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告别演词”（18日）是值得解读和评议的，我只提出三项被认为是重要的：
（一） 针对政府的政策。黄家定这一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经济政策存有弱点和弊病，必须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进而打造一个具竞争力的马来西亚。言下之意是希望政府检讨新经济政策思维下所建构的框架，以消除商家的沮丧与纳闷。换句话说，他希望马来西亚能奉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经济政策，政府不要设置太多的条件和减少行政上的干预。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理论）并不阻止在金融风暴时，由政府出面干预，使出“看得见的手”（凯恩斯理论），如财长近日宣布动用50亿元扶持股市。但平时的日子，行政上的自我诠释政策和设限会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阻力，挫折投资者信心，也会造成种族上的偏差。
与此同时，黄家定支持阿都拉首相的三大改革措施，即司法公正、反贪与防止罪案。虽然“亡羊补牢，犹时未晚”，但在过去累积下来的弊端，一时之间也是“积重难返”。除非在明年3月接阿都拉班的纳吉来一个釜底抽薪，切割历史包袱，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二） 针对国阵组合。黄家定一语道破其中微妙。他说巫统在国阵中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这是需要加以矫正的。
黄家定避开使用“一党独大”或“霸权政治”来形容国阵内的架构，转而选用“支配”来解说也意味着他认为是时候使到国阵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一方发号施令的平台。
对此国阵主席阿都拉不予苟同。他说如果巫统真的在国阵内欺凌任何成员党，所有的成员党早就忍不住而离开国阵了。至少他本身就不是一位善于欺侮人的人。前首相马哈迪也有同感。
事实上，站在不同的立场出现不同的观点是没有所谓对和错之分的，正如巫统国会议员阿都嘉夫（20日）在国会说，如果巫统有欺侮成员党，为什么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以前不说，现在才来说？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因此问题又回到历史，那就是所有的成员党当初都是心甘情愿参加国阵的，而且也知道巫统起了主导作用；乃至后来有者争相加入而不果。由此可见，国阵的执政优势和获得资源分配是成员党加入的正当理由，也是较小的政党梦寐以求的心愿。在这么多年来，成员党都未申诉国阵的机制有问题，也未提出检讨的必要。那是因为它们在“权力分享”的方案下各有所获。虽不尽如人意，但远比做反对党在权力之外呐喊要强得多。
同样的，当黄家定在2003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他也没有觉得国阵有什么不对劲，反而接受按传统的分配在国阵内扮演次要的角色。
当308的大选，人民再也不认同这样的屈从地位后，黄家定才警觉这样的组合有问题。但归根究底，他也应该负起未洞症结的责任，以致马华在国阵的旗帜下遭遇失利。因此将责任全推给巫统的“支配”心态论是有欠公允的，因为是马华长期以来引导人民接受这样的合作方式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我们也要为黄家定临别前的敢于公开表态（虽嫌迟了一步）表示激赏，至少他挑出了问题让新的马华接班人去纠正不公平的地位。
（三） 针对华教问题。黄家定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肺腑之言。他说，马华已经没有能力为华小四处筹款。马华最近已建议政府承担在308大选前批准增建6所新华小及13所华小搬迁的所有费用。
这话诚非虚言，因为马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凭其政治实力请华社或巨商出资建校，而是面对自保自救的危机。这使人不得不思考一个大问题：过去华社（或在马华的推动下）自行集资建校或搬迁或重建是不是正当的？如果是正当的，该由谁来延续？如果是不正当的，马华又如何使政府改弦易辙？
问题就出在全津与半津（校产属华社）之分，后者是要自行建校的。吊诡的是，是谁给予划分的？当时马华为何没有挑起来？是否是事后才发现而又没法纠正？正因为这样，华社多年来无止境地对华校捐献又捐献，以致华小或华中（国中）在纳入政府教育体系的当儿，又未全被援助。在这方面，马华确实有需要提出一个方案来。
总而言之，黄家定的三大课题是华社殷切期望改革的。即使是后知后觉，也算是尽了其最后的责任，可是华社要看的是开花结果，而不是“敢怒敢言”。如今黄家定也把这粒球转到翁诗杰的脚下，我们就看新马华如何在这些课题上，使之合理化和公平化。
刊于2008年10月29日 《南洋商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0.10.08
29.10.08
马华求变弱势中求突破：呼吁落实分享政权
马华公会改选，翁诗杰当选总会长，「潮州怒汉」蔡细历不惧婚外情的不利影响，当选署理总会长。党代表要求新领导层争取在执政联盟内扮演更重要角色，包括出任副首相。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中的最大华裔成员党—马华公会，十月十八日举行党代表大会，选出新届领导团队。副首相纳吉对马华的选举成绩感到惊讶，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之前因被政治对手偷拍在酒店与女友开房而被迫辞去所有官职与党职的前任卫生部长兼前副总会长蔡细历，却在党选中击败受到当权派力挺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总秘书黄家泉，出掌党第二把交椅—署理总会长。交通部长翁诗杰则是新任总会长。
祖籍潮州的蔡细历因作风硬朗、谈话直率，被媒体形容为「潮州怒汉」，他击败谈吐轻声细语、做事温驯的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哥哥黄家泉，被许多人解读为马华基层希望能有一支敢于向盟友巫统争取权益的领袖团队，解决华人社会独立五十年后面对的问题。评论人谢诗坚表示，翁诗杰与蔡细历出任马华新领导，反映马华基层对过去领袖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模式不表认同，要领导层在争取华社权益时表现得更强硬。
自称有一百二十万名党员的马华是在一九四九年成立，与巫统及印度国大党组成联盟（之后扩展成「国阵」），分别代表马国三个最大的族群—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马华自称是华人权益的捍卫者，目前有四名部长在内阁参与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在各个国阵治理的州政府里拥有一定的代表权。因此政府若制定任何不利华社的政策，马华负有政治责任为华社解困。
在独立之初，马华在内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掌管财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等重要部门，在华人社会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不过，一九六九年发生种族衝突事件后，马来民族主义掘起，要求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呼声高涨，马华在政府内的代表性被削弱，华社地位逐渐走下坡。目前，马华所获分配的内阁部长分别掌管交通、房屋及地方政府、卫生和妇女事务，财政部及国际贸工部则由巫统领袖出掌。在一九七零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在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结构目标下，全力扶持在当时相对落后的马来人，掌握国家经济的华人则在各个领域受到诸多限制。
虽然新经济政策已经超过了它所订下的三十年执行限期，有关政策至今仍未正式被废除，更严重的是，政府有责任扶持马来人的思维却在马来社会扎根，影响了许多马来政治领袖及官员的思维，致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一些领袖为了个人利益，高唱极端种族主义言论，伤害族群关系，这也导致非马来社会在上届大选中一面倒的支持在野党，为在野党取得空前的胜利。
马华前任总会长黄家定在卸任前发表演说时就罕见的指责巫统并未真正贯彻其一路来强调的「分享政权」概念，导致这个理念最终只是流于口号。他指巫统在国阵里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而这样的印象是需要真正诚恳及适当的行动来加以矫正。为了对马华在大选中受挫负责而退位的黄家定分析，国阵在今年全国大选蒙受重挫，是基于人民对政治人物和官员涉及贪污滥权感到非常不满、国阵一些政治人物的傲慢叫嚣以及发表种族极端言论，甚至威胁其他种族、国内罪案飙升，令民垄感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油价上涨而导致的物价飙升，致使人民生活负担日益沉重、非回教徒所面对的宗教信仰和权利问题没有获得应有的处理、非土著企业家对思想狭隘的官僚不公平待遇感到沮丧、华社与印裔社会面对增建学校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尽快推行改革，消除人民上述七大负面看法，以免被人民唾弃。
马华马六甲代表江雪霞指出，马华在这五十一年来争取诸多权益并不成功，然而在野党执政后，却在几个月内一一实现，这包括发出地契给华人新村、拨款给华文独立中学及允许集中养猪场。她认为，马华若要跟在野党民联竞争，就应该做得更好，而非一味反对。
这也是马华在今年三月大选后首次举行党大会及选举，为马华提供重新出发的机会。本届大会普遍反映马华基层对巫统在执政联盟内一党独大的不满，要求更平等的地位及给予华社更公平的对待。中央代表也要求新领导层与巫统重新谈判，争取在内阁及执政联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出任国阵第二署理主席及有实权的副首相。目前国阵主席与署理主席皆有巫统领袖出任，首相与副首相人选也是来自巫统。马华雪兰我州分团团长高祥威认为，马华和巫统在国阵内应拥有平起平坐的地位，马华不希罕向巫统求来的署理主席和副首相，他们要的是所有国阵成员党都认同马华就是联盟的创办人之一。
评论人谢诗坚指马华在「睡」了五十年才发现自己的地位不如巫统，这是「后知后觉」；他指这虽然是迟了，也不是坏事。他认为马华新领导团队应制定策略，向巫统提出合理的要求，这包括废除新经济政策、改变单元教育思维、制度化兴建华文小学等。他对马华欲争取副首相职位不表乐观，因这可能引发东马政党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动摇马来人为中心的统治地位。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新闻秘书吴健南对马华在未来解决华社问题具信心，他认为，纳吉是一个很有执行力及拥有基层势力的领袖，马华提出的要求将能获得有效的回应，而纳吉也有能力压制党内的极端分子，不让极端言论抬头。他认为，未来马华应专注于超越族群利益的课题，这包括贪污滥权、司法改革，与在野党进行良性的竞争。
马华基层与华社也对马华新团队是否能够带领马华转型极表关注，来自彭亨的代表梁剑顺疾呼，如果马华不能尽快转型，并向巫统施压一起作出改革，那揦马华就是「死路一条」。吉隆坡的代表卓建国认为，马华可以设定一年的期限让巫统改革，否则马华就得自救。他指出，马华目前有十五名国会议员，假如巫统在一年内不改革，马华就应该「出走」，若等到下一届大选才行动，那会太迟了。
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尝试安抚基层的忧虑，他指出，马华还是必须关注华社的老问题，但是跨越族群、关系公共利益的议题，包括司法改革、新经济政策等，必须加大步伐去面对和处理。新任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也指出，马华必须要有竞争的条件，来面对大选后的两线制形势，人民已经拥有选择，不会理所当然选择国阵；大选后，人民希望政府的政策是跨种族角度。
也是马华党员的吴健南则指出，目前人们都有一种看法，国阵是否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被在野党推翻而失去中央政权，人民对在野党上台执政已经有心理准备。他认为国阵被推翻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将使国阵得以转型，由单元种族政党组成的形态变成多元种族单一政党。
转载自2008年10月28日多维新闻网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中的最大华裔成员党—马华公会，十月十八日举行党代表大会，选出新届领导团队。副首相纳吉对马华的选举成绩感到惊讶，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之前因被政治对手偷拍在酒店与女友开房而被迫辞去所有官职与党职的前任卫生部长兼前副总会长蔡细历，却在党选中击败受到当权派力挺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总秘书黄家泉，出掌党第二把交椅—署理总会长。交通部长翁诗杰则是新任总会长。
祖籍潮州的蔡细历因作风硬朗、谈话直率，被媒体形容为「潮州怒汉」，他击败谈吐轻声细语、做事温驯的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哥哥黄家泉，被许多人解读为马华基层希望能有一支敢于向盟友巫统争取权益的领袖团队，解决华人社会独立五十年后面对的问题。评论人谢诗坚表示，翁诗杰与蔡细历出任马华新领导，反映马华基层对过去领袖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模式不表认同，要领导层在争取华社权益时表现得更强硬。
自称有一百二十万名党员的马华是在一九四九年成立，与巫统及印度国大党组成联盟（之后扩展成「国阵」），分别代表马国三个最大的族群—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马华自称是华人权益的捍卫者，目前有四名部长在内阁参与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在各个国阵治理的州政府里拥有一定的代表权。因此政府若制定任何不利华社的政策，马华负有政治责任为华社解困。
在独立之初，马华在内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掌管财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等重要部门，在华人社会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不过，一九六九年发生种族衝突事件后，马来民族主义掘起，要求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呼声高涨，马华在政府内的代表性被削弱，华社地位逐渐走下坡。目前，马华所获分配的内阁部长分别掌管交通、房屋及地方政府、卫生和妇女事务，财政部及国际贸工部则由巫统领袖出掌。在一九七零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在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结构目标下，全力扶持在当时相对落后的马来人，掌握国家经济的华人则在各个领域受到诸多限制。
虽然新经济政策已经超过了它所订下的三十年执行限期，有关政策至今仍未正式被废除，更严重的是，政府有责任扶持马来人的思维却在马来社会扎根，影响了许多马来政治领袖及官员的思维，致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一些领袖为了个人利益，高唱极端种族主义言论，伤害族群关系，这也导致非马来社会在上届大选中一面倒的支持在野党，为在野党取得空前的胜利。
马华前任总会长黄家定在卸任前发表演说时就罕见的指责巫统并未真正贯彻其一路来强调的「分享政权」概念，导致这个理念最终只是流于口号。他指巫统在国阵里被看成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党，而这样的印象是需要真正诚恳及适当的行动来加以矫正。为了对马华在大选中受挫负责而退位的黄家定分析，国阵在今年全国大选蒙受重挫，是基于人民对政治人物和官员涉及贪污滥权感到非常不满、国阵一些政治人物的傲慢叫嚣以及发表种族极端言论，甚至威胁其他种族、国内罪案飙升，令民垄感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油价上涨而导致的物价飙升，致使人民生活负担日益沉重、非回教徒所面对的宗教信仰和权利问题没有获得应有的处理、非土著企业家对思想狭隘的官僚不公平待遇感到沮丧、华社与印裔社会面对增建学校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尽快推行改革，消除人民上述七大负面看法，以免被人民唾弃。
马华马六甲代表江雪霞指出，马华在这五十一年来争取诸多权益并不成功，然而在野党执政后，却在几个月内一一实现，这包括发出地契给华人新村、拨款给华文独立中学及允许集中养猪场。她认为，马华若要跟在野党民联竞争，就应该做得更好，而非一味反对。
这也是马华在今年三月大选后首次举行党大会及选举，为马华提供重新出发的机会。本届大会普遍反映马华基层对巫统在执政联盟内一党独大的不满，要求更平等的地位及给予华社更公平的对待。中央代表也要求新领导层与巫统重新谈判，争取在内阁及执政联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出任国阵第二署理主席及有实权的副首相。目前国阵主席与署理主席皆有巫统领袖出任，首相与副首相人选也是来自巫统。马华雪兰我州分团团长高祥威认为，马华和巫统在国阵内应拥有平起平坐的地位，马华不希罕向巫统求来的署理主席和副首相，他们要的是所有国阵成员党都认同马华就是联盟的创办人之一。
评论人谢诗坚指马华在「睡」了五十年才发现自己的地位不如巫统，这是「后知后觉」；他指这虽然是迟了，也不是坏事。他认为马华新领导团队应制定策略，向巫统提出合理的要求，这包括废除新经济政策、改变单元教育思维、制度化兴建华文小学等。他对马华欲争取副首相职位不表乐观，因这可能引发东马政党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动摇马来人为中心的统治地位。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新闻秘书吴健南对马华在未来解决华社问题具信心，他认为，纳吉是一个很有执行力及拥有基层势力的领袖，马华提出的要求将能获得有效的回应，而纳吉也有能力压制党内的极端分子，不让极端言论抬头。他认为，未来马华应专注于超越族群利益的课题，这包括贪污滥权、司法改革，与在野党进行良性的竞争。
马华基层与华社也对马华新团队是否能够带领马华转型极表关注，来自彭亨的代表梁剑顺疾呼，如果马华不能尽快转型，并向巫统施压一起作出改革，那揦马华就是「死路一条」。吉隆坡的代表卓建国认为，马华可以设定一年的期限让巫统改革，否则马华就得自救。他指出，马华目前有十五名国会议员，假如巫统在一年内不改革，马华就应该「出走」，若等到下一届大选才行动，那会太迟了。
新任总会长翁诗杰尝试安抚基层的忧虑，他指出，马华还是必须关注华社的老问题，但是跨越族群、关系公共利益的议题，包括司法改革、新经济政策等，必须加大步伐去面对和处理。新任署理总会长蔡细历也指出，马华必须要有竞争的条件，来面对大选后的两线制形势，人民已经拥有选择，不会理所当然选择国阵；大选后，人民希望政府的政策是跨种族角度。
也是马华党员的吴健南则指出，目前人们都有一种看法，国阵是否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被在野党推翻而失去中央政权，人民对在野党上台执政已经有心理准备。他认为国阵被推翻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将使国阵得以转型，由单元种族政党组成的形态变成多元种族单一政党。
转载自2008年10月28日多维新闻网
28.10.08
民政进入许丁邓新铁三角时代邓章耀任总秘书背负改革厚望
随着邓章耀受委为总秘书，民政党已正式进入新铁三角时代，准备留守国阵，并以槟州为据，展开一场翻身战。
著名时评人谢诗坚表示，邓章耀和党主席许子根、槟州主席丁福南组成一个新铁三角，而他首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基层接受留在国阵，认同留下优于退出自立门户。
谢诗坚指出，作为第三代领袖的邓章耀来自民政党的大本营槟城，出任此高职属名正言顺，“而且，在未来3年，他不只要协助丁福南建立槟州在野党的运作机制，也得运用谋略团结全国领导层。”
槟城老巢是民政翻身最佳地点
他进一步指出，民政在党大会后，显然无意退出国阵，如此一来，它需要打造全新的形象，“有官职者无法畅所欲言，发表看法时必须拿捏得准，虽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民政党现已一无所有，再不敢怒敢言就毫无意义。”
“在霹雳，民政的势力始终要排在马华的后头，在槟州，它却是国阵的龙头老大。不从此重夺地盘，难道还有希望翻身吗？而且，要留在国阵就必须确保本身及巫统能推动改革，否则前景仍一片黯淡。”
指谢宽泰较倾向“附和”巫统
他也建议，邓章耀必须一改谢宽泰过去倾向“附和”巫统的作风，停止一切都以内部协商的说法。
无论如何，他认为，邓章耀确实是出任总秘书的最佳人选，除了年轻有活力，也曾担任过槟首长政治秘书及行政议员，“308政治海啸前，他是未来首长的黑马，不过却随民政惨败而错失机会。”
邓章耀必须多接触和组织基层
“这已足以证明他具备应有的条件，尽管他不曾在中央担任部长职，在知名度上不比谢宽泰高。不过，他在受委后就一样必须接触和组织基层，才能摸透党的整体运作。”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昨日宣布，该党中委会决定委任前副总秘书邓章耀为新任总秘书，而本届未参加竞选的前总秘书谢宽泰则受委为副主席。中委会也决定委任前任全国副总财政林敬源和竞选副主席失败的阿沙鲁丁出任中委。
范清渊坚持委沙巴代表任中委
之前，该党全国副主席范清渊建议，应委任非华裔出任三名副主席、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的职位，以真正重返民政的多元种族政治路线。
另外，他也要求，领导层委任更多巫印裔及沙巴代表，加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中央工作委员会。
不过，随着许子根公布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人选，范清渊今日受询时也只是表示，本身已提出自己看法，一切就交由拥有委任特权的党主席来定夺。
至于一些尚未被填补的职位，他始终认为，沙巴的代表不该被排除在外，“我不只认为，党领导可委任沙巴的代表，而且是应该这样做。否则，打造多元种族政治的口号就是空谈且自爽（talk syiok）。”
民政根基深植华社转型不实际
针对此，谢诗坚认为，在巫裔偏向选择加入巫统、回教党或公正党的政治现实下，创党时已深深根植华裔社会的民政党，要摆脱华基政党的形象并不实际，“而如果你（民政）是华基政党，就不必摆出领导层具备多元种族的姿态。”
加上，他认为，就算要增添非华裔的代表性，民政党可委任非华裔担任其它职位，但绝非总秘书一职，“这个职位必须展现其权力和功能。”
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尽管民政创党时由巫裔担任主席，不过党的班底却是林苍佑创立的民主联合党，以华裔为主，“要回到根本，民政看似不得不在华社中立足，结果扛着多元的旗子，也得打出华人牌。”
著名时评人谢诗坚表示，邓章耀和党主席许子根、槟州主席丁福南组成一个新铁三角，而他首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基层接受留在国阵，认同留下优于退出自立门户。
谢诗坚指出，作为第三代领袖的邓章耀来自民政党的大本营槟城，出任此高职属名正言顺，“而且，在未来3年，他不只要协助丁福南建立槟州在野党的运作机制，也得运用谋略团结全国领导层。”
槟城老巢是民政翻身最佳地点
他进一步指出，民政在党大会后，显然无意退出国阵，如此一来，它需要打造全新的形象，“有官职者无法畅所欲言，发表看法时必须拿捏得准，虽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民政党现已一无所有，再不敢怒敢言就毫无意义。”
“在霹雳，民政的势力始终要排在马华的后头，在槟州，它却是国阵的龙头老大。不从此重夺地盘，难道还有希望翻身吗？而且，要留在国阵就必须确保本身及巫统能推动改革，否则前景仍一片黯淡。”
指谢宽泰较倾向“附和”巫统
他也建议，邓章耀必须一改谢宽泰过去倾向“附和”巫统的作风，停止一切都以内部协商的说法。
无论如何，他认为，邓章耀确实是出任总秘书的最佳人选，除了年轻有活力，也曾担任过槟首长政治秘书及行政议员，“308政治海啸前，他是未来首长的黑马，不过却随民政惨败而错失机会。”
邓章耀必须多接触和组织基层
“这已足以证明他具备应有的条件，尽管他不曾在中央担任部长职，在知名度上不比谢宽泰高。不过，他在受委后就一样必须接触和组织基层，才能摸透党的整体运作。”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昨日宣布，该党中委会决定委任前副总秘书邓章耀为新任总秘书，而本届未参加竞选的前总秘书谢宽泰则受委为副主席。中委会也决定委任前任全国副总财政林敬源和竞选副主席失败的阿沙鲁丁出任中委。
范清渊坚持委沙巴代表任中委
之前，该党全国副主席范清渊建议，应委任非华裔出任三名副主席、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的职位，以真正重返民政的多元种族政治路线。
另外，他也要求，领导层委任更多巫印裔及沙巴代表，加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中央工作委员会。
不过，随着许子根公布总秘书及全国总财政人选，范清渊今日受询时也只是表示，本身已提出自己看法，一切就交由拥有委任特权的党主席来定夺。
至于一些尚未被填补的职位，他始终认为，沙巴的代表不该被排除在外，“我不只认为，党领导可委任沙巴的代表，而且是应该这样做。否则，打造多元种族政治的口号就是空谈且自爽（talk syiok）。”
民政根基深植华社转型不实际
针对此，谢诗坚认为，在巫裔偏向选择加入巫统、回教党或公正党的政治现实下，创党时已深深根植华裔社会的民政党，要摆脱华基政党的形象并不实际，“而如果你（民政）是华基政党，就不必摆出领导层具备多元种族的姿态。”
加上，他认为，就算要增添非华裔的代表性，民政党可委任非华裔担任其它职位，但绝非总秘书一职，“这个职位必须展现其权力和功能。”
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尽管民政创党时由巫裔担任主席，不过党的班底却是林苍佑创立的民主联合党，以华裔为主，“要回到根本，民政看似不得不在华社中立足，结果扛着多元的旗子，也得打出华人牌。”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会员大会致词
(24-10-08)
今天我们按照章程举行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根据2006年及2007年的账目报告显示，本基金会财务处于稳健状况，2006年有存款185万余元；2007年有184万余元；而在2008年截至8月31日为止，存款则有193万余元，数目字的增加主要是本会会员威德(马)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柯振清先生为纪念其先父柯福顺老先生而捐献马币15万元，充为本会慈善基金，仁风义举，殊值钦佩。
在过去的两年，我们的较大捐款是献金50万元予下列三间学校，它们是新港崇正学校及商务学校，各获20万元，而北海励华学校则获10万元，有关款项已悉数移交。
在2007年我门也拨出3万元予国家天灾基金，赈济柔佛水灾灾民。而在2008年在中华总商会发动下，更大款项的支助四川地震灾黎及缅甸风灾灾黎，总数分别是马币60万2千元及马币14万元。这两大笔款项主要是商会古道热肠的董事及会员们自动捐献的，而本会则补上8万9250令吉凑成以上的整数。有关的义款移交仪式在今年5月由中国驻马商务参赞高文宽亲自莅临接领，场面隆重。
除此之外，本会也按惯例逐年发出大学贷学金。2006年发出4万6千元，2007年发出3万7千元，而2008年则发出3万5千元，申请者较前为少主要是许多大专院校生可以直接向高等教育部的大学贷学金（PTPTN）申请数额较高的贷款，其它州政府及各单位的贷学金也开方便之门。
无论如何，本会这项自1978年开始即推行的免息贷学金，截至今日为止，已有超过300名学生受惠，总共贷出的款额高达2百零7万1百元（RM 2，070，100）。几乎所有的受贷者在完成学业后，都按期摊还贷款，以致本会有充裕的基金造惠后来者，这种饮水思源的美德是必须予以赞扬的。
截自今年8月份为止，本会仍放出而未收回的贷款共计27万8千1百50元，因为他们尚在深造中，或尚在分期而委清还全部贷款。由于管理较为严格，本会基金的回收率是99巴仙的，目前只有两名已毕业的受贷者尚未清还贷款6千2百50元，数额不多，本会已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希望所有的贷款能100%的回收。在这方面，我希望仍在受贷者能记取他们将来毕业后回款的责任，不要立下不良先例而影响自身的名声。
除了贷学金外，本会也从2005年开始每年颁发大学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每人1千元。截至今年9月份为止，共发放13万5千元。换句话说已有135名大学生获得嘉奖。由于申请者逐年增加，本会也在每年酌量增加款项，比如今年就发出4万4千元予44名合格者，在条件允许下，我们会考虑增加奖学金的学额。
至于对独中生的助学金奖励也是从2005年开始。4年来共拨出1万2千5百元。虽然每人所得数额不多，以200元为限，但意义是重大的，以鼓励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文中学就读。
根据记录，中华总商会及本会自1992年以来，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覩的，总共集资3百70万元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其中莹莹大件者计有拉曼学院88万元，韩江学院2百万元及槟州五间独中5万元。如果连同历年来的慈善捐款，则商会及本会在慈善教育上发出的捐款已高达5百万元。这之中大件者包括对中国四川地震灾黎和缅甸风灾灾黎的及时援助及2004年对槟城海啸灾黎的10万元援助和2003年对土桥尾火灾灾民的1万元的捐献。
由此可见，本会基金都善用在急救及恰当的地方，也因此使到商会赢取了“从商为善”的美名。
今年适逢本会成立30周年，原本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再行集资。但由于世界经济不景，风暴连连，也只好一切从简，待日后才另行打算。
今天我们按照章程举行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根据2006年及2007年的账目报告显示，本基金会财务处于稳健状况，2006年有存款185万余元；2007年有184万余元；而在2008年截至8月31日为止，存款则有193万余元，数目字的增加主要是本会会员威德(马)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柯振清先生为纪念其先父柯福顺老先生而捐献马币15万元，充为本会慈善基金，仁风义举，殊值钦佩。
在过去的两年，我们的较大捐款是献金50万元予下列三间学校，它们是新港崇正学校及商务学校，各获20万元，而北海励华学校则获10万元，有关款项已悉数移交。
在2007年我门也拨出3万元予国家天灾基金，赈济柔佛水灾灾民。而在2008年在中华总商会发动下，更大款项的支助四川地震灾黎及缅甸风灾灾黎，总数分别是马币60万2千元及马币14万元。这两大笔款项主要是商会古道热肠的董事及会员们自动捐献的，而本会则补上8万9250令吉凑成以上的整数。有关的义款移交仪式在今年5月由中国驻马商务参赞高文宽亲自莅临接领，场面隆重。
除此之外，本会也按惯例逐年发出大学贷学金。2006年发出4万6千元，2007年发出3万7千元，而2008年则发出3万5千元，申请者较前为少主要是许多大专院校生可以直接向高等教育部的大学贷学金（PTPTN）申请数额较高的贷款，其它州政府及各单位的贷学金也开方便之门。
无论如何，本会这项自1978年开始即推行的免息贷学金，截至今日为止，已有超过300名学生受惠，总共贷出的款额高达2百零7万1百元（RM 2，070，100）。几乎所有的受贷者在完成学业后，都按期摊还贷款，以致本会有充裕的基金造惠后来者，这种饮水思源的美德是必须予以赞扬的。
截自今年8月份为止，本会仍放出而未收回的贷款共计27万8千1百50元，因为他们尚在深造中，或尚在分期而委清还全部贷款。由于管理较为严格，本会基金的回收率是99巴仙的，目前只有两名已毕业的受贷者尚未清还贷款6千2百50元，数额不多，本会已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希望所有的贷款能100%的回收。在这方面，我希望仍在受贷者能记取他们将来毕业后回款的责任，不要立下不良先例而影响自身的名声。
除了贷学金外，本会也从2005年开始每年颁发大学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每人1千元。截至今年9月份为止，共发放13万5千元。换句话说已有135名大学生获得嘉奖。由于申请者逐年增加，本会也在每年酌量增加款项，比如今年就发出4万4千元予44名合格者，在条件允许下，我们会考虑增加奖学金的学额。
至于对独中生的助学金奖励也是从2005年开始。4年来共拨出1万2千5百元。虽然每人所得数额不多，以200元为限，但意义是重大的，以鼓励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文中学就读。
根据记录，中华总商会及本会自1992年以来，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覩的，总共集资3百70万元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其中莹莹大件者计有拉曼学院88万元，韩江学院2百万元及槟州五间独中5万元。如果连同历年来的慈善捐款，则商会及本会在慈善教育上发出的捐款已高达5百万元。这之中大件者包括对中国四川地震灾黎和缅甸风灾灾黎的及时援助及2004年对槟城海啸灾黎的10万元援助和2003年对土桥尾火灾灾民的1万元的捐献。
由此可见，本会基金都善用在急救及恰当的地方，也因此使到商会赢取了“从商为善”的美名。
今年适逢本会成立30周年，原本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再行集资。但由于世界经济不景，风暴连连，也只好一切从简，待日后才另行打算。
马华党选不按牌理出牌 翁蔡配苦了黄家泉
马华公会中央党选释放出来的含意是五味杂陈的，本文只针对改选的结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作一评析。
从正面来看，本届改选出席代表达99%是十分罕有的。用倾巢而出也不为过。为什么代表们这么热衷投票，而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谁也看不清楚，但有一点应该是大多数代表们所要看到的是：局面不要一面倒，不要菜单全盘照收，也不要挑战派全军覆没。因此有选择性的但不以地区为均衡的考量投下本身的一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州的候选人较多当选，而有些州只一人当选，其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是按照当前的情况希望有所改变。因此求变是本届大选的主轴，于是出现了下列的结局：
1． 在求变底下，当权派挑中了308大选后人气急升的翁诗杰挑大梁。因为放眼上位的领导层中，翁较适合领导新团队。他既不是黄家定的影子，也不是挑战派排斥的人物。相较之下，他比起黄家泉更适合接黄家定的班。
当一切敲定后，当权派也是有所担心挑战派会结成另一个阵线全面开打。因此翁诗杰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挑起“道德论”来使对手“知难而退”。这种不指明道姓的批判终于收到效果，蔡细历不攻打总会长；却从中杀出蔡锐明加入应战。
相比之下，蔡锐明是处于劣势的。其一是2004年大选后，他已没有官职，失掉卫生部长；其二在2008年大选被除名；其三他在党内并没有结成派系，即使在2001年形成的AB队，他也不属于其中一派，而是被归为C派。虽然在这方面，与翁诗杰有些相似，但那时翁诗杰领导马青比较倾向B队的反报业收购，引发了A队的林良实准备拿他祭旗，未想竟在此事件中给翁增添政治筹码；反之蔡锐明未取悦林良实，也非一面倒向林亚礼领导的B队，也就成为左右都不是的“孤家寡人”。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2005年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黄家定，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取得37%的得票已是“虽败犹荣”。如今卷土重来又“孤军上路”的蔡锐明也不敌翁诗杰同样是意料中事。不过，他取得39%的选票又证明不论是黄家定或翁诗杰，有近40%的代表是对当权派有异议的。
由此看来，本届改选翁诗杰巧妙地先声夺人，导致蔡细历转换跑道，而由蔡锐明杀出，已大大地少了威胁性。因此他的战略已为他的胜利奠定基石。
在胜利之后，翁诗杰必须要解读40%的反对票意味着什么？身为总会长的他是否具有林良实的权威，突出了是总会长的党？抑或是他是黄家定第二，在自我约束总会长的权限下，得依中委行事？如果是属于后者，他又如何将他的竞选理念贯彻？因为今时不同往昔，总会长已不能“说了就算”，还得权衡党中委的想法。
一项最明显的挑战是：他如何安置黄家泉？他又如何安置蔡细历的官职？对各州联委会主席的委任是总会长的“特权”，还是中委会的权力？我们不要忘记，翁诗杰即使在2005年当选副总会长及以前曾任马青总团长，但他从来没有被委任为任何一州的联委会主席，直到308大选后，他才首次出任雪州联委会主席。
这就是说，翁诗杰未来能否有大作为，取决于他对党中央的控制程度，以及如何形成一个新团队，而不是一个暗潮汹涌的分帮立派的党。也唯有把家里打扫干净，卸下历史包袱，他才能领导马华走向“新的长征”。
2． 在求变底下，署理总会长是一个灸手可热的椅子，按照当权派意愿，由掌控霹雳的黄家泉上位是顺其自然的安排，既可告慰黄家定的退位（在一下一上的布署，已打掉所谓建立“黄氏王朝”的阴影），也容易被人接受，不然由哥哥接弟弟之位，也就会被视为“黄氏王朝”的体现。因此在审时度势下，黄家泉出任老二被认为是恰当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黄家泉背负的包袱是有形和无形的。有形的是黄家定出任总会长时，为何安排黄家泉出掌具有权力的总秘书？难免造成党内上下指指点点。无形的是黄家泉一心一意搞党校；也尽量营造在霹州老大的稳定地位，却惹来一些风言风语。例如他被认为与林良实派结合，过去支持其公子林熙隆成为未来的霹雳接班人，并更上一层楼，夺得马青署理总团长高职。
讵料308后，黄家泉势力下降，造成林熙隆当不成霹州马青团长，也无意再捍卫署理总团长。这一下子，支持黄家泉的派系也就有了变化。如果单靠其弟在柔佛和雪州的势力突围而出，实在有些风险。
反之，有自知之明的蔡细历在审视党选的机制后，认为打老大是没有胜算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地转打老二，他认为这是当权派最弱的一环，可以从里外逐一击破当权派的包围。
即便按照传统老二没有大作为，但前提是老大有强势和绝对的领导（如李三春对曾永森及何文翰；如林良实对李金狮）；如果不是的话，或老二也是有强大的内外势力（如林亚礼与林良实的对峙），则当老大的可就头痛了。2003年林亚礼逼使林良实双退位让位于黄家定及陈广才顶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这就是蔡细历高明之处，他先是要在马华重新取得立足点，再推展政治议程也不迟。与此同时，他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在2007年受性爱光盘事件的打击，导致他丢官与辞党职，变成一个普通人。由于身上背着“道德十字架”，使蔡细历投鼠忌器，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要打还是不打。最后在没有更好人选底下，他只好豁了出去。所谓的没有人选是蔡锐明不是他的团队，而林祥才与他的“共识”达不成。本来有传说他打老大，林打老二，但只是传言，结果在提名日竟是两人寃家路窄，也让人感觉到挑战派起“内閧”，要撼当权派谈何容易？
情势至此，蔡细历已没有退路，只好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手机拜票，他的勤力也许是其它候选人都赶不及的；尤其是20%的游离票到底是要给他或林祥才，如果他们都不认同黄家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蔡细历的“一语中的”，或者是他翻盘的关键，那就是他要代表们“否决黄氏王朝的阴影”。
当然黄家泉不现身NTV 7的辩论是与翁诗杰取得共识，也就是当权派不搞这一套，但黄家泉不是翁诗杰，因为他有些东西是要厘清和交待的，不似翁没有政治包袱；还有他的对手较强，不是独来独往的。
3． 副总会长在当权派看来，按地区之分是比较均匀的，如彭亨的廖仲莱、柔佛的陈国煌、霹雳的江作汉和吉打的曹志雄。这种构思是认为蔡细历胜不出，蔡锐明也不可能胜，就需要有一位来自柔佛的陈国煌顶上，毕竟柔佛是马华的票仓，不能割舍，弱点是陈国煌知名度不高，有需造势。
再有一个弱点是黄燕燕说到底也是内阁部长，如果不腾出一个位置给她，恐怕会引起姐妹们的不悦。本来比较接近挑战派的黄燕燕也认为她突围不易，最后则采取低调，并和两派保持关系的策略。她的胜出说明她的身份的特殊性，结果是选了中莱，又选了来自彭亨的黄燕燕。
由于情势的微妙变化，原本这次有望代表北马出任副总会长的曹志雄又再一次被割爱，挤不进高层，对他日后争取出任部长有一定的阻力和困难。
至于中委的人马，也是当权派较占优势，对翁诗杰也有了某些激励作用，但不是绝对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团队组不成，而是这个团队有暗流和内斗要怎样打掉。表面上看翁蔡都表明可以合作，但合作到什么程度？两人能否抺掉较早前的“刀光剑影”仍是一个未知数。
摆在马华面前的是不平坦的路；摆在翁诗杰面前的是一条吊诡的路。但他没有选择，因为党代表要的是个混合型的队伍，谁也不能坐大，谁也不能掌握全局，这就是马华党选发出的强烈讯号。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从正面来看，本届改选出席代表达99%是十分罕有的。用倾巢而出也不为过。为什么代表们这么热衷投票，而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谁也看不清楚，但有一点应该是大多数代表们所要看到的是：局面不要一面倒，不要菜单全盘照收，也不要挑战派全军覆没。因此有选择性的但不以地区为均衡的考量投下本身的一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州的候选人较多当选，而有些州只一人当选，其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是按照当前的情况希望有所改变。因此求变是本届大选的主轴，于是出现了下列的结局：
1． 在求变底下，当权派挑中了308大选后人气急升的翁诗杰挑大梁。因为放眼上位的领导层中，翁较适合领导新团队。他既不是黄家定的影子，也不是挑战派排斥的人物。相较之下，他比起黄家泉更适合接黄家定的班。
当一切敲定后，当权派也是有所担心挑战派会结成另一个阵线全面开打。因此翁诗杰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挑起“道德论”来使对手“知难而退”。这种不指明道姓的批判终于收到效果，蔡细历不攻打总会长；却从中杀出蔡锐明加入应战。
相比之下，蔡锐明是处于劣势的。其一是2004年大选后，他已没有官职，失掉卫生部长；其二在2008年大选被除名；其三他在党内并没有结成派系，即使在2001年形成的AB队，他也不属于其中一派，而是被归为C派。虽然在这方面，与翁诗杰有些相似，但那时翁诗杰领导马青比较倾向B队的反报业收购，引发了A队的林良实准备拿他祭旗，未想竟在此事件中给翁增添政治筹码；反之蔡锐明未取悦林良实，也非一面倒向林亚礼领导的B队，也就成为左右都不是的“孤家寡人”。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2005年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黄家定，失败是预料中事，但取得37%的得票已是“虽败犹荣”。如今卷土重来又“孤军上路”的蔡锐明也不敌翁诗杰同样是意料中事。不过，他取得39%的选票又证明不论是黄家定或翁诗杰，有近40%的代表是对当权派有异议的。
由此看来，本届改选翁诗杰巧妙地先声夺人，导致蔡细历转换跑道，而由蔡锐明杀出，已大大地少了威胁性。因此他的战略已为他的胜利奠定基石。
在胜利之后，翁诗杰必须要解读40%的反对票意味着什么？身为总会长的他是否具有林良实的权威，突出了是总会长的党？抑或是他是黄家定第二，在自我约束总会长的权限下，得依中委行事？如果是属于后者，他又如何将他的竞选理念贯彻？因为今时不同往昔，总会长已不能“说了就算”，还得权衡党中委的想法。
一项最明显的挑战是：他如何安置黄家泉？他又如何安置蔡细历的官职？对各州联委会主席的委任是总会长的“特权”，还是中委会的权力？我们不要忘记，翁诗杰即使在2005年当选副总会长及以前曾任马青总团长，但他从来没有被委任为任何一州的联委会主席，直到308大选后，他才首次出任雪州联委会主席。
这就是说，翁诗杰未来能否有大作为，取决于他对党中央的控制程度，以及如何形成一个新团队，而不是一个暗潮汹涌的分帮立派的党。也唯有把家里打扫干净，卸下历史包袱，他才能领导马华走向“新的长征”。
2． 在求变底下，署理总会长是一个灸手可热的椅子，按照当权派意愿，由掌控霹雳的黄家泉上位是顺其自然的安排，既可告慰黄家定的退位（在一下一上的布署，已打掉所谓建立“黄氏王朝”的阴影），也容易被人接受，不然由哥哥接弟弟之位，也就会被视为“黄氏王朝”的体现。因此在审时度势下，黄家泉出任老二被认为是恰当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黄家泉背负的包袱是有形和无形的。有形的是黄家定出任总会长时，为何安排黄家泉出掌具有权力的总秘书？难免造成党内上下指指点点。无形的是黄家泉一心一意搞党校；也尽量营造在霹州老大的稳定地位，却惹来一些风言风语。例如他被认为与林良实派结合，过去支持其公子林熙隆成为未来的霹雳接班人，并更上一层楼，夺得马青署理总团长高职。
讵料308后，黄家泉势力下降，造成林熙隆当不成霹州马青团长，也无意再捍卫署理总团长。这一下子，支持黄家泉的派系也就有了变化。如果单靠其弟在柔佛和雪州的势力突围而出，实在有些风险。
反之，有自知之明的蔡细历在审视党选的机制后，认为打老大是没有胜算的，因此退而求其次地转打老二，他认为这是当权派最弱的一环，可以从里外逐一击破当权派的包围。
即便按照传统老二没有大作为，但前提是老大有强势和绝对的领导（如李三春对曾永森及何文翰；如林良实对李金狮）；如果不是的话，或老二也是有强大的内外势力（如林亚礼与林良实的对峙），则当老大的可就头痛了。2003年林亚礼逼使林良实双退位让位于黄家定及陈广才顶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这就是蔡细历高明之处，他先是要在马华重新取得立足点，再推展政治议程也不迟。与此同时，他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在2007年受性爱光盘事件的打击，导致他丢官与辞党职，变成一个普通人。由于身上背着“道德十字架”，使蔡细历投鼠忌器，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要打还是不打。最后在没有更好人选底下，他只好豁了出去。所谓的没有人选是蔡锐明不是他的团队，而林祥才与他的“共识”达不成。本来有传说他打老大，林打老二，但只是传言，结果在提名日竟是两人寃家路窄，也让人感觉到挑战派起“内閧”，要撼当权派谈何容易？
情势至此，蔡细历已没有退路，只好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手机拜票，他的勤力也许是其它候选人都赶不及的；尤其是20%的游离票到底是要给他或林祥才，如果他们都不认同黄家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蔡细历的“一语中的”，或者是他翻盘的关键，那就是他要代表们“否决黄氏王朝的阴影”。
当然黄家泉不现身NTV 7的辩论是与翁诗杰取得共识，也就是当权派不搞这一套，但黄家泉不是翁诗杰，因为他有些东西是要厘清和交待的，不似翁没有政治包袱；还有他的对手较强，不是独来独往的。
3． 副总会长在当权派看来，按地区之分是比较均匀的，如彭亨的廖仲莱、柔佛的陈国煌、霹雳的江作汉和吉打的曹志雄。这种构思是认为蔡细历胜不出，蔡锐明也不可能胜，就需要有一位来自柔佛的陈国煌顶上，毕竟柔佛是马华的票仓，不能割舍，弱点是陈国煌知名度不高，有需造势。
再有一个弱点是黄燕燕说到底也是内阁部长，如果不腾出一个位置给她，恐怕会引起姐妹们的不悦。本来比较接近挑战派的黄燕燕也认为她突围不易，最后则采取低调，并和两派保持关系的策略。她的胜出说明她的身份的特殊性，结果是选了中莱，又选了来自彭亨的黄燕燕。
由于情势的微妙变化，原本这次有望代表北马出任副总会长的曹志雄又再一次被割爱，挤不进高层，对他日后争取出任部长有一定的阻力和困难。
至于中委的人马，也是当权派较占优势，对翁诗杰也有了某些激励作用，但不是绝对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团队组不成，而是这个团队有暗流和内斗要怎样打掉。表面上看翁蔡都表明可以合作，但合作到什么程度？两人能否抺掉较早前的“刀光剑影”仍是一个未知数。
摆在马华面前的是不平坦的路；摆在翁诗杰面前的是一条吊诡的路。但他没有选择，因为党代表要的是个混合型的队伍，谁也不能坐大，谁也不能掌握全局，这就是马华党选发出的强烈讯号。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国阵直接党员行不通 （天下纵横）
2001年，前首相马哈迪主持民政党代表大会开幕时，语出惊人地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引起朝野一片争议声。2008年，首相阿都拉为民政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也抛出惊人的建议，让国阵招收直接党员。一时之间也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但负面的多过正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阿都拉的解释，他是建议那些不愿加入任何一个成员党的人，可以直接加入国阵。他认为让各种族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改革的好的开端。副首相纳吉也随即附和这是国阵改革的一部分，由于不少年轻的马来西亚人要看到一个多元种族政党的出现。
隔两天，也是国阵主席的阿都拉澄清说，他不曾建议解散各成员党，以成立一个单一的政党。他只是建议不愿意加入种族性政党的人士加入国阵。这是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成为直接党员。国阵可以在这方面成立论坛，俱乐部或一个支会。不论叫做什么名堂，各成员党还是继续存在，结构没有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因为这样的建议并非新鲜事，而是曾有过尝试，后来却无疾而终。
60年代在东姑当政时，已有人提出联盟设直接党员制度，但因为三个成员党未予响应和积极推动，也就成不了气候。1969年“513”事件后，又有人重提联盟直接党员的事，而在1972年被一度郑重其事的推动。虽有少数人响应，但很快的这股动力又被新崛起的运动给淹盖了。原来在那个时候，当任首相敦拉萨已成功地在各州推动联合政府。这些州包括砂拉越、槟城、霹雳及吉兰丹。接着这些与联盟合作的反对党的领袖也被安插在中央内阁任职，不过初时并未包括民政党及砂人联党领袖在内。就在联合政府成形后，敦拉萨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强化联盟直接党员，而是构思另一个组合吸纳更多的反对党加入其中。于是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最初的成员党共有9个，即西马的巫统、马华、国大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而东马则有砂人联党及砂土著保守党和沙巴的联盟。
后来这些成员党因东马政党的分裂，也就分成5个个别加入国阵。总数达到14个。一个月前，原属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沙民进党退出国阵，以致国阵目前保有13个成员党。
2007年的时候，民政党青年团团长马袖强突然建议解散国阵的成员党，只剩下一个国阵党，以形成多元种族的单一政党的局面，不过他的建议不被接纳，也不被视为是成熟的，包括首相阿都拉在内。换句话说，马袖强带有天真的想法自然是说说吧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
未想阿都拉在卸任前（明年3月）竟出奇招，要国阵招收直接成员党。可是阿都拉说了，各成员党不会解散，也就意味着保持现有的体制，只不过有一个论坛平台让这些所谓清高份子在国阵内以“党员”自居，也许他们之中会有极少数的精英被相中，委以上议员而出任部长，但他们就没有机会参加大选。这是由于国阵成员早已分配好参选的席位，有哪个政党肯让出席位给国阵直接党员，除非他们加入其中一个成员党，也听命于党的指示，不然他们还是被当成“外人”的。
就此推论，国阵直接党员是身份不明的“党员”。如果参加的人没有政治野心，只是抒发意见，讲讲过瘾，也就无伤大雅；但如果想从国阵正门杀入，那就连门都没有，何来成为一方领袖？既然所谓直接党员是失败于前，则目前的直接党员的建议也不过是一种在言论上探讨的说法，不会对成员党有任何威胁。
其实，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失败的实例来说明政党内不可能存在“独特的个体户”。犹记得在“513”过后，马华为招收更多的知识份子加入党，曾特别为受英文教育份子成立什么“明灯支会”或“前进支会”，摆明是“英文精英”的“特别支会”。这一些所谓支会确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但当他们要挤入领导层时，可就要面对马华草根党代表的挑战。如果没有在党改选的大会中得到中央代表的支持，他们又如何能上位？顶多是通过“走后门”被委进中央或有幸被推荐成为副部长之类的。这就是说，受英文教育者在马华党内是没有“特权”的，有的是表面的“特别地位”，中看不中用。
当这些英文精英融入马华后，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华语，与党员打成一片，不能整天英语来英语去的。我们在后来看到马华出现的领袖不是也得学好华语吗？因为他们知道华语是打开权力之门的一把钥匙。也由于英文精英了解到这一点，所谓的“明灯”或“前进”后来也就不见了。
同样的情形，所谓的国阵直接党员也会面对困难重重。阿都拉也许是出于善举（但不算创举）要国阵从这个方向作为改革的起点，但“言易行难”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并不乐观此议可行。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阿都拉的解释，他是建议那些不愿加入任何一个成员党的人，可以直接加入国阵。他认为让各种族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改革的好的开端。副首相纳吉也随即附和这是国阵改革的一部分，由于不少年轻的马来西亚人要看到一个多元种族政党的出现。
隔两天，也是国阵主席的阿都拉澄清说，他不曾建议解散各成员党，以成立一个单一的政党。他只是建议不愿意加入种族性政党的人士加入国阵。这是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成为直接党员。国阵可以在这方面成立论坛，俱乐部或一个支会。不论叫做什么名堂，各成员党还是继续存在，结构没有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因为这样的建议并非新鲜事，而是曾有过尝试，后来却无疾而终。
60年代在东姑当政时，已有人提出联盟设直接党员制度，但因为三个成员党未予响应和积极推动，也就成不了气候。1969年“513”事件后，又有人重提联盟直接党员的事，而在1972年被一度郑重其事的推动。虽有少数人响应，但很快的这股动力又被新崛起的运动给淹盖了。原来在那个时候，当任首相敦拉萨已成功地在各州推动联合政府。这些州包括砂拉越、槟城、霹雳及吉兰丹。接着这些与联盟合作的反对党的领袖也被安插在中央内阁任职，不过初时并未包括民政党及砂人联党领袖在内。就在联合政府成形后，敦拉萨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强化联盟直接党员，而是构思另一个组合吸纳更多的反对党加入其中。于是1974年联盟正式扩大成国阵（国民阵线），最初的成员党共有9个，即西马的巫统、马华、国大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而东马则有砂人联党及砂土著保守党和沙巴的联盟。
后来这些成员党因东马政党的分裂，也就分成5个个别加入国阵。总数达到14个。一个月前，原属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沙民进党退出国阵，以致国阵目前保有13个成员党。
2007年的时候，民政党青年团团长马袖强突然建议解散国阵的成员党，只剩下一个国阵党，以形成多元种族的单一政党的局面，不过他的建议不被接纳，也不被视为是成熟的，包括首相阿都拉在内。换句话说，马袖强带有天真的想法自然是说说吧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
未想阿都拉在卸任前（明年3月）竟出奇招，要国阵招收直接成员党。可是阿都拉说了，各成员党不会解散，也就意味着保持现有的体制，只不过有一个论坛平台让这些所谓清高份子在国阵内以“党员”自居，也许他们之中会有极少数的精英被相中，委以上议员而出任部长，但他们就没有机会参加大选。这是由于国阵成员早已分配好参选的席位，有哪个政党肯让出席位给国阵直接党员，除非他们加入其中一个成员党，也听命于党的指示，不然他们还是被当成“外人”的。
就此推论，国阵直接党员是身份不明的“党员”。如果参加的人没有政治野心，只是抒发意见，讲讲过瘾，也就无伤大雅；但如果想从国阵正门杀入，那就连门都没有，何来成为一方领袖？既然所谓直接党员是失败于前，则目前的直接党员的建议也不过是一种在言论上探讨的说法，不会对成员党有任何威胁。
其实，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失败的实例来说明政党内不可能存在“独特的个体户”。犹记得在“513”过后，马华为招收更多的知识份子加入党，曾特别为受英文教育份子成立什么“明灯支会”或“前进支会”，摆明是“英文精英”的“特别支会”。这一些所谓支会确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但当他们要挤入领导层时，可就要面对马华草根党代表的挑战。如果没有在党改选的大会中得到中央代表的支持，他们又如何能上位？顶多是通过“走后门”被委进中央或有幸被推荐成为副部长之类的。这就是说，受英文教育者在马华党内是没有“特权”的，有的是表面的“特别地位”，中看不中用。
当这些英文精英融入马华后，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华语，与党员打成一片，不能整天英语来英语去的。我们在后来看到马华出现的领袖不是也得学好华语吗？因为他们知道华语是打开权力之门的一把钥匙。也由于英文精英了解到这一点，所谓的“明灯”或“前进”后来也就不见了。
同样的情形，所谓的国阵直接党员也会面对困难重重。阿都拉也许是出于善举（但不算创举）要国阵从这个方向作为改革的起点，但“言易行难”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并不乐观此议可行。
（原载于2008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 第399期）
26.10.08
謝詩堅：探討海外客家學‧台大學列檳為研究中心
（檳城）馬來西亞客家聯合會署理會長拿督謝詩堅博士說，台灣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已把檳城列為基地，作為研究檳城、馬來西亞及海外客家學的起點。
他說，此學院研究員於今年7月份到來研究，包括檳島浮羅山背客家村、馬來半島、新山及東馬。經過3個月後，鑑定檳城作為基地，以便能有系統性對海外客家學展開研究，為客家學開拓新的局面。
也是檳州客屬公會署理會長的謝詩堅，昨晚（週五，24日）接待到訪的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時致詞。出席者有副會長陳富權、總務胡欣樺、財政劉志榮、婦女組主席黎華英及青年團團長徐宗周。
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團長李寶鑫及理事長陳淑芳，共22名的團員到訪，參觀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以及參加檳客屬所設的晚宴。
謝詩堅說，近5年來，台灣客家團體與檳客屬關係密切，如台客家電視曾4度到訪，而客家舞蹈文化也是4次，其餘是大學客家學院研究員，可說是從媒體、文化及學術全面性的接觸。
李寶鑫：曾陷斷層危機‧有識之士搶救客家文化
李寶鑫說，20年前，台灣客家文化也陷入斷層的危機，幸好獲得客家有識之士的極力搶救，如推廣客家文化、設立客家電視台、發行客家山歌的光碟等，終於近數年來，得以恢復客家文化的元氣。
他認為，客家歌曲推動客家文化幫助很大，但須配合時代的潮流，創作為通俗的客家流行歌曲，就如華語、閩南語及廣東語流行歌曲般，受到廣大聽眾的歡迎。
摘自《星洲日報》 2008.10.25
他說，此學院研究員於今年7月份到來研究，包括檳島浮羅山背客家村、馬來半島、新山及東馬。經過3個月後，鑑定檳城作為基地，以便能有系統性對海外客家學展開研究，為客家學開拓新的局面。
也是檳州客屬公會署理會長的謝詩堅，昨晚（週五，24日）接待到訪的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時致詞。出席者有副會長陳富權、總務胡欣樺、財政劉志榮、婦女組主席黎華英及青年團團長徐宗周。
台灣桃園縣客家文化傳播協會代表團團長李寶鑫及理事長陳淑芳，共22名的團員到訪，參觀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以及參加檳客屬所設的晚宴。
謝詩堅說，近5年來，台灣客家團體與檳客屬關係密切，如台客家電視曾4度到訪，而客家舞蹈文化也是4次，其餘是大學客家學院研究員，可說是從媒體、文化及學術全面性的接觸。
李寶鑫：曾陷斷層危機‧有識之士搶救客家文化
李寶鑫說，20年前，台灣客家文化也陷入斷層的危機，幸好獲得客家有識之士的極力搶救，如推廣客家文化、設立客家電視台、發行客家山歌的光碟等，終於近數年來，得以恢復客家文化的元氣。
他認為，客家歌曲推動客家文化幫助很大，但須配合時代的潮流，創作為通俗的客家流行歌曲，就如華語、閩南語及廣東語流行歌曲般，受到廣大聽眾的歡迎。
摘自《星洲日報》 2008.10.25
24.10.08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演讲要点
日期： 18.10.08
1． 韩院2000年正式开班授课，至今已进入第8年，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00名增加至目前的近千名。
2． 韩院每开一个课程，都是先向高教部请准。在获准开班授课后，在两年内申请认证，也就是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的检批（过去称之为LAN）。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有四个系11项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科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之配搭。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0%有余。
3． 截至目前，韩院的毕业生共1016名，其中25%通过双联课程考获学士学位或正在大学攻读。其余毕业生都有了工作，也有的自行创业。
4． 为节省家长经济负担，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所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间大学的学位。我们也会开办大学基础班。
5． 根据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尚有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正在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之后达到20%之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科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在收生方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亦有很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我们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出多元性。
6． 韩院虽小，但我们是尽心建立品牌和特色。我们的品牌是大众传播系，更设有韩视电视新闻中心作为教学平台，并提供网络新闻和电视节目。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已成为一种口碑，成为学生的首选之一的科系。
我们的特色是建立起中文学术平台，单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新生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从2001年开始开办中文系以来，我们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的课程进行规划的，也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作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的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为了突出华人文化的正当性，我们在2003年创建了华人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展馆的内涵和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研究基地之一。
7． 另一方面，今日举行的中文硕士班毕业和新生典礼，显示了连续7年的开办已经开花结果，不仅不曾中断，而且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在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我们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了我们的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根据资料显示，我们已培养出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正在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谨要求是我们一向来提倡的宗旨。宁缺毋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8． 总而言之，韩江学院在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彻董教校友彼此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同。因此，我们大胆地放眼用三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申办成为大学院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获得董教学三方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当然我也要感谢高教部副部长何国总博士允应给予协助韩院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1． 韩院2000年正式开班授课，至今已进入第8年，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00名增加至目前的近千名。
2． 韩院每开一个课程，都是先向高教部请准。在获准开班授课后，在两年内申请认证，也就是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的检批（过去称之为LAN）。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有四个系11项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科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之配搭。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0%有余。
3． 截至目前，韩院的毕业生共1016名，其中25%通过双联课程考获学士学位或正在大学攻读。其余毕业生都有了工作，也有的自行创业。
4． 为节省家长经济负担，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所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间大学的学位。我们也会开办大学基础班。
5． 根据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尚有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正在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之后达到20%之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科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在收生方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亦有很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我们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出多元性。
6． 韩院虽小，但我们是尽心建立品牌和特色。我们的品牌是大众传播系，更设有韩视电视新闻中心作为教学平台，并提供网络新闻和电视节目。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已成为一种口碑，成为学生的首选之一的科系。
我们的特色是建立起中文学术平台，单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新生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从2001年开始开办中文系以来，我们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的课程进行规划的，也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作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的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为了突出华人文化的正当性，我们在2003年创建了华人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展馆的内涵和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研究基地之一。
7． 另一方面，今日举行的中文硕士班毕业和新生典礼，显示了连续7年的开办已经开花结果，不仅不曾中断，而且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在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我们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了我们的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根据资料显示，我们已培养出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正在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谨要求是我们一向来提倡的宗旨。宁缺毋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8． 总而言之，韩江学院在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彻董教校友彼此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同。因此，我们大胆地放眼用三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申办成为大学院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获得董教学三方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当然我也要感谢高教部副部长何国总博士允应给予协助韩院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谢诗坚：建立中文学术平台 韩院中文系新生大突破
报道：赵精武 摄影：林荣发
（韩视网槟城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的特色是建立中文学术平台，单只今年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他说，从2001年开办中文系以来，韩院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
他表示，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课程进行规划的，也得到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
他说，为了突出中华文化的正当性，韩院在2003年创建了中华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其内涵及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有研究基础之一。
谢诗坚今日（18日）在韩院多元用途礼堂举行的第5届中文硕士班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仪式致词。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主持颁发证书予11名毕业的硕士生，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教授及毕业生代表游杰华，也分别受邀致词。
第8届11名毕业生
第8届11名毕业生为来自台湾的文小菲，马来西亚的符瑜玲、李莉莉、雷贤淇、孙福盛、魏金顺、温国华、萧美凤、徐永强及游杰华。
谢诗坚致词时说，目前已有近千名学生的韩院所开设的每一个课程，都先向高教部申请获准后才开班授课，并在2年内申请国家学术鉴定局的检批认证，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个系11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秒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的配搭，学生占全校总数的30多％。
博士导师明年达20％数额
他表示，从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条件中， 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而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能够达到20％的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
他说，学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的合格师资，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多元性。
谢诗坚也谈及韩院在2006年曾与新纪元及南方学院举行三次会议取得共同开办大学的共识，但却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如何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学，三个学院必须在没有太大改变的基础上申请大学执照，共同鉴定学科达到水平，但一年后因没有门路申办大学而无法再讨论下去。
3年达升格大学院校规定
他说，2007年三个学院各自努力，韩院较事实求是依据高教部8点升格为大学有条件，希望能够在3年内达到高教部升格为院校的规定。
他表示，今日举行的中文系硕士班毕业 新生入学，显示连续七年的开办已开花 结果，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韩院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他说，据资料显示，韩院培养出来的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 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是我们一路不提倡的宗旨，宁缺不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谢诗坚最后表示，韩院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切董教校友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同。
鉴此，他说：“我们大胆放眼用3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早办成为大学院校，我们必须获得董教学三方面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更希望在高教部副部长协助下，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韩视网槟城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的特色是建立中文学术平台，单只今年中文系的新生首次突破30名达到33名，较之去年的19名，增加率高达73％。
他说，从2001年开办中文系以来，韩院已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
他表示，由于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课程进行规划的，也得到高教部批准用中文为媒介进行教学，因此，它一路走来是在学术领域内扬起中华文化的旗帜。
他说，为了突出中华文化的正当性，韩院在2003年创建了中华文化馆，并准备在明年提升其内涵及充实资料，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有研究基础之一。
谢诗坚今日（18日）在韩院多元用途礼堂举行的第5届中文硕士班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仪式致词。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主持颁发证书予11名毕业的硕士生，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教授及毕业生代表游杰华，也分别受邀致词。
第8届11名毕业生
第8届11名毕业生为来自台湾的文小菲，马来西亚的符瑜玲、李莉莉、雷贤淇、孙福盛、魏金顺、温国华、萧美凤、徐永强及游杰华。
谢诗坚致词时说，目前已有近千名学生的韩院所开设的每一个课程，都先向高教部申请获准后才开班授课，并在2年内申请国家学术鉴定局的检批认证，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个系11课程是在批准下开办的，其中最大的学系是大众传播系，下设新闻科、广播秒及公关科，并有广播新闻系的配搭，学生占全校总数的30多％。
博士导师明年达20％数额
他表示，从最近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及南方学院的8点升格为大学条件中， 我们发现有些已符合基本要求，而另一些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改进的，其中师资基本拥有硕士学位，也在增加和聘请博士导师，希望明年能够达到20％的数额，学科的多元性乃以文科、商科及科技为主导方向，已具备多元化色彩。
他说，学院也努力增加外国生，目前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少数的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的合格师资，希望未来在师生方面能反映多元性。
谢诗坚也谈及韩院在2006年曾与新纪元及南方学院举行三次会议取得共同开办大学的共识，但却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如何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学，三个学院必须在没有太大改变的基础上申请大学执照，共同鉴定学科达到水平，但一年后因没有门路申办大学而无法再讨论下去。
3年达升格大学院校规定
他说，2007年三个学院各自努力，韩院较事实求是依据高教部8点升格为大学有条件，希望能够在3年内达到高教部升格为院校的规定。
他表示，今日举行的中文系硕士班毕业 新生入学，显示连续七年的开办已开花 结果，在南京大学的支持与协助下，准备明年在槟州以外的地区开班授课，韩院之所以年年开班，年年有学生，证明硕士班是正规与经得起考验的。
他说，据资料显示，韩院培养出来的65名硕士毕业生，另有31名 攻读或正在撰写论文，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是我们一路不提倡的宗旨，宁缺不滥是我们与南京大学的共识。
谢诗坚最后表示，韩院今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放眼明年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我们摆正了方向，由董事会主导并贯切董教校友分工合作又相互尊重，在一团和气下，韩院获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同。
鉴此，他说：“我们大胆放眼用3年的时间来符合高教部的规定，以便有条件早办成为大学院校，我们必须获得董教学三方面的积极努力与配合，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看待，更希望在高教部副部长协助下，有朝一日完成大学梦。”
学位虽不受大马承认 姚松：中文国际地位高
（韩视网槟城讯）南京大学文学院姚松教授表示，南京大学文学系在重点学科重新评估下的七个学系中已取得每级的学科，对于韩院硕士毕业生来说，毕业同学是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所取得的硕士学位在中国也有很高的地位及含金量。
他说，这并非是自跨，虽然马来西亚目前还不承认相关的学位，但日期已不会太久，尤其是中文的地位在全世界已越来越高，毕业同学有一份荣耀，有一份责任来弘扬中国语言文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姚教授于今日（18日）上午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的第8届南京大学、韩院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仪式上致词。
在韩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及谢爱萍教授陪同下，姚教授颁发证书予11名硕士毕业生，谢诗坚也在王云霞博士及姚松陪同下赠送纪念品予主持仪式的谢爱萍教授，出席观礼者有副院长黄妙鸾及董事黄汉荣。
他表示，中华文化今后将继续为人类作出贡献，与其他文化一齐为世界作出贡献就要靠大家的努力。
对于今年进入韩院中文系的新生，姚教授认为他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 他们已有更高的平台及的更高的要求，不是轻轻松松就过去的，从事学术研究虽不能就是苦海无边，但却已掉入火坑。
他说，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海啸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有能力解决金融海啸的作用，主要是中国人的理财思想，使海啸的冲击大大的降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优点。
谢爱萍赞扬韩院董事贡献
谢爱萍教授致词时赞扬韩院董事为华社、这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将会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铭刻下深深的痕迹。 她也赞扬南京大学老师经年累月的授业解惑，坚守教育岗位，老师们默默奉献的精神。
对于今届的硕士毕业生，她也祝贺他们克服了种种课业的疑难，完成了硕士课程，今天的毕业，象征着在学习和做学问方面达到一个里程碑，但前头还有更高等待攀登。
谢教授说，人文研究和科技研究是同样重要的，伟大的学问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希望毕业生一定要看得起自己，为社会作个螺丝钉，为马来西亚，也为人类贡献力量。
她表示，本届的毕业生碰巧遇上全球经济次贷危机，我国的研究机构好预告明年将面对经济衰退，不少企业界人士都说是一场灾难，是他们一生中所见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她说，在这个时刻，毕业同学要发挥读书做学问的坚持和刻苦精神来面对将来，不要轻易感到失望，要知道你们江不孤单，勤劳和节俭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经验，如果大家能够实践这两点，同时理解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你们还是有办法度过这一场危机的。
他说，这并非是自跨，虽然马来西亚目前还不承认相关的学位，但日期已不会太久，尤其是中文的地位在全世界已越来越高，毕业同学有一份荣耀，有一份责任来弘扬中国语言文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姚教授于今日（18日）上午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的第8届南京大学、韩院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仪式上致词。
在韩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及谢爱萍教授陪同下，姚教授颁发证书予11名硕士毕业生，谢诗坚也在王云霞博士及姚松陪同下赠送纪念品予主持仪式的谢爱萍教授，出席观礼者有副院长黄妙鸾及董事黄汉荣。
他表示，中华文化今后将继续为人类作出贡献，与其他文化一齐为世界作出贡献就要靠大家的努力。
对于今年进入韩院中文系的新生，姚教授认为他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 他们已有更高的平台及的更高的要求，不是轻轻松松就过去的，从事学术研究虽不能就是苦海无边，但却已掉入火坑。
他说，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海啸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有能力解决金融海啸的作用，主要是中国人的理财思想，使海啸的冲击大大的降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优点。
谢爱萍赞扬韩院董事贡献
谢爱萍教授致词时赞扬韩院董事为华社、这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将会在马来西亚历史上铭刻下深深的痕迹。 她也赞扬南京大学老师经年累月的授业解惑，坚守教育岗位，老师们默默奉献的精神。
对于今届的硕士毕业生，她也祝贺他们克服了种种课业的疑难，完成了硕士课程，今天的毕业，象征着在学习和做学问方面达到一个里程碑，但前头还有更高等待攀登。
谢教授说，人文研究和科技研究是同样重要的，伟大的学问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希望毕业生一定要看得起自己，为社会作个螺丝钉，为马来西亚，也为人类贡献力量。
她表示，本届的毕业生碰巧遇上全球经济次贷危机，我国的研究机构好预告明年将面对经济衰退，不少企业界人士都说是一场灾难，是他们一生中所见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她说，在这个时刻，毕业同学要发挥读书做学问的坚持和刻苦精神来面对将来，不要轻易感到失望，要知道你们江不孤单，勤劳和节俭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经验，如果大家能够实践这两点，同时理解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你们还是有办法度过这一场危机的。
21.10.08
纳吉会否成为敦拉萨第二？ （跃马扬鞭）
本来阿都拉在7月时宣布在2010年退位是一个巧妙的安排，即今年的巫统改选仍由他蝉联主席，然后在2011年巫统改选时，纳吉已是国家首相，自然无人可挑战他坐上第一把交椅。换句话说，纳吉至少有一年的过渡期以首相身份掌控巫统。
未想因党内暗流汹涌，阿都拉不得不宣布在明年3月提早退休，也使到交棒计划生变。因为这个日期正好是巫统大会改选日，纳吉有需被扶正才能接首相职位。这就是说，纳吉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以副首相的身份来整合巫统，其中的变数又是难以预料的。
在巫统的历史上，通过巫统大会交棒的有两个人，其一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事先委任马哈迪为代首相，而在1981年马哈迪在无对手挑战下当选巫统主席的大会上直接交棒。其二是马哈迪在2003年的巫统大会上交棒阿都拉（不是选举年），确定后者在巫统的领导地位。
按照阿都拉的计划，他是选择胡先翁的交棒方式，但今时的政治情势已非1981年，而巫统也不再是当年处于不可挑战的优势。虽然方式可以一样，但实质已是大不相同。
首先今日的阿都拉不是当年的胡先翁，可以按照本身的心愿与日期退位。他的情况却与当年的首任首相东姑有些相似。东姑是在1969年大选失利爆发“513”事件后，被迫即时交权给敦拉萨重整政局。他没有机会选择日期，但保留担任荣誉首相直到1970年体面退休。
同样的，阿都拉也是在308大选失利后无法按心愿完成任期，只好选择东姑的方式体面下台。这两人的“共同遭遇”说明了40年来历史的轮回，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无独有偶的，当年接东姑棒子的敦拉萨巧合地在40年后轮到他的公子粉墨登场上演同一台戏。所不同的是，布景已大不相同，敦拉萨当年并没有面对外来的经济风暴，而且国际形势也没有今天的严峻；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形势与今天的政局有些接近。
相对来说，敦拉萨采用的是“统战”的策略，将国内的反对党整合起来，减少政治斗争，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接着在同年又开展不结盟外交，与中国建交，全面地争取华人的支持，终于建构了他在国家领导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今天的纳吉并没有这样幸运，他面对的是不稳定的变数，与他父亲当年的如日中升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其一是国际金融风暴再起，而且席卷全球，导致外资停滞不前，大型发展计划拖延，通货膨胀加剧，民生问题日趋严重，治安不靖。其二是国内政治生态已演变成朝野两大阵党对峙，夺权之声不绝于耳。其三是巫统党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国阵成员党又是要求立竿见影的改革成效。所有的这些挑战，原本是阿都拉要一一面对的，现在又青黄不接落在纳吉的身上（他的出任财长一职证诸了经济是他面对的最大难题），使到他无法如同他的父亲在当年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权威大刀阔斧地制定改革方案。虽然他也坦诚国阵若不改，未来前景黯然，但他若要拥有父亲的智慧与强势领导，就非得用非常的手段来凸显他的领导才华不可；而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成为实权首相，要整合国阵与巫统内部的失调显得力所不逮。单就巫统目前浮出台面的斗争，至少已有4人表态要争署理主席，又有人决意要争巫统老大，就够纳吉大伤脑筋了。
因此他现在只能在有局限的权力架构下去发挥他的政治优势，尽管有人认为纳吉没有如同其父亲的高瞻远瞩和有容乃大的胸怀，但政治是现实的，他是否会采取其父亲的策略，与反对党坐下来商议安定国家政治，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倒成为当下的一个棘手问题。他的对手东姑拉沙里已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他当然不可能被动地等待明年3月时来运转时才来见招拆招。
正因为阿都拉的无奈与遗憾，被迫改变他的政治议程，也变成纳吉的无奈与遗憾；在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下承担未来的变数，结果两人的私下和议已被完全打乱了。现在摆在纳吉眼前的还是需要从父亲的身上灵感。他会不会成为敦拉萨第二，就看纳吉的造化和他的应变之道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 《南洋商报》）
未想因党内暗流汹涌，阿都拉不得不宣布在明年3月提早退休，也使到交棒计划生变。因为这个日期正好是巫统大会改选日，纳吉有需被扶正才能接首相职位。这就是说，纳吉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以副首相的身份来整合巫统，其中的变数又是难以预料的。
在巫统的历史上，通过巫统大会交棒的有两个人，其一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事先委任马哈迪为代首相，而在1981年马哈迪在无对手挑战下当选巫统主席的大会上直接交棒。其二是马哈迪在2003年的巫统大会上交棒阿都拉（不是选举年），确定后者在巫统的领导地位。
按照阿都拉的计划，他是选择胡先翁的交棒方式，但今时的政治情势已非1981年，而巫统也不再是当年处于不可挑战的优势。虽然方式可以一样，但实质已是大不相同。
首先今日的阿都拉不是当年的胡先翁，可以按照本身的心愿与日期退位。他的情况却与当年的首任首相东姑有些相似。东姑是在1969年大选失利爆发“513”事件后，被迫即时交权给敦拉萨重整政局。他没有机会选择日期，但保留担任荣誉首相直到1970年体面退休。
同样的，阿都拉也是在308大选失利后无法按心愿完成任期，只好选择东姑的方式体面下台。这两人的“共同遭遇”说明了40年来历史的轮回，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无独有偶的，当年接东姑棒子的敦拉萨巧合地在40年后轮到他的公子粉墨登场上演同一台戏。所不同的是，布景已大不相同，敦拉萨当年并没有面对外来的经济风暴，而且国际形势也没有今天的严峻；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形势与今天的政局有些接近。
相对来说，敦拉萨采用的是“统战”的策略，将国内的反对党整合起来，减少政治斗争，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接着在同年又开展不结盟外交，与中国建交，全面地争取华人的支持，终于建构了他在国家领导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今天的纳吉并没有这样幸运，他面对的是不稳定的变数，与他父亲当年的如日中升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其一是国际金融风暴再起，而且席卷全球，导致外资停滞不前，大型发展计划拖延，通货膨胀加剧，民生问题日趋严重，治安不靖。其二是国内政治生态已演变成朝野两大阵党对峙，夺权之声不绝于耳。其三是巫统党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国阵成员党又是要求立竿见影的改革成效。所有的这些挑战，原本是阿都拉要一一面对的，现在又青黄不接落在纳吉的身上（他的出任财长一职证诸了经济是他面对的最大难题），使到他无法如同他的父亲在当年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权威大刀阔斧地制定改革方案。虽然他也坦诚国阵若不改，未来前景黯然，但他若要拥有父亲的智慧与强势领导，就非得用非常的手段来凸显他的领导才华不可；而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成为实权首相，要整合国阵与巫统内部的失调显得力所不逮。单就巫统目前浮出台面的斗争，至少已有4人表态要争署理主席，又有人决意要争巫统老大，就够纳吉大伤脑筋了。
因此他现在只能在有局限的权力架构下去发挥他的政治优势，尽管有人认为纳吉没有如同其父亲的高瞻远瞩和有容乃大的胸怀，但政治是现实的，他是否会采取其父亲的策略，与反对党坐下来商议安定国家政治，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倒成为当下的一个棘手问题。他的对手东姑拉沙里已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他当然不可能被动地等待明年3月时来运转时才来见招拆招。
正因为阿都拉的无奈与遗憾，被迫改变他的政治议程，也变成纳吉的无奈与遗憾；在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下承担未来的变数，结果两人的私下和议已被完全打乱了。现在摆在纳吉眼前的还是需要从父亲的身上灵感。他会不会成为敦拉萨第二，就看纳吉的造化和他的应变之道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 《南洋商报》）
民政的明天充满挑战
果然不出所料，民政党中委会按照主流派的意愿产生。虽然间中范清渊“突围而出”没有使到唯一的马来候选人阿沙鲁丁当选而展现出副主席阵营的三大种族的排阵，但整体还是许子根的团队已告成形。
这一股主流派有林敬益的人马，最明显反映在署理主席郑可杨及民青团长林时彬的脱颖而出，自然原属林敬益阵营也就归顺于许子根的队伍。
至于谢宽泰的“阵营”在实质上尚未成形，但不能低估他的人马尚分布在各地。因此许子根正希望将谢重新纳入主流，而出任副主席及中央工作委员是当下可能做到的，即使槟城人又多一位副主席，也不会引起非议，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安排谢宽泰是为了整局，不是私相授受。谢宽泰会否接受这样的安置，倒要看他认为在党内是否有重要的角色可扮演？
此外，许子根的团队的另一个主要干将会是邓章耀。若无意外邓将会出任新的总秘书。邓原是槟州行政议员，在308大选期间，他是一匹冲出的“黑马”，被视为许子根的接班人，有望出任首席部长。可惜事与愿违，308的政治海啸，把一切美梦打碎了，民政又回到未时路。
尽管已当选槟州主席的丁福南退出副主席角逐，但他被委为中委也是预料中事。因此整体来说，民政的中央阵容还是以槟州为大本营，而且变得较前突出，例如主席许子根（槟城）、副主席范清渊（槟城），若加上谢宽泰任副主席，就是两名来自槟城的副主席。再加上总秘书邓章耀（槟城）及四名当选中委（槟城）和一名丁福南受委中委，以及吴秀丽和胡栋强分别出任妇女组和民青团署理主席及署理团长。几乎让人明显地感觉民政把未来放在槟城，也确认只有在槟州翻身，才是民政的未来。
在这方面，许子根的思维和策略可以做下列的解读和理解：
1． 民政不会退出国阵，民政要留在国阵，至少在现阶段是在国阵内打翻身仗。不论外界和内部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民政不认为它此时应该更换跑道。
2． 民政对巫统的关系，在上层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槟州的巫统，民政又如何重修旧好呢？有人认为民政与槟巫统的关系的失调乃至恶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之中交织着的个人恩怨与利益关系多过党的理念的差距。没错，民政打出的是多元种族理念，而巫统是为马来人而斗争，但彼此间相处近40年，为何会在近年关系恶化？这也是与争夺首席部长位有一定的关系。
在槟州的巫统，前阵有人认为已是时候改变政权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不能被改变，也是因为民政影响巫统上层所致，因此要打掉的第一个大障碍，就是清除许子根在槟州国阵的领导。于是我们看到了“寄居论”者将怨气泄在许子根身上，并牵动槟州巫统各区部领导人也同时发难，直斥许子根造成失去槟州政权。
就民政而言，失掉槟州政权罪不在民政，而是全体共同承担。言下之意是槟州巫统的某些人不能对2006年拉布条事件造成许子根的难堪和给国阵政府负面的影响完全逃脱责任。
因此民政与槟巫统关系的“紧张”已在2006年浮出台出，今天后者趁308大选后“收拾许子根”，不仅没有“理直气壮”，反而包含了“强词夺理”。
在这个问题上，许子根如何修补与槟州巫统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学问，他不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也不能老是耿耿于怀，不再与槟州巫统不相往来。最适当的方法固然是阿都拉亲自出面调解，不能再对此事保持沉默。也许在阿都拉看来不是大不了的事；也许许子根可以忍辱负重；但槟州人民看到眼里而痛在心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已不是许子根的个人问题，而是民政党尊严的问题。
3． 许子根目前所做的是在不断努力的鞭策国阵的当儿，也希望阿都拉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民政党“平反”。“平反”的意义在于促成槟州巫统某些人曾对许子根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民政一个平台重新出发。光是讲是没有用的，只有行动才能证明国阵还要民政留下来。
为证明这一点，阿都拉也许应该评估民政留在国阵内的角色，它不能比国大党更不济事（至少还有一名内阁部长），也不应把民政与进步党相提并论。遗憾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看到民政已在这方面扭转劣势。
这是许子根的伤痛，也是民政最难以接受的残酷的现实。更为重要的一点，许子根在未来能促成巫统改变吗？能消除霸权心态吗？
4． 既然许子根“已说服”民政党人与其单打独斗，不入留在国阵，那么，许子根也要有一个时间表来审视民政是否已经被善待或被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如果民政一直没有机会突破困局，它又如何在废墟中站起来？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政治是讲求实力的。但民政今日的“落难”，不等于它应该自我消失。这就是许子根所要表达的意愿，也是民政的未来的新起点。它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感化”了阿都拉的消极以对民政党的态度，也争取到纳吉的支持，让民政有一个新平台站起来，当然不是说许子根很在意官职，但既然要留在国阵，国阵又不分配资源个民政，对民政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看到民政采取的策略是不刻意改变它的华基色彩，而是继续标榜它的多元理念，希望能一举促使国阵认识到多元组合是未来的走向，国阵再也不能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当然先觉的条件是民政有一把声音在内阁上反映，不然一切又是奢谈的。假使民政在未来还是什么都分不到，那就要自我保重与自我转型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这一股主流派有林敬益的人马，最明显反映在署理主席郑可杨及民青团长林时彬的脱颖而出，自然原属林敬益阵营也就归顺于许子根的队伍。
至于谢宽泰的“阵营”在实质上尚未成形，但不能低估他的人马尚分布在各地。因此许子根正希望将谢重新纳入主流，而出任副主席及中央工作委员是当下可能做到的，即使槟城人又多一位副主席，也不会引起非议，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安排谢宽泰是为了整局，不是私相授受。谢宽泰会否接受这样的安置，倒要看他认为在党内是否有重要的角色可扮演？
此外，许子根的团队的另一个主要干将会是邓章耀。若无意外邓将会出任新的总秘书。邓原是槟州行政议员，在308大选期间，他是一匹冲出的“黑马”，被视为许子根的接班人，有望出任首席部长。可惜事与愿违，308的政治海啸，把一切美梦打碎了，民政又回到未时路。
尽管已当选槟州主席的丁福南退出副主席角逐，但他被委为中委也是预料中事。因此整体来说，民政的中央阵容还是以槟州为大本营，而且变得较前突出，例如主席许子根（槟城）、副主席范清渊（槟城），若加上谢宽泰任副主席，就是两名来自槟城的副主席。再加上总秘书邓章耀（槟城）及四名当选中委（槟城）和一名丁福南受委中委，以及吴秀丽和胡栋强分别出任妇女组和民青团署理主席及署理团长。几乎让人明显地感觉民政把未来放在槟城，也确认只有在槟州翻身，才是民政的未来。
在这方面，许子根的思维和策略可以做下列的解读和理解：
1． 民政不会退出国阵，民政要留在国阵，至少在现阶段是在国阵内打翻身仗。不论外界和内部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民政不认为它此时应该更换跑道。
2． 民政对巫统的关系，在上层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槟州的巫统，民政又如何重修旧好呢？有人认为民政与槟巫统的关系的失调乃至恶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之中交织着的个人恩怨与利益关系多过党的理念的差距。没错，民政打出的是多元种族理念，而巫统是为马来人而斗争，但彼此间相处近40年，为何会在近年关系恶化？这也是与争夺首席部长位有一定的关系。
在槟州的巫统，前阵有人认为已是时候改变政权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不能被改变，也是因为民政影响巫统上层所致，因此要打掉的第一个大障碍，就是清除许子根在槟州国阵的领导。于是我们看到了“寄居论”者将怨气泄在许子根身上，并牵动槟州巫统各区部领导人也同时发难，直斥许子根造成失去槟州政权。
就民政而言，失掉槟州政权罪不在民政，而是全体共同承担。言下之意是槟州巫统的某些人不能对2006年拉布条事件造成许子根的难堪和给国阵政府负面的影响完全逃脱责任。
因此民政与槟巫统关系的“紧张”已在2006年浮出台出，今天后者趁308大选后“收拾许子根”，不仅没有“理直气壮”，反而包含了“强词夺理”。
在这个问题上，许子根如何修补与槟州巫统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学问，他不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也不能老是耿耿于怀，不再与槟州巫统不相往来。最适当的方法固然是阿都拉亲自出面调解，不能再对此事保持沉默。也许在阿都拉看来不是大不了的事；也许许子根可以忍辱负重；但槟州人民看到眼里而痛在心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已不是许子根的个人问题，而是民政党尊严的问题。
3． 许子根目前所做的是在不断努力的鞭策国阵的当儿，也希望阿都拉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民政党“平反”。“平反”的意义在于促成槟州巫统某些人曾对许子根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民政一个平台重新出发。光是讲是没有用的，只有行动才能证明国阵还要民政留下来。
为证明这一点，阿都拉也许应该评估民政留在国阵内的角色，它不能比国大党更不济事（至少还有一名内阁部长），也不应把民政与进步党相提并论。遗憾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看到民政已在这方面扭转劣势。
这是许子根的伤痛，也是民政最难以接受的残酷的现实。更为重要的一点，许子根在未来能促成巫统改变吗？能消除霸权心态吗？
4． 既然许子根“已说服”民政党人与其单打独斗，不入留在国阵，那么，许子根也要有一个时间表来审视民政是否已经被善待或被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如果民政一直没有机会突破困局，它又如何在废墟中站起来？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是现实的，政治是讲求实力的。但民政今日的“落难”，不等于它应该自我消失。这就是许子根所要表达的意愿，也是民政的未来的新起点。它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感化”了阿都拉的消极以对民政党的态度，也争取到纳吉的支持，让民政有一个新平台站起来，当然不是说许子根很在意官职，但既然要留在国阵，国阵又不分配资源个民政，对民政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看到民政采取的策略是不刻意改变它的华基色彩，而是继续标榜它的多元理念，希望能一举促使国阵认识到多元组合是未来的走向，国阵再也不能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当然先觉的条件是民政有一把声音在内阁上反映，不然一切又是奢谈的。假使民政在未来还是什么都分不到，那就要自我保重与自我转型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历史问题：十问马华
马华公会肯定在周六出现新的领导层。虽然人选已是呼之欲出，但新人也肯定不能回避历史留下的悬而未决的事件。因为有了这些事件的堆积和累积，才有今日的马华。而马华要走向未来，也不得不回顾过去，以便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从历史中领悟不能再重蹈覆辙。
第一道问题是：“马华在1951年的时候，其会长陈祯禄是支持拿督翁（在同年脱离巫统）另创的非种族性的马来亚独立党。陈祯禄本人也受邀主持成立大会，并同意马华总秘书杨旭龄与财政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他更进一步促请马华党员及华人全力支持马来亚独立党。与此同时，国大党也支持拿督翁，而在槟城由林苍佑领导的急进党和雪兰莪州的劳工党也表明支持拿督翁。
如果当时的情况没有被改变，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就可能不会存在种族性的政党。
但阴差阳错的，在1952年的时候，另一位马华领袖李孝式因不满被拿督翁冷落，转而与吉隆坡巫统竞选小组主席耶哈都合作。在马华和巫统中央不知情下，他们竟联手合作推出候选人，以和马来亚独立党决一高低。
一方面固然暴露了当时党的组织的松弛性，地方领袖可以不听命中央指示，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当时人民在思想上尚未成熟，没有认真分辨种族性政党与非种族性政党在理念上的区别。就这样，种族性政党压倒了非种族性政党，为种族性政党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正因为李孝式的意气用事，也扭转了华人日后的命运。吊诡的是，陈祯禄自那时起，转而支持李孝式的合作方式，放弃拿督翁的非种族性路线。
抑有进者，陈祯禄因势利导与东姑合作。在1954年拉入了国大党，组成联盟。此外，他也成功地拉拢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无疾而终。迫使拿督翁于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准备在1955年的普选中（独立前的大选），与联盟争天下。
就此而言，陈祯禄当年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李孝式因意气而改变华人的政治意识是否是情绪化的？马华公会的党史似乎是肯定这一合作，一直未有批评。就不知新的马华领导层将怎样演绎这一段历史？是正面的评价，抑或是负面的评价？
第二道问题的：1958年林苍佑领导马华改革派推翻陈祯禄的保守派是否是正确的？按照马华党史是批判林苍佑的做法，并曾将林苍佑在马华的“革命行动”形容为林苍佑事件，显然是认为林苍佑“背离了马华的传统”，不尊重陈祯禄的领导。还有林苍佑在联盟内争取较为平等的地位，要求分配1/3个国席，结果功败垂成也没有深刻的检讨，反而肯定陈修信的“夺权”行动的正当性。
当陈修信以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性接受巫统的方案时（未获1/3议席分配，只获得31席，比林苍佑至少要35席或以上，少了4席。但也另有历史说马华后来获得33席分配，待查证），显示了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已有所改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课题下，今日的马华领袖是正面肯定陈修信的忍辱负重，还是觉得林苍佑的诉求比较正当？
第三道问题是：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1959年起是实权领袖，1962年被扶正）在联盟内扮演的角色是使马华更有尊严还是变成了屈从的角色？而陈修信与华社的脱节导致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的失利，马华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陈修信是否应该为马华的失利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第四道问题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不是马华退出联盟），后又重返内阁，是否是正确的，还是做的不够潇洒，没有因此扭转马华的劣势？
在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即刻号召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是民族主义的或是民粹主义的？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由2月开始至4月结束）因分歧而终止时，是华团或是陈修信要负起责任？
马华是否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还是多此一举，造成华团与马华成见加深？
第五个问题：1974年当联盟扩大成国阵时，为何马华是最后一个承诺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接陈修信位的李三春的策略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
无可否认的，李三春在重整马华方面是有巨大功劳的，但他起用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打击林苍佑，意图要从林苍佑手上夺回槟州政府的主导权，是分化华社或是政治的正当？
李三春接纳推动政经合一的策略，鼓起民族企业浪潮（不论其成效或其成败），是否是合时与正确的？在今日看来，是否具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使命或是不当的路线？
李三春在1982年勇于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在芙蓉一挫后者是在复兴马华的民族主义还是意气之争？为什么1983年李三春会突然“离家出走留下谜团”，至今马华都未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宁可让谜团继续留住？
第六个问题是：在李三春走后，马华掀起的一场十分激烈的内斗，大大地消耗元气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陈群川于1984年的崛起和1986年因官司缠身的去职，马华党史又如何评价？是肯定陈群川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临危受命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第七个问题是：1986年担纲领导马华的林良实，他是将马华推向李三春的时代还是将马华推回陈修信的时代？
在肯定林良实扩展拉曼学院和创办拉曼大学的同时，林良实于2001年的收购南洋报业集团是振兴民族主义的表现吗？或是造成马华分成AB队的分裂？
马华在林良实时代的路线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是，为何他又使到马华在大选中处于不败的优势？马华是应该总结林良实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包袱或是资产？因为他是马华在位最久的一位领袖（1986－2003）。
第八道问题：马华在1999年大选后出现的AB队，前者以林良实为首；后者以林亚礼为首，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告停止。这之中的4年给马华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马青在翁诗杰领导下，于2001年继报业事件后爆发的803马青特大骚乱事件，几乎毁了翁诗杰的政途，这又是为什么？翁诗杰表面上看来倾向B队，其实又不是B队的领袖，为何会与林良实的关系闹僵，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什么总会长要对属下的马青团长执起“家法”？
第九道问题：当黄家定于2003年成为新总会长后，为什么会出现AB队峰回路转的结局而由陈广才出任署理总会长？这之中的安排是否受到马哈迪的影响？或者是马华收拾残局的开始？
黄家定一向被视为林良实的得意门徒，他用什么方法将马华的AB队整合？是权力的分享还是以因时制宜？下来的日子，马华享受一段很平和的日子，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大胜之后，马华显得一团和气，尽管在2005年党选出现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当权派大捷后并没有出现分裂。这在马华党史上也是罕有的。为什么？
第十道问题：正当马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刻，也没有面临党的分裂的危机，为何在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遭遇如1969年的惨境，跌得比当年还要痛？马华自然可以归咎于国阵内的一党独大和霸权政治所致，但为什么马华没有吸取1969年的教训，让历史重演？是马华满足于现状或是缺乏警惕性，或者不以为会与华社背道而驰？也许在黄家定看来，他已尽最大的努力与华社沟通，也协助华社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华社不领情？这之中的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黄家定要走了，新的领导人也浮出台面。我们不求奇迹出现，但希望新一代领袖，认真地回顾马华走过的弯曲道路，也只有自我回答和省思这十道问题，才能更好地整装上路，没有丢掉历史包袱，没有新的和果敢的思维，马华将会突而不破。这就是新领袖未来的任重道路的艰巨任务。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第一道问题是：“马华在1951年的时候，其会长陈祯禄是支持拿督翁（在同年脱离巫统）另创的非种族性的马来亚独立党。陈祯禄本人也受邀主持成立大会，并同意马华总秘书杨旭龄与财政邱德懿也被选为独立党中委。他更进一步促请马华党员及华人全力支持马来亚独立党。与此同时，国大党也支持拿督翁，而在槟城由林苍佑领导的急进党和雪兰莪州的劳工党也表明支持拿督翁。
如果当时的情况没有被改变，则今日的马来西亚历史就可能不会存在种族性的政党。
但阴差阳错的，在1952年的时候，另一位马华领袖李孝式因不满被拿督翁冷落，转而与吉隆坡巫统竞选小组主席耶哈都合作。在马华和巫统中央不知情下，他们竟联手合作推出候选人，以和马来亚独立党决一高低。
一方面固然暴露了当时党的组织的松弛性，地方领袖可以不听命中央指示，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当时人民在思想上尚未成熟，没有认真分辨种族性政党与非种族性政党在理念上的区别。就这样，种族性政党压倒了非种族性政党，为种族性政党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正因为李孝式的意气用事，也扭转了华人日后的命运。吊诡的是，陈祯禄自那时起，转而支持李孝式的合作方式，放弃拿督翁的非种族性路线。
抑有进者，陈祯禄因势利导与东姑合作。在1954年拉入了国大党，组成联盟。此外，他也成功地拉拢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无疾而终。迫使拿督翁于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准备在1955年的普选中（独立前的大选），与联盟争天下。
就此而言，陈祯禄当年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李孝式因意气而改变华人的政治意识是否是情绪化的？马华公会的党史似乎是肯定这一合作，一直未有批评。就不知新的马华领导层将怎样演绎这一段历史？是正面的评价，抑或是负面的评价？
第二道问题的：1958年林苍佑领导马华改革派推翻陈祯禄的保守派是否是正确的？按照马华党史是批判林苍佑的做法，并曾将林苍佑在马华的“革命行动”形容为林苍佑事件，显然是认为林苍佑“背离了马华的传统”，不尊重陈祯禄的领导。还有林苍佑在联盟内争取较为平等的地位，要求分配1/3个国席，结果功败垂成也没有深刻的检讨，反而肯定陈修信的“夺权”行动的正当性。
当陈修信以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性接受巫统的方案时（未获1/3议席分配，只获得31席，比林苍佑至少要35席或以上，少了4席。但也另有历史说马华后来获得33席分配，待查证），显示了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已有所改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课题下，今日的马华领袖是正面肯定陈修信的忍辱负重，还是觉得林苍佑的诉求比较正当？
第三道问题是：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1959年起是实权领袖，1962年被扶正）在联盟内扮演的角色是使马华更有尊严还是变成了屈从的角色？而陈修信与华社的脱节导致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的失利，马华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陈修信是否应该为马华的失利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第四道问题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不是马华退出联盟），后又重返内阁，是否是正确的，还是做的不够潇洒，没有因此扭转马华的劣势？
在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即刻号召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是民族主义的或是民粹主义的？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由2月开始至4月结束）因分歧而终止时，是华团或是陈修信要负起责任？
马华是否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还是多此一举，造成华团与马华成见加深？
第五个问题：1974年当联盟扩大成国阵时，为何马华是最后一个承诺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接陈修信位的李三春的策略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
无可否认的，李三春在重整马华方面是有巨大功劳的，但他起用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打击林苍佑，意图要从林苍佑手上夺回槟州政府的主导权，是分化华社或是政治的正当？
李三春接纳推动政经合一的策略，鼓起民族企业浪潮（不论其成效或其成败），是否是合时与正确的？在今日看来，是否具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使命或是不当的路线？
李三春在1982年勇于挑战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在芙蓉一挫后者是在复兴马华的民族主义还是意气之争？为什么1983年李三春会突然“离家出走留下谜团”，至今马华都未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宁可让谜团继续留住？
第六个问题是：在李三春走后，马华掀起的一场十分激烈的内斗，大大地消耗元气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陈群川于1984年的崛起和1986年因官司缠身的去职，马华党史又如何评价？是肯定陈群川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临危受命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第七个问题是：1986年担纲领导马华的林良实，他是将马华推向李三春的时代还是将马华推回陈修信的时代？
在肯定林良实扩展拉曼学院和创办拉曼大学的同时，林良实于2001年的收购南洋报业集团是振兴民族主义的表现吗？或是造成马华分成AB队的分裂？
马华在林良实时代的路线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是，为何他又使到马华在大选中处于不败的优势？马华是应该总结林良实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包袱或是资产？因为他是马华在位最久的一位领袖（1986－2003）。
第八道问题：马华在1999年大选后出现的AB队，前者以林良实为首；后者以林亚礼为首，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告停止。这之中的4年给马华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马青在翁诗杰领导下，于2001年继报业事件后爆发的803马青特大骚乱事件，几乎毁了翁诗杰的政途，这又是为什么？翁诗杰表面上看来倾向B队，其实又不是B队的领袖，为何会与林良实的关系闹僵，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什么总会长要对属下的马青团长执起“家法”？
第九道问题：当黄家定于2003年成为新总会长后，为什么会出现AB队峰回路转的结局而由陈广才出任署理总会长？这之中的安排是否受到马哈迪的影响？或者是马华收拾残局的开始？
黄家定一向被视为林良实的得意门徒，他用什么方法将马华的AB队整合？是权力的分享还是以因时制宜？下来的日子，马华享受一段很平和的日子，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大胜之后，马华显得一团和气，尽管在2005年党选出现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当权派大捷后并没有出现分裂。这在马华党史上也是罕有的。为什么？
第十道问题：正当马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刻，也没有面临党的分裂的危机，为何在2008年的大选又再一次遭遇如1969年的惨境，跌得比当年还要痛？马华自然可以归咎于国阵内的一党独大和霸权政治所致，但为什么马华没有吸取1969年的教训，让历史重演？是马华满足于现状或是缺乏警惕性，或者不以为会与华社背道而驰？也许在黄家定看来，他已尽最大的努力与华社沟通，也协助华社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华社不领情？这之中的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黄家定要走了，新的领导人也浮出台面。我们不求奇迹出现，但希望新一代领袖，认真地回顾马华走过的弯曲道路，也只有自我回答和省思这十道问题，才能更好地整装上路，没有丢掉历史包袱，没有新的和果敢的思维，马华将会突而不破。这就是新领袖未来的任重道路的艰巨任务。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许子根，《你怎么说》？ （天下纵横）
308大选过后，我对民政党的未来有提出我的看法，包括退出国阵，自行独立再战江湖。但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民政在现阶段应该留在国阵寻求改革，以便促成两线制面对来届的大选，不能说退就退。而我所持的理由是民政似乎已在国阵扮完其角色，现在是急流勇退的时刻，不然留在国阵内已没有多大作为。
虽然这是我与许子根意见的相左，但放大来检视，它却是两种思想的斗争。支持民政留在国阵内，以许子根的团队为首；支持民政离开国阵的则是以时评人为首的所谓“民意”。当然这没有经过公投，所谓“民意”也只能是主观的判断。
虽然我曾和许子根在不同的场合有针对这个课题进行交流，但一时间彼此还是无法取得“共识”。许子根也为此课题而伤透脑筋，不得不全国巡回，晓以利害关系。
本月5日，RTM的《你怎么说》的节目邀请许字根当主讲嘉宾。根据主持人李晓惠说，许子根是第一位国阵成员党的党魁应邀亮相，就此她表示格外的感谢。另外两名参与嘉宾是我和陈亚才。
在这之前，有做功课的李晓惠与我电话交流，她希望能获得多一些资料，我把“民政党简史”及许子根在大选后的《民政的未来》纲领文件email给她。她告诉我，她赏识许子根，但她觉得许子根需要的是更大的胆识和勇气。我认同她的这一说法，而她个人的看法相信也是许多人的期许。
我告诉许子根，现在您已是民政老大，民政的兴衰就看您如何带领这个党走出明天，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让您的党员看到未来的曙光。
我说有两件事对许多人是难以释怀的。其一是2006年巫青团的当众拉布条，公然指说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显然是冲着许子根而来。虽然事后此事件有被淡化，但没有处理妥善。
其二是在今年8月的“寄居论”的课题上竟转矛头直指许子根，且又公然撕破许子根的肖像。事后虽有采取“惩罚”措施，但对方并没有还许子根一个公道。
由于这样，很多人都为许子根不值，因为在印象中许子根并没有亏待任何一个族群，也尽量照顾槟州的马来人，未想某些从政者竟不领情，将“罪过”全往许子根身上推。这种不公平的指责也导致许多人为许子根打抱不平，更因此主张民政既然已不受重视，为何还要留在国阵“自取其辱”？
我希望许子根针对这样的“节外生枝”的事件表达他的看法，以“说服”我们为何民政不轻易言退？
许子根的解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① 拉布条的事件虽使他十分尴尬，但因为当时首相也在场，他不能即刻退席抗议，这对首相是不尊重的，也不合礼节，并不是他向拉布条的人屈服。过后此事虽有发酵，也引起巫青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他则交给民青团应对，算是一个平等的回应。他认为没有理由一再退让。
当这件事被淡化后，许子根又再次被“举剑”所困扰。至于民青团副团长巴拉尊迪挺兴权会的文告，也在党内从容应对。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在拉布条事件上也给予适当的反击，不是逆来顺受的成员党。至于外界如何评价此事，也就非他所能掌控。
② “寄居论”将矛头对向他，根本不是巫统的意愿，而是某个人借机“公报私仇”，他无须作过多的回应。
其实，在他当政18年来，不是事事迁就任何一方，而在他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时，他是坚持立场的。因此“开罪”一些人也就无可避免。不要错误的以为许子根是软弱的，在一些大是大非的课题上，他是没有妥协的，甚至是有所回拒的。但总的来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种族的和谐与谋求槟州在安定中发展。虽然不是事事尽如人意，也已是尽力而为之。
至于308的政治海啸是始料不及的，这几乎是西马一带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国阵的机制有了问题和缺陷。正因为这样，他在最近以来不断地力促和要求国阵重视国阵精神，以伙伴关系处理政局，而不是怪来责去，这样会没完没了，也没有尽头。他坦承如果国阵不改革的话，下届的大选就会面对更大的挫折。
言下之意，许子根选择民政留在国阵。他也相信民政党人希望国阵会有所改变，不能再像过去一党独大的失衡局面。
我也顺便提及林苍佑在1959年退出马华的事件，然后另组新党重新出发。许子根认为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林苍佑当年是被联盟主席边缘化，又再被党内的另一派排斥，以致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今天的民政党内部没有分化，外部也不是来自国阵主席的压力。因此目前他的情况与林苍佑当年的遭遇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你怎么说》的节目中，许子根也有所阐述，我就不再赘述。由于时间有限，也只能点到为止。无论如何，你认为许子根是否已“说服”你接受民政与其退出国阵，不如留在国阵内斗争？
请您告诉我，《你怎么说》？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虽然这是我与许子根意见的相左，但放大来检视，它却是两种思想的斗争。支持民政留在国阵内，以许子根的团队为首；支持民政离开国阵的则是以时评人为首的所谓“民意”。当然这没有经过公投，所谓“民意”也只能是主观的判断。
虽然我曾和许子根在不同的场合有针对这个课题进行交流，但一时间彼此还是无法取得“共识”。许子根也为此课题而伤透脑筋，不得不全国巡回，晓以利害关系。
本月5日，RTM的《你怎么说》的节目邀请许字根当主讲嘉宾。根据主持人李晓惠说，许子根是第一位国阵成员党的党魁应邀亮相，就此她表示格外的感谢。另外两名参与嘉宾是我和陈亚才。
在这之前，有做功课的李晓惠与我电话交流，她希望能获得多一些资料，我把“民政党简史”及许子根在大选后的《民政的未来》纲领文件email给她。她告诉我，她赏识许子根，但她觉得许子根需要的是更大的胆识和勇气。我认同她的这一说法，而她个人的看法相信也是许多人的期许。
我告诉许子根，现在您已是民政老大，民政的兴衰就看您如何带领这个党走出明天，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让您的党员看到未来的曙光。
我说有两件事对许多人是难以释怀的。其一是2006年巫青团的当众拉布条，公然指说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显然是冲着许子根而来。虽然事后此事件有被淡化，但没有处理妥善。
其二是在今年8月的“寄居论”的课题上竟转矛头直指许子根，且又公然撕破许子根的肖像。事后虽有采取“惩罚”措施，但对方并没有还许子根一个公道。
由于这样，很多人都为许子根不值，因为在印象中许子根并没有亏待任何一个族群，也尽量照顾槟州的马来人，未想某些从政者竟不领情，将“罪过”全往许子根身上推。这种不公平的指责也导致许多人为许子根打抱不平，更因此主张民政既然已不受重视，为何还要留在国阵“自取其辱”？
我希望许子根针对这样的“节外生枝”的事件表达他的看法，以“说服”我们为何民政不轻易言退？
许子根的解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① 拉布条的事件虽使他十分尴尬，但因为当时首相也在场，他不能即刻退席抗议，这对首相是不尊重的，也不合礼节，并不是他向拉布条的人屈服。过后此事虽有发酵，也引起巫青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他则交给民青团应对，算是一个平等的回应。他认为没有理由一再退让。
当这件事被淡化后，许子根又再次被“举剑”所困扰。至于民青团副团长巴拉尊迪挺兴权会的文告，也在党内从容应对。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在拉布条事件上也给予适当的反击，不是逆来顺受的成员党。至于外界如何评价此事，也就非他所能掌控。
② “寄居论”将矛头对向他，根本不是巫统的意愿，而是某个人借机“公报私仇”，他无须作过多的回应。
其实，在他当政18年来，不是事事迁就任何一方，而在他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时，他是坚持立场的。因此“开罪”一些人也就无可避免。不要错误的以为许子根是软弱的，在一些大是大非的课题上，他是没有妥协的，甚至是有所回拒的。但总的来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种族的和谐与谋求槟州在安定中发展。虽然不是事事尽如人意，也已是尽力而为之。
至于308的政治海啸是始料不及的，这几乎是西马一带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国阵的机制有了问题和缺陷。正因为这样，他在最近以来不断地力促和要求国阵重视国阵精神，以伙伴关系处理政局，而不是怪来责去，这样会没完没了，也没有尽头。他坦承如果国阵不改革的话，下届的大选就会面对更大的挫折。
言下之意，许子根选择民政留在国阵。他也相信民政党人希望国阵会有所改变，不能再像过去一党独大的失衡局面。
我也顺便提及林苍佑在1959年退出马华的事件，然后另组新党重新出发。许子根认为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林苍佑当年是被联盟主席边缘化，又再被党内的另一派排斥，以致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今天的民政党内部没有分化，外部也不是来自国阵主席的压力。因此目前他的情况与林苍佑当年的遭遇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你怎么说》的节目中，许子根也有所阐述，我就不再赘述。由于时间有限，也只能点到为止。无论如何，你认为许子根是否已“说服”你接受民政与其退出国阵，不如留在国阵内斗争？
请您告诉我，《你怎么说》？
（原载于2008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 第398期）
19.10.08
谢诗坚：符合其中条件 放眼3年升格韩大
（槟城18日讯）韩江学院放眼在3年内，具备符合高教部的要求与条件，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
根据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学院的8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谢诗坚表示，韩院已符合其中的基本要求。他在周六举办的该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7届开课典礼后，向记者如是表示。
“根据高教部的条件，即私立大学的教学人员，需至少20％具备博士资格，以及60％具备硕士资格。韩院的师资基本拥有硕士资格，而目前的博士则有约10％。我们将会在明年开始，聘请至少3名拥有博士资格的教员，以符合第一项条件。”
第二项条件为拥有至少3年办学士学位课程的经验，与国内外大学联办2＋1、1＋2、2+2或3＋0课程。谢诗坚表示，韩院将在今年内提出申请，并于明年开课。而该院将会根据特定的程序进行申请，并等待高教部的批准。
他解释，韩院已符合第3项条件，即开办的课程获全面认可。此外，在争取符合第4及5项条件中，该院已与理科大学、新加坡大学及澳洲大学等进行教学研究及课题探讨，提升学术人员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参与国际和国内知名的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版与撰写，确保能在全球化阶段下竞争。
“至于我国每一所大专院校必须展现多元种族，韩院已拥有招收外国生的准证及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在中文系内任教，目前已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也有少数的马来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
至于最重要的一点条件，谢诗坚表示，韩院的目标是在2010年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因此目前还没有开始进行全面的升格计划。而高教部曾表示，所有升格为大学的申请必须要有坚固的转变计划，及有能力说服高教部，并与其他大学和学院竞争。
最后，他表示，韩院实际上已符合多样化学科的条件，即4个科系属下的11门课程，并拥有颁发文凭资格的权利。
“尽管韩院、新纪元及南方学院无法合并共同成立联合大学，但我仍希望有其中一间能够获得突破，取得大学资格的认证。”
与英澳2大学联办 韩院明年3＋0课程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所大学学位，另开办大学基础班。
他透露，韩院将会放眼用3年时间符合高教部规定，申办为大学院校。这将由董事会为主导。
“韩院自2001年开办中文系，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就达到33名，较去年的19名新生，增加率高达73％。”谢诗坚在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上，如是表示。
姚松：南大升格
南大文学院姚松教授受邀致词时表示，中国教育部在近期进行重新评估之后，南大共有7个院系升格为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之一为文学系（中文系）。目前，南大教育目标是升格为研究型大专院校，并积极进行研究型教材的建设。
谢爱萍：文凭有价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表示，尽管南大的文凭并不受我国教育部的承认，但那只是政治与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身为中国重点大学的南大文凭，是有其份量、资格与素质的。
完成文学硕士学位 本报符瑜玲领证书
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共有11名毕业生，在经过2年6个月的相关课程、成绩合格及通过论文答辩。如今经过南大学位委员会审查合格，授予南大文学硕士学位，获颁南大硕士学位证书。
61岁温国华最年长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总社教育组记者符瑜玲在兼顾工作与学业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更高学术资格。 而典礼中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共有3名，分别是61岁的温国华、59岁的雷贤淇及游杰华。其中雷贤淇是霹雳州培青小学的退休校长，目前任教于南华独中。
为了使毕业后的同学能够互相联系与增进感情，第一届邱文发和其他同学正积极处理申请成立“大马南京校友会”；并通过校友会举办一些对华教或华社有利的活动。
一场午夜豪雨 冲走逾30万
前两天（16日）突如其来的一场午夜豪雨，导致韩江三校损失逾30万令吉！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尽管这场豪雨持续的时间不长，惟已造成韩江三校陷入一片汪洋；而这是该处前所未见，不曾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水灾。
“这次水灾使我们损失严重，水淹逾4尺，2间电脑室的电脑器材完全浸坏，单是韩院就损失逾20万令吉。”
谢诗坚透露，据他的印象，亚依淡曾在1930年发生大水灾，而1991年及199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惟今次的情况最糟糕，也是始料未及的。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水灾的真正原因，但这确实显示了水灾防范的漏洞与不足。
摘自《光华电子新闻》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
根据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学院的8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谢诗坚表示，韩院已符合其中的基本要求。他在周六举办的该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7届开课典礼后，向记者如是表示。
“根据高教部的条件，即私立大学的教学人员，需至少20％具备博士资格，以及60％具备硕士资格。韩院的师资基本拥有硕士资格，而目前的博士则有约10％。我们将会在明年开始，聘请至少3名拥有博士资格的教员，以符合第一项条件。”
第二项条件为拥有至少3年办学士学位课程的经验，与国内外大学联办2＋1、1＋2、2+2或3＋0课程。谢诗坚表示，韩院将在今年内提出申请，并于明年开课。而该院将会根据特定的程序进行申请，并等待高教部的批准。
他解释，韩院已符合第3项条件，即开办的课程获全面认可。此外，在争取符合第4及5项条件中，该院已与理科大学、新加坡大学及澳洲大学等进行教学研究及课题探讨，提升学术人员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参与国际和国内知名的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版与撰写，确保能在全球化阶段下竞争。
“至于我国每一所大专院校必须展现多元种族，韩院已拥有招收外国生的准证及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在中文系内任教，目前已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也有少数的马来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
至于最重要的一点条件，谢诗坚表示，韩院的目标是在2010年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因此目前还没有开始进行全面的升格计划。而高教部曾表示，所有升格为大学的申请必须要有坚固的转变计划，及有能力说服高教部，并与其他大学和学院竞争。
最后，他表示，韩院实际上已符合多样化学科的条件，即4个科系属下的11门课程，并拥有颁发文凭资格的权利。
“尽管韩院、新纪元及南方学院无法合并共同成立联合大学，但我仍希望有其中一间能够获得突破，取得大学资格的认证。”
与英澳2大学联办 韩院明年3＋0课程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所大学学位，另开办大学基础班。
他透露，韩院将会放眼用3年时间符合高教部规定，申办为大学院校。这将由董事会为主导。
“韩院自2001年开办中文系，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就达到33名，较去年的19名新生，增加率高达73％。”谢诗坚在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上，如是表示。
姚松：南大升格
南大文学院姚松教授受邀致词时表示，中国教育部在近期进行重新评估之后，南大共有7个院系升格为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之一为文学系（中文系）。目前，南大教育目标是升格为研究型大专院校，并积极进行研究型教材的建设。
谢爱萍：文凭有价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表示，尽管南大的文凭并不受我国教育部的承认，但那只是政治与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身为中国重点大学的南大文凭，是有其份量、资格与素质的。
完成文学硕士学位 本报符瑜玲领证书
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共有11名毕业生，在经过2年6个月的相关课程、成绩合格及通过论文答辩。如今经过南大学位委员会审查合格，授予南大文学硕士学位，获颁南大硕士学位证书。
61岁温国华最年长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总社教育组记者符瑜玲在兼顾工作与学业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更高学术资格。 而典礼中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共有3名，分别是61岁的温国华、59岁的雷贤淇及游杰华。其中雷贤淇是霹雳州培青小学的退休校长，目前任教于南华独中。
为了使毕业后的同学能够互相联系与增进感情，第一届邱文发和其他同学正积极处理申请成立“大马南京校友会”；并通过校友会举办一些对华教或华社有利的活动。
一场午夜豪雨 冲走逾30万
前两天（16日）突如其来的一场午夜豪雨，导致韩江三校损失逾30万令吉！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尽管这场豪雨持续的时间不长，惟已造成韩江三校陷入一片汪洋；而这是该处前所未见，不曾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水灾。
“这次水灾使我们损失严重，水淹逾4尺，2间电脑室的电脑器材完全浸坏，单是韩院就损失逾20万令吉。”
谢诗坚透露，据他的印象，亚依淡曾在1930年发生大水灾，而1991年及199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惟今次的情况最糟糕，也是始料未及的。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水灾的真正原因，但这确实显示了水灾防范的漏洞与不足。
摘自《光华电子新闻》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
14.10.08
从马华历史看未来方向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在308大选后面临危机重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党内发出求变的声音，质问若留在国阵是否还有明天？另一方面是华社要求马华痛定思痛，深刻检讨马华过去60年所扮演的角色，因为马华所奉行的协商乃至妥协的路线已不被认同。
在这种情形下，今天的马华正试图通过改选来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以期重新争取民心；尤其是华社的支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它肯定是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整合，也会告别黄家定年代；但新的领导层也肯定不会带领马华脱离国阵，而是继续留在国阵内求存和发展。这可以从参加角逐高职的候选人的“出师表”窥见一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改革的愿望。有新的理念，也有旧的拥抱。换句话说，马华准备在既有的体制内重新定位。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后话。但不论马华作出任何改变，它都必须要回到原点和检视几个关键时刻马华如何应对挑战，才能从历史看未来。
首先马华一直强调的是党的创始人陈祯禄是马华的起点和一盏不灭的明灯。这在308大选前是高调的，而在308之后，仍然被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及。说明了马华党人都不忘陈祯禄的丰功伟绩和他所扬起的民族旗帜。
我们不否定在特定的年代，陈祯禄临危受命在1949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那时主要是要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居民渡过时艰；而之所以有华人新村，全是英殖民政府一手造成的，用以对付转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这就是说，英国是在政治利益下分化华人，鼓励马华以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争华人的支持。后来的马华公会与左翼的社阵持续斗争证诸了英国人准备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反共基地。但马华公会的陈祯禄又从另一角度切入，在1952年除了将马华转型成为政党外，也偶然地因势利导使到马华与巫统合作，在同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催生了后来的联盟。就这样1954年再加入印度国大党，联盟也就正式成为三党合作的旗号。虽然陈祯禄在整个过程中先是扮演被动的角色（他原来支持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在1951年搞非种族政治的马来亚独立党），后再转成主动的角色（例如在1954年劝服林苍佑加入马华，脱离后者于1951年创立的非种族政党“急进党”）。此时的马华彰显了它的华人色彩，以和巫统的马来人色彩相互呼应，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
其次，1958年马华进入一个转捩点，由林苍佑取代陈祯禄打出了“改革”的口号。他要在联盟内为马华取得一个可资接受的地位，那就是马华被分配的候选人应占国会议席的1/3，即104个国席中的至少35席到40席左右。
可惜马华的内讧和陈修信的反戈一击，再加上东姑以强势排斥林苍佑，导致林苍佑在马华体制内的斗争功败垂成，才有后来林苍佑离开马华另组民政党的故事。鉴于陈祯禄与陈修信忝为父子关系，前者也支持后者反对林苍佑的领导，结果造成了马华对这一段历史闪缩其词。究竟是陈修信继承了陈祯禄精神抑或是林苍佑演绎了陈祯禄精神？马华也因投鼠忌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作明确的交待和摆正史实。
其三，正因为这样，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时面临创党以来最大的挫折，也让陈修信的历史地位备受争议。华社指他让华人的权益给蚕食了。虽然那个时候，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以示消极回应，但后又在华社呼吁下重新入阁。可是，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更因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地位再一次被削弱。
这一段历史教训很重要。今天马华的领导层就是陷入如同“513”事件后的尴尬局面，因为华社经过40年的实践后，认定马华这样的逆来顺受的退而求其次的“共享政权”的方式是不受欢迎的。
在这40年中，马华从李三春到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都无法跳出这个旧框框，除了李三春时代有较大的勇气面对巫统的揶揄外（1982年在芙蓉国席打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其余的重要事件都无法反映出马华在国阵内“力排众议”，阻止一党独大的压力；也因此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就此而言，马华会长候选人，包括翁诗杰在内部不能回避马华的历史起点和检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失误和误判之处，以免重蹈覆辙。唯其如此，马华才能重新定位，并打掉历史包袱重新上路。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 《南洋商报》）
在这种情形下，今天的马华正试图通过改选来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以期重新争取民心；尤其是华社的支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它肯定是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整合，也会告别黄家定年代；但新的领导层也肯定不会带领马华脱离国阵，而是继续留在国阵内求存和发展。这可以从参加角逐高职的候选人的“出师表”窥见一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改革的愿望。有新的理念，也有旧的拥抱。换句话说，马华准备在既有的体制内重新定位。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后话。但不论马华作出任何改变，它都必须要回到原点和检视几个关键时刻马华如何应对挑战，才能从历史看未来。
首先马华一直强调的是党的创始人陈祯禄是马华的起点和一盏不灭的明灯。这在308大选前是高调的，而在308之后，仍然被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及。说明了马华党人都不忘陈祯禄的丰功伟绩和他所扬起的民族旗帜。
我们不否定在特定的年代，陈祯禄临危受命在1949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那时主要是要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居民渡过时艰；而之所以有华人新村，全是英殖民政府一手造成的，用以对付转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这就是说，英国是在政治利益下分化华人，鼓励马华以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争华人的支持。后来的马华公会与左翼的社阵持续斗争证诸了英国人准备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反共基地。但马华公会的陈祯禄又从另一角度切入，在1952年除了将马华转型成为政党外，也偶然地因势利导使到马华与巫统合作，在同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催生了后来的联盟。就这样1954年再加入印度国大党，联盟也就正式成为三党合作的旗号。虽然陈祯禄在整个过程中先是扮演被动的角色（他原来支持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在1951年搞非种族政治的马来亚独立党），后再转成主动的角色（例如在1954年劝服林苍佑加入马华，脱离后者于1951年创立的非种族政党“急进党”）。此时的马华彰显了它的华人色彩，以和巫统的马来人色彩相互呼应，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
其次，1958年马华进入一个转捩点，由林苍佑取代陈祯禄打出了“改革”的口号。他要在联盟内为马华取得一个可资接受的地位，那就是马华被分配的候选人应占国会议席的1/3，即104个国席中的至少35席到40席左右。
可惜马华的内讧和陈修信的反戈一击，再加上东姑以强势排斥林苍佑，导致林苍佑在马华体制内的斗争功败垂成，才有后来林苍佑离开马华另组民政党的故事。鉴于陈祯禄与陈修信忝为父子关系，前者也支持后者反对林苍佑的领导，结果造成了马华对这一段历史闪缩其词。究竟是陈修信继承了陈祯禄精神抑或是林苍佑演绎了陈祯禄精神？马华也因投鼠忌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作明确的交待和摆正史实。
其三，正因为这样，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时面临创党以来最大的挫折，也让陈修信的历史地位备受争议。华社指他让华人的权益给蚕食了。虽然那个时候，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以示消极回应，但后又在华社呼吁下重新入阁。可是，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更因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地位再一次被削弱。
这一段历史教训很重要。今天马华的领导层就是陷入如同“513”事件后的尴尬局面，因为华社经过40年的实践后，认定马华这样的逆来顺受的退而求其次的“共享政权”的方式是不受欢迎的。
在这40年中，马华从李三春到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都无法跳出这个旧框框，除了李三春时代有较大的勇气面对巫统的揶揄外（1982年在芙蓉国席打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其余的重要事件都无法反映出马华在国阵内“力排众议”，阻止一党独大的压力；也因此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就此而言，马华会长候选人，包括翁诗杰在内部不能回避马华的历史起点和检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失误和误判之处，以免重蹈覆辙。唯其如此，马华才能重新定位，并打掉历史包袱重新上路。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 《南洋商报》）
许子根的团队“临危受命”民政要留在国阵打翻身仗？
民政党将在本月11日产生新的领导层，如果没有意外，“主席的人马”取得了中央领导权。这意味着，民政未来的3年将以许子根的领导为导向；也同时意味着，许子根担负了民政的未来。这关键性的3年将决定民政党是走向新生或者没落？
正因为这样，本届的民政改选，看似十分激烈，也展现民主的风气，实则在热闹（尚不能称之为激烈）底下有一个存在的轨道，让党代表在投票时有了选择的方向。因为其他的参选者并没有另一个团队与之对峙，也就是打游击战，试图个别突围而大，但机会不大。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许子根的队伍应是这样排阵的：
主席许子根、署理主席郑可杨、副主席丁福南、维再也勒南及马袖强、总秘书邓章耀、青年团团长林时彬、妇女组主席陈莲花。
票选的18名中委（40人角逐），则会按区域比列来分配，不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就此而言，许子根的整个团队基本已出炉和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子根需要“安顿”的是谢宽泰在党内扮演的角色。继续留任总秘书是最好的方案，但在形式改变下，谢宽泰被委任副主席兼中央工作委员的成份显得比较通情达理，可是这是否又是最佳方案？谢宽泰又是否“勉为其难”接受？或宁可保持冷却期？倒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虽然报章曾指说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是党的“铁三角”，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三人之中虽长期“共事”，但在大课题上就无法“共识”。最明显的例子是308大选前对首席部长接班人的安排，原本在谢宽泰看来，他是应该上位的，但事实不然，以致后来变数多多，形成一个尖锐和相持不下的僵局。这就是说，一向以来，谢宽泰和许子根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这也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反之许子根与丁福南之间就显得“双向沟通”，彼此间存在着外人看不到的“默契”。
曾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自然无须“营党结私”，而是予人一种印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合作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有深浅之分。丁福南就是属于深的一类；而谢宽泰就属于浅的一类。当然在人选的安排方面，也不是许子根一人说了就算，他的上头还有一位影响力大的“实权顾问”林敬益。
就此而言，所谓“铁三角”在大选后逊了色和变了形是不存在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结成“铁三角”（在过去林苍佑时代的真正铁三角是郑耀林与邱继圃；后两者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林苍佑，老头子说一他们没有二话）。
如今我们所能解说的是谢宽泰在大选后希望凭其实力走出许子根的阴影。因此争夺民政槟州主席这一仗他是非打不可的，也颇有信心能成为民政槟州未来的当家。讵料马失前蹄，被从中杀出的丁福南扳倒。这不是说丁福南的基层实力较谢宽泰强，而是许子根的影响力在不彰显下发挥了“无形的威力”。从这里我们又再看到许子根所希望看到的团队是许丁组合。在他看来，丁福南守着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除了槟州是民政的大本营外，也有一个相当微妙的布局。
当然如果你问当事人，他们都会一口否认的，但如果你细心分析，不难看到丁福南的“坐镇”等于是许子根“上京又留槟”（以党职来说，不再是原先的官职布署）。相对重要的是丁福南在槟州是“可退可进”的。所谓的“可退可进”意思是说，如果槟州党内有理想和较年轻的接班人，丁福南可以没有包袱“退位让贤”；同时丁福南也不一定会参加来届大选，而是会成为领导新队伍的一个“带头人”。在这方面，谢宽泰可能不会有此构思，因为他正希望在他带领下，在下届大选亲自挂帅，从槟州重新出发，给民政打“翻身仗”（此说当然言之过早，只能归为一个理想）。因此两相比较之下，许子根的团队也就稍占上风，丁福南的脱颖而出，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有计划性地改变民政党的槟州队伍。
就在许子根“安定”了槟州大局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规划中央的人事安排。这种安排正如许子根所说的“定中有变”，也就是在“安定大局中求变”。为此许子根破例地点提他的人马角逐署理主席和副主席和一些人马角逐党中委，也清楚地告示党代表，许子根要的是一个“和谐与合作的团队”来带领民政党走向未来。
许子根的做法也非新鲜事。当年林苍佑也是有指定的团队，例如1980年嘱意梁棋祥接位即是；又例如林敬益也是有指定团队的，例如2005年嘱意许子根出任署理主席即是。以此类推，许子根在这次打出他的团队也就理所当然了，以形成一个“许子根的队伍”应对国阵内外的挑战。
本来在他的队伍中，至少有3个人是曾表态考虑退出国阵的，他们是郑可扬、陈莲花及林时彬，但在这个把月的巡回和“消毒”后，基本上许字根已把这股“脱离国阵”的“情绪”（许子根语）压下了，改而同意他的留在国阵寻求改革的方案。这种声调就如同马华公会一样，留在国阵“共浮沉”。对许子根来说，这是符合他的思路的。尽管内外有各种压力促民政退出国阵来面对变化中的时局，但许子根“排除众议”，他不以为退出国阵是首选，至少在他看来，民政不退还有一把声音留在“国阵”，不论是否听得进去，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寻求改这个和改那个的意愿。即便他明知民政一党难成其事，他选择宁可在逆势中求存。
我们暂时不要与许子根辩论“退出国阵论”，就回过头来看看许子根在党选后他能在国阵做些什么？自然他是希望国阵一起承当308大选的失利，并认真与深刻地检讨和反省国阵内的弊端，而不是一味将之推给其它友党“自食其果”，更不应将矛头指向民政党，不然改革是难于见效的。在这方面，他同意纳吉所说得如果国阵不改变，就会由人民来改变。因此他说，如果不改，那么来届大选会输得更惨。言下之意是民政党在国阵是希望改革和改变，若是国阵不变，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民政准备也一起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许子根没有明说，也没有列下时间表来表达民政去留的时限。也许他知道民政的一把声音不够宏亮，与其有时间性的“逼宫”，不如就放长双眼看不断的变化中的政局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对民政有利？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关系到民政存亡的大问题。当他认为退出国阵“看不到前路”时，也就剩下一条“死守阵地”的原路，可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许子根也是心知肚明的。首先在308大选后，民政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已没有资源（或说一官半职）分配给党员和支持者，造成这批人有所失落。其次在槟州现实的社会，一般团体都会邀请政党议员增光；民政在无官无职下，显得有些尴尬，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宴会和致词，久而久之，对民政与民间的关系会有所疏散。这又是民政的无奈之处。其三民政在槟州面对槟州巫统的揶揄和挑战，甚至有压逼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行。这在308之前是未敢有如此的造次，如今却在伤口上洒盐，真是不知要如何改变巫统中人，尤其是槟州的地方领袖具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看似小事，实则对民政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许子根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要看新任槟州主席丁福南的魄力与勇气了。
我们或者可以从这次改选中看到民政党求变的意志，但老是抬出“老招牌”强调民政是多元种族路线的，只能归为理想的演绎，在现实中又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是在国阵的框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国阵各成员党没有强烈求变之心（至少东马加盟的政党就没有强烈的要求），那民政又如何“破茧而出”呢？这就是许子根最大和最严峻的考验。
无可否认的，国阵当政以来出现的弊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民政也不可能在3几个月内就要改革50年来的既成事实。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变革成功”，所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变数，又不是其他成员党所能预测的。这样一来，民政要在原体制中翻新和翻身，也就变成一则尚没有结局的长篇故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是留给许子根告诉党员和人民，民政党怎样使这个故事有一个段落和有一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人民要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下来就看许子根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正因为这样，本届的民政改选，看似十分激烈，也展现民主的风气，实则在热闹（尚不能称之为激烈）底下有一个存在的轨道，让党代表在投票时有了选择的方向。因为其他的参选者并没有另一个团队与之对峙，也就是打游击战，试图个别突围而大，但机会不大。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许子根的队伍应是这样排阵的：
主席许子根、署理主席郑可杨、副主席丁福南、维再也勒南及马袖强、总秘书邓章耀、青年团团长林时彬、妇女组主席陈莲花。
票选的18名中委（40人角逐），则会按区域比列来分配，不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就此而言，许子根的整个团队基本已出炉和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子根需要“安顿”的是谢宽泰在党内扮演的角色。继续留任总秘书是最好的方案，但在形式改变下，谢宽泰被委任副主席兼中央工作委员的成份显得比较通情达理，可是这是否又是最佳方案？谢宽泰又是否“勉为其难”接受？或宁可保持冷却期？倒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虽然报章曾指说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是党的“铁三角”，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三人之中虽长期“共事”，但在大课题上就无法“共识”。最明显的例子是308大选前对首席部长接班人的安排，原本在谢宽泰看来，他是应该上位的，但事实不然，以致后来变数多多，形成一个尖锐和相持不下的僵局。这就是说，一向以来，谢宽泰和许子根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这也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反之许子根与丁福南之间就显得“双向沟通”，彼此间存在着外人看不到的“默契”。
曾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自然无须“营党结私”，而是予人一种印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合作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有深浅之分。丁福南就是属于深的一类；而谢宽泰就属于浅的一类。当然在人选的安排方面，也不是许子根一人说了就算，他的上头还有一位影响力大的“实权顾问”林敬益。
就此而言，所谓“铁三角”在大选后逊了色和变了形是不存在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结成“铁三角”（在过去林苍佑时代的真正铁三角是郑耀林与邱继圃；后两者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林苍佑，老头子说一他们没有二话）。
如今我们所能解说的是谢宽泰在大选后希望凭其实力走出许子根的阴影。因此争夺民政槟州主席这一仗他是非打不可的，也颇有信心能成为民政槟州未来的当家。讵料马失前蹄，被从中杀出的丁福南扳倒。这不是说丁福南的基层实力较谢宽泰强，而是许子根的影响力在不彰显下发挥了“无形的威力”。从这里我们又再看到许子根所希望看到的团队是许丁组合。在他看来，丁福南守着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除了槟州是民政的大本营外，也有一个相当微妙的布局。
当然如果你问当事人，他们都会一口否认的，但如果你细心分析，不难看到丁福南的“坐镇”等于是许子根“上京又留槟”（以党职来说，不再是原先的官职布署）。相对重要的是丁福南在槟州是“可退可进”的。所谓的“可退可进”意思是说，如果槟州党内有理想和较年轻的接班人，丁福南可以没有包袱“退位让贤”；同时丁福南也不一定会参加来届大选，而是会成为领导新队伍的一个“带头人”。在这方面，谢宽泰可能不会有此构思，因为他正希望在他带领下，在下届大选亲自挂帅，从槟州重新出发，给民政打“翻身仗”（此说当然言之过早，只能归为一个理想）。因此两相比较之下，许子根的团队也就稍占上风，丁福南的脱颖而出，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有计划性地改变民政党的槟州队伍。
就在许子根“安定”了槟州大局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规划中央的人事安排。这种安排正如许子根所说的“定中有变”，也就是在“安定大局中求变”。为此许子根破例地点提他的人马角逐署理主席和副主席和一些人马角逐党中委，也清楚地告示党代表，许子根要的是一个“和谐与合作的团队”来带领民政党走向未来。
许子根的做法也非新鲜事。当年林苍佑也是有指定的团队，例如1980年嘱意梁棋祥接位即是；又例如林敬益也是有指定团队的，例如2005年嘱意许子根出任署理主席即是。以此类推，许子根在这次打出他的团队也就理所当然了，以形成一个“许子根的队伍”应对国阵内外的挑战。
本来在他的队伍中，至少有3个人是曾表态考虑退出国阵的，他们是郑可扬、陈莲花及林时彬，但在这个把月的巡回和“消毒”后，基本上许字根已把这股“脱离国阵”的“情绪”（许子根语）压下了，改而同意他的留在国阵寻求改革的方案。这种声调就如同马华公会一样，留在国阵“共浮沉”。对许子根来说，这是符合他的思路的。尽管内外有各种压力促民政退出国阵来面对变化中的时局，但许子根“排除众议”，他不以为退出国阵是首选，至少在他看来，民政不退还有一把声音留在“国阵”，不论是否听得进去，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寻求改这个和改那个的意愿。即便他明知民政一党难成其事，他选择宁可在逆势中求存。
我们暂时不要与许子根辩论“退出国阵论”，就回过头来看看许子根在党选后他能在国阵做些什么？自然他是希望国阵一起承当308大选的失利，并认真与深刻地检讨和反省国阵内的弊端，而不是一味将之推给其它友党“自食其果”，更不应将矛头指向民政党，不然改革是难于见效的。在这方面，他同意纳吉所说得如果国阵不改变，就会由人民来改变。因此他说，如果不改，那么来届大选会输得更惨。言下之意是民政党在国阵是希望改革和改变，若是国阵不变，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民政准备也一起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许子根没有明说，也没有列下时间表来表达民政去留的时限。也许他知道民政的一把声音不够宏亮，与其有时间性的“逼宫”，不如就放长双眼看不断的变化中的政局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对民政有利？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关系到民政存亡的大问题。当他认为退出国阵“看不到前路”时，也就剩下一条“死守阵地”的原路，可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许子根也是心知肚明的。首先在308大选后，民政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已没有资源（或说一官半职）分配给党员和支持者，造成这批人有所失落。其次在槟州现实的社会，一般团体都会邀请政党议员增光；民政在无官无职下，显得有些尴尬，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宴会和致词，久而久之，对民政与民间的关系会有所疏散。这又是民政的无奈之处。其三民政在槟州面对槟州巫统的揶揄和挑战，甚至有压逼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行。这在308之前是未敢有如此的造次，如今却在伤口上洒盐，真是不知要如何改变巫统中人，尤其是槟州的地方领袖具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看似小事，实则对民政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许子根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要看新任槟州主席丁福南的魄力与勇气了。
我们或者可以从这次改选中看到民政党求变的意志，但老是抬出“老招牌”强调民政是多元种族路线的，只能归为理想的演绎，在现实中又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是在国阵的框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国阵各成员党没有强烈求变之心（至少东马加盟的政党就没有强烈的要求），那民政又如何“破茧而出”呢？这就是许子根最大和最严峻的考验。
无可否认的，国阵当政以来出现的弊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民政也不可能在3几个月内就要改革50年来的既成事实。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变革成功”，所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变数，又不是其他成员党所能预测的。这样一来，民政要在原体制中翻新和翻身，也就变成一则尚没有结局的长篇故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是留给许子根告诉党员和人民，民政党怎样使这个故事有一个段落和有一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人民要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下来就看许子根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从理性角度探讨 民政退出国阵论
民政党成立40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高层领袖希望保持现状，不以退出国阵为导向，而是留在国阵内部争取改变，说得贴切一点，希望民政党能在国阵内获得善待。另一方面是区域领袖及干部促请领导层率党退出国阵，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再战江湖。当这两种各行其是的意见碰撞在一起时，给民政的领导人，尤其是许子根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忙以应对。
按照许子根的思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主张退出国阵的。他仍然具备那种早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指导思想，总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必急于孤军上路，无妨再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我们综观党领导人所持的理由不外如下：
1. 民政自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即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也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这一路走来，已为槟州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 民政目前仍然是国阵的成员党之一。虽然308的大选蒙受惨重失败，但不意味往下沉，还是有机会再探出头来。他们不相信民政在国阵内已没有前途。
3. 民政不退出国阵，至少会保存原来的席位分配，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退出国阵，意味着它原先分配到的议席，将归马华所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民政会有机会卷土重来。
4. 民政若是退出国阵加盟民联，它本来参加选举的席位已被公正党和行动党瓜分，哪来角色扮演？谁会让出席位给民政党参加？
5. 即便民政不加入民联而成为独立政党，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或者说在混合选区，民政又靠什么取胜呢？
6. 既然退是“死路一条”，不如不退，说不定一旦国阵改革奏效而扭转劣势后，民政就有望出头天了。
这些理由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服党员同意“党留不退”，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尽然可以服众。因为这似乎包括还得仰赖别人的改变，而不是全然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分分钟又充满变数，乃至政治现实跟理论撞个正着。例如“许子根事件”及“伯拉提早交权”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们不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民政的去留大课题。这也是许子根要求的审视标准。他最近说，如果以情绪来打分，目前有约60%的基层希望退出国阵，但他希望能理性看待此事。
虽然我们知道许子根这60%的数字是未经过“民意调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评估，但突显了有不少党员有要求脱离国阵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不全因是情绪所致，可能包含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妨听听党外的声音。这党外的声音不是要“干预”民政的内政，而是抱着一种深切关怀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某些尖酸刻薄和冷嘲热讽的音调，但大致上都是一种良性的提醒和劝说。至于刺耳之言能否被民政党上下所接受，那就由民政党自身去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待民政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可以从理性的探讨中窥见一二。
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一个松弛的组合。它结合了陈志勤为首的“社阵派系”；以林苍佑为首的“民联派系”（民主联合党）及以赛胡申阿拉达斯的“学院派系”。这之中以林苍佑的派系最强，因此它在1969年的大选赢得了槟州执政权。这一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林苍佑整整十年不得志的窘境（他在1959年被马华边缘化，愤而在1961年另创民联党，志在取马华而代之），也使到民联党借民政党之壳创造奇迹。这就是说，民政党让林苍佑一洗前耻（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时之间马华当权派难以消化而耿耿于怀；抑有进者，凭着首席部长的光环和槟州政权的筹码，林苍佑很快又与联盟的敦拉萨接上头。究其因不外是林苍佑有了政治本钱，如果他依然是民联时代的槟州反对党领袖，敦拉萨也只能与他维持个人友谊，而没有政治友谊可言，更不会有后来结盟的故事了（当今的民政党，要认识这一段历史）。
正因为林苍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联盟思想，与敦拉萨靠近也会给槟州发展带来好处，也就不免开罪了陈志勤和赛胡申阿拉达斯派。1971年民政党内讧造成的危机证诸了这三派的组合是松弛和不稳定的。于是民政又回到民联的时代。虽然仍穿着民政的外衣，但实质是民联的班底。
这民联班底的民政党经重创后，也乐得与巫统合作，也就在1972年有了联合政府之设。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冲着马华而来。至少林苍佑向陈修信证明他在槟州是可以取代马华的。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后，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已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关系就如“同床异梦”的爱人，被强硬撮合而各怀心思。
尽管如此，在林苍佑的年代，他是绝对不会让马华在槟州翻身，重夺回首席部长；而马华也绝对不会放过林苍佑在槟州“堵死”马华，力求突围而出。如果可以解释的话，国阵是马华与民政明争暗斗的一个平台。这种统而不合是马华永远的伤痛。只有在1983年李三春离开马华总会长后，矛盾才逐渐缓和；也只有到了黄家定时代（2003年起）才看到双方“鸣金收兵”，但不意味着两者的斗争已告终结，新一轮的斗争已经开始。
这种“重燃战火”竟是马华的林祥才点起的，大意是主张民政应与马华合并，因为民政的存在国阵内对马华的争取和斗争是一个阻力。许子根的回应也毫不客气，指说这种人不应该领导马华。
民政之所以面对今天来自国阵成员党的压力，主因是308大选失败后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可以预见，一旦许子根扶正成为民政党主席后，他所面对的对手已不是“和平共存”的黄家定，而是政坛独行侠的翁诗杰。除非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不然肯定会擦出火花，给民政带来额外的压力。
如果说马华的压力尚在其次，那么槟州巫统施加的压力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很多人并不明白，也许民政党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发表“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只是一个升旗山区会的主席，竟然在解释事件时将矛头指向许子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共有13个区会的巫统领导人出席他的记者会而挺他，怂恿他发表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论。不仅于此，有人竟公开与当众撕毁许子根的肖像。
虽然阿末依斯迈后来受到巫统中央的“惩罚”，被吊销党籍3年。但吊诡的是，巫统党主席未针对此事促阿末依斯迈向许子根道歉，似乎此事并不重要。继此之后，在最近的发展中，槟州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昔再次向许子根发难，究竟要留还是要走，言下之意是不要“霸住槟州国阵主席”这张椅子。
民政党的反击似乎投鼠忍器，只是暂时与“槟州巫统绝交”；丁福也做出温和的反击说还轮不到阿都拉昔指手划脚。不过尚未形成书函向巫统中央领导人提出投诉。更怪的是，阿末依斯迈既被冻结党籍，何以会成为区会顾问？他更说尚未接获“冻结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个中因由，没有人搞得清楚。是不是巫统内有人授意槟州巫统可以公开羞辱许子根？不然它们的议程和动机又是什么？这是摆明槟州巫统向许子根“逼宫”，迫他放弃槟州国阵主席，也以此来促使民政知难而退。
在理论上，民政可以不必理会槟州巫统的言行，但在现实中，槟州巫统也是巫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言论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已“不重视”民政党留在国阵内。
在这种窘境下，民政党不退出论的理由已不是关键问题，反而转化成民政党，尤其是槟州民政党如何为许子根讨回一个公道才是大道理。丁福南身为槟州民政新科主席，他有责任单刀直入的反戈一击，直问槟州巫统意图何在？
如果得不到满意答案，则必须通过民政党中央直接向巫统投诉和交涉（因为涉及许子根个人，由许子根出面是不恰当的），为何阿末依斯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许子根？如果在308大选前，槟州巫统肯定有所顾忌，因为许子根有政治筹码，正如当年林苍佑有政治筹码，可被巫统倚重。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民政即便用理性来研究民政党的去留，已不能够避开许子根“被羞辱的遭遇”。如果说槟州巫统变得这么“目中无许”，两党之间又如何推心置腹呢？
就此而言，民政党内谈论的六大理由不退出国阵不幸的已被阿末依斯迈推翻了。因此另类的看法是（包括党内党外人士）：其一是它留在国阵内如果连槟州巫统都改变不了，又如何使党员信服国阵已做出改变。如果民政党员未够勇气站起来维护党主席的尊严和党的威信，它留在国阵也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即便留在国阵，将来大选议席的分配不一定保持不变，民政在政治现实下用什么筹码讨价还价呢？
其三，若是退出国阵，不靠向民联，而自力更生，在大选时放手一博，谁说它没有机会胜出？1964年林苍佑率民联党在社阵、行动党（当年是人民行动党）及联盟的多角战中，也能突围而出，成为槟州议会最大的反对党，更在1969年夺取槟州政权，因此不能一口咬定民政自行上路是“死路一条”。
其四，民政若与民联合作，还是有谈判的筹码，不会一无所得。毕竟民政是一个有素质的政党，不是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它具备条件取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其五，民政事先也预料不到，巫统的权力转移这么快提前到来？这证明了政治变数很大。在此交替和不明朗之期间，阿都拉有其自身的烦恼，民政又该向谁取回被“羞辱的尊严”？
其实一个政党的立足和生存，完全取决了自信和自强。换句话说，党的生存才是先决的条件，而不是在打压下“求存”。
如果民政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要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未来？因此民政的未来取决于它自身的勇气和果敢，不是等待别人提供机会。至于那些提出不要走的人，也要提出新的理据和说服力让对方表态民政是不可或缺的，也让党员感觉到留下来还有一线曙光。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让10月的党代表大会来热烈讨论。公不公投还在其次，如果经辩论后，大多数决定留下来，则将来命运不好，也不要怪领导层了。因为他们愿意与保持现状共浮沉。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改变和活得尊严，那么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以理服众。若是徘徊在模棱两可中，也许是自讨苦吃。
民政党已来到十字路口，它的存亡操在所有党代表的手中。上帝只打救自救的人。这就是说，留与不留总得有明确的方向和交待。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按照许子根的思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主张退出国阵的。他仍然具备那种早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指导思想，总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必急于孤军上路，无妨再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我们综观党领导人所持的理由不外如下：
1. 民政自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即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也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这一路走来，已为槟州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 民政目前仍然是国阵的成员党之一。虽然308的大选蒙受惨重失败，但不意味往下沉，还是有机会再探出头来。他们不相信民政在国阵内已没有前途。
3. 民政不退出国阵，至少会保存原来的席位分配，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退出国阵，意味着它原先分配到的议席，将归马华所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民政会有机会卷土重来。
4. 民政若是退出国阵加盟民联，它本来参加选举的席位已被公正党和行动党瓜分，哪来角色扮演？谁会让出席位给民政党参加？
5. 即便民政不加入民联而成为独立政党，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或者说在混合选区，民政又靠什么取胜呢？
6. 既然退是“死路一条”，不如不退，说不定一旦国阵改革奏效而扭转劣势后，民政就有望出头天了。
这些理由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服党员同意“党留不退”，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尽然可以服众。因为这似乎包括还得仰赖别人的改变，而不是全然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分分钟又充满变数，乃至政治现实跟理论撞个正着。例如“许子根事件”及“伯拉提早交权”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们不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民政的去留大课题。这也是许子根要求的审视标准。他最近说，如果以情绪来打分，目前有约60%的基层希望退出国阵，但他希望能理性看待此事。
虽然我们知道许子根这60%的数字是未经过“民意调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评估，但突显了有不少党员有要求脱离国阵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不全因是情绪所致，可能包含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妨听听党外的声音。这党外的声音不是要“干预”民政的内政，而是抱着一种深切关怀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某些尖酸刻薄和冷嘲热讽的音调，但大致上都是一种良性的提醒和劝说。至于刺耳之言能否被民政党上下所接受，那就由民政党自身去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待民政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可以从理性的探讨中窥见一二。
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一个松弛的组合。它结合了陈志勤为首的“社阵派系”；以林苍佑为首的“民联派系”（民主联合党）及以赛胡申阿拉达斯的“学院派系”。这之中以林苍佑的派系最强，因此它在1969年的大选赢得了槟州执政权。这一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林苍佑整整十年不得志的窘境（他在1959年被马华边缘化，愤而在1961年另创民联党，志在取马华而代之），也使到民联党借民政党之壳创造奇迹。这就是说，民政党让林苍佑一洗前耻（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时之间马华当权派难以消化而耿耿于怀；抑有进者，凭着首席部长的光环和槟州政权的筹码，林苍佑很快又与联盟的敦拉萨接上头。究其因不外是林苍佑有了政治本钱，如果他依然是民联时代的槟州反对党领袖，敦拉萨也只能与他维持个人友谊，而没有政治友谊可言，更不会有后来结盟的故事了（当今的民政党，要认识这一段历史）。
正因为林苍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联盟思想，与敦拉萨靠近也会给槟州发展带来好处，也就不免开罪了陈志勤和赛胡申阿拉达斯派。1971年民政党内讧造成的危机证诸了这三派的组合是松弛和不稳定的。于是民政又回到民联的时代。虽然仍穿着民政的外衣，但实质是民联的班底。
这民联班底的民政党经重创后，也乐得与巫统合作，也就在1972年有了联合政府之设。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冲着马华而来。至少林苍佑向陈修信证明他在槟州是可以取代马华的。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后，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已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关系就如“同床异梦”的爱人，被强硬撮合而各怀心思。
尽管如此，在林苍佑的年代，他是绝对不会让马华在槟州翻身，重夺回首席部长；而马华也绝对不会放过林苍佑在槟州“堵死”马华，力求突围而出。如果可以解释的话，国阵是马华与民政明争暗斗的一个平台。这种统而不合是马华永远的伤痛。只有在1983年李三春离开马华总会长后，矛盾才逐渐缓和；也只有到了黄家定时代（2003年起）才看到双方“鸣金收兵”，但不意味着两者的斗争已告终结，新一轮的斗争已经开始。
这种“重燃战火”竟是马华的林祥才点起的，大意是主张民政应与马华合并，因为民政的存在国阵内对马华的争取和斗争是一个阻力。许子根的回应也毫不客气，指说这种人不应该领导马华。
民政之所以面对今天来自国阵成员党的压力，主因是308大选失败后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可以预见，一旦许子根扶正成为民政党主席后，他所面对的对手已不是“和平共存”的黄家定，而是政坛独行侠的翁诗杰。除非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不然肯定会擦出火花，给民政带来额外的压力。
如果说马华的压力尚在其次，那么槟州巫统施加的压力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很多人并不明白，也许民政党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发表“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只是一个升旗山区会的主席，竟然在解释事件时将矛头指向许子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共有13个区会的巫统领导人出席他的记者会而挺他，怂恿他发表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论。不仅于此，有人竟公开与当众撕毁许子根的肖像。
虽然阿末依斯迈后来受到巫统中央的“惩罚”，被吊销党籍3年。但吊诡的是，巫统党主席未针对此事促阿末依斯迈向许子根道歉，似乎此事并不重要。继此之后，在最近的发展中，槟州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昔再次向许子根发难，究竟要留还是要走，言下之意是不要“霸住槟州国阵主席”这张椅子。
民政党的反击似乎投鼠忍器，只是暂时与“槟州巫统绝交”；丁福也做出温和的反击说还轮不到阿都拉昔指手划脚。不过尚未形成书函向巫统中央领导人提出投诉。更怪的是，阿末依斯迈既被冻结党籍，何以会成为区会顾问？他更说尚未接获“冻结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个中因由，没有人搞得清楚。是不是巫统内有人授意槟州巫统可以公开羞辱许子根？不然它们的议程和动机又是什么？这是摆明槟州巫统向许子根“逼宫”，迫他放弃槟州国阵主席，也以此来促使民政知难而退。
在理论上，民政可以不必理会槟州巫统的言行，但在现实中，槟州巫统也是巫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言论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已“不重视”民政党留在国阵内。
在这种窘境下，民政党不退出论的理由已不是关键问题，反而转化成民政党，尤其是槟州民政党如何为许子根讨回一个公道才是大道理。丁福南身为槟州民政新科主席，他有责任单刀直入的反戈一击，直问槟州巫统意图何在？
如果得不到满意答案，则必须通过民政党中央直接向巫统投诉和交涉（因为涉及许子根个人，由许子根出面是不恰当的），为何阿末依斯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许子根？如果在308大选前，槟州巫统肯定有所顾忌，因为许子根有政治筹码，正如当年林苍佑有政治筹码，可被巫统倚重。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民政即便用理性来研究民政党的去留，已不能够避开许子根“被羞辱的遭遇”。如果说槟州巫统变得这么“目中无许”，两党之间又如何推心置腹呢？
就此而言，民政党内谈论的六大理由不退出国阵不幸的已被阿末依斯迈推翻了。因此另类的看法是（包括党内党外人士）：其一是它留在国阵内如果连槟州巫统都改变不了，又如何使党员信服国阵已做出改变。如果民政党员未够勇气站起来维护党主席的尊严和党的威信，它留在国阵也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即便留在国阵，将来大选议席的分配不一定保持不变，民政在政治现实下用什么筹码讨价还价呢？
其三，若是退出国阵，不靠向民联，而自力更生，在大选时放手一博，谁说它没有机会胜出？1964年林苍佑率民联党在社阵、行动党（当年是人民行动党）及联盟的多角战中，也能突围而出，成为槟州议会最大的反对党，更在1969年夺取槟州政权，因此不能一口咬定民政自行上路是“死路一条”。
其四，民政若与民联合作，还是有谈判的筹码，不会一无所得。毕竟民政是一个有素质的政党，不是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它具备条件取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其五，民政事先也预料不到，巫统的权力转移这么快提前到来？这证明了政治变数很大。在此交替和不明朗之期间，阿都拉有其自身的烦恼，民政又该向谁取回被“羞辱的尊严”？
其实一个政党的立足和生存，完全取决了自信和自强。换句话说，党的生存才是先决的条件，而不是在打压下“求存”。
如果民政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要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未来？因此民政的未来取决于它自身的勇气和果敢，不是等待别人提供机会。至于那些提出不要走的人，也要提出新的理据和说服力让对方表态民政是不可或缺的，也让党员感觉到留下来还有一线曙光。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让10月的党代表大会来热烈讨论。公不公投还在其次，如果经辩论后，大多数决定留下来，则将来命运不好，也不要怪领导层了。因为他们愿意与保持现状共浮沉。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改变和活得尊严，那么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以理服众。若是徘徊在模棱两可中，也许是自讨苦吃。
民政党已来到十字路口，它的存亡操在所有党代表的手中。上帝只打救自救的人。这就是说，留与不留总得有明确的方向和交待。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种族关系法令是不必要的 （天下纵横）
最近政府准备提出种族关系法令，引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应有这样的法令以制止有人发表极端的言论破坏种族关系，制造种族失和。马华方面的领袖就持有这个观点。他是针对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造成的抗议声有感而发；而民政领袖则补充说不妨改称国民团结法。反对者则认为国民团结不是用法令来达成的。李霖泰就有此看法，认为多此一举。
在还没有通过这条法令前，探讨是否需要再立新法令是有必要的。我建议立法者（议员们）在讨论这项法案时不妨先参阅前理科大学教授勒南教授的著作《种族主义与马来亚的政治进程》一书，不难了解种族的分化导致了种族政党的形成。而种族性政党又反过来捍卫种族利益，然后通过上层政治加以协调和缓和。换句话说，种族问题是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政治生态，不是最近才有的。既然是历史问题，我们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看到现实的社会是否已解决了或缓和了有关问题。
勒南指出种族分化不仅限于种族上的不同，还包括缺乏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各民族都存在本身的宗教、语文、风俗和习惯。此外，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也有地域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非马来人较集中在西海岸，而马来人则集中在东海岸，也因为发展进度的不同，造成西海岸较为发达，而东海岸相对的落后，以致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马来亚在战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也就不可避免。当这些政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族人加入其中。例如战后组成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便是以种族作为导向，但为了争取独立的及早到来，它们又合作组成联盟，形成了一个上层结合的政体。
这样的一个组合领导了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但也是这个组合，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重新洗牌，标志着旧的结合体的“瓦解”和新的结合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按造新的结合体的需要，制定了各式各类的法令，如“煽动法令”是为了遏止敏感课题被挑起；如“官方机密法令”出炉也是防止机密资料外泄；与此同时，原有的“出版与印刷法令”也被强化了，目的不外是告诉人民在言论自由底下，有某些课题是不能被议论的。
与此同时，在“513”过后，“国家原则”被提出，新经济政策出笼，不断地强调“重组社会，消除贫穷”是终极目标。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从经济着手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特点是通过政治“干预”了所有的领域，理由是拉近族群间的差距。
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土著和非土著”的字眼出现了，“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字眼也出现了。为了政治利益，以种族为导向的政党显得更为明显，即使是强调非种族性的成员党，如民政党也被归纳为华基政党；而反对党，如行动党虽然也声称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框架下，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了局限性。
尽管如此，在“513”的阴影下，各个政党也在种族间演绎有节制性的角色，以免越过了头而成为被指责在鼓吹“种族主义”。这种局限和小心翼翼变成政党的一个不成文的指南。我们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谨慎地不要跌入种族主义的陷阱。但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有些政党的次级领袖竟越轨地发出十分刺耳和难以令人接受的种族性言行，这不但连累整体，也使到人民有所反感。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人民（各民族的人民）用选票否定种族主义政治的嚣张，以让某些人有所醒觉。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印证了种族主义不过是少数政客的伎俩，既无卖点，也没有市场。
本来在大选之后，反省的应是少数政客的过火言论，而不是人民；现在反过来提出种族关系法好像是人民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失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民的成熟与理智，不再被种族情绪所鼓动，也不回应种族论调。因此在大选后形成的政治新格局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不分种族来改变和消除贪污和滥权。
在这方面，执政的成员党同样有强烈的呼声，他们发出的也不是种族言论，而是要求反省和自责。这就说明了今天的马来西亚面对的不是种族失和的问题，也不是种族关系的紧张；恰恰相反，他们反对的是极端的言论和少数人的嚣张和狂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新的种族关系法，而是有针对性地促请种族主义论调者消声。其实我们已有太多的法令了，足以应对任何的威胁性言论，实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再来新法令。因为当今的社会，除了政治斗争加剧外，哪有种族紧张？也因为人民不必靠教科书，也能自觉地分辩对和错，才有今天社会的和谐。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在还没有通过这条法令前，探讨是否需要再立新法令是有必要的。我建议立法者（议员们）在讨论这项法案时不妨先参阅前理科大学教授勒南教授的著作《种族主义与马来亚的政治进程》一书，不难了解种族的分化导致了种族政党的形成。而种族性政党又反过来捍卫种族利益，然后通过上层政治加以协调和缓和。换句话说，种族问题是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政治生态，不是最近才有的。既然是历史问题，我们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看到现实的社会是否已解决了或缓和了有关问题。
勒南指出种族分化不仅限于种族上的不同，还包括缺乏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各民族都存在本身的宗教、语文、风俗和习惯。此外，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也有地域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非马来人较集中在西海岸，而马来人则集中在东海岸，也因为发展进度的不同，造成西海岸较为发达，而东海岸相对的落后，以致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马来亚在战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也就不可避免。当这些政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族人加入其中。例如战后组成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便是以种族作为导向，但为了争取独立的及早到来，它们又合作组成联盟，形成了一个上层结合的政体。
这样的一个组合领导了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但也是这个组合，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重新洗牌，标志着旧的结合体的“瓦解”和新的结合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按造新的结合体的需要，制定了各式各类的法令，如“煽动法令”是为了遏止敏感课题被挑起；如“官方机密法令”出炉也是防止机密资料外泄；与此同时，原有的“出版与印刷法令”也被强化了，目的不外是告诉人民在言论自由底下，有某些课题是不能被议论的。
与此同时，在“513”过后，“国家原则”被提出，新经济政策出笼，不断地强调“重组社会，消除贫穷”是终极目标。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从经济着手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特点是通过政治“干预”了所有的领域，理由是拉近族群间的差距。
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土著和非土著”的字眼出现了，“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字眼也出现了。为了政治利益，以种族为导向的政党显得更为明显，即使是强调非种族性的成员党，如民政党也被归纳为华基政党；而反对党，如行动党虽然也声称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框架下，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了局限性。
尽管如此，在“513”的阴影下，各个政党也在种族间演绎有节制性的角色，以免越过了头而成为被指责在鼓吹“种族主义”。这种局限和小心翼翼变成政党的一个不成文的指南。我们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谨慎地不要跌入种族主义的陷阱。但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有些政党的次级领袖竟越轨地发出十分刺耳和难以令人接受的种族性言行，这不但连累整体，也使到人民有所反感。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人民（各民族的人民）用选票否定种族主义政治的嚣张，以让某些人有所醒觉。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印证了种族主义不过是少数政客的伎俩，既无卖点，也没有市场。
本来在大选之后，反省的应是少数政客的过火言论，而不是人民；现在反过来提出种族关系法好像是人民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失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民的成熟与理智，不再被种族情绪所鼓动，也不回应种族论调。因此在大选后形成的政治新格局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不分种族来改变和消除贪污和滥权。
在这方面，执政的成员党同样有强烈的呼声，他们发出的也不是种族言论，而是要求反省和自责。这就说明了今天的马来西亚面对的不是种族失和的问题，也不是种族关系的紧张；恰恰相反，他们反对的是极端的言论和少数人的嚣张和狂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新的种族关系法，而是有针对性地促请种族主义论调者消声。其实我们已有太多的法令了，足以应对任何的威胁性言论，实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再来新法令。因为当今的社会，除了政治斗争加剧外，哪有种族紧张？也因为人民不必靠教科书，也能自觉地分辩对和错，才有今天社会的和谐。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7.10.08
国阵成立的背景 （跃马扬鞭）
最近至少有两个国阵成员党挑起或提醒国阵成立的历史，认为它们都是国阵的“创阵”人之一。究竟真相如何，让我们揭开历史真实的一面。
它的背景起于1969年“513”事件后。就在那一天，首任首相东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民主，停止政党活动的同时，也把权力转移给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的敦拉萨（以副首相身份掌权）。
那个时候，敦拉萨发现自1953年组成的联盟结构因大选失利已不适应当下的政治需求，因此思及改革。
随着他的谋士，尤其是当时的内长伊斯迈及外交部常务秘书长加沙里等人在金马仑商议后，决定朝向一个新的组合稳固执政权。另外，也有一些深谙左翼统战的助手包括如曾任副部长的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末及报人沙末伊斯迈协助出谋划策，于是有了下列的步骤：
（一） 敦拉萨以全国行动理事主任的身份在1970年正月组成全国协商理事会，成员包括在朝在野的政党和具有代表性人物，以便政府推行的政策取得各方认同，避免分化加深，唯不包括行动党和人社党。不知是否不想反对党在政坛消失或另有想法，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个协商会的作用就是使到全国行动理事会的政策合理化和具有代表性。手法如同左翼一向强调的“统战”，对孕育国阵概念起积极作用。
（二）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敦拉萨有鉴于砂州于1966年革除宁甘首席部长职后产生宪制危机而政局呈现不稳，乃在1970年通过密谈争取势力深入华社但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合作，以改变后者的反大马立场。当一切就绪后，敦拉萨宣布在1970年5月恢复砂州议会选举（因“513”爆发被展延），果然不出所料，砂州联盟（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组成）取得23席（其中砂华只占3席），人联党与宁甘的国民党各取得12席（总数48席）。由于有了事前的共识，人联党加入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可以视之为第二个“统战”成果。这意味着，人联党取代了砂华公会角色；后者也因之较后消失于政坛。
（三） 第三个“统战”成果在西马发酵。当1971年在槟州执政的民政党面临内哄而分裂后，敦拉萨协助林苍佑安然度过险关，促成1972年2月，民政与联盟正式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接着5月的时候，又与人民进步党在霹雳组成联合政府。进入5月份后，联盟与回教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呼之欲出，直到12月完成协议签署。换句话说，1972年是敦拉萨完成“政治统战”年，但也给马华公会带来一定的冲击。盖因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所致。即便在1971年2月国会民主重开后，马华曾展开轰动一时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因内部矛盾扩大而在4月又告分裂。由于团结运动戈然而止，马华只得眼看着联合政府一个又一个成立起来。这等于改变了最早期的三党联合的联盟结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后来这也导致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而由李三春顶上，他是最后一名承诺马华加入国阵的组织，因为他与陈修信感同身受）。
（四） 其实，当敦拉萨在1972年5月全面掌控局面后，也在同一个月在阿罗士打首次喊出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的愿景。但他不急于求成，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那就是他在1971年起即推动的搞好马中关系。1974年5月杪在时机成熟下，敦拉萨直访北京，达成马中建交。这种“化敌为友”的大动作是空前的大突破；尤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而马共仍在国内活动之际。也唯有敦拉萨敢于“破旧立新”，证诸了他接受智囊团的策略把“统战”推向新高点，不但抓住华人的心，也让所有马来西亚人团结在敦拉萨的领导之下；更进一步在东南亚树立典范，朝向不结盟及中立化的道路迈进。
就在敦拉萨访华凯旋归来之后的1974年6月1日，他郑重宣布国阵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国阵的诞生是敦拉萨一手操办的，也是巫统在他领导下建构的新政治格局。所有加盟的成员党在实质上不能说是发起人，只能说他们响应敦拉萨的号召。在大势所趋下，所有的盟友一起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接着在8月的大选，国阵漂亮胜出。“统战”发挥了它的巨大和无穷的威力，反对党只得靠边站。
（原载于2008年10月6日 《南洋商报》）
它的背景起于1969年“513”事件后。就在那一天，首任首相东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民主，停止政党活动的同时，也把权力转移给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的敦拉萨（以副首相身份掌权）。
那个时候，敦拉萨发现自1953年组成的联盟结构因大选失利已不适应当下的政治需求，因此思及改革。
随着他的谋士，尤其是当时的内长伊斯迈及外交部常务秘书长加沙里等人在金马仑商议后，决定朝向一个新的组合稳固执政权。另外，也有一些深谙左翼统战的助手包括如曾任副部长的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末及报人沙末伊斯迈协助出谋划策，于是有了下列的步骤：
（一） 敦拉萨以全国行动理事主任的身份在1970年正月组成全国协商理事会，成员包括在朝在野的政党和具有代表性人物，以便政府推行的政策取得各方认同，避免分化加深，唯不包括行动党和人社党。不知是否不想反对党在政坛消失或另有想法，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个协商会的作用就是使到全国行动理事会的政策合理化和具有代表性。手法如同左翼一向强调的“统战”，对孕育国阵概念起积极作用。
（二）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敦拉萨有鉴于砂州于1966年革除宁甘首席部长职后产生宪制危机而政局呈现不稳，乃在1970年通过密谈争取势力深入华社但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合作，以改变后者的反大马立场。当一切就绪后，敦拉萨宣布在1970年5月恢复砂州议会选举（因“513”爆发被展延），果然不出所料，砂州联盟（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组成）取得23席（其中砂华只占3席），人联党与宁甘的国民党各取得12席（总数48席）。由于有了事前的共识，人联党加入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可以视之为第二个“统战”成果。这意味着，人联党取代了砂华公会角色；后者也因之较后消失于政坛。
（三） 第三个“统战”成果在西马发酵。当1971年在槟州执政的民政党面临内哄而分裂后，敦拉萨协助林苍佑安然度过险关，促成1972年2月，民政与联盟正式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接着5月的时候，又与人民进步党在霹雳组成联合政府。进入5月份后，联盟与回教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呼之欲出，直到12月完成协议签署。换句话说，1972年是敦拉萨完成“政治统战”年，但也给马华公会带来一定的冲击。盖因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所致。即便在1971年2月国会民主重开后，马华曾展开轰动一时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因内部矛盾扩大而在4月又告分裂。由于团结运动戈然而止，马华只得眼看着联合政府一个又一个成立起来。这等于改变了最早期的三党联合的联盟结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后来这也导致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而由李三春顶上，他是最后一名承诺马华加入国阵的组织，因为他与陈修信感同身受）。
（四） 其实，当敦拉萨在1972年5月全面掌控局面后，也在同一个月在阿罗士打首次喊出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的愿景。但他不急于求成，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那就是他在1971年起即推动的搞好马中关系。1974年5月杪在时机成熟下，敦拉萨直访北京，达成马中建交。这种“化敌为友”的大动作是空前的大突破；尤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而马共仍在国内活动之际。也唯有敦拉萨敢于“破旧立新”，证诸了他接受智囊团的策略把“统战”推向新高点，不但抓住华人的心，也让所有马来西亚人团结在敦拉萨的领导之下；更进一步在东南亚树立典范，朝向不结盟及中立化的道路迈进。
就在敦拉萨访华凯旋归来之后的1974年6月1日，他郑重宣布国阵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国阵的诞生是敦拉萨一手操办的，也是巫统在他领导下建构的新政治格局。所有加盟的成员党在实质上不能说是发起人，只能说他们响应敦拉萨的号召。在大势所趋下，所有的盟友一起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接着在8月的大选，国阵漂亮胜出。“统战”发挥了它的巨大和无穷的威力，反对党只得靠边站。
（原载于2008年10月6日 《南洋商报》）
内安法令碰撞部落客
当部落客遇上内安令（ISA）时，正如小孩撞正大人被“兴师问罪”而又不知该如何以对？这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议题：究竟部落客这样的个人行为怎么会触犯ISA法令呢？而ISA法令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得从ISA谈起。因为部落客未出世前，ISA早已存在，它不是为部落客而设置的。不幸的后来诞生的部落客却成为它的对象之一。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客不明究理。他们因此也发出一道问题：部落客今后该怎么看待ISA？
原来ISA是在1960年由政府在国会提出，全名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内部安全法令），它是用以取代早年英殖民地留下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因为马来亚也在这一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所谓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是早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其同路人而设的严峻条例。许多的左翼人士在这项条例下被逮捕，也有人被遣送出境。
虽然1960年的内安令与紧急法令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内政部长苏莱曼这样说：“任何反对该宪法修正案的人，可说是拥护共产党，并且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中国报，1960年4月26日）。当然不是反对的人就是共党的同情者。例如，人民进步党主席DR辛尼华沙甘，社阵的林建寿，回教党的韩尼化及马来亚党的陈期岳等人就不支持修宪动议，认为它违反基本人权，箝制言论自由。
由此来看，内安令最初是用来针对左翼运动和马共的活动。但随着时日的转移，内安令也用在反对党的身上，进而异议份子也不例外。以下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东姑时代（1960-1969年）
在东姑当政时期，左翼份子，尤其是社阵党人遭到最多的逮捕。甚至一度使到劳工党（社阵的伙伴之一）的中委有半数以上是被扣留的。换句话说，左翼运动在内安令下蒙受严重的打击，直到1969年“513”事件后，仍有不少左翼青年被投入扣留营。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1965年时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著名的马来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原农业部长阿都亚兹等人，指他们涉及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另一个变化是原本并不反对内安令的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在“513”后被扣捕。自此之后，他就强烈地反对内安令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东姑时期，内安令不仅是对付左翼人士，也用在反对党领袖的身上。与先前声言只用来对付共党人士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大前提则指被扣留者“危害国家的安全”，但不被非共人士所接受。
(二)敦拉萨时代（1971-1976）
这个时期内安令比较明显用来对付学生运动。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例如马大华文学会就被指卷入左翼运动。还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起而展开示威游行。例如学运领袖之一的安华就是在1974年被内安令扣留的。
就此而言，它的特征仍然是侧重在对某一个有行动有组织的运动采取较严厉的手段，自然引起非共组织发出异议的声音。
(三)胡先翁时代（1976-1981）
内安法令在1976年突然发难将矛头对向执政党人士，两名在敦拉萨时期被重用的前副部长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未被扣捕；再加上人社党（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未及前著名报人陈见辛（时已转任马华执行秘书长）和沙未依斯迈（最近才逝世）及行动党议员陈庆佳与陈国杰等人。这里头有“红色疑云”，也有“华教疑云”，但已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项运动的打压。
(四)马哈迪时代（1981-2003）
马哈迪在位最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当他就任时，共党威胁已大为减少，而且有迹象显示马共与马政府的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议证实了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斗生涯。至此基本上内安令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已不存在“马共或亲共”的“活动和威胁”。而个人的思想只要不化成行动，没有组织性，就不被视为一种威胁。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87年开展的茅草行动又再一次使到内安令成为一条争议性的法令。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105人，震惊国内外，事件的起因是董教总领导的一场运动，主要是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育者到华小担任高职。气氛是有些紧张，但被捕名单中则是令人侧目的。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卡巴星、V.大卫、董总顾问沈慕羽和主席林晃升、学者詹德拉慕扎法、柯嘉逊等人。这之中还包括巫统、马华、民政及回教党人士。
这是顺势的大逮捕，因为被捕者有相当部份未参加董教总的抗议运动，而是属于异议份子和知识分子。
马哈迪的断然行动，引起巨大的反弹，政府指责华教运动已超越容忍度，才有如此大规模的措施；然民间和反对党强烈抗议。当时基于执政党过于强大，茅草行动也成为马哈迪当政下的强权政治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马哈迪也用内安令对付回教异教徒的澳尔根回教运动，并将此组织解散。
此时的内安令进一步脱离原先制定的目的。因此出人意表之外的是：即使是在1960年制订此法令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逮捕后也发出废除内安令的声音。他这样说：“政治领袖和社会工作者在内安令下被逮捕，这是不民主的，并且违反宪法原则。内安令是用来扣留共产份子，不是普通人民。”（引自《ISA KESELAMATAN NEGARA，1988》。吊诡的是：马哈迪在1966年当还是后座议员时也认为没有人喜欢内安令，它是违反民主的（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同样的，当今首相阿都拉在1988年时也批评马哈迪引用内安令使异议者失声。（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五)阿都拉时代（2003- ）
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后，并没有使内安令成为一个争议课题，而是直到最近因动用ISA扣捕三名人士竟引起巨大反弹，实在是始料不及。比起马哈迪来，他显然是比较温和的，但因此次案情之不同和时局的大转变，也促使他马上直接干预。《星洲日报》的记者陈云清也因此在被扣留18小时后获释（13-9-2008）；另一名行动党议员郭素沁则在被扣7天后获得自由（19-9-08）。不仅于此，阿都拉也表明，不想动用内安令捉人。可见，在权衡轻重后，他已认为没有必要将ISA与当下时局挂钩。因为这个时候，反对内安令的大有人在。连执政党的马华和民政也疾呼必须要检讨内安令；反对党直裁了当要求及早废除。民间的反对声以律师公会的特大最为响亮，共700余人齐声要终止内安令。他们也声援“部落客之父”拉惹柏特拉，促请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不过，拉惹柏特拉没有前两位幸运，他在9月23日被送往甘文丁拘留营继续扣留。政府的捉3放2似乎是告诫部落客，不要“滥用自由”。
不论政府出自何种理由继续扣留拉惹柏特拉，它的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的部落客在发问：纲络的通讯是否抵触了IS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来看。其一电脑的革命是近10年才突显它的奇特功能。过去我们只能依赖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提供新闻和讯息，而这些传媒都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与过滤，并不能满足于每一个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任何要表达自身的言论的途径或是出单行本，这不必先申请准证，而是出版后若有问题，政府有权禁止或针对文字提控。可是出书是要资金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互联网尤其是部落客大行其道时，人们可以不必花什么费用就可将言论、图片。和影像公诸于世。不仅个人满足，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出来与其它人分享。
其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设部落格，用写日记的方式发表文章或图片乃至活动录影，但由于人数之多，不是人人都上网浏览的，这就涉及个人的名气。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林吉祥的部落格就十分火红，因为他们是名人。不过还有一个火红的名字就是拉惹柏特拉的MALAYSIA TODAY网站。他不仅及时针对时弊作出批评，也爱爆料，成为其它网站转用的热门文章。
抑有进者，他因为有特殊的背景，也成了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正因为拉惹柏特拉懂得宣传和提供火爆新闻，他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其它政要名人了。
他是一名最成功的非政要而出名的部落客，被形容为“部落客之父”。不必通过电视，也不必通过报纸，他使部落格发挥无比的威力，令人不得不惊讶它的影响力。
较部落格早些出道的互联网和各类网站，也正方兴未艾地挤入媒体世界。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互联网何时能取代平面媒体，但我们却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互联网及部落格会越来越普及，自己做记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多到难计其数。
固然我们同意部落格的文字与图片要自我控制与克制，但它应该比传统的媒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涉及敏感，诽谤或恶意破坏，它是被允许通行的，其实要禁也禁不来。就如黄志明的“国歌”事件被炒红也是因势利导，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只要当成一种搞笑的玩意儿看待，也就无需过于敏感反应。
无论如何，内安令今天用来对付部落客显得跟不上时代，也会应付不暇。在尚有其它法令用来对付出格的言论，大可不必像过去般将大帽子扣下来。也许经过部落客碰撞后，大家有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言行在没有组织和行动下，它是不是自由的？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得从ISA谈起。因为部落客未出世前，ISA早已存在，它不是为部落客而设置的。不幸的后来诞生的部落客却成为它的对象之一。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客不明究理。他们因此也发出一道问题：部落客今后该怎么看待ISA？
原来ISA是在1960年由政府在国会提出，全名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内部安全法令），它是用以取代早年英殖民地留下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因为马来亚也在这一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所谓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是早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其同路人而设的严峻条例。许多的左翼人士在这项条例下被逮捕，也有人被遣送出境。
虽然1960年的内安令与紧急法令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内政部长苏莱曼这样说：“任何反对该宪法修正案的人，可说是拥护共产党，并且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中国报，1960年4月26日）。当然不是反对的人就是共党的同情者。例如，人民进步党主席DR辛尼华沙甘，社阵的林建寿，回教党的韩尼化及马来亚党的陈期岳等人就不支持修宪动议，认为它违反基本人权，箝制言论自由。
由此来看，内安令最初是用来针对左翼运动和马共的活动。但随着时日的转移，内安令也用在反对党的身上，进而异议份子也不例外。以下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东姑时代（1960-1969年）
在东姑当政时期，左翼份子，尤其是社阵党人遭到最多的逮捕。甚至一度使到劳工党（社阵的伙伴之一）的中委有半数以上是被扣留的。换句话说，左翼运动在内安令下蒙受严重的打击，直到1969年“513”事件后，仍有不少左翼青年被投入扣留营。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1965年时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著名的马来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原农业部长阿都亚兹等人，指他们涉及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另一个变化是原本并不反对内安令的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在“513”后被扣捕。自此之后，他就强烈地反对内安令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东姑时期，内安令不仅是对付左翼人士，也用在反对党领袖的身上。与先前声言只用来对付共党人士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大前提则指被扣留者“危害国家的安全”，但不被非共人士所接受。
(二)敦拉萨时代（1971-1976）
这个时期内安令比较明显用来对付学生运动。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例如马大华文学会就被指卷入左翼运动。还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起而展开示威游行。例如学运领袖之一的安华就是在1974年被内安令扣留的。
就此而言，它的特征仍然是侧重在对某一个有行动有组织的运动采取较严厉的手段，自然引起非共组织发出异议的声音。
(三)胡先翁时代（1976-1981）
内安法令在1976年突然发难将矛头对向执政党人士，两名在敦拉萨时期被重用的前副部长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未被扣捕；再加上人社党（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未及前著名报人陈见辛（时已转任马华执行秘书长）和沙未依斯迈（最近才逝世）及行动党议员陈庆佳与陈国杰等人。这里头有“红色疑云”，也有“华教疑云”，但已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项运动的打压。
(四)马哈迪时代（1981-2003）
马哈迪在位最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当他就任时，共党威胁已大为减少，而且有迹象显示马共与马政府的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议证实了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斗生涯。至此基本上内安令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已不存在“马共或亲共”的“活动和威胁”。而个人的思想只要不化成行动，没有组织性，就不被视为一种威胁。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87年开展的茅草行动又再一次使到内安令成为一条争议性的法令。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105人，震惊国内外，事件的起因是董教总领导的一场运动，主要是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育者到华小担任高职。气氛是有些紧张，但被捕名单中则是令人侧目的。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卡巴星、V.大卫、董总顾问沈慕羽和主席林晃升、学者詹德拉慕扎法、柯嘉逊等人。这之中还包括巫统、马华、民政及回教党人士。
这是顺势的大逮捕，因为被捕者有相当部份未参加董教总的抗议运动，而是属于异议份子和知识分子。
马哈迪的断然行动，引起巨大的反弹，政府指责华教运动已超越容忍度，才有如此大规模的措施；然民间和反对党强烈抗议。当时基于执政党过于强大，茅草行动也成为马哈迪当政下的强权政治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马哈迪也用内安令对付回教异教徒的澳尔根回教运动，并将此组织解散。
此时的内安令进一步脱离原先制定的目的。因此出人意表之外的是：即使是在1960年制订此法令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逮捕后也发出废除内安令的声音。他这样说：“政治领袖和社会工作者在内安令下被逮捕，这是不民主的，并且违反宪法原则。内安令是用来扣留共产份子，不是普通人民。”（引自《ISA KESELAMATAN NEGARA，1988》。吊诡的是：马哈迪在1966年当还是后座议员时也认为没有人喜欢内安令，它是违反民主的（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同样的，当今首相阿都拉在1988年时也批评马哈迪引用内安令使异议者失声。（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五)阿都拉时代（2003- ）
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后，并没有使内安令成为一个争议课题，而是直到最近因动用ISA扣捕三名人士竟引起巨大反弹，实在是始料不及。比起马哈迪来，他显然是比较温和的，但因此次案情之不同和时局的大转变，也促使他马上直接干预。《星洲日报》的记者陈云清也因此在被扣留18小时后获释（13-9-2008）；另一名行动党议员郭素沁则在被扣7天后获得自由（19-9-08）。不仅于此，阿都拉也表明，不想动用内安令捉人。可见，在权衡轻重后，他已认为没有必要将ISA与当下时局挂钩。因为这个时候，反对内安令的大有人在。连执政党的马华和民政也疾呼必须要检讨内安令；反对党直裁了当要求及早废除。民间的反对声以律师公会的特大最为响亮，共700余人齐声要终止内安令。他们也声援“部落客之父”拉惹柏特拉，促请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不过，拉惹柏特拉没有前两位幸运，他在9月23日被送往甘文丁拘留营继续扣留。政府的捉3放2似乎是告诫部落客，不要“滥用自由”。
不论政府出自何种理由继续扣留拉惹柏特拉，它的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的部落客在发问：纲络的通讯是否抵触了IS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来看。其一电脑的革命是近10年才突显它的奇特功能。过去我们只能依赖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提供新闻和讯息，而这些传媒都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与过滤，并不能满足于每一个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任何要表达自身的言论的途径或是出单行本，这不必先申请准证，而是出版后若有问题，政府有权禁止或针对文字提控。可是出书是要资金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互联网尤其是部落客大行其道时，人们可以不必花什么费用就可将言论、图片。和影像公诸于世。不仅个人满足，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出来与其它人分享。
其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设部落格，用写日记的方式发表文章或图片乃至活动录影，但由于人数之多，不是人人都上网浏览的，这就涉及个人的名气。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林吉祥的部落格就十分火红，因为他们是名人。不过还有一个火红的名字就是拉惹柏特拉的MALAYSIA TODAY网站。他不仅及时针对时弊作出批评，也爱爆料，成为其它网站转用的热门文章。
抑有进者，他因为有特殊的背景，也成了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正因为拉惹柏特拉懂得宣传和提供火爆新闻，他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其它政要名人了。
他是一名最成功的非政要而出名的部落客，被形容为“部落客之父”。不必通过电视，也不必通过报纸，他使部落格发挥无比的威力，令人不得不惊讶它的影响力。
较部落格早些出道的互联网和各类网站，也正方兴未艾地挤入媒体世界。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互联网何时能取代平面媒体，但我们却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互联网及部落格会越来越普及，自己做记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多到难计其数。
固然我们同意部落格的文字与图片要自我控制与克制，但它应该比传统的媒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涉及敏感，诽谤或恶意破坏，它是被允许通行的，其实要禁也禁不来。就如黄志明的“国歌”事件被炒红也是因势利导，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只要当成一种搞笑的玩意儿看待，也就无需过于敏感反应。
无论如何，内安令今天用来对付部落客显得跟不上时代，也会应付不暇。在尚有其它法令用来对付出格的言论，大可不必像过去般将大帽子扣下来。也许经过部落客碰撞后，大家有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言行在没有组织和行动下，它是不是自由的？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从916看砂州两个实例 （天下纵横）
安华916“逼宫”行动引发了对宪法条文的争议，有法律专家引述了两个历史案例，都是发生在砂拉越的。一个是1966年的“宁甘事件”；另一个是1987年的“明阁事件”。虽然这两件事与“916事件”不能相提并论，也有其不同的性质，但重提砂州的两个“宪制危机”，倒可温故知新，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个所谓“宁甘事件”（不要误会，不是司法风波的宁甘，而是当时的砂州首席部长）是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即出任砂州首席部长的加弄宁甘(Kalong Ningkan)(1921-1997)。他是伊班族人的首领，领导国民党加入砂拉越的联盟，其他成员党有土著党及保守党（1974年如今这两个政党已合并成执政砂州的土著保守党）和砂华公会，而反对党则有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
1966年，宁甘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及不要太快马来西亚化砂州公务员，而是希望“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起被列为官方用途语文，引起土著党的反对。当时土著党的一名州部长就是当今砂州首席部长泰益，他因此被革州部长职。
由于事态恶化，中央政府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通过中央联盟于1966年7月革除宁甘的首席部长职，改以保守党的达成施里（也是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当时联盟控制州议会21席。这21席刚好半数。其议席是这样分配的：州议会共36席民选，再加6席由执政党委任，共42席。反对党（即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各5席）只有10席，剩下32席归联盟4党拥有，在扣掉宁甘的国民党11席后，联盟尚有21席。
由于中央政府未通过议会投下不信任票，而是强制罢黜首长，导致宁甘向高庭起诉，并宣布国民党退出砂州联盟。高庭法官在1966年9月判宁甘胜诉。于是宁甘又回来担任首席部长。
东姑不就此罢休，通过砂元首宣布砂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同一个月内在（9月19日）国会通过修宪，授权砂元首有权召开州立法议会，并有权革除未受大多数议员支持的首席部长。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砂州立法议会召开（9月23日），共有25名议员投下不信任票，宁甘终于被罢免，改由达咸施里再任首长。虽然宁甘不服，但大势已去，从此再也爬不起来。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首长也就以悲剧收场。
这之中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通过议会才能合法地罢免首席部长，而不是中央可随意换人。此为砂州第一次宪制危机。
第二个所谓“明阁事件”是发生在1987年。事缘在1987年3月1日砂《论坛报》忽然刊登有4名州部长及3名州部长已向州政府提出辞职，理由是不满砂首席部长泰益的领导方式。第二天报纸进一步揭露有28名砂州议员（此时砂州议会共有48名州议员）齐集吉隆坡明阁酒店召开会议，联名呈函要求首席部长光荣引退。而领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他准备卷土重来（巧合的是阿都拉曼耶谷与泰益是叔侄关系）。
阿都拉曼耶谷不是等闲之辈，他原是土著党主席，在东姑时代曾出任中央教育部长。1969年他回到砂州参加州选，准备出任首席部长。因“513”事件爆发，砂州选举延至1970年才进行投票。选举结果是人联党12席、国民党12席、土著党12 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在没有一党控制的局面下，身为中央政府大权在握的敦拉萨忽然来一个大转变，招左翼的人联党加盟联合执政而摒弃国民党。于是政坛爆出惊人新闻：砂州政坛大洗牌，由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
1979年砂州大选后，阿都拉曼耶谷政治势力转弱，而于1981 年让出首席部长予泰益，自身转任没有实权的砂州元首。这样一来，泰益成了土保党的主席（在成为首席部长前，泰益也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就是为什么今日的砂州，由土著保守党守撑控整个政局。
由此可见，泰益不是省油的灯，当阿都拉曼耶谷“逼宫”几近成功的当儿（在同一天（3月11日）在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要夺权），泰益使出杀手锏，向州元首阿邦再尼建议解散州议会，宣布闪电大选。
大选订于1987 年4月15 日及16日投票。结果是国阵赢得28席（土保党14席、人联党11席及已重回国阵的国民党3席）；反之由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则夺得20席（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这样一来，耶谷夺权美梦破灭，从此再也掀不起波浪，直到去年耶谷与泰益才消弭20余年的叔侄政治恩怨。
从上述两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解决宪制危机的两个方案都是回到立法议会。一个是通过立法议会投票来罢黜首席部长；一个是解散立法议会，通过选举解决宪制危机。不论用那一种方式，砂州元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表现了一切的纷争都必须按民主的程序来进行。
由这两个实例来看，“916事件”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第一个所谓“宁甘事件”（不要误会，不是司法风波的宁甘，而是当时的砂州首席部长）是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即出任砂州首席部长的加弄宁甘(Kalong Ningkan)(1921-1997)。他是伊班族人的首领，领导国民党加入砂拉越的联盟，其他成员党有土著党及保守党（1974年如今这两个政党已合并成执政砂州的土著保守党）和砂华公会，而反对党则有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
1966年，宁甘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及不要太快马来西亚化砂州公务员，而是希望“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起被列为官方用途语文，引起土著党的反对。当时土著党的一名州部长就是当今砂州首席部长泰益，他因此被革州部长职。
由于事态恶化，中央政府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通过中央联盟于1966年7月革除宁甘的首席部长职，改以保守党的达成施里（也是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当时联盟控制州议会21席。这21席刚好半数。其议席是这样分配的：州议会共36席民选，再加6席由执政党委任，共42席。反对党（即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各5席）只有10席，剩下32席归联盟4党拥有，在扣掉宁甘的国民党11席后，联盟尚有21席。
由于中央政府未通过议会投下不信任票，而是强制罢黜首长，导致宁甘向高庭起诉，并宣布国民党退出砂州联盟。高庭法官在1966年9月判宁甘胜诉。于是宁甘又回来担任首席部长。
东姑不就此罢休，通过砂元首宣布砂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同一个月内在（9月19日）国会通过修宪，授权砂元首有权召开州立法议会，并有权革除未受大多数议员支持的首席部长。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砂州立法议会召开（9月23日），共有25名议员投下不信任票，宁甘终于被罢免，改由达咸施里再任首长。虽然宁甘不服，但大势已去，从此再也爬不起来。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首长也就以悲剧收场。
这之中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通过议会才能合法地罢免首席部长，而不是中央可随意换人。此为砂州第一次宪制危机。
第二个所谓“明阁事件”是发生在1987年。事缘在1987年3月1日砂《论坛报》忽然刊登有4名州部长及3名州部长已向州政府提出辞职，理由是不满砂首席部长泰益的领导方式。第二天报纸进一步揭露有28名砂州议员（此时砂州议会共有48名州议员）齐集吉隆坡明阁酒店召开会议，联名呈函要求首席部长光荣引退。而领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他准备卷土重来（巧合的是阿都拉曼耶谷与泰益是叔侄关系）。
阿都拉曼耶谷不是等闲之辈，他原是土著党主席，在东姑时代曾出任中央教育部长。1969年他回到砂州参加州选，准备出任首席部长。因“513”事件爆发，砂州选举延至1970年才进行投票。选举结果是人联党12席、国民党12席、土著党12 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在没有一党控制的局面下，身为中央政府大权在握的敦拉萨忽然来一个大转变，招左翼的人联党加盟联合执政而摒弃国民党。于是政坛爆出惊人新闻：砂州政坛大洗牌，由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
1979年砂州大选后，阿都拉曼耶谷政治势力转弱，而于1981 年让出首席部长予泰益，自身转任没有实权的砂州元首。这样一来，泰益成了土保党的主席（在成为首席部长前，泰益也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就是为什么今日的砂州，由土著保守党守撑控整个政局。
由此可见，泰益不是省油的灯，当阿都拉曼耶谷“逼宫”几近成功的当儿（在同一天（3月11日）在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要夺权），泰益使出杀手锏，向州元首阿邦再尼建议解散州议会，宣布闪电大选。
大选订于1987 年4月15 日及16日投票。结果是国阵赢得28席（土保党14席、人联党11席及已重回国阵的国民党3席）；反之由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则夺得20席（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这样一来，耶谷夺权美梦破灭，从此再也掀不起波浪，直到去年耶谷与泰益才消弭20余年的叔侄政治恩怨。
从上述两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解决宪制危机的两个方案都是回到立法议会。一个是通过立法议会投票来罢黜首席部长；一个是解散立法议会，通过选举解决宪制危机。不论用那一种方式，砂州元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表现了一切的纷争都必须按民主的程序来进行。
由这两个实例来看，“916事件”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3.10.08
學者良方 馬華巫統一起變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2日
（吉隆坡21日訊）在308大選重挫后的馬華前路茫茫，學者與時評員為它開出良方：「退出國陣，迫使巫統一起走多元路線」、「給巫統期限，否則退出內閣」、「先確定自己政治路線，再選擇前路」。
南洋理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何啟良博士認為，如果馬華要轉型成多元政黨，那么馬華就必須讓巫統也走向多元政黨，而方法之一就是讓巫統下臺，與巫統一起陪葬，彼此痛定思痛后再重新出發。
他認為， 馬華現在有4 個選擇，退出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反之則成為退出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留在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或維持現狀，呆在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的特征。
他對《東方日報》說，「而馬華現在是朝向第4個選擇發展，即呆在國陣，並希望轉型成為多元
種族政黨。」
他說，有關轉型是一個進步的想法，但是這樣轉型並不徹底，除非可以迫使巫統也一起走向多元
政黨路線。「馬華可以促成巫統下臺，也就是退出國陣，但不一定加入民聯。就是要失去政權之后,它（巫統）才會感覺到疼，才會反省，才會思考走多元種族路向的這個問題。」
「馬華的命運是與巫統在一起，參與民聯的機會很小。它（馬華）不如讓巫統下臺，再浴火重生，在累積力量后重新執政，就好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他也認為，如果一旦民聯真的取代國陣執政，對馬華有好處，因為這將讓馬華可以進一步督促巫統檢討種族政策。例如，在批評有關政策上更加銳利，而巫統一旦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將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再等待下屆大選與民聯競爭。
轉型需考慮票源
他強調，多元種族路線提出來容易，但知易行難，因為其他族群並不需要馬華來代表這些族群，因此馬華轉型成多元政黨必須考慮到票源、自己的形象等問題。
另外，受訪的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也認同馬華與巫統是共同體，兩者應該一同做出改革的說法。他甚至建議馬華對巫統下最后通牒，限定在今年年底，要求巫統與馬華做出改變，改變一黨獨大的情況，否則馬華選擇退出內閣。
他指出，馬華如果要求理念上轉多元化，但是並沒有促使巫統做出改變，這個口號依然無法取信于民。
「今天我們反對一黨獨大、政治霸權。而今天能夠明確表示反對霸權政治的人，不是馬華，是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
他諷刺說，即使馬華本身轉型，轉得多么漂亮，但是這種「孤芳自賞」的行為，沒有巫統配合也不行。
「巫統強硬，你一切都做不來。我們應該回到陳修信有勇氣的年代，給巫統期限至今年底12月，如果巫統不改變，馬華退出內閣。」
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現在是一個英雄的年代，我們不要隨波逐流的民族。如果安華奪權，（民主行動黨或馬華）誰肯為華人講話，誰能帶領華社方向，我們就支持誰。黃家定說，馬華是華社的保鏢。我們不要你做保鏢，要你做華社的領航人，帶領我們走。」
詢及馬華是否有本錢向巫統下通牒，威脅退出內閣的問題，他強調，與其5年后馬華一起與巫統打烊，不如須孤注一擲給巫統下期限，要求巫統做出改變。
他分析，如果巫統不理會馬華的通牒，尋找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甚至行動黨來代表華社，只會讓這些替代馬華的政黨成為「民族罪人」。
「你找行動黨啦，人民就會想，為了做官，這樣的人也可以選啊，下次給它倒。」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2日
（吉隆坡21日訊）在308大選重挫后的馬華前路茫茫，學者與時評員為它開出良方：「退出國陣，迫使巫統一起走多元路線」、「給巫統期限，否則退出內閣」、「先確定自己政治路線，再選擇前路」。
南洋理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何啟良博士認為，如果馬華要轉型成多元政黨，那么馬華就必須讓巫統也走向多元政黨，而方法之一就是讓巫統下臺，與巫統一起陪葬，彼此痛定思痛后再重新出發。
他認為， 馬華現在有4 個選擇，退出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反之則成為退出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留在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或維持現狀，呆在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的特征。
他對《東方日報》說，「而馬華現在是朝向第4個選擇發展，即呆在國陣，並希望轉型成為多元
種族政黨。」
他說，有關轉型是一個進步的想法，但是這樣轉型並不徹底，除非可以迫使巫統也一起走向多元
政黨路線。「馬華可以促成巫統下臺，也就是退出國陣，但不一定加入民聯。就是要失去政權之后,它（巫統）才會感覺到疼，才會反省，才會思考走多元種族路向的這個問題。」
「馬華的命運是與巫統在一起，參與民聯的機會很小。它（馬華）不如讓巫統下臺，再浴火重生，在累積力量后重新執政，就好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他也認為，如果一旦民聯真的取代國陣執政，對馬華有好處，因為這將讓馬華可以進一步督促巫統檢討種族政策。例如，在批評有關政策上更加銳利，而巫統一旦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將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再等待下屆大選與民聯競爭。
轉型需考慮票源
他強調，多元種族路線提出來容易，但知易行難，因為其他族群並不需要馬華來代表這些族群，因此馬華轉型成多元政黨必須考慮到票源、自己的形象等問題。
另外，受訪的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也認同馬華與巫統是共同體，兩者應該一同做出改革的說法。他甚至建議馬華對巫統下最后通牒，限定在今年年底，要求巫統與馬華做出改變，改變一黨獨大的情況，否則馬華選擇退出內閣。
他指出，馬華如果要求理念上轉多元化，但是並沒有促使巫統做出改變，這個口號依然無法取信于民。
「今天我們反對一黨獨大、政治霸權。而今天能夠明確表示反對霸權政治的人，不是馬華，是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
他諷刺說，即使馬華本身轉型，轉得多么漂亮，但是這種「孤芳自賞」的行為，沒有巫統配合也不行。
「巫統強硬，你一切都做不來。我們應該回到陳修信有勇氣的年代，給巫統期限至今年底12月，如果巫統不改變，馬華退出內閣。」
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現在是一個英雄的年代，我們不要隨波逐流的民族。如果安華奪權，（民主行動黨或馬華）誰肯為華人講話，誰能帶領華社方向，我們就支持誰。黃家定說，馬華是華社的保鏢。我們不要你做保鏢，要你做華社的領航人，帶領我們走。」
詢及馬華是否有本錢向巫統下通牒，威脅退出內閣的問題，他強調，與其5年后馬華一起與巫統打烊，不如須孤注一擲給巫統下期限，要求巫統做出改變。
他分析，如果巫統不理會馬華的通牒，尋找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甚至行動黨來代表華社，只會讓這些替代馬華的政黨成為「民族罪人」。
「你找行動黨啦，人民就會想，為了做官，這樣的人也可以選啊，下次給它倒。」
馬華須打破格局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多位著名學者以及媒體人都不認同結合國陣內華人議員的政治力量，向巫統施壓，並認為此建議格局太小或不切實際。
拿督謝詩堅率先批評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有相同的利害關係才能合作，但是東馬各黨面對問題不同，如何合作？
他說，東西馬各成員黨面對的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砂拉越人聯黨，「對手」是土保黨，跟巫統並沒有過節，如何與馬華聯合？他批評，這建議不切實際，最后只落得「自彈自唱」情況。
據報導，目前已表態競選馬華署理總會長的前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細歷認為，馬華可凝聚國陣內華人議員力量，向巫統施壓，進而為華人爭取更大的權益。
而祝家華也認為，如果只是團結國陣內華人議員的力量，這個建議格局太小，而且也掉入馬華舊的政治思維，不利馬華。
「馬華現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格局。而且，這個建議必須凝聚華人議員的力量，目前看情況，這個建議的弱點是，缺乏一個這樣的領袖去領導。」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多位著名學者以及媒體人都不認同結合國陣內華人議員的政治力量，向巫統施壓，並認為此建議格局太小或不切實際。
拿督謝詩堅率先批評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有相同的利害關係才能合作，但是東馬各黨面對問題不同，如何合作？
他說，東西馬各成員黨面對的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砂拉越人聯黨，「對手」是土保黨，跟巫統並沒有過節，如何與馬華聯合？他批評，這建議不切實際，最后只落得「自彈自唱」情況。
據報導，目前已表態競選馬華署理總會長的前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細歷認為，馬華可凝聚國陣內華人議員力量，向巫統施壓，進而為華人爭取更大的權益。
而祝家華也認為，如果只是團結國陣內華人議員的力量，這個建議格局太小，而且也掉入馬華舊的政治思維，不利馬華。
「馬華現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格局。而且，這個建議必須凝聚華人議員的力量，目前看情況，這個建議的弱點是，缺乏一個這樣的領袖去領導。」
行動黨競爭 馬華無法獨立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學者與時評員皆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或無法與民主行動黨競爭。
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可能無法與現在的民主行動黨競爭，最終下場可能比留在國陣更淒慘。他直言，「國陣的機制已經坏了，馬華如果退出國陣，成為孤軍作戰的政黨，將比行動黨更慘。」
「馬華從來沒有從國陣中獨立出來，現在你（馬華）出來，就會被人標簽成華人沙文主義政黨。而現在民主行動黨這么強大，兩三下就把你壓下去。」
「為什么50年后人民開始不要選你呢？因為國陣的機制已經出了問題，你自己還不想改革。馬華在國陣里頭已經腐爛到一半。」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馬華退出國陣，名義上說為華族奮鬥但是為何馬華做不到的事情，行動黨卻做得到，例如華人新村地契問題，那么馬華要如何與行動黨競爭？
據報導，馬華元老丹斯里李金獅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馬華可以退出國陣，但也不加入民聯，成為獨立的少數集團，在下屆大選中在有把握的地區全面開打，以獲得的議席來左右政局，因為他
認為：「進可攻，退可守，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為華人謀福利，就加入誰。」
對此，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認為，李金獅的建議很理想，但是馬華目前是否有這樣思想的戰略，目前還看不出來。
「這也關係到馬華對國家前景有怎樣的理想，例如是否要推行政治民主化。馬華如果要退出國陣，它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例如要求政治民主化。」
他強調，即使馬華聽從李金獅的建議，但如果做不到樹立自己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也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
馬華有泡沬化之虞
「我們也知道，現在也沒有幾個華人比較多的選區，因此要得到人民支持，只能打破自己的格局，成為多元化政黨。如果它繼續保留單一族群政黨，它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前方的路越走越窄。」
學者何啟良博士也認為李金獅的建議行不通，甚至會讓馬華流失大量選票，最終得不償失。據他分析，馬華成為關鍵少數條件在于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州議員，但是一旦退出國陣，議員的數量還會有多少？是否經得起選舉的考驗？
「這些馬華議員所獲得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國陣的選民，而且當中相當部分是馬來選民。如果馬華本身旗幟選舉，我相信這邊的票源可能讓它無法獲得與現今一樣多的議員人數。一旦議員人數少了一半，那么這個關鍵少數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他也認為，一旦馬華以自己的旗幟去吸引華人或其他族群的支持，對馬華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因為民聯也逐漸壯大，華人可以直接支持民主行動黨就好了。
「萬一搞個不好的話，馬華甚至可能會泡沫化。一旦加入民聯，馬華到底有沒有能力與民聯中華人代表的黨區分開來？」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學者與時評員皆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或無法與民主行動黨競爭。
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可能無法與現在的民主行動黨競爭，最終下場可能比留在國陣更淒慘。他直言，「國陣的機制已經坏了，馬華如果退出國陣，成為孤軍作戰的政黨，將比行動黨更慘。」
「馬華從來沒有從國陣中獨立出來，現在你（馬華）出來，就會被人標簽成華人沙文主義政黨。而現在民主行動黨這么強大，兩三下就把你壓下去。」
「為什么50年后人民開始不要選你呢？因為國陣的機制已經出了問題，你自己還不想改革。馬華在國陣里頭已經腐爛到一半。」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馬華退出國陣，名義上說為華族奮鬥但是為何馬華做不到的事情，行動黨卻做得到，例如華人新村地契問題，那么馬華要如何與行動黨競爭？
據報導，馬華元老丹斯里李金獅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馬華可以退出國陣，但也不加入民聯，成為獨立的少數集團，在下屆大選中在有把握的地區全面開打，以獲得的議席來左右政局，因為他
認為：「進可攻，退可守，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為華人謀福利，就加入誰。」
對此，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認為，李金獅的建議很理想，但是馬華目前是否有這樣思想的戰略，目前還看不出來。
「這也關係到馬華對國家前景有怎樣的理想，例如是否要推行政治民主化。馬華如果要退出國陣，它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例如要求政治民主化。」
他強調，即使馬華聽從李金獅的建議，但如果做不到樹立自己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也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
馬華有泡沬化之虞
「我們也知道，現在也沒有幾個華人比較多的選區，因此要得到人民支持，只能打破自己的格局，成為多元化政黨。如果它繼續保留單一族群政黨，它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前方的路越走越窄。」
學者何啟良博士也認為李金獅的建議行不通，甚至會讓馬華流失大量選票，最終得不償失。據他分析，馬華成為關鍵少數條件在于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州議員，但是一旦退出國陣，議員的數量還會有多少？是否經得起選舉的考驗？
「這些馬華議員所獲得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國陣的選民，而且當中相當部分是馬來選民。如果馬華本身旗幟選舉，我相信這邊的票源可能讓它無法獲得與現今一樣多的議員人數。一旦議員人數少了一半，那么這個關鍵少數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他也認為，一旦馬華以自己的旗幟去吸引華人或其他族群的支持，對馬華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因為民聯也逐漸壯大，華人可以直接支持民主行動黨就好了。
「萬一搞個不好的話，馬華甚至可能會泡沫化。一旦加入民聯，馬華到底有沒有能力與民聯中華人代表的黨區分開來？」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謝詩堅：沒鞏固國陣平權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吉隆坡23日訊）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自獨立以來，不斷委曲求全讓巫統分化華社的利益來與其他成員黨鬥爭，因此演變成巫統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
他指出，馬華與巫統在獨立前與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爭取獨立，在當時，馬華與巫統還是平等的。
「什么時候改變了這個平等地位？那是發生在1959年，我國第一次大選，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大選。」
他披露，當時馬華雖然由林蒼佑領導，但是黨中派系很多，包括陳孝式派系、陳修信派系，黨內情形可說是四分五裂。「那時林蒼佑作總會長，在黨中央取得主導權。他當時希望避免巫統一黨坐大的情況，就有馬華在大選時永遠有1/3的席位的想法。」
「林蒼佑有信心贏完全部席位，而且1/3議席也不過分，因為當時華人還占約3 0 %。據計算，1959年大選共有104席，林蒼佑希望得到最多40席，最少也不能少過35席。」
「因此，當時林蒼佑給了東姑阿都拉曼一封密函，當中提到他的要求。東姑阿都拉曼當時沒有答應，因為擔心給華人太多席位，馬來人會反他，事情就沒了下文。」「當時馬華發生很多紛爭，而東姑就選擇與陳修信討論大選席位，而不是林蒼佑。結果，大選席位分配出來，馬華只獲得32多席，不到1 / 3席位。那時馬華就分裂了，而林蒼佑則選擇離開（馬華）。」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當時1959年大馬獨立后第一場全國選舉舉行，馬華32席中只獲得19席，成績也還可以，但是當時陳修信感覺到這樣的成績大部分是因為馬來人的支持，因此在這之后都沒有向巫統要求平等對待，把馬華的身分降了一級。
「所以我們說，從1959年開始，馬華並沒有鞏固自己在國陣內平權的地位，反而是降了一級。」他認同這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而美其名是為了種族和諧。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謝詩堅：沒鞏固國陣平權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吉隆坡23日訊）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自獨立以來，不斷委曲求全讓巫統分化華社的利益來與其他成員黨鬥爭，因此演變成巫統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
他指出，馬華與巫統在獨立前與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爭取獨立，在當時，馬華與巫統還是平等的。
「什么時候改變了這個平等地位？那是發生在1959年，我國第一次大選，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大選。」
他披露，當時馬華雖然由林蒼佑領導，但是黨中派系很多，包括陳孝式派系、陳修信派系，黨內情形可說是四分五裂。「那時林蒼佑作總會長，在黨中央取得主導權。他當時希望避免巫統一黨坐大的情況，就有馬華在大選時永遠有1/3的席位的想法。」
「林蒼佑有信心贏完全部席位，而且1/3議席也不過分，因為當時華人還占約3 0 %。據計算，1959年大選共有104席，林蒼佑希望得到最多40席，最少也不能少過35席。」
「因此，當時林蒼佑給了東姑阿都拉曼一封密函，當中提到他的要求。東姑阿都拉曼當時沒有答應，因為擔心給華人太多席位，馬來人會反他，事情就沒了下文。」「當時馬華發生很多紛爭，而東姑就選擇與陳修信討論大選席位，而不是林蒼佑。結果，大選席位分配出來，馬華只獲得32多席，不到1 / 3席位。那時馬華就分裂了，而林蒼佑則選擇離開（馬華）。」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當時1959年大馬獨立后第一場全國選舉舉行，馬華32席中只獲得19席，成績也還可以，但是當時陳修信感覺到這樣的成績大部分是因為馬來人的支持，因此在這之后都沒有向巫統要求平等對待，把馬華的身分降了一級。
「所以我們說，從1959年開始，馬華並沒有鞏固自己在國陣內平權的地位，反而是降了一級。」他認同這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而美其名是為了種族和諧。
陳修信「錯失」馬華優勢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 吉隆坡2 3 日訊） 資深媒體人人拿督謝詩堅說， 「東姑在（1959年）大選前曾說，馬華就算剩下5席，我也會跟他合作。陳修信就宛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算剩下5席，馬華還是政府的一分子。1964年大選時馬華面對人民行動黨的攻勢，依然可以在33席中勝出27席。」
他批評陳修信當時沒有看到馬華的優勢，在1 9 6 4年獲得輝煌勝利后，沒有進一步在國陣（當時是聯盟）開通，反而滿足于現狀。
謝詩堅指出，1968年，陳修信批評當時要建立獨立大學宛如「鐵樹開花」，傷害了當時華社民族的情感。
他指出， 當時的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為陳修信獻策，即向政府申請成立拉曼學院，但是為時已晚，結果馬華在1969年選舉大敗，33個議席中只是獲得13席。
「當時陳修信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退出內閣， 但是這種堅持不能長久，結果繼續與國陣妥協。可是，當新經濟政策出來時，陳修信突然醒了，感覺華人不斷在失去，因此在1971年是鼓吹『全國華人大團結運動』。」
大團結吸納兩派勢力
他指出，當時的華人大團結運動吸納了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氣勢龐大，借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持華人在內閣的影響力。
「但是，巫統主席敦拉薩回應手法也非常巧妙，選擇在1974年成立國陣，拉攏其他政黨如回教黨、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等，將原本的聯盟陣容擴大，那么馬華就失去了華人政黨的代表性，因為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等並不需要馬華來『幫忙』代表。」
「陳修信1974年退下來，讓李三春接棒馬華總會長。但是，1 9 6 9年，馬華有退出內閣的本錢，但是到了1974年，馬華連退出國陣的資本也沒有，因為加入了其他成員黨，從此退出國陣的機會大門關了，只能繼續與巫統共存。」
他提到，「在馬哈迪執政的年代，國陣成員黨的成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目的比敦拉薩更明顯，就是分化，再分化。分化的底下，成員黨勢力越分越小，生存也越來越小，結果只能依靠巫統為依歸，最后導致一黨獨大。」
他指出， 之后形成了馬哈迪的霸權政治，就是巫統說一就一，例如1988年要修憲，罷免大法官的「司法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時的總會長敦林良實有反對嗎？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 吉隆坡2 3 日訊） 資深媒體人人拿督謝詩堅說， 「東姑在（1959年）大選前曾說，馬華就算剩下5席，我也會跟他合作。陳修信就宛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算剩下5席，馬華還是政府的一分子。1964年大選時馬華面對人民行動黨的攻勢，依然可以在33席中勝出27席。」
他批評陳修信當時沒有看到馬華的優勢，在1 9 6 4年獲得輝煌勝利后，沒有進一步在國陣（當時是聯盟）開通，反而滿足于現狀。
謝詩堅指出，1968年，陳修信批評當時要建立獨立大學宛如「鐵樹開花」，傷害了當時華社民族的情感。
他指出， 當時的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為陳修信獻策，即向政府申請成立拉曼學院，但是為時已晚，結果馬華在1969年選舉大敗，33個議席中只是獲得13席。
「當時陳修信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退出內閣， 但是這種堅持不能長久，結果繼續與國陣妥協。可是，當新經濟政策出來時，陳修信突然醒了，感覺華人不斷在失去，因此在1971年是鼓吹『全國華人大團結運動』。」
大團結吸納兩派勢力
他指出，當時的華人大團結運動吸納了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氣勢龐大，借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持華人在內閣的影響力。
「但是，巫統主席敦拉薩回應手法也非常巧妙，選擇在1974年成立國陣，拉攏其他政黨如回教黨、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等，將原本的聯盟陣容擴大，那么馬華就失去了華人政黨的代表性，因為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等並不需要馬華來『幫忙』代表。」
「陳修信1974年退下來，讓李三春接棒馬華總會長。但是，1 9 6 9年，馬華有退出內閣的本錢，但是到了1974年，馬華連退出國陣的資本也沒有，因為加入了其他成員黨，從此退出國陣的機會大門關了，只能繼續與巫統共存。」
他提到，「在馬哈迪執政的年代，國陣成員黨的成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目的比敦拉薩更明顯，就是分化，再分化。分化的底下，成員黨勢力越分越小，生存也越來越小，結果只能依靠巫統為依歸，最后導致一黨獨大。」
他指出， 之后形成了馬哈迪的霸權政治，就是巫統說一就一，例如1988年要修憲，罷免大法官的「司法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時的總會長敦林良實有反對嗎？
馬華不當權 難成喉舌式微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吉隆坡23日訊）馬華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以及在一些華社注重的領域上沒有充分展現其政治影響力，是308大選中馬華受報到重挫的主因。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認為，馬華大選受到重挫，馬華身為國陣的一分子，卻無法讓人感覺在
政策上展現影響力。
「華社主要是對國陣政策與治理的不滿。華人關心政經文教，例如白小課題，之前只是一個很小的課題，但是卻不斷成為馬華為華社爭取的『象征』。」
他在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在華小增建以及華社爭取私人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課題，馬華無法為華社爭取，顯示其沒有實權的處境。
「經濟方面，這兩年百物上漲，華社普遍存在不滿與壓力，加上治安問題，掠奪案不斷發生，連一個小小國家也無法治理好。」他認為，國陣現今由巫統主導，馬華雖號稱第二把交椅，但華社很難看到馬華在政策上有影響。
滿足現狀 頭疼醫頭
祝家華提到，馬華作為一個華基政黨，並沒有真正發揮領導華社的角色，相反只是看到馬華被政
治邊緣化。
「雖然部長人數依然，但其實從獨立以來，人數就不斷滑落，因為內閣人數不斷增加。過去，馬華例如陳修信還可以擔任財政部長、經貿部長的重要職位，現在的部長都是擔任些較次要的職位。」
他認為，馬華應該爭取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及發言權，在政經文教上回應華社的期待。
而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過去馬華的大選成績都很出色，這讓馬華滿足于現狀，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
他說，在308大選前，馬華可以說代表了華人的政黨，因為競選的席位中選率都有80%。
「從1990年馬華的表現比較遜色以外，其后的15年至2004年大選，它的成績都比較出色，可說是
繁盛期。」
「這種繁盛期讓馬華滿足與自己的成就感，所以面對很多問題，它就認為說只要以國陣的模式，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可解決，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加上競選前后，如果馬華努力修補一些課題及失誤之處，他們相信可拿到較好的比分。因此，你看到2008年大選前，馬華談到的課題如華小撥款、新村地契，都面向華社，這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政
府派遣馬華來處理華社事務。」
他指出，2008大選后出來的成績讓馬華出乎預料，馬華對此不解，並陷入為何自己還沒有到背叛
華社的地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誰知道華社並不領情的迷思。他甚至進一步預測，馬華以過去50年與巫統的合作，面對了種種限制與壓制，已因308大選讓馬華「剩下半條命」。
「如果50年來讓它剩下半條命，如果再下來5年沒有改變這個局面，不用再等50年，再多5年連另外半條命也沒有了。」
他提到，如果馬華保持現有的合作模式，將大大縮短自己有效性，所以他才膽敢預測馬華一旦不
改變將在5年后式微。「現在華社只是對你失望，如果再不改，就會變成絕望，連看都不看你了。」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吉隆坡23日訊）馬華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以及在一些華社注重的領域上沒有充分展現其政治影響力，是308大選中馬華受報到重挫的主因。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認為，馬華大選受到重挫，馬華身為國陣的一分子，卻無法讓人感覺在
政策上展現影響力。
「華社主要是對國陣政策與治理的不滿。華人關心政經文教，例如白小課題，之前只是一個很小的課題，但是卻不斷成為馬華為華社爭取的『象征』。」
他在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在華小增建以及華社爭取私人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課題，馬華無法為華社爭取，顯示其沒有實權的處境。
「經濟方面，這兩年百物上漲，華社普遍存在不滿與壓力，加上治安問題，掠奪案不斷發生，連一個小小國家也無法治理好。」他認為，國陣現今由巫統主導，馬華雖號稱第二把交椅，但華社很難看到馬華在政策上有影響。
滿足現狀 頭疼醫頭
祝家華提到，馬華作為一個華基政黨，並沒有真正發揮領導華社的角色，相反只是看到馬華被政
治邊緣化。
「雖然部長人數依然，但其實從獨立以來，人數就不斷滑落，因為內閣人數不斷增加。過去，馬華例如陳修信還可以擔任財政部長、經貿部長的重要職位，現在的部長都是擔任些較次要的職位。」
他認為，馬華應該爭取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及發言權，在政經文教上回應華社的期待。
而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過去馬華的大選成績都很出色，這讓馬華滿足于現狀，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
他說，在308大選前，馬華可以說代表了華人的政黨，因為競選的席位中選率都有80%。
「從1990年馬華的表現比較遜色以外，其后的15年至2004年大選，它的成績都比較出色，可說是
繁盛期。」
「這種繁盛期讓馬華滿足與自己的成就感，所以面對很多問題，它就認為說只要以國陣的模式，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可解決，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加上競選前后，如果馬華努力修補一些課題及失誤之處，他們相信可拿到較好的比分。因此，你看到2008年大選前，馬華談到的課題如華小撥款、新村地契，都面向華社，這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政
府派遣馬華來處理華社事務。」
他指出，2008大選后出來的成績讓馬華出乎預料，馬華對此不解，並陷入為何自己還沒有到背叛
華社的地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誰知道華社並不領情的迷思。他甚至進一步預測，馬華以過去50年與巫統的合作，面對了種種限制與壓制，已因308大選讓馬華「剩下半條命」。
「如果50年來讓它剩下半條命，如果再下來5年沒有改變這個局面，不用再等50年，再多5年連另外半條命也沒有了。」
他提到，如果馬華保持現有的合作模式，將大大縮短自己有效性，所以他才膽敢預測馬華一旦不
改變將在5年后式微。「現在華社只是對你失望，如果再不改，就會變成絕望，連看都不看你了。」
1.10.08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一)—马共的成立与斗争
1989年杪，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三方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这是指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即转入地下从事游击战争，以和英军事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虽然在1955年时，以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在华玲与马共书记长陈平举行和谈，但以失败告终，马共又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即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不仅未放下武器，而且在60年代末期又开展另一轮的南下突击队斗争。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突变”，那就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共又增加了它的军事队伍。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透露，马共的军事力量从数百名增加到1300名之众。而大本营则设在马泰边境的大森林内。
再有一个“突变”是当马共在持续其武装斗争的当儿，马来西亚政府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抑有进者，敦拉萨也在北京拜会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对于马共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敬仰的毛主席和他们的国内“敌人”首领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再下来的政治变化虽有马共起着制衡作用，但马中的关系却急切地在转变中，关于马中关系的微妙化可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马中怎么会如此迅快地建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出事为止属于第一阶段），而且党政分明地强调政府对政府与党对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的同时，并没有切断中共和马共的党对党的关系。
其微妙处也反映在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也在1969年启播，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发射（后来证实是在湖南长沙设置马共电台）。
其实马来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扯上关系始于1925年。当时中共还是属于一个不起眼的政党，表面上维持国共的合作（这是孙中山在1924年主张联共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向割据的军阀宣战），但那一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已逐渐起了变化，矛盾日益加深，主要是继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与共产势不两立，终于在1927年毁掉两党合作协议，而向中共党人大开杀戎，导致中共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也把其势力伸入马来亚和新加坡，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它也因此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头要带出一个故事是刘少奇（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及国家主席（1959-1966年）的第三位夫人谢飞就是来自新加坡南洋共党的一名干事。他们后来仳离（定居中国），才有了王光美下嫁刘少奇的篇章）。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秘密成立（在森州的瓜拉比朥橡胶园内成立），发起人竟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越南的杰出革命者胡志明（他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偷渡入马进行活动，也巧妙地离去，在英军事政府眼皮底下来去无踪）。胡志明（使用阮爱国的名字）离开马来亚后，转回越南搞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领导越共夺得北越政权；更在1975年解放南越而统一了这个国家。今天的胡志明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越南的国父。原本在解放前称为西贡。
尽管胡志明在马共成立后不曾再来到马来亚活动，但他播下的种子却成为左翼力量的核心，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不间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激起马新民众同仇敌忾，掀起了反日运动；而以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达到高潮。马共在这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促成马新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与痛恨。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担心日本军事主义者势力膨胀，另一方面也担心马共势力坐大，因此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以防止马共借抗日而激起反殖浪潮。这就是说，华人的加入抗日行动是与日俱增的，而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被视为最高的抗日总指挥。但马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马共又迎来了另一位越南人出任领袖，他就是后来被查出是三面间谍（法国、英国及日本）的莱特。
既然是胡志明开了头，莱特在后来的“接班”也就被马共当成是“极其自然”的事，正是因为马共份子的后知后觉，他们成了莱特利用的一支战斗队伍。
1941年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弃械不战，剩下马共艰苦抵抗也无法抵挡，终于在1942年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如此，当时的马新只剩下马共是一支在森林作战的队伍，华人则不幸成为日本屠刀下的牺牲者，血泪斑斑，磬竹难书。
1943年，英国通过秘密管道，利用马共的游击力量向日本开战。这就是马共与英国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发展成为1万2千余人的军事队伍，也有部份进驻城镇成立人民委员会，执行政府工作。但很快地，英军又卷土重来，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权力，也促使马共份子缴械（约6000余人）重返社会。莱特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使到马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也让步于英国重建势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马共在这个时期显得“迷失”方向，不知莱特要把他们带向何方，直到1947年，马共才发现莱特身份可疑，但一切已是太迟，当莱特逃逸后，马共的势力又受重挫，才有了陈平以24岁之龄接替莱特成为马共首领（1948年莱特在曼谷被马共与泰共连手暗杀）。
这个时候，马共的组织已不再如同抗日时的强大队伍，而是面临另一场考验。在英国看来是大好时机，即刻在1948年进行围剿和大逮捕。就这样，马共又转入地下拿起武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企图切断马共的后援。在另一方面，马共除了反击外，就是与英军周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再开始了。下来的故事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我提起这段历史，是为了叙述下面的故事。我在7月26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对勿洞的和平村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相关的节目请留意流灠韩视网hctvnews.net.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突变”，那就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共又增加了它的军事队伍。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透露，马共的军事力量从数百名增加到1300名之众。而大本营则设在马泰边境的大森林内。
再有一个“突变”是当马共在持续其武装斗争的当儿，马来西亚政府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抑有进者，敦拉萨也在北京拜会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对于马共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敬仰的毛主席和他们的国内“敌人”首领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再下来的政治变化虽有马共起着制衡作用，但马中的关系却急切地在转变中，关于马中关系的微妙化可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马中怎么会如此迅快地建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出事为止属于第一阶段），而且党政分明地强调政府对政府与党对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的同时，并没有切断中共和马共的党对党的关系。
其微妙处也反映在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也在1969年启播，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发射（后来证实是在湖南长沙设置马共电台）。
其实马来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扯上关系始于1925年。当时中共还是属于一个不起眼的政党，表面上维持国共的合作（这是孙中山在1924年主张联共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向割据的军阀宣战），但那一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已逐渐起了变化，矛盾日益加深，主要是继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与共产势不两立，终于在1927年毁掉两党合作协议，而向中共党人大开杀戎，导致中共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也把其势力伸入马来亚和新加坡，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它也因此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头要带出一个故事是刘少奇（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及国家主席（1959-1966年）的第三位夫人谢飞就是来自新加坡南洋共党的一名干事。他们后来仳离（定居中国），才有了王光美下嫁刘少奇的篇章）。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秘密成立（在森州的瓜拉比朥橡胶园内成立），发起人竟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越南的杰出革命者胡志明（他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偷渡入马进行活动，也巧妙地离去，在英军事政府眼皮底下来去无踪）。胡志明（使用阮爱国的名字）离开马来亚后，转回越南搞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领导越共夺得北越政权；更在1975年解放南越而统一了这个国家。今天的胡志明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越南的国父。原本在解放前称为西贡。
尽管胡志明在马共成立后不曾再来到马来亚活动，但他播下的种子却成为左翼力量的核心，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不间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激起马新民众同仇敌忾，掀起了反日运动；而以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达到高潮。马共在这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促成马新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与痛恨。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担心日本军事主义者势力膨胀，另一方面也担心马共势力坐大，因此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以防止马共借抗日而激起反殖浪潮。这就是说，华人的加入抗日行动是与日俱增的，而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被视为最高的抗日总指挥。但马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马共又迎来了另一位越南人出任领袖，他就是后来被查出是三面间谍（法国、英国及日本）的莱特。
既然是胡志明开了头，莱特在后来的“接班”也就被马共当成是“极其自然”的事，正是因为马共份子的后知后觉，他们成了莱特利用的一支战斗队伍。
1941年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弃械不战，剩下马共艰苦抵抗也无法抵挡，终于在1942年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如此，当时的马新只剩下马共是一支在森林作战的队伍，华人则不幸成为日本屠刀下的牺牲者，血泪斑斑，磬竹难书。
1943年，英国通过秘密管道，利用马共的游击力量向日本开战。这就是马共与英国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发展成为1万2千余人的军事队伍，也有部份进驻城镇成立人民委员会，执行政府工作。但很快地，英军又卷土重来，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权力，也促使马共份子缴械（约6000余人）重返社会。莱特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使到马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也让步于英国重建势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马共在这个时期显得“迷失”方向，不知莱特要把他们带向何方，直到1947年，马共才发现莱特身份可疑，但一切已是太迟，当莱特逃逸后，马共的势力又受重挫，才有了陈平以24岁之龄接替莱特成为马共首领（1948年莱特在曼谷被马共与泰共连手暗杀）。
这个时候，马共的组织已不再如同抗日时的强大队伍，而是面临另一场考验。在英国看来是大好时机，即刻在1948年进行围剿和大逮捕。就这样，马共又转入地下拿起武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企图切断马共的后援。在另一方面，马共除了反击外，就是与英军周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再开始了。下来的故事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我提起这段历史，是为了叙述下面的故事。我在7月26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对勿洞的和平村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相关的节目请留意流灠韩视网hctvnews.net.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二)—我巧遇韩中生林筱东
马共在1989年杪在合艾和平协议下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漫长的森林游击战生涯。泰国政府为这些“森林战士”提供了住宿，因而有了第一和平村及第二，第三和第四和平村之设。而在早两年下山的马列派的马共则被提供住在五个“友谊村”。彼此没有来往，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年代已告分裂。而归属于陈平的中央派则延至1989年才达成和议，也就被安顿住在“和平村”。这样一幌又是18年过去了。
虽然在90年代起，就有陆陆续续的亲友和游客参观了前马共成员的住宿和他们的营寨，也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我则是迟至最近（7月26日）才第一次踏进第一和平村，它也被命名为“邦朗和平村”或“第9朱拉蓬公主村”。
这是迟来的访问和参观，但印象中马共是个熟悉的名字，它出现在30年代，跳跃在40年代，奔波于50年代，而后在马泰边境立足。接着有60年代的战斗，70年代的血泪（肃反运动）及80年代的防卫，一直到90年代结束了漫长的抗争。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影子，有感觉却触模不到，因为他这些人匿藏在“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在想象中他们是一群武装份子，穿着军服，携摧枪带械，生命如同走钢索，只为了坚持一个理想。
这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下山之后，就卸下戎装，从此变成一介平民。如此辗转又过了十八个春秋。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和平村时，第一个印象这里像个“旅游避暑胜地”，大自然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一个餐厅停下来，内设一个小卖部。主管的人都是前马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历尽沧桑的“战士”，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一介平民。原来戎装与便装的差别是那么大。再详细端详他们，只见岁月不饶人，白发和雏纹都写在脸上和头上。正是“好汉不话当年勇”。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平静生活，他们已学会过宁静的日子，最热闹的时候是外客亲友来访，或唱唱卡拉OK，或向他们讲当年的斗争，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但这一切只能写在记忆中，写在心中。
他们感觉到这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他们曾经追求的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当然与他们当年追求的民族解放事业是大不相同的。他们虽然未能“解放全部人”，至少他们已“解放”了自己，不再过“担惊受追的日子，不再面对“枪林弹雨”的“围剿”。战争消失了，而和平的代价也是用血汗换来的。
在与前马共交谈中，有一些是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也有的是“513”后上山的，而以后者居多。我被告知70年代上山的年青人面对的各种际遇。这里我要带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前马共林筱东（金才）向我自我介绍他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当我在1963年担任韩中戏剧研究会主席时，他已是戏剧会的会员，以初一学生参加舞蹈表演。因此他说与我是同学（虽然我在校时并不认识他，那年我高中三，他刚入韩中），我也就亲切与他交谈。
他是在1967年高二时因家境穷而辍学，参加了劳工党的活动。1970年他的住家被警方上门抓人，刚巧不在。因见形势不妙，他就暗中上山。为显示其真实身份，他把在韩中时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是如假包换。
就这样林筱东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而他也转化成一名马共战士，受过军事训练，也接受政治课程的灌输。问他为什么要走这部险棋？他说当时感到走投无路，乃奔向马共。
在马共内，他主要是担任民运工作，活动的范围在马泰边境，有时也进入马境活动。问他有没有参加过战斗？他说，有两次与“敌方交战”，一次是运粮时与马方的保安队驳火；一次是与泰军方的兵士在短距离开枪，所幸皆未受伤。
他说，在森林打游击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时常要提高警惕和备战。起初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当合艾协议签署后，他们就被安置在第一和平村。
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马定居？他说，父母亲过世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而且太太也是来自勿洞的战友，终于选择在勿洞过完这一生。今天的生活也十分忙碌，因泰政府有拨6依格的土地供每户种植橡胶，他每天都是为割胶收成而忙。此外，政府也提供他们一间半独立的平房，有空地种各类果树，其中榴槤树较多。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榴槤，让我们大快朵颐又拍照留念。
根据他的理解，韩中生在森林内有十多位，南大生也有，但可惜有少部份牺牲了。其中一位是陈达荣（他也是南大生），在彭亨遇伏击；另一位是李亚保（文艺青年，曾任韩风刊物主编），在吉打处被埋伏打中；再有一位是克清，我忘了问得详细。大概是三位已不再人世，剩下的不是回马，就是在勿洞落地生根了。
筱东有一个儿子，已在曼谷大学毕业，刻下在曼谷工作，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相依为命。问他的儿子对马共有认识吗？他说，大多数的下一代都不介入政治，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马共没有“马共的第二代”，但有马共新生旳一代，志在四方，不在和平村。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号外周报》 第389期）
虽然在90年代起，就有陆陆续续的亲友和游客参观了前马共成员的住宿和他们的营寨，也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我则是迟至最近（7月26日）才第一次踏进第一和平村，它也被命名为“邦朗和平村”或“第9朱拉蓬公主村”。
这是迟来的访问和参观，但印象中马共是个熟悉的名字，它出现在30年代，跳跃在40年代，奔波于50年代，而后在马泰边境立足。接着有60年代的战斗，70年代的血泪（肃反运动）及80年代的防卫，一直到90年代结束了漫长的抗争。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影子，有感觉却触模不到，因为他这些人匿藏在“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在想象中他们是一群武装份子，穿着军服，携摧枪带械，生命如同走钢索，只为了坚持一个理想。
这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下山之后，就卸下戎装，从此变成一介平民。如此辗转又过了十八个春秋。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和平村时，第一个印象这里像个“旅游避暑胜地”，大自然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一个餐厅停下来，内设一个小卖部。主管的人都是前马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历尽沧桑的“战士”，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一介平民。原来戎装与便装的差别是那么大。再详细端详他们，只见岁月不饶人，白发和雏纹都写在脸上和头上。正是“好汉不话当年勇”。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平静生活，他们已学会过宁静的日子，最热闹的时候是外客亲友来访，或唱唱卡拉OK，或向他们讲当年的斗争，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但这一切只能写在记忆中，写在心中。
他们感觉到这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他们曾经追求的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当然与他们当年追求的民族解放事业是大不相同的。他们虽然未能“解放全部人”，至少他们已“解放”了自己，不再过“担惊受追的日子，不再面对“枪林弹雨”的“围剿”。战争消失了，而和平的代价也是用血汗换来的。
在与前马共交谈中，有一些是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也有的是“513”后上山的，而以后者居多。我被告知70年代上山的年青人面对的各种际遇。这里我要带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前马共林筱东（金才）向我自我介绍他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当我在1963年担任韩中戏剧研究会主席时，他已是戏剧会的会员，以初一学生参加舞蹈表演。因此他说与我是同学（虽然我在校时并不认识他，那年我高中三，他刚入韩中），我也就亲切与他交谈。
他是在1967年高二时因家境穷而辍学，参加了劳工党的活动。1970年他的住家被警方上门抓人，刚巧不在。因见形势不妙，他就暗中上山。为显示其真实身份，他把在韩中时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是如假包换。
就这样林筱东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而他也转化成一名马共战士，受过军事训练，也接受政治课程的灌输。问他为什么要走这部险棋？他说当时感到走投无路，乃奔向马共。
在马共内，他主要是担任民运工作，活动的范围在马泰边境，有时也进入马境活动。问他有没有参加过战斗？他说，有两次与“敌方交战”，一次是运粮时与马方的保安队驳火；一次是与泰军方的兵士在短距离开枪，所幸皆未受伤。
他说，在森林打游击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时常要提高警惕和备战。起初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当合艾协议签署后，他们就被安置在第一和平村。
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马定居？他说，父母亲过世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而且太太也是来自勿洞的战友，终于选择在勿洞过完这一生。今天的生活也十分忙碌，因泰政府有拨6依格的土地供每户种植橡胶，他每天都是为割胶收成而忙。此外，政府也提供他们一间半独立的平房，有空地种各类果树，其中榴槤树较多。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榴槤，让我们大快朵颐又拍照留念。
根据他的理解，韩中生在森林内有十多位，南大生也有，但可惜有少部份牺牲了。其中一位是陈达荣（他也是南大生），在彭亨遇伏击；另一位是李亚保（文艺青年，曾任韩风刊物主编），在吉打处被埋伏打中；再有一位是克清，我忘了问得详细。大概是三位已不再人世，剩下的不是回马，就是在勿洞落地生根了。
筱东有一个儿子，已在曼谷大学毕业，刻下在曼谷工作，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相依为命。问他的儿子对马共有认识吗？他说，大多数的下一代都不介入政治，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马共没有“马共的第二代”，但有马共新生旳一代，志在四方，不在和平村。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号外周报》 第389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三)—马共“山精”杨顺生
我们这个团（韩视新闻）的主要导游是杨顺生。他有75岁高龄，但看来尚健壮，走起路来不输年青人，大概是长期在森林的训练有以致之。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是来自宜力的人，在1952年离家进森林打游击战。因为他不堪英军把他们全村人赶往围有铁制网的“新村”居住，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也就趁外出割胶时自我消失了。这样子一晃就50多年过去了。和平后（1989年）他回不了家，所有证件都失掉了，也就在和平村住了下来。他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喜欢向外来的游客讲述马共的历史。若说他是马共第一导游也不为过，因为他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了。
在我们吃完午饭后，他和林筱东就带领我们参观“马共文物馆”。这是离开餐厅不过50码之遥的一栋建筑物，内中展示的图片和文物，有许多是我们在报刊和刊物已见过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初看到的。虽然不算齐全，但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
我在文物馆看到的东西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历史图片，而是一些陈旧的收音机被改良后成为马共在森林行军时的通讯工具。其作用是通风报汛，传达指示和报告敌方行踪。还有是马共自制的武器，看来并不起眼，确实是他们的“兵工厂”的“森林制造”的本土化武器。
至于马共在行军中睡觉的吊床，也真是别具一格，内有乾坤。既可装进行囊，也可轻易打开，配有蚊帐，也有抵御寒风透骨之效果。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居无定所的一群。为了避免成为目标，他们只是三五个人成队伍。
杨顺生也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在晚上晚饭过后，连同来自吉打威省的游客在礼堂大唱卡拉ok自娱时，他也借中间时段播放“战士走过的道路”，一面讲解，一面补充马共的战斗事迹。有人兴致勃勃在聆听，也有人听不懂，嫌他讲个不停。半小时后，我们又听到游客们在礼堂载歌载舞，真是欢乐一片，与马共昔日的紧张生活，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批游客到了晚上十时许才尽欢而散。原来他们都把和平村之旅的重点放在礼堂的同欢共乐节目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再杨顺生的带领下参观马共过去的营寨。这是和平村刻意留下的“旅游营寨”。作为一个典型让游客们了解马共是这样打战和生活的。
当我们的车子又来到营寨前，杨顺生先告诉我们怎样看山形，怎样辨别方向。他说山有龙脉，生活久了，就会知道哪里可通，哪里不通，更会知道东南西北；是通向吉兰丹、或霹雳、或吉打边界。如果在山里迷路又没有指南针，不必惊慌，看水流之处，就会找到方向。如果饿了身上没有东西，那可找果树裹腹；若不知是否有毒，最好先煮过。万一找不到水源也不必担心，有些树本身就有水，例如竹笋就有水分供消渴。因此他颇有信心地说，马共在森林有困难和危险的日子，但不容易被饿死，更何况平日他们的贮粮十分到家。
接着我们沿着小径进营寨参观。这些小道在两年前由泰政府派人铺上石灰和石阶，方便行走。而在过去是泥泞小道。再往上推战斗的日子，更是没有小道，因为战士走过之后，扫掉痕迹，不让敌方察觉。
问他可有防卫之道，他说有地雷和陷阱之设，不知情者便会赔上一命。而他们马共都熟悉地形，避开机关。营寨内除了有男女分隔的简陋营棚外，也有“夫妻房”，但因房间有限，夫妻轮流使用。马共的军纪很严，一切男左女右，大小解也就这样地分开使用。
他们吃大锅饭，连煮饭都很讲究。这里是厨房，烟囱却远在别处的地洞中冒出，但不出烟。有树叶铺盖，经过处理，烟到出口就变成雾，即使是侦察机也侦不到有“人间烟火”。
马共的营寨有另一个天地是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植物。杨顺生也详细的解说路旁的树有那些可治病。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他熟悉的。他成了马共的“山精”。他告诉我们，在森林过活，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上的，那就是盐。人没有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糖份可从植物中取，盐就非带不可了。有一次他在抢救一位垂危的同志，眼看就要断气，因为无药可施用，而且病情十分奇特，人处休克又近乎翻白眼，他灵机一动，用盐灌入病人口中，真的奇迹发生，把此人救活回来，直到今天还活着。
杨顺生的“功夫”不仅于此，他来去自如，70年代潜入霹雳，“打回自家去”，眼见难于开展工作，又退回马泰边境。他说，对方知道这位“山精”的存在，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太熟悉森林的方向。他不但活了下来，也十分享受当向导的生活。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是来自宜力的人，在1952年离家进森林打游击战。因为他不堪英军把他们全村人赶往围有铁制网的“新村”居住，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也就趁外出割胶时自我消失了。这样子一晃就50多年过去了。和平后（1989年）他回不了家，所有证件都失掉了，也就在和平村住了下来。他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喜欢向外来的游客讲述马共的历史。若说他是马共第一导游也不为过，因为他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了。
在我们吃完午饭后，他和林筱东就带领我们参观“马共文物馆”。这是离开餐厅不过50码之遥的一栋建筑物，内中展示的图片和文物，有许多是我们在报刊和刊物已见过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初看到的。虽然不算齐全，但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
我在文物馆看到的东西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历史图片，而是一些陈旧的收音机被改良后成为马共在森林行军时的通讯工具。其作用是通风报汛，传达指示和报告敌方行踪。还有是马共自制的武器，看来并不起眼，确实是他们的“兵工厂”的“森林制造”的本土化武器。
至于马共在行军中睡觉的吊床，也真是别具一格，内有乾坤。既可装进行囊，也可轻易打开，配有蚊帐，也有抵御寒风透骨之效果。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居无定所的一群。为了避免成为目标，他们只是三五个人成队伍。
杨顺生也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在晚上晚饭过后，连同来自吉打威省的游客在礼堂大唱卡拉ok自娱时，他也借中间时段播放“战士走过的道路”，一面讲解，一面补充马共的战斗事迹。有人兴致勃勃在聆听，也有人听不懂，嫌他讲个不停。半小时后，我们又听到游客们在礼堂载歌载舞，真是欢乐一片，与马共昔日的紧张生活，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批游客到了晚上十时许才尽欢而散。原来他们都把和平村之旅的重点放在礼堂的同欢共乐节目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再杨顺生的带领下参观马共过去的营寨。这是和平村刻意留下的“旅游营寨”。作为一个典型让游客们了解马共是这样打战和生活的。
当我们的车子又来到营寨前，杨顺生先告诉我们怎样看山形，怎样辨别方向。他说山有龙脉，生活久了，就会知道哪里可通，哪里不通，更会知道东南西北；是通向吉兰丹、或霹雳、或吉打边界。如果在山里迷路又没有指南针，不必惊慌，看水流之处，就会找到方向。如果饿了身上没有东西，那可找果树裹腹；若不知是否有毒，最好先煮过。万一找不到水源也不必担心，有些树本身就有水，例如竹笋就有水分供消渴。因此他颇有信心地说，马共在森林有困难和危险的日子，但不容易被饿死，更何况平日他们的贮粮十分到家。
接着我们沿着小径进营寨参观。这些小道在两年前由泰政府派人铺上石灰和石阶，方便行走。而在过去是泥泞小道。再往上推战斗的日子，更是没有小道，因为战士走过之后，扫掉痕迹，不让敌方察觉。
问他可有防卫之道，他说有地雷和陷阱之设，不知情者便会赔上一命。而他们马共都熟悉地形，避开机关。营寨内除了有男女分隔的简陋营棚外，也有“夫妻房”，但因房间有限，夫妻轮流使用。马共的军纪很严，一切男左女右，大小解也就这样地分开使用。
他们吃大锅饭，连煮饭都很讲究。这里是厨房，烟囱却远在别处的地洞中冒出，但不出烟。有树叶铺盖，经过处理，烟到出口就变成雾，即使是侦察机也侦不到有“人间烟火”。
马共的营寨有另一个天地是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植物。杨顺生也详细的解说路旁的树有那些可治病。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他熟悉的。他成了马共的“山精”。他告诉我们，在森林过活，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上的，那就是盐。人没有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糖份可从植物中取，盐就非带不可了。有一次他在抢救一位垂危的同志，眼看就要断气，因为无药可施用，而且病情十分奇特，人处休克又近乎翻白眼，他灵机一动，用盐灌入病人口中，真的奇迹发生，把此人救活回来，直到今天还活着。
杨顺生的“功夫”不仅于此，他来去自如，70年代潜入霹雳，“打回自家去”，眼见难于开展工作，又退回马泰边境。他说，对方知道这位“山精”的存在，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太熟悉森林的方向。他不但活了下来，也十分享受当向导的生活。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四）—第一位在北京做官的马共
在勿洞和平村接受访问的其中一人阿成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已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了,但讲话的声音还是相当宏亮。也许是年事已高,他说的故事有些衔接不上。我尽量在发问时勾起他的回忆,不一会儿,他又跳到另一个年代。虽然如此,我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的前半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有好几个名字，又叫阿海,在北京时也叫“单瑞”,而其真实名字是单汝洪。根据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因为阿海那时患有肺痨疾,陈平就以此为理由,在1948年时将在金宝活动的阿海通过渠道,坐船到香港,而后再转去北京。就这样阿海偕同其妻子林观英和一些同志在中国“长住”下来。
阿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辗转到中国的经过,并有幸获得适当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不但住进中南海,而且是马共第一人在中国担任“部长”职,双重身份,也似乎没有后来者。
在1949年时,他以马共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更在1956年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重要会议。阿海这样说:“克鲁齐夫(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当年鼓吹苏共“二十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划时代的,甚至曾当过毛主席的面,指责中共不该对他们批判斯大林的行为“说三道四”(在这之前,阿海也在1953年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他是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一起乘机前往,同行的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代表)。
由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导致中蘇决裂的开始。这一年标志着中蘇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对后来的世界政局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这方面阿海没有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在1957年时,成为第一位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共人员。他还说这是刘少奇(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同意下被安排的。当阿海说到此处,他提高声调且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光荣史。这也确实是阿海个人的成就,也是马共靠向中共的重要标志。
阿海说,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但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区干部、党员、审查新党员转正及鉴定干部等,俨然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虽然其他马共成员也有被安排工作,但挂上副部长的,就是阿海而已。
除此之外,阿海另一个令他振奋的故事是他也是最早会见毛泽东主席的马共代表。这是在1955年华谈判失败后的翌年(1956年),阿海接到“中联部”的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于是他和也在中国的小章一齐拜会毛主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及长征领袖之一的王稼祥,可见格调之高。根据阿海的说法,毛主席告诉他们,共党人的字典中是找不到“投降”这两个字的。
经过那次会谈后,阿海说,令他刻骨铭心,一生难忘。
至于陈平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见面。陈平是在1960年取道泰国经过越南到达北京。在会见毛泽东时,中国已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此马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斗争。1970年马共内部发生的“内部肃反”运动即为一例,也制造了血泪冤案,后来才一一平反。
由此来看,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高姿态地会见马共代表团两次,难怪阿海一说起往事,总不忘提及这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阿海在回马时发生的。那是1959年,阿海准备回到马泰边境的马共营寨领导斗争。他是取道越南回马的,因此在越南也拜会了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就是在1930年潜入马来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催生马共的人。
在会谈中,阿海记下这一段胡志明说过的话:“马共的成立应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原设在森美兰瓜拉庇拉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来上述地点被“可疑人”注意,也就转到柔佛州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凿开第一次马共全国代表大会”。
阿海也因为越南之行,获得胡志明提供有关萊特(1937-1947的马共总书记)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變節的越南共党份子,后来成为外国间谍混进马共,致使马共在抗日及抗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1960年回到马共营寨的阿海出任中央北马局第一把手。由于他的“回来”,也使到陈平及陈田等人开始他们的北上征途。阿海与陈平的任务也因此对调,但陈平始终是阿海的上司,只不过阿海实际领导工作,再加上多年在中国累积丰富的经验,他成了陈平之下的实权领导人。
1965年,阿海又因工作上的需要,再次前往中国,他的北马局也就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接任。以后马共在边区的故事就由小章带头了。
不过,阿海横跨马中两地的活动,倒叫人想起许许多多剪不断的故事。今天的阿海不是回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是在勿洞和平村终老一生。他本身有说不完的故事,所以他是出版著作最多的其中一位马共老战士。老战士已垂垂老矣,他见证抗日战争和抗英斗争,也参与后来的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和回忆录中。虽然他在马共不是排名第二或第三,但他确实是陈平最信任的其中一人。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他有好几个名字，又叫阿海,在北京时也叫“单瑞”,而其真实名字是单汝洪。根据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因为阿海那时患有肺痨疾,陈平就以此为理由,在1948年时将在金宝活动的阿海通过渠道,坐船到香港,而后再转去北京。就这样阿海偕同其妻子林观英和一些同志在中国“长住”下来。
阿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辗转到中国的经过,并有幸获得适当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不但住进中南海,而且是马共第一人在中国担任“部长”职,双重身份,也似乎没有后来者。
在1949年时,他以马共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更在1956年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重要会议。阿海这样说:“克鲁齐夫(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当年鼓吹苏共“二十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划时代的,甚至曾当过毛主席的面,指责中共不该对他们批判斯大林的行为“说三道四”(在这之前,阿海也在1953年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他是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一起乘机前往,同行的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代表)。
由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导致中蘇决裂的开始。这一年标志着中蘇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对后来的世界政局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这方面阿海没有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在1957年时,成为第一位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共人员。他还说这是刘少奇(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同意下被安排的。当阿海说到此处,他提高声调且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光荣史。这也确实是阿海个人的成就,也是马共靠向中共的重要标志。
阿海说,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但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区干部、党员、审查新党员转正及鉴定干部等,俨然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虽然其他马共成员也有被安排工作,但挂上副部长的,就是阿海而已。
除此之外,阿海另一个令他振奋的故事是他也是最早会见毛泽东主席的马共代表。这是在1955年华谈判失败后的翌年(1956年),阿海接到“中联部”的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于是他和也在中国的小章一齐拜会毛主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及长征领袖之一的王稼祥,可见格调之高。根据阿海的说法,毛主席告诉他们,共党人的字典中是找不到“投降”这两个字的。
经过那次会谈后,阿海说,令他刻骨铭心,一生难忘。
至于陈平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见面。陈平是在1960年取道泰国经过越南到达北京。在会见毛泽东时,中国已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此马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斗争。1970年马共内部发生的“内部肃反”运动即为一例,也制造了血泪冤案,后来才一一平反。
由此来看,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高姿态地会见马共代表团两次,难怪阿海一说起往事,总不忘提及这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阿海在回马时发生的。那是1959年,阿海准备回到马泰边境的马共营寨领导斗争。他是取道越南回马的,因此在越南也拜会了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就是在1930年潜入马来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催生马共的人。
在会谈中,阿海记下这一段胡志明说过的话:“马共的成立应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原设在森美兰瓜拉庇拉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来上述地点被“可疑人”注意,也就转到柔佛州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凿开第一次马共全国代表大会”。
阿海也因为越南之行,获得胡志明提供有关萊特(1937-1947的马共总书记)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變節的越南共党份子,后来成为外国间谍混进马共,致使马共在抗日及抗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1960年回到马共营寨的阿海出任中央北马局第一把手。由于他的“回来”,也使到陈平及陈田等人开始他们的北上征途。阿海与陈平的任务也因此对调,但陈平始终是阿海的上司,只不过阿海实际领导工作,再加上多年在中国累积丰富的经验,他成了陈平之下的实权领导人。
1965年,阿海又因工作上的需要,再次前往中国,他的北马局也就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接任。以后马共在边区的故事就由小章带头了。
不过,阿海横跨马中两地的活动,倒叫人想起许许多多剪不断的故事。今天的阿海不是回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是在勿洞和平村终老一生。他本身有说不完的故事,所以他是出版著作最多的其中一位马共老战士。老战士已垂垂老矣,他见证抗日战争和抗英斗争,也参与后来的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和回忆录中。虽然他在马共不是排名第二或第三,但他确实是陈平最信任的其中一人。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五)—马共靠党校强化信仰
马共在山区生活能够坚持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靠得是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即便生活再苦，日子再难，他们都这样熬过来。这个理想和信仰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必定实现，最后必然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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