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许子根从政来时路 （新闻评论）

在70年代，许平等是一个闪亮的名字。他先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会长（1974-1978），接着继承前会长庄汉良留下的空缺，成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在任期间，建树良多，出版了《经济季刊》，成为工商界的“权威著作”。许氏期满后，他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1980-1984）。因此许平等是从70年代红到80年代的华社领袖。他最“威水”的时刻是在1978年邀请时任副首相兼贸工部长的马哈迪为槟州中华总商会75周年主持开幕礼。当时有一位年轻与风度翩翩的学者型人物站在许平等的旁边担任英语翻译，他就是许平等的公子，也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许子根博士。
因为那一天的因缘际会，马哈迪注意到许子根这个人，后者当时在理科大学任教。

许平等在华社的知名度是靠两把刷子——中华总商会及华人大会堂刷起来的。当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马华公会升旗山区会的主席，不过他并没有鼓励他的孩子参加马华公会。因为原先他知道许子根是读书的料子，不是政治人物。

说起许子根，他年轻时就表现出“小时了了”的不凡成绩，读菩提小学时跳班，上钟灵中学时也跳班，因此他高中毕业那年不过16岁，有人说他是天才儿童，也有人说他是神童。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许子根高中毕业后就到美国深造，后来考取博士回来。对于一位才智过人的读书人来说，考取博士不是问题，他在顺利通关后就回到理大再任教。在80年代初期，已是教育学院的副院长。

本来他的仕途在教育界发展也会一帆风顺的，但最多只能升到大学的第二把手，不会是第一把手，因为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不曾有过华人担任大学的实权副校长，顶多升到校长助理或第二副校长（后期大学的副校长升级称为校长，才有了第二把手称为副校长）。正在这个时刻，有人敲许子根的门，这批人不是政治人物，而是董教总的领导，他们设法说服许子根参政，为董教总寻求一个突破。

在半推半就下，许子根还是不轻易允应出征，结果在林苍祐的力邀下，也在其父亲许平等点头及夫人支持下，许子根接受了献议，在丹绒上阵，以便从行动党手中赢回原属林苍祐的“堡垒”。

在当时，许子根是受多方面的鼓励才参加民政党，正巧1982年的大选，许平等还是槟州华人大会堂的主席，挟此声势，许子根就已经先声夺人。我曾问过时任大会堂总务的周曼沙对许子根的评价，他说此君文质彬彬，很有学问，值得支持从政。就这样大会堂也就比较大张旗鼓为许子根造势，因为他是主席的公子。有了华团做“后盾”，许子根这场仗打起来也真有看头，不宁唯是，董教总也出动精英为许子根站台，一时声势浩大，把行动党的候选人陈庆佳比了下去。在这方面，林吉祥是最不负气的人，他问道：为什么许子根被标签为华教人士，难道留台的毕业生陈庆佳不是吗？因此说他对董教总有意见和抗议是不争的事实。

大选结果，许子根胜了，陈庆佳败了。从此许子根摇身一变成为政治人物，而且是炙手可热的新鲜人。凭着丰富的学识，许子根成了称职的国会议员，也为他的仕途铺了平坦的道路。

但4年之后，林吉祥亲自向许子根讨这笔“债”。他在1986年的大选，蓄意挑战许子根的丹绒区，冠其名“丹绒一役”，顿使许子根处于劣势。

不用说，许子根被林吉祥打败了，他转而成为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这对许子根来说是不得已的“屈就”，因为他的心思是放国会和中央，并没有打算在槟城发展（但却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因为林吉祥这一逼，许子根也就在1990年找到另一个平台，出征丹绒武雅州议席。不论是否是党的安排，许子根这一“转台”也就开罪了许岳金。许岳金原是丹绒武雅三届州议员，因开罪了陈锦华，在1986年被调往升旗山国会黑区打行动党魏福星，自然是凶多吉少。而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区留给其妻舅邱武扬出征取胜。讵料1990年邱武扬因投入马华而失去丹绒武雅区。许岳金也在那一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打峇央峇鲁区，结果许邱两人（由民政过档到马华）双双落马，许子根则在丹绒武雅区找到第二春。

这春天对许子根是太灿烂又太重要了，因为林苍祐被林吉祥拉下马，而且马华又再一次在州议席全军覆没（这里头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曾永森也落马，他参加威省州议席失利。如果他胜出，可能就由他出任首席部长了），也就只剩下两个人够资格取代林苍祐，一个是吴清德，另一个是许子根。在党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下，许子根成了第三任首席部长。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以许子根的条件，在当时没有人说他不够资格和不够经验担任首席部长，而许子根也当仁不让地越级而上，从政治秘书跃成首席部长，一时荣耀集身，有如黄袍加身，许子根成了大红人。

说来也十分吊诡，许子根不是民主联合党的人，他的政治背景是一片空白，怎么能在90年代成为新一代人气王？没有人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

于是许子根的故事又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题材，从他孩提到读书到从政都被视为读书人的典范，许多的父母莫不希望将来有个孩子像许子根那样的“光宗耀祖”。如果那时谁家孩子被标榜为“许子根第二”或“小许子根”，做家长的肯定乐开了怀。由此可见，当一个当红时，他的什么都好；当一个走霉运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好，不是吗？近日汪天来就喊冤，不要把我形容为“许子根第二”。这在308前，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成为许子根第二。

说好说歹，许子根可是如假包换的18年槟州首席部长，在他人气急升的年代，谁都想靠近他，又有谁说他的坏话呢？

不幸的，在2008年的一场政治海啸把许子根冲到七颠八倒，民政党在一夜之间变成什么也不是。这个时候寻找代罪羔羊肯定是瞄向许子根的。但找代罪羔羊又怎样？这个党还是支离破碎的。因此他们又寄往许子根重新凝聚力量，但一个失去政权和失去中央部长权的领袖，又怎样重整山河呢？许子根固然早期是“神童”，但他不是“神仙”，只能以有限的资源和沿用老方法，避免军心散涣。然而当一个党落难时，它的可行方案就是改组。于是巫统改组了，由纳吉取代阿都拉成为巫统主席；马华也先由翁诗杰取代黄家定，再由蔡细历取代翁诗杰；印度国大党也由巴拉威尼取代三美威鲁，唯独民政党依然故我，没有变化。这就使到许子根成为靶子，被党内外人士起而讨伐。

平心而论，许子根当党主席（正式的）也不过两年有余，在308之前只是代主席。但扶正也好，代也好，他既然这么倒霉在不适当的时候接班，也就无话可说和没有推卸的理由。他必须承担民政党惨败的后果。

当民政进入2011年尾的时候，已丧失了3年的改革时机。如果这时候许子根不做出牺牲，恐怕民政党将看不到明天。因为一个不改变领导的政党，所受到的抨击是多过赞美的。许子根除了认命之外，也没有更好的理由来继续巩固其政治地位。当引退的时代到来时（不论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他除了挂冠而去外，也没有栈恋的理由了。因此许子根虽有满腔的热情和学富五车的学问，无奈时不予他，只好自我引退。这是政治残酷的现实，许子根也逃不出这样的规律。也许他的未来是回到起点，回到他的学术职场。我们相信，他可能会有另一个人生的春天。毕竟他的政治生涯已流水东去，再回头也已是百年身！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号外周报》第558期

和平集会法案评议 （跃马扬鞭）

由首相署部长纳斯里在国会提出的2011年“和平集会法案”受到各方的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这项法案并没有想像中的宽松与大方，而是夹带一些条件，使到申请人不易通关。

虽然法令允许人民在指定地点举行集会，不再需要向警方申请准证，但集会前的30天必须向警方报备，而警方可以设定条件；同时警方有权逮捕任何拒绝遵守法令者，如携带武器或携带儿童出席集会，并可使用合理的强硬手段解散集会。在这方面，政府也有规定某些场合是不能举办集会的，比如医院、机场、交通总站、码头、宗教场所和学校等。同时，只有某些集会无需通知警方，如宗教集会、送殡游行、婚礼、家庭日及年度会议；也只有某些集会儿童是可以参加的，如宗教集会、送殡、习俗集会及部长批准的集会等。

从这边来演绎和平集会法令，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不用准证也可以举行大集会。这与过去的严格限制算是放宽了些许，但它又设下不少的限制，也就给申请人增加一定程度的困扰。

此外，政府仍然禁止街头示威和游行。这就是说，政府的放松是针对大集会而言，而街头游行仍然是被禁止的。这不期然地让人感觉到并没有实质上的改革。

在过去，虽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可以进行和平而非武装的集会，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警察法令也规定超过5人的集会可以被视为是需要申请的，这项条文在我国独立前已经存在。当然它不是指少数人的集会就是犯法，而是政府为阻止人民利用“结社”的自由而掀起反政府集会和游行，也就对具有政治性质的集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虽然三申五令，在70年代之前，左翼政团是不理禁令的，它们仍然此落彼起地举行示威游行，也一度使到警方对左翼政党的活动进行打压，一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在街头巷尾布阵，制止和解散示威，并采取逮捕行动已成为那个年代的标记。因为左道中人将示威游行视为政治斗争的战略，一有必要就群起而讨伐之。例如在1965年，社阵党人为抗议联盟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而展开示威游行；又例如1967年为抗议旧币（英女皇肖像之钞票）贬值近15%而由劳工党人发动示威及大罢市，也震撼了全国。当然最具规模的变相示威游行是在1969年“513”前夕在首都举行的劳工党人林顺成的出殡阵势。

转入70年代之后，左翼政党已因各种原由化整为零，不再兴街头斗争，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第三势力的政团。这包括行动党、民政党在1969年的大选成为政治的造王者。但这两个政党基本上是不鼓励街头游行的，除开成绩揭晓当天的庆祝游行外。

反而在70年代马来社会涌现新的斗争浪潮，街头示威成了马来大学生的时尚，更塑造了一个政治偶像立足于70年代，他就是今日民联共主安华依不拉欣。

如果不是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党官职，马来西亚政坛肯定不会掀起大风大浪。“烈火莫熄”运动也就在安华的号召下，曾出现了10万人的大游行大集会。声势之浩大令人侧目。自此之后，街头斗争比较消沉下来，不过两股势力的斗争方兴未艾。

吊诡的是，在千禧年后的2007年又卷起大集会浪潮，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这个被视为没有准证的大集会导致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发生。在这之后，政府开始领悟示威的威力。

未想转入2011年，又一场709的大规模示威，再次由净选盟领军，开展一场有万人之众的大游行。
这也给纳吉政府一个强烈的启示：严禁不是良策，不如来一个小开放，让人民可以对不满透透气，也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

就我们看来，政府的小开放不仅不够大方，而且也不得体。在开放之余又来诸多限制，对民主的推动没有太大的帮助。既然政府已决定废除内安令，为何对集会游行有所担心呢？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民主是要有具体表现的。不单单体现在大选上，而且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取消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的限制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样，马来西亚的民主才能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典范。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向纳吉唱反调？（现代春秋）

我们不知道为何前首相马哈迪一直反对提早大选，他反而提醒现任首相纳吉还有一年半的任期，不必急于举行“闪电”大选。 他所持的理由是巫统内部不够团结，由阿都拉（前首相）遗留下来的党内各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尚未摆平；尤其是308以来，巫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因此他不主张纳吉冒这个险。 但在纳吉这一边，他原先部署是在今年杪来个“闪电”大选（如果他真的在今年内大选，那将是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最快的一次大选，政府只任期3年有余即解散国会。在过去都至少是4年后才举行大选的），理由是国阵认为，它已从谷底走上来，而且也相信马来票有所回流及印度票也会被争取回来。但又因为各种缘故，大选似乎已不可能在今年内举行，也就会推到明年的事了。 即使纳吉将大选挪到明年上半年举行，也不符合马哈迪心愿。因为马哈迪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坚持大选应在政府任期满后的2013年才举行。虽然在表面上马哈迪所持理由如前所述，但更大的理由还是怪责阿都拉当政时破坏了国阵的稳固根基，也动摇了巫统的统治权。而在马哈迪看来，纳吉还未完全走出阿都拉的阴影，所以他不应该承受阿都拉的过失，应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整旗鼓。 究竟是马哈迪的分析比较正确或纳吉的分析比较正确，也真是没有一个标准。但若从马哈迪的治国手腕来比较纳吉的治国模式的话，我们或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答案。 对马哈迪来说，他是一个不按牌理打牌的首相。当大权在握时，他不容许其他人或其助手对他构成阻力和威胁。如1986年其副手慕沙希淡走后，他亲自将“2M政府”的招牌拆下；又如1998年革除副手安华，也是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不让安华有反扑的机会。 虽然在踢走安华之后，马哈迪在1999年初迎来了阿都拉成为副手，但是不幸的，在2006年之后，马哈迪又与阿都拉闹翻，导火线似乎是阿都拉否决马哈迪在位时（2003年退休，让位予阿都拉）所设计的跨越长堤的美景弯桥，认为不切实际，实则是阿都拉顾问团重新规划马来西亚的发展。其中最彰显的是阿都拉将马来西亚分成五大块发展，即北马走廊、东海岸走廊及柔佛经济特区，和沙巴及砂拉越的发展区。 由于被认为华而不实，也不被马哈迪赏识，阿都拉终于付出代价，一场308的政治海啸把国阵吹得七零八落。归咎起来就是阿都拉领导不力，使国阵陷入困境。正如马哈迪说的，如果阿都拉2008年大选取得佳绩，就不可要求他退位；反之，他是应挂冠而去的。 由此看来，马哈迪的所谓领导能力是以领导大选胜利为标准的。他自己这样自豪地说，他本身担任首相22年，经历每一届大选（总共5届大选）都取胜，而且每次胜了三分之二多数席，所以他是无敌者。 尽管马哈迪在位时被批评为“独裁和独断者”，也做过不少备受争议的决策。如1985年推动单一语文教育（2003年才来推动英语教数理科）、1987年展开茅草行动大举逮捕政界人士和学界领袖、1994年在沙巴夺权，先是推出首席部长轮任制，后是（2004年）停止轮任，由巫统领袖一直做到今天。 因为马哈迪经常用大选成绩来掩盖其施政的失当与争议，也就不在意其个人形象是否被标签为“铁腕领袖”。 反观纳吉，他虽然希望能像马哈迪一样特出，以形成新一代的造王者，但他显然尚未具有马哈迪的权威，也就在很多方面强调和侧重个人形象。换句话说，纳吉希望尽快把国家经济转型，从而赢得好口碑。 除此之外，为了突出他的民主价值观，纳吉大胆地宣布将废除内安令并免掉报章每年更换执照之苦恼。他的所作所为反映出他正在尝试走其父亲走过的路线：从宏观的变到微观的变。毕竟仿效其父亲比成为“马哈迪第二”更容易。如果说其父亲的变是表现在国际课题上，如走中间偏左路线，化东南亚为中立区及与中国建交等来强化国内的改革，那么纳吉则是通过国内的改革来争取民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纳吉宁可走起父亲的路线，也不照搬马哈迪的政策，则马哈迪对纳吉有微言也是预料中事。例如马哈迪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采访时，就埋怨巫统缺乏有素质和可信赖的领袖。虽然现任首相纳吉取代阿都拉后问题已经逐渐改善，但还需要时日来恢复元气。 在马哈迪看来，纳吉在消除阿都拉“劣政”上不够明显。可是纳吉认为他在两年来的领导已刷新巫统的形象，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马来人给予他的领导的认同和认可，加上印裔选民也接受他的领导，如果能在华社争取回一些华人票，他就可以大胆地宣布大选了。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近几个月来纳吉频频向华社，尤其向槟城选民招手，其中分派“红包”也比民联来得大方，支持华教更是大手笔。凡此种种，是马哈迪时代所没有的，这正是纳吉的新作风和新策略。 如今看来一切已准备就绪，纳吉也已不能让所有的“功德”做在草地上。因此我们相信大选将会在明年５月前举行，较有可能的是在明年２月。 若是大选在半年内举行，就意味着纳吉与马哈迪的理念会越行越远，而不是越走越近。事实是否如此，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刊登于2011年11月28日《光华日报》

宽中韩中缔结姐妹校 （直挂云帆）

南马的宽柔中学与北马的韩江中学终于在十一月十七日缔结为姐妹学校。这在独立中学来说，倒是历史性的“两结合”。正如韩中董事长陈国平所说的，历史的渊源将这两间名校联系在一起而在今日擦出教育的火花。也正如宽中董事长陈伟雄所形容的，彼此也完成了一个华文教育体系的使命，准备在未来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当然这也正如宽中赠送韩中的一幅对联所说的：“情谊历久弥新，共创美好未来”。

本来韩中与宽中是各自发展的，也一向以来未曾直接的交流，因为彼此相隔太远，也就各就各位。但踏入今年以来，韩江中学生4月迎来了宽中第一批客人。在参观之后，双方建立起朴实的教育情。接着在5月的时候，我们又接待宽中第二批董教代表团一行廿人到来参观访问。在第二副董事长童存星的率领下，成员包括宽中领导董事与正副校长，阵容比第一次到访还要整齐。

因为有了良好的开始，韩中董教仝人决定组团回报访问（9月份），全团一共20余人“浩浩荡荡”向宽中出发。承蒙宽中董教仝人的热情接待和介绍，使我们对宽中的办学与校风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感受。

在参观宽中总校和古来分校后，我们的印象是“大而宽”，不仅总校在新山市区拔地而起，成为柔佛最著名的华文中学；更在2002年在古来增设新校区，占地30依格。当2008年古来分校全面使用时，这间独立中学已成为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分开两个校区。即使总校占地比不上分校（约13.5依格），但它的古老而温馨的校园让人身置其中，有无限的遐想。而在古来的校园，建筑富丽堂皇，设置有如学院，别有洞天，实在是“百年树人”的好场所。

虽然名为“分校”，但我被告知，其实宽中是一体的，只是分开两个校园。因此它只有一位校长，下设数位副校长各司其职，形成了一校两园的美丽风景线。而有“总校”和“分校”的称呼是为了方便。

当我们参观总校时，有被告知学校的课室已不敷应用，有建议将礼堂两侧的校舍进行翻新，但有校友不同意而在报章上成为争议的焦点。我对宽中的历史不了解，未敢置评。但我在了解到宽中的学生逐年增加后，也就放眼一望它可资发展的面积也真不大。至于宽中董事会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那就要用脑筋和智慧了。毕竟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不能改，而是要怎样变和怎样改才是关键所在。既然宽中已具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同时也将古来校园发展得令人刮目相看，没有理由宽中总校会因不同的意见而呈现胶着状态。

在这方面，我倒是对宽中的“文物室”有些意见。以近百年历史的宽柔来说，它的文物室是不够大的，收集的资料也只以图片为主，文物倒是不多。如果它有更宽阔的地方或在扩建的过程中把“文物室”扩大到“文物馆”，然后通过校友和董教仝人把宽柔从小学、中学到南方学院的历史有条理的收集和联成一气，则可以充分地反映出百年宽柔对华社的重大贡献和对新山的重要性。

至于古来分校，它宛如一间有水准的学院，学生在这里受教育肯定会因舒适的环境而变得更加聪明和勤力。根据校方告知，今年宽中共有学生超过9600名，明年则突破一万名。由于学校设备难以容纳，因此有逾千名的小六生不得其门而入。这就是说，宽中已成为柔佛华社的希望和学问的殿堂，许许多多的家长都渴望孩子进入宽中而骄傲，但是宽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它的前任董事长林俊民这样告诉我，他的孙子因为成绩少了几分而考不进宽柔中学，只好将他安排在其他中学受教育。虽然身为校董，他没有特权，宽中不搞特殊化，也不设特殊班，一切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因此宽中给人留下的好印象是：它是大公无私的；在有教无类下，概由成绩来说话。

是的，宽中大礼堂前的广场竖立的孔子铜像已彰显宽中的教育精神，万世师表的孔子也成了千千万万学子崇拜与学习的对象。

因为宽中的成功，很多人都以此作为独中办学成功的典范和榜样，但独中的命运和际遇是因地域而各不相同的，也不能相提并论，甚至不可同日而语。

宽中的条件是许多独中所没有的，其一它是全马第一间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1958年）。换句话说，当达立教育报告书未出炉前（1960年），它已经决定不接受津贴了。自此之后，它在自力更生下，获得了新山华社的鼎力和热心的支持，也因为新山华社的同心协力，国民型中学并没有成为宽中的“对手”；而且国民型中学也没有办得比宽中出色，学生家长自然把宽中当成第一首选。反观北马，独中的命运就不能与南马相媲美了，槟州有10间国民型中学，规模都比独立中学大，它成了家长的首选。至于5间独立中学，除了韩中别无分号外，其余的4间独中都是从国民型衍生而来的（事实上，在60年代，当林连玉号召保持独中的地位时，只有16间不接受改制，另外54间先后接受了改制）。所以独中是在备受打压的情况下挣扎生存的；后来又再从国民型中学中出现了独立中学，才有今天的60间独中的局面（有人说是61间，其实宽中只能算一间，不能算两间）。这就是说，独中在先后不足下，只见南马、中马及沙巴的发展比较健康和正常的发展，其他地区而言的独中则是勉为其难地力争生存；尤其是北马区的独中就没有南中马的幸运。如果有人说，独中生爆满，学生挤不进独中，在某些地区或许是真的，但从来未听闻北马独中有人满之患。比起国民型逾3千名学生而言，又有哪间独中敢拍胸膛说他的学生超越钟灵、槟华和日新的？
再者，北马只听闻国民型中学不够应付家长的需求，才有了北海钟中，有了菩提迁校，而现在又有了日新分校在高渊设立的“佳讯”，但却没有人提及增建独中？为什么独中一直只能沾沾自喜而不客观反映实况呢？我们甚至也听到奇怪的论调建议东马独中增建宿舍来收容独中生，因为西马独中生爆满？

忝为北马独中的负责人之一，怎么我们麻木到学生爆满还不知道？我们也真的要实事求是了。有谁为北马的独中操心呢？没有，各个独中还得靠自力更生。

正因为这样，韩中在逆境中力争上游，才有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学生企于千名之列，但我们实在无法与国民型争一日长短（全槟州10间国民型中学有25000名的学生，全槟州5间独中的学生不达5000名）。因此寻求与宽中合作，向宽中取经，交流教学经济，互派老师教学和进行学生交流，成为韩中未来所追求的新目标。

我们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缔结成为姐妹校，为的是希望北马的独中向南马看齐。这样一来，独中的明天肯定会更好！

刊登于2011年11月24日《东方日报》

从参选到退选的许子根 （直挂云帆）

在1982年“意料之外”参政的许子根，终于在“乱局”中作出了“牺牲小我”的决定，宣布不再参加来届的大选。这意味着，从政29年的许子根将在大选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句号。我相信，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也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许子根和民政党来说，这应该是好事，也是许子根全身引退的第一步。接着下来，预料他将辞卸槟州国阵主席。而且在大选过后，他将不再寻求蝉联民政党主席，比他自己的计划提早了3年左右（许子根原本规定自己只做两届主席，即在2015年引退）。

至于民政党也因在308政治海啸后一直振作乏力，加之改革不彰显，也就被外界评为“还是老样子”。最主要的是，它的领导层一成不变，仍然是308前的局面，也就感觉不到民政党有什么改变。现在许子根做出改变的第一步，自然预见民政党下来会有大动作。

事实上，民政党自创党以来就有其一套理论依据，那就是坚持中间偏左的温和社会主义路线，即使在70年代参加国阵后，林苍祐也没有改动这个大格局。但他强调的是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及公理与正义必须被维护。在这方面，林苍祐经常以槟州的发展作为榜样和典范，以让人民看到一个新的社会在槟城涌现。

无可否认的，林苍祐是引进“经济政治学”的理论在其治州的蓝本上。换句话说，一切以经济为主导，只要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他就勇往直前。久而久之，林苍祐造成一种效果是：只要是对经济有利的就是对人民有利的，其他的精神上的发展已在有意和无意中被忽略了，例如也有人批评林苍祐主政后，所进行的是槟州发展，对于民族教育和文化，已非槟州政府的主力。

当然这也不全是林苍祐的原意，而是他面对走向“渔村”的槟城，若不急起直追，槟城将会沉沦下去。因此在鱼与熊掌下，林苍祐只得以槟州未来为重。

其结果是80年代民政党陷入一场“民族教育”的危机，包括林苍祐也感同身受。也因为这样，董教总闯进了民政党的世界，要求民政党把华教的课题带进国阵和内阁下。在林苍祐不置可否下，郭洙镇和许子根忝为“华教代表人物”（这个名堂是董教总按上的）浮上台面成为政治人物，而且是民政党的候选人，以弥补民政党在林苍祐领导下淡化了民族教育的课题。

虽然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派出的候选人只胜了一半（许胜郭败），但也“挽回”了民政在早期的形象（林苍祐早期的形象就是民族的“英雄”，不惜退出马华来展示其民族气节）。

可惜的是，在董教总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下，它不能兑现这个理想，以致在后来褪了色，直到1990年的时候，董总主席林晃升又改弦易辙，推出“两线制”概念，一反“三结合”的理论。这意味着董教总打进民政的战略不是正确的。

因此到了90年代，民政党已不能再引用董教总的金字招牌来壮势，而是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挑战。也因为这样，林苍祐在1990年的大选对垒林吉祥时，他就显得在气势上盖不住林吉祥的凌厉攻势，而后者借用两线制和批评民政对民族教育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取得优势。结果是槟州的成就也抵不了民族大业的重要性。林吉祥的胜利就是反映出华裔社会有求变之心。但在林苍祐失败后，人民又产生惋惜之情。相比之下，人民又认为槟州政权远较其它课题紧迫和重要，主要是林吉祥做不了首席部长，也就不再指望他来改朝换代了。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许子根成为林苍祐的接班人。他在下来的一连三届击退行动党的攻势（1995、1999及2004）就是因为选民不能拿槟州政权作赌注，而许子根也就因势利导作了18年的首席部长。正由于他的顺势主政，也养成了一种“自然主政”的心态，即使有外界批评槟州后来发展不力，对民族课题闪缩。但对民政党来说，这是大气候所致，不是民政所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

可是人民并不是这样看问题。当他们认为民政已扮演完其“应有的角色”时，也就有一种改变的心态。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就是在民政措手不及下的大逆转，人民不客气地把民政连根拔起，这是继1990年林苍祐跌马后的另一个大挫折。许子根不但失利，而且连民政也扑地不起。

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下，许子根虽有心扭转劣势，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因此选择急流勇退是必然的结果。无可否认的，这也与巫统的咄咄逼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性的，因为更多的人要看到民政的改头换面。由于这样，许子根的退下和邓章耀的上位已成为一个新形势。这个形势是好是坏，没有人可以预测。只是知道，有改好过没改。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东方日报》

谢宽泰寻求第二春？（天下纵横）

很久没有看到谢宽泰了。9月份的时候，他突然现身客属公会的宴庆，我请他上台讲几句话，他说免了。但在私底下的交谈，我发现他仍未对政治死心。假如党没有放弃他，他希望能在丹绒武雅上阵。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遮遮掩掩。

就谢宽泰来说，他一出道就有心在槟州发展，原先是左翼人民党党员的他，后来加入了民政党，而且在许子根于1990年当首席部长后，他聘请谢宽泰担任首长特别助理。

谢宽泰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凭他自己的努力，他终于在1995年被党委派在升旗山国席角逐，终于从行动党手中为民政取得宝贵的一席，从此官运亨通。他不但在1999年的大选成功守土，以百余张多数票击败行动党强人林吉祥，引发政坛哗然，马哈迪也吃惊。结果为犒劳谢宽泰，他被提升为副部长，他成了党内的吴清德第二。

接着他在党内的地位平步青云，成为党的总秘书（1999-2008）。虽然这个职位是委任的，但权力也相当大。谢宽泰顺理成章成为党内的四大金刚；另外三位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镇及老三许子根。在没有硬性规定下，谢宽泰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在1999年气走林吉祥后，更是人气急升。

虽然在2004年大选后，谢宽泰以超过一万张多数票蝉联升旗山国席，但他的政运似乎不顺畅；尤其是在争取更换跑道，希望成为许子根的接班人的道路上面对阻力重重。

身为中央副部长的谢宽泰原本在2008年是有机会取代许子根的，如果许子根上京的话。可是民政党在人选方面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结果花不落谢家，宽泰又被派回升旗山国席，这意味着他将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对于党内这样的安排，谢宽泰是十分不服气的，因为他要的是弃国攻州，而且也算好与许子根对调选区，即许子根打升旗山国席，而他转战丹绒武雅州席。

无奈天不从人愿，谢宽泰也不知“得罪”了谁，无法一圆首长梦。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放弃最后的努力，在2008年大选提名前夕，力争攻打丹绒武雅州席，而将升旗山国席让给其弟弟谢隆泰。可惜党中央不同意，谢宽泰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本来不论是升旗山国席或丹绒武雅州席已是民政的强区和囊中物，没有人会想到一个308的政治海啸，把民政的整盘棋打得落花流水，不但谢宽泰输掉升旗山国席，而且连许子根千算万算也算不到竟在峇都加湾国席栽筋斗；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民政和马华的候选人全数被海啸淹没。

当民政在槟州输得一败涂地（不曾有过的屈辱）后，谢宽泰并不死心，他在2008年大选后与丁福南争夺槟州民政一哥，不幸输掉10张票。

在失望之余，他也宣布不再于同年10月角逐中央任何党职。经此之后，谢宽泰的新闻变少了，也有人说，他和许子根及丁福南组成的“铁三角”早就生锈了。现在又有了推测是邓章耀、汪天来和谢宽泰将是新的“铁三角”？是否如此，尚言之过早，也许这三人会成为未来的活跃主角，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可能是新的铁三角。如果有得形容的话，那就是谢宽泰正寻求突破和翻身，而且他的“零的突破”的悲情政治牌一打出来，或许是掷地有声的。但不知谢宽泰将从那个侧面切入而成为新的造王者？我们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及28日《号外周报》第557/558期

评许子根的《十字路口》（跃马扬鞭）

许子根在《南洋商报》的专栏以《十字路口》为题鲜有地披露了他的从政经历和如何面对“六个十字路口”。

对他个人来说，许子根将其从政的生涯分成六个关口，有的让他闯过了，有的则闯不过。到底是什么“六个十字路口”呢？根据他的说法，第一个十字路口是1982年的参政，先是婉拒，后是义无反顾一头栽进政海，结果迎来了第一个春天，从此脱胎换骨成了“董教总嫁出的女儿，任重道远”。扛着华教的十字架，许子根开展了不容易达致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目标（后来又变成“打进国阵，又被国阵所纠正）。因此许子根的参政不是“万人鼓掌”，而是在争议声中豁了出去，至少行动党的林吉祥和马华的李三春就反对董教总介入民政党大搞“三结合”；至少在当时民政党内一些较资深的干部，如吴清德、许岳金乃至陈锦华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们也弄不明白为何许子根等人被标榜为“华教人士”，而他们没有受到重视。这种矛盾在日后扩大成为没完没了的人事斗争和解不开的政治恩怨也是预料中事。虽然那一年许子根以不超过一千张多数票压倒行动党的陈庆佳，但也不值得大放鞭炮庆祝，因为在4年之后，许子根陷入了他自己所说的“第二个十字路口”。

这是1986年的大选，蓄谋已久的林吉祥终于插旗丹绒而吹起《丹绒一役》的号角。这个时候，我已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办《联合报》。我们将整个《联合报》办成政治报，而大受欢迎，自然也引起林吉祥的关注。我曾问他为何要打许子根？“两个好人”碰在一起不是好事。林吉祥说这是战略，没有所谓退让的。他后来更公开发话，许子根输了不打紧，可以被委任为上议员。这话听在许子根耳里十分刺耳，马上拒绝这样的“献议”。许子根说，我不会担任上议员的。果然这一仗许子根过不了关，但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下，他很快成为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

许子根的不接受委任上议员是对的，他无奈地出任政治秘书也是天意。因为有这一阴差阳错才有了“时来运转”的许子根。这就是许子根所谓的“第三个十字路口”。因为在1990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对上了林苍祐。有很多人不同意“王者对决”，认为这不是华社所要看到的。这时的林吉祥灵机一动，竟然发出这样的豪语：“如果林苍祐败选而行动党上台执政的话，他将推荐林苍祐担任槟州元首”。虽然这话使人半信半疑，但勉强让林吉祥过关，也减少了非议声。最终真的是林吉祥胜了一个马鼻，林苍祐败选了。可是在行动党无法执政下（国阵19席对行动党14席），许多人开始痛惜林苍祐政治生涯的结束，也开始埋怨林吉祥不该把林苍祐拉下马。所谓林苍祐出任槟州元首更只是说说而已，不具现实基础，因为这个职位是保留给马来领袖的。

虽然许子根在文内有提及曾建议由吴清德出任首席部长，但因为吴清德得不到林苍祐、林敬益及陈锦华（槟州主席）的支持，加上民政党内也有人怪责他找巫统领袖暗中支持，他的落选也就是意料中事。就这样，许子根凭其政治秘书的经验，闯过了“第三个十字路口”。

这一闯关成功也给许子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幸运。最关键的一役是1995年的林吉祥单挑许子根。因为有了林苍祐的教训，又未能预见行动党能改朝换代，槟州选民也就全力的支持国阵，把行动党压下去，包括林吉祥也得为“打败林苍祐”付出代价，以大幅度的票数输给许子根。从此林吉祥宣布“丹绒三役”落幕了。

虽然在1999年林吉祥低调寻求翻身，但因被抹黑与回教党挂钩，又再一次跌倒，直到2004年林吉祥才又东山再起，但他已更换码头去到怡保，与槟城无关了。

本来许子根气走了林吉祥后，可以高枕无忧地保住槟州主导政权。讵料在2008年大选时，许子根为上京或留槟事被折腾得难以做出决定，到最后才下定决心上京，这成了他的“第四个十字路口”。当他闯过第四个十字路口上京时，却又被拦路，不但他个人栽倒在峇都加湾的国席选举，而且民政党输完所有的国州议席。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把民政党的39年基业打掉了。许子根于是形容他在308政治海啸后，来到“第五个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也够兜兜转转的，打压更是四面八方而来，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面对和重整旗鼓。

这就是说，即使在2009年后许子根被委为首相署部长，但仍然无法让民政党走出海啸的阴影。
就在新的大选就将到来的时刻，许子根在《南洋商报》的告白书也留下了伏笔。言下之意他已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而他所要做出的“牺牲”是为了“挽救”民政党。这就是他所说的站在“第六个十字路口”上，他终于做出明确的抉择，宣布不再参加大选，并把槟州国阵主席交给邓章耀，以便民政党能翻开新的一页。

因此解读许子根的告白书，您会感觉到“英雄迟暮”的悲情。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南洋商报》

批判凯里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春秋）

巫青团长凯里建议政府推行新的社会契约以落实单一源流学校制度和土著扶助计划，从而促进国民团结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通过所谓“公投”来让人民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社会契约更是应受到批判，因为他的言论不但语焉不详，而且含糊其词，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首先，什么是“社会契约”？凯里没有说清楚，既然很多人都不知道真正的“社会契约”在哪里，又何来“新的社会契约”？ 根据我们的理解，宪法本身就是隐藏着“社会契约”在内。虽然我们在独立时没有所谓“社会契约”这一字眼，但因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它就不成文地表现出“社会契约”的精神。不过，真正出现于文字上的“社会契约”则始于1986年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的演讲。他这样说：“马来人支配的政治体系是出于独立之前极神圣的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切记，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体系当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是不能废止的。 1969年“513”的暴动就是挑战这个体系的后果。而在这之后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1957年契约所承载的承诺。新经济政策必须延续以维持马来人在政治体系的支配。这是符合1957年契约精神的，即使在1990年以后，这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仍需要有维持、保护和扩大的机制”（阿都拉•阿末曾任敦拉萨的政治秘书，胡申翁时代任副部长被捕，被指涉及红色政治。他后来曾担任《新海峡时报》总编辑）。 这就是说，“513”及新经济政策被当成社会契约的破坏和重建，但这种论述是值得商榷和有争议的。 事实上，当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生效时，它就基本上给马来亚的政治体系提出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之中有给马来人下定义，也有保护了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华人及印度人也得到生存权利的保障。 虽然在1947年时，华人社会与马来左翼政党曾联手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另提“人民宪章”的条文，但在英国否定下，“人民宪章”被束之高阁。从那个时候起，马来亚的政治是朝向中央集权制，一切的重要权力掌控在英国钦差大臣和总督的手里。因此最近有人提出怪论说马来亚联邦内陆不曾被殖民化是荒谬的歪曲历史。如果马来亚不是殖民地，巫统及各州苏丹又何须与英国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如果不是殖民地，马来亚的政治领袖又何须远赴英国签署独立文件呢？ 就是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出现，才有了1957年的宪法依据协定的精神草拟而成，这部被尊称为神圣的宪法成了马来亚立国的根本。它在里头完全没有提及“社会契约”，却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协商与妥协。 比如宪法中没有提及首相的种族规定和首席部长的肤色，但它却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非马来人不挑战，也没有政治实力争取出任首相，这个职位是保留给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同样的，槟州的首席部长也在独立前预留给华人，那个人就是林苍祐。他被英国政府钦点为“首席议员”，意味着独立时就由他出任首席部长，虽然他后来推荐王保尼出任，但还是花落华人。如果说这是“社会契约”的话，那它是宪法之外的另一个“不成文的安排”。 当然也不是独立时的安排在日后就不能被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独立时由马华的梁宇皋担任马六甲州长，两年后参政胜出担任司法部长，其留下的州长空缺就由马来人补上，从此也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契约”。又比如1994年后沙巴首席部长采取轮任制，但2004年后不再轮任，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这就否定了“社会契约”的存在。 改变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课题上。这涉及宪法之外的民族教育的争取。1955年，教总主席林连玉率董教总代表与联盟会谈，东姑要求不提官方语文问题，而华教问题也留待大选后再商议。这是教育问题首次被摆上政治桌上，也注定了华教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因为教育一旦与政治扯上关系，也就没完没了。 就在联盟于同年的大选取得大捷后，东姑答应成立一个以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接纳，也在1957转成教育法令，但令林连玉意想不到的是法令中的津贴学校成了华校罢课与学潮的焦点。 虽然1957年出炉的教育法令没有引发大争议，但1960年完成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就非同小可了。当它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时，就硬性规定华文中学要么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接受津贴，要么成为独立中学，不接受津贴。 由于林连玉的反对和抗争，他付出了代价，教书证和公民权被吊销，华校也被切成两半。虽然这不意味着华校已面临存亡危机，但华校也因此变了样。既然华教没有存在所谓真正的“社会契约”，则凯里的新社会契约又从何说起？ 在这里，我们认为凯里必须要翻查马哈迪的执政记录才好提出“改革方案”，否则是会跌入陷阱的。 凯里不能否认的是，马哈迪当政期间是他一手国语化所有的学校，除开华小、淡小及独立中学外，当国语政策大行其道时，华小顿成为热门的学校，这点是马哈迪所不担心的，因为来到中学，学生们不可避免要国语化所有教学的。这就是说，尽管华裔家长有90%将子女送进华校，它不成为教育的阻力，相反的，马哈迪所牵挂的是宗教学校的方兴未艾。这种趋势也是他在当首相时明显起来的，主要是伊朗在1979年的宗教革命成功后，带动宗教学校在马来西亚蓬勃开展。 整整廿年的教育被宗教化和单元化后，让马哈迪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教育水平下降和停滞，因此他在2003年下台前将教育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规定从小学开始，也要英化数理科。如果他不在这方面下苦功，则马来西亚下一代将因英语的弱化而成为“落后”的人。为了制止不健康的走向，马哈迪的教育改革虽有争议，也是有进步的一面。 如今政府只是在教学上作出伸缩性的调整，暂时保留马哈迪的教学制，但不意味政府不会走回“国语化教育”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凯里在此时提及“单一源流教育政策”显然是火上加油，对冷却争议一点好处都没有。 既然一路来教育允许华印文学校有限度的存在和发展，同时这类学校也没有制造种族紧张的现象，则在此时倡议公投来落实单一源流教育，除了含有个人的政治议程外，我们也看不到有其好处与优点。 不论凯里所说的“公投”是分族群来投票，并尊重族群的决定，但它又能带出什么正面讯息呢？这样没有实质效果和意义的“公投”不投也吧！而且教育是民族大业，经国之根基，没有什么好公投的。 最好的做法是凯里收敛他的傲气，不要给所谓含糊的社会契约画蛇添足。一向以来，马来族群都不存在政治危机，有的是某些政客的耸人听闻，以遂本身的目的，实在不值识者重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也是与社会契约无关，而是一个国家政策的大转变。同样的，凯里不能拿教育和社会契约挂钩，他们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再说，教育也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光华日报》

槟州国阵主席人选牵动政局 （直挂云帆）

2008年308政治海啸后，很多人都把眼光投向民政党，究竟这个党还能支撑下去吗？有没有未来？因为这个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在槟州，连1席都保不住，这对一个执政槟州39年的政党，也真的是难以嚥下的“奇耻大辱”。

所幸，民政党在槟州的地盘被夷为平地后，还在其他州保留一点火种，拥有2国4州，不算是输个精光；更何况在这之后竟有3名州议员（一个来自彭亨，另两位来自沙巴）加盟民政，堪可告慰。再加上两名上议员的阵势，终于使到民政党又组成一个见得人的阵容，拥有一部长二副部长，还有沙巴的跳槽者也保留官职。

不论民政党如何地自我安慰它还是一个有“架势”的政党，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的大本营是在槟城。一旦离开了槟城，这个党存在的意义就大受质疑了。

此说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的。因为民政党从一开始（1968年诞生）就把槟城列为前线州。如果当年没有林苍祐义无反顾地解散民主联合党，将整个队伍纳入民政党，民政党将仍是一个“无兵司令”的政党。

他们这批发起人如陈志勤、V.大卫、王赓武和赛胡申阿拉达斯等人是理想主义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换句话说，是林苍祐给民政党赋入了有活力的生命，让民政党在成立一年之后，意料之外的在1969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成为槟州的执政党。

转入70年代，民政党就是凭着槟州当权的筹码被巫统倚重而收编成为国阵的一员（1974年）。自此之后，民政党之所以在国阵内能与马华磕磕碰碰，甚至暗流汹涌，靠得就是槟州的主导政权。
既然民政党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它就不愁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反而有大把的知识份子排队入党和排队成为候选人。从许岳金、吴清德到许子根和丁福南，他们都是在民政执政后加盟的。因此他们没有担任反对党的经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说，民政党新生代是非常幸运地乘着直通车走进政治圈，没有经历过林苍祐一批人打拼的艰辛与挑战。如今与林苍祐一起在反对党内打滚的人不是作古，就是息影政坛。因此当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党的领导人显得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收拾残局。

在这方面，许子根做梦也没有想到林敬益掌控民政党27年后，留给他的“政治资本”竟在一夜之间所剩无几。同样的，丁福南怎样也无法想象民政党会在槟城被无情的海啸冲得一干二净，不但执政权破灭，就连议员席位也保不住。这在民政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民政是国阵内跌得最痛，伤得最深的成员党，但它依然无法在彷徨中找到一条“新生”的道路。例如在308后领导层中曾有人表示退出国阵的可行性，但也只是讲讲而已，争议过后又是一片平静下来。这充分地反映出民政领导层并不同意退出国阵，也不形成一种运动在党内推动一场“公投”，一心只想维持现状。

当然民政党的不退出国阵是党领导的固有心态，因为他们看不出退出国阵的好处，他们反而担心退出之后将一无所有，甚至它在国阵内的地位和权益将被马华取代。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希望来一个“柳暗花明”。果然当纳吉在2009年上台拜相后，他就重用许子根出任首相署部长。不过这个委任也带出不少评议和非议，包括许子根未被赋予权力真正掌管一个部门，只能在首相署内移动，缺乏实权；也被批为走后门的部长云云；更甚的是，连国阵的同僚也借机揶揄一番。

相对来说，因为许子根有了部长的名衔后，那些要求槟州国阵主席换人的声音也减少了。本来在308后，巫统内有一股势力要排斥许子根，希望用马华的部长取而代之，可是它一直不能成事是因为这个职位不归入马华的权力范畴，而且马华的槟州老大是来自中央的部长级人马，不是来自槟城的人，也就非理想的接班人。

现在许子根受到的挑战已不是外来的压力，而是民政党内有一股“改革”之风在推动着领导层换人，这不是指民政党内的人事变动，而是指以槟州国阵主席的易人作为改革的起步。虽然此职位是不具实权的，但在此时此刻，显得别具意义。

由于许子根准备退位，又未提丁福南的接班，也就彰显了会有第三者插足而入。其中最有可能的人选是党的总秘书邓章耀。论排名他是第三把交椅，应是没有争议性的。讵料在“情势有变”下，又传出汪天来是“真命天子”。这一下子又把整个局面搅拌起来，让人回想到308前对首席部长人选安排的举棋不定的败笔。

其实，摊开而言，能够成为民政槟州一哥的人也不多，如果说连阿都拉钦点的邓章耀也会成为巫统反对的人物，那是比较难以令人信服的事。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大选逼在眼前，民政也许不会急于洗牌，既然有一股势力要民政排出新的阵容（有变好过没变），以使槟州国阵有一个新形象和机会夺回政权，那么许子根与丁福南除了作出“牺牲”外，也许已没有更好的安排了。

当然民政这一改不等于政权垂手可得，但据市场反映，有改会有希望，不改就没有希望。这话听来刻薄和刺耳，但许子根已不能“三思而后行”，而是要“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地为民政理出一个新的头绪和方向来。这就是说，许子根应交棒予邓章耀、谢宽泰或汪天来？就不难从中找到答案了。

刊登于2011年11月17日《东方日报》

还是马哈迪够力 （天下纵横）

10月3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强调，废除英语教数理（PPSMI）的政策已是尘埃落定，政府不会因为小部分的人施压，以及“选票”的要挟而屈服。

他是重申2009年所说过的话，在那一年的7月，慕尤丁重申政府已在上周决定废除英语教授数理的政策，并决定从2012年开始，分阶段恢复在小学进行母语教数理。

就在慕尤丁信誓旦旦表示不会改弦易辙后，马上引起一连串的反弹，包括槟城的教育行动组织（Page）向首相发出7000份各界的请愿书，要求提供家长选择的权利。它也把同样的信件转达马哈迪及慕尤丁。另一方面，马华及民政和国大党也有一样的要求，或提供选择或采用母语和英语教数理。

如果说这些民间诉求和政党请愿尚不足让政府回心转意，那么前首相马哈迪的评论就显得有份量了。马哈迪说废除英语教数理的政策是开倒车的，将使大马沦为一个无知的国家。因此他要求纳吉否决慕尤丁的决定。他更建议举行公投来决定数理英化的存废课题。

马哈迪之所以强烈反对“回到改制前”，那是因为他在2003年决定推动和落实英化数理科，而且从小学开始。这意味着，在2009年之后，所有的小学生都已接受英化数理的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在中学推行英化数理的课程。

如今经慕尤丁的一口表态不会作出让步和屈服，也就意味着数理科在小学转回使用母语，中学则转用国语，自然激怒马哈迪大加讨伐和反对。

因为马哈迪的坚持，内阁终于在11月4日的会议上软化立场，且采取伸缩性的软着陆的方法来处理争议性的课题。虽然慕尤丁否认这是政府政策的U转，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已顺应舆论的批评与家长的愿望。因此政府最新的立场是这样的：“所有在旧政策下以英语教数理的学生，进入中一时将可获得选择权，以选择要用英语、国语或国英双语来学习数理科。”

无疑的，慕尤丁的折衷是值得欢迎的，虽然站在教育原理的立场让小学生承受双语的压力是不完善的教育，但在科技知识爆炸的时代，若舍英语而一直强调母语教学，又不灵活协调的话，我们也担心学生正如马哈迪所形容的“将会变成无知”。因此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保持马哈迪的双行政策应是行得通的。

马哈迪这样说：“这是科学与工艺的时代，如果你在科学方面没进步，你不能有任何进步”。
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语文教学的争议，使马来西亚人民跟不上时代的脉搏，成为落后的一群。
虽然慕尤丁说在折衷底下，各源流小学将会在2015年全面恢复母语教数理，至于中学的数理科则要等到2020年才能全面恢复国语教学，我们还是希望政府不要过于硬性规定，还得从长计议。

毕竟马哈迪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他在位22年，深知国人掌握不足英语的缺陷和落后，也就在2003年义无反顾的强行改变数理科教学媒介语自有他的现实考量，也算是用心良苦。无奈在政治正确的信念下（一朝天子一朝臣），马哈迪的政策果然受到了挑战和否定，才有了今日的沸沸扬扬的争议。所幸新的决定还有回旋的余地，也让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松了一口气。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号外周报》第556期

评“独立信赖之声”（跃马扬鞭）

随着大选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通过不同的管道表达心意，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组织就是在今年7月成立的“独立信赖之声”（Amanah）已在11月8日获准注册。其主席东姑拉沙里的名气自然比这个非政府组织还要响亮，但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平台来指手划脚？固然有其政治议程。

显然“独立信赖之声”从筹备到成立的3个月内，其份量是不足的。既然不是政党，则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力也相应大大减低，只能被视为普通的社团组织。

在这种情形下，“独立信赖之声”是不可派出候选人参加大选的，充其量只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后组成一个松弛的阵线。除非这个组织的重量级人马，如东姑拉沙里重被巫统列为候选人及翁诗杰也被列为国阵的候选人，否则他们的胜算只能靠民联的让路。但这样的特殊安排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民联的利益。因此单靠这个组织是不可能“挽救”这些被认为“过气人物”的政治生命的。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希望借此组织增加本身的政治筹码。例如东姑拉沙里说，他依然对党有信心，才没有退党。换句话说，东姑拉沙里希望来届大选重作冯妇，只要巫统认为无伤大雅，又可借东姑拉沙里牵制伊斯兰党的话，那就无需排斥他在候选人名单外，反正东姑拉沙里已不是昔日（80年代）的生龙活虎，而是影响力日渐式微的元老。他对巫统已没有杀伤力；同样的这个组织对国阵也没有杀伤力，只是让一些人有一个“独立”的平台给国阵吹吹风。

正如拉沙里本身指出，他因为在巫统党内已没有发言的空间，所以才要有一个组织来“名正言顺”地表态。慕尤丁副揆已否认此说，可见拉沙里的行为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旨争取在巫统内还有话语权和成为候选人）。

但这种表态又显得苍白而无力。它一方面讨好国阵，而另一方面，也不是对民联有所倾向，他们又怎能得到民联的支持呢？在两方不讨好下，我们只能说：“请自我保重”。

对此，我们注意到这个组织的署理主席翁诗杰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说，他参与“独立信赖之声”与他的马华党员的身份不会有冲突，他认为发言的空间是多元化的；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压缩发言空间的政治将成为过去。因此他不是因为失去言论自由才参加此组织的，而是用来强化他的政治资本。

无可否认的，翁诗杰自从于去年十月卸下马华总会长职后，他就与现任总会长蔡细历不咬弦，甚至成为“兄弟阋墙”的一对冤家。即使蔡细历公开要他退党，他却反指为何要退党？在对峙的“唇枪舌剑”的混局中，谁也无法再跨前一步，彼此只能来个隔空对骂。但由于情势并非居于有利的局面，翁诗杰也像拉沙里一样，希望拥有一个与国阵不冲撞的新平台来为本身护航，以便最终被国阵甄定为候选人。若然，则他们鼓吹“独立信赖之声”的成立也就没有白费心机了。这样一来，他们既给国阵留有余地的同时，也给自己留有后路。这两全其美的思路，也许就是他们的政治立场。

虽然有记者问东姑拉沙里会否变成一个政党，他婉转地说交给会员来决定。但在时间上不但赶不上不久后的大选，而且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少会员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它竟有6名署理主席和7名副主席，皆是有头有脸的人。那么会员在哪里？直到目前为止，又有了多少名会员？
其实，忝为非政府组织，它是不在意有多少会员的，即使被认为是“无兵司令”的组织，他们也许都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国阵会给他们机会吗？

就实质意义来说，“独立信赖之声”的冲击力是有限的，表面上看来是有“架势”的非政府组织，实则这个组织的“身价”有多大，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还有，它是一个聊备一格的组织，在大选前吹皱一池春水，以求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抑或是一个有长远战略的组织？我们不必看得太远，单看在大选过后，这个组织会否壮大起来或沉静下来，就一目了然了。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南洋商报》

政治也要“五讲四美”（现代春秋）

80年代初，我刚踏入广州大地，中国仍然存有文革留下的深刻痕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 有一天，我在广州的街道上发现许多标语写着“五讲四美”，当地友人告诉我这是一场净化社会风气的运动。我查问了一下，原来“五讲”代表：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及讲道德。 而“四美”代表：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及环境美。 我为这样的口号和标语而感动。我当时在想，如果人人都秉持“五讲四美”，这个社会肯定会很美丽也很干净的；再延伸下去，如果世界各地都讲究“五讲四美”，则这个世界不是更美吗？还要打什么仗？ 当然这只是我们主观的愿望，也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那时正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让“五讲四美”出台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经历文革的“浩劫”后，中国更需要创造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这也正好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打扫好干净家里以迎接客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世界各地的人都拉来中国做生意。这就需要一个美学的社会。 如今考察起来，这个“五讲四美”运动其实是在1981年制定的。它是由共青团、妇女会、学生会、文学艺术会及美学会等九个团体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以便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后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物质成了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反而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到了90年代，一场争论指资本主义的文化“污染”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倒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邓小平一句话：不论黑猫或白猫，能抓老鼠即是好猫，也就堵住了“左道中人”反对自由化和引进西方文明。于是乎，一场“姓社”或“姓资”的争论也分不出一个胜负来。最后是以大局为重，定性一切（不论是姓社或姓资）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无所争议了。无可否认的，在这个大框架下，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政策还是被引进而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了。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在千禧年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就造成“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局面。换句话说，在物质的西化和向资本主义看齐下，也免不了“污染”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是否还保有“五讲四美”的格局也已经不重要了，也被许许多多人忘记了。因为人们可以不讲道德，也不重视语言美和心灵之美，也就有许许多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也在中国发生了。有人说因为中国已资本主义化；也有人说因为中国让精神文明被严重污染，以致人的灵魂深处也起了变化，不再有心灵美了，一切向钱看和向世俗发展。 中国政府也发现到在这些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俗不可耐的文化风气在滋长，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制止，恐怕会进一步污染人的心灵。就这样一场所谓“反三俗”的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反三俗”就是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庸俗”（指平庸、低级和不高尚）、“低俗”（与高雅相对来说，是属于俗的初级阶段，即不高级的俗之意）和“媚俗”（指文化和媒体迎合低级趣味，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献媚和崇洋）。 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去年7月向中央政治局发出号召，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以建立起“新道德运动”。这固然一方面为文化的向下滑落提出警告；而另一方面，则要国人必须恢复孔子儒学所倡导的“以德治国”，不要因利忘义，成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毛泽东早年在颂扬白求恩时，就要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话说起来容易，但也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如今胡锦涛一再告诫国人要“反三俗”，就是不要把道德的底线抹掉了。 针对低俗的问题，我在去年10月与黄明志一场对话时说，歌曲的创作和文词可以向优雅发展，不一定要以通俗化为理由而走向低俗。 我的话当然不被接受，因为黄明志认为他不低俗，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我无意对此争辩下去，这是因人而异的观念和思维。 巧合的是，最近在我们在政坛却又为粗言粗语进行大争论。在不介入双方的争议谁是谁非的大前提下，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字有其优美和低俗之处，使用起来也要恰到好处；尤其身为政治人物应比媒体有更大的责任“启迪民智”，他们可以在大庭广众教育和灌输民众掌握比较文雅的字眼，即使骂人也要有艺术，不必脱口而出，把巴刹语言当“美学”来用。 我之所以提及“五讲四美”就是在2008年的大选期间，我们不是看到优美的文句在跳动吗？比如 “改国运，你决定”，它不骂人也确实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之功力。 我之所以也提及“反三俗”运动也希望政坛也来个大扫除，不要让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摆上桌面。有些话只能在巴刹讲或小声讲；有些话只传神会意开不了口的。还有，不恰当的比喻就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了。 千万记住，从政者在人民之间是起带动和表率作用的，更应该适当地净化和美化通俗的语言。不经过筛选的语言，毕竟是不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

开明看待英语教数理 （直挂云帆）

在争议声中，马来西亚政府对英语教数理科有了软着陆的折衷方案，即不再坚持在2012年全面恢复在小学用母语教数理科，而是允许小学继续使用母语和英语教数理科，直到2015年止。换句话说，从2016年开始，各源流小学将全面使用母语教数理。至于中学则可选择用双语教数理科，直到2020年；而从2021年开始，中学将会全面用国语教数理。

由于政府的妥协，使到争取保留现状的家长及政团松一口气。姑不论这是否与大选即将来临有关，我们认为这项“回到从前”的决策仍有需要从长计议再行斟酌，因为前首相马哈迪在2003年锐意推行的英化数理科的决策是值得重视与消化的，而不是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并将之否定。
在这方面，分析马哈迪从政以来的施政与其教育政策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这得从他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教育部长说起。他因大力支持敦拉萨取代东姑（1971年），而在同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

1975年，以教育部长的身份，马哈迪将所有的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这意味着，多年以来一直存在和发展的英小不见了，改成用马来文为媒介语的国民小学（根据1968年的统计，全国有1435间政府资助的英文小学）。由于政策的改变，促使许多“英文至上”的华裔家长逐渐地将他们的子女送进华文小学，以致华小的学生从1970年的43万余名激增至1978年的57万余名。这是因为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可在华小接受三语教育，包括对英文的学习，也就不再对华小“抱有成见”。时至今日，在3百余万名小学生中，华校生占了60余万名，相等于学生总数的20%。如果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口有24%来推算，则有超过90%的华裔家长已将其子女送进国内的1291间的华小受教育。若是根据教总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有527间微型华小，而从1968年到2008年的40年内，华小生增加了20余万名，造成大城市内有的华小有学生爆满之患。换言之，只有700间的华小是正常地发展来招收新生。

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包括了有些华小所招收的友族学生已超过华裔学生。虽然70年代中期后，华小几乎成为所有华裔家长的首选，但马哈迪并不为此担心，因为他在国民中学及国民型中学推展的国语教学显得相当成功，所有参加SPM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以良好的马来文程度进行考试。尤其重要的是，家长还是把孩子送进国民型中学，而不是独立中学。例如在2005年槟州教育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0所国民型中学只占109间政府中学的10%，但入读的学生高达2万余名，约占全槟中学生总数的20%。至于五间的独立中学，则未见有数字提供。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北马就未听闻家长要增建独中，反而不断要求增建国民型中学（尽管在后期已没有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之分）。当北海有了钟灵中学后，又有了菩提中学搬校的大动作，现在则是日新国中也提出要建分校了。

如果我们将槟州的华小生作一分析的话，不难发现每年约一万名的小六毕业生的去向，其中有4000名进入国民型中学，另外不到500名进入独立中学，剩下的55%或说5500名毕业生不是进入国民中学就是有部分辍学了。

我们提出这个数字旨在说明，即使独中提供三语教育，其吸引力远不及推行国语教学的国民型中学。在家长看来国民型中学有其应变能力，也保住了华校的特征。独中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国语政策而占有优势，因此以为政府又将数理科改回国语教学势将刺激独中生源增加是一厢情愿的论调，不具实质意义。

事实上，马哈迪也洞悉他在推行国化教育的30年来，出现了纰漏，即在强调单元教育的同时，逐渐地忽视了数理科教育对国人思想启发与才华发掘的重要性；甚至也在有意无意间，使到宗教教育成为一个新导向；尤其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催生了宗教的力量与教育相辅相成。
就在马哈迪行将退休的那一年，他义无反顾地将教育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虽然被人认为是出于“心血来潮”的举措，但深入考察也看到他的某种程度的良苦用心和对下一代前途的思索。其一，他既已要退休，也就不会带有政治议程，而是希望国家的多元社会不会继续偏向单一语文发展。其二，他一向以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份子；甚至有时被视为民粹主义者，对马来文的推动和对回教价值的推广，他是不遗余力的。如今由他亲自领导改革，没有人可以形容他“背叛“了国语政策。其三，马哈迪强调推动英语教导数理是一个进步的措施，与“背叛”民族教育无关。他说：他本身和其他人一样，都一样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很多人之前就已经捍卫马来文的使用，但他意识到学习英文的实际好处，因为科学不是一个普通科学，它是一个动态的学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原理，除非我们是使用既定的语文来书写，我们才能跟上发展。其四，马哈迪不希望国人因科学的落后而变成“停滞”的一代，他希望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要将语文和科学混为一谈。

因此，马哈迪在反对政府否定其政策时，有这样的揶揄一些人的“口是心非”。他说：“你从来不知道呼吁使用马来文来教导数理的人，可能将孩子送到使用英文的学校。”

这是一语道破人的矛盾心态。正如李光耀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说：“担任华校董事的宗乡会馆领袖把孩子送进英校，但他们却劝告其他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校”。

虽然两者不属同性质的课题，但同样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与功利主义，对某些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选择作出“唯心之论”。这是对教育的一大讽刺。

既然马哈迪毫不客气地批评“口不对心”者，也正好说明其8年前的改变是正当的。这就是说，当人们都讲不出英语化数理的坏处时，为什么要开倒车，走回用狭隘的民族意识来堵住教育的开明与开放？。

我们希望政府能看到时代的转变与改变，不能再墨守成规或一成不变，只以单一语文教导所有的科目，即便连中国在今日也重视英文教学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与世界脱轨。其实马哈迪的做法是给国民中学及国民型中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不是与时代唱反调；也因为这样，独中还是无法成为国民型的取代品，只能是另类教育的辅助。

总而言之，马哈迪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值得政府再三思。他说：“我们应该进行一场民意测验，来鉴定富人是不是真的把孩子送进英文教学的学校（应指国际学校或送到外国读书），而穷人则必须把孩子送到政府设立使用马来文教学的学校。”如果不是的话，则给人民提供选择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教育是值得鼓励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10日《东方日报》

回教刑法行不通 （天下纵横）

在国防大学任教的郑全行在一项座谈会上公然地扬言，若我国要实行伊斯兰刑法，就必须通过“强制”的方式落实。

这位名为Ridhuan Tee Abdullah的华裔回教徒这样说：非穆斯林对回教法律持有“负面态度”，他们不可能接受这项律法。

虽然回教刑法已言明只针对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无关，但如果此刑法一旦实施，也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非穆斯林反对也是预料中事。因此郑全行的言论是令人遗憾与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知道郑全行是基于什么理由说，目前是最好的时刻落实伊斯兰刑法，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抽离了政治因素而一厢情愿地表达个人的看法。很不幸的，他的这个想法和观点不仅落伍，甚至是与时代脱节的。他不是不了解华人的心思，而是故意漠视华人抗拒的这一事实。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有回教刑法？而它又与推行多年的回教法庭又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回教法庭在民事上审理关于婚事、离婚、分居、财产等事务；而在刑事方面有权审理家庭暴力、虐待妻子、性犯罪、幽会及卖淫等。同时买卖烈酒及喝酒也是一项“罪行”。法庭有权处以监禁及鞭打的处罚，但这类的回教法庭只审理回教徒，一概无权审讯非回教徒。

这么多年以来，回教法庭由于处理的是以家事为多，也就不被非回教徒所忧虑。它与后来备受争议的回教刑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有本质上的差别。

回教刑法，一般又称为“断肢法”，是于１９９３年由回教党控制的吉兰丹州议会通过的，以直接挑战国阵的立场。根据所知，回教刑法包括三个类别。其一是Hudud，对酗酒、通奸和偷窃、抢劫及叛教案施以刑法；其二是Qisas，对杀人、伤人案的刑法；及其三是Takzir，即意当法官不能使用Hudud及Qisas刑法作判决时，法官可自行裁决。

针对这一刑法，当时身为首相的马哈迪不表赞同。吉兰丹政府也只能将回教刑法“束之高阁”。接着在１９９９年，又因安华效应，回教党再次夺回登嘉楼州政权。在哈迪阿旺亲自担任州务大臣下，他也于２００３年在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企图两面夹攻马哈迪接受修宪。结果，马哈迪还是不为所动，他认为现有的司法已足够应付一切，无需再“标新立异”。后来，回教党方面在受挑战下，也有提及回教刑法，马哈迪终于在２００９年应首要领导基金的邀请发表一针见血的评论。他说，回教刑法是一项不成文的法律，法官是根据他所阅读的回教经文作出裁决。因此没有一套适用于全体穆斯林的法律。如果你要实行回教刑法，就必须是成文的法律，明确规定罪行是什么，惩罚是什么？当你上法庭时，你会明确知道自己是否犯了什么法，然后怎样辩护。“我曾问沙地阿拉伯是不是有了成文的回教刑法，所获得的答案是没有。只好依据法官自己作出决定，但法官可能有偏见。”

他进一步说：“回教刑法最大的问题是提控和裁决的过程并不公正。如果不公正，就不是回教了。举个例子，两个人偷窃，一个是马来人，另一个是非穆斯林的华人，结果前者被砍手，后者只坐牢几个月。这公平吗？显然是不公平的。”

既然马哈迪已清楚和明白地指出回教刑法的弱点和不当之处，为什么这个问题还在争议不休呢？

如果连回教徒本身对回教刑法也有意见和不同的看法，那又为什么要执意推行呢？

其实，这种在中世纪出现的律法，是完全不适用于今日的民主和开明的社会。因此我们还是坚持应将这类刑法“冻结”，不再让它再一次刺激非穆斯林和穆斯林。这对国家和对各族的谅解都是公平和合理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号外周报》第555期

大专法令出炉的背景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因为一宗上诉庭判案宣布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宪而顿使舆论沸腾起来，很多人都认为此法令不合时宜，有违民主精神，应予废除；但它的出现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这有需要回到独立前的学生运动，它最初是在新加坡引发的。先是1954年新加坡华校生为反对服兵役而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因与军警冲突而酿成流血事件（主要是华侨中学与中正中学的学生）。虽然学生取得了“胜利”，政府答应适龄的学生缓期服役，但也有学生被逮捕。经审讯后，有28名学生罪名成立，判处缓刑6个月；另外8名被控阻差办公，结果被判监3个月。李光耀因成为他们的律师而名声大噪。这就是新加坡著名的1954年“513”学运。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即1954年5月28日，一批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后改称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被捕，面对煽动罪被控上法庭，因为他们在《华惹》（FAJAR）（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刊）刊登一篇题为《对亚洲的侵略》的文章，指责殖民主义者强制马来亚加入军事联盟（东南亚条约），并征召服役而把国家推入战争。因此文章号召人民不要与殖民政府攀上关系。
李光耀也是他们的辩护律师，结果在同年8月审讯的时候，8名被控学生全数无罪，李光耀也因这两宗案件成为政治红人，促使他在下半年组织了人民行动党。

因为学运在新加坡燃起第一把火后，它在1955年触动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介入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而被英化，结果有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因事态严重，导致钟灵中学的学生在1956年举行集会，军警进行镇压后，有68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学运经此激发后，不遑多让新加坡，也在马来亚各地发生学生示威与罢课运动，例如进入1957年4月份，斗争逐渐进入高潮，除钟灵生声援被开除学生参与罢考外，韩中与中华的学生也在校内罢课，举行集会。在独立后到了11月份，学潮扩大，波及槟花女中与中华中学，更见各校学生齐涌槟华女中大集会。

紧接着吡叻、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的各华文中学都动了起来。因此1957年的“一一一四”在后来被列为学潮纪念日，它标志着马新的华校已因教育政策及改制的问题沸沸扬扬。在政府看来，华校成为左翼的温床。

转入1958年，学潮基本上平静下来，但左翼思潮在各华校内滋长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批生力军在60年代参加了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合），成为政治活跃份子。
在此之后，马来亚的学运核心因南洋大学的创立（1958年新校舍落成），又转回新加坡，但不再波涛起伏；在60年代中期又化整为零。这与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及马新分家（1965年）的政治变动大有关系。

吊诡的是，在70年代扛起华校学运重责的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来亚大学。当1971年，马大华文学会成为左翼文艺的前哨站后，它就义无反顾地一马当先成为华校学运的接班人。这是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后，左翼文化阵地的重新整合，它与“513”无关，也不涉及种族斗争，纯然是一场学生运动。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马来学生也在马来亚大学推动第一波学运，1967年他们介入了支持雪州农民哈密大直落昂地区开拓森林地，并进行耕种和建搭屋子。不久之后，政府认为是非法活动乃采取行动镇压和扫除。这一下子，又激发马大的马来学生在校内进行示威。刚好也在这一年，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宣告成立，步新加坡大学的后尘，高举左翼旗帜。

这意味着，马来活跃份子已被组织起来，他们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68年举行示威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一直到1969年的大选前（4月和5月），马大学生会成功地在全国举行了13个群众大会，先后吸引了10万名群众的捧场，他们的斗争目标已涉及政治层面，包括推广民主，要求让人民获得更大的参政权，进而要求释放政治犯及外国军事基地撤出马来西亚。

至此，马来西亚的华校学运与马来学运已花开两朵，各自表述，且从中学走向大学，又因有左翼的因子在跳动而形成一个左倾的学运在发展；尤其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来学运更是在安华的领导下加入了倒东姑的斗争，他们支持马哈迪而反对东姑的领导，也提早结束了东姑的政治生涯（1970年）。

有鉴于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又已从文化走向政治，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乃于1971年（国会重开后）提出了《大专法令》，以限制学生参与政治与政党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政府在1974年先后援引内安令及大专法令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及扣留在华玲反饥饿运动中的领袖安华依布拉欣。

因学运冲击力太大，政府又于1975年修改《大专法令》，更进一步控制学生的参政权和言论及结社的自由。

如今事隔40年了，《大专法令》已成为妨碍民主进程的条文，它的消失也应是预料中事。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南洋商报》

是时候终止大专法令了 （现代春秋）

这一则释宪的官司太有看头，联邦上诉庭于10月31日作出判决，以2对1票宣布1971年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反联邦宪法第10条文中赋予人民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的权利。 所谓的第15条（5）（a）争议性的法令是禁止任何大专生或大专学生组织向任何国内的政党表达支持、同情或反对。换句话说，这个条文是限制和阻止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 例如华校生在“513”后将学运的核心放在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他们在1971年的选举中，将华文学会转化成左翼文艺的前哨站，不因“513”的阴影有所退却。 同样的，在“513”后，马来学生在马大的活动也大大加强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大校园成为示威的主要地点，军警也介入其中进行镇压和逮捕。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在1971年提出大专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克制和打散校园内政治活动，更连带反对大专生参加校外的政党活动，否则当犯规论。 虽然法令出炉，但它对学生的阻遏力是不大的。学生运动反而更加活跃而使到政府不得不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对付学生领袖。 第一个例子是马大华文学会不因大专法令而改变斗争方向，相反的，它一马当先地扛起左翼文艺大旗，在1973年搞了“春自人间来”的表演；更在1974年准备推出“春雷大汇演”，以期将国内的华校学运和左翼力量整合起来。有鉴于大汇演的浪潮冲击力太大，政府乃在1974年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并大举逮捕学生领袖，他们也被指抵触了大专法令。这种连内安令也派上用场的强硬手段，大学内的学运也受挫于一时。 第二个例子是大专法令生效后，一度打压了马来学运，但来到1973年“社会主义俱乐部”重新崛起，它的领导层也控制了马大学生会。这个时期，马大、国大、理大、农大和工艺学院的学生团体已连成一气，向贪污宣战。 1974年是马来学运的转捩点和高潮时刻。它介入了新山打锡乌达拉贫民建立的木屋，很快形成一个木屋区。在当局认为是非法木屋下，乃采取行动取缔和夷平木屋区。 由于木屋区居民得到了学生的同情和支持，示威行动接踵发生，甚至一度接管马大行政，结果遭致更大的逮捕行动，进而宣布吊销马大学生会的注册。 也是在同一年较后时发生的华玲反饥饿斗争，更是令人惊心动魄。它始于1974年11月19日，有超过千名农民示威，3天之后，示威人数竟超过万人。他们示威支援贫民和反对通货膨胀带来的难以应付的生活。到了12月1日，示威人数更高达3万人。这个时候，马大学生加入了示威行动，在雪兰而俱乐部草场举行群众大会受到对付，总共有1128名学生被捕。警方也援引内安令逮捕了安华依布拉欣，塞胡申阿里讲师等著名马来领袖。 这场示威中浮现了一位政治明星，他就是今日备受争议的安华。由此可见，大专法令并不能减少和消除学生的叛逆行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当局家长式的管理大学。 因为学运给政府带来大大的震撼，政府在1975年又对大专法令进行修改，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约束学生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限制他们的结社自由与言论自由。 尽管大专法令在后来成为控制大学生的有力武器，但仍有大学生不服气，数十年来也不断地向法令作出挑战。千禧年后的案例是在2005年，理大的苏淑桦入禀高庭，挑战大专法令的合法性，这是马来西亚史上第一宗挑战《1971年大专法令》的官司。 苏淑桦原为理大学生，在2004年她协助峇都区公正党候选人蔡添强的竞选，被大学当局在听证会上认为“罪名”成立，罚款200元。她对判决不满意，乃向高教部上诉，结果她的上诉被驳回。 因此她在翌年（2005年）入禀法院指《大专法令》违宪，她的目的是迫使《大专法令》被取消。 不过到了2010年1月4日，苏淑桦挑战《大专法令》违宪失败，法庭喻令她须在30天内支付马币3000元的堂费。换句话说，苏淑桦的案件以失败收场。 虽然如此，在另一边厢，又有4名国民大学的政治系学生希尔曼（22岁）、温京才（23岁）、依斯迈阿朱鲁丁（23岁）及阿兹王林莎菲娜（23岁）因在去年4月的乌雪区补选时，协助公正党候选人而被警方逮捕。过后国大传召他们出席校园听证会，最终被宣布无罪。 这4名学生不甘被指控，决定在今年起诉政府、高教部和国大校方，要求宣判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宪，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学生们竟获胜利。法官以2比1宣布《大专法令》违宪。这在马来西亚也是罕有的判案。现在政府是否上诉尚未得知，因为有压力促请政府顺便将《大专法令》束之高阁，一如纳吉首相在9月份宣布将废除内安令（ISA）和修改印刷法一样。 既然政府相信言论自由和议会民主，则法官认为《大专法令》违宪自有其理论依据。他更一针见血指出，大专生已达法定年龄，他们可以结婚、可当父母，满21岁可以投票，甚至可当一家公司的董事，但他们却被告知不能说出任何含视为支持或友对某一政党的言论（法官布沙慕丁）。 是的，大学生已是成人，懂得判定是非，他们为何不能参政和问政呢？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上诉庭的判决是大快人心，也是心同此理的。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光华日报》

巴勒斯坦立国无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于10月23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申请入会书，以成为联合国第194个会员。 当天，阿巴斯也是以巴勒斯坦总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入联大会议厅，并发表演说。他重复他的前任者阿拉法特于1974年在联大的演讲时的名言：“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落下。我们的人民正在等待世界的回答。巴勒斯坦人已受够持续60年的苦难，已是到了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时候。” 在这方面，阿巴斯的敌对者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领导人哈尼亚表示反对。虽然他不会妨碍阿巴斯倡导“入联”行动，但他指责阿巴斯在联大的演说中擅自放弃历史上巴勒斯坦80%的领土（哈马斯在2005年大选中取得胜利，组成内阁，与阿巴斯分享政权）。 对于阿巴斯的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反对，他说和平不会经由联合国的声明和决议中实现，应由以巴通过谈判来达致。虽然他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应争取属于自己的国家，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因为有不少规模更大的国家威胁把它从地图上抹去（这是美国一向来的立场和态度，偏向以色列）。 正因为美国的反对，也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巴勒斯坦入会（以色列表示欢迎），因此阿巴斯的动作只能视为另一种博取同情和支持的行动，并不可能通过一纸公文来落实，这是预料中事。 究竟巴勒斯坦为何不能立国？它又与以色列有什么“深仇大恨”？这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远在公元前一千年，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地名）建立了犹太国家。公元前300年，希腊征服了巴勒斯坦。公元前30年，巴勒斯坦被罗马统治。公元130年，罗马帝国大举杀害犹太人，禁止犹太教。从此犹太人成为没有国家的流放民族。 到了公元630年，回教兴起，大批阿拉伯人迁入巴勒斯坦，伊斯兰教也在巴勒斯坦扎根。当这一方的犹太人在流离失所时；那一方的阿拉伯人成为巴勒斯坦的人民。1300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联合国通过一条议决案，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一半归犹太人复国；另一半归阿拉伯人建巴勒斯坦国。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英国必须在1948年10月1日前结束它在巴勒斯坦的托管；而在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犹太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6.4%，约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国家的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约相等于19个新加坡）。至于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约158平方公里）则成为联合国托管区。 在这大好机会下，当犹太人知悉英国提早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5月15日），也就在5月14日的午夜宣布以色列国的诞生。犹太人几经两千年的失去家园后，又回到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在另一边厢，激怒了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领导下，于（1948年）5月15日展开军事行动，参与的国家还有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在美国的干预下，责成联合国强制双方停火。虽然在初时阿拉伯国家较占上风，但以色列在西方国家的协助下，得以喘一口气后，于接获西方国家的军援后，又于同年10月把阿拉伯国家打败，以色列的这一胜利也助长了它的威力。 接着，在1956年以色列打响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后来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则取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元气大伤。 1967年，经过10年的“休战”后，埃及封镇阿喀巴湾，以扼住以色列海港的咽喉，作为报复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损失。 以色列借此事故又打响第三次中东战争，这一回重创埃及空军，也对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轰炸行动。 前后以色列只用6天的时间将阿拉伯国家的军力一一击垮，并夺得了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以色列又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原。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扬言1948年联合国规定的边界已不存在，必须通过新的谈判来重新界定边界，不打算退守到原被联合国分配的土地。 于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通过242号决议，取代了1947年的181号决议。此时的以色列版图已扩大到20700平方公里，而剩下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分别被埃及和约旦占有，这就是说，第三次中东战争使到巴勒斯坦支离破碎，而联合国也强制阿拉伯国家必须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实，并默认了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领土。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在两大阵营的交锋下，已成为可怜的俎上肉。 虽然后来又有所谓第四次和第五次中东战争，但性质已有了改变。1973年的第四次战争后改变了埃及的亲苏路线（因得不到苏联的紧急军援，未能打败以色列），转而与美国复交及和以色列建交，令阿拉伯国家为之哗然。至于1982年的第五次战争纯然是以色列先下手为强，向黎巴嫩及叙利亚开刀，指他们为巴勒斯坦武装份子提供庇护。 事实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经过调停，局势也有了改变，最明显的是阿拉法特（巴塔赫组织）亮相世界舞台；其所代表的巴勒斯坦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它不等于会员，不享有会员的基本权利）。没想到阿拉法穷其毕生的斗争也无法实现巴勒斯坦国。当他在2005年逝世，而由阿巴斯继承其位时，巴勒斯坦还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国家”。 巴勒斯坦之所以有“国家”之形，主要是通过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即美国安排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签署），同意巴勒斯坦成立自治政府，并在1996年通过选举合法化其国际地位。但即使阿拉法当选总统，他还是只拥有一个破碎的土地，以色列并不愿意归还已占有的土地，且在原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立移居点，并为了国防与安全，对巴勒斯坦实施严管政策，使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悬而未解。 非常可怜的是，巴勒斯坦一直成为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筹码，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设身处地的为巴勒斯坦人民谋求一个公平的出路。过去声称为阿拉伯尊严而战；现在又被以色列堵住立国之路。也因为一错再错，直到今天，巴勒斯坦只陆续收回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阿巴斯也不再坚持1947年联合国的立国面积，只求拿到立国的面积6205平方公里，比起昔日少了一半。 现在连拿回这一半土地也似乎难如登天，难怪阿巴斯10月28日痛心疾首地向以色列电视台承认，阿拉伯世界拒绝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方案是错误的。他说，这是我们的错误，整体而言，是阿拉伯的错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刊登于2011年11月3日《东方日报》

卡达菲的悲剧下场 （天下纵横）

利比亚政治狂人卡达菲被枪伤抓获后，因抢救不及而逝世的消息在10月21日由世界各大小报章报导后，它成为一则大新闻。不但标志着一代独裁者不得善终的下场，而且也反映出利比亚面向一个难以估测和不明朗的未来，为中东的局势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利比亚位于北非洲的回教国家，其他与它属于同一地区的回教国有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及苏丹等；而隔着一道红海的主要回教国家有沙地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这之中有一个刺眼的小红点是俟在约旦及黎巴嫩之间的国家。它是在1948年强行立国的以色列，而引爆了五次的中东战争。也是因为以色列立国导致巴基斯坦人民流离失所，至今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国。许多的中东回教国家将此归咎于犹太人闯入阿拉伯世界，从此中东永无宁日。因而将矛头指向扶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强行建立以色列国的美国和英国，并认为回教世界之所以无法享有和平，全是美英及以色列所造成的。 由于这样，回教世界在同仇敌忾下把西方和以色列相提并论，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80年代后，中东回教国家分裂，使到以色列喘一口气。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即为一例。在90年代回教势力在阿富汗气走苏联侵略军后，除了导致苏联变天外，也给回教原教者主义的势力在中东膨胀起来。 然而这一切也要回到60年代，当美国成功地挫败印尼苏卡诺的反美阵线后，它就及快地拉拢回教国家脱离苏联而与美国走在一起，即使回教国家保持保守治国，进行军事政变走独裁路线也被容忍和默许，只要不向苏联叩头。利比亚的卡达菲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冒出头来。他在1969年发动没有流血的政变推翻了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建立利比亚共和国。从此利比亚从封建独裁王国走向共和独裁统治；而且卡达菲一统治就是长达42年，几乎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首长。他不但把利比亚在后期带上反美的道路，而且也被指参与了一些恐怖爆炸案，令美国对他既恨又忧，不知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当90年代奥沙马宾拉登借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崛起成为“恐怖大亨”后，卡达菲的狂人形象也就被比下去。尽管在千禧年后卡达菲向美国伸出友谊之手，不再搞激烈与极端的活动，但他始终是美国身上的一颗瘤，随时有发作的可能。 因此当去年12月，北非突尼斯回教国家因一名长期失业而不得不摆摊卖菜的小贩的大学生，与当地的执法官员起冲突和被打压后，他竟选择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后引发突尼斯人民起义反抗，迫使执政22年的阿里总统下台而流亡沙地阿拉伯。 因为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所以也称为茉莉花革命。它很快又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几乎令政府招架不住。结果埃及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被拉下台，今天可怜已成为阶下囚。穆巴拉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营造准备传位给儿子的政权在一夜之间倒塌了。 较后又轮到利比亚的强人卡达菲。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北约公开支援反对派，后者是不可能将卡达菲的“钢墙铁壁”政权摧毁的，因为美国担心“茉莉花革命”会造成兵变和起义变调，又将矛头转向美国，乃先下手为强打击恐怖份子之余，也腾出时间来收拾回教世界的独裁者。那些与美国过意不去的首当其冲，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铲平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又在2003年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并在2008年通过法庭将他处死。 今天卡达菲完了，但利比亚是否就此走上新生，无人可测知。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革命年代，真正的幕后主角是美国。凡是独裁的国家，可要好自为之，美国不会因盟友或“战友”来包庇一个已不被人民容忍的贪腐专制政权继续耀武扬威或危及美国及西方的利益。这也是美国主宰世界的一个长期战略。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号外周报》第554期

“中华民国”的争议 （天下纵横）

虽然不是腥风血雨，也不是刀光剑影，但确实是一场角力战。一方面中国在各地大事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抬出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第一领导人；另一方面，台湾也大事庆祝辛亥一百年，但突出的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同样抬出孙中山这位伟人。

乍看起来，这之中并没有乖离史实，但就政治意义而言，那就是不同的表述了。

中国在解放前后曾有过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称颂，更把孙中山视为革命的先行者。直到今天，大事庆祝辛亥百年对中国来说是深具政治意义的，正如胡锦涛在庆典上疾呼两岸以和平方式进行统一，结束两岸的对立。

他引述孙中山的遗言促请两岸以统一为大业，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1992年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达成的共识，一中各自表述）。

另一方面，台湾的表述是另一种诠释。马英九在庆典上促请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虽然在大陆已成历史，但“中华民国”还存在台湾。他要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大陆的回应，以便在“平等”地位商谈合作事宜。

对此，与马英九争夺总统的民进党蔡英文有更妙的说法：中华民国其实就在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在民进党看来，没有所谓“九二共识”，有的是一边一国论，较国民党更为明确地指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注意到蔡英文曾说过“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现在又改口说“中华民国”就在台湾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但她为了给自己的政治议程提供一个“交待”，她的改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真正严重和足以引起对峙的是台湾的定位争议。就中国而言，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所谓台独，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只要台湾不坚持台独，不各行其是，大陆方面表示会与台湾进行推心置腹的合作，也不会急于定下统一的时间表。

可是台湾的立场又是与大陆南辕北辙的。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它们的立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差国民党没有喊出台独的口号，较民进党含蓄，但也掩盖不了一边一国论的心态。今天台湾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就是要与大陆的纪念活动有分别；而民进党插上一脚时，也把国民党穿在身上的“历史外套”脱了下来，就是要国民党抹掉过去，不强调孙中山这个人。因为一提起孙中山，他就成为统战的媒介人。

但不论是孙中山前或孙中山后，中国和台湾总是被历史事件和人物所纠缠。唯一令中台人民遗憾的是自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就占领了台湾。所以台湾有半个世纪是与大陆切割的。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但1949年“中华民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眼里，台湾是它的一部分，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因为中华民国已被打败。

可是蒋介石自1949年起就占据台湾，打出中华民国的旗号是与毛泽东对着干的。一直到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之后，双方的斗争还是没完没了。没想到辛亥百年也成为国共斗争的新平台；更成为民进党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平台。

就此而言，我们若以现实的角度（不是历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一百年，看中华民国一百岁，那是无法从中台的论述中找到共识的。它是一个有待厘清的政治大课题：究竟中华民国的定位在哪里？在台湾还是在历史课本中？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了。


刊登于2011年10月24日《号外周报》第553期

理所当然的重蹈覆辙？（跃马扬鞭）

虽然有人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让总稽查司的报告发表和曝光，对国阵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我认为它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总稽查司的报告本来就是报忧不报喜的。如果变成喜事连连，那就显得不寻常了。事实上，综观媒体所抖出来的评述，基本上是有“想当然耳”的结果，只有极小部分让人感觉“怎么会这样”外，整体而言，天并没有塌下来，所以国阵无需彻夜失眠，可以按议程来举行大选。

正因为报告的分析都有其依据，因此在这个时候争议为何公帐会的报告会延迟发表已非关键的课题（问题还是存在的），重要的是每次的报告发表后，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和什么样的惩罚行动？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质问的：每年（稽查）报告都有指出疏忽与超支，但他们（负责者）就是不长进。他这样说：“这些理财不当的政府机构，几乎每年都没有受到对付，也令他们重蹈覆辙。”

这显然是一语解破我们的疑团与迷思，即使报载从马哈迪主政的1982年开始，总稽查报告年年都先向内阁提呈报告，才交国会辩论，但却依然故我没有改进，令人大惑不解。

尽管反贪污委员会在报告公布后，表示将会采取行动调查36处采购上出现的纰漏，但能否查出什么，以及是否会有下文？也没有人会做出预测。反正大家抱着的心态是一致的，那就是有后续当然最好；没有后续行动也是预料中事。为什么还是像马哈迪所说的，明知年年会出问题，为何有关部门又不补正而再次犯错呢？

这就涉及总稽查司的权限了，他的任务固然是调查所有大小部门的操作和运作；尤其是钱财上的使用，但它并没有司法的权力提出诉讼。比如它将传召7个部门负责人针对报告中的弱点作出解释，一旦解释清楚也就没事了，大可不必耿耿于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总稽查司也有出正面的评价。它说2010年有17个政府部门表现良好，比起2009年的10个大有进步；同时政府机构也有令人鼓舞的表现。2010年有13个机构达到“非常好”的水平，而在2009年只有区区4个。这样的报告，对国阵的杀伤力也就相应减少了。
既然大有进步，那么稽查司公布的有9个政府部门超支达37亿余元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尤其是教育部门超支高达17亿元，相关部门总有很好的理由作出解释，毕竟学生是未来的希望，因此在教育上多做开销也就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例如针对超支情况，反贪污局就即时作出解释，其机构主要是发给54级以下的公务员的年度花红或特别援助金。以此类推，其他部门和机构也会有本身的理由来作解释，我们也不必期望会抖出什么大件事来。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一些不应发生的不规则指责，包括：（一）农业及农基部门辖下的国家养牛机构所进行的2.5亿元的失败计划，这又是为什么？（二）为何在2007年至2010年间，多付4百余万元退休金给退休公务员？（三）19家官联公司（财政部共控制47家）在2009年面对7亿余元的亏损，而需由另28家赚钱的官联公司来填补这个漏洞，政府可有良策改善？（四）还有十分离谱的是，海洋公园局用5万余元买下只值1千9百元的望远镜。令人匪夷所思，谁应负责任？（五）国债从前年的3623亿元提高至4071亿元，增加了12.3%，已是连续两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达到53.1%的水平。这种高比例的情况值得国人注意和严防经济持续恶化。（六）首相署7亿元的扶贫计划逾半失败，导致我国无法在去年底达到零度赤贫，原因在哪里呢？（七）公积金局在2010年批准13项无需担保贷款，高达551亿元。除了一宗符合条件外，其余不符条规，因为没有政府的担保，不知为什么？

虽然总稽查司也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忘揭露失策和弊端和大胆鞭策贪腐现象，但只有揭露而没有赏罚分明是远远不足的。正如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利胜权所说的“我们必须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来对付这类舞弊”。他认为政商勾结下国家的政策将沦为“俘虏”。什么时候，总稽查司可以为我们提出一份令人诚心满意又安心的报告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它还缺乏一个有权威的监督机构来防止和杜绝滥权与贪赃枉法的行为，所以我们只有一直等下去。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南洋商报》

“王者之战”不可取 （跃马扬鞭）

沉寂一时的“王者对决”的游戏在近日似乎又在沸腾起来，它起于民政党代表大会上，竟有代表建议许子根到峇眼国席与林冠英来个王者之战，理由是以激发民政党士气，即使输了也光彩。我不知道提议人是出于真心诚意或带有冷嘲热讽的心态，因为这不但是一场没有意义的对决，而且也可能使党领袖蒙羞。为什么要这样的激将法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试探许子根的勇气与信心。其实，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我们认为这不是“拯救”民政党之道，反而是下下策，搞不好民政党上下会因这样的幼稚的举止而断送前程。

到底是谁“发明”或鼓吹“王者对决”的？好像没有人考证过，但就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来看，应该是民主行动党启开这种风气。记忆所及，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的副秘书长范俊登蓄意到万里望选区叫阵，用以“惩罚”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结果范把也是兼任行政议员兼怡保市长的辛尼华沙甘打得落花流水，后者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翌年撤手尘寰。从此人民进步党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虽然范俊登不是党内的第一号人物，但却是响当当的第二号人物。他的打败辛尼华沙甘意味着行动党攻击进步党“背叛”人民与国阵合作的策略奏效，因此说范俊登是“王者对决”的“开山始祖”，也许是不会错的。

不过，在槟州的行动党主席叶锦源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在丹绒国席对垒也是加入国阵的林苍祐（兼任首席部长），结果败下阵来，也因此夺取槟州政权美梦破碎。严格来说，叶锦源当时尚算不上行动党的前线领袖，也就构不成“王者对决”这号称。反而因为领军失利，造成叶锦源在1978年脱离行动党另起炉灶，但因无法取得选民的支持，从兹只能息影政坛。（注：叶锦源于2009年逝世，范俊登于2010年逝世。这两人在1978年后曾一度成为政治莫逆之交，共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党）。

在这之后，又有一场“王者对决”的大决战在芙蓉上演，那是1982年的大选。根据丘光耀的论著指出，林吉祥曾挑战李三春到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参选。结果李三春在有条件下移师芙蓉提名，向行动党党主席曾敏兴下战书。这一场战对马华来说是关键之役，因为若堂堂的总会长失手，马华的颜面又置于何地？对于曾敏兴而言，也是重要一役，但输了也只是大打击，不十分碍事，因为党的第一把交椅是林吉祥。

李三春虽只以845张多数票压倒对手，有效带动马华士气而议席也大增（马华国会参加28席，赢得24席；行动党的国会只剩下9席）。

一年之后，李三春突告辞职，在补选中曾敏兴又卷土重来，没有人知道个中因由。马华也因为这样在1984年陷入严重党争，直到1985年才由陈群川压倒梁维泮而安定大局。

从这样看来，“王者对决”非李三春所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要向马哈迪证明马华是获得华社支持的；同时也以此作为政治筹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抬头（这一年马华与民政在州议席分配上平分秋色，各得8席）

由于马华在槟州夺首席部长不成功（林建寿落选，林苍祐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李三春也就在心愿未了下“离党出走”，留下解不开的谜团。这意味着李三春并不认为“王者对决”是值得炫耀的，打败曾敏兴后还不是自己也走了。

1986年的“王者对决”是转向马来社会。者次由回教党主席尤索拉哇到巫统马哈迪的古邦巴素选区叫阵，结果不敌马哈迪败下阵来。虽未引发政坛激荡，但也算是两党党魁首次直接交锋。回教党之所以选择与马哈迪来个王者战是希望鼓起回教党低迷的情绪，结果空手而归。自此之后，回教党不再支持“王者对决”的战略方案。

同样的，也是从1986年开始，行动党的第一把手林吉祥成为“王者决战”的另一位造王者。虽然他开展丹绒一役在丹绒国会单挑民政的许子根而受到舆论的批评，但他举的理由是行动党要从丹绒起家（一如林苍祐也是靠丹绒起家），不得不向许子根挑战。当然从战略上来说，行动党出招去掉刚冒出头的政坛新秀也有其本身的说法，因为若许子根再胜而有官职后，林吉祥就不容易应付了。

当时市坊上有很多人不苟同“两个人才争一把椅子”，到后来选民因为更需要反对党领袖多过当部长的议员，也就牺牲许子根来成全林吉祥。后者胜了许子根一条街那么长，以一万余张多数票插旗丹绒。

如果说1986年的战役不能用“王者对决”的形容；那么1990年林吉祥在巴当哥打提名冲着林苍祐而来就是不折不扣的“王者之战”了。不过这两场的战役可以归纳为对抗许子根是林吉祥个人的决定，而对抗林苍祐则是遵从槟州党的决定，并非是他自动请缨斗老佛爷。结果林吉祥只以706张多数票击败林苍祐，但这是“没有喜悦的胜利”（许多年以后，林吉祥在2010年拜祭林苍祐时也显得不是光荣的战役。林吉祥并没有上台执政成为首席部长，他造就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

因为那一年行动党赢得空前的14个州议席，林吉祥乘胜追击地在1995年又来一场“王者决战”。这一回对准其手下败将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演一场龙争虎斗。这一场战争行动党视为执政的必经之路，到头来是林吉祥大失所望，被许子根以7703张多数票击败；行动党也致命地只剩下一名州议员。

当“王者决战”给林吉祥带来“惨痛的失败”后，他领悟到“丹绒三役”已是“收档了”，而且也不算明智地一而再，再而三泡制“王者决战”的局面，这不是槟州人民愿意看到的。

即使林吉祥在1999年不再推动“丹绒四役”，但他的排阵（不再有王者决战）也不是令人激赏的。他第一次遭遇在国席上输给谢宽泰的痛苦。刚巧在这一年的双失败（输国又输州）后，林吉祥陷入了5年的“痛苦政治更年期”。好不容易在2004年移师怡保东山再起，也就结束了林吉祥“王者之战”的神话了。

正由于老豆的“王者之战”有问题，因此林冠英在2008年的大选采取了谨慎与谦虚的态度，终于让他扭转局面，成为改朝换代的第二人（第一人是林苍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林冠英避开锋芒，挑选执政党的弱环节下手而成功（国打峇眼及州打阿逸布爹，俱是马华选区。在当时，民政对他来说算是十分强大的对手）。

如今又有人再老调重弹的“王者之战”。若你从过去的几个例子来观察，你就不会支持这样的“胜者不威，败者痛苦”的策略了！

刊登于2011年10月24日《南洋商报》

911十周年祭 （现代春秋）

2001年的一个夜晚，在电视机前观看新闻报导时，突然眼前一亮，有飞机直冲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好像是银幕上的恐怖影片；而事实上是美国受到了重创，恐怖分子驾驶骑劫来的飞机向资本主义的心脏冲去，结果导致两座帝国大厦被摧毁，逾三千人死于非命。这一突如其来的浩劫发生在10年前美国日期的9月11日。不仅对美国人是当头一棒，更让全世界人民看傻了眼，没有人会相信在高科技和最文明的地区竟会有如斯恐怖的爆炸事件向美国的权威和尊严挑战，但也真的发生了。如今一晃眼，十年过去了，日子和时间过得很快，这个世界也起了急速的变化。 如果有应验的话，那就是“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向美国发出圣战讯号后，他用了5年的时间给美国最大的教训。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和人民才开始相信和接受这个世界存在的最大威胁是“看不见的手”，一只能致人于死地的黑手，而这个人在美国人追查到底后警觉原来曾经是它一手“养大”的叛逆者，它不得不对他及他周围的一群狂热的恐怖分子采取非常手段，它已经不能再用正常的思维去思考和追究敌人在哪里和他的武器有多威力。因为放眼世界，能够与美国在杀伤武器有得比较的是前苏联，也就是今日的俄罗斯。但自从苏联在1990年变天，苏联已缩身成为俄罗斯，不再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至于在千禧年后崛起的中国，也在军事上落后于美国。换句话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和公然和美国叫阵。尽管美国曾经注意到奥沙马宾拉登曾向美国下战书，但凭奥沙马及其随从的本事，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也就不认为奥沙马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多在远离美国本土的美国大使馆进行暴力袭击或骑劫民用飞机或采用人肉炸弹来个玉石俱灰的疯狂行径。 正因为美国轻视来自回教世界极端派兴起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也就不很在意这批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所能起的作用。就这样，当塔利班（一个先在巴基斯坦起家的极端宗教武装组织）在1996年夺取阿富汗的执政权后（按苏军在1989年入侵阿富汗，但在回教游击队包括奥沙马的部队的顽抗下，终于在1990年撤军），阿富汗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奥沙马势力的支持下，由塔利班的头子奥尔马所填补，组成不可思议的钻行逆施的极端神权政府，禁止女人抛头露面，把国家导入中世纪的蒙昧时代。 在这样的保守和与世隔绝下，正好给奥沙马一个机会在阿富汗建立起其恐怖基地（取名阿盖达）。因为有了基地和活动的范围，奥沙马将矛头转向美国，他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来自美国的霸权和强权政治；尤其是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的悲剧都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身为沙地阿拉伯人的奥沙马对阿拉伯世界和回教世界一直被美国操控至为不满，也失望于国际社会不能伸张“正义”，为巴勒斯坦人民讨回公道，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不能团结，让以色列人欺压巴勒斯坦人，直到今天还无法立国感到痛心疾首。也因为这样，奥沙马利用一切的宗教力量来行使他的恐怖行动，并企图为其恐怖行为“合法化”，取名为“圣战”。 对于奥沙马所代表的异端教派所掀起的反美运动，被美国知名政论家亨廷顿看在眼里，他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断定文明的冲突已因宗教的冲突而浮现（这一年也刚好是奥沙马口头向美宣战的开始）。当911事件发生后，亨廷顿即刻在《新闻周刊》发表专论，指说西方与回教的冲突表面化了。 确确实实，在911之后，美国已不再姑息极端集团和宗教狂热分子在美国面前间断性地以恐怖的行为来挑衅。在忍无可忍下，美国政府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行动，在2001年10月7日（离开911只有26天）大举进攻阿富汗。不到两个月，塔利班政权分崩离析，奥沙马的恐怖基地组织也化整为零。虽然事后美国扶持起以卡扎依为首的新政府，且举行民主选举，但不论阿富汗如何民主改革，美国为维护秩序，先是不断派兵援助，目前已达到10万军人之数。这意味着，阿富汗表面的民主和背后依靠美国的军力来支撑场面终于改善不了阿富汗的落后与停滞。 抑有进者，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今年6月份时，证实美国已和塔利班武装举行会谈，初步进展良好，这又证明了塔利班武装被扫荡后，经过一些年又死灰复燃，不是美国的军力可以一举残灭的。 既然美国已定下要在2014年全面撤出阿富汗，则与塔利班的和谈是必要的，只要后者不再诉诸恐怖袭击，参与民主建设，预料美国会为自身的利益创造条件。 至于美国在2003年也借故指责伊拉克暗中鼓动奥沙马展开恐怖袭击，也来一个大举进攻伊拉克的目的主要是要清除阿拉伯国家内出现顽抗与反美的势力。正好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在后期对美国指指点点，批评多过依顺，也就拿萨达姆开刀，以剪除一个可供恐怖分子栖身之国家。萨达姆的银样腊枪头的军力不到一个月便被瓦解了，更在同年杪将萨达姆逮捕归案（2008年经审讯后被判处死刑）。由此可见，一个有形的国家（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的，只要美国一动，这个国家的政权就难保了。这种“替天行道”的作为虽备受一些舆论的指责，但在反恐和打恐的名堂下，美国显得理直气壮地拿下两个与911有关的政权。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拿不下奥沙马而耿耿于怀。在不知此人是死是活的情况下，美国竟用上10年的光景才打死了奥沙马宾拉登（2011年5月1日）；又在今年10月1日再杀死恐怖基地二号人物奥拉基。在美国看来，打恐战争已晋入“胜利”的阶段。而在今年内撤出伊拉克，但伊拉克的和平与繁荣又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知道美国留下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伊拉克，让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徒在争夺政治权力。 事实上，911丧命的不仅仅是无辜的3000美国人，而是在911之后，又有25万人死于非命。这个巨大的数目意味着死一个美国人要83人赔命。 根据BBC网站公布的数字如下： 1、 在阿富汗，有12,000人丧命。 2、 在伊拉克，有12万5千人丧生。美军死亡人数达4千人。 3、 有300万伊拉克人逃离家园，约占总人口的10%。 4、 巴基斯坦35,600平民死亡。 5、 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战乱中，有255名记者殉职。 6、 美国在对付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及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历年行动，总共耗资4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911给人类带来的是一连串的创伤和悲剧，也给在美国的回教徒带来悲痛，因为在民意测验中，只有48%的美国人表示对回教徒友好，另32%认为保持中立，一改过去的和谐与亲善的态度。 如今10周年过去了，美国人也从911悲剧中醒悟过来，但世界并不因此变得美好；尤其是回教国家正面对“茉莉花革命”造成的震荡与改变，也给美国增添新的烦恼。 也许在打恐战争之后，美国要面对的是一个改变中的回教世界。这就是911的10周年所折射出来的新形势。 刊登于2011年10月31日《光华日报》

陈莲花，妳怎么啦？（现代春秋）

在心理上，人们总爱说，女人心海底针，即意女人善变，要透视她的心如“海底捞针”。换句话说，女人的心思是男人或说外人猜不透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形容词。 但形容归形容,我也一向认为参政的女人不会犯上“女人”的小气，而是大肚量地承受一切压力，包括在政治上敢做敢为，不会让人摸不透她的想法和心思。例如，我在新闻上认识的陈莲花（我与她不深交，只有过一次的短暂会谈），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政治工作者。她的表现是前卫的，她是这个时代“难得”的政治巾帼人物。 因此在2007年（10月7日），当陈莲花以妇女组主席的身份在民政大会上语惊四座时，我对她另眼相看之余，也为她写下一篇喝彩的文章，取名“为陈莲花喝彩”。因为她直截了当地回应首相阿都拉说要“听真话”的演说后这样说：“首相在开幕词上表示要听真话，但是人民讲到嘴巴都干了，讲的不是谣言，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发生在国内的真相，难道我们只是要聆听、听！听！听！但是没有行动。” 在为民政大会主持开幕时，阿都拉重申他4年前上台的口号“我要听真话，所有的人应勇敢地讲述，就算最尖锐地批评和最痛苦的事实。” 当然阿都拉还有另一句名言是“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起工作。”那是他在2003年上台时发出的激发人心的壮语。 然而3年之后，陈莲花感到累了，因为她看不到用行动来纠正错误，因此她说：“人民其实感到失望和气愤，这就是为什么被指为“叛国”的事会发生。他们其实不是叛国者，而只是想抒发不满，真正的叛国者是那些贪污、腐败、不诚实的人。” 在当时陈莲花的激昂言词是获得民政上下的支持，老百姓听后也大快人心，至少她赢得我的掌声。于是我开始对这个人有所注意：她是在2004年的大选在武吉甘冬的国会选区（一向是巫统的强区，在那一年因太平国席让进步党主席卡维斯，巫统也就让出武吉干冬给民政。如今这个选区是民联的前州务大臣尼查所拥有）冒出头来。翌年，她参加角逐民政妇女组主席，成功地击败原任者丽娜峇（来自槟城），成为民政一姐。未想到她在2007年敢于成为民政党内最出位的“良心人物”。 也因为阿都拉处事的优柔寡断，他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付出了代价。国阵在蒙受惨痛的教训后，虽然仍然维持中央政权，但已失五州政权。一年之后，阿都拉下台，这就是308的政治海啸后果。 不过民政一姐却是官运亨通。她在2008年虽转移阵地，但被献议出征也是巫统的玲珑选区而胜出。结果代表民政出任副新闻部长。即使她是英校出身，正在努力学华语，华社还是普遍欢迎和接受她的受委（她的学历是一名硕士）。 在2008年8月17日的吡叻民政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依然表现出“敢怒敢言”的本色，她的言论更是震撼性的。她指责巫统玩弄种族主义，不但造成其他国阵成员党基层不满，而且也影响其他种族的感受，造成国家的安宁受到威胁。 为此，她建议民政党考虑退出国阵。她说：“这项建议将会带到中央代表大会上讨论，大部分基层都有这个意愿（根据郑可扬的说法，有80%代表认同退出国阵）。” 虽然陈莲花的言论如同掷下一枚炸弹，但没有引爆，因为在下来的十月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正式讨论退出国阵的提案。原来陈莲花在事后遭受严厉的批评，她也对此事做出澄清和道歉。换句话说，陈莲花这次的“英雄本色”是硬不起来的，因为民政并没有与她的论调起舞，所谓退出国阵并不存在，陈莲花也就“好心做坏事”，使到“退出论”不了了之。 我在那个时候对陈莲花的急转弯有了意见。我不明白她为何能在24小时内改变口气和语调，难道她的指责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阿都拉在同年的10月18日主持马华代表大会开幕时，也回答了陈莲花的指责，他说，巫统欺辱其他成员党的课题完全不存在，也没有成员党申诉遭巫统欺负，只有在野党挑起课题。 在这之后，民政退出国阵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们也开始另行评估陈莲花这个人，因为她不能坚定和坚持她的言论，反而招致诟病。 在2009年纳吉上台后，陈莲花换了部门，成了副贸消部长。她有两件事也是备受批评的。第一件事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陈莲花表达了“傻瓜论”。她说，如果选民继续执迷不悟，投选只讲都不服务及玩弄种族情绪的反对党，选民将被这把“火”烧成“炭”，民政党也不要继续当傻瓜。 所谓的“傻瓜”即指在大选时把票投给反对党，而选民有问题时却找民政或国阵成员党帮忙。这种“有事找国阵，投票给反对党的做法，是把民政当“傻瓜”来看待。 陈莲花的言论令我想起60年代大选时，因左翼的社阵缺乏资金，它就号召选民“坐联盟的汽车，投票给牛头”，结果也有所奏效。 其实，一个政党或代议士或部长的职责是服务人民，只要有这样的机制和身份，人民自然会找上门要求解决问题。至于是否一定要投票给谁，那与服务攀不上直接关系。因为选民有自由的投票权。因此陈莲花将服务与投票相提并论，是对民主的真谛缺乏了解。 再有在今年7月的时候，陈莲花又闹出一个笑话，她向槟州国阵党员讲解百货膨胀课题时，劝告人民不要跟净选盟起舞。她说：“若国内每户家庭都种一棵辣椒树，大马就不需要向泰国进口辣椒；若空间允许，人民可在家养鸡，并用剩食喂鸡，不需要丢掉浪费；若外食开销大，就自己煮；若某种鱼类涨价，就换口味吃较便宜的鱼。为何浪费时间上街示威？净选盟示威成功了，他们成功破坏国家形象，他们有没有想过商家损失多少？要他们来领导国家？你们自己想想。” 不知道陈莲花这番古怪的逻辑是师出何门？因为我们常有听到中国方面这样说：“做官如不为民服务，不如回家种红薯。” 现在反倒是陈莲花劝人民“勿示威，回家养鸡”简直是新式成语。这使我想起陈莲花的前任者纪碧真在当妇女组主席时说过令人难以消化和理解的话：“我的母语不是华语，因为我是娘惹”（娘惹不是华人，这论调好怪）。 未想在这次（2011年10月15日）的民政代表大会上，陈莲花又有更大胆和让人眼前一亮的言论，她竟公然地要求许子根退位和不要参加大选，以免影响民政的胜算。 这炸弹一投下，几乎将民政党“炸成两半”（因为若她坚持，民政大会上肯定分帮立派，或会面临一场抉择的角力），也是不及24小时陈莲花又改口了。她否认逼宫，也没有直言许子根不要参选，她所说的是党领袖不应软弱，而是要果敢，否则就退位。因此她的新解释是如果许子根决定留下来，就要变得勇敢和果然起来，为党注入新气氛。 就这样的轻描淡写和许子根决意留下来后，民政的一场“战争”也就烟消云散了，真是成也陈莲花，败也陈莲花。 就此而言，政治上的女人同样也是抓摸不透的，陈莲花也不例外。单就上述几个场合的“精彩”言论，我也不得不认了！不知陈莲花有何想法？ 刊登于2011年10月24日《光华日报》

回教国家半个世纪的转折 （直挂云帆）

这半个世纪以来，或准确地说，这55年以来是美国与回教世界的纠缠不清和关系变化的转折点。而为美国打开回教世界的缺口不是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恰恰是远离美国和中东的印尼。 1966年印尼的右翼军人苏哈多领导一场大流血的政变中，一举推翻了走亲共产国家路线的苏卡诺总统。 本来苏卡诺也不是左道中人，但却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为了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取得独立的印尼能在冷战的夹缝中生存，也就采取不亲美但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路线。他甚至还标新立异地倡议“纳沙贡”理念（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存），把回教世界纳入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中。 1963年，印尼总统苏卡诺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推动和开展的“粉碎马来西亚”的运动就是借助共产世界的力量，以和亲美的马来西亚较劲。因此马印对抗基本上是回教国家延伸了埃及的亲苏路线的另一个表现。 埃及的纳塞是在1952年的政变中成功地推翻法鲁克王朝。他在1956年将苏以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在同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进一步靠向苏联。 另一方面，到了60年代，印尼的苏卡诺一马当先地与苏联和中国友好，也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希望建立一个不亲西方的第三世界。 但是当苏卡诺的反政变事败后，他就尝到了美国插手回教世界的痛苦与势不两立的逼迫。例如1966年苏哈多抬头并出任印尼军事首长后，他就把整个印尼倒向美国，大举杀害印共，苏卡诺的“纳沙贡”也就被“粉碎”了。当马印对抗结束，印尼也与马来西亚（东姑时代）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友。在这种情形下，回教国家逐渐远离共产国家，但过程是缓慢的。 如果说，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国还不足以促使埃及反思；那么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面临严重损失后，就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检讨其内外政策，因而在1974年与美国复交，意味着中东局势有新的转变。果然不出所料，1976年埃及解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显示埃及政策向右转。一年之后，埃及总统沙达特（他在1973年取代逝世的纳塞成为新总统）历史性地访问耶路撒冷，并与以色列媾和，全阿拉伯世界为之哗然（正因为这样，沙达特在1981年被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开枪打死）。 从印尼的转向亲美和埃及的重回美国的怀抱，在在说明了在与苏联争夺回教世界的斗争中，美国已占上风，且步步向苏联的权威挑战。 1979年，苏联在怒不可遏的情势下，大举进兵阿富汗，企图将阿富汗变成苏联的桥头堡和卫星国。这个时候，美国巧妙地利用回教国家的宗教分子潜入阿富汗，美其名是打一场圣战，实则是鼓动回教国家反苏反共。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出现一位在后来震惊美国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他就是美国当时（80年代）蓄意培养出来专门到阿富汗领导游击战，以拖住苏联后腿的重要棋子。 奥沙马宾拉登在1990年苏联撤军阿富汗后，变成一只脱缰的野马，不但在阿富汗立足，甚至与阿富汗境内与极端的塔利班组织相互合作，进而在1996年塔利班夺得阿富汗执政权后，他就与奥尔马（塔利班头子）结为“难兄难弟”，更进一步允许奥沙马在阿富汗建立命名为“阿盖达”的恐怖组织。也是在这一年，奥沙马向美国发出战争的指令，他扬言向美国发动“圣战”。此时的奥沙马已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当然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其实，当美国在70年代与苏联角力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后，它就怂恿和鼓励中东国家和回教国家自相残杀或默许政变来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例如在1979年伊朗柯梅尼长老成功地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后，美国就放手让伊拉克的萨达姆与伊朗打一场不分胜负的8年战争，目的在于拖垮或最低限度牵制伊朗不会在反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又例如在1969年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的利比亚强人卡达菲，他先是受到美国肯定，后来因他的摇摆不定的立场和挑起反美的情绪，才被美国列为“危险人物”。但对这号的“政治狂人”只要有回心转意的可能，美国在时机未成熟下，还是会尽量争取的。因此当2003年利比亚的卡达菲不再反美后，他被容忍了下来。 还有突尼斯的本阿里总统在1987年的政变中推翻了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不论他是否真正推行民主，也被美国包庇而不必担忧政权变天。因此他在1994、1999、2004及2009年都蝉联总统。 如果不是突尼斯在去年杪爆发民众起义的突变，在位23年的本阿里是不会轻易下台的，因为人民无法忍受他的独裁统治。他终于逃到沙地阿拉伯当寓公。 这场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因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运动不但推翻了本国的独裁者，而且也蔓延至北非洲的回教国家。整个运动排山倒海而来，矛头指向各个大独裁者。 这个时候，美国如果不加入反对者的阵营，很可能会被革命的群众掀起反美浪潮，因此美国决定不再对昔日的盟友寄以同情或出手援助。理由很简单，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在研究和分析突尼斯的情势后，发现情况不妙。如果任由发展，对打恐战争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针对前景未测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不得不未雨绸缪和先下手为强，不再让任何极端派有机可乘，而是将“革命”导入美国鼓吹的民主制度的轨道内。 因为2001年的911恐怖分子得以轻易摧毁两座纽约帝国大厦，是美国轻敌所致，也在此一刻感觉到奥沙马的可怕，真的向美国发动圣战。因此在下来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再轻视回教国家的风吹草动，也不再忍受反美的回教政权耀武扬威或陷入动乱局势。于是有了2001年美国联合盟友攻打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的大报复；复又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一举拿下萨达姆和推翻其独裁政权（1979年上台，历时24年）。 既然对萨达毫不容情（即使在1980年利用萨达姆向伊朗开战），那么对下来的独裁者也没什么情面可讲了，只要转成美国利益的绊脚石，他们就不再是美国的牢不可破的盟友了。埃及的大独裁者穆巴拉克在位30年不得不下台而成为阶下囚，也是美国不再积极伸出援手所致，当然美国也借机顺应回教国家的民意来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接着下来，虽然后期的利比亚不再反美，但在不符合美国及利比亚人民利益底下，美国也只好拿卡达菲祭旗。就这样，在位40年的独裁者也不得善终，他的下场与萨达姆大致相同，都是在偏僻的藏身处被人抓捕。萨达姆在2008年死于问吊；卡达菲则是在2011年被当场打伤抓获而丧命。 一代大独裁者在今日成为可怜的悲剧人物显现了时代的反复无常，当一个人成为美国的“累赘”时，他注定是要被铲除的。 当然在清除独裁政权的同时，今天的美国也在炫耀它在对付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已打死了第一号公敌奥沙马宾拉登和第二号人物奥拉基，使得打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还有叙利亚、也门等回教国家也面临变数，正等待美国收拾残局。 不宁唯是，当美国在各方面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后，它自然不放弃正本清源地厘清以巴胶着的关系。因此又频传出以巴已开始交换俘虏；巴勒斯坦准备加入联合国。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在进行最后的努力，以克制以色列作出让步的同时，也让巴勒斯坦在支离破碎中立国，藉此堵住激进回教势力继续利用以巴课题将掀起另一场反美运动，不然美国所作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整整55年了，我们终于看到回教怎样脱离共产国家而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及后激进分子又从中跳了出来把矛头对准美国而又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样的转变中，美国也因911事件后不再姑息恐怖分子，也不再庇护独裁者。 老实说，茉莉花革命之所以血染回教世界，与美国的从中插手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回教国家被摆上世界舞台但又不能主导整局的悲局。也难怪今天的局面是一个没有英雄人物的年代，只知道美国在主导一切。这也许是回教世界在转变中不可避免的挣扎和流血。 刊登于2011年10月27日《东方日报》

民政党与许子根 （直挂云帆）

成立于1968年至今有43年历史的民政党今日陷入的困境终于在本届的第40届代表大会中（10月16日-17日）暴露出来。虽然不是明显的分裂，却反映出党内的高层或干部对党的不明朗的未来忧心忡忡。 较为直接挑起党内矛盾的是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她在妇女组代表大会上，暗批党主席许子根领导软弱使到党蒙羞；同时也以不点名方式敦促许子根退位，否则该党将会面临“死亡”。 虽然事后陈莲花否认逼宫，但不否认她所批评的人是许子根，而且她也认为来届大选许子根不要出征。 在这方面，陈莲花自辩的解释是这样的：“我没有逼他退位，我只是要他做一个决定。若他决定留下来，必须变得勇敢果断起来，为党注入新形象；当领袖不够果断时，这个党也同样予人软弱的看法。 其实，不论陈莲花的论调为何从“强硬要求”变成“协商要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或者“代表”了党内的一把声音（姑且不分析是大部分或小部分）作出了呐喊。这是继今年较早时在槟城的所谓“倒丁倒许”运动后的另一个新发展。如果说槟城方面的发难者缺乏重量级人才，那么这次大会就浮现重量级人才与许子根“较量”。 不过综观党代表大会的情况，陈莲花的声音有叫好但不叫座。最低限度民青团不与之共舞。这之中的微妙是否显示民青团长林时彬也间接表达其父亲林敬益不支持在此时倒许子根？我们不得而知。但陈莲花的举棋不定的动作也反映出民政党内并没有一股取代的力量来更动或更换领导层。也因为这样，陈莲花的“孤掌难鸣”也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即若要推翻一个领导层，须要有舆论和势力的较量，如果排不出一个阵容来，那也只是说说而已（至少马华党争时的2010年，我们看到的是三大阵营进行角力战）。 所幸的是，针对陈莲花的言论，也有了即时的回应，其一是国阵主席纳吉说，此事交由许子根自行决定要不要参加来届大选，他相信后者知道要怎么做。在这里他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与许子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似乎意味着他需要许子根继续合作下去。 为了安民政之心，纳吉明确地表态，一旦国阵在未来大选夺回槟州政权，巫统绝对不会争做首席部长。因此他要求民政提出一个替代班底。只有这样，民政党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纳吉没有道出来一旦执政由谁来担任首席部长，但已强烈地暗示民政根在槟城。离开了槟城，民政将会成为漂浮失根的政党，很可能危及生存的依据。 民政不能否认这是肺腑之言，因为民政从诞生到今天，它是根植槟城的政党而后才放眼全国的。如果没有1969年的那场大选扶起民政党，它不可能被联盟重视，而在1974年召入国阵。正是因为民政有不逊马华的重量，坐拥一个州政权，所以被宠幸地欢迎加入执政集团，而成为马华的襟肉。在这之后，民政与马华的恩怨“剪不断，理还乱”；有过无数次的明的、暗的过招和斗争。也曾两次计谋夺取槟州主导政权（首席部长职），到最后民政都一一化险为夷，主要是得到巫统的力挺所致。如今包括纳吉也说出这样的话，似乎给民政足够的面子重组班子，但民政做好准备了吗？ 其二，许子根身为民政党老大，他已经不能再闪烁其词，因此他明确表态要领导民政参与下届大选是必要的。所谓的领导也使到许子根必须要有一个蓝图，正如纳吉所期望，要有一个班底，而这个班底的意义应该不是指民政本身的改组，而是如何组成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的“内阁”，由谁来做首席部长？如果国阵胜出的话。许子根已不能如同三年前对首长人选三缄其口。 继之，许子根既身为党主席，也不能成为不上阵的老大，他不是陈祯禄，他是林苍祐的继承人。即使面对再怎样大的挑战，他都是要下战书的。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许子根选择在槟城出征国会，他有三个选择，第一是丹绒国会（1982年他起家的选区）；第二是峇都加湾（他2008年栽在拉玛三美之手）及第三是升旗山（它是谢宽泰的“地盘”。如果谢宽泰攻打丹绒武雅州席，他与许子根联手就会使升旗山成为一个重头选区）。 既然许子根已担任首席部长长达18年，他是不会再下州选。至于有党代表建议许子根来个“王者之战”，直接在峇眼与林冠英对垒都不是好战略，也是不可取的下策。这个时代已不流行“王者对战”。不但许子根不会认为是明智的，即使是林冠英也不会要求来个“王者之战”。这也不是林冠英的战略。在2008年大选时，他就巧妙地不与民政正面对峙，因为他当时知道民政在槟州的势力较强。由于林冠英战略得当，通过308的政治海啸，他一举把民政及许子根打倒了。这就是说，“王者之战”是不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兵遣将，作出最好的布署。因此提议“王者之战”是意气之词，不符合战略需求。 由于纳吉要许子根处理好问题，许子根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肯定会率民政大军应战。这也许是他所谓“为党牺牲”的言论依据，也与他所谓要“硬起来”是可以和自我“牺牲”连起来解读的。那就是“为了党豁了出去，即使牺牲（输了）也在所不惜”。他第一次带出了悲情政治。 无论如何，民政党已错失3年来的大改革，如今必须迎头赶上，不然又会陷入308时的“首长人选难产”的“困境和陷阱”，这才民政的最大禁忌。 刊登于2011年10月20日《东方日报》

从预算案推算大选日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10月7日在国会下议院宣布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是个非常大胆的设计，也显得十分不寻常。如果把它视为大选预算案，那是贴切不过的。

环顾独立以来，没有一个首相或财长提出过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预算案。因此，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都见者有份。市坊上的批评比较集中在政府超前开支，几乎是“大小通分”的，而担心我国的收支无法应对明年的庞大开支；更有者预测明年经济会有下滑，因此不看好政府这么的慷慨会使国家经济稳健发展。

例如，反对党领袖安华就批评2012年的预算案“不切实际”，无法解决日渐扩大的经济赤字。他甚至怀疑政府在3个月后，将需要提呈另一笔巨大的附加拨款来应付所需。

在这方面，首相纳吉的反驳是政府绝对有充裕的财力来实现预算案所许下的诺言，如果政府食言而无法落实，对他个人来说，无疑是“政治自杀”。

纳吉的回应显然表示政府有信心“交货”，反对党无须“杞人忧天”。

由于政府掌控所有的资源，我们也不怀疑政府有办法凑足所有的款项来逐一发放，但我们也注意到首相提呈的是一个十分有刺激性的预算案，令人无法抗拒。虽然它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少有人说它是不惠民的？

整体而言，首相今年的预算案是历来最高的，共达2328亿元，比较去年的总开销2120亿是增加了9.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预算案中，有1816亿元是用在行政开销，而只有512亿元是用在发展开销。换句话说，行政开销占了总预算的78%，这是非常高的比数，也意味着我们收入的每10元有78分是用在行政方面的，而发展拨款显然不成正比例，因此也需要私人企业界注入资金才能收效，不能光靠政府来推动发展。

对此，我们注意到政府费然苦心来提升和增加人民的收入，且以公务员作为示范。虽然政府在对公务员调薪上没有如较早时的传言，会大幅度的提高40%，但也获得7至13%的加薪（或常年加薪80元至320元不等）又有花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公务员退休年龄也提高至60岁，基本上也延长了5年的服务期（过去是55岁退休，后来调高到56岁、58岁，如今索性提到60岁），而且退休的公务员从2013年开始，退休金常年增加2%。这对公务员来说，不啻是项喜讯。不过对于人民来说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根据所知，我国现有的130万名公务员在延长服务期限下，必然使公务员数字增加，而且政府每年都必须吸纳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公务员的行列（私人企业界的成长率无法吸纳大批的毕业生）。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公务员的薪酬将从492亿元扩大到512亿元，也就自然地导致行政开销增加。尽管政府预测我国赤字将从今年的5.4%减至明年的4.7%，但还是比计划中的3.8%为高。因此华裔担心公务员数字的偏高会拉不下财政赤字是有其依据的。我们不知道政府将如何控制公务员的数字，但马来西亚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公务员比数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马来西亚的公务员占人口比例的4.68%，泰国占2.06%，韩国占1.86%，菲律宾占1.81%及印尼占1.79%）。这并非好现象，正如华总主席方天兴说，应予“瘦身”。

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视纳吉的预算案是大选的预算案，因为它有立竿见影之效，比起阿都拉时代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在阿都拉当政时代（2003-2008），他侧重的是大块头的经济规划和发展，也在第9大马计划中表现出来，例如他把国家分成五大块发展，看起来是十分宏伟与诱人的，但不切实际。就拿北马来说，究竟北马经济走廊成功了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尤其是阿都拉提出将北海发展成北马经济交通枢纽中心又怎样了？为何槟岛外环公路计划取消，又为何不推行单轨火车？这些都是阿都拉的败笔，其他的经济发展区也就无需赘述了。

纳吉显然吸取了阿都拉过于“宏愿”计划的教训，干脆来个实际的方案，这可以从2010年及2011年预算案的方程式窥见。纳吉不但推广其实惠政策，而且进一步扩大成“轰动效应”，让老百姓指指点点之余，也会觉得他的经济政策是直接利民和惠民的，只要能达成这样的效果，那就是纳吉所要的。

当然，因为世界经济复苏又陷入不稳定的时刻，纳吉也不能过于乐观展望明年会有更好的经济成长，不过在此时此地公布一系列的利民政策，且向城市人民作出各式各样的承诺，就意味着纳吉要把国阵导回城市，不再被揶揄为“甘榜政党”。

纳吉在10月9日的联邦直辖区国阵汇报会上除了提醒成员党大选要到了之外，也促请国阵成员党收复城市失地，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政党”。

无可否认的，在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巫统面临的窘境是痛失城市议席和数州执政权，剩下大部分的乡村或半城乡的议席由巫统拥有。在参加109席（国会）选举中，巫统赢得79席，即72%的胜利，惟多数议席胜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加上友党连失城池，才引发纳吉在2009年上台后，来一个破釜沉舟之举，作出诸多动作试图扭转局面，包括废除内安令和修正出版法令，并通过管道给华校前所未有的巨额拨款；提供奖学金予独中生等等的大动作，说明了纳吉希望仿效其父亲敦拉萨用改弦易辙的方式来转运。

而为了突显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纳吉总是有些出人意表地作出罕有的举动，包括亲自走入民间，又与学生齐踏脚车再派红包，以及在预算案中的大手笔，就是希望借势吹起大选风。

今天，大选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近，国阵；尤其是巫统已使出浑身解数，通过首相的“东奔西赴”和刻意在今年的916大事庆祝国庆，正好说明纳吉在进行与前任者有别的战略；特别是告别阿都拉的“遥不可及”的计划，真正地融入民间求取支持。

到底纳吉的绝招能否扭转乾坤？到底民联又怎样反击纳吉的凌厉攻势，这都只能在大选中见真章。

不论是在今年或明年初举行大选，也不论是否最可能在今年11月举行新的大选，整个时局已是动荡和沸腾起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刊登于2011年10月1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