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反跳槽法令”

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建议制定“反跳槽法令”，以阻止已中选的人民代议士跳党。他认为此法令不仅为国阵着想，而且也有利于反对党。

我们不知道国阵政府会否接纳他的建议，但我们在原则上支持他的理性观点。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中选的议员随自己的喜恶而跳槽到别党，还沾沾自喜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叛党”，结果是过档了执政党后，个人升官发财，又不见得老百姓的日子因他的“荣华富贵”而一起好起来。因此我们不但反感，也认为这類人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要再谈“为民服务”的高调。

理由很简单，既然他是在某党的旗帜下竞选而胜利，那意味着人民投党也选人，他应对党负起责任。如果认为党辜负了他，他应该退党而成为一名独立人士，继续为选区人民服务。若要投身执政党，他就应该辞职再竞选。如果选民再支持他中选，那就意味着选民支持他这样做。要不然自己召集了一些选民以示支持或自称已问过选民，说是同意跳党，便大摇大摆地走进另一座庙当和尚，那是愚弄选民的智慧。

这类的跳槽议员，也被人形容为“政治青蛙”，在过去只有反对党人跳到执政党，而未聽闻有执政党议员跳槽反对党。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曾为此要求国会制定反跳槽法令，都未得到回应。因为反对党议员在过档执政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何必修改法令呢？意思是说反对党应约束自己的议员，不要怪执政党向他们招手；若他们不要跳党，怎么拉也拉不动的。

还有一位身受其害的是原沙巴首席部长的拜林，在1994年2月的沙州大选中，他领导的团结党以25比23席险胜国阵，但在不到一个月内，团结党议员纷纷倒戈投向国阵，拜林因之倒台，从此再也拿不回州政权。这一惨痛的教训也引发他要求修改法令阻止议员跳槽，但也是徒劳无功。

由此可见，没有反跳槽法令，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正常的，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刻出手拉拢反对党议员；但对于反对党来说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派出的候选人也不知道会否中选；中选后又不知道会不会变心？豈知也真有人变心，以至林冠英不得不要求民主行动党在森美兰州的候选人，今届要宣誓“永不叛党”，才能派上场。这种用心良苦的策略也不知道在法律上生不生效？但还是要个约法三章，以便在良心及道义上谴责叛党的代议士。

记得曾有过议员跳槽闹上公堂打官司的案件，不過都宣告败诉。因为我国没有一条法令阻止中选议员跳党。虽然我们知道一些反对党曾收到当选议员的一封未志明日期的函件，向议长宣布辞职即日生效，但都不管用。他们若是叛党便抬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被党逼害，不得不转换码头；而且也认为事先写好的辞职信是在压力下呈交的。这样一来，便堂而皇之跳党了，法律也拿他没有办法。我们也因此未听闻代议士跳党后被法庭宣判代议士身份失效的案例。

今天风水轮流转，倒是轮到执政党担心议员跳槽，而反对党则以平常心看待榴槤何时掉下来。这种心理战术也是第一次出现。原来反对党不但在国会占了1/3的席位，也拥有5个州的州政权，破天荒地使到执政党压力重重。连日来的报导说跳党有可能发生，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再益依布拉欣的建议固然不错，但早就应该有此法令。今天提出是不是想亡年补牢，不得而知。因为问题是若有议员有心跳槽，会选择在法令生效前就跳；若不想跳槽，没有法令也一样风平浪静的。真没想到过去反对党所担心的“跳党事件”反而让执政党操心了。

告别永远的反对党，天降契机千载难逢 行动党破旧立新在今朝

从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来看，反对党跨向执政党好像难如登天，只能在野而不能在朝。例如具有43年历史的民主行动党就被为“永远的反对党”。如果你对现实不满，对政府有反对的意见，不如参加行动党来一起反对。日日反对，月月反对，年年反对，好像是个永远反对的人。

不过，2008年的大选结果，就在一夜之间推翻了这个宿命论，而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也没有永远的反对党”，角色是可以轮替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因为有了民主选举，让所有的政党都有都有一个梦：那就是组党是为了夺取政权，不是甘于一直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可是民主行动党至少两次与执政权失之交臂，也就“不幸”的打下这个烙印。一次是1969年大选过后，在1971年民主重开时（因513事件，曾终止国会民主2年之久），传出了民主行动党与马华公会商谈合并事，后来因条件不合而告吹。另一次是1990年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只差3席起而执政槟州。不然今天的首席部长也许是林吉祥而不是林冠英。

正因为民主行动党未能顺势拥有参与执政权，以致它的中选议员一次又一次的借行动党过桥投向执政党怀抱而当官。最知名的是后来成为马华署理总会长又当部长的何文翰；而倒向民政党的要推黄炎光，他后来出任槟州议长。虽然其原任秘书长吴福源早在1972年就投入民政党，但在1974年的大选失败，从此消失政坛。如果认真算起来，前前后后，在行动党名下中选后又跳槽的国州议员，至少有20名之多。这似乎又告诉我们：如果要做官，可借行动党作跳板。虽然不是每位跳党者都因官位而是还有其它因素使然，但不能否定的是，跳到执政党的议员多过跳到另一个反对党，难怪行动党不得不在森美兰州实行对候选人的“约法三章”，要他们作出不背叛党的承诺才提名为候选人。

再有一个现象是：在林吉祥领导的年代，他对其它反对党，尤其是华基反对党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宁可先“消灭”挡路的其它反对党，以便建立起行动党才是真正强大的反对党的地位。这主要是受到1969年反对党合作抗联盟后又分道扬镳的刺激（那一年行动党与民政党联手抗联盟取得佳绩，2年后民政转向与联盟结盟），不再相信反对党能推心置腹地合作。自此之后，行动党成了反对党的代名词，在华人与城市地区给执政党带来巨大的压力。1986年的大选，行动党在未与其它反对党合作下取得空前的佳绩，共夺26个国席，更使行动党自信它是一支独秀的反对党。在那个年代林吉祥个人卷起的旋风是所向披靡的，因而有了林吉祥就是行动党的标签。就这样，先后出现的反对党，如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如叶锦源及范俊登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都一一消失了。老牌的人民党也靠边站，行动党成了马华公会与民政党的克星，较后又东渡东马成为人民联合党的劲敌。

不过，在扫除其它反对党与行动党争华人区的代表权后，林吉祥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1990年又再一次与反对党结盟。这主要是东姑拉沙里的46党是一个马来人政党，不与行动党争华人选区，而回教党原本在马来选区参选。基本上这两个反对党未与行动党的选区起争执。更为主要的是，行动党若要成为执政党，非得与其它族群的反对党合作不行。

可惜东姑拉沙里未能协助林吉祥圆执政梦，导致行动党在1995年自行上路夺权（指槟州政权），结果遭致惨败。于是又有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及回教党结盟再出击的故事，但又以惨败收场。此届大选对林吉祥打击很大（他首次失去国席），但他顽强的斗志又是惊人的，终于在2004年自行在怡保再爬起来。

尽管在2004年大选后，林冠英冒出头来，成为行动党的秘书长，但这对政坛父子已不敢再编执政梦，他们也不想在监牢做梦（那是个无数个恶梦），唯有实事求是地作一个反对党，一个有代表性和强大的反对党，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前夕，与安华的人民公正党再次合作，也不反对安华与回教党继续合作，但行动党重申绝不再与回教党挂钩。它对1999年的恶梦挥之不去。因此它们打出的口号是否决国阵的2/3席优势，不论是国会或州议会，都没有奢望要成为执政党。虽然安华非常乐观会有巨变，但林冠英说只想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换句话说，行动党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会有奇迹出现。

偏偏奇迹就是在“不经意和不小心”中来到林家门口。这一下子，行动党人才感到天地旋转，无法及时调整心理上长期形成的监督角色，反而成为被监督的角色。执政对行动党人来说当然是终极的目标，但在缺乏经验和一时调不过来的也是反对党的自觉本能，难免会在言语和行动上出现问题和障碍。例如在投票前，它对执政党的大力鞭挞和冷嘲热讽与挖苦是一贯的本色，突然间变得不管用了。他们不能再指责这个和那个，他们已是登堂入室的执政党人了。角色的对调，也自然会在言语中被曲解或被诠释成对某个政策的排斥。

例如林冠英的不以新经济政策为导向而以公开投标为治州的方向已引起一阵反响，备受抨击。
又例如林吉祥针对霹州州务大臣事件的文告也引致风波。站在行动党的立场固然可以表达对回教党的不认同，因为它已表明在2001年后不再与回教党有任何关联。但在现实面前，行动党又不能僵而不化，一切应以大局为考量。虽然林吉祥及时收回文告并致歉意，但也已荡起政治涟漪。

这之中没有谁错谁对的问题，而是“党的立场与现实社会”出现矛盾的不易协调问题。在朝就是要两者兼顾，因为党的领导人的一言一语，足以牵一发动全局，绝不能再以在野的地位来自由表达。在野时有什么不满和批评都可以宣泄出来，因为它被视为是个人或党的“撒野”，无伤大雅；而在朝时，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挑战，适时地调整大选前的言论是完全必要的。在光大发生的示威虽然不是什么正当之举，但就是有人借报导而使问题扩大，变成一个社会议题。这就说明千万只眼睛在盯着新官上任三把火怎样放和怎样烧，烧得好也要烧得妙；烧得好而被认为烧得不妙就会人授人以柄来反戈一击。

由此来看，今天已有机会当政的反对党，不论是行动党、公正党或回教党已是与国阵对换地位。恰恰反对党阵线（或称执政阵线）又是三党的合作缺一不可，尤其是在雪州和霹州。这就促使行动党不得不用务实的眼光来看待回教党。只要合作得当，未损族群利益，而且可以创造新格局，为什么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如果国阵能与回教党合作（曾合作过），为什么新阵线不能与回教党合作呢？这千古难逢的执政权一旦化为乌有，再回头已是百年身。那时要怪谁呢？如果说“立党为公”，那么“执政为民”（所有的人民）那是一点也没有错的，顺借此机会软化回教党的宗教色彩岂不是一项壮举？又何需耿耿于怀呢？行动党越不过的“坎”（心理障碍），至今已要改弦易辙，重新审视了（借用林吉祥语）。国阵党人肯定大加谴责，正如行动党不也是曾对马华和民政对回教国保持沉默给予极大的谴责吗？

行动党要学会的政治艺术是：此一时，彼一时，乃政治也。它可以不必理会执政党的抨击，但它不能不理会人民投票的意愿与求变之心。就此而言，在“改国运，你决定”的口号中也包括“改国运，你也变”的哲理名言。正是“打破心理障碍，破旧立新在今朝”，行动党能否在大风大浪的政海中保住优势，除了与安华结盟外，也要学会与回教党相互尊重与合作。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若是将回教党推向巫统的怀抱，行动党又将会被打回原形，辛苦建立起来的新格局也会破于一旦，焉能掉以轻心？

珍惜新格局．朝向两线制 （天下纵横）

国家独立50年来，我们也许有过美丽的幻想，希望心中的愿望能够实现，那就是不分种族的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与进步的国家，但在传统的政治格局下，我们一直摆脱不了种族作为导向的政治，以致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那就是种族性的政党的存在与上层的合作是最好也是不能改变的结构，造成人民在投票时有了种族性的倾向或投鼠忌器，担心一个族群坐大而使另一个族群权益失落，因而与其支持反对党，不如也支持执政党内的其他成员党，以寻求一个平衡点。

但是2008年的大选结果却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愕然和难以置信，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三大种族求变和思变的大步伐，一举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版图。在中央继续归国阵执政外，却有另外4州变天，加上原本一州归反对党执政，就是有5个州落入反对党的手中。这样一来，在西马的11个州中，国阵占了6个，而在野党（现在已是执政党）占5个。似乎是势均力敌，各有所获。两线制已在人们难以期望中突然“从天而降”。这是第一个政治奇迹。

第二个政治奇迹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首次在槟州出现一位印裔副首席部长。不用说人民未曾闪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连印度人也不敢奢望，不知是否拜“兴权会”之赐？

还有在霹雳会出现华印裔的副州务大臣；在雪州也可能出现华裔副州务大臣，也是前所未有的格局。在我们独立以来所知道的是西马除了槟州以外，其它州概是由马来人担任州务大臣及副州务大臣，非马来人想也不敢想。于是乎凡是看见“州务大臣”四个字，定是马来人无疑。今天选民用手中的一票改变时局。若不加以珍惜，那就是太不懂得民主的含意。

第三个政治奇迹是国会再一次出现（第一次是1969年大选，但两年后反对党被收编，又回到原状）执政党与反对党势力相差不远的巧妙结局。反对党破了1/3席，执政党也失去2/3席优势，显现民主的威力。一方可以组成稳固的中央政府（222席中140席），另一方则形成强大的反对党阵线。这是因为选民不分种族地第一次让反对党扬眉吐气，焉能不加以珍惜？

就现实来说，反对党这次之所以大突破，是因为人民公正党的安华凭其个人政治魅力，在重重困难与包围中破茧而出，成功地号召人民不分种族不讲宗教，才历史性地出现非马来人也投票给回教党；而马来人也投票给行动党有以致之。如果没有安华这号人物，相信反对党这次的收获没有这样的大突破。当然也因为三个在野党的合作，比执政党的矛盾为少，让人民感到可以把票投给他们。于是出现了行动党在华人多的选区大胜，回教党在马来人多的选区大胜乃至公正党在混合选区异军突起，完全改变了既有的政治生态。

虽然说民主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失利后，便与回教党切割一切的联系，以免被抹黑支持回教党的回教国，即便是2008年的大选，也重申同样的立场，但大选过后，情势已大为转变，不能再以大选前的心态来处理问题了。这就是说，行动党已不能回避回教党的势力，更何况回教党内的中选议员也有些是具有华人血统的；同样的回教党也不能忽视行动党的力量，因为它在城市地区显得一支独秀。但如果它们“老死不相往来”，肯定对反对党是致命的打击。就如霹雳州政府的组成一波三折，也让人为它们捏了一把冷汗。这主要是不能突破心理障碍，如果说华人选民也把票投给回教党，行动党就无须拒它于千里之外。只要回教党不打“回教国牌”，不推行以宗教治国，没有理由华基政党不能与之合作。

林吉祥针对霹雳大臣由回教党人出任有异议的文告所幸及时收回，不然又会因此风波连连。正如林吉祥事后自己说的：火箭要重新研究新的格局。那就是说，在现实面前，两党的合作已是近在眼前。这不意味着行动党“背叛”它的立场，而是华社也用选票告诉行动党，排斥于事无济，合作才能突破和创新。既然国阵曾和回教党合作，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再说合作是建立在安华为首的基础上，而不是屈从一方。

其实安华作为一个中介人和被各方所接受的领袖，当他愿意为各民族争取公平合理社会的时候，人民又何必拒他于千里之外呢？若是认为他的过去有种种的是是非非，那是历史的陈年事件，不如向前看，在两个阵线中挑一个来尝试。即使是被认为有冒险，也好过在求变声中不敢尝试。结果是选民大部分认为他们愿意博一博，以期博出一个新格局来。

今天的新格局是安华用他的政治生命作出最大的赌注。若是他失败了，则意味人民已接受原来的格局；若他胜了，就意味着人民要有改变。改变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使国家进入制约与制衡的时代。这也自然会冲击国阵重新检讨和思考，以调整自己面向未来。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保持两线制是正确的，若又再出现一党独大局面，就是民主的倒退。

基此，每一个人都要从大选中吸取教训。胜利的不要冲昏头脑，失败的也还是有机会的。这才是人民要看到的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制。

重新审视“再转变”的回教党

本届大选结果回教党涌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有人民，尤其是华裔更是要重新审视回教党在大马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过去50年来，我们都把回教党归纳为马来人的政党，只是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和州属和巫统争天下，与华社和城市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次大选就明显地告诉我们：回教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像巫统那样，走进城市和非城市地带，同样获得选民的支持。因此再也不能把它视为“乡村”的政党，而是一个立足于大马城乡社会的其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党。它有利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回教党的蜕变是相当曲折与具有时代意义的。它是于1951年由一批宗教界人士脱离巫统而组成，大本营原是在威省，后来移到吉兰丹去。初时被称为PMIP（Pan-Malaya Islamic Party）。 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简称PAS。不论是PMIP或PAS，都是同一个政党，也与宗教挂钩。但有趣的是，回教党在萌芽茁壮的年代，请来了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布哈鲁丁医生来当主席。布哈鲁丁原是1950年被查禁的左翼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主席，也于1955年联合布斯达成立左翼的人民党（这个政党于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回教党在独立前后并未走宗教路线，而是与巫统一样，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但其宗教色彩较巫统浓一些。因而在1959年的大选，回教党崛起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连夺两个州议席（吉兰丹和登嘉楼）。虽然不久后登州政权易手，但不容否定的是回教党已在东海岸立足。它是一个半朝半野的政党。

1969年的大选，回教党仍然是反对党的老大，以丹州政权和12个国席联同其它反对党震撼联盟的统治。1972年与巫统共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这显示了回教党虽以宗教取名，但打出的仍是民族主义的牌子，能够与执政党成员“治国治州”。

讵料1977年巫统与回教党关系恶化生变，被逐出国阵。竟在1978年的大选中将吉兰丹州政权断送，只剩下2个州议席，也只保有6个国席，是为回教党最失落的年代。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它开始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东山再起，那就是将宗教色彩转浓，以和巫统再作斗争。另一方面，它也认识到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足以产生巨大的压力，乃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结果再爬起来，夺回了吉兰丹执政权（较有宗教倾向的法兹诺于1989年成为回教党主席，掀开了回教党的宗教主义的旗帜）。

1999年的大选是回教党的“黄金时代”，它又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及民主行动党三结合地向执政的国阵挑战。虽然华印裔社会并没有心理准备接纳回教党，但回教党借“安华效应”再一次破茧而出，赢得丹登两州执政权，且拥有27个国席。行动党因与回教党合作，在华人选区有退无进，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双双落选。

2001年，坐大了的回教党无视于“安华效应”和其它族群的感受，竟明显地打起宗教牌，力图政教合一，迫得行动党宣布从此与它一刀两断，否则势必在华人社会抬不起头来。行动党与回教党的决裂明显因宗教因素所致，回教党要推行它的回教国，也刺激巫统不得不回应，因而在那一年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压下了回教党的叫嚣。由于巫统与回教党的斗争升级，行动党也就离回教党越来越远了。所谓“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这种心态在2004年的大选最为深刻地反映出来，但在阿都拉旋风下，回教党离开安华的护航也遭惨败，甚至差一点失掉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只剩下7个；行动党勉强地有小进步，包括林吉祥及卡巴星重返国会。

2008年大选，回教党在痛定思痛下，接纳了安华的忠告，“再转变”不再打宗教牌，行动党在高度戒备下也没有料到与它不相往来的回教党竟能有意外的突破，不但保住丹州政权，而且一举拿下半城乡的吉打州，更向城市化的雪霹州挺进，战绩不逊于行动党，也几乎与公正党平分秋色。这样一来，反对党阵线已是鼎足而立，谁也缺不了谁，尤其是在雪霹州。

如果我们从回教党吉打州务大臣阿兹占保证不实施回教法及雪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列出的9大个人操守准则来看，它与行动党要求的公布财产，不准滥权和贪污是无二致的。既然回教党已意识到非马来人给予的支持才使到它有大转变，也认同不打宗教牌，那么回教党还有什么理由再开倒车？只要它与巫统的理念相差不远，非马来人是没有需要排斥这个有历史性的政党。

正因为反对党的新执政阵线已是相互依赖而生存，而且非马来人包括华人也对回教党有所期望。因此行动党与之组成联合政府，淡化它的宗教色彩，并凭借安华来调和其宗教执着，达成政教分离，当会为马来西亚展示一个新政局来。这就是说，对回教党重新审视是刻不容缓的，也不应再有敌意，否则情势的变化就在掌控之外了。行动党思维的“再转变”也同样是当务之急了！

安华旋风再造神话

当安华依布拉欣在1998年被当任首相马哈迪革职及开除党籍后，人们一个印象是：安华完了。可是当安华在被革职后掀起的“烈火莫熄”浪潮时，人们又看到那人山人海的场面，认为安华正在进行一场“街头斗争”，也许能扭转逆势。后来在警方采取严厉行动，并将安华扣捕后。人们又再一次说：“这回安华真的完了”。但具有顽强斗志的安华通过法庭作为“斗争舞台”，向法律施加的控状又作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结果以被判刑“了结”。可是不服的安华不断地翻案，以致安华的影子一直围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挥去。

另一方面，安华通过组织政党强化他的斗争。1999年的大选就是“安华效应”发酵导致回教党取得大胜，也增夺下丁加奴州政权。不过华社并未给予响应，行动党也因之蒙受损失，两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落马。不久之后，行动党退出“替阵”，宣称不再与回教党发生任何关系，身在狱中的安华除了失望于公正党表现差强人意外（只夺五国四州议席），更无法阻止行动党与回教党的决裂，因后者强调推行回教国引发。

2004年的大选（在3月举行），所谓“替阵”已名存实亡。各反对党自行上路，更出现公正党与行动党互不相让的三角战。结果公正党只剩下一盏灯（峇东埔国席），余皆败北。回教党也大倒退，失去丁州政权，丹州政权则岌岌可危。行动党只有微小进步，无喜可言。人们于是叹息：安华已是翻身无望。在马哈迪的强势统治下，安华被判定已走完他的政治路。马哈迪更说，安华不再有机会当首相。

虽然在大选后半年，即2004年9月2日安华翻案成功恢复自由身后，人们也认为经过两届大选，公正党已无所作为，安华不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马来人不支持他，华人也未支持他，印度人同样未给予支持，他那里有望东山再起呢？但谁若对他绝望，就是不了解政治的现实。我则经常持不同的见解而与朋友有些争议。他们问我凭什么说安华的政治前途仍有希望，我说从我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安华斗志的观察，安华不会就此认命，他会从中再杀出一条路。但我同意这条路充满荆棘，而且也有变数，安华肯定得走下去。于是出现了普遍的看法：除非安华重回巫统，不然他怎样起死回生？

巫统这边不断重申大门已关，不再欢迎安华回来；安华这边声称他不会叩巫统大门，他坚持守在公正党内，与公正党共浮沉。究竟安华凭什么力量和信心向外国的传媒放话：他的目标是要成为马来西亚首相？有人说他在说空话，至少在马哈迪看来是如此。

安华则独排众议，他一方面重整其人民公正党，期望一洗劣势，虽然招兵买马未见踊跃，但他并不气馁。他相信凭他个人的力量可以扭转局面，因为在年轻时，他已是一名斗士。1974年领导学生运动被扣捕，两年后出狱，仍然不改本色，重新领导由他组成的Abim （回教青年运动），声势浩大，一度使回教党对他另眼相看。

1978年回教党有意邀他加入参与领导，但他没有接受，而是保持无党派的身份，直到1981年马哈迪成为首相后，他即拉拢安华参加巫统。马哈迪赏识安华的勇气和斗志，也感激在他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被禁期间，安华敢于在学运界挥动他的禁书，实在没有几个人有此胆色。

加入巫统后的安华，不断地提升其地位，党职做到署理主席，官职则是副首相兼财政，风头只比马哈迪差一级，因而被誉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

讵料1998年与马哈迪决裂。当时他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自我引退和政治流放，其二是面对提控和监禁。他选择后者，也是一种斗志高昂的本能反应。于是有了后来为人所知的斗争故事。从斗争做官，再斗争坐牢和再自由再斗争来看安华，其精力的旺盛，也令人惊讶，换作其它人，早已放弃这艰难的抗争。但因为他是安华，他的名字代表了“永不放弃斗争”的代名词。可是在2004年大选后，因为阿都拉旋风席卷政坛，即使他出狱，也一时感到百般的无奈。人人都向着阿都拉包围，他则显得“斯人独憔悴”

为了避开阿都拉的锋芒，安华只好远赴美国教书一个时期，至到2006年后回国。此时的他正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他不要重蹈拿督翁1951年离开巫统后另组多元政党却功败重成的道路；他也不要重蹈东姑拉沙里于1989年离开巫统后另组46精神党也无功而返的道路。这两人的失败例子让他感到除非走一条新路，否则没有办法创造奇迹。

这条道路就是他自我摸索出来的第三条路，依靠人民力量，走群众路线，而且要走进各个民族的群众中，不能单靠单一种族来翻身。就这样，他重新与民主行动党合作，以便打进华人社会；他也继续与回教党合作，以深入马来社会，而印裔社会他原本寄望于他的网球拍档拉纳把他们纳入公正党旗帜下，未想在2007年又告分手。就在这之后不久，突又爆发兴权会事件，给安华逮个正着。他终于在印人社会取得了共鸣。有了三大种族的合作空间。安华认为他的第三条路已经成熟，可以放胆一博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公正党专挑混合选区来打，这些个选区在过去以来是国阵的“钢墙铁壁”，不易被反对党攻下，不信邪的安华认为这才是改写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一个新的契机。这个地带，回教党取胜机会不大，行动党取胜的机会也不高，而公正党在“没人争锋”的情况下，全面杀入混合选区。

安华这样说，他要在混合选区打击国阵。只要扭转马来人的思维，改变华人和印人的观念，就有机会取胜。因为他坚持不打种族牌，也不打宗教牌，打的是马来西亚民族牌。

面对传媒的封杀和通讯上的劣势，安华只有自己走入民间，他用自己的舞台向各族人民宣示他的理念，揭开政府的种种弊端引起了共鸣。他也用行动党的舞台进行造势；更用回教党的舞台唤醒马来人要勇于改革。这种三管齐下的策略在选举期越靠近的时刻，引起人民的关注。“安华效应”又重新复活起来，但单是效应是不够的。因此安华要在群众中再一次突出他的斗争的方向和斗争的必要，他的宏亮的声音，激昂的演说和浅白的语言，不断地扣人心弦。慢慢地安华卷起了小旋风，所到之处的人潮不断增加，掌声也此落彼起。原本CERAMAH 是个小集会，但在安华出现底下，成了一个大集会。在提名前后，安华的造势越来越猛，一天勤跑几场，又南征北上，又远赴东马。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但华人和印度人的人潮越滚越大，而且马来人也向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喝釆。人数从几百到几千，再到几万，多到他难以置信。华人社会之所以对安华如此的热烈反应，不仅他是天才的演说家，而且安华的言词能打动他们的心，更说到他们内心深处。就华人而言，若要带动整个国家的改革，单靠华人支持反对党是不够的，还要加上马来人的响应才有改变的可能。如果加上印人的加入，则情势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过去，如果华人动（1990年），而马来人未动，只能是局部的改变，成效不大；如果是马来人动（1999年），而华人未动，也同样是局部的改变，大局不变。除非是大家一起动，并且要有一位魅力的领袖带头，就有改变的可能。安华正是万里挑一的可被接受的争议性领袖。华人知道，这个由马来人主导的国家，应该让马来领袖带头来做，安华符合了人民的期望，因此安华小旋风逐渐地变成大旋风，配合行动党的空前团结和兴权会的靠拢，整个政局已被旋风刮得呼呼响。

国阵再也不能说安华是无关宏旨的人物，再也不能小视安华成不了大事。他的旋风让人感到10号风球已经到来。国阵唯有全力向安华身上插针，希望抵销安华的影响力，更希望“华人社会”远离他，不因情绪被鼓动，而把票投给所有的反对党。

可是国阵的还击太迟了，而且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平日压抑在心头的不满，借着安华旋风的吹刮，再加上行动党的向马华民政左右开弓，终于在3月8日促成了“政治海啸”，山摇地动，把国阵的堡垒一一攻下，消息传开，令人瞠目结舌。从原本的要破2/3优势到后来竟是攻下四个州（另一个吉兰丹保住），即雪兰莪，霹雳，槟城和吉打，顷刻之间变了天，应验了安华较早前（2月份的时候）的预言；反对党有望攻下雪州，槟州和吉打州。当时人们都认为他过于乐观，那有变天的可能？

当天已经变了的时候，人民公正党成了本届大选的大赢家，一扫过去两届的“突而不破”，而是“破了又破”。另两个大赢家是行动党和回教党。大输家则是国阵内的成员党。

在国会议席上，反对党共占82席，破了1/3，气势如虹。国阵保住140席，气势虽大不如前，但已再度执政。

此时人们又把焦点放在安华身上，不再先判安华“政治死刑”，而是放眼他可能是未来的大当家。大马人民有些想法，外国传媒也看好安华已经成功打了一次翻身仗，正在向布城的道路迈进，也许不是现在，也许是下一届大选。但政治变数无常，谁也不能再作预言家或什么准确的政治分析家了。上苍给了马来西亚一个安华，又磨练了安华，不知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至少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已是指目可待。再说有州政权在手，对安华来说，也是小儿科，难不倒他。

安华旋风终于再造安华神话，只要安华在政坛的一天，政治是不会寂寞的，已宣誓就任首相的阿都拉正等待安华在国会重相逢，这就是不死的安华造就了今日的政治新格局。够刺激也够新鲜，应验了安华的第三条路为他杀出一个春天来。一切显得那么平静，一切又来得那么突然，谁说民主不可爱呢？

三位首长 。同一悲情

不知道是否应了宿命论，前三位槟州首席部长的命运是一致的。上台也来得突然，下台也料想未及，尤其是许子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政运竟然会步前者的后尘。不仅措手不及，也无法接受政海无情之极，让他在千万人眼中蒙受惨败的结局。

第一位首席部长王保尼，原本是教书匠，在林苍佑的拉拢下，先参加急进党中选威省市议员，而在后来与林苍佑一起加入马华公会，并于1955年中选槟州立法议员，成为林苍佑的得力支持者。
1957年独立前，内定首席部长林苍佑因故不接受担任此职，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就这样王保尼意外地飞上枝头成凤凰，好不威风。

然而在担任首席部长12年后，于1969年的大选却在大山脚区被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的候选人余水清击败，饮恨政坛，从此退出政治。这一年，马华候选人也全军覆没，联盟只剩下巫统四席。

1969年，林苍佑也是在反风底下，率领民政党候选人在24个州议席中，扫走16席起而执政。这突如其来的成绩，令林苍佑大感吃惊，也不相信变天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种始料未及的战绩又把林苍佑送上首席部长的座位。

这张椅子本来在独立时是预留给林苍佑的，他却宁可不要，原来那个时候的他，瞄向全国，准备领导华裔参与建国行列。果然他在1958年打败创会会长陈祯禄而荣任马华总会长。讵料一年之后，因与东姑闹翻被边缘化，才有了林苍佑退党另立新党的故事。

林苍佑从1969年起担任首席部长，虽间中面对无数的风浪冲击，也每每转危为安，可是在1990年的大选，却始料未及跌马，被行动党的林吉祥击败，也因这一败，结束了林苍佑20年的首席部长职。从此退隐政坛，不再过问政治。他起得突然，也下得意外。有人在事后感到惋惜，也认为他的丰功伟绩不应落得如此下场。尤其是对一位改变了槟州命运的人来说，是与他的落选成反比例的。然而政治就是这么无情和残酷。当反风一吹，即便是神仙竞选，也是徒然。

林苍佑的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伤痛，但现实是如此，他也坦然处之，只是回首前尘往事时，也难免耿耿于怀。或许他始终无法释怀的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也只有无语问苍天了。

由于林苍佑的落选，他空出的首席部长职不是落入林吉祥的手中，而是仍归民政党人挑选。因为行动党只差3席（即33席中的14席），无法上台执政；国阵则拥有19席保住政权（巫统12及民政7席，马华再一次全军覆没）。

这个时候，民政的当选州议员中，最具资格的是原任副农长的吴清德，也被看好有机会出任首席部长。讵料民政党中委选出的是黑马许子根。他从未想过的金色鲜花竟然开在许家的庭院。从此有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

许子根在上任时也是面临一次（1995）严峻的挑战，那就是林吉祥再一次上演“王者之战”。这一次许子根有幸保住优势，而且一连三届取得大胜，导致行动党在槟州议会只剩一位州议员孤军作战。
真没想到在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在转换码头，准备上京的路上遭遇拦路。本来他考虑如果再任一届是否会被人认为在位过久，后来又考虑身为一党的党魁，若不上京，恐怕不恰当。在作出痛苦的上京决定后，他面临的就是接班人的大问题。此事也纷纷攘攘一段时间使到问题尖锐化而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然他也没有想到反风会是如此的激烈，即使不出现接班人的问题，即使他仍然留槟应对挑战，也可能逃不过厄运。由于在朝和在野党都没有想到变天这码事，彼此都声称在争夺1/3席，也就使到在朝政党有所松弛，认为事态不致如此严重，顶多输掉一些州议席，政权仍是可以保住，所以才有所谓吩咐三位内定人选作出准备的故事。至于许子根本身，大家都看好他会顺利胜出而上京当部长，但也不敢大意。不过在投票日越发接近的时刻，他才感觉到情势不妙，但大势已形成，只好听天由命。

这种被动的局面也使到他对槟州政权的安危产生忧虑，他不担心1/3席过手；他所担心的是反风之下，如果大家都把票投给反对党，那出现政权易手的事也是可能的。虽然有此忧心，他还是希望情况不会太坏，以便他上京的路上有个槟州主导政权仍在民政党手上，不然他又如何上京呢？

世上的巧合就是这么地发生，3月8日的晚上，当选票陆续开出的时候，坏消息就传开，说他落在对手后头，很可能连国席也不保，当时民政党内认为如果此事发生，则槟州的州议会也很可能已保不住。他担心的事不幸发生了，坏消息不断传入耳朵，整个人都被这阵反风慑住了。后来又听说其它州也是反风大刮，这一下子，他才明白如果反风大起，刮起十号风球是极可能的事。若是发生“政治海啸”，也无法阻挡。

当人们知悉许子根已败选的时候，也知道槟州政权分分钟都会易手。这种结局像一场恶梦打从内心感到寒气逼人来。

冬天终于降临了，大雪纷飞，国阵的民政及马华候选人纷纷被火箭射下，也被蓝眼睛慑住，他们淹没在无情的政海中。40年的基业就这么在短短几个钟头内被连根拔起，对于刚任党魁不久的许子根，实在无法消化这样的震撼。他败了，民政党也败了，败在反风狂刮的大气候中。过去18年的政绩好像不被当成一回事，令他痛心疾首。

他重演了王保尼和林苍佑的一幕，历史向三位首席部长开了太大的玩笑，也是现实的玩笑。难道这是早已定下的宿命论？难道他不能创造历史而只能是让历史重演？没人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上位时的荣耀和下台时的难堪，百感交集心头。从政的风险就在弹指之间，风云变色，许子根第二次领教了“流水有意，政海无情”的此话不虚（第一次是1986年输掉国会议席，但那是塞翁失马，在1990年又再翻身，且当上首席部长）。

走笔至此，也不得不掷笔一叹：“三位首长，同一个悲情结局”。

“民主选举之父”林苍佑 （天下纵横）

每次大选，槟城总是成为热门的焦点之一。除了因为它是华人最多的州属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是民主选举的发源地。也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但我们有必要记载这一段的历史，让它温故知新。

1951年，英殖民政府为了抵销马共武装斗争的冲击，决意通过民主选举把人民导入民主政治中，以便让人民通过投票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不是通过武力来推翻政府，于是在乔治市市议会推出选举制度。如果成功的话，它将会逐步在其它地区实施，最终把马来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最先抓住这个机遇的不是别人，正是林苍佑医生，他在1951年6月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约有一百人出席，一致通过组织一个取名为“急进党”的政党，目的是要参加在同年底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英国当然不是全面的交出执政权，而是要培养人民有民主意识，拥有参政权，从中发现民主的可爱，不再以为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它规定市议会共有15名议员组成，9名民选，6名委任，而市议会主席由英国的参政司担任。

林苍佑是在1947年归国，而在1951年4月被委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会议员。他认为既然英国同意建立民选制度，也就机不可失。即使没有机会获取执政权，至少也可以打进议会，拥有参与决策权。虽然在当时已有巫统、马华的出现，但它们的重心是在吉隆坡，以致洞悉先机的林苍佑一马当先积极介入乔治市的选举。差不多与急进党同一个时候出现的劳工党也未具规模。这就是说“急进党”成为当时在槟城最有看头的政党。选举结果也如林苍佑所料，它的政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竟有6人当选，取得大胜。另外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各占1名，马华公会没有参加选举。如果按照民主程序，理应由急进党起而执政，但因为尚未独立，大权仍握在英殖民政府手中。虽然如此，乔治市市议会成了马来西亚民主选举的滥觞。

就这样在翌年（1952年），有了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这一回的选举，促成了巫统与马华的合作，分别派出候选人与马来亚独立党（由1951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所领导）对垒。这种选举与乔治市一样，只选12名市议员，余者委任，主席还是由英国人担任。选举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势力强大的独立党失败，只胜两席，马华占6席，巫统3席及一席独立人士。更为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巫统与马华的合作，组成“联盟”。联盟就这样地孕育而成为日后主导国运的执政党。

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是领导急进党，在槟州政坛举足轻重的林苍佑于1954年应陈祯禄之感召，加入了马华公会。1955年，马来联合邦举行独立前的普选，槟州也不例外举行州立法议会选举。此时的林苍佑率领联盟在槟州参加14个州议席选举（另10席是委任的），取得了100%的胜利。林苍佑被委任为首席议员（影子首席部长）。1957年独立前，林苍佑代表执政党在槟州立法议会提出接纳州旗和槟州宪法，以使槟州在8月31日独立日后成为马来亚联合邦一员。

槟州民主政治从塑造到成熟，林苍佑扮演了主导角色，他是民主政治的奠基人，也是民主政治的坚定维护者。当劳工党在1969年杯葛大选时，林苍佑率民政党通过选举将槟州变天，证明了投票了出政权，一直到今天，民政仍是槟州政权的主导者。但也因为林苍佑开了头，从此掀开槟州是各路英雄逐鹿之地。本届大选更显露这一特色，民主政治的可贵，也在于人民拥有说话权和决定权。

恢复市议会选举之商榷

大选尘埃落定，五个州属历史性地由反对党起而执政，因此有必要论述恢复市议会选举的课题。虽然修改地方政府法令权在国会，不在各州议会手里，但变通地使到市议员的甄选民主化也是必要的。如果要让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在大选过后，有需要积极考虑民意取向。尤其是反对党执政的州，更应朝向民主化道路前进。先在市议会方面改革，其他地方议会可放慢一步。

我认为政府自1965年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已经有43年后应作检讨其利弊。虽然不敢说没有民选的市议会没有对民生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总是有遗憾和缺乏民主的机制，以致人民有事只得找国州议员协助，要他们也兼任市议员的工作，那是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既是民选的代议士，就要为他们（人民）服务，否则就是“不好”的议员。人民之所以不多找市议员，一来是不熟悉也不容易找（市议员的任期一般都不长，每年委任一次，虽然连委可以连任）；二来市议员是委任的，好像“服务”不分选区；况且“老板”是执政党，不是选民。也没有必要向人民负什么责任。做得久不久或做得好不好，概由执政党鉴定，不是由人民来评估。因此直接找国州议员是最直接了当的。若是国州议员不兼任地方性的服务，那就会被人民唱衰。久而久之，国州议员当起市议员和地方议员的“职务”后，便可洋洋得意向选民炫耀长长的标青服务记录。把角色给混淆了也乐得其所，因为选民也喜欢这类型的议员。

既然这样，何不让人民也有一个民主的机会来票选市议员呢？如果人民被提供这样的机会，不仅有助民主的滋长，也可让人民分清楚他们选得是什么议员？不必为此而“错把国州议员”当成市议员或地方议员来使唤。
我记得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市议会选举时，真是十分热闹。每三年一任，就由不得市议员偷懒了，而且那些受教育比较低的也有出头天。比如六十年代初期，派报员的骆万兴（社阵）就曾打败百万富翁出身的庄汉良（独立人士，他后来成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也曾是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不必高学识，选民要的是服务型的人。

又比如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派初出茅庐的郑耀林（民联党）去打社阵总秘书林建寿，结果受教育不高，但勤于服务，沿户拜票的小伙子把巨人给打倒了。这真是舍得一身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写照。可见选市议员不是比学识，而是比服务。

若有市议会选举，行动党的谭咏发就有机会上阵了。因为他的地方性的服务和曝光率比其它国州议员或委任市议员还要多，自然中选的机会高。

虽然昔日社阵从1958年起即执政乔治市市议会，但它拥有的议席也是有变化的，曾有14席对1席的优势，也曾有9席对6席的比例。那是因为人民有选择权，不会一面倒向执政党，也不会一概否定反对党。因为城市的选民都是成熟的，他们会选出服务型的市议员，每个政党都有机会取得执政权。

马华未来与黄家定去留

马华公会在本届大选中蒙受惨败，参加40个国席，只赢得15席（上届31席），参加90个州席，只赢得31席（上届76席），相比之下，战绩大退步，而且超过一半。因此总会长黄家定宣布不再出任内阁部长，专注马华党务。

黄家定之所以不出任部长是为了表示对大选的失败负起责任，但会否在首相力劝下打消此意，也未敢肯定。因为这次大选明显的已使国阵处于难堪的地位，在委任官职方面出现了不协调的失衡窘境。如果马华总会长，民政代主席及印国大党主席都未入阁，则号称代表了各民族的国阵又如何自圆其说？目前国阵以140席（总数222席）再次执政已成定局，问题是内阁成员及副部长和政务次长该用什么方程式来组合，已成为首相的头痛问题，减少官职又不妥当，增加官职也面对其它成员党议员不足的考虑；若是接受某方面的意见，把官职转移到东马的沙沙，又如何向西马的人民交待？我们只有交给首相恰到好处地使各成员党感到满意。

至此一个问题由此产生：国阵一共有14个成员党是否太多？因为在东马有几个小党席位有限，而在西马又有马华和民政也是代表华裔在国阵内，中选议员数目有限，只剩下巫统成为最大的政党，断不可能把所有的官职揽在巫统身上，这又不符合国阵的权力分享概念。

我们暂且不论其它政党，单就马华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巫统的合作伙伴，不弃不离，并与国大党组成联盟起而执政。即便在1974年后扩大成国阵组织，也把马华列为第二大党。可是实质已有所改变，因为国阵多了一个成员党，即民政党，造成马华心里很不舒服，成为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成员党。马华之所以勉为其难接受联盟改为国阵，是因为1969年的大选遭遇重挫，它参加31个国席，只有13人中选，半数不到，更甚者在槟州的主导政权被民政党拿下，同时雪州及霹州政权岌岌可危，一时未能组成政府。最后虽化险为夷，也够叫巫统感到不是味道。在此情况下，联盟收编反对党重新洗牌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大潮流，当时的马华公会也决定不参加内阁，后来在巫统催请下和华团认可下，又再重返内阁，但马华地位的被改变，已是不争的事实。

2008年的大选，马华又再次面临1969年的困境，不论国州议员都相对大为减少，也再一次输完槟州所有的议席。黄家定的引咎不入阁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不同的只是总会长一人不当部长，不像1969年议决全不入阁。如果马华今天选择全不入阁，那就太使阿都拉首相难堪，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遗症。因此黄家定作了一个巧妙的安排，以“自我牺牲”来维持原有的格局。

这样的安排也意味着马华不会退出国阵，依然与巫统同在，共渡时艰，在政治上表现了负责任的精神。但如果国阵的格局不改，马华又如何取信于华社？因为这次的大选，是有诸多大课题压在马华身上，又不能有所扭转，似乎成了逆来顺受的殃及者。华社也因之认为马华不够坚决果敢纠正时弊，只是采取权宜之计应对而未能釜底抽薪，于是一股怨气全泄在马华身上，民政也没有例外。不是马华议员没有付出，也不是他们与人民脱节，而是国家的大议题马华只有承受的份而没有开脱之能力，难免被反对党攻得难以招架。

就此而言，黄家定选择不入阁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当务之急是要与首相谈商执政权力的较平衡分配，让华社看到马华的声音也得到重视，以挽回颓势。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民政也同意留在国阵内，他就需要开动马华的机制与民政再次谈论两党合并的事，以形成一个阵容向巫统争取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再也不能像过去的各做各的或各怀心思。因为反对党阵线已破了马华民政只有协商没有交心的各自为政的格局，且打出了非种族牌和非宗教牌，不再以种族取向来投票，造成马华民政很是被动与无奈。

既然历史造成今日的局面，促请黄家定辞职而不从大局着手来纠正国阵的格局，也是于事无补的。

关键不在于黄家定走不走的问题，正如民政也不是许子根走不走的问题，而是国阵的精神已出了大问题，如果换了新人走老路，那又有什么新格局可言？要求黄家定下台只是舍本逐末的做法；退出国阵更使马华陷入孤立。因为种族性政党孤单作战已不符合潮流。既然黄家定对官位不栈恋，何妨带头改革马华，积极与民政达成合并共识，再向国阵大胆提出洗牌的要求，真正的表达华社的愿意，使国阵改弦易辙，以新面貌新精神治国，把贪污，滥权，狂妄自大的议题及时端正，岂不更为重要？

民政党的败因与未来

本届大选，民政党是最大的输家，输到连民政党人也不相信，终于为党的未来敲了警钟。不单是我，而且槟州人民也感到惊愕。原本要教训国阵的“霸权政治”变成拿民政党来开刀。政治评论员都跌破了眼镜，儍乎了眼，为什么民政党会败得那么惨？为什么在槟城输个精光？是不是他们的代议士服务不够好？是不是民政党主导下的槟州政府在过去39年来没有政绩？是不是理念出了问题？都不是。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

其一是民政党自1969年执政以来，虽每每面对巨大的挑战，但都有惊无险，也保住主导政权，以至党在本届选举也相信冲击力再大，也能抵挡得住。于是在战略准备上，出现了某些松弛现象或缺乏一整套的防卫战术，提出的口号，反而成为箭靶。

其二是民政党执政已久，难免产生“江山”是铁打的，不知觉中形成了被利益集团角逐的场所，以便从中维持优势。尤其是首席部长人选方面，更是呈现“互不相让”的传言，让人民有所纳垢。

其三是民政党因国阵内的结构，把它归纳为华基政党，但又不大不小，重要性时强时弱，处在微妙的处境中。唯一可炫耀的“资本”是它拥有槟州主导政权，既被友党称羡，也被友党妒忌；尤其是对首席部长一职，更是时而挑战，时而安抚，似乎变成一个“争夺筹码”或“政治献礼”，而不是民政党本就应该拥有的和不受置疑的“资产”，尤其是当一方要求洗牌时，民政党又显得反击力不大，有逆来顺受之嫌，包括对某些重要职位的安排，也成了包袱而不是资产。例如槟岛市政局主席一职只保有8年即告换人。

其四是民政党被捆绑在国阵的马车上，举凡对国阵的批评，民政只有挨打的份，没有招架之力。还有它与马华之间，除了党名不同，人事有异外，人们再也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即使不合并，也成了难兄难弟。若马华有难，它也同样有难，多元理念并未给它的实质操作加分。

在反风一起下，民政已被当成一个国阵的不可分割部份来看待。它不像马华，力量分散全国各地，这边倒那边保，而是只有一个槟州是堡垒；若是槟城一失败，其它地方保住也意义不大，也会失去参与国阵的优势。换句话说，马华可以失去槟州所有的国州议席，对它只是创伤，而不会致命。在1969年及1990年它不是两度交白卷吗？但过后它又从其它州重新整合，拥有资本再向槟州出发取回议席吗？民政党则大不相同，它不容在槟州有任何的闪失，一失就是大件事。讵料今届大选就叫民政党变成“无家可归”的失意人，情何以堪？因为即使在其它州有几个议席，那又能代表什么呢？于是人们不禁然的浮现一个问题：民政党何去何从？

根据选绩来看，民政参加31个州席（槟州占13个）和12个国席（槟州占4个），目前只有2国4州（分散在柔霹和彭吉等），与马华的仍有15国和31个州席已难相提并论。马华有条件通过中央政府的代表性再保持其受重创的基业；民政则还是要在槟城重新站起来。如果它还拥有槟州的一些国州议席，那卷土重来的机会还是有的，但现在一空二白，它要从那里寻求一个立足点？过去林苍佑当反对党时，丹绒是它的大本营，如今则一切要重新开始，对执政39年的民政党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恶梦。

因此民政党走到今天，不是许子根辞职就能挽人回党的颓势的。虽然他说应负最大的责任，但也不尽然是领导无方，而是神仙也挡不住的大反风。还有党全体上下这么多人，也正等待领导层的指引，要他们怎样继续走下去？
或者民政党可以考虑下列的方案：

1. 在国阵内取得政府官职的优势，以有助民政在槟州建立新的基地。国阵的机制要被重视，重新洗牌之余，还要定期协商政策，不是大选时才来开动。

2. 退出国阵，以反对党的姿态重新开始，不怕一无所有只怕勇气不足。因为民政党领袖执政已久，没有担任过反对党角色的辛苦与不便，愿意牺牲的人会一如既继往的打拼下去吗？因此这也许不是个好方法。

3.重新考虑在2003年林敬益提出的与马华合并事。双方无妨开诚布公，以党员的数目和政治力量使新的组合再被激发起来。至于党名要不要改和人事的安排则可从长计议。

4.民政党选择与人民公正党合作或合并，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既然两党都是服膺于多元理念，也就有了一个共识的基础进行协商。如果公正党有更大进展的话，民政党在合并后也可以借此再站起来。

当然更下下策是党领导都厌倦了，党员也松弛了，那就什么也不要做了，等待奇迹出现。可是不要忘了，民政党还有一间宏愿大学的教育使命呢？它仍然需要官方和民间的支持，目前民政党只是暂时输了政治，也还没有输掉教育，把它转为宝贵的政治资产，也许是一个契机呢？

就不知道许子根怎样想？失败真的是意想不到和令人措手不及，但失败后再爬起来才是政治的高手。安华不是从一穷二白再造神话吗？就看许子根的了。

首次出现没有反对党格局

今天的马来西亚，还有反对党吗？答案是好像没有，因为每个政党都有了执政的地盘，反对党似乎第一次成为历史名词，真是教许多政治观察家大跌眼镜。

虽然一般上，人们是根据中央政府谁属来划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但今天大选出来的结局是：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民主行动党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与人民公正党组成联合政府；原来执政的国阵变成在野党。

不仅是槟城，回教党也从一个吉兰丹州政权变成两个州政权（再拿下吉打州）。而在安华领导下的人民公正党也一跃成为雪州政府的主导者，霹雳州同样出现反对党结成阵线组成联合政府。由此来看，所谓的反对党如今在反风大吹底下，已一跃而成为五大重要州属的执政党。以马来西亚十三州来说，除了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外，在西马则剩下十一个州，形成国阵与在野党平分秋色的 新格局，它们还能称是反对党吗？

如果按照州属的重要性来说，又大部份已尽入反对党的手中，这在马来西亚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至于在中央国会方面，执政的国阵拥有140席，对反对党有82席，表面上看是国阵占上风，可以组成稳定的中央政府，但82席已是破了2/3优势，只要再加把劲，就足以扭转局面。所以在朝与在野不过是一板之隔，界线是不太分明的。再者，由反对党控制的五个州，也已是执政党，反而是国阵成为反对党。两者界线的模糊，正告诉我们两线制在不经意下终告形成。马来西亚人民自1990年起就编织的美梦也在18年后成真。政治就是这么奇怪的东西，当你刻意经营时，它不会出现；当你不谈这个问题时，它已经来到在你的面前。

我们不能否定，因为新形势的涌现，政局也许不久之后会有一个大洗牌。不然国阵的14党结盟有些已呈现疲惫状态。例如民政党、国大党及人民进步党，它们的代表性又怎样解释呢？还有马华公会也受重创，它的代表性又如何评估呢？如果说国阵一路来号称代表全民大多数的意向，那么这一次已是受到挑战；反而所谓的反对党呈现出三大民族的结构。这不是以国会议席作标准，而是以平均获得的国州议席来检视。在这么样的检视下，国阵重整其结构已是当务之急。至于要怎样重整，也是极不容易拿出方案，是要与反对党协调呢？还是让它成为两线对峙？

相同的，反对党是要自我整合或组成一个联盟阵线或是促使国阵重新洗牌？都是值得关注的。由于情况不明朗，但在局势相对稳定下，双方协商的大门已经敞开。如果说过去只有政党被收编，而无法改变国阵的格局，那么新的形势已不能沿用过去的方法来整合，而是要用一个相等的地位来组合或自行其是？如果选择前者，就是国阵结构的全盘改变；如果选择后者，则双方都要有新的心理准备，它们怎样做才能声称各自代表了人民及民族的利益？这对所有的党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

民主政治开创新格局

2008年第12届全国大选的战绩比起1969年的大选战绩还要令人震惊，被形容为“政治海啸”，排山倒海冲击执政国阵。所不同的是，一切在平和的气氛中结束，公路车在跑，人在走，一切如常，显示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热爱和成熟，国阵主席兼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坦然接受人民的选择和裁决。虽然难过，但坦然以对，表现了对民主的尊重，把一切扛起来重新整合，更让一些州政权顺利交替，展示君子风度，是一位勇于接受民意的心胸宽大的领袖，殊值欣慰。马来西亚也因之会因民主政治的完整性而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阿都拉心雄宽大
回顾1969年的大选，东姑领导下的联盟首次遭遇严重挫折。在保住中央政权下，失去3/2席优势；取不回吉兰丹州政权，也失去槟城州政权，虽然雪兰莪州及霹雳州对组成州政府一度呈现胶著状态，但很快地又回到联盟的怀抱。不幸的是随即爆发“513”事件，国会民主被终止两年。在敦拉萨高瞻远瞩下，用最短的时间拨乱反正，挽救了民主，也把国家纳入正轨；更在较后时洞悉先机与中国建交（1974年），成为东南亚国家的楷模，开创了东合新契机，才有今日的完整格局；单就这一点，就名留历史。

如果说1969年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那么2008年马来西亚再一次面临政治的洗牌，也是另一个分水岭。虽然其现象有些相似，但情况完全不一样，证明了阿都拉政府适时的掌控全局，让该变的就变，不变的就保留。民主的可贵，莫过于此。

究竟今届的大选结果向我们表达什么样的讯息，而其形势又是怎样得出今天的战绩？是值得我们探讨与分析的：

坦然面对民意为先
（1）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跌马而激发了“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造就了回教党进入了“辉煌时代”，民主行动党失多得少，公正党表现差强人意，战绩平平。这意味着马来人吹“反风”，华社和印裔族群依然故我，不对“安华效應”发生共鸣。

2004年大选，新上任首相阿都拉卷起“阿都拉旋风”，全民寄以厚望，给予全力的支持。国阵在其领导下取得前所未有的光辉胜利，把国阵推向顶峰，也压下了“安华效应”，重新夺回丁加奴执政权；所有反对党靠边站。

经过四年的当政后，阿都拉政府面对的问题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因素。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造成的通货膨胀已使到马来西亚的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加诸国内的前政府遗留下来的疑团一件又一件的爆发，如司法短片风波，选举制度的透明化争议，贪污问题悬而未决、治安恶化及突如其来“兴权会”的诉求，如同雪球越滚越大。

有人认为在此“不利情况”下，不宜在此时举行大选，无妨押后再议，但阿都拉在民主信念的指导下，坚持不能因课题存在就避开人民的视线，而是认为迟早都需要向人民作交待，也就义无反顾地宣布举行大选，而不论其成败，这就是他所说的“这是一场硬仗”。既然明知是硬仗，为何不避一避？待“风头火势”过后再选也不迟，反正他可以拉到明年3月才选也是合乎宪法规定的。从中反映出阿都拉是一位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重视民主尤甚于个人与政党的荣辱，一切应以民意为导向，以让人民检视其4年政绩。换句话说，阿都拉精神是与民主政治相辅相行的，因此才有今天的自由与民主的选举。

偏激言论引不满
（2）阿都拉领导的国阵是由14个政党，代表了各民族所组成，基本上是一个多元结合体，而不是单一种族的政党。尽管它有缺陷，但还算是一个比较齐全的结构。在全世界历史上，也只有国阵才有如此的庞大多党制形成执政党。正因为这样，国阵打出的不是种族牌，即使有一些选区是混合选区，派出的候选人不属于占多数族群者，同样可以取得胜利。如2006年的依约补选，即为一例。

当然因为国阵一路来是由巫统主导，难免有一些人，甚至是领导人之一者发出偏激的言论，有违国阵精神，也违反了阿都拉的中庸思想，使阿都拉处于难堪的地位，或多或少产生负面的影响，也对国阵成员党造成伤害，显得十分无奈。

虽然阿都拉三番四次强调，其政府施政不受这些人的狂妄言论所影响和左右，但也阻止不了它在人民之中发酵，间接地破坏了国阵精神是协商性与持续性的。“两权政治”的抬头正是因之成为一个反对党攻击的课题，也成了阿都拉的伤痛和阴影。不幸地在本届选举中人民用选票提出诉求：“我们不要再听到这些人的无视多元社会的叫嚣。”

联合阵线符国情
（三）反对党方面，安华在检讨和吸取1990年大选及1999年大选的经验与教训后，不认为单一种族的“反风”可以带来改变。他曾经这样说，1990年的反风吹向民主行动党，结果1995年国阵大胜，因为它刺激另一个族群产生警惕；相同的，1999年的反风吹向马来社会，造成回教党成大赢家，结果2004年国阵又大胜，因为它也刺激另一个族群产生担心。这两种结局都不好，不符合国情。

因此，他认为若人民要求改变，应该是各民族一起行动，而不是诉诸于种族情绪。如果不能做到国阵这样的多党多元性结合，至少反对党也要形成一个阵线，才能使民主政治健全地发展，才能有机会带来改变。在这种情势下，正如我在投票前所说，安华尝试开创一个新格局，要在混合选区找出一条新方向。就这样，反对党阵线在松弛的结合下形成，只是一种应对策略和手段，未见具体内容。讵料“安华效应”再次发酵，而且像烈火在马来社会、华人社会及印裔社会鼓吹，尤其是西马的城市地区，安华所到之处，有大旋风和小旋风，再加上民主行动党在林冠英率领下，孕育了一个新理念，不打单一牌，而是坚持多元理念。于是安华与林冠英组成一对“最佳拍档”，即使马来人宽心，也使华人放心，更引入印人交心，借此次大选，印证了安华的“不打种族牌，不打宗教牌”，是民心所求，因而他们在槟城、雪兰莪、霹雳及吉打翻了天，也保住了吉兰丹。虽然在国会议席上，未能与国阵数目相接近，但也已破了1/3席，更在西马与国阵二分天下。看来，反对党已催生两线制在马来西亚“开花结果”，不能不说安华审时度势得当。

现在尘埃落定，我们从上述三点评析来肯定，今届大选的三位重要人物对民主内涵赋予新的实质内容。阿都拉宽襟的胸怀讲民主推向新起点，安华的新思维导向多元理念，各民族都看到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林冠英的刚中有柔的理性领导。吸纳人才来落实多元理念，终于使到行动党已被马来人包容，不再是“永远的反对党”。这三个人在未来将可能大大地影响马来西亚的未来，人民正拭目以待。

本届大选的花边新闻

本届大选成为花边新闻的课题比任何一届的大选还要多。随手拈来就有父子兵、兄弟阵、夫妻档等等，有人戏言今后参加政党要多出一栏，填下上一辈曾当过官吗？如果父亲没有，可推上祖父或曾祖父辈，肯定会找出一位标青人物；尤其华人社会，最讲求族谱，然后一直往前推，推到清朝就会大有来头了。当然这只是气话，因为不论是否是亲属，还得要过选民这一关，民主社会也没有所谓“世袭”或“传承”这码事，还得靠自己打拼出春天来，如果本身不是一块政治材料，即便凭父荫或亲属情，也是不能成大器的。

再一个就是突然间出现了选举原来另一半是相等重要的，太太成为跟得夫人，忙上忙下。既下得厨房，也出得厅堂，看得我们眼花撩乱，也真服了这股新风气，但不知是谁开创这种局面，有待考证。

第三个是女性参政也多了起来，这真是一个好现象。虽然中选与否是另外一回事，但女性兴趣或勇于参政说明了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当然我们尚不能寄望会在不久后出现女性总理或副总理高职，也无法向外国看齐，不过在马来西亚选举历史上，则曾在早期出过两位女性参选者。无独有偶的是她们都是来自显赫世家，而且是属于一对母女，才敢在仍是保守的马来西亚社会“抛头露面”。如果是换成平常人，她们也许没有这个胆量和机会，第一位是在1951年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的叶真宝律师。她是银行家叶祖意的孙女。她参政的那一年，祖父还健在，翌年才逝世。由于家庭的西化和开通，在林苍佑的感召下，她是第一位站出来参选的女性，成功地以高票当选市议员，为期三年。她也曾经在1953年被选为林苍佑的“急进党”的副主席，风头之健，一时无两，说她是马来西亚“女性参政之母”是贴切的，因为她是后来者的开路人。

虽说叶真宝没有参加1955年的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但她却鼓励和支持其母亲黄绣娘参加竞选，没有党旗，只以独立人士刻意地向林苍佑（此时已加入马华，成为联盟的候选人）对垒。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叶真宝不能苟同林苍佑弃急进党而加入马华公会，致前者失去领航人，消失在迷失中，她不但不追随林苍佑转换码头，而且推出其母亲与林苍佑较量，用以说明她反对林苍佑这样的“再转变”。

黄绣娘的来头也真不小，除了是叶祖意的媳妇外，她也是当时东南亚糖王（居住在印度尼西亚）黄仲涵的女儿。虽然不是林苍佑的对手，但也打了一场“历史之战”，成为林苍佑一生中的一个记号。在失败之后的翌年，黄绣娘迁居新加坡，而她的女儿随后也移居新加坡，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但她们母女留下的典范，成为后来参政者学习的榜样，只可惜我们的女性从政者从来没有提及这对母女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我倒可以建议，在槟城的章瑛不妨带头率当选女性议员向这两位民主政治的奠基人致敬，以让将来的女性参政者铭记她们先辈走过的光荣的道路。

第四个是选民懂得珍惜手中的一票，他们对民主的追求越趋成熟，也不再恶言相向，没有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把选举当成一场“友谊赛”，可以承受任何的结局。永远地，澈底地向“暴力”说不。真是使民主遍地开花，和平的马来西亚并非浪得虚名。

不再争议回教国模式 哈迪阿旺期待翻身 （十大政论）

回教党基本上是从巫统分裂出来的一个政党，成立于1951年。从一开始，它就把巫统视为对手。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巫统的创办人拿督翁于1951年正式离开巫统时，不是参加领导回教党，而是自行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并在1953年易名为国家党？

这主要是拿督翁并不认同政党带有宗教色彩是正确的。例如在1946年成立巫统时，他打出的旗号是马来民族主义，而不是马来宗教主义，结果导致党内一批坚持宗教为先的人脱离了巫统；又例如当他退出巫统时，也不认同回教党的路线，反而更进一步地走多元种族路线。

不过回教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尽管在1955年时，它仍然是个松弛的政党，组织规模不大，却在当年的普选中（独立前的选举）胜出一席（联盟则胜了51席，总竞选数目是52席，另47名是委任的），令人刮目相看，也因此奠定了回教党在民主政治的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另一把声音。

反观雄心勃勃的拿督翁率国家党角逐30个议席（29名马来候选人，一名华人候选人），竟在阴沟里翻船，连本身也宣告败选。

由于只剩下联盟独领风骚，而国家党又鲜有作为，给了回教党一个机会扩大组织，并在改头换面下以新姿态立足于政坛，俨然成为巫统的最强大对手，它的改变主要是邀请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布哈鲁丁领导回教党。他也是战后领导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的主席，此党于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而查封。

在布哈鲁丁领导下，果然不负众望，他一方面默许党内存有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则不强调宗教，而是与巫统一样在马来社会与巫统争夺代表权。因此在1959年的大选时，即便被视为马来民族英雄的拿督翁也不得不与回教党合作，取得丁加奴的国席，以国家党的名义胜出（1955年时，他在新山参加竞选失利）。由此可见，回教党在国家独立后（1957年独立）已崛起成为强大的马来政党。

这一仗，回教党赢得吉兰丹州政权（28席对2席），也在国家党的支持下（有4名州议员），夺下登嘉楼执政权（回教党有12席，联盟只有7席）。未几，回教党不幸闹分裂，两名议员过档巫统，再加上4名国家党州议员倒戈，联盟反而以13席起而执政。自此之后，回教党只保住在丹州的优势，在其它州只扮演反对党的角色（1962年拿督翁逝世，国家党也宣告解散）。

因为国际政治的演变；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在1963年发起对抗大马（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指责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导致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陷入不利的地位。布哈鲁丁被指责亲向苏卡诺，反对马来西亚；同样的左翼的社阵在因此遭池鱼之殃。结果反对党中除了回教党仍保有丹州政权外，其它州则失去昔日的光彩。

也就是在这一年，如今贵为回教党主席的哈迪阿旺加入了回教党，但只是一个支部的秘书，毫不起眼。年轻的哈迪阿旺当时仅17岁（1947年生），后来负笈沙地阿拉伯的麦迪那回教大学深造（1969-1973），取得学士学位。接着在1974及75年间，他再远赴埃及的阿札哈大学考取回教硕士学位，算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宗教师。

回国之后，哈迪阿旺先出任登嘉楼州回青团长，也进入全国回青理事会担任委员。1977年起他直接进入回教党中央理事，从此在党内平步青云。

挟着其学识和宗教师的身份，哈迪阿旺在1978年初试啼声，角逐马让的州议席，只以68票败给巫统候选人（这一年，回教党被国阵开除，以反对党姿态与国阵争长短，但惨败，甚至连丹州政权也在1977年州选中失去）。1982年大选，他又卷土重来，既参加马让州议席和龙运国席选举，结果胜出州议席，苦尽甘来。1986年大选，他在鲁冷让州议席胜出，直到1990年，他才得偿夙愿，连中两元，即当选鲁冷让州议员，也当选马让国会议员（马让已改成国席）。1990年是回教党翻身的一年。这一年回教党在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下，重新夺回丹州执政权，再次扬眉吐气。登嘉楼的议席也有所斩获，但夺不回执政权（此时哈迪阿旺已是回教党第二号人物，1989年吉打州的法兹诺出任党主席，而副手是哈迪阿旺）。

1999年我国政局又是一大转折，但合作对象不再是东姑拉沙里，而是换成安华依布拉欣。安华于1998年被马哈迪开除党籍和官职，身陷囹圄，但由他主导的国民公正党赶上选举列车。在与回教党及行动党合作下，反对党挟“烈火蔓熄”的震撼力，在马来社会掀起波浪，结果哈迪阿旺熬出头来，不仅回教党以绝大优势保住丹州政权，更夺下登州政权28席对国阵4席，哈迪阿旺顺其自然出任登嘉楼州务大臣，回教党也在国会拥有空前的27席，比昔日的荣耀有过之无不及。在这方面，党主席及署理主席功不可没。不过居功厥伟的要推算安华。

可惜安华仍在牢中，这胜利的果实似乎来得不是时候，他不但无法参与，而且也眼见势力坐大的回教党亦步亦趋地走向宗教治州的理念。

虽然回教党明知它不可能单独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如1990年靠东姑拉沙里夺回丹州；1999年依赖安华的声势又多取下登州政权），但在胜利后，回教党的三巨头──法兹诺、哈迪阿旺及聂阿兹（丹州务大臣，回教党长老会主席）逐渐地忘记存在一个反对党联合阵线，精神领袖是安华，还有一个华基的行动党，开始推行回教党本身的议程，建立回教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这也促成马哈迪干脆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

当“回教国”成为一个争议性课题的时候，民主行动党感到坐立不安，唯有采取“壮士断臂”行动，脱离反对党阵线。这样一来，反对党的合作已告破裂。2004年的大选证诸了哈迪阿旺的领导出了问题（他在2003年法兹诺逝世后成为回教党党魁），在新首相阿都拉的强势压境下，哈迪阿旺拱手把登州政权交回国阵（本身也输掉国席）；丹州政府也岌岌可危。这一致命伤也敲醒了回教党领导层：唯我独尊是行不通的，一党独大也是容易误判形势。

当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出狱时，他发现了反对党阵线只存在形式而不具实质意义。在痛定思痛后，安华终于说服哈迪阿旺不要再以“回教国”为议题，也不要再成为选举的口号和策略。

当然今日的回教党在吸取教训后已采取较为务实的政策，也明白政治斗争是一个合作体而不是我行我素。基本上回教党接受了安华的策略和领导。在另一方面，安华也与行动党达成协议。这种分头合作又把马来西亚的政局拉回1990年的情景。

然而，2008年的大选绝不是1990年的翻版，也与1999年大不相同，回教党在哈迪阿旺的领导下会有什么突破吗？这要看马来社会怎样评估当下的政治走向？华人社会也许不很清楚马来社会对时局的看法，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有不少选区是混合区。这是每个政党都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回教党也没有例外。

深谙老二哲学坐亚望冠 纳吉劲敌是安华 （十大政论）

巫统第二把手向来是准备接班的人，纳吉也不例外。但不是第二把手就一定能顺利上位，也早有先例。因此纳吉说他懂得老二的哲学，那就是忠于第一把手，一心一意跟在第一把手的后面。即便不久前，前首相马哈迪说他与现任首相阿都拉有“君子协定”，做完一届就交给纳吉，但纳吉说他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再重申对第一把手效忠不移。换句话说，纳吉的老二的哲学是永远不要威胁第一把手。在这方面，也让人们看到纳吉与阿都拉的关系也较前更为融洽，消除了所谓两者之间有一定距离的说法。

纳吉从政开始，一直都是平步青云的，而且在关键的时刻，也发挥特有的效用，以致受到重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儿子。子凭父贵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是恰当不过的。当1978年初敦拉萨病逝时，其留下的北根国会议席就由纳吉顶上，在无对手下自动中选。那时的纳吉才23岁，应是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没有人争议为何一位年轻小伙子忽然越位而上，因为他是敦拉萨的儿子。

1978年大选，他再度蝉联国会议员，也只有25岁就被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也是他的姨丈）委为副部长。

1982年他弃国攻州，为的是出任彭亨州务大臣，时年方29岁，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州务大臣。
1986年大选，他又回到中央，但只出任文青部长。有些失望未被重用，一度保持低调，继续担任巫青团副团长，成为巫青团长安华的助手。这个时期，在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是安华，备受马哈迪重用。纳吉仍然年轻，被马哈迪考验其领导能力。

但转机就在1987年的巫统党选。这一年东姑拉沙里联手慕沙希淡向马哈迪的领导挑战。双方势均力敌，鹿死谁手，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安华此时身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对马哈迪的全力支持不在话下，反而是此时已成为巫青团长的纳吉成为关键性人物。被东姑拉沙里组成的B队阵营极力拉拢；马哈迪阵营也因纳吉仍未表态也拉力争取，最后是纳吉及其彭亨派系倾全力支持马哈迪，终于让后者以40张多数票压倒东姑拉沙里（739票对699票）。这对马哈迪来说，纳吉无疑立下大功。因此在1990年大选过后，他被倚重出任国防部长。

不过纳吉由于出身巫青团，与安华关系密切，在1993年党选时，他参与安华的派系组成的宏愿队伍，在党选中胜出，出任副主席。吊诡的是这一年的党选，原是副主席之一的阿都拉被挤出局。除了安华升任署理主席外，三名票选副主席是纳吉、慕尤汀及莫哈末泰益。不久之后，马哈迪就布置折散“宏愿队伍”，成了安华与马哈迪失和的导火线，也让巫统在马哈迪主导下重新洗牌。

这牌局一洗，巫统的领导结构全部起了变数。原本被宏愿挤出局的阿都拉，在1996年的党选中被马哈迪力撑，又中选回副主席之一。虽然纳吉与泰益继留任，但慕尤汀成为被牺牲的副主席。

1998年安华跌马，被马哈迪解除官职与开除出党，整个牌局又再次起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令人始料未及的，先是宏愿队伍的人背弃了安华，他们都整合在马哈迪的旗帜下。于是出现一幅新景象﹕原属B队的阿都拉已被马哈迪选中为递补安华空缺的人。他被擢升为副首相兼代署理主席；‚纳吉虽然是1996年票选最高的副主席，马哈迪认为他仍年轻，因此选阿都拉为接班人；ƒ慕尤汀虽未受重用，但保留官职，莫哈末泰因一度官司缠身，失去官职（雪州务大臣）；„东姑拉沙里回巢，但未委官职；…安华反倒成为反对党的精神领袖。

当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时，在没争议下，阿都拉成了接班人，出任首相兼巫统主席，启开了阿都拉当政的年代。阿都拉顺势编收了马哈迪的队伍，但也做了必要的改变，其中包括在审时度势几个月后才委任纳吉成为副手。有消息传言，阿都拉在两位副主席中较倾向慕尤汀，结果是纳吉出线，这当然也得感谢马哈迪公开挺纳吉出任副首相，纳吉也因此松了口气，对阿都拉的提拔，自然是感恩戴德的。

接着在2004年的大选，在阿都拉旋风下，纳吉是亦步亦趋的，也就进一步巩固他做为未来接班人的地位。因此在过去4年中，结吉与阿都拉是一唱一和也是合作无间的。至少消除了纳吉是马哈迪的人，反而被认为他是不折不扣阿都拉的人。这之中的变化应证了政治是最现实的。

其实，回看纳吉的政途，虽一直立于不败的地位，但也遭遇几次大风浪。其一是在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之间的斗争上，一度使他成为夹心人。在明智的选择下，他倒向马哈迪。如果他当年倒向东姑拉沙里，又是另一章故事了。其二是1998年安华出事后，纳吉决定支持马哈迪而弃安华的宏愿队伍；如果他跟随安华，政运又有所不同了。因此看来，纳吉在巫统党内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但也许因为他的重要性，每党党魁要做出重要决定时，不得不把他的因素考虑在内，他的成功就在于重要的时候做出有利的判断。

当然纳吉也有揘把冷汗的时刻，那就是在1999年大选时，在北根国席只以241张多数票取胜，纳吉得票13148，而回教党候选人蓝利得12907，这一年的选举，不是回教党本身突然壮大，而是因为“安华效应”发酵，在诸多马来选区，选民投下了抗议票，连纳吉也险些失手。人们不禁在想，纳吉险胜是否因与安华划青界线有所关系？不然为何会得票大为减少？在吸取教训后，纳吉再也不敢大意，而是步步为营，终于在2004年的大选中又再以巨大的多数票（超越2万张）取得狂胜。

也许命注定他和安华之间的恩恩怨怨是说不完的故事。先是与安华共打天下，在巫青团冒起，后是与安华共建“宏愿队伍”；接着安华被马哈迪开除，他与安华之间一下子从“战友”变成“敌人”了。

单看2006年的依约补选，就可看出他与安华之间的怨恨之深了。安华集中火力猛攻纳吉，纳吉频频还手，几乎变成纳吉与安华之战。这一仗虽然公正党输了，但国阵也几乎倾全力才保住此区。讵料在2007年发生了“兴权会”事件，使到未来的依约选区充满变数。这对印度国大党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如今大选将至，安华与纳吉的斗争肯定又有一轮新的交锋。虽然彭亨州仍被列为国阵的安全区，而纳吉也有信心国阵会再保住2/3优势，但他也不敢说反对党不会有所突破。因此他后来又说，即便没有2/3优势，我国也依然享有和平与稳定。这也间接上不否定反对党可能会取得较多席位。

无论如何，纳吉已因政局的变化和阿都拉绑在一起。他不能根据其“政治师父”马哈迪的意见而与阿都拉失和；也不能避开其“政治师兄”安华的炮轰。这两人曾经是他仕途的支柱之一，但那已是过去式；今天阿都拉成了他的最大支柱。他能与阿都拉再创2004年的高峰吗？他和阿都拉之间又如何在大选中为巫统洗牌？这已是当务之急了。

纳吉的优势在于他是两任首相的亲属与后人；他的对手不是回教党，而是安华依布拉欣。他们在争的是国家未来的“发言权”，因此结吉与阿都拉已是荣辱与共，必须实事求是的面对安华的挑战。战绩如何，不久自有分晓。

阿都拉择日大选露玄机 力保国阵稳固江山 （十大政论）

马来西亚的政治从立国开始，就以首相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例如何时举行大选，是属于首相的特权，只要在5年的任期内，他可以决定何时解散国会，然后由选委会根据程序按既定日期宣布提名日及投票日。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首任首相东姑是准5年才进行大选；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则是选择4年期举行大选；而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除了1995年的大选是在5年期内举行，其余的大选都是在4年内举行；至于现任首相阿都拉则是依马哈迪的“惯例”，4年就举行大选，因此2008年的大选是阿都拉敲定的，当然他可以将大选订在明年3月前举行，但为什么他要将大选提早一年呢？

这是有诸多因素作考虑的。主要是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局势也在变化，促使阿都拉必须当机立断以便在可控制的情势下再次获得委托。外在方面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在80-100美元之间跳动，已产生巨大的压力。突破100美元大关（每桶）已是不可避免。我国在2006年拟定的油价是以60到70美元作为标准的，因此政府每年必须补贴400亿元。如果政府不在今年内调整油价，必然会不胜负荷。因此有必要在调价前举行大选。所谓的价格调整不仅限于石油，也会牵一发动全身。所有与石油有关的物品也会随之水涨船高。虽然这是国际问题，不是国内问题，但也得及早了断，不能把大选拉得太久。内在方面则是国家在四年内面对新课题的挑战，如司法风波、犯罪日增、种族权益与宗教事务的争议、肃贪成效不大乃至印裔同胞通过兴权会的诉求等等，已给政府带来高度的警戒。如果再拖延大选，恐怕会得不偿失，也会被相关的课题影响政府施政，因此较为干脆的途径就是适时的通过大选来让人民作出取决。

其实，选择2008年在阿都拉看来是较好的时机。因为根据历届大选结果，凡是逢9的，对执政党较为不利，如1969年的大选及1999年的大选。因此避9择8应是较好预兆。不过，首相阿都拉也坦言，今年的大选不会如2004年的狂胜。说来也够巧合，1974年的大选，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这就是说，逢9的大选，风吹反对党；逢4大选，风吹执攻党，但逢8大选，又吹向那一方呢？如果按照1978年的大选，则是风吹执政党。这样看来，阿都拉择8而行是有历史依据的。

不过，阿都拉也坦承，2008年的大选是一场硬仗。所谓的硬仗是他已看到或感觉到城市选民有“反风”迹象，是以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来稳住民心。在这方面，国阵政府近些个月来，努力的满足华社的需求；尤其是对教育的开放，显得格外的大手笔。这对一向来重视教育的华人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效用。至于印裔社会的诉求，政府也快马加鞭的力求改善。有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国家领袖的大方举上。其一是副首相纳吉在印裔社群公开对过去拆兴都庙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不会重演；其二是首相阿都拉因一些大工程，如第二大桥，外环公路及轻快铁的延迟推进向槟州人民表示歉意，但矢言必会完成和落实。这在在说明了正副首相已了解到人民的殷切期望。正如首相不断重申：他仍然要听真话，无需取悦他。而他已是十分努力的工作，对于某些工程意想不到的拖延，也非他所愿。

从国家领袖勤于在全国各地走动，并不断的提供援助看来，政府确实希望人民继续支持现任政府，以便完成大工程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大蓝图。所谓前所未有的大蓝图是在第9大马计划之外的柔佛经济特区、北马经济走廊、东海岸经济特区及东马的沙砂两州经济特区。这种分地区的发展（有者通过官方大企业公司的牵头），是为了能和巴生谷一带同步迈进，也是阿都拉首相当政下的新宏愿。

为了使发展均衡，惠及各族和在3年内消除赤贫，阿都拉因此需要多5年的时间（也就是再次获得委托）来推动有利民生的大计划大工程，这就是今年选举国阵的主题曲。

就此而言，人们都不置疑国阵会再次执政，但关键于国阵能保住2/3席的优势吗？反对党已经扬言要打破这种被认为是“一党独大”的局面。这就是说，执政党与反对党之争在于75席的国会议席。所谓的75席即等于国会的1/3席（总数219席）。按照目前的席位比例，反对党只有21席，执政党总共有199席，彼此差距十分大。如果反对党要破1/3席，就得多拿下54席，而执政党要保有2/3优势，就至少要拥有146席至150席。在一方不愿失席位，另一方要增席位下，也就使到今年的大选成为激烈的争夺战。它们之间显然还没有发展到政权轮替的阶段，而是在75席间的较量。这75席又以混合选区最引人注目。如果华印社会偏向反对党，就会使反对党议席有所增加；如果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则反对党将不会超过1/3席，或许更少。

由此看来，今次对阿都拉的领导是一次重大考验。从政多年的阿都拉，也不是没有遭遇风浪和波折。例如1987年的巫统党选，他站在东姑拉沙里的B队，而输给马哈迪的A队，结果不得不丢官，直到1991年才又重回内阁。不过，自1978年参政以来，阿都拉都一直在甲抛峇底国席胜出。在党内的一度失意并没有挫折他的斗志，反而在卧薪尝胆中重见明月，更在1998年再上一层楼，取代安华成为副首相。这是他迈向高峰的最大基石。

其中吊诡的是当安华崛起时，他靠边站；他崛起时，安华靠边站。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不是因两人的关系而起，而是马哈迪起了重要的牵制作用，他最终选阿都拉继位而不是安华，造就了阿都拉从政的最大荣耀。

尽管马哈迪在2006年开始对阿都拉的施政有所批评甚至是苛责，但做为一名退休的首相，他所能产生的作用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马哈迪不会也不可能支持反对党来与阿都拉对峙。这就是为什么阿都拉避开马哈迪而选择争取民心。他不会因为马哈迪的言论而甘做一届的首相，他要用行动证明给马哈迪看，他同样是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担任首相的。

反而阿都拉面对的是他的政治宿怨安华。安华正在领导反对党组成单挑国阵的阵线。虽是较大程度冲着纳吉而来，但也给阿都拉造成一定的压力。安华誓言要打破国阵2/3优势；阿都拉绝不让此事发生，彼此之间也就不得不通过大选来见真章了。

当然安华也因法令所限，不能参与在3月份举行的大选，但反对党在他统领下，又是一番新形势（在过去两届的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安华身系囹圄，不能领军冲锋陷阵）。这也许是阿都拉说是场硬仗的主要原因。

既是硬仗，阿都拉也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他能够再次缔造另一个神话吗？就看选民手中的一票了！

“谢宽泰效应”掀华语热 （天下纵横）

真没想到，谢宽泰因自嘲“华语不灵光”，所以与首席部长擦身而过（真相待查）之后竟然孕育出“谢宽泰效应”。例如本届大选的候选人登台亮相时，也不得不以华语讲话，这包括了马华的林照隆，民政的林时彬乃至民政的谢隆泰等，因为他们知道，在“谢宽泰效应”发酵后，不讲华语是不行的，也会对今后的政途产生意想不到的阻力。

这在过去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是“谢宽泰事件”之后才突然间使华语在政坛上显得重要起来，原来华语已成为华裔当官的其中一个“考核”。我们先撇开事实是否如此，但从过去的从政人士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向。

大家都知道的是已故马华总会长陈修信是不谙华语的，但他官拜财政部长，直到1974年退休为止。可见那个时候懂不懂华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英文好马来文也行就足够了。就这样，我们政坛先后出现的议员和高官大多数是英文教育出身的。他们可以不必懂得华语和华文，因为它不是官方语文，华文华语的地位和价值也就相对减低了。

不过，我们也有一些政治人物，自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知道多学一种语言（把华语当方言来看待，会讲，但不会看也不会写）是有利无弊的。比如林苍佑也学会讲一些华语，他的老师是夫人吴欣燕，但他选择性地在一些场合讲，而大多数场合则讲英语或福建话，视性质而定。

又如他的接班人林敬益也学会用华语口沬横飞，引来笑料不断；吴清德也曾用拼音苦讲华语；还有马华的林良实也学会用华语演讲，蔡锐明，蔡细历等在当部长后也不忘学会华语，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出来。

反对党方面，早期的社阵领袖如陈扑根，林建寿，陈志勤及黄添寿，崔耀才，华语不灵光，但左派的社阵并未强加条件要他们在当议员后学会华语；反而是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急起直追，把华语当成流俐的沟通工具，而占了一些上风，及后的议员也都不得不向他看齐，包括林冠英也讲得一口好华语。

由于华语越形重要，在90年代之后，许多不谙华语华文的议员都不得不学习华语华文应对，以免落人之后。在这些后期崛起的议员当中，最出色的其中一位当推杜乾焕。他是在1995年才当选议员和出任行政议员。他告诉我，做官之后，在许多场合都要面对华语发言，尤其是槟城的华人社团特多，不说华语是不行的。因此他苦练华语，也勤学华文，懂得看华文报。久而久之，他溶入了华人社会，更因此而成为“华教斗士”，被颁“林连玉精神奖”，这就是学好华语文的一个被肯定的成果。
其它诸如黄锦鸿，邓章耀虽是英校生，但也因政治需要，把华语讲得“哔历巴拉”。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小学是华校生呢！

其实在今时今日，我们对做议员和当官的应有更大的要求；尤其是在千禧年后，马华的黄家定，民政的许子根和行动党的林冠英分别出掌党魁以来，已显现华语的重要性。但光是会讲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求他们也会读华文，并进一步会写华文。虽然我们不要求精通，但至少他们能会阅读中文报。我认为在华文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学习华语华文与学习英语文及马来语马来文同样重要。因此今后在甄选候选人时。不妨来个约法三章：参政时若不谙华语华文，就得一边学一边参加政治活动；‚若有幸被提拔为候选人，规定在当选后的一年之内把华语学好，二年之内学会读华文，三年之内学会写简单的华文，以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华社。身为华人若一直不疼母语，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不要再听到如同一位已退休的议员说，我的母语是福建话，不是华语，真是莫名其妙得可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位懂得操三种语文的代议士和做官的，方便与华社直接沟通，把民声带进议会。我们相信谢宽泰经此“刺激”不久之后，就能让华语既灵又光。

人生最怕有遗憾；从政者也不例外。

林冠英代父完成首长梦

马来西亚第12届大选重演政治历史，也重新划分版图。这是令人想不到的结局，应该说，所有的政治分析家都跌破了眼镜，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它是真的。除了吉打、雪州及霹雳之外，槟城又再一次变天，盖因反风横扫西马，我们又回到1969年。

1969年的大选，林苍佑带领的民政党，在一夜之间把槟州变天，成为回教党之后的另一个反对党夺下的一个州政权。林苍佑之所能一举夺下槟州，与他的过去经验和魅力大有关系。

因此，1969年当林苍佑提出要改朝换代之时，人民不质疑他的能力，接着反风把他送上台。他也终于不负人民所望，打造一个与时俱进的槟州。正因为这样，后来的反对党要仿效民政党翻天，都告功败垂成。先有叶锦源，继有林吉祥，皆未能达成目标；虽然林吉祥在1990年个人打败林苍佑，但不足席位执政，也只好与首席部长之位擦肩而过，反而冒出了一个许子根主政的年代。

许子根一做就是18年。虽然在任期间面对一些批评指说发展不力，政绩未见显著，也没有代表作，但他在软体建设上也有一定的成就，维持了槟州的持续性发展。即使不说“劳苦功高”，他辛勤地付出，也有血汗夹在其中，若劳之中有付出。

真未想到他上京之路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顷刻间江河变色，民政主导政权拱手让人，给民政党的未来产生不定数，一时之间，也不知何去何从。是行动党的林吉祥在18年前造就了许子根；18年后又是行动党的林冠英断了“民政江山”和上京之路。“父亲未走完的路，儿代走了”，这就是林观英的写照。

林冠英原本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首席部长，其一他不是槟城人；其二行动党几度闯关遇阻，都是无功而返，因此林冠应最初是纯放话要夺五六席，下届才来谈执政。

一个最主要的变化使林冠英加强放心来槟城竞选，是因为安华与行动党的合作显示了诚意。在大选后，老实说，林冠应还是看不到安华的影响有多大，也不知马来社会是否会群起响应，但在后来的政治造势运动中，行动党终于看到安华效应再度发酵，而且在华社引起共鸣。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受到肯定。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与公正党的合作协议从槟城开始，因为谁也少不了谁。

在大选提名后，行动党终于在无后顾之忧下勇往直前，在华人社会掀起一阵又一阵热潮，许多课题猛打许子根，再加上民政党同首长人选出现问题，致使许子根内外被夹攻，处于被动的地位。

当然反风给了行动党前所未有的鼓舞。他们看到人民正随之起舞，用一个完整的队伍来面对两个松弛的对手—民政及马华内部产生的矛盾，也就更具效力。后来只想要破了三分二优势，未想竟成了力拔山河之“政治海啸”，一下子把民政主导政权连根拔起，这真应了行动党败也林氏父子，成也林氏父子。

若有宿命论，那戴“冠”的有官命，不带“冠”的只好护送儿子“上京”当首席部长，时也命也。他们要感谢的一是槟州人民，而是民政党内部出现问题，三是安华卷起安华旋风，也连同林冠英旋风在华社扬起，风势之大，成了“政治地震”。

落花无意 流水有情

本届大选，我使用了一个新的词汇：“落花无意，流水有情”，这是将惯用的爱情词句中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修正。因为我认为它比我们常用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更能解读政治现象而具有传神之意。我的意思是说，在政治上，争出位的人或看来会上位的人结果上不了位，而无争的人或未敢想的人，却出其不意成为成功人士。因此我说他们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的典范。

举例来说，当第三任首相胡先翁要挑选一位副首相时，他原本是要擢升时任内长的嘉沙里沙菲宜，但受到党内的三位副主席，即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和马哈迪的反对而作罢，只得从三位副主席中任挑一位，选谁登上副揆，他们都没有异议。结果是排名在后的马哈迪突然冒出头来。在当时马哈迪是没有想到争出位，因为他的资历未强过前两者，而且是当选副主席的得票最低者，就在他不去想的情势下，竟然跑出来，成了“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的后来的第四任首相。争上位的东姑沙里则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同样的，任谁也没有想到马哈迪之后的接班人是阿都拉，偏偏后者在失意一个时期后时来运转，这不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的写照么？

更贴切的人莫过于第三任首席部长许子根，他做梦都不敢梦见自己有朝一天坐上“龙椅”，而在无意中成了“流水有情”人，一做就做了18年的首席部长。

再一位是近日突然闯进公众视线的黑马邓章耀，他被传媒当成当红炸子鸡被视为福星高照的政治彗星。

我在提名前与邓章耀在一个宴会上碰在一起，那天刚好子根宣布上京，并说已向首相提出三位接班人人选。他说幸好是三个，他未牵涉在内（因为他是所谓“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个），可以避开媒体的追踪，继续做他的行政议员，他当时想也不敢想首席部长的椅子。

在提名后的第三天，我又与邓章耀及朋友在一起用餐。他十分轻松又写意地面对本届大选。我问他选情如何，他说一切平静，没有风险和紧张的气氛。因为在提名前他已走了选区，碰到的选民依然热情，依然表示支持。当时的他只集中精神争取胜利，其它事并不重要。因为所谓首席部长人选与他无关，顶多是有两匹马在跑（意指丁福南和李家全）。这就是说，邓章耀与首席部长是不对号入座的，记者也不把他当红人来猜测。

真没想到，在上周六（3月1日）突传出他被党“鉴定”为未来首席部长的消息。在未正式宣布前，报章已是捷足先登，整个情势来得出其不意，犹如平地一声雷，响遍大街小巷。这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福”把邓章耀搞得晕头转向，不知结局如何收场？若是大选后他浮出枱面，又是一个“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的政治故事了。但也不能说得太早。许子根的“定中有变”下说不定又是“变中有定”呢？

民主政治是个好东西

大选尘埃落定，胜负已成定局，我们先不在此针对选绩作分析。但我们要说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有民主，我们才有选举，而难能可贵的是马来西亚立国以来，从未中断选举，政府从未超过期限还政于民，让人民通过手中一票选出政府和代议士。不论历届选举结果如何，人民总算拥有决定权，这叫做投票箱里出政权。

所谓“投票箱里出政权”与“枪扛子里出政权”是相对立的。西方国家最早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目的是告诉人民寻求改变是可以和平过渡的，无需诉诸暴力行为。结果被证明是成功的。

马来西亚就是其中一个被成功推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殊值珍惜。这需要从1948年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状态后，面对马共进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说起。虽然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动用军事力量与马共周旋，并强行实施“新村计划”，将华人集中在一个地区，用铁刺网围起来以阻止村民接济马共，但这并非良策，因此它在1951年选择在槟城乔治市举行试验性质的市议会民选，以期将民主政治导入市区人民的思想中，让他们认识到民主选举也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必诉诸武力强而行之。

换句话说，英国准备用民主政治来抗衡武装斗争。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产生了效果，也促成政党政治的形成。尽管马共坚持其武装斗争，但不能忽视民选制度带来的冲击，也不能反对政党角逐议席；左派的社阵独立后插足选举显现了它们准备通过宪制斗争达致理想。

不过，吊诡的是在大马推动民主的第一人不是巫统或马华的领袖，也不是左派政党领袖，而是一位具有高瞻远嘱的政治人物，他就是林苍佑。

林苍佑之所以热衷参与选举也与他的政治背景大有关系。他在英国考取医科学位后，于1945年远赴中国，直到1947年才回国。在中国他目睹国共对峙下的武装斗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主无从滋长。当他获知英国将在乔治市举行有限度的选举时，便一马当先组织政党参加选举。从此揭开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第一页，随后选举制向全国推行。这就是说，林苍佑参与催生了民主选举，英国人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懂得参加英国人的政治游戏。他认为马来西亚人应抓住机会，才能在政治上取得优势，而不是一味的对着干。他的言行孕育了民主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如果当年他不率先响应而使选举不获成功，英国可能就没有兴趣再往下推行。由于他的洞悉先机，造就了林苍佑后来在政治上颇有成就，也享受民主带来的成果，即在1969年大选中脱颖而出，执掌槟州政权。可惜的是他又是民主选举的牺牲者，在1990年大选中输掉议席和首席部长宝座。

民主选举对林苍佑来说是美梦，也是恶梦。无论如何，马来西亚有今日的持继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位民主选举的奠基人。

明日投票定江山 不争变天只争新格局

第十二届全国大选经过13天的短兵相接后，明天就是决战日。朝野之争，鹿死谁手，即将分晓。
除开柔佛，彭亨被圈定为国阵的铜墙铁壁区外，森美兰及马六甲的马来人选区也被划定是国阵的安全区，因此剩下来的州属都进入了紧张状态，乃至存在着胶着状态，而更有一些原属国阵的选区也被列为军情危急的状态。

如果按照州属来算，国阵基本上已可拿下柔佛26席，彭亨14席，森美兰8席中的6席，马六甲6席中的5席，合共51席。再加上霹雳州、雪州、丁加奴州、联邦直辖区、吉打、玻璃市的至少一半以上的席位（且以60%来算），超过30席。还有槟城及吉兰丹的半数席位，约13席。再加上东马（沙巴及砂劳越）的80%的席位约45席。则国阵基本上将拥有139席，也就是超过国会222席的60%。

如果以上的分析较为保守，还要加多一些席位，则国阵将会达到150席，而剩下的72席成为本届大选最注目的焦点。换句话说，国阵在这方面，可能拿下2/3席位，可以组成稳定的中央政府。但这也胥视选战的结果才能知晓。 而反对党方面，它们扬言要破国阵的2/3优势，意味着它们要取得75席或更多一些的席位。因此本届大选虽然有少数的声音喊出“改朝换代”，但大多数的声音是要求破1/3的席位。

就此而言，今届大选的重头戏落在1/3席之争。这些席位有30%是属于马来人选区及30%属于华人选区，另外的40%属于混合选区，马来人的选区主要集中在吉打，丁加奴和吉兰丹，多归回教党对垒巫统；华人大多数的选区主要集中在槟城、雪兰莪、直辖区、霹雳等，多由行动党出征。混合选区也落在城市之中，多数由人民公正党派出候选人挑战巫统、马华、民政及国大党候选人。东马情况比较复杂，但公正党主力在沙巴，砂拉越则是由公正党与行动党在微妙局面下抗衡国阵。

民主行动党在上届拥有12个国席，本届参加46个国席角逐，它有信心会拿下20个国席（其中沙巴1个及砂拉越2个），而且扬言向30个国席挺进。如果行动党拿下30个国席，意味着马华、民政、国大党及人联党将失去一些议席，而对国阵的冲击力不可谓不大。

行动党在过去的选举中，最辉煌的年代除了在1969年大选异军突起，夺得13个国席外，也曾在1978年夺16席（总数154席）。1986年夺24席（总数177席）及1990年夺20席（总数180席），如今国会议席增至222席，行动党回复昔日的荣耀也不是天方夜谭。虽然国会选区的划分对行动党造成的挑战与困难增加，但它声称要取得30个国席也是不能一口否定的，在反风助长阵势下，行动党人表示他们此次派出的阵容应该会使到国席增加至20到30席之间。因此马华和民政对于行动党的来势汹汹绝不轻敌，它们正通过各种努力，以阻止行动党有更大的突破。因为若行动党加8席至20席，等于国阵再少8席；若增18席至30席，就是大件事了。

在上一届，马华拥有31个国席，9席输给行动党；民政拥有10个国席，2席输给行动党（行动党的另一席是在砂州），而印度国大党保住9席。今天这3个成员党加起来的50个国席，如果被反对党攻下几个席位，倒不成问题；但不能接受行动党要一口气攻下这么多城池，因此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化解压力和危机。

人民公正党本届参加国席竞选的有98人，阵容不小，但扣掉沙巴及砂拉越的选区未寄以厚望外（也不是没有希望），它扬言要夺取25个国席，至少10个以上。这就是说，安华领导的公正党不仅对马华和民政有一定的压力，也对巫统有较大的压力。巫统必须确保它在城市的混合选区不被公正党“入侵”，也动员了重量级领袖及尽一切可能来击退公正党借反风的吹袭来攻破其城池。
公正党在1999年初试啼声参加38席，夺得5个国席（及4个州席）。国席在丁加奴和吉兰丹各2，另一个在槟城，成绩差强人意，但显示出它是在马来区胜出的政党。

2004年，公正党再次冲刺，在安华缺席下及反对党各行其是下，它仅能保住1个国席，也就是原属安华的峇东埔国席，而且多数票从1999年的9千多张跌剩590张，其它国州席全不保，形势如此之逆转，人们也为公正党的政途捏一把冷汗。

但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出狱，他决心重整公民党再出发。尽管外界对公正党的评价不高，认为其影响力式微，不能再有大作为，安华并不信邪，他凭其个人的意志力重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个别合作，情形又恢复到1990年的合作版本。不过又与东姑拉沙里当年的46精神党有所不同，安华在吸取经验与教训后改弦易辙，不再把主力放在纯马来人选区，而是选择混合选作为他的新的战场。今天，安华要在城市吹起“安华旋风”，成效如何，尚待考验。

另一方面，国阵的巫统，马华及民政和国大党近日集中火力反击安华的攻势，它们揭开安华的过去，陈述其种种的负面形象，以期把这位反对党精神领袖的影响力降至最低。国阵认为，只要击中要害，就能击退甚至击败反对党的进军。因此把主力移向混合选区，团团把安华包围其中，不让安华有所突破。假如安华取得突破，他就会在混合选区插上公正党的旗帜，向国阵再作斗争。这就是说，国阵与公正党之间的斗争并不亚于国阵与行动党之间的斗争，反而使回教党“避开”国阵的重炮还击。

回教党本届大选保持较低调出击，不再如同2004年挟登丹两州政权自行向国阵挑战（结果蒙受惨败，只勉强保住丹州政权），本届转向让公正党主导整个战局，它则把重心放在吉兰丹、登嘉楼、吉打和玻璃市的马来人占大部份的州属。

回教党不再突出所谓“回教国”的斗争，而是在力保住丹州政权下，又放眼在吉打杀出一个春天来。当然它并不放弃对登嘉楼的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势下，回教党声称它可以取得20个国会议席。它的这种预算是因为在1999年时，它曾拥有27个国席，因此它有信心能再转回来。不过在马来社会并无大课题下，也没有所谓城市所奏起的反风下，亦缺了安华在马来社会的安华效应，回教党要达成此目标，且拭目以待。

巫统在窥视回教党的弱点后，也准备夺回吉兰丹的执政权。它是基于上届的议席，巫统以22席对回教党的23席，只少一席即可翻盘来加强夺权的信心。反过来回教党也在其它州出击，以分散国阵在吉兰丹施加的压力。

回教党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以巫统作为对手，它所想要的20席是需要向巫统讨的，但巫统必然坚拒。两党的斗争课题又与城市的课题有所不同。宗教和民生成了两党斗争的主轴。

如果以三个反对党的“乐观”来看，它们似乎有机会取得70个国会议席，接近了1/3的边缘。但这是乐观的展望，而较保守的估计，反对党要再一次（1969年的大选是第一次）重演历史，以破国阵的2/3优势尚有相当大的难度。或者本届选举出现的局面是反对党或拥有50席对国阵的172席；又或者是反对党的70席对国阵的162席。在这两者之间，也许有更少的席位，也许有更多的议席。根据马哈迪的预测，反对党或能拿下55席至65席之间。

由此来看，反对党不是争变天，而是争出线以朝向两线制迈进。这种新的政治格局正在酝酿之中。如果说国会的争夺是激烈的，那么在雪州、霹雳州、槟城州及吉打州的州议席的争夺也是空前的，都是在1/3席位的数目来个互不相让的斗争。任谁也不能否定时局正在变化中，但也不争议国阵会再度执政，而是其中一方要否定国阵的强势领导，以壮大反对党的力量。

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会不会在安华的带领下有收成或无功而返，就看明朝的战绩？可以这么说，2008年的大选是十分关键性的，它不只涉及两个线阵的未来走向，也牵动人民的未来方向，难怪举国上下，在冷静中观注其战果。

“变中有定”与“定中有变”

我在3月1日的“韩视论坛”上，有向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提了一个寓意深远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所知，您手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国阵两巨头都尊重社会契约，让民政选出首席部长接班人。因此您这次排阵是“变中有定”，您愿意进一步解释您是如何达成“双赢”而又痛苦的决定？

在论坛开始前，许博士问我所谓的“变中有定”是什么含意。我说有多种诠释，但这里是指首席部长的人选经过排阵的变化后已有定数，人选呼之欲出。

我这样子说是因为在提名前，有两位人选即谢宽泰与丁福南是各有千秋也各有所长的。后来当党中委决定谢宽泰留国不攻州时，也就意味着他不是首席部长的接班人，剩下丁福南就是较有可能出线。但由于许子根尚未正式确定接班人，我就问他愿意对排阵的“变中有定”作出较为具体的解释吗？

我也在论坛前问他今天会不会公布接班人或让接班人呼之欲出，他说今天不是适合的场合。这意味着他是不会在此有任何的告白。

可是许子根巧妙地回应：“定中有变”。不过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论坛结束后，引起诸多记者追着问他什么是“定中有变”？是不是首席部长人选有变化？他笑而不答，说是回答我问的话而已。

人们于是不断猜测其中可能有变。巧恰在当天坊间就流传首席部长人选有黑马中的黑马邓章耀跑出，大家都跌破了眼镜，一时不敢相信有此事。

即便当事人没有公开表态，隔日各语文媒介竟作了大篇幅的报导，指说邓章耀已跑出来了，整个市场沸沸扬扬，又信又有疑团。于是报章又出现诸多版本，说这和说那。因为它们认为“无风不起浪”，“起浪必有因”。

就在疑团未解开之际，又出现这个和那个的说法。包括许子根漏夜会首相阿都拉密斟。但讨论之后依然没有对外公布人选，肯定是许子根有为难之处。人们最直接的猜想是他可能担心未投票就在党内掀起风浪，对选情不利。不如忍一时不宣于口。

在这方面，首相也谅解其苦衷，也就交由许子根决定在大选前或大选后才公布人选。而这样一来，又回到原点的“变中有定”或“定中有变”，究竟是定还是变，大家也拿不准。

就在这个时候，搞笑的高手林敬益说了一个搞笑的方案，他说，谁得票数多就由谁出任首席部长，真是“无里头”之论。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巫统中谁得票最多谁就当首相好了。马哈迪在党选中曾经说过，多一票当选就是胜利，那管什么多数票。因此以此作为考量之一，也“莫明”得可以。

不过我们倒同意等大选胜利执政后，再任命首席部长也不迟。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国阵要确保再执政，而且民政也要保存一定的实力，才能部署阵容。一旦党作了决定，谁人也不应有异议。
真没想到“变中有定”及“定中有变”成了本届大选的经典名言之一，倒是始料未及。

接班人的变数

政治领袖与接班人之间有时是顺序的；但大多时候是生变的。因此若处理不好，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

我国自独立以降，最顺序和最明显的接班人莫过于东姑与敦拉萨。在独立前，后者已是以接班人的身份坐亚望冠，直到1971年才正式交棒。下来的是敦拉萨与胡先翁，也是早已安排妥当的。但到了胡先翁要选接班人的时刻，也就有其难度，他要在三位人选中挑一位，结果马哈迪被命中。而这个抉择也是十分戏剧性的，胡先翁说，他是在一夜之间敲定的。

到了马哈迪时代，接班人更是成了一场政治角逐，先是慕沙希淡，后是嘉化峇峇，下来是安华，最后是阿都拉上位。四易其人虽非马哈迪所愿，但时势也促成接班人生变。主要是马哈迪在位甚久（22年），那些未遂其所愿的只好被淘汰出局。可见接班人也不能被刻意安排的。

马华公会的接班人更是因人因事而变化，不是第二把交椅就是未来的接班人。从陈修信时代（1962年）开始，其接班人就至少有五位够资格，即许启谟，李孝友，林敬益，曾永森和李三春。最后是李三春登场。但李三春之后，接班人之争竟陷入难解难分的党争。有梁维泮，麦汉锦及陈群川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陈群川才脱颖而出。陈群川之后是林良实顺势而上。下来的林良实与李金狮及林良实与林亚礼，因再陷党争造就了黄家定。原本黄家定与陈广才是一对最佳拍档，今天突告变化，大选过后谁能出线成为接班人尚是未知数。

民政党的接班人争议应从林苍佑开始，1980年他属意梁棋祥接班，结果是林敬益跑出。林敬益之后有李裕隆，郭洙镇及许子根被排列，直到2005年才确定许子根是未来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接班人的圈定并非易事。

同样的，槟州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也有难以预测的变化，先是有吴清德在排队，继之许岳金呼之欲出。后来又双双出局，变成许子根在不经意下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如今许子根在上京的路上面对的挑战比之林苍佑和林敬益更加头痛。他要选的不单是首席部长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是党的未来接班人。在几位具备资格的人选中，究竟有那一位是他嘱意的，他从来没有公开过，也没有表态过？造成在他宣布要上京时，留下一个迷团让人东猜西猜。不仅党内有压力，而且党外也有压力。

他知道及早的宣布会给党带来震荡，但若未让接班人浮出枱面，也是对党有所冲击；尤其是在大选关键时刻，已是不容他有任何的闪失。正因为这样，首席部长在“变中有定”中又衍生出“定中有变”的可能性。在宣布也不是，不宣布也不是的两难底下，他唯有选择后者，虽然不是最佳方案，但也可免却党内斗争随之爆发打乱了军心。

看来，许子根走的这步险棋是要力保国阵再次胜出后才来厘清局面，因为大选过后，即便有什么党争，他也不必过于紧张和内疚，进而看出党的力量和方向应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不是他不爱凯撤，而是他更爱罗马。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许子根对人选已是胸有成竹，无需再宣于口，但他这个决定的风险性有多大，就看选民对他的支持的力度了。

李学德“定中有变”

本届大选有一种现象让我看了除了佩服候选人勇气可嘉外，也感到一阵的难过。那就是彭加兰哥打候选人李学德在一场讲座会上，报章是这样报导的：他的讲座会出席者以小孩居多，而人数极少，但李学德也向记者发话，即使剩一位听众，他也照讲不误。这种精神可能是其它候选人自叹不如的。由此可见李学德的信心是满满的。但有时我们又细想了一下，如果只是一位听众，就不要开什么讲座会了，干脆坐下来一起聊天，不然用麦克风喊话，难道是说给风听？

李学德已是三届议员，当地人民对他并不陌生。本来是有传闻在本届大选他是会下车的，后来调查发现他的人脉极佳，再上阵取胜不成问题，也就无需冒险换人了。这种信心不但是建立在李学德个人身上，而且党也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正由于这样，李学德的选区被视为是执政党的安全区，人们都深信不疑。甚至连反对党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难攻下的选区，也未抱有攻破的侥幸心理。

吊诡的是，彭加兰哥打区在过去，也就是从1957年独立以降，它一向是反对党的强区，前有社阵插旗，后有独立人士崔耀才持有。虽然再下来马华的林建寿在补选中曾胜出一场后，又重回行动党的怀抱。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党视之为黑之又黑的黑区，任谁也不想上阵。

可是不知何故，奇迹竟然在1995年出现，令人大跌眼镜。这一年，马华党中都没有人争上此“黑区”，因为他们不愿当“炮灰”。偏偏“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李学德自告奋勇上阵。他把死马当活马医。就在众人不看好的情势下，李学德竟然脱颖而出，当选此区州议员。不仅让人刮目相看，而且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就这样，李学德用他的服务精神漂白了这个黑区。不论他做的是不是市议员的工作。这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成功塑造了州议员也是市议员的角色，因此他一连三届当选都被认为是有其道理的。

本来，这一届选举，人们也一样把此区视为国阵的囊中物，不是反对党可以染指的，在派选候选人方面也不会由重量级的人上阵。正当李学德走完选区，感到安心，准备再次踏足立法议会圣殿之际，突传来选情告急，真教人不可思议。有人说此区不能再列为安全区，而是有得打的灰区，因为据说当地的一些集体行动转向反对党，使到反对党突然眼前一亮，在剩下不多的日子，急起冲刺。

虽然我们还是不相信李学德会陷入苦战，但从市面传开的消息，也足以让李学德感到压力倍增，已不能再以逸待劳，也不能再只向一个听众也举办座谈会了。他必须要重新评估这个地区选民的取向。反风是看不到的，但感觉出来，就不知道李学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他还是从容地应对，不认为反风会吹进彭加兰哥打区。

以此来看，不论情况如何“乐观”，李学德也要以“苦观”的心情来面对反风的挑战，以保住他打下的江山，不然反风是无情的。

以华制华.叛徒.保镳

本届大选在互相攻讦中出现三个字眼，其一是老调重弹的“以华制华”；其二是政党对叛党的人的惯用名词“叛徒”及其三是新冒出来的奇怪名词“保镳”，叫人好生纳闷。不是说用词有误，而且觉得用词不当。

先说“以华制华”，意思是说政党间若是派出华人候选人就是“以华制华”，而就没听说过政党间的马来候选人对马来候选人是“以巫制巫”，同样也未听闻印裔候选人斗印裔候选人是“以印制印”，偏偏就在华社和华文媒体有这类怪名词。

若是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华人候选人对马来候选人就是“勇气十足”，敢于向“强权”挑战？可是当巧遇这类的对垒时，又是以党性为重，不见得有人欢呼喝采。虽然明知这样的实例不多，也是不现实的。可是就有人向政党说，你们有本事向马来选区竞选吧，以显示所谓反对“霸权”的身先士卒。

若是此说也可以成立，那么华人候选人不必参加选举，大家坐下来分配议席，个个不战而胜，而且议席可以均等，若不够分，可以向马来政党索求，但这现实吗？完全是信口开河。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民主国家，选举是自由的，每个政党都可派出候选人，华人对华人有什么不对？历来就是这种格局，华人候选人不在华人选区竞选，那敌对的一方上月球提名好了。民主本身就是允许和鼓励有意献身政治的人出来竞选，有对手才是健康的，如认为没有对手才是健康的，那不用推行民主选举好了，省得背上“以华制华”的罪名。

其次“叛徒”一词用来形容敌对党也不恰当，每个政党都有一定的功能和职责，也有其贡献，问题在于或多或少，也许做得不够，做保不好，还不至于敢于典当整个民族。人民如果认为甲党不好，可以选乙党，再不选丙党的候选人，无需一口咬定使用如此严重的字眼形容对方是“民族叛徒”。其实我们相信华人政党都有自知之明，也绝不会想做民族“叛徒”，否则后果难以想象。今后无妨少用，更无需恶言相向，但也希望华基政党表现出应有的民族勇气，以取信于华社。

下来的所谓“保镳”就用得更加难以理解了，华社什么时候要求政党做保镳？华人或华社所要的是引航的政党，以领导華人走向平坦的光明大道。如果政党只是华人保镳，那么谁来一马当先，谁来当舵手和统帅？

我们的华人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政府是我们的带路人，它的政策和方向就是引导我们向前走。若是间 中有出现问题或偏差或失误的，政府里的部长或执政党内的政党是我们的守护神和领航人，有必要把方向矫正，继续向大道迈进，而不是迷失其中。若华基政党只是华社保镳，那我们的舵手在那里？因此“保镳”一词十分不当。“保镳”只替别人送路，他不开创大局。我们华人都会走路，无需保镳护行，但需要开路人和指引正确方向的巨人。

槟城又再掀选举高潮

不知为什么，本届大选槟城成为各路传媒的焦点？这种现象较过去历届的大选更为突出。单就我个人而言，与我接头和作采访的有来自新加坡的，有来自香港的，亦有电视和网络记者的，当然本国的新闻媒体更不在话下。除了说明科技电讯的发达外，也显示它们对槟州大选选情的关注。它们要知道的是槟州人民这次怎样投票？反对党会有所作为吗？更有人会问：有没有变天的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是因为槟城有过变天。

1. 这有需要从1969年的大选说起。这一年是我进入报界服务后的一份刺激性的工作。反对党的灵魂人物是林苍佑，执政党则是首席部长王保尼带头，而采访媒体以本国报界为主，外国通讯并不多见。讵料这一年大选爆冷，槟州变天。我们漏夜改封面标题：民政秋风扫落叶夺16席，槟州变天，林苍佑将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2. 自此之后，槟州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但不论是1974，1978及1982年的大选，都没有什么大看头，因为反对党四分五裂，自行其是，夺权的可能性甚微；反而是1978年的七人帮及1982年林建寿（马华）与林苍佑争首长席成为重头戏，可谓是执政党打执政党人，反对党靠边站。

3. 但是1986年的大选，情势为之一变，行动党的林吉祥“天降”东方花园，卷起一阵旋风。一下子10条大汉杀进槟州议会。老佛爷林苍佑依然当政，从容应对。从此槟州立法议会成为唇枪舌剑的场所，好不热闹。

4. 1990年的大选，更是惊涛骇浪，林吉祥对垒林苍佑，大家都以为会再次变天，因为林吉祥要“改朝换代”。结果林苍佑跌马，但林吉祥登不上位，反而造就许子根的年代。这一年，行动党14条大汉坐进槟州立法议会，对刚上台的许子根是严峻的挑战。

5. 1995年林吉祥决心要夺取槟州政权，直接对垒许子根。但这一仗，行动党大军崩溃，形成执政党独大的局面，接下来的1999，2004年的大选，已是没有刺激可言，反对党依然在原地踏步。
然而2008年反对党又以新的阵线卷土重来。此次是林冠英挂帅，不再是林吉祥压境；再加上安华效应，简直搞热了整个槟州。难怪国内外传媒也“大军压境”，把各个候选人搞得透不过气。

战情如此的紧张与短兵相接，显现了民主选举正在发酵。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在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由于科技高度发达，今时今日打的也是一场“通讯战”，各种网络和短讯满天飞，加上电视、电台和传媒的报导，几乎也令到选民血脉贲张。战情的激烈，真是不容易看清局面，只好让选票说话了。民主的可爱，莫过于此。

槟州大选形势分析─国阵力保政权，反对党有突破

全国大选投票日已十分接近了。焦点之一的槟州也陷入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情况又回到1990年国阵与反对党联盟的一对一的局面，所不同的是，反对党喊出要破1/3的席位，而执政的国阵要力保2/3的优势。这表面上看来是没有太大的冲击，实际上都是内藏玄机的斗争。因为选票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例如1969年的变天就是反风大起，任谁也料不到也挡不住。

不过经过1990年的交锋后，槟州选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出现，那就是反对党的大赢家只是民主行动党，独在槟州议会（共33席）占有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而与之结盟的46精神党却一席也拿不到。结果出现巫统12席，民政7席的执政局面。所幸还是由民政的华人担任首席部长（即许子根），不然那个时候华裔首席部长可能成为历史。

正因为槟州的华裔选民看到局势的微妙和对华人主导政权潜在的危机，因此在下来的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大部份的槟州选民都巧妙地州投国阵，国投反对党，目的无非是希望保住华裔首席部长，但又不希望反对党失去声音。当这样的情意结牵动选民的投票意向时，也就出现反对党在州立法议会一蹶不振而在国会有斩获的局面。这不是什么猜不透的心思，而是大多数选民存有的心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转入2008年，槟州的选民还会一如既往地做出这样的选择吗？根据市面上的一般反映，选民不希望反对党太过单薄，也不要执政党太过强大，对于槟州议会来说，他们也开始反思究竟在过去一连三届把反对党几摒于州议会门外，是否是适当的？是不是只要反对党在国会，州议会就不需要反对党来监督了？答案是国会要变，州议会也要变，但所谓变是希望壮大反对党的声音和力量，不是喊出“改朝换代”的口号。

既然民心有所思变，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反风正在吹起，我们都要有此心理准备，即反对党应壮大到什么程度？一般可以接受的比例是执政党2/3席，反对党1/3席。当然由于投票是个人的自由和秘密的，也就没有人可以测知其结局是否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大风吹底下，槟州的选区也随之出现改变中的变化。国会方面共有13席，巫统有三个国席是被列为稳操胜券的，即甲抛峇底区（首相阿都拉），‚打西牛汝莪（第二财长诺莫哈末）及ƒ浮罗山背。至于巫统的另外两个选区峇东埔及高渊则属于竞争激烈的选区。

民政的四个国席，即升旗山（谢宽泰）和峇都加湾（许子根）被列为可以取胜区，而日落洞区因派新人上阵，陷入苦战，丹绒区也无望夺回。

马华公会参加的四个国席，有三席原落入行动党手中，即大山脚（章瑛），峇眼（原林峰成）及武吉牛汝莪（卡巴星），只剩下峇央峇鲁是安全区，但因为本届大选，马华派新秀黄秀金上阵取代勉强下车的黄锦鸿，掀起一场内斗，也损耗马华的固有力量。因此已被列为五五波，不再被视为马华囊中物了。

如果从反对党的消息分析，本届大选行动党被认为有望夺得5个国席（增加1个）；人民公正党也声称有望取得3个国席（增加2个）。若是反风产生效应，则13个国席中，国阵保住5席，反对党取得8席，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它们的巨头，如阿都拉、诺莫哈末、旺阿兹莎、许子根及林冠英都会顺利过关。

不过，反对党国席多过执政党不意 味着它们在州议会成正比例，也就是说反对党很难也极不容易拿下24席而变天。反对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换句话说，反对党本届放眼中的只是1/3席，希望能从执政党手中多夺得13席（上届反对党只有2席），总数是40席。

巫统的15席中，被认为与反对党激烈争夺的是峇东埔属下的三个州议席；公正党及回教党希望分别拿下2席及1席。巫统在高渊区辖下的2个州选区虽也进入争夺范围，但巫统的胜算较高，不过在槟岛的峇都茅区，被视为五五波。换句话说，巫统有11个州选区的胜面较大。

民政的13席中，目前有3个州选区被列为是备受冲击的选区，反对党认为有望出线，即植物园区，峇都兰章区和武吉淡汶区，至于 另外10个州选区，尚未接到有太大的转变，情况对执政党较有利，但也不能小视反风的吹袭，同样要提防党内的矛盾激化而影响战绩。

马华公会的10个选区，有4个已列为灰区，正与反对党进行肉搏战。这4个选区是槟岛的垄尾、阿逸布爹和威省的峇眼惹玛及巴东拉浪，再加上双溪浮油是劣势区。因此其它5个选区马华暂居优势，但如果反风再大一些，则光大区和斯里德里马会呈现胶着状态，只剩下3席是较为“可保”的。

国大党参加的2个州议席，即北赖和峇眼打南已不被看好，分分钟都会被火箭射下，因此执政党必须倾全力应对紧急军情。

从上述的分析，国阵将拥有26席（即巫统11，民政10及马华5）再次执政，如果间中再有3席闪失，也会以23席保住政权。至于反对党方面，它们可能拥有14席（即行动党9席，公正党4席和回教党1席）；若情势再多偏向反对党，行党或可拿下10席，公正党5席及回教党2席，形成17席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反对党没有拿下1/3席或多一些，则可能会出现行动党7，公正党4及回教党1的12席局面。

至于变天或反对党再次溃不成军的极端结果被认为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但世上无绝对，我们只能按新的形势作新的分析。因为要求改变，但还不是大变也是目前的心态。因此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得步步为营，将危机转为契机，将劣势转为优势。关键是谁能转动民心，谁就占优势，就看这最后几天各党如何使出绝招了。

许子根选接班人以大局为重

也许本届大选最痛苦的人是许子根，因为他的再转变，也转到他晕头转向。不是因为他的国席选区亮红灯，而是首席部长的接班人让他陷入了困境。但也不是后继无人，而是人才济济，必然会在痛苦中作出取舍。这就是当领袖的最高难度。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早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身为执政党的联盟就曾为槟州首席部长人选大伤脑筋。当时身为联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不假思索，钦点林苍佑为第一任首席部长。讵料林苍佑婉拒，一时之间使到东姑陷入苦恼，因为没有一个人比林苍佑更适合担任此职，更何况当时他已是槟州立法议会的首席议员（影子首席部长）。

在苦无良计下，东姑问林苍佑该怎么解决，林苍佑就推荐王保尼给东姑，但单是推荐是不行的，还得要通过槟州联盟的接纳。因此东姑和林苍佑同意召开联盟会议来票选首席部长。这是因为当时尚有一只黑马谢成金也要争当首席部长。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为示公平，在势均力敌下，联盟会议竟以6票对6票显示了王保民和谢成金平分秋色。就在首席部长似乎“难产”的尴尬局面下，主持会议的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一个决定票。他选王保尼而弃谢成金，完全不考虑亲属关系，也得罪了表兄。但他认为这是选首席部长，不能依关系来选，即使引起不满，也不在意。就这样第一任首席部长诞生了。

到了1990年，林苍佑大选马失前蹄，出现吴清德与许子根被认为有资格接班。但在当时，若论资历吴清德略胜一筹，他既出道更早（1974年已当选国会议员，许子根则是迟至1982年才当选国会议员），也在后来又当副部长；许子根则从未当过副部长或行政议员，只是当首席部长政治秘书。就当时的情况，巫统对吴清德是较为熟悉的，对许子根是陌生的。但既然权力交给民政党决定，林敬益就以民主的方式在党中央进行票决。当时的林苍佑虽已落选，但还是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支持由许子根接班，林敬益和时任民政槟州联委会主席的陈锦华也同样给予支持。结果以大多数票胜出，就这样继林苍佑之后的首席部长是许子根而不是吴清德。

未想进入2008年，又是再面临一个抉择。但此次情况与1990年有所不同。这次是因许子根上京已空出首席部长宝座，而他身为民政老大在巫统同意下，也就得为接班人作出安排。原本是在大选前提名后就要作了断，但又因党内问题未能及时作出宣布，引致外界议论纷纷。

就在投票越来越接近的时刻，许子根已是未能再犹疑不决﹐必须快刀斩乱麻选出一位最佳拍档。即使他可以不急于公布，但也要使之呼之欲出，以安定大局。争取胜利再次执政是当务之急，人选之争已属次要考虑。如果不胜，争来做什么？因此不论许子根圈定谁是真命天子，民政上下都得尊重和接受，齐心全力，否则反风底下再闹矛盾，后果难卜，许子根及国阵焉能掉以轻心？

修改官委地方议员方案

本届大选有一个被重复提及的课题是恢复地方议会选举。这是一个关系民生的重要课题，但不是指不存在地方议会，而是指地方议会因为没有民选议员，使到民主有缺陷。

原本马来西亚最早先推行地方议会选举，在时机成熟后，才伸引至州议会和国会选举。这三重关系构成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不仅向西方国家看齐，也在亚洲国家成为其中一个典范。

然而在1965年时，政府宣布终止地方议会选举，据知理由是减少开支和有太多的选举难免造成架床叠屋的现象。因此我们剩下国州议会的选举。而为了节省开支，又把这两个选举合在同一个时期举行，除了砂拉越之外。

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又经过修改，将一些地方议会重组。例如槟岛的两个地方议会并成槟岛市政局；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并成威省市政局。与此同时又允许官委市议员和地方议员，以辅助公务员处理日常和重大事务。

于是出现了下列被认为不健康的现象：1.由执政党按比例委派市议员或地方议员。任期一年，期满再委任。当官委议员的如果不听党的话或不能得到领导的满意，他们任期寿命不长；反之则可以任期较长。但也有的规定只四年期，造成了官委议员的顶头上司是党领导而不是人民。2.虽然我们不否定有些官委议员服务标青，后被党提拔出任国州议席的候选人。在中选后声价提升。但对反对党来说，则没有这种方便，因此它们被指责派出的候选人没有服务记录，哪里可以选为人民代议士？3.由于市议会或地方议会有特定的权力，担任市议员或地方议员拥有决策权。也造成一些州出现州议员兼任市议员，权力便相对扩大，但也止于执政党的议员，反对党议员是沾不上边的。4.一个极为讽刺的争议是国州议员大或是市议员大？例如当选国州议员后，为了要为民服务，找上市政局或地方当局向官员争取，不是个个都能如愿以偿。因为官员重视的是市议员或顶头上司而不是YB之类的，YB可以在外面指责或炮轰，他们可以充耳不闻，不像市议员可以在议会内直接指责某某公务员不合作与傲慢等等，从而影响了他们升职的机会。

因为市议员或地方议员不是民选的，选区的国州议员就当起“市议员或地方议员”来。他们得通过各种关系直通管道，或通过市议员代劳，否则难以向民交待。而人民也往往把他们当成市议员或地方议员来提出地方性的问题，要求解决。为了选民手中的票，国州议员变成“市议员”是常有的事，也乐得在大选时拿出服务政绩来宣扬，人民也就认定有服务是好议员，至于他们是在做市议员的工作或立法议员的工作，也就不重要了。因为各级议员的职党与身份已被混淆了。这是不正确的观点与趋势。盖因没有选举市议员或地方议员的制度。若有，人民肯定不会被混淆到底是在选什么性质的议员？

因此我们建议，新政府产生后，应积极考虑恢复地方议会的选举，让更多服务型的人造福地方，为民解困，使民主制度更为健全，或最低限度，修改官委制度，按各州的情况和州议员的比例，由他们推举一名合格代表成为地方议员。这样一来，反对党议员也有机会委派市议员或地方议员，任期与州议员相等。如服务欠佳，州议员有权撤换；反之，市议员的好坏，也就由州议员承担。如人民认为委错人，就索性把州议员也撤换算了。

政治冒险家林吉祥

在马来西亚政坛上，最会更换选区的政党领袖要首推行动党的林吉祥，直到今天为止，尚无人能出其右。他这样子做，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有被人指责，也有被人赞好其勇气。结果是林吉祥在不断移动选区下，曾自我吞下了苦果，但在另一方面，因为他敢于冒险，向危险区挑战，造就了一些新人在其原来的安全区胜出。这就是林吉祥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总结，也是林吉祥的政治典故。前前后后，他一共换了10个选区（国州各5个）。数目之多，令人诧异。所以我们称他为马来西亚第一政治冒险家。

例如，当林吉祥在1969年的大选初次当选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后，他就放眼在全国走动，不认为移动选区是辜负选民的。因此在1978年的大选，他就移到八打灵国席而胜出，其马六甲安全区却培养了一位新人陈德泉。1982年大选林吉祥又回到马六甲收拾“叛党”的陈德泉。1986年，林吉祥飞象过河在丹绒国席挑战华教精英许子根，是一场险战，也冒被人指责不放过人才的“罪名”。因为这一博，马六甲安全区才冒出一个林冠英来。1990年大选，林吉祥为夺取槟州执政权，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从甘榜哥南（今光大选区）安全区移出直捣龙门，在林苍佑的巴当哥打州选区上演“王者之战”，又是引起非议和斥责声，结果险中求胜。在33个州议席中赢了14席。

其安全区又造就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州议员陈德和。许多新人也中选国州议员。1995年，林吉祥在丹绒三役下，再挑战许子根的丹绒武雅州席，又是一步连锁效应的险棋，终于引起选民反弹。虽然国席不败，但行动党的州议席输到只剩一个，几乎“扑地不起”。

接下来的三届大选，行动党突而不破。只能怪罪林吉祥战略错误，引发后遗症，不能指林吉祥“贪生怕死”。因为在劣势下的1999年大选，林吉祥再一次以个人政治生命作赌注，从丹绒安全区转到攻打升旗山民政强区，首次不幸落马。他把丹绒国席安全区让给曹观友，造就了后者的政治第二春直到今天。2004年，林吉祥只好移向怡保东区东山再起。

2008年在原区上阵，预示了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参选。大概因年纪关系，这一次林吉祥不再冒险了。

既显现岁月不饶人，也折射出生命也有极限的时刻。天理循环，恒久不变。虽然后来有人不再主张“王王对决”，但林吉祥留下的历史先例倒成了一个经典，或者可列为“健力士”记录。相信在将来也不会有人破此记录。如果今天不论朝野的领袖或在位已久的议员，能够自动请缨上阵危险区，或学学韩春锦自动退选，就可以培养更多的新一代有学识的代仪士，而不是叫他们去黑区当“炮灰”，可惜没几个人把参政当成是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的愿景。

既然有人老而不退或争个不休，党擎起党威也就十分必要了，不然如何让新人上位，使党更具有生命力？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在这方面倒是做到这一点，比起其他政党，他确实立了一个好典范。

历史重演：此Teng非彼Teng?

槟州推选首席部长人选上从来没有像今届这样的弯弯曲曲，兜兜转转。不是因为没有人才，而是出现了顺得哥来失嫂意的阻力，以致许子根在宣布上京后，未能一时间敲定候选人。这固然是一个策略，但也显现了许子根一度夹在两难之间。

首先是谢宽泰与丁福南之间，到底要怎样做评估，也没有一个定数。论资历，福南胜一筹，他比宽泰早任议员；论党地位，又似乎宽泰胜一筹，但福南也有后来追上之势，只是论党实力方面又未及前者。他们两人在资格上不分上下，也适合接首席部长职。最终在许子根的调整与巧妙安排下，谢宽泰原地不动，福南则看来有望出线。

但依然是没有定案，于是坊间又拿福南和家全作比较。家全胜在年纪较轻（48岁），福南（63岁）。但福南不论是在资历上或经历上，都胜家全一筹。人们因此又把眼光盯在福南身上，认为他就是未来的首席部长。可是又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较早时一位朋友打电话问我，盘口拿李家全是真命天子，以7对10赌注，赌家全出位，问我该不该接受赌注。我无从回答，也未被告知有此可能，因为操盘人许子根未透露任何讯息，卜基不过是凭感觉收注。就在人选呼之欲出但未定案之际，忽又听闻黑马跑出，此人就是本不在角逐场中的邓章耀。市场收到消息时，不知是真是假，有相当多人还是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邓章耀会被“钦点”？有人说他原本就是三名候选人中的一位，此说不能全信，因为在计算谢宽泰等人之时，邓章耀是“出局”的。当谢宽泰未能如愿以偿时，丹绒武雅州席成了对其胞弟谢隆泰的“应时布局”。因此说谢宽泰本不在名单的是不令人信服的。不然也不会出现谢隆泰这只黑马了。这就是说，邓章耀是后来才加入角逐的，不是一早就安排的潜在人物。可见政治波谲云诡，随时会爆冷。果然近日沸沸扬扬的消息说是“邓黑马”越位而上了。

查看“小邓”资料（小邓之名是因其姓英文写成Teng ，与丁福南的姓也是Teng，变成小Teng和大Teng了），果然也是具备了当首长的条件。而且所谓的“三条天规”也都一条不缺，也胜在年轻，只44岁，但所缺的是党内实力有待提升。任怎么想都不会轮到他，偏偏就传出被“相中”的热门人物。这一下子，小Teng不仅“红了起来”，而且如同“小地震”在党内外爆开。真相如何，就待许子来拍板了。

为什么民政党不能等到大选后才来推出人选？也有各种版本，比较能被人知晓的是大敌当前，军情告急，得及早圈定“统帅”作整合，不致被敌对党弹个不停；而更重要的 是为免“夜长梦多”，军心不稳，首席部长人选就在时局逼迫下可能提早“诞生”了。如果按然过去的选后再定夺首长人选的那一套，似乎不管用了。小Teng因缘际会，竟赶上这趟列车，正如当年许子根一样，被党推上当火车司机，若是真有此事，正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因为据知，小Teng在前几天还是一个不争议的人，做他份内的工作，只求在选区胜出，余者选后再谈。未想现在成为焦点人物，是祸是福，对他也是个未知数，他面对的不但是要在大选中确保国阵再次执政，而且也要面对党内会否因此有震波不断？
吊诡的是，过去的说法是林苍佑的接班人是姓许的，结果是许子根，不是许岳金；如今的接班人也是姓Teng的，但大Teng和小Teng只能两者择其一。世事如此巧合，我们也真是看儍了眼，玄之又玄乎？

夕阳西照陈康南 砂人联党哀兵上阵 （十大政论）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是一个老牌政党，成立于1959年。从发起人名单及初期党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来看，它基本上是由三方势力组成。其一是主席王其辉，公务员出身，代表民主派；其二是秘书长杨国斯，执业律师，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派（费边派）及其三是宣教秘书田绍熙，运输业人士，代表左翼。

这三派高举反殖民地大旗，并在当地左翼青年加入下，很快地卷入国际解放运动，争取砂拉越的独立，因此与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产生冲突与斗争。诸多干部或被驱逐或被监禁，但并没有动摇党的信念，尤其是在1961年掀起反马来西亚计划的运动中，人联党一马当先，形成一道道的波浪，且被认为兵分两路发展。一方面坚持议会斗争，积极参与选举；另一方面有部分党员转入地下，成立了砂共游击队。

由于这样，人联党在政府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左翼政党。既进行镇压，又暗中向高层召唤，期望人联党有所转变。人联党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在砂拉越这个独特的地方，最大的族群是伊班人（达雅人），占33%；次为华人，26%；而马来人占21%及米兰努人7%，乌鲁人8%和比达尤人5%。算是个多元种族的地区。恰恰人联党就是标榜代表了各民族的政党。拥有特别多的华裔党员，也有不少伊班党员。如果不设法拉拢联合党进入主流，砂拉越的政局很难平稳，更缺乏和平的保障。可是人联党的立场是坚决地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主张先让北婆及砂拉越自治乃至独立，才来谈与西马合并事。这给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带来一定的威胁。强硬除掉人联党是极不可能的事，因为它有雄厚的政治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人联党招手，使之转变反马来西亚的立场。

1969年西马爆发“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机会终于让新掌国家实权的敦拉萨逮到了。他通过一些人暗中与人联党高层接触，要他们在州大选过后加入执政集团，以苏解砂共造成的压力。在心灵犀通下，中央政府即在1970年宣布砂州大选（当时西马尚未解除紧急状态）。选举结果没有一个政党占绝对的优势。人联党12席、土著党12席，国民党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党3席。原本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国民党极力拉拢人联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不果。原来人联党早已准备和中央合作，乃与土著党及保守党及砂华党组成联合政府（后三个政党本属于联盟阵营）。于是在1970年7月7日宣布砂州成立联合政府。不久，土著及保守党合并成土保党。即今日由首席部长泰益领导的政党。

这个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国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中国正进入涛天波浪的“文化大革命”，能够争取人联党改变态度不仅是突破性的，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左翼政党受到邀请与联盟走在一起，令许多政治观察家跌破眼镜。

人联党的转型，不是指领导人有大变动，而是在1973年导致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签署和平协议（第二批砂共则迟至1990年才签和平协议，从此砂共不再存在），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件。这不能不说与人联党的逆转有关。

至于人联党的早期三巨头，却是支持联合执政的主要人物。王其辉任党主席至1982年，让位于杨国斯。杨任职至1990年。田绍熙在1968年被逮捕，联合政府成立后获释，继续担任宣教秘书至1982年。当1990年过后，新一代的领袖就把人联党导向新的方向，左的影子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黄顺开，直到1996年启开了陈康南领导的时代。

陈康南（1936年生），于1979年加入人联党，1983年参加州选胜出，担任州部长。这位受英文教育的执业医生从此在党内平步青云，更在1996年成为副首席部长。他掌控了人联党，也在州政府内与现任首席部长泰益是姻亲关系，使其政治地位更形稳固。

陈康南与党的三巨头最大的不同点是他没有经过艰苦的斗争阶段，一下子就在政坛春风得意。当然人联党也发生质的蜕变与国阵其它成员党没有两样。在认同国阵的治国方针下，也珍惜权力与荣耀同在。

人联党走到今日，已是脱胎换骨的信奉资本主义的政党，什么社会主义已是无影无踪了。领导人也不认为走这条路有什么问题，因为历届的选举结果显示，人联党处于不败的地位，即使有几个议席输掉，甚至巨头跌马也没有改弦易辙的必要（例如1974年州选，杨国斯落马，但由沈庆鸿接其位；1990年国会大选，杨国斯再落马，也由刘贤镇取而代之及1995年黄顺开在州选失败，则由陈康南顶上）。

不过在2006年的州大选，却让人联党坐立难安。在参加19个州议席选举中，竟一夜之间输掉8个州议席。只剩下11个州议席。尽管陈康南仍出任砂副首席部长，但党内异议声音开始鼓噪。他们不能忍受建党以来的最大屈辱，有一股势力从中杀出，要求陈康南鞠躬下台。领导这场发难的是党署理主席刘贤镇，他要求更换领导层，支持黄顺诃接替其位，指陈领导不力，才致使人联党被行动党重挫。但陈康南也极力顽抗，他的派系反对中途换马，力挺陈康南任职至党下届选举为止。眼看陈刘两派公开对峙给人联党带来分裂危机的时刻，忽又急转直下，双方偃旗息鼓。这意味着陈康南保住其领导，以让党面对2008年的全国大选。个中内情，耐人寻味。

人联党在砂州共有7个国会议席，其中一人出任内阁部长。以整个州有28个国席来算，人联党只占少数。若是与全国219个国席来比较，更是微不足道。

如果砂州反对党乘胜追击，有人担心的不是国阵的失败，而是忝为砂州国阵第二大党的人联党恐怕会被一再冲击。

我们不知道陈康南有何法宝出奇制胜？但我们知道人联党直到今天为止还在“静观其变”。这种被动以对的态度与早年人联党的朝气蓬勃形成强烈的对照，不禁让人忧心人联党的明天会怎样？看来除了振作与革新之外，人联党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成也拜林，败也拜林 沙巴团结党委曲求存 （十大政论）

沙巴早前称为北婆罗洲。16世纪的时候，原是文莱苏丹所管制。至1658年时，据称文莱苏丹将东北部“赠予”苏禄苏丹，以换取后者协助平定文莱叛乱（因为这样，在马来西亚成立后，菲侓宾曾索取沙巴，指称菲律宾的苏禄苏丹拥有此土地，但缺理据索土未果）。在这之后的1761年，英国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美国驻文莱领事乃至美国贸易公司、驻香港的澳洲领事和英属北婆公司先后介入其中，争夺资源和分享租赁期。直到1888年，北婆成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区。1942年被日本占领3年8个月。1945年战后，北婆直接被英军事政府统治，纳入其殖民地，首府也由山打根迁至亚庇（哥打京纳峇鲁）。1963年英国将北婆连同砂拉越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成马来西亚联邦，也因之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北婆即为今日的沙巴州。

因此严格来说，东马的沙砂是在1963年9月16日取得独立的，但因马来亚早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且被视为国家核心，也就以这一年当成马来西亚的独立日。不过东马人民直到今天还是认为他们的独立是1963年而不是1957年。这就是东西马人民在心态上最大的不同点。

无论如何，加入马来西亚后的沙巴，也就不得不跟随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起舞。在保留劳工及移民权力下，东马也签下20点的备忘录，作为加入马来西亚的一项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沙砂两州与西马各州在权力上有一些的差别。最明显的是东马的州行政议员概称为州部长，而西马各州只能保留行政议员的名堂。

正由于有一些的差别，沙巴政治的变化也是西马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州政权的替换已是家常便饭，不似西马视为大件事。最先在沙巴取得主导权的是来自卡达山族的唐纳史蒂芬，后进入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接着与福尔争夺领导权的是野心勃勃的慕斯打化。他是姆禄人，由于身为回教徒，得以结合回教徒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所成立及领导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就是意有所指的向巫统（UMNO）看齐。1967年他出任首席部长，直到1976年被撵下台。在任期间，实施独裁与铁腕统治，富甲一方，与中央关系若即若离，终于在1976年的州选中被分离出来的“人民团结党”（简称人民党）所取代，领导人民党的是哈里斯，他结合一批回教徒与卡达山民族联手另起炉灶。换句话说，哈里斯及其班底原本是沙统的人。

哈里斯主政后，犯上与慕斯打化同样的错误，好大喜功，独断独行，结果在1985年州选中被异军突起的“团结党”（PBS）所击败。团结党的领导人就是继承唐纳史蒂芬的衣钵，在后来成为卡达山民族领袖的拜林吉汀岸。这也显示了沙巴最大的族群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

拜林吉汀岸原本也是人民党的州部长，但他在1984年“揭竿起义”，与哈里斯划分界线，一举成名，翌年出任沙巴首席部长（他是第二位非回教徒出任此高职，第一位是在1964年出任首席部长的罗思仁，惟在1967年州选时被挤下台）。

拜林出生于1940年，是一名律师，被卡达山人民视为“最高领袖”和英雄。凭着这一优势，他掌握了这块肥沃土地的命运，但政途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哈里斯在1985年州选后不承认失败，结合沙统的慕斯打化自组政府，由后者再任首席部长。不过中央政府副首相慕沙希淡即时介入，化解僵局。因为团结党拥有26席，沙统有16席，人民党有6席，即使后两者联合起来执政也未超半数，也是对民主的践踏。慕沙因此力挺拜林就任首席部长，结束一场宪制危机。

在慕斯打化不甘失势下，打了一场官司。拜林不堪其扰，在1986年宣布闪电州大选。结果大胜，在48席中夺下34席，打碎了慕斯打化卷土重来的春梦。

为了稳定政局，拜林在同年率团结党加入国阵。但提出“沙巴人民的沙巴”的口号，引致中央不悦，他与马哈迪的关系陷入微妙中，也导致拜林申诉沙巴得到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严重的是党内议员有离心和叛党事件发生。

1990年7月的州大选，拜林一鼓作气在48个州议席中夺得了36席，战绩显赫，但没有因此给他带来好运。因为在3个月后举行的全国大选，拜林突然使出“杀手锏”，宣布加入东姑拉沙里的反对党联合阵线，藉此苏解面对的压力。讵料东姑拉沙里46精神党不济事，在大选中失败，弄得拜林危机四伏。马哈迪勃然大怒，斥拜林在背后插上一刀。从此沙巴政坛进入多事之秋。果然不出所料，下来的日子，团结党也四分五裂，退党跳槽成风，包括杨德利率众组沙巴进步党，其胞弟杰菲里与佐瑟古律另立人民正义党，柏纳东波也成立沙巴民主党等等，情势至为不妙。

在这种劣势下，拜林在1994年面对州大选时尽管以25席对23席再度执政，但很快的，中选议员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纷纷离他而去，团结党政府宣告倒台。这是拜林与马哈迪结怨尝到的苦果。国阵起而执政，启开了所谓“首席部长轮任制”。这种两年一任的规定，首席部长成了跛脚鸭。不仅未能稳定政局，也授人诟病。形容是马哈迪的“产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也就是说此轮任制弊多于利，刚一熟首席部长职权，就要下台了。小事做不好，大事做不来。虽然如此，马哈迪还是继续让它跑。

由于沦为反对党，拜林的团结党在1999年的州选中，只能夺得17个州议席，未能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国阵在巫统东渡后，已牢牢控制沙巴的州政权。眼见政治的现实对卡达山民族至为不利；尤其是同年11月的国会大选，团结党派出17名候选人，只有3人中选后，拜林深知再对峙下去，最终是什么也得不到，只好委曲求全于2002年重投国阵怀抱。马哈迪虽接受团结党回巢，但未委拜林官职，只由其副手任州部长。

2004年3月的州大选，拜林已不再意气风发，团结党只能获分配13个州议席和4个国会议席，而此时沙巴州的州议席已增至60席，国席也增至24席。团结党已是配角，不再是主角。巫统成了大赢家，占有半数以上的州议席。也由这一年开始，首席部长不再轮任了，而是由巫统人担任。拜林虽然被委为副首席部长，但已是大不如前。

回看拜林走过的曲折政治道路，不禁令人长叹依稀。堂堂一个执政党，其结果是在时移势易下，只能屈从于政治大气候。

由此来看，在2008年的大选，拜林只求保住现状，不能再有突破了。即使让团结党赢得所参选的13席，也无大作为了。

他的所作所为，导致首席部长轮任制；导致巫统东渡成功；导致首席部长后来直接由巫统掌控，不再轮任了。正是成也拜林，败也拜林，显示政治是残酷无情的。

沙巴的政治气候，能否让反对党掀起波浪，要看2008年选民的意志和走向了。

也许这次大选过后，就是拜林时代结束的开始。

29年党内领尽风骚 三美竟碰上兴权会拦路 （十大政论）

从印度国大党的网络看到其党员人数超逾50万名。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与印裔人口200余万作比较的话。那有约1/4的印裔是国大党党员。基于这项记录，国大党一直引以为荣的是它在政府中代表了印裔族群。

可是在另一边厢，也有另一个国阵的成员党──人民进步党也声称它拥有50万党员（虽然它也有其它种族的党员，但不可否认是印裔族群占大多数）。还有一个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印度人前进阵线”，则是在80年代由班迪丹领导退出国大党而成立的，算是亲国阵的一个政党。最新的一个是从公正党退出且一度是安华网球拍挡的古纳在去年底才成立的亲国阵的“印度人团结党”。如果后两者也宣称它们可以召集20万印裔成为党员的话，那就意味着大部份的印度人都参加了政党，但不能否认的他们都是国阵的人。

这也意味着，在反对党阵营中，没有一个单纯印度人的政党，只有一些加入行动党，另一些加入人民公正党，再有是加入筹备中的“社会主义党”。由于这样，绝大部分的印度选民被视为国阵的“铁票”。独立50年来，每届的选举没有听闻印裔社会在吹反风，自然使到国大党高枕无忧，因为它并没有直接的对手，而是一直把行动党当成具有威胁的反对党，但还是不能动摇国大党的地位。

这就是说，谁当上国大党主席，谁就能在印裔社会领尽风骚。尽管国大党内自成立以来，内部争斗不断，而且十分激烈，且曾闹分裂，也无法有其它政党能取而代之。难怪三美威鲁有时讲话大声和显得“理直气壮”，理由无他，主要是他认为不仅有印裔人做其后盾，而且也被视为是国阵内代表印裔社群的主要政党。即使人民进步党党魁卡维斯在90年代崛起成为另一派的印裔领袖，也是争不过三美威鲁，因为人民进步党曾有过失败的记录，目前国州议员仅有两位，再怎么说也不是国大党的对手。

正因为这样，三美威鲁是有恃无恐的。只要他依然是国大党主席，别人就拿他没有办法。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曾经说过，他不能在没有国大党点头下，革掉三美威鲁的官职，因为他代表了印裔社群。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三美威鲁在位这么久也不言休，也没有人可以扳倒他。那是因为他抱住国大党主席的位子不放，绝大部分党领导层都是主席的人，除非他在大选中失利，不然他一直是国大党在内阁中唯一的印裔部长。其权威性不是反映在国阵政府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是他是印裔社会的“政治明星”。

说起三美威鲁，他的“斗争史”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1959年就加入国大党，唯迟至1974年大选才当选国会议员。由于他不是时任国大党主席马尼卡华沙甘的人，没有机会出任官职，直到1977年当选署理主席后，才在1978年大选胜出迫使党主席不得不推荐担任副部长。

1979年马尼卡华沙甘病逝，给予三美威鲁大展身手的机会。他以代主席的身份升任正部长。复在1981年党选中奠定主席职位。在这之后，他就“得势不饶人”，把党内的对手一一扳倒，包括主要劲敌苏柏马廉，哥永拉和班迪丹。自此国大党与三美威鲁划成了等号，彰显了他的不可取代的权威地位。

也由于他是从和丰起家的，一直是政坛的不倒翁。甚至连行动党派出最强的印裔领袖巴都与之交锋也敌不过他。“和丰之狮”的称号也就这样被定下来。因为营造有方，在历届的大选中都没有人可以把他拉下马，比起行动党的“日落洞之虎”的卡巴星更威水。卡巴星于1999年在阴沟里翻船，而三美威鲁则是长胜军。

不宁唯是，三美威鲁也是在位最久的国大党主席。如果从1979年的代主席算起，他在位已经29年了，尚未闻有引退之意。因此他比起马哈迪在位更久（马哈迪1981年成为巫统主席，在2003年退位，前后在位22年）。也比起林敬益在位还久（林敬益1980年担任民政党主席，2005年交棒，前后在位25年）。从这样来看，三美已经打破了国阵成员党领袖在位的记录。也许唯一能够与他媲美的是目前仍是砂拉越首席部长的泰益，他是于1981年成为土保党主席，至今还是党魁。

然而，三美威鲁或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2007年竟然出现了一个“兴都权益委员会”（Hindraf），如同平地一声雷，弄得三美威鲁一时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原来这个初时不起眼的“兴权会”，既非政党，也不是冲着他而来，并不引起他的在意。讵料在11月25日爆发了印裔群众在吉隆坡大示威，人数高达三万人左右。这一下子，三美威鲁才知道事态的严重。责骂印裔示威者也不对，不指责“兴权会”也下不了台。只好在谴责声中连消带打地缓和紧张的局势。

虽然警方采取了较为强硬的行动，事后还用内安令扣捕5名兴权会领袖，但印裔民众的声讨不绝。他们从向英国追讨天文数字的赔偿金转移到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改善印裔族群的贫穷生活。这种对峙和不满情绪虽然未再以示威行动展示，但却在印裔社会发酵。有人因此形容国阵的这块“铁票”可能已有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一面倒向当权派。这对三美威鲁来说，不啻是强烈的警示。眼见大选已近在眉睫，搞不好国大党的候选人将难在像过去那样的风光。

2004年的大选是国大党的辉煌年代。它参加9个国席全胜；参加20个州席，胜了19个。在中央政府中，连同委任的上议员，共有7人当官，从部长到副部长和政务次长。在各州政府中，则有7人担任行政议员。

如果没有发生“兴权会”事件，相信三美威鲁不怎么担心2008年大选的战绩，但现在他不得不盘算国大党还能不能保住2004年的优势？如果不能，会失去几个呢？

与此同时，在全国的20个国席中，印裔选民也占10%以上的数目，有者高达20%，如果他们把投票转向反对党，对国阵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也一定会影响其它成员党的战绩。这就是兴权会带给国阵的一个“震撼”。

当然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国大党。三美不仅要保住他的和丰国席，也要为其党候选人进行消毒，以争取受兴权会影响的人继续支持国大党。他能出奇制胜吗？他能将劣势转为优势吗？这将交由三美来回答。他已经成为“兴权会”矛头所指的“敌手”，指他领导多年未能给印裔族群带来生活上的改变，而是被边缘化。这一仗应该是他从政以来最意想不到的艰巨挑战。因此我们将此次的大选，也分出其中一块是国大党VS“兴权会”的斗争。谁占上风，只好让选票来说话了！

政坛的父子兵非新鲜事 （天下纵横）

政坛上出现“父子兵”早有先例，不足为奇。后来又出现“夫妻档”，“兄弟帮”，接着又出现亲属阵等等。举手招来就有林吉祥父子，林苍佑父子，林良实父子，林敬益父子，蔡细历父子，马哈迪父子，安华父女，敦拉萨父子，胡先翁父子，泰益父子；还有黄家定兄弟，谢宽泰兄弟，邓章耀兄弟；更有安华夫妻，林冠英夫妻，阿都拉女婿，可见这已形成一种风气，见多不怪。

究竟是谁率先带起父子兵的？第一个是拿督翁。当1946年巫统成立时，拿督翁是创党人，其儿子胡先翁为支持其父亲的斗争，他随后成为第一任巫青团长。不过在拿督翁当官时，胡先翁并没有做官；而在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胡先翁也一起离开，显现父子同心。

就在拿督翁于1962年逝世时，胡先翁尚未回返巫统；后来在敦拉萨的召唤下，他于1968年重投巫统怀抱。这两个人是同门关系。1969年胡先翁当选国会议员，1971年出任教育部长。在1976年敦拉萨逝世时，他成为第三任首相，直到1981年退休。他最光荣的任务是代父完成心愿，因为拿督翁与首相职失之交臂，结果是他儿子成为首相。

1989年胡先翁的儿子希山慕丁加入巫统。翌年其父亲胡先翁逝世。从此希山慕丁官运亨通，做到今日的巫青团长，也是教育部长。他和时任副首相的纳吉是表兄弟。看来他的官运是平步青云的。
这种政治世家不是连续性的，而是隔了一段时日才浮现政坛，也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发展。

第二位是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当他在1949年发起组织马华公会时，其儿子陈修信也是发起人之一。不过陈祯禄并未当官，而是推荐其儿子陈修信当立法议员和出任内阁部长。

1957年独立时，陈修信出任工商部长，总会长是其父亲。1958年林苍佑挑战陈祯禄成功，当选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也失去马华宣传主任职位，但并未丢官，仍然担任部长。1959年大选后更出任财政部长。

1960年陈祯禄逝世，陈修信则于1962年的马华党选中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在马华历史上，父子先后担任总会长的，也只有陈祯禄和陈修信。后来就没有这种现象。他们是唯一的“子承父业”。

1974年陈修信选择退休，直到1986年逝世。在他之后，并没有孩子参政，也就断了政治的世家情。
当此风气一开之后，政坛上出现近亲参政的不胜枚举，也没有人认为是不正常的。有的是老子退休了，儿子才冒出头，例如胡先翁父子即是；有的是老子尚未退休，父子同时上阵参选，例如林吉祥父子。不论是属于哪个性质，人们总认为名人之后参政是较占优势的。

另一方面，夫妻档的出现也是形势所迫。例如当林冠英于1998年因故失去自由，则由其妻子周清玉于1999年上阵而当选州议员；又如安华在1998年出事身陷囹圄时，也是于1999年由其妻子旺阿兹沙代夫出征而当选国会议员，且同时担任人民公正党主席。

不过，可以预料在不久之后，安华在摆脱法令的限制后，将出任公正党主席，若大选后公正党表现不错，就会有一场补选。

至于兄弟同时参政，也是兴趣与志愿一致的结果。如黄家泉与黄家定在不同的选区担任议员和出任官职，直到2005年党选后，两兄弟才在党内担任要职，一个是总会长，另一个是总秘书。这种巧合，也是因势利导而成的。

较为注目的本届大选排阵显示了党也在作出名人效应的安排。例如已退位的林良实和林敬益，其后代就被党推荐为候选人。还有是2007年出事的蔡细历，其儿子也代父上阵。名人之后之所以容易冒出头来，都是受惠于父亲的名气。没有福荫的人，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才能熬出头来，而名人之后若有机会，又对政治有兴趣，总是比较容易出人头地的。

我们不反对也不置疑政治领袖的下一代或亲戚参政，因为他们也要经过民主选举，而不是委任的。如果选民不认同，也可以投票让他们出局；如果选民不反对，则他们将来的成就，也得靠自己打拼。父亲只能提供一个光环和打开方便之门，但不能保证成功，一切还得靠自身的努力。

在西方和其它亚洲国家，此类例子虽不多，但也十分抢眼。例如布斯父子，克林顿夫妻；又例如巴基斯坦的布都家族，几乎掌控了人民党的命运；而印度的尼赫鲁家族，也在国大党内一脉相承。就此来看马来西亚政坛，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这么多名人之后参与本届大选，倒是成了一个十分显眼的特色。他们的成功与否，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槟州首席部长人选会是“黑马”邓章耀吗?

槟州首席部长人选又有新的版本，指说黑马中的黑马邓章耀突告名列榜首。市面传开，一时议论纷纷。也令许多人大感意外，跌破了眼镜。究竟为什么是邓章耀？又为什么在投票前让人选浮出枱面？这戏剧性的变化，也说明了政治是“静中有变”，而又“变中有突变”。但有待民政党正式宣布，才知道谁是未来接班人。

我在《韩视论坛》的节目中（3月1日）向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博士提出一个问题：从您的排阵中，显示“变中有定”，似乎首长人选已呼之欲出。但许子根的答复藏有玄机，他回应说：也许定中有变。这一句话马上引起传媒的注意而不断追问，果然得到的答案是正在评估首席部长的人选。

为什么在提名过后民政党要评估首席部长人选？而且又在投票日前透露人选名字，主要是考虑到提名后尘埃未定，大家都对未来首长没有定案，显得人心浮动；加上最近反风似乎吹起，民政为稳住军心和稳住民心，咸认有必要让人选明朗化。经过党内高层的密斟，并对三位潜在人选（即丁福南、李家全和邓章耀）作了再一次的甄选与敲定，觉得未来首长不仅要有行政经验，而且要年轻化，同时华语又灵光。恰巧邓章耀符合了上述的条件，其名字也就被提上议程来。

虽然邓章耀来自峇株巴辖，但1984年来到槟城理科大学受教育，大学毕业后，他落地生根在槟城，不仅成家立业，也积极地介入当地政治活动。

在1992年至1995年，他被民政党委任为槟岛市议员。1995年31岁的他奉命在巴当哥打州选区向行动党强人卡巴星挑战（此区于1990年至1995年由林吉祥占有，他因打败林苍佑而名声大响，但1995年大选，他移师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其巴当哥打选区交由卡巴星镇守。不料卡巴星失手，邓章耀成为巴当哥打选区的州议员，启开光明的政途）。

1999年大选再胜之后，他被许子根委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累积了一定的行政经验。

2004年大选又再胜之后，他被许子根委为槟州行政议员，掌管旅游环境部门，进一步丰富其行政经验。

这就是说，邓章耀拥有市议会和州行政操作的经验；但在党内，其实力有待考验。

虽然如此，邓章耀在许子根上京之路上，不是首选人，而是“四大天王”中的叨陪末座的一位。当许子根说他有三个人选交给首相时，人们都已经把邓章耀给剔除了。

也因为他不在角逐当中，他不成为靶子，而是乐得其闲，置身度外。谁料在军情变化下，民政党有必要打出手中的一张王牌，邓章耀一时之间又传说成为首选。

如果说许子根在41岁当首席部长，那么邓章耀如果以44岁之年龄当首席部长而成为民政的第三代接班人也有先例。不过经这么一传，民政党内又有一番激震。

至于另外两名也是合适的人选，在新形势下，似乎多出一位竞争对手，但不到最后一分钟，谁也不知道谁是真命天子？因为他们还要经过选民这一关，而且还要确保国阵再次胜出，才能使局面明朗。

因此国阵认为当务之急是举出首席部长人选，与许子根一起共渡时艰，确保槟州执政权。

安华放眼槟城三国六州？

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依布拉欣政运能否翻身，就系于本届大选。但华社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民并不清楚安华到底有多大的冲击力？因此无以评估他领导的党在今次大选中会取得怎样的成绩。虽然越来越多的华人和印度人喜欢聆听安华响亮与动听的政治演说，也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但他们还是想知道马来社会怎么回应安华的改革路程？因为在非马来人看来，马华社会是铁板一块，与巫统深深依靠，不是安华所能动摇的。因此在预测大选成绩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将马来候选人的选区当成是巫统的囊中物，而在混合选区中，若是非马来候选人，也认为是执政党的安全区，理由是马来选票是不会流失的。

对于这些个选区，民主行动党也自认不易攻下，也就在议席谈判中多让位于公正党的候选人，期望安华能翻盘而加强反对党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分析，反对党联合政线是反对党扭转局面的唯一契机，也承认各行其是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即使有多大的难度，它们也要达成协议，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阵，而不是一盘散沙的执政联盟。

不过，就安华看来，反对党的合作如果换来1990年行动党大胜和1999年的回教党大胜都是有缺陷和有遗憾的，也改变不了政局，唯有反对党联合政线都取得较为平衡的战绩，才能使时局改观。换句话说，安华目前将反对党分成三大板块，一块归行动党（以华人占绝大多数），一块归回教党（以马来人占绝大多数），而第三块归人民公正党（混合选区，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各占有显着的比数，或马华人为多，或华人为多，但相差不多）。

这是安华审时度势后得出的一个新的战略，也稍为平衡了另外两个反对党的传统排阵。但混合选区却是最难攻打的。一向以来都不易被反对党攻下，安华则认为除了公正党在险中求胜外，其它反对党都会视为“畏途”（很难攻下）。他所持的理由是：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公正党就是要证明它是多元种族的政党，是能够被各族选民所接受的。

安华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理念下的多元政治。虽然他知道不少人都有难以消化的反应，但他认为改变是各民族的愿望，单靠一个民族是未能达成的。只要有一半以上的马来选民和华人选民接受他的理念，再加上印裔选民的认同，公正党是有望在困局中突破的。

正因为“兴权会”事件发生以后，安华已比任何时候都“乐观”地看待他的翻身的机会已经到来。因此他把槟州、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吉打列为公正党的前线州，期望在这些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的选区有所斩获。

根据公正党的消息，槟州将会成为安华推动政改的火车头，它们大胆预言会拿下3国（峇东埔，高渊及峇央峇鲁）及至少4州（峇东埔辖下的两个州，另一归回教党及槟岛的两个州），而且正在向取下6个州席挺进，执政党固然否定这一种说法。

如果安华魅力犹存，则反对党（加行动党）要夺取槟州1/3席位的目标已十分接近。这正是对安华的最大考验，也是决定是否有“安华补选”这码事？

《你怎么说》和我怎么说

二月廿四日提名后的当晚，电视台的《你怎么说》节目移到槟城开讲，邀我成为主讲人之一，另外两名嘉宾是郑丁贤及杨泉。我当晚针对主持人李晓慧所提的问题除了对三个政党作出平衡的评析外，也阐述为何槟城是政党兵家必争之地，本文对此作一些必要的补充。这主要起源于槟城是马来西亚最早推行选举制度的地区，孕育了人民具有浓厚的民主政治意识，非常巧合的这是林苍佑开创的政治格局。

1951年槟城乔治市举行选举，林苍佑就组成急进党角逐，在9席中赢了6席，可惜尚处殖民地时期，当选者只能当议员，不能当市议会主席，大权握在英殖民地参政司宾汉手里。1969年，林苍佑又率民政大军在槟州变天，出任首席部长。因此槟州已被列为民主政治的前线，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认为有机会在槟城探出头来。直到今天，它还是保持这样的局面。如果说林苍佑不但是槟州“发展之父”，也是“民主之父”，也不为过。他一生的贡献引发了民主政治在槟城趋向成熟与稳重，身为槟城人，我们引以为荣。

因为林苍佑开了头，给了其它反对党提供一个教材，也要学习林苍佑变天的机会。过去有林吉祥率行动党大军压境；今天则有林冠英再领大军叫阵。无独有偶的是，他们两人先后有46精神党及公正党的护航，不再是1995年的大选的孤军作战而遭遇“滑铁卢”。

在这种情势下，今天的反对党会有多大作为，能拿下多少个议席，也成了对槟州选民的考验。我提出的论据是今时不同往昔，反对党处于较好时机突破一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要否决2/3优势，也就至少要取得15个州议席。若是再现1990年的版本，就有此可能；若不能，有10个州议席是被列为短兵相接的场所。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机会是相等的，但军情似有偏向后者，而使前者告急。彼此都在使出浑身劲力，成了胶着之战。至于变天还不大可能，相信反对党也尚未有此心理准备。

我也提到许子根上京“再转变”的事，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转变。因为立国以来，槟城尚未有一位槟城土生土长的华裔出任内阁部长，今次许子根带着使命为槟城的未来更大的发展而上中央，我们应予以重视。另外，在许子根上京后，我也坚持槟州的新任首席部长应该继续由华裔来担任。其中理由无需赘述，大家心里有数。巫统领袖保证由民政党人来担任，显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认同和对社会契约的尊重，值得欣慰。

关于马华公会今次在大选中突然重演1959年大选时，党领袖（此次指陈广才，过去是指林苍佑）未上阵竞选的版本而影响了军情。如果马华公会能及时派翁诗杰到来统领，情况或者会好转些，不然马华的候选人在竞选中面对的严峻挑战是不言而喻的。虽然陈广才有到来助选和打气，但如果加上翁诗杰的配搭，则会对候选人的军心有所激励。就不知黄家定有何想法和看法？

从观众的鼓掌声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希望大选带来改变，让反对党增加议席；他们也支持民政党再转变和保住华裔首席部长；同样对马华的作为也有所肯定。换句话说，他们对任何政党都有期望而没有绝望，并希望他们把人民的要求和梦想带在心上。现在是看各政党怎样使出浑身解发来赢取人民手中的一票？

水静河飞看“反风”

提名之前，各政党已纷纷攘攘一个时期，彼此都不愿出牌；提名之后，各党都亮出牌底。不见王者之战，大家都松了口气。但宣传战和口水战随之此起彼落，每个政党都寸步不让，寸步必争。有人说本届大选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反风已经吹起，对执政党有一定的冲击；但也有人问：提名过后，一切照常，车在跑，人在动，好像与平日没有什么差别，风又从哪里来呢？

其实这两种感觉都没有错，也不会有严重的矛盾，反而体现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成熟。虽然政党可以造势，但都是有克制性和比较文雅的举动，即使在提名日各方人马纷纷展示力量，也只是点到为止，鲜有恶言相向。而人民也會懂得如何做出抉择，无需大声摇旗呐喊，随风起舞。

那么大选风又从那里吹起呢？其一是各党的座谈会较往常为多，也颇吸引人潮；尤其是反对党的集会，更见人头攒动。因此有人根据反对党的造势来评估反风有多大。其二是现代科技的进步，除了各类媒体的大篇幅报导外，也出现互联网的各式各类的言论；更有发不完的手机短讯。造成人们一种印象是反风在渐渐吹起。其三是在咖啡店，在人潮多的地方，也不间断地提及大选的事。有的是人云亦云，有的是相互争执，到底是选党还是选人？其四的一个至为普遍的现象是，相当大部份的人都认为应该给反对党多一些席位，但应该怎样给和应该给多少，就成为执政党的一个忧虑了。因为投票是个人的事，到底那个区应投给那个党或怎样分才能使到反对党拥有1/3的席位，都没有一个模式和参考。不论反风是大是小，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多数的选民都比较一致性地认为本届应增加反对党的席位，也不再分州或国来投票，不过也不以为会变天。既然不变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最好的结果是在执政党稳定下，反对党也强大，具有制衡力量，比例上2/3对1/3是可以被接受的。

如果说，老百姓心想要有一些改变，也不能诠释成反风。所谓的反风是指对执政党的冲击较大而已，这又是民主政治规律，不足为奇。主要是过去执政党太过强大，强大到占据议会的90%的优势，而反对党只剩下10%，在比例上，过于悬殊。对此连首相也承认本届大选不会重演2004年的狂胜，那是一场硬仗。这就是说，硬仗中有得有失，执政党也要坦然地面对失去一些议席的挑战；反对党也要接受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已是算是相当不错的。

就此而言，由于受评议的大课题一个接一个来，像雪球那样在滚动，我们也自然听到风已在吹。不过这只能凭感觉，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它没有狂风暴雨的迹象，也不是十号风球。

其实要求改变不是坏事，执政党的民政不是也提出“再转变”的口号吗？可见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在本届选举中求变，差別在于执政党要的是顺序和适度的变；反对党要的是突破性之变。而人民呢，心中有数要怎么变。也难怪市面上水静河飞，风平浪靜，但靜中又求变。怎么样的转变，就看人民的取决了。

许子根vs拉马三美

威省峇都加湾国会选区成为焦点之一是因为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上阵守土，与行动党的拉马三美来一个“学者之战”。前者原本是理大的副院长，已从政26年，不再是单纯学者，而是“学者政治家”了。前港大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就赞赏许子根是成功转型的学者，在政治上有成就。

由于从政历史之长，许子根的政治形象已深入民心，且有幸当了18年的槟州首席部长。如今贵为民政党代主席，已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了。如果不重提往事，人们可能忘了许子根曾在学术殿堂也有标青的表现。

至于他的对手拉马三美也是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他在1981年加入国民大学执教，由于对正义，民主与人权的执着，他曾被委为参与斯里兰卡和阿齐和平协议的工作，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2005年8月，他在国大的服务被终止不再延长。根据他的说法是因为他对时政的批评触碰了政府政策，而成为一个牺牲者。一个月之后，拉马三美加入民主行动党，出任国际事务局秘书，也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被肯定的，但因出道较晚，在政治上尚算是一名新人。

他和许子根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前者58岁，后者59岁。如果在大学内，他们两人都有足够资格坐上荣誉教授席上。一个是人文社会历史学家，另一个是教育学家，各有千秋，也各有专长。不会有冲突，也不会相互排挤。

可惜的是，今次大选在峇都加湾区只有一张椅子，而没有两张椅子，当两雄相遇时，就有一位被淘汰出局。究竟选民怎样做取舍，成为一个被议论的课题。

撇开双方所代表的党在政见上不同乃至针锋相对不议外，我们不妨从实质的角度来评析这两个人，因为我们选的是国会议员而不是谁坐教授的椅子。如果说是选普通的国会议员，那倒无伤大雅，但现在我们要选的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国会议员，也就需要在选人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抉择。

许子根摆明是代表民政党在国阵内的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目前还是担任褓姆时期的首席部长。他此次弃州攻国是因为已身为民政党魁，上京是为了出任中央部长，而有责任把槟州的未来扛在肩上，以在内阁中据理力争。换句话说，他是带有重大使命转换轨道的，不是刻意要和拉马打对台，或来一个学者之战，只是巧合两人撞在一起。

至于拉马当然也同样带有使命，要壮大反对党在国会的力量，要在国会发出强烈的声音。相对来说，他所肩负的使命和职责与许子根并不相同。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又看到行动党巧妙地把拉马也安置攻打峇都加湾辖下的一个州议席，其用心也就不明而喻了。就行动党来说，拉马有两个（两张椅子或取一张）机会，也算是 对教授做了妥当的安排。

但对民政党来说，许子根只有一个选择，不是打州，就是打国。他之所以选择峇都加湾是由于此区原属民政党的议席，不是抢攻反对党的选区，而是打一场保卫战。反而是拉马初试啼声下，不巧碰上政治巨人。虽然他们是在打“君子之战”，但其重要性已不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是其中一位代表了槟州大多数人民的心愿，以便通过峇都加湾选民手中的一票送第一位槟州华裔上中央当部长。
两相比较之下，峇都加湾区的选民也许懂得怎样把票投下去。峇都加湾国席已不仅是政党之争，更是涉及了是否要选出代表槟州的第一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