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似乎是不容易得出客觀的評論，但也不是沒有得比較的，因為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常常被人拿來做比較。這兩個人就是林蒼祐與許子根。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10.05
黄锦鸿夕阳看晚霞
文化艺术部副部长黄锦鸿在槟州马华联委会排阵上被挤出主流是意料中事。虽然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仍然在票选中顺利入围，但不意味着他尚有机会重掌槟州马华。他败笔在于今年五六月的州际区会改选中保不住优势，到最后槟岛的六个区会中，只剩下日落洞区会给予他明确的支持力量。尽管来自威省的区会并没有反黄锦鸿，也不等于给予100%的支持。在此尴尬的情况下，黄锦鸿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0.10.05
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
10月16日应《槟城媒体工作营》之邀，向一批年青人讲一段马新华文报的历史。讲题是《马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两位名报人，是要点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马新华文报与中国文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进一步了解华文报业是怎样走过来的。由于不是学术论文，也就从历史切入这两个人在马新的办报片断。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
24.10.05
郭家骅迎来了冬天
郭家骅的知名度这些日子被提升到全国性，主要是拜马华党选之赐。不过在2004年大选后，他已开始成为争议性的主角。这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挑选槟州行政议员方面，先点中陈清凉州议员，而准备将原任行政议员郭家骅与骆福汉撤换掉，后来因为发生微妙的变化，郭家骅的官职被保留下来。骆福汉则出局，换上来自威省的刘一端，陈清凉煮热的鸭子飞掉了。
有人说，郭家骅被留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他做半届，剩下的半届留给陈清凉，可是郭家骅始终未正面承认如此的“君子协定”。至于他与黄家定有签下什么文件或口头上有何承诺，只有他最心知肚明，我们也就不必费猜疑。总之坊间的传言或马华内部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为此，在今年马华各地区会改选中，郭家骅不得不大显身手，把其敌手黄锦鸿视为“假想敌”，成功地拉拢与黄锦鸿不同意见的派系整合在一起，在槟岛六个区会选举中，夺下5个区会，战绩不可谓不显赫。这下子，郭家骅已是意气风发，将五个区会合起来办一个职员宣誓礼，并举行盛大宴会，请了中央级的人马来主持，一时好不威风。说是展示郭家骅的势力也无不可。但郭家军是否是“牢不可破”的结盟，这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方便而结盟”，各有议程。可怜的是黄锦鸿的领导缺乏魅力和权威，让这些地方干部“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是黄锦鸿已不是心目中的槟州领袖，准备通过改选来“证明”黄锦鸿势力已告衰退。当黄锦鸿成为耙子的时候，各地方的不满势力是很容易合在一起的，以便把黄锦鸿插手要稳住阵脚的势力连根拔除。结果除了日落洞区会的原班人马倾向黄锦鸿外，另5个区会已不大听命于槟州主席了。
郭家骅的“乘胜追击”，在8月的马华中央党选中果然又再脱颖而出，票数尚且比黄锦鸿还高，于是不论是郭家骅或在外界看来，郭家骅已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前途又再亮丽。
但是马华的结构又非郭家骅所能左右，即便你是马华中委，不等于说马华总会长一定要从中委中委任槟州马华主席。如果身为中委而不在槟州马华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意味着你已开始被边缘化了。
于是棋高一着的黄家定不用槟州人，更不从中选中委中的三位槟州人选其一，而是让署理会长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这位已有地盘又身居高位的老二，自然对槟州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可以放手组成他的班底，最好的办法是把黄锦鸿与郭家骅两人架空。美其名是两人出任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协调什么？他们督导什么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不要使两人过于难堪，其实整个权力是操控在陈广才手中。
黄锦鸿在这一安排底下，知道“大势已去”，不能硬碰也就正面响应新组成的班子，可是郭家骅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感到“冬天已经降临”，若不再做最后的挣扎，他接下来是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靠边站。
我们看他最近的表现，即可知道他的失望与坐立不安。本来有消息说，他的郭家军要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以表达内心的不满，后来又听说响应不多，也就成为郭家骅在孤军作战。先是说要见见总会长反映他们的意愿；后又再说，对部长及行政议员的限制要一视同仁，即便是副部长之类的官职也要有限制，不能因是州主席不受限制云云。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郭家骅现在关心的是官职的限制也好，轮任也好，都是要制度化，不能有特殊化或例外化的。这也告诉党中央，郭家骅的任期若是有期限，别人也要一样。由此我们又得到一个印象，郭家骅的任期到今年底后换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从郭家骅近期的举止来看，他的官运与他在党选的成绩已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在党得意不等于在官场得意。因为委任和推荐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总会长有决定性的取舍。当总会长要改变的时候，能发难的场所是中委会，但中委会又是总会长的人马居多。谁会为郭家骅“出头”或所谓的“仗义执言”呢？郭家骅心中已经有底了。因此他的不寻常表现正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和反弹，希望能取得较为“安慰”的成效。
可是，我们左看右看，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剩下郭家骅一人在舞台上表演。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也够叫郭家骅内心冷到发抖。
从1995年参选而直入行政议员的郭家骅，正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轮转写照。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诗人雪莱的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对的，至少对郭家骅来说，当冬天来了，他极可能看不到春天，所看到的是白云皑皑，前途一片茫茫？
有人说，郭家骅被留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他做半届，剩下的半届留给陈清凉，可是郭家骅始终未正面承认如此的“君子协定”。至于他与黄家定有签下什么文件或口头上有何承诺，只有他最心知肚明，我们也就不必费猜疑。总之坊间的传言或马华内部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为此，在今年马华各地区会改选中，郭家骅不得不大显身手，把其敌手黄锦鸿视为“假想敌”，成功地拉拢与黄锦鸿不同意见的派系整合在一起，在槟岛六个区会选举中，夺下5个区会，战绩不可谓不显赫。这下子，郭家骅已是意气风发，将五个区会合起来办一个职员宣誓礼，并举行盛大宴会，请了中央级的人马来主持，一时好不威风。说是展示郭家骅的势力也无不可。但郭家军是否是“牢不可破”的结盟，这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方便而结盟”，各有议程。可怜的是黄锦鸿的领导缺乏魅力和权威，让这些地方干部“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是黄锦鸿已不是心目中的槟州领袖，准备通过改选来“证明”黄锦鸿势力已告衰退。当黄锦鸿成为耙子的时候，各地方的不满势力是很容易合在一起的，以便把黄锦鸿插手要稳住阵脚的势力连根拔除。结果除了日落洞区会的原班人马倾向黄锦鸿外，另5个区会已不大听命于槟州主席了。
郭家骅的“乘胜追击”，在8月的马华中央党选中果然又再脱颖而出，票数尚且比黄锦鸿还高，于是不论是郭家骅或在外界看来，郭家骅已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前途又再亮丽。
但是马华的结构又非郭家骅所能左右，即便你是马华中委，不等于说马华总会长一定要从中委中委任槟州马华主席。如果身为中委而不在槟州马华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意味着你已开始被边缘化了。
于是棋高一着的黄家定不用槟州人，更不从中选中委中的三位槟州人选其一，而是让署理会长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这位已有地盘又身居高位的老二，自然对槟州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可以放手组成他的班底，最好的办法是把黄锦鸿与郭家骅两人架空。美其名是两人出任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协调什么？他们督导什么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不要使两人过于难堪，其实整个权力是操控在陈广才手中。
黄锦鸿在这一安排底下，知道“大势已去”，不能硬碰也就正面响应新组成的班子，可是郭家骅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感到“冬天已经降临”，若不再做最后的挣扎，他接下来是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靠边站。
我们看他最近的表现，即可知道他的失望与坐立不安。本来有消息说，他的郭家军要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以表达内心的不满，后来又听说响应不多，也就成为郭家骅在孤军作战。先是说要见见总会长反映他们的意愿；后又再说，对部长及行政议员的限制要一视同仁，即便是副部长之类的官职也要有限制，不能因是州主席不受限制云云。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郭家骅现在关心的是官职的限制也好，轮任也好，都是要制度化，不能有特殊化或例外化的。这也告诉党中央，郭家骅的任期若是有期限，别人也要一样。由此我们又得到一个印象，郭家骅的任期到今年底后换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从郭家骅近期的举止来看，他的官运与他在党选的成绩已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在党得意不等于在官场得意。因为委任和推荐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总会长有决定性的取舍。当总会长要改变的时候，能发难的场所是中委会，但中委会又是总会长的人马居多。谁会为郭家骅“出头”或所谓的“仗义执言”呢？郭家骅心中已经有底了。因此他的不寻常表现正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和反弹，希望能取得较为“安慰”的成效。
可是，我们左看右看，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剩下郭家骅一人在舞台上表演。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也够叫郭家骅内心冷到发抖。
从1995年参选而直入行政议员的郭家骅，正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轮转写照。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诗人雪莱的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对的，至少对郭家骅来说，当冬天来了，他极可能看不到春天，所看到的是白云皑皑，前途一片茫茫？
23.10.05
我和林冠英的对话
10月9日，我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有一场对话，焦点是放在种族思维与多元种族方面。他说，行动党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是以全民利益为斗争目标。因此种族政治不是民主行动党的路线，但华族权益是行动党的斗争目标之一，原因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我说，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把行动党当成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没有否定它的多元种族性），而事实上，行动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总是形成国阵（马华或民政）与行动党的角力战。一般上没有任何一方会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任何一方因此消失掉。换句话说，它们在华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三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三党会“合并”成一个华基政党？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林冠英响应。
他说，这不是民主行动党的斗争议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行动党向来不同意走种族政治的路线，即使客观情势是如此，行动党也要跳出这个框框。
他认为即使是马华和民政，在“合并”问题上，也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行动党更有本身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不以为三党“合并”是解决华人问题之道，也不符合行动党的政纲。不过，在华人权益方面，行动党不会拒绝与其它政党取得共识。事实上，在某些课题上，有时候三党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虽然如此，林冠英说，行动党放眼的是全民的利益，用马来西亚人的观点和思维来解决各民族间所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例如，小学英化数理科的争议，已不是种族课题，而是各民族学生都面对的问题，国民马来小学同样被英化数理科困扰。又例如最近争议不停的AP课题，更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只有极少数人受惠，绝大多数人，包括马来人都无法分享其利益。
就此他例举一份2004年联合国的人力资源报告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他抽出东南亚部份研究后发现，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最明显的，富有者人口的10%拥有经济收益的38.4%，而另外贫穷的人口的10%只拥有1.7%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要穷，而是在比例上显示贫富的距离相当大。这就是说，马来西亚贫穷的人民是不分种族的，各民族都有穷人，不是只单一种族有穷人。为此马来西亚人民，包括华人在内要看到问题的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种族跌进贫穷边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AP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林冠英认为华小既然已被列为国民教育的一环，则政府的拨款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源流学校，不要把华小分成半津与全津，以致华小的建校要全数由华社来承担。虽然不少华小的校产属于董事会，他们也是将学校交政府管理，可说是解决购买校地的费用。在此情形下，由政府重建或扩建或修建校舍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问题，因为华小也有相当部份的非华人入读。
他感到纳闷的是，华社一般上有问题只找华人部长，结果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权力在马来部长的手中。因此直接向部长陈述是较有效的途径，理由是部长是全民的部长，不是一个族群的部长。
可是我说华人找华人部长是比较容易的途径，他们可能不容易直接上到高层，而且华基政党既然摆明为华人服务，则华社不找他们先又找谁呢？不是他们不知道症结所在，而是他们认为通过这么的管道来下情上达，会有一定的效果。对此，行动党又有何看法呢？
林冠英说，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发扬，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产生一个制衡的力量，进而通过民主程序来取得合理的权益，包括可以直接向掌管有关部门的部长陈情和争取，就会事半功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华社有一半接受行动党的斗争理念，又有另一半接受族群政治理念，但不等于说华社不追求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
同样的，马来人也会追求民主，可惜行动党的理念传不到马来社会。现在有了安华亮相斗争，也就会对马来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行动党展望与安华有更大合作，来谋求全民认同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他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彰显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打开一切门户的万能匙。
不过，我说，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把行动党当成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没有否定它的多元种族性），而事实上，行动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总是形成国阵（马华或民政）与行动党的角力战。一般上没有任何一方会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任何一方因此消失掉。换句话说，它们在华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三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三党会“合并”成一个华基政党？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林冠英响应。
他说，这不是民主行动党的斗争议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行动党向来不同意走种族政治的路线，即使客观情势是如此，行动党也要跳出这个框框。
他认为即使是马华和民政，在“合并”问题上，也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行动党更有本身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不以为三党“合并”是解决华人问题之道，也不符合行动党的政纲。不过，在华人权益方面，行动党不会拒绝与其它政党取得共识。事实上，在某些课题上，有时候三党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虽然如此，林冠英说，行动党放眼的是全民的利益，用马来西亚人的观点和思维来解决各民族间所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例如，小学英化数理科的争议，已不是种族课题，而是各民族学生都面对的问题，国民马来小学同样被英化数理科困扰。又例如最近争议不停的AP课题，更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只有极少数人受惠，绝大多数人，包括马来人都无法分享其利益。
就此他例举一份2004年联合国的人力资源报告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他抽出东南亚部份研究后发现，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最明显的，富有者人口的10%拥有经济收益的38.4%，而另外贫穷的人口的10%只拥有1.7%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要穷，而是在比例上显示贫富的距离相当大。这就是说，马来西亚贫穷的人民是不分种族的，各民族都有穷人，不是只单一种族有穷人。为此马来西亚人民，包括华人在内要看到问题的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种族跌进贫穷边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AP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林冠英认为华小既然已被列为国民教育的一环，则政府的拨款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源流学校，不要把华小分成半津与全津，以致华小的建校要全数由华社来承担。虽然不少华小的校产属于董事会，他们也是将学校交政府管理，可说是解决购买校地的费用。在此情形下，由政府重建或扩建或修建校舍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问题，因为华小也有相当部份的非华人入读。
他感到纳闷的是，华社一般上有问题只找华人部长，结果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权力在马来部长的手中。因此直接向部长陈述是较有效的途径，理由是部长是全民的部长，不是一个族群的部长。
可是我说华人找华人部长是比较容易的途径，他们可能不容易直接上到高层，而且华基政党既然摆明为华人服务，则华社不找他们先又找谁呢？不是他们不知道症结所在，而是他们认为通过这么的管道来下情上达，会有一定的效果。对此，行动党又有何看法呢？
林冠英说，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发扬，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产生一个制衡的力量，进而通过民主程序来取得合理的权益，包括可以直接向掌管有关部门的部长陈情和争取，就会事半功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华社有一半接受行动党的斗争理念，又有另一半接受族群政治理念，但不等于说华社不追求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
同样的，马来人也会追求民主，可惜行动党的理念传不到马来社会。现在有了安华亮相斗争，也就会对马来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行动党展望与安华有更大合作，来谋求全民认同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他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彰显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打开一切门户的万能匙。
17.10.05
郭洙镇「斯人独憔悴」
很多人都在问，民政党选后郭洙镇会不会丢官？他们基于的理由是民政过去有先例，党选失败不丢官。因此郭洙镇不会丢官；再说郭洙镇获得近40%的选票，党内势力不弱，把他排除在外，难免会制造分裂云云。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缺乏客观推理，也忽视了一个政党维护其形象和代表性的重要性，所以不具主客观逻辑。因为当一个人在党内挑战高位时，就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断不可能“输了也算赢”的局面出现。
首先我们先分析郭洙镇从政的一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挤入角落也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他是在1982年挟带着所谓「华教人士」的形象敲锣打鼓进入民政党，而当时的民政也确实需要一股“新兴的力量”带动民政党面向选民，以致郭洙镇即使是在国席选举失利后仍被党委以重任，由副主席（1982）到总秘书（1984），再到署理主席（1989），一路顺风往上攀。但要再上一级时，却已是面对阻力，林敬益没有放弃主席（要到2007年），郭洙镇上不了；又面对署理主席有许子根挑战。在只有退无上的机会下，他选择硬拼。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党选出现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的激烈搏斗。
我们说激烈是因为在党选的过程中，彼此出尽十八般武艺，把所能斗跨斗臭对方的法宝都使出来，几乎不输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骂战。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林敬益与郭洙镇，一个被指“霸位不放又企图建林氏王朝”；另一个被指“滥用华教打华教牌”，好像变成唯有“华教斗士”才有资格统领党。后来又有一批党内外华教人士指郭如此这般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也。
当伤害已造成之后，党选就得决定谁是赢家；而事后的道歉都是无济于事的。姑不论得票率多少，输了也就是输了，不能挟40%选票作为「谈判筹码」，（在党选后情况肯定有变化），除非胜利的一方愿意「破镜重圆」。但政治这码事不是家庭风波，一般上胜者都不会再给对手机会卷土重来反咬一口。这就是说，郭洙镇在失败后应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奇怪的是，郭洙镇按兵不动，看你能奈何得了。又再出现联邦直辖区与党主席的对话，要求保留现状，不动官职，也不抹杀陈纪光在将来上阵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对称和变相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不论是谁主动这么做（或与郭陈无直接关系），但已显示这么做的人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也一下子把党选中的谩骂和攻击事件谈忘得一清二楚。试图告诉外人，这是一场友谊赛，过后就雨过天晴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也只有简单想法的人才有这样的想当然耳。
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先例，就可推想郭洙镇和陈纪光的未来命运了：
1. 1980年波德申党选是因为事前有「君子协定」了的，输者当署理，所以不是先例。
2. 1984年曾永森战林敬益，前者获吴清德结盟，结果曾吴失败。自此之后，曾永森不再获得机会，不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1982年被林敬益推举为木歪国会选候人而中选，林敬益只好仍做回霹州行政议员，但他没想到把曾永森引进民政是「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于是不再给曾任何机会，促使后者又再回到马华，更在1990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准备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不料败下阵来。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神通广大，让林良实推举他成为上议院主席。
吴清德因事后与曾永森脱离「结盟」，加上他在1973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引进林敬益入党“有功”，也就被林敬益放一马被委为中委，并有幸保住副部长职，这就是一般常被引用的先例。
3. 1987年，吴清德结合许岳金挑战林敬益也是败下阵来，结果能伸能屈的吴清德又再「委曲求全」而许岳金蝉过马华。1990年吴清德移师槟州议席角逐胜出，面对与许子根争首席部长职，但因有「叛逆」的前科，他不被选中，只屈居行政议员一职。
4. 1995年吴再战国会胜出，又恢复副郭长职。但不安于本份的他，又于1996
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失败之后，林敬益不再给他第三次机会，把他摒除于候选人之外，后来他也宣布退党，结束自1974年参政的廿余年记录。
因此所谓民政党的党选失利后不影响官职是指吴清德这一个实例。但这之中也显示林敬益的「知恩报答」，未想这又是一个「养虎为患」的实例，林敬益又怎能再犯第二个错误呢？
就政党政治来说，林敬益在稳住阵脚后，必然会有所行动，但他也学乖了，不主动，也不出口叫郭洙镇退，变成一种微妙的僵局，不过僵局底下又有一道防攻站，那就是交党中央工委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如何达致结论是内部的事，但对于郭洙镇而言，他已经知道政治斗争残酷的一面，就以党选后的「民政之夜」的宴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强烈写照。一叶知秋，郭洙镇剩下的路就是做一名「田国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也许他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但此时此刻，他蓦然回首，已没有政治平台，又如何施展抱负呢？才学与现实往往不平行，所以才有人「怀才不遇」，郭洙镇不属于这一类，他是“怀才有遇而时不予我”，徒呼奈何！
当首相宣布内阁改组时，也许就是「金榜除名日」。郭洙镇又回到过去那个郭洙镇。书房和诗坛将是他另外的一片新天地！他为自己的15年官运划上句号。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缺乏客观推理，也忽视了一个政党维护其形象和代表性的重要性，所以不具主客观逻辑。因为当一个人在党内挑战高位时，就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断不可能“输了也算赢”的局面出现。
首先我们先分析郭洙镇从政的一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挤入角落也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他是在1982年挟带着所谓「华教人士」的形象敲锣打鼓进入民政党，而当时的民政也确实需要一股“新兴的力量”带动民政党面向选民，以致郭洙镇即使是在国席选举失利后仍被党委以重任，由副主席（1982）到总秘书（1984），再到署理主席（1989），一路顺风往上攀。但要再上一级时，却已是面对阻力，林敬益没有放弃主席（要到2007年），郭洙镇上不了；又面对署理主席有许子根挑战。在只有退无上的机会下，他选择硬拼。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党选出现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的激烈搏斗。
我们说激烈是因为在党选的过程中，彼此出尽十八般武艺，把所能斗跨斗臭对方的法宝都使出来，几乎不输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骂战。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林敬益与郭洙镇，一个被指“霸位不放又企图建林氏王朝”；另一个被指“滥用华教打华教牌”，好像变成唯有“华教斗士”才有资格统领党。后来又有一批党内外华教人士指郭如此这般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也。
当伤害已造成之后，党选就得决定谁是赢家；而事后的道歉都是无济于事的。姑不论得票率多少，输了也就是输了，不能挟40%选票作为「谈判筹码」，（在党选后情况肯定有变化），除非胜利的一方愿意「破镜重圆」。但政治这码事不是家庭风波，一般上胜者都不会再给对手机会卷土重来反咬一口。这就是说，郭洙镇在失败后应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奇怪的是，郭洙镇按兵不动，看你能奈何得了。又再出现联邦直辖区与党主席的对话，要求保留现状，不动官职，也不抹杀陈纪光在将来上阵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对称和变相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不论是谁主动这么做（或与郭陈无直接关系），但已显示这么做的人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也一下子把党选中的谩骂和攻击事件谈忘得一清二楚。试图告诉外人，这是一场友谊赛，过后就雨过天晴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也只有简单想法的人才有这样的想当然耳。
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先例，就可推想郭洙镇和陈纪光的未来命运了：
1. 1980年波德申党选是因为事前有「君子协定」了的，输者当署理，所以不是先例。
2. 1984年曾永森战林敬益，前者获吴清德结盟，结果曾吴失败。自此之后，曾永森不再获得机会，不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1982年被林敬益推举为木歪国会选候人而中选，林敬益只好仍做回霹州行政议员，但他没想到把曾永森引进民政是「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于是不再给曾任何机会，促使后者又再回到马华，更在1990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准备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不料败下阵来。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神通广大，让林良实推举他成为上议院主席。
吴清德因事后与曾永森脱离「结盟」，加上他在1973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引进林敬益入党“有功”，也就被林敬益放一马被委为中委，并有幸保住副部长职，这就是一般常被引用的先例。
3. 1987年，吴清德结合许岳金挑战林敬益也是败下阵来，结果能伸能屈的吴清德又再「委曲求全」而许岳金蝉过马华。1990年吴清德移师槟州议席角逐胜出，面对与许子根争首席部长职，但因有「叛逆」的前科，他不被选中，只屈居行政议员一职。
4. 1995年吴再战国会胜出，又恢复副郭长职。但不安于本份的他，又于1996
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失败之后，林敬益不再给他第三次机会，把他摒除于候选人之外，后来他也宣布退党，结束自1974年参政的廿余年记录。
因此所谓民政党的党选失利后不影响官职是指吴清德这一个实例。但这之中也显示林敬益的「知恩报答」，未想这又是一个「养虎为患」的实例，林敬益又怎能再犯第二个错误呢？
就政党政治来说，林敬益在稳住阵脚后，必然会有所行动，但他也学乖了，不主动，也不出口叫郭洙镇退，变成一种微妙的僵局，不过僵局底下又有一道防攻站，那就是交党中央工委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如何达致结论是内部的事，但对于郭洙镇而言，他已经知道政治斗争残酷的一面，就以党选后的「民政之夜」的宴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强烈写照。一叶知秋，郭洙镇剩下的路就是做一名「田国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也许他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但此时此刻，他蓦然回首，已没有政治平台，又如何施展抱负呢？才学与现实往往不平行，所以才有人「怀才不遇」，郭洙镇不属于这一类，他是“怀才有遇而时不予我”，徒呼奈何！
当首相宣布内阁改组时，也许就是「金榜除名日」。郭洙镇又回到过去那个郭洙镇。书房和诗坛将是他另外的一片新天地！他为自己的15年官运划上句号。
16.10.05
我和许子根的对话
10月5日，我和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许子根的对话时其中有一部份涉及马华、民政与华社的课题。我是要知道民政党如何看待这三者间的关系。许子根毫不否认党的理念与现实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距离，但这不影响一个多元种族性的政党放眼华社的课题，正如巫统和马华论及某个族群的利益时，也是要以全民利益为考量。因此他说，民政与马华之间的合作不仅比过去好，而且将来会更好，这是因为两党在国阵的大家庭中，经常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也许理念上有些许的不同，但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手段也是殊途同归的。
他同意今天的马华与今日的民政党已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再需要往后看，而是大家要往前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再过50年或75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比例将不会是现在的25%之间，而可能会降到15%到20%左右。换句话说，华人将会在人口成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可预见的规律。
因此许子根说，如果我们仍然用种族思维考虑国家问题或民族利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或在边缘化的立场上争取权益？还是现在就得未雨绸缪，为未来可预见的局面作出宏观的分析与考虑？即便是推理性的，也是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华社关注的小学英文数理化的243方案，不单是华小的问题，国小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争议的课题，是要用全民的眼光来处理，而不能只囿于一种族群的局限。在这方面，他也相信马华公会用全民的立场在国阵内处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换句话说，马华与民政寻求一个共识来解除华社的忧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我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华小和国小面临的问题是在小学阶段，使用各自的母语教导数理化是否会有碍于与国际接轨？而这样做，既能维持各自语言的科学化又使学生容易吸收是否是值得考虑的？至于上中学使用英化数理课本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所以问题回到小学教育是语文比知识重要或知识比语文重要或那个优先的问题？或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这都是教育专家需要入探讨的大事，也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建国大业。
对许子根而言，他认为处理国家课题是超越种族思维的，正如他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么多年，也是以全民的利益为考量，间中华社的利益也包含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州的首长，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首长。在这方面求取平衡与照顾各民族的权益就必须站在高点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是国阵的精神。如今准备在民政党接棒的许子根，也必须用这种经验和理念在国家问题上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存在了各自的问题，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而是要用超种族思维做给大家看。一旦这样的理念蔚成一种风气，不论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用理性的角度审视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政府也是多元性结构组成的。
虽然这样的操作模式已存在多年，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尚未能在思维上提升一级打破藩篱，主要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因素，以致一个族群感觉到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我就这个问题请许子根回应。
他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先后是黑人而又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是因为即便是黑人，他们已跳出种族思维而成为全民的国务卿。如果他们一直视自己为黑人的民族救星，他们将不能被容纳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同样的华盛顿州也不会出现一位华裔州长。这说明了少数族群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调整自己，用多元种族的思维，为族群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而获得认同。
因此他说，他会以这个角度来面对国家的议程，也会重视华社的问题，这就使到马华与民政合作的空间扩大了，他欣慰黄家定在槟州马华的排阵上，求取一个双方更大合作的平台。
他同意今天的马华与今日的民政党已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再需要往后看，而是大家要往前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再过50年或75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比例将不会是现在的25%之间，而可能会降到15%到20%左右。换句话说，华人将会在人口成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可预见的规律。
因此许子根说，如果我们仍然用种族思维考虑国家问题或民族利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或在边缘化的立场上争取权益？还是现在就得未雨绸缪，为未来可预见的局面作出宏观的分析与考虑？即便是推理性的，也是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华社关注的小学英文数理化的243方案，不单是华小的问题，国小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争议的课题，是要用全民的眼光来处理，而不能只囿于一种族群的局限。在这方面，他也相信马华公会用全民的立场在国阵内处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换句话说，马华与民政寻求一个共识来解除华社的忧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我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华小和国小面临的问题是在小学阶段，使用各自的母语教导数理化是否会有碍于与国际接轨？而这样做，既能维持各自语言的科学化又使学生容易吸收是否是值得考虑的？至于上中学使用英化数理课本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所以问题回到小学教育是语文比知识重要或知识比语文重要或那个优先的问题？或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这都是教育专家需要入探讨的大事，也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建国大业。
对许子根而言，他认为处理国家课题是超越种族思维的，正如他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么多年，也是以全民的利益为考量，间中华社的利益也包含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州的首长，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首长。在这方面求取平衡与照顾各民族的权益就必须站在高点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是国阵的精神。如今准备在民政党接棒的许子根，也必须用这种经验和理念在国家问题上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存在了各自的问题，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而是要用超种族思维做给大家看。一旦这样的理念蔚成一种风气，不论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用理性的角度审视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政府也是多元性结构组成的。
虽然这样的操作模式已存在多年，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尚未能在思维上提升一级打破藩篱，主要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因素，以致一个族群感觉到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我就这个问题请许子根回应。
他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先后是黑人而又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是因为即便是黑人，他们已跳出种族思维而成为全民的国务卿。如果他们一直视自己为黑人的民族救星，他们将不能被容纳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同样的华盛顿州也不会出现一位华裔州长。这说明了少数族群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调整自己，用多元种族的思维，为族群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而获得认同。
因此他说，他会以这个角度来面对国家的议程，也会重视华社的问题，这就使到马华与民政合作的空间扩大了，他欣慰黄家定在槟州马华的排阵上，求取一个双方更大合作的平台。
10.10.05
“皇后部长”的奇怪逻辑
AP乌云久久不散，罩住拉菲达的头顶。原本她以为保持沉默就可淡化争议，一不在大庭广众谈AP，二不向传媒谈AP，三不向国会解释AP事件便可避过责难。岂知又再抖出两件尴尬事。其一是内阁训令拉菲达必须出席国会解释AP疑团，不能回避问题；其二是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揭露拉菲达六年来只出席国会十九次，是表现最差的一位部长，因而他形容她不出席国会解答AP问题的行为形同“皇后”和“超越国家”者（“QUEEN”AND “ABOVE THE COUNTRY”）。用华文来解释她是“皇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太后”确实有权有势，连皇帝都要让母后三分，最出名莫过于汉代的吕雉皇后和清代的慈禧太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就这么办，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们的贸工部长当然不是真正的“皇太后”，但不容否认的是她是内阁最久的成员之一，并有所谓“铁娘子”的称号。“铁娘子”往好处想是作风处事强悍，得理不饶人；但往坏处则是“铁板一块，自以为是”。而如今被AP事件烧身的“铁娘子”就是属于后者。
奇怪的是，为什么拉菲达在争议不息声中仍然坐稳“宝座”，没有可靠消息说她即要丢官？这其中的内阁改组只有首相阿都拉一个人知道。如果我们推论没错，她应该在内阁改组后会有所变动，至于怎样变动，还是等首相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拉菲达既然已犯“众怒”，她就应该对她的言行负责任。不能因此“倚老卖老”，除非她能令人民或至少巫统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可惜的是，闹了两个月有余的AP风波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出在那里呢？就出在AP（汽车入口准证）与国产车之间的矛盾，也出在拉菲达与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继之事件不断扩大，变成国家和万民关注的课题。这一下子，人们不禁在问：贸工发出这么多AP是为了什么？对国产车已有何影响？而国产车今后何去何从？又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更甚的是，有少数人持有“用之不尽”的AP，变成有所谓“AP四大天王”的特殊名词。
就在“天王”曝光后，现在又来了一位“皇太后”，真的把我们看傻了眼。你道拉菲达怎么答复所谓的“指控”。她否认逃避国会，她来到永珍开会是为了布署12月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高峰会议。目前在永珍举行的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有需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说：“我来到这里（指永珍）是为了工作，我担心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影响12月的峰会，也对国家形象有损。”对于林吉祥的评语，拉菲达说：“他（指林吉祥）不了解国家的利益………出席（国会）而后回答问题两分钟。她不能就此而离开永珍的会议。如果部长不在场，其它人不能做出决定。”（参阅英文星报29-9-05，引述马新社报导）。
这里又牵出两个问题：是国会回答问题重要，还是出席永珍会议重要？根据拉菲达的说法，当然是永珍会议重要，因为她不在不能作出决定。这个逻辑好奇怪，她不能授权副手作决定吗？为何一定非要她在场不可？难道说万一“政躬违和”也得抱病出席，不然有损国家形象？
反过来说，她未如期出席国会解答问题，传媒也会向国内外公布，难道就不损国家形象吗？人们肯定议论纷纷，为何在国会可叫人代答，却不可让人在永珍代行其职务？
她必须明白，在此非常时期，她应该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避左右而言他。她还没有答复林吉祥指他是“皇后部长”呢？我们作为国民一分子也不禁要问，为何部长出席国会这么少？这也是部长应有的表现吗？
谁都知道，马来西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国会），司法与行政，而最高的是国会，她既是人民的代议土，也就是要维护国会的尊严。一个不维护国会威严的议员，又如何向选民交待呢？起码她应该尊重国会，有了国会，才有人民代议士，才有政府的组成，才有她做部长的荣幸。难道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会民主制的国家吗？在两相权衡之下，拉菲达的答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有“强词夺理”之嫌。这样的“铁娘子”对国会答词不加重视；反倒说永珍会议没有她就不行？真是把自己描绘成“无她不行”了。
可是，她必须知道，世界没有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世界也不会因为某人不能操作，地球便停止运转了。我们的“皇后部长”还是要向人民“老实交待问题的”，不能再有所回避了，连内阁也训令，岂不是更使自己的“颜面无光”？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太后”确实有权有势，连皇帝都要让母后三分，最出名莫过于汉代的吕雉皇后和清代的慈禧太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就这么办，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们的贸工部长当然不是真正的“皇太后”，但不容否认的是她是内阁最久的成员之一，并有所谓“铁娘子”的称号。“铁娘子”往好处想是作风处事强悍，得理不饶人；但往坏处则是“铁板一块，自以为是”。而如今被AP事件烧身的“铁娘子”就是属于后者。
奇怪的是，为什么拉菲达在争议不息声中仍然坐稳“宝座”，没有可靠消息说她即要丢官？这其中的内阁改组只有首相阿都拉一个人知道。如果我们推论没错，她应该在内阁改组后会有所变动，至于怎样变动，还是等首相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拉菲达既然已犯“众怒”，她就应该对她的言行负责任。不能因此“倚老卖老”，除非她能令人民或至少巫统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可惜的是，闹了两个月有余的AP风波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出在那里呢？就出在AP（汽车入口准证）与国产车之间的矛盾，也出在拉菲达与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继之事件不断扩大，变成国家和万民关注的课题。这一下子，人们不禁在问：贸工发出这么多AP是为了什么？对国产车已有何影响？而国产车今后何去何从？又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更甚的是，有少数人持有“用之不尽”的AP，变成有所谓“AP四大天王”的特殊名词。
就在“天王”曝光后，现在又来了一位“皇太后”，真的把我们看傻了眼。你道拉菲达怎么答复所谓的“指控”。她否认逃避国会，她来到永珍开会是为了布署12月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高峰会议。目前在永珍举行的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有需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说：“我来到这里（指永珍）是为了工作，我担心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影响12月的峰会，也对国家形象有损。”对于林吉祥的评语，拉菲达说：“他（指林吉祥）不了解国家的利益………出席（国会）而后回答问题两分钟。她不能就此而离开永珍的会议。如果部长不在场，其它人不能做出决定。”（参阅英文星报29-9-05，引述马新社报导）。
这里又牵出两个问题：是国会回答问题重要，还是出席永珍会议重要？根据拉菲达的说法，当然是永珍会议重要，因为她不在不能作出决定。这个逻辑好奇怪，她不能授权副手作决定吗？为何一定非要她在场不可？难道说万一“政躬违和”也得抱病出席，不然有损国家形象？
反过来说，她未如期出席国会解答问题，传媒也会向国内外公布，难道就不损国家形象吗？人们肯定议论纷纷，为何在国会可叫人代答，却不可让人在永珍代行其职务？
她必须明白，在此非常时期，她应该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避左右而言他。她还没有答复林吉祥指他是“皇后部长”呢？我们作为国民一分子也不禁要问，为何部长出席国会这么少？这也是部长应有的表现吗？
谁都知道，马来西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国会），司法与行政，而最高的是国会，她既是人民的代议土，也就是要维护国会的尊严。一个不维护国会威严的议员，又如何向选民交待呢？起码她应该尊重国会，有了国会，才有人民代议士，才有政府的组成，才有她做部长的荣幸。难道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会民主制的国家吗？在两相权衡之下，拉菲达的答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有“强词夺理”之嫌。这样的“铁娘子”对国会答词不加重视；反倒说永珍会议没有她就不行？真是把自己描绘成“无她不行”了。
可是，她必须知道，世界没有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世界也不会因为某人不能操作，地球便停止运转了。我们的“皇后部长”还是要向人民“老实交待问题的”，不能再有所回避了，连内阁也训令，岂不是更使自己的“颜面无光”？
9.10.05
我和黄家定的对话
10月1日，我和黄家定有个临时的“对话”，因为他特地为韩江学院主持毕业典礼。我们之间，也算是私下有针对政治问题进行对答。当然是我问他答，他说我听，间中也有我的意见在里头。课题的焦点是：为什么马华及民政的所谓“合并论”静了下来，好像又在人间蒸发了？
黄家定于是道出原委：“这事起于2003年底的一个马华民政联欢会上，当时民政主席林敬益提出马华与民政应在合作基础上朝向“合并”的目标前进。我在应答时全力支持为两党“合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放眼时下现实政治，作为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应整合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族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确保华人的权益不被边缘化。”
于是两党同意各派出五人组成一个十人工作委员会，探讨进一步合作乃至“合并”的可行性。这个会议开了两次会议，后来林敬益也插了进来。到后来因为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两党的工委会暂时停止操作但并没有解散。而是保持在工委会外的对话和协商。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友好合作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相互沟通。
黄家定说，他在80年代参政以来，就一直认为华人的前途应有一个明确的保障，而他作为马华“新生一代的领袖”，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愿意向前看而不要往历史堆钻。
确实，马华和民政如果往历史挑事件，那是辩论十天十夜也没完没了，但这一切的历史伤痕只能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能当成现实的“指南”。如果大家都回到“历史”，那么马华和民政也就只好各自为政，各尽所能，而不能有所突破。既然曾经一度是马华领袖之一的林敬益有此“未了心愿”，黄家定也顺应潮流以促成两者间的大团结。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目标”只走了一小步又停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在纳闷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不论马华或民政，基层对这样的“合并”方向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也从未落实到基层之间的议程。我们只是看到整个格局好像是“上层的大动作，下层的小动作。”所谓上层是指林敬益与黄家定在推敲未来愿景；下层则是指各州和各地方的领袖都好像“热而不衷”。
再者，在理念上又是“一唱二不和”。有人提出多元种族理念，有人提出不符“国家实情”，要么全民一起合，不能再走回单元路线。在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全民的整合，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但在现实上，当政治结构还是用种族政党来结合又分享权力时，我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只要这个结构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是采取“驼鸟式”的视而不见又对理念高谈阔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时下的政党（此乃以执政党为准），除了巫统之外，谁能说他们也代表马来人的权利；除了国大党或人民进步党（勉强可算）外，又谁能说他们也代表印裔人的利益？那么回到现实中，能够声称代表华人利益的也只有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了。除非我们自绝于华社。不然我们再也不要阿Q式地说我们是非华基政党。基此，马华与民政的深入合作与团结就成为华族的“政治取向”。
黄家定就此说了意义深长的一句话：自1999年后，马华已确定国阵格局已定，不要再与民政互挖墙角，争来夺去，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之间顶多是议席一两席之或增或减，根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因此马华不再争槟州主导政权之事，而是放眼在两党间更好的合作与共认。
黄家定怎样走这步棋呢？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由兹产生：黄家定派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是带有长远目标而来的，在中央由他和林敬益协商大课题；在槟州由陈广才和许子根取得更大的合作，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是如此。
这是一个同等的对称，主席对主席，署理对署理，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陈广才的槟州阵容是一个与民政和谐的阵容，他不会也不要一个“对抗性”的排阵。
黄家定的良苦用心，却是使人感到他在走向迈和和谐社会的一局棋，这盘棋只有灵活的调动和各就其职下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
我支持黄家定的构思，也支持林敬益的理想图。下来就看我们的两个政党如何创造一个“新民族主义”乃至马来西工亚民族至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幅“美丽的地图” 。
黄家定于是道出原委：“这事起于2003年底的一个马华民政联欢会上，当时民政主席林敬益提出马华与民政应在合作基础上朝向“合并”的目标前进。我在应答时全力支持为两党“合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放眼时下现实政治，作为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应整合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族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确保华人的权益不被边缘化。”
于是两党同意各派出五人组成一个十人工作委员会，探讨进一步合作乃至“合并”的可行性。这个会议开了两次会议，后来林敬益也插了进来。到后来因为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两党的工委会暂时停止操作但并没有解散。而是保持在工委会外的对话和协商。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友好合作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相互沟通。
黄家定说，他在80年代参政以来，就一直认为华人的前途应有一个明确的保障，而他作为马华“新生一代的领袖”，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愿意向前看而不要往历史堆钻。
确实，马华和民政如果往历史挑事件，那是辩论十天十夜也没完没了，但这一切的历史伤痕只能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能当成现实的“指南”。如果大家都回到“历史”，那么马华和民政也就只好各自为政，各尽所能，而不能有所突破。既然曾经一度是马华领袖之一的林敬益有此“未了心愿”，黄家定也顺应潮流以促成两者间的大团结。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目标”只走了一小步又停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在纳闷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不论马华或民政，基层对这样的“合并”方向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也从未落实到基层之间的议程。我们只是看到整个格局好像是“上层的大动作，下层的小动作。”所谓上层是指林敬益与黄家定在推敲未来愿景；下层则是指各州和各地方的领袖都好像“热而不衷”。
再者，在理念上又是“一唱二不和”。有人提出多元种族理念，有人提出不符“国家实情”，要么全民一起合，不能再走回单元路线。在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全民的整合，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但在现实上，当政治结构还是用种族政党来结合又分享权力时，我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只要这个结构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是采取“驼鸟式”的视而不见又对理念高谈阔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时下的政党（此乃以执政党为准），除了巫统之外，谁能说他们也代表马来人的权利；除了国大党或人民进步党（勉强可算）外，又谁能说他们也代表印裔人的利益？那么回到现实中，能够声称代表华人利益的也只有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了。除非我们自绝于华社。不然我们再也不要阿Q式地说我们是非华基政党。基此，马华与民政的深入合作与团结就成为华族的“政治取向”。
黄家定就此说了意义深长的一句话：自1999年后，马华已确定国阵格局已定，不要再与民政互挖墙角，争来夺去，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之间顶多是议席一两席之或增或减，根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因此马华不再争槟州主导政权之事，而是放眼在两党间更好的合作与共认。
黄家定怎样走这步棋呢？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由兹产生：黄家定派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是带有长远目标而来的，在中央由他和林敬益协商大课题；在槟州由陈广才和许子根取得更大的合作，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是如此。
这是一个同等的对称，主席对主席，署理对署理，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陈广才的槟州阵容是一个与民政和谐的阵容，他不会也不要一个“对抗性”的排阵。
黄家定的良苦用心，却是使人感到他在走向迈和和谐社会的一局棋，这盘棋只有灵活的调动和各就其职下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
我支持黄家定的构思，也支持林敬益的理想图。下来就看我们的两个政党如何创造一个“新民族主义”乃至马来西工亚民族至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幅“美丽的地图” 。
3.10.05
五百万与五十万的联想
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两件大事不是与AP有关，而是与五字有关。虽然两则新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同样引人关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第一件事是税关总监退休的500万元欢送会疑云。经英文报章挑起后，各语文媒体也大肆报导，更惊动首相也大感吃惊，国家稽查局也要调查此事。
五百万元确实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大数目，因此很多人置疑新闻的真实性。后来税关方面也反击是夸大其词，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内中另有“政治动机”云云。
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需动用五百万元（不论是公或私）来搞一个欢送会，即使每一州（共13个州）分别来搞，也断不可能有此开销。因此很多人正等待税关总监给予一个明确的交待。
他是有交待了，坚决否认有其事，指有人“陷害”和抹黑，让他背上黑锅。接着税关局说要成立调查团来揪出“胡乱造谣者”，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从这样看来，共有两个调查团，一个是查500万元的欢送会的指责；另一个是调查谁是幕后黑手，要置总监于死地。这两个看似有关连但又个别行事的调查团，其实是针对同一件事而展开的。我们先不要下断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不是斗升市民很快就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我们也习惯等了又等。但眼下就有这么一则报导说：“副总监指出五百万元的欢送会已打击士气，驻边境关卡及走私，取缔逃税的部门都失去工作目标和集中力，导致国家在一个星期内损失至少7百万元的税收。”（9.21.星洲）
我们不明白两个不同的课题会扯在一起？投诉的只涉少数人，与所有官员有何干系？似乎告诉我们，五百万元不实，七百万元真的不见了，真是得不偿失？不知道是不是在提醒传媒：下次再犯，国家损失更大？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闭嘴，我们甚难理喻这样的说辞。
第二件事，华社关注的哗FM电台也因为五字出了问题。新闻报导说，哗FM因面对每月50万元的亏损，所以将会在10月15日后暂时停播。
我们不知道这条账怎么算？若是以此数目推论，一年少说也亏损500万元有余，确是大数目，但新闻又说，目前全体职员仅8人，兼职人员不下20人。自然没有这么大的開销数目，肯定还有其它的数目未加进去。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亏本是不用置疑。但华社有人说话了：不能关，关了就少一家华文电台。
过去我们只有一家华文电台，觉得太少，后来又增加了到目前四个电台，我们还是认为不多。可是认真的思考，一个人一双耳朵只能听一个电台，总不是叫每个人这台听一个钟头，那台也听一个钟头。若是这样转来转去，再多几台也是不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台的内容和素质。哗FM这些日子有些出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时事报导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时候也听到大胆的批评声音。只要掌握得好，对启迪民智，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就不知關台與此有沒有關係？
偏偏就在它在起步飞翔时，老板顶不住了。华社的声音要求不停的也不少。但尚未听到有人见义勇为把它买下来，也没有人發出在所不惜的大义凛然之言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讲归讲，做归做。
其实这不在于“一间也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于华文电台能否整合，提供新鲜又有内容的广播。若是整天歌唱娱乐的，则再多10家也没甚作用。还有电台的尺度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很大连带关系的。
总之，五字是有很多联想的，我们不妨用心想想五字惹的祸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先说第一件事是税关总监退休的500万元欢送会疑云。经英文报章挑起后，各语文媒体也大肆报导，更惊动首相也大感吃惊，国家稽查局也要调查此事。
五百万元确实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大数目，因此很多人置疑新闻的真实性。后来税关方面也反击是夸大其词，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内中另有“政治动机”云云。
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需动用五百万元（不论是公或私）来搞一个欢送会，即使每一州（共13个州）分别来搞，也断不可能有此开销。因此很多人正等待税关总监给予一个明确的交待。
他是有交待了，坚决否认有其事，指有人“陷害”和抹黑，让他背上黑锅。接着税关局说要成立调查团来揪出“胡乱造谣者”，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从这样看来，共有两个调查团，一个是查500万元的欢送会的指责；另一个是调查谁是幕后黑手，要置总监于死地。这两个看似有关连但又个别行事的调查团，其实是针对同一件事而展开的。我们先不要下断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不是斗升市民很快就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我们也习惯等了又等。但眼下就有这么一则报导说：“副总监指出五百万元的欢送会已打击士气，驻边境关卡及走私，取缔逃税的部门都失去工作目标和集中力，导致国家在一个星期内损失至少7百万元的税收。”（9.21.星洲）
我们不明白两个不同的课题会扯在一起？投诉的只涉少数人，与所有官员有何干系？似乎告诉我们，五百万元不实，七百万元真的不见了，真是得不偿失？不知道是不是在提醒传媒：下次再犯，国家损失更大？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闭嘴，我们甚难理喻这样的说辞。
第二件事，华社关注的哗FM电台也因为五字出了问题。新闻报导说，哗FM因面对每月50万元的亏损，所以将会在10月15日后暂时停播。
我们不知道这条账怎么算？若是以此数目推论，一年少说也亏损500万元有余，确是大数目，但新闻又说，目前全体职员仅8人，兼职人员不下20人。自然没有这么大的開销数目，肯定还有其它的数目未加进去。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亏本是不用置疑。但华社有人说话了：不能关，关了就少一家华文电台。
过去我们只有一家华文电台，觉得太少，后来又增加了到目前四个电台，我们还是认为不多。可是认真的思考，一个人一双耳朵只能听一个电台，总不是叫每个人这台听一个钟头，那台也听一个钟头。若是这样转来转去，再多几台也是不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台的内容和素质。哗FM这些日子有些出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时事报导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时候也听到大胆的批评声音。只要掌握得好，对启迪民智，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就不知關台與此有沒有關係？
偏偏就在它在起步飞翔时，老板顶不住了。华社的声音要求不停的也不少。但尚未听到有人见义勇为把它买下来，也没有人發出在所不惜的大义凛然之言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讲归讲，做归做。
其实这不在于“一间也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于华文电台能否整合，提供新鲜又有内容的广播。若是整天歌唱娱乐的，则再多10家也没甚作用。还有电台的尺度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很大连带关系的。
总之，五字是有很多联想的，我们不妨用心想想五字惹的祸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2.10.05
「党政分家」是危险论调
前一阵子，马华党选时，有人提出「党政分家论」，即他们参选党高职，不是为了官职。换言之，党职和官职可以分家，不需要同一个人担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不必一个人 包揽两职在身，其实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搞不好会危及党的功能和存在的作用。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
30.9.05
評郭洙鎮挑戰林敬益
動向令人捉摸不定的郭洙鎮終於孤注一擲，攻打黨主席以和林敬益爭第一把交椅。根據他的理由是“協商失敗”，他唯有把自己豁了出去，給林敬益一個下馬威，但他又留下一條後路，聲稱仍有協商的餘地。
根據民政黨的條規，提名後的候選人在投票前可以宣佈退出，換句話說，郭洙鎮尚有几天的時間作最後的定奪。也許因為有此“退路”，郭洙鎮也就放膽一博，看看這几天內是否能取得林敬益的讓步，乃至整個黨給他一個“體面的交代”，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郭洙鎮這一仗到底要得到什麼？和希望怎樣的“結局”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氣？
從郭洙鎮個人的意願而言，他原本是希望保留黨的老二地位，直到2008年大選前若有機會取代林敬益成為黨主席是最好的結局，不然就與林敬益一齊退休政壇，讓許子根上位成為黨主席。這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排。雖然不是他從政的圓滿句號，但最低限度也算是“光榮的退休”。
可是事態的發展並未朝著其主觀願望發展，而且在他看來越來越把他邊緣化，尤其是黨主席公開提出三選二方案，激發了他的反彈，到最後變成公然挑戰林敬益。這樣一來，不但把林敬益的整盤棋打亂了，而且也巧妙地轉化成是他與林敬益的個人之爭。
但事實是否是這樣的呢？首先我們看到既然許子根被認為是適當的接班人（郭洙鎮未否認這一點），也就要更上一層樓，恰巧頂撞了郭洙鎮的位置。也許郭認為直上老大不是干脆俐落，為何要拿他來開刀？可是身為首席部長的許子根一下子領導黨務，必然會分身乏術。就這樣林敬益被暫時留了下來。
我們同意這樣的“協商”對郭洙鎮有所“傷害”，但老二只有一個，許子根不先上老二，又何來接班呢？而且許子根也希望老大林敬益護航一個時期，方能得心應手。
這就是說，今天林敬益再蟬聯老大，僅是過渡人物，頂多兩年就要退位（他已表白）。除非郭洙鎮不同意許子根接班，不然郭只要擔任兩年的主席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也表露了這個心願）？兩年又能制造什麼奇蹟呢？因此我們認為今次郭沖林而來，是為了出一口氣。就因為「條氣不順
」，反而使到許子根成為夾心人。
在這邊廂郭讓出老二，做了順水人情；在那邊廂又硬上位，雖然他知道取勝不易，卻難為了要老大留任一個時期的許子根。表面上是“人情”送給許子根，實則是將許子根一馬。迫使後者左右為難，也使到整個團隊節外生枝。因為打林敬益等于和當權派“開仗”，也斷了他和許子根的“三代情意結”，促使後者進一步靠向林敬益，用整個團隊來化解郭洙鎮攔路。
其實，郭洙鎮並不是無路可走。如果他接受協商，不僅是林敬益，整個黨都會被他的“犧牲小我”感恩載德。他也將因此在黨內贏得一個美名。歷史必將記載郭洙鎮是民政黨的恩人，為許子根鳴鑼開道。反過來，若他挑戰失敗，民政黨將把他視為“歷史罪人”。則他從政所要留下的“英名”，不會在民政的歷史中找到。
持平而言，如果他能被黨代表大會（或通過修改黨章）而成為有權參與中委會議的顧問，又保留現有官職，他將是繼林蒼佑之後的第二位有歷史地位的顧問。曾為老二又是部長的梁棋祥都沒“享受”這種殊榮，郭洙鎮為何又捨而不取呢？
我們不否認郭洙鎮可以挑出林敬益的爭議性課題，如通過表態來“打壓”他而本身又在位太久；未出手阻止其兒子參加民青黨選而成為署理團長；不是華教的護航人等來爭取同情票和游離票。但這些在過去都被郭所包容和認可，因此不是新鮮事。一旦林敬益退休，所有的課題都將隨風而逝。同樣的，自從加入民政黨後，郭的華教色彩已褪色，也被林敬益所包容和提拔。未想因時局所需和外來因素所致，老二的位置有了改變，鬧成今日的僵局，誠為民政黨的不幸。
為了黨的利益和檳州主導政權，郭洙鎮有需再三考慮，將個人的情感及道德價值觀與公共的道德價值觀區分開來。民政黨的完整性及許子根的順利接班在某種程度上繫于他個人的抉擇。與其偏向虎山行，出師不具名，不如來個和氣收場，換取黨大會的滿堂喝采。總得來說，如果郭洙鎮所作所為是為許子根護航的話，那麼，由林敬益帶領許子根走一程又有什麼不同呢？
根據民政黨的條規，提名後的候選人在投票前可以宣佈退出，換句話說，郭洙鎮尚有几天的時間作最後的定奪。也許因為有此“退路”，郭洙鎮也就放膽一博，看看這几天內是否能取得林敬益的讓步，乃至整個黨給他一個“體面的交代”，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郭洙鎮這一仗到底要得到什麼？和希望怎樣的“結局”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氣？
從郭洙鎮個人的意願而言，他原本是希望保留黨的老二地位，直到2008年大選前若有機會取代林敬益成為黨主席是最好的結局，不然就與林敬益一齊退休政壇，讓許子根上位成為黨主席。這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排。雖然不是他從政的圓滿句號，但最低限度也算是“光榮的退休”。
可是事態的發展並未朝著其主觀願望發展，而且在他看來越來越把他邊緣化，尤其是黨主席公開提出三選二方案，激發了他的反彈，到最後變成公然挑戰林敬益。這樣一來，不但把林敬益的整盤棋打亂了，而且也巧妙地轉化成是他與林敬益的個人之爭。
但事實是否是這樣的呢？首先我們看到既然許子根被認為是適當的接班人（郭洙鎮未否認這一點），也就要更上一層樓，恰巧頂撞了郭洙鎮的位置。也許郭認為直上老大不是干脆俐落，為何要拿他來開刀？可是身為首席部長的許子根一下子領導黨務，必然會分身乏術。就這樣林敬益被暫時留了下來。
我們同意這樣的“協商”對郭洙鎮有所“傷害”，但老二只有一個，許子根不先上老二，又何來接班呢？而且許子根也希望老大林敬益護航一個時期，方能得心應手。
這就是說，今天林敬益再蟬聯老大，僅是過渡人物，頂多兩年就要退位（他已表白）。除非郭洙鎮不同意許子根接班，不然郭只要擔任兩年的主席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也表露了這個心願）？兩年又能制造什麼奇蹟呢？因此我們認為今次郭沖林而來，是為了出一口氣。就因為「條氣不順
」，反而使到許子根成為夾心人。
在這邊廂郭讓出老二，做了順水人情；在那邊廂又硬上位，雖然他知道取勝不易，卻難為了要老大留任一個時期的許子根。表面上是“人情”送給許子根，實則是將許子根一馬。迫使後者左右為難，也使到整個團隊節外生枝。因為打林敬益等于和當權派“開仗”，也斷了他和許子根的“三代情意結”，促使後者進一步靠向林敬益，用整個團隊來化解郭洙鎮攔路。
其實，郭洙鎮並不是無路可走。如果他接受協商，不僅是林敬益，整個黨都會被他的“犧牲小我”感恩載德。他也將因此在黨內贏得一個美名。歷史必將記載郭洙鎮是民政黨的恩人，為許子根鳴鑼開道。反過來，若他挑戰失敗，民政黨將把他視為“歷史罪人”。則他從政所要留下的“英名”，不會在民政的歷史中找到。
持平而言，如果他能被黨代表大會（或通過修改黨章）而成為有權參與中委會議的顧問，又保留現有官職，他將是繼林蒼佑之後的第二位有歷史地位的顧問。曾為老二又是部長的梁棋祥都沒“享受”這種殊榮，郭洙鎮為何又捨而不取呢？
我們不否認郭洙鎮可以挑出林敬益的爭議性課題，如通過表態來“打壓”他而本身又在位太久；未出手阻止其兒子參加民青黨選而成為署理團長；不是華教的護航人等來爭取同情票和游離票。但這些在過去都被郭所包容和認可，因此不是新鮮事。一旦林敬益退休，所有的課題都將隨風而逝。同樣的，自從加入民政黨後，郭的華教色彩已褪色，也被林敬益所包容和提拔。未想因時局所需和外來因素所致，老二的位置有了改變，鬧成今日的僵局，誠為民政黨的不幸。
為了黨的利益和檳州主導政權，郭洙鎮有需再三考慮，將個人的情感及道德價值觀與公共的道德價值觀區分開來。民政黨的完整性及許子根的順利接班在某種程度上繫于他個人的抉擇。與其偏向虎山行，出師不具名，不如來個和氣收場，換取黨大會的滿堂喝采。總得來說，如果郭洙鎮所作所為是為許子根護航的話，那麼，由林敬益帶領許子根走一程又有什麼不同呢？
26.9.05
黃家泉與馬華黨校
政黨辦學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如馬華的拉曼學院及拉曼大學都是成功的例子。國大黨也有自個兒的大學，現在連民政也有“宏願大學”。就是巫統認為不需要，因為它是政府，政府辦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也就無需多此一舉了。
現在馬華新上任的總秘書黃家泉馬上燒第一把火，馬華要辦黨校。這可是新鮮的事。但對中共而言，早已形成一種制度一種運動，只是近10年來已不再敲鑼打鼓。根據所知，中央有一個黨校，是專門針對高幹的，以便進了黨校學習，有機會提昇。
黃家泉當然不是要辦這樣的黨校，因此他最近向中國取經，不知有多少靈感？尚未見公佈。不過根據報章所言，他是要在全國十二個州（除砂勞越外）各辦一間黨校。而在今年先在吉隆坡馬華總部辦起來，在英文報上他是用TRAINING SCHOOL這個字眼。他也在報上透露這個“黨校”是訓練黨員的，除了提供政治知識外，也提供其他知識，包括電腦等，不然學員會感到沉悶。首先是將191個區會的主席先來“訓練”一番。他還說，這是必要的，不然有些黨員在咖啡店參與高談闊論時，不會應答人民的問題。
因此我們假定黃家泉“創造性”的建立黨校（所謂創造性是馬華建黨56年來，才首次有此計劃）是為了強化馬華的形象，要使黨幹部及地方領袖對馬華的政治哲學有深刻的了解，對政府事務的操作有所理解，也對黨的路線和斗爭有所遵循。除此之外，也不忘強調終身學習，並通過此廣招黨員等等。
基于這樣的一個模式，有幾個問題需要請教黃家泉的，以讓黨外人士也知道什麼是“黨校”？因為“黨校”好像是左派的玩意兒，是一種灌輸政治的場所，是嚴肅的大課題不是花拳繡腿之類的，當然黃家泉肯定不會在校內辦太極拳班或排舞之類的東西。
1.
在目前馬來西亞的體制下，設立“黨校”是否要向教育部請准？是否是一個長期性的機制？有校長，行政人員，講師及校址之類的設置？
2.
若是只屬于政黨的幹訓班，只是學習一個短時期，或三五天或一周，是否可歸納成“黨校” 呢 ？據我們所知，連巫統都沒有“黨校”，馬華又依據什麼模式成立黨校？斷不可能把中共的那一套搬過來。
3.
根據我們了解，過去的左派政黨就流行辦“教育”，自然是未向政府註冊的。比如勞工黨就有幹訓班，夜校式的識字班和各種與政黨政治有關的學習班，並藉此招徠黨員。在60年代末期勞工黨就停止這樣的活動，最後也宣告消失于政壇。黃家泉也許從這方面看到它的作用，而希望通過建立黨校來“訓練”一批 黨員成為非共但忠心支持馬華的“宣傳隊”，從正面來搞馬華的新政治運動。但在設計的過程，黃家泉也需要為“黨校”建立一個機制，一個明確的定義，不然大家會認為“黨校”是“幹訓班”的另一個名詞。
基于馬華辦教育的成功實例，沒有人會懷疑馬華的能力。黃家泉的良苦用心，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黨校”是完全有別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正規或普通的學校，因此不能與現時的學校相提並論。它應該有所針對，有其議程和有其獨特的方式，也是與馬華提倡的到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有一定的距離。
在原則上，我們認為黃家泉的概念和建議是對黨員有啟發作用的，也需要不時向幹部灌輸相關知識。但由于馬華黨員超過百萬，也不是人人需要進“黨校”的，黃家泉就需要設計出收學員的條件和所應具備的資格，然后要有一大筆基金來支持活動，應該是免費教育的吧？這些都是要謹慎策劃的。再者進入“黨校”是要有一定的時間，或半年或一年吧？又有多少人有此“空閒”的時間（這需要調查統計的）。有沒有考試？有沒有畢業文憑？或只頒結業証書？
職是之故，我們希望黃家泉能進一步公佈馬華“黨校”的運作和整套計劃書以便大家能真正了解“黨校”的含意和用意。當然第一堂課應該是：什么是政治？
現在馬華新上任的總秘書黃家泉馬上燒第一把火，馬華要辦黨校。這可是新鮮的事。但對中共而言，早已形成一種制度一種運動，只是近10年來已不再敲鑼打鼓。根據所知，中央有一個黨校，是專門針對高幹的，以便進了黨校學習，有機會提昇。
黃家泉當然不是要辦這樣的黨校，因此他最近向中國取經，不知有多少靈感？尚未見公佈。不過根據報章所言，他是要在全國十二個州（除砂勞越外）各辦一間黨校。而在今年先在吉隆坡馬華總部辦起來，在英文報上他是用TRAINING SCHOOL這個字眼。他也在報上透露這個“黨校”是訓練黨員的，除了提供政治知識外，也提供其他知識，包括電腦等，不然學員會感到沉悶。首先是將191個區會的主席先來“訓練”一番。他還說，這是必要的，不然有些黨員在咖啡店參與高談闊論時，不會應答人民的問題。
因此我們假定黃家泉“創造性”的建立黨校（所謂創造性是馬華建黨56年來，才首次有此計劃）是為了強化馬華的形象，要使黨幹部及地方領袖對馬華的政治哲學有深刻的了解，對政府事務的操作有所理解，也對黨的路線和斗爭有所遵循。除此之外，也不忘強調終身學習，並通過此廣招黨員等等。
基于這樣的一個模式，有幾個問題需要請教黃家泉的，以讓黨外人士也知道什麼是“黨校”？因為“黨校”好像是左派的玩意兒，是一種灌輸政治的場所，是嚴肅的大課題不是花拳繡腿之類的，當然黃家泉肯定不會在校內辦太極拳班或排舞之類的東西。
1.
在目前馬來西亞的體制下，設立“黨校”是否要向教育部請准？是否是一個長期性的機制？有校長，行政人員，講師及校址之類的設置？
2.
若是只屬于政黨的幹訓班，只是學習一個短時期，或三五天或一周，是否可歸納成“黨校” 呢 ？據我們所知，連巫統都沒有“黨校”，馬華又依據什麼模式成立黨校？斷不可能把中共的那一套搬過來。
3.
根據我們了解，過去的左派政黨就流行辦“教育”，自然是未向政府註冊的。比如勞工黨就有幹訓班，夜校式的識字班和各種與政黨政治有關的學習班，並藉此招徠黨員。在60年代末期勞工黨就停止這樣的活動，最後也宣告消失于政壇。黃家泉也許從這方面看到它的作用，而希望通過建立黨校來“訓練”一批 黨員成為非共但忠心支持馬華的“宣傳隊”，從正面來搞馬華的新政治運動。但在設計的過程，黃家泉也需要為“黨校”建立一個機制，一個明確的定義，不然大家會認為“黨校”是“幹訓班”的另一個名詞。
基于馬華辦教育的成功實例，沒有人會懷疑馬華的能力。黃家泉的良苦用心，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黨校”是完全有別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正規或普通的學校，因此不能與現時的學校相提並論。它應該有所針對，有其議程和有其獨特的方式，也是與馬華提倡的到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有一定的距離。
在原則上，我們認為黃家泉的概念和建議是對黨員有啟發作用的，也需要不時向幹部灌輸相關知識。但由于馬華黨員超過百萬，也不是人人需要進“黨校”的，黃家泉就需要設計出收學員的條件和所應具備的資格，然后要有一大筆基金來支持活動，應該是免費教育的吧？這些都是要謹慎策劃的。再者進入“黨校”是要有一定的時間，或半年或一年吧？又有多少人有此“空閒”的時間（這需要調查統計的）。有沒有考試？有沒有畢業文憑？或只頒結業証書？
職是之故，我們希望黃家泉能進一步公佈馬華“黨校”的運作和整套計劃書以便大家能真正了解“黨校”的含意和用意。當然第一堂課應該是：什么是政治？
25.9.05
马华•林苍佑•民政
我在上周日评述政坛元老林苍佑难得开金口的演讲后，似乎言犹未尽，因为罗汉洲君也在本月五日的《民政路怎样走》一文也提及了马华和民政的关系，但他的论点有些表面化和以外州人的角度看问题，我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马华、民政与林苍佑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并愿就此文和罗君共勉之。
对86岁高龄的林苍佑个人而言，他的政治史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走向与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缩影。
其一，「民政是马华支派论」。林苍佑是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中选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时是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州议员）。
1958年，他在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因议席分配问题与东姑交恶而被排斥。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与一批前马华地方领袖合组“民主联合党”，顺势也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这可以说民联党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但已不属马华一个支派。
1968年，民政党成立，林苍佑不过是其中一名发起人，其它发起人如陈志勤、王赓武、威拉邦、彼得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都不是来自马华的人，因此更不像「马华一个支派」，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反对党。
1973年及1981年林敬益及曾永森派先后由马华加盟民政，加强了民政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仍然不像马华一个支派。
这之后崛起的吴清德、郑耀林、邱继圃、许岳金、陈锦华、郭洙镇、许子根及谢宽泰等人，不是来自马华的，他们当然与马华有一定的距离。
其二，「民政要看马华的脸色论」。林苍佑离开马华后，先后与陈修信及李三春对着干，彼此缺乏共同语言，合作是虚，斗争是实。如陈修信（时任中央财政部长）在六十年代说，只要他签一道通令，槟岛自由港地位就一笔钩消。林苍佑（69年后任槟州首席部长）努力将槟城转型，打造成一个工业城，用以回应陈修信的一句话。
又如1982年李三春牺牲小我，到芙蓉竞选国席，换取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八个议席，就是要林建寿夺下首席部长职，结果功败垂成。
再如1999年大选后，因民政两名州议员跳槽，马华又与民政争首席部长，结果又无功而返，许子根（1990年取代林苍佑成为首席部长）稳住阵脚，才告雨过天晴。
以上说明了因为「民政没看马华的脸色」，所以马华也不放过民政，两党恩怨「绵绵不绝」。
其三，「马华主宰槟州首席部长存亡论」。1969年大选，民政林苍佑上台执政，马华失掉所有州议席，因此无法影响槟州政府排阵。1974年马华有一位州议员（后反对党两人加入，凑成3席）及1978年大选，马华在拉拢反对党后有5名州议员，但分配得一个州行政议员，影响有限。1982年大选，马华有6位州议员，仍是只有一位州政议员，影响还是不很多。1990年大选，马华又告失利，没有州议员。也无从影响州政府内阁组成。民政许子根上台，当时由民政暂拥有马华的行政议员席。1995，1999及2004年马华卷土重来后并稳住阵脚，影响遂告增加，乃至多了一位行政议员。
从1969年算起，马华有10年缺席州议会，又有12年议席有限，所以无法主宰槟州首席部长的存亡，马华公会的领袖从来未说过这一番话。所以此论说在历史上找不到立足点。
即使马华1995年起到今天的10年内议席大有增加，也还是维持既定的局面。
谁都知道，主宰首席部长命运的是首相，其它的，就不需再解释了。
其四，「民政冲不出槟城论」。自1980年林苍佑退出领导民政党后，民政的老大一直由外州人林敬益（霹雳）担任到今天。其它重要职位，如署理主席，总秘书（1980-1983年由槟城郑耀林出任及2002年起由谢宽泰担任外，便是外州人担任）及财政，概是槟州以外的人出任，显示民政已走出槟州。当然绝不可能与马华相比，但也有一些些成绩。
惟有在2005年后，才又让人看到槟州新一代已经崛起，许子根时代有望两年后降临，整体而言，民政势力立足槟城，散布各州。
其五，「多元理念，实是华基政党论」。这点没错，理念归理念，就如马华现在也是提倡马来西亚民族；现实归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马华与民政应合并，对华社有莫大禆益。前阵子林敬益和黄家定已达成原则性的合作乃至合并，可惜“未见人下来”。
无论如何，我们从林苍佑身上又看到一道微妙的变化，他不鼓励但也未反对其儿子林建安（民政州议员）加入马华。于是马华和民政又因第二代人的转化衬托出两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是「剪不断，理不乱」的话，双方就留有空间在回旋
没有人否认民政的江山是林苍佑打下来的。我们也看到黄家定策略的改变，与民政修好关系，没有所谓第三波的「夺权」计划。不过在华社课题上，仍然存在各自的议程，彼此间心也没有亦步亦趋，却增加了共识。说白了是殊途同归。现在就让黄家定和许子根从陈祯禄、林苍佑和林敬益的身上寻找灵感。为华社，为民族，为国家，为下一代努力整合，这样也就不需要在「四个论」中争来争去了。
对86岁高龄的林苍佑个人而言，他的政治史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走向与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缩影。
其一，「民政是马华支派论」。林苍佑是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中选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时是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州议员）。
1958年，他在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因议席分配问题与东姑交恶而被排斥。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与一批前马华地方领袖合组“民主联合党”，顺势也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这可以说民联党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但已不属马华一个支派。
1968年，民政党成立，林苍佑不过是其中一名发起人，其它发起人如陈志勤、王赓武、威拉邦、彼得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都不是来自马华的人，因此更不像「马华一个支派」，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反对党。
1973年及1981年林敬益及曾永森派先后由马华加盟民政，加强了民政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仍然不像马华一个支派。
这之后崛起的吴清德、郑耀林、邱继圃、许岳金、陈锦华、郭洙镇、许子根及谢宽泰等人，不是来自马华的，他们当然与马华有一定的距离。
其二，「民政要看马华的脸色论」。林苍佑离开马华后，先后与陈修信及李三春对着干，彼此缺乏共同语言，合作是虚，斗争是实。如陈修信（时任中央财政部长）在六十年代说，只要他签一道通令，槟岛自由港地位就一笔钩消。林苍佑（69年后任槟州首席部长）努力将槟城转型，打造成一个工业城，用以回应陈修信的一句话。
又如1982年李三春牺牲小我，到芙蓉竞选国席，换取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八个议席，就是要林建寿夺下首席部长职，结果功败垂成。
再如1999年大选后，因民政两名州议员跳槽，马华又与民政争首席部长，结果又无功而返，许子根（1990年取代林苍佑成为首席部长）稳住阵脚，才告雨过天晴。
以上说明了因为「民政没看马华的脸色」，所以马华也不放过民政，两党恩怨「绵绵不绝」。
其三，「马华主宰槟州首席部长存亡论」。1969年大选，民政林苍佑上台执政，马华失掉所有州议席，因此无法影响槟州政府排阵。1974年马华有一位州议员（后反对党两人加入，凑成3席）及1978年大选，马华在拉拢反对党后有5名州议员，但分配得一个州行政议员，影响有限。1982年大选，马华有6位州议员，仍是只有一位州政议员，影响还是不很多。1990年大选，马华又告失利，没有州议员。也无从影响州政府内阁组成。民政许子根上台，当时由民政暂拥有马华的行政议员席。1995，1999及2004年马华卷土重来后并稳住阵脚，影响遂告增加，乃至多了一位行政议员。
从1969年算起，马华有10年缺席州议会，又有12年议席有限，所以无法主宰槟州首席部长的存亡，马华公会的领袖从来未说过这一番话。所以此论说在历史上找不到立足点。
即使马华1995年起到今天的10年内议席大有增加，也还是维持既定的局面。
谁都知道，主宰首席部长命运的是首相，其它的，就不需再解释了。
其四，「民政冲不出槟城论」。自1980年林苍佑退出领导民政党后，民政的老大一直由外州人林敬益（霹雳）担任到今天。其它重要职位，如署理主席，总秘书（1980-1983年由槟城郑耀林出任及2002年起由谢宽泰担任外，便是外州人担任）及财政，概是槟州以外的人出任，显示民政已走出槟州。当然绝不可能与马华相比，但也有一些些成绩。
惟有在2005年后，才又让人看到槟州新一代已经崛起，许子根时代有望两年后降临，整体而言，民政势力立足槟城，散布各州。
其五，「多元理念，实是华基政党论」。这点没错，理念归理念，就如马华现在也是提倡马来西亚民族；现实归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马华与民政应合并，对华社有莫大禆益。前阵子林敬益和黄家定已达成原则性的合作乃至合并，可惜“未见人下来”。
无论如何，我们从林苍佑身上又看到一道微妙的变化，他不鼓励但也未反对其儿子林建安（民政州议员）加入马华。于是马华和民政又因第二代人的转化衬托出两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是「剪不断，理不乱」的话，双方就留有空间在回旋
没有人否认民政的江山是林苍佑打下来的。我们也看到黄家定策略的改变，与民政修好关系，没有所谓第三波的「夺权」计划。不过在华社课题上，仍然存在各自的议程，彼此间心也没有亦步亦趋，却增加了共识。说白了是殊途同归。现在就让黄家定和许子根从陈祯禄、林苍佑和林敬益的身上寻找灵感。为华社，为民族，为国家，为下一代努力整合，这样也就不需要在「四个论」中争来争去了。
19.9.05
許子根從政之路(一)—書生搖身變議員
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從政多年，沒有立傳，也沒有人寫過他的外傳或評傳，因為他算來還是年青的，沒有必要有什麼立言立傳的。不過在將來，或說他退休後，可能會有一本厚厚的自傳。為什麼呢？因為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凡是遇重要的或大事件，他都會及時的記錄下來。至于他直到今天記了多少，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沒有保存完整？所以我們還是先不要等他的回憶錄，畢竟太早了些。
《號外周報》想要寫一些有關許子根的從政歷史。我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因此只能做個小系列，或有有助于了解許子根的政治路。
在我的印象中，六十年代開始聽到許子根三個字，那是在報上閱及這位少年連跳班兩次，而且名列前茅，于是大家開始知道當時的聞商許平等有這麼一個特出的兒子。後他到美國留學去了。大家暫時忘記這位跳班“天才”。
1970年他在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畢業。1973年在芝加哥大學考獲碩士學位。1975年返馬，在理科大學當講師。這年他也與一起留學美國的徐嘉平結婚。目前他們育有一對子女。1977年他榮獲是加哥大學教育博士學位（主修經濟與社會學），又繼續在理大執教，一路升上理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他也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福布萊研究員及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的研究員。集學術成就于一身。如果他沒有離開杏壇，今天肯定是教授級人才，但不能肯定他會不會出任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國立大學似乎還沒有一位華人擠身入副校長行列。
1982年，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沒有人會想到他會從政；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正得意在教育界，豈會想到中途換馬？況且學術與政治是兩碼事。至少在那時候，對許子根來說如此。
但後來為什麼許子根又會痛下決心，把自己的下半生豁了出去？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82年已盛傳馬哈迪在1981年6月接任首相職位後，準備提早大選，以鞏固其勢力。這使到民政黨也必須求變來應對局勢的轉變，尤其是1980年林蒼祐交出民政黨主席棒子予林敬益後，大選對他而言是首次以黨主席身份面臨考驗。
這個時候，董教總方面也醖釀派人參與政黨政治的可行性，它要借助政黨力量來穩住董教總在華校斗爭的地位，便游說或說在兩西廂情願下，有一批人打進執政黨，以便從中取得政治影響力，並轉過頭來協助董教總的華教斗爭。當時領導董總的是林晃升，他們提出“三結合”的理念，即執政黨，反對黨與民間團體結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最後在協商底下，所謂董教總的人（這是因勢利導的稱呼，不是董教總領導人參加政黨）接受民政黨的獻議，加入這個黨來改變局面。
第一批加入民政黨的華教人士是在1982年3月1日宣佈的，他們之中有郭洙鎮、王天慶、江真誠等人。
第二批又有10名華教人士加入民政黨，包括許子根在內。
根據了解，許子根本來並沒有列入“華教人士”名單內，他也未想到要參加競選。事實上，民政黨分得的席位也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國會方面，民政黨能提供給“華教人士”的也只有兩個“硬骨頭”的選區，一個是吉隆坡的甲洞，另一個是檳城的丹絨。這兩個都是民主行動黨的強區，民政黨忝為國陣一員，是無法佔有利地位的。初步接頭的結果是郭洙鎮在甲洞上陣，江真誠在丹絨上陣。但江真誠若接受參選他必須要先辭理大教職位，他最後拿不定主意，以致“丹絨國會議席”尚無適當的候選人。
在此關鍵時刻，董教總方面及民政黨方面認為許子根是適當的人選，況且他又是華團領袖許平等的公子，挾其父親的名望，對許子根利多于弊。
許子根回憶道：“1982年4月2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決定，或則接受政黨的獻議，提名丹絨國席或則不接受，保留在理大當副院長。最後，在多方勸服下，我毅然決定參政，辭去理大教席，這是一條不歸路，也是人生的轉捩點，成敗只在一念之間。”
我們這位書生就這樣在十分挑戰性的情況下，為其一生作下賭注。從“書生論政”到“書生參政”確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論政”者可以作壁上觀，看別人在表演，然後點點評評，反正是“論者”，沒什麼大不了的；“從政者”，就是全心投入，已不是一名旁觀者，而是一名參與者，成敗要靠打拼，也要碰運氣。許子根這一決定，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其家族和家庭的運程。
郭洙鎮這個時候打出“打進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儼然是“華教人士”參政的“遠大理想”。這個理念馬上受到民主行動黨的挑戰，指說這是對反對黨的打壓，變成“借助國陣，打壓行動黨”。一時之間，行動黨與董教總的關係惡化進而把火力集中炮轟“華教人士”“參錯政黨，誤導人民”云雲。
1982年4月7日的提名日，果然是一雙“黑馬”出擊行動黨的強區。郭洙鎮打甲洞，許子根打丹絨。前者面對陳勝堯的迎戰，後者碰上陣慶佳。這兩位反對黨人也是“華教人士”，也就變成“華教人士”在斗“華教人士”。
平心而論，“華教人士”參加民政黨也有一定的沖擊力，尤其是董教總大將林晃昇與沈慕羽為郭許站台。平添民政黨的華教魅力，但是這一場仗並不易打。甲洞本來就是行動黨的堡壘區，丹絨則在1978年大選後成了行動黨的橋頭堡，如果不是郭許加入對壘，這兩個選區是沒有激戰，也可說是一邊倒向反對黨的。
微妙的是，許子根提名後，他的造勢和攻勢不是來自外州的陳慶佳可抵擋的。許多支持許平等的老將紛紛出馬為許子根打氣。其中包括文教界名士周曼沙。“小子”在“老子”的護舵下，果然氣勢不同凡響，大街小巷盡是許子根的宣傳海報和布條，造成陳慶佳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雖然如此，許子根得靠勤力加努力，因為“丹絨國席”不是肥豬肉，而是一塊骨頭，要把反對黨壓下去，非得出九牛二虎之力不行。
況且在那個時候，民政黨的“老佛爺”林蒼祐也是告急。民政在州議席上分得八個議席，竟與馬華平分秋色，而馬華方面有林建壽壓鎮，準備取代林蒼祐出任檳州首席部長。
正由于政情吊詭，從一場執政黨對反對黨之戰變成民政與馬華之爭。許子根說什麼也不能過于指望民政黨方面提供全力的支助，因為民政面臨檳州政權的“殊死戰”而分身乏術。民政可以失去丹絨，但民政絕不能失掉檳州政權。對此許子根十分明白，他的參選也是要協助林蒼祐及民政黨穩住檳州政權，能夠勝利固然最好不過，即便無法突圍，也要為民政盡一份心力。
因此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民政黨傾全力保江山，也只能盡力抽出資源挺新雀許子根。雙方之間似榮辱與共不得不背城一戰，形勢可說十分險竣。在此時，許子根才發現政治這路並不好走，這已經不是學術論爭一事，而是關係到政黨“存亡大事”。
最後的結局是許子根脫穎而出，但只是險勝，僅以834張多數票壓倒陳慶佳。如果不是許平等的名氣，如果不是許子根的學術根底，也許許子根今天是另外一個人。林蒼祐也在此役成功挫敗林建壽的奪權野心，為民政保住江山。如果沒有這兩個結果的相互闗係，也一樣沒有今日的許子根。
《號外周報》想要寫一些有關許子根的從政歷史。我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因此只能做個小系列，或有有助于了解許子根的政治路。
在我的印象中，六十年代開始聽到許子根三個字，那是在報上閱及這位少年連跳班兩次，而且名列前茅，于是大家開始知道當時的聞商許平等有這麼一個特出的兒子。後他到美國留學去了。大家暫時忘記這位跳班“天才”。
1970年他在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畢業。1973年在芝加哥大學考獲碩士學位。1975年返馬，在理科大學當講師。這年他也與一起留學美國的徐嘉平結婚。目前他們育有一對子女。1977年他榮獲是加哥大學教育博士學位（主修經濟與社會學），又繼續在理大執教，一路升上理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他也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福布萊研究員及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的研究員。集學術成就于一身。如果他沒有離開杏壇，今天肯定是教授級人才，但不能肯定他會不會出任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國立大學似乎還沒有一位華人擠身入副校長行列。
1982年，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沒有人會想到他會從政；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正得意在教育界，豈會想到中途換馬？況且學術與政治是兩碼事。至少在那時候，對許子根來說如此。
但後來為什麼許子根又會痛下決心，把自己的下半生豁了出去？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82年已盛傳馬哈迪在1981年6月接任首相職位後，準備提早大選，以鞏固其勢力。這使到民政黨也必須求變來應對局勢的轉變，尤其是1980年林蒼祐交出民政黨主席棒子予林敬益後，大選對他而言是首次以黨主席身份面臨考驗。
這個時候，董教總方面也醖釀派人參與政黨政治的可行性，它要借助政黨力量來穩住董教總在華校斗爭的地位，便游說或說在兩西廂情願下，有一批人打進執政黨，以便從中取得政治影響力，並轉過頭來協助董教總的華教斗爭。當時領導董總的是林晃升，他們提出“三結合”的理念，即執政黨，反對黨與民間團體結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最後在協商底下，所謂董教總的人（這是因勢利導的稱呼，不是董教總領導人參加政黨）接受民政黨的獻議，加入這個黨來改變局面。
第一批加入民政黨的華教人士是在1982年3月1日宣佈的，他們之中有郭洙鎮、王天慶、江真誠等人。
第二批又有10名華教人士加入民政黨，包括許子根在內。
根據了解，許子根本來並沒有列入“華教人士”名單內，他也未想到要參加競選。事實上，民政黨分得的席位也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國會方面，民政黨能提供給“華教人士”的也只有兩個“硬骨頭”的選區，一個是吉隆坡的甲洞，另一個是檳城的丹絨。這兩個都是民主行動黨的強區，民政黨忝為國陣一員，是無法佔有利地位的。初步接頭的結果是郭洙鎮在甲洞上陣，江真誠在丹絨上陣。但江真誠若接受參選他必須要先辭理大教職位，他最後拿不定主意，以致“丹絨國會議席”尚無適當的候選人。
在此關鍵時刻，董教總方面及民政黨方面認為許子根是適當的人選，況且他又是華團領袖許平等的公子，挾其父親的名望，對許子根利多于弊。
許子根回憶道：“1982年4月2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決定，或則接受政黨的獻議，提名丹絨國席或則不接受，保留在理大當副院長。最後，在多方勸服下，我毅然決定參政，辭去理大教席，這是一條不歸路，也是人生的轉捩點，成敗只在一念之間。”
我們這位書生就這樣在十分挑戰性的情況下，為其一生作下賭注。從“書生論政”到“書生參政”確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論政”者可以作壁上觀，看別人在表演，然後點點評評，反正是“論者”，沒什麼大不了的；“從政者”，就是全心投入，已不是一名旁觀者，而是一名參與者，成敗要靠打拼，也要碰運氣。許子根這一決定，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其家族和家庭的運程。
郭洙鎮這個時候打出“打進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儼然是“華教人士”參政的“遠大理想”。這個理念馬上受到民主行動黨的挑戰，指說這是對反對黨的打壓，變成“借助國陣，打壓行動黨”。一時之間，行動黨與董教總的關係惡化進而把火力集中炮轟“華教人士”“參錯政黨，誤導人民”云雲。
1982年4月7日的提名日，果然是一雙“黑馬”出擊行動黨的強區。郭洙鎮打甲洞，許子根打丹絨。前者面對陳勝堯的迎戰，後者碰上陣慶佳。這兩位反對黨人也是“華教人士”，也就變成“華教人士”在斗“華教人士”。
平心而論，“華教人士”參加民政黨也有一定的沖擊力，尤其是董教總大將林晃昇與沈慕羽為郭許站台。平添民政黨的華教魅力，但是這一場仗並不易打。甲洞本來就是行動黨的堡壘區，丹絨則在1978年大選後成了行動黨的橋頭堡，如果不是郭許加入對壘，這兩個選區是沒有激戰，也可說是一邊倒向反對黨的。
微妙的是，許子根提名後，他的造勢和攻勢不是來自外州的陳慶佳可抵擋的。許多支持許平等的老將紛紛出馬為許子根打氣。其中包括文教界名士周曼沙。“小子”在“老子”的護舵下，果然氣勢不同凡響，大街小巷盡是許子根的宣傳海報和布條，造成陳慶佳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雖然如此，許子根得靠勤力加努力，因為“丹絨國席”不是肥豬肉，而是一塊骨頭，要把反對黨壓下去，非得出九牛二虎之力不行。
況且在那個時候，民政黨的“老佛爺”林蒼祐也是告急。民政在州議席上分得八個議席，竟與馬華平分秋色，而馬華方面有林建壽壓鎮，準備取代林蒼祐出任檳州首席部長。
正由于政情吊詭，從一場執政黨對反對黨之戰變成民政與馬華之爭。許子根說什麼也不能過于指望民政黨方面提供全力的支助，因為民政面臨檳州政權的“殊死戰”而分身乏術。民政可以失去丹絨，但民政絕不能失掉檳州政權。對此許子根十分明白，他的參選也是要協助林蒼祐及民政黨穩住檳州政權，能夠勝利固然最好不過，即便無法突圍，也要為民政盡一份心力。
因此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民政黨傾全力保江山，也只能盡力抽出資源挺新雀許子根。雙方之間似榮辱與共不得不背城一戰，形勢可說十分險竣。在此時，許子根才發現政治這路並不好走，這已經不是學術論爭一事，而是關係到政黨“存亡大事”。
最後的結局是許子根脫穎而出，但只是險勝，僅以834張多數票壓倒陳慶佳。如果不是許平等的名氣，如果不是許子根的學術根底，也許許子根今天是另外一個人。林蒼祐也在此役成功挫敗林建壽的奪權野心，為民政保住江山。如果沒有這兩個結果的相互闗係，也一樣沒有今日的許子根。
許子根從政之路(二)—才見政績又遇剋星
許子根雖然為民政黨奪回丹絨國席，但勝來不輕鬆。以當時的形勢而言，能夠勝出，已是十分難得。就這樣許子根走上政治不歸路，脫下知識份子和學者的氣息，走向人群和民間，成為人民的代議士。
大選過後的三個月，許子根在民政黨內的職務是全國教育局主任，檳州民政黨宣傳主任以及較後出任民青團首屆總團長，而其他華教人士也都擔任黨內要職，包括郭洙鎮出任黨全國副主席，江真誠出任全國政治局副主任（主任由林敬益擔任），王天慶則被委任為霹靂州聯委會秘書。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政黨開始重視“華教人士”在黨內所扮演的角色，但黨內也另有其他高層領袖，對新局面給予關注，雖然沒有反對，但也有一定的警惕。這些人有曾永森、吳清德，陳錦華及許岳金等。“老頭子”林蒼祐繼續擔任檳州首席郭長，不再插手黨務。
身為國會議員的許子根，是不可能插手檳州政府事務，尤其是林蒼祐在位的一天，連林敬益也不能過問，更何況是新人許子根。因此他所作的是按牌理打牌，該做的就做，該管的就管；而不該做和不該管的，他也會盡量回避。這種尋求本份的定位，為他打開一定的人脈關係。他已經不再以學者身份自居，而是在黨內一步一步的走。從1982年到1986年大選前許子根不但在國會坦率發言，也針對政經文教等課題發表高見。這位甫從政即能在國會大展辯才的精英逐漸在政治上建立起個人的聲望，人們都稱讚他駕馭語言的能力。無可否認的，他的通曉三種語文是他的最大政治資本。有評論指出，他在國會用國語滔滔不絕的辯論，也令巫統議員側目相看。
為了“總結”他從政四年的政績，許子根在1986年出版了《參政四年》言論選集，由華教前輩周曼沙題字；這本厚達133頁的「言論集」既沒有序文也沒有後記，一開頭開門見山把其四年的言論，主要是國會演詞，在重要場合的講話及記者的訪問錄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國家政治，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施政，華教課題，華社問題等等，十分廣泛，有長有短。其中一篇文章提及他們（指華教人士）參政所發表的有關文教的聲明是由黨最高領導層同志和接納的，因為這份聲明與民政黨的政綱是吻合的。因此他說，他沒有後悔加入民政黨，反而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吁請更多的年青人加入民政黨，與他一道獻身黨國。
為什麼許子根會有這本“小書”的出版？畢竟這是罕有的動作，因為一般上國會議員都沒有出版專輯。除了要說明許子根四年的國會議員不但為黨為民四處走動外，也是敢于在國會針對多項課題發表言論的國陣議員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在1986年的大選，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對手，而且來自民主行動黨的當紅領袖林吉祥，促使許子根不得不傾全力應戰。出版這本書也就顯得意義重大，一方面他要讓人民知道他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用以反擊反對黨的宣傳指說國陣的議員只是“應聲蟲”，未敢對重大問題表態。
當林吉祥決定展開他的“丹絨一役”時，他選擇對壘許子根，市面的一般反應是為什麼兩位人才要斗個“你死我活”？為什麼不避開一戰呢？讓兩個人一齊進入國會不是很好嗎？話雖是這麼說，可事實是兩雄相遇，必有一傷。林吉祥的解釋是行動黨決意要把檳城當為新的政治橋頭堡，然後幅射到全國去。他也不隱瞞地表示行動黨有意取代民政黨，以成為未來的檳州執政黨。
林吉祥在80年代仍是炙手可熱的反對黨領袖，他的加入檳州之役，目的就是希望行動黨有朝一日也成為一方的執政費，一如民政黨在1969年擊敗聯盟起而執政。因此他一箭雙雕，既提名丹絨國席，也要拿下甘榜哥南州議席（現已易名為光大選區）。這一下子，許子根已是風聲吃緊，他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精神來化解強大的壓力。
但這時反對黨之風吹得太強烈了，許子根知道最嚴竣的挑戰已來到面前。于是一場龍虎斗在丹絨上演了。
初時是林吉祥說是五五波。于是反對黨打出的是國會可以沒有許子根，不能沒有林吉祥的絕招；又說許子根敗了可以被委為上議員，林吉祥敗了什麼都沒有。他因此要選民在兩者之間作一個痛苦的選擇，政治的殘酷，莫過于此。
許子根的反擊是他是不會接受上議員職，他要的是光榮當選議員，然後走進議會，他希望人民看到他的四年從政記錄，不要只看反對黨宣傳的一面。即便如此，許子根已明白他正處于劣勢，要斗勝林吉祥還不是時候。此時只能用“哀兵上 陣”來形容許子根的處境。
果然林吉祥的凌厲攻勢是一招接一招的排山倒海而來，到投票前最後兩天，局勢似乎已顯示林吉祥在後市看起，許子根顯得十分被動與無奈。對于一位初出道的書生，只是四年就厄運當頭，不啻是殘忍的“政治謀殺”。滿腔熱血的他，突被傾盆冷水潑下，內心的痛苦與失落，沒有人比他有更深切的感受。
結果他失敗了，而且輸得一條街那麼長。不是因為許子根政治成績不夠標青，而是因為林吉祥的聲望仍“如日中天”。選民要一個反對黨領袖，只好請許子根“暫時休息”。
許子根被迫進入了“韜光養晦”的日子。也許他腦海里曾經閃過“政海無情，波譎雲詭”的低落情緒，但他不能退縮，也不相信他的政途就此劃上句號。這時另外一個新的角色又套在許子根的身上。這並非他所願，也不是他從政的第一個選擇，而是給林吉祥逼成的，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就是政治上的“退而求其次，伺機再出擊”的許子根的寫照。
春風得意的林吉祥，也帶了十條大漢闖入檳州立法議會；打敗了許子根後，他又把矛頭對準老頭子，但政治的後來演變，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他打敗了許子根，卻又製造另一個許子根。這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下期再談。
大選過後的三個月，許子根在民政黨內的職務是全國教育局主任，檳州民政黨宣傳主任以及較後出任民青團首屆總團長，而其他華教人士也都擔任黨內要職，包括郭洙鎮出任黨全國副主席，江真誠出任全國政治局副主任（主任由林敬益擔任），王天慶則被委任為霹靂州聯委會秘書。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政黨開始重視“華教人士”在黨內所扮演的角色，但黨內也另有其他高層領袖，對新局面給予關注，雖然沒有反對，但也有一定的警惕。這些人有曾永森、吳清德，陳錦華及許岳金等。“老頭子”林蒼祐繼續擔任檳州首席郭長，不再插手黨務。
身為國會議員的許子根，是不可能插手檳州政府事務，尤其是林蒼祐在位的一天，連林敬益也不能過問，更何況是新人許子根。因此他所作的是按牌理打牌，該做的就做，該管的就管；而不該做和不該管的，他也會盡量回避。這種尋求本份的定位，為他打開一定的人脈關係。他已經不再以學者身份自居，而是在黨內一步一步的走。從1982年到1986年大選前許子根不但在國會坦率發言，也針對政經文教等課題發表高見。這位甫從政即能在國會大展辯才的精英逐漸在政治上建立起個人的聲望，人們都稱讚他駕馭語言的能力。無可否認的，他的通曉三種語文是他的最大政治資本。有評論指出，他在國會用國語滔滔不絕的辯論，也令巫統議員側目相看。
為了“總結”他從政四年的政績，許子根在1986年出版了《參政四年》言論選集，由華教前輩周曼沙題字；這本厚達133頁的「言論集」既沒有序文也沒有後記，一開頭開門見山把其四年的言論，主要是國會演詞，在重要場合的講話及記者的訪問錄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國家政治，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施政，華教課題，華社問題等等，十分廣泛，有長有短。其中一篇文章提及他們（指華教人士）參政所發表的有關文教的聲明是由黨最高領導層同志和接納的，因為這份聲明與民政黨的政綱是吻合的。因此他說，他沒有後悔加入民政黨，反而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吁請更多的年青人加入民政黨，與他一道獻身黨國。
為什麼許子根會有這本“小書”的出版？畢竟這是罕有的動作，因為一般上國會議員都沒有出版專輯。除了要說明許子根四年的國會議員不但為黨為民四處走動外，也是敢于在國會針對多項課題發表言論的國陣議員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在1986年的大選，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對手，而且來自民主行動黨的當紅領袖林吉祥，促使許子根不得不傾全力應戰。出版這本書也就顯得意義重大，一方面他要讓人民知道他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用以反擊反對黨的宣傳指說國陣的議員只是“應聲蟲”，未敢對重大問題表態。
當林吉祥決定展開他的“丹絨一役”時，他選擇對壘許子根，市面的一般反應是為什麼兩位人才要斗個“你死我活”？為什麼不避開一戰呢？讓兩個人一齊進入國會不是很好嗎？話雖是這麼說，可事實是兩雄相遇，必有一傷。林吉祥的解釋是行動黨決意要把檳城當為新的政治橋頭堡，然後幅射到全國去。他也不隱瞞地表示行動黨有意取代民政黨，以成為未來的檳州執政黨。
林吉祥在80年代仍是炙手可熱的反對黨領袖，他的加入檳州之役，目的就是希望行動黨有朝一日也成為一方的執政費，一如民政黨在1969年擊敗聯盟起而執政。因此他一箭雙雕，既提名丹絨國席，也要拿下甘榜哥南州議席（現已易名為光大選區）。這一下子，許子根已是風聲吃緊，他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精神來化解強大的壓力。
但這時反對黨之風吹得太強烈了，許子根知道最嚴竣的挑戰已來到面前。于是一場龍虎斗在丹絨上演了。
初時是林吉祥說是五五波。于是反對黨打出的是國會可以沒有許子根，不能沒有林吉祥的絕招；又說許子根敗了可以被委為上議員，林吉祥敗了什麼都沒有。他因此要選民在兩者之間作一個痛苦的選擇，政治的殘酷，莫過于此。
許子根的反擊是他是不會接受上議員職，他要的是光榮當選議員，然後走進議會，他希望人民看到他的四年從政記錄，不要只看反對黨宣傳的一面。即便如此，許子根已明白他正處于劣勢，要斗勝林吉祥還不是時候。此時只能用“哀兵上 陣”來形容許子根的處境。
果然林吉祥的凌厲攻勢是一招接一招的排山倒海而來，到投票前最後兩天，局勢似乎已顯示林吉祥在後市看起，許子根顯得十分被動與無奈。對于一位初出道的書生，只是四年就厄運當頭，不啻是殘忍的“政治謀殺”。滿腔熱血的他，突被傾盆冷水潑下，內心的痛苦與失落，沒有人比他有更深切的感受。
結果他失敗了，而且輸得一條街那麼長。不是因為許子根政治成績不夠標青，而是因為林吉祥的聲望仍“如日中天”。選民要一個反對黨領袖，只好請許子根“暫時休息”。
許子根被迫進入了“韜光養晦”的日子。也許他腦海里曾經閃過“政海無情，波譎雲詭”的低落情緒，但他不能退縮，也不相信他的政途就此劃上句號。這時另外一個新的角色又套在許子根的身上。這並非他所願，也不是他從政的第一個選擇，而是給林吉祥逼成的，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就是政治上的“退而求其次，伺機再出擊”的許子根的寫照。
春風得意的林吉祥，也帶了十條大漢闖入檳州立法議會；打敗了許子根後，他又把矛頭對準老頭子，但政治的後來演變，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他打敗了許子根，卻又製造另一個許子根。這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下期再談。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三)—許子根迎來春天
1986年大選失敗後，許子根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雖然在檳州憲法內有“政治秘書”這一官職，但到底政治秘書是做什麼的？誰也說不清楚，大到可以代表首席部長出席任何儀式並作致詞，被當上座上賓；小到你不做什麼也不打緊，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職務，但得經常與首席部長接觸，匯報相關課題，主要是民間的問題為多。
我記得也曾經擔任過林蒼祐的政治秘書的許岳金這樣說：“林蒼祐向他說，政治秘書說大也可以，說小也可以，看你如何發揮。”于是許岳金抓住這一句話，到處發揮其政治秘書的本色。當時他身兼檳州議員，辦起事來就用“雙重身份”出擊。不多久，他就闖出一個名堂來。後來有幸榮升州行政議員，一連做了兩屆，沒想到在1986年大選時，被飛出局，派去升旗山國席（黑區）當炮灰，從此許岳金一蹶不振，爬也爬不起來。
他犯了兩個大忌：其一是強行爭檳州聯委會主席不果，在黨內被當權派排擠；其二是在任代首席部長期間，顯露功高震主。林蒼祐看眼里，最終放棄保他，讓他被圈出州選。
我提起許岳金的際遇，是要說明許子根在擔任政治秘書時不得不戰戰兢兢，因為他不想重蹈許岳金的覆轍，更不要成為許岳金第二。因此他避開一切可能犯上的錯誤。只做好他應該做的事，不強出頭，不潛越，經常給林蒼祐作報告，提供資料，方便林蒼祐應對各種場合。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林蒼祐的性格是不喜歡一個人過于接近他，或對他的處事有違逆，你也必須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他感覺到你是他的其中一位助手而已，完全沒有威脅到他或令他對你生厭。這一點許子根都做到了。但也做得很辛苦。
我曾問過許子根對這個職務與國會議員有何不同，他只有苦笑，但補充了一句：“國會議員發揮的空間較大，需獨立自主的工作，而政治秘書是替上司辦事的。”（我不知道後來曾擔任過許子根的政治秘書的人有何想法，但據我所知，倪福來與許子根的關係疏遠；鄧章耀就取得許子根歡心而稱職，因此已官拜州行政議員；目前的黃瑞欽仍在考驗中）。
在出任政治秘書的四年期間，許子根的曝光率是不多的。他似乎學會了一套“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本領。在黨的職務也以民青團總團長較為搶眼，畢竟附屬于母體，再大的功能也只是陪襯而已。
表現得中規中矩的許子根在1990年的大選終于時來運轉，獲得黨的支持和林蒼祐的同意攻打丹絨武雅州議席，不再被派回丹絨國席再硬碰林吉祥。這一年的林吉祥有大動作，正開展他的“丹絨二役”，與他較勁無異以卵擊石。
為什麼許子根會派出丹絨武雅。這兒有一段古：1986年大選時，由于許岳金被迫棄州攻國，等于他的首席部長美夢已告破滅。在苦無對策下，他打出一個絕招，可以接受攻打升旗山國席，但原屬于他的地盤的丹絨武雅州議席則應提名其妻舅邱武揚上陣。這是為自己留後路，以便一朝在黨內得勢，他又可回到丹絨武雅輕易勝出。黨同意他的條件，結果許岳金在升旗山敗北了，邱武揚則在丹絨武雅勝出。顯出了許岳金在丹絨武雅有一定的勢力。
詎料，許岳金在黨內（1988年）與吳清德聯手爭奪全國領導權失敗後，便蟬過別枝投入馬華公會，連同邱武揚也過檔了。
這樣一來，丹絨武雅州選區該屬馬華或民政就引起爭議，但民政黨堅持是民政的，再說邱武揚也是在民政的旗下當選的。人可跳黨，議席卻不能“跳槽”。就這樣，1990年的大選，民政黨把此席拿回來，而馬華把邱武揚調到阿依淡州席上陣，許岳金則代表馬華在峇央峇魯國席上陣。
民政也是安排姓許的攻打丹絨武雅州席。此許非彼許，而是許子根。對許子根來說，這是一場翻身仗，非贏不可，不然政途將十分黯淡。
這一年，尚未構成“大人物”的許子根未成為民主行動黨的眼中釘。反而是林蒼祐成為林吉祥的新目標。因為他要爭奪檳州政權，非得將住林蒼祐不可。
林吉祥既打丹絨國席又打巴當哥打州議，直接對壘林蒼祐，許多人為他和林蒼祐揑一把汗。兩強相遇，必然是慘烈的過招，人們一般相信林吉祥可在丹絨國席輕騎過關，但不相信他能撼倒林蒼祐。
在投票前三天，許平等來找我聊天。問我行情如何，我告訴他許子根未遇強人，此次可揚眉吐氣；但老頭子的情勢告急，林吉祥後市看起。他用十分懷疑的眼光問我為什麼這樣說，並拋下一句：林蒼祐不能輸，他為檳州做出很大的貢獻。我說現在正在吹反風，林蒼祐席位不穩。
果然大選成績揭曉當晚，真讓許多人大跌眼鏡，連我也難以置信行動黨有如此強勁，竟然一舉奪下十四個州議席，只差三席即可上台執政。怪只怪與它結盟的46精神黨時運不濟，在檳州全軍覆沒。更令檳州人民吃驚的是：政壇不倒翁的林蒼祐竟也陰溝里翻船，以少數票敗給林吉祥。這意味著檳州首席部長將告易人。
沉浸在悲哀氣氛中的民政黨對于國陣保住十九席（巫統12席，民政7席，馬華全鍛羽而歸）沒有歡愉，因為他們的巨人倒下了。初時民政黨拒絕領導檳州政府，但巫統派安華依布拉欣（他也是巫統檳州聯委會主席）與陳錦華會面，勸請民政接受首席部長職。安華說這是馬哈迪交待的。民政則趁此非常時期提出一個附加條件；檳島市政局主席由民政黨人出任，巫統則委人出任威省市政局主席。安華也就欣然答應。于是有陳錦華出任檳島市政局主席的故事。
但民政黨要選誰來接替林蒼祐呢？擺在面前只有兩位人選，一個是吳清德，另一個是許子根。論經驗和資歷，應是吳清德佔優勢，他是在1974年即中選國會議員，也官拜中央副部長。他的劣勢是林敬益對他有意見，林蒼祐也不喜歡他，陳錦華則對他沒有好感。對吳清德致命的是：在民政未決定派誰人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前，他悄然與時任副首相的嘉化峇峇接頭，希望得到巫統的祝福。此事傳進民政黨高層的耳中，對他有更大的成見（這一段往事，是陳錦華曾向我揭露的）。
為示公平起見，民政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以便選一人擔任首席部長，在討論到這一決定性人選時，吳清德與許子根被請離席，他們一起坐在外面等候消息。最後結果是許子根被黨委以重任，吳清德落空了，但被推舉出任州行政議員。
福星高照的許子根洗掉一身的晦氣，一夜之間，他從一介“政治書生”如同乘直昇機連升三級，越級而上，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檳州首席部長。這奇異的結局是許子根做夢也想不到的。
飛掉一個許岳金，再飛掉一個吳清德，迎來了許子根的時代，而巧合的是許岳金和吳清德都曾是林蒼祐的愛將，到頭來什麼也沒有，反而是不屬林蒼祐愛將的許子根逆流而上。是林吉祥“殺掉”一個許子根﹐又是林吉祥“製造”另一個許子根。時也命也？誰也說不清楚。
我記得也曾經擔任過林蒼祐的政治秘書的許岳金這樣說：“林蒼祐向他說，政治秘書說大也可以，說小也可以，看你如何發揮。”于是許岳金抓住這一句話，到處發揮其政治秘書的本色。當時他身兼檳州議員，辦起事來就用“雙重身份”出擊。不多久，他就闖出一個名堂來。後來有幸榮升州行政議員，一連做了兩屆，沒想到在1986年大選時，被飛出局，派去升旗山國席（黑區）當炮灰，從此許岳金一蹶不振，爬也爬不起來。
他犯了兩個大忌：其一是強行爭檳州聯委會主席不果，在黨內被當權派排擠；其二是在任代首席部長期間，顯露功高震主。林蒼祐看眼里，最終放棄保他，讓他被圈出州選。
我提起許岳金的際遇，是要說明許子根在擔任政治秘書時不得不戰戰兢兢，因為他不想重蹈許岳金的覆轍，更不要成為許岳金第二。因此他避開一切可能犯上的錯誤。只做好他應該做的事，不強出頭，不潛越，經常給林蒼祐作報告，提供資料，方便林蒼祐應對各種場合。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林蒼祐的性格是不喜歡一個人過于接近他，或對他的處事有違逆，你也必須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他感覺到你是他的其中一位助手而已，完全沒有威脅到他或令他對你生厭。這一點許子根都做到了。但也做得很辛苦。
我曾問過許子根對這個職務與國會議員有何不同，他只有苦笑，但補充了一句：“國會議員發揮的空間較大，需獨立自主的工作，而政治秘書是替上司辦事的。”（我不知道後來曾擔任過許子根的政治秘書的人有何想法，但據我所知，倪福來與許子根的關係疏遠；鄧章耀就取得許子根歡心而稱職，因此已官拜州行政議員；目前的黃瑞欽仍在考驗中）。
在出任政治秘書的四年期間，許子根的曝光率是不多的。他似乎學會了一套“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本領。在黨的職務也以民青團總團長較為搶眼，畢竟附屬于母體，再大的功能也只是陪襯而已。
表現得中規中矩的許子根在1990年的大選終于時來運轉，獲得黨的支持和林蒼祐的同意攻打丹絨武雅州議席，不再被派回丹絨國席再硬碰林吉祥。這一年的林吉祥有大動作，正開展他的“丹絨二役”，與他較勁無異以卵擊石。
為什麼許子根會派出丹絨武雅。這兒有一段古：1986年大選時，由于許岳金被迫棄州攻國，等于他的首席部長美夢已告破滅。在苦無對策下，他打出一個絕招，可以接受攻打升旗山國席，但原屬于他的地盤的丹絨武雅州議席則應提名其妻舅邱武揚上陣。這是為自己留後路，以便一朝在黨內得勢，他又可回到丹絨武雅輕易勝出。黨同意他的條件，結果許岳金在升旗山敗北了，邱武揚則在丹絨武雅勝出。顯出了許岳金在丹絨武雅有一定的勢力。
詎料，許岳金在黨內（1988年）與吳清德聯手爭奪全國領導權失敗後，便蟬過別枝投入馬華公會，連同邱武揚也過檔了。
這樣一來，丹絨武雅州選區該屬馬華或民政就引起爭議，但民政黨堅持是民政的，再說邱武揚也是在民政的旗下當選的。人可跳黨，議席卻不能“跳槽”。就這樣，1990年的大選，民政黨把此席拿回來，而馬華把邱武揚調到阿依淡州席上陣，許岳金則代表馬華在峇央峇魯國席上陣。
民政也是安排姓許的攻打丹絨武雅州席。此許非彼許，而是許子根。對許子根來說，這是一場翻身仗，非贏不可，不然政途將十分黯淡。
這一年，尚未構成“大人物”的許子根未成為民主行動黨的眼中釘。反而是林蒼祐成為林吉祥的新目標。因為他要爭奪檳州政權，非得將住林蒼祐不可。
林吉祥既打丹絨國席又打巴當哥打州議，直接對壘林蒼祐，許多人為他和林蒼祐揑一把汗。兩強相遇，必然是慘烈的過招，人們一般相信林吉祥可在丹絨國席輕騎過關，但不相信他能撼倒林蒼祐。
在投票前三天，許平等來找我聊天。問我行情如何，我告訴他許子根未遇強人，此次可揚眉吐氣；但老頭子的情勢告急，林吉祥後市看起。他用十分懷疑的眼光問我為什麼這樣說，並拋下一句：林蒼祐不能輸，他為檳州做出很大的貢獻。我說現在正在吹反風，林蒼祐席位不穩。
果然大選成績揭曉當晚，真讓許多人大跌眼鏡，連我也難以置信行動黨有如此強勁，竟然一舉奪下十四個州議席，只差三席即可上台執政。怪只怪與它結盟的46精神黨時運不濟，在檳州全軍覆沒。更令檳州人民吃驚的是：政壇不倒翁的林蒼祐竟也陰溝里翻船，以少數票敗給林吉祥。這意味著檳州首席部長將告易人。
沉浸在悲哀氣氛中的民政黨對于國陣保住十九席（巫統12席，民政7席，馬華全鍛羽而歸）沒有歡愉，因為他們的巨人倒下了。初時民政黨拒絕領導檳州政府，但巫統派安華依布拉欣（他也是巫統檳州聯委會主席）與陳錦華會面，勸請民政接受首席部長職。安華說這是馬哈迪交待的。民政則趁此非常時期提出一個附加條件；檳島市政局主席由民政黨人出任，巫統則委人出任威省市政局主席。安華也就欣然答應。于是有陳錦華出任檳島市政局主席的故事。
但民政黨要選誰來接替林蒼祐呢？擺在面前只有兩位人選，一個是吳清德，另一個是許子根。論經驗和資歷，應是吳清德佔優勢，他是在1974年即中選國會議員，也官拜中央副部長。他的劣勢是林敬益對他有意見，林蒼祐也不喜歡他，陳錦華則對他沒有好感。對吳清德致命的是：在民政未決定派誰人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前，他悄然與時任副首相的嘉化峇峇接頭，希望得到巫統的祝福。此事傳進民政黨高層的耳中，對他有更大的成見（這一段往事，是陳錦華曾向我揭露的）。
為示公平起見，民政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以便選一人擔任首席部長，在討論到這一決定性人選時，吳清德與許子根被請離席，他們一起坐在外面等候消息。最後結果是許子根被黨委以重任，吳清德落空了，但被推舉出任州行政議員。
福星高照的許子根洗掉一身的晦氣，一夜之間，他從一介“政治書生”如同乘直昇機連升三級，越級而上，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檳州首席部長。這奇異的結局是許子根做夢也想不到的。
飛掉一個許岳金，再飛掉一個吳清德，迎來了許子根的時代，而巧合的是許岳金和吳清德都曾是林蒼祐的愛將，到頭來什麼也沒有，反而是不屬林蒼祐愛將的許子根逆流而上。是林吉祥“殺掉”一個許子根﹐又是林吉祥“製造”另一個許子根。時也命也？誰也說不清楚。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四)—許子根粉碎「丹絨三役」
1990年大選後，又再一次改變許子根的人生。昔日是國會議員的他原本看來是平步青雲，詎料林吉祥攔路，只得屈就擔任首席部長政治秘書。竟也因「輸」得福。憑著這一政治資本，他在90年大選後走向人生的高峰，成為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但這個首席部長並不好做，因而被人形容為“弱勢”的首席部長，理由是在州行政議會內，巫統分得5席，民政得3席（加首席部長）。馬華及國大黨因為沒有州議席，也就暫靠邊站。更為挑戰性的是民主行動黨有14名州議員（後來一名辭職，補選失敗，被國陣（國大黨）扳回1席，剩13席），在州議會內輪流“轟炸”，尤其是林吉祥與卡巴星的咄咄逼人，許子根唯有沉著應戰。
有一件事就此發生了，事緣首席部長委任一名巫統行政議員出任副首席部長，法律專家的卡巴星指說“不合法”，因檳州憲法沒此規定。看來似乎要挑起法律案件，但聯邦憲法也沒有副首相一職，不是立國以來就有此一職了嗎？我曾問過許子根此事，他說，經過檳州法律顧問及法律專家研究後，認為沒有問題，可由首席部長進行委任。
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卡巴星也不再追究了。但他們要追究的是到底誰才是“真命天子”，是許子根或巫統的依布拉欣沙益？因為坊間有傳言說，副首席部長的權力似乎相當大，好像比首席部長更權威？許子根也用事實証明他才是首席部長，擁有控制檳州政府的權力。不過他也不諱言巫統的「內閣成員」（州行政議員）的人數比民政黨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民政只有7位州議員，已經4位拜官（首長加行政議員）超過半數，況且又得到檳島市政局主職一席，又有何苛求呢？
再有一件事是許子根被外界所批評的，即1993年民政黨選時，本來他已被提名角逐副主席之一，但那年也有另三人競逐副主席，即李裕隆，陳錦華和布都遮里。而民政只有三位票選副主席。如果許子根也湊一份，他的當選機會比其他人為高，就會造成其中一人被割愛。為顧全大局和停止因選舉造成的不愉快，許子根說，他選擇退選，不是因為怕輸，而是要使黨一團和氣皆大喜歡。雖然因此有人指指點點，但他認為他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後來他成為被委任的副主席。
這個副主席，一做就做到2005年才尋求改變。此是後話，暫按下不表。
事實上，許子根有另外的考量，據他透露，他在坐上首席部長後，林吉祥已把矛頭瞄向他，準備把他拉下馬。這是林吉祥的一步絕棋，打完蒼祐再打子根，理由無他，民主行動黨正在佈署「丹絨三役」，準備再作沖刺，非得拿下檳州政權不可。
就我當時分析而言，林吉祥若要攻下檳州，不一定要再上演「王者之戰」，但偏偏就成為檳州民主行動黨的佈局。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佈局王者之戰的督軍竟是行動黨檳州主席魏福星。而魏福星與許子根又是什麼關係？攤開來才知道他當時是許子根的姐夫。姐夫策劃倒小舅子，是有點不可思議，但政海無情，言之不虛。難怪他們兩人雖是“親戚”，卻又是“政敵”呢！
再提得遠一點的是，許子根的父親許平等不是民政黨人，反而是馬華黨要之一，在1978年因李三春強行派方思湧攻打升旗山國席，而忝為馬華升旗山區會主席的許平等，他們屬意的是讓前國會議員倪宗吉重作馮婦不果後，憤而向李三春辭區會主席。
同是一家人，竟是三個政黨夾帶其中，這是罕有的事，卻不是絕無僅有，其他政治家庭也有此“歷史記錄”。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5年大選提名日前三天，我接到許子根一通電話，他告訴我林吉祥肯定來丹絨武雅州席與他一決高低。我說應該不會吧，但他回應是確有其事，不是“狼來了”的故事。
我曾就此事詢問當時檳州民主行動黨的財政陳爾奕州議員，為什麼林吉祥非打許子根不可？他說這是檳州黨委的一致決定和願望。因為既然揚言要執政檳州，林吉祥就得身先士卒，來一個“王對王”之戰。再說1990年的大選不是証明檳州行動黨的決定是正確的嗎？連林蒼祐都可以拿下，許子根被拿下就不是神話（在後來魏福星與張德發和林吉祥鬧翻後，林吉祥也抖出1995年大選排陣的真相，是檳州行動黨作出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意願，他尊重黨的決定）。
林吉祥對壘許子根是1995年大選的重頭戲，行動黨信心滿滿，因為他們認為已擁有13個州議席，再多奪下4個州議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他們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1990年大選時，有與46精神黨結盟，顯得聲勢浩大；而1995年大選時，雙方已不再結盟，46精神黨的士氣大不如前，十分低落，僅靠行動黨單槍匹馬出征，在輿論方面對行動黨不是十分有利。其一是選民考慮到萬一行動黨不能執政，而國陣的華人議員又再減少的話，首席部長將可能不再是華人擔任；其二是行動黨在缺乏與馬來政黨合作下，能否執政形成一個疑團。
以當時的情況，行動黨是沒有太大的顧忌。他們算過，華人占多數或佔50%的選區超過60%。這些選區極可能是行動黨上台的“鐵票”。為了達成這一願望，行動黨在丹絨武雅選區推出半鐵人造型的巨像，用以象徵林吉祥將是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不似許子根是“一個弱勢的首席部長”。本來用意在此，但也被選民看在眼里，認為行動黨要用強勢統治，擔心會出問題。
結果這一宣傳非但幫不了林吉祥，反而幫了倒忙。市面議論紛紛，覺得行動黨過于“逼人”，下意識中對“半鐵人”沒有好感，也可能聯想到往後“鐵板一塊或鐵腕”治州時代的降臨。
處于林吉祥壓力重重的許子根，反而成為被欺侮的弱勢對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然更重要的是：檳州選民已開始深思檳州華人主導政權還要不要？華人首席部長還要不要？如果都認為應予維護的話，則行動黨成為選民的一塊心頭大石；選行動黨又擔心執政不到，弄不好丟了“華人主導政權”。在兩相比較之下，檳州選民還是認為“華人主導政權”太過天，即便是“弱勢的華人首席部長”也好過“沒有華人首席部長”。當這樣的意識被喚醒時，選民已一邊倒向執政黨，正是“民主誠可貴，民族權益更不能典當”。開票當晚，民主行動黨兵敗如山倒，只剩一個州議席，那就是剛冒出頭來的章瑛，其他候選人包括林吉祥，卡巴星皆告敗北。所幸此兩大柱子保住國會議席，不然行動黨將不知如何向其他州的黨員交待。檳州選民在“國投反對黨，州投國陣”的大風吹下，終于沒讓行動黨仆地，倒是不幸中的萬幸。
經此一役，「丹絨三役」成了林吉祥的惡夢，許子根反而成了「打虎英雄」，地位進一步鞏固。
馬華公會也因此再探出頭來。原屬于反對黨保壘區而被國陣視為「黑區」的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白區，政治的變化無常，也反映了民心在變。
有一件事就此發生了，事緣首席部長委任一名巫統行政議員出任副首席部長，法律專家的卡巴星指說“不合法”，因檳州憲法沒此規定。看來似乎要挑起法律案件，但聯邦憲法也沒有副首相一職，不是立國以來就有此一職了嗎？我曾問過許子根此事，他說，經過檳州法律顧問及法律專家研究後，認為沒有問題，可由首席部長進行委任。
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卡巴星也不再追究了。但他們要追究的是到底誰才是“真命天子”，是許子根或巫統的依布拉欣沙益？因為坊間有傳言說，副首席部長的權力似乎相當大，好像比首席部長更權威？許子根也用事實証明他才是首席部長，擁有控制檳州政府的權力。不過他也不諱言巫統的「內閣成員」（州行政議員）的人數比民政黨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民政只有7位州議員，已經4位拜官（首長加行政議員）超過半數，況且又得到檳島市政局主職一席，又有何苛求呢？
再有一件事是許子根被外界所批評的，即1993年民政黨選時，本來他已被提名角逐副主席之一，但那年也有另三人競逐副主席，即李裕隆，陳錦華和布都遮里。而民政只有三位票選副主席。如果許子根也湊一份，他的當選機會比其他人為高，就會造成其中一人被割愛。為顧全大局和停止因選舉造成的不愉快，許子根說，他選擇退選，不是因為怕輸，而是要使黨一團和氣皆大喜歡。雖然因此有人指指點點，但他認為他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後來他成為被委任的副主席。
這個副主席，一做就做到2005年才尋求改變。此是後話，暫按下不表。
事實上，許子根有另外的考量，據他透露，他在坐上首席部長後，林吉祥已把矛頭瞄向他，準備把他拉下馬。這是林吉祥的一步絕棋，打完蒼祐再打子根，理由無他，民主行動黨正在佈署「丹絨三役」，準備再作沖刺，非得拿下檳州政權不可。
就我當時分析而言，林吉祥若要攻下檳州，不一定要再上演「王者之戰」，但偏偏就成為檳州民主行動黨的佈局。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佈局王者之戰的督軍竟是行動黨檳州主席魏福星。而魏福星與許子根又是什麼關係？攤開來才知道他當時是許子根的姐夫。姐夫策劃倒小舅子，是有點不可思議，但政海無情，言之不虛。難怪他們兩人雖是“親戚”，卻又是“政敵”呢！
再提得遠一點的是，許子根的父親許平等不是民政黨人，反而是馬華黨要之一，在1978年因李三春強行派方思湧攻打升旗山國席，而忝為馬華升旗山區會主席的許平等，他們屬意的是讓前國會議員倪宗吉重作馮婦不果後，憤而向李三春辭區會主席。
同是一家人，竟是三個政黨夾帶其中，這是罕有的事，卻不是絕無僅有，其他政治家庭也有此“歷史記錄”。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5年大選提名日前三天，我接到許子根一通電話，他告訴我林吉祥肯定來丹絨武雅州席與他一決高低。我說應該不會吧，但他回應是確有其事，不是“狼來了”的故事。
我曾就此事詢問當時檳州民主行動黨的財政陳爾奕州議員，為什麼林吉祥非打許子根不可？他說這是檳州黨委的一致決定和願望。因為既然揚言要執政檳州，林吉祥就得身先士卒，來一個“王對王”之戰。再說1990年的大選不是証明檳州行動黨的決定是正確的嗎？連林蒼祐都可以拿下，許子根被拿下就不是神話（在後來魏福星與張德發和林吉祥鬧翻後，林吉祥也抖出1995年大選排陣的真相，是檳州行動黨作出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意願，他尊重黨的決定）。
林吉祥對壘許子根是1995年大選的重頭戲，行動黨信心滿滿，因為他們認為已擁有13個州議席，再多奪下4個州議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他們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1990年大選時，有與46精神黨結盟，顯得聲勢浩大；而1995年大選時，雙方已不再結盟，46精神黨的士氣大不如前，十分低落，僅靠行動黨單槍匹馬出征，在輿論方面對行動黨不是十分有利。其一是選民考慮到萬一行動黨不能執政，而國陣的華人議員又再減少的話，首席部長將可能不再是華人擔任；其二是行動黨在缺乏與馬來政黨合作下，能否執政形成一個疑團。
以當時的情況，行動黨是沒有太大的顧忌。他們算過，華人占多數或佔50%的選區超過60%。這些選區極可能是行動黨上台的“鐵票”。為了達成這一願望，行動黨在丹絨武雅選區推出半鐵人造型的巨像，用以象徵林吉祥將是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不似許子根是“一個弱勢的首席部長”。本來用意在此，但也被選民看在眼里，認為行動黨要用強勢統治，擔心會出問題。
結果這一宣傳非但幫不了林吉祥，反而幫了倒忙。市面議論紛紛，覺得行動黨過于“逼人”，下意識中對“半鐵人”沒有好感，也可能聯想到往後“鐵板一塊或鐵腕”治州時代的降臨。
處于林吉祥壓力重重的許子根，反而成為被欺侮的弱勢對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然更重要的是：檳州選民已開始深思檳州華人主導政權還要不要？華人首席部長還要不要？如果都認為應予維護的話，則行動黨成為選民的一塊心頭大石；選行動黨又擔心執政不到，弄不好丟了“華人主導政權”。在兩相比較之下，檳州選民還是認為“華人主導政權”太過天，即便是“弱勢的華人首席部長”也好過“沒有華人首席部長”。當這樣的意識被喚醒時，選民已一邊倒向執政黨，正是“民主誠可貴，民族權益更不能典當”。開票當晚，民主行動黨兵敗如山倒，只剩一個州議席，那就是剛冒出頭來的章瑛，其他候選人包括林吉祥，卡巴星皆告敗北。所幸此兩大柱子保住國會議席，不然行動黨將不知如何向其他州的黨員交待。檳州選民在“國投反對黨，州投國陣”的大風吹下，終于沒讓行動黨仆地，倒是不幸中的萬幸。
經此一役，「丹絨三役」成了林吉祥的惡夢，許子根反而成了「打虎英雄」，地位進一步鞏固。
馬華公會也因此再探出頭來。原屬于反對黨保壘區而被國陣視為「黑區」的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白區，政治的變化無常，也反映了民心在變。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五)—過關斬將保政權
1995年的大選粉碎林吉祥的首席部長夢的同時，也讓許子根一洗前恥，不再上演1986年滑鐵盧之役。林吉祥不敗的神話也再一次失去靈驗。第一次是在馬六甲州議席選舉敗給馬華顏文龍，這一次則在檳州議席敗給許子根。雖然保住丹絨國席，但行動黨已是再受重創。到底誰應負起這個責任？仍然是個爭議的課題。無論如何林吉祥說不會再有「丹絨四役」了。他要等到2004年的大選才又再從霹靂州爬起來。
意氣風發的許子根竟能為國陣打勝這漂亮的一仗，固然大受首相馬哈迪的賞識，也進一步鞏固他的首席部長職位。但使他頭痛的問題接踵而來，因為檳州行政議會只有8張椅子，民政要增，馬華也要增，又一時添不了椅子。于是只好通過修憲把行政議員增加到10席，民政馬華各多1席，算是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
不過，許子根還有一個任務尚待完成，那就是他雖貴為檳州首席部長，但在黨職方面一直沒有突破，顯得失衡。在黨中央方面，他在1993年起成為中央副主席，而在檳州方面也是副主席。主席一職在80年代后期自邱繼圃退休后一直由陳錦華擔任。因此在1990年的時候，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在黨中，陳錦華是許子根的上司；在政府中，許子根則是陳錦華的上級。由于后者在90年開始擔任檳島市政局主席。
因此在1996年檳州民政改選時，就有一股勢力要把許子根推向前台，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但陳錦華又不想相讓，而且準備要蟬聯此職。這個時候，檳州民政黨的氣氛有一些緊張，人們也擔心出現龍虎鬥，而結果必有一敗。當離提名日越來越靠近時（按民政黨的各州聯委會主席都是選出的，不是委任的），身為民政創黨人的林蒼祐開口了，力勸陳錦華退休。這正如1984年林蒼祐力勸許兵金不要和邱繼圃爭檳州主席一樣。同時林蒼祐也通過陳錦華的摯友陳國平勸服陳錦華。在兩人力勸陳錦華底下，他終于勉強接受獻議，退休政壇，也讓許子根順利出任檳州聯委會主席。
按照當時的情勢，許子根是較為佔優勢的，而且他也決意要使黨政合一，以便整合民政在檳州的勢力。我事后得知，陳錦華在不戰而退后，一直耿耿于懷，怨氣難消。他似乎認為他都沒爭檳州首席部長，為何不能繼續當檳州黨主席？但別人則認為由首席部長擔任檳州黨主席是名正言順的，總不能老是存在「黨政分開」的現象。也許直到今天，陳錦華還是心存芥蒂。
這個說法不會是沒有根據的。到了1999年大選前，也即是5月份民政又要進行三年一次的改選，許子根卻遇到吳清德的攔路。時任中央副部長的吳清德很早就想取代林蒼祐成為首席部長。例如1986年大選時要擠入州議席競逐，但不為林蒼祐接受。又如1990年大選后，又與許子根爭首席部長寶座，結果敗下陣來。這種一挫再挫的心情導致吳清德在1999年的檳州競選來一個孤注一擲。
當吳清德宣佈要挑戰許子根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吳清德的是陳錦華。這是為什么？主要是陳華要借吳清德出一口氣；而為吳清德造勢的還有兩位檳州議員，他們是林武燦和林建安。前者是黨元老林維雄的兒子；后者是創黨人林蒼祐的兒子。由于他們的加入，吳清德形成一個陣營，不斷地造勢，以期在選舉中奪得檳州主席職。雖然這個職位並不一定是成為首席部長的踏腳石，但卻是吳清德的政治資本。
吳清德在黨內的失意是人盡皆知的。比如1980年波德申大會，他支持林敬益當黨主席，就是希望被推舉為黨總秘書，可是林蒼祐屬意的鄭耀林卻成了林敬益的選擇。又如在1984年黨選，他支持曾永森打林敬益，結果又告失利。于是在1987年黨選，索性親自上陣鬥林敬益，同樣敗下陣來。這種不肯認命的心態促使他在1999年把自己豁了出去，進行最后的鬥爭。他自信在檳州的黨選有把握拿下許子根，因為他計算黨內有不少的支持者。他當時也很明白，這是他最后一戰，若是失敗了，就得退休政壇，畢竟已經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黨選失利后又有機會保住官職。身為黨主席的林敬益在此緊張時刻，也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許子根捍衛檳州主席。
這一場激烈的搏鬥，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每票必爭，也每票不失。選舉結果，許子根以60%的選票壓倒了只獲得40%選票的吳清德，許子根又再渡過險灘，保住檳州主席。
吳清德在失敗之后，已知大勢已去，黨不會再委派他當候選人。雖然明知他在高淵老樹盤根，但民政黨準備另派人上陣。
也是同一年的大選（落在1999年12月），吳清德被榜上除名，換上江真誠代表黨出征。本來江真誠還有一個選擇是日落洞，但卡巴星仍在坐鎮，他因此選了高淵國席。他之離開州議席選舉也是他與許子根的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而在較早前他已告知許子根準備逐漸淡出行政議會。換句話說，他有意棄州攻國。在他看來，倘若能在國席勝出，便有機會爭取一個副部長職，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告落選，唯有淡出政壇。
另一方面，民主行動黨在沒有「丹絨四役」下，面對1999年的大選在調兵遣將方面有一定的難度，最后林吉祥選擇國攻升旗山，州打植物園，以面對民政黨二線人物謝寬泰和丁福南。
行動黨這一苦心布置又是白費心機。輸得比1995年還要慘，不僅州議席無從突破，仍是碩果僅存1席，而且連林吉祥和卡巴星雙雙在國席跌馬，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許子根則在輕量級對手下輕易過關。整個檳州又是國陣的天下，眼看國陣大勝，許子根地位穩固之際，突告風雲驟變，又是一場政治風暴降臨，但對手不是行動黨，也不是民政黨內挑戰派奪權成功，而是馬華公會要爭奪首席部長，許子根如何化解危機呢？下期再翻開底牌。
意氣風發的許子根竟能為國陣打勝這漂亮的一仗，固然大受首相馬哈迪的賞識，也進一步鞏固他的首席部長職位。但使他頭痛的問題接踵而來，因為檳州行政議會只有8張椅子，民政要增，馬華也要增，又一時添不了椅子。于是只好通過修憲把行政議員增加到10席，民政馬華各多1席，算是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
不過，許子根還有一個任務尚待完成，那就是他雖貴為檳州首席部長，但在黨職方面一直沒有突破，顯得失衡。在黨中央方面，他在1993年起成為中央副主席，而在檳州方面也是副主席。主席一職在80年代后期自邱繼圃退休后一直由陳錦華擔任。因此在1990年的時候，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在黨中，陳錦華是許子根的上司；在政府中，許子根則是陳錦華的上級。由于后者在90年開始擔任檳島市政局主席。
因此在1996年檳州民政改選時，就有一股勢力要把許子根推向前台，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但陳錦華又不想相讓，而且準備要蟬聯此職。這個時候，檳州民政黨的氣氛有一些緊張，人們也擔心出現龍虎鬥，而結果必有一敗。當離提名日越來越靠近時（按民政黨的各州聯委會主席都是選出的，不是委任的），身為民政創黨人的林蒼祐開口了，力勸陳錦華退休。這正如1984年林蒼祐力勸許兵金不要和邱繼圃爭檳州主席一樣。同時林蒼祐也通過陳錦華的摯友陳國平勸服陳錦華。在兩人力勸陳錦華底下，他終于勉強接受獻議，退休政壇，也讓許子根順利出任檳州聯委會主席。
按照當時的情勢，許子根是較為佔優勢的，而且他也決意要使黨政合一，以便整合民政在檳州的勢力。我事后得知，陳錦華在不戰而退后，一直耿耿于懷，怨氣難消。他似乎認為他都沒爭檳州首席部長，為何不能繼續當檳州黨主席？但別人則認為由首席部長擔任檳州黨主席是名正言順的，總不能老是存在「黨政分開」的現象。也許直到今天，陳錦華還是心存芥蒂。
這個說法不會是沒有根據的。到了1999年大選前，也即是5月份民政又要進行三年一次的改選，許子根卻遇到吳清德的攔路。時任中央副部長的吳清德很早就想取代林蒼祐成為首席部長。例如1986年大選時要擠入州議席競逐，但不為林蒼祐接受。又如1990年大選后，又與許子根爭首席部長寶座，結果敗下陣來。這種一挫再挫的心情導致吳清德在1999年的檳州競選來一個孤注一擲。
當吳清德宣佈要挑戰許子根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吳清德的是陳錦華。這是為什么？主要是陳華要借吳清德出一口氣；而為吳清德造勢的還有兩位檳州議員，他們是林武燦和林建安。前者是黨元老林維雄的兒子；后者是創黨人林蒼祐的兒子。由于他們的加入，吳清德形成一個陣營，不斷地造勢，以期在選舉中奪得檳州主席職。雖然這個職位並不一定是成為首席部長的踏腳石，但卻是吳清德的政治資本。
吳清德在黨內的失意是人盡皆知的。比如1980年波德申大會，他支持林敬益當黨主席，就是希望被推舉為黨總秘書，可是林蒼祐屬意的鄭耀林卻成了林敬益的選擇。又如在1984年黨選，他支持曾永森打林敬益，結果又告失利。于是在1987年黨選，索性親自上陣鬥林敬益，同樣敗下陣來。這種不肯認命的心態促使他在1999年把自己豁了出去，進行最后的鬥爭。他自信在檳州的黨選有把握拿下許子根，因為他計算黨內有不少的支持者。他當時也很明白，這是他最后一戰，若是失敗了，就得退休政壇，畢竟已經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黨選失利后又有機會保住官職。身為黨主席的林敬益在此緊張時刻，也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許子根捍衛檳州主席。
這一場激烈的搏鬥，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每票必爭，也每票不失。選舉結果，許子根以60%的選票壓倒了只獲得40%選票的吳清德，許子根又再渡過險灘，保住檳州主席。
吳清德在失敗之后，已知大勢已去，黨不會再委派他當候選人。雖然明知他在高淵老樹盤根，但民政黨準備另派人上陣。
也是同一年的大選（落在1999年12月），吳清德被榜上除名，換上江真誠代表黨出征。本來江真誠還有一個選擇是日落洞，但卡巴星仍在坐鎮，他因此選了高淵國席。他之離開州議席選舉也是他與許子根的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而在較早前他已告知許子根準備逐漸淡出行政議會。換句話說，他有意棄州攻國。在他看來，倘若能在國席勝出，便有機會爭取一個副部長職，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告落選，唯有淡出政壇。
另一方面，民主行動黨在沒有「丹絨四役」下，面對1999年的大選在調兵遣將方面有一定的難度，最后林吉祥選擇國攻升旗山，州打植物園，以面對民政黨二線人物謝寬泰和丁福南。
行動黨這一苦心布置又是白費心機。輸得比1995年還要慘，不僅州議席無從突破，仍是碩果僅存1席，而且連林吉祥和卡巴星雙雙在國席跌馬，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許子根則在輕量級對手下輕易過關。整個檳州又是國陣的天下，眼看國陣大勝，許子根地位穩固之際，突告風雲驟變，又是一場政治風暴降臨，但對手不是行動黨，也不是民政黨內挑戰派奪權成功，而是馬華公會要爭奪首席部長，許子根如何化解危機呢？下期再翻開底牌。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六)—雷声隆隆未见变天
1999年杪的大选，民政党再次取得不俗的成绩，在槟州参加11席州选，结果赢了10个，而马华共赢了九个。可怜的行动党还是1席，剩下是巫统12席及国大党1席。在此情形下，民政的许子根已获得首相兼国阵主席马哈迪再次委任蝉联槟州首席部长。
正准备前往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突接电话通知，要他暂且不要宣誓。此时委任状已在许子根的手里。
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来民政党有两位中选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宣布退出民政党，指责党未重视他们，而他们又私下与马华接头，表示有意投进马华的怀抱。若果顺利，马华的州议席马上由9席变成11席，而民政则由10席变成8席。
于是马华高层有动作了，一些支持马华“夺权”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个变化。马哈迪接到这样的讯息后，感到有些愕然，他不知道为何会有此“斗争”。在情况未明郎之前，只好请许子根“稍安勿躁”。
民政党头头得悉此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也感到事发突然。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中，因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受到民主人士围攻后，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样。
民政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事情正在起变化》，坐立不安。更糟的是，马华那边又放话了，说还有一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使到马华与民政的对比12比7。若此实事，民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马华及不满民政的人放出消息，很快又有一位州议员，在吴清德（挑战许子根州主席失败后，成为失意人，也未派在大选上阵）的拉拢下，其“爱将”赖秋福会加入林建安与林武灿的“反民政阵营”。可是马华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他的出现。马哈迪也未接到进一步的报告。
原来民政老大林敬益“棋高一着”，早就把赖秋福给“藏”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藏，而是请他到吉隆坡“自我消失”。没有人知道赖秋福此刻在那里？
赖秋福当时是不是想倒戈相向？我们不便猜想，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赖秋福不会随意跳党，反正跳不跳党他都是一名后坐议员，没甚差别。
吴清德也到处找不到赖秋福，他们都很纳闷：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人间蒸发了？既然吴清德帮不了这忙，马华上层也不放弃努力，他们把所有中选的州马华议员全召到浮罗交怡“吃风”，说是有大事商议。当时首相马哈迪正在浮罗交怡“运筹帷幄”，对内阁和各州政府组成作最后的敲定。
马华的州议员也听到“变天”的风声，但他们在浮罗交怡早上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日出又日落，看不出有“变天”的迹象。但闻“雷声隆隆”，几乎把槟州隆得“轰轰响”，似乎是“政治地震”在槟州引爆，就是未见大雨倾盆。
在这场角力战的过程中，据知，马华也提出各种方案。包括增加一名副首席部长或增加一名行政议员。总之要与民政分享政治权力。当时马华老大林良实也人在浮罗交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案，马哈迪都没有作出表态。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听听老二阿都拉的意见。因为老二是槟州巫统联委会的主席。
后来据说老二和老大的意见一致：槟州首席部长还是归由民政党的许子根出任，不要换人。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大选中民政所胜席位比马华多，跳党的议员不算数。
这样一来，当巫统把力量移向民政党时，马华所要争取“变天”努力又告泡汤。但最后马华也得到安慰奖。所谓安慰奖是在槟州修宪后，可以增加一名马华州行政议员（从8席增到10席，马华及民政各得一席。这就是后来民政加了杜乾焕，马华加了骆福汉的故事）并增加一名副议长（此职先由刘一端担任，后由黎兆荣担任）。
正因为有此一斗，许子根大概压后一个星期多才进行宣誓，而此时的民政党，乌云全扫光，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上。
许子根这一仗，不仅有惊有险，而且险象环生，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许子根也浑身不是味道。但在政坛打滚，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正如1982年的大选，马华也是摆明要争夺首席部长位，林建寿要斗倒林苍佑，结果是自己在阴沟里翻船。这算是马华第二次的大反扑，又是功败垂成。自此而后，马华也不再有此大动作。正如林吉祥已没有“丹绒四役”，马华也没有“第三次大反扑”。
不过经此事后，林敬益已后悔在1999年的大选再把支持吴清德的林武灿和林建安放回原区参选；更没想到选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向民政发难，给民政一个措手不及，差点 “江山”也被震掉了。
后来又有一个动作是槟州马华搞出来的，不是党中央的意思。话说民政马华风波平息后，两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就大大方方走进马华。他们在州议会内也不时有“突出”的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
其中急先锋的林武灿在与槟州马华主席黄锦鸿配搭下，在2003年开始对槟岛外环公路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林武灿更在五月份的槟州立法议会针对外环公路计划事，表现不支持的精神，以致对反对党要求展延外环公路计划的议案投了弃权票（林建安未槟州议会内，避过此“劫”），与他一起弃权的还有陈清凉。这一下子国阵和民政有话说了，投弃权弃而不投反对票等于未与国阵“同一阵线”，于是在国阵的压力下，马华不得不对林陈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
经数个月后，此“惩罚”才告撤消。而2004年的大选又降临了。民政依据国阵精神把两个州选区要了回来。变成马华只好把林武灿放到武吉牛汝莪国席又把林建安放到峇眼国席。无缘再接触州议会。不幸的这两人在大选中又告跌马。
民政这回大选战绩更是“辉煌”，13个州席全胜，马华则输掉1席，剩9席。13对9 ，马华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再说，马华已晋入黄家定领导的时代，又与民政关系较密切。两党对槟州“江山”之争也就划上句号。
许子根的故事自然没有讲完，因为他还在任，而且在最近的党选中又再更上一层楼。政治对他来说，已是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在党争中，许子根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林敬益造势和站台，最后把挑战的郭洙镇压了下去。有关民政党争的前因后果，已有诸多报导，无需在此多插一笔。不过由于政治千变万化，许子根这条政治路曲折又漫长。今天的他，不单单要关注槟州的发展动向。同时要计划如何接班。现在离开林敬益交棒的日子虽说还有两年，只是由现在开始，许子根必须表现出未来接班人的姿态。因为民政在不久之后就要步入许子根的年代。我们暂且打住许子根的故事，下来的故事怎样写，就由许子根来告诉我们吧！
正准备前往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突接电话通知，要他暂且不要宣誓。此时委任状已在许子根的手里。
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来民政党有两位中选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宣布退出民政党，指责党未重视他们，而他们又私下与马华接头，表示有意投进马华的怀抱。若果顺利，马华的州议席马上由9席变成11席，而民政则由10席变成8席。
于是马华高层有动作了，一些支持马华“夺权”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个变化。马哈迪接到这样的讯息后，感到有些愕然，他不知道为何会有此“斗争”。在情况未明郎之前，只好请许子根“稍安勿躁”。
民政党头头得悉此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也感到事发突然。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中，因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受到民主人士围攻后，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样。
民政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事情正在起变化》，坐立不安。更糟的是，马华那边又放话了，说还有一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使到马华与民政的对比12比7。若此实事，民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马华及不满民政的人放出消息，很快又有一位州议员，在吴清德（挑战许子根州主席失败后，成为失意人，也未派在大选上阵）的拉拢下，其“爱将”赖秋福会加入林建安与林武灿的“反民政阵营”。可是马华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他的出现。马哈迪也未接到进一步的报告。
原来民政老大林敬益“棋高一着”，早就把赖秋福给“藏”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藏，而是请他到吉隆坡“自我消失”。没有人知道赖秋福此刻在那里？
赖秋福当时是不是想倒戈相向？我们不便猜想，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赖秋福不会随意跳党，反正跳不跳党他都是一名后坐议员，没甚差别。
吴清德也到处找不到赖秋福，他们都很纳闷：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人间蒸发了？既然吴清德帮不了这忙，马华上层也不放弃努力，他们把所有中选的州马华议员全召到浮罗交怡“吃风”，说是有大事商议。当时首相马哈迪正在浮罗交怡“运筹帷幄”，对内阁和各州政府组成作最后的敲定。
马华的州议员也听到“变天”的风声，但他们在浮罗交怡早上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日出又日落，看不出有“变天”的迹象。但闻“雷声隆隆”，几乎把槟州隆得“轰轰响”，似乎是“政治地震”在槟州引爆，就是未见大雨倾盆。
在这场角力战的过程中，据知，马华也提出各种方案。包括增加一名副首席部长或增加一名行政议员。总之要与民政分享政治权力。当时马华老大林良实也人在浮罗交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案，马哈迪都没有作出表态。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听听老二阿都拉的意见。因为老二是槟州巫统联委会的主席。
后来据说老二和老大的意见一致：槟州首席部长还是归由民政党的许子根出任，不要换人。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大选中民政所胜席位比马华多，跳党的议员不算数。
这样一来，当巫统把力量移向民政党时，马华所要争取“变天”努力又告泡汤。但最后马华也得到安慰奖。所谓安慰奖是在槟州修宪后，可以增加一名马华州行政议员（从8席增到10席，马华及民政各得一席。这就是后来民政加了杜乾焕，马华加了骆福汉的故事）并增加一名副议长（此职先由刘一端担任，后由黎兆荣担任）。
正因为有此一斗，许子根大概压后一个星期多才进行宣誓，而此时的民政党，乌云全扫光，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上。
许子根这一仗，不仅有惊有险，而且险象环生，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许子根也浑身不是味道。但在政坛打滚，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正如1982年的大选，马华也是摆明要争夺首席部长位，林建寿要斗倒林苍佑，结果是自己在阴沟里翻船。这算是马华第二次的大反扑，又是功败垂成。自此而后，马华也不再有此大动作。正如林吉祥已没有“丹绒四役”，马华也没有“第三次大反扑”。
不过经此事后，林敬益已后悔在1999年的大选再把支持吴清德的林武灿和林建安放回原区参选；更没想到选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向民政发难，给民政一个措手不及，差点 “江山”也被震掉了。
后来又有一个动作是槟州马华搞出来的，不是党中央的意思。话说民政马华风波平息后，两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就大大方方走进马华。他们在州议会内也不时有“突出”的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
其中急先锋的林武灿在与槟州马华主席黄锦鸿配搭下，在2003年开始对槟岛外环公路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林武灿更在五月份的槟州立法议会针对外环公路计划事，表现不支持的精神，以致对反对党要求展延外环公路计划的议案投了弃权票（林建安未槟州议会内，避过此“劫”），与他一起弃权的还有陈清凉。这一下子国阵和民政有话说了，投弃权弃而不投反对票等于未与国阵“同一阵线”，于是在国阵的压力下，马华不得不对林陈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
经数个月后，此“惩罚”才告撤消。而2004年的大选又降临了。民政依据国阵精神把两个州选区要了回来。变成马华只好把林武灿放到武吉牛汝莪国席又把林建安放到峇眼国席。无缘再接触州议会。不幸的这两人在大选中又告跌马。
民政这回大选战绩更是“辉煌”，13个州席全胜，马华则输掉1席，剩9席。13对9 ，马华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再说，马华已晋入黄家定领导的时代，又与民政关系较密切。两党对槟州“江山”之争也就划上句号。
许子根的故事自然没有讲完，因为他还在任，而且在最近的党选中又再更上一层楼。政治对他来说，已是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在党争中，许子根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林敬益造势和站台，最后把挑战的郭洙镇压了下去。有关民政党争的前因后果，已有诸多报导，无需在此多插一笔。不过由于政治千变万化，许子根这条政治路曲折又漫长。今天的他，不单单要关注槟州的发展动向。同时要计划如何接班。现在离开林敬益交棒的日子虽说还有两年，只是由现在开始，许子根必须表现出未来接班人的姿态。因为民政在不久之后就要步入许子根的年代。我们暂且打住许子根的故事，下来的故事怎样写，就由许子根来告诉我们吧！
18.9.05
詳述林蒼佑的演講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前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在公開場合作演講。本月九日他卻破例接受《社會經濟與環境研究機構》（SERI）（一個由檳州政府贊助，聲稱是個獨立運作的單位）的邀請，在《檳城論壇2005年》針對檳州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講了一句余鐘，主題是《提昇現有優勢：檳城向前邁進》。以86歲高齡尚能展現思路和聲音依然清晰，真是風采不減當年。也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參加者不乏各級議員，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及學界人士，約500人齊集一堂在E&O大酒店的禮堂聆聽久違了的林蒼佑開“金口”。我用“破裂”和“開金口”是因為自從1990年退休後，他就不再針對政府事務及政經問題高談濶論。
在演講中，有幾個要點是引起我的關注的。首先林醫生說他在濶別檳城10年（1938-1948年，前一段在英國留學，後一段在中國重慶擔任國民政府的軍醫）後返馬不久就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指他在1951年4月受委為英殖民地檳州立法議員及在6月創辦“ 急進黨”（Radical Party）之后，他曾在1953年參加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日落洞區敗給巫統候選人（就因為有此不愉快的記錄，林蒼佑從此不再參加市議會的選舉。但在1984年，他接受喬治市市議會頒給“自由市民”的榮譽。此時的市議會已沒有民選，統歸州政府管轄）。
林蒼佑說1957年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安排檳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獨立國一部份，所有檳州人民在憲法下自動成為公民。這里頭有一段林蒼佑沒說，那就是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鑑于檳州華人居多的特殊情況，提議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但他沒接受，反推薦王保尼出任其職。原來他要成為全國領袖，在1958年成功出任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
1959年因黨爭失利，林蒼佑退出馬華，在1961年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復于1968年解散民聯參與成立民政黨。
林蒼佑接著說，在1967年時，檳島自由港地位被中央政府取消。這原是英國人建立起來而使到檳城成為“商港，匯集世界各地人士”而繁榮起來的機制。因此，在1969年時，檳州的總人口77萬余人，失業率竟高達16.4%，以致民政黨在大選中（5月9日）起而執政。5月11日林蒼佑宣誓就任檳州首席部長。兩天後（即5月13日）吉隆坡爆發“513”沖突事件。他接到副首相阿都拉薩電話，並向後者保証一定與中央配合，穩定檳州局勢。于是他召見當時的檳州總警長馬騏騮，敦促警方全面戒備和嚴防騒亂發生。結果檳州沒有大事件發生，相對安定。從那一刻起，林蒼佑的檳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了。再說憲法中也顯示州政府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重要事項。
正因為這樣，在1972年時，民政州政府與中央聯盟政府合組成聯合政府，且在1974年民政加入國陣（聯盟擴大後的組織）。
轉入經濟課題，林蒼佑說，他在“513”後即成立“檳州發展機構”，以擺脫經濟困境。70年代發展兩個衛星鎮和工業區，即檳島的峇央峇魯和威省的斯布朗再也。他自毫地說，為了平衡兩地的發展，形成一個整體，他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建立“檳城大橋”（1985年通車），而且還設計加寬的地基。
直到今天，檳州的人口已翻一倍，達到140萬人。局勢也有所倒轉，過去是檳島佔人口53%，威省47%；今日則剛好相反。他認為威省的面積大，人口比例還是會進一步超越檳島的。因此他建議，興建第二大橋或通道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另一個自豪是峇央峇魯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電子城，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証明了檳州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和技術，可以從電子工業走向世界。不僅于此，世界各地的大企業，也有檳城人在擔任高職。他說，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檳城人領先潮流，受到重視。
為了使檳州經濟再向前跨進，林蒼佑建議應像設立“自由貿易區”那樣，設立“特別加工區”，以讓本地人運用他們的智慧生產完善的產品打入世界。因為檳城已有強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作為基礎，且又成為“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一部份，資訊工藝十分發達，有足夠條件再攀高峰。
他還進一步展望到了2020年，當馬來西亞達致先進國的地位時，不要再分種族，大家合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在各方面都整合起來，其中之一的經濟體出現“人民基金”。
雖然他沒有提及政治上的整合，不再有種族性的政黨。但聽眾在鼓掌之余又跌進一個沉思。林蒼佑用一生的努力，仍然無法使民政黨突破種族局限，尚且在1982年的大選時，出了一本宣傳冊子：《全馬唯一的華人首席部長》，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又是為什麼？林蒼佑沒有提供答案，他也許在期望局勢的改變。我們與他一樣，在期待中又還要努力走出一條民族整合的大道。
在演講中，有幾個要點是引起我的關注的。首先林醫生說他在濶別檳城10年（1938-1948年，前一段在英國留學，後一段在中國重慶擔任國民政府的軍醫）後返馬不久就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指他在1951年4月受委為英殖民地檳州立法議員及在6月創辦“ 急進黨”（Radical Party）之后，他曾在1953年參加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日落洞區敗給巫統候選人（就因為有此不愉快的記錄，林蒼佑從此不再參加市議會的選舉。但在1984年，他接受喬治市市議會頒給“自由市民”的榮譽。此時的市議會已沒有民選，統歸州政府管轄）。
林蒼佑說1957年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安排檳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獨立國一部份，所有檳州人民在憲法下自動成為公民。這里頭有一段林蒼佑沒說，那就是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鑑于檳州華人居多的特殊情況，提議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但他沒接受，反推薦王保尼出任其職。原來他要成為全國領袖，在1958年成功出任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
1959年因黨爭失利，林蒼佑退出馬華，在1961年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復于1968年解散民聯參與成立民政黨。
林蒼佑接著說，在1967年時，檳島自由港地位被中央政府取消。這原是英國人建立起來而使到檳城成為“商港，匯集世界各地人士”而繁榮起來的機制。因此，在1969年時，檳州的總人口77萬余人，失業率竟高達16.4%，以致民政黨在大選中（5月9日）起而執政。5月11日林蒼佑宣誓就任檳州首席部長。兩天後（即5月13日）吉隆坡爆發“513”沖突事件。他接到副首相阿都拉薩電話，並向後者保証一定與中央配合，穩定檳州局勢。于是他召見當時的檳州總警長馬騏騮，敦促警方全面戒備和嚴防騒亂發生。結果檳州沒有大事件發生，相對安定。從那一刻起，林蒼佑的檳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了。再說憲法中也顯示州政府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重要事項。
正因為這樣，在1972年時，民政州政府與中央聯盟政府合組成聯合政府，且在1974年民政加入國陣（聯盟擴大後的組織）。
轉入經濟課題，林蒼佑說，他在“513”後即成立“檳州發展機構”，以擺脫經濟困境。70年代發展兩個衛星鎮和工業區，即檳島的峇央峇魯和威省的斯布朗再也。他自毫地說，為了平衡兩地的發展，形成一個整體，他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建立“檳城大橋”（1985年通車），而且還設計加寬的地基。
直到今天，檳州的人口已翻一倍，達到140萬人。局勢也有所倒轉，過去是檳島佔人口53%，威省47%；今日則剛好相反。他認為威省的面積大，人口比例還是會進一步超越檳島的。因此他建議，興建第二大橋或通道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另一個自豪是峇央峇魯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電子城，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証明了檳州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和技術，可以從電子工業走向世界。不僅于此，世界各地的大企業，也有檳城人在擔任高職。他說，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檳城人領先潮流，受到重視。
為了使檳州經濟再向前跨進，林蒼佑建議應像設立“自由貿易區”那樣，設立“特別加工區”，以讓本地人運用他們的智慧生產完善的產品打入世界。因為檳城已有強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作為基礎，且又成為“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一部份，資訊工藝十分發達，有足夠條件再攀高峰。
他還進一步展望到了2020年，當馬來西亞達致先進國的地位時，不要再分種族，大家合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在各方面都整合起來，其中之一的經濟體出現“人民基金”。
雖然他沒有提及政治上的整合，不再有種族性的政黨。但聽眾在鼓掌之余又跌進一個沉思。林蒼佑用一生的努力，仍然無法使民政黨突破種族局限，尚且在1982年的大選時，出了一本宣傳冊子：《全馬唯一的華人首席部長》，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又是為什麼？林蒼佑沒有提供答案，他也許在期望局勢的改變。我們與他一樣，在期待中又還要努力走出一條民族整合的大道。
11.9.05
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
馬華公會黨選后的新佈局是對黃家定領導的一個重大考驗，也可以說是一場政治考試。到底黃家定是及格或不及格？讓我們來分析他的策略即可窺見其成績單。
第一點，不論在黨選前或黨選后，黃家定都為陳廣才造勢和站台，形成一對雙打，而不是把B隊的人排斥在外。雖然挑戰他的陳祖排是不折不扣的A隊大將，但在新形勢下，保住廣才穩定陣腳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在黃家定護航下，陳廣才突破重圍，讓后者感覺到唯有支持黃家定，才能得到A隊的包容。
同樣的，因各項因素未能保住副總會長的胡亞橋，在敗落后得到黃家定扶一把，回到中委而預示著官位將會保住。在感恩之余，必然歸順于總會長的人，而所謂B隊的陣營因之煙消雲散。這就是說，經過這一次的黨選，黃家定成功地把B隊消化在他的團隊中。
第二點，也是政黨一向以來最諱忌的是裙帶關係。凡是父子同陣，親戚同堂一概被認為“禁忌”，否則便被人指指點點，彈個不停，說是要建立什么家族王朝等等。
在這種反家族入主政黨重要位置的潮流中，黃家定要逆流而上，確實顧忌多多，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把其兄納入總秘書高職，以免被人評頭品足。
可是，黃家定這巧妙的一手，讓黨中委推荐總秘書人選，不論出于任何理由，許多人都抬出黃家泉，免卻了他的后顧之憂。說實在的，黃家泉如果不是黃家定的胞兄，以其經驗和才幹，坐上此位是沒有人會指東話西的，但難就難在他是黃家定的胞兄，以致許多人都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
偏偏就這么順勢發生，而且在發生后得到的是正面的評語：“舉賢不避親”。這一下子，原本以為是惡言惡語會排山倒海而來，卻變成一片歡呼聲，大大出人意表。
不論黃家定或黃家泉做什么樣的解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委任竟是接受的回響，黃家定也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最大的難題卻讓他輕易克攻了。
這樣的佈陣不僅“合理化”“舉賢不避親”的邏輯，而且也創造兄弟同在一個政黨高職的神話。就此而言，黃家定是第一個人突圍成功，在馬華黨史上寫下第一頁時這樣這么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是沒有黨選帶來的有利局面，黃家定是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第三，所謂有利的局面也不是黃家定刻意造成的，而是因為公開競選帶出各人不同議程，從“小菜單”中出現一條公理：不可反黃家定，但二三線候選人可按各人議程作調整。既然大家都支持黃家定（不包括投票給蔡銳明的），那么在黨選后就使到黃家定擁有更大的空間來安排新團隊。那些鬧派系的州屬，尤其是森美蘭和檳城州，就分別由老大和老二坐鎮。而老二現在又是與老大二合為一，也就等于是老大在全權指揮。黃家定為此拋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所有州主席都是黨領袖，不管誰擔任，都不是‘外人’。”（見商報8月31日）
如今老大掌雪森，老二掌彭檳，老三（總秘書）掌霹靂，勢力已是固若金湯，將來任何人要起事也真不容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派副總會長出任？例如翁詩傑與林祥才就沒有掌半個州。但又有人反回來問，為什么要委任新出爐的副總會長，留待觀察對總會長的“效忠”程度不是更恰當嗎？是的，除了馮鎮安不具威脅，坐回吉蘭丹主席外，而蔡細歷則留任原職擔任柔佛州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就別再“勞動”副總會長了。這些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都是總會長要時日審視其言行，才好另作安排的。
至于森美蘭州和檳城州為什么會有派系之不同而鬧僵？大家心知肚明。其實也不是什么陣線分明的派系，大家都是總會長的人，只不過對原任者有意見。
正由于僵局一時未能打破，老大也費煞苦心在黨中央安排韓春錦及黃錦鴻分別出任組織秘書和副總秘書，然后連同老二分別接管，大家也就不能再有異議。接著下來，如何整合，也許老大自有其妙方，我們不必揣測。
從整個佈署來看，黃家定的第一場考試取得高分，但要步入“黃家定時代”還需要幾場的考試，因此我們說，黨選后的排陣是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的第一關。
第一點，不論在黨選前或黨選后，黃家定都為陳廣才造勢和站台，形成一對雙打，而不是把B隊的人排斥在外。雖然挑戰他的陳祖排是不折不扣的A隊大將，但在新形勢下，保住廣才穩定陣腳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在黃家定護航下，陳廣才突破重圍，讓后者感覺到唯有支持黃家定，才能得到A隊的包容。
同樣的，因各項因素未能保住副總會長的胡亞橋，在敗落后得到黃家定扶一把，回到中委而預示著官位將會保住。在感恩之余，必然歸順于總會長的人，而所謂B隊的陣營因之煙消雲散。這就是說，經過這一次的黨選，黃家定成功地把B隊消化在他的團隊中。
第二點，也是政黨一向以來最諱忌的是裙帶關係。凡是父子同陣，親戚同堂一概被認為“禁忌”，否則便被人指指點點，彈個不停，說是要建立什么家族王朝等等。
在這種反家族入主政黨重要位置的潮流中，黃家定要逆流而上，確實顧忌多多，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把其兄納入總秘書高職，以免被人評頭品足。
可是，黃家定這巧妙的一手，讓黨中委推荐總秘書人選，不論出于任何理由，許多人都抬出黃家泉，免卻了他的后顧之憂。說實在的，黃家泉如果不是黃家定的胞兄，以其經驗和才幹，坐上此位是沒有人會指東話西的，但難就難在他是黃家定的胞兄，以致許多人都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
偏偏就這么順勢發生，而且在發生后得到的是正面的評語：“舉賢不避親”。這一下子，原本以為是惡言惡語會排山倒海而來，卻變成一片歡呼聲，大大出人意表。
不論黃家定或黃家泉做什么樣的解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委任竟是接受的回響，黃家定也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最大的難題卻讓他輕易克攻了。
這樣的佈陣不僅“合理化”“舉賢不避親”的邏輯，而且也創造兄弟同在一個政黨高職的神話。就此而言，黃家定是第一個人突圍成功，在馬華黨史上寫下第一頁時這樣這么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是沒有黨選帶來的有利局面，黃家定是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第三，所謂有利的局面也不是黃家定刻意造成的，而是因為公開競選帶出各人不同議程，從“小菜單”中出現一條公理：不可反黃家定，但二三線候選人可按各人議程作調整。既然大家都支持黃家定（不包括投票給蔡銳明的），那么在黨選后就使到黃家定擁有更大的空間來安排新團隊。那些鬧派系的州屬，尤其是森美蘭和檳城州，就分別由老大和老二坐鎮。而老二現在又是與老大二合為一，也就等于是老大在全權指揮。黃家定為此拋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所有州主席都是黨領袖，不管誰擔任，都不是‘外人’。”（見商報8月31日）
如今老大掌雪森，老二掌彭檳，老三（總秘書）掌霹靂，勢力已是固若金湯，將來任何人要起事也真不容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派副總會長出任？例如翁詩傑與林祥才就沒有掌半個州。但又有人反回來問，為什么要委任新出爐的副總會長，留待觀察對總會長的“效忠”程度不是更恰當嗎？是的，除了馮鎮安不具威脅，坐回吉蘭丹主席外，而蔡細歷則留任原職擔任柔佛州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就別再“勞動”副總會長了。這些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都是總會長要時日審視其言行，才好另作安排的。
至于森美蘭州和檳城州為什么會有派系之不同而鬧僵？大家心知肚明。其實也不是什么陣線分明的派系，大家都是總會長的人，只不過對原任者有意見。
正由于僵局一時未能打破，老大也費煞苦心在黨中央安排韓春錦及黃錦鴻分別出任組織秘書和副總秘書，然后連同老二分別接管，大家也就不能再有異議。接著下來，如何整合，也許老大自有其妙方，我們不必揣測。
從整個佈署來看，黃家定的第一場考試取得高分，但要步入“黃家定時代”還需要幾場的考試，因此我們說，黨選后的排陣是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的第一關。
黄沾与周星驰的怪象
在娱乐圈内，有两个怪现象是引起我关注的。其一是不久前才病逝的黄沾；其二是靠“怪招奇言”起家的周星驰。
先说黄沾，他是靠正规的中文大学毕业的才子，后来又进入香港大学读硕士，近年再成为港大的博士研究生。照理他是「学术圣殿」的一名「有学之士」，足以和学术界人士一展雄才，可是他选择的是走向草根市民的文化，搞得是非学术的娱乐文化；尤其出位的是竟是满脑子充斥被学术人视为低级俗味的言语，因而有“不文集”的出版。
所谓「不文集」，说白就是归为「黄色笑话」这一类，既是不文，也就是斯文不足，低俗有余。尽管如此，销路还是热卖，可见不文之语也大有市场，印证了香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社会，只要不过于猥亵，便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家庭中公开欣赏的文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避正就歪」，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就从中表露出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填词撰文时，得以穿插其中，我欣赏他的歌词中带有情感的跳动，也有些句子是啷啷上口的。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磨练，如果他没有学术的根底，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鬼才，在香江娱乐圈中「翻云覆雨」。
黄沾的浪漫人生，几段婚姻都没有让他的人生留下诟病，反而被认为这是娱乐圈的家常便饭。他的不文语言，不仅未降低他的形象，反而成为他的活招牌。这就是黄沾创造出来的「品牌」－－一个不登学术圣殿的博士。他终于赢得香港人的认同。因此他的追悼会有两万人参加，实在是「破天荒」的人潮。各路人马，特别是明星阵容，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足见其魅力在死后更是无法挡。
吊诡的是，一个「有学有术」的人，却没有看到学术名流，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而被请来发表悼念之词。
更为吊诡的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一个没有学术背景，也没 有发表过什么学术伟论的纯粹娱乐圈的搞笑怪才周星驰却在近些日子来被请入「学术殿堂」，与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对讲开坛。不但香港的大学，而且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把他当成「学术才子」请来交流。
他们说这是因为周星驰在香港的娱乐圈创出了一些在学术书本或学术活动中没有的「无厘头」文化。除了搞笑与怪动作外，也在其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白，使人沉浸在其影片中，获得最高的享受，进而有了启发作用。李欧梵教授甚至也拿他的影片作教材。
抑有进者李欧梵也打开禁忌，公开地与周星驰来一场「学术对话」，接着掀起一阵旋风，把周星驰当成「国学大师」来研究。
这种周星驰现象原本只属普罗大众的消遣品，没想到会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课题，除了不可思议外，也为「学术论坛」的另辟蹊径有所不解，究竟周星驰的低俗文化代表了什么学术风格或文化理论或文化品牌？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反对学术界脱下严肃的面纱，走向与大众拥抱的格局。这样也可使到老百姓不会认为学术是枯燥和高不可攀的。
可是，在周星驰的身上，我们的学者又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又从黄沾逝世后所迸发出来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看到什么？
可惜，他们看到周星驰的同时，却忽略另一位鬼才也在覆颠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
黄沾向正统文化挑战；周星驰也是向正统文化挑战。学者们选中周星驰避开了黄沾，诚为憾事。
我反而觉得，从黄沾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文化被交织在其中，而成为另类的文化。
先说黄沾，他是靠正规的中文大学毕业的才子，后来又进入香港大学读硕士，近年再成为港大的博士研究生。照理他是「学术圣殿」的一名「有学之士」，足以和学术界人士一展雄才，可是他选择的是走向草根市民的文化，搞得是非学术的娱乐文化；尤其出位的是竟是满脑子充斥被学术人视为低级俗味的言语，因而有“不文集”的出版。
所谓「不文集」，说白就是归为「黄色笑话」这一类，既是不文，也就是斯文不足，低俗有余。尽管如此，销路还是热卖，可见不文之语也大有市场，印证了香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社会，只要不过于猥亵，便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家庭中公开欣赏的文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避正就歪」，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就从中表露出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填词撰文时，得以穿插其中，我欣赏他的歌词中带有情感的跳动，也有些句子是啷啷上口的。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磨练，如果他没有学术的根底，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鬼才，在香江娱乐圈中「翻云覆雨」。
黄沾的浪漫人生，几段婚姻都没有让他的人生留下诟病，反而被认为这是娱乐圈的家常便饭。他的不文语言，不仅未降低他的形象，反而成为他的活招牌。这就是黄沾创造出来的「品牌」－－一个不登学术圣殿的博士。他终于赢得香港人的认同。因此他的追悼会有两万人参加，实在是「破天荒」的人潮。各路人马，特别是明星阵容，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足见其魅力在死后更是无法挡。
吊诡的是，一个「有学有术」的人，却没有看到学术名流，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而被请来发表悼念之词。
更为吊诡的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一个没有学术背景，也没 有发表过什么学术伟论的纯粹娱乐圈的搞笑怪才周星驰却在近些日子来被请入「学术殿堂」，与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对讲开坛。不但香港的大学，而且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把他当成「学术才子」请来交流。
他们说这是因为周星驰在香港的娱乐圈创出了一些在学术书本或学术活动中没有的「无厘头」文化。除了搞笑与怪动作外，也在其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白，使人沉浸在其影片中，获得最高的享受，进而有了启发作用。李欧梵教授甚至也拿他的影片作教材。
抑有进者李欧梵也打开禁忌，公开地与周星驰来一场「学术对话」，接着掀起一阵旋风，把周星驰当成「国学大师」来研究。
这种周星驰现象原本只属普罗大众的消遣品，没想到会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课题，除了不可思议外，也为「学术论坛」的另辟蹊径有所不解，究竟周星驰的低俗文化代表了什么学术风格或文化理论或文化品牌？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反对学术界脱下严肃的面纱，走向与大众拥抱的格局。这样也可使到老百姓不会认为学术是枯燥和高不可攀的。
可是，在周星驰的身上，我们的学者又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又从黄沾逝世后所迸发出来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看到什么？
可惜，他们看到周星驰的同时，却忽略另一位鬼才也在覆颠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
黄沾向正统文化挑战；周星驰也是向正统文化挑战。学者们选中周星驰避开了黄沾，诚为憾事。
我反而觉得，从黄沾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文化被交织在其中，而成为另类的文化。
4.9.05
政治人物與黨史定位
政治人物在黨史的定位雖然是具有爭議性的，但黨史往往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撰寫的，因此不是勝利的一方很難期望在黨史中得到正面的評價。正如中國文史學家陳思和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誌，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對黨史而言，更是如此。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31.8.05
為什麼許子根應當老二？
民政黨中委改選今日提名，最受全民關注的是領導層的123,321及231方案。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就是郭洙鎮的動向。不論他是打老大職位或捍衛老二職位，對民政黨當權派來說，都是不幸的，也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後遺症。民政黨也將因此在黨選後承受各方的評論與黨內的漣漪陣陣，這也是為什麼林敬益及黨內高層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28.8.05
馬華黨選啟示錄
備受矚目的馬華公會改選已在激烈競爭中宣告落幕，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以黃家定為首的當權派取得預料中的勝利，只有少數的原任者落馬，這也是一種意料中的結果。到底這一場選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與分析，有下列的現象是本屆黨選的特徵：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21.8.05
評黨選引發的爭議課題
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已走近尾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幾個爭議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14.8.05
華教心民族情
我們華人的政治文化已起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這次的馬華黨選及民政黨選華語已佔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情況的今非昔比，反映在目前的華基政黨的領導人都必須用華語與黨員和民眾溝通，不能再像過去英語是主要的語言，華語則靠邊站，以至廣大的黨員及華人社群必須靠邊翻譯或從旁了解領袖的心態和所要傳達的訊息。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
8.8.05
林敬益、郭洙鎮、許子根
民政黨的黨選其實是圍繞在三個人的三角關係，並不是一場混戰。這三個人就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鎮及老三許子根。本來這123的排陣自1989年以來未聞有何不妥，偏就今年出現“求變”聲勢。因為今天的民政黨不再是20年前的民政黨了。新一代的湧現，老一代的退休，在在增加了求變的壓力。
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但我們不妨先了解這三個人的背景。林敬益是政壇老羌，他是在70年代從馬華打滾過來的。他吃過陳修信的虧，一下子把他扶上天，一下子把他摔下來。他也吃過李三春的虧，明棒暗擠，最后把林敬益擠向民政黨。
來到民政黨的林敬益，已經是懂一事、長一智，不再強出頭，但不改的是他把搞馬華的那套本領搬了過來。在馬華時，他的勢力是在霹靂州，形成一股力量，稱之為改革派，然后幅射到全國各地。可是當時心高氣大，卻鬥不過陳修信，只好認命。因此在民政時，他也在霹靂搞起他的勢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林蒼祐在1980年宣佈退位，林敬益就是憑這班底擊敗梁棋祥，成為民政的老大。他之所以能打敗梁棋祥是因為后者也是來自霹靂的人，而且在馬華時只是林敬益的副手。
梁棋祥像郭洙鎮一樣，有形象，但沒有強大的地盤，他也敗得口服心服。反觀林敬益，學會了李三春的本領，在黨內建立起鞏固地位，即使是后來面對曾永森和吳清德的挑戰，他一樣屹立不倒，因為政治是講求實力的。林敬益在這方面的功夫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25年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就是靠著強勢政治統領民政黨。
郭洙鎮是在80年代打一場獨大官司案而名聲大噪。那個時候他是董教總的重要人物，是華社眼中的“華教鬥士”。因而在1982年被邀進民政黨，以強化黨的形象。他的重要性是因為他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所以一進黨馬上委為副主席。
雖然在1982年大選失敗，但未影響他的政途。1986年他取代梁棋祥的空缺，當選太平國會議員，從此平步青雲，官拜副部長。比他更早加入民政黨的吳清德反而被他壓下探不出頭來。不過他像梁棋祥一樣，未重視黨的組織力量，以致未能有一個強大的地盤守護著他。這些年來他之所以在黨內成為第二號人物，是林敬益認為郭的“華教鬥士”的身份對他有所幫助，甚至一個時期還暗示老二是未來的接班人。
許子根的情況與郭洙鎮不大一樣。他有“華教人士”的形象，但不是“華教鬥士”，因為他沒有直接參與董教總，也未介入獨大官司案。他也是在1982年步入民政黨，一鵠中的，當選國會議員。當然他沒有郭的幸運，而是先從民青團總團長做起。因此在黨內他是比郭低一個級別。
雖然如此，他卻在199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被黨舉薦為林蒼祐的接班人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正因為這樣，許子根的重要性已非郭洙鎮所能比擬。他的官職代表了民政黨擁有檳州的主導政權。沒有這個官職，民政黨將會黯然失色。
可是，14年來，他一直是黨的副主席，在黨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彰顯，只有在1996年后，他才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在黨內地位又是不及郭洙鎮。
如今在位已久的林敬益感到歲月不饒人，已經66歲的他要找接班人了。但找來找去，就只剩下兩名“華教人士”供他挑選。本來郭洙鎮還有一線的希望，可惜他在2004年的大選，跑到柔佛州的安全區，氣得林敬益「指桑罵槐」，認為他是在“逃離挑戰”，不是大將本色。更可氣的是太平國席又要與人民進步黨交換，另擇人到巫統的強區上陣，致民政黨“賠了太平又無法在巫統地盤大展手腳”。這一筆賬自然算在郭洙鎮的頭上。
也許郭洙鎮想不到林敬益有如此大的反應和接踵而來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兩個人不咬弦的時候，郭洙鎮已知道林敬益會有所行動，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應付。
于是郭洙鎮惟有退其次的表明他只想捍衛第二把交椅，即意不會挑戰林敬益，因為他沒有勝算，他希望維持原狀。
可是“快人快語”的林敬益再也按奈不住，終于在近日拋出另一個絕招將住郭洙鎮。直截了當推薦許子根出任署理主席，以便成為黨的接班人。也許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強勢壓下之嫌，但林蒼祐也是這樣的“安排”，黨代表可另有異議，正如80年代林敬益可以不接受“勸告”，因為他有班底。
因此郭洙鎮也有權抗拒林敬益的“強人所難”，但關鍵是郭洙鎮有足夠的雄厚班底嗎？他的勢力在那里？這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替郭洙鎮算過，算來算去大概不到30%的支持率。
顯然郭洙鎮是不願在壓力下被逼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他不再是炙手可熱的接班人。他的“華教招牌”也已經褪色，而且褪得與董教總也有了一定的距離，而他的在89年成為黨第二號人物是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成熟魅力”的形象，可是這魅力在時光沖擊下又再被淡化了。在這麼多年中，未見他在黨內形成一股力量。好幾次的挑戰都是在黨主席護航下過關。
如今老大要挺許子根不是因為郭洙鎮不是人才，而是許子根的重要性是關係到民政在檳州的未來主導地位是不能被動搖的。黨必須賦予許子根更大的權力來領導民政鞏固檳州，放眼全國。這種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是考驗民政黨能否繼續在國中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根據所知，民政黨內也曾有過“協商”，希望郭洙鎮以大局為重，讓黨重新洗牌，惜未能打動郭的光榮退休的選擇。以郭洙鎮的性格，他是會有所堅持，但也會提出另類安排。可是他的“一起退”的策略未能奏效。因為黨員還沒有要求林敬益退位的意願，而是要他再領導一個時期（也許不長），讓許子根順利接班。
因此，民政黨如今的焦點只落在兩個人的身上，即郭洙鎮與許子根。一個位置只能有一個人，求變是民政黨領導已佈署一段時間的策略，不變則只剩下郭洙鎮的一廂情願。如今的強烈對照，也顯示林敬益的“高招”，用各州表態來展示支持力量。當這運動一起，郭洙鎮又將如何招架？這使人想起1993年時，安華不是在提名時造勢成功，逼退嘉化峇峇嗎？
換句話說，林敬益的亮牌，是已到了抉擇的時刻，也意味著雙方的協商和妥協已失敗，必須用這一招來使郭洙鎮知難而退。
可以這麼說，當這兩個人的重要性對調時，也就是在黨內換位子的時候已到了。
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但我們不妨先了解這三個人的背景。林敬益是政壇老羌，他是在70年代從馬華打滾過來的。他吃過陳修信的虧，一下子把他扶上天，一下子把他摔下來。他也吃過李三春的虧，明棒暗擠，最后把林敬益擠向民政黨。
來到民政黨的林敬益，已經是懂一事、長一智，不再強出頭，但不改的是他把搞馬華的那套本領搬了過來。在馬華時，他的勢力是在霹靂州，形成一股力量，稱之為改革派，然后幅射到全國各地。可是當時心高氣大，卻鬥不過陳修信，只好認命。因此在民政時，他也在霹靂搞起他的勢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林蒼祐在1980年宣佈退位，林敬益就是憑這班底擊敗梁棋祥，成為民政的老大。他之所以能打敗梁棋祥是因為后者也是來自霹靂的人，而且在馬華時只是林敬益的副手。
梁棋祥像郭洙鎮一樣，有形象，但沒有強大的地盤，他也敗得口服心服。反觀林敬益，學會了李三春的本領，在黨內建立起鞏固地位，即使是后來面對曾永森和吳清德的挑戰，他一樣屹立不倒，因為政治是講求實力的。林敬益在這方面的功夫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25年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就是靠著強勢政治統領民政黨。
郭洙鎮是在80年代打一場獨大官司案而名聲大噪。那個時候他是董教總的重要人物，是華社眼中的“華教鬥士”。因而在1982年被邀進民政黨，以強化黨的形象。他的重要性是因為他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所以一進黨馬上委為副主席。
雖然在1982年大選失敗，但未影響他的政途。1986年他取代梁棋祥的空缺，當選太平國會議員，從此平步青雲，官拜副部長。比他更早加入民政黨的吳清德反而被他壓下探不出頭來。不過他像梁棋祥一樣，未重視黨的組織力量，以致未能有一個強大的地盤守護著他。這些年來他之所以在黨內成為第二號人物，是林敬益認為郭的“華教鬥士”的身份對他有所幫助，甚至一個時期還暗示老二是未來的接班人。
許子根的情況與郭洙鎮不大一樣。他有“華教人士”的形象，但不是“華教鬥士”，因為他沒有直接參與董教總，也未介入獨大官司案。他也是在1982年步入民政黨，一鵠中的，當選國會議員。當然他沒有郭的幸運，而是先從民青團總團長做起。因此在黨內他是比郭低一個級別。
雖然如此，他卻在199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被黨舉薦為林蒼祐的接班人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正因為這樣，許子根的重要性已非郭洙鎮所能比擬。他的官職代表了民政黨擁有檳州的主導政權。沒有這個官職，民政黨將會黯然失色。
可是，14年來，他一直是黨的副主席，在黨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彰顯，只有在1996年后，他才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在黨內地位又是不及郭洙鎮。
如今在位已久的林敬益感到歲月不饒人，已經66歲的他要找接班人了。但找來找去，就只剩下兩名“華教人士”供他挑選。本來郭洙鎮還有一線的希望，可惜他在2004年的大選，跑到柔佛州的安全區，氣得林敬益「指桑罵槐」，認為他是在“逃離挑戰”，不是大將本色。更可氣的是太平國席又要與人民進步黨交換，另擇人到巫統的強區上陣，致民政黨“賠了太平又無法在巫統地盤大展手腳”。這一筆賬自然算在郭洙鎮的頭上。
也許郭洙鎮想不到林敬益有如此大的反應和接踵而來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兩個人不咬弦的時候，郭洙鎮已知道林敬益會有所行動，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應付。
于是郭洙鎮惟有退其次的表明他只想捍衛第二把交椅，即意不會挑戰林敬益，因為他沒有勝算，他希望維持原狀。
可是“快人快語”的林敬益再也按奈不住，終于在近日拋出另一個絕招將住郭洙鎮。直截了當推薦許子根出任署理主席，以便成為黨的接班人。也許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強勢壓下之嫌，但林蒼祐也是這樣的“安排”，黨代表可另有異議，正如80年代林敬益可以不接受“勸告”，因為他有班底。
因此郭洙鎮也有權抗拒林敬益的“強人所難”，但關鍵是郭洙鎮有足夠的雄厚班底嗎？他的勢力在那里？這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替郭洙鎮算過，算來算去大概不到30%的支持率。
顯然郭洙鎮是不願在壓力下被逼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他不再是炙手可熱的接班人。他的“華教招牌”也已經褪色，而且褪得與董教總也有了一定的距離，而他的在89年成為黨第二號人物是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成熟魅力”的形象，可是這魅力在時光沖擊下又再被淡化了。在這麼多年中，未見他在黨內形成一股力量。好幾次的挑戰都是在黨主席護航下過關。
如今老大要挺許子根不是因為郭洙鎮不是人才，而是許子根的重要性是關係到民政在檳州的未來主導地位是不能被動搖的。黨必須賦予許子根更大的權力來領導民政鞏固檳州，放眼全國。這種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是考驗民政黨能否繼續在國中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根據所知，民政黨內也曾有過“協商”，希望郭洙鎮以大局為重，讓黨重新洗牌，惜未能打動郭的光榮退休的選擇。以郭洙鎮的性格，他是會有所堅持，但也會提出另類安排。可是他的“一起退”的策略未能奏效。因為黨員還沒有要求林敬益退位的意願，而是要他再領導一個時期（也許不長），讓許子根順利接班。
因此，民政黨如今的焦點只落在兩個人的身上，即郭洙鎮與許子根。一個位置只能有一個人，求變是民政黨領導已佈署一段時間的策略，不變則只剩下郭洙鎮的一廂情願。如今的強烈對照，也顯示林敬益的“高招”，用各州表態來展示支持力量。當這運動一起，郭洙鎮又將如何招架？這使人想起1993年時，安華不是在提名時造勢成功，逼退嘉化峇峇嗎？
換句話說，林敬益的亮牌，是已到了抉擇的時刻，也意味著雙方的協商和妥協已失敗，必須用這一招來使郭洙鎮知難而退。
可以這麼說，當這兩個人的重要性對調時，也就是在黨內換位子的時候已到了。
《聯合報》與《星檳日報》
當《聯合報》在1985年啟航遠征時，我們確是感到歡欣鼓舞，我沒有想到三日刊的小報竟能有如此的沖擊力。在市場上被叫好。
轉入1986年，又是大選年，我們增添許多資料在報上大鳴大放，藉以引起政界人士的關注。果然爆出密聞和尖銳的批論文章後，各政黨已不敢小看《聯合報》，反而自動上門與我們接頭。在當時也流行候選人刊登廣告。《聯合報》也是受重視的報章，尤其是在北馬方面。當然與日報相比，我們又慢了一些，因為我們一週只能出版二次，唯有從旁殺出，才能引起“轟動”。
可以這麼說，《聯合報》在頭一年是穩健地發展，報份維持在三萬至四萬份之間，做代理的有利可圖，做職員的順利領薪水，皆大歡喜。我們的信心滿滿。
于是，在1987年，我們推出《聯合周刊》。首先我們抓不到重心，在內容方面有些與《聯合報》相似的地方，被認為不突出。為了爭取出位，我們又做一番調整，偏重女性的內容。果然大有轉機。銷路先是突破一萬份，繼之再接再厲，已邁向二萬份大關。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聯合報》加上《聯合周刊》，又大膽地推出《足球世界》月刊，頓然之間，《聯合報》已形成一個小集團。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董事會有人注意到已停刊的《星檳日報》(1986年9月29日)的“資產”將公開“拍賣”。所謂資產並不包括房地產，而是內部的所有設備，包括機器。在有人接頭下，《聯合報》的董事主席辛榮發召集數次會議，密商投標之事。我則持有保留態度。因為《聯合報》尚未有足夠的條件去下標，除非我們有一大筆現款。我又考慮到，《聯合報》若搬進偌大的《星檳》大廈，是過大也承擔不起開支。商議之後，董事會決定增加資金，將繳足資金增至48萬元，再提升到60萬元。
但《星檳》“資產”少說也要30余萬元才能標得，我們那有足夠的現金﹖後來辛榮發又和一家金融公司接洽獲得後者同意貸款。便敢敢地下標。果然由《聯合報》標得。在付出必要的現金後，餘下約20余萬抵押貸款，每月分期攤還。
我們在清理手續並向林慶金承租《星檳》大廈，每月租金5000元後，在1989年初擇日“喬遷之喜”，把《聯合報》三個大字高高掛在《星檳》大廈外，一時好不威風。
這個時候我們手上已擁有《聯合日報》的出版准証，是小型(如同STAR)的日報。有人建議借大好時機出版《聯合日報》。因為這時候《聯合報》的銷路已直逼5萬5千份，連同《聯合周刊》，我們已開始有盈餘，促使董事會決心要辦一份日報。
我的心情卻是十分沉重的，一來資金不足，如何辦日報﹖二來不知風聲怎會很快地跑進林慶金的耳朵。他馬上通過律師要我們必須出版《星檳日報》，不然在48小時內遷出《星檳》大廈。這一下，我們又亂了方寸。剛剛搬進，椅子尚未坐穩，又要搬出，搬去那里呢﹖總不至于再回到霹靂巷的《聯合報》(租下三間排屋)舊址。
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原則上接受《星檳日報》的復刊，實則擔心多多，深恐有變，理由是《星檳》的債務未清不知又會冒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們也留了一手，萬一《星檳》復刊有難，我們就推出《聯合日報》。
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增加資金辦日報，我曾提出要增資100萬元，董事會的人說等開始後再來增資。就在陷愁的時刻，總代理拿了30萬元現金給《聯合報》，說是代理《星檳日報》的抵押金。我當時算了算，平均一個月虧5萬元的話，只能頂半年就沒有資金周轉了。
大夥兒又認為先走一步再作打算。我在未有十分把握下拉回一批《星檳日報》的員工，準備東山再起。
本來我們打算在1989年3月份正式復刊《星檳日報》的，沒想到晴天霹靂，來了一道庭令，禁止《星檳》復刊。申請人是《星檳日報有限公司合作社》，原因是《星檳日報》欠了合作社40余萬元未清還。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此刻我們要推出《聯合日報》，但被阻止，而且要我們一道努力解除禁令。這一番的折騰，我們是有出無進。用《聯合報》的收入養一大批員工不出血才怪呢！
這場複雜的官司的上訴又失敗了。我們都好無奈，責任雖不在我們，但不解除禁令下又不准出版《聯合日報》，我們有苦無處訴。最後是雙方達成庭內和解。復刊《星檳日報》的條件是每月要付還合作社15000元。我們被迫承擔每月的出版費，壓力加重。
在無從選擇下，我們又積極行事，決定在五月四日推進市場。我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天的社論我打出的題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我們在初期每天刊印35000份，市場反應還可以，大概銷量在3萬份左右，對于一份復刊的日報來說，我們對此成績表示滿意。而《星檳日報》復刊後最高銷量是42000份，這一天是觀音誕大遊行，北海碼頭發生倒塌死人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推進市場，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接著我們又改版又再上市，前前後後換了三四次版。工作人員都忙得透不過氣。
不過，《星檳日報》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廣告的回流差強人意。在三個月後回收的廣告費不及50%，我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一直催賬又拉又拖，而員工的開支，紙張，油墨的開支不可拖，再加上分期付款及所謂的出版費，我們已是團團轉。
此時我們也進行招股，但加股的只是杯水車薪。而董事會又未增加資金，我知道情況已大不妙。每天早上最怕是接到銀行的電話，說又有支票到了，要我們補錢。我們既未向銀行透支，也未有信用証買紙，都是靠董事的支持買紙錢。在這方面，辛榮發承擔較多，我則承擔一些。
如果在當時我能有100萬的資金到位，《星檳日報》肯定有所轉機，也一定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可惜我沒有遇到伯樂。在沒有增加資金底下，我們竟然敢敢辦日報，回想起來，是膽大妄為，不知“死”字怎麼寫。
這就是說在1989年8月份的時候，《聯合報》在倒貼《星檳日報》。我再算了一下，頂多能支撐多3個月，即是到了11月份，我們已山窮水盡，我對不起高級職員們領不到薪水，我們也無從發出其他額外的開支，包括津貼，寫稿費和超時工作費等等。
我們董事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宣佈到了11月份，《星檳日報》停刊，但在此時，部份員工要求“共管方式”繼續出版。已又重新回到《星檳》的李良樹自告奮勇領導這一艱難任務，他希望得到林慶金的有力支持。
一個月後，他宣佈“投降”，我們只好作罷。而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需要理清員工的公積金和社會保險費。《聯合報》已因《星檳》元氣大傷，只好搬出《星檳》大廈，另作出版。
《星檳》大廈顯然已告易手，在MWE大力發展下，《星檳》大廈在一夜之間被剷平，如今已改成17層華廈，矗立在蓮花河“畔”。《星檳日報》終于一去不復返。
我們最後也把《聯合報》及印務館全搭進去，變成一無所有。
從小小的《聯合報》到發展成為《聯合報集團》，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以為我們成功了。可惜成功的背後竟是無底的深淵，我們都跌了進去。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辦報會失敗，我會說我們不自量力，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
也許有人會發出冷笑，區區幾十萬的資本，也要學人辦日報﹖但我今日仍然要說，《聯合報》就是用24萬元站起來的。我也要說，如果當年有100萬元在手，《星檳日報》也不會在半年內再夭折。它會重新站立起來，今天還會有《星檳日報》呢。
《星檳日報》陪我走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報》陪我走過五年的光輝歷程，結果尤其是我留下一生的遺憾與痛苦。
這個系列到此告一段落，歡迎讀者指教！
轉入1986年，又是大選年，我們增添許多資料在報上大鳴大放，藉以引起政界人士的關注。果然爆出密聞和尖銳的批論文章後，各政黨已不敢小看《聯合報》，反而自動上門與我們接頭。在當時也流行候選人刊登廣告。《聯合報》也是受重視的報章，尤其是在北馬方面。當然與日報相比，我們又慢了一些，因為我們一週只能出版二次，唯有從旁殺出，才能引起“轟動”。
可以這麼說，《聯合報》在頭一年是穩健地發展，報份維持在三萬至四萬份之間，做代理的有利可圖，做職員的順利領薪水，皆大歡喜。我們的信心滿滿。
于是，在1987年，我們推出《聯合周刊》。首先我們抓不到重心，在內容方面有些與《聯合報》相似的地方，被認為不突出。為了爭取出位，我們又做一番調整，偏重女性的內容。果然大有轉機。銷路先是突破一萬份，繼之再接再厲，已邁向二萬份大關。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聯合報》加上《聯合周刊》，又大膽地推出《足球世界》月刊，頓然之間，《聯合報》已形成一個小集團。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董事會有人注意到已停刊的《星檳日報》(1986年9月29日)的“資產”將公開“拍賣”。所謂資產並不包括房地產，而是內部的所有設備，包括機器。在有人接頭下，《聯合報》的董事主席辛榮發召集數次會議，密商投標之事。我則持有保留態度。因為《聯合報》尚未有足夠的條件去下標，除非我們有一大筆現款。我又考慮到，《聯合報》若搬進偌大的《星檳》大廈，是過大也承擔不起開支。商議之後，董事會決定增加資金，將繳足資金增至48萬元，再提升到60萬元。
但《星檳》“資產”少說也要30余萬元才能標得，我們那有足夠的現金﹖後來辛榮發又和一家金融公司接洽獲得後者同意貸款。便敢敢地下標。果然由《聯合報》標得。在付出必要的現金後，餘下約20余萬抵押貸款，每月分期攤還。
我們在清理手續並向林慶金承租《星檳》大廈，每月租金5000元後，在1989年初擇日“喬遷之喜”，把《聯合報》三個大字高高掛在《星檳》大廈外，一時好不威風。
這個時候我們手上已擁有《聯合日報》的出版准証，是小型(如同STAR)的日報。有人建議借大好時機出版《聯合日報》。因為這時候《聯合報》的銷路已直逼5萬5千份，連同《聯合周刊》，我們已開始有盈餘，促使董事會決心要辦一份日報。
我的心情卻是十分沉重的，一來資金不足，如何辦日報﹖二來不知風聲怎會很快地跑進林慶金的耳朵。他馬上通過律師要我們必須出版《星檳日報》，不然在48小時內遷出《星檳》大廈。這一下，我們又亂了方寸。剛剛搬進，椅子尚未坐穩，又要搬出，搬去那里呢﹖總不至于再回到霹靂巷的《聯合報》(租下三間排屋)舊址。
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原則上接受《星檳日報》的復刊，實則擔心多多，深恐有變，理由是《星檳》的債務未清不知又會冒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們也留了一手，萬一《星檳》復刊有難，我們就推出《聯合日報》。
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增加資金辦日報，我曾提出要增資100萬元，董事會的人說等開始後再來增資。就在陷愁的時刻，總代理拿了30萬元現金給《聯合報》，說是代理《星檳日報》的抵押金。我當時算了算，平均一個月虧5萬元的話，只能頂半年就沒有資金周轉了。
大夥兒又認為先走一步再作打算。我在未有十分把握下拉回一批《星檳日報》的員工，準備東山再起。
本來我們打算在1989年3月份正式復刊《星檳日報》的，沒想到晴天霹靂，來了一道庭令，禁止《星檳》復刊。申請人是《星檳日報有限公司合作社》，原因是《星檳日報》欠了合作社40余萬元未清還。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此刻我們要推出《聯合日報》，但被阻止，而且要我們一道努力解除禁令。這一番的折騰，我們是有出無進。用《聯合報》的收入養一大批員工不出血才怪呢！
這場複雜的官司的上訴又失敗了。我們都好無奈，責任雖不在我們，但不解除禁令下又不准出版《聯合日報》，我們有苦無處訴。最後是雙方達成庭內和解。復刊《星檳日報》的條件是每月要付還合作社15000元。我們被迫承擔每月的出版費，壓力加重。
在無從選擇下，我們又積極行事，決定在五月四日推進市場。我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天的社論我打出的題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我們在初期每天刊印35000份，市場反應還可以，大概銷量在3萬份左右，對于一份復刊的日報來說，我們對此成績表示滿意。而《星檳日報》復刊後最高銷量是42000份，這一天是觀音誕大遊行，北海碼頭發生倒塌死人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推進市場，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接著我們又改版又再上市，前前後後換了三四次版。工作人員都忙得透不過氣。
不過，《星檳日報》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廣告的回流差強人意。在三個月後回收的廣告費不及50%，我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一直催賬又拉又拖，而員工的開支，紙張，油墨的開支不可拖，再加上分期付款及所謂的出版費，我們已是團團轉。
此時我們也進行招股，但加股的只是杯水車薪。而董事會又未增加資金，我知道情況已大不妙。每天早上最怕是接到銀行的電話，說又有支票到了，要我們補錢。我們既未向銀行透支，也未有信用証買紙，都是靠董事的支持買紙錢。在這方面，辛榮發承擔較多，我則承擔一些。
如果在當時我能有100萬的資金到位，《星檳日報》肯定有所轉機，也一定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可惜我沒有遇到伯樂。在沒有增加資金底下，我們竟然敢敢辦日報，回想起來，是膽大妄為，不知“死”字怎麼寫。
這就是說在1989年8月份的時候，《聯合報》在倒貼《星檳日報》。我再算了一下，頂多能支撐多3個月，即是到了11月份，我們已山窮水盡，我對不起高級職員們領不到薪水，我們也無從發出其他額外的開支，包括津貼，寫稿費和超時工作費等等。
我們董事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宣佈到了11月份，《星檳日報》停刊，但在此時，部份員工要求“共管方式”繼續出版。已又重新回到《星檳》的李良樹自告奮勇領導這一艱難任務，他希望得到林慶金的有力支持。
一個月後，他宣佈“投降”，我們只好作罷。而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需要理清員工的公積金和社會保險費。《聯合報》已因《星檳》元氣大傷，只好搬出《星檳》大廈，另作出版。
《星檳》大廈顯然已告易手，在MWE大力發展下，《星檳》大廈在一夜之間被剷平，如今已改成17層華廈，矗立在蓮花河“畔”。《星檳日報》終于一去不復返。
我們最後也把《聯合報》及印務館全搭進去，變成一無所有。
從小小的《聯合報》到發展成為《聯合報集團》，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以為我們成功了。可惜成功的背後竟是無底的深淵，我們都跌了進去。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辦報會失敗，我會說我們不自量力，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
也許有人會發出冷笑，區區幾十萬的資本，也要學人辦日報﹖但我今日仍然要說，《聯合報》就是用24萬元站起來的。我也要說，如果當年有100萬元在手，《星檳日報》也不會在半年內再夭折。它會重新站立起來，今天還會有《星檳日報》呢。
《星檳日報》陪我走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報》陪我走過五年的光輝歷程，結果尤其是我留下一生的遺憾與痛苦。
這個系列到此告一段落，歡迎讀者指教！
7.8.05
馬華黨選今昔比較
不論你喜歡與否，本屆馬華黨選已成為熱門話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而且好像混成一團，讓你感覺如在霧中看熱鬧，又看不出所以然來。
雖然黨中央代表難免有感情或有“派系”之分，而早已“心有所屬”，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這次黨選與過去選舉不同之處，不難看出本屆黨選“亂中有秩”，無傷大局而仍然保持馬華的完整性。
(一)在過去，黨選都是有“安排”或“協商”的。主要是當權派提出一個班子，以讓黨中央代表票選。這之中當然也沒有阻止個別人士提名參選。但如果是單獨行事，不是鍛羽而歸便是即使中選也在黨內成為孤家寡人。例如曾經突破菜單的葉炳漢，在當選副主席後，還是無法被委為官職。因為權力在總會長手中。
(二)在過去，如果有非當權派的人要競選，都會組成團隊進行挑戰，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形成兩個陣線對壘的局面。例如1958年林蒼佑以團隊挑戰陳禎祿的當權派而告捷；1979年曾永森也以團隊向李三春叫陣而失敗；1984年陳群川的團隊更是聲勢浩大，把當權派的梁維泮拉下馬。
(三)在過去，當權派若遇到巨大的挑戰或對方來汹汹時，便會拿出殺手鐧把敵手清除。例如1973年陳修信開除林敬益的挑戰派，穩住了局面；1983年梁維泮大開殺戒，把陳群川等人開除出黨引起反彈，結果自食其果。
(四)在今天，上台已三年的黃家定，打出沒有“菜單文化”的口號。因此他沒有提出一個團隊，而是讓黨員自行決定。看來相當民主，結果造成現任中委的一些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總會長的人？
(五)在今天，正因為總會長的開明，黨內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表態要競逐高職。不僅總會長有人要挑戰，其他職位如署理會長也有三人宣佈角逐；尤其是副總會長的參選者更是高達九人，而且個個多有來頭：再者介入中委提名的也大不乏人。參選人之多，應是破記錄。
(六)吊詭的是，所有原非“當權者”的挑戰者，都是選擇單打，一概否認有團隊。例如蔡銳明自行宣佈打總會長；陳祖排單刀赴會爭老二；副總會長方面有新人林祥才，陳財和及曹智雄個別亮相，翁詩傑要當票選副總會長，葉炳漢則要捲土重來。如果當權派組成一個團隊，而挑戰者沒有整合，仍是各自站台，他們又如何突圍呢？如果當權派沒有團隊（或菜單）而是自由投票，那出爐的名單也許會有變數。在當今的嚴峻形勢下，我們只看到和聽到的是“黃陳配”，但單有兩個人又不成隊伍。因此黃家定已沒有太大的空間，如果他要組成一個總會長的團隊，他必須從提名中排出他的陣營，以免黨參選者亂打亂撞而中央代表無所適從。相同的，如果挑戰派要有所作為的話，也應有團隊。因為一個政黨是不能靠個人來改變作風的；尤其是像馬華這麼一個有龐大黨員的執政黨，更不能因黨選亂了陣腳。
事實上，馬華作為一個執政黨，擁有56年的歷史，黨選必須被嚴正看待，不能趁機趁博亂，更不能憑個人喜好投票，而是要以民族大業為重，選出一個穩重與負責任的領導層。所有參選者必須牢牢記住：民族利益大于黨，而黨大于個人。領導層通過黨來領導人民走向光明，而不是讓族群陷于迷魂陣中。
與過去相比而言，有一點值得欣慰和正面評價的是：黃家定並沒有因為黨選對異已採取紀律行動，一改過去總會長“以權壓人”的作風。同時在爭出位的過程中，個個候選人都表現出君子風度，沒有惡言相向，沒有粗暴現象。可以相信分裂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是選後有失意的人表示不滿；得意的人則重新圍在總會長身邊。
由于各候選人都沒有激烈的言詞和揚言要改變馬華。因此我們也相信黨選過後，馬華還會是原來的馬華，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馬華黨選曾“殺氣騰騰”，勝者擁有一切，那麼今次的黨選則是溫和造勢，沒有公開決裂，有的是陳倉暗渡的拉票。雖然在言語中沖突在所難免，但都自我克制，未有訴諸非常手段，應是民主選舉的成熟表現。因此不論結局如何，勝利者，不能以恩怨秋後算賬，而是以理性重新整合；失敗者，也要坦然接受而釋懷，既敢參選，自然有失敗的風險。唯其如此。這樣的黨選才具民主意義。
雖然黨中央代表難免有感情或有“派系”之分，而早已“心有所屬”，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這次黨選與過去選舉不同之處，不難看出本屆黨選“亂中有秩”，無傷大局而仍然保持馬華的完整性。
(一)在過去，黨選都是有“安排”或“協商”的。主要是當權派提出一個班子，以讓黨中央代表票選。這之中當然也沒有阻止個別人士提名參選。但如果是單獨行事，不是鍛羽而歸便是即使中選也在黨內成為孤家寡人。例如曾經突破菜單的葉炳漢，在當選副主席後，還是無法被委為官職。因為權力在總會長手中。
(二)在過去，如果有非當權派的人要競選，都會組成團隊進行挑戰，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形成兩個陣線對壘的局面。例如1958年林蒼佑以團隊挑戰陳禎祿的當權派而告捷；1979年曾永森也以團隊向李三春叫陣而失敗；1984年陳群川的團隊更是聲勢浩大，把當權派的梁維泮拉下馬。
(三)在過去，當權派若遇到巨大的挑戰或對方來汹汹時，便會拿出殺手鐧把敵手清除。例如1973年陳修信開除林敬益的挑戰派，穩住了局面；1983年梁維泮大開殺戒，把陳群川等人開除出黨引起反彈，結果自食其果。
(四)在今天，上台已三年的黃家定，打出沒有“菜單文化”的口號。因此他沒有提出一個團隊，而是讓黨員自行決定。看來相當民主，結果造成現任中委的一些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總會長的人？
(五)在今天，正因為總會長的開明，黨內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表態要競逐高職。不僅總會長有人要挑戰，其他職位如署理會長也有三人宣佈角逐；尤其是副總會長的參選者更是高達九人，而且個個多有來頭：再者介入中委提名的也大不乏人。參選人之多，應是破記錄。
(六)吊詭的是，所有原非“當權者”的挑戰者，都是選擇單打，一概否認有團隊。例如蔡銳明自行宣佈打總會長；陳祖排單刀赴會爭老二；副總會長方面有新人林祥才，陳財和及曹智雄個別亮相，翁詩傑要當票選副總會長，葉炳漢則要捲土重來。如果當權派組成一個團隊，而挑戰者沒有整合，仍是各自站台，他們又如何突圍呢？如果當權派沒有團隊（或菜單）而是自由投票，那出爐的名單也許會有變數。在當今的嚴峻形勢下，我們只看到和聽到的是“黃陳配”，但單有兩個人又不成隊伍。因此黃家定已沒有太大的空間，如果他要組成一個總會長的團隊，他必須從提名中排出他的陣營，以免黨參選者亂打亂撞而中央代表無所適從。相同的，如果挑戰派要有所作為的話，也應有團隊。因為一個政黨是不能靠個人來改變作風的；尤其是像馬華這麼一個有龐大黨員的執政黨，更不能因黨選亂了陣腳。
事實上，馬華作為一個執政黨，擁有56年的歷史，黨選必須被嚴正看待，不能趁機趁博亂，更不能憑個人喜好投票，而是要以民族大業為重，選出一個穩重與負責任的領導層。所有參選者必須牢牢記住：民族利益大于黨，而黨大于個人。領導層通過黨來領導人民走向光明，而不是讓族群陷于迷魂陣中。
與過去相比而言，有一點值得欣慰和正面評價的是：黃家定並沒有因為黨選對異已採取紀律行動，一改過去總會長“以權壓人”的作風。同時在爭出位的過程中，個個候選人都表現出君子風度，沒有惡言相向，沒有粗暴現象。可以相信分裂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是選後有失意的人表示不滿；得意的人則重新圍在總會長身邊。
由于各候選人都沒有激烈的言詞和揚言要改變馬華。因此我們也相信黨選過後，馬華還會是原來的馬華，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馬華黨選曾“殺氣騰騰”，勝者擁有一切，那麼今次的黨選則是溫和造勢，沒有公開決裂，有的是陳倉暗渡的拉票。雖然在言語中沖突在所難免，但都自我克制，未有訴諸非常手段，應是民主選舉的成熟表現。因此不論結局如何，勝利者，不能以恩怨秋後算賬，而是以理性重新整合；失敗者，也要坦然接受而釋懷，既敢參選，自然有失敗的風險。唯其如此。這樣的黨選才具民主意義。
1.8.05
聯合報.林蒼佑.玄小佛
我在1984年的時候，開始構思和策劃“自行創業”。這當然不是獨資，而是與友人合資，但要與我的文化事業有關。剛巧有友人邀我合組一間印刷館，並由小做起。
起先我們沒有想到要規模化這間公司，因此只註冊成普通公司，繳足資金不過幾萬元，接著公司用我的名義申請印刷執照。當獲准執照後，便認為必須改成有限公司才能擴大組織和增加資金。
大概是年中左右，我們幾位報社朋友，連同商界朋友一時興起，咸認可以趁此熱潮申請“小報”准証。所謂小報是指三日刊，那時市場上只有《新生活報》及《民生報》。但辦小報要多少資金呢﹖我一時也算不準。經過多方推敲後，我們決定把印刷館也湊進，成立「檳榔出版有限公司」，以方便招股。這樣一來，大家的興緻來了，認為值得一博，而且投資也不大。我當時提出共要繳足資金馬幣24萬元，因為公司註冊資本是25萬元。
很快的，我們的資金已到位﹐大家只出資幾萬元湊數。到了1985年，我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于拿到三日刊的出版准証，定名為《聯合報》。于是我著手離開《星檳日報》。我的辭職函需要半年後生效，以讓報社安排接手的編輯主管。我之所以決定辭掉《星檳日報》總編輯職，有下列原因：其一是我擔任總編輯已達10年，該是轉換環境的時候﹔其二是我對于改組後的《星檳日報》不感到樂觀﹔尤其是總經理與職工會簽下大幅度提高待遇的勞資合約後，我越覺不對勁。因為以我在《星檳日報》這麼多年的經驗，其收入實在應對不了突然的大幅度開銷﹔其三是我想尋求改變，“冒險”地開創自己的新天地。我是樂觀地看待自己的轉變，因為我有信心辦好一份小報，而且又擁有印務公司在操作，說什麼也不會“仆地不起”。
我自然有我的班底，不但有編輯人才，也有廣告人才，而這兩者是一份報紙成功與否的要素，記憶中當時羅致的人才有艾柏、陳德川、鄭欽亮、劉思、胡錦昌、王俊龍、陳萬裕、汪譽冰等人﹔廣告方面由胡榮貴統籌統辦，他旗下有范秀玲、胡欣華等人，業務上由我和林金清等人負責。
當時我們的報社是在霹靂巷一間雙層排屋內，樓下是印刷館，樓上是辦公地方。這麼小的地方，與《星檳日報》的工作環境相比，間直是天壤之別，但我們樂在其中。小有小的可愛，大家擠在一起辦公，也拼命的構思。
老實說，我一向來在傳統報工作，對小報的需求並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在參考別人怎樣辦小報後，也就懂得如何轉換筆調，因為讀者群愛看的是小新聞或大新聞的故事性寫法，不能一本正經，如同大報的「直接報導」，也不能有生硬和大塊頭的文章，以免“小報成大報”，也就無特色可言了。
我那時擔任董事經理，便把編務交給年青一代去負責，但也經常與他們開會，我們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出擊。結果編輯部的同事要我「開張吉日」時重拳出擊。他們說既然《新生活報》靠駱文秀系列大起，我們也應該用一位重量級人物打出第一張皇牌。而他們選定的人物是林蒼佑(時任檳州首席部長)。理由是林蒼佑是一位傳奇人物，大起大落，落了又起，很有賣點。
這一下子又把球踢回給我。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林蒼佑。但林蒼佑這位“老佛爺”又非容易親近的人物，也無暇應付小報的需求。他為什麼要拉《聯合報》一把呢﹖我說是有些困難。
他們又說駁回我了：“就是有難度才有價值，創刊號用林蒼佑做封面，肯定有賣點。”不過不能如同大報式的專訪，《聯合報》不要大塊頭的政治性文章，而是要生活性或有人情味的林蒼佑。
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博一博，憑著我與林蒼佑的過去交情，我便直撥電話到林蒼佑府上，向林夫人說明我想找首席部長訪問。她問我要訪問什麼，為何不到辦公室找他呢﹖我說我要的是閒聊，因為我正在辦一份報紙，想聽聽林醫生的高見。這是客套話，我們早已經有了“定論”，那里是聽什麼“高見”，不過是借機會從他口中“爆料”，爆他自己的料。
我記得我先後到林蒼佑的府上約三次，既訪問林醫生，也找其夫人談，無所不談，終于在閒談中我抓到一個重點，那就是林蒼佑喜歡養馬，他養馬並讓他的馬參加比賽，但他從不賭馬。
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是好材料，可以登《聯合報》大雅之堂。可這還不夠，同事們說既然是系列，就是每期推出一版，要我做足準備功夫。我不得不再訪問林蒼佑周圍的人，他們包括溫振祥、林維雄、鄭耀林、邱繼圃、陳錦華、許岳金、黎敏悟、朱炳欽及許平城等人。給我提供最多和最直接資料的是溫振祥和鄭耀林(已故)。鄭耀林與邱繼圃一樣，是由林蒼佑一手拉起來的左右手。他們勝在于擅長交際，邱繼圃逢人就笑，遠遠就揚起手打招呼。這是他的註冊商標。鄭耀林逢人握手。他的市議員和州議員都是握手握出熱情來。原本兩人名不見經傳，在1964年大選時，乘林蒼佑的列車踏進州議會，從此他們成為林蒼佑身邊的紅人。他們也因此在林蒼佑當政的年代，被推舉受封丹斯里。
溫振祥及鄭耀林提供我的珍貴資料我至今有保留一些，其中包括剪報和手杪本(民聯黨及民政黨的會議記錄)，在1971年「宮庭政變」時，那些支持林蒼佑的州議員的親筆函和簽名書。我根據報章的資料，把林蒼佑的政治生涯和個人歷史連串起來，有愛情的故事，也有政治的斗爭。因為這樣，我又再一次把《星檳日報》從創刊號起的合訂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量使之完整。
林蒼佑也果真是個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他的新聞就不間斷地出現在報章上。從組織“急進黨”到加入馬華公會，又到退出馬華公會，再組“民主聯合黨”，又搖身一變成立《民政黨》。他這一生的大轉變，在我國政壇上還是個記錄，沒有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有如許多姿多采的人生和在政海起落。
當我們把《聯合報》推進市場時，我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推展禮，不是大人物推展禮，也不是設雞尾酒會慶祝新張，而是專程邀請台灣著名小說家玄小佛小姐前來主持，可又不是請她主持推展，而是要她舉辦一場“服裝秀”，這就是所謂的“玄小佛時裝表演會”。
不是請模特兒，也不是知名明星，竟是作家出場作秀，果然別出心裁也別開生面，地點就在檳州華人大會堂。演出前，出了一個小意外，我們被通知沒為玄小佛申請表演准証，怎麼上場表演﹖于是又趕向有關方面說情，說是沒收費的，是報紙的“推展禮”，不是真正的表演。結果全場的“演出”安然無恙。我們自我拍手歡慶，因為那晚全場爆滿，而我們的換句話說，《聯合報》創刊號當天一炮而紅，林蒼佑的“馬經”成了我們的熱賣點。市場反應令人鼓舞。我們印了三萬五千份，賣出逾三萬份，退報在10%之內，正符合我們的預算。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在當場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
起先我們沒有想到要規模化這間公司，因此只註冊成普通公司，繳足資金不過幾萬元，接著公司用我的名義申請印刷執照。當獲准執照後，便認為必須改成有限公司才能擴大組織和增加資金。
大概是年中左右，我們幾位報社朋友，連同商界朋友一時興起，咸認可以趁此熱潮申請“小報”准証。所謂小報是指三日刊，那時市場上只有《新生活報》及《民生報》。但辦小報要多少資金呢﹖我一時也算不準。經過多方推敲後，我們決定把印刷館也湊進，成立「檳榔出版有限公司」，以方便招股。這樣一來，大家的興緻來了，認為值得一博，而且投資也不大。我當時提出共要繳足資金馬幣24萬元，因為公司註冊資本是25萬元。
很快的，我們的資金已到位﹐大家只出資幾萬元湊數。到了1985年，我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于拿到三日刊的出版准証，定名為《聯合報》。于是我著手離開《星檳日報》。我的辭職函需要半年後生效，以讓報社安排接手的編輯主管。我之所以決定辭掉《星檳日報》總編輯職，有下列原因：其一是我擔任總編輯已達10年，該是轉換環境的時候﹔其二是我對于改組後的《星檳日報》不感到樂觀﹔尤其是總經理與職工會簽下大幅度提高待遇的勞資合約後，我越覺不對勁。因為以我在《星檳日報》這麼多年的經驗，其收入實在應對不了突然的大幅度開銷﹔其三是我想尋求改變，“冒險”地開創自己的新天地。我是樂觀地看待自己的轉變，因為我有信心辦好一份小報，而且又擁有印務公司在操作，說什麼也不會“仆地不起”。
我自然有我的班底，不但有編輯人才，也有廣告人才，而這兩者是一份報紙成功與否的要素，記憶中當時羅致的人才有艾柏、陳德川、鄭欽亮、劉思、胡錦昌、王俊龍、陳萬裕、汪譽冰等人﹔廣告方面由胡榮貴統籌統辦，他旗下有范秀玲、胡欣華等人，業務上由我和林金清等人負責。
當時我們的報社是在霹靂巷一間雙層排屋內，樓下是印刷館，樓上是辦公地方。這麼小的地方，與《星檳日報》的工作環境相比，間直是天壤之別，但我們樂在其中。小有小的可愛，大家擠在一起辦公，也拼命的構思。
老實說，我一向來在傳統報工作，對小報的需求並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在參考別人怎樣辦小報後，也就懂得如何轉換筆調，因為讀者群愛看的是小新聞或大新聞的故事性寫法，不能一本正經，如同大報的「直接報導」，也不能有生硬和大塊頭的文章，以免“小報成大報”，也就無特色可言了。
我那時擔任董事經理，便把編務交給年青一代去負責，但也經常與他們開會，我們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出擊。結果編輯部的同事要我「開張吉日」時重拳出擊。他們說既然《新生活報》靠駱文秀系列大起，我們也應該用一位重量級人物打出第一張皇牌。而他們選定的人物是林蒼佑(時任檳州首席部長)。理由是林蒼佑是一位傳奇人物，大起大落，落了又起，很有賣點。
這一下子又把球踢回給我。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林蒼佑。但林蒼佑這位“老佛爺”又非容易親近的人物，也無暇應付小報的需求。他為什麼要拉《聯合報》一把呢﹖我說是有些困難。
他們又說駁回我了：“就是有難度才有價值，創刊號用林蒼佑做封面，肯定有賣點。”不過不能如同大報式的專訪，《聯合報》不要大塊頭的政治性文章，而是要生活性或有人情味的林蒼佑。
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博一博，憑著我與林蒼佑的過去交情，我便直撥電話到林蒼佑府上，向林夫人說明我想找首席部長訪問。她問我要訪問什麼，為何不到辦公室找他呢﹖我說我要的是閒聊，因為我正在辦一份報紙，想聽聽林醫生的高見。這是客套話，我們早已經有了“定論”，那里是聽什麼“高見”，不過是借機會從他口中“爆料”，爆他自己的料。
我記得我先後到林蒼佑的府上約三次，既訪問林醫生，也找其夫人談，無所不談，終于在閒談中我抓到一個重點，那就是林蒼佑喜歡養馬，他養馬並讓他的馬參加比賽，但他從不賭馬。
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是好材料，可以登《聯合報》大雅之堂。可這還不夠，同事們說既然是系列，就是每期推出一版，要我做足準備功夫。我不得不再訪問林蒼佑周圍的人，他們包括溫振祥、林維雄、鄭耀林、邱繼圃、陳錦華、許岳金、黎敏悟、朱炳欽及許平城等人。給我提供最多和最直接資料的是溫振祥和鄭耀林(已故)。鄭耀林與邱繼圃一樣，是由林蒼佑一手拉起來的左右手。他們勝在于擅長交際，邱繼圃逢人就笑，遠遠就揚起手打招呼。這是他的註冊商標。鄭耀林逢人握手。他的市議員和州議員都是握手握出熱情來。原本兩人名不見經傳，在1964年大選時，乘林蒼佑的列車踏進州議會，從此他們成為林蒼佑身邊的紅人。他們也因此在林蒼佑當政的年代，被推舉受封丹斯里。
溫振祥及鄭耀林提供我的珍貴資料我至今有保留一些，其中包括剪報和手杪本(民聯黨及民政黨的會議記錄)，在1971年「宮庭政變」時，那些支持林蒼佑的州議員的親筆函和簽名書。我根據報章的資料，把林蒼佑的政治生涯和個人歷史連串起來，有愛情的故事，也有政治的斗爭。因為這樣，我又再一次把《星檳日報》從創刊號起的合訂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量使之完整。
林蒼佑也果真是個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他的新聞就不間斷地出現在報章上。從組織“急進黨”到加入馬華公會，又到退出馬華公會，再組“民主聯合黨”，又搖身一變成立《民政黨》。他這一生的大轉變，在我國政壇上還是個記錄，沒有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有如許多姿多采的人生和在政海起落。
當我們把《聯合報》推進市場時，我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推展禮，不是大人物推展禮，也不是設雞尾酒會慶祝新張，而是專程邀請台灣著名小說家玄小佛小姐前來主持，可又不是請她主持推展，而是要她舉辦一場“服裝秀”，這就是所謂的“玄小佛時裝表演會”。
不是請模特兒，也不是知名明星，竟是作家出場作秀，果然別出心裁也別開生面，地點就在檳州華人大會堂。演出前，出了一個小意外，我們被通知沒為玄小佛申請表演准証，怎麼上場表演﹖于是又趕向有關方面說情，說是沒收費的，是報紙的“推展禮”，不是真正的表演。結果全場的“演出”安然無恙。我們自我拍手歡慶，因為那晚全場爆滿，而我們的換句話說，《聯合報》創刊號當天一炮而紅，林蒼佑的“馬經”成了我們的熱賣點。市場反應令人鼓舞。我們印了三萬五千份，賣出逾三萬份，退報在10%之內，正符合我們的預算。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在當場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
31.7.05
巫統、馬華、民政
明年就要跨入60周年的巫統7月份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雖然不是選舉年，但人事的變化已見端倪，先是第一副主席依沙缺場，他的政途有待上訴結果。看來不容樂觀。后是婦女組主席拉菲達引爆AP爭議，名單公佈四大天王齊齊亮相，教人瞪目結舌之余，未見合理解釋，一句「與我無關」，草草了事，自損形象。一葉知秋，內閣改組在即，可以預見。
令人費解的是巫青團長希沙慕汀搖動著「世代之光」要恢復新經濟政策，難道現在不是在延續著嗎﹖他應該回首其祖父拿督翁力主開放門戶的豪情壯志。如此寬大胸襟豈可輕易忘記﹖
倒是巫統主席阿都拉演詞教人想起拿督翁的精神在巫統黨內昇華：政府不是聖誕老人，馬來人必須自力更生。這又一再暗示「拐杖文化」不能恒久不變﹔尤其是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平等競爭，沒有特權。換句話說，馬來人也要面對改變。
不過，唯一不變的是，巫統打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高舉馬來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捍衛馬來人的權益而斗爭。作為馬來人的主流政黨，這點無可厚非。倒是巫統也是馬來西亞的主導執政黨，一切要以國家及各民族利益為依歸，它的斗爭必須符合國家的現況與提昇國格為旨。在這方面，阿都拉首相的演詞中要在第9大馬計劃落實10大策略是令人期待的，只是在推動中又要確保不偏差和不失衡，這是關鍵所在。
巫統已釋出尋求改變訊息。因此人事的變動在所難免。這是沒有選舉年的一大預示。比起馬華和民政的鬧哄哄的選舉年更具深遠的意義。
巧逢8月是馬華改選年﹐問題不在于誰上誰下，而是在于馬華如何應對巫統的求變。因此一個穩定與團結的隊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馬華公會為何今年要放棄「菜單文化」﹖今天看來、「菜單文化」是必要的。尤其是上層領導是不是應該變﹖若不應該變，依然要維持黃家定和陳廣才領導整個馬華就需要對「新民族主義」作出全新的詮釋。除非馬華不再代表華人，不再是純華人的政黨，不然它也應該仿傚巫統，提出一個符合全民利益和能與巫統相適應的新民族主義精神來表達華人的新願景。我較早時已在本欄提出「新民族主義」對馬華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要帶領華人走出新經濟政策，走向全球化，走向一個民族權益有保障的和諧社會。
如果說馬華人事應該變，又要怎樣變呢﹖為什麼要變，變了就會更好﹖這都是挑戰者要闡明的，以使人信服。不然無兵司令如何帶隊上陣﹖
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馬華公會不能阻止民主的選舉，但選舉要師出有名，不能只爭出位而忽略黨對民族的重大責任和承諾，更不能意氣用事。畢竟它與巫統一樣，一路來都是執政黨，代表要看到黨的任重道遠，不要因選舉亂了方寸和步伐，所謂的個人行動和缺乏團隊的組織都不應受到鼓勵。要麼陣線分明，要麼團隊出擊，否則會使黨失去方向。自我削弱黨的完整性和辜負人民的望期。
繼馬華之後，便是民政黨選舉。雖然它與馬華公會稍有不同，是在70年代才加入國陣大家庭，但民政黨員千萬不要忘記它必須和馬華榮辱與共，也要與巫統共進退，而它的大本營是在檳城。它一定要吸取人民進步黨的教訓，在失去霹靂地盘後，己是如同一葉浮萍。
因此作為代表民政出任檳州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在新形勢下，不論他喜歡與否，協商成敗也好，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力爭登上黨的高位，才能體現黨的未來作用。時間對他來說已是越來越逼近。儘早表態不是要以“權”壓人，而是要讓民政黨員對黨的未來作深入的考量。許子根應是繼林敬益之後的適當與能被巫統和國陣認同的新領導人。民政黨不但要認清而且要實事求是它本身的定位：它的全國性不及馬華，也無法取代馬華在國陣內的老二地位。它的老三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檳州政權的延續。如果郭洙鎮不讓路。許子根唯有讓黨代表來作決定。因為政治不是私相授受的。政治的權力一定要在黨內反映出它的統一與和諧性。
今天也不是郭洙鎮的個人問題，而是民政已到了唯有立足檳城，方有條件放眼全國。不然民政與馬華又有什麼不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民政黨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得作出痛苦與明智的抉擇。維持原狀將使民政黨只見森林不見樹。看起來好像很大，實則基地是在檳城。因此民政黨要先看到樹木才能看到森林，不能本末倒置。
總而言之，這三個政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國家與全民的未來，因此黨領導和黨中央代表都要嚴正看待時局在變化中，對黨選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令人費解的是巫青團長希沙慕汀搖動著「世代之光」要恢復新經濟政策，難道現在不是在延續著嗎﹖他應該回首其祖父拿督翁力主開放門戶的豪情壯志。如此寬大胸襟豈可輕易忘記﹖
倒是巫統主席阿都拉演詞教人想起拿督翁的精神在巫統黨內昇華：政府不是聖誕老人，馬來人必須自力更生。這又一再暗示「拐杖文化」不能恒久不變﹔尤其是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平等競爭，沒有特權。換句話說，馬來人也要面對改變。
不過，唯一不變的是，巫統打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高舉馬來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捍衛馬來人的權益而斗爭。作為馬來人的主流政黨，這點無可厚非。倒是巫統也是馬來西亞的主導執政黨，一切要以國家及各民族利益為依歸，它的斗爭必須符合國家的現況與提昇國格為旨。在這方面，阿都拉首相的演詞中要在第9大馬計劃落實10大策略是令人期待的，只是在推動中又要確保不偏差和不失衡，這是關鍵所在。
巫統已釋出尋求改變訊息。因此人事的變動在所難免。這是沒有選舉年的一大預示。比起馬華和民政的鬧哄哄的選舉年更具深遠的意義。
巧逢8月是馬華改選年﹐問題不在于誰上誰下，而是在于馬華如何應對巫統的求變。因此一個穩定與團結的隊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馬華公會為何今年要放棄「菜單文化」﹖今天看來、「菜單文化」是必要的。尤其是上層領導是不是應該變﹖若不應該變，依然要維持黃家定和陳廣才領導整個馬華就需要對「新民族主義」作出全新的詮釋。除非馬華不再代表華人，不再是純華人的政黨，不然它也應該仿傚巫統，提出一個符合全民利益和能與巫統相適應的新民族主義精神來表達華人的新願景。我較早時已在本欄提出「新民族主義」對馬華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要帶領華人走出新經濟政策，走向全球化，走向一個民族權益有保障的和諧社會。
如果說馬華人事應該變，又要怎樣變呢﹖為什麼要變，變了就會更好﹖這都是挑戰者要闡明的，以使人信服。不然無兵司令如何帶隊上陣﹖
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馬華公會不能阻止民主的選舉，但選舉要師出有名，不能只爭出位而忽略黨對民族的重大責任和承諾，更不能意氣用事。畢竟它與巫統一樣，一路來都是執政黨，代表要看到黨的任重道遠，不要因選舉亂了方寸和步伐，所謂的個人行動和缺乏團隊的組織都不應受到鼓勵。要麼陣線分明，要麼團隊出擊，否則會使黨失去方向。自我削弱黨的完整性和辜負人民的望期。
繼馬華之後，便是民政黨選舉。雖然它與馬華公會稍有不同，是在70年代才加入國陣大家庭，但民政黨員千萬不要忘記它必須和馬華榮辱與共，也要與巫統共進退，而它的大本營是在檳城。它一定要吸取人民進步黨的教訓，在失去霹靂地盘後，己是如同一葉浮萍。
因此作為代表民政出任檳州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在新形勢下，不論他喜歡與否，協商成敗也好，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力爭登上黨的高位，才能體現黨的未來作用。時間對他來說已是越來越逼近。儘早表態不是要以“權”壓人，而是要讓民政黨員對黨的未來作深入的考量。許子根應是繼林敬益之後的適當與能被巫統和國陣認同的新領導人。民政黨不但要認清而且要實事求是它本身的定位：它的全國性不及馬華，也無法取代馬華在國陣內的老二地位。它的老三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檳州政權的延續。如果郭洙鎮不讓路。許子根唯有讓黨代表來作決定。因為政治不是私相授受的。政治的權力一定要在黨內反映出它的統一與和諧性。
今天也不是郭洙鎮的個人問題，而是民政已到了唯有立足檳城，方有條件放眼全國。不然民政與馬華又有什麼不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民政黨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得作出痛苦與明智的抉擇。維持原狀將使民政黨只見森林不見樹。看起來好像很大，實則基地是在檳城。因此民政黨要先看到樹木才能看到森林，不能本末倒置。
總而言之，這三個政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國家與全民的未來，因此黨領導和黨中央代表都要嚴正看待時局在變化中，對黨選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25.7.05
柬埔寨悲劇外一章
我在1979年底訪問柬埔寨後，寫了更多的系列文章，讓讀者更加了解整個印支局勢，用以鼓勵民間熱情捐獻。這一股熱潮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上至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解囊，差不多在1980年３月的時候，在董事總經理胡榆芳召集各界代表會議上，宣佈義款己達馬幣50萬元。為慎重起見，交由出席人士決定移交義款的方式。結果大家同意直接持交泰國政府，且派出一代表團前往，席上並選出三名社會熱心人士與報館同人一起成行。他們是陳國平、林維雄（已故）及梁文彬（已故）。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
24.7.05
澳門與檳城一喜一憂
我不久前（7月3日）在本欄中以《喬治市與文化遺產》為題寫了評論文章，現在又有新的和重要的發展，因此再作必要的補充。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
20.7.05
韓江中學55周年
再過5天就是韓江中學建校55周年。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18.7.05
在柬埔寨目睹“人間地獄”
1979年時，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自到柬埔寨採訪戰亂的時局。我之所以這樣做，有下列的理由：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17.7.05
省思恐怖襲擊的導因
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11.7.05
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4.7.05
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
3.7.05
喬治市與“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針對喬治市申請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書作出“擱淺”，要求馬來西亞提供進一步資料，因為聯合國認為馬方沒有在計劃書中列明如何對“文化遺產”的保存維護及經營管理提供一個健全的機制，這包括法令的制定和持續性的運作。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30.6.05
華中杯辯論賽圓滿落幕
由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主辦的“第三屆華中杯全國中學國會式華語辯論比賽”于5月30日在檳城舉行，我有幸受邀擔任決賽總評判並在賽后針對辯論發表評述。感謝主席方成校長的盛意拳拳。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27.6.05
我的告別篇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星檳日報》的悲歌
《星檳日報》轉入七十年代，有一個較大的改變，那就是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本地化”，而原屬于《星系報業》一環的《星檳日報》及在吉隆坡的《星洲日報》就要進行股權上的改組。于是《星檳日報》注冊成有限公司，以有別于是新加坡的公司。
改組后的《星檳日報》，在股權上引進了本地人參股，但最大的股權仍然操縱在胡氏家族的手里。換句話說，胡榆芳代表了胡氏家族而成了這家報社的董事總經理，地位更上一層樓。但不變的是，他的大老板還是胡文虎的第二代。等于胡家沒有完全放棄這兩家報社；較后便派出胡家第三代長駐吉隆坡，掌管這兩家報社。這是發生在1974年的事。
雖然形勢有變，但大家都知道實體未大變。胡榆芳顯然比以前做得更起勁，因為他也是股東之一。據我所知，在當年改組時，《星檳日報》的繳足資金是馬幣150萬元，這不包括報社的建築物，只是包括《星檳日報》的內部設備、員工、出版及印刷准證和一切如常的操作。股權開放大概40%，報社的職員也被鼓勵參股。以這么小的資金來運作一間報社是不簡單的事。但胡榆芳就是做到了。不僅于此，在1976年時，胡榆芳向全體股東宣佈《星檳日報》年賺一百萬元，等于是股金的三分之二，並派發股息10%。這除了說明《星檳日報》報份和廣告十分穩定外，也說明他運籌帷幄得當，懂得開源節流。不錯，他對一些的開銷是吝嗇的，對增加收入是笑逐顏開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廿多年，胡榆芳已成了《星檳日報》的“神主牌”。員工們開口閉口都說是總經理說的；外面的人有事要找報館，也是直接與胡榆芳說情或論理的。在內外的印象中，胡榆芳確立了他的個人“權威”。
不過，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報社之大，人員複雜也不是胡榆芳一個人管得來的，他還是需要將權力下放。他每天所要做的兩件大事是：其一是早上盯著廣告部，而且每天把員工呈上的比較表詳細閱讀，一有漏掉什么廣告或為何沒有這則廣告，他就會調廣告經理問話，總是要廣告部戰戰兢兢地面對競爭，不能有鬆弛的態度。
其二是下午盯著編輯部，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然后他會找下午才上班的相關編輯，問說為何會漏掉有關的大新聞。若不滿意，也會喋喋不休。
這幾乎是他每天的例常公事，大家見多不怪，頂多是希望他不會過久的逗留。因為有他在現場，會產生某種的壓力，最好在不需要找他的時候，他不會突然站在你的身后看你工作。
胡榆芳的榮耀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初期。在這個時候，胡家已放出風聲，準備把兩家報紙賣出，讓有心人來傳承中華文化。
此時胡榆芳的心里有些心急，他不想《星檳日報》就此易手。于是希望胡家能拆開來賣。他有把握可以集資買下《星檳日報》，但沒有想要買下《星洲日報》，畢竟后者的賣價是不匪的。
可是胡家認為不要留下手尾，最好是一起出手。再說，《星檳日報》在當時是份有利可圖的報紙，合起來賣會比較值錢。
胡榆芳在無奈下，只好置身度外，看胡家怎樣做決策，最后的成功買主竟然是檳州的發展商林慶金，大家都跌破了眼鏡。
林慶金是靠建屋發展起家的，在當紅的年代，他一口氣吞下《星洲》與《星檳》兩大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們開始對林慶金注意起來，他們不明白林金慶為什么要辦報？
當此宗買賣在82年付訂金的時候，胡榆芳知道“大勢已去”，但買賣總有個過程，林慶金一時也入不了主，胡榆芳還是掌管大權。
不過林慶金此時要安插一個人進駐經理部，他選中曾在《星檳》長期服務后來離開到沙巴謀生的李良樹，要他在內頭謀一份差。就這樣李良樹“搖著令箭”來到《星檳》向胡榆芳報到。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在70年代中期當《星檳》改組完畢時，有一位本地董事姚傳賢安排他的女婿進入《星檳》當副經理，作為代表他們一方的“高層人員”。
李良樹事后向我吐苦水說他來到《星檳》什么職權都沒有，就是看上看下，然后給林慶金作報告。他成了胡榆芳和林慶金之間的夾心人。這顯然是份苦差，李良樹“拿苦來辛”。
在僵持和轉手的過程中，我曾經好心地安排林慶金與胡榆芳會面，我們三個人就在依恩酒店的西餐廳用餐和交換意見，我的意思是胡榆芳與《星檳》是形影不離的。即使是手續清完，也還要留他一段過渡期或三五年來穩定大局。畢竟在成交時讓胡榆芳即刻退休會衍生很多問題。
可惜這頓飯局並沒有得出雙方滿意的安排，林慶金有他的想法；胡榆芳也有他的想法，整個報社也因之籠罩著一片“愁雲密雨”的氣氛。
在胡榆芳半鬆弛的狀態下，他一向在70年代中期最反對的職工會組織，又在此時醞釀復蘇。
70年代中期，胡榆芳正對《星檳》進行改組，因此不要職工會給他壓力。到了80年代初期，他眼見就要退出報壇，也就不反對職工會在報社成立。
職工會的重新活躍，對于接手《星檳》的林慶金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這是后話，在此不提）。
1983年胡榆芳正式退休，離開他一手“翻生”的《星檳日報》，前后一共33年。在這段歲月中，是胡榆芳一生中最大輝煌，集榮譽與成就于一爐。但光輝總有漸光失芒的一天，胡榆芳在痛苦中脫下“報人”的外裝，過著悠哉閒哉的日子。只因為他不是老板，如果他是老板的話，我相信今天的《星檳日報》仍然在北馬“獨領風騷”的。
但也感謝胡榆芳為《星檳》打下紮實的根基。1974年一元對一股的股票，在轉手時暴漲至三元八角兌一股的價格。短短的6,7年光景，《星檳》股價三級跳，我們這些小股東都樂開了懷。
從1982到1996年的13年間，胡榆芳的生活是頤養天年，四處游山玩水，也參與一些社交活動。很不幸的是，與他一生榮辱相關的《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遭遇厄運，被銀行查封。《星檳日報》氣數已盡，回天乏力。這是始料未及的。同樣不幸的是在1996年12月11日，胡榆芳走完他的一生,終年90歲。他帶著一生的遺憾到“天國”去與《星檳日報》“再續前緣”。有人說是胡榆芳一手造就了《星檳日報》，也是在他的手上開始走向“錯誤的軌道”，以致失敗收場。但這是誰的錯？歷史遲早會有公論的！
26.6.05
馬華黨選別有看頭
馬華公會自1949年創黨以來，就存在著黨職的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三次黨選是林蒼祐鬥陳禎祿（1958年），曾永森戰李三春（1979年）及陳群川對梁維泮（1984年），以爭奪黨的領導權。這三場歷史性的大會戰，也導致馬華面臨分裂的挑戰，后來，在時間的沖淡下重新整合。可以這么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歷練，今時今日的馬華已非過去的馬華，而是注入了許多新血且成為黨的領導人。遠的不說，當今的總會長黃家定就是在1984年黨危機聲中冒出來的新領導人。驗證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24.6.05
喬治市路名的“亂象” （横刀立马）
*飞扬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20.6.05
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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