用说，社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结束了叶锦源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出版了“丹绒三役”，对林吉祥极尽其挖苦之能事）（1997年），两人恩怨之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在1978年卡巴星也得偿所愿，在槟州政坛崛起（后来他赢得“日落洞之虎”的美名），随之崛起的新人有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黄炎光（州议员）及任槟州秘书的吴林炎律师。主席是卡巴星。
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其彭加兰哥打州议员悬空，马华派林建寿上阵。林吉祥决派新雀张德发对垒，引发陈毓书等人的不满，他们推荐吴林炎当候选人。由于拗不过林吉祥，在补选失败后，不满者怪责林吉祥选人不当，酝酿退党，于是有了所谓“四人帮”（在当权派看来）事件发生。这四人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由于黄光炎提早背党转入民政，因此不在此列，而在马六甲的陈德泉（也是林吉祥爱徒之一）加入其中，以致有1982年大选，林吉祥重回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的故事。因为有这段故事，林吉祥在1986年让出马六甲席予林冠英，自身来到槟城吹起“丹绒一役”），他们一齐过档马华。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二次分裂。
1982年大选，行动党陷入挨打地位，但林吉祥仍派张德发对垒林建寿。前有马华拦路，后有华教人士许子根杀入。卡巴星领导槟州行动党也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成绩一般。不过，张德发在外来因素支持下击败林建寿。
由于这样，终于激发林吉祥在1986年大选直捣槟州，亲自挂征。虽然他不是槟州主席，但卡巴星因不充分掌握华人心思，也为林吉祥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仗，行动党取得显赫战绩，夺下10个州议席。不得不提的是林吉祥是单枪匹马打入槟州，他没有带来“天将和天兵”，其它候选人都是“本土货”。虽然如此，林吉祥并没有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他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是党秘书长，正可呼风唤雨。但有一点他是控制不到的，那就是槟州行动党委员会在1990年大选前经州委投票要林吉祥对垒林苍佑，来一个“王者之战”。理由是既然行动党扬言有信心能夺得槟州政权，老大应该打“老佛爷”（民政党人对林苍佑另一个称号）。这也许不是林吉祥的心意，可他又不得不尊重州委的议决。如果林吉祥在1986年后就成为槟州主席，他将有巨大的影响力扭转这个决定，也因此在后来带来苦果。
所幸这一年行动党人获得46精神党结盟扶助槟州选民（绝大部分华裔及印裔）把票投给行动党，杀个马华“片甲不留”（却无法把民政“消灭”）。此役林吉祥打败林苍佑，赢得14个州议席（总数33席）却无法执政（就这样许子根成为取代林苍佑的新任首席部长）。较后，为了迎合华社的需求，张德发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
1995年大选，行动党更是雄心勃勃，下定决心一定要夺槟州政权。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也让林吉祥为难的是：槟州州委再一次议决要林吉祥打许子根，依样葫芦再来一个“王者之战”。虽然这次亦非林吉祥本意，但州委上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再否决将会挫折党员斗志。在左右为难下，林吉祥豁了出去。未想这一仗行动党锻羽而归，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败给许子根，只保住丹绒国席。
如果林吉祥也是槟州主席，会不会发生“王者之战”？会不会有半铁人之造势？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林吉祥本人知道。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一手栽培的张德发会有此一手，更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公正党成立后，张德发及魏福星（署理主席）会背他而去加入公正党，以致两党关系一度紧张。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三次分裂。
1999年，林吉祥仍然不离开槟州，但又没出任槟州主席，将之交回卡巴星再掌槟州。在党内无异议下，林吉祥这一年带领行动党与公正党和回教党结盟，讵料事与愿违，他和卡巴星双双落马。
林吉祥这一年如果不离开丹绒国席，他应该会再次蝉联国会议员。但他大方地让给曹观友，本身转战升旗山面对谢宽泰，才首次失掉国席。于是曹观友在2000年取代卡巴星成为槟州主席。
曹观友这一坐就是8年已过。今年他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蝉联主席？是备受关注的（11月2日即可分晓）。
本来他把这个职位让给林冠英是不会有所争议的，毕竟后者已尊为槟州首席部长，理应掌控槟州行动党，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相信曹观友也会给予支持。
我不知道林冠英为何会有此顾虑，担心外人说他包办一切。但政治是现实的，不然中国胡锦涛就不必兼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除非林冠英有意上中央当部长（他已表明将留槟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然他出任槟州行动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林苍佑的境界，可以不要党全国主席和槟州主席，仍然坐稳首席部长。许子根就是因为他不是林苍佑，所以才要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以求党政合一。
在这方面，林冠英还得向其父亲讨教，才能深切体会其中奥秘。虽然我们也相信曹观友会一直成为林冠英的好帮手（他应该会蝉联主席），但曹观友之后，又会如何？没有人可猜得到。
既然林冠英已做出选择退出，我愿送他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历史不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教训吗？
再者，今日的槟州行动党已是执政者，不再是过去的反对党的地位，因此槟州州委阵容的鼎盛，不论谁当槟州主席（应该是曹观友），形成以林冠英为核心的州团队是当务之急。这支团队不但对党的安危负有责任，也要为槟州人民和未来提供一个有魄力，有纪律，有责任，以林冠英为首的新的队伍，方能突显其新的政治使命，不然将来又会衍生什么问题，大家也说不清楚。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这样一来，林冠英的身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集党秘书长、国会议员兼州议员和槟州首席部长于一身。既然已经黄袍加身，当然不会想再拥有较次要的党位置。但现在问题来了，已是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到底应不应兼任槟州主席？为何他要临时退选，这其中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到底林冠英这样的抉择是正当的，还是有欠周详的？
如果根据党的历史事件来看，林冠英的决定具有争议性。但如果根据林冠英目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决定又是无可厚非的。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有对手足以威胁他的领导。这里所说的领导不是指党中央，而是针对首席部长这张椅子。
因此无妨给林冠英讲下列的故事，或者对他有些启发与警示。即使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也可温故知新。对于行动党新秀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
当民主行动党于1965年正式取得注册之后，出任槟州主席的是黄基识医生。
1969年，民主行动党在与反对党协调下，全面参加国州大选。这一年反对党大有斩获，民政党夺得槟州执政权，行动党也在槟州立法议会占有3席，其中一位辩才出色的叶锦源后来也成为争议性人物。
事缘他是继黄基识之后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1974年时，他领导槟州行动党矢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他指责林苍佑“背叛”反对党，投向国阵。不料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所谓小贩秤称风波及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肖像被撕破事件，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蒙受重挫，只赢两个州议席（俱在威省），更甚者两名行动党议员不久在李三春感召下，竟蝉过别枝投进马华的怀抱，使到行动党在槟州交了白卷。
反之，行动党在霹州大有斩获，范俊登率军攻下人民进步党的堡垒，更直取其党魁SP辛尼华沙甘，因而名声大噪，叶锦源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过范俊登却因“行动报”的文章惹上煽动官司（他是主编）而被判有罪，差点失掉国州议席，后经上诉又被压下，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约1975年或1976年）有补选，其人选就是叶锦源。
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决意将卡巴星从吉打（原是吉打州议员）调来槟州攻打国州议席，结果遇到叶锦源以槟州主席拦路，并号召党员拉布条起而抗议。此时他与林吉祥关系降至零下，最后当然敌不过林吉祥（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没有事情他是办不到的），但也因此爆发槟州大地震，叶锦源及一批人退党另起炉灶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是为槟州行动党的第一次分裂。与此同时，在霹雳的范俊登也对林吉祥有所不满，认为后者在内安令上持两个标准，在马持反对态度，在新持另一态度。因而修函呈辞，转而支持叶锦源的反对党。
不用说，社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结束了叶锦源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出版了“丹绒三役”，对林吉祥极尽其挖苦之能事）（1997年），两人恩怨之深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在1978年卡巴星也得偿所愿，在槟州政坛崛起（后来他赢得“日落洞之虎”的美名），随之崛起的新人有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黄炎光（州议员）及任槟州秘书的吴林炎律师。主席是卡巴星。
1980年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其彭加兰哥打州议员悬空，马华派林建寿上阵。林吉祥决派新雀张德发对垒，引发陈毓书等人的不满，他们推荐吴林炎当候选人。由于拗不过林吉祥，在补选失败后，不满者怪责林吉祥选人不当，酝酿退党，于是有了所谓“四人帮”（在当权派看来）事件发生。这四人是陈德泉、萧汉钦、陈毓书及吴林炎（由于黄光炎提早背党转入民政，因此不在此列，而在马六甲的陈德泉（也是林吉祥爱徒之一）加入其中，以致有1982年大选，林吉祥重回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的故事。因为有这段故事，林吉祥在1986年让出马六甲席予林冠英，自身来到槟城吹起“丹绒一役”），他们一齐过档马华。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二次分裂。
1982年大选，行动党陷入挨打地位，但林吉祥仍派张德发对垒林建寿。前有马华拦路，后有华教人士许子根杀入。卡巴星领导槟州行动党也面对严峻挑战和困境，成绩一般。不过，张德发在外来因素支持下击败林建寿。
由于这样，终于激发林吉祥在1986年大选直捣槟州，亲自挂征。虽然他不是槟州主席，但卡巴星因不充分掌握华人心思，也为林吉祥大开方便之门。这一仗，行动党取得显赫战绩，夺下10个州议席。不得不提的是林吉祥是单枪匹马打入槟州，他没有带来“天将和天兵”，其它候选人都是“本土货”。虽然如此，林吉祥并没有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在他看来，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是党秘书长，正可呼风唤雨。但有一点他是控制不到的，那就是槟州行动党委员会在1990年大选前经州委投票要林吉祥对垒林苍佑，来一个“王者之战”。理由是既然行动党扬言有信心能夺得槟州政权，老大应该打“老佛爷”（民政党人对林苍佑另一个称号）。这也许不是林吉祥的心意，可他又不得不尊重州委的议决。如果林吉祥在1986年后就成为槟州主席，他将有巨大的影响力扭转这个决定，也因此在后来带来苦果。
所幸这一年行动党人获得46精神党结盟扶助槟州选民（绝大部分华裔及印裔）把票投给行动党，杀个马华“片甲不留”（却无法把民政“消灭”）。此役林吉祥打败林苍佑，赢得14个州议席（总数33席）却无法执政（就这样许子根成为取代林苍佑的新任首席部长）。较后，为了迎合华社的需求，张德发成为槟州行动党主席。
1995年大选，行动党更是雄心勃勃，下定决心一定要夺槟州政权。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也让林吉祥为难的是：槟州州委再一次议决要林吉祥打许子根，依样葫芦再来一个“王者之战”。虽然这次亦非林吉祥本意，但州委上一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次他再否决将会挫折党员斗志。在左右为难下，林吉祥豁了出去。未想这一仗行动党锻羽而归，只剩下可怜的一名州议员（章瑛），连林吉祥也败给许子根，只保住丹绒国席。
如果林吉祥也是槟州主席，会不会发生“王者之战”？会不会有半铁人之造势？我们不得而知，只有林吉祥本人知道。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一手栽培的张德发会有此一手，更想不到的是在1998年公正党成立后，张德发及魏福星（署理主席）会背他而去加入公正党，以致两党关系一度紧张。是为槟州行动党第三次分裂。
1999年，林吉祥仍然不离开槟州，但又没出任槟州主席，将之交回卡巴星再掌槟州。在党内无异议下，林吉祥这一年带领行动党与公正党和回教党结盟，讵料事与愿违，他和卡巴星双双落马。
林吉祥这一年如果不离开丹绒国席，他应该会再次蝉联国会议员。但他大方地让给曹观友，本身转战升旗山面对谢宽泰，才首次失掉国席。于是曹观友在2000年取代卡巴星成为槟州主席。
曹观友这一坐就是8年已过。今年他在新的形势下能否蝉联主席？是备受关注的（11月2日即可分晓）。
本来他把这个职位让给林冠英是不会有所争议的，毕竟后者已尊为槟州首席部长，理应掌控槟州行动党，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相信曹观友也会给予支持。
我不知道林冠英为何会有此顾虑，担心外人说他包办一切。但政治是现实的，不然中国胡锦涛就不必兼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除非林冠英有意上中央当部长（他已表明将留槟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不然他出任槟州行动党主席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林苍佑的境界，可以不要党全国主席和槟州主席，仍然坐稳首席部长。许子根就是因为他不是林苍佑，所以才要成为槟州民政主席，以求党政合一。
在这方面，林冠英还得向其父亲讨教，才能深切体会其中奥秘。虽然我们也相信曹观友会一直成为林冠英的好帮手（他应该会蝉联主席），但曹观友之后，又会如何？没有人可猜得到。
既然林冠英已做出选择退出，我愿送他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历史不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教训吗？
再者，今日的槟州行动党已是执政者，不再是过去的反对党的地位，因此槟州州委阵容的鼎盛，不论谁当槟州主席（应该是曹观友），形成以林冠英为核心的州团队是当务之急。这支团队不但对党的安危负有责任，也要为槟州人民和未来提供一个有魄力，有纪律，有责任，以林冠英为首的新的队伍，方能突显其新的政治使命，不然将来又会衍生什么问题，大家也说不清楚。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马华代表的心声与诉求 （天下纵横 ）
已升级为马华副总会长的廖中莱在马青代表大会上（17日），以团长身份疾呼国阵委马华领袖出任第二署理主席。继后在马华代表大会辩论总会长演词时（19日），又有一名来自槟城的代表陈德钦建议马华应再争取一个副首相职。
这一大胆的言论，可以分开两头来评说。虽然在过去曾有人隐约提到副首相职的课题，但一直都未在马华形成一个议决和正式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当成是正式的议案。
先说国阵署理主席，这确实是“一大创议”，但实质意义有多大，倒没有人研究过。历史好像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马华和巫统于1953年正式结盟，并在1954年联合国大党组成联盟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结盟，也就没有所谓职位的争议，反正是三方代表在开会后又回到各自的政党去演绎，也就无需耿耿于怀对职位的安排，主要的是能争取到什么和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例如1959年东姑与林苍祐在席位上发生争执时，东姑干脆取消原订在7月10日举行的联盟会议，然后按其原订计划与马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暗渡陈仓，谋倒林苍祐。这就是说，只要巫统不同意，联盟是开不成会的，并不是凡事都拿到联盟会议商议，还有其他管道可行。
虽然联盟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但却是维持三党合作的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老大对联盟的态度，因为老大是联盟的当然主席。不过，在东姑的年代，巫统不是包办一切重要职位的，他身边的红人，马华陈修信的拉线人陈东海就一度被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到了敦拉萨时代（1970年），他也曾委任马华的曾永森担任过联盟总秘书。可见马华内的首相红人（不是总会长），是可以越级而上的。只要联盟主席信得过，马华还是有人坐上这个高位。
但是到了1974年国阵成立后，马华党人就不再有此荣幸被委为总秘书。从主席、署理主席到总秘书和财政都是由巫统的人按党内的职位来担任。那是因为马华不再是唯一的华基政党，而且成员党也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成员党总数是13个。换句话说，马华只是成员党的其中一个，不再有机会担任国阵的高职。按照传统除了巫统外，其他成员党的党魁是当然的副主席，另两名代表是理事会成员。当这样的制度已继续30多年后，马华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说不合理，倒是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的成员党也会说，我们也要署理主席，因为东马是马来西亚组成的重要部分。
由此来看，要求马华领袖出任国阵署理主席的建议将可能无疾而终。不是在国阵会议内达不成共识，就是国阵的会议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节外生枝。
其实，国阵这个组织一向以来是选举期才被重视的，而且也未具有实权。马华能否得到这个“荣殊”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一个名誉职位，它能对其他成员党发号施令吗？而国阵之所以最近较常开会是因为308大选后，有些政党的党魁未在内阁内，但也起不了大作用。
真正的权利应该是操在内阁中，因此下来我们又联想到第二副首相一职。故事（或说传闻）是这样的：在陈修信时代，马华有提及要第二副首相职但不果。不知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是否与此有关？
另外也听说在李三春时代，马华也动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没有答案。就不知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急流勇退是否也与此有关？
如果马华党员仍搞不清楚过去有否有这样的事，现在又再提出第二副首相职，在马华党大会说说还可以，要在马华中委形成一个议案，那又是给新总会长添麻烦。
当然如果马华有此荣幸，那倒是好事一桩，相信华社也会大表欢迎。可是深一层想，恐怕是好事多磨，因此我们推论马华中委不大可能会在大选失利后，接纳代表的建议来向巫统诉求。
无可否认的，第二副首相远比国阵第二署理主席为强。可惜的是马华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第二署理主席也不容易达到，更不要说有提出第二副首相的政治筹码，除非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马华“开恩”。但这样的高难度的建议，也不要为难新总会长了。
比较实际的，正如我过去曾提及的是，马华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位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华人有机会担任，反而来自砂拉越的土保党人曾担任过副外长。际此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当儿，马来西亚的外交部若出现一位合格的华人副外长，正可体现其多元性，和让华人在国际舞台一展风采，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这一大胆的言论，可以分开两头来评说。虽然在过去曾有人隐约提到副首相职的课题，但一直都未在马华形成一个议决和正式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当成是正式的议案。
先说国阵署理主席，这确实是“一大创议”，但实质意义有多大，倒没有人研究过。历史好像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马华和巫统于1953年正式结盟，并在1954年联合国大党组成联盟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结盟，也就没有所谓职位的争议，反正是三方代表在开会后又回到各自的政党去演绎，也就无需耿耿于怀对职位的安排，主要的是能争取到什么和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例如1959年东姑与林苍祐在席位上发生争执时，东姑干脆取消原订在7月10日举行的联盟会议，然后按其原订计划与马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暗渡陈仓，谋倒林苍祐。这就是说，只要巫统不同意，联盟是开不成会的，并不是凡事都拿到联盟会议商议，还有其他管道可行。
虽然联盟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但却是维持三党合作的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老大对联盟的态度，因为老大是联盟的当然主席。不过，在东姑的年代，巫统不是包办一切重要职位的，他身边的红人，马华陈修信的拉线人陈东海就一度被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到了敦拉萨时代（1970年），他也曾委任马华的曾永森担任过联盟总秘书。可见马华内的首相红人（不是总会长），是可以越级而上的。只要联盟主席信得过，马华还是有人坐上这个高位。
但是到了1974年国阵成立后，马华党人就不再有此荣幸被委为总秘书。从主席、署理主席到总秘书和财政都是由巫统的人按党内的职位来担任。那是因为马华不再是唯一的华基政党，而且成员党也从3个发展到9个，直到今天成员党总数是13个。换句话说，马华只是成员党的其中一个，不再有机会担任国阵的高职。按照传统除了巫统外，其他成员党的党魁是当然的副主席，另两名代表是理事会成员。当这样的制度已继续30多年后，马华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说不合理，倒是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的成员党也会说，我们也要署理主席，因为东马是马来西亚组成的重要部分。
由此来看，要求马华领袖出任国阵署理主席的建议将可能无疾而终。不是在国阵会议内达不成共识，就是国阵的会议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节外生枝。
其实，国阵这个组织一向以来是选举期才被重视的，而且也未具有实权。马华能否得到这个“荣殊”并不重要，充其量是一个名誉职位，它能对其他成员党发号施令吗？而国阵之所以最近较常开会是因为308大选后，有些政党的党魁未在内阁内，但也起不了大作用。
真正的权利应该是操在内阁中，因此下来我们又联想到第二副首相一职。故事（或说传闻）是这样的：在陈修信时代，马华有提及要第二副首相职但不果。不知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是否与此有关？
另外也听说在李三春时代，马华也动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没有答案。就不知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急流勇退是否也与此有关？
如果马华党员仍搞不清楚过去有否有这样的事，现在又再提出第二副首相职，在马华党大会说说还可以，要在马华中委形成一个议案，那又是给新总会长添麻烦。
当然如果马华有此荣幸，那倒是好事一桩，相信华社也会大表欢迎。可是深一层想，恐怕是好事多磨，因此我们推论马华中委不大可能会在大选失利后，接纳代表的建议来向巫统诉求。
无可否认的，第二副首相远比国阵第二署理主席为强。可惜的是马华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第二署理主席也不容易达到，更不要说有提出第二副首相的政治筹码，除非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马华“开恩”。但这样的高难度的建议，也不要为难新总会长了。
比较实际的，正如我过去曾提及的是，马华应该也需要争取一位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从来没有让华人有机会担任，反而来自砂拉越的土保党人曾担任过副外长。际此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当儿，马来西亚的外交部若出现一位合格的华人副外长，正可体现其多元性，和让华人在国际舞台一展风采，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原载于2008年11月3日《号外周报》 第4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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