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18日讯）韩江学院放眼在3年内，具备符合高教部的要求与条件，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
根据高教部回复新纪元学院的8项升格为大学的条件中，谢诗坚表示，韩院已符合其中的基本要求。他在周六举办的该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7届开课典礼后，向记者如是表示。
“根据高教部的条件，即私立大学的教学人员，需至少20％具备博士资格，以及60％具备硕士资格。韩院的师资基本拥有硕士资格，而目前的博士则有约10％。我们将会在明年开始，聘请至少3名拥有博士资格的教员，以符合第一项条件。”
第二项条件为拥有至少3年办学士学位课程的经验，与国内外大学联办2＋1、1＋2、2+2或3＋0课程。谢诗坚表示，韩院将在今年内提出申请，并于明年开课。而该院将会根据特定的程序进行申请，并等待高教部的批准。
他解释，韩院已符合第3项条件，即开办的课程获全面认可。此外，在争取符合第4及5项条件中，该院已与理科大学、新加坡大学及澳洲大学等进行教学研究及课题探讨，提升学术人员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参与国际和国内知名的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版与撰写，确保能在全球化阶段下竞争。
“至于我国每一所大专院校必须展现多元种族，韩院已拥有招收外国生的准证及获得高教部批准用中文在中文系内任教，目前已有来自中国、泰国及印尼的学生，也有少数的马来及印度学生。而在教职员方面，也已增加聘用友族师资，包括马来及印裔合格人士。”
至于最重要的一点条件，谢诗坚表示，韩院的目标是在2010年申请升格为大学院校，因此目前还没有开始进行全面的升格计划。而高教部曾表示，所有升格为大学的申请必须要有坚固的转变计划，及有能力说服高教部，并与其他大学和学院竞争。
最后，他表示，韩院实际上已符合多样化学科的条件，即4个科系属下的11门课程，并拥有颁发文凭资格的权利。
“尽管韩院、新纪元及南方学院无法合并共同成立联合大学，但我仍希望有其中一间能够获得突破，取得大学资格的认证。”
与英澳2大学联办 韩院明年3＋0课程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韩院将在明年开办3＋0课程，即与英国沃弗汉顿大学和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联办商学系及传播系等课程，让学生直接在本地考取这两所大学学位，另开办大学基础班。
他透露，韩院将会放眼用3年时间符合高教部规定，申办为大学院校。这将由董事会为主导。
“韩院自2001年开办中文系，培养出66名毕业生，其中32名已通过双联取得大学学位。单在今年，韩院中文系就达到33名，较去年的19名新生，增加率高达73％。”谢诗坚在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暨第8届开课典礼上，如是表示。
姚松：南大升格
南大文学院姚松教授受邀致词时表示，中国教育部在近期进行重新评估之后，南大共有7个院系升格为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之一为文学系（中文系）。目前，南大教育目标是升格为研究型大专院校，并积极进行研究型教材的建设。
谢爱萍：文凭有价
拉曼大学高等学位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爱萍副教授表示，尽管南大的文凭并不受我国教育部的承认，但那只是政治与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身为中国重点大学的南大文凭，是有其份量、资格与素质的。
完成文学硕士学位 本报符瑜玲领证书
韩院第5届中文硕士班毕业典礼共有11名毕业生，在经过2年6个月的相关课程、成绩合格及通过论文答辩。如今经过南大学位委员会审查合格，授予南大文学硕士学位，获颁南大硕士学位证书。
61岁温国华最年长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总社教育组记者符瑜玲在兼顾工作与学业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更高学术资格。 而典礼中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共有3名，分别是61岁的温国华、59岁的雷贤淇及游杰华。其中雷贤淇是霹雳州培青小学的退休校长，目前任教于南华独中。
为了使毕业后的同学能够互相联系与增进感情，第一届邱文发和其他同学正积极处理申请成立“大马南京校友会”；并通过校友会举办一些对华教或华社有利的活动。
一场午夜豪雨 冲走逾30万
前两天（16日）突如其来的一场午夜豪雨，导致韩江三校损失逾30万令吉！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尽管这场豪雨持续的时间不长，惟已造成韩江三校陷入一片汪洋；而这是该处前所未见，不曾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水灾。
“这次水灾使我们损失严重，水淹逾4尺，2间电脑室的电脑器材完全浸坏，单是韩院就损失逾20万令吉。”
谢诗坚透露，据他的印象，亚依淡曾在1930年发生大水灾，而1991年及199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惟今次的情况最糟糕，也是始料未及的。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水灾的真正原因，但这确实显示了水灾防范的漏洞与不足。
摘自《光华电子新闻》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10.08
14.10.08
从马华历史看未来方向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在308大选后面临危机重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党内发出求变的声音，质问若留在国阵是否还有明天？另一方面是华社要求马华痛定思痛，深刻检讨马华过去60年所扮演的角色，因为马华所奉行的协商乃至妥协的路线已不被认同。
在这种情形下，今天的马华正试图通过改选来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以期重新争取民心；尤其是华社的支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它肯定是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整合，也会告别黄家定年代；但新的领导层也肯定不会带领马华脱离国阵，而是继续留在国阵内求存和发展。这可以从参加角逐高职的候选人的“出师表”窥见一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改革的愿望。有新的理念，也有旧的拥抱。换句话说，马华准备在既有的体制内重新定位。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后话。但不论马华作出任何改变，它都必须要回到原点和检视几个关键时刻马华如何应对挑战，才能从历史看未来。
首先马华一直强调的是党的创始人陈祯禄是马华的起点和一盏不灭的明灯。这在308大选前是高调的，而在308之后，仍然被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及。说明了马华党人都不忘陈祯禄的丰功伟绩和他所扬起的民族旗帜。
我们不否定在特定的年代，陈祯禄临危受命在1949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那时主要是要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居民渡过时艰；而之所以有华人新村，全是英殖民政府一手造成的，用以对付转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这就是说，英国是在政治利益下分化华人，鼓励马华以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争华人的支持。后来的马华公会与左翼的社阵持续斗争证诸了英国人准备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反共基地。但马华公会的陈祯禄又从另一角度切入，在1952年除了将马华转型成为政党外，也偶然地因势利导使到马华与巫统合作，在同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催生了后来的联盟。就这样1954年再加入印度国大党，联盟也就正式成为三党合作的旗号。虽然陈祯禄在整个过程中先是扮演被动的角色（他原来支持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在1951年搞非种族政治的马来亚独立党），后再转成主动的角色（例如在1954年劝服林苍佑加入马华，脱离后者于1951年创立的非种族政党“急进党”）。此时的马华彰显了它的华人色彩，以和巫统的马来人色彩相互呼应，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
其次，1958年马华进入一个转捩点，由林苍佑取代陈祯禄打出了“改革”的口号。他要在联盟内为马华取得一个可资接受的地位，那就是马华被分配的候选人应占国会议席的1/3，即104个国席中的至少35席到40席左右。
可惜马华的内讧和陈修信的反戈一击，再加上东姑以强势排斥林苍佑，导致林苍佑在马华体制内的斗争功败垂成，才有后来林苍佑离开马华另组民政党的故事。鉴于陈祯禄与陈修信忝为父子关系，前者也支持后者反对林苍佑的领导，结果造成了马华对这一段历史闪缩其词。究竟是陈修信继承了陈祯禄精神抑或是林苍佑演绎了陈祯禄精神？马华也因投鼠忌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作明确的交待和摆正史实。
其三，正因为这样，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时面临创党以来最大的挫折，也让陈修信的历史地位备受争议。华社指他让华人的权益给蚕食了。虽然那个时候，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以示消极回应，但后又在华社呼吁下重新入阁。可是，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更因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地位再一次被削弱。
这一段历史教训很重要。今天马华的领导层就是陷入如同“513”事件后的尴尬局面，因为华社经过40年的实践后，认定马华这样的逆来顺受的退而求其次的“共享政权”的方式是不受欢迎的。
在这40年中，马华从李三春到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都无法跳出这个旧框框，除了李三春时代有较大的勇气面对巫统的揶揄外（1982年在芙蓉国席打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其余的重要事件都无法反映出马华在国阵内“力排众议”，阻止一党独大的压力；也因此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就此而言，马华会长候选人，包括翁诗杰在内部不能回避马华的历史起点和检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失误和误判之处，以免重蹈覆辙。唯其如此，马华才能重新定位，并打掉历史包袱重新上路。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 《南洋商报》）
在这种情形下，今天的马华正试图通过改选来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以期重新争取民心；尤其是华社的支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它肯定是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整合，也会告别黄家定年代；但新的领导层也肯定不会带领马华脱离国阵，而是继续留在国阵内求存和发展。这可以从参加角逐高职的候选人的“出师表”窥见一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改革的愿望。有新的理念，也有旧的拥抱。换句话说，马华准备在既有的体制内重新定位。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后话。但不论马华作出任何改变，它都必须要回到原点和检视几个关键时刻马华如何应对挑战，才能从历史看未来。
首先马华一直强调的是党的创始人陈祯禄是马华的起点和一盏不灭的明灯。这在308大选前是高调的，而在308之后，仍然被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及。说明了马华党人都不忘陈祯禄的丰功伟绩和他所扬起的民族旗帜。
我们不否定在特定的年代，陈祯禄临危受命在1949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那时主要是要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居民渡过时艰；而之所以有华人新村，全是英殖民政府一手造成的，用以对付转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这就是说，英国是在政治利益下分化华人，鼓励马华以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争华人的支持。后来的马华公会与左翼的社阵持续斗争证诸了英国人准备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反共基地。但马华公会的陈祯禄又从另一角度切入，在1952年除了将马华转型成为政党外，也偶然地因势利导使到马华与巫统合作，在同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催生了后来的联盟。就这样1954年再加入印度国大党，联盟也就正式成为三党合作的旗号。虽然陈祯禄在整个过程中先是扮演被动的角色（他原来支持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在1951年搞非种族政治的马来亚独立党），后再转成主动的角色（例如在1954年劝服林苍佑加入马华，脱离后者于1951年创立的非种族政党“急进党”）。此时的马华彰显了它的华人色彩，以和巫统的马来人色彩相互呼应，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
其次，1958年马华进入一个转捩点，由林苍佑取代陈祯禄打出了“改革”的口号。他要在联盟内为马华取得一个可资接受的地位，那就是马华被分配的候选人应占国会议席的1/3，即104个国席中的至少35席到40席左右。
可惜马华的内讧和陈修信的反戈一击，再加上东姑以强势排斥林苍佑，导致林苍佑在马华体制内的斗争功败垂成，才有后来林苍佑离开马华另组民政党的故事。鉴于陈祯禄与陈修信忝为父子关系，前者也支持后者反对林苍佑的领导，结果造成了马华对这一段历史闪缩其词。究竟是陈修信继承了陈祯禄精神抑或是林苍佑演绎了陈祯禄精神？马华也因投鼠忌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作明确的交待和摆正史实。
其三，正因为这样，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在1969年大选时面临创党以来最大的挫折，也让陈修信的历史地位备受争议。华社指他让华人的权益给蚕食了。虽然那个时候，马华一度退出内阁以示消极回应，但后又在华社呼吁下重新入阁。可是，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更因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地位再一次被削弱。
这一段历史教训很重要。今天马华的领导层就是陷入如同“513”事件后的尴尬局面，因为华社经过40年的实践后，认定马华这样的逆来顺受的退而求其次的“共享政权”的方式是不受欢迎的。
在这40年中，马华从李三春到陈群川、林良实及黄家定都无法跳出这个旧框框，除了李三春时代有较大的勇气面对巫统的揶揄外（1982年在芙蓉国席打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其余的重要事件都无法反映出马华在国阵内“力排众议”，阻止一党独大的压力；也因此有了308的政治海啸。
就此而言，马华会长候选人，包括翁诗杰在内部不能回避马华的历史起点和检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失误和误判之处，以免重蹈覆辙。唯其如此，马华才能重新定位，并打掉历史包袱重新上路。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 《南洋商报》）
许子根的团队“临危受命”民政要留在国阵打翻身仗？
民政党将在本月11日产生新的领导层，如果没有意外，“主席的人马”取得了中央领导权。这意味着，民政未来的3年将以许子根的领导为导向；也同时意味着，许子根担负了民政的未来。这关键性的3年将决定民政党是走向新生或者没落？
正因为这样，本届的民政改选，看似十分激烈，也展现民主的风气，实则在热闹（尚不能称之为激烈）底下有一个存在的轨道，让党代表在投票时有了选择的方向。因为其他的参选者并没有另一个团队与之对峙，也就是打游击战，试图个别突围而大，但机会不大。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许子根的队伍应是这样排阵的：
主席许子根、署理主席郑可杨、副主席丁福南、维再也勒南及马袖强、总秘书邓章耀、青年团团长林时彬、妇女组主席陈莲花。
票选的18名中委（40人角逐），则会按区域比列来分配，不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就此而言，许子根的整个团队基本已出炉和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子根需要“安顿”的是谢宽泰在党内扮演的角色。继续留任总秘书是最好的方案，但在形式改变下，谢宽泰被委任副主席兼中央工作委员的成份显得比较通情达理，可是这是否又是最佳方案？谢宽泰又是否“勉为其难”接受？或宁可保持冷却期？倒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虽然报章曾指说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是党的“铁三角”，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三人之中虽长期“共事”，但在大课题上就无法“共识”。最明显的例子是308大选前对首席部长接班人的安排，原本在谢宽泰看来，他是应该上位的，但事实不然，以致后来变数多多，形成一个尖锐和相持不下的僵局。这就是说，一向以来，谢宽泰和许子根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这也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反之许子根与丁福南之间就显得“双向沟通”，彼此间存在着外人看不到的“默契”。
曾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自然无须“营党结私”，而是予人一种印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合作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有深浅之分。丁福南就是属于深的一类；而谢宽泰就属于浅的一类。当然在人选的安排方面，也不是许子根一人说了就算，他的上头还有一位影响力大的“实权顾问”林敬益。
就此而言，所谓“铁三角”在大选后逊了色和变了形是不存在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结成“铁三角”（在过去林苍佑时代的真正铁三角是郑耀林与邱继圃；后两者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林苍佑，老头子说一他们没有二话）。
如今我们所能解说的是谢宽泰在大选后希望凭其实力走出许子根的阴影。因此争夺民政槟州主席这一仗他是非打不可的，也颇有信心能成为民政槟州未来的当家。讵料马失前蹄，被从中杀出的丁福南扳倒。这不是说丁福南的基层实力较谢宽泰强，而是许子根的影响力在不彰显下发挥了“无形的威力”。从这里我们又再看到许子根所希望看到的团队是许丁组合。在他看来，丁福南守着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除了槟州是民政的大本营外，也有一个相当微妙的布局。
当然如果你问当事人，他们都会一口否认的，但如果你细心分析，不难看到丁福南的“坐镇”等于是许子根“上京又留槟”（以党职来说，不再是原先的官职布署）。相对重要的是丁福南在槟州是“可退可进”的。所谓的“可退可进”意思是说，如果槟州党内有理想和较年轻的接班人，丁福南可以没有包袱“退位让贤”；同时丁福南也不一定会参加来届大选，而是会成为领导新队伍的一个“带头人”。在这方面，谢宽泰可能不会有此构思，因为他正希望在他带领下，在下届大选亲自挂帅，从槟州重新出发，给民政打“翻身仗”（此说当然言之过早，只能归为一个理想）。因此两相比较之下，许子根的团队也就稍占上风，丁福南的脱颖而出，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有计划性地改变民政党的槟州队伍。
就在许子根“安定”了槟州大局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规划中央的人事安排。这种安排正如许子根所说的“定中有变”，也就是在“安定大局中求变”。为此许子根破例地点提他的人马角逐署理主席和副主席和一些人马角逐党中委，也清楚地告示党代表，许子根要的是一个“和谐与合作的团队”来带领民政党走向未来。
许子根的做法也非新鲜事。当年林苍佑也是有指定的团队，例如1980年嘱意梁棋祥接位即是；又例如林敬益也是有指定团队的，例如2005年嘱意许子根出任署理主席即是。以此类推，许子根在这次打出他的团队也就理所当然了，以形成一个“许子根的队伍”应对国阵内外的挑战。
本来在他的队伍中，至少有3个人是曾表态考虑退出国阵的，他们是郑可扬、陈莲花及林时彬，但在这个把月的巡回和“消毒”后，基本上许字根已把这股“脱离国阵”的“情绪”（许子根语）压下了，改而同意他的留在国阵寻求改革的方案。这种声调就如同马华公会一样，留在国阵“共浮沉”。对许子根来说，这是符合他的思路的。尽管内外有各种压力促民政退出国阵来面对变化中的时局，但许子根“排除众议”，他不以为退出国阵是首选，至少在他看来，民政不退还有一把声音留在“国阵”，不论是否听得进去，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寻求改这个和改那个的意愿。即便他明知民政一党难成其事，他选择宁可在逆势中求存。
我们暂时不要与许子根辩论“退出国阵论”，就回过头来看看许子根在党选后他能在国阵做些什么？自然他是希望国阵一起承当308大选的失利，并认真与深刻地检讨和反省国阵内的弊端，而不是一味将之推给其它友党“自食其果”，更不应将矛头指向民政党，不然改革是难于见效的。在这方面，他同意纳吉所说得如果国阵不改变，就会由人民来改变。因此他说，如果不改，那么来届大选会输得更惨。言下之意是民政党在国阵是希望改革和改变，若是国阵不变，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民政准备也一起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许子根没有明说，也没有列下时间表来表达民政去留的时限。也许他知道民政的一把声音不够宏亮，与其有时间性的“逼宫”，不如就放长双眼看不断的变化中的政局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对民政有利？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关系到民政存亡的大问题。当他认为退出国阵“看不到前路”时，也就剩下一条“死守阵地”的原路，可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许子根也是心知肚明的。首先在308大选后，民政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已没有资源（或说一官半职）分配给党员和支持者，造成这批人有所失落。其次在槟州现实的社会，一般团体都会邀请政党议员增光；民政在无官无职下，显得有些尴尬，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宴会和致词，久而久之，对民政与民间的关系会有所疏散。这又是民政的无奈之处。其三民政在槟州面对槟州巫统的揶揄和挑战，甚至有压逼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行。这在308之前是未敢有如此的造次，如今却在伤口上洒盐，真是不知要如何改变巫统中人，尤其是槟州的地方领袖具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看似小事，实则对民政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许子根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要看新任槟州主席丁福南的魄力与勇气了。
我们或者可以从这次改选中看到民政党求变的意志，但老是抬出“老招牌”强调民政是多元种族路线的，只能归为理想的演绎，在现实中又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是在国阵的框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国阵各成员党没有强烈求变之心（至少东马加盟的政党就没有强烈的要求），那民政又如何“破茧而出”呢？这就是许子根最大和最严峻的考验。
无可否认的，国阵当政以来出现的弊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民政也不可能在3几个月内就要改革50年来的既成事实。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变革成功”，所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变数，又不是其他成员党所能预测的。这样一来，民政要在原体制中翻新和翻身，也就变成一则尚没有结局的长篇故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是留给许子根告诉党员和人民，民政党怎样使这个故事有一个段落和有一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人民要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下来就看许子根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正因为这样，本届的民政改选，看似十分激烈，也展现民主的风气，实则在热闹（尚不能称之为激烈）底下有一个存在的轨道，让党代表在投票时有了选择的方向。因为其他的参选者并没有另一个团队与之对峙，也就是打游击战，试图个别突围而大，但机会不大。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许子根的队伍应是这样排阵的：
主席许子根、署理主席郑可杨、副主席丁福南、维再也勒南及马袖强、总秘书邓章耀、青年团团长林时彬、妇女组主席陈莲花。
票选的18名中委（40人角逐），则会按区域比列来分配，不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就此而言，许子根的整个团队基本已出炉和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子根需要“安顿”的是谢宽泰在党内扮演的角色。继续留任总秘书是最好的方案，但在形式改变下，谢宽泰被委任副主席兼中央工作委员的成份显得比较通情达理，可是这是否又是最佳方案？谢宽泰又是否“勉为其难”接受？或宁可保持冷却期？倒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虽然报章曾指说许子根、丁福南及谢宽泰是党的“铁三角”，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三人之中虽长期“共事”，但在大课题上就无法“共识”。最明显的例子是308大选前对首席部长接班人的安排，原本在谢宽泰看来，他是应该上位的，但事实不然，以致后来变数多多，形成一个尖锐和相持不下的僵局。这就是说，一向以来，谢宽泰和许子根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这也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反之许子根与丁福南之间就显得“双向沟通”，彼此间存在着外人看不到的“默契”。
曾身为首席部长的许子根，自然无须“营党结私”，而是予人一种印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合作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有深浅之分。丁福南就是属于深的一类；而谢宽泰就属于浅的一类。当然在人选的安排方面，也不是许子根一人说了就算，他的上头还有一位影响力大的“实权顾问”林敬益。
就此而言，所谓“铁三角”在大选后逊了色和变了形是不存在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结成“铁三角”（在过去林苍佑时代的真正铁三角是郑耀林与邱继圃；后两者是死心塌地的跟随林苍佑，老头子说一他们没有二话）。
如今我们所能解说的是谢宽泰在大选后希望凭其实力走出许子根的阴影。因此争夺民政槟州主席这一仗他是非打不可的，也颇有信心能成为民政槟州未来的当家。讵料马失前蹄，被从中杀出的丁福南扳倒。这不是说丁福南的基层实力较谢宽泰强，而是许子根的影响力在不彰显下发挥了“无形的威力”。从这里我们又再看到许子根所希望看到的团队是许丁组合。在他看来，丁福南守着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除了槟州是民政的大本营外，也有一个相当微妙的布局。
当然如果你问当事人，他们都会一口否认的，但如果你细心分析，不难看到丁福南的“坐镇”等于是许子根“上京又留槟”（以党职来说，不再是原先的官职布署）。相对重要的是丁福南在槟州是“可退可进”的。所谓的“可退可进”意思是说，如果槟州党内有理想和较年轻的接班人，丁福南可以没有包袱“退位让贤”；同时丁福南也不一定会参加来届大选，而是会成为领导新队伍的一个“带头人”。在这方面，谢宽泰可能不会有此构思，因为他正希望在他带领下，在下届大选亲自挂帅，从槟州重新出发，给民政打“翻身仗”（此说当然言之过早，只能归为一个理想）。因此两相比较之下，许子根的团队也就稍占上风，丁福南的脱颖而出，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有计划性地改变民政党的槟州队伍。
就在许子根“安定”了槟州大局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规划中央的人事安排。这种安排正如许子根所说的“定中有变”，也就是在“安定大局中求变”。为此许子根破例地点提他的人马角逐署理主席和副主席和一些人马角逐党中委，也清楚地告示党代表，许子根要的是一个“和谐与合作的团队”来带领民政党走向未来。
许子根的做法也非新鲜事。当年林苍佑也是有指定的团队，例如1980年嘱意梁棋祥接位即是；又例如林敬益也是有指定团队的，例如2005年嘱意许子根出任署理主席即是。以此类推，许子根在这次打出他的团队也就理所当然了，以形成一个“许子根的队伍”应对国阵内外的挑战。
本来在他的队伍中，至少有3个人是曾表态考虑退出国阵的，他们是郑可扬、陈莲花及林时彬，但在这个把月的巡回和“消毒”后，基本上许字根已把这股“脱离国阵”的“情绪”（许子根语）压下了，改而同意他的留在国阵寻求改革的方案。这种声调就如同马华公会一样，留在国阵“共浮沉”。对许子根来说，这是符合他的思路的。尽管内外有各种压力促民政退出国阵来面对变化中的时局，但许子根“排除众议”，他不以为退出国阵是首选，至少在他看来，民政不退还有一把声音留在“国阵”，不论是否听得进去，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寻求改这个和改那个的意愿。即便他明知民政一党难成其事，他选择宁可在逆势中求存。
我们暂时不要与许子根辩论“退出国阵论”，就回过头来看看许子根在党选后他能在国阵做些什么？自然他是希望国阵一起承当308大选的失利，并认真与深刻地检讨和反省国阵内的弊端，而不是一味将之推给其它友党“自食其果”，更不应将矛头指向民政党，不然改革是难于见效的。在这方面，他同意纳吉所说得如果国阵不改变，就会由人民来改变。因此他说，如果不改，那么来届大选会输得更惨。言下之意是民政党在国阵是希望改革和改变，若是国阵不变，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民政准备也一起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许子根没有明说，也没有列下时间表来表达民政去留的时限。也许他知道民政的一把声音不够宏亮，与其有时间性的“逼宫”，不如就放长双眼看不断的变化中的政局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对民政有利？因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关系到民政存亡的大问题。当他认为退出国阵“看不到前路”时，也就剩下一条“死守阵地”的原路，可是这条路并不好走，许子根也是心知肚明的。首先在308大选后，民政失去槟州主导政权，已没有资源（或说一官半职）分配给党员和支持者，造成这批人有所失落。其次在槟州现实的社会，一般团体都会邀请政党议员增光；民政在无官无职下，显得有些尴尬，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宴会和致词，久而久之，对民政与民间的关系会有所疏散。这又是民政的无奈之处。其三民政在槟州面对槟州巫统的揶揄和挑战，甚至有压逼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行。这在308之前是未敢有如此的造次，如今却在伤口上洒盐，真是不知要如何改变巫统中人，尤其是槟州的地方领袖具有“同舟共济”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看似小事，实则对民政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许子根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要看新任槟州主席丁福南的魄力与勇气了。
我们或者可以从这次改选中看到民政党求变的意志，但老是抬出“老招牌”强调民政是多元种族路线的，只能归为理想的演绎，在现实中又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是在国阵的框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国阵各成员党没有强烈求变之心（至少东马加盟的政党就没有强烈的要求），那民政又如何“破茧而出”呢？这就是许子根最大和最严峻的考验。
无可否认的，国阵当政以来出现的弊端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民政也不可能在3几个月内就要改革50年来的既成事实。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变革成功”，所能够看到的是有很多变数，又不是其他成员党所能预测的。这样一来，民政要在原体制中翻新和翻身，也就变成一则尚没有结局的长篇故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是留给许子根告诉党员和人民，民政党怎样使这个故事有一个段落和有一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人民要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下来就看许子根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从理性角度探讨 民政退出国阵论
民政党成立40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高层领袖希望保持现状，不以退出国阵为导向，而是留在国阵内部争取改变，说得贴切一点，希望民政党能在国阵内获得善待。另一方面是区域领袖及干部促请领导层率党退出国阵，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再战江湖。当这两种各行其是的意见碰撞在一起时，给民政的领导人，尤其是许子根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忙以应对。
按照许子根的思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主张退出国阵的。他仍然具备那种早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指导思想，总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必急于孤军上路，无妨再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我们综观党领导人所持的理由不外如下：
1. 民政自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即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也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这一路走来，已为槟州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 民政目前仍然是国阵的成员党之一。虽然308的大选蒙受惨重失败，但不意味往下沉，还是有机会再探出头来。他们不相信民政在国阵内已没有前途。
3. 民政不退出国阵，至少会保存原来的席位分配，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退出国阵，意味着它原先分配到的议席，将归马华所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民政会有机会卷土重来。
4. 民政若是退出国阵加盟民联，它本来参加选举的席位已被公正党和行动党瓜分，哪来角色扮演？谁会让出席位给民政党参加？
5. 即便民政不加入民联而成为独立政党，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或者说在混合选区，民政又靠什么取胜呢？
6. 既然退是“死路一条”，不如不退，说不定一旦国阵改革奏效而扭转劣势后，民政就有望出头天了。
这些理由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服党员同意“党留不退”，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尽然可以服众。因为这似乎包括还得仰赖别人的改变，而不是全然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分分钟又充满变数，乃至政治现实跟理论撞个正着。例如“许子根事件”及“伯拉提早交权”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们不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民政的去留大课题。这也是许子根要求的审视标准。他最近说，如果以情绪来打分，目前有约60%的基层希望退出国阵，但他希望能理性看待此事。
虽然我们知道许子根这60%的数字是未经过“民意调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评估，但突显了有不少党员有要求脱离国阵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不全因是情绪所致，可能包含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妨听听党外的声音。这党外的声音不是要“干预”民政的内政，而是抱着一种深切关怀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某些尖酸刻薄和冷嘲热讽的音调，但大致上都是一种良性的提醒和劝说。至于刺耳之言能否被民政党上下所接受，那就由民政党自身去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待民政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可以从理性的探讨中窥见一二。
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一个松弛的组合。它结合了陈志勤为首的“社阵派系”；以林苍佑为首的“民联派系”（民主联合党）及以赛胡申阿拉达斯的“学院派系”。这之中以林苍佑的派系最强，因此它在1969年的大选赢得了槟州执政权。这一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林苍佑整整十年不得志的窘境（他在1959年被马华边缘化，愤而在1961年另创民联党，志在取马华而代之），也使到民联党借民政党之壳创造奇迹。这就是说，民政党让林苍佑一洗前耻（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时之间马华当权派难以消化而耿耿于怀；抑有进者，凭着首席部长的光环和槟州政权的筹码，林苍佑很快又与联盟的敦拉萨接上头。究其因不外是林苍佑有了政治本钱，如果他依然是民联时代的槟州反对党领袖，敦拉萨也只能与他维持个人友谊，而没有政治友谊可言，更不会有后来结盟的故事了（当今的民政党，要认识这一段历史）。
正因为林苍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联盟思想，与敦拉萨靠近也会给槟州发展带来好处，也就不免开罪了陈志勤和赛胡申阿拉达斯派。1971年民政党内讧造成的危机证诸了这三派的组合是松弛和不稳定的。于是民政又回到民联的时代。虽然仍穿着民政的外衣，但实质是民联的班底。
这民联班底的民政党经重创后，也乐得与巫统合作，也就在1972年有了联合政府之设。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冲着马华而来。至少林苍佑向陈修信证明他在槟州是可以取代马华的。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后，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已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关系就如“同床异梦”的爱人，被强硬撮合而各怀心思。
尽管如此，在林苍佑的年代，他是绝对不会让马华在槟州翻身，重夺回首席部长；而马华也绝对不会放过林苍佑在槟州“堵死”马华，力求突围而出。如果可以解释的话，国阵是马华与民政明争暗斗的一个平台。这种统而不合是马华永远的伤痛。只有在1983年李三春离开马华总会长后，矛盾才逐渐缓和；也只有到了黄家定时代（2003年起）才看到双方“鸣金收兵”，但不意味着两者的斗争已告终结，新一轮的斗争已经开始。
这种“重燃战火”竟是马华的林祥才点起的，大意是主张民政应与马华合并，因为民政的存在国阵内对马华的争取和斗争是一个阻力。许子根的回应也毫不客气，指说这种人不应该领导马华。
民政之所以面对今天来自国阵成员党的压力，主因是308大选失败后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可以预见，一旦许子根扶正成为民政党主席后，他所面对的对手已不是“和平共存”的黄家定，而是政坛独行侠的翁诗杰。除非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不然肯定会擦出火花，给民政带来额外的压力。
如果说马华的压力尚在其次，那么槟州巫统施加的压力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很多人并不明白，也许民政党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发表“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只是一个升旗山区会的主席，竟然在解释事件时将矛头指向许子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共有13个区会的巫统领导人出席他的记者会而挺他，怂恿他发表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论。不仅于此，有人竟公开与当众撕毁许子根的肖像。
虽然阿末依斯迈后来受到巫统中央的“惩罚”，被吊销党籍3年。但吊诡的是，巫统党主席未针对此事促阿末依斯迈向许子根道歉，似乎此事并不重要。继此之后，在最近的发展中，槟州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昔再次向许子根发难，究竟要留还是要走，言下之意是不要“霸住槟州国阵主席”这张椅子。
民政党的反击似乎投鼠忍器，只是暂时与“槟州巫统绝交”；丁福也做出温和的反击说还轮不到阿都拉昔指手划脚。不过尚未形成书函向巫统中央领导人提出投诉。更怪的是，阿末依斯迈既被冻结党籍，何以会成为区会顾问？他更说尚未接获“冻结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个中因由，没有人搞得清楚。是不是巫统内有人授意槟州巫统可以公开羞辱许子根？不然它们的议程和动机又是什么？这是摆明槟州巫统向许子根“逼宫”，迫他放弃槟州国阵主席，也以此来促使民政知难而退。
在理论上，民政可以不必理会槟州巫统的言行，但在现实中，槟州巫统也是巫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言论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已“不重视”民政党留在国阵内。
在这种窘境下，民政党不退出论的理由已不是关键问题，反而转化成民政党，尤其是槟州民政党如何为许子根讨回一个公道才是大道理。丁福南身为槟州民政新科主席，他有责任单刀直入的反戈一击，直问槟州巫统意图何在？
如果得不到满意答案，则必须通过民政党中央直接向巫统投诉和交涉（因为涉及许子根个人，由许子根出面是不恰当的），为何阿末依斯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许子根？如果在308大选前，槟州巫统肯定有所顾忌，因为许子根有政治筹码，正如当年林苍佑有政治筹码，可被巫统倚重。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民政即便用理性来研究民政党的去留，已不能够避开许子根“被羞辱的遭遇”。如果说槟州巫统变得这么“目中无许”，两党之间又如何推心置腹呢？
就此而言，民政党内谈论的六大理由不退出国阵不幸的已被阿末依斯迈推翻了。因此另类的看法是（包括党内党外人士）：其一是它留在国阵内如果连槟州巫统都改变不了，又如何使党员信服国阵已做出改变。如果民政党员未够勇气站起来维护党主席的尊严和党的威信，它留在国阵也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即便留在国阵，将来大选议席的分配不一定保持不变，民政在政治现实下用什么筹码讨价还价呢？
其三，若是退出国阵，不靠向民联，而自力更生，在大选时放手一博，谁说它没有机会胜出？1964年林苍佑率民联党在社阵、行动党（当年是人民行动党）及联盟的多角战中，也能突围而出，成为槟州议会最大的反对党，更在1969年夺取槟州政权，因此不能一口咬定民政自行上路是“死路一条”。
其四，民政若与民联合作，还是有谈判的筹码，不会一无所得。毕竟民政是一个有素质的政党，不是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它具备条件取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其五，民政事先也预料不到，巫统的权力转移这么快提前到来？这证明了政治变数很大。在此交替和不明朗之期间，阿都拉有其自身的烦恼，民政又该向谁取回被“羞辱的尊严”？
其实一个政党的立足和生存，完全取决了自信和自强。换句话说，党的生存才是先决的条件，而不是在打压下“求存”。
如果民政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要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未来？因此民政的未来取决于它自身的勇气和果敢，不是等待别人提供机会。至于那些提出不要走的人，也要提出新的理据和说服力让对方表态民政是不可或缺的，也让党员感觉到留下来还有一线曙光。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让10月的党代表大会来热烈讨论。公不公投还在其次，如果经辩论后，大多数决定留下来，则将来命运不好，也不要怪领导层了。因为他们愿意与保持现状共浮沉。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改变和活得尊严，那么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以理服众。若是徘徊在模棱两可中，也许是自讨苦吃。
民政党已来到十字路口，它的存亡操在所有党代表的手中。上帝只打救自救的人。这就是说，留与不留总得有明确的方向和交待。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按照许子根的思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主张退出国阵的。他仍然具备那种早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指导思想，总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必急于孤军上路，无妨再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我们综观党领导人所持的理由不外如下：
1. 民政自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即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也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这一路走来，已为槟州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 民政目前仍然是国阵的成员党之一。虽然308的大选蒙受惨重失败，但不意味往下沉，还是有机会再探出头来。他们不相信民政在国阵内已没有前途。
3. 民政不退出国阵，至少会保存原来的席位分配，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退出国阵，意味着它原先分配到的议席，将归马华所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民政会有机会卷土重来。
4. 民政若是退出国阵加盟民联，它本来参加选举的席位已被公正党和行动党瓜分，哪来角色扮演？谁会让出席位给民政党参加？
5. 即便民政不加入民联而成为独立政党，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或者说在混合选区，民政又靠什么取胜呢？
6. 既然退是“死路一条”，不如不退，说不定一旦国阵改革奏效而扭转劣势后，民政就有望出头天了。
这些理由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服党员同意“党留不退”，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尽然可以服众。因为这似乎包括还得仰赖别人的改变，而不是全然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分分钟又充满变数，乃至政治现实跟理论撞个正着。例如“许子根事件”及“伯拉提早交权”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们不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民政的去留大课题。这也是许子根要求的审视标准。他最近说，如果以情绪来打分，目前有约60%的基层希望退出国阵，但他希望能理性看待此事。
虽然我们知道许子根这60%的数字是未经过“民意调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评估，但突显了有不少党员有要求脱离国阵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不全因是情绪所致，可能包含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妨听听党外的声音。这党外的声音不是要“干预”民政的内政，而是抱着一种深切关怀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某些尖酸刻薄和冷嘲热讽的音调，但大致上都是一种良性的提醒和劝说。至于刺耳之言能否被民政党上下所接受，那就由民政党自身去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待民政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可以从理性的探讨中窥见一二。
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一个松弛的组合。它结合了陈志勤为首的“社阵派系”；以林苍佑为首的“民联派系”（民主联合党）及以赛胡申阿拉达斯的“学院派系”。这之中以林苍佑的派系最强，因此它在1969年的大选赢得了槟州执政权。这一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林苍佑整整十年不得志的窘境（他在1959年被马华边缘化，愤而在1961年另创民联党，志在取马华而代之），也使到民联党借民政党之壳创造奇迹。这就是说，民政党让林苍佑一洗前耻（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时之间马华当权派难以消化而耿耿于怀；抑有进者，凭着首席部长的光环和槟州政权的筹码，林苍佑很快又与联盟的敦拉萨接上头。究其因不外是林苍佑有了政治本钱，如果他依然是民联时代的槟州反对党领袖，敦拉萨也只能与他维持个人友谊，而没有政治友谊可言，更不会有后来结盟的故事了（当今的民政党，要认识这一段历史）。
正因为林苍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联盟思想，与敦拉萨靠近也会给槟州发展带来好处，也就不免开罪了陈志勤和赛胡申阿拉达斯派。1971年民政党内讧造成的危机证诸了这三派的组合是松弛和不稳定的。于是民政又回到民联的时代。虽然仍穿着民政的外衣，但实质是民联的班底。
这民联班底的民政党经重创后，也乐得与巫统合作，也就在1972年有了联合政府之设。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冲着马华而来。至少林苍佑向陈修信证明他在槟州是可以取代马华的。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后，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已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关系就如“同床异梦”的爱人，被强硬撮合而各怀心思。
尽管如此，在林苍佑的年代，他是绝对不会让马华在槟州翻身，重夺回首席部长；而马华也绝对不会放过林苍佑在槟州“堵死”马华，力求突围而出。如果可以解释的话，国阵是马华与民政明争暗斗的一个平台。这种统而不合是马华永远的伤痛。只有在1983年李三春离开马华总会长后，矛盾才逐渐缓和；也只有到了黄家定时代（2003年起）才看到双方“鸣金收兵”，但不意味着两者的斗争已告终结，新一轮的斗争已经开始。
这种“重燃战火”竟是马华的林祥才点起的，大意是主张民政应与马华合并，因为民政的存在国阵内对马华的争取和斗争是一个阻力。许子根的回应也毫不客气，指说这种人不应该领导马华。
民政之所以面对今天来自国阵成员党的压力，主因是308大选失败后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可以预见，一旦许子根扶正成为民政党主席后，他所面对的对手已不是“和平共存”的黄家定，而是政坛独行侠的翁诗杰。除非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不然肯定会擦出火花，给民政带来额外的压力。
如果说马华的压力尚在其次，那么槟州巫统施加的压力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很多人并不明白，也许民政党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发表“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只是一个升旗山区会的主席，竟然在解释事件时将矛头指向许子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共有13个区会的巫统领导人出席他的记者会而挺他，怂恿他发表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论。不仅于此，有人竟公开与当众撕毁许子根的肖像。
虽然阿末依斯迈后来受到巫统中央的“惩罚”，被吊销党籍3年。但吊诡的是，巫统党主席未针对此事促阿末依斯迈向许子根道歉，似乎此事并不重要。继此之后，在最近的发展中，槟州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昔再次向许子根发难，究竟要留还是要走，言下之意是不要“霸住槟州国阵主席”这张椅子。
民政党的反击似乎投鼠忍器，只是暂时与“槟州巫统绝交”；丁福也做出温和的反击说还轮不到阿都拉昔指手划脚。不过尚未形成书函向巫统中央领导人提出投诉。更怪的是，阿末依斯迈既被冻结党籍，何以会成为区会顾问？他更说尚未接获“冻结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个中因由，没有人搞得清楚。是不是巫统内有人授意槟州巫统可以公开羞辱许子根？不然它们的议程和动机又是什么？这是摆明槟州巫统向许子根“逼宫”，迫他放弃槟州国阵主席，也以此来促使民政知难而退。
在理论上，民政可以不必理会槟州巫统的言行，但在现实中，槟州巫统也是巫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言论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已“不重视”民政党留在国阵内。
在这种窘境下，民政党不退出论的理由已不是关键问题，反而转化成民政党，尤其是槟州民政党如何为许子根讨回一个公道才是大道理。丁福南身为槟州民政新科主席，他有责任单刀直入的反戈一击，直问槟州巫统意图何在？
如果得不到满意答案，则必须通过民政党中央直接向巫统投诉和交涉（因为涉及许子根个人，由许子根出面是不恰当的），为何阿末依斯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许子根？如果在308大选前，槟州巫统肯定有所顾忌，因为许子根有政治筹码，正如当年林苍佑有政治筹码，可被巫统倚重。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民政即便用理性来研究民政党的去留，已不能够避开许子根“被羞辱的遭遇”。如果说槟州巫统变得这么“目中无许”，两党之间又如何推心置腹呢？
就此而言，民政党内谈论的六大理由不退出国阵不幸的已被阿末依斯迈推翻了。因此另类的看法是（包括党内党外人士）：其一是它留在国阵内如果连槟州巫统都改变不了，又如何使党员信服国阵已做出改变。如果民政党员未够勇气站起来维护党主席的尊严和党的威信，它留在国阵也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即便留在国阵，将来大选议席的分配不一定保持不变，民政在政治现实下用什么筹码讨价还价呢？
其三，若是退出国阵，不靠向民联，而自力更生，在大选时放手一博，谁说它没有机会胜出？1964年林苍佑率民联党在社阵、行动党（当年是人民行动党）及联盟的多角战中，也能突围而出，成为槟州议会最大的反对党，更在1969年夺取槟州政权，因此不能一口咬定民政自行上路是“死路一条”。
其四，民政若与民联合作，还是有谈判的筹码，不会一无所得。毕竟民政是一个有素质的政党，不是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它具备条件取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其五，民政事先也预料不到，巫统的权力转移这么快提前到来？这证明了政治变数很大。在此交替和不明朗之期间，阿都拉有其自身的烦恼，民政又该向谁取回被“羞辱的尊严”？
其实一个政党的立足和生存，完全取决了自信和自强。换句话说，党的生存才是先决的条件，而不是在打压下“求存”。
如果民政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要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未来？因此民政的未来取决于它自身的勇气和果敢，不是等待别人提供机会。至于那些提出不要走的人，也要提出新的理据和说服力让对方表态民政是不可或缺的，也让党员感觉到留下来还有一线曙光。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让10月的党代表大会来热烈讨论。公不公投还在其次，如果经辩论后，大多数决定留下来，则将来命运不好，也不要怪领导层了。因为他们愿意与保持现状共浮沉。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改变和活得尊严，那么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以理服众。若是徘徊在模棱两可中，也许是自讨苦吃。
民政党已来到十字路口，它的存亡操在所有党代表的手中。上帝只打救自救的人。这就是说，留与不留总得有明确的方向和交待。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种族关系法令是不必要的 （天下纵横）
最近政府准备提出种族关系法令，引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应有这样的法令以制止有人发表极端的言论破坏种族关系，制造种族失和。马华方面的领袖就持有这个观点。他是针对阿末依斯迈的“寄居论”造成的抗议声有感而发；而民政领袖则补充说不妨改称国民团结法。反对者则认为国民团结不是用法令来达成的。李霖泰就有此看法，认为多此一举。
在还没有通过这条法令前，探讨是否需要再立新法令是有必要的。我建议立法者（议员们）在讨论这项法案时不妨先参阅前理科大学教授勒南教授的著作《种族主义与马来亚的政治进程》一书，不难了解种族的分化导致了种族政党的形成。而种族性政党又反过来捍卫种族利益，然后通过上层政治加以协调和缓和。换句话说，种族问题是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政治生态，不是最近才有的。既然是历史问题，我们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看到现实的社会是否已解决了或缓和了有关问题。
勒南指出种族分化不仅限于种族上的不同，还包括缺乏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各民族都存在本身的宗教、语文、风俗和习惯。此外，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也有地域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非马来人较集中在西海岸，而马来人则集中在东海岸，也因为发展进度的不同，造成西海岸较为发达，而东海岸相对的落后，以致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马来亚在战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也就不可避免。当这些政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族人加入其中。例如战后组成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便是以种族作为导向，但为了争取独立的及早到来，它们又合作组成联盟，形成了一个上层结合的政体。
这样的一个组合领导了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但也是这个组合，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重新洗牌，标志着旧的结合体的“瓦解”和新的结合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按造新的结合体的需要，制定了各式各类的法令，如“煽动法令”是为了遏止敏感课题被挑起；如“官方机密法令”出炉也是防止机密资料外泄；与此同时，原有的“出版与印刷法令”也被强化了，目的不外是告诉人民在言论自由底下，有某些课题是不能被议论的。
与此同时，在“513”过后，“国家原则”被提出，新经济政策出笼，不断地强调“重组社会，消除贫穷”是终极目标。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从经济着手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特点是通过政治“干预”了所有的领域，理由是拉近族群间的差距。
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土著和非土著”的字眼出现了，“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字眼也出现了。为了政治利益，以种族为导向的政党显得更为明显，即使是强调非种族性的成员党，如民政党也被归纳为华基政党；而反对党，如行动党虽然也声称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框架下，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了局限性。
尽管如此，在“513”的阴影下，各个政党也在种族间演绎有节制性的角色，以免越过了头而成为被指责在鼓吹“种族主义”。这种局限和小心翼翼变成政党的一个不成文的指南。我们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谨慎地不要跌入种族主义的陷阱。但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有些政党的次级领袖竟越轨地发出十分刺耳和难以令人接受的种族性言行，这不但连累整体，也使到人民有所反感。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人民（各民族的人民）用选票否定种族主义政治的嚣张，以让某些人有所醒觉。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印证了种族主义不过是少数政客的伎俩，既无卖点，也没有市场。
本来在大选之后，反省的应是少数政客的过火言论，而不是人民；现在反过来提出种族关系法好像是人民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失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民的成熟与理智，不再被种族情绪所鼓动，也不回应种族论调。因此在大选后形成的政治新格局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不分种族来改变和消除贪污和滥权。
在这方面，执政的成员党同样有强烈的呼声，他们发出的也不是种族言论，而是要求反省和自责。这就说明了今天的马来西亚面对的不是种族失和的问题，也不是种族关系的紧张；恰恰相反，他们反对的是极端的言论和少数人的嚣张和狂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新的种族关系法，而是有针对性地促请种族主义论调者消声。其实我们已有太多的法令了，足以应对任何的威胁性言论，实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再来新法令。因为当今的社会，除了政治斗争加剧外，哪有种族紧张？也因为人民不必靠教科书，也能自觉地分辩对和错，才有今天社会的和谐。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在还没有通过这条法令前，探讨是否需要再立新法令是有必要的。我建议立法者（议员们）在讨论这项法案时不妨先参阅前理科大学教授勒南教授的著作《种族主义与马来亚的政治进程》一书，不难了解种族的分化导致了种族政党的形成。而种族性政党又反过来捍卫种族利益，然后通过上层政治加以协调和缓和。换句话说，种族问题是长久以来即已存在的政治生态，不是最近才有的。既然是历史问题，我们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看到现实的社会是否已解决了或缓和了有关问题。
勒南指出种族分化不仅限于种族上的不同，还包括缺乏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各民族都存在本身的宗教、语文、风俗和习惯。此外，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也有地域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非马来人较集中在西海岸，而马来人则集中在东海岸，也因为发展进度的不同，造成西海岸较为发达，而东海岸相对的落后，以致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水平。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马来亚在战前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也就不可避免。当这些政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族人加入其中。例如战后组成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便是以种族作为导向，但为了争取独立的及早到来，它们又合作组成联盟，形成了一个上层结合的政体。
这样的一个组合领导了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但也是这个组合，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重新洗牌，标志着旧的结合体的“瓦解”和新的结合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按造新的结合体的需要，制定了各式各类的法令，如“煽动法令”是为了遏止敏感课题被挑起；如“官方机密法令”出炉也是防止机密资料外泄；与此同时，原有的“出版与印刷法令”也被强化了，目的不外是告诉人民在言论自由底下，有某些课题是不能被议论的。
与此同时，在“513”过后，“国家原则”被提出，新经济政策出笼，不断地强调“重组社会，消除贫穷”是终极目标。当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从经济着手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特点是通过政治“干预”了所有的领域，理由是拉近族群间的差距。
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土著和非土著”的字眼出现了，“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字眼也出现了。为了政治利益，以种族为导向的政党显得更为明显，即使是强调非种族性的成员党，如民政党也被归纳为华基政党；而反对党，如行动党虽然也声称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也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框架下，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有了局限性。
尽管如此，在“513”的阴影下，各个政党也在种族间演绎有节制性的角色，以免越过了头而成为被指责在鼓吹“种族主义”。这种局限和小心翼翼变成政党的一个不成文的指南。我们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谨慎地不要跌入种族主义的陷阱。但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有些政党的次级领袖竟越轨地发出十分刺耳和难以令人接受的种族性言行，这不但连累整体，也使到人民有所反感。
308大选的结果就是人民（各民族的人民）用选票否定种族主义政治的嚣张，以让某些人有所醒觉。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印证了种族主义不过是少数政客的伎俩，既无卖点，也没有市场。
本来在大选之后，反省的应是少数政客的过火言论，而不是人民；现在反过来提出种族关系法好像是人民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失误。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民的成熟与理智，不再被种族情绪所鼓动，也不回应种族论调。因此在大选后形成的政治新格局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不分种族来改变和消除贪污和滥权。
在这方面，执政的成员党同样有强烈的呼声，他们发出的也不是种族言论，而是要求反省和自责。这就说明了今天的马来西亚面对的不是种族失和的问题，也不是种族关系的紧张；恰恰相反，他们反对的是极端的言论和少数人的嚣张和狂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新的种族关系法，而是有针对性地促请种族主义论调者消声。其实我们已有太多的法令了，足以应对任何的威胁性言论，实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再来新法令。因为当今的社会，除了政治斗争加剧外，哪有种族紧张？也因为人民不必靠教科书，也能自觉地分辩对和错，才有今天社会的和谐。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
7.10.08
国阵成立的背景 （跃马扬鞭）
最近至少有两个国阵成员党挑起或提醒国阵成立的历史，认为它们都是国阵的“创阵”人之一。究竟真相如何，让我们揭开历史真实的一面。
它的背景起于1969年“513”事件后。就在那一天，首任首相东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民主，停止政党活动的同时，也把权力转移给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的敦拉萨（以副首相身份掌权）。
那个时候，敦拉萨发现自1953年组成的联盟结构因大选失利已不适应当下的政治需求，因此思及改革。
随着他的谋士，尤其是当时的内长伊斯迈及外交部常务秘书长加沙里等人在金马仑商议后，决定朝向一个新的组合稳固执政权。另外，也有一些深谙左翼统战的助手包括如曾任副部长的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末及报人沙末伊斯迈协助出谋划策，于是有了下列的步骤：
（一） 敦拉萨以全国行动理事主任的身份在1970年正月组成全国协商理事会，成员包括在朝在野的政党和具有代表性人物，以便政府推行的政策取得各方认同，避免分化加深，唯不包括行动党和人社党。不知是否不想反对党在政坛消失或另有想法，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个协商会的作用就是使到全国行动理事会的政策合理化和具有代表性。手法如同左翼一向强调的“统战”，对孕育国阵概念起积极作用。
（二）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敦拉萨有鉴于砂州于1966年革除宁甘首席部长职后产生宪制危机而政局呈现不稳，乃在1970年通过密谈争取势力深入华社但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合作，以改变后者的反大马立场。当一切就绪后，敦拉萨宣布在1970年5月恢复砂州议会选举（因“513”爆发被展延），果然不出所料，砂州联盟（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组成）取得23席（其中砂华只占3席），人联党与宁甘的国民党各取得12席（总数48席）。由于有了事前的共识，人联党加入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可以视之为第二个“统战”成果。这意味着，人联党取代了砂华公会角色；后者也因之较后消失于政坛。
（三） 第三个“统战”成果在西马发酵。当1971年在槟州执政的民政党面临内哄而分裂后，敦拉萨协助林苍佑安然度过险关，促成1972年2月，民政与联盟正式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接着5月的时候，又与人民进步党在霹雳组成联合政府。进入5月份后，联盟与回教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呼之欲出，直到12月完成协议签署。换句话说，1972年是敦拉萨完成“政治统战”年，但也给马华公会带来一定的冲击。盖因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所致。即便在1971年2月国会民主重开后，马华曾展开轰动一时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因内部矛盾扩大而在4月又告分裂。由于团结运动戈然而止，马华只得眼看着联合政府一个又一个成立起来。这等于改变了最早期的三党联合的联盟结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后来这也导致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而由李三春顶上，他是最后一名承诺马华加入国阵的组织，因为他与陈修信感同身受）。
（四） 其实，当敦拉萨在1972年5月全面掌控局面后，也在同一个月在阿罗士打首次喊出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的愿景。但他不急于求成，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那就是他在1971年起即推动的搞好马中关系。1974年5月杪在时机成熟下，敦拉萨直访北京，达成马中建交。这种“化敌为友”的大动作是空前的大突破；尤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而马共仍在国内活动之际。也唯有敦拉萨敢于“破旧立新”，证诸了他接受智囊团的策略把“统战”推向新高点，不但抓住华人的心，也让所有马来西亚人团结在敦拉萨的领导之下；更进一步在东南亚树立典范，朝向不结盟及中立化的道路迈进。
就在敦拉萨访华凯旋归来之后的1974年6月1日，他郑重宣布国阵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国阵的诞生是敦拉萨一手操办的，也是巫统在他领导下建构的新政治格局。所有加盟的成员党在实质上不能说是发起人，只能说他们响应敦拉萨的号召。在大势所趋下，所有的盟友一起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接着在8月的大选，国阵漂亮胜出。“统战”发挥了它的巨大和无穷的威力，反对党只得靠边站。
（原载于2008年10月6日 《南洋商报》）
它的背景起于1969年“513”事件后。就在那一天，首任首相东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民主，停止政党活动的同时，也把权力转移给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的敦拉萨（以副首相身份掌权）。
那个时候，敦拉萨发现自1953年组成的联盟结构因大选失利已不适应当下的政治需求，因此思及改革。
随着他的谋士，尤其是当时的内长伊斯迈及外交部常务秘书长加沙里等人在金马仑商议后，决定朝向一个新的组合稳固执政权。另外，也有一些深谙左翼统战的助手包括如曾任副部长的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末及报人沙末伊斯迈协助出谋划策，于是有了下列的步骤：
（一） 敦拉萨以全国行动理事主任的身份在1970年正月组成全国协商理事会，成员包括在朝在野的政党和具有代表性人物，以便政府推行的政策取得各方认同，避免分化加深，唯不包括行动党和人社党。不知是否不想反对党在政坛消失或另有想法，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个协商会的作用就是使到全国行动理事会的政策合理化和具有代表性。手法如同左翼一向强调的“统战”，对孕育国阵概念起积极作用。
（二）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敦拉萨有鉴于砂州于1966年革除宁甘首席部长职后产生宪制危机而政局呈现不稳，乃在1970年通过密谈争取势力深入华社但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合作，以改变后者的反大马立场。当一切就绪后，敦拉萨宣布在1970年5月恢复砂州议会选举（因“513”爆发被展延），果然不出所料，砂州联盟（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公会组成）取得23席（其中砂华只占3席），人联党与宁甘的国民党各取得12席（总数48席）。由于有了事前的共识，人联党加入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可以视之为第二个“统战”成果。这意味着，人联党取代了砂华公会角色；后者也因之较后消失于政坛。
（三） 第三个“统战”成果在西马发酵。当1971年在槟州执政的民政党面临内哄而分裂后，敦拉萨协助林苍佑安然度过险关，促成1972年2月，民政与联盟正式在槟州组成联合政府。接着5月的时候，又与人民进步党在霹雳组成联合政府。进入5月份后，联盟与回教党在吉兰丹组联合政府呼之欲出，直到12月完成协议签署。换句话说，1972年是敦拉萨完成“政治统战”年，但也给马华公会带来一定的冲击。盖因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所致。即便在1971年2月国会民主重开后，马华曾展开轰动一时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因内部矛盾扩大而在4月又告分裂。由于团结运动戈然而止，马华只得眼看着联合政府一个又一个成立起来。这等于改变了最早期的三党联合的联盟结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后来这也导致陈修信在1974年退休而由李三春顶上，他是最后一名承诺马华加入国阵的组织，因为他与陈修信感同身受）。
（四） 其实，当敦拉萨在1972年5月全面掌控局面后，也在同一个月在阿罗士打首次喊出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的愿景。但他不急于求成，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那就是他在1971年起即推动的搞好马中关系。1974年5月杪在时机成熟下，敦拉萨直访北京，达成马中建交。这种“化敌为友”的大动作是空前的大突破；尤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而马共仍在国内活动之际。也唯有敦拉萨敢于“破旧立新”，证诸了他接受智囊团的策略把“统战”推向新高点，不但抓住华人的心，也让所有马来西亚人团结在敦拉萨的领导之下；更进一步在东南亚树立典范，朝向不结盟及中立化的道路迈进。
就在敦拉萨访华凯旋归来之后的1974年6月1日，他郑重宣布国阵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国阵的诞生是敦拉萨一手操办的，也是巫统在他领导下建构的新政治格局。所有加盟的成员党在实质上不能说是发起人，只能说他们响应敦拉萨的号召。在大势所趋下，所有的盟友一起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接着在8月的大选，国阵漂亮胜出。“统战”发挥了它的巨大和无穷的威力，反对党只得靠边站。
（原载于2008年10月6日 《南洋商报》）
内安法令碰撞部落客
当部落客遇上内安令（ISA）时，正如小孩撞正大人被“兴师问罪”而又不知该如何以对？这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议题：究竟部落客这样的个人行为怎么会触犯ISA法令呢？而ISA法令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得从ISA谈起。因为部落客未出世前，ISA早已存在，它不是为部落客而设置的。不幸的后来诞生的部落客却成为它的对象之一。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客不明究理。他们因此也发出一道问题：部落客今后该怎么看待ISA？
原来ISA是在1960年由政府在国会提出，全名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内部安全法令），它是用以取代早年英殖民地留下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因为马来亚也在这一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所谓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是早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其同路人而设的严峻条例。许多的左翼人士在这项条例下被逮捕，也有人被遣送出境。
虽然1960年的内安令与紧急法令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内政部长苏莱曼这样说：“任何反对该宪法修正案的人，可说是拥护共产党，并且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中国报，1960年4月26日）。当然不是反对的人就是共党的同情者。例如，人民进步党主席DR辛尼华沙甘，社阵的林建寿，回教党的韩尼化及马来亚党的陈期岳等人就不支持修宪动议，认为它违反基本人权，箝制言论自由。
由此来看，内安令最初是用来针对左翼运动和马共的活动。但随着时日的转移，内安令也用在反对党的身上，进而异议份子也不例外。以下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东姑时代（1960-1969年）
在东姑当政时期，左翼份子，尤其是社阵党人遭到最多的逮捕。甚至一度使到劳工党（社阵的伙伴之一）的中委有半数以上是被扣留的。换句话说，左翼运动在内安令下蒙受严重的打击，直到1969年“513”事件后，仍有不少左翼青年被投入扣留营。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1965年时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著名的马来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原农业部长阿都亚兹等人，指他们涉及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另一个变化是原本并不反对内安令的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在“513”后被扣捕。自此之后，他就强烈地反对内安令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东姑时期，内安令不仅是对付左翼人士，也用在反对党领袖的身上。与先前声言只用来对付共党人士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大前提则指被扣留者“危害国家的安全”，但不被非共人士所接受。
(二)敦拉萨时代（1971-1976）
这个时期内安令比较明显用来对付学生运动。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例如马大华文学会就被指卷入左翼运动。还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起而展开示威游行。例如学运领袖之一的安华就是在1974年被内安令扣留的。
就此而言，它的特征仍然是侧重在对某一个有行动有组织的运动采取较严厉的手段，自然引起非共组织发出异议的声音。
(三)胡先翁时代（1976-1981）
内安法令在1976年突然发难将矛头对向执政党人士，两名在敦拉萨时期被重用的前副部长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未被扣捕；再加上人社党（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未及前著名报人陈见辛（时已转任马华执行秘书长）和沙未依斯迈（最近才逝世）及行动党议员陈庆佳与陈国杰等人。这里头有“红色疑云”，也有“华教疑云”，但已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项运动的打压。
(四)马哈迪时代（1981-2003）
马哈迪在位最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当他就任时，共党威胁已大为减少，而且有迹象显示马共与马政府的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议证实了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斗生涯。至此基本上内安令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已不存在“马共或亲共”的“活动和威胁”。而个人的思想只要不化成行动，没有组织性，就不被视为一种威胁。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87年开展的茅草行动又再一次使到内安令成为一条争议性的法令。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105人，震惊国内外，事件的起因是董教总领导的一场运动，主要是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育者到华小担任高职。气氛是有些紧张，但被捕名单中则是令人侧目的。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卡巴星、V.大卫、董总顾问沈慕羽和主席林晃升、学者詹德拉慕扎法、柯嘉逊等人。这之中还包括巫统、马华、民政及回教党人士。
这是顺势的大逮捕，因为被捕者有相当部份未参加董教总的抗议运动，而是属于异议份子和知识分子。
马哈迪的断然行动，引起巨大的反弹，政府指责华教运动已超越容忍度，才有如此大规模的措施；然民间和反对党强烈抗议。当时基于执政党过于强大，茅草行动也成为马哈迪当政下的强权政治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马哈迪也用内安令对付回教异教徒的澳尔根回教运动，并将此组织解散。
此时的内安令进一步脱离原先制定的目的。因此出人意表之外的是：即使是在1960年制订此法令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逮捕后也发出废除内安令的声音。他这样说：“政治领袖和社会工作者在内安令下被逮捕，这是不民主的，并且违反宪法原则。内安令是用来扣留共产份子，不是普通人民。”（引自《ISA KESELAMATAN NEGARA，1988》。吊诡的是：马哈迪在1966年当还是后座议员时也认为没有人喜欢内安令，它是违反民主的（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同样的，当今首相阿都拉在1988年时也批评马哈迪引用内安令使异议者失声。（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五)阿都拉时代（2003- ）
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后，并没有使内安令成为一个争议课题，而是直到最近因动用ISA扣捕三名人士竟引起巨大反弹，实在是始料不及。比起马哈迪来，他显然是比较温和的，但因此次案情之不同和时局的大转变，也促使他马上直接干预。《星洲日报》的记者陈云清也因此在被扣留18小时后获释（13-9-2008）；另一名行动党议员郭素沁则在被扣7天后获得自由（19-9-08）。不仅于此，阿都拉也表明，不想动用内安令捉人。可见，在权衡轻重后，他已认为没有必要将ISA与当下时局挂钩。因为这个时候，反对内安令的大有人在。连执政党的马华和民政也疾呼必须要检讨内安令；反对党直裁了当要求及早废除。民间的反对声以律师公会的特大最为响亮，共700余人齐声要终止内安令。他们也声援“部落客之父”拉惹柏特拉，促请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不过，拉惹柏特拉没有前两位幸运，他在9月23日被送往甘文丁拘留营继续扣留。政府的捉3放2似乎是告诫部落客，不要“滥用自由”。
不论政府出自何种理由继续扣留拉惹柏特拉，它的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的部落客在发问：纲络的通讯是否抵触了IS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来看。其一电脑的革命是近10年才突显它的奇特功能。过去我们只能依赖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提供新闻和讯息，而这些传媒都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与过滤，并不能满足于每一个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任何要表达自身的言论的途径或是出单行本，这不必先申请准证，而是出版后若有问题，政府有权禁止或针对文字提控。可是出书是要资金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互联网尤其是部落客大行其道时，人们可以不必花什么费用就可将言论、图片。和影像公诸于世。不仅个人满足，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出来与其它人分享。
其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设部落格，用写日记的方式发表文章或图片乃至活动录影，但由于人数之多，不是人人都上网浏览的，这就涉及个人的名气。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林吉祥的部落格就十分火红，因为他们是名人。不过还有一个火红的名字就是拉惹柏特拉的MALAYSIA TODAY网站。他不仅及时针对时弊作出批评，也爱爆料，成为其它网站转用的热门文章。
抑有进者，他因为有特殊的背景，也成了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正因为拉惹柏特拉懂得宣传和提供火爆新闻，他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其它政要名人了。
他是一名最成功的非政要而出名的部落客，被形容为“部落客之父”。不必通过电视，也不必通过报纸，他使部落格发挥无比的威力，令人不得不惊讶它的影响力。
较部落格早些出道的互联网和各类网站，也正方兴未艾地挤入媒体世界。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互联网何时能取代平面媒体，但我们却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互联网及部落格会越来越普及，自己做记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多到难计其数。
固然我们同意部落格的文字与图片要自我控制与克制，但它应该比传统的媒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涉及敏感，诽谤或恶意破坏，它是被允许通行的，其实要禁也禁不来。就如黄志明的“国歌”事件被炒红也是因势利导，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只要当成一种搞笑的玩意儿看待，也就无需过于敏感反应。
无论如何，内安令今天用来对付部落客显得跟不上时代，也会应付不暇。在尚有其它法令用来对付出格的言论，大可不必像过去般将大帽子扣下来。也许经过部落客碰撞后，大家有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言行在没有组织和行动下，它是不是自由的？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得从ISA谈起。因为部落客未出世前，ISA早已存在，它不是为部落客而设置的。不幸的后来诞生的部落客却成为它的对象之一。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客不明究理。他们因此也发出一道问题：部落客今后该怎么看待ISA？
原来ISA是在1960年由政府在国会提出，全名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内部安全法令），它是用以取代早年英殖民地留下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因为马来亚也在这一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所谓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是早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其同路人而设的严峻条例。许多的左翼人士在这项条例下被逮捕，也有人被遣送出境。
虽然1960年的内安令与紧急法令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内政部长苏莱曼这样说：“任何反对该宪法修正案的人，可说是拥护共产党，并且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中国报，1960年4月26日）。当然不是反对的人就是共党的同情者。例如，人民进步党主席DR辛尼华沙甘，社阵的林建寿，回教党的韩尼化及马来亚党的陈期岳等人就不支持修宪动议，认为它违反基本人权，箝制言论自由。
由此来看，内安令最初是用来针对左翼运动和马共的活动。但随着时日的转移，内安令也用在反对党的身上，进而异议份子也不例外。以下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东姑时代（1960-1969年）
在东姑当政时期，左翼份子，尤其是社阵党人遭到最多的逮捕。甚至一度使到劳工党（社阵的伙伴之一）的中委有半数以上是被扣留的。换句话说，左翼运动在内安令下蒙受严重的打击，直到1969年“513”事件后，仍有不少左翼青年被投入扣留营。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1965年时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著名的马来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原农业部长阿都亚兹等人，指他们涉及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另一个变化是原本并不反对内安令的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在“513”后被扣捕。自此之后，他就强烈地反对内安令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东姑时期，内安令不仅是对付左翼人士，也用在反对党领袖的身上。与先前声言只用来对付共党人士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大前提则指被扣留者“危害国家的安全”，但不被非共人士所接受。
(二)敦拉萨时代（1971-1976）
这个时期内安令比较明显用来对付学生运动。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例如马大华文学会就被指卷入左翼运动。还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起而展开示威游行。例如学运领袖之一的安华就是在1974年被内安令扣留的。
就此而言，它的特征仍然是侧重在对某一个有行动有组织的运动采取较严厉的手段，自然引起非共组织发出异议的声音。
(三)胡先翁时代（1976-1981）
内安法令在1976年突然发难将矛头对向执政党人士，两名在敦拉萨时期被重用的前副部长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未被扣捕；再加上人社党（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未及前著名报人陈见辛（时已转任马华执行秘书长）和沙未依斯迈（最近才逝世）及行动党议员陈庆佳与陈国杰等人。这里头有“红色疑云”，也有“华教疑云”，但已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项运动的打压。
(四)马哈迪时代（1981-2003）
马哈迪在位最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当他就任时，共党威胁已大为减少，而且有迹象显示马共与马政府的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议证实了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斗生涯。至此基本上内安令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已不存在“马共或亲共”的“活动和威胁”。而个人的思想只要不化成行动，没有组织性，就不被视为一种威胁。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87年开展的茅草行动又再一次使到内安令成为一条争议性的法令。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105人，震惊国内外，事件的起因是董教总领导的一场运动，主要是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育者到华小担任高职。气氛是有些紧张，但被捕名单中则是令人侧目的。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卡巴星、V.大卫、董总顾问沈慕羽和主席林晃升、学者詹德拉慕扎法、柯嘉逊等人。这之中还包括巫统、马华、民政及回教党人士。
这是顺势的大逮捕，因为被捕者有相当部份未参加董教总的抗议运动，而是属于异议份子和知识分子。
马哈迪的断然行动，引起巨大的反弹，政府指责华教运动已超越容忍度，才有如此大规模的措施；然民间和反对党强烈抗议。当时基于执政党过于强大，茅草行动也成为马哈迪当政下的强权政治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马哈迪也用内安令对付回教异教徒的澳尔根回教运动，并将此组织解散。
此时的内安令进一步脱离原先制定的目的。因此出人意表之外的是：即使是在1960年制订此法令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逮捕后也发出废除内安令的声音。他这样说：“政治领袖和社会工作者在内安令下被逮捕，这是不民主的，并且违反宪法原则。内安令是用来扣留共产份子，不是普通人民。”（引自《ISA KESELAMATAN NEGARA，1988》。吊诡的是：马哈迪在1966年当还是后座议员时也认为没有人喜欢内安令，它是违反民主的（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同样的，当今首相阿都拉在1988年时也批评马哈迪引用内安令使异议者失声。（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五)阿都拉时代（2003- ）
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后，并没有使内安令成为一个争议课题，而是直到最近因动用ISA扣捕三名人士竟引起巨大反弹，实在是始料不及。比起马哈迪来，他显然是比较温和的，但因此次案情之不同和时局的大转变，也促使他马上直接干预。《星洲日报》的记者陈云清也因此在被扣留18小时后获释（13-9-2008）；另一名行动党议员郭素沁则在被扣7天后获得自由（19-9-08）。不仅于此，阿都拉也表明，不想动用内安令捉人。可见，在权衡轻重后，他已认为没有必要将ISA与当下时局挂钩。因为这个时候，反对内安令的大有人在。连执政党的马华和民政也疾呼必须要检讨内安令；反对党直裁了当要求及早废除。民间的反对声以律师公会的特大最为响亮，共700余人齐声要终止内安令。他们也声援“部落客之父”拉惹柏特拉，促请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不过，拉惹柏特拉没有前两位幸运，他在9月23日被送往甘文丁拘留营继续扣留。政府的捉3放2似乎是告诫部落客，不要“滥用自由”。
不论政府出自何种理由继续扣留拉惹柏特拉，它的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的部落客在发问：纲络的通讯是否抵触了IS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来看。其一电脑的革命是近10年才突显它的奇特功能。过去我们只能依赖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提供新闻和讯息，而这些传媒都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与过滤，并不能满足于每一个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任何要表达自身的言论的途径或是出单行本，这不必先申请准证，而是出版后若有问题，政府有权禁止或针对文字提控。可是出书是要资金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互联网尤其是部落客大行其道时，人们可以不必花什么费用就可将言论、图片。和影像公诸于世。不仅个人满足，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出来与其它人分享。
其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设部落格，用写日记的方式发表文章或图片乃至活动录影，但由于人数之多，不是人人都上网浏览的，这就涉及个人的名气。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林吉祥的部落格就十分火红，因为他们是名人。不过还有一个火红的名字就是拉惹柏特拉的MALAYSIA TODAY网站。他不仅及时针对时弊作出批评，也爱爆料，成为其它网站转用的热门文章。
抑有进者，他因为有特殊的背景，也成了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正因为拉惹柏特拉懂得宣传和提供火爆新闻，他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其它政要名人了。
他是一名最成功的非政要而出名的部落客，被形容为“部落客之父”。不必通过电视，也不必通过报纸，他使部落格发挥无比的威力，令人不得不惊讶它的影响力。
较部落格早些出道的互联网和各类网站，也正方兴未艾地挤入媒体世界。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互联网何时能取代平面媒体，但我们却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互联网及部落格会越来越普及，自己做记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多到难计其数。
固然我们同意部落格的文字与图片要自我控制与克制，但它应该比传统的媒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涉及敏感，诽谤或恶意破坏，它是被允许通行的，其实要禁也禁不来。就如黄志明的“国歌”事件被炒红也是因势利导，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只要当成一种搞笑的玩意儿看待，也就无需过于敏感反应。
无论如何，内安令今天用来对付部落客显得跟不上时代，也会应付不暇。在尚有其它法令用来对付出格的言论，大可不必像过去般将大帽子扣下来。也许经过部落客碰撞后，大家有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言行在没有组织和行动下，它是不是自由的？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从916看砂州两个实例 （天下纵横）
安华916“逼宫”行动引发了对宪法条文的争议，有法律专家引述了两个历史案例，都是发生在砂拉越的。一个是1966年的“宁甘事件”；另一个是1987年的“明阁事件”。虽然这两件事与“916事件”不能相提并论，也有其不同的性质，但重提砂州的两个“宪制危机”，倒可温故知新，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个所谓“宁甘事件”（不要误会，不是司法风波的宁甘，而是当时的砂州首席部长）是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即出任砂州首席部长的加弄宁甘(Kalong Ningkan)(1921-1997)。他是伊班族人的首领，领导国民党加入砂拉越的联盟，其他成员党有土著党及保守党（1974年如今这两个政党已合并成执政砂州的土著保守党）和砂华公会，而反对党则有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
1966年，宁甘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及不要太快马来西亚化砂州公务员，而是希望“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起被列为官方用途语文，引起土著党的反对。当时土著党的一名州部长就是当今砂州首席部长泰益，他因此被革州部长职。
由于事态恶化，中央政府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通过中央联盟于1966年7月革除宁甘的首席部长职，改以保守党的达成施里（也是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当时联盟控制州议会21席。这21席刚好半数。其议席是这样分配的：州议会共36席民选，再加6席由执政党委任，共42席。反对党（即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各5席）只有10席，剩下32席归联盟4党拥有，在扣掉宁甘的国民党11席后，联盟尚有21席。
由于中央政府未通过议会投下不信任票，而是强制罢黜首长，导致宁甘向高庭起诉，并宣布国民党退出砂州联盟。高庭法官在1966年9月判宁甘胜诉。于是宁甘又回来担任首席部长。
东姑不就此罢休，通过砂元首宣布砂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同一个月内在（9月19日）国会通过修宪，授权砂元首有权召开州立法议会，并有权革除未受大多数议员支持的首席部长。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砂州立法议会召开（9月23日），共有25名议员投下不信任票，宁甘终于被罢免，改由达咸施里再任首长。虽然宁甘不服，但大势已去，从此再也爬不起来。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首长也就以悲剧收场。
这之中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通过议会才能合法地罢免首席部长，而不是中央可随意换人。此为砂州第一次宪制危机。
第二个所谓“明阁事件”是发生在1987年。事缘在1987年3月1日砂《论坛报》忽然刊登有4名州部长及3名州部长已向州政府提出辞职，理由是不满砂首席部长泰益的领导方式。第二天报纸进一步揭露有28名砂州议员（此时砂州议会共有48名州议员）齐集吉隆坡明阁酒店召开会议，联名呈函要求首席部长光荣引退。而领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他准备卷土重来（巧合的是阿都拉曼耶谷与泰益是叔侄关系）。
阿都拉曼耶谷不是等闲之辈，他原是土著党主席，在东姑时代曾出任中央教育部长。1969年他回到砂州参加州选，准备出任首席部长。因“513”事件爆发，砂州选举延至1970年才进行投票。选举结果是人联党12席、国民党12席、土著党12 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在没有一党控制的局面下，身为中央政府大权在握的敦拉萨忽然来一个大转变，招左翼的人联党加盟联合执政而摒弃国民党。于是政坛爆出惊人新闻：砂州政坛大洗牌，由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
1979年砂州大选后，阿都拉曼耶谷政治势力转弱，而于1981 年让出首席部长予泰益，自身转任没有实权的砂州元首。这样一来，泰益成了土保党的主席（在成为首席部长前，泰益也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就是为什么今日的砂州，由土著保守党守撑控整个政局。
由此可见，泰益不是省油的灯，当阿都拉曼耶谷“逼宫”几近成功的当儿（在同一天（3月11日）在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要夺权），泰益使出杀手锏，向州元首阿邦再尼建议解散州议会，宣布闪电大选。
大选订于1987 年4月15 日及16日投票。结果是国阵赢得28席（土保党14席、人联党11席及已重回国阵的国民党3席）；反之由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则夺得20席（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这样一来，耶谷夺权美梦破灭，从此再也掀不起波浪，直到去年耶谷与泰益才消弭20余年的叔侄政治恩怨。
从上述两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解决宪制危机的两个方案都是回到立法议会。一个是通过立法议会投票来罢黜首席部长；一个是解散立法议会，通过选举解决宪制危机。不论用那一种方式，砂州元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表现了一切的纷争都必须按民主的程序来进行。
由这两个实例来看，“916事件”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第一个所谓“宁甘事件”（不要误会，不是司法风波的宁甘，而是当时的砂州首席部长）是指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即出任砂州首席部长的加弄宁甘(Kalong Ningkan)(1921-1997)。他是伊班族人的首领，领导国民党加入砂拉越的联盟，其他成员党有土著党及保守党（1974年如今这两个政党已合并成执政砂州的土著保守党）和砂华公会，而反对党则有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
1966年，宁甘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及不要太快马来西亚化砂州公务员，而是希望“婆罗州化”砂州行政，且同意将华文、伊班文、马来文及英文一起被列为官方用途语文，引起土著党的反对。当时土著党的一名州部长就是当今砂州首席部长泰益，他因此被革州部长职。
由于事态恶化，中央政府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通过中央联盟于1966年7月革除宁甘的首席部长职，改以保守党的达成施里（也是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当时联盟控制州议会21席。这21席刚好半数。其议席是这样分配的：州议会共36席民选，再加6席由执政党委任，共42席。反对党（即人联党与国家统一党各5席）只有10席，剩下32席归联盟4党拥有，在扣掉宁甘的国民党11席后，联盟尚有21席。
由于中央政府未通过议会投下不信任票，而是强制罢黜首长，导致宁甘向高庭起诉，并宣布国民党退出砂州联盟。高庭法官在1966年9月判宁甘胜诉。于是宁甘又回来担任首席部长。
东姑不就此罢休，通过砂元首宣布砂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同一个月内在（9月19日）国会通过修宪，授权砂元首有权召开州立法议会，并有权革除未受大多数议员支持的首席部长。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砂州立法议会召开（9月23日），共有25名议员投下不信任票，宁甘终于被罢免，改由达咸施里再任首长。虽然宁甘不服，但大势已去，从此再也爬不起来。这位宣称有华人血统的首长也就以悲剧收场。
这之中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通过议会才能合法地罢免首席部长，而不是中央可随意换人。此为砂州第一次宪制危机。
第二个所谓“明阁事件”是发生在1987年。事缘在1987年3月1日砂《论坛报》忽然刊登有4名州部长及3名州部长已向州政府提出辞职，理由是不满砂首席部长泰益的领导方式。第二天报纸进一步揭露有28名砂州议员（此时砂州议会共有48名州议员）齐集吉隆坡明阁酒店召开会议，联名呈函要求首席部长光荣引退。而领导这场“革命”的正是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他准备卷土重来（巧合的是阿都拉曼耶谷与泰益是叔侄关系）。
阿都拉曼耶谷不是等闲之辈，他原是土著党主席，在东姑时代曾出任中央教育部长。1969年他回到砂州参加州选，准备出任首席部长。因“513”事件爆发，砂州选举延至1970年才进行投票。选举结果是人联党12席、国民党12席、土著党12 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在没有一党控制的局面下，身为中央政府大权在握的敦拉萨忽然来一个大转变，招左翼的人联党加盟联合执政而摒弃国民党。于是政坛爆出惊人新闻：砂州政坛大洗牌，由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
1979年砂州大选后，阿都拉曼耶谷政治势力转弱，而于1981 年让出首席部长予泰益，自身转任没有实权的砂州元首。这样一来，泰益成了土保党的主席（在成为首席部长前，泰益也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就是为什么今日的砂州，由土著保守党守撑控整个政局。
由此可见，泰益不是省油的灯，当阿都拉曼耶谷“逼宫”几近成功的当儿（在同一天（3月11日）在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要夺权），泰益使出杀手锏，向州元首阿邦再尼建议解散州议会，宣布闪电大选。
大选订于1987 年4月15 日及16日投票。结果是国阵赢得28席（土保党14席、人联党11席及已重回国阵的国民党3席）；反之由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则夺得20席（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这样一来，耶谷夺权美梦破灭，从此再也掀不起波浪，直到去年耶谷与泰益才消弭20余年的叔侄政治恩怨。
从上述两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解决宪制危机的两个方案都是回到立法议会。一个是通过立法议会投票来罢黜首席部长；一个是解散立法议会，通过选举解决宪制危机。不论用那一种方式，砂州元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表现了一切的纷争都必须按民主的程序来进行。
由这两个实例来看，“916事件”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
3.10.08
學者良方 馬華巫統一起變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2日
（吉隆坡21日訊）在308大選重挫后的馬華前路茫茫，學者與時評員為它開出良方：「退出國陣，迫使巫統一起走多元路線」、「給巫統期限，否則退出內閣」、「先確定自己政治路線，再選擇前路」。
南洋理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何啟良博士認為，如果馬華要轉型成多元政黨，那么馬華就必須讓巫統也走向多元政黨，而方法之一就是讓巫統下臺，與巫統一起陪葬，彼此痛定思痛后再重新出發。
他認為， 馬華現在有4 個選擇，退出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反之則成為退出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留在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或維持現狀，呆在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的特征。
他對《東方日報》說，「而馬華現在是朝向第4個選擇發展，即呆在國陣，並希望轉型成為多元
種族政黨。」
他說，有關轉型是一個進步的想法，但是這樣轉型並不徹底，除非可以迫使巫統也一起走向多元
政黨路線。「馬華可以促成巫統下臺，也就是退出國陣，但不一定加入民聯。就是要失去政權之后,它（巫統）才會感覺到疼，才會反省，才會思考走多元種族路向的這個問題。」
「馬華的命運是與巫統在一起，參與民聯的機會很小。它（馬華）不如讓巫統下臺，再浴火重生，在累積力量后重新執政，就好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他也認為，如果一旦民聯真的取代國陣執政，對馬華有好處，因為這將讓馬華可以進一步督促巫統檢討種族政策。例如，在批評有關政策上更加銳利，而巫統一旦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將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再等待下屆大選與民聯競爭。
轉型需考慮票源
他強調，多元種族路線提出來容易，但知易行難，因為其他族群並不需要馬華來代表這些族群，因此馬華轉型成多元政黨必須考慮到票源、自己的形象等問題。
另外，受訪的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也認同馬華與巫統是共同體，兩者應該一同做出改革的說法。他甚至建議馬華對巫統下最后通牒，限定在今年年底，要求巫統與馬華做出改變，改變一黨獨大的情況，否則馬華選擇退出內閣。
他指出，馬華如果要求理念上轉多元化，但是並沒有促使巫統做出改變，這個口號依然無法取信于民。
「今天我們反對一黨獨大、政治霸權。而今天能夠明確表示反對霸權政治的人，不是馬華，是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
他諷刺說，即使馬華本身轉型，轉得多么漂亮，但是這種「孤芳自賞」的行為，沒有巫統配合也不行。
「巫統強硬，你一切都做不來。我們應該回到陳修信有勇氣的年代，給巫統期限至今年底12月，如果巫統不改變，馬華退出內閣。」
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現在是一個英雄的年代，我們不要隨波逐流的民族。如果安華奪權，（民主行動黨或馬華）誰肯為華人講話，誰能帶領華社方向，我們就支持誰。黃家定說，馬華是華社的保鏢。我們不要你做保鏢，要你做華社的領航人，帶領我們走。」
詢及馬華是否有本錢向巫統下通牒，威脅退出內閣的問題，他強調，與其5年后馬華一起與巫統打烊，不如須孤注一擲給巫統下期限，要求巫統做出改變。
他分析，如果巫統不理會馬華的通牒，尋找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甚至行動黨來代表華社，只會讓這些替代馬華的政黨成為「民族罪人」。
「你找行動黨啦，人民就會想，為了做官，這樣的人也可以選啊，下次給它倒。」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2日
（吉隆坡21日訊）在308大選重挫后的馬華前路茫茫，學者與時評員為它開出良方：「退出國陣，迫使巫統一起走多元路線」、「給巫統期限，否則退出內閣」、「先確定自己政治路線，再選擇前路」。
南洋理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何啟良博士認為，如果馬華要轉型成多元政黨，那么馬華就必須讓巫統也走向多元政黨，而方法之一就是讓巫統下臺，與巫統一起陪葬，彼此痛定思痛后再重新出發。
他認為， 馬華現在有4 個選擇，退出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反之則成為退出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留在國陣，成為多元種族政黨，或維持現狀，呆在國陣，保持單元種族政黨的特征。
他對《東方日報》說，「而馬華現在是朝向第4個選擇發展，即呆在國陣，並希望轉型成為多元
種族政黨。」
他說，有關轉型是一個進步的想法，但是這樣轉型並不徹底，除非可以迫使巫統也一起走向多元
政黨路線。「馬華可以促成巫統下臺，也就是退出國陣，但不一定加入民聯。就是要失去政權之后,它（巫統）才會感覺到疼，才會反省，才會思考走多元種族路向的這個問題。」
「馬華的命運是與巫統在一起，參與民聯的機會很小。它（馬華）不如讓巫統下臺，再浴火重生，在累積力量后重新執政，就好像臺灣的國民黨一樣。」
他也認為，如果一旦民聯真的取代國陣執政，對馬華有好處，因為這將讓馬華可以進一步督促巫統檢討種族政策。例如，在批評有關政策上更加銳利，而巫統一旦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將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再等待下屆大選與民聯競爭。
轉型需考慮票源
他強調，多元種族路線提出來容易，但知易行難，因為其他族群並不需要馬華來代表這些族群，因此馬華轉型成多元政黨必須考慮到票源、自己的形象等問題。
另外，受訪的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也認同馬華與巫統是共同體，兩者應該一同做出改革的說法。他甚至建議馬華對巫統下最后通牒，限定在今年年底，要求巫統與馬華做出改變，改變一黨獨大的情況，否則馬華選擇退出內閣。
他指出，馬華如果要求理念上轉多元化，但是並沒有促使巫統做出改變，這個口號依然無法取信于民。
「今天我們反對一黨獨大、政治霸權。而今天能夠明確表示反對霸權政治的人，不是馬華，是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
他諷刺說，即使馬華本身轉型，轉得多么漂亮，但是這種「孤芳自賞」的行為，沒有巫統配合也不行。
「巫統強硬，你一切都做不來。我們應該回到陳修信有勇氣的年代，給巫統期限至今年底12月，如果巫統不改變，馬華退出內閣。」
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說，「現在是一個英雄的年代，我們不要隨波逐流的民族。如果安華奪權，（民主行動黨或馬華）誰肯為華人講話，誰能帶領華社方向，我們就支持誰。黃家定說，馬華是華社的保鏢。我們不要你做保鏢，要你做華社的領航人，帶領我們走。」
詢及馬華是否有本錢向巫統下通牒，威脅退出內閣的問題，他強調，與其5年后馬華一起與巫統打烊，不如須孤注一擲給巫統下期限，要求巫統做出改變。
他分析，如果巫統不理會馬華的通牒，尋找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甚至行動黨來代表華社，只會讓這些替代馬華的政黨成為「民族罪人」。
「你找行動黨啦，人民就會想，為了做官，這樣的人也可以選啊，下次給它倒。」
馬華須打破格局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多位著名學者以及媒體人都不認同結合國陣內華人議員的政治力量，向巫統施壓，並認為此建議格局太小或不切實際。
拿督謝詩堅率先批評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有相同的利害關係才能合作，但是東馬各黨面對問題不同，如何合作？
他說，東西馬各成員黨面對的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砂拉越人聯黨，「對手」是土保黨，跟巫統並沒有過節，如何與馬華聯合？他批評，這建議不切實際，最后只落得「自彈自唱」情況。
據報導，目前已表態競選馬華署理總會長的前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細歷認為，馬華可凝聚國陣內華人議員力量，向巫統施壓，進而為華人爭取更大的權益。
而祝家華也認為，如果只是團結國陣內華人議員的力量，這個建議格局太小，而且也掉入馬華舊的政治思維，不利馬華。
「馬華現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格局。而且，這個建議必須凝聚華人議員的力量，目前看情況，這個建議的弱點是，缺乏一個這樣的領袖去領導。」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多位著名學者以及媒體人都不認同結合國陣內華人議員的政治力量，向巫統施壓，並認為此建議格局太小或不切實際。
拿督謝詩堅率先批評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有相同的利害關係才能合作，但是東馬各黨面對問題不同，如何合作？
他說，東西馬各成員黨面對的問題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砂拉越人聯黨，「對手」是土保黨，跟巫統並沒有過節，如何與馬華聯合？他批評，這建議不切實際，最后只落得「自彈自唱」情況。
據報導，目前已表態競選馬華署理總會長的前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細歷認為，馬華可凝聚國陣內華人議員力量，向巫統施壓，進而為華人爭取更大的權益。
而祝家華也認為，如果只是團結國陣內華人議員的力量，這個建議格局太小，而且也掉入馬華舊的政治思維，不利馬華。
「馬華現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格局。而且，這個建議必須凝聚華人議員的力量，目前看情況，這個建議的弱點是，缺乏一個這樣的領袖去領導。」
行動黨競爭 馬華無法獨立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學者與時評員皆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或無法與民主行動黨競爭。
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可能無法與現在的民主行動黨競爭，最終下場可能比留在國陣更淒慘。他直言，「國陣的機制已經坏了，馬華如果退出國陣，成為孤軍作戰的政黨，將比行動黨更慘。」
「馬華從來沒有從國陣中獨立出來，現在你（馬華）出來，就會被人標簽成華人沙文主義政黨。而現在民主行動黨這么強大，兩三下就把你壓下去。」
「為什么50年后人民開始不要選你呢？因為國陣的機制已經出了問題，你自己還不想改革。馬華在國陣里頭已經腐爛到一半。」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馬華退出國陣，名義上說為華族奮鬥但是為何馬華做不到的事情，行動黨卻做得到，例如華人新村地契問題，那么馬華要如何與行動黨競爭？
據報導，馬華元老丹斯里李金獅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馬華可以退出國陣，但也不加入民聯，成為獨立的少數集團，在下屆大選中在有把握的地區全面開打，以獲得的議席來左右政局，因為他
認為：「進可攻，退可守，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為華人謀福利，就加入誰。」
對此，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認為，李金獅的建議很理想，但是馬華目前是否有這樣思想的戰略，目前還看不出來。
「這也關係到馬華對國家前景有怎樣的理想，例如是否要推行政治民主化。馬華如果要退出國陣，它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例如要求政治民主化。」
他強調，即使馬華聽從李金獅的建議，但如果做不到樹立自己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也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
馬華有泡沬化之虞
「我們也知道，現在也沒有幾個華人比較多的選區，因此要得到人民支持，只能打破自己的格局，成為多元化政黨。如果它繼續保留單一族群政黨，它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前方的路越走越窄。」
學者何啟良博士也認為李金獅的建議行不通，甚至會讓馬華流失大量選票，最終得不償失。據他分析，馬華成為關鍵少數條件在于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州議員，但是一旦退出國陣，議員的數量還會有多少？是否經得起選舉的考驗？
「這些馬華議員所獲得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國陣的選民，而且當中相當部分是馬來選民。如果馬華本身旗幟選舉，我相信這邊的票源可能讓它無法獲得與現今一樣多的議員人數。一旦議員人數少了一半，那么這個關鍵少數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他也認為，一旦馬華以自己的旗幟去吸引華人或其他族群的支持，對馬華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因為民聯也逐漸壯大，華人可以直接支持民主行動黨就好了。
「萬一搞個不好的話，馬華甚至可能會泡沫化。一旦加入民聯，馬華到底有沒有能力與民聯中華人代表的黨區分開來？」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3日
（吉隆坡22日訊）學者與時評員皆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或無法與民主行動黨競爭。
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不可能跳出國陣成為獨立政黨，因為馬華可能無法與現在的民主行動黨競爭，最終下場可能比留在國陣更淒慘。他直言，「國陣的機制已經坏了，馬華如果退出國陣，成為孤軍作戰的政黨，將比行動黨更慘。」
「馬華從來沒有從國陣中獨立出來，現在你（馬華）出來，就會被人標簽成華人沙文主義政黨。而現在民主行動黨這么強大，兩三下就把你壓下去。」
「為什么50年后人民開始不要選你呢？因為國陣的機制已經出了問題，你自己還不想改革。馬華在國陣里頭已經腐爛到一半。」他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馬華退出國陣，名義上說為華族奮鬥但是為何馬華做不到的事情，行動黨卻做得到，例如華人新村地契問題，那么馬華要如何與行動黨競爭？
據報導，馬華元老丹斯里李金獅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馬華可以退出國陣，但也不加入民聯，成為獨立的少數集團，在下屆大選中在有把握的地區全面開打，以獲得的議席來左右政局，因為他
認為：「進可攻，退可守，加入哪一個集團可以為華人謀福利，就加入誰。」
對此，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認為，李金獅的建議很理想，但是馬華目前是否有這樣思想的戰略，目前還看不出來。
「這也關係到馬華對國家前景有怎樣的理想，例如是否要推行政治民主化。馬華如果要退出國陣，它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例如要求政治民主化。」
他強調，即使馬華聽從李金獅的建議，但如果做不到樹立自己進一步的政治立場，也很難獲得人民的支持。
馬華有泡沬化之虞
「我們也知道，現在也沒有幾個華人比較多的選區，因此要得到人民支持，只能打破自己的格局，成為多元化政黨。如果它繼續保留單一族群政黨，它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前方的路越走越窄。」
學者何啟良博士也認為李金獅的建議行不通，甚至會讓馬華流失大量選票，最終得不償失。據他分析，馬華成為關鍵少數條件在于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州議員，但是一旦退出國陣，議員的數量還會有多少？是否經得起選舉的考驗？
「這些馬華議員所獲得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國陣的選民，而且當中相當部分是馬來選民。如果馬華本身旗幟選舉，我相信這邊的票源可能讓它無法獲得與現今一樣多的議員人數。一旦議員人數少了一半，那么這個關鍵少數的條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他也認為，一旦馬華以自己的旗幟去吸引華人或其他族群的支持，對馬華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因為民聯也逐漸壯大，華人可以直接支持民主行動黨就好了。
「萬一搞個不好的話，馬華甚至可能會泡沫化。一旦加入民聯，馬華到底有沒有能力與民聯中華人代表的黨區分開來？」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謝詩堅：沒鞏固國陣平權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吉隆坡23日訊）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自獨立以來，不斷委曲求全讓巫統分化華社的利益來與其他成員黨鬥爭，因此演變成巫統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
他指出，馬華與巫統在獨立前與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爭取獨立，在當時，馬華與巫統還是平等的。
「什么時候改變了這個平等地位？那是發生在1959年，我國第一次大選，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大選。」
他披露，當時馬華雖然由林蒼佑領導，但是黨中派系很多，包括陳孝式派系、陳修信派系，黨內情形可說是四分五裂。「那時林蒼佑作總會長，在黨中央取得主導權。他當時希望避免巫統一黨坐大的情況，就有馬華在大選時永遠有1/3的席位的想法。」
「林蒼佑有信心贏完全部席位，而且1/3議席也不過分，因為當時華人還占約3 0 %。據計算，1959年大選共有104席，林蒼佑希望得到最多40席，最少也不能少過35席。」
「因此，當時林蒼佑給了東姑阿都拉曼一封密函，當中提到他的要求。東姑阿都拉曼當時沒有答應，因為擔心給華人太多席位，馬來人會反他，事情就沒了下文。」「當時馬華發生很多紛爭，而東姑就選擇與陳修信討論大選席位，而不是林蒼佑。結果，大選席位分配出來，馬華只獲得32多席，不到1 / 3席位。那時馬華就分裂了，而林蒼佑則選擇離開（馬華）。」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當時1959年大馬獨立后第一場全國選舉舉行，馬華32席中只獲得19席，成績也還可以，但是當時陳修信感覺到這樣的成績大部分是因為馬來人的支持，因此在這之后都沒有向巫統要求平等對待，把馬華的身分降了一級。
「所以我們說，從1959年開始，馬華並沒有鞏固自己在國陣內平權的地位，反而是降了一級。」他認同這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而美其名是為了種族和諧。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謝詩堅：沒鞏固國陣平權
馬華求全 巫統坐大
（吉隆坡23日訊）資深媒體人拿督謝詩堅認為，馬華自獨立以來，不斷委曲求全讓巫統分化華社的利益來與其他成員黨鬥爭，因此演變成巫統現在一黨獨大的情況。
他指出，馬華與巫統在獨立前與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爭取獨立，在當時，馬華與巫統還是平等的。
「什么時候改變了這個平等地位？那是發生在1959年，我國第一次大選，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大選。」
他披露，當時馬華雖然由林蒼佑領導，但是黨中派系很多，包括陳孝式派系、陳修信派系，黨內情形可說是四分五裂。「那時林蒼佑作總會長，在黨中央取得主導權。他當時希望避免巫統一黨坐大的情況，就有馬華在大選時永遠有1/3的席位的想法。」
「林蒼佑有信心贏完全部席位，而且1/3議席也不過分，因為當時華人還占約3 0 %。據計算，1959年大選共有104席，林蒼佑希望得到最多40席，最少也不能少過35席。」
「因此，當時林蒼佑給了東姑阿都拉曼一封密函，當中提到他的要求。東姑阿都拉曼當時沒有答應，因為擔心給華人太多席位，馬來人會反他，事情就沒了下文。」「當時馬華發生很多紛爭，而東姑就選擇與陳修信討論大選席位，而不是林蒼佑。結果，大選席位分配出來，馬華只獲得32多席，不到1 / 3席位。那時馬華就分裂了，而林蒼佑則選擇離開（馬華）。」
他對《東方日報》指出，當時1959年大馬獨立后第一場全國選舉舉行，馬華32席中只獲得19席，成績也還可以，但是當時陳修信感覺到這樣的成績大部分是因為馬來人的支持，因此在這之后都沒有向巫統要求平等對待，把馬華的身分降了一級。
「所以我們說，從1959年開始，馬華並沒有鞏固自己在國陣內平權的地位，反而是降了一級。」他認同這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做法，而美其名是為了種族和諧。
陳修信「錯失」馬華優勢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 吉隆坡2 3 日訊） 資深媒體人人拿督謝詩堅說， 「東姑在（1959年）大選前曾說，馬華就算剩下5席，我也會跟他合作。陳修信就宛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算剩下5席，馬華還是政府的一分子。1964年大選時馬華面對人民行動黨的攻勢，依然可以在33席中勝出27席。」
他批評陳修信當時沒有看到馬華的優勢，在1 9 6 4年獲得輝煌勝利后，沒有進一步在國陣（當時是聯盟）開通，反而滿足于現狀。
謝詩堅指出，1968年，陳修信批評當時要建立獨立大學宛如「鐵樹開花」，傷害了當時華社民族的情感。
他指出， 當時的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為陳修信獻策，即向政府申請成立拉曼學院，但是為時已晚，結果馬華在1969年選舉大敗，33個議席中只是獲得13席。
「當時陳修信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退出內閣， 但是這種堅持不能長久，結果繼續與國陣妥協。可是，當新經濟政策出來時，陳修信突然醒了，感覺華人不斷在失去，因此在1971年是鼓吹『全國華人大團結運動』。」
大團結吸納兩派勢力
他指出，當時的華人大團結運動吸納了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氣勢龐大，借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持華人在內閣的影響力。
「但是，巫統主席敦拉薩回應手法也非常巧妙，選擇在1974年成立國陣，拉攏其他政黨如回教黨、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等，將原本的聯盟陣容擴大，那么馬華就失去了華人政黨的代表性，因為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等並不需要馬華來『幫忙』代表。」
「陳修信1974年退下來，讓李三春接棒馬華總會長。但是，1 9 6 9年，馬華有退出內閣的本錢，但是到了1974年，馬華連退出國陣的資本也沒有，因為加入了其他成員黨，從此退出國陣的機會大門關了，只能繼續與巫統共存。」
他提到，「在馬哈迪執政的年代，國陣成員黨的成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目的比敦拉薩更明顯，就是分化，再分化。分化的底下，成員黨勢力越分越小，生存也越來越小，結果只能依靠巫統為依歸，最后導致一黨獨大。」
他指出， 之后形成了馬哈迪的霸權政治，就是巫統說一就一，例如1988年要修憲，罷免大法官的「司法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時的總會長敦林良實有反對嗎？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 吉隆坡2 3 日訊） 資深媒體人人拿督謝詩堅說， 「東姑在（1959年）大選前曾說，馬華就算剩下5席，我也會跟他合作。陳修信就宛如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算剩下5席，馬華還是政府的一分子。1964年大選時馬華面對人民行動黨的攻勢，依然可以在33席中勝出27席。」
他批評陳修信當時沒有看到馬華的優勢，在1 9 6 4年獲得輝煌勝利后，沒有進一步在國陣（當時是聯盟）開通，反而滿足于現狀。
謝詩堅指出，1968年，陳修信批評當時要建立獨立大學宛如「鐵樹開花」，傷害了當時華社民族的情感。
他指出， 當時的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為陳修信獻策，即向政府申請成立拉曼學院，但是為時已晚，結果馬華在1969年選舉大敗，33個議席中只是獲得13席。
「當時陳修信做了一個創舉， 就是退出內閣， 但是這種堅持不能長久，結果繼續與國陣妥協。可是，當新經濟政策出來時，陳修信突然醒了，感覺華人不斷在失去，因此在1971年是鼓吹『全國華人大團結運動』。」
大團結吸納兩派勢力
他指出，當時的華人大團結運動吸納了左派與右派的勢力，氣勢龐大，借華人社會的支持來維持華人在內閣的影響力。
「但是，巫統主席敦拉薩回應手法也非常巧妙，選擇在1974年成立國陣，拉攏其他政黨如回教黨、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等，將原本的聯盟陣容擴大，那么馬華就失去了華人政黨的代表性，因為其他政黨如民政黨等並不需要馬華來『幫忙』代表。」
「陳修信1974年退下來，讓李三春接棒馬華總會長。但是，1 9 6 9年，馬華有退出內閣的本錢，但是到了1974年，馬華連退出國陣的資本也沒有，因為加入了其他成員黨，從此退出國陣的機會大門關了，只能繼續與巫統共存。」
他提到，「在馬哈迪執政的年代，國陣成員黨的成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目的比敦拉薩更明顯，就是分化，再分化。分化的底下，成員黨勢力越分越小，生存也越來越小，結果只能依靠巫統為依歸，最后導致一黨獨大。」
他指出， 之后形成了馬哈迪的霸權政治，就是巫統說一就一，例如1988年要修憲，罷免大法官的「司法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時的總會長敦林良實有反對嗎？
馬華不當權 難成喉舌式微
《东方日报》专访拿督謝詩堅等人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吉隆坡23日訊）馬華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以及在一些華社注重的領域上沒有充分展現其政治影響力，是308大選中馬華受報到重挫的主因。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認為，馬華大選受到重挫，馬華身為國陣的一分子，卻無法讓人感覺在
政策上展現影響力。
「華社主要是對國陣政策與治理的不滿。華人關心政經文教，例如白小課題，之前只是一個很小的課題，但是卻不斷成為馬華為華社爭取的『象征』。」
他在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在華小增建以及華社爭取私人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課題，馬華無法為華社爭取，顯示其沒有實權的處境。
「經濟方面，這兩年百物上漲，華社普遍存在不滿與壓力，加上治安問題，掠奪案不斷發生，連一個小小國家也無法治理好。」他認為，國陣現今由巫統主導，馬華雖號稱第二把交椅，但華社很難看到馬華在政策上有影響。
滿足現狀 頭疼醫頭
祝家華提到，馬華作為一個華基政黨，並沒有真正發揮領導華社的角色，相反只是看到馬華被政
治邊緣化。
「雖然部長人數依然，但其實從獨立以來，人數就不斷滑落，因為內閣人數不斷增加。過去，馬華例如陳修信還可以擔任財政部長、經貿部長的重要職位，現在的部長都是擔任些較次要的職位。」
他認為，馬華應該爭取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及發言權，在政經文教上回應華社的期待。
而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過去馬華的大選成績都很出色，這讓馬華滿足于現狀，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
他說，在308大選前，馬華可以說代表了華人的政黨，因為競選的席位中選率都有80%。
「從1990年馬華的表現比較遜色以外，其后的15年至2004年大選，它的成績都比較出色，可說是
繁盛期。」
「這種繁盛期讓馬華滿足與自己的成就感，所以面對很多問題，它就認為說只要以國陣的模式，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可解決，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加上競選前后，如果馬華努力修補一些課題及失誤之處，他們相信可拿到較好的比分。因此，你看到2008年大選前，馬華談到的課題如華小撥款、新村地契，都面向華社，這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政
府派遣馬華來處理華社事務。」
他指出，2008大選后出來的成績讓馬華出乎預料，馬華對此不解，並陷入為何自己還沒有到背叛
華社的地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誰知道華社並不領情的迷思。他甚至進一步預測，馬華以過去50年與巫統的合作，面對了種種限制與壓制，已因308大選讓馬華「剩下半條命」。
「如果50年來讓它剩下半條命，如果再下來5年沒有改變這個局面，不用再等50年，再多5年連另外半條命也沒有了。」
他提到，如果馬華保持現有的合作模式，將大大縮短自己有效性，所以他才膽敢預測馬華一旦不
改變將在5年后式微。「現在華社只是對你失望，如果再不改，就會變成絕望，連看都不看你了。」
由張瑋洛记者报导
刊于2008年9月24日
（吉隆坡23日訊）馬華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以及在一些華社注重的領域上沒有充分展現其政治影響力，是308大選中馬華受報到重挫的主因。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認為，馬華大選受到重挫，馬華身為國陣的一分子，卻無法讓人感覺在
政策上展現影響力。
「華社主要是對國陣政策與治理的不滿。華人關心政經文教，例如白小課題，之前只是一個很小的課題，但是卻不斷成為馬華為華社爭取的『象征』。」
他在接受《東方日報》訪問時指出，在華小增建以及華社爭取私人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課題，馬華無法為華社爭取，顯示其沒有實權的處境。
「經濟方面，這兩年百物上漲，華社普遍存在不滿與壓力，加上治安問題，掠奪案不斷發生，連一個小小國家也無法治理好。」他認為，國陣現今由巫統主導，馬華雖號稱第二把交椅，但華社很難看到馬華在政策上有影響。
滿足現狀 頭疼醫頭
祝家華提到，馬華作為一個華基政黨，並沒有真正發揮領導華社的角色，相反只是看到馬華被政
治邊緣化。
「雖然部長人數依然，但其實從獨立以來，人數就不斷滑落，因為內閣人數不斷增加。過去，馬華例如陳修信還可以擔任財政部長、經貿部長的重要職位，現在的部長都是擔任些較次要的職位。」
他認為，馬華應該爭取更多政治代表權以及發言權，在政經文教上回應華社的期待。
而資深報人拿督謝詩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過去馬華的大選成績都很出色，這讓馬華滿足于現狀，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
他說，在308大選前，馬華可以說代表了華人的政黨，因為競選的席位中選率都有80%。
「從1990年馬華的表現比較遜色以外，其后的15年至2004年大選，它的成績都比較出色，可說是
繁盛期。」
「這種繁盛期讓馬華滿足與自己的成就感，所以面對很多問題，它就認為說只要以國陣的模式，即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可解決，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加上競選前后，如果馬華努力修補一些課題及失誤之處，他們相信可拿到較好的比分。因此，你看到2008年大選前，馬華談到的課題如華小撥款、新村地契，都面向華社，這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政
府派遣馬華來處理華社事務。」
他指出，2008大選后出來的成績讓馬華出乎預料，馬華對此不解，並陷入為何自己還沒有到背叛
華社的地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誰知道華社並不領情的迷思。他甚至進一步預測，馬華以過去50年與巫統的合作，面對了種種限制與壓制，已因308大選讓馬華「剩下半條命」。
「如果50年來讓它剩下半條命，如果再下來5年沒有改變這個局面，不用再等50年，再多5年連另外半條命也沒有了。」
他提到，如果馬華保持現有的合作模式，將大大縮短自己有效性，所以他才膽敢預測馬華一旦不
改變將在5年后式微。「現在華社只是對你失望，如果再不改，就會變成絕望，連看都不看你了。」
1.10.08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一)—马共的成立与斗争
1989年杪，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三方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这是指1948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即转入地下从事游击战争，以和英军事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虽然在1955年时，以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在华玲与马共书记长陈平举行和谈，但以失败告终，马共又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即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共不仅未放下武器，而且在60年代末期又开展另一轮的南下突击队斗争。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突变”，那就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共又增加了它的军事队伍。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透露，马共的军事力量从数百名增加到1300名之众。而大本营则设在马泰边境的大森林内。
再有一个“突变”是当马共在持续其武装斗争的当儿，马来西亚政府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抑有进者，敦拉萨也在北京拜会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对于马共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敬仰的毛主席和他们的国内“敌人”首领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再下来的政治变化虽有马共起着制衡作用，但马中的关系却急切地在转变中，关于马中关系的微妙化可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马中怎么会如此迅快地建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出事为止属于第一阶段），而且党政分明地强调政府对政府与党对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的同时，并没有切断中共和马共的党对党的关系。
其微妙处也反映在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也在1969年启播，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发射（后来证实是在湖南长沙设置马共电台）。
其实马来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扯上关系始于1925年。当时中共还是属于一个不起眼的政党，表面上维持国共的合作（这是孙中山在1924年主张联共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向割据的军阀宣战），但那一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已逐渐起了变化，矛盾日益加深，主要是继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与共产势不两立，终于在1927年毁掉两党合作协议，而向中共党人大开杀戎，导致中共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也把其势力伸入马来亚和新加坡，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它也因此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头要带出一个故事是刘少奇（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及国家主席（1959-1966年）的第三位夫人谢飞就是来自新加坡南洋共党的一名干事。他们后来仳离（定居中国），才有了王光美下嫁刘少奇的篇章）。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秘密成立（在森州的瓜拉比朥橡胶园内成立），发起人竟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越南的杰出革命者胡志明（他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偷渡入马进行活动，也巧妙地离去，在英军事政府眼皮底下来去无踪）。胡志明（使用阮爱国的名字）离开马来亚后，转回越南搞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领导越共夺得北越政权；更在1975年解放南越而统一了这个国家。今天的胡志明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越南的国父。原本在解放前称为西贡。
尽管胡志明在马共成立后不曾再来到马来亚活动，但他播下的种子却成为左翼力量的核心，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不间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激起马新民众同仇敌忾，掀起了反日运动；而以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达到高潮。马共在这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促成马新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与痛恨。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担心日本军事主义者势力膨胀，另一方面也担心马共势力坐大，因此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以防止马共借抗日而激起反殖浪潮。这就是说，华人的加入抗日行动是与日俱增的，而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被视为最高的抗日总指挥。但马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马共又迎来了另一位越南人出任领袖，他就是后来被查出是三面间谍（法国、英国及日本）的莱特。
既然是胡志明开了头，莱特在后来的“接班”也就被马共当成是“极其自然”的事，正是因为马共份子的后知后觉，他们成了莱特利用的一支战斗队伍。
1941年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弃械不战，剩下马共艰苦抵抗也无法抵挡，终于在1942年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如此，当时的马新只剩下马共是一支在森林作战的队伍，华人则不幸成为日本屠刀下的牺牲者，血泪斑斑，磬竹难书。
1943年，英国通过秘密管道，利用马共的游击力量向日本开战。这就是马共与英国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发展成为1万2千余人的军事队伍，也有部份进驻城镇成立人民委员会，执行政府工作。但很快地，英军又卷土重来，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权力，也促使马共份子缴械（约6000余人）重返社会。莱特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使到马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也让步于英国重建势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马共在这个时期显得“迷失”方向，不知莱特要把他们带向何方，直到1947年，马共才发现莱特身份可疑，但一切已是太迟，当莱特逃逸后，马共的势力又受重挫，才有了陈平以24岁之龄接替莱特成为马共首领（1948年莱特在曼谷被马共与泰共连手暗杀）。
这个时候，马共的组织已不再如同抗日时的强大队伍，而是面临另一场考验。在英国看来是大好时机，即刻在1948年进行围剿和大逮捕。就这样，马共又转入地下拿起武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企图切断马共的后援。在另一方面，马共除了反击外，就是与英军周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再开始了。下来的故事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我提起这段历史，是为了叙述下面的故事。我在7月26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对勿洞的和平村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相关的节目请留意流灠韩视网hctvnews.net.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的“突变”，那就是1969年“513”事件后，马共又增加了它的军事队伍。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透露，马共的军事力量从数百名增加到1300名之众。而大本营则设在马泰边境的大森林内。
再有一个“突变”是当马共在持续其武装斗争的当儿，马来西亚政府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年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抑有进者，敦拉萨也在北京拜会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对于马共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敬仰的毛主席和他们的国内“敌人”首领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再下来的政治变化虽有马共起着制衡作用，但马中的关系却急切地在转变中，关于马中关系的微妙化可以从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马中怎么会如此迅快地建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出事为止属于第一阶段），而且党政分明地强调政府对政府与党对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的同时，并没有切断中共和马共的党对党的关系。
其微妙处也反映在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也在1969年启播，被认为是从中国境内发射（后来证实是在湖南长沙设置马共电台）。
其实马来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扯上关系始于1925年。当时中共还是属于一个不起眼的政党，表面上维持国共的合作（这是孙中山在1924年主张联共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向割据的军阀宣战），但那一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已逐渐起了变化，矛盾日益加深，主要是继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与共产势不两立，终于在1927年毁掉两党合作协议，而向中共党人大开杀戎，导致中共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也把其势力伸入马来亚和新加坡，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它也因此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这里头要带出一个故事是刘少奇（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及国家主席（1959-1966年）的第三位夫人谢飞就是来自新加坡南洋共党的一名干事。他们后来仳离（定居中国），才有了王光美下嫁刘少奇的篇章）。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正式秘密成立（在森州的瓜拉比朥橡胶园内成立），发起人竟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越南的杰出革命者胡志明（他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偷渡入马进行活动，也巧妙地离去，在英军事政府眼皮底下来去无踪）。胡志明（使用阮爱国的名字）离开马来亚后，转回越南搞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领导越共夺得北越政权；更在1975年解放南越而统一了这个国家。今天的胡志明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越南的国父。原本在解放前称为西贡。
尽管胡志明在马共成立后不曾再来到马来亚活动，但他播下的种子却成为左翼力量的核心，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不间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激起马新民众同仇敌忾，掀起了反日运动；而以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达到高潮。马共在这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促成马新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与痛恨。英殖民政府一方面担心日本军事主义者势力膨胀，另一方面也担心马共势力坐大，因此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以防止马共借抗日而激起反殖浪潮。这就是说，华人的加入抗日行动是与日俱增的，而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被视为最高的抗日总指挥。但马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马共又迎来了另一位越南人出任领袖，他就是后来被查出是三面间谍（法国、英国及日本）的莱特。
既然是胡志明开了头，莱特在后来的“接班”也就被马共当成是“极其自然”的事，正是因为马共份子的后知后觉，他们成了莱特利用的一支战斗队伍。
1941年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弃械不战，剩下马共艰苦抵抗也无法抵挡，终于在1942年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如此，当时的马新只剩下马共是一支在森林作战的队伍，华人则不幸成为日本屠刀下的牺牲者，血泪斑斑，磬竹难书。
1943年，英国通过秘密管道，利用马共的游击力量向日本开战。这就是马共与英国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领导的抗日军发展成为1万2千余人的军事队伍，也有部份进驻城镇成立人民委员会，执行政府工作。但很快地，英军又卷土重来，它不愿意与马共分享权力，也促使马共份子缴械（约6000余人）重返社会。莱特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使到马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也让步于英国重建势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马共在这个时期显得“迷失”方向，不知莱特要把他们带向何方，直到1947年，马共才发现莱特身份可疑，但一切已是太迟，当莱特逃逸后，马共的势力又受重挫，才有了陈平以24岁之龄接替莱特成为马共首领（1948年莱特在曼谷被马共与泰共连手暗杀）。
这个时候，马共的组织已不再如同抗日时的强大队伍，而是面临另一场考验。在英国看来是大好时机，即刻在1948年进行围剿和大逮捕。就这样，马共又转入地下拿起武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50万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企图切断马共的后援。在另一方面，马共除了反击外，就是与英军周旋。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再开始了。下来的故事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中窥见。
我提起这段历史，是为了叙述下面的故事。我在7月26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对勿洞的和平村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相关的节目请留意流灠韩视网hctvnews.net.
（原载于2008年8月11日《号外周报》 第388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二)—我巧遇韩中生林筱东
马共在1989年杪在合艾和平协议下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漫长的森林游击战生涯。泰国政府为这些“森林战士”提供了住宿，因而有了第一和平村及第二，第三和第四和平村之设。而在早两年下山的马列派的马共则被提供住在五个“友谊村”。彼此没有来往，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年代已告分裂。而归属于陈平的中央派则延至1989年才达成和议，也就被安顿住在“和平村”。这样一幌又是18年过去了。
虽然在90年代起，就有陆陆续续的亲友和游客参观了前马共成员的住宿和他们的营寨，也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我则是迟至最近（7月26日）才第一次踏进第一和平村，它也被命名为“邦朗和平村”或“第9朱拉蓬公主村”。
这是迟来的访问和参观，但印象中马共是个熟悉的名字，它出现在30年代，跳跃在40年代，奔波于50年代，而后在马泰边境立足。接着有60年代的战斗，70年代的血泪（肃反运动）及80年代的防卫，一直到90年代结束了漫长的抗争。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影子，有感觉却触模不到，因为他这些人匿藏在“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在想象中他们是一群武装份子，穿着军服，携摧枪带械，生命如同走钢索，只为了坚持一个理想。
这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下山之后，就卸下戎装，从此变成一介平民。如此辗转又过了十八个春秋。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和平村时，第一个印象这里像个“旅游避暑胜地”，大自然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一个餐厅停下来，内设一个小卖部。主管的人都是前马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历尽沧桑的“战士”，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一介平民。原来戎装与便装的差别是那么大。再详细端详他们，只见岁月不饶人，白发和雏纹都写在脸上和头上。正是“好汉不话当年勇”。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平静生活，他们已学会过宁静的日子，最热闹的时候是外客亲友来访，或唱唱卡拉OK，或向他们讲当年的斗争，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但这一切只能写在记忆中，写在心中。
他们感觉到这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他们曾经追求的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当然与他们当年追求的民族解放事业是大不相同的。他们虽然未能“解放全部人”，至少他们已“解放”了自己，不再过“担惊受追的日子，不再面对“枪林弹雨”的“围剿”。战争消失了，而和平的代价也是用血汗换来的。
在与前马共交谈中，有一些是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也有的是“513”后上山的，而以后者居多。我被告知70年代上山的年青人面对的各种际遇。这里我要带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前马共林筱东（金才）向我自我介绍他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当我在1963年担任韩中戏剧研究会主席时，他已是戏剧会的会员，以初一学生参加舞蹈表演。因此他说与我是同学（虽然我在校时并不认识他，那年我高中三，他刚入韩中），我也就亲切与他交谈。
他是在1967年高二时因家境穷而辍学，参加了劳工党的活动。1970年他的住家被警方上门抓人，刚巧不在。因见形势不妙，他就暗中上山。为显示其真实身份，他把在韩中时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是如假包换。
就这样林筱东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而他也转化成一名马共战士，受过军事训练，也接受政治课程的灌输。问他为什么要走这部险棋？他说当时感到走投无路，乃奔向马共。
在马共内，他主要是担任民运工作，活动的范围在马泰边境，有时也进入马境活动。问他有没有参加过战斗？他说，有两次与“敌方交战”，一次是运粮时与马方的保安队驳火；一次是与泰军方的兵士在短距离开枪，所幸皆未受伤。
他说，在森林打游击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时常要提高警惕和备战。起初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当合艾协议签署后，他们就被安置在第一和平村。
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马定居？他说，父母亲过世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而且太太也是来自勿洞的战友，终于选择在勿洞过完这一生。今天的生活也十分忙碌，因泰政府有拨6依格的土地供每户种植橡胶，他每天都是为割胶收成而忙。此外，政府也提供他们一间半独立的平房，有空地种各类果树，其中榴槤树较多。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榴槤，让我们大快朵颐又拍照留念。
根据他的理解，韩中生在森林内有十多位，南大生也有，但可惜有少部份牺牲了。其中一位是陈达荣（他也是南大生），在彭亨遇伏击；另一位是李亚保（文艺青年，曾任韩风刊物主编），在吉打处被埋伏打中；再有一位是克清，我忘了问得详细。大概是三位已不再人世，剩下的不是回马，就是在勿洞落地生根了。
筱东有一个儿子，已在曼谷大学毕业，刻下在曼谷工作，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相依为命。问他的儿子对马共有认识吗？他说，大多数的下一代都不介入政治，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马共没有“马共的第二代”，但有马共新生旳一代，志在四方，不在和平村。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号外周报》 第389期）
虽然在90年代起，就有陆陆续续的亲友和游客参观了前马共成员的住宿和他们的营寨，也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我则是迟至最近（7月26日）才第一次踏进第一和平村，它也被命名为“邦朗和平村”或“第9朱拉蓬公主村”。
这是迟来的访问和参观，但印象中马共是个熟悉的名字，它出现在30年代，跳跃在40年代，奔波于50年代，而后在马泰边境立足。接着有60年代的战斗，70年代的血泪（肃反运动）及80年代的防卫，一直到90年代结束了漫长的抗争。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共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影子，有感觉却触模不到，因为他这些人匿藏在“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在想象中他们是一群武装份子，穿着军服，携摧枪带械，生命如同走钢索，只为了坚持一个理想。
这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下山之后，就卸下戎装，从此变成一介平民。如此辗转又过了十八个春秋。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和平村时，第一个印象这里像个“旅游避暑胜地”，大自然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一个餐厅停下来，内设一个小卖部。主管的人都是前马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是历尽沧桑的“战士”，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一介平民。原来戎装与便装的差别是那么大。再详细端详他们，只见岁月不饶人，白发和雏纹都写在脸上和头上。正是“好汉不话当年勇”。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平静生活，他们已学会过宁静的日子，最热闹的时候是外客亲友来访，或唱唱卡拉OK，或向他们讲当年的斗争，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但这一切只能写在记忆中，写在心中。
他们感觉到这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他们曾经追求的自由公平的大环境。当然与他们当年追求的民族解放事业是大不相同的。他们虽然未能“解放全部人”，至少他们已“解放”了自己，不再过“担惊受追的日子，不再面对“枪林弹雨”的“围剿”。战争消失了，而和平的代价也是用血汗换来的。
在与前马共交谈中，有一些是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也有的是“513”后上山的，而以后者居多。我被告知70年代上山的年青人面对的各种际遇。这里我要带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前马共林筱东（金才）向我自我介绍他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当我在1963年担任韩中戏剧研究会主席时，他已是戏剧会的会员，以初一学生参加舞蹈表演。因此他说与我是同学（虽然我在校时并不认识他，那年我高中三，他刚入韩中），我也就亲切与他交谈。
他是在1967年高二时因家境穷而辍学，参加了劳工党的活动。1970年他的住家被警方上门抓人，刚巧不在。因见形势不妙，他就暗中上山。为显示其真实身份，他把在韩中时的照片拿来给我看，真是如假包换。
就这样林筱东从此消失在公众的眼中，而他也转化成一名马共战士，受过军事训练，也接受政治课程的灌输。问他为什么要走这部险棋？他说当时感到走投无路，乃奔向马共。
在马共内，他主要是担任民运工作，活动的范围在马泰边境，有时也进入马境活动。问他有没有参加过战斗？他说，有两次与“敌方交战”，一次是运粮时与马方的保安队驳火；一次是与泰军方的兵士在短距离开枪，所幸皆未受伤。
他说，在森林打游击战，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时常要提高警惕和备战。起初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当合艾协议签署后，他们就被安置在第一和平村。
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回马定居？他说，父母亲过世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而且太太也是来自勿洞的战友，终于选择在勿洞过完这一生。今天的生活也十分忙碌，因泰政府有拨6依格的土地供每户种植橡胶，他每天都是为割胶收成而忙。此外，政府也提供他们一间半独立的平房，有空地种各类果树，其中榴槤树较多。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榴槤，让我们大快朵颐又拍照留念。
根据他的理解，韩中生在森林内有十多位，南大生也有，但可惜有少部份牺牲了。其中一位是陈达荣（他也是南大生），在彭亨遇伏击；另一位是李亚保（文艺青年，曾任韩风刊物主编），在吉打处被埋伏打中；再有一位是克清，我忘了问得详细。大概是三位已不再人世，剩下的不是回马，就是在勿洞落地生根了。
筱东有一个儿子，已在曼谷大学毕业，刻下在曼谷工作，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家里只剩他和老伴相依为命。问他的儿子对马共有认识吗？他说，大多数的下一代都不介入政治，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因此这里的马共没有“马共的第二代”，但有马共新生旳一代，志在四方，不在和平村。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号外周报》 第389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三)—马共“山精”杨顺生
我们这个团（韩视新闻）的主要导游是杨顺生。他有75岁高龄，但看来尚健壮，走起路来不输年青人，大概是长期在森林的训练有以致之。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是来自宜力的人，在1952年离家进森林打游击战。因为他不堪英军把他们全村人赶往围有铁制网的“新村”居住，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也就趁外出割胶时自我消失了。这样子一晃就50多年过去了。和平后（1989年）他回不了家，所有证件都失掉了，也就在和平村住了下来。他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喜欢向外来的游客讲述马共的历史。若说他是马共第一导游也不为过，因为他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了。
在我们吃完午饭后，他和林筱东就带领我们参观“马共文物馆”。这是离开餐厅不过50码之遥的一栋建筑物，内中展示的图片和文物，有许多是我们在报刊和刊物已见过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初看到的。虽然不算齐全，但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
我在文物馆看到的东西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历史图片，而是一些陈旧的收音机被改良后成为马共在森林行军时的通讯工具。其作用是通风报汛，传达指示和报告敌方行踪。还有是马共自制的武器，看来并不起眼，确实是他们的“兵工厂”的“森林制造”的本土化武器。
至于马共在行军中睡觉的吊床，也真是别具一格，内有乾坤。既可装进行囊，也可轻易打开，配有蚊帐，也有抵御寒风透骨之效果。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居无定所的一群。为了避免成为目标，他们只是三五个人成队伍。
杨顺生也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在晚上晚饭过后，连同来自吉打威省的游客在礼堂大唱卡拉ok自娱时，他也借中间时段播放“战士走过的道路”，一面讲解，一面补充马共的战斗事迹。有人兴致勃勃在聆听，也有人听不懂，嫌他讲个不停。半小时后，我们又听到游客们在礼堂载歌载舞，真是欢乐一片，与马共昔日的紧张生活，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批游客到了晚上十时许才尽欢而散。原来他们都把和平村之旅的重点放在礼堂的同欢共乐节目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再杨顺生的带领下参观马共过去的营寨。这是和平村刻意留下的“旅游营寨”。作为一个典型让游客们了解马共是这样打战和生活的。
当我们的车子又来到营寨前，杨顺生先告诉我们怎样看山形，怎样辨别方向。他说山有龙脉，生活久了，就会知道哪里可通，哪里不通，更会知道东南西北；是通向吉兰丹、或霹雳、或吉打边界。如果在山里迷路又没有指南针，不必惊慌，看水流之处，就会找到方向。如果饿了身上没有东西，那可找果树裹腹；若不知是否有毒，最好先煮过。万一找不到水源也不必担心，有些树本身就有水，例如竹笋就有水分供消渴。因此他颇有信心地说，马共在森林有困难和危险的日子，但不容易被饿死，更何况平日他们的贮粮十分到家。
接着我们沿着小径进营寨参观。这些小道在两年前由泰政府派人铺上石灰和石阶，方便行走。而在过去是泥泞小道。再往上推战斗的日子，更是没有小道，因为战士走过之后，扫掉痕迹，不让敌方察觉。
问他可有防卫之道，他说有地雷和陷阱之设，不知情者便会赔上一命。而他们马共都熟悉地形，避开机关。营寨内除了有男女分隔的简陋营棚外，也有“夫妻房”，但因房间有限，夫妻轮流使用。马共的军纪很严，一切男左女右，大小解也就这样地分开使用。
他们吃大锅饭，连煮饭都很讲究。这里是厨房，烟囱却远在别处的地洞中冒出，但不出烟。有树叶铺盖，经过处理，烟到出口就变成雾，即使是侦察机也侦不到有“人间烟火”。
马共的营寨有另一个天地是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植物。杨顺生也详细的解说路旁的树有那些可治病。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他熟悉的。他成了马共的“山精”。他告诉我们，在森林过活，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上的，那就是盐。人没有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糖份可从植物中取，盐就非带不可了。有一次他在抢救一位垂危的同志，眼看就要断气，因为无药可施用，而且病情十分奇特，人处休克又近乎翻白眼，他灵机一动，用盐灌入病人口中，真的奇迹发生，把此人救活回来，直到今天还活着。
杨顺生的“功夫”不仅于此，他来去自如，70年代潜入霹雳，“打回自家去”，眼见难于开展工作，又退回马泰边境。他说，对方知道这位“山精”的存在，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太熟悉森林的方向。他不但活了下来，也十分享受当向导的生活。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是来自宜力的人，在1952年离家进森林打游击战。因为他不堪英军把他们全村人赶往围有铁制网的“新村”居住，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也就趁外出割胶时自我消失了。这样子一晃就50多年过去了。和平后（1989年）他回不了家，所有证件都失掉了，也就在和平村住了下来。他满意现在的生活，也喜欢向外来的游客讲述马共的历史。若说他是马共第一导游也不为过，因为他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了。
在我们吃完午饭后，他和林筱东就带领我们参观“马共文物馆”。这是离开餐厅不过50码之遥的一栋建筑物，内中展示的图片和文物，有许多是我们在报刊和刊物已见过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初看到的。虽然不算齐全，但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
我在文物馆看到的东西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历史图片，而是一些陈旧的收音机被改良后成为马共在森林行军时的通讯工具。其作用是通风报汛，传达指示和报告敌方行踪。还有是马共自制的武器，看来并不起眼，确实是他们的“兵工厂”的“森林制造”的本土化武器。
至于马共在行军中睡觉的吊床，也真是别具一格，内有乾坤。既可装进行囊，也可轻易打开，配有蚊帐，也有抵御寒风透骨之效果。在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居无定所的一群。为了避免成为目标，他们只是三五个人成队伍。
杨顺生也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在晚上晚饭过后，连同来自吉打威省的游客在礼堂大唱卡拉ok自娱时，他也借中间时段播放“战士走过的道路”，一面讲解，一面补充马共的战斗事迹。有人兴致勃勃在聆听，也有人听不懂，嫌他讲个不停。半小时后，我们又听到游客们在礼堂载歌载舞，真是欢乐一片，与马共昔日的紧张生活，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一批游客到了晚上十时许才尽欢而散。原来他们都把和平村之旅的重点放在礼堂的同欢共乐节目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再杨顺生的带领下参观马共过去的营寨。这是和平村刻意留下的“旅游营寨”。作为一个典型让游客们了解马共是这样打战和生活的。
当我们的车子又来到营寨前，杨顺生先告诉我们怎样看山形，怎样辨别方向。他说山有龙脉，生活久了，就会知道哪里可通，哪里不通，更会知道东南西北；是通向吉兰丹、或霹雳、或吉打边界。如果在山里迷路又没有指南针，不必惊慌，看水流之处，就会找到方向。如果饿了身上没有东西，那可找果树裹腹；若不知是否有毒，最好先煮过。万一找不到水源也不必担心，有些树本身就有水，例如竹笋就有水分供消渴。因此他颇有信心地说，马共在森林有困难和危险的日子，但不容易被饿死，更何况平日他们的贮粮十分到家。
接着我们沿着小径进营寨参观。这些小道在两年前由泰政府派人铺上石灰和石阶，方便行走。而在过去是泥泞小道。再往上推战斗的日子，更是没有小道，因为战士走过之后，扫掉痕迹，不让敌方察觉。
问他可有防卫之道，他说有地雷和陷阱之设，不知情者便会赔上一命。而他们马共都熟悉地形，避开机关。营寨内除了有男女分隔的简陋营棚外，也有“夫妻房”，但因房间有限，夫妻轮流使用。马共的军纪很严，一切男左女右，大小解也就这样地分开使用。
他们吃大锅饭，连煮饭都很讲究。这里是厨房，烟囱却远在别处的地洞中冒出，但不出烟。有树叶铺盖，经过处理，烟到出口就变成雾，即使是侦察机也侦不到有“人间烟火”。
马共的营寨有另一个天地是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中药植物。杨顺生也详细的解说路旁的树有那些可治病。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他熟悉的。他成了马共的“山精”。他告诉我们，在森林过活，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带上的，那就是盐。人没有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糖份可从植物中取，盐就非带不可了。有一次他在抢救一位垂危的同志，眼看就要断气，因为无药可施用，而且病情十分奇特，人处休克又近乎翻白眼，他灵机一动，用盐灌入病人口中，真的奇迹发生，把此人救活回来，直到今天还活着。
杨顺生的“功夫”不仅于此，他来去自如，70年代潜入霹雳，“打回自家去”，眼见难于开展工作，又退回马泰边境。他说，对方知道这位“山精”的存在，就是找不到他，因为他太熟悉森林的方向。他不但活了下来，也十分享受当向导的生活。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四）—第一位在北京做官的马共
在勿洞和平村接受访问的其中一人阿成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已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了,但讲话的声音还是相当宏亮。也许是年事已高,他说的故事有些衔接不上。我尽量在发问时勾起他的回忆,不一会儿,他又跳到另一个年代。虽然如此,我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的前半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有好几个名字，又叫阿海,在北京时也叫“单瑞”,而其真实名字是单汝洪。根据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因为阿海那时患有肺痨疾,陈平就以此为理由,在1948年时将在金宝活动的阿海通过渠道,坐船到香港,而后再转去北京。就这样阿海偕同其妻子林观英和一些同志在中国“长住”下来。
阿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辗转到中国的经过,并有幸获得适当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不但住进中南海,而且是马共第一人在中国担任“部长”职,双重身份,也似乎没有后来者。
在1949年时,他以马共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更在1956年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重要会议。阿海这样说:“克鲁齐夫(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当年鼓吹苏共“二十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划时代的,甚至曾当过毛主席的面,指责中共不该对他们批判斯大林的行为“说三道四”(在这之前,阿海也在1953年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他是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一起乘机前往,同行的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代表)。
由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导致中蘇决裂的开始。这一年标志着中蘇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对后来的世界政局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这方面阿海没有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在1957年时,成为第一位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共人员。他还说这是刘少奇(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同意下被安排的。当阿海说到此处,他提高声调且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光荣史。这也确实是阿海个人的成就,也是马共靠向中共的重要标志。
阿海说,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但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区干部、党员、审查新党员转正及鉴定干部等,俨然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虽然其他马共成员也有被安排工作,但挂上副部长的,就是阿海而已。
除此之外,阿海另一个令他振奋的故事是他也是最早会见毛泽东主席的马共代表。这是在1955年华谈判失败后的翌年(1956年),阿海接到“中联部”的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于是他和也在中国的小章一齐拜会毛主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及长征领袖之一的王稼祥,可见格调之高。根据阿海的说法,毛主席告诉他们,共党人的字典中是找不到“投降”这两个字的。
经过那次会谈后,阿海说,令他刻骨铭心,一生难忘。
至于陈平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见面。陈平是在1960年取道泰国经过越南到达北京。在会见毛泽东时,中国已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此马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斗争。1970年马共内部发生的“内部肃反”运动即为一例,也制造了血泪冤案,后来才一一平反。
由此来看,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高姿态地会见马共代表团两次,难怪阿海一说起往事,总不忘提及这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阿海在回马时发生的。那是1959年,阿海准备回到马泰边境的马共营寨领导斗争。他是取道越南回马的,因此在越南也拜会了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就是在1930年潜入马来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催生马共的人。
在会谈中,阿海记下这一段胡志明说过的话:“马共的成立应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原设在森美兰瓜拉庇拉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来上述地点被“可疑人”注意,也就转到柔佛州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凿开第一次马共全国代表大会”。
阿海也因为越南之行,获得胡志明提供有关萊特(1937-1947的马共总书记)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變節的越南共党份子,后来成为外国间谍混进马共,致使马共在抗日及抗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1960年回到马共营寨的阿海出任中央北马局第一把手。由于他的“回来”,也使到陈平及陈田等人开始他们的北上征途。阿海与陈平的任务也因此对调,但陈平始终是阿海的上司,只不过阿海实际领导工作,再加上多年在中国累积丰富的经验,他成了陈平之下的实权领导人。
1965年,阿海又因工作上的需要,再次前往中国,他的北马局也就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接任。以后马共在边区的故事就由小章带头了。
不过,阿海横跨马中两地的活动,倒叫人想起许许多多剪不断的故事。今天的阿海不是回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是在勿洞和平村终老一生。他本身有说不完的故事,所以他是出版著作最多的其中一位马共老战士。老战士已垂垂老矣,他见证抗日战争和抗英斗争,也参与后来的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和回忆录中。虽然他在马共不是排名第二或第三,但他确实是陈平最信任的其中一人。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他有好几个名字，又叫阿海,在北京时也叫“单瑞”,而其真实名字是单汝洪。根据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因为阿海那时患有肺痨疾,陈平就以此为理由,在1948年时将在金宝活动的阿海通过渠道,坐船到香港,而后再转去北京。就这样阿海偕同其妻子林观英和一些同志在中国“长住”下来。
阿海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辗转到中国的经过,并有幸获得适当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不但住进中南海,而且是马共第一人在中国担任“部长”职,双重身份,也似乎没有后来者。
在1949年时,他以马共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更在1956年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重要会议。阿海这样说:“克鲁齐夫(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兼国家总理)当年鼓吹苏共“二十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划时代的,甚至曾当过毛主席的面,指责中共不该对他们批判斯大林的行为“说三道四”(在这之前,阿海也在1953年参加过斯大林的葬礼,他是随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一起乘机前往,同行的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代表)。
由于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导致中蘇决裂的开始。这一年标志着中蘇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对后来的世界政局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在这方面阿海没有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在1957年时,成为第一位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共人员。他还说这是刘少奇(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同意下被安排的。当阿海说到此处,他提高声调且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光荣史。这也确实是阿海个人的成就,也是马共靠向中共的重要标志。
阿海说,他的身份不是中国人,但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区干部、党员、审查新党员转正及鉴定干部等,俨然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虽然其他马共成员也有被安排工作,但挂上副部长的,就是阿海而已。
除此之外,阿海另一个令他振奋的故事是他也是最早会见毛泽东主席的马共代表。这是在1955年华谈判失败后的翌年(1956年),阿海接到“中联部”的通知,毛主席要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于是他和也在中国的小章一齐拜会毛主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邓小平及长征领袖之一的王稼祥,可见格调之高。根据阿海的说法,毛主席告诉他们,共党人的字典中是找不到“投降”这两个字的。
经过那次会谈后,阿海说,令他刻骨铭心,一生难忘。
至于陈平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见面。陈平是在1960年取道泰国经过越南到达北京。在会见毛泽东时,中国已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此马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式的斗争。1970年马共内部发生的“内部肃反”运动即为一例,也制造了血泪冤案,后来才一一平反。
由此来看,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高姿态地会见马共代表团两次,难怪阿海一说起往事,总不忘提及这重要的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阿海在回马时发生的。那是1959年,阿海准备回到马泰边境的马共营寨领导斗争。他是取道越南回马的,因此在越南也拜会了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就是在1930年潜入马来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催生马共的人。
在会谈中,阿海记下这一段胡志明说过的话:“马共的成立应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原设在森美兰瓜拉庇拉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来上述地点被“可疑人”注意,也就转到柔佛州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凿开第一次马共全国代表大会”。
阿海也因为越南之行,获得胡志明提供有关萊特(1937-1947的马共总书记)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變節的越南共党份子,后来成为外国间谍混进马共,致使马共在抗日及抗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1960年回到马共营寨的阿海出任中央北马局第一把手。由于他的“回来”,也使到陈平及陈田等人开始他们的北上征途。阿海与陈平的任务也因此对调,但陈平始终是阿海的上司,只不过阿海实际领导工作,再加上多年在中国累积丰富的经验,他成了陈平之下的实权领导人。
1965年,阿海又因工作上的需要,再次前往中国,他的北马局也就交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接任。以后马共在边区的故事就由小章带头了。
不过,阿海横跨马中两地的活动,倒叫人想起许许多多剪不断的故事。今天的阿海不是回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是在勿洞和平村终老一生。他本身有说不完的故事,所以他是出版著作最多的其中一位马共老战士。老战士已垂垂老矣,他见证抗日战争和抗英斗争,也参与后来的斗争。所有的这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和回忆录中。虽然他在马共不是排名第二或第三,但他确实是陈平最信任的其中一人。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勿洞和平村心灵之旅(五)—马共靠党校强化信仰
马共在山区生活能够坚持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靠得是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即便生活再苦，日子再难，他们都这样熬过来。这个理想和信仰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必定实现，最后必然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
因此当日本投降（1945年）又迎回英军之后，马共只享受短暂的公开生活不过三年光景，又于1948年走进森林重过游击生涯。因为他们有一股为理想而战斗的激情，与英国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所谓的“势不两立”，在左翼份子眼中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抑有进者，他们也认为英国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变成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必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就这样有一些青年不与资本主义妥协，前仆后继地上山打游击。从抗英斗争到独立后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贯穿着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就是通过教育被强化了，以致在森林打游击的人对人生具有信心。
我们在参观营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简陋的礼堂（各个营寨都有）。它是多用途的，即可开会，也可吃饭，更可以变成一座学校。它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个灌输思想的学校，上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肖像。这些的历史伟人都已一一作古。问及前马共他们从中学到什么，就只有简单的答案：对信仰的执着。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但不论是什么信仰，只要是信仰，一定有信徒为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马共也没有例外。
举例来说，基督教奉耶稣为神，佛教奉释迦牟尼为神历久不衰，是有一股宗教力量让信徒忠贞不渝。同样的道理，在马共内也有另类信仰，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
马克思（1818-1883）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也是犹太人的儿子，后来信仰他的人或者只能从其言论中了解马克思其人其事，但他一生中被认为最伟大的贡献是与恩格斯共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及出版名著《资本论》。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易被消化的，也只能是大学的教材。偏偏他的思想被简化成一个单行道的理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向前滚动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过程，虽然其间是漫长的。
接着马克思则预言资本主义也将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他把社会的改造和制度的改变赋予工人阶级来领导。于是无产阶级成为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最具威力的炸弹。
毛泽东就是沿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放中国，因此在抗日的过程中（1937-1945）出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思想成为“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它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化身成了马克思在亚洲的继承人，有了正统与权威地位。
当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守护神，因此在60年代毛泽东被神化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
在这个时期约1965年起，马共在边区设立了马列学校和党校，就是向马共提供单一思维的教育，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把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后来成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批判为“社会帝国主义”；更把英国形容为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
他们也被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共产世界也会被提供机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思想的武装”。当思想被武装起来后，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斗争格外信心，即便是牺牲与受伤了，也是为信仰而作出奉献。
我问前马共党员他们有没有想过脱离森林生活，他们说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份留在山区的马共已习惯了这样的斗争生活，因为心中有信仰，脑中有理想。但他们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不深入的，甚至是囫囵吞枣，未尽消化。这也难怪，这些经典之作对大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除非是经过专门研究，才会著书立论，否则只能当教条来背。
不过当他们看到马克思的遗像时，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不一定要读懂他的全部思想，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如何解放苏联和统治苏联；更为主要的是要了解毛泽东怎样打下江山和怎样解放中国。就这样马共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从不间断地开办党校，目的无非是让党员对信仰不动摇，对斗争不绝望。也因为这样，他们坚持到1989年在国际政治大环境改变下，才有了合艾和谈，体面与尊严地重返社会。就此而言，马共的党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第五篇完）
（原载于2008年9月8日《号外周报》 第392期）
30.9.08
民政槟州主席的传奇 （跃马扬鞭 ）
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的身份有些特殊，与巫统及马华的结构有所不同。它是票选的，不是委任的。在过去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巩固实力的基石。即便在308过后，也还是一样有人争。其道理很简单，它仍然是民政党的实权老二，也被视为是党的大本营的旗手，尽管今时不同往昔。为什么呢？原来槟州主席在历史上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挽救了民政党；也在特定的年代发挥了它的重要性，连党主席也要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抓住民政的命根子。这就是民政党与众不同之处。以下的历史佐证了这一点：
（一）1968年当民政党成立的时候，林苍佑在党中央只是一名副主席，未具实权；但他因领导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而顺其自然地当上槟州主席。当1969年大选槟州变天时，林苍佑已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1971年6月5日，民政党中央高层背着林苍佑密谋推翻林苍佑的领导，先有8名州议员被拉拢（民政在总数24名议员中拥有16名），准备推举陈扑根（前劳工党总秘书，行政议员）取而代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虞。在此千钧一发时刻，林苍佑以槟州主席的身份在官邸召开槟州联委会紧急会议，尚有12名州议员到场，签下宣誓书表明支持林苍佑的领导；更通过会议向谋叛者（中间人）王裕好采取纪律行动，藉此杀鸡敬猴；抑有进者会议也通过要求党中央代表大会展延至10月2日举行（原订7月3日）。
6月9日，林苍佑接获党主席赛胡申阿都达斯的来信，胪列“四大罪状”，要开除其党籍。由于事先有防备，林苍佑挟槟州主席身份大力反击，不仅稳住阵脚，也大方在6月13日前往吉隆坡面对中委会议，因为在15名委员中，林苍佑已掌握了8票，就这样气走了赛胡申及陈志勤（秘书长）等中委而取得中央控制权。如果当时林苍佑不是槟州主席，恐怕民政的历史要改写了。
当上中央主席之后，林苍佑将槟州主席让给亲信余水清（时任副首席部长）；1974年大选后，由另一亲信邱继圃顶上。
（二）1984年，曾为代首席部长的许岳金有鉴于在党的地位不稳固（他在1980年党中央改选中失掉中委职位），决定争夺槟州主席，为日后登上首席部长铺路。不料马失前蹄，被元老之一的陈锦华（获吴清德威省一派的支持，以取代卸任的邱继圃）扳倒而种下祸根。1986年的大选，他就被陈锦华派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属反对党强区），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职绝缘，即使在同一年许岳金重回中央当中委，也是无济于事，毕竟权力操在槟州主席手中。
（三）1990年大选后，林苍佑败选，陈锦华弃吴清德转而支持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并争得槟岛市议会主席由民政党人出任。身为槟州主席，自然非他莫属。启开了许子根与陈锦华“共治”槟州的年代，这就是槟州主席威力所在。1996年陈锦华在林苍佑劝告和压力下不得不让出槟州主席予许子根，回复首长职与槟州主席二合为一的结合，因为林苍佑深谙其中的奥妙与道理，即民政党在槟州不能有两套马车。
（四）1999年，身为行政议员的吴清德在1987年角逐党中央主席不遂后，唯有退而求其次角逐槟州主席一职。他知道坐上这张椅子形同党的实权老二，得以取代许子根成为首席部长。可惜他再败下阵来，忍痛告别政坛，不再有机会东山再起。
由上述观之，民政槟州主席是十分诱惑人的“宝座”，未想308大选后，一切都改变了。今天的丁福南争胜了谢宽泰，但不再是首席部长（他的胜利也意味着他本来就是许子根属意的首席部长接班人）。没有黄袍加身，有的是前路崎岖的千斤担子。他已不能往后看，而是要往前看。民政党有没有未来，又如何重新定位，就要看他与老大许子根怎样带领民政在槟州的“废墟”中再造辉煌？
总而言之，从林苍佑到丁福南的整整40年，突显了这个职位在斗争中的不断变化，令人百感交集。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 《南洋商报》）
（一）1968年当民政党成立的时候，林苍佑在党中央只是一名副主席，未具实权；但他因领导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而顺其自然地当上槟州主席。当1969年大选槟州变天时，林苍佑已是首席部长的不二人选。
1971年6月5日，民政党中央高层背着林苍佑密谋推翻林苍佑的领导，先有8名州议员被拉拢（民政在总数24名议员中拥有16名），准备推举陈扑根（前劳工党总秘书，行政议员）取而代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虞。在此千钧一发时刻，林苍佑以槟州主席的身份在官邸召开槟州联委会紧急会议，尚有12名州议员到场，签下宣誓书表明支持林苍佑的领导；更通过会议向谋叛者（中间人）王裕好采取纪律行动，藉此杀鸡敬猴；抑有进者会议也通过要求党中央代表大会展延至10月2日举行（原订7月3日）。
6月9日，林苍佑接获党主席赛胡申阿都达斯的来信，胪列“四大罪状”，要开除其党籍。由于事先有防备，林苍佑挟槟州主席身份大力反击，不仅稳住阵脚，也大方在6月13日前往吉隆坡面对中委会议，因为在15名委员中，林苍佑已掌握了8票，就这样气走了赛胡申及陈志勤（秘书长）等中委而取得中央控制权。如果当时林苍佑不是槟州主席，恐怕民政的历史要改写了。
当上中央主席之后，林苍佑将槟州主席让给亲信余水清（时任副首席部长）；1974年大选后，由另一亲信邱继圃顶上。
（二）1984年，曾为代首席部长的许岳金有鉴于在党的地位不稳固（他在1980年党中央改选中失掉中委职位），决定争夺槟州主席，为日后登上首席部长铺路。不料马失前蹄，被元老之一的陈锦华（获吴清德威省一派的支持，以取代卸任的邱继圃）扳倒而种下祸根。1986年的大选，他就被陈锦华派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属反对党强区），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职绝缘，即使在同一年许岳金重回中央当中委，也是无济于事，毕竟权力操在槟州主席手中。
（三）1990年大选后，林苍佑败选，陈锦华弃吴清德转而支持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并争得槟岛市议会主席由民政党人出任。身为槟州主席，自然非他莫属。启开了许子根与陈锦华“共治”槟州的年代，这就是槟州主席威力所在。1996年陈锦华在林苍佑劝告和压力下不得不让出槟州主席予许子根，回复首长职与槟州主席二合为一的结合，因为林苍佑深谙其中的奥妙与道理，即民政党在槟州不能有两套马车。
（四）1999年，身为行政议员的吴清德在1987年角逐党中央主席不遂后，唯有退而求其次角逐槟州主席一职。他知道坐上这张椅子形同党的实权老二，得以取代许子根成为首席部长。可惜他再败下阵来，忍痛告别政坛，不再有机会东山再起。
由上述观之，民政槟州主席是十分诱惑人的“宝座”，未想308大选后，一切都改变了。今天的丁福南争胜了谢宽泰，但不再是首席部长（他的胜利也意味着他本来就是许子根属意的首席部长接班人）。没有黄袍加身，有的是前路崎岖的千斤担子。他已不能往后看，而是要往前看。民政党有没有未来，又如何重新定位，就要看他与老大许子根怎样带领民政在槟州的“废墟”中再造辉煌？
总而言之，从林苍佑到丁福南的整整40年，突显了这个职位在斗争中的不断变化，令人百感交集。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 《南洋商报》）
数来数去数不清923之后是什么？
这半年来，数目字竟成为时下流行的政治游戏。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首先是308，接下来是826，再下来是916。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冲来，教人目不暇给，也眼花缭乱，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如何将这些个数目字与政治变数挂钩？是需要从多方面解读的。
本来在308投票日，掀起一场政治海啸，让我们看到新政治格局的形成，隐约地出现两线制，使大局已定，无需再予多辩，而是各就各位，扮演执政或反对党的角色。
但情势并非如此。因为改变政治版图的反对党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的政治大洗牌，也就使到再次执政中央政府的国阵不得不步步为营，以防途中有变。于是两个阵营的斗争不断升级，也衍生了826，916乃至923等等的政治数目字。
我们不妨用客观的角度切入这半年来的时局，不难发现到不论是国阵或是在大选后成立的人民联盟，都有各自的矛盾与议程。所不同的是国阵在稳住中央阵脚后，采取“以逸得劳”的心态来看待反对党的叫阵；而反对党则以“乘胜追击”的心态企图攻破国阵的城池。
这样一来，原本“隔空喊话”的政治角力也就变成“短兵相接”了。政局也因此而呈现胶着状态。
在一边厢是308过后不到10天，安华放话说有国阵议员要转而支持民联。首相阿都拉即刻否认，强调国阵政府依然稳固，并未受到威胁。
虽然如此，安华在4月23日启程访问东马时，首次提出“916变天”的预言。此时距离“变天”日尚有5个月。有人相信，有人置疑，但已成为一项课题被炒作。这意味着安华列下时间表，启开一场心理战。不过，安华在另一方面向法新社说，他有信心可以在3年内成为马来西亚首相，显见他列916为一个议程，留有余地。
副首相纳吉隔天驳斥是政治伎俩，他不相信东马国会议员会跳槽过民联。
转入5月，安华依然隔空喊话，让916成为他的一面斗争的旗帜，民间更是议论纷纷。在舆论上，安华似乎略占上风。讵料晋入6月天，忽然乌云遮空。
安华前私人助理赛夫投下一枚炸弹，在6月28日报案，指控安华对他“鸡奸”，舆论哗然，疑云重重，一时弄得“风声鹤唳”。不但叉开安华的“夺权议程”，而且注意力也转向安华的个人安危，许多人都不知道会否重演10年前的“鸡奸”案一幕。
安华也被突如其来的节外生枝大感惊讶，但很快的它又被演化成政治课题。当“鸡奸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时候，没有人说得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正因为案件已被政治化，安华也就用政治手段来应对这项指控。因此安华的策略有所改变，他必须要尽快为自己在政治上定位，不能再继续以“实权领袖”的身分操控整局。毕竟他还是“名不正气不顺”的严格来说是被视为反对党的精神领袖，除非他真正地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才具备资格出任首相。
就这样，在审时度势后，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在7月31日宣布辞卸国会议员，意味着安华已决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峇东埔补选上。一方面把视像转回政治斗争的层面，不再被“鸡奸案”打乱步伐：另一方面，要借此证明魅力未减，风采依旧。
国阵虽然自知胜算不高，但却派出安华的“前战友”阿力夏迎战，目的无非是要在劣势中扭转乾坤。果然峇东埔成了万众注目的焦点。
对安华来说是只许胜，不许败，否则整个计划泡汤。换句话说，国阵输得起，安华则输不起。
当安华在8月26日漂亮胜出后，他在翌日马上宣誓就职。意气风发的安华比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要“改朝换代”。
到了9月分的时候，安华已是进入关键时刻，他不断地重申916大计不变，引起国阵提高警觉，不再掉以轻心，不但要想出绝招来拆招，而且要堵住任何的“漏洞”，以防安华乘虚而入。
最后的一招是在9月8日及9日分别送出国阵议员到台湾考察，总共49人。至于考察心得如何，那是另一码事。至少国阵得以“窥见”这批后座议员是否有异动之心，如果这些议员都不为安华所动，那么国阵将不担心“变天”在即。
这种捷足先登的心理战略虽被敌对党形容为“心虚”，都确有其微妙作用。不然民联的议员不会“打蛇随棍上”的在9月12日亦步亦趋。同样是反戈一击的心理战术。彼此间的“短兵相接”，更增添916的神秘感。
姑不论民联在此“紧锣密鼓”的当儿是否已经胜券在握，它也为安华的“夺权”行动增添对国阵的压力，以让安华喊出更大声的口号。
此刻的安华也已经没有退路，唯有迎着风浪向前推进，9月15日，在雪州的广场上，安华当着逾万群众的面前，再次信誓旦旦地宣布已凑足人数，准备“变天”。
这一晚距离916更为接近了。
就在916那天，安华郑重其事地宣布已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员支持，要求会见首相阿都拉以商讨和平转交政权大事，这真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料谁也不能等闲视之。不过阿都拉处变不惊地拒绝会商，反挑战安排公布名单。两人算是第一回合过招。
下来的第二回合是安华在9月17日联同民联另两名领袖联函要求首相在9月23日召开国会紧急会议，以讨论不信任动议。阿都拉又是一口回绝，认为没有必要。反正国会将在斋戒月过后的10月13日召开，安华大可稍安勿燥地在那个时候发难。
这样一来，万众所期待的923又是平静过了一天。
安华的下一个步骤又是什么呢？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
可是在另一边厢，30号过后也给国阵带来诸多的压力；尤其是首相面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最使他难以释怀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将大选的失利归咎于阿都拉领导的失策。2004年大选的光环失掉了。尤有进者，马哈迪还逼使阿都拉鞠躬下台。
除此之外，巫统内也有一些异议分子给阿都拉增添麻烦。他们都要求巫统的领导作出改变，包括前财长东姑拉沙里，不过沉住着气的阿都拉在巩固东马的支持力量后，按照他的既定方针产生内阁。
他一方面接受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既安内也攘外。在他看来安内是当务之急，权力的分享，特别照顾东马的权益也是他的新内阁的特色之一。
即使他做出某些妥协性的安排，也不能满足各方的要求。鼓噪之声时而发出，再者国阵内的议员竟纷纷施加压力，希望改变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再以巫统马首是瞻，而是通过国阵的协商精神治理国家。
然而改变并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以致阿都拉在过去几个月来遭遇这个又那个的责难，几乎没有机会集中政务。他的劳心劳力换来的是外面要求“变天”，内部要求“改革”的声音，眼见9月天迈近的时刻，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但引起了反弹。
例如援用内安令逮捕3人后又放了两人。不仅没给政府的稳定加分，反而招致批评不断，甚至连国阵议员党也不苟同这种做法，为此阿都拉也表明不再援用内安令对付异议分子，多少缓和了紧张的局面。
也许意想不到的是负责法律事务的再益部长突然在9月15日辞官，理由是反对用内安令对付相关人士。再益虽然不是国会议员（被委任的上议员），但他的举动影响了国阵的全局。
在这种情形下，阿都拉出人意表地在9月17日自行宣布内阁小改组。他卸下财政部长而兼任国防部长；纳吉则与阿都拉对调，在国家经济下滑的当儿挑起重担。
有人解读阿都拉顺此接管军权，以加强他的权威。但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诠释，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传统中，首相的权力是涵盖一切的，所有的内阁都是他委任的，也有权力撤换和罢免部长，不必有任何的理由。
因此他的出掌国防部并没有太大的含意，只是向国人展示首相的权威就是这个样子，不必置疑。即使他不担任国防部长，他也是权力集一身的。
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说，阿都拉正在表明他有意在2010年移交职权给纳吉，但不是现在，也不想在压力下提早离职，选择在17日宣布是为了应对18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议。
正如所料，巫统理事会有人要求及交棒，不过声音并不强烈，也没有讨论马哈迪回巢的建议，这给了阿都拉一定的空间来调整步伐。
就在巫统会议后的第二天，安华再次发难，要求阿都拉说明会面，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必要会面。
从上述的事件演进表来看，整个斗争围绕在3个人的身上。如果阿都拉决意与纳吉站在一起，而后者又接受他的移交权力的日期，那么阿都拉就不会与安华有任何合作的机会，除非安华有能力在国会复会时通过不信任动议，否则变天的事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阿都拉与纳吉的结盟出现裂痕，再加上巫统内部不断施压，阿都拉或别无选择，可能会考虑与安华谋面，但这又不是巫统上层所愿意看到的事，权衡之下，巫统要对阿都拉发难，又是投鼠忌器。
今天的阿都拉，看起来是脆弱的，但实际上还是他操控最大的权力，纳吉要靠向他，安华也要靠向他，谁能够争取到阿都拉，谁就占比较大的优势。
这是为什么阿都拉不急于与安华会面，因为他希望安华的“夺权”一次又一次落空，让后者的916成为一个过去式的日子，以便冷却支持安华的热潮，重新巩固他的执政地位，把916“埋葬”在政海中。
至于安华，他希望他的916是一个运动的旗帜，是一个斗争的象征，说白了，试图将“变天”转成一个持久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持久战”，老百姓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唯有看双方的斗争谁最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阿都拉是在“清除压力”；安华则是在与“时间赛跑”。
他们斗争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影子，那就是带他们出身的马哈迪！政治的吊诡莫过于此。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号外周报》 第395期）
本来在308投票日，掀起一场政治海啸，让我们看到新政治格局的形成，隐约地出现两线制，使大局已定，无需再予多辩，而是各就各位，扮演执政或反对党的角色。
但情势并非如此。因为改变政治版图的反对党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的政治大洗牌，也就使到再次执政中央政府的国阵不得不步步为营，以防途中有变。于是两个阵营的斗争不断升级，也衍生了826，916乃至923等等的政治数目字。
我们不妨用客观的角度切入这半年来的时局，不难发现到不论是国阵或是在大选后成立的人民联盟，都有各自的矛盾与议程。所不同的是国阵在稳住中央阵脚后，采取“以逸得劳”的心态来看待反对党的叫阵；而反对党则以“乘胜追击”的心态企图攻破国阵的城池。
这样一来，原本“隔空喊话”的政治角力也就变成“短兵相接”了。政局也因此而呈现胶着状态。
在一边厢是308过后不到10天，安华放话说有国阵议员要转而支持民联。首相阿都拉即刻否认，强调国阵政府依然稳固，并未受到威胁。
虽然如此，安华在4月23日启程访问东马时，首次提出“916变天”的预言。此时距离“变天”日尚有5个月。有人相信，有人置疑，但已成为一项课题被炒作。这意味着安华列下时间表，启开一场心理战。不过，安华在另一方面向法新社说，他有信心可以在3年内成为马来西亚首相，显见他列916为一个议程，留有余地。
副首相纳吉隔天驳斥是政治伎俩，他不相信东马国会议员会跳槽过民联。
转入5月，安华依然隔空喊话，让916成为他的一面斗争的旗帜，民间更是议论纷纷。在舆论上，安华似乎略占上风。讵料晋入6月天，忽然乌云遮空。
安华前私人助理赛夫投下一枚炸弹，在6月28日报案，指控安华对他“鸡奸”，舆论哗然，疑云重重，一时弄得“风声鹤唳”。不但叉开安华的“夺权议程”，而且注意力也转向安华的个人安危，许多人都不知道会否重演10年前的“鸡奸”案一幕。
安华也被突如其来的节外生枝大感惊讶，但很快的它又被演化成政治课题。当“鸡奸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时候，没有人说得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正因为案件已被政治化，安华也就用政治手段来应对这项指控。因此安华的策略有所改变，他必须要尽快为自己在政治上定位，不能再继续以“实权领袖”的身分操控整局。毕竟他还是“名不正气不顺”的严格来说是被视为反对党的精神领袖，除非他真正地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才具备资格出任首相。
就这样，在审时度势后，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在7月31日宣布辞卸国会议员，意味着安华已决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峇东埔补选上。一方面把视像转回政治斗争的层面，不再被“鸡奸案”打乱步伐：另一方面，要借此证明魅力未减，风采依旧。
国阵虽然自知胜算不高，但却派出安华的“前战友”阿力夏迎战，目的无非是要在劣势中扭转乾坤。果然峇东埔成了万众注目的焦点。
对安华来说是只许胜，不许败，否则整个计划泡汤。换句话说，国阵输得起，安华则输不起。
当安华在8月26日漂亮胜出后，他在翌日马上宣誓就职。意气风发的安华比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要“改朝换代”。
到了9月分的时候，安华已是进入关键时刻，他不断地重申916大计不变，引起国阵提高警觉，不再掉以轻心，不但要想出绝招来拆招，而且要堵住任何的“漏洞”，以防安华乘虚而入。
最后的一招是在9月8日及9日分别送出国阵议员到台湾考察，总共49人。至于考察心得如何，那是另一码事。至少国阵得以“窥见”这批后座议员是否有异动之心，如果这些议员都不为安华所动，那么国阵将不担心“变天”在即。
这种捷足先登的心理战略虽被敌对党形容为“心虚”，都确有其微妙作用。不然民联的议员不会“打蛇随棍上”的在9月12日亦步亦趋。同样是反戈一击的心理战术。彼此间的“短兵相接”，更增添916的神秘感。
姑不论民联在此“紧锣密鼓”的当儿是否已经胜券在握，它也为安华的“夺权”行动增添对国阵的压力，以让安华喊出更大声的口号。
此刻的安华也已经没有退路，唯有迎着风浪向前推进，9月15日，在雪州的广场上，安华当着逾万群众的面前，再次信誓旦旦地宣布已凑足人数，准备“变天”。
这一晚距离916更为接近了。
就在916那天，安华郑重其事地宣布已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员支持，要求会见首相阿都拉以商讨和平转交政权大事，这真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料谁也不能等闲视之。不过阿都拉处变不惊地拒绝会商，反挑战安排公布名单。两人算是第一回合过招。
下来的第二回合是安华在9月17日联同民联另两名领袖联函要求首相在9月23日召开国会紧急会议，以讨论不信任动议。阿都拉又是一口回绝，认为没有必要。反正国会将在斋戒月过后的10月13日召开，安华大可稍安勿燥地在那个时候发难。
这样一来，万众所期待的923又是平静过了一天。
安华的下一个步骤又是什么呢？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
可是在另一边厢，30号过后也给国阵带来诸多的压力；尤其是首相面对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最使他难以释怀的是前首相马哈迪将大选的失利归咎于阿都拉领导的失策。2004年大选的光环失掉了。尤有进者，马哈迪还逼使阿都拉鞠躬下台。
除此之外，巫统内也有一些异议分子给阿都拉增添麻烦。他们都要求巫统的领导作出改变，包括前财长东姑拉沙里，不过沉住着气的阿都拉在巩固东马的支持力量后，按照他的既定方针产生内阁。
他一方面接受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既安内也攘外。在他看来安内是当务之急，权力的分享，特别照顾东马的权益也是他的新内阁的特色之一。
即使他做出某些妥协性的安排，也不能满足各方的要求。鼓噪之声时而发出，再者国阵内的议员竟纷纷施加压力，希望改变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再以巫统马首是瞻，而是通过国阵的协商精神治理国家。
然而改变并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以致阿都拉在过去几个月来遭遇这个又那个的责难，几乎没有机会集中政务。他的劳心劳力换来的是外面要求“变天”，内部要求“改革”的声音，眼见9月天迈近的时刻，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但引起了反弹。
例如援用内安令逮捕3人后又放了两人。不仅没给政府的稳定加分，反而招致批评不断，甚至连国阵议员党也不苟同这种做法，为此阿都拉也表明不再援用内安令对付异议分子，多少缓和了紧张的局面。
也许意想不到的是负责法律事务的再益部长突然在9月15日辞官，理由是反对用内安令对付相关人士。再益虽然不是国会议员（被委任的上议员），但他的举动影响了国阵的全局。
在这种情形下，阿都拉出人意表地在9月17日自行宣布内阁小改组。他卸下财政部长而兼任国防部长；纳吉则与阿都拉对调，在国家经济下滑的当儿挑起重担。
有人解读阿都拉顺此接管军权，以加强他的权威。但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诠释，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传统中，首相的权力是涵盖一切的，所有的内阁都是他委任的，也有权力撤换和罢免部长，不必有任何的理由。
因此他的出掌国防部并没有太大的含意，只是向国人展示首相的权威就是这个样子，不必置疑。即使他不担任国防部长，他也是权力集一身的。
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说，阿都拉正在表明他有意在2010年移交职权给纳吉，但不是现在，也不想在压力下提早离职，选择在17日宣布是为了应对18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议。
正如所料，巫统理事会有人要求及交棒，不过声音并不强烈，也没有讨论马哈迪回巢的建议，这给了阿都拉一定的空间来调整步伐。
就在巫统会议后的第二天，安华再次发难，要求阿都拉说明会面，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必要会面。
从上述的事件演进表来看，整个斗争围绕在3个人的身上。如果阿都拉决意与纳吉站在一起，而后者又接受他的移交权力的日期，那么阿都拉就不会与安华有任何合作的机会，除非安华有能力在国会复会时通过不信任动议，否则变天的事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阿都拉与纳吉的结盟出现裂痕，再加上巫统内部不断施压，阿都拉或别无选择，可能会考虑与安华谋面，但这又不是巫统上层所愿意看到的事，权衡之下，巫统要对阿都拉发难，又是投鼠忌器。
今天的阿都拉，看起来是脆弱的，但实际上还是他操控最大的权力，纳吉要靠向他，安华也要靠向他，谁能够争取到阿都拉，谁就占比较大的优势。
这是为什么阿都拉不急于与安华会面，因为他希望安华的“夺权”一次又一次落空，让后者的916成为一个过去式的日子，以便冷却支持安华的热潮，重新巩固他的执政地位，把916“埋葬”在政海中。
至于安华，他希望他的916是一个运动的旗帜，是一个斗争的象征，说白了，试图将“变天”转成一个持久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持久战”，老百姓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唯有看双方的斗争谁最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阿都拉是在“清除压力”；安华则是在与“时间赛跑”。
他们斗争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影子，那就是带他们出身的马哈迪！政治的吊诡莫过于此。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号外周报》 第395期）
新闻自由与民主社会 （天下纵横）
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言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言论上的自由，它不可能推动民主政治。而所谓民主政治除尊重人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投票来选出政府外，也让人民有知情权。人民则是通过拥有知情权来做出判断。如果人民无法获取全面的讯息和消息，他们是无法对民主选举作出较为公正与自由的抉择。这就是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最基本要素是让人民在没有恐惧感下，得以知道所要知道是事情。
虽然透过集会或座谈会可以让人民了解国家大事，地方事务和天下事，但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最直接和最广泛的途径就是通过传媒来传达。这之中以电视，电台和报纸是最普及和最深入民间的。当然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电脑上的互联网，手机也分担一部份的功能，但还是无法与大众传媒相提并论。
于是成为传媒的媒介人也就落在新闻记者的身上。如果没有记者的报导和评论，读者当然不能全面获得各方的消息和知识。因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官方或民间的，不论是群体的或个人的，对记者的倚重就可想而知。无形中记者的身份就有一些与众不同。他们虽然是普通人，但也身负使命要为他所服务的机构（或电视电台或报馆）提供直接与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传媒机构都必须聘请大量的编采人员，为的是发布消息，让人民都拥有知情权。
不过，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除了拥有基本知识外，还要有语文的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单单学会一种语文是难以应付大场面的。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刚踏入报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如何消化新闻，然后将之转成文字呈献给读者。这之中有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必须要磨练的，那就是考验你本身的语文能力和程度。主任发下一篇英文或国文文稿，你要能理解和翻译成中文；出外采访官方或讲英语或马来语的场合，你要能理解对方所言，否则便难以交差。
当你面对这种挑战时，请不要气馁，也不要过于自信，而是要勤于学习。放下身段，不耻下问自然可以解决当下的窘境，但也不能成天问东问西，还得靠自己来解决难题。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及时抽出时间去上国文课，读它一年半载，便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接着还要去上一个时期的英文课，学习英文写作和会话，更要学习聆听英语的能力。
一旦你认为国英文都能应对时，再加上原有的华文能力，也就更具信心面对挑战。不过这还是不足够的，你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读书来充实自己，以便拥有各种知识来撰写新闻乃至作出评论。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这个道理。一旦你已具备资格来演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时，下笔也无须顾此失彼或担心失真。
老实说，在六七十年代，华文报的记者都是自我探索和锻练出来的，后来大学有了传媒系和新闻系之设，也就更直接地培育这类专才。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掌握了三语才投身新闻行列。因此我们无需质疑记者采访非华语场合的能力；尤其是本国人民讲英语或马来语，都是比较浅白和易以理解的。如果当事人敢讲，而记者又觉得可以据实报导，也就可以构成一条新闻了。
在这样的互动中，记者与当事人是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存在“无中生有”或“节外生枝”的诠释。更没有心存恐惧，而是就事论事。至于报导出来后引起的反响也就非记者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记者因为做出这样的新闻报导而受到内安令来对付，那将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威胁，也足以让新闻工作者提心吊胆，不知怎样的报导才是最安全的？若尽是锦上添花或避重就轻的报导，那就不是读者所要读的新闻了。
所幸政府在第一时间也作出明智的决定，即时放人而息事宁人。但无可否认的，阴影已存在。因此还是需要通过一条立法来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捍卫新闻自由，勿让后来者对新闻工作却步。由于记者是曝光的公众人物，他们也有被保护的必要。他们应在无畏无惧的环境下工作，只要报导或评论不具恶意，不涉及诽谤与破坏，没有所谓的对“国家造成威胁”，也就应当成文字争议来处理。换句话说，言论自由是允许相互辩论的，不必也不应该拿大帽子扣下来，这才是新闻自由的最大真谛。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号外周报》 第395期）
虽然透过集会或座谈会可以让人民了解国家大事，地方事务和天下事，但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最直接和最广泛的途径就是通过传媒来传达。这之中以电视，电台和报纸是最普及和最深入民间的。当然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电脑上的互联网，手机也分担一部份的功能，但还是无法与大众传媒相提并论。
于是成为传媒的媒介人也就落在新闻记者的身上。如果没有记者的报导和评论，读者当然不能全面获得各方的消息和知识。因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官方或民间的，不论是群体的或个人的，对记者的倚重就可想而知。无形中记者的身份就有一些与众不同。他们虽然是普通人，但也身负使命要为他所服务的机构（或电视电台或报馆）提供直接与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传媒机构都必须聘请大量的编采人员，为的是发布消息，让人民都拥有知情权。
不过，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除了拥有基本知识外，还要有语文的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单单学会一种语文是难以应付大场面的。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刚踏入报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如何消化新闻，然后将之转成文字呈献给读者。这之中有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必须要磨练的，那就是考验你本身的语文能力和程度。主任发下一篇英文或国文文稿，你要能理解和翻译成中文；出外采访官方或讲英语或马来语的场合，你要能理解对方所言，否则便难以交差。
当你面对这种挑战时，请不要气馁，也不要过于自信，而是要勤于学习。放下身段，不耻下问自然可以解决当下的窘境，但也不能成天问东问西，还得靠自己来解决难题。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及时抽出时间去上国文课，读它一年半载，便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接着还要去上一个时期的英文课，学习英文写作和会话，更要学习聆听英语的能力。
一旦你认为国英文都能应对时，再加上原有的华文能力，也就更具信心面对挑战。不过这还是不足够的，你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读书来充实自己，以便拥有各种知识来撰写新闻乃至作出评论。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这个道理。一旦你已具备资格来演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时，下笔也无须顾此失彼或担心失真。
老实说，在六七十年代，华文报的记者都是自我探索和锻练出来的，后来大学有了传媒系和新闻系之设，也就更直接地培育这类专才。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掌握了三语才投身新闻行列。因此我们无需质疑记者采访非华语场合的能力；尤其是本国人民讲英语或马来语，都是比较浅白和易以理解的。如果当事人敢讲，而记者又觉得可以据实报导，也就可以构成一条新闻了。
在这样的互动中，记者与当事人是不存在利害关系，也不存在“无中生有”或“节外生枝”的诠释。更没有心存恐惧，而是就事论事。至于报导出来后引起的反响也就非记者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记者因为做出这样的新闻报导而受到内安令来对付，那将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威胁，也足以让新闻工作者提心吊胆，不知怎样的报导才是最安全的？若尽是锦上添花或避重就轻的报导，那就不是读者所要读的新闻了。
所幸政府在第一时间也作出明智的决定，即时放人而息事宁人。但无可否认的，阴影已存在。因此还是需要通过一条立法来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捍卫新闻自由，勿让后来者对新闻工作却步。由于记者是曝光的公众人物，他们也有被保护的必要。他们应在无畏无惧的环境下工作，只要报导或评论不具恶意，不涉及诽谤与破坏，没有所谓的对“国家造成威胁”，也就应当成文字争议来处理。换句话说，言论自由是允许相互辩论的，不必也不应该拿大帽子扣下来，这才是新闻自由的最大真谛。
（原载于2008年9月29日《号外周报》 第395期）
23.9.08
从历史演绎916 （跃马扬鞭）
831和916是两个数目字的组合，但包含了历史意义。前者是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日，政府每年循例大事庆祝；后者是马来西亚成立日，在东马列为公假，西马则照常办公。久而久之，916在西马变成一个日子，而东马人则认为这一天才是他们独立的日子。
虽然如此，916这个日子在最近都被炒红起来，竟而成一项政治口号。它起因于反对党领袖安华在今年4月份访问东马时，提及916会是一个“变天”的大日子，引起各界的关怀；但执政中央的国阵却一口否定，形容是政治伎俩，不值得重视。
就在9月16日那天，安华再度重申已获得足够的议席组成中央政府；但首相阿都拉再次形容是安华的“海市蜃楼”，并挑战对方公布名单以佐证之。换句话说，916已被政治化。
姑且不议916变不变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为什么有916这个日子？为什么不是831呢？原来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一波三折的，从原先的831成立展延至916才正式成立。
根据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回忆录《回顾历史》（1977年出版），他提及环顾东南亚，除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外，位于婆罗州的东马也原同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彼此有了共同的政治背景。当时这些地区的政治人物，包括汶莱苏丹也希望与马来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61年的时候（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应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之宴请，首次提到或迟或早这些地区将不可避免地与马来亚建立密切的政治与经济的合作。
于是马来西亚概念正式浮出台面，各方呈现不同的意见。为了确定东马人民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在英国同意下，一个以葛波（前英格兰银行总裁）为首的调查团宣告成立。在1962年展开民意调查，以便能在1963年8月31日（即马来亚独立6周年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不料整个计划受到内外的困扰而不能如期宣布。对内发生1962年12月的汶莱人民党起事，不久即被压下。这一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及东马的左翼政团大举抗议马来西亚成立，指为“新殖民地产物”。1963年吉兰丹州政府入禀法庭，不同意吉兰丹州被纳入马来西亚，结果败诉。对外则发生1962年印尼掀起的对抗，同样斥马来西亚是“搞新殖民主义”；而菲律宾则声称沙巴是其领土，引发外交纷争。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1988年出版）中也有一段追溯他并不同意马来西亚成立日期被压后到9月16日，而是坚持应在8月31日。因此他在那天自行宣布新加坡独立，砂拉越也同步进行，沙巴则宣布成立沙巴州。但这只是一个形式，它们还得遵照协议规定加入马来西亚（汶莱在起事后，已宣布不加入马来西亚）才算是独立国的一部分，也就只好等待9月16日的到来。
本来，东姑与英国方面在1962年8月1日签署的协定言明马来西亚联邦将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却因为上述事件导致联合国的介入而建议押后两周。当联合国秘书长宇丹的报告于9月14日发表确认东马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后，日期已不容一改再改了。就这样，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日与马来亚的独立日分成两个不同的日子，也在日后造成东马人民对8月31日的国庆感到“陌生”，而坚持9月16日才是它们的真正独立日。不过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新终于正式分家。
不错，在历史上东马是在9月16日成为独立国的领土，但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与变数，不会出现所谓的两个日子，而是东西马人民在同一天（8月31日）欢庆独立日。由于这一阴差阳错，也非东姑所愿，终于在45年来，使到东马人耿耿于怀。其实东马人民视831为独立日也无不可，因为它本来就订在831为马来西亚成立日，错不在东姑而在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
安华正是抓住916这一日子，吹起他的第二波的“夺权行动”。以便从东马引起政治效应，再牵动全局。由此来看916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日期，但又因为它与日期扯上关系，也就让许多人特别针对这一天究竟政治有没有巨变？
当然916没有另一场政治海啸，但却衍生出安华与阿都拉的直接角力。916也因此成为一个全民瞩目的日子。从这个意义而言，东马人民不论有没有变天，也让西马人民知道这个日子与831是同样重要的。今后也许我们需要订下两个大日子：831是独立日，而916是大马日。这样一来，也就皆大欢喜了。
（原载于2008年9月22日 《南洋商报》）
虽然如此，916这个日子在最近都被炒红起来，竟而成一项政治口号。它起因于反对党领袖安华在今年4月份访问东马时，提及916会是一个“变天”的大日子，引起各界的关怀；但执政中央的国阵却一口否定，形容是政治伎俩，不值得重视。
就在9月16日那天，安华再度重申已获得足够的议席组成中央政府；但首相阿都拉再次形容是安华的“海市蜃楼”，并挑战对方公布名单以佐证之。换句话说，916已被政治化。
姑且不议916变不变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为什么有916这个日子？为什么不是831呢？原来马来西亚的成立是一波三折的，从原先的831成立展延至916才正式成立。
根据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回忆录《回顾历史》（1977年出版），他提及环顾东南亚，除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外，位于婆罗州的东马也原同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彼此有了共同的政治背景。当时这些地区的政治人物，包括汶莱苏丹也希望与马来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61年的时候（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应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之宴请，首次提到或迟或早这些地区将不可避免地与马来亚建立密切的政治与经济的合作。
于是马来西亚概念正式浮出台面，各方呈现不同的意见。为了确定东马人民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在英国同意下，一个以葛波（前英格兰银行总裁）为首的调查团宣告成立。在1962年展开民意调查，以便能在1963年8月31日（即马来亚独立6周年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不料整个计划受到内外的困扰而不能如期宣布。对内发生1962年12月的汶莱人民党起事，不久即被压下。这一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及东马的左翼政团大举抗议马来西亚成立，指为“新殖民地产物”。1963年吉兰丹州政府入禀法庭，不同意吉兰丹州被纳入马来西亚，结果败诉。对外则发生1962年印尼掀起的对抗，同样斥马来西亚是“搞新殖民主义”；而菲律宾则声称沙巴是其领土，引发外交纷争。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1988年出版）中也有一段追溯他并不同意马来西亚成立日期被压后到9月16日，而是坚持应在8月31日。因此他在那天自行宣布新加坡独立，砂拉越也同步进行，沙巴则宣布成立沙巴州。但这只是一个形式，它们还得遵照协议规定加入马来西亚（汶莱在起事后，已宣布不加入马来西亚）才算是独立国的一部分，也就只好等待9月16日的到来。
本来，东姑与英国方面在1962年8月1日签署的协定言明马来西亚联邦将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却因为上述事件导致联合国的介入而建议押后两周。当联合国秘书长宇丹的报告于9月14日发表确认东马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后，日期已不容一改再改了。就这样，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日与马来亚的独立日分成两个不同的日子，也在日后造成东马人民对8月31日的国庆感到“陌生”，而坚持9月16日才是它们的真正独立日。不过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新终于正式分家。
不错，在历史上东马是在9月16日成为独立国的领土，但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与变数，不会出现所谓的两个日子，而是东西马人民在同一天（8月31日）欢庆独立日。由于这一阴差阳错，也非东姑所愿，终于在45年来，使到东马人耿耿于怀。其实东马人民视831为独立日也无不可，因为它本来就订在831为马来西亚成立日，错不在东姑而在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
安华正是抓住916这一日子，吹起他的第二波的“夺权行动”。以便从东马引起政治效应，再牵动全局。由此来看916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日期，但又因为它与日期扯上关系，也就让许多人特别针对这一天究竟政治有没有巨变？
当然916没有另一场政治海啸，但却衍生出安华与阿都拉的直接角力。916也因此成为一个全民瞩目的日子。从这个意义而言，东马人民不论有没有变天，也让西马人民知道这个日子与831是同样重要的。今后也许我们需要订下两个大日子：831是独立日，而916是大马日。这样一来，也就皆大欢喜了。
（原载于2008年9月22日 《南洋商报》）
我为子根感到难过 （天下纵横）
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阿末依斯迈终于要为他的不当言行付出代价，被巫统最高理事会冻结党籍三年并被取消所担任的党职，是否被国阵其他成员党接纳？是否被广泛接纳，我们先不置评，但遗憾的是他对许子根的羞辱则只字不提。
人们无法理解的是阿末的“寄居论”又与许子根有何关系?为什么要专门向许子根及民政党挑衅?这其中肯定有个人的恩怨夹在其中。单就事实而言，许子根在这件事的评论是过于温和和点到为止的。他只是建议国阵制定行为准则，以制止重蹈覆辙。甚至连蔡细历也批评他避重就轻。至于民政党要的言论比较起来也不是激烈的，似乎投鼠忌器。在这种情况下，阿末依斯迈反咬许子根及民政党一口，更口出狂言要国阵开除民政党，真是顾左右而言他，令人莫名其妙。
其一是记者报导是职责，与民政及许子根扯不上关系；其二是民政与许子根系与巫统站立在同一阵线参加补选，为何要影响记者来“将”阿末依斯迈?这种不符合逻辑的推理，又如何成立?其三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为何一而再地利用记者会来攻击许子根，显然是将忿气一股儿发泄在许子根身上。如果许子根18年来有许多地方让着他而只是某些地方(如委任市议员方面)未让他满意，那也真是白做好人了。今天竟然成为被践踏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阿末企图将整个事件缩小成他与许子根的个人恩怨。若是这样的话，连日来对阿末的批评与抨击又怎样能激怒马来人呢?为何正副首相在“灭火”的当儿，阿末又不接受劝告呢？在这方面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坚称要有关者明确作出交待。显然已是黄家定发表的一份较为强烈的声明，令人对他有些“刮目相看”。可惜他已经将要告别政坛，如果在308之前，黄家定有此表现，也许政治海啸不会把国阵伤得这么重。
我们当然不认为阿末的言行足以兴风作浪，他不过是借此渲染一番，不然首相不会对他严加抨击。不过我们纳闷的是为何槟州巫统的理事与议员们会随之起舞呢?
这之中必然有一个被看出来的隐议程，那就是借此事件再一次羞辱许子根和民政党，包括当众撕破许子根肖像，企图迫使许子根退出领导槟州国阵。在这事件发生后，也不能明白民政党元老陈福荣还说巫统已作出改变。单就槟州巫统而言，他们又似乎不把许子根放在眼里，变之何来?这样的说辞也自我矮化了民政党。
我在308大选后，已看出民政党在国阵内处于被边缘化的处境，因此曾建议民政要好自为之，应该考虑走出国阵，寻求新生，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认为这是“有稽之谈”。这样又是过了大选5个月，民政依然在原地踏步，林敬益又说了党员的情绪是要退，只是领导层尚未有些心理准备。我又在此课题再一次建议民政党应慎重考虑退出国阵，以挽回尊严和自我，必能走出悲情而看到未来。尤其是在阿末依斯迈大放厥词后，就进一步印证我的看法的正当性。
我们不知道民政党如何要求对方还许子跟一个公道？若是这样的毫无忌惮地羞辱一个成员党的领袖，又如何使这个党活的尊严，站得高大？我为许子根感到难过。
我不敢说我对民政党了解很深，但我是目睹它的成长和衰退的其中一个人。民政也似乎较重英文精英而将其党的智囊与历史的撰写交给英文精英负责，未牢记华社(或说懂华文的人)是它的命根子。可是一旦精英脱离华社，它们就听不到华社的声音。308大选就是血的教训。
因此，民政党应回归到根本，它必须承认民政的上台是因它根植华社，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它的致命伤。在今天来说，民政可以坚持它的多元理念，但不能不听听华社的声音：强烈希望它走出阴影，活得光彩。不信来一个“民意测验”，看看是不是大多数人请它当机立断，该断就断，不要拖泥带水，否则留在国阵内可能越陷越深而会更加难堪，除非有奇迹出现。
（原载于2008年9月22日《号外周报》 第394期）
人们无法理解的是阿末的“寄居论”又与许子根有何关系?为什么要专门向许子根及民政党挑衅?这其中肯定有个人的恩怨夹在其中。单就事实而言，许子根在这件事的评论是过于温和和点到为止的。他只是建议国阵制定行为准则，以制止重蹈覆辙。甚至连蔡细历也批评他避重就轻。至于民政党要的言论比较起来也不是激烈的，似乎投鼠忌器。在这种情况下，阿末依斯迈反咬许子根及民政党一口，更口出狂言要国阵开除民政党，真是顾左右而言他，令人莫名其妙。
其一是记者报导是职责，与民政及许子根扯不上关系；其二是民政与许子根系与巫统站立在同一阵线参加补选，为何要影响记者来“将”阿末依斯迈?这种不符合逻辑的推理，又如何成立?其三我们不知道阿末依斯迈为何一而再地利用记者会来攻击许子根，显然是将忿气一股儿发泄在许子根身上。如果许子根18年来有许多地方让着他而只是某些地方(如委任市议员方面)未让他满意，那也真是白做好人了。今天竟然成为被践踏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阿末企图将整个事件缩小成他与许子根的个人恩怨。若是这样的话，连日来对阿末的批评与抨击又怎样能激怒马来人呢?为何正副首相在“灭火”的当儿，阿末又不接受劝告呢？在这方面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坚称要有关者明确作出交待。显然已是黄家定发表的一份较为强烈的声明，令人对他有些“刮目相看”。可惜他已经将要告别政坛，如果在308之前，黄家定有此表现，也许政治海啸不会把国阵伤得这么重。
我们当然不认为阿末的言行足以兴风作浪，他不过是借此渲染一番，不然首相不会对他严加抨击。不过我们纳闷的是为何槟州巫统的理事与议员们会随之起舞呢?
这之中必然有一个被看出来的隐议程，那就是借此事件再一次羞辱许子根和民政党，包括当众撕破许子根肖像，企图迫使许子根退出领导槟州国阵。在这事件发生后，也不能明白民政党元老陈福荣还说巫统已作出改变。单就槟州巫统而言，他们又似乎不把许子根放在眼里，变之何来?这样的说辞也自我矮化了民政党。
我在308大选后，已看出民政党在国阵内处于被边缘化的处境，因此曾建议民政要好自为之，应该考虑走出国阵，寻求新生，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认为这是“有稽之谈”。这样又是过了大选5个月，民政依然在原地踏步，林敬益又说了党员的情绪是要退，只是领导层尚未有些心理准备。我又在此课题再一次建议民政党应慎重考虑退出国阵，以挽回尊严和自我，必能走出悲情而看到未来。尤其是在阿末依斯迈大放厥词后，就进一步印证我的看法的正当性。
我们不知道民政党如何要求对方还许子跟一个公道？若是这样的毫无忌惮地羞辱一个成员党的领袖，又如何使这个党活的尊严，站得高大？我为许子根感到难过。
我不敢说我对民政党了解很深，但我是目睹它的成长和衰退的其中一个人。民政也似乎较重英文精英而将其党的智囊与历史的撰写交给英文精英负责，未牢记华社(或说懂华文的人)是它的命根子。可是一旦精英脱离华社，它们就听不到华社的声音。308大选就是血的教训。
因此，民政党应回归到根本，它必须承认民政的上台是因它根植华社，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它的致命伤。在今天来说，民政可以坚持它的多元理念，但不能不听听华社的声音：强烈希望它走出阴影，活得光彩。不信来一个“民意测验”，看看是不是大多数人请它当机立断，该断就断，不要拖泥带水，否则留在国阵内可能越陷越深而会更加难堪，除非有奇迹出现。
（原载于2008年9月22日《号外周报》 第394期）
18.9.08
成语新解：一夜成名=陈云清
《星洲日报》记者陈云清是个低调的人，虽然大学毕业后先进入《光华日报》担任记者，后转至《星洲日报》担任高级记者，但一向为人谨慎，也不求名，不求利，因此知名度仅限于槟城的新闻界及华社内。讵料在9月12日晚，忽闻陈云清因报导“寄居论”而被内安令逮捕，闻者几被震惊。这对新闻工作者无疑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忽然从空而降，大大地挫折新闻工作者的服务热忱。更甚的是，新闻自由成了最大的讽刺。
在为陈云清力争自由的当儿，我也认为她应被立即无条件释放，因为不具任何正当理由来拘捕她。后来听闻她获得自由，我发了一条短讯给她：正义至上，听闻你已自由，好人一生平安。当然我也希望另两名被拘留者郭素沁及拉惹柏特拉能及早自由。
在后来，我告诉朋友说，从陈云清的事件中，我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一夜成名”（或一举成名）的成语有了新解：陈云清即是。不是吗？她的戏剧性的事件，使她一夜成名，举国皆知。再也没有更好地解释来形容“一夜成名”的含意。
以下是转自陈云清自由后的告读者书，值得一读。
陳雲清：我在內安令扣留下的18小時
9月12日晚上8時30分，身在大山腳老家的我，當時口中還咀嚼着炸油條，內心卻掛慮着報社收到內政部要求解釋為何不被對付的信件，《星洲日報》最後會面對怎樣的命運。在为陈云清力争自由的当儿，我也认为她应被立即无条件释放，因为不具任何正当理由来拘捕她。后来听闻她获得自由，我发了一条短讯给她：正义至上，听闻你已自由，好人一生平安。当然我也希望另两名被拘留者郭素沁及拉惹柏特拉能及早自由。
在后来，我告诉朋友说，从陈云清的事件中，我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一夜成名”（或一举成名）的成语有了新解：陈云清即是。不是吗？她的戏剧性的事件，使她一夜成名，举国皆知。再也没有更好地解释来形容“一夜成名”的含意。
以下是转自陈云清自由后的告读者书，值得一读。
陳雲清：我在內安令扣留下的18小時
就在內心忐忑不安的時候，一大批便衣警員突出現在我家門口，率先出聲要找我的，是一名身穿制服的女警，而她也是一行人當中，唯一身穿制服的警官。
隔着鐵門，她表示，我必須跟他們回返警局。我問她是否有逮捕令，否則，我不會開門。而在這時候，我也趕緊致電報社的法律顧問以及我的直屬上司，尋求他們的意見。
後來，女警表示他們是援引內安法令拘捕我，不需要任何逮捕令。當時，我即做了最壞打算。
故作冷靜安撫家人
那時候，我必須“故作冷靜”，安撫以及告訴家人，同事會在警局那裡等候我，給我支援。就這樣，我被帶走了。父母親都很堅強，臨走前，不斷要求警方，好好對待他們的女兒。
我被帶到威中警署，在一間很冷很冷的房間等候警方辦理手續。陪伴在側的另一名女警，也似乎冷得發抖，為了打破沉寂，我和她聊起天來。她問我：”你看起來，還很定啊！”
我告訴她：”我是在內安法令下被拘捕的，即使怕，我還是必須面對。我擔心的是，我的家人、同事以及親朋好友，此刻一定很為我擔憂。”
坦白說， 那時候， 我的心很沉穩。因為我深信，已經很多人在外頭幫我，給我信心、給我力量，所以，我必須挺住，和大家一起同在。
同行聲援令我感動
警方記錄了我身上的所有財物，暫時沒收所有物件後，準備把我帶去檳城警察總部。在警察帶我步出警署時，我才發現，原來已經很多報界同行以及黨團人士守候在外聲援。當時，我壓抑的情緒因深切的感動而再也把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而當警車駛至警署大門時，我看到了我的上司――檳吉玻及霹靂區高級經理潘友平，竟然用肉身擋在警車前，促使警車緩慢行駛，以確定我是否在警車內，然後，敲打警車玻璃，以手勢鼓勵我。
我立即把眼淚擦乾，大家都在努力了，我也一樣要努力。
警方在完成蓋手印程序以及讓我用餐後，就把我安排進扣留室度過一夜。當時，我並不知道，警察總部外面，很多同業以及黨團人士都在聲援我。
我要求女警能否讓燈亮着，她要我放心，說不會熄燈。警方告訴我，已安排父母親第二天早上午8時與我會面，我用了很長時間，反覆整理見到父母親時要交代的事務，我已經無法聯繫外間，因此必須好好“利用”與父母會面的時間，清楚交代一切。
整理好自己的思緒後，我躺在木板床上，在蚊子以及滴水聲的陪伴下，我不斷說服自己趕快入眠，因為我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是什麼，我必須確保自己精神狀況良好，才能以最佳狀態面對一切。
我從來都不會失眠，這一夜，我才體會到，失眠的煎熬。我也知道，關愛我的人，也和我一樣，徹夜不眠，這才是我最心疼的地方。
13日清晨6時許，準備梳洗時，女警給我看了家人所帶來的衣物，我很奇怪，怎麼裡面都是新買的梳洗用品、方便褲、女性用品、數件南洋商報85週年再攀高峰的Ｔ恤以及別人的女性內衣。
原來， 女警口中所謂的” 家人”，是這一批貼心的同事與同行，在警察總部外守候的當兒，為我準備了這一切。他們不知道我何時才會被釋放，可是，他們卻告訴自己要在最短時間內為我準備這些必需品。
順利和雙親會面以及告別後，警方表示要帶我前往武吉阿曼警察總部，我的心頓時一沉，我告訴自己，一切才開始，加油吧！
輾轉到最後，我卻是被帶往怡保霹靂州警察總部，經過簡單的盤問後，又被帶返檳城警察總部。
接受盤問據實回答
我在這裡，接受了比較深入的盤問，當時，我不斷告訴自己腦袋要清晰，據實回答、好好應對。
完成盤問後，我就被帶往會見一名高官，他說：”你我可以回家了。”
我和警察的眼睛，同時望向時鐘，當時的時間是下午2時25分。
在這18小時裡， 似乎經歷了很多，感受更多。
獲釋後，我收到許多手機短訊、電話以及花束，包括了報界友好、各政黨人士、社團人士、昔日同窗以及所有親朋好友都來到家裡探望。當然，我更沒忘了一批批讀者以及公眾人士致電或親自前往檳城辦事處和星洲日報總社給我打氣。
對所有的來電、簡訊、寄語和親自探望的朋友和讀者，我想在這裡向大家表示最誠摯的謝意。在那充滿未知的18小時裡，我感應到背後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來自你們――我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
續維持勇氣與義氣
我知道，我們前面的路還是充滿荊棘的，所以大家今次所展現出來的勇氣與義氣，更要繼續維持下去，因為我們的社會需要這股正義精神，去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我已經恢復自由了。但我希望和我同一天被逮捕的郭素沁以及拉惹柏特拉，以及其他同樣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的人士，也可以早日獲釋。如果當局認為他們犯法，應讓他們在法庭上獲得透明以及公平的審訊。
16.9.08
民政未来。未来民政 （跃马扬鞭）
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在308政治海啸后的5月25日为民政党主持庆祝40周年的大会时提出一份命名为《民政为未来及民政的未来》的政治报告。他从党的历史演绎到2008年的大失败，然后分析民政未来的路怎样走。
这是民政建党（1968）以来的最悲情的一次主席演词，除了为民政的未来把脉外，也寄望于国阵能够恢复国阵精神乃至巫统的改变和政府的改革有成以挽回颓势。
我们不能说这是许子根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国阵的成员党内的一些领袖也有同感，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许子根的说法。因为有三件事是许子根力所不逮的。其一是国阵的机制是大选才开动已是由来已久。一向以来虽有国阵精神应对大选，但鲜少提及国阵原则也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所有的重要议决和决策都是回到成员党本身去敲定和力争，无需提到国阵会议来辩论和喋喋不休。因此许子根当年（1982年）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算盘打不响就是因为敲错了门，才有日后所谓董教总的“后悔”。今天许子根希望国阵回归根本（back to basics）中所提及的事项已属于政府的功能或个别政党的功能，不是国阵所能统筹统办的。一项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阿末依斯迈的处分只能交回成员党（巫统）处置，理由是国阵不处理成员党的纪律问题；也等于告诉我们国阵是个组合框架多过实质组合，因此也就不存在“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这种概念和口号的正当性。既然国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存在和操作，它的回归根本就具争议性。
其二各成员党的事务也容不得他人干涉。例如巫统需不需要改或要不要改，属于这个党的家内事，别人可以进谏，但不能插手。因此许子根对巫统的改变也只能观望和期待。但有一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是：自从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后，它对巫统的依赖性或支持程度也多过巫统对它的依赖与支持。最明显的是对保住槟州首席部长的斗争中，马华的无功而返也有巫统的因素在内。以致形成民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与巫统的走向大有关系。
讵料308的大选不仅改变这一微妙关系，更节外生枝地发生阿末羞辱民政党而未得到应有的歉意；反映了民政在巫统的眼中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来，巫统怎样改变，也就不以民政的未来作考量。因为民政已经没有政治筹码，这是政治的现实，也是民政党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其三，政府的改革又轮不到民政来指点江山。虽然国阵仍是中央政府，大权在握，但就民政而言，它不但失去槟州主导政权，而且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不见了，又如何在内阁发挥影响力？在这种情形下，民政虽有两名副部长，它已无法声称仍在政治主流中。这几个月来也印证它与政府的关系越行越远了。因此许子根对司法革新、反贪污、修改内安令、警队重整的言论也只能当成一种时尚声音，不能直接在内部参与改革。所谓的“在朝不在位”正是民政党今日的写照。
由于这样，许子根的三大动力（弘扬民政理念、强化党组织及赢取民心），八大策略及八大议题只能回到民政党的本位来阐述。但问题是，民政仍在国阵机制内，它所受到的牵制不言而喻。如果只是民政党求变，大方向不变，民政以三大动力来重整旗鼓又谈何容易？不错回教党、行动党乃至公正党都曾陷入低谷，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是独立而行的政党，靠自我奋斗再探出头来，而民政恰恰是因国阵而存在主流中，缺乏自我（自主）形象而仍活在阴影中。
虽然，民政当今的一代都是在主流政治成长的，缺乏在野的那一股干劲，没有感受到在野的痛苦，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适从；但是今时不同往昔，民政实质上不再是在朝而是在野。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民政走出阴影，寻回尊严与自信。谁说独立自主的民政没有明天？最低限度，民间会给它一个喝采。许子根还犹疑什么？
（原载于2008年9月15日 《南洋商报》）
这是民政建党（1968）以来的最悲情的一次主席演词，除了为民政的未来把脉外，也寄望于国阵能够恢复国阵精神乃至巫统的改变和政府的改革有成以挽回颓势。
我们不能说这是许子根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国阵的成员党内的一些领袖也有同感，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许子根的说法。因为有三件事是许子根力所不逮的。其一是国阵的机制是大选才开动已是由来已久。一向以来虽有国阵精神应对大选，但鲜少提及国阵原则也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所有的重要议决和决策都是回到成员党本身去敲定和力争，无需提到国阵会议来辩论和喋喋不休。因此许子根当年（1982年）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算盘打不响就是因为敲错了门，才有日后所谓董教总的“后悔”。今天许子根希望国阵回归根本（back to basics）中所提及的事项已属于政府的功能或个别政党的功能，不是国阵所能统筹统办的。一项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阿末依斯迈的处分只能交回成员党（巫统）处置，理由是国阵不处理成员党的纪律问题；也等于告诉我们国阵是个组合框架多过实质组合，因此也就不存在“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这种概念和口号的正当性。既然国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存在和操作，它的回归根本就具争议性。
其二各成员党的事务也容不得他人干涉。例如巫统需不需要改或要不要改，属于这个党的家内事，别人可以进谏，但不能插手。因此许子根对巫统的改变也只能观望和期待。但有一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是：自从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后，它对巫统的依赖性或支持程度也多过巫统对它的依赖与支持。最明显的是对保住槟州首席部长的斗争中，马华的无功而返也有巫统的因素在内。以致形成民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与巫统的走向大有关系。
讵料308的大选不仅改变这一微妙关系，更节外生枝地发生阿末羞辱民政党而未得到应有的歉意；反映了民政在巫统的眼中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来，巫统怎样改变，也就不以民政的未来作考量。因为民政已经没有政治筹码，这是政治的现实，也是民政党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其三，政府的改革又轮不到民政来指点江山。虽然国阵仍是中央政府，大权在握，但就民政而言，它不但失去槟州主导政权，而且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不见了，又如何在内阁发挥影响力？在这种情形下，民政虽有两名副部长，它已无法声称仍在政治主流中。这几个月来也印证它与政府的关系越行越远了。因此许子根对司法革新、反贪污、修改内安令、警队重整的言论也只能当成一种时尚声音，不能直接在内部参与改革。所谓的“在朝不在位”正是民政党今日的写照。
由于这样，许子根的三大动力（弘扬民政理念、强化党组织及赢取民心），八大策略及八大议题只能回到民政党的本位来阐述。但问题是，民政仍在国阵机制内，它所受到的牵制不言而喻。如果只是民政党求变，大方向不变，民政以三大动力来重整旗鼓又谈何容易？不错回教党、行动党乃至公正党都曾陷入低谷，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是独立而行的政党，靠自我奋斗再探出头来，而民政恰恰是因国阵而存在主流中，缺乏自我（自主）形象而仍活在阴影中。
虽然，民政当今的一代都是在主流政治成长的，缺乏在野的那一股干劲，没有感受到在野的痛苦，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适从；但是今时不同往昔，民政实质上不再是在朝而是在野。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民政走出阴影，寻回尊严与自信。谁说独立自主的民政没有明天？最低限度，民间会给它一个喝采。许子根还犹疑什么？
（原载于2008年9月15日 《南洋商报》）
扭转中国命运的旗手 （天下纵横）
年青的一代有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在中国他的名字也被人淡忘了，他就是在8月20日逝世的华国锋。
此人来头可真不小，在70年代他是炙手可热的中国新一代领袖，竟而有幸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如果综看他的政治生涯，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怎样也不会相信毛泽东会选他“号令天下”，而事实就是这么传奇的发生。
原名苏铸的华国锋，于1921年出生在山西（有说1920年），只进过商业职业学校（有高中水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国锋投身入游击战争，在山西交城县冒出头来，继后成为县委书记。1949年转到湖南，从事土地改革工作而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从湖潭地委书记一直升上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他是得到毛泽东的提拔才坐上这个高位。
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华国锋又得到毛泽东进一步赏识，把他提上中共中央委员。这就是说，华国锋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例如在1971年之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接着在1973年起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在1975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许多人都不明白，也许包括在文革起家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明白，为何毛泽东会提拔这样一位农民型的青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这之中有一个得以诠释的是：毛泽东是阶级论者，他一向坚持工农领导党国的重要性。因此在林彪事件后的1973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推举了工人代表的王洪文为中共副主席，也推举农民代表的华国锋为政治局委员。其他文革的死硬份子，如江青（毛的夫人）、张春桥及姚文元皆属于知识份子这一类型。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虽然不属于江青一派，也被毛泽东列为领导份子，成为周恩来的左右手。也因为有此巧妙的安排，当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逝世时，华国锋更破格被提拔成为代总理。许多人都不明就里，为何毛泽东不让也是副总理的张春桥上位，反而择华国锋呢？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端倪，原来是毛泽东不想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小集团中（在他看来这个权力核心的小集团以江青为首而以张春桥为辅），于有了华国锋的故事。
华国锋在那个时代，虽已是权力扩大，但也不敢对江青有所冒犯，反而是采取同样的行动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示威运动（1976年清明节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使其名誉有些受损。
但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又一次受到重托，由毛泽东提名出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的华国锋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但人们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是与江青的“四人帮”联成一党，还是想另起炉灶的，因为在这段期间内，他同意对邓小平作第二次的打倒，也顺着江青的强硬路线继续执行他们所谓“毛泽东路线”。
但是变化总是要到来的，当毛泽东主席在1976年9月9日逝世时，一场江青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终于白热化。江青藉对邓小平的批判也把矛头对向华国锋，攻击华国锋是属于“邓小平一类的走资派”。在情势危急下，华国锋唯有与身任国防部长的叶剑英联手，准备大举反击。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的配合下，终于出手了。这一天夜里，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一网成擒，华国锋成了绝对的胜利者。胜利之余的华国锋也让权力和名誉冲昏了头脑，竟允许自己的肖像与毛泽东的遗像高挂在天安门城墙上。这一下子，华国锋照片满天飞，他几乎成了毛泽东的替身。
不仅于此，华国锋在1977年推出了他的“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
然而华国锋做不到的是他尽管不想让邓小平复出，最后不得不在元老的压力下，同意邓小平复出。1978年邓小平东山再起（三落三起），他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有异议，认为是错误的政策，于是另一个获得邓小平同意的理论在学术界掀起而蔚成全国运动。即是在《光明日报》带头发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两个凡是”。
就这样，华国锋被逼在1980年辞卸总理职身份，又于1981年辞卸中共主席和军委会主席职身份，先保留副主席，后只剩下委员，再后就告老还乡了，直到近日逝世，华国锋的名字又一次浮现。
但也因为华国锋敢于打倒四人帮，才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的降临。因此盖棺定论，华国锋是扭转共和国命运的旗手。没有他中国不会有今日的和平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他的功劳应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于心。
（原载于2008年9月15日《号外周报》 第393期）
此人来头可真不小，在70年代他是炙手可热的中国新一代领袖，竟而有幸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如果综看他的政治生涯，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怎样也不会相信毛泽东会选他“号令天下”，而事实就是这么传奇的发生。
原名苏铸的华国锋，于1921年出生在山西（有说1920年），只进过商业职业学校（有高中水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国锋投身入游击战争，在山西交城县冒出头来，继后成为县委书记。1949年转到湖南，从事土地改革工作而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从湖潭地委书记一直升上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他是得到毛泽东的提拔才坐上这个高位。
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华国锋又得到毛泽东进一步赏识，把他提上中共中央委员。这就是说，华国锋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例如在1971年之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接着在1973年起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在1975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许多人都不明白，也许包括在文革起家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明白，为何毛泽东会提拔这样一位农民型的青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这之中有一个得以诠释的是：毛泽东是阶级论者，他一向坚持工农领导党国的重要性。因此在林彪事件后的1973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推举了工人代表的王洪文为中共副主席，也推举农民代表的华国锋为政治局委员。其他文革的死硬份子，如江青（毛的夫人）、张春桥及姚文元皆属于知识份子这一类型。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虽然不属于江青一派，也被毛泽东列为领导份子，成为周恩来的左右手。也因为有此巧妙的安排，当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逝世时，华国锋更破格被提拔成为代总理。许多人都不明就里，为何毛泽东不让也是副总理的张春桥上位，反而择华国锋呢？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端倪，原来是毛泽东不想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小集团中（在他看来这个权力核心的小集团以江青为首而以张春桥为辅），于有了华国锋的故事。
华国锋在那个时代，虽已是权力扩大，但也不敢对江青有所冒犯，反而是采取同样的行动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悼念示威运动（1976年清明节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使其名誉有些受损。
但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又一次受到重托，由毛泽东提名出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的华国锋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但人们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是与江青的“四人帮”联成一党，还是想另起炉灶的，因为在这段期间内，他同意对邓小平作第二次的打倒，也顺着江青的强硬路线继续执行他们所谓“毛泽东路线”。
但是变化总是要到来的，当毛泽东主席在1976年9月9日逝世时，一场江青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终于白热化。江青藉对邓小平的批判也把矛头对向华国锋，攻击华国锋是属于“邓小平一类的走资派”。在情势危急下，华国锋唯有与身任国防部长的叶剑英联手，准备大举反击。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的配合下，终于出手了。这一天夜里，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一网成擒，华国锋成了绝对的胜利者。胜利之余的华国锋也让权力和名誉冲昏了头脑，竟允许自己的肖像与毛泽东的遗像高挂在天安门城墙上。这一下子，华国锋照片满天飞，他几乎成了毛泽东的替身。
不仅于此，华国锋在1977年推出了他的“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
然而华国锋做不到的是他尽管不想让邓小平复出，最后不得不在元老的压力下，同意邓小平复出。1978年邓小平东山再起（三落三起），他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有异议，认为是错误的政策，于是另一个获得邓小平同意的理论在学术界掀起而蔚成全国运动。即是在《光明日报》带头发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两个凡是”。
就这样，华国锋被逼在1980年辞卸总理职身份，又于1981年辞卸中共主席和军委会主席职身份，先保留副主席，后只剩下委员，再后就告老还乡了，直到近日逝世，华国锋的名字又一次浮现。
但也因为华国锋敢于打倒四人帮，才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的降临。因此盖棺定论，华国锋是扭转共和国命运的旗手。没有他中国不会有今日的和平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他的功劳应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于心。
（原载于2008年9月15日《号外周报》 第393期）
从916演绎马华退出国阵论
马来西亚著名政治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于8月28日晚上8时应以曼绒中华公会为首的30个华人社团的邀请，在中华公会礼堂主讲《大马政治动向》，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估计有百余近两百人与会，聆听谢氏的精辟见解。场面热烈，问答环节时，更见精彩，从头至尾历时二句锺，绝无冷场。
演讲会开始前，由大会主席吴美恩致词，感谢主讲人抽空前来主讲，让在座各位可以对国家政局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主持人张阳方则介绍谢氏的生平，随后赠送纪念品。为示隆重，所有参与主办单位的社团主席或代表在吴美恩、中华公会会长高永平博士及林良平律师等人带领下，集体刺破汽球，旋即开始谢氏的专题演讲。
谢氏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暨韩江电视新闻中心（hctvnews.net）的社长。他以两个主要的课题将演讲会带上高潮，即会否有“916”的变天和马华应不应该退出国阵？
演讲的主题是“安华916变天的依据与马华未来的路”，以下是谢氏演讲的主要内容：
今晚我们大家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政局在峇东埔补选后还会有什么变数？简单地说，到底有没有“916变天”这码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三个层次下手。其一是沙巴的国会议员是否会集体转而支持安华？目前所知道的是沙巴进步党的两名议员会有此倾向，其它的有者已表态拒绝，但也有保持低调的。
其实这不关系跳槽或变节的争议，而是沙巴人民目前面对困扰的是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与痛苦。这外来移民30年来已高达140余万近150万人，比起沙巴原来人民在增长率下的100万还要多。而且在外来移民当中尚有44万名是非法移民。中央政府已了解到这是一个具有爆炸力的问题，只是处理起来十分棘手。要将40余万非法移民一举遣送回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谈何容易？他们有者已在当地与当地人结婚生子，走进当地的社会，强硬将他们的家庭折散，又要负起不人道的罪名。
在这方面，被誉为“抗拒外来移民英雄”的庄永谅医生就向我坚决表示十分遗憾中央政府一直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在3月前脱离沙巴团结党加入公正党，并在峇东埔补选期间率80余人不辞劳苦到来助选。
这位前国会议员十分信心地说，他之所以协助安华是因为安必须要在这一仗胜得漂亮，才能真正激发沙巴国会议员转而支持他，否则就没戏了。他说，他们都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沙巴人民请命。因此他相信916变天应从沙巴开始。换句话说，沙巴要打响第一炮，才会有其它州响应（沙巴共有25名国会议员）。
其二是西马方面，据公正党的信心，会至少有10名国阵国会议员转而支持安华，而他们不会率先起事，要看安华胜出及沙巴有动作后才谋动。
其三是东马的砂朥越州，总共有31个国会议员。除行动党1席外，余皆归国阵所有，但国阵内又是以土著保守党居多占14席。在人联党及砂民进党没有异动下，就得看土保党内部有否分化。这个分化主要取决于砂首长泰益对议员的影响力度。这就是说，若砂州有议员转向支持安华，也将是第三个谋定而后动的。数目可能不会多，但对对安华所要求的30名议员也是关键性的。
由此来探讨三个层面后，我们还要回到安华的政治路线图是怎样走及如何制订的。根据安华的想法及说法，目前人民联盟内已取得共识，让他一手策划916的变天。他们不会反对安华的提前夺权，也不认为这是政治青蛙的表现，而是同意为了使到中央及民联5个州政权的统一，可以及早行事。因此整个夺权的大计落在安华一个人的身上，也因为这样，对能否变天一事也只有安华心知肚明，其它人只能提供辅助性的力量和想象空间。
就安华来说，在政治上他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的东风就是要从东边吹起来。这个东风恰巧就在沙巴。因此目前的焦点就在沙巴。如果沙巴议员提前起事，下来安华就有大动作。反之如果沙巴按兵不动，安华则有需再费时费力解开这个“死结”，才能有下一幕，不然便会保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时间对安华是十分重要的，他正与国阵，或确切地说是与巫统在作时间赛跑。一方是要寻找突破口；另一方是尽快地将漏洞补住，不让安华有机可乘。双方在峇东埔补选后已进入一个真正的实力较量。
因此，916变不变天，完全取决于沙巴议员的行动，而沙巴议员动与不动，又与安华的说服力和如何承诺解决外来移民问题息息相关。
虽然很多人认为，安华的“916”是一个幻想，是安华个人的梦；尤其是国阵方面，更是不相信安华能化梦成真。但安华又煞有其事地鼓吹变天论。他之所以将之订为“916”，那是因为9月16日是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日子，也是东马独立的开始。这个日子正是抓住东马人的心，也成为安华的一张王牌。
如果你问我916到底这么样了？我的答案是在未来的一个月就可见端倪。因为安华除了916外，他本身还有一场官司案要面对。为了不分神，安华肯定会出手，采取主动的攻势，而不是守着308的战果。另外一边的国阵，同样采取见招拆招的策略，亦步亦趋。究竟谁占上风，迟至今年杪前会有所分晓。
有人也许对于这样的政局抱持消极的态度，担心会节外生枝。这一点倒不必杞人忧天。我从峇东的补选中看到种族主义的火熖烧不起来。因为当地的人民十分珍惜目前的和平与和谐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种族愿意挑起事端，他们都知道选的是马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同种族的代表，更不存在不同种族的争权夺利。
基本上，峇东埔是一个淳朴的乡镇。我愿意把它归为乡村选区是由于马来选民绝大部分生活在甘榜内。这些个甘榜有他们的组织结构，不轻易受到外来的影响。即便外来的言论和举止带有种族性的倾向，带有宗教色彩，都不能起有效的作用。他们宁可相信眼前所见的和现实中的和谐，任谁都不容易从外面打进去。土生土长的安华也就居于有利的地位。马来人把他当领袖，华人和印度人也同样爱听他煽情的雄辩和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言词抓住人心。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打出种族牌，也没有亮出宗教牌。他让这场惊心动魄的选举溶化成国阵与民联的短兵相接的民主竞争。
我用两天的时间在投票前和投票日观察峇东埔的政治生态，我的结论是:马来西亚的人民成熟了，他们向种族政治说不，他们拒绝了这个又那个的是是非非的题外话。尽管在补选期间有发生几起不愉快的事件，大致上双方人马都十分克制，不让情绪破坏了君子风度，彼此点到为止。当外来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峇东埔洋溢时，也真的服了峇东埔的各民族人民的亲善与友善。在这种情形下，种族冲突是不存在的；种族情绪是搞不起来的，我们无须担心会引发种族间的失和。由这样来演绎“916”，它也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斗争。双方的主角都是马来领袖，也是可以被人民所接受的政治游戏。
在谢氏演讲完之后，轮到问答的环节，课题带上马华在这场斗争中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马华在峇东埔补选后，是否应认真考虑退出国阵？一时之间言犹未尽，在大伙儿夜宵时，又让谢氏补充对马华的看法。
其中一名听众这样问:我是一名退役不久的军人，曾有过种族主义的困扰。如果马华退出国阵，会否引发种族问题？
另外一名马华妇女组的听众问:马华一旦退出国阵，它又该怎么办？是否要它加入民联？
也有一名听众问:如果马华退出国阵，今后又如何与行动党争席位？递上纸条的问题也都围绕在国阵华基政党的未来走向，他们认为308大选后，巫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马华及民政留在国阵内是否已没有作为?
谢氏的回答也就将话题转入马华如何应对转变中的政治：
我被告知，曼绒这个地方的华人有许多是马华的党员，但他们在投票时也没有放弃对反对党的支持。因此会出现国州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当选。今晚在座的也许有不少是马华党员。你们认为马华应不应该留在国阵？从你们的提问，我略知你们的矛盾心态，但也偏向于支持马华退出国阵，不然不会问马华退出国阵后该怎么办？
我的看法是既然所谓的“916”不是指议员的跳槽和退党，而是一项集体的行动；同时也是对谁出任国家领袖的“谈判或角力”，各个议员无须以退党和跳槽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选择在政党不变底下是否重新洗牌或保有目前的所谓两线制；那么同样的，马华退不退出国阵也是一项集体行动。如果大多数的党员要求退出，党领袖也得审时度势，先不要担心马华退出后，传统上其参选的议席就会失去，而是先考虑马华的生存问题。首先马华是立足于华人社会的政党，它也在华人多的地区参选。退出国阵不等于它会被民联消磨掉，也当然不会被华社遗忘。它仍然可以自主地选择要支持那一方面或与那一方合作，甚至在大选时，可自由地用自己的旗帜参加所要角逐的议席，正如行动党那样，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身。
打个比喻说，如果马华不退出国阵，仍然维持目前没有改变的格局，继续与巫统合作，但又像过去附和巫统的言行，那么我们看到的马华形象是不高大的，总是觉得马华的形象还是站在一位高大形象的背后，甚至有时其形象也模糊起来。这是多年来历史造成的一个矮人一截的形象。在308之前，或者华人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妥，好像认定它本来就是这样，是改变不了的，只要多少争取多一点就可以了，但在308之后，华人就不这么看马华了。他们不是“看死”马华，而是对马华有更严格的要求，希望马华振作起来，不要那么地屈从在一党独大的阴影下，也反对马华对政治霸权的忍受。
如果有这么多人希望看到马华的清新形象，一个脱离阴影的形象，也就意味着马华一旦脱离国阵，不会就此迷失在政治汪洋中；相反的，它会得到华社的喝彩，并认为马华终于有勇气走出改革的第一步。
当然我不是说马华即刻退出国阵，而是它可以联合民政党向巫统谈判留在国阵的条件，以便活得更有尊严和得以分享较为合理的权力，消除霸权政治。这可以列下一个时间表来看国阵要不要改头换面，但时间不宜太长，因为大选已经5个月过去了，华人都没有看到国阵有什么变。所以现在马华要用最快的时间争取所应该拥有的地位。如果马华还是认为它无法适从当前的旧模式和旧框架，它唯一可行的出路是自我脱胎换骨。这也与种族无关。有关的是马华是否具有生命力，国阵要的也是一个有活力的马华，不是一个难于取信于华社的马华。就此而言，马华的生命系在华社，不在国阵，也不在巫统身上寻找。
无论如何，我们将变与不变交给马华及民政的领导层去决定。我们关心的是华社对它们的期望。毕竟它们与华社的关系形同如鱼得水，一旦鱼离开了水，它的生命期限就可想而知了。
演讲会开始前，由大会主席吴美恩致词，感谢主讲人抽空前来主讲，让在座各位可以对国家政局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主持人张阳方则介绍谢氏的生平，随后赠送纪念品。为示隆重，所有参与主办单位的社团主席或代表在吴美恩、中华公会会长高永平博士及林良平律师等人带领下，集体刺破汽球，旋即开始谢氏的专题演讲。
谢氏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暨韩江电视新闻中心（hctvnews.net）的社长。他以两个主要的课题将演讲会带上高潮，即会否有“916”的变天和马华应不应该退出国阵？
演讲的主题是“安华916变天的依据与马华未来的路”，以下是谢氏演讲的主要内容：
今晚我们大家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政局在峇东埔补选后还会有什么变数？简单地说，到底有没有“916变天”这码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三个层次下手。其一是沙巴的国会议员是否会集体转而支持安华？目前所知道的是沙巴进步党的两名议员会有此倾向，其它的有者已表态拒绝，但也有保持低调的。
其实这不关系跳槽或变节的争议，而是沙巴人民目前面对困扰的是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与痛苦。这外来移民30年来已高达140余万近150万人，比起沙巴原来人民在增长率下的100万还要多。而且在外来移民当中尚有44万名是非法移民。中央政府已了解到这是一个具有爆炸力的问题，只是处理起来十分棘手。要将40余万非法移民一举遣送回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谈何容易？他们有者已在当地与当地人结婚生子，走进当地的社会，强硬将他们的家庭折散，又要负起不人道的罪名。
在这方面，被誉为“抗拒外来移民英雄”的庄永谅医生就向我坚决表示十分遗憾中央政府一直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在3月前脱离沙巴团结党加入公正党，并在峇东埔补选期间率80余人不辞劳苦到来助选。
这位前国会议员十分信心地说，他之所以协助安华是因为安必须要在这一仗胜得漂亮，才能真正激发沙巴国会议员转而支持他，否则就没戏了。他说，他们都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沙巴人民请命。因此他相信916变天应从沙巴开始。换句话说，沙巴要打响第一炮，才会有其它州响应（沙巴共有25名国会议员）。
其二是西马方面，据公正党的信心，会至少有10名国阵国会议员转而支持安华，而他们不会率先起事，要看安华胜出及沙巴有动作后才谋动。
其三是东马的砂朥越州，总共有31个国会议员。除行动党1席外，余皆归国阵所有，但国阵内又是以土著保守党居多占14席。在人联党及砂民进党没有异动下，就得看土保党内部有否分化。这个分化主要取决于砂首长泰益对议员的影响力度。这就是说，若砂州有议员转向支持安华，也将是第三个谋定而后动的。数目可能不会多，但对对安华所要求的30名议员也是关键性的。
由此来探讨三个层面后，我们还要回到安华的政治路线图是怎样走及如何制订的。根据安华的想法及说法，目前人民联盟内已取得共识，让他一手策划916的变天。他们不会反对安华的提前夺权，也不认为这是政治青蛙的表现，而是同意为了使到中央及民联5个州政权的统一，可以及早行事。因此整个夺权的大计落在安华一个人的身上，也因为这样，对能否变天一事也只有安华心知肚明，其它人只能提供辅助性的力量和想象空间。
就安华来说，在政治上他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的东风就是要从东边吹起来。这个东风恰巧就在沙巴。因此目前的焦点就在沙巴。如果沙巴议员提前起事，下来安华就有大动作。反之如果沙巴按兵不动，安华则有需再费时费力解开这个“死结”，才能有下一幕，不然便会保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时间对安华是十分重要的，他正与国阵，或确切地说是与巫统在作时间赛跑。一方是要寻找突破口；另一方是尽快地将漏洞补住，不让安华有机可乘。双方在峇东埔补选后已进入一个真正的实力较量。
因此，916变不变天，完全取决于沙巴议员的行动，而沙巴议员动与不动，又与安华的说服力和如何承诺解决外来移民问题息息相关。
虽然很多人认为，安华的“916”是一个幻想，是安华个人的梦；尤其是国阵方面，更是不相信安华能化梦成真。但安华又煞有其事地鼓吹变天论。他之所以将之订为“916”，那是因为9月16日是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日子，也是东马独立的开始。这个日子正是抓住东马人的心，也成为安华的一张王牌。
如果你问我916到底这么样了？我的答案是在未来的一个月就可见端倪。因为安华除了916外，他本身还有一场官司案要面对。为了不分神，安华肯定会出手，采取主动的攻势，而不是守着308的战果。另外一边的国阵，同样采取见招拆招的策略，亦步亦趋。究竟谁占上风，迟至今年杪前会有所分晓。
有人也许对于这样的政局抱持消极的态度，担心会节外生枝。这一点倒不必杞人忧天。我从峇东的补选中看到种族主义的火熖烧不起来。因为当地的人民十分珍惜目前的和平与和谐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种族愿意挑起事端，他们都知道选的是马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同种族的代表，更不存在不同种族的争权夺利。
基本上，峇东埔是一个淳朴的乡镇。我愿意把它归为乡村选区是由于马来选民绝大部分生活在甘榜内。这些个甘榜有他们的组织结构，不轻易受到外来的影响。即便外来的言论和举止带有种族性的倾向，带有宗教色彩，都不能起有效的作用。他们宁可相信眼前所见的和现实中的和谐，任谁都不容易从外面打进去。土生土长的安华也就居于有利的地位。马来人把他当领袖，华人和印度人也同样爱听他煽情的雄辩和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言词抓住人心。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打出种族牌，也没有亮出宗教牌。他让这场惊心动魄的选举溶化成国阵与民联的短兵相接的民主竞争。
我用两天的时间在投票前和投票日观察峇东埔的政治生态，我的结论是:马来西亚的人民成熟了，他们向种族政治说不，他们拒绝了这个又那个的是是非非的题外话。尽管在补选期间有发生几起不愉快的事件，大致上双方人马都十分克制，不让情绪破坏了君子风度，彼此点到为止。当外来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峇东埔洋溢时，也真的服了峇东埔的各民族人民的亲善与友善。在这种情形下，种族冲突是不存在的；种族情绪是搞不起来的，我们无须担心会引发种族间的失和。由这样来演绎“916”，它也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斗争。双方的主角都是马来领袖，也是可以被人民所接受的政治游戏。
在谢氏演讲完之后，轮到问答的环节，课题带上马华在这场斗争中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马华在峇东埔补选后，是否应认真考虑退出国阵？一时之间言犹未尽，在大伙儿夜宵时，又让谢氏补充对马华的看法。
其中一名听众这样问:我是一名退役不久的军人，曾有过种族主义的困扰。如果马华退出国阵，会否引发种族问题？
另外一名马华妇女组的听众问:马华一旦退出国阵，它又该怎么办？是否要它加入民联？
也有一名听众问:如果马华退出国阵，今后又如何与行动党争席位？递上纸条的问题也都围绕在国阵华基政党的未来走向，他们认为308大选后，巫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马华及民政留在国阵内是否已没有作为?
谢氏的回答也就将话题转入马华如何应对转变中的政治：
我被告知，曼绒这个地方的华人有许多是马华的党员，但他们在投票时也没有放弃对反对党的支持。因此会出现国州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当选。今晚在座的也许有不少是马华党员。你们认为马华应不应该留在国阵？从你们的提问，我略知你们的矛盾心态，但也偏向于支持马华退出国阵，不然不会问马华退出国阵后该怎么办？
我的看法是既然所谓的“916”不是指议员的跳槽和退党，而是一项集体的行动；同时也是对谁出任国家领袖的“谈判或角力”，各个议员无须以退党和跳槽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选择在政党不变底下是否重新洗牌或保有目前的所谓两线制；那么同样的，马华退不退出国阵也是一项集体行动。如果大多数的党员要求退出，党领袖也得审时度势，先不要担心马华退出后，传统上其参选的议席就会失去，而是先考虑马华的生存问题。首先马华是立足于华人社会的政党，它也在华人多的地区参选。退出国阵不等于它会被民联消磨掉，也当然不会被华社遗忘。它仍然可以自主地选择要支持那一方面或与那一方合作，甚至在大选时，可自由地用自己的旗帜参加所要角逐的议席，正如行动党那样，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身。
打个比喻说，如果马华不退出国阵，仍然维持目前没有改变的格局，继续与巫统合作，但又像过去附和巫统的言行，那么我们看到的马华形象是不高大的，总是觉得马华的形象还是站在一位高大形象的背后，甚至有时其形象也模糊起来。这是多年来历史造成的一个矮人一截的形象。在308之前，或者华人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妥，好像认定它本来就是这样，是改变不了的，只要多少争取多一点就可以了，但在308之后，华人就不这么看马华了。他们不是“看死”马华，而是对马华有更严格的要求，希望马华振作起来，不要那么地屈从在一党独大的阴影下，也反对马华对政治霸权的忍受。
如果有这么多人希望看到马华的清新形象，一个脱离阴影的形象，也就意味着马华一旦脱离国阵，不会就此迷失在政治汪洋中；相反的，它会得到华社的喝彩，并认为马华终于有勇气走出改革的第一步。
当然我不是说马华即刻退出国阵，而是它可以联合民政党向巫统谈判留在国阵的条件，以便活得更有尊严和得以分享较为合理的权力，消除霸权政治。这可以列下一个时间表来看国阵要不要改头换面，但时间不宜太长，因为大选已经5个月过去了，华人都没有看到国阵有什么变。所以现在马华要用最快的时间争取所应该拥有的地位。如果马华还是认为它无法适从当前的旧模式和旧框架，它唯一可行的出路是自我脱胎换骨。这也与种族无关。有关的是马华是否具有生命力，国阵要的也是一个有活力的马华，不是一个难于取信于华社的马华。就此而言，马华的生命系在华社，不在国阵，也不在巫统身上寻找。
无论如何，我们将变与不变交给马华及民政的领导层去决定。我们关心的是华社对它们的期望。毕竟它们与华社的关系形同如鱼得水，一旦鱼离开了水，它的生命期限就可想而知了。
11.9.08
行动党的新篇章 （焦点论衡）
民主行动党在8月24日选出的新领导层具有赓续性与前瞻性。一方面用以肯定林冠英的柔刚并济的策略使到行动党脱胎换骨；另一方面也激赏林吉祥的坚持与永不言倦的斗志，使到行动党逆流而上，因此他们父子双双以高票当选中委。虽然林吉祥并未在排阵中出任重职，但他显然已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教父”和精神领袖，功过任由历史评说。
如果说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是最大的赢家，一举夺下了槟州政权，且在两年后加入政治主流，那么2008年的大选则是行动党真正跃居政治主流的年代，气势锐不可当。不仅在槟州跃居执政党，而且也在霹雳和雪兰莪州扮演主流的角色。这是行动党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显赫战果，比起当年的民政党，更是显得意气风发。在1969年的大选，虽然行动党表现标青，但与权力擦肩而过。它不但期望与民政党在雪州组联合政府落空，也在霹雳州争取不到民政与进步党的合作组州政府。自此之后，行动党从未放眼要夺取这两个州的州政权，反而十分耿耿于怀未能在槟州主流政治插上一脚。除怪责民政党未正视行动党的势力外，也不能接受民政在1972年背行动党（在大选时两党联手抗联盟）转与联盟（巫统）合组政府。因此从那一刻开始，行动党从未放弃有朝一日要把民政拉下马。值得注意的是，林吉祥在整个过程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强势领导和个人的魅力造成他决定从1986年起就亲自在槟城坐镇。但无论行动党如何独树一帜，它还是无法一圆执政梦。因而有了所谓行动党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而林吉祥与行动党划成等号的“定型”印象。
然而轮到林冠英在2004年主导行动党时，他深刻地接受历史的教训。他虽然有林吉祥的遗传，但他毕竟不是林吉祥，只能采取适可而止的措施应对党内的矛盾和人事纷争，不强行排挤。例如2006年马六甲州委的选举败落，他忍辱负重，不再掀起风浪，表现了泱泱大度而放眼全国；又例如雪州及森州风波，他也淡然处之。他知道党已不堪再受折磨。而他的领导地位正受考验，因此他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完整性以面对未来的大选，不计个人名誉得失。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抓住安华的重要性，巧妙地将反对党合作演绎成行动党与安华的政党的合作，绝口不提回教党。
当安华旋风再次刮起时，林冠英也适时打出安华牌。再借时局的转变和人心的思变，终于成功在城市及半城乡地区扭转乾坤。2008年的308大选让人对林冠英的战绩刮目相看，忍辱负重变成百忍成金。他让行动党第一次光荣地登上政治主流，前所未有地给42年的行动党带来新的希望与愿景。虽然比起林吉祥，他的战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如果不是林吉祥为行动党苦守住这一盏灯，他是无法照亮党前进的道路。接着下来，又成了安华“916变天”的强大后盾，真正地启开了林冠英的时代。
更是意料之外的是，308大选后，是安华成功推动行动党有必要与回教党重新直接合作，而不是林冠英一厢情愿的为雪霹的执政权而漠视华社的意愿；反而是华社以民意为导向，在此关键时刻促成两党为顾全大局，破镜重圆。这是行动党人始料未及的政治奇迹（一向以来，华社对回教党有排斥感，马来人对行动党有戒心）。顺着这一激流，林冠英抓住时机带领行动党走向新的政治视野打破隔阂而赢得喝彩。虽然行动党内仍有人跨不过这道门槛，对回教党怀有警觉，但安华的中介角色改变了这两党在大选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马来西亚政局的改革和对种族宗教的协调，起了催化作用，有助于缔造一个和谐的马来西亚。这也是历史性的转折，第一次让人民看到在朝和在野党的阵线都是多元性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正因为马来西亚新政治格局的形成有林吉祥父子的心血在其中，因此行动党人重新确定林吉祥和林冠英先后的领导是行动党生命的持续和得以旺盛的旗手。
不过，他们还得提防政治上的生变与突变，居安思危是行动党人在党选后的第一门要上的课，而新科议员的自强不息，提升知识与水平，勤于政务也是不能忘记的座右铭，否则难免引起负面效应。换句话说，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实事求是，才是政治的大道理。
（原载于2008年9月11日 《南洋商报》）
如果说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是最大的赢家，一举夺下了槟州政权，且在两年后加入政治主流，那么2008年的大选则是行动党真正跃居政治主流的年代，气势锐不可当。不仅在槟州跃居执政党，而且也在霹雳和雪兰莪州扮演主流的角色。这是行动党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显赫战果，比起当年的民政党，更是显得意气风发。在1969年的大选，虽然行动党表现标青，但与权力擦肩而过。它不但期望与民政党在雪州组联合政府落空，也在霹雳州争取不到民政与进步党的合作组州政府。自此之后，行动党从未放眼要夺取这两个州的州政权，反而十分耿耿于怀未能在槟州主流政治插上一脚。除怪责民政党未正视行动党的势力外，也不能接受民政在1972年背行动党（在大选时两党联手抗联盟）转与联盟（巫统）合组政府。因此从那一刻开始，行动党从未放弃有朝一日要把民政拉下马。值得注意的是，林吉祥在整个过程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强势领导和个人的魅力造成他决定从1986年起就亲自在槟城坐镇。但无论行动党如何独树一帜，它还是无法一圆执政梦。因而有了所谓行动党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而林吉祥与行动党划成等号的“定型”印象。
然而轮到林冠英在2004年主导行动党时，他深刻地接受历史的教训。他虽然有林吉祥的遗传，但他毕竟不是林吉祥，只能采取适可而止的措施应对党内的矛盾和人事纷争，不强行排挤。例如2006年马六甲州委的选举败落，他忍辱负重，不再掀起风浪，表现了泱泱大度而放眼全国；又例如雪州及森州风波，他也淡然处之。他知道党已不堪再受折磨。而他的领导地位正受考验，因此他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完整性以面对未来的大选，不计个人名誉得失。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抓住安华的重要性，巧妙地将反对党合作演绎成行动党与安华的政党的合作，绝口不提回教党。
当安华旋风再次刮起时，林冠英也适时打出安华牌。再借时局的转变和人心的思变，终于成功在城市及半城乡地区扭转乾坤。2008年的308大选让人对林冠英的战绩刮目相看，忍辱负重变成百忍成金。他让行动党第一次光荣地登上政治主流，前所未有地给42年的行动党带来新的希望与愿景。虽然比起林吉祥，他的战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如果不是林吉祥为行动党苦守住这一盏灯，他是无法照亮党前进的道路。接着下来，又成了安华“916变天”的强大后盾，真正地启开了林冠英的时代。
更是意料之外的是，308大选后，是安华成功推动行动党有必要与回教党重新直接合作，而不是林冠英一厢情愿的为雪霹的执政权而漠视华社的意愿；反而是华社以民意为导向，在此关键时刻促成两党为顾全大局，破镜重圆。这是行动党人始料未及的政治奇迹（一向以来，华社对回教党有排斥感，马来人对行动党有戒心）。顺着这一激流，林冠英抓住时机带领行动党走向新的政治视野打破隔阂而赢得喝彩。虽然行动党内仍有人跨不过这道门槛，对回教党怀有警觉，但安华的中介角色改变了这两党在大选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马来西亚政局的改革和对种族宗教的协调，起了催化作用，有助于缔造一个和谐的马来西亚。这也是历史性的转折，第一次让人民看到在朝和在野党的阵线都是多元性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正因为马来西亚新政治格局的形成有林吉祥父子的心血在其中，因此行动党人重新确定林吉祥和林冠英先后的领导是行动党生命的持续和得以旺盛的旗手。
不过，他们还得提防政治上的生变与突变，居安思危是行动党人在党选后的第一门要上的课，而新科议员的自强不息，提升知识与水平，勤于政务也是不能忘记的座右铭，否则难免引起负面效应。换句话说，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实事求是，才是政治的大道理。
（原载于2008年9月11日 《南洋商报》）
5.9.08
马华和民政应否退出国阵
当下最热门的其中的一个课题是：马华和民政应不应该退出国阵？
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于8月22日在文冬这样说：“如果巫统依然抱持大马来人主义，不作出改变，其他成员党包括马华，极可能会退出国阵”。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马华是否已将此重大建议提上日常议程，但他应该是第一个表态的马华最高层的领袖。
另一方面，民政代主席于8月19日在北海这样说：“民政党不会盲目地留在不思悔改的国阵，也不会情绪化、草率及不经深思熟虑的退出国阵”。虽然他也是民政党内第一位高层领袖作此表态，但他的言论与翁诗杰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就是无法从中窥见马华和民政是退还是不退，看来尚未准备好要退出国阵。
其实退与不退是个严肃的大课题，我们有必要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马华与民政的未来。
先说马华和民政不退国阵的依据；尤其是马华公会，它在独立前就已经与巫统合作，并与国大党合组成联盟。这三党的合作从来没有终止，尽管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一度决定退出内阁，结果还是被挽留下来。直到今天，马华在国阵内还是被视为代表华人的政党，更何况在308政治海啸后，它依然保有4名正部长及6名副部长。不论它是否当家不当权，它还算是在主流内的主要政党之一。在这种情形下，马华退出国阵之说在选后初期是不强烈的，也只有到了最近，才多了一些党内外的声音促请马华考虑退出国阵。
至于民政党则是在国阵一成立时（1974年）就已经是其中一个成员。它通过下来的历届选举都保住了一定是实力，也从来未丧失在槟州的主导地位。虽然它与马华之间曾因席位和代表性的问题在国阵内面和心不和，但都没有影响它在国阵内居于老三(指西马)的地位。因此在308大选之前，民政党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着“退出”这两个字的。即便在308之后，民政高层也不认为退出是具有理性的抉择。在这方面，许子根多次否定基层要退的想法，就是基于民政要退去哪里，还不如留在国阵内当老三的好，至少保有两名副部长之职。
接着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马华与民政退出国阵的理据。这两个政党都是独立注册且有悠久的历史，它们不是附属在国阵内而存在的，起码有本身的党员和完整的党机制，都是自愿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和后来的国阵。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合作的伙伴，不是附属的关系，而且拥有权力在认为不适合的时候脱离关系。因此没有人可以阻止国阵内的成员党“下堂求去”。虽然这一路来只有政党争相加入国阵，而没有政党退出国阵，但不等于马华和民政不能开个先例。
现在的问题是：谁会率先离开国阵？算来算去，谁也不愿意“创造历史”。因为它们并不想功亏一篑，将多年的心血付诸一流。可是它们的心血已流失大半，这又是为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也没有多少家当了。与此同时，它们又面对华社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它们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以结束国阵内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因为大选5个月来，人民还是无法看到国阵机制已有所改变，国阵精神仍未得到贯彻。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在华社看来依然故我，不但在原地踏步，而且难以纠正国阵，似乎还未看到两党积极反省308政治海啸后怎样走向未来，一直在框框中打滚，又滚不出一个新格局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和民政已从带领的华社共创公平合理的社会变成华社反过来主导或影响马华和民政的走向。这是从来未有的新的政治潮流，使到这两个政党一时之间陷入被动的尴尬局面。若是持续下去，华社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党的基层求变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强。因此马华和民政已不能回避或保持沉默以对，党领袖要为党的生存负起责任。峇东埔的补选已经给马华和民政上了宝贵的一课，下来的“916”疑云又是新的压力和挑战。
除非马华和民政能向华社证明今日的国阵已不是昔日的国阵，不然的话，它就要决定是否与国阵共存亡或是走出历史，尝试呼吸新鲜的空气。任何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已不管用了。
（原载于2008年9月5日 《南洋商报》）
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于8月22日在文冬这样说：“如果巫统依然抱持大马来人主义，不作出改变，其他成员党包括马华，极可能会退出国阵”。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马华是否已将此重大建议提上日常议程，但他应该是第一个表态的马华最高层的领袖。
另一方面，民政代主席于8月19日在北海这样说：“民政党不会盲目地留在不思悔改的国阵，也不会情绪化、草率及不经深思熟虑的退出国阵”。虽然他也是民政党内第一位高层领袖作此表态，但他的言论与翁诗杰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就是无法从中窥见马华和民政是退还是不退，看来尚未准备好要退出国阵。
其实退与不退是个严肃的大课题，我们有必要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马华与民政的未来。
先说马华和民政不退国阵的依据；尤其是马华公会，它在独立前就已经与巫统合作，并与国大党合组成联盟。这三党的合作从来没有终止，尽管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一度决定退出内阁，结果还是被挽留下来。直到今天，马华在国阵内还是被视为代表华人的政党，更何况在308政治海啸后，它依然保有4名正部长及6名副部长。不论它是否当家不当权，它还算是在主流内的主要政党之一。在这种情形下，马华退出国阵之说在选后初期是不强烈的，也只有到了最近，才多了一些党内外的声音促请马华考虑退出国阵。
至于民政党则是在国阵一成立时（1974年）就已经是其中一个成员。它通过下来的历届选举都保住了一定是实力，也从来未丧失在槟州的主导地位。虽然它与马华之间曾因席位和代表性的问题在国阵内面和心不和，但都没有影响它在国阵内居于老三(指西马)的地位。因此在308大选之前，民政党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着“退出”这两个字的。即便在308之后，民政高层也不认为退出是具有理性的抉择。在这方面，许子根多次否定基层要退的想法，就是基于民政要退去哪里，还不如留在国阵内当老三的好，至少保有两名副部长之职。
接着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马华与民政退出国阵的理据。这两个政党都是独立注册且有悠久的历史，它们不是附属在国阵内而存在的，起码有本身的党员和完整的党机制，都是自愿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和后来的国阵。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合作的伙伴，不是附属的关系，而且拥有权力在认为不适合的时候脱离关系。因此没有人可以阻止国阵内的成员党“下堂求去”。虽然这一路来只有政党争相加入国阵，而没有政党退出国阵，但不等于马华和民政不能开个先例。
现在的问题是：谁会率先离开国阵？算来算去，谁也不愿意“创造历史”。因为它们并不想功亏一篑，将多年的心血付诸一流。可是它们的心血已流失大半，这又是为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也没有多少家当了。与此同时，它们又面对华社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它们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以结束国阵内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因为大选5个月来，人民还是无法看到国阵机制已有所改变，国阵精神仍未得到贯彻。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在华社看来依然故我，不但在原地踏步，而且难以纠正国阵，似乎还未看到两党积极反省308政治海啸后怎样走向未来，一直在框框中打滚，又滚不出一个新格局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和民政已从带领的华社共创公平合理的社会变成华社反过来主导或影响马华和民政的走向。这是从来未有的新的政治潮流，使到这两个政党一时之间陷入被动的尴尬局面。若是持续下去，华社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党的基层求变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强。因此马华和民政已不能回避或保持沉默以对，党领袖要为党的生存负起责任。峇东埔的补选已经给马华和民政上了宝贵的一课，下来的“916”疑云又是新的压力和挑战。
除非马华和民政能向华社证明今日的国阵已不是昔日的国阵，不然的话，它就要决定是否与国阵共存亡或是走出历史，尝试呼吸新鲜的空气。任何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已不管用了。
（原载于2008年9月5日 《南洋商报》）
3.9.08
谢诗坚：“916变天”取决沙巴政局 变与不变：马华民政当务之急
报道：赵精武 摄影：林荣发
（韩视网独家报道）著名大马政治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说，在308大选及峇东埔826补选后，《大马政治动向》的确是能让大家思考的题目，而这个思考的焦点就是有没有”916变天”这一回事？
需观察未来政治变化走势
他表示，从大选及补选的成绩缩小来谈有没有916变天，不能单纯从日期来看,而是要结合目前的大马政治生态来演泽。换句话说,目前的国阵议员中是否有30名准备转而支持安华领导国家?由于情况尚不明朗,也就需要观察未来一个月内政治的变化和走势。
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兼韩视新闻中心社长的谢诗坚是应霹雳曼绒30个华团联合主办，在甘文阁中华公会礼堂举行的政治讲座会上，就《大马政治动向》提出916变天课题。出席场面热烈,问答环节更是掀起高潮,全场历时二句钟。
大会主席吴美恩、中华公会会长高永平博士、林良平律师及联办华团代表出席聆听近二百名，并举行联合刺彩球仪式，大会主席吴美恩校长表示，为提升华裔同胞对文化内涵及308大选后人民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在826峇东埔补选后，人民产生的混淆，不知大马政治何去何从？更是需要有人提出高见。 他表示，这次得到拿督著名的政论家拿督谢诗坚到来主讲精辟的见解以解开迷惑，将使当民的人民更了解国家政治的发展，对此深致谢意。
张阳方简介主讲人背景
在主持人张阳方简介主讲人的背景及吴美恩赠送纪念品予谢诗坚及张阳方后，谢诗坚便拉开政治话题。
他认为，虽然916是马来西亚成立日,马来亚扩大版图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列入而成为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还是831，而916是通过英国安排及联合国鉴定而取得东马的独立，由于这样，831独立日不能引起沙巴及砂拉越人的共鸣,他们与西马人民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
安华选916变天是张皇牌
他说，正因为这样,安华选916变天是打出一张皇牌，因为他相信东马的议员会支持他，西马的议员也一样会支持他而成事，因此他把“916”当成一个变天的依据,而让人产生种种的遐想。
因此,谢诗坚说,我们必须分三个层次来分析变天的可能性。第一个层次是沙巴,目前沙巴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外来移民造成造成的不安.在144万的外来移民中,尚有44 万是非法移民,这外来移民的数目比沙巴原来的100万人口还要多,他们正希望中央政府加以解 决,也就成为安华手中的一张牌。
安华把重心放在沙巴
安华就是持有沙巴人民要改变沙巴目前所面对的困境，而先把重心放在沙巴,以争取议员支持。
至于第二个层次是砂拉越州的问题，谢诗坚说，砂州人民20多年来对首席部长有怨言，也有很多事情令人民不满意，但没有面对沙巴的移民问题,因此砂州议员若是有动,是土著保守党内的分化,但他们要先看到沙巴议员的动起来后，才会有所行动。换句话说,要沙巴先动,才有砂州的后动。
“至于第三层次,西马会有多少议员支持安华呢？消息说，至少会有10位议员支持，连同东马就可凑足30个，但西马议员也在等沙巴的起事才可能起而响应,这就是说,“916变天”取决沙巴国会议员是不是要改变政治格局而定。
峇东埔补选华人给安华支持
谢诗坚指出，从峇东埔补选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华人给安华拥护与支持是不容置疑的，而拥有大多数马来选票的这个选区，马来人反安华的迹象并不存在，人民联盟在这场补选已成功地搞成政治嘉年华会，牵动整局。
他说，巫统从开始就主导马来西亚的政治,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政治格局是可改变的，即使是在1969年城市人不满联盟而投下反对票，也因为不幸酿成流血事件而发生种族悲剧，以致30余年来没有人想像会换政府。
华人夺权问题不存在
不过，308大选则改变这一不变的神话,各族人民要求改变，由于国阵及民联的领导人都是马来人，种族及宗教的问题并不存在，也没有市场.人民的生活都过得去，马来人已安身立命，马来人没有受到威胁，华人夺权问题并不存在。因此所渭“916”并不涉种族和宗教课题,而是政治主导权的变与不变。
马华应自变另行上路
在回答马华如果退出国阵后会否引发种族冲突时？谢诗坚表示，马华应该订下时间表给巫统作出改变，如果巫统还是不变，马华就应自变,包括退出国阵，另行上路,因为马来西亚今天面对的是全球化的竞争而不是种族间的竞争，因此马华的退出国阵并不会造成种族的对立,因为这也不存在马华和巫统领导权。
他说，马华及民政党退出国阵也不等于跳糟到民联党，马华不论是谁担任总会长，都必须带领全体党员为华人的利益而据理力争，作为声称全马华人的马华公会是有必要领导民意而不是让民意来决定党的方向.同样的民政也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这就 是说,变与不变已是马华和民政当务之急。
谢诗坚表示，过去行动党也是这样起来的，为何马华及民政不能独自成事呢？
（韩视网独家报道）著名大马政治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说，在308大选及峇东埔826补选后，《大马政治动向》的确是能让大家思考的题目，而这个思考的焦点就是有没有”916变天”这一回事？
需观察未来政治变化走势
他表示，从大选及补选的成绩缩小来谈有没有916变天，不能单纯从日期来看,而是要结合目前的大马政治生态来演泽。换句话说,目前的国阵议员中是否有30名准备转而支持安华领导国家?由于情况尚不明朗,也就需要观察未来一个月内政治的变化和走势。
也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兼韩视新闻中心社长的谢诗坚是应霹雳曼绒30个华团联合主办，在甘文阁中华公会礼堂举行的政治讲座会上，就《大马政治动向》提出916变天课题。出席场面热烈,问答环节更是掀起高潮,全场历时二句钟。
大会主席吴美恩、中华公会会长高永平博士、林良平律师及联办华团代表出席聆听近二百名，并举行联合刺彩球仪式，大会主席吴美恩校长表示，为提升华裔同胞对文化内涵及308大选后人民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在826峇东埔补选后，人民产生的混淆，不知大马政治何去何从？更是需要有人提出高见。 他表示，这次得到拿督著名的政论家拿督谢诗坚到来主讲精辟的见解以解开迷惑，将使当民的人民更了解国家政治的发展，对此深致谢意。
张阳方简介主讲人背景
在主持人张阳方简介主讲人的背景及吴美恩赠送纪念品予谢诗坚及张阳方后，谢诗坚便拉开政治话题。
他认为，虽然916是马来西亚成立日,马来亚扩大版图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列入而成为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还是831，而916是通过英国安排及联合国鉴定而取得东马的独立，由于这样，831独立日不能引起沙巴及砂拉越人的共鸣,他们与西马人民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
安华选916变天是张皇牌
他说，正因为这样,安华选916变天是打出一张皇牌，因为他相信东马的议员会支持他，西马的议员也一样会支持他而成事，因此他把“916”当成一个变天的依据,而让人产生种种的遐想。
因此,谢诗坚说,我们必须分三个层次来分析变天的可能性。第一个层次是沙巴,目前沙巴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外来移民造成造成的不安.在144万的外来移民中,尚有44 万是非法移民,这外来移民的数目比沙巴原来的100万人口还要多,他们正希望中央政府加以解 决,也就成为安华手中的一张牌。
安华把重心放在沙巴
安华就是持有沙巴人民要改变沙巴目前所面对的困境，而先把重心放在沙巴,以争取议员支持。
至于第二个层次是砂拉越州的问题，谢诗坚说，砂州人民20多年来对首席部长有怨言，也有很多事情令人民不满意，但没有面对沙巴的移民问题,因此砂州议员若是有动,是土著保守党内的分化,但他们要先看到沙巴议员的动起来后，才会有所行动。换句话说,要沙巴先动,才有砂州的后动。
“至于第三层次,西马会有多少议员支持安华呢？消息说，至少会有10位议员支持，连同东马就可凑足30个，但西马议员也在等沙巴的起事才可能起而响应,这就是说,“916变天”取决沙巴国会议员是不是要改变政治格局而定。
峇东埔补选华人给安华支持
谢诗坚指出，从峇东埔补选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华人给安华拥护与支持是不容置疑的，而拥有大多数马来选票的这个选区，马来人反安华的迹象并不存在，人民联盟在这场补选已成功地搞成政治嘉年华会，牵动整局。
他说，巫统从开始就主导马来西亚的政治,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政治格局是可改变的，即使是在1969年城市人不满联盟而投下反对票，也因为不幸酿成流血事件而发生种族悲剧，以致30余年来没有人想像会换政府。
华人夺权问题不存在
不过，308大选则改变这一不变的神话,各族人民要求改变，由于国阵及民联的领导人都是马来人，种族及宗教的问题并不存在，也没有市场.人民的生活都过得去，马来人已安身立命，马来人没有受到威胁，华人夺权问题并不存在。因此所渭“916”并不涉种族和宗教课题,而是政治主导权的变与不变。
马华应自变另行上路
在回答马华如果退出国阵后会否引发种族冲突时？谢诗坚表示，马华应该订下时间表给巫统作出改变，如果巫统还是不变，马华就应自变,包括退出国阵，另行上路,因为马来西亚今天面对的是全球化的竞争而不是种族间的竞争，因此马华的退出国阵并不会造成种族的对立,因为这也不存在马华和巫统领导权。
他说，马华及民政党退出国阵也不等于跳糟到民联党，马华不论是谁担任总会长，都必须带领全体党员为华人的利益而据理力争，作为声称全马华人的马华公会是有必要领导民意而不是让民意来决定党的方向.同样的民政也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这就 是说,变与不变已是马华和民政当务之急。
谢诗坚表示，过去行动党也是这样起来的，为何马华及民政不能独自成事呢？
2.9.08
安华狂胜 变天在望？
一场惊心动魄的峇东埔补选终于在“一片喧哗闹翻天”的情景下宣告落幕。正如所预期的，安华漂亮胜出；但不如前些天的“荒腔走调”，说安华多数票会大为锐减，甚至可能在阴沟里翻船。于是出现所谓“选情告急”这码事，其实结果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国阵候选人阿力夏在投票结束后半小时仍然会发出“胜利在望”的谈话（他说将会以500张到5000张多数票打败安华），其实根据我两度访问峇东埔（8月24日及8月26日），我已经“判定”安华会以逾万张多数票胜出，其结果如下：
公正党安华得票3万1195张
国阵阿力夏得票1万5524张
Akim哈纳菲得票92张（失按柜金）
废票：477张
多数票：1万5671张
投票选民：4万7410人（占81.1%）
总选民：5万8459人。
这就是说，安华的多数票较之其夫人旺阿兹莎的1万3388张还要多出2283张。在面对一连串的内外夹攻下，安华仍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狂胜对手，实在是不简单的任务。不仅是不简单，而且是在不受看好会大胜下创造了安华不败的神话。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安华会阴沟里翻船，但连日来在舆论、宣传品、海报及座谈会上的言辞的猛烈炮轰下，许多人对安华的取胜有了犹疑与迷惑，并担心安华这一仗如果败落了，从此就没有所谓“烈火莫熄”运动，更会危及“人民联盟”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听闻“选情生变”，我在本月24日刻意到峇东埔走一趟。我巡遍大街小巷，到处旗海一片。公正党在这方面落足功夫且较占上风。不仅于此，为应付投票日降临，公正党在投票站不远处的搭棚也较国阵为多。还有公正党的工作人员也比国阵的工作人员为多。
走进咖啡座探民声，不论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公开地挺安华，毫不讳言他们希望带来改变。当然公正党的政治演说，更是人潮攒动，安华魅力，似乎所向披靡。
我在26日中午又与一批朋友再探军情。这是安华最后的冲刺，也是我们关注的决定性的一天。当车子进入峇东埔城镇的一个投票站前，我们发现沿途的车辆比2天前的还多，气氛也更为热闹。工作人员又再增加了，旗海更是飘扬。公正党人真是让人感到他们充满活力，使命的摇旗，又出动摩哆队和汽车队插旗而行，把整个峇东埔变成一场人山人海的“政治嘉年华会”。
我形容为嘉年华会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我后来巡视峇东埔各街道时，当地的人民一家大小全家总动员，大人穿得整齐，各有政党标志；小孩在两旁公路不断挥旗，我被告知他们从早上摇到下午，轮替地摇；更有不少小孩戴上安华头像的面具，个个成了“小安华”。
峇东埔补选期间还立下一个“典范”，让我深深感动。尽管竞选期间有人打出种族牌，有人发出偏激的言论，把种族课题带进来，以便激起族群的情绪，在投票时会以此为导向，但实际上当地的人民因为彼此熟络，不单乐此不疲地和睦相处，而且也表达了欢喜的情谊。种族主义的火种是无法在峇东埔补选时被点燃起来。因为峇东埔人民表现出爱国的激情与热情。他们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快乐地在一起生活，更乐意在一道参加补选。有的是两个阵党的政见分歧，相互批斗，却完全不因此而产生种族仇视和种族怨恨。这深动的一幕又一幕，证诸了马来西亚人民接受与承认“我们都是一家人。”
安华就是在万民的期待声中，重新在峇东埔再站立起来。他的插旗峇东埔包含了许多的意义。其中一个被挑起和被关注的是：安华的下一步，如何演绎“916的变天”。换句话说，从峇东埔到布城之路是不是尚很遥远或已经接近了？
安华说，他成功地迈开这一步后，他的下一步不是盖的。这固然引致各方的猜测和遐想，更招来驳斥和否定。但“916”又是怎样解释？人们也一时之间无法消化得来。
有一个有来头的人做了这样的解读。他就是来自沙巴被封为“抗外来移民的英雄”庄泳谅医生。这位曾是沙巴团结党（拜林为党魁）的国会议员，因在国际论坛揭发沙巴外来移民（合法和非法的），已超越本地人民的数目而名噪一时。
他在3个月前已脱离团结党参加公正党，这次为助安华补选，率领八十余名沙巴人到来助阵，就在日新小学投票站外遇见这位政坛闻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担心？他回应的第一句话是峇东埔不是一个补选的补选，而是可以改变时局的补选。再问他如何改变，他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沙巴就等安华这一仗漂亮胜出，然后沙巴就有国会议员起而响应。”问他为什么要等安华，他说他们把希望押在安华身上，希望有一个“916”为沙巴人民解除外来移民造成的压力和痛苦。
什么“916”？他干脆地说，就是沙巴议员转而支持安华，是否会这样，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公正党的一位领袖也这样说，不限于东马，西马也会有议员转而支持安华，他们也是在等待安华中选后的兴唤。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姑且听之?
总而言之，安华已亮出底牌，现在他已经在峇东埔建构基地，准备与国阵短兵相接。因此可以预见，下来再斗事会更为激烈，是安华出栏或接投？我们很快就会见真章，这就是峇东埔补选带出的强烈讯息！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我们不知道国阵候选人阿力夏在投票结束后半小时仍然会发出“胜利在望”的谈话（他说将会以500张到5000张多数票打败安华），其实根据我两度访问峇东埔（8月24日及8月26日），我已经“判定”安华会以逾万张多数票胜出，其结果如下：
公正党安华得票3万1195张
国阵阿力夏得票1万5524张
Akim哈纳菲得票92张（失按柜金）
废票：477张
多数票：1万5671张
投票选民：4万7410人（占81.1%）
总选民：5万8459人。
这就是说，安华的多数票较之其夫人旺阿兹莎的1万3388张还要多出2283张。在面对一连串的内外夹攻下，安华仍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狂胜对手，实在是不简单的任务。不仅是不简单，而且是在不受看好会大胜下创造了安华不败的神话。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安华会阴沟里翻船，但连日来在舆论、宣传品、海报及座谈会上的言辞的猛烈炮轰下，许多人对安华的取胜有了犹疑与迷惑，并担心安华这一仗如果败落了，从此就没有所谓“烈火莫熄”运动，更会危及“人民联盟”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听闻“选情生变”，我在本月24日刻意到峇东埔走一趟。我巡遍大街小巷，到处旗海一片。公正党在这方面落足功夫且较占上风。不仅于此，为应付投票日降临，公正党在投票站不远处的搭棚也较国阵为多。还有公正党的工作人员也比国阵的工作人员为多。
走进咖啡座探民声，不论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公开地挺安华，毫不讳言他们希望带来改变。当然公正党的政治演说，更是人潮攒动，安华魅力，似乎所向披靡。
我在26日中午又与一批朋友再探军情。这是安华最后的冲刺，也是我们关注的决定性的一天。当车子进入峇东埔城镇的一个投票站前，我们发现沿途的车辆比2天前的还多，气氛也更为热闹。工作人员又再增加了，旗海更是飘扬。公正党人真是让人感到他们充满活力，使命的摇旗，又出动摩哆队和汽车队插旗而行，把整个峇东埔变成一场人山人海的“政治嘉年华会”。
我形容为嘉年华会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我后来巡视峇东埔各街道时，当地的人民一家大小全家总动员，大人穿得整齐，各有政党标志；小孩在两旁公路不断挥旗，我被告知他们从早上摇到下午，轮替地摇；更有不少小孩戴上安华头像的面具，个个成了“小安华”。
峇东埔补选期间还立下一个“典范”，让我深深感动。尽管竞选期间有人打出种族牌，有人发出偏激的言论，把种族课题带进来，以便激起族群的情绪，在投票时会以此为导向，但实际上当地的人民因为彼此熟络，不单乐此不疲地和睦相处，而且也表达了欢喜的情谊。种族主义的火种是无法在峇东埔补选时被点燃起来。因为峇东埔人民表现出爱国的激情与热情。他们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快乐地在一起生活，更乐意在一道参加补选。有的是两个阵党的政见分歧，相互批斗，却完全不因此而产生种族仇视和种族怨恨。这深动的一幕又一幕，证诸了马来西亚人民接受与承认“我们都是一家人。”
安华就是在万民的期待声中，重新在峇东埔再站立起来。他的插旗峇东埔包含了许多的意义。其中一个被挑起和被关注的是：安华的下一步，如何演绎“916的变天”。换句话说，从峇东埔到布城之路是不是尚很遥远或已经接近了？
安华说，他成功地迈开这一步后，他的下一步不是盖的。这固然引致各方的猜测和遐想，更招来驳斥和否定。但“916”又是怎样解释？人们也一时之间无法消化得来。
有一个有来头的人做了这样的解读。他就是来自沙巴被封为“抗外来移民的英雄”庄泳谅医生。这位曾是沙巴团结党（拜林为党魁）的国会议员，因在国际论坛揭发沙巴外来移民（合法和非法的），已超越本地人民的数目而名噪一时。
他在3个月前已脱离团结党参加公正党，这次为助安华补选，率领八十余名沙巴人到来助阵，就在日新小学投票站外遇见这位政坛闻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担心？他回应的第一句话是峇东埔不是一个补选的补选，而是可以改变时局的补选。再问他如何改变，他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沙巴就等安华这一仗漂亮胜出，然后沙巴就有国会议员起而响应。”问他为什么要等安华，他说他们把希望押在安华身上，希望有一个“916”为沙巴人民解除外来移民造成的压力和痛苦。
什么“916”？他干脆地说，就是沙巴议员转而支持安华，是否会这样，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公正党的一位领袖也这样说，不限于东马，西马也会有议员转而支持安华，他们也是在等待安华中选后的兴唤。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姑且听之?
总而言之，安华已亮出底牌，现在他已经在峇东埔建构基地，准备与国阵短兵相接。因此可以预见，下来再斗事会更为激烈，是安华出栏或接投？我们很快就会见真章，这就是峇东埔补选带出的强烈讯息！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伯拉到底爱不爱子根？-民政严寒中等待春的呼唤
到底伯拉爱不爱子根？如果是爱的话，为何大选后至今已5个月尚未见委子根出任部长重职？如果是不爱的话，又不尽然，他与子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个问题也许问得过于简单和表面，但却是民政党的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民政是跌得最伤痛的，而且痛后还再痛。它不但失掉一个州的主导政权，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丢了。比起另两个成员党来，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去。其一是西马的人民进步党。它原本就没有内阁部长，在失败后无从要求一官半职；其二是沙巴的人民进步党，在中央没有官职下，是第一个国阵成员党“揭竿起事”，无形中也抬高声价，让国阵陷入“难堪”，开除也不是，不开除亦不是，只好将争议搁之一旁。
这就是说，沙民进党不想在沉默中消失，它想用最后的本钱翻本。相对于民政党而言，它是介于西马进步党与沙民进步之间的“动又未动”的微妙处境中。它之所动是因为这些个月来，民政好像是被“遗忘”的执政党之一，于是基层显得不耐烦而要求党中央有所表态；它之所以不动是因为这些个月来，它还是有所期待，也看不到动的好处，干脆处于不动。
正因为民政党是非一般的政党，我们就无需拿它来和两个进步党相提并论，毕竟民政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的特殊性又是在那里呢？
其一，民政党是在1969年大选起家的，一口气夺下槟城州执政权。因此它拥有条件被邀请与当时的联盟结盟。虽然西马的人民进步党也是在同样情形下应邀加盟其中。但它在1974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从此站不起来，反观民政党则渡过1974年的大选考验，被肯定其加盟的地位。
其二是民政党在国阵内起了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不论马华公会喜欢与否，它从此在这个大家庭与马华“分享”政治权力。彼此的明争暗斗，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掩饰。
其三是民政自1974年后，它走得是精英政策，不断地拉揽专业与知识分子加入其中。逐渐地形成一个精英集团。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许子根当政时期，一度其州内阁成员中有三个博士及一位医生（1990-2008），即许子根博士、江真诚博士、杜乾焕博士及丁福南医生（在1995-1999任槟岛市政局主席，之后任行政议员）。
其四是民政党在槟州的扎实根基也令巫统另眼相看，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当马华再一次在槟州全军覆没时，民政依然保有7个州议席，保住国阵的执政权。如果那时民政多失3个州席，槟州也就变天了（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由此可见，民政党在巫统的眼中是“宝贵”的合作伙伴，也就得以继续与马华在国阵内排排坐。久而久之，民政在巫统的眼里，是另类的华基政党。尽管民政一直否认它是“华基政党”，林敬益更一度形容它是“马基政党”，但不容否认的是，它是国阵眼的华基政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2003年杪的时候，也就是黄家定刚担任马华总会长不久，林敬益竟然忘了“马基政党”的本色，率先提出“马华民政合并论”。虽然两党曾煞有其事地成立“工作委员会”进行探讨，最后是无疾而终。
原来林敬益是来自马华的，它在1973年被民政党招进是因为被马华开除而被林苍佑倚重，巧合的是林苍佑也是来自马华的人。这一种政治情意结很容易让他们“触景伤情”而“情不自禁”地想和马华拥抱起来。
再有一个实例是在1980年时，林苍佑及林敬益也是敞开双手把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人马拉了进来。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看民政尚不能被标签成“华基政党”，那么我们还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民政党在1974年后已亦步亦趋自我蜕变成华基政党。
第一个是在1982年大选时，民政党与董教总达成协议，向“华教份子”开方便之门。就这样许子根，郭洙镇，江真诚及王天庆等人加入民政党，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出现。可见在那个时候民政党觉得国阵有被纠正的必要。但它也说明了董教总希望民政协助扛起华教大旗，在国阵内“迎风招展”。如果说这不是华基政党的本色，那又是什么？
第二个是民政与马华的暖昧关系竟然发展成两党的领袖可以轮流来去。先有陈忠鸿与林敬益一起从马华过档民政，而前者再回到马华，且一度出任副教长；后有曾永森从马华跳到民政，于失意后又跳回马华，后出任上议院议长。这种跳来跳去的政治游戏也正好说明两党的性质大同小异。让人想起巫统与回教党也曾发生类似的跳来跳去的事件。如果巫统与回教党的领袖或干部能转来转去是因为它们被归类为马来人政党；那么马华与民政的收来收去何尝不是同一码事呢？就说1999年大选后从民政跳槽的林建安与林武灿也更增添民政的华基色彩。必须注意的林建安不是普通的州议员，而是林苍佑的长公子。
因为马华和民政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就难免被巫统视为两个华基政党。如果不是的话又怎会发生马华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一职的斗争。它们从1982年斗到1999年，为的是向巫统表白，谁才是国阵内最代表华人的政党。这样的明争暗斗唯有到了黄家定时代才偃旗息鼓，彼此恪守在“马华在中央，民政在槟州”的格局。
虽然民政有太多的华人特征，但在许子根看来这是不一样的。即便其父亲许平等曾是马华元老（曾担任升旗山区会主席），也不意味着许子根是“马华新生一代”派进民政的。他没有林苍佑和林敬益的马华情意结，因此马华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之所以陌生是他从来没有参加马华。这也是为什么许子根并不热衷响应林敬益的“马华民政合并论”，他不但没有参加两党的工委会，而且也不十分认同林敬益的“草率”行动。
当他把林敬益拉回来后，意味着许子根领导下的民政党要走的是“维持现状”的道路。一方面既与马华合作，另一方面更是将党的命运与巫统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最合巫统心愿的安排，它可以左右逢源地收编马华和民政。当马华和民政不能推心置腹时，决定权也就在巫统的手上。
举例来说，巫统在1982年（马哈迪年代）并没有反对马华与民政通过大选争首席部长（即林建寿与林苍佑争龙椅）。巫统在1999年大选后，由于情势有变（民政林建安与林武灿退党），马哈迪押后许子根的宣誓礼一周。还有在2008年大选前，也是由巫统领袖宣布槟州首席部长人选归民政推举。凡此种种，造成巫统决定了马华和民政的政治命运。
当然在国阵内，也因为小党太多，没有一个政党比巫统更为强大，自然演变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马哈迪时代最明显不过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国阵的“政治资产”。如果说过去的联盟，其秘书长曾由马华的曾永森担任，那么到了国阵成立的年代（1974），国阵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乃至财政都已由巫统人担任，不知是否是马华与民政相互角力的因素所致，堪值玩味。
许子根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接任民政党老大的职位（2007年），看起来是林敬益过渡到许子根年代，让民政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讵料308的大选把许子根的布署全盘打乱了。民政党尝到了近乎一败涂地的苦果。经营近40年的槟州主导政权拱手让给人民联盟，甚至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没有了。比起马华，它的地位更是“尴尬”与难以适从。因为没有内阁部长，民政如何影响国策？这对情牵国阵多年的民政党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打击。它成了“在朝的反对党”，不当家也不当权的执政党。自然无法扮演有效的执政党角色，而所谓的“在野的反对党”也不尽然，尚有两名副部长，因此它是身份暖昧的反对党。如果中央有部长，而在五州是反对党执政下尚可利用中央部长的角色推动党务和发挥影响力。现在则是国阵内的“边缘人”（一个陈莲花副部长讲话前言不对后语，立场不定；一个柯希兰未见他为民政加分，甚至连民政党人也不知道他放在副部长职是为了什么？是显示多元政党抑或是没有适当的人？必须注意的是他是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副部长，令人费解），对于许子根的领导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加重了他的负担。
由此看来，许子根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能够稍为解除他的压力的，也只有伯拉一个人。既然伯拉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巫统妇女组没有内阁部长，急切把莎丽扎委为部长级的顾问，不知为何没有扶民政一把，委许子根为内阁部长？这对民政是十分关键的官位（不能解读为民政爱官位），在政治现实下，许子根所能扮演的角色大大退减了，变成只能通过呼吁和文告表达党的心声。再者即使国阵较以前开比较多的会议，它并不等同内阁，不是决策机关。对一个与巫统共扶江山40年的政党而言，是比较不公平的。
如果说马华有部长，国大党有部长已代表华印裔的角色，那么民政党的地位又在哪里呢？是伯拉不爱许子根还是有为难之处，我们不便置啄，但我们看到的是，再这样下去，民政党该怎么办？国阵还要它扮演什么角色？
有人说，民政此时应考虑与马华合并，以强化华人的政治地位，但这并非许子根所愿。他看不到合并后民政党人能起什么作用？说白了就是被马华消化掉。
有人说，民政应退出国阵，但也非许子根所愿。因为退出后若民政靠向人民联盟，它又如何与行动党争高低？若是与公正党合并，与民政和马华合并一样，也被消化掉。
在进退维谷下，许子根显然力求保住现状。其副主席威再耶那南说了“党内小撮要退出国阵的声音将带进国阵讨论”。吊诡的是，在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时，带进国阵做什么？还不是被促“回家打扫好屋子再来”。因为国阵不会讨论成员党内部的矛盾。
如果国阵依然故我，民政又依然故我，那民政的未来又怎么办？委以部长固然是一个方案；更重要的是国阵要改头换面，以尊重成员党为结盟的基础。如果一切不改，民政又等不到部长一职来维护党的凝聚力，那么许子根该有所行动了。总而言之，民政的未来似乎又系于伯拉到底爱（惜）不爱子根？这种政治道德不能以大选失败为理由而拒民政于千里之外。当务之急是巫统还要不要民政？如果要的话，请动手快一点，给民政点一盏灯；如果将它聊备一格的话，也及快让民政知道“好自为之”是它的归宿，由民政自己决定要与马华连手还是要与公正党连手或自行上路。这总比拖泥带水，拉拉扯扯痛快得多。
诗人雪莱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对民政而言，寒夜漫漫仍未看到春的呼唤！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这个问题也许问得过于简单和表面，但却是民政党的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民政是跌得最伤痛的，而且痛后还再痛。它不但失掉一个州的主导政权，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丢了。比起另两个成员党来，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去。其一是西马的人民进步党。它原本就没有内阁部长，在失败后无从要求一官半职；其二是沙巴的人民进步党，在中央没有官职下，是第一个国阵成员党“揭竿起事”，无形中也抬高声价，让国阵陷入“难堪”，开除也不是，不开除亦不是，只好将争议搁之一旁。
这就是说，沙民进党不想在沉默中消失，它想用最后的本钱翻本。相对于民政党而言，它是介于西马进步党与沙民进步之间的“动又未动”的微妙处境中。它之所动是因为这些个月来，民政好像是被“遗忘”的执政党之一，于是基层显得不耐烦而要求党中央有所表态；它之所以不动是因为这些个月来，它还是有所期待，也看不到动的好处，干脆处于不动。
正因为民政党是非一般的政党，我们就无需拿它来和两个进步党相提并论，毕竟民政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的特殊性又是在那里呢？
其一，民政党是在1969年大选起家的，一口气夺下槟城州执政权。因此它拥有条件被邀请与当时的联盟结盟。虽然西马的人民进步党也是在同样情形下应邀加盟其中。但它在1974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从此站不起来，反观民政党则渡过1974年的大选考验，被肯定其加盟的地位。
其二是民政党在国阵内起了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不论马华公会喜欢与否，它从此在这个大家庭与马华“分享”政治权力。彼此的明争暗斗，已是公开的秘密，无需掩饰。
其三是民政自1974年后，它走得是精英政策，不断地拉揽专业与知识分子加入其中。逐渐地形成一个精英集团。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许子根当政时期，一度其州内阁成员中有三个博士及一位医生（1990-2008），即许子根博士、江真诚博士、杜乾焕博士及丁福南医生（在1995-1999任槟岛市政局主席，之后任行政议员）。
其四是民政党在槟州的扎实根基也令巫统另眼相看，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当马华再一次在槟州全军覆没时，民政依然保有7个州议席，保住国阵的执政权。如果那时民政多失3个州席，槟州也就变天了（行动党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
由此可见，民政党在巫统的眼中是“宝贵”的合作伙伴，也就得以继续与马华在国阵内排排坐。久而久之，民政在巫统的眼里，是另类的华基政党。尽管民政一直否认它是“华基政党”，林敬益更一度形容它是“马基政党”，但不容否认的是，它是国阵眼的华基政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2003年杪的时候，也就是黄家定刚担任马华总会长不久，林敬益竟然忘了“马基政党”的本色，率先提出“马华民政合并论”。虽然两党曾煞有其事地成立“工作委员会”进行探讨，最后是无疾而终。
原来林敬益是来自马华的，它在1973年被民政党招进是因为被马华开除而被林苍佑倚重，巧合的是林苍佑也是来自马华的人。这一种政治情意结很容易让他们“触景伤情”而“情不自禁”地想和马华拥抱起来。
再有一个实例是在1980年时，林苍佑及林敬益也是敞开双手把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人马拉了进来。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看民政尚不能被标签成“华基政党”，那么我们还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民政党在1974年后已亦步亦趋自我蜕变成华基政党。
第一个是在1982年大选时，民政党与董教总达成协议，向“华教份子”开方便之门。就这样许子根，郭洙镇，江真诚及王天庆等人加入民政党，有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出现。可见在那个时候民政党觉得国阵有被纠正的必要。但它也说明了董教总希望民政协助扛起华教大旗，在国阵内“迎风招展”。如果说这不是华基政党的本色，那又是什么？
第二个是民政与马华的暖昧关系竟然发展成两党的领袖可以轮流来去。先有陈忠鸿与林敬益一起从马华过档民政，而前者再回到马华，且一度出任副教长；后有曾永森从马华跳到民政，于失意后又跳回马华，后出任上议院议长。这种跳来跳去的政治游戏也正好说明两党的性质大同小异。让人想起巫统与回教党也曾发生类似的跳来跳去的事件。如果巫统与回教党的领袖或干部能转来转去是因为它们被归类为马来人政党；那么马华与民政的收来收去何尝不是同一码事呢？就说1999年大选后从民政跳槽的林建安与林武灿也更增添民政的华基色彩。必须注意的林建安不是普通的州议员，而是林苍佑的长公子。
因为马华和民政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就难免被巫统视为两个华基政党。如果不是的话又怎会发生马华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一职的斗争。它们从1982年斗到1999年，为的是向巫统表白，谁才是国阵内最代表华人的政党。这样的明争暗斗唯有到了黄家定时代才偃旗息鼓，彼此恪守在“马华在中央，民政在槟州”的格局。
虽然民政有太多的华人特征，但在许子根看来这是不一样的。即便其父亲许平等曾是马华元老（曾担任升旗山区会主席），也不意味着许子根是“马华新生一代”派进民政的。他没有林苍佑和林敬益的马华情意结，因此马华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之所以陌生是他从来没有参加马华。这也是为什么许子根并不热衷响应林敬益的“马华民政合并论”，他不但没有参加两党的工委会，而且也不十分认同林敬益的“草率”行动。
当他把林敬益拉回来后，意味着许子根领导下的民政党要走的是“维持现状”的道路。一方面既与马华合作，另一方面更是将党的命运与巫统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最合巫统心愿的安排，它可以左右逢源地收编马华和民政。当马华和民政不能推心置腹时，决定权也就在巫统的手上。
举例来说，巫统在1982年（马哈迪年代）并没有反对马华与民政通过大选争首席部长（即林建寿与林苍佑争龙椅）。巫统在1999年大选后，由于情势有变（民政林建安与林武灿退党），马哈迪押后许子根的宣誓礼一周。还有在2008年大选前，也是由巫统领袖宣布槟州首席部长人选归民政推举。凡此种种，造成巫统决定了马华和民政的政治命运。
当然在国阵内，也因为小党太多，没有一个政党比巫统更为强大，自然演变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马哈迪时代最明显不过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国阵的“政治资产”。如果说过去的联盟，其秘书长曾由马华的曾永森担任，那么到了国阵成立的年代（1974），国阵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乃至财政都已由巫统人担任，不知是否是马华与民政相互角力的因素所致，堪值玩味。
许子根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接任民政党老大的职位（2007年），看起来是林敬益过渡到许子根年代，让民政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讵料308的大选把许子根的布署全盘打乱了。民政党尝到了近乎一败涂地的苦果。经营近40年的槟州主导政权拱手让给人民联盟，甚至连唯一的内阁部长也没有了。比起马华，它的地位更是“尴尬”与难以适从。因为没有内阁部长，民政如何影响国策？这对情牵国阵多年的民政党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打击。它成了“在朝的反对党”，不当家也不当权的执政党。自然无法扮演有效的执政党角色，而所谓的“在野的反对党”也不尽然，尚有两名副部长，因此它是身份暖昧的反对党。如果中央有部长，而在五州是反对党执政下尚可利用中央部长的角色推动党务和发挥影响力。现在则是国阵内的“边缘人”（一个陈莲花副部长讲话前言不对后语，立场不定；一个柯希兰未见他为民政加分，甚至连民政党人也不知道他放在副部长职是为了什么？是显示多元政党抑或是没有适当的人？必须注意的是他是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副部长，令人费解），对于许子根的领导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加重了他的负担。
由此看来，许子根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能够稍为解除他的压力的，也只有伯拉一个人。既然伯拉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巫统妇女组没有内阁部长，急切把莎丽扎委为部长级的顾问，不知为何没有扶民政一把，委许子根为内阁部长？这对民政是十分关键的官位（不能解读为民政爱官位），在政治现实下，许子根所能扮演的角色大大退减了，变成只能通过呼吁和文告表达党的心声。再者即使国阵较以前开比较多的会议，它并不等同内阁，不是决策机关。对一个与巫统共扶江山40年的政党而言，是比较不公平的。
如果说马华有部长，国大党有部长已代表华印裔的角色，那么民政党的地位又在哪里呢？是伯拉不爱许子根还是有为难之处，我们不便置啄，但我们看到的是，再这样下去，民政党该怎么办？国阵还要它扮演什么角色？
有人说，民政此时应考虑与马华合并，以强化华人的政治地位，但这并非许子根所愿。他看不到合并后民政党人能起什么作用？说白了就是被马华消化掉。
有人说，民政应退出国阵，但也非许子根所愿。因为退出后若民政靠向人民联盟，它又如何与行动党争高低？若是与公正党合并，与民政和马华合并一样，也被消化掉。
在进退维谷下，许子根显然力求保住现状。其副主席威再耶那南说了“党内小撮要退出国阵的声音将带进国阵讨论”。吊诡的是，在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时，带进国阵做什么？还不是被促“回家打扫好屋子再来”。因为国阵不会讨论成员党内部的矛盾。
如果国阵依然故我，民政又依然故我，那民政的未来又怎么办？委以部长固然是一个方案；更重要的是国阵要改头换面，以尊重成员党为结盟的基础。如果一切不改，民政又等不到部长一职来维护党的凝聚力，那么许子根该有所行动了。总而言之，民政的未来似乎又系于伯拉到底爱（惜）不爱子根？这种政治道德不能以大选失败为理由而拒民政于千里之外。当务之急是巫统还要不要民政？如果要的话，请动手快一点，给民政点一盏灯；如果将它聊备一格的话，也及快让民政知道“好自为之”是它的归宿，由民政自己决定要与马华连手还是要与公正党连手或自行上路。这总比拖泥带水，拉拉扯扯痛快得多。
诗人雪莱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对民政而言，寒夜漫漫仍未看到春的呼唤！
（原载于2008年9月1日《号外周报》 第391期）
1.9.08
谢诗坚：槟州商会慈善基金 迄今贷出207万予300学生
报道：赵精武 摄影：林荣发
（韩视网独家报道）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拿督谢诗坚表示，该委员会从1978年至今已发出207万8千100令吉予300名获得贷学金的同学。
2位没按期摊还律师信追讨
他说，只有2位获得贷学金的学生没按期摊还，委员会将会发律师信向他们追讨。
他说，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的立场，从过去一路来就是给予拉曼学院、韩江学院及其他灾难协助，至今已发出超过500万令吉的基金。
他表示，商会以教育为本，作出对社会所需的贡献，希望获得贷学金的学子懂得摊还贷学金，以便使更多需要贷学金者受惠。
谢诗坚于今日（30日）上午在槟城韩江学院多元用途礼堂颁发奖贷学生予成功申请者的仪式上讲话，总共有44名成绩十分优异，且在中文科考试中获A的学生各获1千令吉的奖学金、4名学生获贷学金共3万5千令吉及州内5间独中的50名优秀生，各获200令吉奖励金， 总颁发的总数为8万9千令吉。
槟州商会会长及慈善基金委员会名誉主席丹斯里陈国平、主席拿督谢诗坚、副主席黄宏壮、义务秘书陈显裕、拿督李永光、义务财政李瑜槟、公关雷绵吉、委员黄木河、拿督郭雅民、卢柳茂及董事黄炎发，分别受邀颁奖贷学金予得奖同学。过后全体拍照留影，并设茶点招待，约百余人参与其盛。
政府70多亿令吉没收回
谢诗坚致词时续说，我国政府在1997年至2004年共发放了72亿令吉的贷学金赞助20万名学生，但却只收回180万令吉，还有70多亿令吉没有收回。
他表示，政府这种机制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商会所发出的贷学金只有2位学生没有按期摊还。
他说，政府在2005年收回了519万令吉的贷学金，还不到1亿令吉，而政府宣称从2005年至今有331人被控上法庭，这对要还债务者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虽然如此，要表扬政府的是在2007年还拨出28亿令吉予大专院校的学生，2008年拨出30亿令吉予各族的受惠者。
他说，从1997年至今政府共发出230亿令吉贷学金予114万名学生，但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没有还钱。有鉴于此政府收取的行政费也应回教运动抗议而从今年六月开始降低，从大学生的3%减到1%，而硕士生以上的5%也减剩1%，可说十分宽大与合理，不应再有任何理由不还贷款了，但还是很多人因没还钱而建议政府不如给予免费教育。
政府应维持贷学金制度
谢诗坚认为政府应该维持贷学金制度，因为大专院校学生只负责30％的学校开销，而政府还要负责70％的开支，这就是说，马来西亚的教育学费还是很低的。
他对政府准备在2020年把29％进入大学的数目提高到40％的水平表示支持。
他表示，首相指出大学教育是不分种族，以成绩来录取学生，并挑选马大及理大作为顶尖大学的指标，但政府却对玛拉学院实施闭门政策，有人要求玛拉开放10％学额却不受理和面对大力反弹。
玛拉学院应开放给各民族
他说，可是政府在新预算中宣布拨出3亿6千万令吉玛拉各级学院，包括技术学院的发展，而玛拉学院学员的津贴也从每月100令吉提升到200令吉，其实玛拉学院是应该开放给各民族的，因为政府所用的是人民的钱，政府是应该公平分配资源的。
他说，首相宣布310亿令吉的教育拨款，让518万名学生受惠，这笔拨款包括已完成26间小学及41间中学的额外开销，同时也将兴建110间小学及181间中学。
但是谢诗坚认为首相应该清楚阐明要建多少间华文小学及国民型中学，他批评政府在拨款上未清楚交待，而政府应该公布数据及怎样分配资源，而人民所要争取的就是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颁发奖贷学金予优秀生后合影。前排坐左五为丹斯里陈国平，左六拿督谢诗坚博士。
丹斯里陈国平局绅主持颁发。
（韩视网独家报道）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拿督谢诗坚表示，该委员会从1978年至今已发出207万8千100令吉予300名获得贷学金的同学。
2位没按期摊还律师信追讨
他说，只有2位获得贷学金的学生没按期摊还，委员会将会发律师信向他们追讨。
他说，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的立场，从过去一路来就是给予拉曼学院、韩江学院及其他灾难协助，至今已发出超过500万令吉的基金。
他表示，商会以教育为本，作出对社会所需的贡献，希望获得贷学金的学子懂得摊还贷学金，以便使更多需要贷学金者受惠。
谢诗坚于今日（30日）上午在槟城韩江学院多元用途礼堂颁发奖贷学生予成功申请者的仪式上讲话，总共有44名成绩十分优异，且在中文科考试中获A的学生各获1千令吉的奖学金、4名学生获贷学金共3万5千令吉及州内5间独中的50名优秀生，各获200令吉奖励金， 总颁发的总数为8万9千令吉。
槟州商会会长及慈善基金委员会名誉主席丹斯里陈国平、主席拿督谢诗坚、副主席黄宏壮、义务秘书陈显裕、拿督李永光、义务财政李瑜槟、公关雷绵吉、委员黄木河、拿督郭雅民、卢柳茂及董事黄炎发，分别受邀颁奖贷学金予得奖同学。过后全体拍照留影，并设茶点招待，约百余人参与其盛。
政府70多亿令吉没收回
谢诗坚致词时续说，我国政府在1997年至2004年共发放了72亿令吉的贷学金赞助20万名学生，但却只收回180万令吉，还有70多亿令吉没有收回。
他表示，政府这种机制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商会所发出的贷学金只有2位学生没有按期摊还。
他说，政府在2005年收回了519万令吉的贷学金，还不到1亿令吉，而政府宣称从2005年至今有331人被控上法庭，这对要还债务者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虽然如此，要表扬政府的是在2007年还拨出28亿令吉予大专院校的学生，2008年拨出30亿令吉予各族的受惠者。
他说，从1997年至今政府共发出230亿令吉贷学金予114万名学生，但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没有还钱。有鉴于此政府收取的行政费也应回教运动抗议而从今年六月开始降低，从大学生的3%减到1%，而硕士生以上的5%也减剩1%，可说十分宽大与合理，不应再有任何理由不还贷款了，但还是很多人因没还钱而建议政府不如给予免费教育。
政府应维持贷学金制度
谢诗坚认为政府应该维持贷学金制度，因为大专院校学生只负责30％的学校开销，而政府还要负责70％的开支，这就是说，马来西亚的教育学费还是很低的。
他对政府准备在2020年把29％进入大学的数目提高到40％的水平表示支持。
他表示，首相指出大学教育是不分种族，以成绩来录取学生，并挑选马大及理大作为顶尖大学的指标，但政府却对玛拉学院实施闭门政策，有人要求玛拉开放10％学额却不受理和面对大力反弹。
玛拉学院应开放给各民族
他说，可是政府在新预算中宣布拨出3亿6千万令吉玛拉各级学院，包括技术学院的发展，而玛拉学院学员的津贴也从每月100令吉提升到200令吉，其实玛拉学院是应该开放给各民族的，因为政府所用的是人民的钱，政府是应该公平分配资源的。
他说，首相宣布310亿令吉的教育拨款，让518万名学生受惠，这笔拨款包括已完成26间小学及41间中学的额外开销，同时也将兴建110间小学及181间中学。
但是谢诗坚认为首相应该清楚阐明要建多少间华文小学及国民型中学，他批评政府在拨款上未清楚交待，而政府应该公布数据及怎样分配资源，而人民所要争取的就是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颁发奖贷学金予优秀生后合影。前排坐左五为丹斯里陈国平，左六拿督谢诗坚博士。
丹斯里陈国平局绅主持颁发。
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拿督谢诗坚主持颁发。
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副主席黄宏壮主持颁发。
28.8.08
峇东埔补选传达的讯息
安华依布拉欣终于扬眉吐气，在峇东埔国席补选中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他已经不再是旺阿兹莎背后的男人，而是站在前面的男子。这一深远的意义象征着安华昭告天下：“我回来了”。
犹记得在308政治海啸后，安华以配偶身份参加新届国会开幕仪式时抛下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回来了以后就不会再离开”。当时他向媒介表达的意思是准备在“恢复自由身”（因法令所限必须要在4月14日后才能参加选举）后，将凭着补选踏足阔别10的圣殿。人民对此自然深信不疑，但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也一时不知安华走什么棋？在那里参加补选？
经过近5个月的揣测和令人捉摸不定后，安华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那就是“牺牲”旺阿兹莎来取得一个政治舞台，以便演绎“916”的实质意义。之所以说是痛苦与牺牲，是由于安华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唯有先“牺牲”夫人（不授人话柄），再冒一次险。如果闯不过这一关，意味着两人政治生涯将划上句号，进而危及“人民联盟”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安华这一仗是只许胜不许败。虽然他有九成的把握稳住这个安全区，但还有一成的风险。而这一成的风险是不容掉以轻心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国阵机器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稍一不慎失手，就会在阴沟里翻船（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90张多数票保住此席足以成为安华的警戒）。果然非池中物的安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整个峇东埔变成一个“生死之役”的大战场，铺天盖地的插上公正党的旗帜，造成一个先声夺人的气象。然而国阵也非省油的灯，采取见缝插针的战略，企图把安华这只“蛟龙”困死在峇东埔（凯里就发出此豪言）。
其结果是安华见招折招，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之道。他的人海战术与旗海一片的战略也是绝无仅有的。
堪可告慰的是，尽管两军对峙，且有时口出不逊，针锋相对，但当地的选民和老百姓却不受种种的刺耳与刺目的言行所影响，甚至将剑拔弩张的局面巧妙地化为一种可以包容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只接受政纲的比较和候选人之间的对比，不让种族情绪在峇东埔发酵。大人物可以在台上和言论中口沬横飞，乃至刀光剑影一来一往，台下的老百姓及选民则继续珍惜平和的生活。当成观赏一出又一出的“无间道”的演出。
从两军中三大民族的水乳交融工作和两军对峙中只是划分“楚河汉界”，却未恶言相向甚至可以会心交流看来，他们是成熟、理智与尊重民主的一群，除了有数起不愉快事件外，大体上都是相安无事的，尤其是身在其中或住在峇东埔居住的人，都可以充份感受到种族主义的苗头是挑不起来的。马来西亚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种相互尊重、异中求同、和睦生活的新的一代，峇东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换句话说，峇东埔补选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种族主义已没有卖点和市场，宗教更不成为一个课题。投票显示各族人民，包括马来人都不以种族为取向，而以国家民生为导向。
既然峇东埔选民（80%以上发挥了民主精神与乡土之情，对安华不弃不离）的投票结果等于是他们接受与相信安华会有一番作为，那么接着下来，这位土生土长的峇东埔子民更要懂得回报人民对他的支持与厚望，也就是说今后就轮到安华如何以民为本来进行民主的斗争。他不但现时要成为反对党领袖，在国会为民请命，而且更要对他的“916变天”作出明确的交待。
在这方面，当地的一些华裔选民也希望我带出一个讯息给马华和民政。他们不是对这两个党感到绝望，而是不能接受这两个党在308大选后，仍然附和一党独大，且在补选时避重就轻，对种族和偏激言行未予制止，反而被认为时不时与之共舞；更不接受他们一些人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导致更多的华裔倾向反对党。就不知826后，马华和民政有什么步骤和想法改变国阵格局？这也是峇东埔华人所期待的。
（原载于2008年8月28日 《南洋商报》）
犹记得在308政治海啸后，安华以配偶身份参加新届国会开幕仪式时抛下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回来了以后就不会再离开”。当时他向媒介表达的意思是准备在“恢复自由身”（因法令所限必须要在4月14日后才能参加选举）后，将凭着补选踏足阔别10的圣殿。人民对此自然深信不疑，但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也一时不知安华走什么棋？在那里参加补选？
经过近5个月的揣测和令人捉摸不定后，安华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那就是“牺牲”旺阿兹莎来取得一个政治舞台，以便演绎“916”的实质意义。之所以说是痛苦与牺牲，是由于安华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唯有先“牺牲”夫人（不授人话柄），再冒一次险。如果闯不过这一关，意味着两人政治生涯将划上句号，进而危及“人民联盟”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安华这一仗是只许胜不许败。虽然他有九成的把握稳住这个安全区，但还有一成的风险。而这一成的风险是不容掉以轻心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国阵机器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稍一不慎失手，就会在阴沟里翻船（2004年大选时旺阿兹莎只以590张多数票保住此席足以成为安华的警戒）。果然非池中物的安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整个峇东埔变成一个“生死之役”的大战场，铺天盖地的插上公正党的旗帜，造成一个先声夺人的气象。然而国阵也非省油的灯，采取见缝插针的战略，企图把安华这只“蛟龙”困死在峇东埔（凯里就发出此豪言）。
其结果是安华见招折招，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之道。他的人海战术与旗海一片的战略也是绝无仅有的。
堪可告慰的是，尽管两军对峙，且有时口出不逊，针锋相对，但当地的选民和老百姓却不受种种的刺耳与刺目的言行所影响，甚至将剑拔弩张的局面巧妙地化为一种可以包容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只接受政纲的比较和候选人之间的对比，不让种族情绪在峇东埔发酵。大人物可以在台上和言论中口沬横飞，乃至刀光剑影一来一往，台下的老百姓及选民则继续珍惜平和的生活。当成观赏一出又一出的“无间道”的演出。
从两军中三大民族的水乳交融工作和两军对峙中只是划分“楚河汉界”，却未恶言相向甚至可以会心交流看来，他们是成熟、理智与尊重民主的一群，除了有数起不愉快事件外，大体上都是相安无事的，尤其是身在其中或住在峇东埔居住的人，都可以充份感受到种族主义的苗头是挑不起来的。马来西亚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种相互尊重、异中求同、和睦生活的新的一代，峇东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换句话说，峇东埔补选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种族主义已没有卖点和市场，宗教更不成为一个课题。投票显示各族人民，包括马来人都不以种族为取向，而以国家民生为导向。
既然峇东埔选民（80%以上发挥了民主精神与乡土之情，对安华不弃不离）的投票结果等于是他们接受与相信安华会有一番作为，那么接着下来，这位土生土长的峇东埔子民更要懂得回报人民对他的支持与厚望，也就是说今后就轮到安华如何以民为本来进行民主的斗争。他不但现时要成为反对党领袖，在国会为民请命，而且更要对他的“916变天”作出明确的交待。
在这方面，当地的一些华裔选民也希望我带出一个讯息给马华和民政。他们不是对这两个党感到绝望，而是不能接受这两个党在308大选后，仍然附和一党独大，且在补选时避重就轻，对种族和偏激言行未予制止，反而被认为时不时与之共舞；更不接受他们一些人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导致更多的华裔倾向反对党。就不知826后，马华和民政有什么步骤和想法改变国阵格局？这也是峇东埔华人所期待的。
（原载于2008年8月28日 《南洋商报》）
26.8.08
民政党成立的背景
由许仁强与邱继炳合著的《马来西亚非种族政治—民政党个案研究》一书中提及民政党的成立背景有失真之处。书中有一段这样说：民主联合党(UDP)领导层不希望党面对相同的命运（应指当时的劳工党走向激进的道路，排斥英文教育的领袖），因此邀请陈志勤及其他前劳工党员加入它的阵营。那时民联党准备成立一个新政党。林苍佑意识到在其党内有许多是华人的宗派份子足以阻止任何朝向非宗派主义的行动。他深信只有一个新的政党能够允许领导们制定一个新党章，给党员一个机会承诺参与非宗派政治的目标。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段的历史的真实性。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述及当时的政治背景。
(一) 1964年全国大选正面对马印（尼）对抗的高潮期，结果左派的社阵蒙受重挫，只陈志勤及林建寿当选国会议员。重出政坛以反对党姿态出战的林苍佑，只能为民联党取得一个国席，那就是他本身。踏足大马选举的人民行动党同样只有一个蒂凡那中选国会议员。人民进步党的两名国会议员是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换句话说，反对党不成气候，联盟取得大胜利。
(二) 1965年，在人民行动党推动下（当时新加坡仍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州），反对党形成一个反对党阵线，取名“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不过左派的社阵未参与其中。砂人联党曾参与却闹党分裂。但在新加坡于同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无疾而终，反对党又陷入一盘散沙。
(三) 1966年，林苍佑察觉到反对党四分五裂下将不可能力敌强大的联盟，曾伸出触角希望劳工党能与民联党合作。他是通过社阵（劳工党）的州议员许平城进行试探，因为林苍佑与林建寿不咬弦，两者无法沟通。但那时的劳工党已走向激进的“文革”路线，对议会斗争失去信心，转而走向街头斗争，因此林苍佑只得另寻出路。这一年，马印对抗结束。
(四) 1967年时，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1966年成立），并不热衷与民联党结合。与此同时，陈志勤也在这一年被劳工党的激进派胪列“17罪状”进行大批判。迫于无奈，他退出劳工党。
(五) 1968年，不甘于就此退隐政坛的陈志勤亲自拜访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王赓武，向他表示要成立一个新政党，请王教授加入他的阵容，以推出一个温和社会主义政纲的政党。
王赓武教授在2003年接受我的专访时亲自向我透露他其实没有兴趣走政治这条路，而是坚持走学术的道路，但陈志勤坚持要他成为发起人之一。
他说当时陈志勤有提及要找几方面的人联手。王赓武也没有异议，于是陈志勤分头找了赛胡申阿拉达斯（当时在新加坡大学执教）及林苍佑医生，邀请他们加入新的政党，共同为理想而斗争。
王赓武更透露，陈志勤要成立的新党取名为“马来西亚人民运动”（简称民政党），党纲及党章也是一手由陈志勤草拟，而由王赓武过目和提供意见（参阅谢诗坚专访王赓武2003年7月11日）。这就是说，是陈志勤发起创组民政党而得到林苍佑的响应和认同。不是如许邱合著的书说是林苍佑邀陈志勤组新党；更没有所谓民联党内面对如同劳工党内华教份子可能排斥英校领袖的现象。
其实林苍佑操控了民联党，没有人可以取代其地位。虽然党内有不少非左派的华教份子，但他们以林苍佑马首是瞻。即使没有民政党，林苍佑也不会面对危机；唯党的影响力只局限在槟州。
林苍佑认同陈志勤的理念，也同意由马来人赛胡申阿拉达斯出任主席之外，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喜欢林建寿加入这个大家庭。虽然林建寿与陈志勤一样是劳工党人，也在1967年被排挤，但他们是同党不同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陈志勤也邀林建寿，肯定是无法获得林苍佑响应。因为林苍佑比陈志勤更排斥林建寿。他在1963年时刻意派其助手郑耀林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把林建寿拉下马即为一例。
于是在1968年3月24日，6位发起人齐集陈志勤的住家共同签署发起组织民政党。一个新政党由此掀开新的一页，他们都是陈志勤拉拢成功的。除了陈志勤及威拉邦是原劳工党议员外，另外4人是林苍佑（民联党）、王赓武（学者）、彼得医生（马药业公会主席）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马来学者），打出了多元种族的旗帜。及后陈志勤也邀得职工会领袖杨德才及陈扑根（原劳工党领袖）等人加入，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新政党。
林苍佑并不争取在新党内担任第一把手，只出任副主席，秘书长由真正的发起人陈志勤出任，但林苍佑的加入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同意解散民联党，齐齐加入民政党。不然的话，民政党将只成为有司令无兵士的队伍。在左派人士不认同下，陈志勤在当时是无法争取劳工党干部加入他的斗争行列。
林苍佑的权威性也在此时刻表露无疑。他提出解散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获得上下一致支持，只有少数华教份子没有跟随。因此也再一次推翻了所谓民联党陷入华教份子危及林苍佑领导之说。
有了林苍佑的加盟，才有了民政党神话的出现。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大动作，陈志勤一人是难以成事的。这就是民政党成立的政治背景。至于民政党以后的故事，就不在这里阐述了。
（原载于2008年8月26日 《南洋商报》）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段的历史的真实性。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述及当时的政治背景。
(一) 1964年全国大选正面对马印（尼）对抗的高潮期，结果左派的社阵蒙受重挫，只陈志勤及林建寿当选国会议员。重出政坛以反对党姿态出战的林苍佑，只能为民联党取得一个国席，那就是他本身。踏足大马选举的人民行动党同样只有一个蒂凡那中选国会议员。人民进步党的两名国会议员是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换句话说，反对党不成气候，联盟取得大胜利。
(二) 1965年，在人民行动党推动下（当时新加坡仍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州），反对党形成一个反对党阵线，取名“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机构），不过左派的社阵未参与其中。砂人联党曾参与却闹党分裂。但在新加坡于同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无疾而终，反对党又陷入一盘散沙。
(三) 1966年，林苍佑察觉到反对党四分五裂下将不可能力敌强大的联盟，曾伸出触角希望劳工党能与民联党合作。他是通过社阵（劳工党）的州议员许平城进行试探，因为林苍佑与林建寿不咬弦，两者无法沟通。但那时的劳工党已走向激进的“文革”路线，对议会斗争失去信心，转而走向街头斗争，因此林苍佑只得另寻出路。这一年，马印对抗结束。
(四) 1967年时，已取代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1966年成立），并不热衷与民联党结合。与此同时，陈志勤也在这一年被劳工党的激进派胪列“17罪状”进行大批判。迫于无奈，他退出劳工党。
(五) 1968年，不甘于就此退隐政坛的陈志勤亲自拜访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王赓武，向他表示要成立一个新政党，请王教授加入他的阵容，以推出一个温和社会主义政纲的政党。
王赓武教授在2003年接受我的专访时亲自向我透露他其实没有兴趣走政治这条路，而是坚持走学术的道路，但陈志勤坚持要他成为发起人之一。
他说当时陈志勤有提及要找几方面的人联手。王赓武也没有异议，于是陈志勤分头找了赛胡申阿拉达斯（当时在新加坡大学执教）及林苍佑医生，邀请他们加入新的政党，共同为理想而斗争。
王赓武更透露，陈志勤要成立的新党取名为“马来西亚人民运动”（简称民政党），党纲及党章也是一手由陈志勤草拟，而由王赓武过目和提供意见（参阅谢诗坚专访王赓武2003年7月11日）。这就是说，是陈志勤发起创组民政党而得到林苍佑的响应和认同。不是如许邱合著的书说是林苍佑邀陈志勤组新党；更没有所谓民联党内面对如同劳工党内华教份子可能排斥英校领袖的现象。
其实林苍佑操控了民联党，没有人可以取代其地位。虽然党内有不少非左派的华教份子，但他们以林苍佑马首是瞻。即使没有民政党，林苍佑也不会面对危机；唯党的影响力只局限在槟州。
林苍佑认同陈志勤的理念，也同意由马来人赛胡申阿拉达斯出任主席之外，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喜欢林建寿加入这个大家庭。虽然林建寿与陈志勤一样是劳工党人，也在1967年被排挤，但他们是同党不同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陈志勤也邀林建寿，肯定是无法获得林苍佑响应。因为林苍佑比陈志勤更排斥林建寿。他在1963年时刻意派其助手郑耀林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把林建寿拉下马即为一例。
于是在1968年3月24日，6位发起人齐集陈志勤的住家共同签署发起组织民政党。一个新政党由此掀开新的一页，他们都是陈志勤拉拢成功的。除了陈志勤及威拉邦是原劳工党议员外，另外4人是林苍佑（民联党）、王赓武（学者）、彼得医生（马药业公会主席）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马来学者），打出了多元种族的旗帜。及后陈志勤也邀得职工会领袖杨德才及陈扑根（原劳工党领袖）等人加入，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新政党。
林苍佑并不争取在新党内担任第一把手，只出任副主席，秘书长由真正的发起人陈志勤出任，但林苍佑的加入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同意解散民联党，齐齐加入民政党。不然的话，民政党将只成为有司令无兵士的队伍。在左派人士不认同下，陈志勤在当时是无法争取劳工党干部加入他的斗争行列。
林苍佑的权威性也在此时刻表露无疑。他提出解散民联党加入民政党获得上下一致支持，只有少数华教份子没有跟随。因此也再一次推翻了所谓民联党陷入华教份子危及林苍佑领导之说。
有了林苍佑的加盟，才有了民政党神话的出现。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大动作，陈志勤一人是难以成事的。这就是民政党成立的政治背景。至于民政党以后的故事，就不在这里阐述了。
（原载于2008年8月26日 《南洋商报》）
三大变数镇住峇东埔
表面上看来，峇东埔补选是安华与其“前战友”阿力夏之争，也是公正党与巫统在争一个国会议席，对国家政局没有太大的影响，实则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政治是否因此而改变的大决战。这与国阵(巫统)是否派出重量级的候选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最直接的关系是身为“人民联盟”的实权领袖的安华是否因这一役而成为民联的真正在位的领袖，进而率军直奔布城?
这就是说，这场补选是决定人民联盟的未来命运；决定国阵的未来走向，也决定国家政局是否再来一次的政治海啸?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普通的补选来看是偏离问题的焦点和它所具有的“震撼性”的重要性。
很遗憾的是,我们在连日来也听到各种负面的声音，最典型的莫过于指说“浪费时间”，也听到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指说这是个人权力欲望的发酵，滥用民主机制，企图叉开补选的实质意义，并降低这场补选的潜在威力。
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峇东埔补选的结果足以影响所有政党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
一、 第一方面是“人民联盟”的兴衰在此一役。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在大选后出现的“人民联盟”是一个新的组合。它以安华为核心，成功地将民主行动党与回教党重新拢在一起，与公正党结盟成鼎足而立的阵线。如果没有安华，这个联盟肯定无法组成。当然如果没有安华，也不会发生308的大选，意外地出现5个州由反对党起而执政。
当安华把他的毅力和魅力向选民诉求改革后，他历史性地第一次与势力根深蒂固的国阵分享执政权力，在西马把版图一分为二。
可惜的是，他仍然缺乏一张通行证，在大选后还是国会的边缘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因为国阵巧妙地择订大选的日子，以致安华因法令所限，不能参加国会大选。如果大选的日期压后一个月，就不会有今天的补选，因此错不在安华。
就在安华可以自由参加选举后(4月14日后)，他必然也一定要拿回过去所失的权力。而这一役就是走进国会，以成为人民联盟的正其位的实权领袖，才得以展开他的政治抱负，不然一切都是空谈。这正如他在1982年竞逐国会议席，也是为他的政治旅途取得第一张通行证。如果没有在1982年的胜利，绝对不会有安华的神话连绵不断。这就是说，安华创造补选是为了要“卷土重来”。
他之所以不得不参加补选，除了要在个人政途上打翻身仗外；相等重要的是，为了巩固人民联盟取得的政治权力。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人民联盟还是一个松弛的组织，三个政党之间尚有未能协调政纲和理念的落差，正需要安华全程投入其中。否则日子久了，难保不会出现裂痕；尤其是近来回教党一会儿与巫统密谈，一会儿又发出另类声音，对首相职另外解释，虽对民联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已预示正是安华出马的时候，也只有安华回到国会后才能镇住整个局面，不然的话，各别政党的某些不调和的意见，将会带来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对人民联盟是个警戒讯号。
安华之所以有此威力，那是他曾两度出手，使到回教党势力坐大。一是在1999年的大选，给回教党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并首次在国会拥有强大的阵容(27席)；二是今年的大选，造就了回教党又夺下吉打州，再拥有霹雳州务大臣之职。单就这两个大动作，即便回教党不“感激不尽”，也要“饮水思源”。因此安华重回峇东埔肯定会使到回教党对民联更具信心。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对安华感恩戴德的，因为安华的正确合作策略，终于让行动党一圆夺槟州政权的美梦；更在其他州大有斩获。行动党也从308大选看到安华的影响力。今天安华要回家(回到国会)，也是行动党回报的大好时机。
至于安华本身的公正党，同样急待安华真正的掌握实权，而不是继续在当民联的隔着一层的领袖；也唯有安华重回国会，才能推动夺权的大计。
所谓的夺权是指安华释出的“916变天”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议程，看似有这么一回事，又看是没有那么一回事，而要证明其真伪，就等着安华打响这一炮。这“炮打司令部”的基地就在峇东埔。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安华未能在峇东埔重新站立起来，就意味着人民联盟有难，弄不好会失去至少三州的州政权(即雪/霹/槟)。为此，安华是只许胜，不许败，而且要胜得漂亮，则人民联盟将会有更大得转机，并衬托出安华是民联当下最被认可的领袖。如果将来真的有幸取得中央政权，首相职就非安华莫属了。
当然安华在胜出后，不一定会发生“916变天”的故事，但至少他已成为另一类得选择，足以和国阵争天下。
二、 第二方面是对国阵的冲击。一旦安华以超过一万张多数票夺回峇东埔议席后，没有人可以低估安华的势力， 包括随时都会发生倒戈的事件。
所谓的倒戈也不是安华“独创”的。在1994年的时候，沙巴团结党政府的倒台，即为一例。当时没有人指责倒戈的议员是政治青蛙，似乎是“政治正确”的举措。如今指责“不道德，不尊重民主”正是当年支持倒戈的人。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916”事件，但既有先例，也就不能全盘否定，而是看安华狂胜到什么程度。如果真的狂胜，且多数票超过一万五千张，可能会打乱了国阵的整盘棋。问题是巫统的国会议员会倒向安华吗?他们会暗渡陈仓吗?特别是巫统在大选后又因党选面对不稳定因素时，会有失意人转而支持安华吗?
还有马华与民政和国大党又如何应对变化的到来?它们是要与国阵共存亡，或是另有想法，也不得而知。
东马得沙巴和砂拉越的一些国会议员会跟随安华起舞吗?
总而言之，国阵精神会持续下去吗?国阵会否重新凝聚起来?或是会因之陷入迷失中?一切的一切系于安华在峇东埔这一仗的结果。
说来也够吊诡的，安华本来就属于这个体制的人，而且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没有马哈迪在10多年前将安华挤出巫统，今天肯定不会有“人民联盟”的出现；今天也肯定是安华当政的年代。就因为马哈迪的大动作，导致了国阵这10年来都活在安华的阴影中，挥之不去。
尽管巫统三番四次否定安华的作用，也关起大门不让他回巢，但安华却凭个人的力量成了巫统永远的伤痛。他既是巫统的人，又不是巫统的人。这种矛盾已在峇东埔补选中表露无遗。
三、 第三方面是对政府体制的挑战。安华自1998年被革职后，从来没有停止对国阵的机制展开反击和抨击。他先是向其“政治师父”马哈迪的权威挑战，宁可坐牢也不低头；继之又向他的“政治师弟”纳吉猛攻，死咬对方不放；再下来，也就是在今年大选前后，又将火力集中指向阿都拉，从而否定国阵执政得正当性。
虽然如此，安华在今年的大选的斗争只成功一半，打掉国阵得4个州政权；另一半他打不掉的是中央政府仍然控制在国阵手中。他知道，在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没有乘胜追击，将可能危及5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原本就由回教党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安华有了所谓的“916变天”的喊话。
在安华看来，国家机制不改变下，一切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不会达成他所追求的“改朝换代”，而是任由现有的体制继续操作。对此，他甚至预测，未来的3个月内，国家经济会更加地不稳定和难以克制通货膨胀。如果不改变的话，情况会更不妙。他正是以此作为他的“变天”的理由。
峇东埔的补选，就包含了这一层的意思，以“民心思变”之心来要求一个更大的改变。就此而言，峇东埔的补选已不是小儿科，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其成败不仅关系到安华的个人荣辱，也关系到人民联盟可否持久，更影响国阵的命运。一句话，政局会否重新洗牌，全赖峇东埔的战果而定。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这就是说，这场补选是决定人民联盟的未来命运；决定国阵的未来走向，也决定国家政局是否再来一次的政治海啸?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普通的补选来看是偏离问题的焦点和它所具有的“震撼性”的重要性。
很遗憾的是,我们在连日来也听到各种负面的声音，最典型的莫过于指说“浪费时间”，也听到一些误导性的言论，指说这是个人权力欲望的发酵，滥用民主机制，企图叉开补选的实质意义，并降低这场补选的潜在威力。
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峇东埔补选的结果足以影响所有政党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
一、 第一方面是“人民联盟”的兴衰在此一役。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在大选后出现的“人民联盟”是一个新的组合。它以安华为核心，成功地将民主行动党与回教党重新拢在一起，与公正党结盟成鼎足而立的阵线。如果没有安华，这个联盟肯定无法组成。当然如果没有安华，也不会发生308的大选，意外地出现5个州由反对党起而执政。
当安华把他的毅力和魅力向选民诉求改革后，他历史性地第一次与势力根深蒂固的国阵分享执政权力，在西马把版图一分为二。
可惜的是，他仍然缺乏一张通行证，在大选后还是国会的边缘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因为国阵巧妙地择订大选的日子，以致安华因法令所限，不能参加国会大选。如果大选的日期压后一个月，就不会有今天的补选，因此错不在安华。
就在安华可以自由参加选举后(4月14日后)，他必然也一定要拿回过去所失的权力。而这一役就是走进国会，以成为人民联盟的正其位的实权领袖，才得以展开他的政治抱负，不然一切都是空谈。这正如他在1982年竞逐国会议席，也是为他的政治旅途取得第一张通行证。如果没有在1982年的胜利，绝对不会有安华的神话连绵不断。这就是说，安华创造补选是为了要“卷土重来”。
他之所以不得不参加补选，除了要在个人政途上打翻身仗外；相等重要的是，为了巩固人民联盟取得的政治权力。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人民联盟还是一个松弛的组织，三个政党之间尚有未能协调政纲和理念的落差，正需要安华全程投入其中。否则日子久了，难保不会出现裂痕；尤其是近来回教党一会儿与巫统密谈，一会儿又发出另类声音，对首相职另外解释，虽对民联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已预示正是安华出马的时候，也只有安华回到国会后才能镇住整个局面，不然的话，各别政党的某些不调和的意见，将会带来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对人民联盟是个警戒讯号。
安华之所以有此威力，那是他曾两度出手，使到回教党势力坐大。一是在1999年的大选，给回教党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并首次在国会拥有强大的阵容(27席)；二是今年的大选，造就了回教党又夺下吉打州，再拥有霹雳州务大臣之职。单就这两个大动作，即便回教党不“感激不尽”，也要“饮水思源”。因此安华重回峇东埔肯定会使到回教党对民联更具信心。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是对安华感恩戴德的，因为安华的正确合作策略，终于让行动党一圆夺槟州政权的美梦；更在其他州大有斩获。行动党也从308大选看到安华的影响力。今天安华要回家(回到国会)，也是行动党回报的大好时机。
至于安华本身的公正党，同样急待安华真正的掌握实权，而不是继续在当民联的隔着一层的领袖；也唯有安华重回国会，才能推动夺权的大计。
所谓的夺权是指安华释出的“916变天”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议程，看似有这么一回事，又看是没有那么一回事，而要证明其真伪，就等着安华打响这一炮。这“炮打司令部”的基地就在峇东埔。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安华未能在峇东埔重新站立起来，就意味着人民联盟有难，弄不好会失去至少三州的州政权(即雪/霹/槟)。为此，安华是只许胜，不许败，而且要胜得漂亮，则人民联盟将会有更大得转机，并衬托出安华是民联当下最被认可的领袖。如果将来真的有幸取得中央政权，首相职就非安华莫属了。
当然安华在胜出后，不一定会发生“916变天”的故事，但至少他已成为另一类得选择，足以和国阵争天下。
二、 第二方面是对国阵的冲击。一旦安华以超过一万张多数票夺回峇东埔议席后，没有人可以低估安华的势力， 包括随时都会发生倒戈的事件。
所谓的倒戈也不是安华“独创”的。在1994年的时候，沙巴团结党政府的倒台，即为一例。当时没有人指责倒戈的议员是政治青蛙，似乎是“政治正确”的举措。如今指责“不道德，不尊重民主”正是当年支持倒戈的人。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916”事件，但既有先例，也就不能全盘否定，而是看安华狂胜到什么程度。如果真的狂胜，且多数票超过一万五千张，可能会打乱了国阵的整盘棋。问题是巫统的国会议员会倒向安华吗?他们会暗渡陈仓吗?特别是巫统在大选后又因党选面对不稳定因素时，会有失意人转而支持安华吗?
还有马华与民政和国大党又如何应对变化的到来?它们是要与国阵共存亡，或是另有想法，也不得而知。
东马得沙巴和砂拉越的一些国会议员会跟随安华起舞吗?
总而言之，国阵精神会持续下去吗?国阵会否重新凝聚起来?或是会因之陷入迷失中?一切的一切系于安华在峇东埔这一仗的结果。
说来也够吊诡的，安华本来就属于这个体制的人，而且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没有马哈迪在10多年前将安华挤出巫统，今天肯定不会有“人民联盟”的出现；今天也肯定是安华当政的年代。就因为马哈迪的大动作，导致了国阵这10年来都活在安华的阴影中，挥之不去。
尽管巫统三番四次否定安华的作用，也关起大门不让他回巢，但安华却凭个人的力量成了巫统永远的伤痛。他既是巫统的人，又不是巫统的人。这种矛盾已在峇东埔补选中表露无遗。
三、 第三方面是对政府体制的挑战。安华自1998年被革职后，从来没有停止对国阵的机制展开反击和抨击。他先是向其“政治师父”马哈迪的权威挑战，宁可坐牢也不低头；继之又向他的“政治师弟”纳吉猛攻，死咬对方不放；再下来，也就是在今年大选前后，又将火力集中指向阿都拉，从而否定国阵执政得正当性。
虽然如此，安华在今年的大选的斗争只成功一半，打掉国阵得4个州政权；另一半他打不掉的是中央政府仍然控制在国阵手中。他知道，在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没有乘胜追击，将可能危及5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原本就由回教党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安华有了所谓的“916变天”的喊话。
在安华看来，国家机制不改变下，一切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不会达成他所追求的“改朝换代”，而是任由现有的体制继续操作。对此，他甚至预测，未来的3个月内，国家经济会更加地不稳定和难以克制通货膨胀。如果不改变的话，情况会更不妙。他正是以此作为他的“变天”的理由。
峇东埔的补选，就包含了这一层的意思，以“民心思变”之心来要求一个更大的改变。就此而言，峇东埔的补选已不是小儿科，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其成败不仅关系到安华的个人荣辱，也关系到人民联盟可否持久，更影响国阵的命运。一句话，政局会否重新洗牌，全赖峇东埔的战果而定。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林连玉与华文教育
今年8月19日是华教斗士林连玉107岁冥诞。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林连玉而作。
林连玉（1901-1985）原籍福建永春人。他是马华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代华文教育家。有人形容林连玉也是马华文化教育界的“鲁迅”，因为他有鲁迅的硬骨头，他有鲁迅不向压力低头的意志。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4]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5]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6]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7]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8]，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9]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认为它们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于是华文教育向两方面发展，乃告定型。林连玉斗争的结果就是独立中学直到今天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0－43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6] 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7]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8]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林连玉（1901-1985）原籍福建永春人。他是马华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代华文教育家。有人形容林连玉也是马华文化教育界的“鲁迅”，因为他有鲁迅的硬骨头，他有鲁迅不向压力低头的意志。
说来也是十分巧合，林连玉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南来马来亚的（鲁迅也是在那一年离开厦门的，但两人未曾相识）。这个时候中国吹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斗口号，把“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转了过来。此时林连玉则在马来亚开始其教学生涯，直到他不能再执教鞭（1961年）为止，而后他也不忘关心华教，但由于客观的限制，他的手和口都被“封住”了。因此林连玉对华教的伟大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前的事。
南来后的林连玉，在教育界辗转，生活极不安定，一直到1935年受聘于吉隆坡尊孔中学后，才告安定下来。不过尊孔最后也不能成为他退休的学校，因为他的教师准证被吊销了。
如果林连玉留在中国教育界服务，也许历史就改写了。但命运却让这位集美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飘洋过海到南洋，启开他的斗争的历程。
1942年日本南侵时，这位穷教师被迫韬光养晦过着养猪生活一个时期。1945年日寇投降后，林连玉应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终于把尊孔起死回生，但他没有接受担任校长，而是把他的精力放在组织教师团结方面。1949年，他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从1950年起到1960年，担任长达10年的主席职。
1951年他成功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尚未独立，但侨民可以申请成为公民，以认同马来亚）。他后来用行动证明他热爱这个国家，也鼓励华人申请成为公民，并力争平等权益。就在这一年，他又成功地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今日已改称马来西亚），而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则于1954年成立（今也改称马来西亚），此后两个机构在行事上相结合，统称为“董教总”，不过未改变彼此的独立注册地位。
林连玉是在1953年开始担任教总主席，他积极地走向政治的舞台，与政府政党高层打交道，期望能为华教打开一个新局面。可是由于教育报告书一次又一次的出笼对华教有不利的影响，林连玉的言论也就越发激烈和尖锐，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又相互抗衡。例如他反对殖民地政府抛出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1年），指它意图用英巫语文消灭华校。过后有了“方吴教育报告书”（1952年），但1952年的教育法令却是根据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制订。林连玉领导教师公会起而反对，结果暂时阻止法令之执行。1954年又出现一份“1954年教育白皮书”，也是对华校不利，林连玉同样给予反对。
为了使华教的问题得到解决，林连玉曾于1953年通过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1964年沈慕羽担任教总主席时，再次提出）此议最终失败，这也是预料中事。
1955年，由于马来亚联合邦为进行自治而举行普选，林连玉率领教总面见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组成）领导人，提出支持联盟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联盟在大选中上台执政，在翌年（1956年）提出“拉萨教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所接受，未有太大的争议。所争议的是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所谓“最终目标”这样写道﹕“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此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一）推动成立三大机构
经教总交涉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答应不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中，华校危机暂时获得缓和。
虽然如此，在“1957年教育法令下，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津贴，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的锺灵中学及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末中学先后在1952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其它华中则不为所动。[1]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英国最后一任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的面前承认﹕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陈修信（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这之前，他是自治邦的工商部长）也指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2]
除了促成“教总”成立及“董总”成立，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外，林连玉的另一项创举是使到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公会与董教总合组成“三大机构”，联手捍卫华文教育（此机构基本上在1953年具备皱形，而在1954年被确定下来。不过这种合作并不持久，尤其是1959年在独立后的首次联合邦大选，执政的联盟再一次取得扫荡性的胜利后，就不再依据林连玉的主观愿望发展；反之，联盟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决心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不再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的背景，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林连玉的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公民权被褫夺”的事件。这种从内部的分化华教的手段远比采取高压的逮捕手段来得高明。此时的林连玉所能作的是退而求其次的捍卫华教，就是号召全马的华校（华文中学）不要步锺灵的后尘，而是要坚持走“独立中学”的路线。今日的全马来西亚仍有60间独中，间接上是林连玉用“个人牺牲换来的成果之一”。
（二）批汪永年斗梁宇皋
林连玉在他当红的年代，曾经“斗臭”两个知名人士，这是早期多为人知的大事。区区一个穷教员，不过是“教总”的主席，如何能把有权有势的“名人”抛出“华社”？看来是不可思议，而事实却是如此。
第一位被他“批臭”的是锺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起因于1955，锺中代校长汪永年私下通过董事长促成董事会接受政府津贴的条件，成为首开先河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结果汪永年被扶正出任校长职。林连玉认为这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指责“汪永年与殖民地官员狼狈为奸，破坏华文教育”。林连玉形容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当时汪永年也是教总副主席）。[3]汪永年经他这一骂和学潮迭起之后，虽然仍然做他的改制锺中的校长，却一生背负“出卖华文教育第一人的罪名”，直到他数年前在加拿大逝世，华社仍然不曾原谅他的“罪过”。他是一个被林连玉骂臭而爬不起来的民族教育的“罪人”。
第二位则是位高权重的梁宇皋（1888-1963），在霹雳出世，年青时曾在中国念书，13岁回马来亚，后在英国考取法律学位，在怡保执律师业。1932年又回中国当官和做生意。战后再返马。1949年成为“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长（相等于今日的甲州元首）两年之久。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并以马华公会代表身份出任“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因为此份争议性的报告书，梁宇皋与林连玉有过一来一往的唇枪舌战，又是演讲战，又是文告战，激起层层浪花。
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在国会的一场演讲充份地表达了改制华文中学的目的。他说﹕“华文中学分成两种，一种是锺灵型中学（即指于1956年接受政府津贴而侧重英文教学，是全马第一间改制的华文中学），大部份的教学，是采用英文的；另一种是华文中学，大部份是用华文。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让他们有机会到商场就业，在政府机关任事，我们应该选择锺灵型中学（即接受改制）。”“旧式的中学（指传统的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找到职业，失望而沮丧而成为反社会的分子。
梁宇皐的怨气也发到林连玉的身上，他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因此，他说林连玉（所作所为）是“吹牛皮，走江湖，为了牛油与面包。”[4]
林连玉对此作义正词严的反驳。他说﹕“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5]
结果，国会在1961年10月20日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即意味着全面执行“达立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虽然如此，林连玉继续采取抗争的立场。他的文采和辩才成为政府的头痛人物。这可以从他的一篇被整理而成的即席演讲窥见，但也因这场讲话，在后来成为他“惹祸”的“罪名”之一。他在1961年3月29日应南洋大学学生会之邀，针对《华文中学改制问题》即席发表长篇大论。在演讲中，林连玉从教育谈到文化再延伸到华人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华人的要求和坚持可归纳为三端﹕华人的子女应该用华语、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各民族教育应予平等及ƒ设立华文教育谘询委员会，因为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再是“侨民”。他的理据是语言是人类的工具，跟随人而移动的，不被地域所限制。此举意味着海外的华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被限制只在中国本土。因此他说，如果政府不给津贴，就由华人自己来办学，他支持华文教育走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的道路，不必仰赖政府的协助。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先辛苦的创办华校，所以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华人血汗的结晶，我们不应把学校送出去而变质。”
为达成华校的生存，林连玉建议三方面合作，其一董事要出钱，其二教师要减薪及其三学生加学费。华校不求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资格从来没有被承认，那么我们的几十万毕业生饿死了没有？没有！华校生到处都要，只有马来亚不要。而眼前的困难是﹕政治压迫，民族败类的出卖及舆论被打压。”
他乐观地相信走“独立中学”的道路是可行的，以维护民族的教育自主权，不然华人子弟将要流浪街头，他说，只要政令不阻碍，不压迫，华人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育。他于是引用了中国一向引用的口号来共勉和自勉﹕“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6]这个理念显现了他具有左派统战的精神。
林连玉留下的名句（取自他的一首诗中两句）很能概括他的精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他努力不懈地坚持“我们文化的传递与发扬必然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及发展上面。”正因为这样，他付出了代价﹕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8月22日，教育部长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证；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列为禁书；1963年9月12日，内政部长宣布《教师杂志》第9期为禁书（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4年1月14日枢密院驳回林连玉的（公民权）上诉案；1964年8月24日，内部审理林连玉公民权案结束；1964年10月23日，政府正式褫夺林连玉公民权。从此他的公开的，激昂的民族战歌的声音不见了。但他留下的斗争精神，却恒久不灭，他成了一个“族魂”，照亮华教前进的道路。
（三）华校被切成两半
就在林连玉争取语文教育平等的当儿，政府也毫不松弛地对华文中学进行分解。最后将之分割成两半。对华人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效应。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
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双管齐下，一方面剥夺林连玉的发言权和担任教总主席的权利（因公民权已被褫夺），另一方面按原订计划推行1961年教育法令。在两者必须择其一的条件下，政府对其强硬条件作了些许的妥协性修改，允许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可以在下午阶段附设“独立班”，收容未能进入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学生。[7]这一点的松动倒使到较多的华文中学愿意接受改制，然后又在新的体制下由董事会另设“独立班”。我们由是在后来看到一个校名，却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校，那是因为有关的董事会把“独立班”又发展成“独立中学”，于是出现了如同下列的实例﹕槟城锺灵国民型中学（政府控制学校）及锺灵独立中学；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及日新独立中学等等。
事实上，根据资料显示，在改制前，马来亚（马来半岛）剩下的70间华文中学，有三分之二以上接受改制，共54间，只有16间坚持不改制，保留“独立中学”地位（例如槟城著名的韩江中学即为一例，没有国民型中学之设）。遂后54所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出21所“独立中学”[8]，规模自然比不上国民型中学。
东马的砂劳越虽然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政府推行下，也面对同样的政策，于1962年有12所中学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剩6所保持独立中学。后来又另创8所独立中学，因此总共有14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4948名。
东马的沙巴有9所华文独中，学生6344人，而改制中学有5所。连同西马（马来亚）的37间独中，学生41713名。全马总共有60间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5万余名。[9]1975年，董总为独中生设置本身的统一考试（统考），为独中生谋求出路，虽未获得政府承认，但获得海外诸多大学承认。
改制的“华文中学”也已经从71间增加到78间，总学生人数约11万名。（此数目系马来西亚国民型（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于2005年提供的数目）。这些改制中学是否是“华文中学”备受争议。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它已在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下，被改成国民中学，不再被称为“国民型”中学。换句话说，它与国家设立的统一国民中学（马来源流）是属于同一个体系，参加的是政府设置的考试，用马来文或一些科目用英文作考试媒介语，只有华文一科用华文出题，但华文是选修科，不是必考科，而国文（马来文）及英文是必考科，因此它在华教人士看来，已不是“华文中学”，至少董总坚持这个立场。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制的“华文中学”认为它们坚持维护华教传统，即使每周只上数节的华文课，也不断鼓励学生在课外多学华文，在校内用华语沟通，主办节目和比赛以华文为主。所以方成校长（改制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向笔者坚持他们是保有华教色彩的“华文中学”，也培育出无数的写作人才。
于是华文教育向两方面发展，乃告定型。林连玉斗争的结果就是独立中学直到今天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原载于2008年8月25日《号外周报》 第390期）
[1]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185页。
[2] 参阅《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35页。
[3] 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178－197页有关《出卖华文教育罪魁汪永年》一文。
[4]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0－43页。
[5] 参阅《林梁公案》，林连玉教育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45－47页有关林连玉于1960年8月20日的书面谈话。
[6] 参阅《大学论坛》，第20期，南洋大学学生会出版，1961年4月30日，第7、8及11页。
[7]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页。
[8]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9页。
[9] 参阅《董总50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4年，第426－429及1272页。
21.8.08
华教运动无力回应新政治格局 评论人冀董总主动改革再出发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晚上八时在吉隆坡举行的"华教内部危机"一度因出席者不认同其中一名主讲人迦玛对华小临教问题的看法而引发小争议，但仍圆满举行；大部分主讲人认为，华文教育运动日渐乏力，而领导华教运动的董总官僚习气丛生、组织僵化，务必推动多项改革，重新出发。
《政治改革中的华教——谈华教内部危机与民主化的挑战》讲座暨林连玉基金网站推介礼昨晚在隆雪华堂楼上讲堂举行，主讲人有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时事评论人迦玛鲁丁及傅向红，主持人是民权委员会副主席廖国华。
这天也是华教先驱林连玉的107岁冥诞，林连玉基金主席邹寿汉为林连玉基金网站（www.LLGCultural.com）主持推介礼，现场也播放"面对历史，走向未来"短片，介绍林连玉生平。
不少热心华教的人士踊跃出席是项讲座，且在问答环节中就华教问题交换意见。虽然一些听众在这环节中因与主讲人尤其是与迦玛鲁丁有意见冲突而起一场小风波，但大部份听众都能理性制止，才使讲座圆满散会。
这些听众因不认同迦玛鲁丁说华小临教无人问津是因为没有人想当临教，而纷纷喊话，有者大喊："临教半年没领薪水"、"教育部96%拨款拨给国中"、"你在断章取义！"等话语。在越来越多人加入叫嚣之前，主持人马上呼吁听众保持冷静，要不然根本就不能对话。
幸而在节目结束前，有几位听众提醒大家，如果连迦玛的一点意见也听不下去，又怎能理智地和其他马来人、巫统党员及部长对话呢？如果我们也那么情绪化，那我们和骚扰回教论坛的燥动群众有什么差别？
华教组织僵化不利发展
时评人傅向红认为，一个社群需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乃至危机，而要掌握华教内部问题，需先了解外在变迁。傅向红认为，对华教产生影响的三大方面是：华社、市场和国家――华社是华教运动最根本的支持，而市场则意指华校必须和竞争者竞争学生来源，至于国家（政府）则是政府制订的法律可能对华教不利，以及分配资源的问题，例如华小拨款。
傅向红说，华教内部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僵化和去政治化，华教诞生在整个华社政治动员和政治反叛的年代，在马哈迪打压的1980年代是华教最活跃的时候，但它走到今天却彻底地去政治化。
"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争取权利的斗争，其实和华教运动过去数十年来的斗争情况很相似，但华教却未曾对兴都权利行动力量有任何回应表态，这表明华教对外的麻木。"
傅向红因此质问道："华教人士，你是要向乘风帆的人随着海浪起落，还是被动地当海滩上的沙子，任由浪打？"她表示，若华教不懂得看清时局，很容易就失去方向；好比华社在今年3月8日全国大选后被动地等待人民联盟五州政府释放善意，例如祈求免税等，而非主动提出新策略回应新格局。
"过去十多年来，有人在讨论和反思华教，但都是组织外的人士，比如（旅台学者）曾庆豹，黄业华等，而新一代提出的改革问题，老一辈华教人士却无法回应。"
华教两大危机
傅向红认为，华教已变成"迟钝和麻木"的官僚机构，不再是有力、活跃且可对新环境反应的组织；此外，很多课题如中文学院是否应该受制于学术鉴定机构（MQA）、是否一定要取得政府认证等课题从未讨论过。
"还有就是华教内部的阶层化，其主要展现在董事和学术人员之间，例如新纪元学院也是阶层化问题的表现。再者，年轻人想参与华教改革，但却没有管道让他们加入。"
傅向红也提到两大华教危机：一，改革理念与论述缺席。虽然新纪元风波是阶层问题，但各方却没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没有论述上的指引，指明我们应该办什么样的华教，组织的臃肿和制度的僵化也让华教变得不灵活。"
"第二是资源分配和校务决策的制度出问题，把分配资源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委托管理人如董事会手中并无不妥，但必须确保遴选这批委托人的过程有透明何公平的机制，并要区分开资源分配权和校务决策权。这批委托管理人也必须确保资源的分配和遴选出适合的掌校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董事把华教当作私人资产来管理，傅向红认为，如果他们真的爱华教，那就应该放手让华教自由发展。
董教总需领导华教
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认为，学院理事会没有法定地位，实际上很多校务与行政决策都应该通过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是合法注册的非营利公司；而且学院董事会有合法身份，合乎标准，一旦遇上诉讼可以用法定地位争取权利。
在分析新纪元学院的问题时，谢诗坚认为问题根源可能是由于从新纪元学院成立迄今十年，该院事务多由理事会负责，造成董事会权力悬空，直到现在董事会才意识到本身的权益，结果很容易在治权问题上起冲突。
"总得来说，在校务行政和决策上，需要一方让步，另一方小牺牲，通过谅解解决问题。"
此外，他建议董教总教育中心改组，而且在争取华教权利上不要再靠政党，而全国华教运动也应该由董教总策划和领导。
董总需做多项改革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评估当前董教总的状况时说，董教总的确类似"民间教育部"，有完整分工和体制，却也继承了一般政府部门的官僚风气；此外，董总秘书处职员流动率大，产生工作衔接和对外联系不流畅。
"此外，董总虽然还保留象征式的领导地位，但实质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却日益式微；口号依旧（例如教育改革），但却没有明确纲领，具体成果不显着。再者，目前的华教运动缺乏带动性和激励性，也缺乏构划华教前景的想象力。"
陈亚才也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例如：应注重提升统考的价值与地位，以期继续开拓及增加承认统考的国内外高等学府；扩大与官方如教育部及其属下各单位的实质联系和互动，而不局限于与教育部长对话而已。
他也认为，董总有必要争取在公共场合发言及传播理念的机会，所以也可设立专门对外联系的单位或人事编制，主动出击，加强与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与宣教工作。
"在内部民主方面，董总和教总之高职（主席、总务、财政）应有任期限制（以连任两届为限），让民主机制更健全。我希望董教总或新纪元学院能发展成为区域华文教育研习中心，带动本身教学与研究水平、风气、出路，并营造国际影响力。"
避免局限种族主义
时评人迦玛鲁丁认为，如果要让华文教育继续在马来西亚发扬光大，华人的思路要放广阔些，因为一个语言如中文，其实并无种族性、政治性和国别性，它不属于单一民族，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学。
迦玛说："所以，我们应尽量避免把任何语言的教育限制在狭隘的种族主义中。"他反问，为何我们不用蓝海战略？我们应当是把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而且华社本身也应接受全球多元化趋势。"
他也建议华人让自己的子女有选择教育方式（如独中或国中），因为我们要照顾新生代的想法。
迦玛鲁丁最想谈论的课题是华小，他反问在场的听众："英语教数理课题真的会威胁到华小的成长吗？"他举例，他曾在印尼见过当地印尼人在一家中文报社工作，而这些印尼人只在大学学四年中文，因此英语教数理不见得会影响学生的中文程度。
迦玛鲁丁希望华社思考比这些课题更迫切的整体问题，并主张三大民族的小孩从小在一起念书并不会改变各族的文化，反之更能促进民族间的了解。
转载自20 -8- 2008 “独立新闻在线”
20.8.08
民政党何去何从？
2007年的民政党大会上，身为妇女组主席的陈莲花说，向领袖讲真话已讲得很多了，就是未见付诸行动，他感到失望也很累。我曾经给予喝彩，认为她是民政党的另一个出位的新生一代的领袖。虽然在政坛上我们都对她很陌生，但她终究比其他人更为大胆发言。
2008年8月17日的民政霹州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又再以其一贯的本色，不论是否出自个人的意愿或是反映基层的意愿，提出民政考虑退出国阵的建议。我又再一次为她喝彩。她是在大选4个月后，成为民政最高级领袖发出另类声音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代表性有限，也就成为一种舆论而不是党内的意愿。
在这方面，身为民政党代主席的许子根也巧妙地作出了回应，他说，陈莲花反映了基层的感受，也反映了党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课题。且不论是否已成为或尚未成为一个课题，我们就此针对民政党应不应退出国阵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尝试平衡退与不退的观点。
先说民政党不退国阵的依据与理由，它是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但延至1974年才真正成为国阵大家庭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此之后，从来没有党员提出退出国阵之说；相反的，许多人也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加入其中。就这样民政党在国阵内形成马华之外的一个重要成员，且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与马华及砂州的人联党鼎足而立。在国阵内被“归类”为代表华人的执政党。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民政在内阁中只有一名正部长，但它拥有的槟州主导政权使到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马华和人联党，而且民政党也“满意或满足”于这样的格局。
虽然在308的大选后， 民政输得“面目全非”，但它还是认为留在国阵内会有翻身的一天；至少参选的国州议席不会被剥夺。因此脱离国阵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抑有进者，民政也寄望在不久之后会有机会重入内阁而重新出发，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放弃这样的期许，民政高层自然再等下去。再说，一旦脱离国阵，民政又何去何从呢？像这样不大不小的政党，已习惯生存于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一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而且今天的政治已不容许一党“孤芳自责”，它又要和谁结盟呢？
在另一方面，如果等不到内阁部长，它又如何凝聚党的力量？又去哪里找平台再站起来？这已经不是民政一厢情愿的事，而是国阵会不会或有没有把民政当成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在困难中扶它一把？
于是民政又出现另一把声音，那就是在大选4个月后，仍未见有转机，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显得十分被动，担心日子一久，党的基层会动摇而发生种种的变数。因此，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在此关键时刻把自己“豁了出去”，以争取“党的尊严”和党员的自信。
陈莲花以身为副部长的身份，虽然尚未有足够的份量左右大局，但至少她已勇于表态，不因官位“噤若寒蝉”，足以让民政领导层深入思考。即便陈莲花表示只是传达基层的想法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党内确实有这样的“异见”。
不过，我们不认为民政会在近日内有何变动，以避免影响峇东埔的选情。至快也要留在党10月的代表大会才能比较明朗的窥见其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而言，民政党上下所要考虑的是党的生存是列为第一位。所谓的生存是指在国阵不变和保持现状下，民政党的军心会散涣吗？若是不易保存其完整性，则在下一届大选时即使仍被分配原有的议席参加角逐，它的取胜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民政党不能先担心“议席被抢去”而忽略了求存的大道理。先有党和整齐队伍，才有出胜的机会，这是立党的基石。当然也得视国阵整体有多大的改变及如何演绎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民政党的未来已不系于党领袖的喜恶来作决定，而是系于大多数党员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是继续活在等待中或依附其他党而生存或走出自我的尊严来，这就是民政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
它可以不必响应安华的呼吁，但它不得不考虑党员的感受。关键之处就在于民政党在国阵内还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和怎样扮演？这个问题容不得民政来回答，而是由国阵来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政陷入进退维谷的症结所在。
（原载于2008年8月20日 《南洋商报》）
2008年8月17日的民政霹州妇女组大会上，陈莲花又再以其一贯的本色，不论是否出自个人的意愿或是反映基层的意愿，提出民政考虑退出国阵的建议。我又再一次为她喝彩。她是在大选4个月后，成为民政最高级领袖发出另类声音的第一个人。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代表性有限，也就成为一种舆论而不是党内的意愿。
在这方面，身为民政党代主席的许子根也巧妙地作出了回应，他说，陈莲花反映了基层的感受，也反映了党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课题。且不论是否已成为或尚未成为一个课题，我们就此针对民政党应不应退出国阵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尝试平衡退与不退的观点。
先说民政党不退国阵的依据与理由，它是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槟州联合政府，但延至1974年才真正成为国阵大家庭的其中一个成员。自此之后，从来没有党员提出退出国阵之说；相反的，许多人也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加入其中。就这样民政党在国阵内形成马华之外的一个重要成员，且被视为是华基的政党，与马华及砂州的人联党鼎足而立。在国阵内被“归类”为代表华人的执政党。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民政在内阁中只有一名正部长，但它拥有的槟州主导政权使到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马华和人联党，而且民政党也“满意或满足”于这样的格局。
虽然在308的大选后， 民政输得“面目全非”，但它还是认为留在国阵内会有翻身的一天；至少参选的国州议席不会被剥夺。因此脱离国阵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想法。抑有进者，民政也寄望在不久之后会有机会重入内阁而重新出发，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放弃这样的期许，民政高层自然再等下去。再说，一旦脱离国阵，民政又何去何从呢？像这样不大不小的政党，已习惯生存于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一时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而且今天的政治已不容许一党“孤芳自责”，它又要和谁结盟呢？
在另一方面，如果等不到内阁部长，它又如何凝聚党的力量？又去哪里找平台再站起来？这已经不是民政一厢情愿的事，而是国阵会不会或有没有把民政当成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在困难中扶它一把？
于是民政又出现另一把声音，那就是在大选4个月后，仍未见有转机，只是在期待中过日子，显得十分被动，担心日子一久，党的基层会动摇而发生种种的变数。因此，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在此关键时刻把自己“豁了出去”，以争取“党的尊严”和党员的自信。
陈莲花以身为副部长的身份，虽然尚未有足够的份量左右大局，但至少她已勇于表态，不因官位“噤若寒蝉”，足以让民政领导层深入思考。即便陈莲花表示只是传达基层的想法和要求，也是代表了党内确实有这样的“异见”。
不过，我们不认为民政会在近日内有何变动，以避免影响峇东埔的选情。至快也要留在党10月的代表大会才能比较明朗的窥见其下一步的动向。
就此而言，民政党上下所要考虑的是党的生存是列为第一位。所谓的生存是指在国阵不变和保持现状下，民政党的军心会散涣吗？若是不易保存其完整性，则在下一届大选时即使仍被分配原有的议席参加角逐，它的取胜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民政党不能先担心“议席被抢去”而忽略了求存的大道理。先有党和整齐队伍，才有出胜的机会，这是立党的基石。当然也得视国阵整体有多大的改变及如何演绎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民政党的未来已不系于党领袖的喜恶来作决定，而是系于大多数党员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是继续活在等待中或依附其他党而生存或走出自我的尊严来，这就是民政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
它可以不必响应安华的呼吁，但它不得不考虑党员的感受。关键之处就在于民政党在国阵内还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和怎样扮演？这个问题容不得民政来回答，而是由国阵来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政陷入进退维谷的症结所在。
（原载于2008年8月20日 《南洋商报》）
18.8.08
丹绒武雅与首席部长的传奇
槟州的丹绒武雅州议席是个传奇的选区，说来像神话，确实也是如此。它不但是制造首席部长的选区，而且也是至少孕育行政议员或代首席部长的选区。以下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切：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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