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贺廖仲莱受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的同时，我也为他操心。不是因为他的领导能力，而是以一位外州人“遥控”这个派系分明的政治地盘着实不容易。它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盘根错节的“传统”，也有不易攻破的“壁垒”，不是开开会议或通过电话指示就能成事。在这方面，相信曾经领导槟州马华3年有余的陈广才有最深刻的体会，如今交棒于廖仲莱，等于把一粒热山芋转手。这对廖仲莱来说，也许是他从政以来的最大考验，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政治环境，似乎是“天将下凡”。如何管及如何整合成为他的第一道难关。
还有廖仲莱今年只47岁，是马青总团长，而在槟州马华区会的主席少说都有50岁以上乃至更高龄，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区会建立起一定的势力，也掌控党中央代表的票源，可谓老树盘根。一向以来都把属下的马青团视为“儿子”；同样也把马青总团的领导人视为他们的后辈。今天由后辈来管长辈，在心理上这一道坎极不容易跨过，因为在他们看来，好像变成“小子管老子”了。这就是廖仲莱的第二道难关。
第三道难关是今日槟州马华在大选后遍体鳞伤，再一次遭遇“全军覆没”。这已经是第三度被反对党“踏平”地盘，正陷入迷惘之中。除非廖仲莱真的是上天遣来的具备盖世功力的天将，足以在短期内重整士气与凝聚力量，不然还是存在“看你怎么搞”的心态而产生改组的阻力。
为什么党中央不委任槟城人掌槟城，而需借助外来人来整理门户？这只能归因为陈广才这么久以来因种种因素仍然无法从槟城人中找到一位强者驾驭各方，尤其是今天选后的“哀兵遍野”，更是“山中无老虎”，才又衍生出外将调派之计。孰喜孰忧，见仁见智。这主要是人们普遍认为没有部长职的人管不了槟州。也许有人在问，为什么不找出另外一个林建寿来？
在这方面，不妨点出槟州马华的“独特性”，以供廖仲莱参考，或者能从中找出症结所在而对症下药：
(一) 从1957年独立到1969年的12年间，槟州马华主席一向由大商家担任，如吴瑞琴、连裕祥到苏承球。他们因为凭财雄气大足以镇住马华上下；反而担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只能叨陪末座，未能挤入马华主流，形成“党政分家”，也造成马华是资本家政党的形象。
(二) 1969年大选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后，陈修信痛定思痛，委任会计师岑亚就出任主席，一改大资本家形象。但岑亚就是好好先生，不是搞政治强人，马华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当李三春于1974年接掌马华后，看到不对劲，马上委任林良实及李永枢辅佐岑亚就重整党务。
在1976年时，李三春不得不亲自兼任槟州马华主席，因为那时林良实还不成气候，尚不足和民政的林苍佑“等量齐观”。原来他当时心目中已有适当人选，就在兼任半年后于1977年委任林建寿出掌槟州马华。
这之后，林建寿（原社阵总秘书）用反对党的激烈手段为槟州马华来一个“革命”，在李三春配搭下，给予林苍佑极大的威胁。马华也因之在1982年与民政“平起平坐”，争取到与民政8对8席位的分配。
可惜林建寿搞过了头，未能使马华赢得的议席超越民政，连自己也输掉了。加上1983年李三春出走马华，一时群龙无首，马华陷入党争，林建寿也失去依靠，在1984年退隐政坛。
崛起的是李永枢。他是在陈群川派夺得党领导权后在1984年成为槟州马华一方盟主，各路诸侯臣服其中。不过在1986年败选后，李永枢已因与新会长林良实不咬弦而在1987年卸职，换来了石清霖当政的年代。
石清霖凭着林良实的庇护，从1988年到2000年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因为有强势领导的林良实控制全局。石清霖又再成功地成为各路人马“效忠”的领袖。
石清霖走后，在2000年推荐黄锦鸿接班。可惜手腕缺乏老练，引致党内派系倾轧不已，结果在2005年有了陈广才“驻守”槟州的故事。
陈广才不是李三春，没有及时从槟州发掘强人来接班，以致让自己“超期”而导致槟州马华暗流汹涌浮上台面。在2008年对候选人的排阵的大伤脑筋即为一例。
因此廖仲莱在“危难之急”奉命调和派系斗争真是任重道远，但“此地”不宜久留，他必须在一年半载内找到一位本地的而非外来的强人来面对新政治格局的挑战。这就是说，廖仲莱应该仿效李三春而不是陈广才的做法，免得任期过久而分散了身为部长及总团长公务繁忙的精力。惟其如此，槟州马华才能在困境中破茧而出。
（原载于2008年4月30日《南洋商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0.4.08
王賡武教授小檔案
1930年
出生于印尼泗水。其父王宓文曾是印尼泗水華僑中學校長（1972年逝世于新山私宅）。這之前，其父曾在吉隆坡尊孔中學及馬六甲培風中學擔任教席。
1931年
又回到馬來亞，出任霹靂州華校視學官，王賡武也就在馬來亞長大及受教育。
1947年
在中國南京中央大學攻讀外文系，後因局勢不安，回返馬來亞。1949年，進入馬來亞大學（在新加坡）繼續學業（中央大學在解放後併成南京大學，因此王教授說他是半個南京大學校友）。
1952年
馬大文科畢業。
1955年
考獲碩士學位。
1957年
考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同年，返馬任教于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先後擔任歷史系講師，教授及系主任。
1968年
赴澳洲坎貝拉國立大學，出任遠東史教授和系主任。
1976年
昇任該大學太平洋研究學院院長。
1986年
出任香港大學校長。
1995年
退休。
1996年
出任新加坡東亞政經研究機構主席。
1997年
東亞政經研機構歸屬新加坡國立大學，改稱為東亞研究所，擔任所長，同時擔任國大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至今。
王教授也是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
他還擔任國大理事會委員，新加坡政策研究機構成員，新加坡華裔館副主席、南洋理工大學國際與策略中心成員、陳嘉庚國際學會主席、拉曼大學國際咨詢理事會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等等，集等空于一身。
王教授目前是澳洲公民，定居新加坡，著作等身。是華人歷史，海外華人，海外移民與民族主義史權威，主要著作有：
中國與海外華人、南洋華人簡史、南海貿易，1949年後的中國與世界、華人社會與國家、東南亞與華人等等，論文更是錄之不盡。
[c] 2003 謝詩堅 All Rights Reserved.
原文日期:2003.07.11
出生于印尼泗水。其父王宓文曾是印尼泗水華僑中學校長（1972年逝世于新山私宅）。這之前，其父曾在吉隆坡尊孔中學及馬六甲培風中學擔任教席。
1931年
又回到馬來亞，出任霹靂州華校視學官，王賡武也就在馬來亞長大及受教育。
1947年
在中國南京中央大學攻讀外文系，後因局勢不安，回返馬來亞。1949年，進入馬來亞大學（在新加坡）繼續學業（中央大學在解放後併成南京大學，因此王教授說他是半個南京大學校友）。
1952年
馬大文科畢業。
1955年
考獲碩士學位。
1957年
考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同年，返馬任教于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先後擔任歷史系講師，教授及系主任。
1968年
赴澳洲坎貝拉國立大學，出任遠東史教授和系主任。
1976年
昇任該大學太平洋研究學院院長。
1986年
出任香港大學校長。
1995年
退休。
1996年
出任新加坡東亞政經研究機構主席。
1997年
東亞政經研機構歸屬新加坡國立大學，改稱為東亞研究所，擔任所長，同時擔任國大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至今。
王教授也是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
他還擔任國大理事會委員，新加坡政策研究機構成員，新加坡華裔館副主席、南洋理工大學國際與策略中心成員、陳嘉庚國際學會主席、拉曼大學國際咨詢理事會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等等，集等空于一身。
王教授目前是澳洲公民，定居新加坡，著作等身。是華人歷史，海外華人，海外移民與民族主義史權威，主要著作有：
中國與海外華人、南洋華人簡史、南海貿易，1949年後的中國與世界、華人社會與國家、東南亞與華人等等，論文更是錄之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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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日期:2003.07.11
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一)南大與王賡武報告書
原文日期:2003.07.11
謝詩堅
為使韓江華人文化館的開幕顯得更具國際意義，我們特別邀請聞名國際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參與盛典，並在開幕禮上致詞，幸蒙他一口答應。在參加曼谷一項會議後，專程趕到檳城。我和陳劍虹在6月28日晚上在機場迎接這位貴賓的到來，以便及時參加29日的開幕典禮。
趁著這難得的機會，我和王教授先後總共有了四個小時的長談。我們無所不談，但圍繞在三個主要的課題：Œ王賡武報告書是怎麼一回事？民政黨又是怎樣成立起來的？Ž他為什麼離開馬大而後又怎樣成為香港大學的校長？當然我們也談了其他課題。
我不知道對他是不是“疲勞轟炸”，因為他一抵步我就用一個小時多的時間向他發出揭開他記憶盒子的問題，然後讓他就寢，離開他時，已是近午夜12點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接他來到韓江學院參加開幕禮，他幾乎沒有停止和新知舊友東拉西扯，即便是在下午一時用膳時間，他也和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談個沒完。大概在下午1時40分左右，又接見來自澳洲南昆斯蘭大學文學院副院長BRAIN RIDGE副教授和韓院院長王雲霞博士。
下午2時，我載他到下塌的長榮酒店的咖啡廳閒聊，又是用上兩個半鐘頭，直到下午4時半，陳綠漪博士接下去與他會面。晚上7時，我們又用車送他到機場回返新加坡，他的時間幾乎被我們佔盡了。
關于王賡武報告書，先說說他的歷史背景：1965年新加坡南洋大學重新設計課程的報告書出爐又簡稱為「王賡武報告書」，在華人社會引起極大的震撼，不是因為王賡武有什麼驚人的言論，而是南大又爆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學潮，導致示威遊行，學生停課，還有不少學生被開除學籍。王賡武的名字就這樣與南大掛上鉤，甚至他也因此成為遠近知名的人物。
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此事已事過近40年，但一直留在我們的腦海中，尤其是南大生，一提起王賡武報告書，就有很大的觸動。我當時也是南大生，也是反對您的報告書的其中一份子，您能否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我記得在1964年的時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長王邦文來找我（註：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學的華校生），他要我領導一個課程委員會，全面檢討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馬來西亞，必須對南大有個調整，以適應馬來西亞的社會。
我當時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接受他的邀請，答應為新加坡的南大草擬一份報告書。
謝：為什麼會找您而不是別人？
王: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大概我是馬來西亞人，也在馬大執教，不是新加坡人，也與南大攀不上關係。也許我會用馬來西亞人的眼光看待華教問題，會給南大的未來一個比較客觀的評析和建議。
謝：根據“南洋大學史料匯編”（馬來西亞南大校友會出版1990年）的一篇文章（南大25年史實，作者易行）指出：1965年1月25日，南大臨時校內行政委員會以「適應新需要」為理由，聘請王賡武教授（馬大）、王叔岷教授（新大）、湯壽柏教授（馬大）、許少治先生（工藝學院）、林和合先生（經濟發展局）、盧曜先生（教育部）及劉孔貴教授（南大）組成一個課程審查委員會，全盤檢討各學院「急應興革」事項，委員會以王賡武為首。
經過數次實地訪問視察及會議以後，課程審查委員會于同年5月14日完成報告書。9月11日，各方引領以待的“王賡武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發表，建議南大建立新學制，除普通學士外，增設榮譽學位課程，實行新課程，以便南大能夠收容所有國內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學生；各學院若干學系應作適當調整，增設馬來學系，設立語言中心，藉以提高全體同學作為學習工具的語文程度，適應學習與研究上的需要。
報告書批評「南大至今僅負起一個有限度的任務。它只著重于造就大批畢業生，而對于畢業生的就業機會，教育與研究高水平，以及在多元社會中高等學府的基本目標，都不曾給予充份考慮。它至今只容納國內華文媒介學校的學生，我們覺得這任務太偏狹。因此南大的課程須有適當的調整，以保証國內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學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處。南大的目標應該是，它所造就的畢業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種語文，至少應精通兩種與國際發展有關的語文。
然而，只精通華文顯然是既不符合畢業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繼續造就這類畢業生也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基于報告書對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有巨大的沖擊，當時的南大生有很強烈的反應，尤其反對這份報告書要變質南大。他們普遍上認同星洲日報1965年9月16日的社論的結論：「通觀該委員會的報告書，所建議的南大課程調整辦法，主要精神似乎把南大改組為一個事實上的英文大學」。
接著下來，南大十個學生團體提呈備忘錄強烈反對王賡武報告書，理由是：報告書根本違背南大創校宗旨和廣大社會人士的願望，其最終目的欲使南大淪為「配角英文大學」。伴隨著就是學生示威遊行而釀成罷課和開除嚴重事件。
謝：我們當時的看法是您的報告書意圖把南大變質，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王：說實在的，我們當時是全方位的考慮南大的未來，因為新加坡既然已加入馬來西亞，就必須要以馬來西亞人的眼光來看待南大，使南大有所改變，以便有朝一日能和新加坡大學等量齊觀。再說，強調單一語文教育也不符合國情，也不容易與國際接軌。
我認為南大若強調雙語或能培育出三語人才，它在將來必能與新加坡大學競爭，說不定還有強勢，因為新大推行的是單語教育。長此發展下去，南大便可以擁有它的優勢。
我們無意全盤改變南大，也不否定華校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我看過南大生入學考試的成績，一般上他們都有相當不錯的水平。如果說他們已在中學打好華文基礎，在大學內搞好英文水平將會是兩全其美的考量。
再說，南大畢業生要進一步到外國深造，也一定要擁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後來的事實不是証明有諸多南大生在西方大學考取博士學位嗎？
還有一個考量是南大生的就業問題。因為當時南大生無法與新大畢業生在就業上取得同等機會和待遇，這就有需要對南大進行變革。我們是認為既然南大也是政府資助的大學，它也應該與新大具有同等的地位，不單是畢業生的水平不遜新大，而且師資的待遇和設備也要與新大一樣。
我們的整個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與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學。我們是用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因為新加坡已不能自成一格，它是馬來西亞的一部份，就要有馬來西亞的意識和特徵。
雖然，我們知道新加坡保有教育與勞工自主權，但新加坡也得向聯邦政府負責，改革南大便成為那個時候重要的步驟之一。
我們的報告書是作出建議，讓新加坡政府去考慮。
謝：你們當時有沒有想到澈底改變南大的教學媒介語，讓它成為一間英文大學？
王：我們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但我們卻是認為一間在馬來西亞的大學，應該作適當的調整，讓畢業生能夠直接與外國的大學溝通和銜接。畢竟英文是國際用語。
謝：不過後來新加坡政府還是執行了您的報告書，您有什麼看法？
王：其實，你看時間表，王賡武報告書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脫離馬來西亞宣告獨立。這就是說，在新加坡獨立後不久，報告書才成為公開的文件。嚴格來說，當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我的報告書就失效了。因為我們是根據馬來西亞的環境和現實提出這份報告書。我不知道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報告書，在事先我毫不知情。
謝：您的意思是說，報告書完成後，您就不再參與任何工作了？為什麼已獨立的新加坡還要推行您的報告書呢？
王：情況確是如此。根據我的推想，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決心要改變南大，這在李光耀的回憶錄中已清楚表明。他要改變南大，可能出自兩個考慮，其一是他個人的政治情感問題，其二是獨立後的新加坡，更加需要受到西方國家的保護，五國聯防中的成員有英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國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與西方相對立。
根據史料，南大是在1966年正式實施王賡武報告書，不再堅持四年學制，而是採用學分別，可以允許學生在三年內修滿108學分而獲得普通學位，但時間不可超過五年。凡成績優異者，可攻讀榮譽學位，南大也因之採用英國學制。
謝：據您了解，南大有沒有全面採用您的報告書？
王：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全部採用。所以到後來當黃麗松于1969年接任南大校長時，他也發現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這使他很失望，幾經交涉，也沒有成績。他在南大似乎難以施展抱負，而在1972年離職，到香港出任港大校長。
謝：改制後的南大，究竟有沒有轉變成英文大學？在李光耀看來是沒有。在他的回憶錄中（第二冊，一種共同語）這樣寫道：「我決定把南大的教學語言改成英語。1975年，在南大理事會一致同意下，我委派當時的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出任南大校長，他的任務是把南大辦成一所英文大學。事實証明要實現這個目標太難了。
我決定把兩所大學（指新大和南大，此事發生在1980年）合併成新加坡國立大學（國大），南大校園成了附屬國大的南洋理工學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
就這樣于1955年創辦的南大，在風雨中走過25年，便告「壽終正寢」了！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c] 2003 謝詩堅 All Rights Reserved.
謝詩堅
為使韓江華人文化館的開幕顯得更具國際意義，我們特別邀請聞名國際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參與盛典，並在開幕禮上致詞，幸蒙他一口答應。在參加曼谷一項會議後，專程趕到檳城。我和陳劍虹在6月28日晚上在機場迎接這位貴賓的到來，以便及時參加29日的開幕典禮。
趁著這難得的機會，我和王教授先後總共有了四個小時的長談。我們無所不談，但圍繞在三個主要的課題：Œ王賡武報告書是怎麼一回事？民政黨又是怎樣成立起來的？Ž他為什麼離開馬大而後又怎樣成為香港大學的校長？當然我們也談了其他課題。
我不知道對他是不是“疲勞轟炸”，因為他一抵步我就用一個小時多的時間向他發出揭開他記憶盒子的問題，然後讓他就寢，離開他時，已是近午夜12點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接他來到韓江學院參加開幕禮，他幾乎沒有停止和新知舊友東拉西扯，即便是在下午一時用膳時間，他也和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談個沒完。大概在下午1時40分左右，又接見來自澳洲南昆斯蘭大學文學院副院長BRAIN RIDGE副教授和韓院院長王雲霞博士。
下午2時，我載他到下塌的長榮酒店的咖啡廳閒聊，又是用上兩個半鐘頭，直到下午4時半，陳綠漪博士接下去與他會面。晚上7時，我們又用車送他到機場回返新加坡，他的時間幾乎被我們佔盡了。
關于王賡武報告書，先說說他的歷史背景：1965年新加坡南洋大學重新設計課程的報告書出爐又簡稱為「王賡武報告書」，在華人社會引起極大的震撼，不是因為王賡武有什麼驚人的言論，而是南大又爆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學潮，導致示威遊行，學生停課，還有不少學生被開除學籍。王賡武的名字就這樣與南大掛上鉤，甚至他也因此成為遠近知名的人物。
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此事已事過近40年，但一直留在我們的腦海中，尤其是南大生，一提起王賡武報告書，就有很大的觸動。我當時也是南大生，也是反對您的報告書的其中一份子，您能否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我記得在1964年的時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長王邦文來找我（註：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學的華校生），他要我領導一個課程委員會，全面檢討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馬來西亞，必須對南大有個調整，以適應馬來西亞的社會。
我當時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接受他的邀請，答應為新加坡的南大草擬一份報告書。
謝：為什麼會找您而不是別人？
王: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大概我是馬來西亞人，也在馬大執教，不是新加坡人，也與南大攀不上關係。也許我會用馬來西亞人的眼光看待華教問題，會給南大的未來一個比較客觀的評析和建議。
謝：根據“南洋大學史料匯編”（馬來西亞南大校友會出版1990年）的一篇文章（南大25年史實，作者易行）指出：1965年1月25日，南大臨時校內行政委員會以「適應新需要」為理由，聘請王賡武教授（馬大）、王叔岷教授（新大）、湯壽柏教授（馬大）、許少治先生（工藝學院）、林和合先生（經濟發展局）、盧曜先生（教育部）及劉孔貴教授（南大）組成一個課程審查委員會，全盤檢討各學院「急應興革」事項，委員會以王賡武為首。
經過數次實地訪問視察及會議以後，課程審查委員會于同年5月14日完成報告書。9月11日，各方引領以待的“王賡武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發表，建議南大建立新學制，除普通學士外，增設榮譽學位課程，實行新課程，以便南大能夠收容所有國內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學生；各學院若干學系應作適當調整，增設馬來學系，設立語言中心，藉以提高全體同學作為學習工具的語文程度，適應學習與研究上的需要。
報告書批評「南大至今僅負起一個有限度的任務。它只著重于造就大批畢業生，而對于畢業生的就業機會，教育與研究高水平，以及在多元社會中高等學府的基本目標，都不曾給予充份考慮。它至今只容納國內華文媒介學校的學生，我們覺得這任務太偏狹。因此南大的課程須有適當的調整，以保証國內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學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處。南大的目標應該是，它所造就的畢業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種語文，至少應精通兩種與國際發展有關的語文。
然而，只精通華文顯然是既不符合畢業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繼續造就這類畢業生也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基于報告書對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有巨大的沖擊，當時的南大生有很強烈的反應，尤其反對這份報告書要變質南大。他們普遍上認同星洲日報1965年9月16日的社論的結論：「通觀該委員會的報告書，所建議的南大課程調整辦法，主要精神似乎把南大改組為一個事實上的英文大學」。
接著下來，南大十個學生團體提呈備忘錄強烈反對王賡武報告書，理由是：報告書根本違背南大創校宗旨和廣大社會人士的願望，其最終目的欲使南大淪為「配角英文大學」。伴隨著就是學生示威遊行而釀成罷課和開除嚴重事件。
謝：我們當時的看法是您的報告書意圖把南大變質，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王：說實在的，我們當時是全方位的考慮南大的未來，因為新加坡既然已加入馬來西亞，就必須要以馬來西亞人的眼光來看待南大，使南大有所改變，以便有朝一日能和新加坡大學等量齊觀。再說，強調單一語文教育也不符合國情，也不容易與國際接軌。
我認為南大若強調雙語或能培育出三語人才，它在將來必能與新加坡大學競爭，說不定還有強勢，因為新大推行的是單語教育。長此發展下去，南大便可以擁有它的優勢。
我們無意全盤改變南大，也不否定華校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我看過南大生入學考試的成績，一般上他們都有相當不錯的水平。如果說他們已在中學打好華文基礎，在大學內搞好英文水平將會是兩全其美的考量。
再說，南大畢業生要進一步到外國深造，也一定要擁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後來的事實不是証明有諸多南大生在西方大學考取博士學位嗎？
還有一個考量是南大生的就業問題。因為當時南大生無法與新大畢業生在就業上取得同等機會和待遇，這就有需要對南大進行變革。我們是認為既然南大也是政府資助的大學，它也應該與新大具有同等的地位，不單是畢業生的水平不遜新大，而且師資的待遇和設備也要與新大一樣。
我們的整個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與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學。我們是用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因為新加坡已不能自成一格，它是馬來西亞的一部份，就要有馬來西亞的意識和特徵。
雖然，我們知道新加坡保有教育與勞工自主權，但新加坡也得向聯邦政府負責，改革南大便成為那個時候重要的步驟之一。
我們的報告書是作出建議，讓新加坡政府去考慮。
謝：你們當時有沒有想到澈底改變南大的教學媒介語，讓它成為一間英文大學？
王：我們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但我們卻是認為一間在馬來西亞的大學，應該作適當的調整，讓畢業生能夠直接與外國的大學溝通和銜接。畢竟英文是國際用語。
謝：不過後來新加坡政府還是執行了您的報告書，您有什麼看法？
王：其實，你看時間表，王賡武報告書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脫離馬來西亞宣告獨立。這就是說，在新加坡獨立後不久，報告書才成為公開的文件。嚴格來說，當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後，我的報告書就失效了。因為我們是根據馬來西亞的環境和現實提出這份報告書。我不知道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報告書，在事先我毫不知情。
謝：您的意思是說，報告書完成後，您就不再參與任何工作了？為什麼已獨立的新加坡還要推行您的報告書呢？
王：情況確是如此。根據我的推想，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決心要改變南大，這在李光耀的回憶錄中已清楚表明。他要改變南大，可能出自兩個考慮，其一是他個人的政治情感問題，其二是獨立後的新加坡，更加需要受到西方國家的保護，五國聯防中的成員有英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國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與西方相對立。
根據史料，南大是在1966年正式實施王賡武報告書，不再堅持四年學制，而是採用學分別，可以允許學生在三年內修滿108學分而獲得普通學位，但時間不可超過五年。凡成績優異者，可攻讀榮譽學位，南大也因之採用英國學制。
謝：據您了解，南大有沒有全面採用您的報告書？
王：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全部採用。所以到後來當黃麗松于1969年接任南大校長時，他也發現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這使他很失望，幾經交涉，也沒有成績。他在南大似乎難以施展抱負，而在1972年離職，到香港出任港大校長。
謝：改制後的南大，究竟有沒有轉變成英文大學？在李光耀看來是沒有。在他的回憶錄中（第二冊，一種共同語）這樣寫道：「我決定把南大的教學語言改成英語。1975年，在南大理事會一致同意下，我委派當時的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出任南大校長，他的任務是把南大辦成一所英文大學。事實証明要實現這個目標太難了。
我決定把兩所大學（指新大和南大，此事發生在1980年）合併成新加坡國立大學（國大），南大校園成了附屬國大的南洋理工學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
就這樣于1955年創辦的南大，在風雨中走過25年，便告「壽終正寢」了！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c] 2003 謝詩堅 All Rights Reserved.
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二)為什麼會有民政黨？
原文日期:2003.07.11
謝詩堅
我把話題轉入民政黨的成立，因為王賡武教授在民政黨成立之初留下迷點。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是創黨人之一，而後又不見蹤影？我告訴王教授，在研究民政黨成立的經過時，人們一直說他扮演十分主要的角色，甚至連黨綱也是他起草的，連我本身也這麼認為。
我在寫“林蒼祐評傳”中有這麼一段：「在初時，負責推動籌組新政黨的任務是落在王賡武教授的身上。于是6君子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馬來西亞民政運動”（GERAKAN RAKYAT MALAYSIA），簡稱民政黨。這六個人是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教授），王賡武（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志勤醫生（勞工黨國會議員），林蒼祐醫生（民聯黨主席），彼得醫生（馬來亞葯業公會主席）及維拉板（前勞工黨國會議員）。1999年，民政黨刊印的小冊子中提到民政黨的誕生是這樣交待的：“為了填補放棄憲制斗爭而走向偏激道路的社陣所留下的真空，一些大學的學術人員與前勞工黨及民主聯合黨領袖聯手共同創下一個多元種族政黨。它可作為彌補種族分裂的有效工具，也將成為取代執政的聯盟的一個有凝聚力及有理性的政黨。”」
為解開這個謎團，我單刀直入的向王教授了解真相。（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我一直存有一個解不開的謎團，因為我問了民政黨的人，他們也無法給予明確的答案，我的問題是，您在民政黨草創初期是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您身為發起人之一而後又不見你參與活動？
王：你提及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一段往事。我和陳志勤醫生本來是好朋友。在1966年時，陳志勤已辭去勞工黨財政的職務。1967年時，他受到勞工黨內激進派的大批斗，臚列他的十七大罪狀，他意識到已無法在勞工黨內立足了。
但他是一個不死心的從政者，他想另外找一些人組成新政黨。他就找我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已準備離開馬來亞大學，轉赴澳洲坎貝拉的國立大學任教。
我離開馬大是因為作為一名學者，我不能自由的到中國進行研究。
當時馬來西亞尚未對中國開放。為此我不得不轉到澳洲進行我的研究工作。
陳志勤是馬大理事會的成員，當他知悉我將要離開馬大後，便來找我了解情況，同時也對國家政治交換意見。他是一位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要為國家和人民做些事情，但勞工黨已不是他的政治舞台。
我知道他是一位誠懇與有信念的人。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有愛心和善心。他的誠懇感動了我。他一直希望我參與他組織新黨。
我告訴他我是搞學術的，不適合搞政治。我能論政，但問政不行。不過他還是堅持我能幫上忙，就這樣在無可置否的情況下，我成為他的“同路人”。
謝：有人說民政黨的政綱是你草擬的，有沒有這一回事？
王：我們共同討論政綱的內容。就我所知是陳志勤草擬的，他拿來給我參考和研究。我有提出我的看法。我可以這樣說，民政黨的政綱是大家共同草擬的。
謝：您所謂的我們，是否還有包括其他人？
王：主要是陳志勤和我，然後由他與其他人聯系，我不直接參與拉攏創黨人的工作。我沒有與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單獨謀面交談此事，雖然我和他也是朋友。我了解這個人像我一樣，不是搞政治的料子。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又是馬來人，很適合成為黨的領導人。他是陳志勤拉攏成為黨的創辦人之一（後來賽胡申成為馬大校長，現已退休）。
至于林蒼祐醫生，也不是我接頭的。我知道陳志勤和他接頭。如果你要我評價林蒼祐和陳志勤的話，我認為前者是老練的政治家，後者是理想的政治家。
陳志勤後來的失敗也証明他缺乏政治家的果敢手段。愛心不是從政者的成功保証。
謝：您的意思是說，從頭到尾，都是陳志勤向您做工作，沒有其他人？
王：可以這麼說，他一直勸我留下來，與他一起搞政治。我坦白向我說，我就要走人，別算我是一份子。但他堅持我一定要成為新黨的發起人之一，而且要我參加發起人會議，以顯示我對他的支持。
謝：結果你參加了？
王：在1968年3月24日在陳志勤家中舉行的會議，我是參加了，也答應他成為發起人之一。但他知道我不久就要到澳洲去。他勸服我亮相，而且要公開宣佈我是新黨的發起人之一。
至于新黨（民政黨）的政綱及宣言等，都是由陳志勤主導。
謝：民政黨當時提出“溫和社會主義”的路線，是你的意思還是陳志勤的意思？我這樣問是因為民政黨在兩年前修改黨章時把這一段去掉了。
王：是我們的意見，但主要是陳志勤提出這樣的觀點。他認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所以參加勞工黨。我知道他是走溫和路線的社會主義者。
謝：林蒼祐組織的民主聯合黨並沒有強調這個路線，後來他認同了民政黨的政綱，也把民聯黨解散加入其中。在RAJ VASIL（瓦西爾）所著的“陳志勤──政界元老”一書中這樣分析：初期的民政黨勢力集中在雪檳兩地，但黨內一派歸陳志勤，另一派歸林蒼祐，基本上分成兩個陣營。由于兩人理念不同，最後分道揚鑣（指1972年陳志勤退出民政，另起爐灶，成立社會正義黨，而林蒼祐奪得民政領導權。事後吊詭的是六名創黨人中，有四人反對林蒼祐，王賡武已不在其中，剩下林蒼祐一人，竟然是最大的嬴家）
王：我在民政黨宣佈成立後，便不再跟進。因為我已經到澳洲履新。我算是完成陳志勤所托我已完成我的使命。民政黨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就知之不詳了。
謝：這樣說來，你是不是可以算是民政黨人？
王：我既是發起人之一，應該就是一份子吧！但籌備的過程到宣佈成立民政黨，我們都沒有提到所謂黨員籍。我未曾填寫過入黨申請書。那時沒有這樣的規定和做法，大概我走後，才進行黨員註冊工作。
謝：我聽說你曾參加勞工黨，有沒有這一回事？
王：我從來也不是勞工黨員。認真說來，也沒資格算是民政黨人。我做學問搞學術，不適合從政。如果有過政治記錄，那就是協助成立民政黨。
謝：如今的民政黨，已經脫胎換骨，所有的發起人，除了林蒼祐外，都已不是民政黨人。您怎樣評價民政黨？您對許子根有什麼看法？
王：退休的人我不說外，我對許子根倒是有這樣的看法，我有些驚異他能在政治上立足和取得成功，因為一般的學者或知識份子都無法在政治上取得突破。
許子根的成功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他的家庭背景。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的父親許平等也給了他一定的影響；其二是他在美國考取博士回來後，在大學（指理科大學）執教的日子不是很長，尚未沉溺在學術的圈子中，沒有患上學術人的習氣。因此他從政時（1982年）並未把學者的習氣帶進政治中。也就比較容易適應政治的環境而得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
我今天（指6月29日韓江華人文化館開幕）聽他的演講，覺得他很會講話，富有神采。他的成功（指擔任檳州首席部長）也不是偶然的。
他提到檳城要向聯合國文教機構申請成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檳城與馬六甲一起申請，會更有條件。畢竟馬六甲有較長的歷史。
不過，我有看到檳城在保護古蹟方面有些“缺陷”。我有看到一些古建築物被新的高樓大廈包圍起來，顯得很不協調，例如在紅毛路的一座既然要保存古建築，又讓新建築在其周圍建構起來，以致古建築物失去丰采。這不是很好的規劃，檳州政府有須要注意到這一點。我的意思是說：文化遺產的保護要有規劃，不要使傳統失去意義。
與吳清德（吳清德是民政黨中與許子根爭奪首席部長的另一人選）比較，許子根是合適的人選。我也認識吳清德（曾在馬大歷史要執教）。相對來說，民政黨選許子根而不選吳清德是對的選擇。
吳清德的學術習氣也比許子根重，這對從政的人來說，也許是個包袱。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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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詩堅
我把話題轉入民政黨的成立，因為王賡武教授在民政黨成立之初留下迷點。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是創黨人之一，而後又不見蹤影？我告訴王教授，在研究民政黨成立的經過時，人們一直說他扮演十分主要的角色，甚至連黨綱也是他起草的，連我本身也這麼認為。
我在寫“林蒼祐評傳”中有這麼一段：「在初時，負責推動籌組新政黨的任務是落在王賡武教授的身上。于是6君子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馬來西亞民政運動”（GERAKAN RAKYAT MALAYSIA），簡稱民政黨。這六個人是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教授），王賡武（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志勤醫生（勞工黨國會議員），林蒼祐醫生（民聯黨主席），彼得醫生（馬來亞葯業公會主席）及維拉板（前勞工黨國會議員）。1999年，民政黨刊印的小冊子中提到民政黨的誕生是這樣交待的：“為了填補放棄憲制斗爭而走向偏激道路的社陣所留下的真空，一些大學的學術人員與前勞工黨及民主聯合黨領袖聯手共同創下一個多元種族政黨。它可作為彌補種族分裂的有效工具，也將成為取代執政的聯盟的一個有凝聚力及有理性的政黨。”」
為解開這個謎團，我單刀直入的向王教授了解真相。（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我一直存有一個解不開的謎團，因為我問了民政黨的人，他們也無法給予明確的答案，我的問題是，您在民政黨草創初期是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您身為發起人之一而後又不見你參與活動？
王：你提及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一段往事。我和陳志勤醫生本來是好朋友。在1966年時，陳志勤已辭去勞工黨財政的職務。1967年時，他受到勞工黨內激進派的大批斗，臚列他的十七大罪狀，他意識到已無法在勞工黨內立足了。
但他是一個不死心的從政者，他想另外找一些人組成新政黨。他就找我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已準備離開馬來亞大學，轉赴澳洲坎貝拉的國立大學任教。
我離開馬大是因為作為一名學者，我不能自由的到中國進行研究。
當時馬來西亞尚未對中國開放。為此我不得不轉到澳洲進行我的研究工作。
陳志勤是馬大理事會的成員，當他知悉我將要離開馬大後，便來找我了解情況，同時也對國家政治交換意見。他是一位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要為國家和人民做些事情，但勞工黨已不是他的政治舞台。
我知道他是一位誠懇與有信念的人。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有愛心和善心。他的誠懇感動了我。他一直希望我參與他組織新黨。
我告訴他我是搞學術的，不適合搞政治。我能論政，但問政不行。不過他還是堅持我能幫上忙，就這樣在無可置否的情況下，我成為他的“同路人”。
謝：有人說民政黨的政綱是你草擬的，有沒有這一回事？
王：我們共同討論政綱的內容。就我所知是陳志勤草擬的，他拿來給我參考和研究。我有提出我的看法。我可以這樣說，民政黨的政綱是大家共同草擬的。
謝：您所謂的我們，是否還有包括其他人？
王：主要是陳志勤和我，然後由他與其他人聯系，我不直接參與拉攏創黨人的工作。我沒有與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單獨謀面交談此事，雖然我和他也是朋友。我了解這個人像我一樣，不是搞政治的料子。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又是馬來人，很適合成為黨的領導人。他是陳志勤拉攏成為黨的創辦人之一（後來賽胡申成為馬大校長，現已退休）。
至于林蒼祐醫生，也不是我接頭的。我知道陳志勤和他接頭。如果你要我評價林蒼祐和陳志勤的話，我認為前者是老練的政治家，後者是理想的政治家。
陳志勤後來的失敗也証明他缺乏政治家的果敢手段。愛心不是從政者的成功保証。
謝：您的意思是說，從頭到尾，都是陳志勤向您做工作，沒有其他人？
王：可以這麼說，他一直勸我留下來，與他一起搞政治。我坦白向我說，我就要走人，別算我是一份子。但他堅持我一定要成為新黨的發起人之一，而且要我參加發起人會議，以顯示我對他的支持。
謝：結果你參加了？
王：在1968年3月24日在陳志勤家中舉行的會議，我是參加了，也答應他成為發起人之一。但他知道我不久就要到澳洲去。他勸服我亮相，而且要公開宣佈我是新黨的發起人之一。
至于新黨（民政黨）的政綱及宣言等，都是由陳志勤主導。
謝：民政黨當時提出“溫和社會主義”的路線，是你的意思還是陳志勤的意思？我這樣問是因為民政黨在兩年前修改黨章時把這一段去掉了。
王：是我們的意見，但主要是陳志勤提出這樣的觀點。他認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所以參加勞工黨。我知道他是走溫和路線的社會主義者。
謝：林蒼祐組織的民主聯合黨並沒有強調這個路線，後來他認同了民政黨的政綱，也把民聯黨解散加入其中。在RAJ VASIL（瓦西爾）所著的“陳志勤──政界元老”一書中這樣分析：初期的民政黨勢力集中在雪檳兩地，但黨內一派歸陳志勤，另一派歸林蒼祐，基本上分成兩個陣營。由于兩人理念不同，最後分道揚鑣（指1972年陳志勤退出民政，另起爐灶，成立社會正義黨，而林蒼祐奪得民政領導權。事後吊詭的是六名創黨人中，有四人反對林蒼祐，王賡武已不在其中，剩下林蒼祐一人，竟然是最大的嬴家）
王：我在民政黨宣佈成立後，便不再跟進。因為我已經到澳洲履新。我算是完成陳志勤所托我已完成我的使命。民政黨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就知之不詳了。
謝：這樣說來，你是不是可以算是民政黨人？
王：我既是發起人之一，應該就是一份子吧！但籌備的過程到宣佈成立民政黨，我們都沒有提到所謂黨員籍。我未曾填寫過入黨申請書。那時沒有這樣的規定和做法，大概我走後，才進行黨員註冊工作。
謝：我聽說你曾參加勞工黨，有沒有這一回事？
王：我從來也不是勞工黨員。認真說來，也沒資格算是民政黨人。我做學問搞學術，不適合從政。如果有過政治記錄，那就是協助成立民政黨。
謝：如今的民政黨，已經脫胎換骨，所有的發起人，除了林蒼祐外，都已不是民政黨人。您怎樣評價民政黨？您對許子根有什麼看法？
王：退休的人我不說外，我對許子根倒是有這樣的看法，我有些驚異他能在政治上立足和取得成功，因為一般的學者或知識份子都無法在政治上取得突破。
許子根的成功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他的家庭背景。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的父親許平等也給了他一定的影響；其二是他在美國考取博士回來後，在大學（指理科大學）執教的日子不是很長，尚未沉溺在學術的圈子中，沒有患上學術人的習氣。因此他從政時（1982年）並未把學者的習氣帶進政治中。也就比較容易適應政治的環境而得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
我今天（指6月29日韓江華人文化館開幕）聽他的演講，覺得他很會講話，富有神采。他的成功（指擔任檳州首席部長）也不是偶然的。
他提到檳城要向聯合國文教機構申請成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檳城與馬六甲一起申請，會更有條件。畢竟馬六甲有較長的歷史。
不過，我有看到檳城在保護古蹟方面有些“缺陷”。我有看到一些古建築物被新的高樓大廈包圍起來，顯得很不協調，例如在紅毛路的一座既然要保存古建築，又讓新建築在其周圍建構起來，以致古建築物失去丰采。這不是很好的規劃，檳州政府有須要注意到這一點。我的意思是說：文化遺產的保護要有規劃，不要使傳統失去意義。
與吳清德（吳清德是民政黨中與許子根爭奪首席部長的另一人選）比較，許子根是合適的人選。我也認識吳清德（曾在馬大歷史要執教）。相對來說，民政黨選許子根而不選吳清德是對的選擇。
吳清德的學術習氣也比許子根重，這對從政的人來說，也許是個包袱。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c] 2003 謝詩堅 All Rights Reserved.
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三)為何出任港大校長
原文日期:2003.07.11
謝詩堅
（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我再問您一個私人的問題。您是在什麼情況下受聘為香港大學的校長？因為您的前任者黃麗松教授曾經告訴我，能夠出任港大校長，是無限的榮譽，它的禮儀規格僅在港督之下（不是指權力）。
王：黃麗松也是我的執友，他在南洋大學當校長時顯得不開心，因為他覺得南大遠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構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離開南大，到港大任校長。
謝：我記得黃麗松曾告訴我，他之所以成為港大校長，是由于香港最終要回歸中國，當時英國政府需要物色一位適合的華人掌管這個職位。這個人既要被英國接受，也容易與中國溝通，最好能通曉華文的。他符合了條件，也就應聘了。但他也曾向我說，港大給他優渥的條件，讓他掌校至少10年直到退休，而您又是什麼想法？
王：我在80年代中期，仍然在澳洲國立大學執教，我有注意到港大登報招聘校長，但我沒有申請。後來港大方面派人與我接頭，邀請我接任。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華人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如果到港大，更方便我到中國進行學術研究。
再者，香港也要在1997年回歸中國，港大同樣需要一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來掌校，我的條件適合了他們的需求，也就一拍即合了。
謝：你到港大上任後，有那些方面值得評論的？
王：我是在1986年履職。這離香港回歸不到十一年。那個時候，香港的精英生對香港未來有疑慮，紛紛到歐美深造。換句話說，優秀的中學畢業生的首選不是港大。我發現港大的學生素質有下降之虞，因此先在師資方面提高素質，我們用高薪聘請名學者任教。這在一個時期形成老師高素質，學生素質較低的局面。漸漸地這個局面才扭轉過來。直到今天，港大仍然是香港公認的首要大學。
我在任期滿的兩年前（1995年離職），便提前要港大物色接班人，因為這離香港回歸越來越近了，必須未雨綢繆。回歸後的港大就是中國的一所重點大學，不再直接受英國管轄。
謝：你在離職前，肯定另有安排新的工作，為什麼選擇到新加坡定居？
王：我已是澳洲公民，本來已打算回澳洲國立大學，那邊也等著我回去。但在1994年時，新加坡的吳慶瑞（前副總理）得知我將從港大退休，派人找我來接他的位，因他有病在身。
本來他成立的東亞政經研究機構是個獨立的實體。他有辦法集資，畢竟他曾是新加坡政要。可是是我告訴他，我只會學術研究，無法集資，而研究機構的經常經費是一筆開銷，最後我建議歸到國大（新大）的系統，不愁資金問題。我的建議受到國大的歡迎。我于是選擇到新加坡，身為華人，在華人多的地方居住，對我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我個人喜歡研究和著述，我認為一位讀書人，考取博士並不困難，但要成為一名學者，非得有學術論著問世不可，這樣的工作就比考博士困難得多。
我這樣說是我認為學者是需要有學術成績的，而且要不斷地研究，還要把成果公諸于世，才能確定其學術地位。我這麼多年來不放棄學術研究工作，就是因為我堅持這個信念。
謝：王教授，您已是公認的學術權威，尤其在研究華人歷史方面，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在您看來馬來西亞的華人有沒有政治思潮在引導他們，不論是過去或現在或未來？
王：政治思潮這碼事，通常是當權的政治家們比較容易統領，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在中國來說，毛澤東與蔣介石就有不同的政治思潮，恰恰他們都曾在中國當政較久，也就有了他們的政治思潮在統領人民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政治走向和操作。
在馬來西亞，由于華人從政者沒有實際掌控國家的最高權力，相對而言就比較薄弱。反觀馬來政治家，因為他們是國家的領導人，也就產生一定的政治思潮，對人民的影響也很大。他們的思想和決策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都是直接的。
可以這麼說，掌握最高權力的人，較有機會把他們的思維變成一種運動，一種思潮。
謝：我們的國家，近年對英文的教授不斷加強。換句話說，政府開始在所有的學校增加英文教學和課程，你對此有何看法？
王：我覺得馬來西亞政府這樣做是朝向好的方面發展，過去政府重視馬來文教育，以致英文水平也下降了。但英語英文是國際語文，是現代化和全球化所不可忽略的和通用的媒介。我在很早的時候，例如對南大課程的調整，便提出應重視英文教學的重要性。我相信學生是可以掌握雙語或三語的，華校生在這方面較佔優勢。如果他們的華文程度有了中學的根基，便不難學好另外兩種語文。英校生在這方面一般只掌握單語或雙語，自然比華校生少了華語華文方面的知識。
我打個比喻說，新加坡政府一個時期大力鼓吹英文教育，後來發現有些偏差，也就鼓勵學習華語華文。因為華文中的儒家思想和文明對人性與人格的塑造十分重要。李光耀本身在後來就有了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中國在世界上壯大起來後，又進入改革開放的通商時代，華語華文的地位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同樣的，我也認為馬來西亞的馬哈迪政府也看到過去推行馬來文教育的結果，有不少馬來人偏向宗教，乃至出現一些偏激的宗教份子。
如今馬來西亞政府要扭轉這個局面，提出了增加英文教學的重要性。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可以使到馬來西亞的新一代更直接與世界和西方文明接觸。
華校生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有了華文根基，就不必擔心應對不來。
謝：剛才您提到偏激宗教份子，我要把話題轉入美國在911事件後的政策，包括他們怎樣看到回教文明？
王：911事件（2001年發生）是歷史的分水嶺。美國不能接受這個突如其來的慘劇，他們認為恐佈份子已向美國的權威挑戰，必須要全面 撲滅和瓦解。
謝：您對“恐怖份子”有什麼看法？
王：這是歷史的吊詭，說起來也許大家都不經意“恐怖份子”這名詞是怎樣來的。這是英國人發明的名詞。當英國還在統治馬星的時候，它對存在的馬共很是擔心乃至憎恨。恰恰馬共中多數是華人，為了區分華人與馬共之不同，英國當局形容馬共是“恐怖份子”（TERRORIST），以造成一種恐懼的心理。
當一提到“恐怖份子”時，人們會聯想到“是一群從事恐怖活動的人”，用以阻止人民與馬共接近或成為他們的人或支持者。
英國人的這個手段很管用，它用“恐怖份子”來間隔華人和馬共的距離。雖然他們曾經“懷疑華人有親共和支持的傾向”，但他們還是用“恐怖份子”的心理戰術來孤立馬共。
同樣有趣的是，美國今天也是用“恐怖份子”來區別回教徒與恐怖份子的不同。它劃定“從事恐佈活動的宗教狂熱份子”是“恐怖份子”，並用狠狠的手段來消滅他們。
就因為“恐怖份子”的妙用，正好被美國派上用場。它也曾經對回教徒有所懷疑，但也因為“暴力的宗教狂熱份子”畢竟是少數，美國便用“恐怖份子”來孤立被它圈定的集團或某個政治劫力，必須除之而後快。真沒想到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字眼在今天成為美國“有力的工具”。
謝：您個人對馬來西亞的回教化政治有何看法？
王：我對回教黨的宗教政治感到不安。馬哈迪是要把馬來西亞導向回教文明的國家，他接受西方文明，力圖阻止宗教狂熱份子的宗教至上的思想。安華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人物。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國家，任何的宗教偏激要求都是不可取的。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c] 2003 謝詩堅 All Rights Reserved.
謝詩堅
（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我再問您一個私人的問題。您是在什麼情況下受聘為香港大學的校長？因為您的前任者黃麗松教授曾經告訴我，能夠出任港大校長，是無限的榮譽，它的禮儀規格僅在港督之下（不是指權力）。
王：黃麗松也是我的執友，他在南洋大學當校長時顯得不開心，因為他覺得南大遠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構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離開南大，到港大任校長。
謝：我記得黃麗松曾告訴我，他之所以成為港大校長，是由于香港最終要回歸中國，當時英國政府需要物色一位適合的華人掌管這個職位。這個人既要被英國接受，也容易與中國溝通，最好能通曉華文的。他符合了條件，也就應聘了。但他也曾向我說，港大給他優渥的條件，讓他掌校至少10年直到退休，而您又是什麼想法？
王：我在80年代中期，仍然在澳洲國立大學執教，我有注意到港大登報招聘校長，但我沒有申請。後來港大方面派人與我接頭，邀請我接任。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華人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如果到港大，更方便我到中國進行學術研究。
再者，香港也要在1997年回歸中國，港大同樣需要一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來掌校，我的條件適合了他們的需求，也就一拍即合了。
謝：你到港大上任後，有那些方面值得評論的？
王：我是在1986年履職。這離香港回歸不到十一年。那個時候，香港的精英生對香港未來有疑慮，紛紛到歐美深造。換句話說，優秀的中學畢業生的首選不是港大。我發現港大的學生素質有下降之虞，因此先在師資方面提高素質，我們用高薪聘請名學者任教。這在一個時期形成老師高素質，學生素質較低的局面。漸漸地這個局面才扭轉過來。直到今天，港大仍然是香港公認的首要大學。
我在任期滿的兩年前（1995年離職），便提前要港大物色接班人，因為這離香港回歸越來越近了，必須未雨綢繆。回歸後的港大就是中國的一所重點大學，不再直接受英國管轄。
謝：你在離職前，肯定另有安排新的工作，為什麼選擇到新加坡定居？
王：我已是澳洲公民，本來已打算回澳洲國立大學，那邊也等著我回去。但在1994年時，新加坡的吳慶瑞（前副總理）得知我將從港大退休，派人找我來接他的位，因他有病在身。
本來他成立的東亞政經研究機構是個獨立的實體。他有辦法集資，畢竟他曾是新加坡政要。可是是我告訴他，我只會學術研究，無法集資，而研究機構的經常經費是一筆開銷，最後我建議歸到國大（新大）的系統，不愁資金問題。我的建議受到國大的歡迎。我于是選擇到新加坡，身為華人，在華人多的地方居住，對我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我個人喜歡研究和著述，我認為一位讀書人，考取博士並不困難，但要成為一名學者，非得有學術論著問世不可，這樣的工作就比考博士困難得多。
我這樣說是我認為學者是需要有學術成績的，而且要不斷地研究，還要把成果公諸于世，才能確定其學術地位。我這麼多年來不放棄學術研究工作，就是因為我堅持這個信念。
謝：王教授，您已是公認的學術權威，尤其在研究華人歷史方面，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在您看來馬來西亞的華人有沒有政治思潮在引導他們，不論是過去或現在或未來？
王：政治思潮這碼事，通常是當權的政治家們比較容易統領，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在中國來說，毛澤東與蔣介石就有不同的政治思潮，恰恰他們都曾在中國當政較久，也就有了他們的政治思潮在統領人民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政治走向和操作。
在馬來西亞，由于華人從政者沒有實際掌控國家的最高權力，相對而言就比較薄弱。反觀馬來政治家，因為他們是國家的領導人，也就產生一定的政治思潮，對人民的影響也很大。他們的思想和決策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都是直接的。
可以這麼說，掌握最高權力的人，較有機會把他們的思維變成一種運動，一種思潮。
謝：我們的國家，近年對英文的教授不斷加強。換句話說，政府開始在所有的學校增加英文教學和課程，你對此有何看法？
王：我覺得馬來西亞政府這樣做是朝向好的方面發展，過去政府重視馬來文教育，以致英文水平也下降了。但英語英文是國際語文，是現代化和全球化所不可忽略的和通用的媒介。我在很早的時候，例如對南大課程的調整，便提出應重視英文教學的重要性。我相信學生是可以掌握雙語或三語的，華校生在這方面較佔優勢。如果他們的華文程度有了中學的根基，便不難學好另外兩種語文。英校生在這方面一般只掌握單語或雙語，自然比華校生少了華語華文方面的知識。
我打個比喻說，新加坡政府一個時期大力鼓吹英文教育，後來發現有些偏差，也就鼓勵學習華語華文。因為華文中的儒家思想和文明對人性與人格的塑造十分重要。李光耀本身在後來就有了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中國在世界上壯大起來後，又進入改革開放的通商時代，華語華文的地位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同樣的，我也認為馬來西亞的馬哈迪政府也看到過去推行馬來文教育的結果，有不少馬來人偏向宗教，乃至出現一些偏激的宗教份子。
如今馬來西亞政府要扭轉這個局面，提出了增加英文教學的重要性。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可以使到馬來西亞的新一代更直接與世界和西方文明接觸。
華校生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有了華文根基，就不必擔心應對不來。
謝：剛才您提到偏激宗教份子，我要把話題轉入美國在911事件後的政策，包括他們怎樣看到回教文明？
王：911事件（2001年發生）是歷史的分水嶺。美國不能接受這個突如其來的慘劇，他們認為恐佈份子已向美國的權威挑戰，必須要全面 撲滅和瓦解。
謝：您對“恐怖份子”有什麼看法？
王：這是歷史的吊詭，說起來也許大家都不經意“恐怖份子”這名詞是怎樣來的。這是英國人發明的名詞。當英國還在統治馬星的時候，它對存在的馬共很是擔心乃至憎恨。恰恰馬共中多數是華人，為了區分華人與馬共之不同，英國當局形容馬共是“恐怖份子”（TERRORIST），以造成一種恐懼的心理。
當一提到“恐怖份子”時，人們會聯想到“是一群從事恐怖活動的人”，用以阻止人民與馬共接近或成為他們的人或支持者。
英國人的這個手段很管用，它用“恐怖份子”來間隔華人和馬共的距離。雖然他們曾經“懷疑華人有親共和支持的傾向”，但他們還是用“恐怖份子”的心理戰術來孤立馬共。
同樣有趣的是，美國今天也是用“恐怖份子”來區別回教徒與恐怖份子的不同。它劃定“從事恐佈活動的宗教狂熱份子”是“恐怖份子”，並用狠狠的手段來消滅他們。
就因為“恐怖份子”的妙用，正好被美國派上用場。它也曾經對回教徒有所懷疑，但也因為“暴力的宗教狂熱份子”畢竟是少數，美國便用“恐怖份子”來孤立被它圈定的集團或某個政治劫力，必須除之而後快。真沒想到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字眼在今天成為美國“有力的工具”。
謝：您個人對馬來西亞的回教化政治有何看法？
王：我對回教黨的宗教政治感到不安。馬哈迪是要把馬來西亞導向回教文明的國家，他接受西方文明，力圖阻止宗教狂熱份子的宗教至上的思想。安華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人物。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國家，任何的宗教偏激要求都是不可取的。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c] 2003 謝詩堅 All Rights Reserved.
29.4.08
如果回教黨重投國陣
回教黨代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對重回國陣的回應是耐人尋味的。他說：此事留待大選後才來商議。這意味著他並沒有一口拒絕國陣主席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邀請反對黨加盟的建議；也意味著回教黨的態度已有一定的改變。
在1999年大選前，巫統曾促請回教黨聯手討論馬來人團結的問題，結果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未能克服下，雙方不歡而散。這主要是夾帶著政治因素而無法取得共識。當時回教黨仍是替陣的一員，它必須顧及公正黨及行動黨的感受；也就是說，它有政治上的包袱，而且立場與巫統不同，更擔心一談下去會重演1972年回教黨與巫統合作，並在1974年加入國陣後勢力轉弱的後果。因此與其和巫統冰釋前嫌，破鏡重圓，不如保持各自為政的現狀。
大選過後，回教黨基本上是大贏家，躍居成為最大的反對黨，且擁有兩個州的執政權，勢力不可同日而語。這固然是拜安華效應所賜，也是回教黨改弦易轍，突破自己與反對黨大聯合的結果。
行動黨退出替陣
在反對黨方面，受挫的民主行動黨在去年宣佈退出替陣，理由是不能苟同回教黨以宗教治國的政策。
雖然如此，回教黨並沒有因為行動黨的退出替陣而改變或放棄這一既定政策，反而積極推動回教刑法和主張宗教立國的理念。
其實，回教黨的這一主張並非獨創，而是與回教世界的潮流有一定的淵源。
如果說60年代是回教復興的開端，那麼70年代是復興運動已席捲回教世界；如果說 80年代是回教化已取得績效，那麼90年代原教旨主義已在回教世界取得立足點，而跨入千禧年，這個教派更是發展成一股逆流，不僅衝擊回教世界，而且也向西方世界發威。
整體而言，回教復興運動在千禧年已達到頂峰。詎料一個911事件，全盤打亂了回教的秩序和世界的秩序。頓然使回教國家陷入困境，不知如何適應。支持美國打恐和反恐，肯定使回教世界亂成一團；反對美國打恐和反恐，又會被指責庇護國際恐怖主義份子。
在左右為難下，回教國家的當政者既要應對國際情勢的變化，也要顧及穆斯林的感受。因此唯有採取保持距離的政策，一方與恐怖份子劃清界線，另一方力求正統回教不受傷害，馬來西亞也不例外。馬哈迪醫生將之歸咎於奧沙馬賓拉登肇成的禍害，正是有感而發。
因為馬來西亞是一個回教徒佔大多數的國家，它在80年代已深入回教化運動，也與世界上的每一個回教國家保持良好關係。如今奧沙馬破壞了既定的秩序，馬來西亞確實很難原諒他的 “罪行”。
本來，馬來西亞立國之基在很多方面與土耳其的世俗主義制度有所相似。一方面承認回教是國教，另一方面也確定西方制度的三權分立，將憲法視為最高治國之本。可是隨著回教復興運動的排山倒海而來，土耳其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讓路於以宗教為主的政黨，甚至聯手組成聯合政府。
馬來西亞政府在70年代將回教黨引進內閣，就是希望通過政治的力量來平衡宗教的膨脹，結果取得績效。但1978年回教黨退出國陣後，它在80年代將方向一轉，突出宗教治國的政治鬥爭策略，以和強調民族主義的巫統較量。
在整整10年中，回教黨無所突破，只是局限東海岸一隅，巫統看來已收服了回教黨。豈知在1990年的大選，回教黨又捲土重來，重奪吉蘭丹執政權，不斷宣泄其政教合一的鬥爭目標。接著在1999年的大選，又再有突破，再取下丁加奴州執政權。這給了回教黨更大的“信心”來推行其宗教至上的政治鬥爭。回教刑法先後在吉蘭丹和丁加奴推出，就是要挑戰巫統的宗教立場。
巫統一路來是通過政治推動回教化；而回教黨則反過來是通過宗教推動政治勢力。這兩者力量的消長將會決定國家未來的走向。如果不是安華因素，這種局面將不容易形成。
在911事件後，不論是巫統或回教黨，都有其為難之處，是要重新為回教定位或是重新整合回教的力量，都是在深思之中。當然安華也陷入進退維谷中，他所領導的公正黨正好夾在巫統與回教黨的中間。
馬哈迪在這個時候要公正黨回巢，也不排斥回教黨回歸國陣，正是希望通過不同政見的回教徒集思廣益面對劇變的世界。換句話說，他要通過整合來為回教定位，以便在他退休前找到一個定案。
回教黨也在此有所改變，但希望在大選後再來整合。這不同的時間表只是政治鬥爭的一個手段，不是否定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回教黨與巫統聯手，那些成天咒罵回教黨是“魔鬼”的人，不知要如何面對自己？他們有需為自己和他們的政黨留有餘地。
在1999年大選前，巫統曾促請回教黨聯手討論馬來人團結的問題，結果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未能克服下，雙方不歡而散。這主要是夾帶著政治因素而無法取得共識。當時回教黨仍是替陣的一員，它必須顧及公正黨及行動黨的感受；也就是說，它有政治上的包袱，而且立場與巫統不同，更擔心一談下去會重演1972年回教黨與巫統合作，並在1974年加入國陣後勢力轉弱的後果。因此與其和巫統冰釋前嫌，破鏡重圓，不如保持各自為政的現狀。
大選過後，回教黨基本上是大贏家，躍居成為最大的反對黨，且擁有兩個州的執政權，勢力不可同日而語。這固然是拜安華效應所賜，也是回教黨改弦易轍，突破自己與反對黨大聯合的結果。
行動黨退出替陣
在反對黨方面，受挫的民主行動黨在去年宣佈退出替陣，理由是不能苟同回教黨以宗教治國的政策。
雖然如此，回教黨並沒有因為行動黨的退出替陣而改變或放棄這一既定政策，反而積極推動回教刑法和主張宗教立國的理念。
其實，回教黨的這一主張並非獨創，而是與回教世界的潮流有一定的淵源。
如果說60年代是回教復興的開端，那麼70年代是復興運動已席捲回教世界；如果說 80年代是回教化已取得績效，那麼90年代原教旨主義已在回教世界取得立足點，而跨入千禧年，這個教派更是發展成一股逆流，不僅衝擊回教世界，而且也向西方世界發威。
整體而言，回教復興運動在千禧年已達到頂峰。詎料一個911事件，全盤打亂了回教的秩序和世界的秩序。頓然使回教國家陷入困境，不知如何適應。支持美國打恐和反恐，肯定使回教世界亂成一團；反對美國打恐和反恐，又會被指責庇護國際恐怖主義份子。
在左右為難下，回教國家的當政者既要應對國際情勢的變化，也要顧及穆斯林的感受。因此唯有採取保持距離的政策，一方與恐怖份子劃清界線，另一方力求正統回教不受傷害，馬來西亞也不例外。馬哈迪醫生將之歸咎於奧沙馬賓拉登肇成的禍害，正是有感而發。
因為馬來西亞是一個回教徒佔大多數的國家，它在80年代已深入回教化運動，也與世界上的每一個回教國家保持良好關係。如今奧沙馬破壞了既定的秩序，馬來西亞確實很難原諒他的 “罪行”。
本來，馬來西亞立國之基在很多方面與土耳其的世俗主義制度有所相似。一方面承認回教是國教，另一方面也確定西方制度的三權分立，將憲法視為最高治國之本。可是隨著回教復興運動的排山倒海而來，土耳其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讓路於以宗教為主的政黨，甚至聯手組成聯合政府。
馬來西亞政府在70年代將回教黨引進內閣，就是希望通過政治的力量來平衡宗教的膨脹，結果取得績效。但1978年回教黨退出國陣後，它在80年代將方向一轉，突出宗教治國的政治鬥爭策略，以和強調民族主義的巫統較量。
在整整10年中，回教黨無所突破，只是局限東海岸一隅，巫統看來已收服了回教黨。豈知在1990年的大選，回教黨又捲土重來，重奪吉蘭丹執政權，不斷宣泄其政教合一的鬥爭目標。接著在1999年的大選，又再有突破，再取下丁加奴州執政權。這給了回教黨更大的“信心”來推行其宗教至上的政治鬥爭。回教刑法先後在吉蘭丹和丁加奴推出，就是要挑戰巫統的宗教立場。
巫統一路來是通過政治推動回教化；而回教黨則反過來是通過宗教推動政治勢力。這兩者力量的消長將會決定國家未來的走向。如果不是安華因素，這種局面將不容易形成。
在911事件後，不論是巫統或回教黨，都有其為難之處，是要重新為回教定位或是重新整合回教的力量，都是在深思之中。當然安華也陷入進退維谷中，他所領導的公正黨正好夾在巫統與回教黨的中間。
馬哈迪在這個時候要公正黨回巢，也不排斥回教黨回歸國陣，正是希望通過不同政見的回教徒集思廣益面對劇變的世界。換句話說，他要通過整合來為回教定位，以便在他退休前找到一個定案。
回教黨也在此有所改變，但希望在大選後再來整合。這不同的時間表只是政治鬥爭的一個手段，不是否定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回教黨與巫統聯手，那些成天咒罵回教黨是“魔鬼”的人，不知要如何面對自己？他們有需為自己和他們的政黨留有餘地。
回教刑法否定文明
當“回教國”的議題爭論未息之際，丁加奴州政府接著又拋出“回教刑法”而使到問題越趨複雜。
根據國民醒覺運動的“Aliran”月刊中，有一篇針對回教刑法的答問文章是很值得閱讀的，至少它讓我們比較深入瞭解甚麼是回教刑法？它又對多元種族的國家產生怎樣的衝擊？
本來我們的國家除了憲法外，也有一套回教法，並有回教法庭之設，但它擁有的司法權只適用於回教徒身上，而且一般上處理和裁決的糾紛屬於婚姻、離婚、分居、贍養費，扶養權和遺囑等，除此之外，它也可以針對回教徒觸犯回教條規而施予懲罰。
只適用回教徒
這種專司家庭事務糾紛的回教法，一向以來未有爭議，非回教徒則與此等回教法庭無關，也從未質疑回教法的實施，因為我國的憲法中，對司法制度有個明確的規定，它是屬於三權分立的一環，另兩個是立法（國會）和執法（政府）。
在國家憲法下，司法權是獨立行事，算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部份，因此司法權是全國統一的，分有民事法和刑事法等。由於這種制度引用英國的司法制度，它被形容是世俗性的，並由此認為憲法存在其世俗性。
我國首相馬哈迪醫生在去年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時，也附加指出沒有修憲的必要，這意味著在憲法不改變下，馬來西亞從一個“回教為國教”提昇到“ 馬來西亞是回教國”有人認為在實質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個看法；尤其是民主行動黨的“不要929”，就是衝著 “這種改變”而來。
如果說，一時之間，我們還看不出“國教是國教”和“馬來西亞是回教國”有甚麼根本的不同處，那麼“回教刑法”的出籠就具體化了回教法的步驟。
不論是在“929”之前或之後，回教黨並沒有放棄以“回教立國”的意願。雖然在巴哈魯丁領導的時代（1956-1969），回教黨沒有刻意要成立“回教國”；雖然在阿斯里領導的年代（1969-1980），回教黨也符合巫統的鬥爭目標，不刻意調宗教至上，但轉入80年代，回教黨在改頭換面下，提出了宗教主義來抗衡巫統的民族主義。
當回教黨於1990年重奪回吉蘭丹州政權時，便在1993年通過州議會提出了回教刑法。與其組聯合政府的46精神黨也無異議。因為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吉蘭丹的回教刑法被懸掛而不能付諸實行。可是回教黨從未撤回已被州議會接納的回教刑法。
到了1999年，丁加奴又再落入回教黨手中，致使回教黨的宗教路線更加彰顯，它果然在今年又在州議會通過“較為完整的回教刑法”。顯然是向巫統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作挑戰，它企圖要巫統解釋既然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為何不能實施回教刑法？
巫統在某種程度上，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但也不甘示弱對回教黨的“回教刑法 ”進行反擊，並以中央政府的權力不同意丁加奴這樣子做，這除了涉及政治權力的鬥爭外，也包含了治國理念的各有一套。
回教黨為什麼執意通過回教刑法？根據丁加奴州務大臣哈迪阿旺的解釋是：有助於遏止罪案的加劇。雖然他也苦口婆心向非回教徒解釋不實施在非回教徒的身上，並認為回教刑法可以維護社會的治安，起著攝服的作用，尤其是足以阻嚇某些人以身試法，而作奸犯科，可是非回教徒仍然很難接受採取中世紀的“重典手段 ”引用在現今的21世紀的 社會。人們質疑的是：為甚麼要走回頭路？為甚麼不能與時並進？
如果我們了解“回教刑法”的內容，就會對這種法律持保留和難於認同的態度。因為回教黨已把目前的“家庭糾紛的回教法‘晉級到’處理罪案的刑事法”。顯然是要使到一個國家擁有兩種司法制度，一個是原來的法律制度，另一個則是回教黨所要建立的。
所謂回教刑法涵蓋了很廣的範圍，例如盜竊、打搶、通奸、誣告、喝酒和叛教，同時也伸展到處理殺人和傷人案。一旦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犯罪者可能被斷肢或處死，犯通奸罪者也可能會被石頭擲死。叛教者若無悔改之意，可能被處死刑。
倒退回中世紀
這樣的條文，自然使人想到手法之殘忍和不人道。雖然犯罪者在原有的法律下，被繩之於法後可能處於重刑，如鞭笞和死刑，或長期監禁，但沒有所謂斷肢和用石頭打死人那樣地教人難以想像，似乎我們已倒退生活在中世紀的時代中。
例如最近尼日利亞有一婦女被指犯下通奸罪，卻被回教法庭判為“罪大惡極”，必須被埋在沙堆中，而頭伸出來，被石頭丟擲到死亡為止。雖然此案已判，有待上訴，但聞之不禁令人膽顫心驚。刑罰之殘忍，無以復加，簡直不知文明為何物。
我們姑且撇開宗教不談，這種刑法確實開文明的大倒車，也是對人權的踐踏。有些國家已廢除死刑，有些國家主張讓死囚“安樂死”，而有些國家正努力將鎗斃死刑改成用打針或電殛，為甚麼還要推行用石頭致死人的懲罰？
哈迪阿旺生在文明的社會，也接受現代文明的價值觀。他為你不能將回教演繹成文明的宗教反而仿傚蘇丹、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國家的做法。
將這些比馬來西亞落後的國家作為榜樣，無疑是否定了馬來西亞的回教文明的。
哈迪阿旺是否也設身處地為已開化的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感受想一想，難道除了宗教外，沒有更好的立國之道嗎？
根據國民醒覺運動的“Aliran”月刊中，有一篇針對回教刑法的答問文章是很值得閱讀的，至少它讓我們比較深入瞭解甚麼是回教刑法？它又對多元種族的國家產生怎樣的衝擊？
本來我們的國家除了憲法外，也有一套回教法，並有回教法庭之設，但它擁有的司法權只適用於回教徒身上，而且一般上處理和裁決的糾紛屬於婚姻、離婚、分居、贍養費，扶養權和遺囑等，除此之外，它也可以針對回教徒觸犯回教條規而施予懲罰。
只適用回教徒
這種專司家庭事務糾紛的回教法，一向以來未有爭議，非回教徒則與此等回教法庭無關，也從未質疑回教法的實施，因為我國的憲法中，對司法制度有個明確的規定，它是屬於三權分立的一環，另兩個是立法（國會）和執法（政府）。
在國家憲法下，司法權是獨立行事，算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部份，因此司法權是全國統一的，分有民事法和刑事法等。由於這種制度引用英國的司法制度，它被形容是世俗性的，並由此認為憲法存在其世俗性。
我國首相馬哈迪醫生在去年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時，也附加指出沒有修憲的必要，這意味著在憲法不改變下，馬來西亞從一個“回教為國教”提昇到“ 馬來西亞是回教國”有人認為在實質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個看法；尤其是民主行動黨的“不要929”，就是衝著 “這種改變”而來。
如果說，一時之間，我們還看不出“國教是國教”和“馬來西亞是回教國”有甚麼根本的不同處，那麼“回教刑法”的出籠就具體化了回教法的步驟。
不論是在“929”之前或之後，回教黨並沒有放棄以“回教立國”的意願。雖然在巴哈魯丁領導的時代（1956-1969），回教黨沒有刻意要成立“回教國”；雖然在阿斯里領導的年代（1969-1980），回教黨也符合巫統的鬥爭目標，不刻意調宗教至上，但轉入80年代，回教黨在改頭換面下，提出了宗教主義來抗衡巫統的民族主義。
當回教黨於1990年重奪回吉蘭丹州政權時，便在1993年通過州議會提出了回教刑法。與其組聯合政府的46精神黨也無異議。因為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吉蘭丹的回教刑法被懸掛而不能付諸實行。可是回教黨從未撤回已被州議會接納的回教刑法。
到了1999年，丁加奴又再落入回教黨手中，致使回教黨的宗教路線更加彰顯，它果然在今年又在州議會通過“較為完整的回教刑法”。顯然是向巫統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作挑戰，它企圖要巫統解釋既然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為何不能實施回教刑法？
巫統在某種程度上，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但也不甘示弱對回教黨的“回教刑法 ”進行反擊，並以中央政府的權力不同意丁加奴這樣子做，這除了涉及政治權力的鬥爭外，也包含了治國理念的各有一套。
回教黨為什麼執意通過回教刑法？根據丁加奴州務大臣哈迪阿旺的解釋是：有助於遏止罪案的加劇。雖然他也苦口婆心向非回教徒解釋不實施在非回教徒的身上，並認為回教刑法可以維護社會的治安，起著攝服的作用，尤其是足以阻嚇某些人以身試法，而作奸犯科，可是非回教徒仍然很難接受採取中世紀的“重典手段 ”引用在現今的21世紀的 社會。人們質疑的是：為甚麼要走回頭路？為甚麼不能與時並進？
如果我們了解“回教刑法”的內容，就會對這種法律持保留和難於認同的態度。因為回教黨已把目前的“家庭糾紛的回教法‘晉級到’處理罪案的刑事法”。顯然是要使到一個國家擁有兩種司法制度，一個是原來的法律制度，另一個則是回教黨所要建立的。
所謂回教刑法涵蓋了很廣的範圍，例如盜竊、打搶、通奸、誣告、喝酒和叛教，同時也伸展到處理殺人和傷人案。一旦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犯罪者可能被斷肢或處死，犯通奸罪者也可能會被石頭擲死。叛教者若無悔改之意，可能被處死刑。
倒退回中世紀
這樣的條文，自然使人想到手法之殘忍和不人道。雖然犯罪者在原有的法律下，被繩之於法後可能處於重刑，如鞭笞和死刑，或長期監禁，但沒有所謂斷肢和用石頭打死人那樣地教人難以想像，似乎我們已倒退生活在中世紀的時代中。
例如最近尼日利亞有一婦女被指犯下通奸罪，卻被回教法庭判為“罪大惡極”，必須被埋在沙堆中，而頭伸出來，被石頭丟擲到死亡為止。雖然此案已判，有待上訴，但聞之不禁令人膽顫心驚。刑罰之殘忍，無以復加，簡直不知文明為何物。
我們姑且撇開宗教不談，這種刑法確實開文明的大倒車，也是對人權的踐踏。有些國家已廢除死刑，有些國家主張讓死囚“安樂死”，而有些國家正努力將鎗斃死刑改成用打針或電殛，為甚麼還要推行用石頭致死人的懲罰？
哈迪阿旺生在文明的社會，也接受現代文明的價值觀。他為你不能將回教演繹成文明的宗教反而仿傚蘇丹、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國家的做法。
將這些比馬來西亞落後的國家作為榜樣，無疑是否定了馬來西亞的回教文明的。
哈迪阿旺是否也設身處地為已開化的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感受想一想，難道除了宗教外，沒有更好的立國之道嗎？
大馬的回教復興運動
看回馬來西亞，也是在70年代掀起回教復興運動。這與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復興大有關連。一個由安華依布拉欣領導的回教青年陣線（ABIM）的出現，印證復興運動之風已吹起，而且發展十分迅速，幾乎令回教黨靠邊站。
莫哈末阿武●甲（Mohammad Abu Bakar）在“Islam Nationalism”一文中這樣說：“隨著 70年代後期與80年代初期宗教的崛起，在馬來社會裡回教思想很明顯地越來越佔優勢。回教作為一個全面性的系統已被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所接受，而不只是限制於回教黨之追隨者或者是回教青年陣線（ABIM）之會員及回轉之馬來青年，甚至是傾向民族主義的巫統領袖也很自由地談論有關遵照回教教義重組社會之需要。這項對回教之推展，尤其是回教普世化本質之看法並將之轉成為行動，很明顯地影響了馬來民族主義。”
當馬哈迪醫生於1981年繼位成為我國第四任首相時，他敏銳地看到這股思潮銳不可擋，因此拉攏ABIM的領袖安華加入巫統，以強化巫統的回教形象。結果成功地在1982年將安華納入巫統，並將ABIM的整個力量轉成對當權派的支持，從而削弱了回教黨的坐大的機會。
“80年代是我國回教化如火如荼推展的年代，隨著回教化政策之引進，政府嘗試在國家行政中注入回教價值觀。同時政府也設立了好幾個回教機構，其中影響深遠的有回教大學、回教銀行、回教化保險之設立及修改憲法121條文以提高回教法庭之地位。”（參閱張文光著“ 三角關係──大馬宗教自由法律淺析”）。
1983年，首相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說：“回教化運動是把回教的價值觀注入國家的行政，回教價值觀的注入有別於實施回教法律。回教法律只會施於回教徒。雖然這個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回教法律，它們並沒有違反回教的需求，而在一些情況下是與回教相符合的。”
世界性的回教復興席捲至馬來西亞已成為一個事實。回教化運動也成為長期推動的工作。在潛移默化下，我國的回教化運動已取得顯著的地位，尤其在馬來社會，引起極大的關注。不過，並不很明顯擺上政治舞台，也沒有刻意在法律方面對建國的根基作根本的改變。某些的修憲適應了回教化運動，但沒有摒棄立國的憲法精神和實質條文，因此法官在判案時往往根據憲法和西方既成的法律來作詮釋。
我國前最高法院院長敦哈密（Tun Abdul Hamid Omar）在1990年這樣說：“我滿有敬意地說，雖然聯邦憲法第三條清楚規定回教是聯合邦之宗教，我們的國家仍然是一個世俗國。此外，本國人民的組合情況：即擁有不同之民族，而各民族也各自獲得了可觀的政治力量及擁有各自之風俗和傳統，逼使我們最好把宗教與法律隔開出來。”
回教黨對於巫統的回教化運動顯然不甚滿意，它要的或是將古蘭經及聖訓擺在較高的地位，以建立一個回教國，而巫統所作的尚未達到這個目標，引致了今日我們正在思索馬來西亞到底是不是已經成了回教國，抑或還有其他更好的解釋？
莫哈末阿武●甲（Mohammad Abu Bakar）在“Islam Nationalism”一文中這樣說：“隨著 70年代後期與80年代初期宗教的崛起，在馬來社會裡回教思想很明顯地越來越佔優勢。回教作為一個全面性的系統已被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所接受，而不只是限制於回教黨之追隨者或者是回教青年陣線（ABIM）之會員及回轉之馬來青年，甚至是傾向民族主義的巫統領袖也很自由地談論有關遵照回教教義重組社會之需要。這項對回教之推展，尤其是回教普世化本質之看法並將之轉成為行動，很明顯地影響了馬來民族主義。”
當馬哈迪醫生於1981年繼位成為我國第四任首相時，他敏銳地看到這股思潮銳不可擋，因此拉攏ABIM的領袖安華加入巫統，以強化巫統的回教形象。結果成功地在1982年將安華納入巫統，並將ABIM的整個力量轉成對當權派的支持，從而削弱了回教黨的坐大的機會。
“80年代是我國回教化如火如荼推展的年代，隨著回教化政策之引進，政府嘗試在國家行政中注入回教價值觀。同時政府也設立了好幾個回教機構，其中影響深遠的有回教大學、回教銀行、回教化保險之設立及修改憲法121條文以提高回教法庭之地位。”（參閱張文光著“ 三角關係──大馬宗教自由法律淺析”）。
1983年，首相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說：“回教化運動是把回教的價值觀注入國家的行政，回教價值觀的注入有別於實施回教法律。回教法律只會施於回教徒。雖然這個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回教法律，它們並沒有違反回教的需求，而在一些情況下是與回教相符合的。”
世界性的回教復興席捲至馬來西亞已成為一個事實。回教化運動也成為長期推動的工作。在潛移默化下，我國的回教化運動已取得顯著的地位，尤其在馬來社會，引起極大的關注。不過，並不很明顯擺上政治舞台，也沒有刻意在法律方面對建國的根基作根本的改變。某些的修憲適應了回教化運動，但沒有摒棄立國的憲法精神和實質條文，因此法官在判案時往往根據憲法和西方既成的法律來作詮釋。
我國前最高法院院長敦哈密（Tun Abdul Hamid Omar）在1990年這樣說：“我滿有敬意地說，雖然聯邦憲法第三條清楚規定回教是聯合邦之宗教，我們的國家仍然是一個世俗國。此外，本國人民的組合情況：即擁有不同之民族，而各民族也各自獲得了可觀的政治力量及擁有各自之風俗和傳統，逼使我們最好把宗教與法律隔開出來。”
回教黨對於巫統的回教化運動顯然不甚滿意，它要的或是將古蘭經及聖訓擺在較高的地位，以建立一個回教國，而巫統所作的尚未達到這個目標，引致了今日我們正在思索馬來西亞到底是不是已經成了回教國，抑或還有其他更好的解釋？
回教黨宗教政治走向 (1) 還是離不開種族政治？
法茲諾在回教黨內的崛起是在70年代當回教黨在阿斯里領導下與巫統合作，並加入國陣後的事。他原是回教青年陣線（Abim）的活躍份子，跟隨發起人安華依布拉欣展開回教復興運動。曾在安華被扣留的一段日子（1974──1976年）擔任代主席。在1974年他也當選回教學者協會（PUM）的秘書長。
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回教黨的黨員，在吉打州成為黨州委和宣傳主任。他是其中一位強烈反對阿斯里把回教黨帶入國陣的人，他指責阿斯里大搞馬來人主義和馬來人文化，儼然是馬來語文及政治操控的捍衛者，比“巫統更加巫統”，並認為這種政策違反了回教的普世精神。
當1978年回教黨與巫統交惡，退出國陣時，法茲諾是參與促成回教黨走回反對黨路線的主要人物之一，不是他們不熱心執政，而是不能認同巫統的政治路線。
在1982年阿斯里大權旁落後，回教黨內的宗教份子乃告抬頭。法茲諾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由那一刻時，回教黨相信宗教的力量可以輔助政治勢力的成長，因而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劃清界線。在回教黨的世界觀中，只有區分回教徒與非回教徒，而捍衛和發展回教是穆斯林應有的職責和本份。回教黨宣稱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對人民的歧視，反對腐化和不合回教教規的施政。
這種不談種族政治，但強調宗教政治的路線也給回教黨帶來一定的困擾和矛盾。因為在馬來西亞獨特的環境中，所有的馬來人都是回教徒。大談回教主義也與馬來人主義不過是咫尺之遙；尤其是在非馬來人的眼中，穆斯林與馬來人幾乎是同一義詞，兩者之間並沒有差別。換句話說，回教黨的突出回教主義政治，在非回教徒看來，是種族主義的另一個代名詞。
對此，回教黨又作出它的區分，它與巫統不同之處是招收黨員時，不是以種族作為標準，而是以宗教為依歸，只要是回教徒，不論是否是馬來人，都可以參加回教黨。聶阿茲更一度揚言，非馬來人也可以當首相，只要他是回教徒（是的，在我國的憲法上，並未列明首相職一定由馬來人擔任）。
但放眼現實社會，又有多少非馬來人成為回教徒？雖然我們不清楚皈依回教的非馬來人（特別指華人）有多少，但回教黨內的華裔回教徒黨員肯定很少，少到幾乎不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這樣一來，回教黨又被歸為馬來人的政黨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種情形下，不論是宗教政治或種族政治，都不能擺脫種族主義的影子。我們可以同意回教黨不搞種族政治，但在國家獨立以來，種族政治一直居於政治主流上，回教黨又如何 “獨善其身”，置身度外於種族政治的洪流中。領導政治主流的巫統、馬華及國大黨都毫不諱言地以種族結構組成的政黨，然後才進行政黨間的合作。從初期的聯盟到今天的國陣，都保持這一特色，而且仍然在主持政局，回教黨要跳出這個框框，又談何容易。這就是為甚麼直到今天，巫統和回教黨都被視為馬來人的政黨，儘管他們的政見不同，鬥爭方式有異，但他們合作的可能性比任何政黨還要直接和容易。
有兩個例子可以窺見回教黨要坐大，必須要依靠外來力量的結合，單靠宗教政治只陷自己於宗教圈子中打滾。
（1）1990年的大選，脫離巫統的東姑拉沙里在組成“46精神黨”後面對大選，他選擇與回教黨合作，試圖擊破巫統對馬來人政治的牢控。回教黨則順東姑拉沙里的勢力乘勢反擊巫統，結果成功奪回吉蘭丹州政權。如果沒有46黨的合作，回教黨可能不易扭轉劣勢。這之後，吉蘭丹就控制在宗教份子的手中，一直到今天。
（2）1999年的大選，被巫統革職的安華依布拉欣在其妻子旺阿茲莎領導下，成立“國民公正黨”。通過公正黨的拉攏，回教黨和行動黨及人民黨終於走在一邊，結成反對黨陣線（簡稱替陣）。這種“歷史性”的單挑執政黨的鬥爭，也使到回教黨成為大贏家。如果不是 “安華效應”，如果不是安華被推舉為反對黨陣線的精神領袖，回教黨不會有今天的 “輝煌戰果”。這又印證回教黨不能只靠“宗教政治吃糊”，而是必須審時度勢，借助黨外的力量形成大氣候。
由上述的兩個實例，我們不難看到回教堂的政治成果有需要借功巫統的分裂力量；有需要得到更多馬來人的認同，才有機會“順勢而上”。
一旦回教黨成為國內的最大反對黨，又多執政一個州（丁加奴）後，它不應忘記是甚麼因素促成今日的政治局面。假如相信是回教黨的宗教政治發揮無窮的影響力，那是對現實轉變的忽視，也是對現實政治的“視而不聞”。
法茲諾知道這一點，其他領袖也應該有所領悟，但黨內的一股宗教勢力卻不作此想，在宗教政治領袖的默許與姑息下，回教黨的宗教政治浮出抬面了，這不是法茲諾所能阻止的，他也因此不得不強調宗教治國，挑戰巫統對“回教國”的立場。
為甚麼回教黨執意要創立“回教國”？這與目前的領導人的強烈宗教意識有關。他們認為時機已告成熟，以考驗巫統對回教的“忠誠”。這樣一來，馬來西亞變成“巫統的回教國”與 “回教黨的回教國”之爭。它們在爭甚麼，不能用宗教的角度看問題，只能視為馬來人政治鬥爭的角力。
法茲諾的逝世和馬哈迪準備明年交棒，正展示了新一輪的鬥爭已拉開序幕。
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回教黨的黨員，在吉打州成為黨州委和宣傳主任。他是其中一位強烈反對阿斯里把回教黨帶入國陣的人，他指責阿斯里大搞馬來人主義和馬來人文化，儼然是馬來語文及政治操控的捍衛者，比“巫統更加巫統”，並認為這種政策違反了回教的普世精神。
當1978年回教黨與巫統交惡，退出國陣時，法茲諾是參與促成回教黨走回反對黨路線的主要人物之一，不是他們不熱心執政，而是不能認同巫統的政治路線。
在1982年阿斯里大權旁落後，回教黨內的宗教份子乃告抬頭。法茲諾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由那一刻時，回教黨相信宗教的力量可以輔助政治勢力的成長，因而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劃清界線。在回教黨的世界觀中，只有區分回教徒與非回教徒，而捍衛和發展回教是穆斯林應有的職責和本份。回教黨宣稱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對人民的歧視，反對腐化和不合回教教規的施政。
這種不談種族政治，但強調宗教政治的路線也給回教黨帶來一定的困擾和矛盾。因為在馬來西亞獨特的環境中，所有的馬來人都是回教徒。大談回教主義也與馬來人主義不過是咫尺之遙；尤其是在非馬來人的眼中，穆斯林與馬來人幾乎是同一義詞，兩者之間並沒有差別。換句話說，回教黨的突出回教主義政治，在非回教徒看來，是種族主義的另一個代名詞。
對此，回教黨又作出它的區分，它與巫統不同之處是招收黨員時，不是以種族作為標準，而是以宗教為依歸，只要是回教徒，不論是否是馬來人，都可以參加回教黨。聶阿茲更一度揚言，非馬來人也可以當首相，只要他是回教徒（是的，在我國的憲法上，並未列明首相職一定由馬來人擔任）。
但放眼現實社會，又有多少非馬來人成為回教徒？雖然我們不清楚皈依回教的非馬來人（特別指華人）有多少，但回教黨內的華裔回教徒黨員肯定很少，少到幾乎不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這樣一來，回教黨又被歸為馬來人的政黨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種情形下，不論是宗教政治或種族政治，都不能擺脫種族主義的影子。我們可以同意回教黨不搞種族政治，但在國家獨立以來，種族政治一直居於政治主流上，回教黨又如何 “獨善其身”，置身度外於種族政治的洪流中。領導政治主流的巫統、馬華及國大黨都毫不諱言地以種族結構組成的政黨，然後才進行政黨間的合作。從初期的聯盟到今天的國陣，都保持這一特色，而且仍然在主持政局，回教黨要跳出這個框框，又談何容易。這就是為甚麼直到今天，巫統和回教黨都被視為馬來人的政黨，儘管他們的政見不同，鬥爭方式有異，但他們合作的可能性比任何政黨還要直接和容易。
有兩個例子可以窺見回教黨要坐大，必須要依靠外來力量的結合，單靠宗教政治只陷自己於宗教圈子中打滾。
（1）1990年的大選，脫離巫統的東姑拉沙里在組成“46精神黨”後面對大選，他選擇與回教黨合作，試圖擊破巫統對馬來人政治的牢控。回教黨則順東姑拉沙里的勢力乘勢反擊巫統，結果成功奪回吉蘭丹州政權。如果沒有46黨的合作，回教黨可能不易扭轉劣勢。這之後，吉蘭丹就控制在宗教份子的手中，一直到今天。
（2）1999年的大選，被巫統革職的安華依布拉欣在其妻子旺阿茲莎領導下，成立“國民公正黨”。通過公正黨的拉攏，回教黨和行動黨及人民黨終於走在一邊，結成反對黨陣線（簡稱替陣）。這種“歷史性”的單挑執政黨的鬥爭，也使到回教黨成為大贏家。如果不是 “安華效應”，如果不是安華被推舉為反對黨陣線的精神領袖，回教黨不會有今天的 “輝煌戰果”。這又印證回教黨不能只靠“宗教政治吃糊”，而是必須審時度勢，借助黨外的力量形成大氣候。
由上述的兩個實例，我們不難看到回教堂的政治成果有需要借功巫統的分裂力量；有需要得到更多馬來人的認同，才有機會“順勢而上”。
一旦回教黨成為國內的最大反對黨，又多執政一個州（丁加奴）後，它不應忘記是甚麼因素促成今日的政治局面。假如相信是回教黨的宗教政治發揮無窮的影響力，那是對現實轉變的忽視，也是對現實政治的“視而不聞”。
法茲諾知道這一點，其他領袖也應該有所領悟，但黨內的一股宗教勢力卻不作此想，在宗教政治領袖的默許與姑息下，回教黨的宗教政治浮出抬面了，這不是法茲諾所能阻止的，他也因此不得不強調宗教治國，挑戰巫統對“回教國”的立場。
為甚麼回教黨執意要創立“回教國”？這與目前的領導人的強烈宗教意識有關。他們認為時機已告成熟，以考驗巫統對回教的“忠誠”。這樣一來，馬來西亞變成“巫統的回教國”與 “回教黨的回教國”之爭。它們在爭甚麼，不能用宗教的角度看問題，只能視為馬來人政治鬥爭的角力。
法茲諾的逝世和馬哈迪準備明年交棒，正展示了新一輪的鬥爭已拉開序幕。
回教黨宗教政治走向 (2) 法茲諾帶出的局面
回教黨主席法茲諾（Fadzir Noor）於6月23日的逝世是值得關心政治的人士給予重視，因為不論你是否支持回教黨或是否認同回教黨的鬥爭理念，你必須承認回教黨將因黨領袖的更迭而對國家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影響。
與巫統比較，回教黨自然沒有這麼大的牽動力，但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政黨經過五十有餘年的鬥爭，已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在任何時候都對國人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尤其是身處在一個已被宣佈為“回教國”的國家內，我們都不能避免回教施政和回教鬥爭帶來的變化。
法茲諾被政界人士形容為“平和與中庸”的回教黨領袖，因而對他的逝世感到遺憾，因為他們不知道接替他之後的黨領袖會不會“保持”這樣的政策？
為人平和中庸
我們不懷疑法茲諾在政治言論上比較溫和而不偏激，但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和黨的政策來衡量這個黨的走向。
在回教黨的歷史中，比較著名的領袖是早期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巴哈魯汀醫生。他在殖民地時期是位反英鬥士，也與印尼的“獨立之父”蘇卡諾總統（現任印尼總統梅嘉瓦蒂的父親）有良好的關係。在投入回教黨之前，他是勢力甚為強大的馬來人國民黨（PKMM）的主席，其他領導人有布斯達曼（於1955年創組人民黨）及依薩（1959年擔任勞工黨主席）。這個黨在 1950年被英政府查禁，指它受共黨滲透。
1955年巴哈魯汀與布斯達曼共組人民黨，翌年被回教黨邀請出任主席，一直到1969年去世為止（1965年巴哈魯汀與勞工黨主席依薩等人一起被捕，政府指控他們意圖在巴基斯坦成立海外流亡政府）。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回教黨與印尼的關係密切，而且具有社會主議的思想。但在此之後的黨主席阿斯里（吉蘭丹州務大臣）於1969年大選後，已改變巴哈魯汀路線，將回教黨的“社會主義形象”洗掉，走馬來人主義路線，進而與巫統合作，並投進國陣的懷抱。
1978年回教黨與巫統關係惡化，退出國陣。先在吉蘭丹州選中失去政權，又在國會大選中失去優勢，回教黨跌入谷底。阿斯里也失去魅力。黨內一批具有宗教色彩的知識份子成為新一派的領導人。
接替阿斯里黨主席位置的是來自檳城的尤索拉哇（Ustaz Yusuf Rawa）（曾經發生過宗教衝突的甘榜拉哇，就是早期屬於拉哇家族的地方），其他領袖有聶阿茲（目前的吉蘭丹州務大臣）、哈迪阿旺（目前的丁加奴州務大臣）及出任尤索拉哇副手（署理主席）的法茲諾。他們把回教黨轉向宗教政治鬥爭的方向，而且高舉朱基菲的鬥爭路線。朱基菲（Ustaz Zulkifee bin Mohammad）是巴哈魯汀時代的黨署理主席，是回教黨的攻治慧星，被視為是黨的設計師。年輕時曾參加巫統的鬥爭，反對英國提出的Malayan Union政制。畢業自開羅的美國大學後，醉心於宗教研究，並在回國後參與成立回教學院（即今日的回教國際大學前身），兼任講師，較後被回教黨人尊稱為教授。
朱基菲從 1956年起即出任回教黨署理主席，一直到1964年車禍逝世。他對回教黨的貢獻在於為黨制訂回教的政治鬥爭路線。曾兩度挑戰巴哈魯汀的領導權皆失敗，但仍被黨視為未來的領袖。他在1959年及1964年兩度在吉蘭丹州當選國會議員。
正由於回教黨自身的蛻變，積極投身於宗教政治，因而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有所不同。1989年，法茲諾接過尤索拉哇黨主席的位子時，回教黨的宗教政治觀已告成熟和具體成形。他因此與署理主席哈迪阿旺及長老聶阿茲成為回教黨的鐵三角。
我們從回教黨秘書長納沙魯汀（Nasharudin Mat Isa）於公元2000年提出的“回教黨的哲學、政策、鬥爭和願景”的論文中看到這個黨強調的是宗教的政治鬥爭，而不是種族的政治鬥爭，而且毫不諱言地認同朱基菲是黨的精神領袖和政策制訂的先行者。法茲諾作為黨的主席，自然不能乖離黨的方針和政策。
正由於回教黨堅持宗教理念的治國方針，也導致巫統在80年代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加速行政的回教化。首相馬哈迪在這方面起了重要和決定性的作用。
1990年的大選，回教黨重奪回吉蘭丹州政權，強化了法茲諾的領導地位。有趣的是法茲諾不是吉蘭丹人，而是來自吉打的鄉區，他和馬哈迪屬同一個州屬。
1999年的大選，憑著安華效應，法茲諾領導回教黨一躍而成為國內最大的反對黨（在國會193席中擁有27席），不但保住吉蘭丹州政權，尚且攻陷丁加奴，成為執政者。這一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績，對法茲諾來說是處於最巔峰的狀態。
伴隨而來的就是回教政治鬥爭進一步提昇，法茲諾就是這個鬥爭的帶路人。他對巫統施加的壓力與日俱增，並進一步挑戰巫統表明對回教地位的態度。
挑戰巫統表態
法茲諾與朱基菲一樣，也是畢業自埃及開羅的，又是精通於回教法。因此基本上，他與哈迪阿旺及聶阿茲是同一鬥爭陣線的領導人。
公元2001年，首相馬哈迪醫生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正是回應了回教黨的挑戰，但也印證了巫統正和回教黨在進行宗教鬥爭，以爭取回教徒的支持。
也許兩個政黨對“回教國”有不同的詮釋，但對古蘭經的擁護則沒有兩樣。
這樣一來，馬來西亞人，不論屬於何種宗教，也不論是馬來人或非馬來人，都不得不生活在這樣的演變的時局中，這就是回教黨衝擊下和巫統轉變下的一個新局面。
隨著法茲諾的辭世，回教黨的未來動向是頗令人關注的。因為它的任何策略的調整，足以影響國家的未來。
與巫統比較，回教黨自然沒有這麼大的牽動力，但我們不能忽視這個政黨經過五十有餘年的鬥爭，已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在任何時候都對國人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尤其是身處在一個已被宣佈為“回教國”的國家內，我們都不能避免回教施政和回教鬥爭帶來的變化。
法茲諾被政界人士形容為“平和與中庸”的回教黨領袖，因而對他的逝世感到遺憾，因為他們不知道接替他之後的黨領袖會不會“保持”這樣的政策？
為人平和中庸
我們不懷疑法茲諾在政治言論上比較溫和而不偏激，但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和黨的政策來衡量這個黨的走向。
在回教黨的歷史中，比較著名的領袖是早期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巴哈魯汀醫生。他在殖民地時期是位反英鬥士，也與印尼的“獨立之父”蘇卡諾總統（現任印尼總統梅嘉瓦蒂的父親）有良好的關係。在投入回教黨之前，他是勢力甚為強大的馬來人國民黨（PKMM）的主席，其他領導人有布斯達曼（於1955年創組人民黨）及依薩（1959年擔任勞工黨主席）。這個黨在 1950年被英政府查禁，指它受共黨滲透。
1955年巴哈魯汀與布斯達曼共組人民黨，翌年被回教黨邀請出任主席，一直到1969年去世為止（1965年巴哈魯汀與勞工黨主席依薩等人一起被捕，政府指控他們意圖在巴基斯坦成立海外流亡政府）。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回教黨與印尼的關係密切，而且具有社會主議的思想。但在此之後的黨主席阿斯里（吉蘭丹州務大臣）於1969年大選後，已改變巴哈魯汀路線，將回教黨的“社會主義形象”洗掉，走馬來人主義路線，進而與巫統合作，並投進國陣的懷抱。
1978年回教黨與巫統關係惡化，退出國陣。先在吉蘭丹州選中失去政權，又在國會大選中失去優勢，回教黨跌入谷底。阿斯里也失去魅力。黨內一批具有宗教色彩的知識份子成為新一派的領導人。
接替阿斯里黨主席位置的是來自檳城的尤索拉哇（Ustaz Yusuf Rawa）（曾經發生過宗教衝突的甘榜拉哇，就是早期屬於拉哇家族的地方），其他領袖有聶阿茲（目前的吉蘭丹州務大臣）、哈迪阿旺（目前的丁加奴州務大臣）及出任尤索拉哇副手（署理主席）的法茲諾。他們把回教黨轉向宗教政治鬥爭的方向，而且高舉朱基菲的鬥爭路線。朱基菲（Ustaz Zulkifee bin Mohammad）是巴哈魯汀時代的黨署理主席，是回教黨的攻治慧星，被視為是黨的設計師。年輕時曾參加巫統的鬥爭，反對英國提出的Malayan Union政制。畢業自開羅的美國大學後，醉心於宗教研究，並在回國後參與成立回教學院（即今日的回教國際大學前身），兼任講師，較後被回教黨人尊稱為教授。
朱基菲從 1956年起即出任回教黨署理主席，一直到1964年車禍逝世。他對回教黨的貢獻在於為黨制訂回教的政治鬥爭路線。曾兩度挑戰巴哈魯汀的領導權皆失敗，但仍被黨視為未來的領袖。他在1959年及1964年兩度在吉蘭丹州當選國會議員。
正由於回教黨自身的蛻變，積極投身於宗教政治，因而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有所不同。1989年，法茲諾接過尤索拉哇黨主席的位子時，回教黨的宗教政治觀已告成熟和具體成形。他因此與署理主席哈迪阿旺及長老聶阿茲成為回教黨的鐵三角。
我們從回教黨秘書長納沙魯汀（Nasharudin Mat Isa）於公元2000年提出的“回教黨的哲學、政策、鬥爭和願景”的論文中看到這個黨強調的是宗教的政治鬥爭，而不是種族的政治鬥爭，而且毫不諱言地認同朱基菲是黨的精神領袖和政策制訂的先行者。法茲諾作為黨的主席，自然不能乖離黨的方針和政策。
正由於回教黨堅持宗教理念的治國方針，也導致巫統在80年代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加速行政的回教化。首相馬哈迪在這方面起了重要和決定性的作用。
1990年的大選，回教黨重奪回吉蘭丹州政權，強化了法茲諾的領導地位。有趣的是法茲諾不是吉蘭丹人，而是來自吉打的鄉區，他和馬哈迪屬同一個州屬。
1999年的大選，憑著安華效應，法茲諾領導回教黨一躍而成為國內最大的反對黨（在國會193席中擁有27席），不但保住吉蘭丹州政權，尚且攻陷丁加奴，成為執政者。這一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績，對法茲諾來說是處於最巔峰的狀態。
伴隨而來的就是回教政治鬥爭進一步提昇，法茲諾就是這個鬥爭的帶路人。他對巫統施加的壓力與日俱增，並進一步挑戰巫統表明對回教地位的態度。
挑戰巫統表態
法茲諾與朱基菲一樣，也是畢業自埃及開羅的，又是精通於回教法。因此基本上，他與哈迪阿旺及聶阿茲是同一鬥爭陣線的領導人。
公元2001年，首相馬哈迪醫生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正是回應了回教黨的挑戰，但也印證了巫統正和回教黨在進行宗教鬥爭，以爭取回教徒的支持。
也許兩個政黨對“回教國”有不同的詮釋，但對古蘭經的擁護則沒有兩樣。
這樣一來，馬來西亞人，不論屬於何種宗教，也不論是馬來人或非馬來人，都不得不生活在這樣的演變的時局中，這就是回教黨衝擊下和巫統轉變下的一個新局面。
隨著法茲諾的辭世，回教黨的未來動向是頗令人關注的。因為它的任何策略的調整，足以影響國家的未來。
回教黨宗教政治走向 (3) 哈迪阿旺是再版朱基菲？
教黨帶來一定的變化。取代其位而出任代主席的是黨的署理主席，也是丁加奴州務大臣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
哈迪阿旺在回教黨內的地位猶如60年代回教黨署理主席朱基菲的角色。朱基菲雖未能越過當時的黨主席巴哈魯汀醫生，但他的濃厚宗教政治的氣息使他在後來成為回教黨的“指路明燈 ”，而不是擔任主席的巴哈魯汀。巴哈魯汀的“中庸”與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領導，淡化了回教黨予外界的“宗教政黨”的形象。
無獨有偶，法茲諾也是予人“中庸”與具有“溫和回教政治”的領導人，而哈迪阿旺則被認為是黨內的“激進派”與“政策的操控者”，因為他身居丁加奴州務大臣，擁有實權推動回教政策，這不是法茲諾所能阻止的。事實上，法茲諾作為回教的捍衛者，他是不可能也不會反對哈迪阿旺的政策。
即使法茲諾仍在世，他也只是當年的巴哈魯汀，而哈迪阿旺則是不折不扣的再世朱基菲。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哈迪阿旺的背景，不難發現他與朱基菲的背景大同小異，彼此都是在埃及的大學受教育，而且專攻回教學回教法，前者更是考獲碩士學位。兩人的身上流著同樣的血液──宗教加政治的熱衷。
哈迪阿旺為了貫徹朱基菲的政治哲學（朱基菲已被回教黨視為精神領袖。他不幸在1964年車禍逝世。若他沒遇難，可以肯定在1969年接替巴哈魯汀逝世後的空缺是朱基菲，而不是當任的吉蘭丹州務大臣阿斯里）。
他強烈地反對種族主義，也一度反對政府推行新經濟政策，因而被巫統視為“反馬來人”份子。
不過，哈迪阿旺不理會種種的指控，他依然鼓吹回教主義，他認為回教是與政治分不開的，政治權力應為回教服務。果然在1999年大選，回教黨執政丁加奴州後，他決意通過政治權力彰顯回教法。
備受爭議的回教刑事法案在丁加奴州議會通過（7月8日的州立法議會上，28名回教黨議員支持通過，4名巫統議員棄權）明顯地展現了哈迪阿旺不理一切阻撓和非議，也要推行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哈迪阿旺這樣說：“回教刑事法案”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Hudud and Qisas Bill）在目前只適用於回教徒，當時機成熟時，才回推行至非回教徒身上。我們會給回教徒時間，因為回教是寬容的。這就是回教美好的一面，只有人民充份了解後，才會全面推行回教法。”
他否認這樣做是為了政治資本，但他這樣說：“政治不應與回教分開。身為一名回教徒，是有責任和義務讓回教黨行使其政治權力推行回教刑法，即使因此而在未來的大選中失敗，回教黨也不會感到罪過，而是為了真主的職責所在。”
從哈迪阿旺的言論中，我們得到的印象（或結論）是回教黨不惜代價強化回教法，這是回教黨的鬥爭目標，也是義不容辭的。回教黨已明明白白表達回教與政治是分不開的，任何鼓吹 “政教分家論”，在回教徒看來都是錯誤和不尊重回教的。
在這方面，首相馬哈迪醫生指責回教黨玩政治把戲，以爭取支持。他否定這是“真主的法律 ”，而認為是回教黨的人為法律，明知道中央政府反對，回教黨還是要這樣做，企圖爭取同情與支持。
在聯邦憲法下，凡是州法律及法案，若不符聯邦條例，一概無效。這就是說，州立法議會通過的法律能否實行，還要過聯邦政府這一關。哈迪阿旺了解這一點，他就是要用這樣的法案來挑戰巫統的立場和態度，正如哈迪阿旺承認回教與政治分不開，因此不論你如何詮釋此舉是政治手段，哈迪阿旺還是要硬碰巫統。
在這場鬥爭中，哈迪阿旺顯然給巫統出了難題，以致它的州議員在議會內棄權（棄權可以說反對，但也可以說反對不來，較恰當的解釋是“無聲的抗議”和“放棄反對的權力”），以免被回教黨利用說是反回教。但在局外人看來，也許有其他的解釋。
本文無意探討刑事法的內容，但總是很難明白為何要將中世紀時的回教刑法抬到21世紀的時代？彼此相隔逾千年，不但人和事已時過境遷，連生活習慣和知識也大不相同，難道現代人已迷失方向，沉淪在亂世中，非得用重典不可（古人說治亂世，用重典）。如果是認為現代人不如古代人的話，那麼科技的發達不可能一日千里，人類生活也不可能朝向全球化。現代人比古人更有智慧和學問是不爭的事實。沒有人否認人人必須受控於法律和尊重法律，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但任何的法律都要與時並進，而且要符合現代和開化的社會。
當人類不再愚昧，當新的犯罪在現代社會中變得更狡黠的時候，對付罪犯的方法是修訂和強化既有的法律，使之完善和更能填補漏洞。
就現實而言，我們並沒有生活在亂世中，人類也絕大多數能明辨是非，用古代的重典是否是合適的呢？
再者，用宗教來掌控政治趨向是否是適合當今的社會，是否是人類所渴求的？都是值得回教黨深思的大問題，如果它的領導人能跳出宗教的框框，放長眼光探討問題，包括政治問題，不是更能顯示政治的活力而不是奉行教條主義？
哈迪阿旺能否走出朱基菲的“宗教治國論”是判定他是宗教師或政治家的最大考驗！
哈迪阿旺在回教黨內的地位猶如60年代回教黨署理主席朱基菲的角色。朱基菲雖未能越過當時的黨主席巴哈魯汀醫生，但他的濃厚宗教政治的氣息使他在後來成為回教黨的“指路明燈 ”，而不是擔任主席的巴哈魯汀。巴哈魯汀的“中庸”與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領導，淡化了回教黨予外界的“宗教政黨”的形象。
無獨有偶，法茲諾也是予人“中庸”與具有“溫和回教政治”的領導人，而哈迪阿旺則被認為是黨內的“激進派”與“政策的操控者”，因為他身居丁加奴州務大臣，擁有實權推動回教政策，這不是法茲諾所能阻止的。事實上，法茲諾作為回教的捍衛者，他是不可能也不會反對哈迪阿旺的政策。
即使法茲諾仍在世，他也只是當年的巴哈魯汀，而哈迪阿旺則是不折不扣的再世朱基菲。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哈迪阿旺的背景，不難發現他與朱基菲的背景大同小異，彼此都是在埃及的大學受教育，而且專攻回教學回教法，前者更是考獲碩士學位。兩人的身上流著同樣的血液──宗教加政治的熱衷。
哈迪阿旺為了貫徹朱基菲的政治哲學（朱基菲已被回教黨視為精神領袖。他不幸在1964年車禍逝世。若他沒遇難，可以肯定在1969年接替巴哈魯汀逝世後的空缺是朱基菲，而不是當任的吉蘭丹州務大臣阿斯里）。
他強烈地反對種族主義，也一度反對政府推行新經濟政策，因而被巫統視為“反馬來人”份子。
不過，哈迪阿旺不理會種種的指控，他依然鼓吹回教主義，他認為回教是與政治分不開的，政治權力應為回教服務。果然在1999年大選，回教黨執政丁加奴州後，他決意通過政治權力彰顯回教法。
備受爭議的回教刑事法案在丁加奴州議會通過（7月8日的州立法議會上，28名回教黨議員支持通過，4名巫統議員棄權）明顯地展現了哈迪阿旺不理一切阻撓和非議，也要推行他認為應該做的事。
哈迪阿旺這樣說：“回教刑事法案” （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Hudud and Qisas Bill）在目前只適用於回教徒，當時機成熟時，才回推行至非回教徒身上。我們會給回教徒時間，因為回教是寬容的。這就是回教美好的一面，只有人民充份了解後，才會全面推行回教法。”
他否認這樣做是為了政治資本，但他這樣說：“政治不應與回教分開。身為一名回教徒，是有責任和義務讓回教黨行使其政治權力推行回教刑法，即使因此而在未來的大選中失敗，回教黨也不會感到罪過，而是為了真主的職責所在。”
從哈迪阿旺的言論中，我們得到的印象（或結論）是回教黨不惜代價強化回教法，這是回教黨的鬥爭目標，也是義不容辭的。回教黨已明明白白表達回教與政治是分不開的，任何鼓吹 “政教分家論”，在回教徒看來都是錯誤和不尊重回教的。
在這方面，首相馬哈迪醫生指責回教黨玩政治把戲，以爭取支持。他否定這是“真主的法律 ”，而認為是回教黨的人為法律，明知道中央政府反對，回教黨還是要這樣做，企圖爭取同情與支持。
在聯邦憲法下，凡是州法律及法案，若不符聯邦條例，一概無效。這就是說，州立法議會通過的法律能否實行，還要過聯邦政府這一關。哈迪阿旺了解這一點，他就是要用這樣的法案來挑戰巫統的立場和態度，正如哈迪阿旺承認回教與政治分不開，因此不論你如何詮釋此舉是政治手段，哈迪阿旺還是要硬碰巫統。
在這場鬥爭中，哈迪阿旺顯然給巫統出了難題，以致它的州議員在議會內棄權（棄權可以說反對，但也可以說反對不來，較恰當的解釋是“無聲的抗議”和“放棄反對的權力”），以免被回教黨利用說是反回教。但在局外人看來，也許有其他的解釋。
本文無意探討刑事法的內容，但總是很難明白為何要將中世紀時的回教刑法抬到21世紀的時代？彼此相隔逾千年，不但人和事已時過境遷，連生活習慣和知識也大不相同，難道現代人已迷失方向，沉淪在亂世中，非得用重典不可（古人說治亂世，用重典）。如果是認為現代人不如古代人的話，那麼科技的發達不可能一日千里，人類生活也不可能朝向全球化。現代人比古人更有智慧和學問是不爭的事實。沒有人否認人人必須受控於法律和尊重法律，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但任何的法律都要與時並進，而且要符合現代和開化的社會。
當人類不再愚昧，當新的犯罪在現代社會中變得更狡黠的時候，對付罪犯的方法是修訂和強化既有的法律，使之完善和更能填補漏洞。
就現實而言，我們並沒有生活在亂世中，人類也絕大多數能明辨是非，用古代的重典是否是合適的呢？
再者，用宗教來掌控政治趨向是否是適合當今的社會，是否是人類所渴求的？都是值得回教黨深思的大問題，如果它的領導人能跳出宗教的框框，放長眼光探討問題，包括政治問題，不是更能顯示政治的活力而不是奉行教條主義？
哈迪阿旺能否走出朱基菲的“宗教治國論”是判定他是宗教師或政治家的最大考驗！
回教黨宗教政治走向 (4) 回教刑法VS回教國
丁加奴州政府通過的“回教刑事法”已引起法律的爭執。聯邦法院於本月11日批准一名律師再益依布拉欣的申請，讓他可以在法庭挑戰“回教刑法”是否合乎憲法。由於丁加奴州剛通過，手續尚未完成，因此法院只批准挑戰吉蘭丹州通過的回教刑法。
針對此事，總檢察長阿都干尼這樣說：“吉蘭丹州回教刑事法的有效性，涉及公眾利益，因此作為國內最高法庭的聯邦法院，應一勞永逸解決這宗涉及聯邦憲法課題的案件。”
涉及公眾利益
他還認為有關的案件是值得爭議的。
所謂“回教刑法”，我們一般上簡化為“斷肢法”。這只是回教刑法的一部分，因為根據丁加奴州通過的回教刑法，它包括三個類別，其一是Hudud，對酗酒、通姦和偷竊、搶劫及叛教案的刑罰；其二是Qisas，對殺人，傷人案的刑罰；其三是Takzir，當案件審訊時，法官不能使用Hudud或Qisas刑罰判決時，法官可自行裁決。
這些的刑罰被回教黨視為是屬於古蘭經及聖訓（先知言行錄）的一部分，因此當它在州立法議會提出這項法案時，就認定是回教徒必須依古蘭經行事的重要步驟。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注意到巫統在丁加奴州的州議員採取棄權的方式；而當1993 年吉蘭丹州回教黨提出回教刑法時，它仍是與46精神黨合組成吉蘭丹州政府。換句話說，46黨並沒有反對回教黨這樣做，如今46黨已解散，且在1996年解散重回巫統懷抱。
由這樣來看，馬來人的政黨或議員有一定的難度在政治上直截了當反對回教刑法，因為身為回教徒，他們在表態時顯然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回教黨就是看準這一點，把回教刑法帶入政治鬥爭中。
巫統形容為回教黨的政治手段外，也沒有否定中世紀時的回教國家曾有這樣的法律，而所爭議的是：回政黨不是提出“真主的刑法”，而是懷有政治目的提出“回教黨的刑法”，目的是迫使巫統迎合回教黨的挑戰。
這裡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吉蘭丹已在1993年通過回教刑法，為何一直未被推行？因為它不被聯邦政府認同，因此一直被懸掛著，漸為人淡忘，可是在最近又成為熱門課題，那是因為丁加奴也通過回教刑法。這一下子，問題變得緊迫與重要起來，不但形成重大的政治課題，也考驗中央政府的意志。丁加奴州政府此舉無疑是向巫統發出第二個訊號，雖然它明知道在未得到中央政府支持下，通過了也不能執行。正如吉蘭丹州政府一樣，丁加奴要知道中央如何回應和持甚麼立場？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回教黨刻意刺激巫統，以讓國內的馬來選民作出裁決。而牢控中央政府的巫統，自然是不會讓回教黨引導這場鬥爭。它除了對回教黨煞車外，也需要採取主動進行反擊。這涉及兩黨在回教問題上的鬥爭，其他政黨，不論在朝或在野，似乎不知道如何插足其中。
刻意刺激巫統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律師要挑戰回教黨立法的有效性，可謂是政治鬥爭外的一場法律鬥爭。我們估計這也是一項長期鬥爭，而且也不能否定帶有的政治含意。
這位律師所爭執的是，吉蘭丹州政府的權限有所限制，它不能通過與聯邦政府抵觸的法律。
當然從法律的角度詮釋，任何州憲法與聯邦憲法相抵觸時，州法律是無效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回教黨既然明知有此法律，卻執意要推出這樣的法案，也許法律沒有限制不可這樣做，也就準備讓中央政府宣佈其法案無效，以便展開一場政治鬥爭。至於再益依布拉欣律師的用意，則是希望法院能作出判決，阻止任何州政府蓄意提出有違聯邦憲法的法案，以便日後不會再有人拿法案挑戰法律。
我們不知道案件的審判結果如何，但我們認為不論法院如何判決，回教黨顯然下定決心運用政治權力和政治論壇，拿回教課題與巫統對著幹。一個拿著“回教刑法”，另一個拿著回教國”的旗號，乍看起來是一碼事，但卻是包含了兩黨不同詮釋的鬥爭。法庭也許能針對法律問題作出明確的判決，但法庭卻無法阻止政黨藉宗教進行鬥法。換句話說，回教黨的刑事法案開闢了兩個戰場，一個在政壇，另一個在法庭。在一方面，我們也許可以區分是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法律上鬥高下，但另一方面，更大的意義是馬來人如何看待這場加溫的鬥爭，他們是支持巫統的治國方案或是回教黨的治國方案，將對我們的未來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由於時代的變化，選區的重新劃分，非馬來人在政治上要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是極不容易的，反而是兩個大馬來人政黨在左右國人的前途。
當本文發表時，吉打州兩場補選已過。勝的一方或可大作文章，但敗的一方也是不會放棄繼續鬥爭。
補選的結果是新的鬥爭的開始，不是終結。因為接著下來的一場更大的較量在大選。但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得承受回教化鬥爭帶來的衝擊和改變！
針對此事，總檢察長阿都干尼這樣說：“吉蘭丹州回教刑事法的有效性，涉及公眾利益，因此作為國內最高法庭的聯邦法院，應一勞永逸解決這宗涉及聯邦憲法課題的案件。”
涉及公眾利益
他還認為有關的案件是值得爭議的。
所謂“回教刑法”，我們一般上簡化為“斷肢法”。這只是回教刑法的一部分，因為根據丁加奴州通過的回教刑法，它包括三個類別，其一是Hudud，對酗酒、通姦和偷竊、搶劫及叛教案的刑罰；其二是Qisas，對殺人，傷人案的刑罰；其三是Takzir，當案件審訊時，法官不能使用Hudud或Qisas刑罰判決時，法官可自行裁決。
這些的刑罰被回教黨視為是屬於古蘭經及聖訓（先知言行錄）的一部分，因此當它在州立法議會提出這項法案時，就認定是回教徒必須依古蘭經行事的重要步驟。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注意到巫統在丁加奴州的州議員採取棄權的方式；而當1993 年吉蘭丹州回教黨提出回教刑法時，它仍是與46精神黨合組成吉蘭丹州政府。換句話說，46黨並沒有反對回教黨這樣做，如今46黨已解散，且在1996年解散重回巫統懷抱。
由這樣來看，馬來人的政黨或議員有一定的難度在政治上直截了當反對回教刑法，因為身為回教徒，他們在表態時顯然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回教黨就是看準這一點，把回教刑法帶入政治鬥爭中。
巫統形容為回教黨的政治手段外，也沒有否定中世紀時的回教國家曾有這樣的法律，而所爭議的是：回政黨不是提出“真主的刑法”，而是懷有政治目的提出“回教黨的刑法”，目的是迫使巫統迎合回教黨的挑戰。
這裡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吉蘭丹已在1993年通過回教刑法，為何一直未被推行？因為它不被聯邦政府認同，因此一直被懸掛著，漸為人淡忘，可是在最近又成為熱門課題，那是因為丁加奴也通過回教刑法。這一下子，問題變得緊迫與重要起來，不但形成重大的政治課題，也考驗中央政府的意志。丁加奴州政府此舉無疑是向巫統發出第二個訊號，雖然它明知道在未得到中央政府支持下，通過了也不能執行。正如吉蘭丹州政府一樣，丁加奴要知道中央如何回應和持甚麼立場？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回教黨刻意刺激巫統，以讓國內的馬來選民作出裁決。而牢控中央政府的巫統，自然是不會讓回教黨引導這場鬥爭。它除了對回教黨煞車外，也需要採取主動進行反擊。這涉及兩黨在回教問題上的鬥爭，其他政黨，不論在朝或在野，似乎不知道如何插足其中。
刻意刺激巫統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律師要挑戰回教黨立法的有效性，可謂是政治鬥爭外的一場法律鬥爭。我們估計這也是一項長期鬥爭，而且也不能否定帶有的政治含意。
這位律師所爭執的是，吉蘭丹州政府的權限有所限制，它不能通過與聯邦政府抵觸的法律。
當然從法律的角度詮釋，任何州憲法與聯邦憲法相抵觸時，州法律是無效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回教黨既然明知有此法律，卻執意要推出這樣的法案，也許法律沒有限制不可這樣做，也就準備讓中央政府宣佈其法案無效，以便展開一場政治鬥爭。至於再益依布拉欣律師的用意，則是希望法院能作出判決，阻止任何州政府蓄意提出有違聯邦憲法的法案，以便日後不會再有人拿法案挑戰法律。
我們不知道案件的審判結果如何，但我們認為不論法院如何判決，回教黨顯然下定決心運用政治權力和政治論壇，拿回教課題與巫統對著幹。一個拿著“回教刑法”，另一個拿著回教國”的旗號，乍看起來是一碼事，但卻是包含了兩黨不同詮釋的鬥爭。法庭也許能針對法律問題作出明確的判決，但法庭卻無法阻止政黨藉宗教進行鬥法。換句話說，回教黨的刑事法案開闢了兩個戰場，一個在政壇，另一個在法庭。在一方面，我們也許可以區分是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法律上鬥高下，但另一方面，更大的意義是馬來人如何看待這場加溫的鬥爭，他們是支持巫統的治國方案或是回教黨的治國方案，將對我們的未來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由於時代的變化，選區的重新劃分，非馬來人在政治上要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是極不容易的，反而是兩個大馬來人政黨在左右國人的前途。
當本文發表時，吉打州兩場補選已過。勝的一方或可大作文章，但敗的一方也是不會放棄繼續鬥爭。
補選的結果是新的鬥爭的開始，不是終結。因為接著下來的一場更大的較量在大選。但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得承受回教化鬥爭帶來的衝擊和改變！
巫統權力轉移之變化 (1) 馬哈迪為甚麼突然引退？
6月19日，馬哈迪于傍晚在巫統代表大會上針對代表們的辯論作總結時，突然激動地宣佈將辭去巫統主席及國陣的職務。接著下來，全場出現“震驚不已”的鏡頭，更有領袖衝上講台請他不要這樣說，要求他“收回成命”。
由於場面有些失控，議長宣佈休會，讓巫統最高理事會舉行緊急會議，並集體勸服哈馬迪醫生不要走，因為這一走，許多黨員將陷入迷惘之中。
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巫統署理主席阿都拉巴達威在大會宣佈馬哈迪已接受挽留，全場的人和觀看電視直播的人因此鬆了一口氣。
不過，自馬哈迪在大會上宣佈引退後，他就不再出現在電視鏡頭，也不接見傳媒，全交由阿都拉巴達威對外解釋。根據巫統總秘書卡里耶谷於巫統最高理事會會議後，代表巫統宣佈（6月24日）馬哈迪將留任至2003年10月底，換句話說，馬哈迪將在10月25日舉行的回教大會過後正式引退。
明年10月正式引退
與此同時，馬哈迪指定阿都拉巴達威為其繼承人，巫統最高理事會一致支持首相這項決定。
一場戲劇性的變化在短短的幾天內，有了如上的結果。但人們深思不解的是：馬哈迪為甚麼會突如其來宣佈辭職？他的動機是甚麼？為甚麼他要作出人意表的舉動？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只有馬哈迪自己知道。不過他仍然三緘其口到外國度假去了，讓眾人紛紛猜測，以致出現諸多不同的版本。
我翻閱各報連日來的新聞報導，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只能從歷史和新聞觸覺來推論馬哈迪為甚麼要這樣做：
（1）馬哈迪經過驚濤駭浪（尤其是安華效應帶來的巨大衝突）後，基本已穩住陣腳，在巫統內形成沒有對手的“巨人”，尤其是在今年的巫統代表大會上，更是堅定他的領導地位。如果他不辭職，在巫統黨內已無人能出其右，這是他的“黃金時代”。
既然已經77歲了，並已表明不會領導下一屆的大選。他認為最恰當的時刻是在他又把自己的政治地位推回高峰時，來個“驚人”的決定，以向世界表明他是自動下台的，並不是被人逼下台的。反正再過兩年（2004年大選期限）也是要有此宣佈，何不趁最佳時間表明自己的心跡？
（2）馬哈迪來自巫統，是巫統把他送上國家領袖的位置。同樣的，他也應該在巫統大會上把權力交回給巫統。這種作法如同已故胡先翁於1981年，也是在巫統大會上宣佈退休，直接把棒子交給繼承人馬哈迪（不論在事後胡先翁是否有不同的想法，他必須依照巫統傳統，傳位於第二把手）。
雖然馬哈迪不像胡先翁已在事先有所交代，但他的做法也沒有違背巫統的傳統，而且也像前任者一樣，指定第二把手接位。
指定第二把手接班
也許有人認為馬哈迪可以在明年巫統大會上作這樣的宣佈，不必讓人“措手不及”，但明年也許就要大選，他不可能在大選後才這樣做，因為胡先翁在1981年交棒時也這樣說，他必須在大選前交班，以讓新首相部署新的大選和挑選候選人。
相同的道理，馬哈迪也是交給阿都拉來面對新的大選，讓後者經過考驗後成為國家的新領袖。
（3）馬哈迪一直被批評者指他戀權不放，且在執政後對副手有所質疑，先後一連換了三位副手，直到1999年阿都拉成為第四位副手後，仍是被人認為是“過渡性人物”。言下之意是馬哈迪獨欖大權，阿都拉也許不是他“理想的接班人”。
馬哈迪對此種批評一直耿耿於懷。也許在1986年第一副手慕沙希淡是在壓力下被迫掛冠；也許1986年後的第一副手嘉化●●被扶正不易；也許在1993年安華脫穎而出，氣走嘉化●●非馬哈迪所願，但過後他與安華的關係又告好轉，甚至一度度長假，讓安華成為代首相，儼然被他認同是未來的接班人。
不幸安華在1998年出事，與馬哈迪關係惡化而遭到革職。馬哈迪一直辯解原本就要退休讓位於安華，未想事不如願，最終還鬧出一場大鬥爭。
有人於是又認為馬哈迪這樣做顯示無意退休，一直會擔任首相到他老死為止。馬哈迪又駁斥這種說法，尤其不滿外國輿論指他是“權力狂”者，無心栽培接班人。
直到阿都拉在1999年成為新的副手時，還是有人對馬哈迪指指點點，似乎不相信他在世的一天會放棄一切權力。但馬哈迪在多個場合也表明，不論選擇的人是不是令他“個人滿意或覺得理想”，他不會再更換副手了，而且也強烈表明阿都拉將會是接班人。他甚至表明1999年的大選是他領導的最後一次大選。
表明不再更換副手
為了證明他是“言而有信”的人，馬哈迪終於作出辭職的決定。這個決定也許是痛苦的，使他感觸良多而在巫統大會上含淚表態。以後的事，就全看阿都拉的造化了，他不可能永遠守候在接班人的身旁。
（4）在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後，馬哈迪與西方關係大為改善，尤其得到美國總統的接待，這使到馬哈迪彌補了與美國領導人的關係有缺陷的遺憾。
過去安華曾被美國重視，而給予隆重的接待。馬哈迪終於讓美國領導人接受他是實權的領袖，而且是講理的領袖，他扭轉了美國領袖對他的偏見。他在安華事件後又再重新活躍於世界舞台，重新建立其權威，更順著時機成為回教國家的代言人。這就是說，在得到國民的支持下，復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馬哈迪已無所求，正是在高峰上自願的走下來的時候。
當人到無求時，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當然最好的選擇是在最榮耀的時刻，向政治說拜拜，讓萬千人民為之惋惜而不捨。
還有一個重要的訊息是：那些在位甚久的政治領袖，也應該學他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急流勇退。
由於場面有些失控，議長宣佈休會，讓巫統最高理事會舉行緊急會議，並集體勸服哈馬迪醫生不要走，因為這一走，許多黨員將陷入迷惘之中。
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巫統署理主席阿都拉巴達威在大會宣佈馬哈迪已接受挽留，全場的人和觀看電視直播的人因此鬆了一口氣。
不過，自馬哈迪在大會上宣佈引退後，他就不再出現在電視鏡頭，也不接見傳媒，全交由阿都拉巴達威對外解釋。根據巫統總秘書卡里耶谷於巫統最高理事會會議後，代表巫統宣佈（6月24日）馬哈迪將留任至2003年10月底，換句話說，馬哈迪將在10月25日舉行的回教大會過後正式引退。
明年10月正式引退
與此同時，馬哈迪指定阿都拉巴達威為其繼承人，巫統最高理事會一致支持首相這項決定。
一場戲劇性的變化在短短的幾天內，有了如上的結果。但人們深思不解的是：馬哈迪為甚麼會突如其來宣佈辭職？他的動機是甚麼？為甚麼他要作出人意表的舉動？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只有馬哈迪自己知道。不過他仍然三緘其口到外國度假去了，讓眾人紛紛猜測，以致出現諸多不同的版本。
我翻閱各報連日來的新聞報導，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只能從歷史和新聞觸覺來推論馬哈迪為甚麼要這樣做：
（1）馬哈迪經過驚濤駭浪（尤其是安華效應帶來的巨大衝突）後，基本已穩住陣腳，在巫統內形成沒有對手的“巨人”，尤其是在今年的巫統代表大會上，更是堅定他的領導地位。如果他不辭職，在巫統黨內已無人能出其右，這是他的“黃金時代”。
既然已經77歲了，並已表明不會領導下一屆的大選。他認為最恰當的時刻是在他又把自己的政治地位推回高峰時，來個“驚人”的決定，以向世界表明他是自動下台的，並不是被人逼下台的。反正再過兩年（2004年大選期限）也是要有此宣佈，何不趁最佳時間表明自己的心跡？
（2）馬哈迪來自巫統，是巫統把他送上國家領袖的位置。同樣的，他也應該在巫統大會上把權力交回給巫統。這種作法如同已故胡先翁於1981年，也是在巫統大會上宣佈退休，直接把棒子交給繼承人馬哈迪（不論在事後胡先翁是否有不同的想法，他必須依照巫統傳統，傳位於第二把手）。
雖然馬哈迪不像胡先翁已在事先有所交代，但他的做法也沒有違背巫統的傳統，而且也像前任者一樣，指定第二把手接位。
指定第二把手接班
也許有人認為馬哈迪可以在明年巫統大會上作這樣的宣佈，不必讓人“措手不及”，但明年也許就要大選，他不可能在大選後才這樣做，因為胡先翁在1981年交棒時也這樣說，他必須在大選前交班，以讓新首相部署新的大選和挑選候選人。
相同的道理，馬哈迪也是交給阿都拉來面對新的大選，讓後者經過考驗後成為國家的新領袖。
（3）馬哈迪一直被批評者指他戀權不放，且在執政後對副手有所質疑，先後一連換了三位副手，直到1999年阿都拉成為第四位副手後，仍是被人認為是“過渡性人物”。言下之意是馬哈迪獨欖大權，阿都拉也許不是他“理想的接班人”。
馬哈迪對此種批評一直耿耿於懷。也許在1986年第一副手慕沙希淡是在壓力下被迫掛冠；也許1986年後的第一副手嘉化●●被扶正不易；也許在1993年安華脫穎而出，氣走嘉化●●非馬哈迪所願，但過後他與安華的關係又告好轉，甚至一度度長假，讓安華成為代首相，儼然被他認同是未來的接班人。
不幸安華在1998年出事，與馬哈迪關係惡化而遭到革職。馬哈迪一直辯解原本就要退休讓位於安華，未想事不如願，最終還鬧出一場大鬥爭。
有人於是又認為馬哈迪這樣做顯示無意退休，一直會擔任首相到他老死為止。馬哈迪又駁斥這種說法，尤其不滿外國輿論指他是“權力狂”者，無心栽培接班人。
直到阿都拉在1999年成為新的副手時，還是有人對馬哈迪指指點點，似乎不相信他在世的一天會放棄一切權力。但馬哈迪在多個場合也表明，不論選擇的人是不是令他“個人滿意或覺得理想”，他不會再更換副手了，而且也強烈表明阿都拉將會是接班人。他甚至表明1999年的大選是他領導的最後一次大選。
表明不再更換副手
為了證明他是“言而有信”的人，馬哈迪終於作出辭職的決定。這個決定也許是痛苦的，使他感觸良多而在巫統大會上含淚表態。以後的事，就全看阿都拉的造化了，他不可能永遠守候在接班人的身旁。
（4）在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後，馬哈迪與西方關係大為改善，尤其得到美國總統的接待，這使到馬哈迪彌補了與美國領導人的關係有缺陷的遺憾。
過去安華曾被美國重視，而給予隆重的接待。馬哈迪終於讓美國領導人接受他是實權的領袖，而且是講理的領袖，他扭轉了美國領袖對他的偏見。他在安華事件後又再重新活躍於世界舞台，重新建立其權威，更順著時機成為回教國家的代言人。這就是說，在得到國民的支持下，復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馬哈迪已無所求，正是在高峰上自願的走下來的時候。
當人到無求時，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當然最好的選擇是在最榮耀的時刻，向政治說拜拜，讓萬千人民為之惋惜而不捨。
還有一個重要的訊息是：那些在位甚久的政治領袖，也應該學他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急流勇退。
巫統權力轉移之變化 (2) 馬哈迪會提早榮休？
馬哈迪的宣佈“辭職”引起的迴響是預料中事，除了執政黨一片挽留聲外，民間的團體也發出同樣的聲音，而且姿態也不比執政黨弱。反對黨方面也找不出很好的理由來唱反調。除了說這是必然的過程外，也送上些許的“祝福”。外國的輿論也沒有冷嘲熱諷，或苛言苛語，但也不免有些“意外”。可見在時機上是天衣無縫的。
沒有人會否認馬哈迪的“請辭”是讓人震驚的，一時之間，也有許多人反應不過來，不知道是真辭或是用心試探民間的反應？
朝野一致挽留
本來，一位國家領袖，在卸職時，可能會遇到兩種強烈對比的反應，一方是極力挽留，另一方是“早走早好”（尤其是反對黨），但馬哈迪看準時機宣佈去職，回應竟是出奇的一致（或絕大多數）的“請不要走”。這意味著馬哈迪在驚濤駭浪中已闖過考驗，不論政敵如何批評他獨攬權力，最終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支持的力量是不易破解的。
不過，在紛紛攘攘一陣子後，人們又回復平常心看待事情的演變，因為馬哈迪還沒有走，仍然是國家首相，大權在握，並有16個月的過渡期才交棒。
在這16個月又會有甚麼變化，我們無從知道。我們只知道馬哈迪辭職的方式有別於尋常，不是在短期內卸職，而是還有一段長時間。有人因此猜測這是考驗其繼承人阿都拉巴達威是否勝任有餘？若是展現領袖風範，即可順利接班；若是被認為凝聚力不足，馬哈迪就會繼續留任。外人就不會有怨言，因為他們較早前不是疾呼他留下來嗎？
其實這種推測是不大能站得住腳。根據馬哈迪一向來的強悍作風，他是不需要做這樣的舉動，他大可以繼續領導國家，即使要在大選後留任一屆，也不會有太大的異議。
為此，我們認為馬哈迪很可能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卸職，但取決於下列的因素：
（1）繼承人阿都拉巴達威已能夠掌控巫統，將權力鬥爭減到最低點，這一點無疑是智慧與實力的考驗。在三位副主席中，他會囑意誰成為副手是十分關鍵的。目前市面上比較多的說法是那吉的機會最大，他既是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的公子，又是巫統內的實力派，對阿都拉的扶正大有幫助；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阿都拉薩是馬哈迪的“政治大恩人”，如果沒有阿都拉薩在1971年把馬哈迪召回巫統，並委以教育部長重職，馬哈迪可能不會有今天的權傾一時。
（2）但卡在阿都拉前頭的是：他目前仍是副首相，內閣改組需要馬哈迪點頭，他不可能以代首相的身份在短期內宣佈副首相人選，惟有讓傳媒不斷猜測。因此，馬哈迪有兩個選擇：（A）提早退休，讓阿都拉組成自己的內閣，起用那吉為副手；（B）協助阿都拉改組內閣，還是使用過去的做法，挑選被認為合適的人擔任重職，且以人選能配合阿都拉為主，然後遠離政壇，安享晚年。
（3）如果阿都拉心目中的副手是那吉，他有需要“勸服”或“收服”另兩名黨副主席接受和尊重他的安排，而不出現權力鬥爭。按照巫統的傳統，他不可能在3位副主席之外挑選副手。他必須三者擇其一。我們不知道巫統黨內的暗流會否因此浮出檯面，但也取決於阿都拉的權威和果斷。他不能拖拖拉拉，也不能態度不明，否則會加快黨內的權力鬥爭。在這方面，馬哈迪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阿都拉排好陣容。
如果這一切能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馬哈迪就會認為他已順利交棒，不需要再等到16個月後才來讓阿都拉“頭痛”。
馬哈迪是否留任首相來主持明年度的不結盟大會及回教極峰大會不是重要的考量，他可以用前首相或大會主席的身份被邀請來主持大會。
留英名載史冊
再者，馬哈迪既然已度假在外，若回國復職不久又再請假，這樣的斷斷續續當政，對馬哈迪本人和國家也不是明智的安排。我們相信他去意已決，誰不想在美好的時刻留下英名，載入史冊（雖然馬哈迪曾說他不在意歷史以後如何評價地，他要講的話和要做的事不在乎這一點。不過我們認為馬哈迪是在意歷史的評價，不然他在艱難的時期就可卸下重擔，何需苦苦奮戰）？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在1987年鬥東姑拉沙里時，馬哈迪一步也不退讓，並說即使勝一票，也要撐住大局。又如在1998年安華事件後，示威場面中出現不間段要他下台的抗議聲中，他卻是無動於衷，反而表明要戰鬥到底，絕不退讓，更沒有所謂光榮或體面下台。
當所有的反對聲浪降到最低程度時，馬哈迪已是以勝利者的姿態成為“一代偉人”。他相信歷史會記下他奮鬥和奮戰的一生，而且最終是打不敗的“政治巨人”。他要的是“榮休” 而不是“光榮下台”。
基此，國人應該有心理準備：馬哈迪的退休只有提早或在今年之內，絕不會在預定的時間表內壓後。如果明年是大選的日子，他會在大選前榮休；如果大選是在後年，那他頂多是留任至明年10月。無論如何，我們推算未來數月會有變化，不然馬哈迪無需這麼早就“語驚四座 ”，他大可以在明年才作宣佈。
沒有人會否認馬哈迪的“請辭”是讓人震驚的，一時之間，也有許多人反應不過來，不知道是真辭或是用心試探民間的反應？
朝野一致挽留
本來，一位國家領袖，在卸職時，可能會遇到兩種強烈對比的反應，一方是極力挽留，另一方是“早走早好”（尤其是反對黨），但馬哈迪看準時機宣佈去職，回應竟是出奇的一致（或絕大多數）的“請不要走”。這意味著馬哈迪在驚濤駭浪中已闖過考驗，不論政敵如何批評他獨攬權力，最終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支持的力量是不易破解的。
不過，在紛紛攘攘一陣子後，人們又回復平常心看待事情的演變，因為馬哈迪還沒有走，仍然是國家首相，大權在握，並有16個月的過渡期才交棒。
在這16個月又會有甚麼變化，我們無從知道。我們只知道馬哈迪辭職的方式有別於尋常，不是在短期內卸職，而是還有一段長時間。有人因此猜測這是考驗其繼承人阿都拉巴達威是否勝任有餘？若是展現領袖風範，即可順利接班；若是被認為凝聚力不足，馬哈迪就會繼續留任。外人就不會有怨言，因為他們較早前不是疾呼他留下來嗎？
其實這種推測是不大能站得住腳。根據馬哈迪一向來的強悍作風，他是不需要做這樣的舉動，他大可以繼續領導國家，即使要在大選後留任一屆，也不會有太大的異議。
為此，我們認為馬哈迪很可能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卸職，但取決於下列的因素：
（1）繼承人阿都拉巴達威已能夠掌控巫統，將權力鬥爭減到最低點，這一點無疑是智慧與實力的考驗。在三位副主席中，他會囑意誰成為副手是十分關鍵的。目前市面上比較多的說法是那吉的機會最大，他既是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的公子，又是巫統內的實力派，對阿都拉的扶正大有幫助；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阿都拉薩是馬哈迪的“政治大恩人”，如果沒有阿都拉薩在1971年把馬哈迪召回巫統，並委以教育部長重職，馬哈迪可能不會有今天的權傾一時。
（2）但卡在阿都拉前頭的是：他目前仍是副首相，內閣改組需要馬哈迪點頭，他不可能以代首相的身份在短期內宣佈副首相人選，惟有讓傳媒不斷猜測。因此，馬哈迪有兩個選擇：（A）提早退休，讓阿都拉組成自己的內閣，起用那吉為副手；（B）協助阿都拉改組內閣，還是使用過去的做法，挑選被認為合適的人擔任重職，且以人選能配合阿都拉為主，然後遠離政壇，安享晚年。
（3）如果阿都拉心目中的副手是那吉，他有需要“勸服”或“收服”另兩名黨副主席接受和尊重他的安排，而不出現權力鬥爭。按照巫統的傳統，他不可能在3位副主席之外挑選副手。他必須三者擇其一。我們不知道巫統黨內的暗流會否因此浮出檯面，但也取決於阿都拉的權威和果斷。他不能拖拖拉拉，也不能態度不明，否則會加快黨內的權力鬥爭。在這方面，馬哈迪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阿都拉排好陣容。
如果這一切能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馬哈迪就會認為他已順利交棒，不需要再等到16個月後才來讓阿都拉“頭痛”。
馬哈迪是否留任首相來主持明年度的不結盟大會及回教極峰大會不是重要的考量，他可以用前首相或大會主席的身份被邀請來主持大會。
留英名載史冊
再者，馬哈迪既然已度假在外，若回國復職不久又再請假，這樣的斷斷續續當政，對馬哈迪本人和國家也不是明智的安排。我們相信他去意已決，誰不想在美好的時刻留下英名，載入史冊（雖然馬哈迪曾說他不在意歷史以後如何評價地，他要講的話和要做的事不在乎這一點。不過我們認為馬哈迪是在意歷史的評價，不然他在艱難的時期就可卸下重擔，何需苦苦奮戰）？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在1987年鬥東姑拉沙里時，馬哈迪一步也不退讓，並說即使勝一票，也要撐住大局。又如在1998年安華事件後，示威場面中出現不間段要他下台的抗議聲中，他卻是無動於衷，反而表明要戰鬥到底，絕不退讓，更沒有所謂光榮或體面下台。
當所有的反對聲浪降到最低程度時，馬哈迪已是以勝利者的姿態成為“一代偉人”。他相信歷史會記下他奮鬥和奮戰的一生，而且最終是打不敗的“政治巨人”。他要的是“榮休” 而不是“光榮下台”。
基此，國人應該有心理準備：馬哈迪的退休只有提早或在今年之內，絕不會在預定的時間表內壓後。如果明年是大選的日子，他會在大選前榮休；如果大選是在後年，那他頂多是留任至明年10月。無論如何，我們推算未來數月會有變化，不然馬哈迪無需這麼早就“語驚四座 ”，他大可以在明年才作宣佈。
巫統權力轉移之變化 (3) 數位領袖退休方式
馬哈迪的提早宣佈退休的方式是別開生面，也是與眾不同的。與前任的數位國家領袖截然不同，除了阿都拉薩（第二任首相）是病逝於在位時外，其他的領袖都是在世時即卸下重擔。
先說第一位巫統主席（也是創黨人）拿督翁。他是在1946年發起組織巫統，以爭取英國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確定了馬來西亞今日的模式。
拿督翁倡組巫統
在未催生巫統時，他已經是殖民政府下的一位政府高官，擔任柔佛州署理州務大臣。因此他是帶著官職投身政黨政治，也全面地改變了馬來人的命運，包括保護了馬來人的特權地位，並為馬來人下定義（必須是回教徒）和維護蘇丹制度。
1950年6月，拿督翁憤於巫統大會上不接受他的開放黨員予非馬來人的建議，宣佈辭職。3個月後，巫統再通過特別代表大會，一致挽留拿督翁，後者接受留任。
但翌年，即1951年被擢升為英政府的內政部長的拿督翁，又再無法說服黨大會同意開放門戶，再度辭職。這一回他不再吃回頭草，而是另起爐灶，成立新政黨“國家黨”（原為馬來亞獨立黨）和巫統公開對抗。經過兩屆大選（1955年及1959年）爭奪執政權不果，拿督翁已是孤身寡人（只他一人當選國會議員）。1962年不幸逝世，人亡政息，國家黨也“無疾而終” 。
雖然拿督翁已在1951年離開巫統，但他的“功績”卻不被巫統所忘，仍然視他為創黨人。歷史把他和巫統結合起來。這是拿督翁始料不及的安排，不過他也許應得到這樣的“善待”。如果他不離開巫統，沒有人能推翻他，或者他將是我國第一位首相，可惜首相職位與他擦身而過，留下幾許的無奈與遺憾！
第二位巫統主席是東姑阿都拉曼，他在1951年填補拿督翁的空缺後，幸運之神就一直伴著他。不但在1957年獨立時成為首任首相，而且在位頗久，直到1969年大選後，因爆發“513” 悲劇，被逼移交權力於副手阿都拉薩。
發起倒東姑運動的不是別人，正是當今的首相馬哈迪醫生。但也因此付出代價，被巫統開除出黨。
1971年，東姑正式辭去黨國職務，阿都拉薩接任成為第二任首相和第三位巫統主席。雖然表面上東姑是自動下台，但事後他也承認是在壓力下退休。從“快樂的首相”變成“滿腹牢騷的王子”，有史家形容東姑是在“宮庭政變”下的“犧牲品”。
在位14年而退休的東姑不甘寂寞，對政府施政常有微言；尤其是在後期對馬哈迪的當政“大力鞭撻” 。
1990年，東姑辭世。馬哈迪少了一位責難者，而東姑的遺憾是在退休一直耿耿於懷，無論如何歷史還是把他的功績載入史冊中。
第三任巫統主席也即是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是在1976年當任時病逝。如果他仍健壯，巫統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他比東姑更懂得運作權力。換句話說，他沒有所謂退休的安排。
第四任巫統主席和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是阿都拉薩一手挑選的接班人（他是巫統創黨人拿督翁的公子）。原本有望接班的東姑拉沙里失望之心情可想而知；但更大的失望是胡先翁不挑選東姑拉沙里為其副手而是挑選馬哈迪作為接班人。
為甚麼東姑拉沙里擔任巫統副主席比馬哈迪早，卻成不了接班人？這個謎一直沒被打開。命運似乎在作弄東姑拉沙里。
1981年胡先翁，當了5年首相後感到疲累，在沒有壓力下，事先宣佈將在黨代表大會上辭職，讓位於接班人馬哈迪。
出乎意料的是，在1987年的巫統黨選鬥爭中，胡先翁站在東姑拉沙里這邊，而不支持馬哈迪。人們猜不透胡先翁的意思，也許他受到東姑的影響而反對馬哈迪當政後的處事？也許他受到東姑的影響而反對馬哈迪當政後的處事？也許他認為當初選馬哈迪而不選東姑拉沙里是本身的“失算”？歷史沒有公開的交待，只有留下一個謎團。1990年胡先翁逝世，馬哈迪又少了一位“嘖有煩言”的長者。
2002年6月22日，第五位巫統主席兼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巫統代表大會上突然宣佈行將辭職。他也是在沒有壓力下求去，換來的是一片頌讚聲。
馬哈迪自願引退
這裡頭也有一個解不開的結：為甚麼在1981年的時候，馬哈迪支持慕沙希淡成為副手而不支持東姑拉沙里？有種種跡象顯示東姑拉沙里對馬哈迪的“越位而上”十分不服氣，自然不會成為馬哈迪的囑意人。不過也由於這樣，種下1987年東姑拉沙里和馬哈迪在黨內爭坐第一把交椅。馬哈迪在危難之中擊退了東姑拉沙里。
接著馬哈迪又於1986年氣走其副手慕沙希淡，換上嘉化●●。
1993年，馬哈迪在黨選後又換副手，安華依布拉欣從中崛起。詎料1998年馬哈迪將安華革職，引起一場政治風暴，阿都拉巴達威在時來運轉下成為馬哈迪第四位副手。為甚麼馬哈迪不在1999年選納吉而選阿都拉接班？內情同樣沒有公佈，作為首相，馬哈迪當然不必作任何解釋，因為他有權力從三位副手中挑選一人擔任副手。
阿都拉巴達威原本不是馬哈迪的人，而是站在東姑拉沙里一邊，與馬哈迪派對峙，後來才又歸隊，轉而成為馬哈迪的人，但如果安華不出事，阿都拉將無緣成為接班人，他就是在 “不備受看好”的情況下“脫穎而出”。
今天馬哈迪說要走了，阿都拉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接班人。從一位曾反對馬哈迪的人到馬哈迪的繼承人，這是始料未及的。政治的變幻莫測往往就是在剎那之間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最遺憾的莫過於東姑拉沙里數度跌跌撞撞，結果一事無成；最棘手的莫過於安華事件，阿都拉又如何收場？未來是一個難以測知的變化，畢竟政治本身就是一場權力鬥爭，巫統也沒有例外。
先說第一位巫統主席（也是創黨人）拿督翁。他是在1946年發起組織巫統，以爭取英國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確定了馬來西亞今日的模式。
拿督翁倡組巫統
在未催生巫統時，他已經是殖民政府下的一位政府高官，擔任柔佛州署理州務大臣。因此他是帶著官職投身政黨政治，也全面地改變了馬來人的命運，包括保護了馬來人的特權地位，並為馬來人下定義（必須是回教徒）和維護蘇丹制度。
1950年6月，拿督翁憤於巫統大會上不接受他的開放黨員予非馬來人的建議，宣佈辭職。3個月後，巫統再通過特別代表大會，一致挽留拿督翁，後者接受留任。
但翌年，即1951年被擢升為英政府的內政部長的拿督翁，又再無法說服黨大會同意開放門戶，再度辭職。這一回他不再吃回頭草，而是另起爐灶，成立新政黨“國家黨”（原為馬來亞獨立黨）和巫統公開對抗。經過兩屆大選（1955年及1959年）爭奪執政權不果，拿督翁已是孤身寡人（只他一人當選國會議員）。1962年不幸逝世，人亡政息，國家黨也“無疾而終” 。
雖然拿督翁已在1951年離開巫統，但他的“功績”卻不被巫統所忘，仍然視他為創黨人。歷史把他和巫統結合起來。這是拿督翁始料不及的安排，不過他也許應得到這樣的“善待”。如果他不離開巫統，沒有人能推翻他，或者他將是我國第一位首相，可惜首相職位與他擦身而過，留下幾許的無奈與遺憾！
第二位巫統主席是東姑阿都拉曼，他在1951年填補拿督翁的空缺後，幸運之神就一直伴著他。不但在1957年獨立時成為首任首相，而且在位頗久，直到1969年大選後，因爆發“513” 悲劇，被逼移交權力於副手阿都拉薩。
發起倒東姑運動的不是別人，正是當今的首相馬哈迪醫生。但也因此付出代價，被巫統開除出黨。
1971年，東姑正式辭去黨國職務，阿都拉薩接任成為第二任首相和第三位巫統主席。雖然表面上東姑是自動下台，但事後他也承認是在壓力下退休。從“快樂的首相”變成“滿腹牢騷的王子”，有史家形容東姑是在“宮庭政變”下的“犧牲品”。
在位14年而退休的東姑不甘寂寞，對政府施政常有微言；尤其是在後期對馬哈迪的當政“大力鞭撻” 。
1990年，東姑辭世。馬哈迪少了一位責難者，而東姑的遺憾是在退休一直耿耿於懷，無論如何歷史還是把他的功績載入史冊中。
第三任巫統主席也即是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薩是在1976年當任時病逝。如果他仍健壯，巫統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他比東姑更懂得運作權力。換句話說，他沒有所謂退休的安排。
第四任巫統主席和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是阿都拉薩一手挑選的接班人（他是巫統創黨人拿督翁的公子）。原本有望接班的東姑拉沙里失望之心情可想而知；但更大的失望是胡先翁不挑選東姑拉沙里為其副手而是挑選馬哈迪作為接班人。
為甚麼東姑拉沙里擔任巫統副主席比馬哈迪早，卻成不了接班人？這個謎一直沒被打開。命運似乎在作弄東姑拉沙里。
1981年胡先翁，當了5年首相後感到疲累，在沒有壓力下，事先宣佈將在黨代表大會上辭職，讓位於接班人馬哈迪。
出乎意料的是，在1987年的巫統黨選鬥爭中，胡先翁站在東姑拉沙里這邊，而不支持馬哈迪。人們猜不透胡先翁的意思，也許他受到東姑的影響而反對馬哈迪當政後的處事？也許他受到東姑的影響而反對馬哈迪當政後的處事？也許他認為當初選馬哈迪而不選東姑拉沙里是本身的“失算”？歷史沒有公開的交待，只有留下一個謎團。1990年胡先翁逝世，馬哈迪又少了一位“嘖有煩言”的長者。
2002年6月22日，第五位巫統主席兼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巫統代表大會上突然宣佈行將辭職。他也是在沒有壓力下求去，換來的是一片頌讚聲。
馬哈迪自願引退
這裡頭也有一個解不開的結：為甚麼在1981年的時候，馬哈迪支持慕沙希淡成為副手而不支持東姑拉沙里？有種種跡象顯示東姑拉沙里對馬哈迪的“越位而上”十分不服氣，自然不會成為馬哈迪的囑意人。不過也由於這樣，種下1987年東姑拉沙里和馬哈迪在黨內爭坐第一把交椅。馬哈迪在危難之中擊退了東姑拉沙里。
接著馬哈迪又於1986年氣走其副手慕沙希淡，換上嘉化●●。
1993年，馬哈迪在黨選後又換副手，安華依布拉欣從中崛起。詎料1998年馬哈迪將安華革職，引起一場政治風暴，阿都拉巴達威在時來運轉下成為馬哈迪第四位副手。為甚麼馬哈迪不在1999年選納吉而選阿都拉接班？內情同樣沒有公佈，作為首相，馬哈迪當然不必作任何解釋，因為他有權力從三位副手中挑選一人擔任副手。
阿都拉巴達威原本不是馬哈迪的人，而是站在東姑拉沙里一邊，與馬哈迪派對峙，後來才又歸隊，轉而成為馬哈迪的人，但如果安華不出事，阿都拉將無緣成為接班人，他就是在 “不備受看好”的情況下“脫穎而出”。
今天馬哈迪說要走了，阿都拉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接班人。從一位曾反對馬哈迪的人到馬哈迪的繼承人，這是始料未及的。政治的變幻莫測往往就是在剎那之間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最遺憾的莫過於東姑拉沙里數度跌跌撞撞，結果一事無成；最棘手的莫過於安華事件，阿都拉又如何收場？未來是一個難以測知的變化，畢竟政治本身就是一場權力鬥爭，巫統也沒有例外。
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天下纵横）
3月8日晚上，我人在雪州白沙罗的电视台内。虽然大选成绩尚在计算中，但电视台内已有多人接获手机短讯或来电，说反对党好像大有斩获；有的人兴致高想进一步了解详情；有些人张大双眼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也有人沉默不语。因为一切都是传言，也就无法有“共识”。电视台内虽然冷气十足，但工作人员的热情与激情，也把气氛给哄了起来。
不过，当你一进入广播室内，就不再有吵杂声和讲话声，有时甚至是鸦雀无声的。我当晚有幸被邀参与评析大选战绩，从傍晚7时开始，我就进入广播大厦，先是了解情况，后是被摆上台对选区成绩作分析和加上评语。老实说，对着镁光灯，我只看到工作人员和播报室，我看不到电视银幕，也不知道自己的表情如何，只要轮到我讲，就有问有答；而当晚确实也把焦点对向槟城州，因为它是万众注目的一个州。许许多多人料想不到，它竟会变天。
我在中途有休息一阵，过后又回到主播台。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了，一点倦意也没有。大概是各投票站传来的消息具是有爆炸性的，一直到凌晨两点，整个直播才告结束。我们在广播室内，与全体工作人员拍下集体照留念。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也是一个激情的夜晚。
过后，偕同事离开广播大厦时，整个人心情轻松下来，才知道肚子有些饿。
那一夜已是3月9日，但政治格局却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都跌破眼镜，脑海中浮现的竟是怎么说变就变，一下子才真正感觉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正是应了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虽然如此，我走在白沙罗的街道上，街灯在亮，车稀人少，绝大多数的人都进入梦乡，剩下夜猫子仍在不同的角落三三两两。当我们走进一间卖汉堡包的餐馆时，才知道喜爱夜生活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不是在交头接耳，就是观看电视中的足球比赛节目，显得轻松而自我。我向我的同事说，什么变天？天哪有变？从这些人的表情中我感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还不是悠哉闲哉在享受这子夜的“良宵美景”。此刻又让我感觉到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就这么投票，就这么计票，然后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变天。虽然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在脑海出现，但马来西亚可不必这么大阵仗，只是往投票箱里这么一张又一张的投，就可投出新政权来。一滴血也不必流，更不需要短兵相接，只是口角和文告之战。时代不同了，我们是“投票箱里出政权”。
不仅于此，人民也变得成熟了，变天也吧，不变也吧，投完票就守在电视机前看成绩，不再像过去在街上狂热地跳，更没有所谓游行。什么“五一三”的阴影，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尽管在50年来，人民对民主的理解有各式各样的诠释，也许不重视手中的一票的重要性，但人民还是坚持民主投票是最好的机制，有了投票才可表达民意。现在他们开始相信了，每一张选票都是珍贵的。沉默的人用选票说话了。
可不是吗？这一天过后，天空晴朗了，空气也清新了。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乌云满布，也少了噪音，更不再有举剑的玩意儿。说过了头的话的政客也封嘴了。我们听到的倒是党内的争执，对这个和那个的失败讲了又讲，又检讨又批评的，好像是在反省又在相互指责。这也不算什么坏事，毕竟输了总要把自己的缺点掏出来，以便日后不再重蹈覆辙。胜利的一方，固然也有小吵小闹的。这就是政治，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有矛盾和冲突，那就不是政治了。这也真正地体现了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开放。最可贵的是输得君子，胜得君子，不再有向对方揶揄，也不再有庆祝什么的，就是每天醒了，一切如常，生活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施政方针和处世之道。这样也好，让人民有个比较，做好的可以留住掌声，做不好的，就在5年后把它们拉下马。如此的民主政治岂可不珍惜？
我们无需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3月8日的那一天，我们只要切记：这一天是民主的胜利！也是人民当老板的日子，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我们也要每个政党切记：胜利不可冲昏头脑；失败也不是世界末日，只要民主政治恒久不变，每个政党都是有机会的。
不过，当你一进入广播室内，就不再有吵杂声和讲话声，有时甚至是鸦雀无声的。我当晚有幸被邀参与评析大选战绩，从傍晚7时开始，我就进入广播大厦，先是了解情况，后是被摆上台对选区成绩作分析和加上评语。老实说，对着镁光灯，我只看到工作人员和播报室，我看不到电视银幕，也不知道自己的表情如何，只要轮到我讲，就有问有答；而当晚确实也把焦点对向槟城州，因为它是万众注目的一个州。许许多多人料想不到，它竟会变天。
我在中途有休息一阵，过后又回到主播台。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了，一点倦意也没有。大概是各投票站传来的消息具是有爆炸性的，一直到凌晨两点，整个直播才告结束。我们在广播室内，与全体工作人员拍下集体照留念。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也是一个激情的夜晚。
过后，偕同事离开广播大厦时，整个人心情轻松下来，才知道肚子有些饿。
那一夜已是3月9日，但政治格局却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都跌破眼镜，脑海中浮现的竟是怎么说变就变，一下子才真正感觉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正是应了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虽然如此，我走在白沙罗的街道上，街灯在亮，车稀人少，绝大多数的人都进入梦乡，剩下夜猫子仍在不同的角落三三两两。当我们走进一间卖汉堡包的餐馆时，才知道喜爱夜生活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不是在交头接耳，就是观看电视中的足球比赛节目，显得轻松而自我。我向我的同事说，什么变天？天哪有变？从这些人的表情中我感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还不是悠哉闲哉在享受这子夜的“良宵美景”。此刻又让我感觉到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就这么投票，就这么计票，然后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变天。虽然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在脑海出现，但马来西亚可不必这么大阵仗，只是往投票箱里这么一张又一张的投，就可投出新政权来。一滴血也不必流，更不需要短兵相接，只是口角和文告之战。时代不同了，我们是“投票箱里出政权”。
不仅于此，人民也变得成熟了，变天也吧，不变也吧，投完票就守在电视机前看成绩，不再像过去在街上狂热地跳，更没有所谓游行。什么“五一三”的阴影，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尽管在50年来，人民对民主的理解有各式各样的诠释，也许不重视手中的一票的重要性，但人民还是坚持民主投票是最好的机制，有了投票才可表达民意。现在他们开始相信了，每一张选票都是珍贵的。沉默的人用选票说话了。
可不是吗？这一天过后，天空晴朗了，空气也清新了。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乌云满布，也少了噪音，更不再有举剑的玩意儿。说过了头的话的政客也封嘴了。我们听到的倒是党内的争执，对这个和那个的失败讲了又讲，又检讨又批评的，好像是在反省又在相互指责。这也不算什么坏事，毕竟输了总要把自己的缺点掏出来，以便日后不再重蹈覆辙。胜利的一方，固然也有小吵小闹的。这就是政治，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有矛盾和冲突，那就不是政治了。这也真正地体现了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开放。最可贵的是输得君子，胜得君子，不再有向对方揶揄，也不再有庆祝什么的，就是每天醒了，一切如常，生活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施政方针和处世之道。这样也好，让人民有个比较，做好的可以留住掌声，做不好的，就在5年后把它们拉下马。如此的民主政治岂可不珍惜？
我们无需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3月8日的那一天，我们只要切记：这一天是民主的胜利！也是人民当老板的日子，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我们也要每个政党切记：胜利不可冲昏头脑；失败也不是世界末日，只要民主政治恒久不变，每个政党都是有机会的。
26.4.08
林苍佑与安华
历史重演在某种意义上是指相似之处，虽不尽相同，但反映了彼此之间的巧合。就拿林苍佑和安华来说，他们的政运又是何其相似，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
以下的历史事件折射两人的政治历程似乎是“无独有偶”的﹕
1、1958年是林苍佑从政以来最辉煌的记录，他当选马华总会长，意气风发，排名几乎是巫统主席兼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之下的万人之上。虽未有官位，但仍是国会议员兼槟州议员（指1959年大选前）
1993年是安华依布拉欣从政后的最辉煌的记录，他官拜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在巫统党内已是第二号人物，春风得意，排名在巫统主席兼首相马哈迪之下的风头甚健的政治精英。
2、1959年，林苍佑与东姑阿都拉曼因对国会议席分配闹僵而决裂。前者要求分配马华1/3席位（至少35席至40席）；后者则分给马华28席，后来同意增至31席，但却是在边缘化林苍佑下，与陈修信派达成协议。候选人名单不但未由总会长提呈，甚至连林苍佑也不是候选人，终于导致东姑与林苍佑的分道扬镳。
1998，安华与马哈迪关系恶化，结果前者被革除所有官职并被开除出党。切断了安华与巫统的关系，也启开了马哈迪与安华的激烈斗争。一夜之间，安华被投进了“政治黑洞”，与当时的林苍佑同病相怜。
3、1961年，林苍佑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从外部与马华公会斗争。这个党原先把大本营设在芙蓉，因加盟的陈世英与郭开东（皆国会议员）拥有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1963年林苍佑坚持走多元路线，与陈世英一派闹翻，乃告仳离，民联大本营迁回槟州，但已是一穷二白，没有任何议员。
1999年，安华在身系囹圄下，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组成国民公正党，并与回教党及民主行动党前所未有的直接组成“替代阵线”，准备从外边予国阵痛击。安华在一无所有下鼓吹的“烈火莫熄”运动在燃烧，在马来社会卷起政治浪潮。
4、1964年，民联党单凭林苍佑的个人魅力与声望参加大选，但未能与反对党达成协议，而是各行其是。在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形势有利联盟下，民联党只能取得一国四州（俱在槟城），未对执政党的联盟构成威胁。林苍佑以在野党身份出任槟城反对党领袖。
1999年大选，安华魅力产生的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发酵，直接冲击马哈迪领导的巫统。反对党虽然合作，但在种族政治笼罩下，只回教党大有突破，公正党失多得少，行动党也有退无进。尽管巫统失掉32个国席（回教党27个及公正党5个），但国阵其它成员党大捷，仍维持2/3优席。安华夺权美梦未果。只能成为反对党精神领袖。
2004年大选，在公正党与行动党各自上路下，反对党阵线形同虚设；又面对阿都拉首相旋风猛刮，反对党溃不成军。公正党只保1席，回教党失掉丁州政权，行动党仅略有进步，国阵则空前大胜。安华魅力被认为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认为不再存在安华效应了，其政途蒙上阴影。
5、1968年，林苍佑改弦易辙，带领民联党加盟新成立的民政党；又与民主行动党，人社党合作以一对一抗拒联盟。
1969年大选，林苍佑时来运转，民政在槟州秋风扫落叶，夺下16个州议席（共24席），上台执政，槟州变天，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
从1959年的失意到1969年的东山再起，林苍佑用10年的时间才扬眉吐气，正应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至理名言。
2008年大选前，已于2004年9月（大选后）出狱的安华，再次把已失效的反对党阵线重新组成起来，但格局有所不同，而是采取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的三角关系。通过无数次的政治集会，安华效应再起，终于改变马来西亚政局，反对党共取得5个州执政权，且在国会拥有82席，打破国阵2/3席。安华再探出头来。
从1998年到2008年，安华也是用了10年的时间才再从谷低爬上来，并成为“人民联盟”的领袖。在充满变数的政局中，安华下一步怎样走，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于2008年4月26日《南洋商报》）
以下的历史事件折射两人的政治历程似乎是“无独有偶”的﹕
1、1958年是林苍佑从政以来最辉煌的记录，他当选马华总会长，意气风发，排名几乎是巫统主席兼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之下的万人之上。虽未有官位，但仍是国会议员兼槟州议员（指1959年大选前）
1993年是安华依布拉欣从政后的最辉煌的记录，他官拜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在巫统党内已是第二号人物，春风得意，排名在巫统主席兼首相马哈迪之下的风头甚健的政治精英。
2、1959年，林苍佑与东姑阿都拉曼因对国会议席分配闹僵而决裂。前者要求分配马华1/3席位（至少35席至40席）；后者则分给马华28席，后来同意增至31席，但却是在边缘化林苍佑下，与陈修信派达成协议。候选人名单不但未由总会长提呈，甚至连林苍佑也不是候选人，终于导致东姑与林苍佑的分道扬镳。
1998，安华与马哈迪关系恶化，结果前者被革除所有官职并被开除出党。切断了安华与巫统的关系，也启开了马哈迪与安华的激烈斗争。一夜之间，安华被投进了“政治黑洞”，与当时的林苍佑同病相怜。
3、1961年，林苍佑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从外部与马华公会斗争。这个党原先把大本营设在芙蓉，因加盟的陈世英与郭开东（皆国会议员）拥有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1963年林苍佑坚持走多元路线，与陈世英一派闹翻，乃告仳离，民联大本营迁回槟州，但已是一穷二白，没有任何议员。
1999年，安华在身系囹圄下，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组成国民公正党，并与回教党及民主行动党前所未有的直接组成“替代阵线”，准备从外边予国阵痛击。安华在一无所有下鼓吹的“烈火莫熄”运动在燃烧，在马来社会卷起政治浪潮。
4、1964年，民联党单凭林苍佑的个人魅力与声望参加大选，但未能与反对党达成协议，而是各行其是。在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形势有利联盟下，民联党只能取得一国四州（俱在槟城），未对执政党的联盟构成威胁。林苍佑以在野党身份出任槟城反对党领袖。
1999年大选，安华魅力产生的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发酵，直接冲击马哈迪领导的巫统。反对党虽然合作，但在种族政治笼罩下，只回教党大有突破，公正党失多得少，行动党也有退无进。尽管巫统失掉32个国席（回教党27个及公正党5个），但国阵其它成员党大捷，仍维持2/3优席。安华夺权美梦未果。只能成为反对党精神领袖。
2004年大选，在公正党与行动党各自上路下，反对党阵线形同虚设；又面对阿都拉首相旋风猛刮，反对党溃不成军。公正党只保1席，回教党失掉丁州政权，行动党仅略有进步，国阵则空前大胜。安华魅力被认为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认为不再存在安华效应了，其政途蒙上阴影。
5、1968年，林苍佑改弦易辙，带领民联党加盟新成立的民政党；又与民主行动党，人社党合作以一对一抗拒联盟。
1969年大选，林苍佑时来运转，民政在槟州秋风扫落叶，夺下16个州议席（共24席），上台执政，槟州变天，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
从1959年的失意到1969年的东山再起，林苍佑用10年的时间才扬眉吐气，正应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至理名言。
2008年大选前，已于2004年9月（大选后）出狱的安华，再次把已失效的反对党阵线重新组成起来，但格局有所不同，而是采取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的三角关系。通过无数次的政治集会，安华效应再起，终于改变马来西亚政局，反对党共取得5个州执政权，且在国会拥有82席，打破国阵2/3席。安华再探出头来。
从1998年到2008年，安华也是用了10年的时间才再从谷低爬上来，并成为“人民联盟”的领袖。在充满变数的政局中，安华下一步怎样走，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于2008年4月26日《南洋商报》）
22.4.08
这张椅子还是许子根的 （天下纵横）
谁说“瘦田无人耕”？民政党不是正在上演“瘦田有人争”吗？
真没想到，伤痕累累尚未恢复元气的民政党，本应痛定思痛，卧薪尝胆，待五年后再来放手一搏，却在近日发生有人要争槟州民政第一把交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是为了救民政党或是要在失败后打出名堂？见仁见智。
不论是出自什么动机，我们认为凡是要争槟城第一把交椅的人，有必要先了解这把椅子的由来，不然冒然地打出旗号，恐怕会被人质问：这师出有名吗？
从一开始，也就是1968年创党之后，坐这张椅子的人是林苍佑。当时他身为槟州民政党主席，在1969年大选胜利后才坐上首席部长这张龙椅。下来在1990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的许子根，于1996年后才成为槟州民政党主席。由此可见这张椅子与那张龙椅在特定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不是任何人想坐就坐得上的。
今天虽然民政失去了槟州主导政权，但坐在这张椅子的人还是许子根。他到今天为止尚无明确表态要放弃这张椅子，可就有人跳出来说要争这张椅子，我们认为是急躁了些。因为这张椅子象征着迈向权力的高峰。例如1999年吴清德为什么要与许子根争这张椅子呢？那是因为他认为要越上一级就必须先争到这张椅子，结果他失败了，也就连龙椅也坐不上了。
从历史上来看，推行精英主义的民政党，对这张椅子是至为重视的，也有其政治意义。比如在1971年只当民政党全国副主席的林苍佑，因为他仍是槟州民政党主席，所以有权召开槟州民政党紧急会议，通过开除王裕好州议员的动议。当时王裕好被怀疑与中央当权派密谋倒林苍佑，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先下手为强。如果当年林苍佑没有坐上这张椅子，恐怕其首席部长的龙椅要拱手让人。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央派准备用陈朴根取代林苍佑，因风声泄漏，被林苍佑狠狠反击。由此可见，槟州民政党主席这张椅子是与权力挂钩的。
这张椅子不但有其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意义，理由是槟城是民政党的大本营，没有槟州作为根基，民政党便会黯然失色。如今民政党之所以黯然失色，也是因为它失去了槟州的大本营。因此民政党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重整旗鼓，才能使党重新焕发光芒而不是在它失落的时候，在伤口洒盐。
退一步来说，即使争到这张椅子而没有东山再起的宏图大计也不过是形同一张破椅子，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这正明白地告诉我们，今天不是争这张椅子的时候。如果许子根仍然要延续其政治生命，不但要坐稳全国第一把交椅，而且也要把持槟州这张椅子，绝不能轻言放弃。毕竟民政党的核心力量是在槟州，放弃槟州等于放弃民政的未来。
虽然民政党的党章有异于巫统和马华，其州主席是选举的而不是委任的。但不意味着州主席可自由选出而与中央不协调。这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就此而言，即便许子根有意逐步引退，也是要通过协商选出槟州主席，不是放任党员自由选举州主席；尤其是目前陷入低潮的时刻。
凡是一个政党面对挫折时，它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党领导层大洗牌，以新形象再作冲刺；其二是保持目前的领导层，作适度的调整，然后用新的战略新的方式再出击。
就民政党的结构来看，它选择后者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环顾民政党上下，许子根仍是比较有份量继续领导民政党的舵手。他不但在国内有知名度，而且在国际上有其地位。如果让许子根在此时引退，民政恐怕会陷入人事的纷争而更难爬起来。虽然不是说他是不可被取代的，但当下谁比他更有资格来当龙头老大？再者若全国椅子与槟州椅子一旦被分割，也会生变，不可不慎。
其实，目前民政党最重要的是从谷底走出来再战江湖，这就涉及许子根要改变作风，一如安华那样，不要再迷恋过去，而是放眼未来，换另一种角色，做个出色的反对党领袖，该讲的就讲，该说的就说。然后重组其团队，分配各人职务扮演好监督的角色，针对课题有的放矢，自然会使民政党与时代同步迈进，不会变成“无关宪旨”的政党。
再说一句：槟州民政主席这张椅子不是想坐就坐的，也不是想争就争的，而是要适当的人来坐的，不然可就乱套了。
真没想到，伤痕累累尚未恢复元气的民政党，本应痛定思痛，卧薪尝胆，待五年后再来放手一搏，却在近日发生有人要争槟州民政第一把交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是为了救民政党或是要在失败后打出名堂？见仁见智。
不论是出自什么动机，我们认为凡是要争槟城第一把交椅的人，有必要先了解这把椅子的由来，不然冒然地打出旗号，恐怕会被人质问：这师出有名吗？
从一开始，也就是1968年创党之后，坐这张椅子的人是林苍佑。当时他身为槟州民政党主席，在1969年大选胜利后才坐上首席部长这张龙椅。下来在1990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的许子根，于1996年后才成为槟州民政党主席。由此可见这张椅子与那张龙椅在特定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不是任何人想坐就坐得上的。
今天虽然民政失去了槟州主导政权，但坐在这张椅子的人还是许子根。他到今天为止尚无明确表态要放弃这张椅子，可就有人跳出来说要争这张椅子，我们认为是急躁了些。因为这张椅子象征着迈向权力的高峰。例如1999年吴清德为什么要与许子根争这张椅子呢？那是因为他认为要越上一级就必须先争到这张椅子，结果他失败了，也就连龙椅也坐不上了。
从历史上来看，推行精英主义的民政党，对这张椅子是至为重视的，也有其政治意义。比如在1971年只当民政党全国副主席的林苍佑，因为他仍是槟州民政党主席，所以有权召开槟州民政党紧急会议，通过开除王裕好州议员的动议。当时王裕好被怀疑与中央当权派密谋倒林苍佑，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先下手为强。如果当年林苍佑没有坐上这张椅子，恐怕其首席部长的龙椅要拱手让人。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央派准备用陈朴根取代林苍佑，因风声泄漏，被林苍佑狠狠反击。由此可见，槟州民政党主席这张椅子是与权力挂钩的。
这张椅子不但有其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意义，理由是槟城是民政党的大本营，没有槟州作为根基，民政党便会黯然失色。如今民政党之所以黯然失色，也是因为它失去了槟州的大本营。因此民政党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重整旗鼓，才能使党重新焕发光芒而不是在它失落的时候，在伤口洒盐。
退一步来说，即使争到这张椅子而没有东山再起的宏图大计也不过是形同一张破椅子，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这正明白地告诉我们，今天不是争这张椅子的时候。如果许子根仍然要延续其政治生命，不但要坐稳全国第一把交椅，而且也要把持槟州这张椅子，绝不能轻言放弃。毕竟民政党的核心力量是在槟州，放弃槟州等于放弃民政的未来。
虽然民政党的党章有异于巫统和马华，其州主席是选举的而不是委任的。但不意味着州主席可自由选出而与中央不协调。这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就此而言，即便许子根有意逐步引退，也是要通过协商选出槟州主席，不是放任党员自由选举州主席；尤其是目前陷入低潮的时刻。
凡是一个政党面对挫折时，它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党领导层大洗牌，以新形象再作冲刺；其二是保持目前的领导层，作适度的调整，然后用新的战略新的方式再出击。
就民政党的结构来看，它选择后者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环顾民政党上下，许子根仍是比较有份量继续领导民政党的舵手。他不但在国内有知名度，而且在国际上有其地位。如果让许子根在此时引退，民政恐怕会陷入人事的纷争而更难爬起来。虽然不是说他是不可被取代的，但当下谁比他更有资格来当龙头老大？再者若全国椅子与槟州椅子一旦被分割，也会生变，不可不慎。
其实，目前民政党最重要的是从谷底走出来再战江湖，这就涉及许子根要改变作风，一如安华那样，不要再迷恋过去，而是放眼未来，换另一种角色，做个出色的反对党领袖，该讲的就讲，该说的就说。然后重组其团队，分配各人职务扮演好监督的角色，针对课题有的放矢，自然会使民政党与时代同步迈进，不会变成“无关宪旨”的政党。
再说一句：槟州民政主席这张椅子不是想坐就坐的，也不是想争就争的，而是要适当的人来坐的，不然可就乱套了。
18.4.08
民政党的原点和起点
本来，原点和起点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是一码事。但3月8日过后，民政党内有人喊出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每每以林苍佑为导向，而忽略了民政的原点在哪里？因此本文试图将原点和起点分开来讲，以厘清民政党究竟是怎样来的？
严格来说，民政党的原点起于陈志勤。这位原是劳工党领袖的议员在1967年被党内激进派标签为右派人物而大举批判后，身感在党内无立足之地，因而找了在马大执教的王赓武教授商议组织一个新政党。后者表示认同，陈志勤便分头接触在新大任教的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及在槟城的林苍佑，再加上原劳工党温和派人物等，终于在1968年3月24日正式成立。
由于林苍佑是率领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因此民政党诞生之后不是一穷二白的，它拥有两位国会议员（陈志勤及林苍佑）及4名槟州议员。虽然主席由马来人出任，宣言及党章乃出自陈志勤之手，王赓武有参与其中，但党的大本营则是在槟州，因为林苍佑不是空手入党，而是赋予民政党一个生命的活力。根据我在2003年对王赓武的访谈，他特别强调陈志勤是发起这个党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陈志勤的游说，不会有民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样的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加盟，民政党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政党，有将缺兵，因为陈志勤等人拉不动劳工党党员参与其中。
1969年的大选把民政党送上槟州执政地位，林苍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成了民政党的另一位灵魂人物。很难想象没有林苍佑的民政党能如此顺利的“改朝换代”。于是它被当成民政党的一个起点。
从原点（诞生）到起点（执政），就是那么一转眼（一年）的功夫，令人刮目相看。不幸的是这两位灵魂人物在1971年交恶。陈志勤的中央派要更换首席部长（以陈朴根取代林苍佑），而坐镇槟州的林苍佑则挤掉陈志勤的“中央派”，成功夺权而把民政党的总部从吉隆坡搬回槟城（正如成立于1961年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在1963年将大本营从芙蓉移回槟城一样）。被排挤的陈志勤也就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与民政党打对台。这样一来，陈志勤在民政的历史功绩全被抹掉了，剩下林苍佑是名副其实的民政党的舵手。
1972年，林苍佑为稳住政权（因后来有4名州议员过档社会正义党，民政只剩12名州议员，刚好是总数24名的半数），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当时有4名巫统州议员），为民政也就“再转变”了（更在1974年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组合──国阵）。
从那一刻起，民政党在林苍佑的领导下，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他们包括林敬益、梁棋祥、李裕隆、陈忠鸿、吴清德、许岳金；80年代又加入了曾永森及其人马、许子根、郭洙镇、王天庆及江真诚等华教人士。民政党终于蜕变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但华基政党的色彩越显浓厚，虽然民政从未改变它的多元理念，以马来西亚人作为它的斗争平台。
不论民政党怎么变，它唯一不变的是槟州依然是它的大本营，也是它立足在国阵的筹码。因此难怪民政党内一提起它的起点，都不约而同的指出林苍佑，他们不提原点（也想忘了原点），因为那是不光彩的内讧与逼宫，陈志勤自然没有历史定位在其中。
真没想到，3月8日那场政治海啸，竟然荡平了民政的大本营。这对刚接任民政党魁不到一年的许子根来说，实在是如雷轰顶，败得突然，也输得莫名其妙。虽然民政尚有2国4州议席（如同民政原点的数目），但没有一个在槟州，要怎样回到起点？已是备受考验；尤其是当下的领导层都是民政在朝后加进来的，他们断了民政在野的那一层，缺乏在野的磨练。如今只好一切重新来过，也就要从林苍佑的身上及陈志勤的身上寻找回过去的轨迹。这就是目前民政党领袖面对的巨大和严峻的挑战。换句话说，它既要回到起点，也要回到原点。
（原载于2008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严格来说，民政党的原点起于陈志勤。这位原是劳工党领袖的议员在1967年被党内激进派标签为右派人物而大举批判后，身感在党内无立足之地，因而找了在马大执教的王赓武教授商议组织一个新政党。后者表示认同，陈志勤便分头接触在新大任教的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及在槟城的林苍佑，再加上原劳工党温和派人物等，终于在1968年3月24日正式成立。
由于林苍佑是率领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因此民政党诞生之后不是一穷二白的，它拥有两位国会议员（陈志勤及林苍佑）及4名槟州议员。虽然主席由马来人出任，宣言及党章乃出自陈志勤之手，王赓武有参与其中，但党的大本营则是在槟州，因为林苍佑不是空手入党，而是赋予民政党一个生命的活力。根据我在2003年对王赓武的访谈，他特别强调陈志勤是发起这个党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陈志勤的游说，不会有民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样的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加盟，民政党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政党，有将缺兵，因为陈志勤等人拉不动劳工党党员参与其中。
1969年的大选把民政党送上槟州执政地位，林苍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成了民政党的另一位灵魂人物。很难想象没有林苍佑的民政党能如此顺利的“改朝换代”。于是它被当成民政党的一个起点。
从原点（诞生）到起点（执政），就是那么一转眼（一年）的功夫，令人刮目相看。不幸的是这两位灵魂人物在1971年交恶。陈志勤的中央派要更换首席部长（以陈朴根取代林苍佑），而坐镇槟州的林苍佑则挤掉陈志勤的“中央派”，成功夺权而把民政党的总部从吉隆坡搬回槟城（正如成立于1961年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在1963年将大本营从芙蓉移回槟城一样）。被排挤的陈志勤也就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与民政党打对台。这样一来，陈志勤在民政的历史功绩全被抹掉了，剩下林苍佑是名副其实的民政党的舵手。
1972年，林苍佑为稳住政权（因后来有4名州议员过档社会正义党，民政只剩12名州议员，刚好是总数24名的半数），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当时有4名巫统州议员），为民政也就“再转变”了（更在1974年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组合──国阵）。
从那一刻起，民政党在林苍佑的领导下，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他们包括林敬益、梁棋祥、李裕隆、陈忠鸿、吴清德、许岳金；80年代又加入了曾永森及其人马、许子根、郭洙镇、王天庆及江真诚等华教人士。民政党终于蜕变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但华基政党的色彩越显浓厚，虽然民政从未改变它的多元理念，以马来西亚人作为它的斗争平台。
不论民政党怎么变，它唯一不变的是槟州依然是它的大本营，也是它立足在国阵的筹码。因此难怪民政党内一提起它的起点，都不约而同的指出林苍佑，他们不提原点（也想忘了原点），因为那是不光彩的内讧与逼宫，陈志勤自然没有历史定位在其中。
真没想到，3月8日那场政治海啸，竟然荡平了民政的大本营。这对刚接任民政党魁不到一年的许子根来说，实在是如雷轰顶，败得突然，也输得莫名其妙。虽然民政尚有2国4州议席（如同民政原点的数目），但没有一个在槟州，要怎样回到起点？已是备受考验；尤其是当下的领导层都是民政在朝后加进来的，他们断了民政在野的那一层，缺乏在野的磨练。如今只好一切重新来过，也就要从林苍佑的身上及陈志勤的身上寻找回过去的轨迹。这就是目前民政党领袖面对的巨大和严峻的挑战。换句话说，它既要回到起点，也要回到原点。
（原载于2008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15.4.08
君主立宪与王室角色
马来西亚是个很独特的国家，虽然西马版图不大，但在英国人来到前已存在9个小王国。因此当英国于1786年踏足马来亚时，它的第一个立足点只是在槟城，后来才扩大到威省、新加坡和马六甲。及后英国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将权力的鞭子伸入联邦内陆。换句话说，英国是在不同的年代逐步地拥有整个马来亚的行政控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后）英军重临。不久，便迫不及待地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不仅没有考虑到9州苏丹的地位，也未保留马来人的特定地位，引发马来人大团结。在拿督翁领导下，一个命名为“巫统”的政党在1946年成立。它成功地结合苏丹的力量，与英军政府展开谈判，乃在1948年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邦联”宪制，苏丹的地位因而保留下来，而且马来人的特权也得到恢复。从那一刻起，巫统与各州苏丹的命运便结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时任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为新兴国家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度，规定国家最高元首由9州苏丹轮任，每5年改选，启开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君主也轮任选举的制度，与马来亚的民主选举相互辉映。由于巫统“有功”于苏丹，而反过来苏丹又安于本位，各司其职的稳定了马来亚政治，并在关键时刻相互配合，造就了巫统掌控了国家的权力核心。不论是东姑时代，敦拉萨时代乃至胡先翁时代，他们与元首和苏丹的关系是至为融洽的，元首也在首相的忠告下先后颁布紧急法令，解决砂州宪制危机；“513”危机及吉兰丹宪制危机。
但在马哈迪于1981年上台后，他在1983年开始通过国会修宪限制了王室的某些权力而引发一场宪法危机。如颁布紧急状态权力归到首相手中；国会通过的法案或修宪，在特定的日期自动生效。
1993年又取消王室成员的免控权。由于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即便首相与王室之间关系间有失调，也未有对峙局面，所谓危机又再化为相安无事。
虽然如此，最高元首也还是被某些方面认为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以阻止所谓的“不公平”的事件发生。例如在1988年，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峇斯认为首相“对法官作出严厉的指控”而要求元首关注。结果爆发了司法大风波，包括院长及法官被停职调查而导致3人被革职的大件事。又如在2007年，净选盟的大示威，也通过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向最高元首递交一封请愿书，以要求民主选举是公平与干净的。
不论是沙烈阿峇斯或安华，他们都知道在“君主立宪”下，在宪法修正后，首相拥有的权力才是最大的，但他们还是向元首作了“投诉”，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最高元首能够有这样的身份来过问首相。至于能不能发生作用，就非他们所能知道。由此可见，元首在他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至上的地位。
其实，立国以来，元首和各州苏丹都明白“王权”是需要顺应民主政治的。但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就如最近大选后出现的局面，由于执政的国阵在国会拥有绝对的多数席，阿都拉也就顺利再被元首委为首相进行组阁，其间没有任何争议，显现了相互尊重的精神。
同样的，服膺于民主政治的阿都拉首相，也尊重民意，让5州由反对党人顺利执政，而相关州的苏丹在此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挑选州务大臣方面只要求恰当人选而不是否定反对党的“改朝换代”。虽然间中有一波三折，但格局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在雪霹两州，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非马来人的副州务大臣，也就使到问题变得有些棘手。从历史上来看，这些马来州属（过去是马来小王国），一下子要做大幅度的改变，似乎又适应不来。苏丹在此时的折冲樽俎就需要用智慧与权力了，首相是不能代劳的。
至于由国阵（巫统）赢取的另外两个州属，即玻璃市与登嘉楼的州务大臣人选，虽有风波，更有僵持不下之虞，也不能解释成“王室干政”或“苏丹与首相之争”，更不是宪制危机。因为苏丹还是从赢得大多数席位的政党中挑选人选，而不是阻挠执政。在首相的深明大义下，也接受相关苏丹根据州宪法委任大臣，一场风波也就随之划上句号。
尽管有人提出未接受执政党的推荐人选是有“王室干政”之嫌，或担心“王权膨胀”，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所不利。但若换另一个角度诠释，若是被选中的人选是具有公信力的，是从执政党人中挑出，也是符合民主程序。只是苏丹不公布因由，自有其考量，尚不能解释为“王权抬头”，只能说起“杠杆作用”。在这方面，即使今次大选国阵受重挫，巫统也备受冲击，致政局出现变数，但不变的是：阿都拉首相坦然面对，说他是国家民主的大推手，也不为过。就此评价阿都拉，他是开明与民主的首相，并以冷静的处事手法让一切在平和中转变和过渡。我们不是一如既往的车在跑，人在走吗？民主与君主立宪配搭得相得益彰，真要感谢前人对民主政治作出巨大贡献。
（原载于2008年4月15日《南洋商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后）英军重临。不久，便迫不及待地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不仅没有考虑到9州苏丹的地位，也未保留马来人的特定地位，引发马来人大团结。在拿督翁领导下，一个命名为“巫统”的政党在1946年成立。它成功地结合苏丹的力量，与英军政府展开谈判，乃在1948年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邦联”宪制，苏丹的地位因而保留下来，而且马来人的特权也得到恢复。从那一刻起，巫统与各州苏丹的命运便结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时任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为新兴国家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度，规定国家最高元首由9州苏丹轮任，每5年改选，启开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君主也轮任选举的制度，与马来亚的民主选举相互辉映。由于巫统“有功”于苏丹，而反过来苏丹又安于本位，各司其职的稳定了马来亚政治，并在关键时刻相互配合，造就了巫统掌控了国家的权力核心。不论是东姑时代，敦拉萨时代乃至胡先翁时代，他们与元首和苏丹的关系是至为融洽的，元首也在首相的忠告下先后颁布紧急法令，解决砂州宪制危机；“513”危机及吉兰丹宪制危机。
但在马哈迪于1981年上台后，他在1983年开始通过国会修宪限制了王室的某些权力而引发一场宪法危机。如颁布紧急状态权力归到首相手中；国会通过的法案或修宪，在特定的日期自动生效。
1993年又取消王室成员的免控权。由于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即便首相与王室之间关系间有失调，也未有对峙局面，所谓危机又再化为相安无事。
虽然如此，最高元首也还是被某些方面认为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以阻止所谓的“不公平”的事件发生。例如在1988年，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峇斯认为首相“对法官作出严厉的指控”而要求元首关注。结果爆发了司法大风波，包括院长及法官被停职调查而导致3人被革职的大件事。又如在2007年，净选盟的大示威，也通过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向最高元首递交一封请愿书，以要求民主选举是公平与干净的。
不论是沙烈阿峇斯或安华，他们都知道在“君主立宪”下，在宪法修正后，首相拥有的权力才是最大的，但他们还是向元首作了“投诉”，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最高元首能够有这样的身份来过问首相。至于能不能发生作用，就非他们所能知道。由此可见，元首在他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至上的地位。
其实，立国以来，元首和各州苏丹都明白“王权”是需要顺应民主政治的。但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就如最近大选后出现的局面，由于执政的国阵在国会拥有绝对的多数席，阿都拉也就顺利再被元首委为首相进行组阁，其间没有任何争议，显现了相互尊重的精神。
同样的，服膺于民主政治的阿都拉首相，也尊重民意，让5州由反对党人顺利执政，而相关州的苏丹在此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挑选州务大臣方面只要求恰当人选而不是否定反对党的“改朝换代”。虽然间中有一波三折，但格局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在雪霹两州，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非马来人的副州务大臣，也就使到问题变得有些棘手。从历史上来看，这些马来州属（过去是马来小王国），一下子要做大幅度的改变，似乎又适应不来。苏丹在此时的折冲樽俎就需要用智慧与权力了，首相是不能代劳的。
至于由国阵（巫统）赢取的另外两个州属，即玻璃市与登嘉楼的州务大臣人选，虽有风波，更有僵持不下之虞，也不能解释成“王室干政”或“苏丹与首相之争”，更不是宪制危机。因为苏丹还是从赢得大多数席位的政党中挑选人选，而不是阻挠执政。在首相的深明大义下，也接受相关苏丹根据州宪法委任大臣，一场风波也就随之划上句号。
尽管有人提出未接受执政党的推荐人选是有“王室干政”之嫌，或担心“王权膨胀”，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所不利。但若换另一个角度诠释，若是被选中的人选是具有公信力的，是从执政党人中挑出，也是符合民主程序。只是苏丹不公布因由，自有其考量，尚不能解释为“王权抬头”，只能说起“杠杆作用”。在这方面，即使今次大选国阵受重挫，巫统也备受冲击，致政局出现变数，但不变的是：阿都拉首相坦然面对，说他是国家民主的大推手，也不为过。就此评价阿都拉，他是开明与民主的首相，并以冷静的处事手法让一切在平和中转变和过渡。我们不是一如既往的车在跑，人在走吗？民主与君主立宪配搭得相得益彰，真要感谢前人对民主政治作出巨大贡献。
（原载于2008年4月15日《南洋商报》）
国阵精神忘了民政党? （天下纵横）
3月8日的大选，伤得最重的莫过于民政党了。虽然国阵其它成员党也伤痕累累，但没有人会料到它在槟州的大本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顿使许多民政党人感到失落和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要在“一穷二白”的窘境下，如何再爬起来，已成为当前的一个被关注的课题。
要探讨这个课题，有必要先了解民政党的过去，才能看到将来。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因为有了林苍佑大胆地解散民主联合党加盟其中，才在槟城形成一股力量，并借196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换句话说，仅仅成立一年有余的民政党，已是转身成为政治主流。
正因为掌控槟州政府，民政党具备条件吸引了无数的精英和非精英份子加入其中。走向专业已成为民政的一个导向了。这就是说，在70年代后加入民政党的党员，已是执政党的一员。从中涌现的干部和领导层，也都是在朝的身份，他们没有经历过在野的痛苦与挣扎，而是习惯在朝的日子。如今这些的精英突然发现已是“一无所有”，其内心所蕴藏的失望与不满，自然会借大选失利而对党领导层有所苛责和批评乃至恶言相向。但这些的事后“检讨”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民政党还得接受残酷的现实带来的悲剧。
现在摆在民政党眼前的难受是它仍然介于“在朝在野”的地位，究竟它是在朝还是在野？相信民政党人也答不上来。这种难堪的结果确是始料未及的。说它在野吗也不尽然，它不是还有两位中央副部长吗？说它在朝吗也不尽然，因为两名副部长，对民政党而言是聊备一格，有了又好像没有。
说得白一点，民政党的存在是因为它在槟州拥有一个主导执政权，也是因为这是它唯一和十分重要的筹码，民政党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时，它的地位是被人另眼相看的。虽然马华对民政的加入持有负面的看法，但在形势比人强下，马华也不得不接受这是政治现实。
讵料这个“家”（大本营）在一场政治海啸中被冲得“无影无踪”，以致民政党在选后失掉“本钱”向中央提出要求，只能被动地等待中央给多少就拿多少，结果是原本有一名正部长也没有了。这对民政党来说是不公平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即使国大党蒙受重挫也保有一名正部长，为什么就不能“格外开恩”来“挽救”民政党呢？
在落难的时候，民政党最需要的是一根足以“求生”的稻草，现在连稻草也没有，民政党又如何在槟州“再展抱负”呢？
当然如果说，因为败选，再也无条件提这个和那个，但如果是按照国阵的精神，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民政给遗忘掉。这只能说明民政在国阵内已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反正华人内阁已有了马华代表，民政也就可有可无了。这又是与民政一贯宣称的理念不符合，因此不能拿马华代民政，同样民政也代表不了马华，两者是个别参加国阵的实体。在这方面，国阵主席阿都拉的布阵使到民政党更加雪上加霜，不知要说什么好？
有人支持民政就此脱离国阵，另谋出路，但党内又有人认为此时“发难”，在道义上说不过去，有机会主义之嫌，不妨等待时机再定夺。但这个时机又等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巫统也面临多事之秋，已是无暇顾及民政党的未来。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党自我求生已是当务之急，不能老是寄望天掉下馅饼来。如果等来等去等不到，民政党要如何在槟州寻求一个出发点？
时间对于一个病重的病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就越不妙。如果国阵要“救”民政，就得及时协助无力的民政再出发，也好让它“再转变”。不然施此“惩罚”等于是教民政党在政海中“自我保重”。
就此而言，当下的民政党不是更换领导人就能“药到病除”的，而是许子根要勇于向国阵主席痛陈民政的“困境和危机”。民政为国阵的包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应该有点回报，况且在中央当政的还是国阵，那不可能这么快就把民政给“遗忘”了。
虽然政治讲求现实，但政治也讲求人情味。民政与巫统共打槟城江山30多年有余，功劳和苦劳兼而有之，总不能在紧要关头让它如一叶浮萍，飘在茫茫大海中。除非是国阵无能为力，不然一位部长应是可以提供给民政党。如果民政还是面对“半朝半野”，不上不下的窘境，那么民政就须另谋出路，不能再继续期盼奇迹出现，还得靠自己重新来过，学习当一个反对党，洗心革面，重新寻求合作对象，自有后来人愿意跟随打拼。
要探讨这个课题，有必要先了解民政党的过去，才能看到将来。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因为有了林苍佑大胆地解散民主联合党加盟其中，才在槟城形成一股力量，并借196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换句话说，仅仅成立一年有余的民政党，已是转身成为政治主流。
正因为掌控槟州政府，民政党具备条件吸引了无数的精英和非精英份子加入其中。走向专业已成为民政的一个导向了。这就是说，在70年代后加入民政党的党员，已是执政党的一员。从中涌现的干部和领导层，也都是在朝的身份，他们没有经历过在野的痛苦与挣扎，而是习惯在朝的日子。如今这些的精英突然发现已是“一无所有”，其内心所蕴藏的失望与不满，自然会借大选失利而对党领导层有所苛责和批评乃至恶言相向。但这些的事后“检讨”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民政党还得接受残酷的现实带来的悲剧。
现在摆在民政党眼前的难受是它仍然介于“在朝在野”的地位，究竟它是在朝还是在野？相信民政党人也答不上来。这种难堪的结果确是始料未及的。说它在野吗也不尽然，它不是还有两位中央副部长吗？说它在朝吗也不尽然，因为两名副部长，对民政党而言是聊备一格，有了又好像没有。
说得白一点，民政党的存在是因为它在槟州拥有一个主导执政权，也是因为这是它唯一和十分重要的筹码，民政党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时，它的地位是被人另眼相看的。虽然马华对民政的加入持有负面的看法，但在形势比人强下，马华也不得不接受这是政治现实。
讵料这个“家”（大本营）在一场政治海啸中被冲得“无影无踪”，以致民政党在选后失掉“本钱”向中央提出要求，只能被动地等待中央给多少就拿多少，结果是原本有一名正部长也没有了。这对民政党来说是不公平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即使国大党蒙受重挫也保有一名正部长，为什么就不能“格外开恩”来“挽救”民政党呢？
在落难的时候，民政党最需要的是一根足以“求生”的稻草，现在连稻草也没有，民政党又如何在槟州“再展抱负”呢？
当然如果说，因为败选，再也无条件提这个和那个，但如果是按照国阵的精神，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民政给遗忘掉。这只能说明民政在国阵内已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反正华人内阁已有了马华代表，民政也就可有可无了。这又是与民政一贯宣称的理念不符合，因此不能拿马华代民政，同样民政也代表不了马华，两者是个别参加国阵的实体。在这方面，国阵主席阿都拉的布阵使到民政党更加雪上加霜，不知要说什么好？
有人支持民政就此脱离国阵，另谋出路，但党内又有人认为此时“发难”，在道义上说不过去，有机会主义之嫌，不妨等待时机再定夺。但这个时机又等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巫统也面临多事之秋，已是无暇顾及民政党的未来。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党自我求生已是当务之急，不能老是寄望天掉下馅饼来。如果等来等去等不到，民政党要如何在槟州寻求一个出发点？
时间对于一个病重的病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就越不妙。如果国阵要“救”民政，就得及时协助无力的民政再出发，也好让它“再转变”。不然施此“惩罚”等于是教民政党在政海中“自我保重”。
就此而言，当下的民政党不是更换领导人就能“药到病除”的，而是许子根要勇于向国阵主席痛陈民政的“困境和危机”。民政为国阵的包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应该有点回报，况且在中央当政的还是国阵，那不可能这么快就把民政给“遗忘”了。
虽然政治讲求现实，但政治也讲求人情味。民政与巫统共打槟城江山30多年有余，功劳和苦劳兼而有之，总不能在紧要关头让它如一叶浮萍，飘在茫茫大海中。除非是国阵无能为力，不然一位部长应是可以提供给民政党。如果民政还是面对“半朝半野”，不上不下的窘境，那么民政就须另谋出路，不能再继续期盼奇迹出现，还得靠自己重新来过，学习当一个反对党，洗心革面，重新寻求合作对象，自有后来人愿意跟随打拼。
12.4.08
人民联盟“定中有变”？
成立“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是安华1998年下野后的一个梦想，10年后才梦想成真。虽然10年前他曾经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和人民行动党与他联手对抗强大的国阵；也在牢中通过其妻子旺阿兹莎组成国民公正党（1999年4月），得以和上述两个反对党再加上人民党合组成“替代阵线”，但同年的大选都未尽如人意，只是扶起回教党成为替阵的老大.
抑有进者，坐大的回教党因狂胜而向“回教国”迈进，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与“替阵”切断关系。至此反对党联合阵线已形同虚设，不再具有威力。2004年的大选国阵大胜证诸了“替阵”已是“无牙老虎”，以惨败收场；行动党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在2004年3月大选半年后出狱的安华并不死心，但在形势比人强底下，要重组反对党联合阵线已非易事。也许安华要“感谢”巫统关起大门，迫使他不得不倾全力通过公正党（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改成人民公正党）杀出一条生路，而摆在他面前的坎坷道路又是困难重重。因为在种族政治已形成大气候底下，反对党又如何打破国阵不败的神话呢？
但安华执着地认为只要反对党真正联手起来，肯定大有作为，不但能破国阵的2/3优势，而且可能有意外的收获起而执政。鉴于行动党和回教党已是“划分界线”，“老死不相往来”，安华唯有退而求其次的左右逢源。就这样安华又组成了十分松弛的反对党组合，目的只是避免三角战，以给国阵一个震撼，绝口不提两线制，因为1990年的先提出两线制概念，结果功败垂成，不能再重蹈覆辙。
讵料3月8日晚上的一场政治海啸或政治地震彻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也证明了安华的预言有其依据。不过这一次安华不再为人做嫁衣裳，而是选民把三个反对党都平均地送进政治主流，夺下了4个州政权和保住另一个州政权，各有所得又各胜其位。
老实说，如果没有安华，反对党绝不可能有此辉煌战绩。当然也因为选民对各种弊端有所不满，也就一口气把反对党扶了起来，竟而破了国阵的2/3席位。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安华终于又再熬出头来。
但安华也深知三党合作的脆弱性，若不再跨前一步，化解矛盾，又会再有生变。于是一个“人民联盟”也就在4月1日急快出台了。安华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主导了民联的未来命运。
究竟“人民联盟”能否持久，内部矛盾是否能缓和尚是个未知数，但它确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一时之间让人看到两线制已告形成。因为独立50年来，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也曾有过尝试，就是未能建立起两线制。前有劳工党、人民党及国民议会党组成的社阵（1964年败选后分崩离析）；后有民政党、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人民党的联合阵线取得不俗成绩，但不久就瓦解（1969年胜选后又被执政党收编，剩下行动党孤家寡人留在反对党内）。下来的46精神党，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沙巴人民团结党的“两线制”阵线一样无功而返（1990年的大选只壮大行动党，协助回教党夺回丹州，而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如此，安华还是认为反对党不合作就没出路，因此，他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最后的赌注，专攻混合区（一向被视为国阵堡垒区），不再与回教党争地盘，也不太与行动党争华人选区。这种陈陈相因的老套在执政党看来是不成气候的，也无法与强大的国阵抗衡。在掉以轻心下竟被反对党翻盘。
“人民联盟”就在不经意求成下而成形了，目的无非希望借此巩固三党合作，达成“变中有定”。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两线制已经成熟，这也未曾列为反对党的议程，尤其是行动党对回教党仍是“心有千千结”，谁也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另外，由于目前政治变数，尤其是巫统正面临内部的求变与斗争不断提升，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民联盟”与东马有条件的合作，毕竟“人民联盟”尚缺东马这一大块有待圆满；自然也对巫统变化有所期待，以便有所收成。就此而言谁又能排除阿都拉与安华意外携手应对马哈迪及党内领袖“逼宫”的可能性呢？只要彼此为国为民，以大局为重，存在互动，而不是一再排斥而持续没完没了，则马来西亚政治也许会再来一个大洗牌。安华提早走回权力核心的日子也许不会太久。这就是说，“人民联盟”制造的“两线制”或者“定中有变”。
人民现在问的不是“两线制”形成了吗？而是国家政治何时安定下来？这就要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拿出政治智慧来。
（原载于2008年4月12日《南洋商报》）
抑有进者，坐大的回教党因狂胜而向“回教国”迈进，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与“替阵”切断关系。至此反对党联合阵线已形同虚设，不再具有威力。2004年的大选国阵大胜证诸了“替阵”已是“无牙老虎”，以惨败收场；行动党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在2004年3月大选半年后出狱的安华并不死心，但在形势比人强底下，要重组反对党联合阵线已非易事。也许安华要“感谢”巫统关起大门，迫使他不得不倾全力通过公正党（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改成人民公正党）杀出一条生路，而摆在他面前的坎坷道路又是困难重重。因为在种族政治已形成大气候底下，反对党又如何打破国阵不败的神话呢？
但安华执着地认为只要反对党真正联手起来，肯定大有作为，不但能破国阵的2/3优势，而且可能有意外的收获起而执政。鉴于行动党和回教党已是“划分界线”，“老死不相往来”，安华唯有退而求其次的左右逢源。就这样安华又组成了十分松弛的反对党组合，目的只是避免三角战，以给国阵一个震撼，绝口不提两线制，因为1990年的先提出两线制概念，结果功败垂成，不能再重蹈覆辙。
讵料3月8日晚上的一场政治海啸或政治地震彻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也证明了安华的预言有其依据。不过这一次安华不再为人做嫁衣裳，而是选民把三个反对党都平均地送进政治主流，夺下了4个州政权和保住另一个州政权，各有所得又各胜其位。
老实说，如果没有安华，反对党绝不可能有此辉煌战绩。当然也因为选民对各种弊端有所不满，也就一口气把反对党扶了起来，竟而破了国阵的2/3席位。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安华终于又再熬出头来。
但安华也深知三党合作的脆弱性，若不再跨前一步，化解矛盾，又会再有生变。于是一个“人民联盟”也就在4月1日急快出台了。安华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主导了民联的未来命运。
究竟“人民联盟”能否持久，内部矛盾是否能缓和尚是个未知数，但它确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一时之间让人看到两线制已告形成。因为独立50年来，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也曾有过尝试，就是未能建立起两线制。前有劳工党、人民党及国民议会党组成的社阵（1964年败选后分崩离析）；后有民政党、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人民党的联合阵线取得不俗成绩，但不久就瓦解（1969年胜选后又被执政党收编，剩下行动党孤家寡人留在反对党内）。下来的46精神党，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沙巴人民团结党的“两线制”阵线一样无功而返（1990年的大选只壮大行动党，协助回教党夺回丹州，而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如此，安华还是认为反对党不合作就没出路，因此，他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最后的赌注，专攻混合区（一向被视为国阵堡垒区），不再与回教党争地盘，也不太与行动党争华人选区。这种陈陈相因的老套在执政党看来是不成气候的，也无法与强大的国阵抗衡。在掉以轻心下竟被反对党翻盘。
“人民联盟”就在不经意求成下而成形了，目的无非希望借此巩固三党合作，达成“变中有定”。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两线制已经成熟，这也未曾列为反对党的议程，尤其是行动党对回教党仍是“心有千千结”，谁也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另外，由于目前政治变数，尤其是巫统正面临内部的求变与斗争不断提升，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民联盟”与东马有条件的合作，毕竟“人民联盟”尚缺东马这一大块有待圆满；自然也对巫统变化有所期待，以便有所收成。就此而言谁又能排除阿都拉与安华意外携手应对马哈迪及党内领袖“逼宫”的可能性呢？只要彼此为国为民，以大局为重，存在互动，而不是一再排斥而持续没完没了，则马来西亚政治也许会再来一个大洗牌。安华提早走回权力核心的日子也许不会太久。这就是说，“人民联盟”制造的“两线制”或者“定中有变”。
人民现在问的不是“两线制”形成了吗？而是国家政治何时安定下来？这就要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拿出政治智慧来。
（原载于2008年4月12日《南洋商报》）
8.4.08
两线制不乐观、安华牵动全局
第12届大选“突然”出现所谓的两线制，引起热爱民主的人士大加欢呼，咸认马来西亚终于迎来了政党轮替制，但事实是否如此？两线制是否已开花结果，为民主政治扎了根？
我们有必要从“政治现实”和 “政治理想”来考察大选带来的讯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因为人民有太多的怨气和对现实的不满，都义无反顾地把票投给了反对党，以示“惩罚”执政党未能给人民带来美好的未来。这种惩罚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在过去四年的表现让人民感到失望和气馁，正因为风向转得过激，一下子把国阵的一些成员党打得人翻马仰，甚至仆地不起。不仅是执政党人输得莫名其妙，而且连反对党人也赢得莫名其妙，好像天上掉下了星星和月亮一样的不可思议。
从政治理想的角度来看，人民都一直希望反对党壮大，能够对执政党起制衡作用。虽然不敢奢望从此有两线制出现，但最低限度也认为反对党不要太弱，最好是能够有1/3的席位来破国阵的2/3优势。道理很简单，因为自从1969年以来，反对党就从来没有办法在国会拥有宏亮的声音和有力地制衡执政党，往往要看执政党的脸色行事，尤其是在修改宪法和法令上就能一直举手通过，人民即便有再大的异议，也无可奈何。正因为大部份的人民不要强弱悬殊的局面再继续下去，因此运用手中的一票投给了反对党，以至一夜之间，半壁江山变色。从要求1/3议席到5个州尽落入反对党手中，这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儍了眼，原来手中的一票可以使到山河变色，政权易手。其威力之大，确实让人民感觉到民主的可爱。
尽管大局已定，反对党也从中崛起，但整个国家政局并未因此安定下来，而且“定中有变”。最明显的莫过于国阵内部除了找出这个又或那个原因外，还为此陷入了内斗。例如巫统，虽然已再度执政中央政府，但对失掉吉打、槟城、雪州及霹州的执政权仍然耿耿于怀，因此党内已浮现要求更换领导人的举动。其中包括前首相马哈迪及前财长东姑拉沙里。不过仍未蔚成一种运动，对巫统主席阿都拉来说尚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还是可以继续领导国家。
可是正当他想在党内立定脚跟、重新出发之际，又面对党内暗潮汹涌和两个州的大臣人选未尽其意的结局。表面上看来他可以不动声色，实则他已经面对一场风暴的可能降临。
目前他所关注和考量的不单是巫统的未来，而且也涉及马来民族的分裂问题。如果说过去曾有过马来民族分成两大阵营（如1959年大选，回教党执政登丹两州；如1999年大选，回教党又再执政登丹两州），那么这次却多了一个安华因素，明显地把马来民族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巫统，另一个是安华的公正党与回教党连手的“人民阵线”；尤其严重的是，“人民阵线”攻破巫统的堡垒区──吉打、雪州和霹州，更又再一次使到巫统在槟州成为反对党，失去了在槟州的优势（巫统只在1969年成为反对党，在其它时候，它都是以最多议席影响槟州政府的操作，即便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它在州议会内仍然是最多议席的执政党成员）。这样一来，长久以来便形成的由巫统主导的马来宗主权已首次受到严重挑战，也难怪引发巫统党内开始探讨马来人大团结的问题。
马来人大团结于1946年因拿督翁领导反对“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而催生了巫统。尽管在1951年拿督翁的离开另起炉灶而出现分裂，但经过1955年的普选，巫统又再重新整合马来人。下来只剩下巫统和回教党角力，因为即使有一个左翼马来政党──人民党 在争夺马来人的支持，它的势力还是在华人社会，没有瓜分马来人的票源。这对巫统来说是不大担心的，在它看来，回教党充其量只能在东海岸的马来地区发挥作用，它走不进城市，根本无法与它争夺中央领导权。因此它从来不把回教党视为劲敌，反而是可以协商的政党。换句话说，它不以为马来人分成支持巫统和回教党是致命的，反而觉得回教党打出的宗教旗帜可以更好地彰显巫统的重要性，至少绝大多数的马来人会选择靠向巫统，再加上非马来人也绝大多数选择巫统当家好过选回教党上台。
就拿1969年的大选来说，在非马来人思变下，也仅是失去槟州政权，而且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上台的不是别人，而是原本就是马华领袖的林苍佑医生。1972年，敦拉萨通过巫统收编回教党和民政党也预告了以巫统为核心的联盟是可以“再转变”的。这一变就成了国阵的出现。于是所谓的反对党壮大对峙执政党的“两线制”也就成为泡沫了（当时的反对党属于松弛联合，以一对一抗联盟，并未推心置腹，也未商及两线制，很快地在时局改变下，被化整为零）。
经过敦拉萨的苦心经营，巫统很快从1969年大选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变得更强大，强大到其它政党都向它俯首称臣。一党坐大也就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意识形态。
正因为巫统即是政府的效应下，马来西亚的其它靠向巫统的政党只有听话和臣服的份，没有所谓本身的理念议程，即便有也被降低到内部自我表述（正如台湾对一中立场的自我表述，其结果是中共永远是赢家，台湾则是输少当赢）。久而久之，成员党内的马华和民政所争的是剩余权力的分享和分配（如马华要向民政夺回槟州主导政权；民政要在中央有较大的发言权），印度国大党也同样在巫统的权力下生存，可以不必过于在意印裔同胞要求更大的权益（结果引爆了2007年的兴权会，给国大党致命一击）。至于前期的人民进步党和后期的人民进步党，在国阵内只是聊备一格。
在东马方面，政党之多也让人眼花缭乱。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正好被国阵（巫统）收编而无法讨价还价（若有，就会像沙巴团结党的下场，在1994年沦为反对党，更使巫统东渡成为真正的执政党）；反而是砂州的土保党与巫统维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国阵的体制下得以生存下来，但也不能向中央要求太多，否则生变。
1990年的大选，对巫统（并非国阵）构成最大的挑战也是来自巫统的东姑拉沙里（他领导反对党阵线向马哈迪叫阵，以期通过大选当上首相，结果失败，导致1996年又再被马哈迪收编，免去了巫统分成两派）。虽然回教党再度抬头，但势力只限吉兰丹，成不了大气候。
反倒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效应给予巫统巨大的压力。不过崛起的只是回教党，又限于东海岸（登丹的执政权）和增加国席至27个。对巫统而言，伤害不大，因为其它成员党取得大捷。安华在巫统的眼中，已是被判了“政治死刑”。2004年的大选，上台的阿都拉更是把安华抛到远远，其公正党仅存可怜的一席（原本有5国4州，但都是在马来选区）。
继承了巫统的一切荣耀与权力的阿都拉，其大选政绩比起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遂使到巫统内的一些领导人的心态变得更加自信而狂大。有者更口不择言的强化了马来宗主权的核心思想，而忘记了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当这些叫嚣者绕过了首相阿都拉作出各种各样的言行又未受到强力的遏止时，已在不知觉中给阿都拉政府埋下了火药。在巫统的保护伞下，某些人的种族性偏激言论不但伤害其它族群之心，也伤害了马来人的善良之心。
抑有进者，阿都拉的肃贪、全民首相的清明形象也因之被淡化。马哈迪时代遗留下来的司法争议，一党独大挥之不去。这使到国阵内的其它成员党逆来顺受，把不当的行为当成“政治正确”来看待（基于政治讲求权力，有权力就是政治正确）。当人家举剑时，它们只能无力地举宪法，举国本论来回应；当马哈迪和回教党较劲，竞争谁的回教国更好时，它们也只能靠边站。
所有的这一切，正好给安华抓个正着。在许多人都不看好的情势下（包括反对党人也质疑安华是否能再起风云），安华以弱势领袖走进穷乡僻壤，唤起马来人与他一道反对政府的贪污，朋党与不当措施；也唯有他一个人具有信心反对党阵线有可能大胜脱颖而出。结果他这一次的政治赌注大大地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老实说，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与反对党的合作也是为大选而出台的，它与行动党的谈判最为辛苦，也不动回教党的势力范围，宁可在混合区向国阵叫阵。由此来看，所谓反对党联合阵线属于权宜之计，还未具有巩固的基础，只是不经意下才出现了两线制。
但这个所谓两线制也是不均等的。除了看到“人民阵线”的种族比例较为均衡外（理念尚待厘清，意识形态则各自表达），其它的深入合作尚待考验。至于国阵方面，其种族比例已告失衡。马华重挫，民政惨败，国大党七零八落，再也不是以前的国阵了。从这样来期望两线制健全发展，也是言之过早的。再说马来西亚仍然存在着种族政治。（虽然说此次大选，人民投票不以种族为考量，而是较大幅度投给反对党，不管是蓝眼、火箭或月亮，也照投不误，目的只求改变霸权政治，不是表示种族政治已不存在。
当两线制出现失调时，我们不能再以两线制的眼光来看待政治的现实。因为巫统正在寻找马来人的重新整合。抛开安华找回教党是有欠周详的，单独洗牌也有其一定的难度。如果出现巫统有人劝请安华回巢，也是不让人大惊小怪的。安华自然第一个反应会回拒，于是我们看到不多久可能会发生下列的情况：
1. 东马的砂沙州共拥有55个国席。如果它们提出要较大的自主权，分享国家资源用以支持安华，那么政局便会大洗牌。东马人民要的不是联邦多几个部长（掌握的也非重要职位），而要的是中央权力下放；反之若阿都拉能作出承诺，则巫统可稳固这一大块的支持力量。
2. 马来人需要一位“民族英雄”再行整合。原本来自巫统的安华会对此呼声无动于衷吗？或者巫统会重开大门或则巫统会邀请公正党在中央合组联合政府，而让安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再行协调职权的分配吗？若此事发生，国阵内的其它成员党将会有所迷失，不知何去何从，行动党的地位又在哪里？因此安华也必须三思而后行。回教党比较好说，它会听取安华的忠告与意见，只要保住回教党的优势即行。
3. 若一切不变，阿都拉仍领导巫统，安华就会在外边施加压力，又是马来民族所不愿看到的。他们两人之间为了国家的未来和马来民族的未来而坐下来谈的时机好像已经降临。毕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保障才是他们的重要任务。如果坚持对峙，对提升国家经济无所裨益。
4. 以阿都拉的性格观摩，他不是铁板一块，再拒安华于千里之外已不符合政治现实。他是否会考虑与安华合作来挡住党内的异动，也是值得关注的。
总之，政治是千变万化的，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安华在大选后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正逐步走向权力的核心，也许5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阿都拉邀安华共商大计或如果巫统内有人向安华招手或安华向他们招手，都不会让人跌破眼镜。安华也从来没有骂巫统，而是指责一些人把巫统搞坏了。言下之意，只要巫统肯自我洗牌，也是安华东山再起的日子。
其实目前围绕着的是三个大问题──东马诉求、巫统求变与安华动向。只要有一方采取主动，另一方回应，就是新的政局的到来，前提是马来人主导的格局没有变。
如果因之打破了我们期望的两线制，那是证明“政治现实”比“政治理想”更为重要和迫切。毕竟种族政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点安华比谁都清楚。而且只要国家变得更好，更稳定，更公平及更透明化，各族人民也会接受政治现实下的大变局。理想是期望，现实是生活。这是政治的“金科玉律”。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有时又不得不让位于“政治现实”。
我们有必要从“政治现实”和 “政治理想”来考察大选带来的讯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因为人民有太多的怨气和对现实的不满，都义无反顾地把票投给了反对党，以示“惩罚”执政党未能给人民带来美好的未来。这种惩罚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在过去四年的表现让人民感到失望和气馁，正因为风向转得过激，一下子把国阵的一些成员党打得人翻马仰，甚至仆地不起。不仅是执政党人输得莫名其妙，而且连反对党人也赢得莫名其妙，好像天上掉下了星星和月亮一样的不可思议。
从政治理想的角度来看，人民都一直希望反对党壮大，能够对执政党起制衡作用。虽然不敢奢望从此有两线制出现，但最低限度也认为反对党不要太弱，最好是能够有1/3的席位来破国阵的2/3优势。道理很简单，因为自从1969年以来，反对党就从来没有办法在国会拥有宏亮的声音和有力地制衡执政党，往往要看执政党的脸色行事，尤其是在修改宪法和法令上就能一直举手通过，人民即便有再大的异议，也无可奈何。正因为大部份的人民不要强弱悬殊的局面再继续下去，因此运用手中的一票投给了反对党，以至一夜之间，半壁江山变色。从要求1/3议席到5个州尽落入反对党手中，这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儍了眼，原来手中的一票可以使到山河变色，政权易手。其威力之大，确实让人民感觉到民主的可爱。
尽管大局已定，反对党也从中崛起，但整个国家政局并未因此安定下来，而且“定中有变”。最明显的莫过于国阵内部除了找出这个又或那个原因外，还为此陷入了内斗。例如巫统，虽然已再度执政中央政府，但对失掉吉打、槟城、雪州及霹州的执政权仍然耿耿于怀，因此党内已浮现要求更换领导人的举动。其中包括前首相马哈迪及前财长东姑拉沙里。不过仍未蔚成一种运动，对巫统主席阿都拉来说尚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还是可以继续领导国家。
可是正当他想在党内立定脚跟、重新出发之际，又面对党内暗潮汹涌和两个州的大臣人选未尽其意的结局。表面上看来他可以不动声色，实则他已经面对一场风暴的可能降临。
目前他所关注和考量的不单是巫统的未来，而且也涉及马来民族的分裂问题。如果说过去曾有过马来民族分成两大阵营（如1959年大选，回教党执政登丹两州；如1999年大选，回教党又再执政登丹两州），那么这次却多了一个安华因素，明显地把马来民族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巫统，另一个是安华的公正党与回教党连手的“人民阵线”；尤其严重的是，“人民阵线”攻破巫统的堡垒区──吉打、雪州和霹州，更又再一次使到巫统在槟州成为反对党，失去了在槟州的优势（巫统只在1969年成为反对党，在其它时候，它都是以最多议席影响槟州政府的操作，即便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它在州议会内仍然是最多议席的执政党成员）。这样一来，长久以来便形成的由巫统主导的马来宗主权已首次受到严重挑战，也难怪引发巫统党内开始探讨马来人大团结的问题。
马来人大团结于1946年因拿督翁领导反对“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而催生了巫统。尽管在1951年拿督翁的离开另起炉灶而出现分裂，但经过1955年的普选，巫统又再重新整合马来人。下来只剩下巫统和回教党角力，因为即使有一个左翼马来政党──人民党 在争夺马来人的支持，它的势力还是在华人社会，没有瓜分马来人的票源。这对巫统来说是不大担心的，在它看来，回教党充其量只能在东海岸的马来地区发挥作用，它走不进城市，根本无法与它争夺中央领导权。因此它从来不把回教党视为劲敌，反而是可以协商的政党。换句话说，它不以为马来人分成支持巫统和回教党是致命的，反而觉得回教党打出的宗教旗帜可以更好地彰显巫统的重要性，至少绝大多数的马来人会选择靠向巫统，再加上非马来人也绝大多数选择巫统当家好过选回教党上台。
就拿1969年的大选来说，在非马来人思变下，也仅是失去槟州政权，而且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上台的不是别人，而是原本就是马华领袖的林苍佑医生。1972年，敦拉萨通过巫统收编回教党和民政党也预告了以巫统为核心的联盟是可以“再转变”的。这一变就成了国阵的出现。于是所谓的反对党壮大对峙执政党的“两线制”也就成为泡沫了（当时的反对党属于松弛联合，以一对一抗联盟，并未推心置腹，也未商及两线制，很快地在时局改变下，被化整为零）。
经过敦拉萨的苦心经营，巫统很快从1969年大选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变得更强大，强大到其它政党都向它俯首称臣。一党坐大也就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意识形态。
正因为巫统即是政府的效应下，马来西亚的其它靠向巫统的政党只有听话和臣服的份，没有所谓本身的理念议程，即便有也被降低到内部自我表述（正如台湾对一中立场的自我表述，其结果是中共永远是赢家，台湾则是输少当赢）。久而久之，成员党内的马华和民政所争的是剩余权力的分享和分配（如马华要向民政夺回槟州主导政权；民政要在中央有较大的发言权），印度国大党也同样在巫统的权力下生存，可以不必过于在意印裔同胞要求更大的权益（结果引爆了2007年的兴权会，给国大党致命一击）。至于前期的人民进步党和后期的人民进步党，在国阵内只是聊备一格。
在东马方面，政党之多也让人眼花缭乱。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正好被国阵（巫统）收编而无法讨价还价（若有，就会像沙巴团结党的下场，在1994年沦为反对党，更使巫统东渡成为真正的执政党）；反而是砂州的土保党与巫统维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国阵的体制下得以生存下来，但也不能向中央要求太多，否则生变。
1990年的大选，对巫统（并非国阵）构成最大的挑战也是来自巫统的东姑拉沙里（他领导反对党阵线向马哈迪叫阵，以期通过大选当上首相，结果失败，导致1996年又再被马哈迪收编，免去了巫统分成两派）。虽然回教党再度抬头，但势力只限吉兰丹，成不了大气候。
反倒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效应给予巫统巨大的压力。不过崛起的只是回教党，又限于东海岸（登丹的执政权）和增加国席至27个。对巫统而言，伤害不大，因为其它成员党取得大捷。安华在巫统的眼中，已是被判了“政治死刑”。2004年的大选，上台的阿都拉更是把安华抛到远远，其公正党仅存可怜的一席（原本有5国4州，但都是在马来选区）。
继承了巫统的一切荣耀与权力的阿都拉，其大选政绩比起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遂使到巫统内的一些领导人的心态变得更加自信而狂大。有者更口不择言的强化了马来宗主权的核心思想，而忘记了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当这些叫嚣者绕过了首相阿都拉作出各种各样的言行又未受到强力的遏止时，已在不知觉中给阿都拉政府埋下了火药。在巫统的保护伞下，某些人的种族性偏激言论不但伤害其它族群之心，也伤害了马来人的善良之心。
抑有进者，阿都拉的肃贪、全民首相的清明形象也因之被淡化。马哈迪时代遗留下来的司法争议，一党独大挥之不去。这使到国阵内的其它成员党逆来顺受，把不当的行为当成“政治正确”来看待（基于政治讲求权力，有权力就是政治正确）。当人家举剑时，它们只能无力地举宪法，举国本论来回应；当马哈迪和回教党较劲，竞争谁的回教国更好时，它们也只能靠边站。
所有的这一切，正好给安华抓个正着。在许多人都不看好的情势下（包括反对党人也质疑安华是否能再起风云），安华以弱势领袖走进穷乡僻壤，唤起马来人与他一道反对政府的贪污，朋党与不当措施；也唯有他一个人具有信心反对党阵线有可能大胜脱颖而出。结果他这一次的政治赌注大大地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老实说，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与反对党的合作也是为大选而出台的，它与行动党的谈判最为辛苦，也不动回教党的势力范围，宁可在混合区向国阵叫阵。由此来看，所谓反对党联合阵线属于权宜之计，还未具有巩固的基础，只是不经意下才出现了两线制。
但这个所谓两线制也是不均等的。除了看到“人民阵线”的种族比例较为均衡外（理念尚待厘清，意识形态则各自表达），其它的深入合作尚待考验。至于国阵方面，其种族比例已告失衡。马华重挫，民政惨败，国大党七零八落，再也不是以前的国阵了。从这样来期望两线制健全发展，也是言之过早的。再说马来西亚仍然存在着种族政治。（虽然说此次大选，人民投票不以种族为考量，而是较大幅度投给反对党，不管是蓝眼、火箭或月亮，也照投不误，目的只求改变霸权政治，不是表示种族政治已不存在。
当两线制出现失调时，我们不能再以两线制的眼光来看待政治的现实。因为巫统正在寻找马来人的重新整合。抛开安华找回教党是有欠周详的，单独洗牌也有其一定的难度。如果出现巫统有人劝请安华回巢，也是不让人大惊小怪的。安华自然第一个反应会回拒，于是我们看到不多久可能会发生下列的情况：
1. 东马的砂沙州共拥有55个国席。如果它们提出要较大的自主权，分享国家资源用以支持安华，那么政局便会大洗牌。东马人民要的不是联邦多几个部长（掌握的也非重要职位），而要的是中央权力下放；反之若阿都拉能作出承诺，则巫统可稳固这一大块的支持力量。
2. 马来人需要一位“民族英雄”再行整合。原本来自巫统的安华会对此呼声无动于衷吗？或者巫统会重开大门或则巫统会邀请公正党在中央合组联合政府，而让安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再行协调职权的分配吗？若此事发生，国阵内的其它成员党将会有所迷失，不知何去何从，行动党的地位又在哪里？因此安华也必须三思而后行。回教党比较好说，它会听取安华的忠告与意见，只要保住回教党的优势即行。
3. 若一切不变，阿都拉仍领导巫统，安华就会在外边施加压力，又是马来民族所不愿看到的。他们两人之间为了国家的未来和马来民族的未来而坐下来谈的时机好像已经降临。毕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保障才是他们的重要任务。如果坚持对峙，对提升国家经济无所裨益。
4. 以阿都拉的性格观摩，他不是铁板一块，再拒安华于千里之外已不符合政治现实。他是否会考虑与安华合作来挡住党内的异动，也是值得关注的。
总之，政治是千变万化的，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安华在大选后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正逐步走向权力的核心，也许5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阿都拉邀安华共商大计或如果巫统内有人向安华招手或安华向他们招手，都不会让人跌破眼镜。安华也从来没有骂巫统，而是指责一些人把巫统搞坏了。言下之意，只要巫统肯自我洗牌，也是安华东山再起的日子。
其实目前围绕着的是三个大问题──东马诉求、巫统求变与安华动向。只要有一方采取主动，另一方回应，就是新的政局的到来，前提是马来人主导的格局没有变。
如果因之打破了我们期望的两线制，那是证明“政治现实”比“政治理想”更为重要和迫切。毕竟种族政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点安华比谁都清楚。而且只要国家变得更好，更稳定，更公平及更透明化，各族人民也会接受政治现实下的大变局。理想是期望，现实是生活。这是政治的“金科玉律”。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有时又不得不让位于“政治现实”。
马英九背后的大山 （天下纵横）
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的马英九胜出并无意外，意外的是他以221万张多数票打败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前者得765万8724票，后者得544万5239票，比数是58.45%对41.55%）。换句话说，谢长廷比预期的得票率要少得多。这对民进党来说是雪上加霜（之前的立法议会選舉，民进党也是一败涂地），未来的路向因之陷入悲情的状态中。
但是狂胜的马英九也不能开怀畅饮，因为他身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包袱；尤其是在中台关系问题上，始终搞不清楚，也无法和不能厘清，因为太过清楚交待只有两个结果。其一是如同民进党所走的“台独”的道路，又会引致两岸的紧张关系；其二是向中国靠拢，又担心被指责被中共收編。因此马英九直到目前为止所能做到的是：一中各自表述。所谓的“各自表述”就是马英九坚持“中华民国”的旗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相对峙。但为了避免裂痕加深，他会补上一句：“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样一来，中台关系又回到原地踏步的胶着点。
这也许是台湾选民释放出来的讯息：既不强求台独，但也不主张统一，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要改变。只要政治格局没有改变，其它方面的交流也就好说好办。这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流，台湾人民需要开拓大陆市场，也需要大陸的资源，只要有錢賺，管他黑猫和白猫（共产或非共产），能够让台湾人民得利的就是好猫。
马英九因此会打经济牌，推动“大三通”的流程，不会再像陈水扁的“小三通”。其实陈水扁因对台商的某些程度的打压或不予鼓励，也是造成台商对他反感的主要原因。他们心里在想，賺錢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用意识形态来诠释两岸关系？
陈水扁之所以强行“台独”路线也不是一蹴即成的，这是源自于李登辉年代和中国大陆关系越搞越僵，到他卸任时，顺把球踢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因为他看扁国民党的连战没有“勇气”完成“台独”的任务。
因此陈水扁的“台独”虽出自民进党的政策，但也是继承李登辉的路线。这意味着后期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路线相差不是太远，彼此都陷入了“不统要独不独”的僵局。从这样来看，马英九所背的政治十字架比陈水扁来得沉重。因为国民党开了头，今天则轮到马英九来收拾残局。究竟过去的国民党与今日的国民党有何不同，倒是十分值得玩味的政治挑战。
任谁都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在1911年打倒帝制后所創，才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出现。孙中山在创立国民党后也是一波三折，先是被袁世凯否定而篡夺了“总统”宝座，后者企图復辟帝制而失败，但中国从此进入了军阀割據的年代，国民党也宣告分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便由蒋介石继任其位。他走的是一条与孙中山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容共（毛泽东一度与其共事）。后者则是反共和仇共。在1927年后国共大分裂已是既成的事实。即便在1937年有了国共的再次合作抗日，也是貌合神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更是势不两立，因而有了4年的内战，最后是毛泽东在1949年打败国民党，取得大陆执政权；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撤守台湾。
就这样国民党在台湾扎根，成了军政下的唯一当权的政党。虽然蒋介石退到台湾，但他从来没放弃与中共的斗争。反攻大陆是他的梦想。于是一个中国的观念也就在国民党内被确定下来。蒋介石之后（1975年逝世），接过权力棒子的是其儿子蒋经国，他同样没有“违背”一中的立场，而是认定各自表述。这样的表述在中共看来也是极不现实的，因而在1971年在毛泽东的破局下，中共又回到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占据的位子。
另一方面，台湾本身在国民党统治下，坚持它是一个政治实体，与大陆没有关连。虽未强调“台独”但也从来没有改变台湾不是中共管治的立场。久而久之，台湾的未来成了台湾人民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发现到国民党50年的统治已开始腐化，人民终于在2000年把力量倾向民进党，才有了阿扁政府的出现。
失败后的国民党也一度迷失在十字路口。当2004年连战在总统大选中未能从陈水扁手中夺回政权后，他只好卸下党务，转而与中共和好。但连战又代表不了国民党人的意愿与心态。崛起的马英九对中共若即若离，甚至为了胜选，也与民进党一起共舞。所谓的“入联”和“返联”公投其实就是一码事。结果台湾人民什么都不要，他们要的是溫飽与生活的安定与和平。马英九的胜出就是宣告了台湾人民要马英九挺住台湾的既定地位。
不过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马英九的政治牌也不容易打，更无法向中共权威挑战。他所能做的是维持现状，而扬言创出“百年盛世”。这里头似乎告诉台湾人民他还希望国民党继续统治台湾另一个50年。但他如何创出另一条路，已成为他当选后的一个大挑战，处理得不好，又会落个骂名不断；处理得好，又会担心被认为向中共“低头”。在两难之中看马英九的背后是一座大山。他有“愚公移山”的本领吗？就看他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了。但大环境对他也不是很有利的。这点马英九比谁都清楚。
但是狂胜的马英九也不能开怀畅饮，因为他身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包袱；尤其是在中台关系问题上，始终搞不清楚，也无法和不能厘清，因为太过清楚交待只有两个结果。其一是如同民进党所走的“台独”的道路，又会引致两岸的紧张关系；其二是向中国靠拢，又担心被指责被中共收編。因此马英九直到目前为止所能做到的是：一中各自表述。所谓的“各自表述”就是马英九坚持“中华民国”的旗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相对峙。但为了避免裂痕加深，他会补上一句：“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样一来，中台关系又回到原地踏步的胶着点。
这也许是台湾选民释放出来的讯息：既不强求台独，但也不主张统一，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要改变。只要政治格局没有改变，其它方面的交流也就好说好办。这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流，台湾人民需要开拓大陆市场，也需要大陸的资源，只要有錢賺，管他黑猫和白猫（共产或非共产），能够让台湾人民得利的就是好猫。
马英九因此会打经济牌，推动“大三通”的流程，不会再像陈水扁的“小三通”。其实陈水扁因对台商的某些程度的打压或不予鼓励，也是造成台商对他反感的主要原因。他们心里在想，賺錢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用意识形态来诠释两岸关系？
陈水扁之所以强行“台独”路线也不是一蹴即成的，这是源自于李登辉年代和中国大陆关系越搞越僵，到他卸任时，顺把球踢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因为他看扁国民党的连战没有“勇气”完成“台独”的任务。
因此陈水扁的“台独”虽出自民进党的政策，但也是继承李登辉的路线。这意味着后期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路线相差不是太远，彼此都陷入了“不统要独不独”的僵局。从这样来看，马英九所背的政治十字架比陈水扁来得沉重。因为国民党开了头，今天则轮到马英九来收拾残局。究竟过去的国民党与今日的国民党有何不同，倒是十分值得玩味的政治挑战。
任谁都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在1911年打倒帝制后所創，才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出现。孙中山在创立国民党后也是一波三折，先是被袁世凯否定而篡夺了“总统”宝座，后者企图復辟帝制而失败，但中国从此进入了军阀割據的年代，国民党也宣告分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便由蒋介石继任其位。他走的是一条与孙中山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容共（毛泽东一度与其共事）。后者则是反共和仇共。在1927年后国共大分裂已是既成的事实。即便在1937年有了国共的再次合作抗日，也是貌合神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更是势不两立，因而有了4年的内战，最后是毛泽东在1949年打败国民党，取得大陆执政权；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撤守台湾。
就这样国民党在台湾扎根，成了军政下的唯一当权的政党。虽然蒋介石退到台湾，但他从来没放弃与中共的斗争。反攻大陆是他的梦想。于是一个中国的观念也就在国民党内被确定下来。蒋介石之后（1975年逝世），接过权力棒子的是其儿子蒋经国，他同样没有“违背”一中的立场，而是认定各自表述。这样的表述在中共看来也是极不现实的，因而在1971年在毛泽东的破局下，中共又回到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占据的位子。
另一方面，台湾本身在国民党统治下，坚持它是一个政治实体，与大陆没有关连。虽未强调“台独”但也从来没有改变台湾不是中共管治的立场。久而久之，台湾的未来成了台湾人民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发现到国民党50年的统治已开始腐化，人民终于在2000年把力量倾向民进党，才有了阿扁政府的出现。
失败后的国民党也一度迷失在十字路口。当2004年连战在总统大选中未能从陈水扁手中夺回政权后，他只好卸下党务，转而与中共和好。但连战又代表不了国民党人的意愿与心态。崛起的马英九对中共若即若离，甚至为了胜选，也与民进党一起共舞。所谓的“入联”和“返联”公投其实就是一码事。结果台湾人民什么都不要，他们要的是溫飽与生活的安定与和平。马英九的胜出就是宣告了台湾人民要马英九挺住台湾的既定地位。
不过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马英九的政治牌也不容易打，更无法向中共权威挑战。他所能做的是维持现状，而扬言创出“百年盛世”。这里头似乎告诉台湾人民他还希望国民党继续统治台湾另一个50年。但他如何创出另一条路，已成为他当选后的一个大挑战，处理得不好，又会落个骂名不断；处理得好，又会担心被认为向中共“低头”。在两难之中看马英九的背后是一座大山。他有“愚公移山”的本领吗？就看他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了。但大环境对他也不是很有利的。这点马英九比谁都清楚。
1.4.08
新内阁传达的讯息 （天下纵横）
首相阿都拉在大选揭晓后的第10天终于宣布他的新内阁。除了安定政局外，也希望带出一个新气象。但由于选出各成员党出任官职上出现不得已的失调，以致在排阵上未能如2004增加了部长、副部长和政务次长的官职，让各成员党皆大欢喜；反而需要采取所谓“瘦身”的措施来削减官职，最明显的莫过于取消了所谓政务次长的官职，只剩下部长和副部长。但“瘦来瘦去”，还是瘦不了，结果也还有32位部长及37位副部长。从这样看来，它传达了下列的讯息：
1. 因为国阵是由14个成员党组成，因此必须尽量照顾各成员党的利益。但人民进步党没有国会议员，未有官职，而沙巴进步党有2个国席也分配不到官职，显现它们的代表性已备受考验。这就是说，只有12个成员党有官职，但分配也不可能均衡。民政党虽然有获分配两个副部长，但代表性大不如前，未来动向备受关注。
2. 今天内阁职务的分配又好像回到联盟的时代，即巫统老大地位不变，马华还是老二而国大党保持老三的地位。此外，加入马来西亚的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则享有加盟的地位，拥有4位部长及10位副部长。换句话说，政治权力操在西马手上，尤其是巫统，它拥有了23名正部长及17名副部长，在比例上，占了内阁的72%。势力不但未减，反而看来巫统是整个国阵的骨干。这意味着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附着巫统的政治效率，其它成员党只是扮演辅助性或陪衬的角色。这种没有改变的格局也显示了巫统准备在痛定思痛后，如1969年的大选后，采取一种新的策略来保住巫统的执政优势。至于间中会有什么变化，就看首相的应变之道了。
3. 在国阵的格局下，没有迹象显示种族性的政党会改弦易辙，以改组成非种族性或多元性的政党。它还是会按照原来的本质，通过与其它政党的协调或组合来彰显它的多元化，也就是所谓的“权力分享”概念。至于这个分享是否能令大家满意，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通过选举的成败来安排官职是一贯的做法。但唯一不变的是，巫统不能因此失去主导权力。
4. 尽管有人在选后再度提出国阵改组成单一政党，不再以种族为导向，但本届大选并不反映出它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原因是国阵的组合已是多元性。败选不是全面的，只是一些成员党败得始料未及，巫统则仍然有60%以上的席位是胜选的。它因此有理由坚持执政，只是因为其它成员党战绩不理想，影响了它的排阵（此乃指未达2/3多数席及官职分配时不得不“牺牲”它们的入阁人数）。
阿都拉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组阁（主体不变下的调整，或可称为新瓶装旧酒）来使其政府有持续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第9大马计划才推行1年，而他的“柔南经济特区”、“北马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特区”及东马的两大块经济发展特区尚待开动。这些十分庞大的计划虽有官联公司主导（或领养）其大工程，但还得靠政府来推动和策划乃至协调，更需要政府强力注资和引入私人企业参与，缺一不可。因此我们又看到首相委任一位部长（来自银行界的主管）来主导首相经济策划组。
不过，所提及的大计划，尤其是东海岸及北马地区，都在这次大选相继落入反对党手中，也就涉及了中央与州政府的协调与资源分配问题。虽然我们不否认在中央集权下，中央政府有极大的权力主导一切大计划，但也不能忽视州政府拥有的特定权力，尤其是土地及地方议会的条例等。这无疑的是新的中央政府面对的极大挑战。
站在人民的利益，在选后是不应考虑政党的不同；但站在党的斗争立场，又不能说完全放弃党的利益。于是在民与党之间的矛盾难免需要从中调理。也就是说，这些的“功劳”应归中央或归州属呢？
当然任何人都会很容易讲，一切以民为重，不再谈党性，但党性若不坚持，又如何面对下一次大选呢？除非又再有一次的收编。由此观之，政党间的斗争自然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各政党之间如何为民而保持胸襟宽阔？这就考验各党领导人的智慧了。
1. 因为国阵是由14个成员党组成，因此必须尽量照顾各成员党的利益。但人民进步党没有国会议员，未有官职，而沙巴进步党有2个国席也分配不到官职，显现它们的代表性已备受考验。这就是说，只有12个成员党有官职，但分配也不可能均衡。民政党虽然有获分配两个副部长，但代表性大不如前，未来动向备受关注。
2. 今天内阁职务的分配又好像回到联盟的时代，即巫统老大地位不变，马华还是老二而国大党保持老三的地位。此外，加入马来西亚的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则享有加盟的地位，拥有4位部长及10位副部长。换句话说，政治权力操在西马手上，尤其是巫统，它拥有了23名正部长及17名副部长，在比例上，占了内阁的72%。势力不但未减，反而看来巫统是整个国阵的骨干。这意味着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附着巫统的政治效率，其它成员党只是扮演辅助性或陪衬的角色。这种没有改变的格局也显示了巫统准备在痛定思痛后，如1969年的大选后，采取一种新的策略来保住巫统的执政优势。至于间中会有什么变化，就看首相的应变之道了。
3. 在国阵的格局下，没有迹象显示种族性的政党会改弦易辙，以改组成非种族性或多元性的政党。它还是会按照原来的本质，通过与其它政党的协调或组合来彰显它的多元化，也就是所谓的“权力分享”概念。至于这个分享是否能令大家满意，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通过选举的成败来安排官职是一贯的做法。但唯一不变的是，巫统不能因此失去主导权力。
4. 尽管有人在选后再度提出国阵改组成单一政党，不再以种族为导向，但本届大选并不反映出它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原因是国阵的组合已是多元性。败选不是全面的，只是一些成员党败得始料未及，巫统则仍然有60%以上的席位是胜选的。它因此有理由坚持执政，只是因为其它成员党战绩不理想，影响了它的排阵（此乃指未达2/3多数席及官职分配时不得不“牺牲”它们的入阁人数）。
阿都拉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组阁（主体不变下的调整，或可称为新瓶装旧酒）来使其政府有持续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第9大马计划才推行1年，而他的“柔南经济特区”、“北马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特区”及东马的两大块经济发展特区尚待开动。这些十分庞大的计划虽有官联公司主导（或领养）其大工程，但还得靠政府来推动和策划乃至协调，更需要政府强力注资和引入私人企业参与，缺一不可。因此我们又看到首相委任一位部长（来自银行界的主管）来主导首相经济策划组。
不过，所提及的大计划，尤其是东海岸及北马地区，都在这次大选相继落入反对党手中，也就涉及了中央与州政府的协调与资源分配问题。虽然我们不否认在中央集权下，中央政府有极大的权力主导一切大计划，但也不能忽视州政府拥有的特定权力，尤其是土地及地方议会的条例等。这无疑的是新的中央政府面对的极大挑战。
站在人民的利益，在选后是不应考虑政党的不同；但站在党的斗争立场，又不能说完全放弃党的利益。于是在民与党之间的矛盾难免需要从中调理。也就是说，这些的“功劳”应归中央或归州属呢？
当然任何人都会很容易讲，一切以民为重，不再谈党性，但党性若不坚持，又如何面对下一次大选呢？除非又再有一次的收编。由此观之，政党间的斗争自然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各政党之间如何为民而保持胸襟宽阔？这就考验各党领导人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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