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议题是《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从1926年中国提倡革命文学起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来考察革命文学如何影响马华文学向左转而成为文学主流的50年来的曲折路程。这一类的文学，我们可以归之为“政治文学”，因为它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这种文学思潮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中国和新马历史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因此，对它的考察就必须放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去。
为了更好的厘清中马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我们先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这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20世纪中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这两者之间，又因时代、国情的不同与政治需要而出现矛盾和冲突。实有必要扼要简述现代性的发生是与现代和现代化的出现息息相关的，并从政治文学中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为何会在持定的年代与现代性产生冲突，以致文学成为了革命的工具。
首先现代（Modern）一词是用以区别“古代的、老的和旧的”，有时间性的观念，它适用于任何方面。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以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做为起点，而以18世纪兴起的启蒙思想作为核心的推动力量。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弗莱德里克因此认为，“在近一百年中，“现代”，‘已无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区别’，‘现代观念已成为有机体，不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而且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入侵我们的思维，以其各种政权形式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思想和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态度，支配着我们表示赞同或反对’”。他进一步意识到，无论是艺术的或政治的，“现代”都是一个革命的词令，是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激烈口号，却与各种矛盾、竞争的观念密不可分，人们会为现代而杀生，不然便会为反对现代而杀生。这就是说，“现代”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恐惧，因为“现代”意味着革新乃至“革命”，不是守旧或传统份子所能全盘接受的。但在另一方面，又衍生了各式各样的对“现代”的诠释，而以思识型态作为一个标准来检视所谓的“现代”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
接着有了现代化（Modernisation）──因为有了“现代”的出现，也就有了现代化的需求，以便告别古代和守旧的，它是一种动力，以驱使西方国家追求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和生活，进而影响到不发达的国家也要急起直追。现代化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运应而生，它是没有时间观念和时代限制的，而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根据他们的需要作全面性的改革，以出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实体（特质）和文明（精神）。
最具体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取代封建王朝，因此在西方的社会，最先出现“现代”的概念，才有了现代化的努力，也就给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化、世俗化等的现代指标逐一出现。由于这样，“文化的内容、形式与功能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反映在文化和文学之中。既然人已开始主宰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世界发生变化，也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种“永不满足的追逐，使人们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之中”。
当“现代”与“现代化”出现后，“现代性”逐渐发展成一个新时代的理论。
因此现代性（Modernity）──是因有“现代” 出现和有“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关于现代的理念。对“现代性”有深入研究的美学家杨春时这样说：“现代性最基本的内涵是一种现代理性精神，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现代性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现代理性精神展开两翼，带动西方脱离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不过由于中国向来缺乏科学精神和个体理性的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集体理性的）。因此要建立现代性，杨春时说，只有从西方引进，这也在后来产生激烈的斗争。马泰·卡林内斯库区分了两种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他说：“……两种剧烈冲突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社会领域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属于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1816-1861）在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他在晚年时是最早在审美层面上议论“现代型”）。
在文学领域上，杨春时认为现代性有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现实层面，文学受制于社会，文化；另一个是超越现实的审美层面，文学以其审美意义超越社会、文化。它以自由的名义批判现实。审美层面是文学的最高层次。因此审美意义是文学的本质。他这样说：“通过这种对理性的批判，文学捍卫了人的自由，并为人揭示了生存的意义。只有当文学达到这种历史水平时，它才获得了文学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性经过三、四百年的演化，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再发展到超越层面，终于形成一个现代性文化图。
杨春时对此作出解释：现代性理论是解决社会、文化现代发展的锁匙。所谓现代性，其核心是包括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价值理性）的理性精神。但同时，现代性还应包括反思、超越层面，即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弊端的思考、批判。这就是说，现代性既包括世俗的现代性，也包括超越的现代性。世俗的现代性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而超越的现代性则抵制着现代社会的弊端，维护人的精神自由。
不过杨春时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不属于世俗现代性，而属于超越的现代性，这是由文学的审美本质决定的。在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核心下，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肯定，即对文学的非理性和超越理性本质的肯定，对理性主义文学观的否定”。
因为有了现代性作为文学现代化的架构，它不仅产生现代性的文学理论，也促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高涨，恰恰是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性学说而蔚成波澜壮阔的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的发展，也诱发物质的享受和道德的沦丧，以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出于私利而变得残酷与不择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性出现和流行一段长时间后，又衍生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个派别。
所谓现代主义（Modernism）──是由于现代性带来了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的进步（相对于封建制度而言），但这之中人类的贪婪也使到人类社会出现变幻莫测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重物资轻精神导致了矛盾出现与人的精神的失落与彷徨，进而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内在危机进行批判。带有超越社会和美学成份的现代主义文学便告出现了。它的背景是这样被揭述的：“从19、20世纪之交迄今，西方传统文化先受步入垄断阶段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重大变化的冲击，接踵遭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继而又蒙受60年代剧烈的社会动荡的顚覆，引起以理性为根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人的自信和尊严濒临危机，现实呈现出‘绝对理念的式微与衰弱，造成文化心理上的失衡与无归宿的状态。在这空前的精神痛苦中，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应时风起，迅疾扩大，并有不断拥有一批批为它几欲发狂的知音，使之当然成为一部份中小资产价级知识分子畅快地渲泄情绪的重要思想艺术形式。其突出自我、反抗权威、否定现实、悖逆传统的特征，表现了他们视自己为人类精神载体的假定和对自我的病态崇拜与偏执确认。
虽然现代主义的时代一般上被认为起于1808年至1930年，但它的全盛期则是介于1910至1930年间。就此杨春时提出只是从20世纪开始，才出现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控诉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异化，反抗理性对人的摧残，表达对生存意义遗失的迷惘、恐惧和荒诞感。就这样现代主义出现诸多流派，如后期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等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波澜壮阔的景象。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被看成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反拨和超越。杨春时所指的即是这一阶段的文学观的缤纷呈现，它标志着美学居于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现代主义文学也有其缺陷，思想的非理性，导致了虚无主义；怪诞的风格使人不明究里；内容的空虚，也被斥为无病呻吟。虽有对现社会的不满。但诉诸的手法是隐意与晦涩的，把自己与现实分离开来。它成了反抗现实主义文学而被视另类政治话语。因此在一段长时间，它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中马情况尤其明显），甚至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至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杨春时立论说：“现代性是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精神力量，其核心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 ，也是政治性的实体，它区别于传统的王朝国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研究比较突出的学者是吉登斯。那么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呢？吉登斯的定义是：“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欧洲与中国有所不同。在欧洲，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反对共同的敌人──教会和封建贵族。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冲突，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反之，在中国，现代性是外发的，也就是西方的产物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因此当现代性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被引进中国后，就与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在抗日时期尤其明显。中国必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独立）之间作出一个抉择。前者是向西方学习；后者是反西方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瓜分了中国而面临灭亡的威胁。在“救亡压倒启蒙”下，现代性被牺牲了（启蒙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运动，没有经过启蒙运动，就不可能走向现代性）。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1926年起）证明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迫切和刻不容缓的。革命文学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它鼓吹革命，突出政治，最后以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形成（无产阶级的，为工农服务的文学）确定其权威，为“现代民族国家”竖立起一面鲜红的旗帜。
这面旗帜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这是为适应中国的革命需求而从苏联引进的一个文学理论。基本上，它扬弃了“五四”的西化，转成革命的“苏化”。在中国抗日时期，归顺或支持中共抗日的文人也就全盘地接受来自苏联的文学理论。这样一来，革命现实主义成为左翼的政治思潮，因为它体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这种革命现实主义也在后来被中国本土化了。在1949年建国后仍然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膨胀，连带在马新社会的文学界传播开来。基本上，它是赋有政治使命的，是为了集体而创作的，以达致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文学思潮是新古典主义，欧洲17世纪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它是为新兴起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服务的，而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即吉登斯所说的“绝对主义国家”。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特性是遵从理性和讲求规范矫饰现实，以适应巩固王权的政治需要。
当革命现实主义被中国“本土化”后，它就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紧紧的绑在一起，而成为中国的新（革命）古典主义。中国的新古典主义滥觞时期具有下列的特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崇尚阳刚文风、鼓吹革命、倡导战斗；主张平民主义的文学观，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由于解放后的中国依然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和武器，因而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下的“两结合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把新古典主义导向“伪古典主义”。
在解释了与现代有关的现象、理论和思潮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论述和分析本文所要开展的课题。中马文学都是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下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运动，既与现代性脱节，也与现代主义分庭抗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长达50年内，革命文学红潮滚滚，波及到海外，尤其是马新地区。
有了上述的阐述，可以先给中国革命文学定位，它起于中国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新思潮、新文化和新文学，也为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树起一座历史的丰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开始。这场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进而发展成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写实主义（启蒙主义）反对古典主义。开创“五四”文学革命的三位大师是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学者也界定为“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端”。这个现代性来源于西方文学传统，而非中国文学传统，因为中国文学传统内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因子。
由于“文学革命”不能满足也不能达成中国政治的改革，结果一批文人扭转方向，将之演变成“革命文学”，竟而中止了“五四”开创的“文学革命”。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实现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紧迫性（救亡压倒启蒙），致使“五四”文学思想发生分化和蜕变，导致“革命文学”出现并成为主流文学思潮。就客观而言，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思想基本上有三个主要流派，一是苏联文学思想以及它的中国形式──后来演变成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统称为革命文学思想；二是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它固守着“五四”文学革命的立场，是“五四”文学思想的延续。三是各种现代文学思想，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它是“五四”文学思想的现代发展。结果是第一流派压倒一切。
于是，“五四”文学革命止于20年代中期，代之而起的是“革命文学”。较明确推动“革命文学”思潮的是郭沬若，他在1926年5月16日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3期）发表题为《革命与文学》中这样宣示：“真正的文学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春雷一声响，代表着郭沬若思想的大转变，亦即首次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引入苏联革命文学思想，将文学导入政治洪流中。因此我们以1926年作为“革命文学”的开端，而政治与文学的结盟也可以说是在1926年被确定下来的。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鲁迅、沈瑞先及钱杏邨成为主席团成员，它被形容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面鲜红的红旗”，这意味着“革命文学”已臻入有组织的成熟阶段。
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左翼文学转化为“抗战文学”，其主导思想还是苏联文学理论。文学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识，从而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道战线。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指明了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论与方向。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一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全面解放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毛泽东的《讲话》已成为整个文艺的总路线。它判定文艺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方面强化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也僵化了文学艺术的功能。在1966年掀起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路线走到极点。
1976年“文革”的结束，也宣告中国革命文学传统完成自己的历史行程，并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到来而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学者对1926-1976这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作出如下的总结：“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和延安整风，以及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古典主义文学形成、发展，直到‘文革’推出‘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而走向终结，新古典主义（带有阶级性与单一视角）主导了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
本文的“革命文学”泛指1926-1976这50年间的中国文学主潮，它伴随着政治的“不断革命”对海外（尤其是指马来西亚）的文学产生不间断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之间有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产物。马来西亚与中国在社会性质上有相同之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马来西亚则是半封建性质的殖民地，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实现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此外，当时的马来西亚文学的主体基本上是华人（本土马来人文学尚未被发展起来）。由于初期主要是从中国移居的华人，他们用华文写作；马华新文学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在同一个时期接受中国革命文学的传播而称之为“新兴文学”（用以代替比较敏感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字眼），是为马华左翼文学的开端。
马华文史学家方修指出：“1927年起，马华新文学从单纯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新兴文学运动，从宣扬科学民主到提倡新兴思想。所谓新兴文学是当时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别称。新兴文学运动也就是当时马华文艺界对于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所发出的共鸣”。
马来亚共产党在1930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由胡志明宣告成立，并在1932年成立“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组成一个新的宣传阵线，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虽然马来亚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未能形成一种运动，但种子已经播下而发芽。而这个组织与1930年中国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是同出一辙的。
转入1937年，中国开始全面抗日，马来亚的华人在陈嘉庚领导下成立“南侨总会”，促使马华文学与抗日战争连成一体。马共领导下的抗日报章应运而生，不断揭露日军的残暴行径，疾呼支持中国抗日。1937年后，战争形势使到原本暮气沉沉的马华文学走向高潮，卷入政治大浪潮中。这样一来属于主导地位的马华左翼文学顺势带动整个抗日运动，它与中国革命文学相互呼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军对马来亚3年8个月的残暴统治终于结束，马共则跃居成为政治主流，有利地推动革命文学的发展。虽然在英军重临马来亚3年后的1948年，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逼使马共走入森林再度展开游击战；虽然，英军政府也无情地镇压马华左翼文学的活动，大量地驱逐文人回到中国，使其暂时陷入低潮；但在1953年藉反对“黄色文化”名堂下，马华新文学运动又在学运和工运的统战中再次活跃起来，而且立场明显地高举左翼现实主义旗帜一路向前挺进。
即便1965年马新分离后，左派统战组织和文化界人士并不承认马新分家，也不因为政治的分离切割了马华文学。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左派统战并不承认196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认为是新殖民地产物，也就一如既往地只承认马来亚而不是马来西亚，坚持马来亚也包括新加坡在内，没有所谓马新之分。因此本文仍然沿用“马华左翼文学”这一历史名词概括了新加坡在内。马华左翼文学不仅公开主张现实主义，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统成一体，并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变而转变。
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在根本上改变了马华左翼文学的命运。它与“文革”的革命激情共舞，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马华左翼文学随着迷失方向，并在1978年后自动地退出文学阵地。外来的（主要指台湾的）及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崛起，从边缘走向中心，取代了马华左翼文学半个世纪之久的主导地位。
为此，笔者所指的“马华左翼文学”是泛指20年代到70年代整整半个世纪的文学主潮，它主导了马华新文学（包括新加坡）的大潮流，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相互拥抱。不论是中国的“革命文学”或“马华左翼文学”，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是沿着一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路线，一前一后地一起成长，并一起消逝于文学领域中。
当我们为中国的“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作定位后，探讨和连贯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就更容易梳理了。这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既然马华左翼文学跟随中国革命文学而发生发展，同时它又是马华本土文学，马华左翼文学也就不仅受影响于中国革命文学，而且受制于马华社会的状况和历史要求。综观马华文学的历史，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历史特性：
第一，中国文学传统与马华本土文学的关系制约着马华文学的发展。马华文学发源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1926年后甚至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分支（华侨文学）。这首先是因为马华文学的主体（作者和读者）是中国的移民和侨民，他们侨居海外，心向祖国，自觉地以文学来推动中国革命，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换句话说，马华文学从作者、题材到思想内容初期大都来自中国，以后才逐渐转向本土；但即使后来以本土作者为主体，以马华本土生活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马华文学也没有摆脱中国革命文学的强大影响。中国革命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学的直接的思想资源。还有，马华文学用汉语写作，继承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受到中国文学传统的强固影响，不能完全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分出来。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马华文学毕竟不全然是中国文学的翻版，它属于新生的马华民族，自然有自己的特性，包括自己的思想、内容、风格，并形成自己的传统。这样，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就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马华文学跟随着中国文学的脚步，受到它的强大牵动；另一方面，马华文学又不断自我成熟，试图逐步摆脱中国文学的模式，走向独立。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既分又合的关系影响了马华文学在当时的整个历程。
第二，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使革命文学成为马华文学的主流。这是因为马华的社会性质与中国相近，都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历史任务，革命的左翼文学因此成了马华文学的主流。它的特点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也要反对西方列强，从而排斥了现代性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走向新古典主义，提倡政治理性，也就产生了以为政治服务，服从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学了。在左翼文学紧密地抓住革命斗争作为主体下，有力地推动了民族革命运动，这是其历史功绩和痕迹。
再者，由于马华社会是完全的殖民地社会，启蒙任务没有提到现代化的日程上来，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更为迫切，判定马华左翼文学几乎没有经历中国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阶段，就直接进入了革命文学。马华文学的历史也就缺失了启蒙主义传统。在启蒙主义的缺失下，左翼文学没有了对手和制约的力量，从而导致左翼文学独霸文坛，一度占有比中国革命文学更强固的统治地位。这也导致在左翼文学衰竭后，被台湾传入的现代主义所取代。
第三，马华左翼文学的革命性与文学性本身的冲突，影响了马华文学的发展。因为文学有现实性，也有超越性（审美品格），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文学的内在张力。可是左翼文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轻视文学的审美品格，无形中马华左翼文学在极度发挥政治上功能的同时，忽视了其文学性的价值，几乎没有产生经典性的成果。与中国一样，马华文学为革命做出了牺牲。因此检视革命性与文学性的冲突，可以揭示马华左翼文学的重要历史特性。
为方便论述，笔者划分出五个阶段来演绎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的历史演变。这五个阶段是这样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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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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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新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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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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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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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文学与马华统战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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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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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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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国文学与马华文艺（民族文学）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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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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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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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结合”文学与马华爱国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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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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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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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文学与马华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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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个阶段的马华作家绝大部分（几乎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有不少左翼文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是与中国革命文学大同小异的。
虽然有不同的题材与背景，但思想与意识形态是大致相同的。后两个阶段的马华左翼作家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可是他们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因而在创作上及文学批评上都以此为准绳。
其实不论是南来的左翼文人或土生的左翼文人，他们所接受的华文教育都是同文同体的，思想也受到同样的洗礼，对革命文学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把文学和政治结合为一体，置文学从属于革命斗争。从意识形态观之，马华左翼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父子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马华民族的形成，马华文学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由此就产生了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既分又合的微妙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马华文学追求独立性已被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笔者所要表达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