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9.3.11
卡扎菲四面楚歌 （直挂云帆）
继突尼斯与埃及后，第三个闹革命的国家就是利比亚了。它的情况比前两者更复杂。如果说前两者的统治者为避免更大的流血而不得不宣布下野，那么利比亚的领袖卡扎菲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人物了。他比突尼斯的本阿里及埃及的穆巴拉克有更传奇的一生，而且他的思想也是十分吊诡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利比亚和卡扎菲这号“狂人”的古怪行径。
位于北非洲的利比亚，土地面积有175万平方公里（世界第17名），人口5百余万名，主要是阿拉伯人，其次是伯伯尔人。人民信仰伊斯兰教，97%是逊尼派回教徒。这是因为在公元7世纪时，它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份，也就成为伊斯兰教国家。16世纪时，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入侵，直到1911年，利比亚又沦为意大利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及法国染指了利比亚，意图殖民化不遂后，同意利比亚在1951年独立，但接受英法及美国的军队留驻，美国更进一步扩大对利比亚的影响。
独立后的利比亚，由伊德里斯一世建立了王国统治，正名为“利比亚王国”。它是西方的重要战略位置之一，因为利比亚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它的产油量只排在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阿联酋长国，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及印尼之后。根据统计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有390亿桶，总储量则高达1000亿桶。在2010年的纪录，日产石油量260万桶，占全球日产量的2%，单靠石油交易收入高达450亿美元（是非洲第三大油产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因为目前处于内乱，利比亚的原油日产量已减少85万桶。换句话说，每日只能供应180万桶，也导致油价突涨，破每桶百元美金大点。
与此同时，也因为它是阿拉伯世界的一环，它在中东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虽然不及埃及的重要性，但它是在埃及的毗邻，也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尤其是利比亚的政治一向以来与埃及的关系十分密切和不可分割，只要任何一方有异动，另一方就不可幸免。例如随着穆巴拉克的倒台，卡扎菲就陷入危机重重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有迹可循的。先是利比亚出现一位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在1922年强烈地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对利比亚的残暴统治，起而领导利比亚人民参加游击队战争。1931年他被逮捕而从容就义。终于化身成了利比亚人民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
而在1941年出生的卡扎菲，原属于游牧民族的一份子（是喝骆驼奶和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自懂事后就十分崇拜奥马尔•穆赫塔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领袖。
恰巧在1952年，纳塞军官领导一场政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王朝，建立起一个左倾的政权，靠向苏联。此事在日后刺激卡扎菲向他看齐。
为了仿效纳塞，年轻的卡扎菲在1963年进入了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并在1964年在军中建立自由军官秘密组织。
1969年，卡扎菲认为1967年的中东战争对阿拉伯国家是一个耻辱，埃及和叙利亚等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利比亚也帮不上忙。因此他认定这个腐败的王朝应予结束，不然阿拉伯国家将无出头日。结果在9月1日的军事政变中，卡扎菲为利比亚带来了新生。
他的这场不流血革命有些像埃及的纳塞，并直接宣布改国号为“利比亚共和国”，与埃及和苏丹结成革命同盟。
下来，卡扎菲有一段十分重要的变化（但也可以视为操弄人民的政治手段）。这可以从中国的阿拉伯通时延春的著作《中东风云人物》窥见一二（时延春1991年时曾任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他指出在1973年时，卡扎菲的革命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对阿拉伯世界感到沮丧（应指阿拉伯国家无法打败以色列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国遥遥无期。当然最主要的是将革命保温，以巩固他在利比亚的政权），因而在1973年4月15日提出5点主张：
①将所有法律伊斯兰化；②反对在利比亚出现共产主义、穆斯林兄弟会（埃及的反对派）及复兴党（伊拉克的政党）；③武装全体人民捍卫革命；④进行行政革命，还政于民及⑤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扫除大学生中的蛊惑性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这个基础上，卡扎菲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这个不伦不类的理论是认为作为第一理论的资本主义及作为第二理论的共产主义都无法解决其自身的各种矛盾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第三理论解决之。他将此称之为“一种呼唤人类返回天国的思想学说”，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
卡扎菲认为：这“第三条道路”是让人回到造物之身边以摆脱邪恶。
当卡扎菲提出这种怪论时，多少是向“中国文化大革命”吸取灵感，但他的用意不在于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借“文革”的形势和手段来达到其个人（持续执政）的目的。
于是他在1977年将国号再易为“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翌年，他宣布与中国建交。
1986年，卡扎菲再度将国名改为“大利比亚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正是巧妙地利用“人民”、“社会主义”及“群众”的字眼，卡扎菲让人民感觉到他是一位为民鞠躬尽瘁的领袖，所以他毫无惭愧地自诩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谋士、“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及穆斯林革命家等等（这让人想起林彪在文革时将毛泽东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及伟大舵手”的称号。后来毛泽东认为不妥当，也就撤剩下导师和领袖）。
很显然的，卡扎菲努力地塑造其“个人崇拜”和“英雄形象”是要人民认定他是不可被取代的“永远的领袖”，而为了展示其权威，他与美国关系自1986年后宣告恶化。在里根总统的强硬政策下，对利比亚进行了各项制裁（1993年实行全面制裁）。
2003年，卡扎菲态度软化，联合国乃在是年解除对利比亚长达10年的制裁。隔年（即2004年），利比亚与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从那时开始，卡扎菲立场转向西方，不再推行什么“世界第三理论”。
这之后，西方世界也不再将他比喻为“狂人”、“恐怖份子”，而是姑息他继续在利比亚推行其“愚民”政策。
可是，来到2011年，人民再也不相信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42年）的独裁者是“救世主”了。因为人民被告知卡扎菲及其家族这些年来的敛财多得惊人，估计高达1500亿美元（卡扎菲个人财产则高达800亿美元）。即使西方世界已冻结其财产，但利比亚的穷困人民肯定不会放过他。
不论是谁鼓动已不重要，如今连美国都要卡扎菲下台，他还能逞强多久呢？如果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不要让宗教牵头，而是走民主革命的道路，那么西方国家转过头来支持民众的起义是十分关键的，不然这场革命会被逼成用另一个极端反对原来的极端和独裁政权。
刊登于2011年3月6日《东方日报》
1.3.11
从国阵“民调”看槟城政局 （现代春秋）
根据槟州国阵内部的消息，在来届大选，巫统有望赢得14席；民政党胜回8席及马华取回2席。这样一来，国阵有有望以24席组成新的州政府（槟州总共有40席）。（中国报2月22日）
槟州国阵若是有这样的民调，它是根据什么数据或理由得出这样乐观的“结论”？而且我也不知道槟州国阵的调查报告是内部的自我调查，还是请其他单位进行调查的？
虽然一般上认为“出口民调”是大选前的“温度表”，但仍有人不相信它的可信性，因为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根本就让许多人跌破眼镜，也与所谓民调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
例如在2008年大选前，所有的“民调”都肯定国阵一定在槟州执政，而且是一面倒的，没有人看好反对党，顶多能赢取3席或5席已是了不起了，对执政党一点威胁也没有。
这是因为自从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三届大选以来，民主行动党只能赢取1席，而回教党也同样保有1席（1999年拥有两席）；公正党亦无大突破，甚至在2004年以零州席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看好反对党会翻盘是理所当然的事。
即使民主行动党的林冠英在初时也是举棋不定的，未能肯定移师槟城背水一战；也只要求选民能让行动党赢得3至5席。由此可见，民调对反对党简直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而过去反对党也输到怕了。
讵料308的开票结果，竟是国阵兵败如山倒，先前的几次民调统统失灵，槟州人民再一次发挥1969年的精神，把反对党送上执政地位，就连我以最乐观的态度认为反对党能拿下15席，即1/3席位也看走了眼，几乎没有人相信308带来了新的政治格局。
就在308的3年后，我国又酝酿新的大选。虽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推算出大选将在今年几月举行，但几乎又可以接受今年将是大选年。
以目前的走势来看，大选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近，国阵除了有所谓民调悄悄出台外，据知各党也已经向上层提呈候选人的名单。就此而言，国阵已卯足全力应对来届大选。
虽然根据国阵领袖，如林敬益和敦达因的说法，国阵在来届大选是拿不回槟州政权的；而坊间的行情也认为槟州还是民联的天下；林冠英的首席部长位没有动摇的迹象，但就在各种说法有利民联之际，国阵这边厢的消息确实是“一枚计时炸弹”投向民联，不论这类的调查是否正确，至少在心理上给了民联一定的压力而不得不提高警惕。
比如巫统角逐15个州席，将会胜出14席，只让回教党保有柏马当巴锡区，其他由公正党占有的三州席（本南地、双溪峇甲及峇都茅）将被巫统取回。
客观而言，巫统是较为高估局势，但它保有10席或11席则争议性不大，因为从马来人的投票倾向来看，巫统似乎较公正党及回教党在马来人居多的选区比较占上风。
可是巫统也得承认，它在浮罗山背赢得的三个州议席的多数票不超过500张，未来的大选是一场硬仗，并不是囊中物。因此巫统不能太过自信15个州选区是十拿九稳的。
至于民政党会胜回的8个州选区也是根据2008年大选的得票率推算的。例如峇都乌蛮区、班底惹加区、柑仔园区、浮罗池滑区、巴当哥打区、丹绒武雅区、武吉丁雅区及双溪槟榔区，民政所输的多数票平均未超过2000票，只有双溪槟榔输了2600张票。
如果与其他选区比较的话，上述8个选区算是民政输得不会太难看的州席，至于其他选区因输票太多，未被列为“收复区”（共5个）。
马华公会参加的10个州议席，被列为只有2个选区有望夺回，即斯里德里玛和爪夷。前者输2100票，后者输3700票。其他8个选区，基于华人选民占大多数，也就成为马华的“重灾区”或黑区。这样的“民调”自然令马华不悦，因为它看来还未摆脱困境。
这也反映了马华有其自身的局限，因为马华在308后一直陷入内讧，直到去年才算“人事一番和”。可是也还未拿出一套翻身的方案。毕竟“高调问政”不等于新战略和新方案出炉，只能归类为口号类的呐喊。下来就要看马华公会有何克敌的法宝出台？
同样的，民政党在当下能否赢回这些原属于其堡垒区的议席，还要看它与巫统关系的改善和它对巫统的态度和立场。换句话说，由于在308后，民政党受到的打压和挖苦多数来自巫统的干部和基层，如今靠上层修补关系也还要牵动底层的党员群起响应才行，不然阳奉阴违，到头来只给民政倒米。
此外，民政如何地调整方略和推出新人新政也成为当务之急，没有人会否定民政是一个有基础的实力政党，也有其既存的群众网络。但因308的政治风暴打乱其整体策略，竟一度陷入挣扎的窘境。如今在经历磨难后，又是今非昔比，因此它还得加倍努力和刷新其形象不可。一般观察民政和马华或可赢回3至5席，如果加上巫统的10席，就在州议会内至少组成强有力的反对党（1/3席）。当然若民联不小心，国阵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又是不可否定的。这就是两线制微妙之处。
如果我们都珍惜两线制的话（林吉祥也放话希望两线制形成一个体制），那么国阵与民联应拿政纲或政绩服人才是公平与实质的较量。若是违背了民主机制，制造一党独大，则两线制也就形同虚设。就此而言，不论来届大选谁主皇朝，让两个阵营各有人才进入议会，而不要一面倒或出现反对党单一种族局面，才是两线制的基石。
无可否认的，一面倒的政治是扼杀和窒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各自的“民调”，因为“民调”是推动政党活力的原动力，没有民调的政治是一潭死水的政治。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光华日报》
韩江学院走出校园 （跃马扬鞭）
韩江学院首次走出校园向政府官员教导基本华语华文，不仅是一项突破，也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韩江学院在去年10月开办基础汉语班，以让非华裔及不谙华语华文的华人报读，结果反应出奇热烈，学员竟然超过50名，比我们预期的20名学员多了30名。这意味着在今时今日有许多人希望能抽出时间了解华文和懂得操讲华语，而在过去几乎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由于韩江请来的语文讲师是合格与经验老道的邓丽珍博士，她以自创的教材与方法，可以分别或同时采用国语及英语教华语，也就很快地被英语专才及国语精英的学员所掌握，而他们读来也津津有味。
于是当他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初级汉语后，便自动地进入了中级汉语，而且很快又要结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已预先报名进入高级汉语。这不但说明他们持之有恒，而且也已经了解到认识和掌握华语华文的重要性。
根据我们的观察，只要学员用心完成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个阶段的学习，他们的汉语可以达到小学六年级或初中的水平，也会掌握50到100个汉字。假如继续自我学习或进入较正规的初中课程，他们在一年半载之后，将会成为拥有华语华文知识的新鲜人。
正因为韩院推广学习汉语有成，也赢得口碑，我们接着又成功地在校园内开办两个汉语班，由来自北京的朱悦硕士教导。她目前在理大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孔子学院的会员。
为了证明我们的教学实力，我们又尝试与槟岛市政局接触，乐意为政府部门培养一批懂得华语华文的非华裔官员。结果双方一拍即成，并由市政局挑选在柜台服务的20名官员作为首批的学生，希望他们会带动其他公务员在将来也加入学习汉语的大家庭中。
我十分乐观地相信韩院走出校园来到市政局开班授课的先例将会成为吸引更多人学习汉语的典范。因为在我的观察中，学员们都十分认真学习，而且因为老师用国语讲课，使到他们更是乐在其中：原来汉语也是可以像学国语那样的投入。
虽然我们不指望这样的推广华语华文会在非华裔的社会中掀起热潮，但综看这几个月的反应，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如果与六七十年代的情况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我记得在40多年前，由槟城报界俱乐部在明新学校（即今日的光明日报社址）开办的华文班，专门为不谙华语华文的新闻从业员和外界专业人士上课，并由郑祖兴校长教导。起初还有十多廿人参与，后来慢慢减少了；再下来也开不成班了。理由很简单，那个时候华文还未普及，学了也没有用武之地，索性就不学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当时，华语华文仍被视为左派的语文，甚至被指为共产的语文，因为中国是讲华语写华文的国家，这种将语文贴上政治倾向的做法在六七十年代十分普遍。许多家长为避开政治标签也把子女送进英校而不是华校；同时他们本身也不认为学习华语华文会带来什么好处。
不过在八十年代后语文就渐渐地去政治化而成为华人传承文化的有效工具。主要也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后，将英校改成国语学校而激发家长将子女送进华校，因而在后来出现家长不谙华文而子女进华校的强烈对照。
抑有进者，也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非华裔学生进入华小受教育的人数也多了起来，从1989年的一万七千人（约占华小生的3%）到1999年的六万五千人（约占华小生的10%），更是印证了华文已经崛起成为国际的语文和通商工具。这与中国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大有关系。
虽然在千禧年后，我们无法获得非华裔在华文小学的实际人数，但从华小学生的总人数维持在超逾六十万名来看，非华裔生肯定占了超过10%，也有人估计或有15%之数。不论是10%或15%，它在在反映出华文的实用价值已大大提升。
尤其是2004年中国成立孔子学院以来，已在94个国家成立超过300所的孔子学院，用以彰显中国崛起与推广中华文化的用心，更是把中文的学习提升到一个全球化的台阶。
基于中国的崛起，包括在文化和实力的崛起，让我们更加乐观地展望学习汉语的人会越来越多；而韩江学院将在这方面扮演一个积极推动的角色。换句话说，通过华人文化馆强化孔子的儒家思想和鼓吹百花齐放的大同世界的同时，也让华语华文通街走（类似孔子学院的功能），从而照亮人类和平的道路。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南洋商报》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韩江学院在去年10月开办基础汉语班，以让非华裔及不谙华语华文的华人报读，结果反应出奇热烈，学员竟然超过50名，比我们预期的20名学员多了30名。这意味着在今时今日有许多人希望能抽出时间了解华文和懂得操讲华语，而在过去几乎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由于韩江请来的语文讲师是合格与经验老道的邓丽珍博士，她以自创的教材与方法，可以分别或同时采用国语及英语教华语，也就很快地被英语专才及国语精英的学员所掌握，而他们读来也津津有味。
于是当他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初级汉语后，便自动地进入了中级汉语，而且很快又要结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已预先报名进入高级汉语。这不但说明他们持之有恒，而且也已经了解到认识和掌握华语华文的重要性。
根据我们的观察，只要学员用心完成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个阶段的学习，他们的汉语可以达到小学六年级或初中的水平，也会掌握50到100个汉字。假如继续自我学习或进入较正规的初中课程，他们在一年半载之后，将会成为拥有华语华文知识的新鲜人。
正因为韩院推广学习汉语有成，也赢得口碑，我们接着又成功地在校园内开办两个汉语班，由来自北京的朱悦硕士教导。她目前在理大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孔子学院的会员。
为了证明我们的教学实力，我们又尝试与槟岛市政局接触，乐意为政府部门培养一批懂得华语华文的非华裔官员。结果双方一拍即成，并由市政局挑选在柜台服务的20名官员作为首批的学生，希望他们会带动其他公务员在将来也加入学习汉语的大家庭中。
我十分乐观地相信韩院走出校园来到市政局开班授课的先例将会成为吸引更多人学习汉语的典范。因为在我的观察中，学员们都十分认真学习，而且因为老师用国语讲课，使到他们更是乐在其中：原来汉语也是可以像学国语那样的投入。
虽然我们不指望这样的推广华语华文会在非华裔的社会中掀起热潮，但综看这几个月的反应，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如果与六七十年代的情况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我记得在40多年前，由槟城报界俱乐部在明新学校（即今日的光明日报社址）开办的华文班，专门为不谙华语华文的新闻从业员和外界专业人士上课，并由郑祖兴校长教导。起初还有十多廿人参与，后来慢慢减少了；再下来也开不成班了。理由很简单，那个时候华文还未普及，学了也没有用武之地，索性就不学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当时，华语华文仍被视为左派的语文，甚至被指为共产的语文，因为中国是讲华语写华文的国家，这种将语文贴上政治倾向的做法在六七十年代十分普遍。许多家长为避开政治标签也把子女送进英校而不是华校；同时他们本身也不认为学习华语华文会带来什么好处。
不过在八十年代后语文就渐渐地去政治化而成为华人传承文化的有效工具。主要也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后，将英校改成国语学校而激发家长将子女送进华校，因而在后来出现家长不谙华文而子女进华校的强烈对照。
抑有进者，也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非华裔学生进入华小受教育的人数也多了起来，从1989年的一万七千人（约占华小生的3%）到1999年的六万五千人（约占华小生的10%），更是印证了华文已经崛起成为国际的语文和通商工具。这与中国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大有关系。
虽然在千禧年后，我们无法获得非华裔在华文小学的实际人数，但从华小学生的总人数维持在超逾六十万名来看，非华裔生肯定占了超过10%，也有人估计或有15%之数。不论是10%或15%，它在在反映出华文的实用价值已大大提升。
尤其是2004年中国成立孔子学院以来，已在94个国家成立超过300所的孔子学院，用以彰显中国崛起与推广中华文化的用心，更是把中文的学习提升到一个全球化的台阶。
基于中国的崛起，包括在文化和实力的崛起，让我们更加乐观地展望学习汉语的人会越来越多；而韩江学院将在这方面扮演一个积极推动的角色。换句话说，通过华人文化馆强化孔子的儒家思想和鼓吹百花齐放的大同世界的同时，也让华语华文通街走（类似孔子学院的功能），从而照亮人类和平的道路。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70大寿感言 （天下纵横）
真正认识林吉祥少说也有32年了，那时他才37岁，但已是“历尽沧桑”的政治人物。如今一转眼，林吉祥跨入70大寿了。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过去的点点滴滴仿佛是昨天的事，而事实上已是陈年的老故事。
记得在1978年，林吉祥正为其战友叶锦源的对峙而犯愁，因而我们有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
我对林叶的交恶比较清楚也感到惋惜，因为叶锦源也是我的朋友。此事还得从1974年的大选说起。那一年领导槟州行动党的叶锦源兴致勃勃，准备要把林苍祐拉下马。他认为林苍祐“背叛”了人民的委托，于1972年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又于1974年参与国阵，应受谴责和批判。
因此叶锦源倾全力与林苍祐周旋。讵料在时机不成熟下，叶锦源既输国选又输州选，本来是州议员的他变成什么都不是了。当年行动党只胜两个州席，但不久胡德安及黄瑞钦跳槽马华，行动党归零席。
虽然叶锦源不气馁，继续其政治斗争，但对林吉祥来说，叶锦源的领导“有问题”，必须给予调整。他决心“引进”卡巴星在槟城（原是吉打州议员）参加1978年的大选。叶锦源十分不服气（不知是否有先见之明，一山难容二虎），率其支持者大举抗议。在斗不过林吉祥底下，只好退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这一年，行动党大有斩获，赢得16国席和25个州议席）。
由于叶锦源没有林吉祥的声望，他领导的社民党在1978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从此结下很深的粱子。叶锦源也在1995年林吉祥的丹绒三役失败后，于1998年出书挖苦及批判林吉祥的过失。
来到80年代，林吉祥面对党内的巨大挑战，这一回是其政治徒弟陈德泉（甲国会议员）在1980年杪宣布“暂时退党”。接着槟州的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及吴林炎（州秘书）力挺陈德泉向林吉祥发难，一场大分裂的风暴掀起。这4个人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也被开除党籍，而他们接着加入了马华公会。
由于党内分裂造成行动党1982年的大选成绩差强人意，只赢得9个国席和12个州议席（行动党也面对董教总支持民政党的许子根和郭洙镇向行动党强区挑战的苦战）。
1986年林吉祥又有惊人的动作，他决意要斗倒许子根，因而在槟城开展他的丹绒一役。当时很多人质问林吉祥为何要专挑许子根，“两个好人”分开竞选一齐进国会不是很好吗？
但林吉祥和行动党有其算盘，他要选民在两人中择一人，也要让董教总左右为难。当然在形势上林吉祥占上风，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流传“国会不能没有林吉祥，许子根可以担任上议员”。不过许子根在失败后，没有出任上议员，而是转任林苍祐的政治秘书。这一阴差阳错，也在1990年大选后将许子根送上首席部长高位。
回顾林吉祥的“丹绒一役”成功后（行动党在槟州赢得6个国会及10个州议席；在全国共赢得24个国会及37个州议席），他就在1990年及1995年推动他的“丹绒二役”和“丹绒三役”，结果二役几乎翻盘；三役则功败垂成，这就是说，林吉祥首长梦碎槟城。
不知是什么缘故，林吉祥在1999年大选时突然转换选区，提名升旗山对垒谢宽泰。
这个决定是怎样作出的，也只有林吉祥知道。根据坊间说法，林吉祥同意华报记者的分析，他移师升旗山必胜无疑，因为这一区是行动党的堡垒区，只是在1995年被民政攻克，可以在强人出征下轻取回来。
就这样，林吉祥让出丹绒国席予曹观友，自己选择在升旗山叫阵。出乎意料之外，林吉祥连自己也不相信，竟然输掉百多票给谢宽泰。
直到今天，林吉祥并没有解释过他为何要更换选区而遭遇失败的真正原因，也许将来他的回忆录会有所交待，也许永远都没有交待。
同样令政界人士惊讶的是，在2004年林吉祥告别槟城伤心地，转到怡保出战。他终于在吡叻州上岸了。这个转变自然符合林吉祥的推算，但不合常规，因为槟城是华人众多的城市，是行动党必争之地，林吉祥怎能轻易放弃呢？
也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离开槟城后，唯有把这块“宝地”让给林冠英再去开发。在没有十分信心底下，2008年，林冠英竟然脱颖而出，成为槟州的第四任首席部长。
这当然得感谢林吉祥过去的努力耕耘，才有今日林冠英的成功。而林冠英也用槟州政权作为林吉祥70大寿的厚礼。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迹。
林吉祥从政45年来，有子克绍其裘，也没有什么大遗憾了！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号外周报》第519期
记得在1978年，林吉祥正为其战友叶锦源的对峙而犯愁，因而我们有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
我对林叶的交恶比较清楚也感到惋惜，因为叶锦源也是我的朋友。此事还得从1974年的大选说起。那一年领导槟州行动党的叶锦源兴致勃勃，准备要把林苍祐拉下马。他认为林苍祐“背叛”了人民的委托，于1972年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又于1974年参与国阵，应受谴责和批判。
因此叶锦源倾全力与林苍祐周旋。讵料在时机不成熟下，叶锦源既输国选又输州选，本来是州议员的他变成什么都不是了。当年行动党只胜两个州席，但不久胡德安及黄瑞钦跳槽马华，行动党归零席。
虽然叶锦源不气馁，继续其政治斗争，但对林吉祥来说，叶锦源的领导“有问题”，必须给予调整。他决心“引进”卡巴星在槟城（原是吉打州议员）参加1978年的大选。叶锦源十分不服气（不知是否有先见之明，一山难容二虎），率其支持者大举抗议。在斗不过林吉祥底下，只好退党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这一年，行动党大有斩获，赢得16国席和25个州议席）。
由于叶锦源没有林吉祥的声望，他领导的社民党在1978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从此结下很深的粱子。叶锦源也在1995年林吉祥的丹绒三役失败后，于1998年出书挖苦及批判林吉祥的过失。
来到80年代，林吉祥面对党内的巨大挑战，这一回是其政治徒弟陈德泉（甲国会议员）在1980年杪宣布“暂时退党”。接着槟州的陈毓书（州议员）、萧汉钦（国州议员）及吴林炎（州秘书）力挺陈德泉向林吉祥发难，一场大分裂的风暴掀起。这4个人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也被开除党籍，而他们接着加入了马华公会。
由于党内分裂造成行动党1982年的大选成绩差强人意，只赢得9个国席和12个州议席（行动党也面对董教总支持民政党的许子根和郭洙镇向行动党强区挑战的苦战）。
1986年林吉祥又有惊人的动作，他决意要斗倒许子根，因而在槟城开展他的丹绒一役。当时很多人质问林吉祥为何要专挑许子根，“两个好人”分开竞选一齐进国会不是很好吗？
但林吉祥和行动党有其算盘，他要选民在两人中择一人，也要让董教总左右为难。当然在形势上林吉祥占上风，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流传“国会不能没有林吉祥，许子根可以担任上议员”。不过许子根在失败后，没有出任上议员，而是转任林苍祐的政治秘书。这一阴差阳错，也在1990年大选后将许子根送上首席部长高位。
回顾林吉祥的“丹绒一役”成功后（行动党在槟州赢得6个国会及10个州议席；在全国共赢得24个国会及37个州议席），他就在1990年及1995年推动他的“丹绒二役”和“丹绒三役”，结果二役几乎翻盘；三役则功败垂成，这就是说，林吉祥首长梦碎槟城。
不知是什么缘故，林吉祥在1999年大选时突然转换选区，提名升旗山对垒谢宽泰。
这个决定是怎样作出的，也只有林吉祥知道。根据坊间说法，林吉祥同意华报记者的分析，他移师升旗山必胜无疑，因为这一区是行动党的堡垒区，只是在1995年被民政攻克，可以在强人出征下轻取回来。
就这样，林吉祥让出丹绒国席予曹观友，自己选择在升旗山叫阵。出乎意料之外，林吉祥连自己也不相信，竟然输掉百多票给谢宽泰。
直到今天，林吉祥并没有解释过他为何要更换选区而遭遇失败的真正原因，也许将来他的回忆录会有所交待，也许永远都没有交待。
同样令政界人士惊讶的是，在2004年林吉祥告别槟城伤心地，转到怡保出战。他终于在吡叻州上岸了。这个转变自然符合林吉祥的推算，但不合常规，因为槟城是华人众多的城市，是行动党必争之地，林吉祥怎能轻易放弃呢？
也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离开槟城后，唯有把这块“宝地”让给林冠英再去开发。在没有十分信心底下，2008年，林冠英竟然脱颖而出，成为槟州的第四任首席部长。
这当然得感谢林吉祥过去的努力耕耘，才有今日林冠英的成功。而林冠英也用槟州政权作为林吉祥70大寿的厚礼。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迹。
林吉祥从政45年来，有子克绍其裘，也没有什么大遗憾了！
刊登于2011年2月28日《号外周报》第519期
种族政治的历史渊源 （直挂云帆）
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包括国阵成员党在内的政党，有要求巫统改变一党独大的心态，结束霸权政治，回到圆桌上尊重每个成员党的权利和地位。
当时仍是由阿都拉掌权，他对此不置可否，但也顺其自然地发展。因为连他本身的政治地位也不稳，又如何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呢？
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4月，阿都拉在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宣告下台，才启开纳吉时代的来临。他一上台就宣布推行“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用以安抚人民在大选后对政府的怨气与人心的浮动。虽然这是通过政府全面推动一个新的理念，但也影响到国阵的成员党必须作出相对的回应。
可惜的是，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后，又有人提出马来主权和马来土地的说法，有些混淆了视听。与此同时，纳吉推出新经济模式准备全面取代新经济政策，又有组织或政要反对，坚持新经济政策不能废。这意味着纳吉想通过行政手段来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形式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如果再加上一些人用宗教的理由来阻止种族的交流和促进种族和谐，那就意味着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结合起来再次对政党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与冲击。这对求变的马来西亚来说，是开倒车的做法。
当然在今时今日，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在马来西亚仍有其市场是有其历史因素，也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
它基本上可以分成种族性政党和非种族性政党，但后者掩盖不了它所具有的种族取向的特征，战后以来特别明显。
例如种族性的政党如下：
（一） 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又称为马来民族党，虽是种族性政党，但有左的倾向，一度声势浩大。它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二） 1946年5月成立的巫统，它纯粹是一个马来人政党，由拿督翁发起成立。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马来西亚的主流政党，也是最具权势的政党。
（三） 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宗教派人士成立了回教党。这个党先以宗教为主导，继之走民族主义路线，到后来又介于两者之间，但不容否认的是，在308后，回教党不再是一个乡村政党，而是一个走进城市的大政党。虽然没有标明是种族主义的政党，但它的党员绝大多数是马来回教徒。
（四）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它是由华人组成，拥护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于1953年与巫统合作。
（五） 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是纯印裔人组成的政党，对印度的尼赫鲁情有独钟。1954年加入巫统及马华组成的联盟。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政治是以种族主义作为基石，而后通过上层的合作，在形式上是多元种族的政治联盟，而实际上是保留各党的种族特征。
另一方面，在战后也有出现所谓非种族性政党，而实际上党员成份是有种族倾向的：
（一） 194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目前仍健在的发起人之一的林建材律师是已故林建寿胞兄和林碧颜女士之胞弟）。它在1948年解散，也被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的政党。
（二） 1951年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它也是多元性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党员绝大部份是华人，要不然林苍祐不可能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成功地促成急进党解散，而党员可自由地加入马华或国大党。
（三） 1951年成立的马来亚劳工党，它更是标榜多元性的非种族政党，但毫无讳言的，它的党员绝大部份是华裔。
（四） 1951年，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组马来亚独立党，更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虽然美其名是多元性的政党，但它的马来政党的特征是改变不了的。这个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大选）失败后，已被边缘化了。
（五） 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它同样打出多元种族的牌子，但党员绝大部份是华人和印度人。它在196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佳绩而后成为吡叻州联合政府一员。但在1974年的大选它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一蹶不振。
（六） 1955年由左翼人士波斯达曼成立的人民党，基本是马来人的政党。1957年它和劳工党合作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及后又于1963年接纳另一马来政党加入形成三党联盟。这个党的领导人就是原巫统农业部长的阿都亚兹。
讵料1964年社阵参选兵败如山倒，三党联盟终于分崩离析，后来只剩下人民党独自存在。
来到1969年大选后，因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种族政治进一步膨胀，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和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已显示了种族政治得到合理化的抬头。马华在1971年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也是用种族主义回应种族主义的挑战。
尽管新崛起的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在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它们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下来在马哈迪当政时代(1981-2003)不但维持了种族政治的功能，而且也通过行政手段将国家政府机关回教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展示出巫统的政治是所向披靡的。1994年东渡沙巴成功是为一例。
不过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引发的强力大反弹是始料未及的。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最有收获的是回教党，不是公正党，而2004年的大选公正党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在2008年，一场政治海啸演绎了公正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多元开放也是以马来人为基本盘，算是战后以来第一个以马来人为绝大部份党员和领导层的政党。
可是如今的公正党、回教党及行动党组成的民联仍然面对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折难，这是308后又涌现的种族政治回潮的明证。
虽然此风不可长，但因为政党斗争是毫不容情的，我们也不知道种族主义会不会脱缰，坏了民主政治，但愿人民能维护民主和向种族主义宣战，以使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2011年2月24日《东方日报》
当时仍是由阿都拉掌权，他对此不置可否，但也顺其自然地发展。因为连他本身的政治地位也不稳，又如何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呢？
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4月，阿都拉在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宣告下台，才启开纳吉时代的来临。他一上台就宣布推行“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用以安抚人民在大选后对政府的怨气与人心的浮动。虽然这是通过政府全面推动一个新的理念，但也影响到国阵的成员党必须作出相对的回应。
可惜的是，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后，又有人提出马来主权和马来土地的说法，有些混淆了视听。与此同时，纳吉推出新经济模式准备全面取代新经济政策，又有组织或政要反对，坚持新经济政策不能废。这意味着纳吉想通过行政手段来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形式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如果再加上一些人用宗教的理由来阻止种族的交流和促进种族和谐，那就意味着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结合起来再次对政党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与冲击。这对求变的马来西亚来说，是开倒车的做法。
当然在今时今日，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在马来西亚仍有其市场是有其历史因素，也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
它基本上可以分成种族性政党和非种族性政党，但后者掩盖不了它所具有的种族取向的特征，战后以来特别明显。
例如种族性的政党如下：
（一） 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又称为马来民族党，虽是种族性政党，但有左的倾向，一度声势浩大。它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二） 1946年5月成立的巫统，它纯粹是一个马来人政党，由拿督翁发起成立。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马来西亚的主流政党，也是最具权势的政党。
（三） 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宗教派人士成立了回教党。这个党先以宗教为主导，继之走民族主义路线，到后来又介于两者之间，但不容否认的是，在308后，回教党不再是一个乡村政党，而是一个走进城市的大政党。虽然没有标明是种族主义的政党，但它的党员绝大多数是马来回教徒。
（四） 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它是由华人组成，拥护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于1953年与巫统合作。
（五） 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是纯印裔人组成的政党，对印度的尼赫鲁情有独钟。1954年加入巫统及马华组成的联盟。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政治是以种族主义作为基石，而后通过上层的合作，在形式上是多元种族的政治联盟，而实际上是保留各党的种族特征。
另一方面，在战后也有出现所谓非种族性政党，而实际上党员成份是有种族倾向的：
（一） 194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目前仍健在的发起人之一的林建材律师是已故林建寿胞兄和林碧颜女士之胞弟）。它在1948年解散，也被政府指为受共党渗透的政党。
（二） 1951年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它也是多元性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党员绝大部份是华人，要不然林苍祐不可能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成功地促成急进党解散，而党员可自由地加入马华或国大党。
（三） 1951年成立的马来亚劳工党，它更是标榜多元性的非种族政党，但毫无讳言的，它的党员绝大部份是华裔。
（四） 1951年，脱离巫统的拿督翁另组马来亚独立党，更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虽然美其名是多元性的政党，但它的马来政党的特征是改变不了的。这个党参加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大选）失败后，已被边缘化了。
（五） 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它同样打出多元种族的牌子，但党员绝大部份是华人和印度人。它在196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佳绩而后成为吡叻州联合政府一员。但在1974年的大选它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一蹶不振。
（六） 1955年由左翼人士波斯达曼成立的人民党，基本是马来人的政党。1957年它和劳工党合作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及后又于1963年接纳另一马来政党加入形成三党联盟。这个党的领导人就是原巫统农业部长的阿都亚兹。
讵料1964年社阵参选兵败如山倒，三党联盟终于分崩离析，后来只剩下人民党独自存在。
来到1969年大选后，因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种族政治进一步膨胀，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和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已显示了种族政治得到合理化的抬头。马华在1971年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也是用种族主义回应种族主义的挑战。
尽管新崛起的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在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它们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下来在马哈迪当政时代(1981-2003)不但维持了种族政治的功能，而且也通过行政手段将国家政府机关回教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展示出巫统的政治是所向披靡的。1994年东渡沙巴成功是为一例。
不过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引发的强力大反弹是始料未及的。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最有收获的是回教党，不是公正党，而2004年的大选公正党几乎被夷为平地，但在2008年，一场政治海啸演绎了公正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多元开放也是以马来人为基本盘，算是战后以来第一个以马来人为绝大部份党员和领导层的政党。
可是如今的公正党、回教党及行动党组成的民联仍然面对种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折难，这是308后又涌现的种族政治回潮的明证。
虽然此风不可长，但因为政党斗争是毫不容情的，我们也不知道种族主义会不会脱缰，坏了民主政治，但愿人民能维护民主和向种族主义宣战，以使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2011年2月24日《东方日报》
22.2.11
林吉祥政海浮沉系列四——林吉祥成就了林冠英
1995年的大选失利，是林吉祥个人声望走下坡的开始，他没有想到“丹绒三役”事与愿违，竟叫行动党人折弯了腰。在槟城州选的失利（输给许子根）是他从政以来的第三次失手。第一次是1969年正月参加沙登州议席补选失败；第二次是1982年在马六甲怡力州选区败给马华的颜文龙；而1995年在槟城丹绒武雅区败给许子根。
州选的失利对林吉祥固然是一个遗憾，但还不至于让林吉祥痛心疾首，因为他仍然是国会议员，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得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不过转入1995年之后，林吉祥面对的问题有增无减，即使他宣布不再有“丹绒三役”，他还是避不过排山倒海而来的挑战与考验（1995年行动党只赢得西马6个国会，另加东马三个，才勉强凑成9个；州议席也剩下可怜的11席）。这些个压力包括：①党内重要干部如柯嘉逊与林吉祥关系恶化（柯在1995年大选提名时，因表格出错被取消提名资格）；黄朱强被法庭判决失掉议员资格，P.巴都逝世；还有沈观仰和郭全福也辞了党职。
②原本在1990年与行动党合作的46精神党（后易名为46马来人党）在1996年宣布解散，党员在东姑拉沙里率领下，集体回返巫统。
③1998年林冠英在联邦法院被判刑失去自由18个月。这对林吉祥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但是林吉祥也巧妙地利用时机为行动党扳回颓势。例如在1995年峇眼国席的补选，林峰成以绝大多数票为巴都守住此席，也使林吉祥松一口气。接着在1997年的安顺补选（因民政王添庆逝世），行动党的古拉竟然胜出，让林吉祥喜出望外。还有更精彩和重要的是林吉祥借声援林冠英法律基金运动在全国掀起热潮，为行动党制造了不少的声势。
然而一个突变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的。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的斗争宣告白热化，在安华被革职及开除党籍后，他在1999年4月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宣布成立国民公正党。事实上，在成立新党之前，安华在未被逮捕前（他是在1998年9月20日被扣捕，先是以内安令抓人，继之控之以刑事罪，不准保释），已分别和林吉祥及法兹诺（回教党主席）商讨合作事宜。在安华的说服下，公正党与回教党和行动党来一个破天荒的三党联手合作组成“替阵”（替代阵线），直接向国阵挑战。
林吉祥之所以参加三党联盟是希望借助马来选民的支持，打破国阵长期以来在国会的2/3多数席优势，使到反对党在国会的席位超过1/3。
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自私的话，只为了多赢十个议席，那么参加替阵的风险实在太大，太不值得了，因为我们将面对史无前例的大挫败。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届的大选是否决国阵2/3议席的黄金机遇，那么为了恢复民主以及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林吉祥在1999年11月14日的党竞选研讨会上的致词）
就这样，林吉祥率领行动党一头栽进替阵，这是一个十分风险的尝试与突破，因为在1999年时，华人对于回教党的“回教国”仍是十分敏感与迷惑的。在这方面，林吉祥也解释不清楚，因为这样的一个大课题是极不容易被消化的。
虽然如此，行动党、回教党、公正党及人民党还是以“替阵”的名义参加于1999年11月份举行的全国大选。
果然比林吉祥想象的还要“糟糕”，因为国阵的宣传攻势也把行动党描绘成了“回教国”的帮凶，那些报章的广告和海报，几乎往行动党身上猛插刀。许多选民固然热衷于“两线制”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似乎更担心国家会向回教化再滑下去。
即使林吉祥的苦口婆心的解释，他还是无法说服选民相信“替阵”是最佳的“替代政府”。即使林吉祥仍留在槟州，保持低调出击，不再喊出丹绒四役的口号，但华裔选民被回教国所困扰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安华的“烈火莫熄”在马来社会燃烧，而在华社荡不起涟漪，也就不可能给行动党带来好运。
不仅是没有好运，而且是厄运当头。这一晚开票结果，林吉祥在升旗山国会吃败仗，输给民政的谢宽泰百余票。这是林吉祥从政以来的首次失去国会议员（林吉祥也同时在植物园区的州议席输给民政的丁福南）。
与此同时，有日落洞之虎之称的卡巴星也在日落洞国席落马。当这两尊大炮不能在国会“炮轰”时，意味着民主行动党面临创党以来的最大挫折。
这一年，行动党只赢10个国席（参选46席）及11个州议席（参选88席）；尤其是林吉祥与卡巴星不在其中，行动党陷入了愁云惨雾中。
有人说，林吉祥在那个晚上对槟城感到失望，他想不到从开始（1986）到结束（1999）不过是13年的光景，他在槟城输得不清不楚。
也有人说，其实林吉祥不必离开丹绒选区，他依然会中选国会议员；但林吉祥的性格注定是个硬性的人。出道以来，换过的选区之多，在全马来说，它是第一人。根据统计，林吉祥先后换过10个选区（国5州5），说他是第一政治冒险家也不为过。
当然曹观友也要感激林吉祥让出丹绒国席，不然他是无法在1999年再跨入议会。即使林吉祥首次失去国会议员，对他的形象有很大的打击，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永不厌倦”的精神。
除了采访性质不算外，我是在1978年左右与林吉祥有直接的面对面对接触（报人与政治人物打交道是极为普遍和平常的事）。
1986年他首次来槟城竞选时，我们又因工作上的关系见面较多。而后他又南征北伐，马不停蹄地到处开讲到处宣传，也只好从报章中来了解林吉祥了。
直到2001年时，我们又因一场演讲会而同台。这时的林吉祥显得比较沉默，不知是不是落寂寡欢，我看不出来。但有一点肯定的是：他的精神和毅力仍是惊人的，虽然他已不再担任秘书长，转任党主席（秘书长一职在1999年后由郭全福接任），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政治而奔波。这就是林吉祥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也许因为他的坚持，行动党才有后来的“辉煌日子”）。
令人震惊的事，2004年的大选，林吉祥竟然选择吡叻而舍槟城。根据当时吡叻州党员的估计，林吉祥应移师吡叻了，不能再死守住槟城这块伤心地。果然他再从吡叻站起来。直到今天，林吉祥继续在怡保出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岁月已不允许林吉祥再转换选区，而是已来到守成的阶段。
再说，林吉祥也已经培养起第三代的领导人（他本身是第二代，第一代是蒂凡那）。他们都足以挑起重任为行动党扬眉吐气了。
2008年的大选，也证明了“后生可畏”。林冠英代其父圆了槟州首席部长梦，林吉祥也可告慰释怀了。
今天评价林吉祥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是“少年得志”的典型，因为他在28岁就当上党秘书长，一直呼风唤雨30年，才在58岁转移跑道。正由于少年得志，因此他在58岁那年摔了一跤，无法由少年得志转成“大器晚成”。
不知道为什么历史总是给人一个机会，不是“少年得志”，就是“大器晚成”，很少有两者兼而得之。虽也有例外，只是少之又少。
我们就不知道林吉祥在70岁大寿会否再造春天？当然这也得胥视民联在来届大选是否能够拿下布城，因为安华已开口点名一旦民联入主中央，林吉祥将是副首相人选。换句话说，我们拭目以待林吉祥是否再来一个“大器晚成”？
刊登于2011年2月22日《光华日报》
州选的失利对林吉祥固然是一个遗憾，但还不至于让林吉祥痛心疾首，因为他仍然是国会议员，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得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不过转入1995年之后，林吉祥面对的问题有增无减，即使他宣布不再有“丹绒三役”，他还是避不过排山倒海而来的挑战与考验（1995年行动党只赢得西马6个国会，另加东马三个，才勉强凑成9个；州议席也剩下可怜的11席）。这些个压力包括：①党内重要干部如柯嘉逊与林吉祥关系恶化（柯在1995年大选提名时，因表格出错被取消提名资格）；黄朱强被法庭判决失掉议员资格，P.巴都逝世；还有沈观仰和郭全福也辞了党职。
②原本在1990年与行动党合作的46精神党（后易名为46马来人党）在1996年宣布解散，党员在东姑拉沙里率领下，集体回返巫统。
③1998年林冠英在联邦法院被判刑失去自由18个月。这对林吉祥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但是林吉祥也巧妙地利用时机为行动党扳回颓势。例如在1995年峇眼国席的补选，林峰成以绝大多数票为巴都守住此席，也使林吉祥松一口气。接着在1997年的安顺补选（因民政王添庆逝世），行动党的古拉竟然胜出，让林吉祥喜出望外。还有更精彩和重要的是林吉祥借声援林冠英法律基金运动在全国掀起热潮，为行动党制造了不少的声势。
然而一个突变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的。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的斗争宣告白热化，在安华被革职及开除党籍后，他在1999年4月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宣布成立国民公正党。事实上，在成立新党之前，安华在未被逮捕前（他是在1998年9月20日被扣捕，先是以内安令抓人，继之控之以刑事罪，不准保释），已分别和林吉祥及法兹诺（回教党主席）商讨合作事宜。在安华的说服下，公正党与回教党和行动党来一个破天荒的三党联手合作组成“替阵”（替代阵线），直接向国阵挑战。
林吉祥之所以参加三党联盟是希望借助马来选民的支持，打破国阵长期以来在国会的2/3多数席优势，使到反对党在国会的席位超过1/3。
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自私的话，只为了多赢十个议席，那么参加替阵的风险实在太大，太不值得了，因为我们将面对史无前例的大挫败。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届的大选是否决国阵2/3议席的黄金机遇，那么为了恢复民主以及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林吉祥在1999年11月14日的党竞选研讨会上的致词）
就这样，林吉祥率领行动党一头栽进替阵，这是一个十分风险的尝试与突破，因为在1999年时，华人对于回教党的“回教国”仍是十分敏感与迷惑的。在这方面，林吉祥也解释不清楚，因为这样的一个大课题是极不容易被消化的。
虽然如此，行动党、回教党、公正党及人民党还是以“替阵”的名义参加于1999年11月份举行的全国大选。
果然比林吉祥想象的还要“糟糕”，因为国阵的宣传攻势也把行动党描绘成了“回教国”的帮凶，那些报章的广告和海报，几乎往行动党身上猛插刀。许多选民固然热衷于“两线制”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似乎更担心国家会向回教化再滑下去。
即使林吉祥的苦口婆心的解释，他还是无法说服选民相信“替阵”是最佳的“替代政府”。即使林吉祥仍留在槟州，保持低调出击，不再喊出丹绒四役的口号，但华裔选民被回教国所困扰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安华的“烈火莫熄”在马来社会燃烧，而在华社荡不起涟漪，也就不可能给行动党带来好运。
不仅是没有好运，而且是厄运当头。这一晚开票结果，林吉祥在升旗山国会吃败仗，输给民政的谢宽泰百余票。这是林吉祥从政以来的首次失去国会议员（林吉祥也同时在植物园区的州议席输给民政的丁福南）。
与此同时，有日落洞之虎之称的卡巴星也在日落洞国席落马。当这两尊大炮不能在国会“炮轰”时，意味着民主行动党面临创党以来的最大挫折。
这一年，行动党只赢10个国席（参选46席）及11个州议席（参选88席）；尤其是林吉祥与卡巴星不在其中，行动党陷入了愁云惨雾中。
有人说，林吉祥在那个晚上对槟城感到失望，他想不到从开始（1986）到结束（1999）不过是13年的光景，他在槟城输得不清不楚。
也有人说，其实林吉祥不必离开丹绒选区，他依然会中选国会议员；但林吉祥的性格注定是个硬性的人。出道以来，换过的选区之多，在全马来说，它是第一人。根据统计，林吉祥先后换过10个选区（国5州5），说他是第一政治冒险家也不为过。
当然曹观友也要感激林吉祥让出丹绒国席，不然他是无法在1999年再跨入议会。即使林吉祥首次失去国会议员，对他的形象有很大的打击，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永不厌倦”的精神。
除了采访性质不算外，我是在1978年左右与林吉祥有直接的面对面对接触（报人与政治人物打交道是极为普遍和平常的事）。
1986年他首次来槟城竞选时，我们又因工作上的关系见面较多。而后他又南征北伐，马不停蹄地到处开讲到处宣传，也只好从报章中来了解林吉祥了。
直到2001年时，我们又因一场演讲会而同台。这时的林吉祥显得比较沉默，不知是不是落寂寡欢，我看不出来。但有一点肯定的是：他的精神和毅力仍是惊人的，虽然他已不再担任秘书长，转任党主席（秘书长一职在1999年后由郭全福接任），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政治而奔波。这就是林吉祥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也许因为他的坚持，行动党才有后来的“辉煌日子”）。
令人震惊的事，2004年的大选，林吉祥竟然选择吡叻而舍槟城。根据当时吡叻州党员的估计，林吉祥应移师吡叻了，不能再死守住槟城这块伤心地。果然他再从吡叻站起来。直到今天，林吉祥继续在怡保出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岁月已不允许林吉祥再转换选区，而是已来到守成的阶段。
再说，林吉祥也已经培养起第三代的领导人（他本身是第二代，第一代是蒂凡那）。他们都足以挑起重任为行动党扬眉吐气了。
2008年的大选，也证明了“后生可畏”。林冠英代其父圆了槟州首席部长梦，林吉祥也可告慰释怀了。
今天评价林吉祥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是“少年得志”的典型，因为他在28岁就当上党秘书长，一直呼风唤雨30年，才在58岁转移跑道。正由于少年得志，因此他在58岁那年摔了一跤，无法由少年得志转成“大器晚成”。
不知道为什么历史总是给人一个机会，不是“少年得志”，就是“大器晚成”，很少有两者兼而得之。虽也有例外，只是少之又少。
我们就不知道林吉祥在70岁大寿会否再造春天？当然这也得胥视民联在来届大选是否能够拿下布城，因为安华已开口点名一旦民联入主中央，林吉祥将是副首相人选。换句话说，我们拭目以待林吉祥是否再来一个“大器晚成”？
刊登于2011年2月22日《光华日报》
林吉祥政海浮沉系列三——林吉祥与丹绒三役
经过1982年大选数重的打击后，林吉祥重新布署行动党的战略，而且把目标锁定在槟城。这是他多年审时度势下得到的结论，那就是民主行动党要抬头，只有将重心移向槟城，在其他州属，行动党是难以单独大突破的。
于是在1986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丹绒一役”的旗号，用意在于走林苍祐走过的道路。
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靠丹绒起家，而在1969年的大选他领导民政党在槟州起而执政。既然林苍祐能拿下槟城州，为何民主行动党不能呢？
在义无反顾下，林吉祥也就亲自出马在丹绒插旗，第一个意义是仿效林苍祐从丹绒出发；第二个意义是要向许子根进行反击，因为既然许的背后是董教总，林吉祥也就用自身的力量与之周旋，以让选民到底要林吉祥或是许子根？
许子根在1982年出道，在丹绒国席只以834张多数票压倒行动党的陈庆佳。林吉祥很不服气，在他看来陈庆佳也是华教份子，为何这个称号要让许子根和郭洙镇专有呢？
为了这个缘故，林吉祥也发挥了一向以来的本色，即是在对手尚未形成强大势力前，先把他镇住或除之而后快。许子根偏偏碰上林吉祥的拦路，也确实是不易过关的。果然不出所料，林吉祥以超越一万余张多数票轻取许子根，连带刺激选民也将10名行动党州议员送进槟州议会。丹绒一役打得漂亮也赢得漂亮。林吉祥开始编织他的槟城梦，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反对党赢过10个州议席的（以数目而言）。
这时的行动党已成为反对党的老大，林吉祥要塑造的是独一无二的反对党，正是“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老实说，在当时除了回教党外，剩下来的反对党就是行动党了。
因为出师得利，也就促使林吉祥思考“丹绒二役”，他要用行动证明行动党是最“敢怒敢言”的政党。
果然在1990年大选前，我国政局有了巨变，主要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东姑拉沙里成立了46精神党。这个纯粹的马来人政党一边厢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厢与民主行动党合作。46精神党的左右逢源也反映出这个政党本身是随着领导层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由于行动党一向以来与回教党不咬弦，也就不可能三党平起平坐的合作，而是隔了一层关系，来个三角阵线。
这一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林吉祥所渴望的。在1990年大选前，原先支持许郭加入民政党的前董总主席林晃升一改常态，带领一批人加入了民主行动党而被委为顾问。
林晃升之所以支持行动党是因为先前支持华较份子“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只得改弦易辙借行动党的平台来鼓吹两线制。
这个概念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46党只想取代巫统成为执政党；回教党一心想夺回吉兰丹州政权；而行动党则把力量倾注在槟城，希望打出一个春天来。
果然一鹄中的，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几乎差一点执政槟州，它拥有14席，而国阵有19席，因而国阵继续执政，行动党成为槟州最大的反对党。“两线制”在槟城找到生存的土壤。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必须提及的，那就是林吉祥打败了林苍祐。这之中没有喜悦的欢呼声，有的是叹息声。选民看来虽然支持林吉祥当选州议员，但也不要牺牲林苍祐。不论林吉祥与林苍祐对垒是否出自槟州行动党的战略所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苍祐的失败已是无从挽回，槟城人民事后也开始反省，因为他们不能忘记林苍祐所作出的贡献。
林吉祥同样没有喜悦。他的努力也不能圆了首席部长之梦。
既然“丹绒一役”和“丹绒二役”给行动党带来无限昂扬的斗志，那么行动党积极筹划“丹绒三役”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可惜的是，行动党有太强的主观愿望而缺乏对客观因素的分析，结果在1995年的大选再一次上演王者对决这一码事。由林吉祥对许子根（他在1990年取代林苍祐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但他似乎忽略下列的重要因素：
①46精神党已易名46马来人党，对选举不感兴趣，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②在1990年中选的行动党议员，不是个个勤于服务选民，更有人中选后不见服务踪影。③行动党已和46党及回教党分道扬镳，显然是单挑国阵。在这种情形下，行动党仍然雄心勃勃要夺权，也暴露了行动党求胜心切，忘记了形势正亦步亦趋不利反对党。
当晚开票的结果也叫所有的评论员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输给许子根，行动党只剩下一名州议员，她就是章瑛。从第一大反对党沦至只剩一名州议员和三名国会议员印证了政治如气候说变就变，不是林吉祥所能掌控的。
从“丹绒一役”到“丹绒三役”不过是10年的光景，行动党竟从最高峰跌至谷底，林吉祥只能仰天长啸！
虽然与首长职擦肩而过，林吉祥这位政坛硬汉还是选择以槟城为其住家，直到今天，他还是住在槟城的青草巷。
从如日中天到受挫失意的林吉祥，是两个强烈的写照，但这一切都发生在槟城，也写在对林吉祥历尽风霜的脸上。
刊登于2011年2月21日《光华日报》
于是在1986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丹绒一役”的旗号，用意在于走林苍祐走过的道路。
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靠丹绒起家，而在1969年的大选他领导民政党在槟州起而执政。既然林苍祐能拿下槟城州，为何民主行动党不能呢？
在义无反顾下，林吉祥也就亲自出马在丹绒插旗，第一个意义是仿效林苍祐从丹绒出发；第二个意义是要向许子根进行反击，因为既然许的背后是董教总，林吉祥也就用自身的力量与之周旋，以让选民到底要林吉祥或是许子根？
许子根在1982年出道，在丹绒国席只以834张多数票压倒行动党的陈庆佳。林吉祥很不服气，在他看来陈庆佳也是华教份子，为何这个称号要让许子根和郭洙镇专有呢？
为了这个缘故，林吉祥也发挥了一向以来的本色，即是在对手尚未形成强大势力前，先把他镇住或除之而后快。许子根偏偏碰上林吉祥的拦路，也确实是不易过关的。果然不出所料，林吉祥以超越一万余张多数票轻取许子根，连带刺激选民也将10名行动党州议员送进槟州议会。丹绒一役打得漂亮也赢得漂亮。林吉祥开始编织他的槟城梦，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反对党赢过10个州议席的（以数目而言）。
这时的行动党已成为反对党的老大，林吉祥要塑造的是独一无二的反对党，正是“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老实说，在当时除了回教党外，剩下来的反对党就是行动党了。
因为出师得利，也就促使林吉祥思考“丹绒二役”，他要用行动证明行动党是最“敢怒敢言”的政党。
果然在1990年大选前，我国政局有了巨变，主要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东姑拉沙里成立了46精神党。这个纯粹的马来人政党一边厢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厢与民主行动党合作。46精神党的左右逢源也反映出这个政党本身是随着领导层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由于行动党一向以来与回教党不咬弦，也就不可能三党平起平坐的合作，而是隔了一层关系，来个三角阵线。
这一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林吉祥所渴望的。在1990年大选前，原先支持许郭加入民政党的前董总主席林晃升一改常态，带领一批人加入了民主行动党而被委为顾问。
林晃升之所以支持行动党是因为先前支持华较份子“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只得改弦易辙借行动党的平台来鼓吹两线制。
这个概念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46党只想取代巫统成为执政党；回教党一心想夺回吉兰丹州政权；而行动党则把力量倾注在槟城，希望打出一个春天来。
果然一鹄中的，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几乎差一点执政槟州，它拥有14席，而国阵有19席，因而国阵继续执政，行动党成为槟州最大的反对党。“两线制”在槟城找到生存的土壤。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必须提及的，那就是林吉祥打败了林苍祐。这之中没有喜悦的欢呼声，有的是叹息声。选民看来虽然支持林吉祥当选州议员，但也不要牺牲林苍祐。不论林吉祥与林苍祐对垒是否出自槟州行动党的战略所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苍祐的失败已是无从挽回，槟城人民事后也开始反省，因为他们不能忘记林苍祐所作出的贡献。
林吉祥同样没有喜悦。他的努力也不能圆了首席部长之梦。
既然“丹绒一役”和“丹绒二役”给行动党带来无限昂扬的斗志，那么行动党积极筹划“丹绒三役”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可惜的是，行动党有太强的主观愿望而缺乏对客观因素的分析，结果在1995年的大选再一次上演王者对决这一码事。由林吉祥对许子根（他在1990年取代林苍祐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但他似乎忽略下列的重要因素：
①46精神党已易名46马来人党，对选举不感兴趣，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②在1990年中选的行动党议员，不是个个勤于服务选民，更有人中选后不见服务踪影。③行动党已和46党及回教党分道扬镳，显然是单挑国阵。在这种情形下，行动党仍然雄心勃勃要夺权，也暴露了行动党求胜心切，忘记了形势正亦步亦趋不利反对党。
当晚开票的结果也叫所有的评论员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输给许子根，行动党只剩下一名州议员，她就是章瑛。从第一大反对党沦至只剩一名州议员和三名国会议员印证了政治如气候说变就变，不是林吉祥所能掌控的。
从“丹绒一役”到“丹绒三役”不过是10年的光景，行动党竟从最高峰跌至谷底，林吉祥只能仰天长啸！
虽然与首长职擦肩而过，林吉祥这位政坛硬汉还是选择以槟城为其住家，直到今天，他还是住在槟城的青草巷。
从如日中天到受挫失意的林吉祥，是两个强烈的写照，但这一切都发生在槟城，也写在对林吉祥历尽风霜的脸上。
刊登于2011年2月21日《光华日报》
林吉祥政海浮沉系列二——林吉祥一夫当关
经过磨练的林吉祥，使自己更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炮手，他一方面抨击左翼的劳工党在1967年领导的“槟城大罢市”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见1968《火箭报》），另一方面又对马华公会大加抨击，形容这个政党缺乏民族骨气，更指责马来西亚在1967年加入“世界反共同盟”，进而挑战联盟政府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并与之建交。
由于1969年的政局对反对党有利，在劳工党杯葛选举下，所谓第三势力的反对党从中涌现，它们是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收获最大的除了民政党外（民政执政槟州，拥有8个国会议员），就是民主行动党了（拥有13名国会议员及31名州议员）。
林吉祥就是其中一名国会议员，奠定了他的政坛青云路。不过在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并没有给行动党带来政治上的优势，反而遭受一连串的折难。
最大的磨难发生在林吉祥身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5月10日选举成绩揭晓后，林吉祥并没有歇下来大事庆祝，而是在1969年5月13日由隆飞赴沙巴，以为独立人士候选人打气（这一天吉隆坡爆发种族冲突事件）。讵料在5月15日，也就是“513”事件后的第二天，沙巴首席部长慕斯达化将他驱逐出境，他只好从东马转机到新加坡。这个时候有亲友及同志警告他不得返国，否则肯定会被捕。
林吉祥没有接受劝告，他毅然决定在5月18日乘机飞返吉隆坡。一下飞机他就被逮捕了。而后在内安令下被扣留16个月，直到1970年10月1日获得释放。
虽然身系囹圄，林吉祥却成了“天之欲降天任于斯人也”的政治人物。这与党秘书长吴福源的患得患失的心态大有关系。
与林吉祥一样，吴福源也当选孟沙区国会议员。我在“513”过后的槟城国宾饭店（现改为商业酒店）会见了他。当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要争取林吉祥的释放。
后来，也就是1969年6月16日，吴福源代表行动党应邀参加在英国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11届大会，以便在大会期间向联盟政府施压释放林吉祥。
这期间有压力迫使吴福源不要回到马来西亚，他又在欧洲逗留两个多月后，在8月才来到新加坡，但他拒绝回国。因为他被告知一旦回国将被逮捕。由于他的举棋不定，行动党的一些领袖特别到新加坡劝他回国领导行动党。根据范俊登在1972年的说法，吴表现得胆祛懦弱，他不想成为另一个林吉祥，也不想成为政治的殉道者，他甚至建议选林吉祥为秘书长，而由范俊登出任代秘书长。
1969年的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辞卸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所请，选了林吉祥出任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吉祥可谓“塞翁失马（失去自由），焉知非福？”
后来当林吉祥在1970年出狱后，他建议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但不被中委接受，只接受吴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
吴福源的另一个败笔是在1971年期间，介入与马华的秘密会谈。当时（1971年3月）马华建议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建议直接加入联盟或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法达成协议。
未料此事在后来掀起口水战，吴福源也因为擅自行动，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上被开除党籍。就这样吴福源加入了林苍祐的民政党。1974年他代表民政（国阵）角逐孟沙国席但失败，从此退隐政坛。后来他跑到越南发展而闯出一个春天来，但这已和政治无关。吴福源的昙花一现也注定了他是一位政治悲剧人物。
没有了蒂凡那和吴福源的行动党，逐渐发展成林吉祥的行动党，但形势的发展对行动党是不利的。首先是联盟收编了东西马的主要反对党，却独漏民主行动党。为什么敦拉萨在1972年组成联合政府又于1974年组成国阵，可以容纳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回教党乃至砂人连党加入其中，而容纳不下行动党？这是直到今天仍是个疑团，没有人提供正确的答案。唯一能解释的是：联盟不可能容下具有人民行动党背景的民主行动党；国家仍需要有反对党做民主橱窗，若全部收编，民主就失去意义了。
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竟兑现林吉祥的挑战，直接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邦交，这一下子，敦拉萨孕育的国阵已是赢得了华人的感情票，而在1974年大选获全胜。这一年行动党退剩9个国席和23个州席。
另一方面，1974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向就是在林吉祥领导下的行动党，不再搞反对党合作；尤其是华基政党之间的合作（1969年大选，民政党、行动党与人民党在竞选中达成君子协议，单挑联盟）。例如行动党正式拒绝与卡森阿末领导的人民党及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协商议席的分配，而是全面开打。结果是只有行动党在反对党阵营内生存下来，人民党与社正党则逐渐被边缘化。同等重要的是，行动党也给予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当头一棒，从此再也爬不起来。
正因为林吉祥坚持反对党不能“百花齐放”，所以在1978年大选时，他以同样的战略制服三个反对党，即人民党、社正党和由行动党分裂而组成的社民党。这一届，行动党夺得16个国席和25个州席，比1974年大有进步。林吉祥的声望再被提升，有人因此形容林吉祥已是行动党的代名词，更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也就变成林吉祥等于行动党；行动党等于林吉祥。
转入1982年的大选，林吉祥面对空前的挑战，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其一，行动党的内讧造成林吉祥陷入困战。一边是其爱徒陈德泉“叛变”。另一边是槟州的“三党要”起事，他们是陈毓书、萧汉钦及吴林炎，两者结合起来成了“四剑客”或“四人帮”，他们后来集体加入了马华，以致林吉祥恨气难消。
其二是马华老大李三春突然决定攻打芙蓉国席，挖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老巢，虽然志在对付民政党（换取在槟州获得8对8的州议席分配），但也一时打乱了行动党的战略。
其三，至为关键的是：这一年董教总出其不意地派出“代表”参加民政党，他们以许子根和郭洙镇为招牌，分别角逐丹绒国会及甲洞国会，这两个选区是行动党的强区。在骤变之下，林吉祥十分不满董教总“变质”，参与执政集团来打压一向以来支持董教总斗争的行动党。
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这一年的大选，行动党也只能保住9个国席和12个州席，差强人意。这意味着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面对空前的煎熬与折磨，也只有林吉祥一夫当关，不惜与董教总周旋，直到1990年后才揠旗息鼓。这就是说，行动党在1969年之后都是孤军作战的，而且突出了火箭的形象。林吉祥自然也就成为新一代的反对党领袖在政坛呼风唤雨，独领风骚于一时。
刊登于2011年2月20日《光华日报》
由于1969年的政局对反对党有利，在劳工党杯葛选举下，所谓第三势力的反对党从中涌现，它们是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党。收获最大的除了民政党外（民政执政槟州，拥有8个国会议员），就是民主行动党了（拥有13名国会议员及31名州议员）。
林吉祥就是其中一名国会议员，奠定了他的政坛青云路。不过在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并没有给行动党带来政治上的优势，反而遭受一连串的折难。
最大的磨难发生在林吉祥身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5月10日选举成绩揭晓后，林吉祥并没有歇下来大事庆祝，而是在1969年5月13日由隆飞赴沙巴，以为独立人士候选人打气（这一天吉隆坡爆发种族冲突事件）。讵料在5月15日，也就是“513”事件后的第二天，沙巴首席部长慕斯达化将他驱逐出境，他只好从东马转机到新加坡。这个时候有亲友及同志警告他不得返国，否则肯定会被捕。
林吉祥没有接受劝告，他毅然决定在5月18日乘机飞返吉隆坡。一下飞机他就被逮捕了。而后在内安令下被扣留16个月，直到1970年10月1日获得释放。
虽然身系囹圄，林吉祥却成了“天之欲降天任于斯人也”的政治人物。这与党秘书长吴福源的患得患失的心态大有关系。
与林吉祥一样，吴福源也当选孟沙区国会议员。我在“513”过后的槟城国宾饭店（现改为商业酒店）会见了他。当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要争取林吉祥的释放。
后来，也就是1969年6月16日，吴福源代表行动党应邀参加在英国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11届大会，以便在大会期间向联盟政府施压释放林吉祥。
这期间有压力迫使吴福源不要回到马来西亚，他又在欧洲逗留两个多月后，在8月才来到新加坡，但他拒绝回国。因为他被告知一旦回国将被逮捕。由于他的举棋不定，行动党的一些领袖特别到新加坡劝他回国领导行动党。根据范俊登在1972年的说法，吴表现得胆祛懦弱，他不想成为另一个林吉祥，也不想成为政治的殉道者，他甚至建议选林吉祥为秘书长，而由范俊登出任代秘书长。
1969年的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辞卸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所请，选了林吉祥出任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吉祥可谓“塞翁失马（失去自由），焉知非福？”
后来当林吉祥在1970年出狱后，他建议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但不被中委接受，只接受吴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
吴福源的另一个败笔是在1971年期间，介入与马华的秘密会谈。当时（1971年3月）马华建议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建议直接加入联盟或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法达成协议。
未料此事在后来掀起口水战，吴福源也因为擅自行动，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上被开除党籍。就这样吴福源加入了林苍祐的民政党。1974年他代表民政（国阵）角逐孟沙国席但失败，从此退隐政坛。后来他跑到越南发展而闯出一个春天来，但这已和政治无关。吴福源的昙花一现也注定了他是一位政治悲剧人物。
没有了蒂凡那和吴福源的行动党，逐渐发展成林吉祥的行动党，但形势的发展对行动党是不利的。首先是联盟收编了东西马的主要反对党，却独漏民主行动党。为什么敦拉萨在1972年组成联合政府又于1974年组成国阵，可以容纳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回教党乃至砂人连党加入其中，而容纳不下行动党？这是直到今天仍是个疑团，没有人提供正确的答案。唯一能解释的是：联盟不可能容下具有人民行动党背景的民主行动党；国家仍需要有反对党做民主橱窗，若全部收编，民主就失去意义了。
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竟兑现林吉祥的挑战，直接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邦交，这一下子，敦拉萨孕育的国阵已是赢得了华人的感情票，而在1974年大选获全胜。这一年行动党退剩9个国席和23个州席。
另一方面，1974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向就是在林吉祥领导下的行动党，不再搞反对党合作；尤其是华基政党之间的合作（1969年大选，民政党、行动党与人民党在竞选中达成君子协议，单挑联盟）。例如行动党正式拒绝与卡森阿末领导的人民党及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协商议席的分配，而是全面开打。结果是只有行动党在反对党阵营内生存下来，人民党与社正党则逐渐被边缘化。同等重要的是，行动党也给予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当头一棒，从此再也爬不起来。
正因为林吉祥坚持反对党不能“百花齐放”，所以在1978年大选时，他以同样的战略制服三个反对党，即人民党、社正党和由行动党分裂而组成的社民党。这一届，行动党夺得16个国席和25个州席，比1974年大有进步。林吉祥的声望再被提升，有人因此形容林吉祥已是行动党的代名词，更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也就变成林吉祥等于行动党；行动党等于林吉祥。
转入1982年的大选，林吉祥面对空前的挑战，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其一，行动党的内讧造成林吉祥陷入困战。一边是其爱徒陈德泉“叛变”。另一边是槟州的“三党要”起事，他们是陈毓书、萧汉钦及吴林炎，两者结合起来成了“四剑客”或“四人帮”，他们后来集体加入了马华，以致林吉祥恨气难消。
其二是马华老大李三春突然决定攻打芙蓉国席，挖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老巢，虽然志在对付民政党（换取在槟州获得8对8的州议席分配），但也一时打乱了行动党的战略。
其三，至为关键的是：这一年董教总出其不意地派出“代表”参加民政党，他们以许子根和郭洙镇为招牌，分别角逐丹绒国会及甲洞国会，这两个选区是行动党的强区。在骤变之下，林吉祥十分不满董教总“变质”，参与执政集团来打压一向以来支持董教总斗争的行动党。
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这一年的大选，行动党也只能保住9个国席和12个州席，差强人意。这意味着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面对空前的煎熬与折磨，也只有林吉祥一夫当关，不惜与董教总周旋，直到1990年后才揠旗息鼓。这就是说，行动党在1969年之后都是孤军作战的，而且突出了火箭的形象。林吉祥自然也就成为新一代的反对党领袖在政坛呼风唤雨，独领风骚于一时。
刊登于2011年2月20日《光华日报》
林吉祥政海浮沉系列一——回首从政来时路
岁月是生命的“敌人”，因为岁月不饶人；生命是岁月的种子，因为生命让岁月辉煌。
但生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岁月的蹉跎，并与时间赛跑。如果不能珍惜生命的旺盛力，就不可能让生命在最好的时刻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有的人因此庸庸碌碌一生，在地球当一个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留下痕迹，历史没有为他预留位置，他让生命平平淡淡的消失。
有的人因此轰轰烈烈或不甘寂寞地走完一生，虽然也是地球一名过客，但历史为他预留位置，他让生命不留白。
我之所以对生命有所感叹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留任岁月，只能够让生命活得精彩。
本文的主角林吉祥就是一个与岁月争光的政治人物。2月20日刚好是他的70大寿，我被邀请点评这个人的“戎马半生”的政治心路历程。
我要说的是，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在60年代的天空划出一道人生的彩虹。他总让人想起政坛上的DR辛尼华沙甘、陈志勤、林建寿和林苍祐；甚至李光耀及蒂凡那的影子也晃动其中。
不过他的身世和出生是平淡无奇的。在从政之前，他只是一名新闻从业员。
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有这样的描述初出道的林吉祥：
出生于1941年2月20日的林吉祥，来自小康之家，诞生地是峇都巴辖。他的父亲是从中国南来的。
中学毕业后，曾在新山当临时教员一年。1961年到新加坡《海峡时报》当记者，任职三年。在1963年到1965年转任新加坡文化部属下的电台记者；并在这段期间担任新加坡全国新闻从业员协会秘书长，投身工运界。
差不多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蒂凡那。他是林吉祥的政治启蒙师父，也是改变林吉祥命运的人。
蒂凡那（1923-2005）有其传奇的一生，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原是一名教师，在1948年时参加反英同盟（林清祥也是其中一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1954年，他被李光耀邀请成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
1956年，新加坡陷入学联和工运掀起反政府运动，林有福首席部长下令逮捕林清祥，方水双与蒂凡那等人。
1959年行动党在新加坡上台执政，林清祥及蒂凡那等8名著名左翼领袖恢复自由。
1961年，李光耀与林清祥闹分裂（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产生重大的政治分歧），后者率其左翼份子脱离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简称新加坡社阵）。
蒂凡那疏远了林清祥，选择加入李光耀的阵营。因而在1963年重回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担任中委）（李光耀在1961年这样说，蒂凡那自己得出结论：马共的领导不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他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1964年4月，马来西亚举行全国大选，李光耀决定派一支象征式队伍投石问路，由蒂凡那率领9人参加国会选举，另少数人角逐州议席（比如吴福源角逐吡叻班底区州议员；陈崇美、江荣华及林幼福提名角逐槟城州议席。陈崇美这位从社阵跳至行动党的候选人也提名丹绒国会）。
选举结果，只得蒂凡那一人中选孟沙国会议员，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由蒂凡那一人撑起行动党的一片天，为后来的民主行动党的新生播下种子。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1965年新加坡突然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这意味着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人民行动党将划上句号。而这个改组及重新注册的沉重担子就落在蒂凡那的身上。
这个时候，蒂凡那的身边已有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林吉祥。
林吉祥在24岁那年的1965年成为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他毅然辞去月入千元的电台主编高职而接受月薪800元的政治秘书职，即使家人不赞同，林吉祥还是一头栽了进去，而且没有回头路。
在当时蒂凡那还有另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备受行动党重视和栽培的新秀吴福源（1935—）。这位出生于吉打鲁乃的精英是澳州大学的绘测师，专业是城市规划。他在1964年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失败后仍留在行动党内，并协助蒂凡那将人民行动党改组成为民主行动党。
吴福源凭他的高学历被蒂凡那物色成为接班人，先被委为党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蒂凡那）。1968年党代表大会上，吴福源接替卸职的蒂凡那成为党秘书长（因为蒂凡那准备在国会议员任期满后回到新加坡）。
（1969年蒂凡那回到新加坡协助李光耀领导新加坡职工运动。1981年因表现特出，他被李光耀推荐为新加坡总统。1985年，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因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乃劝他辞职。1987年蒂凡那在《远东经济评论》否认酗酒，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1995年蒂凡那移居加拿大。1999年他又在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指责医生对他诊断错误，结果又引发李光耀再提诉讼。
2005年蒂凡那在加拿大逝世，结束其争议性的一生）（对林吉祥来说，蒂凡那的悲剧是他永远的伤痛）。
虽然吴福源已成为蒂凡那的接班人，但林吉祥却在参政后凭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在政坛上冒出头来。
丘光耀说，林吉祥因为没有高学历（高中毕业）（他后来在狱中考取伦敦的校外法学学位），因此必须比其他人更勤奋的工作。眼见个个中委多是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林吉祥的献身精神就比其他人更出位，包括以党总部为居所，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
有两件事对林吉祥日后的火红有很大的帮助，其一是1968年11月24日，他代表行动党与民政党中委赛纳吉博士在吉隆坡进行一场别开生面与轰动一时的“文化大辩论”。那时他已是党的组织秘书。
民政党这边除主讲人赛纳吉（他也是民政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的胞弟）外，陪同出席的人物有陈志勤、林苍祐及JB彼德医生，可以推想民政的大人物出场陪衬主要是冲着主席的面子，并不意味他们认同赛纳吉的论调。
赛纳吉曾这样质问：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义，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书写，而马来西亚文学也必须包括印尼文学在内。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尼人的马来西亚”。
这一场由上午10时直到下午4.30pm才结束的大论战，反映出更多的人；尤其是华人认同林吉祥的多元文化论述，而不是单元文化。
虽然辩论不定输赢，但明显地林吉祥已从中崛起成为年轻的能言善辩的从政者，说他因而一炮而红实不为过。
其二也是因为他的辩才出色和在党内的活跃，当1969年正月沙登区州议席补选时，行动党就派林吉祥上阵。虽然联盟（马华）的庄迪福以607张多数票压倒林吉祥，但林吉祥已使自己成为大众熟悉的政治新秀。联盟得票6535张，行动党得票5928张，而民政党的陈汉水只陪太子读书（沙登一向是左翼社阵的堡垒区，因社阵议员辞职以抗议马来西亚的不民主而有了补选）。
林吉祥经这两次的考验，终于为他的日后政途擦亮了前程。
刊登于2011年2月19日《光华日报》
但生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岁月的蹉跎，并与时间赛跑。如果不能珍惜生命的旺盛力，就不可能让生命在最好的时刻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有的人因此庸庸碌碌一生，在地球当一个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留下痕迹，历史没有为他预留位置，他让生命平平淡淡的消失。
有的人因此轰轰烈烈或不甘寂寞地走完一生，虽然也是地球一名过客，但历史为他预留位置，他让生命不留白。
我之所以对生命有所感叹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留任岁月，只能够让生命活得精彩。
本文的主角林吉祥就是一个与岁月争光的政治人物。2月20日刚好是他的70大寿，我被邀请点评这个人的“戎马半生”的政治心路历程。
我要说的是，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在60年代的天空划出一道人生的彩虹。他总让人想起政坛上的DR辛尼华沙甘、陈志勤、林建寿和林苍祐；甚至李光耀及蒂凡那的影子也晃动其中。
不过他的身世和出生是平淡无奇的。在从政之前，他只是一名新闻从业员。
丘光耀在其著作《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有这样的描述初出道的林吉祥：
出生于1941年2月20日的林吉祥，来自小康之家，诞生地是峇都巴辖。他的父亲是从中国南来的。
中学毕业后，曾在新山当临时教员一年。1961年到新加坡《海峡时报》当记者，任职三年。在1963年到1965年转任新加坡文化部属下的电台记者；并在这段期间担任新加坡全国新闻从业员协会秘书长，投身工运界。
差不多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蒂凡那。他是林吉祥的政治启蒙师父，也是改变林吉祥命运的人。
蒂凡那（1923-2005）有其传奇的一生，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原是一名教师，在1948年时参加反英同盟（林清祥也是其中一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1954年，他被李光耀邀请成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
1956年，新加坡陷入学联和工运掀起反政府运动，林有福首席部长下令逮捕林清祥，方水双与蒂凡那等人。
1959年行动党在新加坡上台执政，林清祥及蒂凡那等8名著名左翼领袖恢复自由。
1961年，李光耀与林清祥闹分裂（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产生重大的政治分歧），后者率其左翼份子脱离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简称新加坡社阵）。
蒂凡那疏远了林清祥，选择加入李光耀的阵营。因而在1963年重回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担任中委）（李光耀在1961年这样说，蒂凡那自己得出结论：马共的领导不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他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1964年4月，马来西亚举行全国大选，李光耀决定派一支象征式队伍投石问路，由蒂凡那率领9人参加国会选举，另少数人角逐州议席（比如吴福源角逐吡叻班底区州议员；陈崇美、江荣华及林幼福提名角逐槟城州议席。陈崇美这位从社阵跳至行动党的候选人也提名丹绒国会）。
选举结果，只得蒂凡那一人中选孟沙国会议员，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由蒂凡那一人撑起行动党的一片天，为后来的民主行动党的新生播下种子。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1965年新加坡突然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这意味着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人民行动党将划上句号。而这个改组及重新注册的沉重担子就落在蒂凡那的身上。
这个时候，蒂凡那的身边已有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林吉祥。
林吉祥在24岁那年的1965年成为蒂凡那的（政治）秘书。他毅然辞去月入千元的电台主编高职而接受月薪800元的政治秘书职，即使家人不赞同，林吉祥还是一头栽了进去，而且没有回头路。
在当时蒂凡那还有另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备受行动党重视和栽培的新秀吴福源（1935—）。这位出生于吉打鲁乃的精英是澳州大学的绘测师，专业是城市规划。他在1964年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失败后仍留在行动党内，并协助蒂凡那将人民行动党改组成为民主行动党。
吴福源凭他的高学历被蒂凡那物色成为接班人，先被委为党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蒂凡那）。1968年党代表大会上，吴福源接替卸职的蒂凡那成为党秘书长（因为蒂凡那准备在国会议员任期满后回到新加坡）。
（1969年蒂凡那回到新加坡协助李光耀领导新加坡职工运动。1981年因表现特出，他被李光耀推荐为新加坡总统。1985年，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因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乃劝他辞职。1987年蒂凡那在《远东经济评论》否认酗酒，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1995年蒂凡那移居加拿大。1999年他又在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指责医生对他诊断错误，结果又引发李光耀再提诉讼。
2005年蒂凡那在加拿大逝世，结束其争议性的一生）（对林吉祥来说，蒂凡那的悲剧是他永远的伤痛）。
虽然吴福源已成为蒂凡那的接班人，但林吉祥却在参政后凭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在政坛上冒出头来。
丘光耀说，林吉祥因为没有高学历（高中毕业）（他后来在狱中考取伦敦的校外法学学位），因此必须比其他人更勤奋的工作。眼见个个中委多是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林吉祥的献身精神就比其他人更出位，包括以党总部为居所，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
有两件事对林吉祥日后的火红有很大的帮助，其一是1968年11月24日，他代表行动党与民政党中委赛纳吉博士在吉隆坡进行一场别开生面与轰动一时的“文化大辩论”。那时他已是党的组织秘书。
民政党这边除主讲人赛纳吉（他也是民政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的胞弟）外，陪同出席的人物有陈志勤、林苍祐及JB彼德医生，可以推想民政的大人物出场陪衬主要是冲着主席的面子，并不意味他们认同赛纳吉的论调。
赛纳吉曾这样质问：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义，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书写，而马来西亚文学也必须包括印尼文学在内。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尼人的马来西亚”。
这一场由上午10时直到下午4.30pm才结束的大论战，反映出更多的人；尤其是华人认同林吉祥的多元文化论述，而不是单元文化。
虽然辩论不定输赢，但明显地林吉祥已从中崛起成为年轻的能言善辩的从政者，说他因而一炮而红实不为过。
其二也是因为他的辩才出色和在党内的活跃，当1969年正月沙登区州议席补选时，行动党就派林吉祥上阵。虽然联盟（马华）的庄迪福以607张多数票压倒林吉祥，但林吉祥已使自己成为大众熟悉的政治新秀。联盟得票6535张，行动党得票5928张，而民政党的陈汉水只陪太子读书（沙登一向是左翼社阵的堡垒区，因社阵议员辞职以抗议马来西亚的不民主而有了补选）。
林吉祥经这两次的考验，终于为他的日后政途擦亮了前程。
刊登于2011年2月19日《光华日报》
网络媒体面对考验 （现代春秋）
正当我们在迎接华人农历新年之际，突从电子网站获悉经营约22个月之久的《风云时报》宣布停刊。换句话说，从2011年1月31日凌晨3时开始，它停止提供服务，但打出了恭祝各界新年快乐的贺词，算是向读者拜个早年和告别年。
我们不知道这份电子网络媒体是否在不久后复刊或改头换面再出击，但从该公司总监赖昭光未作任何承诺看来，在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奇迹出现。
我记得很清楚，在2009年正月份时，赖昭光兴致勃勃地宣布要具有高度和深度办一份网络日报，取名为《风云时报》。我为它的出现感到欣慰，虽然我知道网络新闻不容易办，但我认为有越来越多人的尝试“办报”是可喜可贺的事。
虽然网络媒体是21世纪的宠儿，它与传统媒体有相当的不同，但也面对传统媒体同样的问题。这就是说，网络媒体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收支是否达致平衡？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新闻媒体在英殖民地时代就受到监督和控制，它起于1920年。因为无政府主义带来的冲击和1919年掀起的“五四”运动，英政府乃宣布办华校要注册，办报纸要登记。
往后因为华文日报受中国政治运动的影响和走向反殖民的左翼路线，导致英殖民政府采取封闭和驱逐报人出境的高压手段，情况在战后（1945）尤其严重。例如在1945年封闭怡保的《时代日报》、太平的《北马导报》；继后1946年又封闭怡保的《北马新闻》及《怡保日报》，因为吡叻是马共大本营。
在1948年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及实施紧急状态后，马共的喉舌报《民声报》被查禁；由退役的马共成员办的吉隆坡的《战友报》及新加坡的左倾《风下周刊》也在同一年被封闭。
1950年又两间左翼报章被取消出版准证，它们是左倾的槟城《现代日报》和新加坡的《南侨日报》。
凡此种种说明华文报章一旦有明显的左翼政治色彩就会被对付；而那些不明显左倾或有右倾的就得以生存。随手拈来有1910年创办的《光华日报》（1936年买下在1896年创刊的亲国民党的《槟城新报》，战后两报并成一份出版）；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1929年创办的《星洲日报》；1939年创办的《星槟日报》；1946年创办的《中国报》（吉隆坡）及建国日报《怡保》。
虽然华文报在战后依然蓬勃发展，但它们受到法令的限制已是不争的事实，每份报纸都得每年更新出版执照。我国在1957年独立以后，此法令依然存在。
60年代，我在进入报界服务后，开始明白出版准证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一入门就被告诫必须遵守出版法令，不得随心所欲作政治新闻报导和评论，以免碰触“政治地雷”。由于要顾及所有员工的饭碗，新闻工作者就要自律和自束，不能给报社带来麻烦。但新闻报导如果过于一面倒和缺乏热门新闻，它将引不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报份也不可能增加。因此，报章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有限度的游走在敏感的边缘。大概是习惯了舆论被控制的规律，马来西亚的报章在独立后被封禁的还不多，直到1987年的茅草行动才见政府采取激烈的行动，吊销三家报纸的执照，一时之间报人得战战兢兢打起十二分精神办报。所幸只封三个月，政府又批准它们复刊。
不过，政府仍然对所有的出版业实施出版印刷法令，目前生效的是1984年的修正法令，再加上“内安令”，“煽动令”及“诽谤法令”等等，也就形成一道道关卡严防传媒“出轨”。
在所谓出版法令下，所有的定期出版物都需要申请出版准证（KDN），若是单行本就不必；尤其是日报，周刊或月刊非得有KDN不行。正因为这样，民间方面及政团不时地呼吁政府废止每年申请更换执照的手续，以让报章享有更大的自由。但要求归要求，政府还是有其监督的政策。
虽然如此，在千禧年过后，我国的传媒竟然掀起一场“无声的革命”，那就是电子媒体的崛起。先是《当今大马》在1990年异军突起提供英文网络新闻，后来又发展成国文、华文及淡米尔文四种语文的电子报，以政经新闻及评论为主。其大胆的批判性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耳目一新”。
继后，也就是在2005年，华文电子报《独立新闻在线》问世。2007年韩江学院设立具有教学意义的《韩视新闻中心》，并在2008年与《独立新闻在线》合作交流新闻。
2008年是惊天动地的一年。因为电子网络新闻的大行其道，手机短训到处传递，终于形成一种新传媒在上空飘荡，它既不受法令所限，也不必申请出版准证，只要有市场，就会有人乐不乏疲地在网上发布消息。
由于高科技带来了讯息革命，有力在2008年的大选中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反对党阵营首次取得骄人的成绩，控制五个州政权，并在国会议席上打破了执政党一向以来拥有超过2/3席的优势。首次出现“两线制”，澈底地扭转时局，也可说是网络媒体的威力所致。这就是历史上“308政治海啸”的由来。
事实上，网络媒体也有其缺陷和短处，毕竟它也需要开销来推动网站的活动。因此即使政府未对网络媒体实施限制，也有电子报因经济问题不得不停业。《风云时报》就是在大时代中难以取得生存空间的“牺牲者”之一。一是没有广告来源，二是无法推行收费制度，只好暂时“鸣金收兵”。在当下，除了《当今大马》外，也许还没有第二家有收费的新闻网站出现。
虽然网络媒体在辛苦中挣扎求存，但政府还是准备将出版法令扩大到涵盖电子报和网络新闻及讯息的传送。
这条法令一旦生效，意味着网络的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的时代结束了。这对正在努力求存的电子媒体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如何控制网络媒体，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新闻自由”的排位和国际机构的评价。
刊登于2011年2月21日《光华日报》
刊登于2011年2月21日《光华日报》
马华民政恩仇录 （跃马扬鞭）
马华和民政又因甲洞选区由谁上阵展开了口水战，虽然严格来说这种没有胜算的争议是没有意义的，但却触动了两党的历史神经线。
究竟马华和民政何时失和又为什么失和倒是值得探讨和分析的。
所有的这一切起于林苍祐，而后没完没了地明争暗斗，既伤和气也伤元气。虽然这牵涉人事恩怨，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涉及民族权益的捍卫与争取。
这是1958年的事，林苍祐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总会长，先是获得后者的祝福与支持（当年陈已高达75岁，输得口服心服），后是因其公子陈修信不服输，联合巫统主席东姑扳倒林苍祐。于是林苍祐派的1/3国席保留给马华上阵的请求失败了，陈修信则成了东姑的最佳合作伙伴。1959年的大选成为马华分裂的标记，也从那一刻开始，林苍祐与马华结下的梁子似乎是无法解开的。
1969年，林苍祐经过10年的韬光养晦终于扬眉吐气，率领民政党夺下槟州政权；反之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公会黯然失色。即使后来（1971）通过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也无法挽回陈修信江河下的声望。他无法阻止巫统新主席敦拉萨拉拢林苍祐，更无法阻止国阵的成立，只好挂冠而去（1974年）。
也是从1974年开始，接位的马华总会长李三春矢言要报一箭之仇，他无法承受民政的存在给马华“添乱”和成为马华失意份子的“避风港”。这是指1973年林苍祐大开方便之门迎来了林敬益为首的马华改革派份子。就这样，李三春巧妙地利用林苍祐的死对头林建寿（前社阵总秘书）在1976年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更姑息林建寿在1978年的大选，在幕后推动7人帮对抗民政党。
虽然7人帮一无所获，却大伤民政党元气。林苍祐后来也就借曾永森在马华斗输李三春后，于1981年又大批收容以曾永森为首的马华失意份子，作为对李三春对抗政策的回应。此时的民政已是如假包换的“小马华”。但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与整人手段达到高潮是在1982年的大选前后。这一年李三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作赌注，以期能在槟城上演“改朝不换代”的政治秀。换句话说，李三春宁可移师芙蓉挑战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换取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上阵；而且规定哪个政党议席较多，首席部长归谁。这摆明着李三春拿林建寿向林苍祐逼宫，以报复林苍祐收容林敬益和曾永森两位马华宿敌。
所幸这一仗林苍祐气走了林建寿（他在州选落马），而且民政胜8席，马华只胜6席，才告化险为夷。
虽然在1983年李三春退隐政坛，但马华与民政的恩怨并没有划上句号，只是不再那么尖锐化。
来到陈群川的年代（1984-1986），马华和民政的矛盾比较少了，但林苍祐不赏识马华“政商合一”的政策。后来也印证陈群川理论的破产，连带自个儿也踏进了监狱。当林良实上位后（1986-2003），这位来自槟城的新领袖与林苍祐没甚恩怨，也与林敬益矛盾不深，所以在大课题上还是相互迁就。但在1999年大选后民政两位议员突退党转而支持马华，结果引发林良实介入“夺权”。最后马华还是失败了，因为马哈迪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换首席部长。
由于马华“夺权”失败，民政已是对马华提高警惕，直到2003年黄家定上位后，马华和民政才又进入“蜜月期”（甚至林敬益建议两党可谈商合并。最后无疾而终也是意料中事）。黄家定的“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的各就各位的策略也就维持到2008年大选前。
308 政治海啸后，马华民政又是痛不欲生，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吵吵闹闹了。真没想到一个甲洞国席，经巫统这么一提，触发了唇枪吞剑之争，想来也十分好笑。明明取胜不易，为何要在沙滩上争地盘，到头来也许是一无所有？
但两党之间的争吵既是历史使然，也就不足为奇，更何况现在所吵的只是小儿科，太没意思了。不过回头看历史，这两个党是一对无法碰头的冤家。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要在同一屋檐下“同床异梦”37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刊登于2011年2月21日《南洋商报》
穆巴拉克狼狈下台 （天下纵横）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坚持不辞职未到一个月终于举起白旗，在2月11日挂冠而去。这意味着在位30年的“民主独裁者”不得不向人民的压力地头。这也叫着“改革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当然穆巴拉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下场，但也因为他的自负与傲慢，企图建立家族政治而自我埋葬经营了多年的政权。
经此一变，整个回教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非得打起精神来应付政局的求变。既然前有突尼西亚，后有埃及都是在今年正月发生的骤变，也就自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例如阿尔多尼亚即刻宣布解除实施19年的紧急状态，并给予人民更大的政治自由；又如摩洛哥反对派也蠢蠢欲动，号召人民和平示威，要求推行政治改革。
虽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国家会步埃及的后尘，因为中东的大多数国家尚未实行民主统治。它们之所以被容忍存在和发展是因为这些中东国家一向以来采取亲美政策，也就被美国姑息乃至故意视而不见其贪腐滥权。
但随着人民的醒觉和对政治桎梏的厌恶，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经过多年的折磨与受难，已不再单纯地相信只要打败以色列就可解救所有苦难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最后选择把矛头对回自身的政府，先要求国家进行民主改革，才来谈对付以色列，否则在各自为政下，阿拉伯国家是永远无法替巴勒斯坦人民讨回公道的。
突尼西亚的本阿里总统在位23年后，在今年正月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向民意屈服，终于在2月11日黯然下台正是新形势涌现下的两个典型。
虽然有评论界形容突尼斯的革命成功是“阿拉伯世界的柏林围墙的倒塌”，但更多的意义在于埃及的突变。它是在毫无防备下的人民和平革命，从走上街头到坚持总统下台，在在显示了人民求变的决心，他们再也不能容忍独裁的政权无止境地统治下去；尤其闻悉穆巴拉克准备将政权移交给次子贾迈勒之后，胸中的怒火更是燃烧起来。据非正式统计，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超过250亿英镑，这是埃及人民所不能宽恕的。
但穆巴拉克下台后会否留在埃及或流亡海外，仍不得而知。从他的狼狈下台则说明了权势是暂时性的，没有人可以永远的一手遮天，包括穆巴拉克在内。
其实，穆巴拉克能在位这么多年已经是个奇迹，他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比其他的前任者，他是坐享其成的人物。
例如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是纳塞，他在1952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建立共和国自任总统。
这位在有生之年不惜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埃及总统被阿拉伯人民欢呼为民族英雄（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及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虽然阿拉伯国家打不过以色列，但纳塞成了阿拉伯公认的领袖）。
1970年纳塞逝世，改由沙达特上台。他在70年代后期立场向右转，不理阿拉伯人民的感受，推动埃以和解并正式建交，结果在1981年被暗杀身亡。于是埃及进入了穆巴拉克的年代。
在他领导下的埃及，基本上是用军事力量控制这个国家。因此他前后参加五次的总统选举都是顺利蝉联的。在他看来，只要一心亲美国就可高枕无忧。讵料在忽视人民的需求下，穆巴拉克也就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在一夜之间输掉所有的信誉。即便拥有再多的资产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已是没有意义了。
他的下台也印证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抵挡的。先有70年代菲律宾的马可斯出逃美国，后有90年代末期印尼苏哈多被迫鞠躬下台已清楚不过地向独裁政权发出警讯：如果假借民主而行独裁统治，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穆巴拉克的事件也正好给中东国家一个教训，凡事有个节制，否则是自掘坟墓。
刊登于2011年2月21日《号外周报》第518期
埃及变天的启示 （直挂云帆）
埃及穆巴拉克的下台是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尤其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是政局改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究竟埃及人民的起义意味着什么？而我们所熟知的中东或说阿拉伯世界为何是如此的纷乱与纠缠不清？这里头的导火线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三个“地理概念”，即什么是西亚、中东和阿拉伯？
先说阿拉伯国家，目前共有23个，主要是指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基本上使用阿拉伯语，绝大部份信奉伊斯兰教，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也门民主共和国（南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及科摩罗。就地理位置而言，72%的土地在非洲、另28%的土地则在亚洲。
至于中东国家又加入了伊朗、土耳其、阿富汗、以色列及塞浦路斯等。除了后两者是非伊斯兰国家外，其余的皆为伊斯兰国家（在全世界属于穆斯林国家约有57个左右）。可以这么说，阿拉伯国家属于伊斯兰国家，但伊斯兰国家并不都是阿拉伯国家（如巴基斯坦及印尼等国）。
此外，它还有一个惯称的地理名词叫做西亚，不过加入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
从这样看来，不论是阿拉伯国家、中东国家及西亚国家都是泛指地处欧亚非的地区和国家，并以中东为基本的称呼。
在这些中东国家中，首推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曾经历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隸属于伊斯兰国家。
在近代史上，它曾被法国拿破仑攻占，后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22年，在埃及人民的反抗下，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但保留驻军和国防权力。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人民继续反抗英国的高压政策，要求英国无条件撤兵。
1948年以色列在英美扶持下，利用联合国大会通过将巴勒斯坦分割的方案，强行在巴勒斯坦立国。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率领下，发动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一口否定以色列的立国权利，因而不惜一战准备将犹太人赶入海中。讵料事与愿违，阿拉伯国家吃了败仗。但这也给埃及的军官纳塞一个良机在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迎来了一个“埃及阿拉伯共和国”。从兹埃及走向一个新生，对英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有所敌视，纳塞出任总统后也涌现成为阿拉伯民族的英雄和希望。
因为以色列的出现也给阿拉伯国家一个同仇敌愾的机会。在枪口一致对外下，容易挑起阿拉伯的强烈民族情绪；更在有意无意间散播阿拉伯人民有外来的敌人，所以不要计较眼前的痛苦与失落。这种转移视线和嫁祸于以色列的巧妙手段屡试不爽，也真的使到阿拉伯人民对本身政府的专制与独裁给予十分的容忍，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会通过战争取得胜利为他们扬眉吐气。于是后来又有了第二（1956）、第三（1967）及第四（1973）的中东战争。每次也都是埃及站在最前线。虽然牺牲无数，但结果是阿拉伯国家输掉了尊严与牺牲了巴勒斯坦，而换来独裁或军事政权的稳固。
从以色列的立国到纳塞崛起成为阿拉伯民族团结核心再到沙达特（1970年纳塞逝世后接位）于1978年与以色列媾和，印证了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决定：没有思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同意联合国的方案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而是灌输了“血比水浓”的民族情感，声称捍卫巴勒斯坦土地的完整，不让犹太人割据，却未规划如何为巴勒斯坦立国。可是从历史解读，巴勒斯坦原本是犹太人的故土，直到公元135年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驱逐出巴勒斯坦成为流浪四方的民族。他们的悲惨命运经历了一千九百年的磨难，才在巴勒斯坦重新立国，怎么可以一举否定他们的权利呢？至于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大举入居巴勒斯坦并信奉回教是在犹太人被赶走600年后的事，所以错在历史，纠正是必要的。
正是阿拉伯各个国家利用以色列的威胁来堵住人民之口，也就成功地稳固政权，几乎是整整30年来难得一见阿拉伯人民用行动来打倒自身的政府。换句话说，自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就不再发生大规模的起义运动，有的是一股激进或说极端的宗教势力从中崛起向以色列和美国发难。奥沙马拉登1996年向美国发动圣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圣战”的其中一个目的）。
毫无讳言的，因为正规的战争打不过以色列，也就衍生凭籍宗教势力的政治团体，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集团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都是十分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
如今随着突尼斯的“和平革命成功”后，又见埃及“和平革命”也结束了穆巴拉克30年的独裁政权，强有力的展示醒觉的阿拉伯人民不再相信古老的神话，也不再容忍毫无改革的贪腐政府；更加不能被人民原谅的是：当权者一边高喊打倒以色列，另一边又暗渡陈仓与以色列眉来眼去。可怜的巴勒斯坦人民也已不能相信“救世主”会在阿拉伯世界的天空下降。
一个非常讽刺性的现象是：今日在中东，主要和有战斗实力的国家不是来自阿拉伯，而是来自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及以色列。这也再次证明自埃及结束与以色列对抗后，它已不再是中东耀眼夺目的典范国家，恰恰相反，它不断地走下坡，而被非阿拉伯国家后来追上（穆巴拉克在1981年取代被暗杀的沙达特成为总统，更加的以美国马首是瞻，一做就是30年的总统）。
尽管美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怂恿和姑息阿拉伯的独裁与贪污政权，但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动乱中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迫使独裁者下台，及时结束家族政治倒是值得鼓舞的。这也是穆巴拉克长期愚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可以用自食其果来形容。但美国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正本清源认真地、诚挚地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让他们在受保护下立国，而不是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以色列的阴影中。
事实上，经过突埃的“不流血革命”也预示着一个新的阿拉伯社会，一个比较公正和开明乃至民主的中东世界将会成为未来的指引。如果美国不希望偏激的宗教政团从中崛起，它需要推进民主政治，让人民自由选出开明的政府。因此埃及变天的最大启示是：民主潮流势不可挡！
刊登于2011年2月17日《东方日报》
批判马哈迪的论述 （跃马扬鞭）
前首相马哈迪于本月十二日在“马来人的困境：展观和结论”的论坛上作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其一是因为马来人的分裂，造成马来人必须依靠其他种族的支持才能执政；其二是新经济政策虽有被人滥用，但必须延续下去，否则马来人将成为输家。
其实这两个论点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也是不尽其然的。
因为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马来人也同样分成三个派系，最大的阵营是巫统，继之回教党，下来是新崛起的左翼阵线—社阵，但在1959年及1964年的大选，联盟都是大赢家，巫统的地位也日益巩固，也就未引发马哈迪责怪马来人在政治上分裂和不团结。
1969年的大选，联盟遭受出其不意的打击，反对党成为大赢家，马哈迪竟也落选，触怒他公开抨击东姑领导不力。除失掉槟州政权外，又丧失在国会占有2/3议席的优势。接着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马哈迪发难下，东姑终于将大权交给副首相敦拉萨。1972年马哈迪又被迎回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而东姑在1971年退休）。
在“513”之后，马来人政治势力基本上又依附在巫统内，即使具有威胁的回教党也被收编加入联合政府，待到1977年回教党离开国阵后，它不再对巫统有大威胁了。
反而来到马哈迪时代，巫统面对了两大考验，第一个是1989年东姑拉沙里率大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并在1990年与马哈迪争夺国家领导权。结果马哈迪大胜；东姑拉沙里只是协助回教党赢回吉兰丹州政权，马哈迪也不认为是马来人分裂动摇巫统根基（1996年46党解散回归巫统，又是马哈迪政治上的一大胜利）。第二是1998年马哈迪革除副手安华之职，演变成安华另立公正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虽然公正党收获不大，却扶起了回教党（夺下丹登州政权，拥有27名国会议员），使到马哈迪重新调整策略，包括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马哈迪也认为，如果没有安华分裂巫统，回教党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他开始归咎马来人不团结造成分党立派，为什么不尊重民主政治呢？
2004年巫统在阿都拉领导下气势如虹，但在2008年的大选竟遭遇空前挫折，连失5个州政权（后夺回吡叻州）；不仅失掉在国会的2/3席，还制造了两线制的政治模式。这一下子马哈迪的矛头直指向阿都拉，要他辞职谢罪。
来到2011年，马哈迪对纳吉的领导又不十分放心，大声疾呼马来人要团结，否则依靠他族才能执政。若此下去，马来人将变成其他种族的“奴隶”。
这种说法是十分偏激的，因为不论马哈迪喜欢与否，马来西亚本来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执政靠各民族支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为何要组成联盟及后来的国阵呢？怎么说成是“奴隶”呢？难道马哈迪不认为1999年他的政权得以巩固也是与华印人的支持分不开的？怎么现在反过头来指责华人当时支持国阵是要保住财产，这是十分片面与不公道的揶揄和挖苦。真正的原因是华人在心理上尚未了解反对党的斗争理念，只当成东姑拉沙里的翻版，也就未有积极的响应。只有来到2008年求变之心急切才发生了政治海啸。
今天考验纳吉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实践程度和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绝不是引用马哈迪的“种族主义”论述，更不是无限期地延续新经济政策来争取支持的。因此马哈迪的论点在今天看来是开倒车的，是对新经济模式的否定，应予批判。
刊登于2011年2月15日《南洋商报》
其实这两个论点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也是不尽其然的。
因为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马来人也同样分成三个派系，最大的阵营是巫统，继之回教党，下来是新崛起的左翼阵线—社阵，但在1959年及1964年的大选，联盟都是大赢家，巫统的地位也日益巩固，也就未引发马哈迪责怪马来人在政治上分裂和不团结。
1969年的大选，联盟遭受出其不意的打击，反对党成为大赢家，马哈迪竟也落选，触怒他公开抨击东姑领导不力。除失掉槟州政权外，又丧失在国会占有2/3议席的优势。接着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马哈迪发难下，东姑终于将大权交给副首相敦拉萨。1972年马哈迪又被迎回巫统（他在1969年“513”后被东姑开除党籍；而东姑在1971年退休）。
在“513”之后，马来人政治势力基本上又依附在巫统内，即使具有威胁的回教党也被收编加入联合政府，待到1977年回教党离开国阵后，它不再对巫统有大威胁了。
反而来到马哈迪时代，巫统面对了两大考验，第一个是1989年东姑拉沙里率大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并在1990年与马哈迪争夺国家领导权。结果马哈迪大胜；东姑拉沙里只是协助回教党赢回吉兰丹州政权，马哈迪也不认为是马来人分裂动摇巫统根基（1996年46党解散回归巫统，又是马哈迪政治上的一大胜利）。第二是1998年马哈迪革除副手安华之职，演变成安华另立公正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虽然公正党收获不大，却扶起了回教党（夺下丹登州政权，拥有27名国会议员），使到马哈迪重新调整策略，包括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马哈迪也认为，如果没有安华分裂巫统，回教党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他开始归咎马来人不团结造成分党立派，为什么不尊重民主政治呢？
2004年巫统在阿都拉领导下气势如虹，但在2008年的大选竟遭遇空前挫折，连失5个州政权（后夺回吡叻州）；不仅失掉在国会的2/3席，还制造了两线制的政治模式。这一下子马哈迪的矛头直指向阿都拉，要他辞职谢罪。
来到2011年，马哈迪对纳吉的领导又不十分放心，大声疾呼马来人要团结，否则依靠他族才能执政。若此下去，马来人将变成其他种族的“奴隶”。
这种说法是十分偏激的，因为不论马哈迪喜欢与否，马来西亚本来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执政靠各民族支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为何要组成联盟及后来的国阵呢？怎么说成是“奴隶”呢？难道马哈迪不认为1999年他的政权得以巩固也是与华印人的支持分不开的？怎么现在反过头来指责华人当时支持国阵是要保住财产，这是十分片面与不公道的揶揄和挖苦。真正的原因是华人在心理上尚未了解反对党的斗争理念，只当成东姑拉沙里的翻版，也就未有积极的响应。只有来到2008年求变之心急切才发生了政治海啸。
今天考验纳吉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实践程度和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绝不是引用马哈迪的“种族主义”论述，更不是无限期地延续新经济政策来争取支持的。因此马哈迪的论点在今天看来是开倒车的，是对新经济模式的否定，应予批判。
刊登于2011年2月15日《南洋商报》
15.2.11
埃及动乱：美国逼宫 （直挂云帆）
继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在2011年正月中旬赶走了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Zine Ee Abidine Ben Ali）之后，又发生埃及民众起义的大事件，迫使总统穆巴拉克（Mohammed Hosni Mubarak）在一月杪解散内阁，委任情报部门首脑苏雷曼担任副总统，并同时任命政府的民航局长沙菲克出任内阁总理。他也曾是空军司令。严格来说，穆巴拉克是从军警系统中起用其亲信来应对群众上街游行造成的压力。
穆巴拉克（已是83岁高龄）也承诺不再提名于今年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副总统也公开表明他本人不会参加总统选举外，更信誓旦旦地当众宣布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也不会参加总统选举。这就是说，当权者希望循序渐进移交政权，没有家族政治的传承。
在这方面，美国的立场是十分暧昧的，原本是促请穆巴拉克即刻辞职或最低限度有秩序的交棒，但接下来的时局发展，又见抗议队伍的领导核心人物未具魅力（其中一方的领袖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另一方是所谓宗教色彩浓厚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就宁可继续观察，再作定夺。
美国之所以举棋不定是有多方面的顾虑，最主要的是穆巴拉克是它的30年的忠心盟友，如果即刻翻脸，会让阿拉伯其他亲美国家不寒而慄。无论如何，为了美国的利益，埃及的改变是必然的，前提是美国坚持局面仍然由美国来主导，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而不是如脱缰之马走向极端或阳奉阴违。这也是美国半个世纪来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
先说第一件事。在60年代冷战进入对峙状态时，一些阿拉伯国家及回教国家选择倾向苏联，例如埃及和印尼等回教国，他们之所以不满美国和英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联合西方国家支持和扶持以色列于1948年强行在巴勒斯坦的土地建国，而后又不断地充实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例如在1952年靠政变起家的军官纳塞在建立起埃及阿拉伯共和国后，开始向左转，而在1956年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迫使英国势力退出埃及苏彝土运河并将之收归国有；法国则开始保不住在阿尔及利亚的地盘，纳塞成了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
与此同时，纳塞的反英美立场也影响到印尼的苏卡诺总统向左转，在60年代与中苏亲密往来；更在印尼国内建立起“纳沙贡”政体（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以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作为舞台来展示其反英美立场。
1966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后，印尼右翼军人苏哈多在美国扶持下接管印尼政权，大举杀害印共及亲共份子，苏卡诺大权旁落，连带其“纳沙贡”体制也瓦解了。
1970年纳塞逝世，沙达特接位后，他开始时是萧规曹随纳塞的政策，但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沙达特从中领悟到埃及一直充当阿拉伯的先锋队总是得不偿失，因而立场开始向右转。在1974年与美国恢复邦交，更在1976年解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这意味着回教国家逐渐与共产国家疏远关系。美国也自得其乐地继续利用宗教来化解苏联的威胁。在这之后，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约；1980年互派大使；1981年沙达特遇刺身亡，副总统穆巴拉克登台亮相了。
因此第二件事也是美国预想不到的，它忽略了宗教本身有其政治震撼力，不一定要借助共产集团。既然美国可以利用宗教来隔离共产主义，为何宗教团体不能用宗教来反击资本主义呢？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即为一例。一向以来，美国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强力支持者，以为只要将伊朗西方化就可驾驭宗教。讵料巴列维国王的腐败政策只能加速伊朗人民借宗教起事。
其结果是伊朗的回教长老霍梅尼高举宗教的旗帜杀出一条血路，推翻了腐败与贪婪的巴列维王朝，开始了共和国纪元，但不是西方式的共和国，而是建立起世界上现代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美国察觉失控后，即刻鼓动伊拉克的萨达姆发动战争。于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两伊战争打了8年才鸣金收兵（1980-1988）。分析起来不外是美国利用伊拉克与伊朗的宗教派系矛盾挑起战争。前者是由伊斯兰逊尼派当权；后者是什叶派当权。这两者千年以来已有隔阂和心病，容易擦出斗争的火花。
聪明一世的美国政府以为利用宗教派系的矛盾和战争可使双方精疲力尽而不会事事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战后的伊朗和伊拉克又朝自身的利益发展了（伊朗决心与美国对着干，反美情绪高涨；伊拉克在1990年入侵科威科，强辩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省）。
于是又出现第三件的失误，当然是在后来才让美国明白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事缘在1979年，苏联决心全面控制阿富汗而派兵入侵后，美国又是利用宗教号召阿拉伯人进入阿富汗打游击战，以赶走苏联侵略者。这个变化与伊朗革命同时间发生和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原本属于沙地阿拉伯的富翁家族的大学生奥沙马拉登从中冒出头来，他对以色列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感到不是味道。身为逊尼派的回教徒，他要做比伊朗什叶派更惊天动地的大事。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他溜进阿富汗打游击，并组织其人马与当地的塔利班组织相互支援。在获得美国武器源源供应后，阿拉伯国家群起给苏联施加压力。1989年苏联因不堪游击战的反弹和美国的从中挑拨，终于宣布撤军。阿富汗逐步落入极端的原教主主义塔利班政权手里。
撤军后不久的1990年苏联变天，意味着列宁在1917年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共产体制已告分崩离析（苏联消失，又回到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的各自为政），从而结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945）即形成的冷战。
但美国的胜利并不等于地球已在它的脚下，奥沙马拉登与塔利班政权转过头来把美国当成新的敌人，并在阿富汗建立起其武装恐怖基地，理由是美国支持以色列。
自此之后，美国有所警惕，但不认为奥沙马拉登在1996年扬言向美国发动圣战会有大动作。讵料2001年的9月11日，竟然发生纽约两幢摩天楼被敢死队用飞机炸毁，肇3500美国人死亡的悲剧。这才真正唤醒美国一向以来只利用别人垫背，没想到也有被别人计算的一天。一场的所谓反恐战争就在21世纪拉开序幕了。
正因为美国有了深刻的教训，当埃及发生人民起义时，美国第一时间就是要当权30年的穆巴拉克尽快下台，趁早推行民主改革，将埃及圈在西方的民主政治轨道上，否则一旦宗教势力乘虚而入，那就可能是另一个“伊朗式的革命”了。
刊登于2011年2月10日《东方日报》
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 （天下纵横）
最近看了一套电视连续集《铁肩担道义》，讲的是李大钊的成长和斗争乃至牺牲的经过。它使我回想起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那一段曲折离奇的历史。
虽然李大钊（1889-1927年）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史上没有摆在显眼的政治地位，但他在世时参与的斗争和推动中国政治的转型乃至影响当时的年青人接受他的劝导，研究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李大钊这个人，很难想象中国后来是否会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字守常。早年丧父丧母，是其祖父李如珍一手带大，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家教。在7岁那年进入乡垫读四书五经。由于聪慧过人，年纪小小就能吟诗诵文。
他在10岁的那一年（1899年）就奉祖父的安排娶了一名大他6岁的同乡赵纫兰为妻。在当时的中国旧社会这种风俗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赵纫兰像姐姐一样把李大钊拉扯长大，而后又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从来没有发生过出轨或失和的事。因而在后来李大钊被誉为道德完人（包括陈独秀及胡适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因为有兰姐（李大钊一向以来把其夫人称为兰姐）的照顾，李大钊得以在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而在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支持孙中山而痛恨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1913年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留日生总会反袁世凯的斗争。这个时期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后（他没有毕业，因在日本参与学潮被开除学籍），他的立场明显地向左转；尤其是1917年俄国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后，他更是主张中国要走俄国的道路，不然是无法消灭军阀和赶走列强霸占中国的土地。
由于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写了一些完全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之一。
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李大钊更是其中一名参与者和领导者，因他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获得了学生的支持而成功地使五四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和政治运动，不但成功地阻止北洋政府将东山省的胶州及青岛交予日本（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提出要接受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既有利益，终于触发学生群起反对）。
因为“五四”运动的成功开展，也激发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受到他影响的人有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1921年，他成功地说服陈独秀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后他主要领导北方的工作，南方及上海的工作由陈独秀指挥。
自此之后，李大钊的名气更响，但他的一个特点虽是与胡适在思想分歧，却不影响两人的真挚友谊。他也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提拔他成为北大教授。
1922年他受党的委托，与孙中山谈商国共合作事宜，好不容易在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通过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的提议。就这样，一批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参加了国民党的工作，并获得分配职务。虽然在这个时候北京的冯玉祥也支持孙中山的北伐和统一工作，以早日消除军阀，但因为孙中山在1925年的病逝，使整个运动遭受惨重的打击，李大钊的处境就更加不妙了。
1926年，这位曾经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的李大钊起而反对军阀对北京民众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
因为李大钊的领导，导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在1927年直闯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人（张作霖就是张学良的父亲）。
张作霖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抓李大钊，是因为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支持。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联同一批中共主干从容就义，结束了他的英勇的一生，时年只得38岁。也是在这一年，夺得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合作协议，大举逮捕和杀害中共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军阀敢向李大钊等人下毒手。
很难理解的是，为何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浙寺中整整六年，直到1934年4月才由夫人携带子女安葬？一个月后，赵纫兰也逝世了，他留下的长子李葆花（生于1909年）16岁加入革命，曾任安徽省第一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其长女李星华1932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文艺研究工作。
李大钊留下很多名言，其中引自明朝忠臣杨继盛（1515-1555）的名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很能衬托出李大钊的品格、豪气和学识（虽然他把“辣”字改成“妙”字，但意境是一样的）。
刊登于2011年2月14日《号外周报》第517期
虽然李大钊（1889-1927年）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史上没有摆在显眼的政治地位，但他在世时参与的斗争和推动中国政治的转型乃至影响当时的年青人接受他的劝导，研究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李大钊这个人，很难想象中国后来是否会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字守常。早年丧父丧母，是其祖父李如珍一手带大，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家教。在7岁那年进入乡垫读四书五经。由于聪慧过人，年纪小小就能吟诗诵文。
他在10岁的那一年（1899年）就奉祖父的安排娶了一名大他6岁的同乡赵纫兰为妻。在当时的中国旧社会这种风俗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赵纫兰像姐姐一样把李大钊拉扯长大，而后又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从来没有发生过出轨或失和的事。因而在后来李大钊被誉为道德完人（包括陈独秀及胡适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因为有兰姐（李大钊一向以来把其夫人称为兰姐）的照顾，李大钊得以在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而在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支持孙中山而痛恨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1913年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留日生总会反袁世凯的斗争。这个时期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后（他没有毕业，因在日本参与学潮被开除学籍），他的立场明显地向左转；尤其是1917年俄国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后，他更是主张中国要走俄国的道路，不然是无法消灭军阀和赶走列强霸占中国的土地。
由于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写了一些完全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之一。
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李大钊更是其中一名参与者和领导者，因他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获得了学生的支持而成功地使五四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和政治运动，不但成功地阻止北洋政府将东山省的胶州及青岛交予日本（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提出要接受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既有利益，终于触发学生群起反对）。
因为“五四”运动的成功开展，也激发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受到他影响的人有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1921年，他成功地说服陈独秀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后他主要领导北方的工作，南方及上海的工作由陈独秀指挥。
自此之后，李大钊的名气更响，但他的一个特点虽是与胡适在思想分歧，却不影响两人的真挚友谊。他也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提拔他成为北大教授。
1922年他受党的委托，与孙中山谈商国共合作事宜，好不容易在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通过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的提议。就这样，一批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参加了国民党的工作，并获得分配职务。虽然在这个时候北京的冯玉祥也支持孙中山的北伐和统一工作，以早日消除军阀，但因为孙中山在1925年的病逝，使整个运动遭受惨重的打击，李大钊的处境就更加不妙了。
1926年，这位曾经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的李大钊起而反对军阀对北京民众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
因为李大钊的领导，导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在1927年直闯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人（张作霖就是张学良的父亲）。
张作霖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抓李大钊，是因为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支持。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联同一批中共主干从容就义，结束了他的英勇的一生，时年只得38岁。也是在这一年，夺得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合作协议，大举逮捕和杀害中共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军阀敢向李大钊等人下毒手。
很难理解的是，为何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浙寺中整整六年，直到1934年4月才由夫人携带子女安葬？一个月后，赵纫兰也逝世了，他留下的长子李葆花（生于1909年）16岁加入革命，曾任安徽省第一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其长女李星华1932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文艺研究工作。
李大钊留下很多名言，其中引自明朝忠臣杨继盛（1515-1555）的名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很能衬托出李大钊的品格、豪气和学识（虽然他把“辣”字改成“妙”字，但意境是一样的）。
刊登于2011年2月14日《号外周报》第517期
林苍祐的十年神话 （跃马扬鞭）
与林苍祐二公子建成律师午餐时谈及他父亲在1964年至1974年扮演的政治角色是值得列成一个章节来解读的，因为这个过程的变化太过出神入化了。
1964年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起点。他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的同时，也联合前马华同志创组民主联合党，但这个党在1963年闹分裂，迫使林苍祐将党的总部从芙蓉搬回槟城。面对着资源短缺和人才不足的窘境下，林苍祐率领民主联合党参加1964的大选。
他没有打出改朝换代的旗号，只求从丹绒杀出一条血路。结果他的民主联合党夺下一个丹绒国会及四个槟州议席。林苍祐总算又熬出头来，成为槟州立法议会反对党领袖。当然这不是林苍祐所要的，他要的是恢复到昔日的荣耀和权力的高峰。因此从1964年到1969年是林苍祐“韬光养晦”的首五年。
在这五年内，马来西亚政局起了根本的变化；林苍祐一直是这个变化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面对的不仅是强大的执政联盟的守城，而且也遭遇反对党阵营的两面夹攻，一个是来自左翼的社阵（这一年社阵亮出执政槟州的口号），另一个是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四角混战中，林苍祐脱颖而出，说明他是非池中物（这一年马印对抗更加激烈）。
由于他在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当1965年初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推动成立反对党阵线以和联盟一争长短时，林苍祐就成了这个阵线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李光耀组成的“团总”（马来西亚团结机构）是排斥左翼的社阵，所以不能缺少像林苍祐和辛尼华沙甘这样的温和派的反对党领袖。
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也就胎死腹中。基于形势所需，在这之后催生了两个政党，一个是在1966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它脱胎自人民行动党。它的领导人初期是蒂凡那（他是1964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唯一的中选议员）；另一个是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这个政党虽然是陈志勤倡导成立的，但灵魂人物则是林苍祐。他甚至解散民主联合党，全心全力地发展民政党。
1969年的大选扶起这两个政党，也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另一个新神话。由于左翼的劳工党（社阵）杯葛大选，留下的反对党政治真空很快地被反对党填补上来。它们是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民主行动党。
其中最大的得利者是林苍祐。他在大选后的5月11日（第2天），宣布就任槟州首席部长。此时民政党在总数24个州议席中，拥有16席。后来因为民政党内讧，元气大伤，促使林苍祐在1972年与联盟在槟州合组联合政府，巩固了他的执政地位，也连带影响人民进步党在吡叻州参与联合政府，唯独民主行动党被排斥在外。这也引发行动党在后来对民政党和进步党怨气难消，从此开展了势不两立的斗争。
更为重要的是，在1969年大选后的第四天（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政治权力移交副首相敦拉萨。所幸林苍祐早两天就任，得以及时重拾他与敦拉萨的旧情谊。他们又站在一起重塑马来西亚。
从1969年的“513”到1974年的国阵成立是林苍祐吐气扬眉的第二个五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林苍祐支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以便土著在1990年之前达致拥有经济股权30%的分配额。但他认为这个国家在1990年后要过渡到国家经济100%由马来西亚人拥有和参与，这将方便和有利于国人与外国人进行联营企业，让马来西亚的原料、人力和技术配合外国的专门人才和工艺共谋利益（1975年在民政党大会上致词）。
我们也看到敦拉萨有鉴于国内政党已被收编得七七八八，乃在1974年信心满满地在5月访为北京，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与林苍祐一向主张与中国友好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因为这样，敦拉萨在林苍祐的有力支持下，也在1974年访华归来后，宣布国阵正式成立，启开马来西亚政治的新纪元。因此这10年也成就了林苍祐的后半生，直至他在2010年逝世以国葬写下总结篇。
刊登于2011年2月14日
1964年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起点。他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的同时，也联合前马华同志创组民主联合党，但这个党在1963年闹分裂，迫使林苍祐将党的总部从芙蓉搬回槟城。面对着资源短缺和人才不足的窘境下，林苍祐率领民主联合党参加1964的大选。
他没有打出改朝换代的旗号，只求从丹绒杀出一条血路。结果他的民主联合党夺下一个丹绒国会及四个槟州议席。林苍祐总算又熬出头来，成为槟州立法议会反对党领袖。当然这不是林苍祐所要的，他要的是恢复到昔日的荣耀和权力的高峰。因此从1964年到1969年是林苍祐“韬光养晦”的首五年。
在这五年内，马来西亚政局起了根本的变化；林苍祐一直是这个变化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面对的不仅是强大的执政联盟的守城，而且也遭遇反对党阵营的两面夹攻，一个是来自左翼的社阵（这一年社阵亮出执政槟州的口号），另一个是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四角混战中，林苍祐脱颖而出，说明他是非池中物（这一年马印对抗更加激烈）。
由于他在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当1965年初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推动成立反对党阵线以和联盟一争长短时，林苍祐就成了这个阵线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李光耀组成的“团总”（马来西亚团结机构）是排斥左翼的社阵，所以不能缺少像林苍祐和辛尼华沙甘这样的温和派的反对党领袖。
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也就胎死腹中。基于形势所需，在这之后催生了两个政党，一个是在1966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它脱胎自人民行动党。它的领导人初期是蒂凡那（他是1964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唯一的中选议员）；另一个是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这个政党虽然是陈志勤倡导成立的，但灵魂人物则是林苍祐。他甚至解散民主联合党，全心全力地发展民政党。
1969年的大选扶起这两个政党，也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另一个新神话。由于左翼的劳工党（社阵）杯葛大选，留下的反对党政治真空很快地被反对党填补上来。它们是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民主行动党。
其中最大的得利者是林苍祐。他在大选后的5月11日（第2天），宣布就任槟州首席部长。此时民政党在总数24个州议席中，拥有16席。后来因为民政党内讧，元气大伤，促使林苍祐在1972年与联盟在槟州合组联合政府，巩固了他的执政地位，也连带影响人民进步党在吡叻州参与联合政府，唯独民主行动党被排斥在外。这也引发行动党在后来对民政党和进步党怨气难消，从此开展了势不两立的斗争。
更为重要的是，在1969年大选后的第四天（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政治权力移交副首相敦拉萨。所幸林苍祐早两天就任，得以及时重拾他与敦拉萨的旧情谊。他们又站在一起重塑马来西亚。
从1969年的“513”到1974年的国阵成立是林苍祐吐气扬眉的第二个五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林苍祐支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以便土著在1990年之前达致拥有经济股权30%的分配额。但他认为这个国家在1990年后要过渡到国家经济100%由马来西亚人拥有和参与，这将方便和有利于国人与外国人进行联营企业，让马来西亚的原料、人力和技术配合外国的专门人才和工艺共谋利益（1975年在民政党大会上致词）。
我们也看到敦拉萨有鉴于国内政党已被收编得七七八八，乃在1974年信心满满地在5月访为北京，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与林苍祐一向主张与中国友好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因为这样，敦拉萨在林苍祐的有力支持下，也在1974年访华归来后，宣布国阵正式成立，启开马来西亚政治的新纪元。因此这10年也成就了林苍祐的后半生，直至他在2010年逝世以国葬写下总结篇。
刊登于2011年2月14日
大年初一话春节 （直挂云帆）
今天是大年初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春节。在此谨祝诸位读者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我不用“恭喜发财”是因为不是人人可以发财的，说了也等于白说或说爽而已。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华语的世界以外，又流行“恭喜发财”（Gong Xi Fa Cai）？也不知道谁人将“恭喜发财”四个字定性为华人新年的祝贺语。这也许无从考究，但如果回想华人的习俗，不就是每个人都想发财吗？否则“财神到”这首歌怎么来到春节前后就大街小巷唱个不停呢？就这样，当别人（非华人）给我们贺年时，祝我们发财也就不含贬义了，而是说得十分自然和顺口。当然如果你细心想一下，我们也够阿Q的，年年春节时都在等待“财神”来到我家的大门口，但这世上又有多少的财神爷呢？是不是有千千万万个或在宇宙间只有一个？大家也说不清楚。
本来在中国解放后直到八十年代（1949-1980）的整整30年，中国政府因不主张迷信，也鼓吹平均主义，只求人人革命，不准幻想发财，也就少了10亿人口与海外的华人或港澳及香港的华人争“财神”。可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思想有了大转变，在邓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中华大地的一些女儿做官要做大官，下海要下深海，出国的要出大国的热潮下，对名利与财富的追逐也不亚于海外华人了，而且在中国地大人多的优越情况下，不多久培养出来的百万富翁也真是叫海外华人自叹不如了。这就是说，由那时开始，中国人也开始与海外华人“争夺财神爷”了。自然而然的财神爷也就变成所有华人（13亿中国人加445百万海外华人）在春节时“争宠”的对象了。
固然只是一种迷信的习俗，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财神爷”长得什么模样，只能靠想象牠的形象和把牠人物化（就好像洋人的圣诞老人经过扮装，到处是圣诞老人，但圣诞老人给孩子派礼物，不教大人如何走偏们发大财）。因此我们还得实事求是，只求过一个平安年，不能奢望“财神”大驾光临。
其实说到春节，也真是与古老的中国大地息息相关。虽然无从准确考证其起源，但一般认为起于殿商时期（约三千多年前）而在西汉（汉武帝）时期（约2100年前）定型的，以一月初一为岁首，是为夏历新年，是为春节礼仪之始。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个世界是先有阴历而后才有阳历的。所谓的阳历是传说中以耶稣的诞生作为公元元年，从公元元年开始，到了今天是公元2011年，这也是世界公认的年历。而在耶稣之前的年代，则称为公元前。这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使用，已将世界分得清清楚楚，没有争议。换句话说，不论其他民族或习俗有本身的年历，这都是不影响阳历照走照算，例如华人的农历年及回教的回历年等等。
对华人的农历年（或俗称阴历）来说，有其一套的推算法。这是与阳历的算法有些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点是中国人的农历年是通过天干与地支计算出来的，这之中又有十二生肖伴随左右（在东汉时期特别流行，用此计算年月日）。
它的计算法是这样的：
天干（10位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个称号有其不同意思，如甲形容万物出世；乙是万物出世后，扎根而起）
地支（12位数）（它又伴有十二生肖在其中）：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由于天干只十位数，地支有十二位数，它们的配搭是以“甲子”开始的，而在顺序的排列下要有60次（60年）才又回到起点。这之中的生肖就按地支来排列。比如“甲子”是鼠年，它轮到12年后又属鼠年。但那时称为“丙子”年，因为十二生肖是跟着地干的年代走。
当天干地支走完一大圈后，我们称为一甲子，也就是60年。因此古时把60岁的人称之为“花甲之年”。
因为天干地支是农历新年的支架，它就通过固定的形式算出农历新年来，比如昨天还是“庚寅年”（虎年），今天我们已跨入“辛卯年”（兔年）。但在阳历上“庚寅”的最后一天是2011年2月2日；那“辛卯”的第一天则是2011年2月3日。
按照农历年的排列，农历新年总是在每年的阳历1月21至2月20日之间游动的，比如今年春节是阳历2月3日；明年春节则是阳历2012月1月23日；后年的春节是阳历的2013年2月10日，以此类推，显示春节总在阳历元旦年之后。在今天我们为了有所区别就把阳历正月1日称为元旦日，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由于华人人口之多和分布之广，在世界举世无二，因此世界各国领袖，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循例给华人拜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强大，春节也就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具人情味了。
但一查之下原来春节在辛亥革命后竟有一波两折的，其一是在1912年民国建立后，将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日，而将旧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不知何故到了1928年时，民国政府突要求废旧历（即农历），不准放公假。用阳历（也称国历，因以1912年起成为民国元年）。在1930年时，政府变本加厉，又主张春节庆祝仪式并入元旦日举行。此举当然行不通，在民间反弹压力下，民国政府在1934年宣布取消将两庆一并的做法，让春节照旧在民间通行。
其二在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后，在“破旧立新”的号召下，宣布取消春节的公假，要求人民“过一个革命的春节”。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希望改造人民的思想，不再崇尚旧习俗，而是向不断革命敬礼和献身。
这种把春节当成革命运动的一部份，也只有在“文革”时才突显的，直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掌权后，中国才有拨乱反正的让春节去政治化，并以老百姓千百年来的习俗为依据。来到今天，春节不但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国力的一面新旗帜，也是中国向海外华人表达的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民族情感与节日的祝贺。但无论如何，当春节锣鼓声响彻云霄的当儿，我们祝愿一个和平的世界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
刊登于2011年2月3日《东方日报》
我不用“恭喜发财”是因为不是人人可以发财的，说了也等于白说或说爽而已。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华语的世界以外，又流行“恭喜发财”（Gong Xi Fa Cai）？也不知道谁人将“恭喜发财”四个字定性为华人新年的祝贺语。这也许无从考究，但如果回想华人的习俗，不就是每个人都想发财吗？否则“财神到”这首歌怎么来到春节前后就大街小巷唱个不停呢？就这样，当别人（非华人）给我们贺年时，祝我们发财也就不含贬义了，而是说得十分自然和顺口。当然如果你细心想一下，我们也够阿Q的，年年春节时都在等待“财神”来到我家的大门口，但这世上又有多少的财神爷呢？是不是有千千万万个或在宇宙间只有一个？大家也说不清楚。
本来在中国解放后直到八十年代（1949-1980）的整整30年，中国政府因不主张迷信，也鼓吹平均主义，只求人人革命，不准幻想发财，也就少了10亿人口与海外的华人或港澳及香港的华人争“财神”。可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思想有了大转变，在邓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中华大地的一些女儿做官要做大官，下海要下深海，出国的要出大国的热潮下，对名利与财富的追逐也不亚于海外华人了，而且在中国地大人多的优越情况下，不多久培养出来的百万富翁也真是叫海外华人自叹不如了。这就是说，由那时开始，中国人也开始与海外华人“争夺财神爷”了。自然而然的财神爷也就变成所有华人（13亿中国人加445百万海外华人）在春节时“争宠”的对象了。
固然只是一种迷信的习俗，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财神爷”长得什么模样，只能靠想象牠的形象和把牠人物化（就好像洋人的圣诞老人经过扮装，到处是圣诞老人，但圣诞老人给孩子派礼物，不教大人如何走偏们发大财）。因此我们还得实事求是，只求过一个平安年，不能奢望“财神”大驾光临。
其实说到春节，也真是与古老的中国大地息息相关。虽然无从准确考证其起源，但一般认为起于殿商时期（约三千多年前）而在西汉（汉武帝）时期（约2100年前）定型的，以一月初一为岁首，是为夏历新年，是为春节礼仪之始。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个世界是先有阴历而后才有阳历的。所谓的阳历是传说中以耶稣的诞生作为公元元年，从公元元年开始，到了今天是公元2011年，这也是世界公认的年历。而在耶稣之前的年代，则称为公元前。这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使用，已将世界分得清清楚楚，没有争议。换句话说，不论其他民族或习俗有本身的年历，这都是不影响阳历照走照算，例如华人的农历年及回教的回历年等等。
对华人的农历年（或俗称阴历）来说，有其一套的推算法。这是与阳历的算法有些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点是中国人的农历年是通过天干与地支计算出来的，这之中又有十二生肖伴随左右（在东汉时期特别流行，用此计算年月日）。
它的计算法是这样的：
天干（10位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个称号有其不同意思，如甲形容万物出世；乙是万物出世后，扎根而起）
地支（12位数）（它又伴有十二生肖在其中）：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由于天干只十位数，地支有十二位数，它们的配搭是以“甲子”开始的，而在顺序的排列下要有60次（60年）才又回到起点。这之中的生肖就按地支来排列。比如“甲子”是鼠年，它轮到12年后又属鼠年。但那时称为“丙子”年，因为十二生肖是跟着地干的年代走。
当天干地支走完一大圈后，我们称为一甲子，也就是60年。因此古时把60岁的人称之为“花甲之年”。
因为天干地支是农历新年的支架，它就通过固定的形式算出农历新年来，比如昨天还是“庚寅年”（虎年），今天我们已跨入“辛卯年”（兔年）。但在阳历上“庚寅”的最后一天是2011年2月2日；那“辛卯”的第一天则是2011年2月3日。
按照农历年的排列，农历新年总是在每年的阳历1月21至2月20日之间游动的，比如今年春节是阳历2月3日；明年春节则是阳历2012月1月23日；后年的春节是阳历的2013年2月10日，以此类推，显示春节总在阳历元旦年之后。在今天我们为了有所区别就把阳历正月1日称为元旦日，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由于华人人口之多和分布之广，在世界举世无二，因此世界各国领袖，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循例给华人拜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强大，春节也就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具人情味了。
但一查之下原来春节在辛亥革命后竟有一波两折的，其一是在1912年民国建立后，将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日，而将旧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不知何故到了1928年时，民国政府突要求废旧历（即农历），不准放公假。用阳历（也称国历，因以1912年起成为民国元年）。在1930年时，政府变本加厉，又主张春节庆祝仪式并入元旦日举行。此举当然行不通，在民间反弹压力下，民国政府在1934年宣布取消将两庆一并的做法，让春节照旧在民间通行。
其二在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后，在“破旧立新”的号召下，宣布取消春节的公假，要求人民“过一个革命的春节”。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希望改造人民的思想，不再崇尚旧习俗，而是向不断革命敬礼和献身。
这种把春节当成革命运动的一部份，也只有在“文革”时才突显的，直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掌权后，中国才有拨乱反正的让春节去政治化，并以老百姓千百年来的习俗为依据。来到今天，春节不但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国力的一面新旗帜，也是中国向海外华人表达的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民族情感与节日的祝贺。但无论如何，当春节锣鼓声响彻云霄的当儿，我们祝愿一个和平的世界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
刊登于2011年2月3日《东方日报》
8.2.11
安华为何被批斗？（跃马扬鞭）
这些日子来，马来西亚政局的焦点已移向人民公正党。除了有国州议员“排队”退党或叛党外，也有非议员的党员借机起事。这对安华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也许他完全了解为什么议员们都要掉队或离他而去？为什么不能同甘共苦或长相厮守？因为几乎每个退党者的理由是“千篇一律”的：“对安华失去信心”，“公正党是一个人的政党”或“党选不公正等等”。难道是这么简单的三言两语？当然不是，它还是有背后动机的。
由于马来西亚的选举法令未强制退党者失去议员资格，也就造成退党者振振有词声辩他们是向选民负责的，不需要向党负责。在法律上他们没有错，但在道德与良知上，他们是“背叛”了选民。当初选民是以投党为导向，才使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一夜之间成为议员；若不是政党提供机会，刚出道的候选人如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恐怕将会失去按柜金。就是因为没有一条法令“惩罚”退党者，他们依然大摇大摆充当人民代议士。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安华的谴责与反击是十分低调的，显现了他的无可奈何。正是因为公正党有此弱点（息事宁人），在敌对党影响与牵动下，自然会有人发难。如今不过3年光景，这些在公正党内有身份或有党职的骨干不下30人就选择在最佳时机来打击公正党和安华。再加上安华面对的官司案缠身也使他备受折磨，以致公正党的气势已不如308初期的亢奋状态。
这就难免影响民联的未来，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公正党还是民联的主心骨；而安华还是它的灵魂人物，很难想象没有安华的民联会是怎么个样子？也很难想象万一公正党被叛党的议员及干部拖累得疲惫不堪或折腾得难于招架下，民联又怎样应对变局？
虽然表面上看公正党或民联不是为安华而存在，但安华的存在和领导才是关键的。例如2008年的大选，因为安华的精心策划，才演出一部震撼性的308政治海啸剧；但也是安华的“失误”和看走了眼，才会制造出这么多的问题议员矛头指向安华。
今天回想起来，安华在308后急切地抛出“916变天论”，以稳住议员的阵脚，乃至不惜暗渡陈仓，力图使国阵议员倒戈相向，倒是有先见之明。在他看来，获取中央政权比什么都重要。一旦权力在手，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在天不从人愿下，安华的“916变天”宣告失败，换来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反击和打击；尤其是纳吉在2009年拜相后，他就动员所有的力量堵住反对党向布城进军。
一方面是国阵与民联正面交锋。例如国阵决定招收“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精英加入其阵营，以抵消和阻止它们一面倒向反对党。另一方面，从内部瓦解或动摇反对党的军心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国阵或巫统看来，它有两个途径可以挫折反对党的力量和剪除其威胁，其一是继续和不放弃与回教党对话，以期感化回教党合组团结政府。若能成功，就是民联噩梦的开始。
其二是有针对性地向公正党开刀。基于它的党员的素质较为复杂，比较容易被挑起矛盾而出现退党潮来贬低公正党的信誉。如果能够因而使到安华的形象下降的话，将会加快挫折民联的士气。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如果安华在此时此刻成为万箭穿心的箭靶，是与新一轮大选的部署息息相关的。这就是说，大选的日子除了因大环境有利于政府外，也取决于纳吉与安华的斗智与角力的结果。这就是说，如果安华继续面对一连串打击后显得力不从心或民联出现裂痕难以修补（如雪州政府的宪政危机），那就是纳吉收网的时日。毕竟国阵的最大敌人是安华，而巫统最大的敌手是公正党。一旦成功地抽离公正党的马来精英形象和兴权会的绿叶辅助，而让公正党在外表上看来又不得不靠华人支撑其多元性的时候，就意味着公正党带来的威胁已是今不如昔，也成为大选的最佳时机。这个日期很可能落在今年的9月前后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符合纳吉需要8个月来完成对全国的巡回访问。
刊登于2011年2月7日《南洋商报》
由于马来西亚的选举法令未强制退党者失去议员资格，也就造成退党者振振有词声辩他们是向选民负责的，不需要向党负责。在法律上他们没有错，但在道德与良知上，他们是“背叛”了选民。当初选民是以投党为导向，才使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一夜之间成为议员；若不是政党提供机会，刚出道的候选人如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恐怕将会失去按柜金。就是因为没有一条法令“惩罚”退党者，他们依然大摇大摆充当人民代议士。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安华的谴责与反击是十分低调的，显现了他的无可奈何。正是因为公正党有此弱点（息事宁人），在敌对党影响与牵动下，自然会有人发难。如今不过3年光景，这些在公正党内有身份或有党职的骨干不下30人就选择在最佳时机来打击公正党和安华。再加上安华面对的官司案缠身也使他备受折磨，以致公正党的气势已不如308初期的亢奋状态。
这就难免影响民联的未来，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公正党还是民联的主心骨；而安华还是它的灵魂人物，很难想象没有安华的民联会是怎么个样子？也很难想象万一公正党被叛党的议员及干部拖累得疲惫不堪或折腾得难于招架下，民联又怎样应对变局？
虽然表面上看公正党或民联不是为安华而存在，但安华的存在和领导才是关键的。例如2008年的大选，因为安华的精心策划，才演出一部震撼性的308政治海啸剧；但也是安华的“失误”和看走了眼，才会制造出这么多的问题议员矛头指向安华。
今天回想起来，安华在308后急切地抛出“916变天论”，以稳住议员的阵脚，乃至不惜暗渡陈仓，力图使国阵议员倒戈相向，倒是有先见之明。在他看来，获取中央政权比什么都重要。一旦权力在手，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在天不从人愿下，安华的“916变天”宣告失败，换来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反击和打击；尤其是纳吉在2009年拜相后，他就动员所有的力量堵住反对党向布城进军。
一方面是国阵与民联正面交锋。例如国阵决定招收“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精英加入其阵营，以抵消和阻止它们一面倒向反对党。另一方面，从内部瓦解或动摇反对党的军心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国阵或巫统看来，它有两个途径可以挫折反对党的力量和剪除其威胁，其一是继续和不放弃与回教党对话，以期感化回教党合组团结政府。若能成功，就是民联噩梦的开始。
其二是有针对性地向公正党开刀。基于它的党员的素质较为复杂，比较容易被挑起矛盾而出现退党潮来贬低公正党的信誉。如果能够因而使到安华的形象下降的话，将会加快挫折民联的士气。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如果安华在此时此刻成为万箭穿心的箭靶，是与新一轮大选的部署息息相关的。这就是说，大选的日子除了因大环境有利于政府外，也取决于纳吉与安华的斗智与角力的结果。这就是说，如果安华继续面对一连串打击后显得力不从心或民联出现裂痕难以修补（如雪州政府的宪政危机），那就是纳吉收网的时日。毕竟国阵的最大敌人是安华，而巫统最大的敌手是公正党。一旦成功地抽离公正党的马来精英形象和兴权会的绿叶辅助，而让公正党在外表上看来又不得不靠华人支撑其多元性的时候，就意味着公正党带来的威胁已是今不如昔，也成为大选的最佳时机。这个日期很可能落在今年的9月前后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符合纳吉需要8个月来完成对全国的巡回访问。
刊登于2011年2月7日《南洋商报》
林苍祐主政前后的槟城 （现代春秋）
没有了林苍祐，今年的新年过得有些平淡，因为我少了一位讲故事的长者；也从此只能在回忆中追寻昔日的点点滴滴。
那是50年代的初期，林苍祐踏足槟城政坛，成为受委州议员；而后他急切地成立他的“急进党”（1951年），并派候选人参加同年年杪举行的市议会选举。他的政党在９席选举中夺得６席，惟不能执政，因为马来亚仍未独立，另外６名市议员是英国委任的，且指定英国的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是乔治市市议会的当然主席。
那个时候，乔治市是闹中带静的，最明显的交通工具是已消失了的电动巴士，我每天上学都乘搭这样的巴士到学校。后来有了正规的巴士，我们也赶上时代坐上比较快速的巴士，到阿依淡的韩江中学上课。但这种起早摸黑的日子在挤巴士时也真不好受，不久就骑着脚车上下学了。脚车在六七十年代是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蛮不错的。
后来摩多西卡闯入了城市，丰拉牌的摩多也逐渐地取代了脚踏车。汽车跟着增加起来。虽然如此，所谓塞车的现象在70年代是不存在的。
也是在70年代初期，林苍祐重回政治主流而成了槟州首席部长（1957年独立时，他不做首长，但选择在1958年做马华总会长。结果在1959年摔了一大跤，被迫辞职和退党及另组新党，在政坛失意10之久）。他上任之初的槟城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以简单的叙述（当时我已经是记者，经常在公路上奔波和采访）。
在乔治市的海墘，有许多水上人家，他们从事的舢舨运载货物的生意，也从大货船起卸货。我们经常跑到姓周桥一带东张西望，但总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自由港的没落，导致转口贸易一落千丈。
在街道上，两旁各有商店林立，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繁华。由于有些货物仍然免税，还是有外客到来购买的，如相机、手表、钢笔等等。在60年代后期，乔治市或整个槟州，也只有两间较大型的百货公司，一间是位于吉灵万山的槟榔百货公司，打着中国货价廉物美的旗号，竟然吸引络绎不绝的顾客，生意好得很。在80年代老板赚了钱（其中的合股人有谢锡龄及张清源等人，他们都是我认识的朋友），就在五盏灯盖了百货大楼，地点就在今日的柑仔园与风车路交界处。在易地为良后，取名为加马百货公司。直到今天也几度易手，但依然屹立在原来的地方继续营业，只是很少人知道它的前身是槟榔百货公司。
另外一间与它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冒出的是“东方百货公司”。它是由新加坡批发商林道信及林道荣昆仲所合创。他们借助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掀起而在新加坡开了“东风百货公司”，招牌字模仿毛泽东的“东风”字迹，更为大胆地打出中国货的名堂，终于一炮而红。由于新加坡的成功，刺激他们也在槟城高挂“东方”招牌，同样是模仿毛泽东字迹。不过马来西亚的政治部认为字体敏感，谕令重写，使到东方未营业就成为街头巷尾的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真是最好的免费广告宣传。
就这样当东方开张时（1967年），它的生意可以用“十分火红”来形容。随后“东方”造就了林氏兄弟在80年代成为马新的百货业大王。后来因面对危机而倒下是另外的故事，不在此表。不过曾被判入穷籍的林道荣在90年代后又再东马爬起来，成为另一名东马的百货业钜子。林道荣的奇迹也使我大开眼界。他的成功、失败再成功让我想起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故事（他是我的好友之一，虽然我们多年不见）。
我之所以提起这两间百货公司是因为它们在林苍祐未上台前就已在槟城立足，但当时的所谓百货公司的规模是有限的，也不是林苍祐所憧憬的，因此他上台不久，就成立槟州发展机构，全面规划和兴建光大摩天楼，包括设立新型的百货大楼。
林苍祐认为乔治市太古老了，老屋破旧失修，街道又窄又小，若不改造乔治市，它将无法挤入世界城市之林。他的宏伟的大计是要用20年打造一个新的城市中心，以光大作为起点，一直延伸到海墘五条路的填海地带。
由于在70年代，保护古迹尚不是一个议题，林苍祐也就顺利地推行他的新乔治市概念，但没想到他的计划在1978年大选时竟被参选的“七人帮”（以退出马华的马卓达为首）所拦路，形容民政党是“拆厝党”，弄得林苍祐十分恼火。幸好林苍祐在大选过关而“七人帮”全军覆没，才不至于陷入困境中。不过自此之后，林苍祐的发展计划被迫放慢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改造乔治市分五个阶段的计划仍未全面完成，剩下社尾那一带旧屋残存有碍市容）。
原来与此同时，林苍祐用他的全副精力在峇六拜兴建峇央峇鲁卫星城镇；也在威省的诗布朗再也兴建另一座卫星城镇。
这种大手笔的改天换地的大工程，也把电子业带入峇央峇鲁，把重工业及制造业带入北赖工业区。不仅于此，林苍祐顺势推动了廉价屋的兴建，并鼓励私人大兴土木。于是一个乡村工业化及乡村城市化的二合为一的概念出台了，它成了林苍祐的两把刀，把一个落后与荒凉的槟城变成欣欣向荣的工业城，也为万千人民提供就业机会。
因为林苍祐成功地将槟州经济转型，在80年代的各地超市更如雨后春笋地开设起来，它们成为今日霸市的开路先锋；尤其是1985年槟城大桥通车后，槟岛处于更为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
是林苍祐改变了槟城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我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城市也因为他而脱胎换骨了。脚车相对减少，汽车急速地增加，公路塞车已是等闲之事。
虽然林苍祐在1990年大选后息政，但他留下的扎实与坚固的发展基业是永垂不朽的，称他为槟州现代化之父是实至名归的。如果没有林苍祐就不会有今日的槟城。就槟州人民来说，林苍祐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是我们心目永远的林苍祐。
刊登于2011年2月7日《光华日报》
刊登于2011年2月7日《光华日报》
丁能补选拉开大选序幕 （直挂云帆）
正如早前所料国阵候选人阿查哈保住了巫统的传统区——丁能州议席，而回教党的候选人诺玛拉败下阵来。前者得票6699张，比起2008年的多数票增加了1215张。这就是说，在豪雨中只获得66.7%的选民出来投票（选民总数共计14753名）的结果还是国阵占有利的局面。虽然双方阵营声称若投票率偏高的话，他们将会取得更多的票数，但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丁能补选反映出政局的改变并不大。
在国阵方面，它采取的战略是三管齐下的，对着占47.54%的马来选民（共7014名），巫统是牢牢抓住这些多数住在垦殖区（FELDA）的马来选民，回教党并没有机会深入其中，因而败局已露。再加上12.07%的印裔选民（共1780）也大多数回流或继守在国阵，回教党一样无法在印裔社群取得突破。
剩下来的39.08%的华裔选民（共5766名）就成为回教党或说民联必争的票源所在。虽然国阵和民联在选后对战绩的分析各有解读，但华裔选民较为倾向民联也是预料中事。不过相差的比数也没有一面倒，一般的分析是华人选民55%到60%支持民联，45%或40%支持国阵。
如果说有一半以上的华裔选民倾向民联，那也是不能撼倒国阵的。在这方面，国阵和马华争辩说在4个华人主要的投票区，显示3个国阵占多票，剩下一个拉美士镇中区是民联占绝对的优势，获得95%的选民支持。但只有一区回教党大胜也绝对翻不了盘。因为国阵在马来选区及印裔选区估计取得70%以上的选票。
尽管丁能补选不能当成全国政治气候的温度表，但它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意义却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在国阵方面，虽然它是属于巫统的常胜区，却也不敢掉以轻心，以下的三个绝招是国阵的新的心理战略：其一是巫统卯足全力不放过垦殖区的选票，既承诺改善民生，也宣布未来的发展计划。在这种情形下，要垦殖民人民改变对国阵的支持是不容易的。有鉴于回教党在柔佛的势力有限，它也改变不了什么。
其二是借助兴权会的分裂，将印裔选民拉回国阵已有迹可循（从去年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中证诸有效）；尤其是公正党的印裔国会议员哥巴拉基斯南在投票前夕的退党虽不是大不了的事，但对印裔社群也有一定的冲击，促使印裔选民“赶紧回家”（支持国阵）。
其三是巫统并不反对马华公会采用回教国的课题及女回教徒握手课题在华裔社会炒作；甚至连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也帮腔，要人民否决回教党的回教国。这明显是为取胜而使出一分为二的战略，效果如何，有待考察。
还有重要的举措是新鲜搞出的玩意儿，在补选期间抛出娱乐节目，免费招待当地人民又吃又喝又抽奖。从加腊士补选到丁能补选，果然突显其潜在威力。虽然不标明是政治秀，但这种新招术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不过，这也只能在补选派上用场，在全国大选也就不易全面铺开了。总的来说，在大选中使出这样的奇招是不健康也是扭曲选举的意义，不能一而再地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毕竟政治是国家大事，不是吃喝玩乐。
由于国阵在近年来的几场补选中都有斩获，肯定使到纳吉更积极地布署新大选的日期。在丁能补选进一步说明巫统并未在柔佛州有任何闪失后，国阵很可能在今年5月到9月间来一个闪电大选，以为政局重新洗牌。
至于民联方面，这场补选也不见得它就输到澈底而交白卷，最低限度也让人民看到了某些改变：其一是回教党真心诚意地推出候选人，这是回教党近些年来的大改变。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它是不考虑女性担任候选人的。在308前后，回教党的妇女组也在不断的茁壮成长，足以与青年团形成母体的臂膀。正由于回教党改变了过去的保守观念，承认和重视女性的参政权利，它是应受到鼓励的。诺玛拉的形象已深入民心，她是虽败犹荣，也许她是继尼查（前吡州务大臣）之后，另一位在华社耀眼的来自回教党的政治明星。
其二是华裔已不再对回教党有所恐惧和担心。过去1999年及2004年大选，国阵成员党祭出回教国课题时，真的“吓着”华裔选民，导致行动党及公正党竞选失利。但是来到2008年时，华裔及印裔选民也给回教党大力的支持，终于使到回教党首次走出乡村（东海岸）而进入了大城市。在雪兰莪参与联合执政，在吉打又赢得州执政权，加上原有的吉兰丹州政权，回教党确实在政治风浪中长大和成熟了。当前，它与行动党的合作是前所未有的，只要双方有所退让与妥协，它们在公正党的调和下，双方的合作也应予扩大。
其三显示民主行动党的势力已走进柔佛州，它对马华形成新的威胁。在柔佛人蔡细历领导下的马华，绝对不能丧失柔佛州的阵地，否则马华将找不到一片安定的乐土。如果说马华正准备以柔佛为基地展开大反攻，以期收复失地的话，那么行动党则是转过来，在下一届大选瞄准柔佛州，以和马华作“殊死战”。
我们暂且不要集中研析丁能补选是否是蔡细历弱点的暴露，因为马华也有不同的诠释。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当儿，也只有让大选来见真章。我们不认为蔡细历会因补选成绩华人票没明显回流而辞职；反之他会开始防备柔佛后院起火，也会策谋如何在华人选区来一个绝地大反击。只是在整体来说，马华还得在党内安抚各派系达成共识而一致枪口对外，否则将会因安内不足形成攘外不力的窘境。
无论如何，丁能补选正式拉开了国阵与民联的短兵相接。如果下来又有什么“政治炸弹”或退党或入党的话，我们不必惊讶，因为这告诉我们“战争将从企图瓦解敌人内部开始”。
刊登于2011年2月1日《东方日报》
在国阵方面，它采取的战略是三管齐下的，对着占47.54%的马来选民（共7014名），巫统是牢牢抓住这些多数住在垦殖区（FELDA）的马来选民，回教党并没有机会深入其中，因而败局已露。再加上12.07%的印裔选民（共1780）也大多数回流或继守在国阵，回教党一样无法在印裔社群取得突破。
剩下来的39.08%的华裔选民（共5766名）就成为回教党或说民联必争的票源所在。虽然国阵和民联在选后对战绩的分析各有解读，但华裔选民较为倾向民联也是预料中事。不过相差的比数也没有一面倒，一般的分析是华人选民55%到60%支持民联，45%或40%支持国阵。
如果说有一半以上的华裔选民倾向民联，那也是不能撼倒国阵的。在这方面，国阵和马华争辩说在4个华人主要的投票区，显示3个国阵占多票，剩下一个拉美士镇中区是民联占绝对的优势，获得95%的选民支持。但只有一区回教党大胜也绝对翻不了盘。因为国阵在马来选区及印裔选区估计取得70%以上的选票。
尽管丁能补选不能当成全国政治气候的温度表，但它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意义却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在国阵方面，虽然它是属于巫统的常胜区，却也不敢掉以轻心，以下的三个绝招是国阵的新的心理战略：其一是巫统卯足全力不放过垦殖区的选票，既承诺改善民生，也宣布未来的发展计划。在这种情形下，要垦殖民人民改变对国阵的支持是不容易的。有鉴于回教党在柔佛的势力有限，它也改变不了什么。
其二是借助兴权会的分裂，将印裔选民拉回国阵已有迹可循（从去年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中证诸有效）；尤其是公正党的印裔国会议员哥巴拉基斯南在投票前夕的退党虽不是大不了的事，但对印裔社群也有一定的冲击，促使印裔选民“赶紧回家”（支持国阵）。
其三是巫统并不反对马华公会采用回教国的课题及女回教徒握手课题在华裔社会炒作；甚至连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也帮腔，要人民否决回教党的回教国。这明显是为取胜而使出一分为二的战略，效果如何，有待考察。
还有重要的举措是新鲜搞出的玩意儿，在补选期间抛出娱乐节目，免费招待当地人民又吃又喝又抽奖。从加腊士补选到丁能补选，果然突显其潜在威力。虽然不标明是政治秀，但这种新招术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不过，这也只能在补选派上用场，在全国大选也就不易全面铺开了。总的来说，在大选中使出这样的奇招是不健康也是扭曲选举的意义，不能一而再地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毕竟政治是国家大事，不是吃喝玩乐。
由于国阵在近年来的几场补选中都有斩获，肯定使到纳吉更积极地布署新大选的日期。在丁能补选进一步说明巫统并未在柔佛州有任何闪失后，国阵很可能在今年5月到9月间来一个闪电大选，以为政局重新洗牌。
至于民联方面，这场补选也不见得它就输到澈底而交白卷，最低限度也让人民看到了某些改变：其一是回教党真心诚意地推出候选人，这是回教党近些年来的大改变。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它是不考虑女性担任候选人的。在308前后，回教党的妇女组也在不断的茁壮成长，足以与青年团形成母体的臂膀。正由于回教党改变了过去的保守观念，承认和重视女性的参政权利，它是应受到鼓励的。诺玛拉的形象已深入民心，她是虽败犹荣，也许她是继尼查（前吡州务大臣）之后，另一位在华社耀眼的来自回教党的政治明星。
其二是华裔已不再对回教党有所恐惧和担心。过去1999年及2004年大选，国阵成员党祭出回教国课题时，真的“吓着”华裔选民，导致行动党及公正党竞选失利。但是来到2008年时，华裔及印裔选民也给回教党大力的支持，终于使到回教党首次走出乡村（东海岸）而进入了大城市。在雪兰莪参与联合执政，在吉打又赢得州执政权，加上原有的吉兰丹州政权，回教党确实在政治风浪中长大和成熟了。当前，它与行动党的合作是前所未有的，只要双方有所退让与妥协，它们在公正党的调和下，双方的合作也应予扩大。
其三显示民主行动党的势力已走进柔佛州，它对马华形成新的威胁。在柔佛人蔡细历领导下的马华，绝对不能丧失柔佛州的阵地，否则马华将找不到一片安定的乐土。如果说马华正准备以柔佛为基地展开大反攻，以期收复失地的话，那么行动党则是转过来，在下一届大选瞄准柔佛州，以和马华作“殊死战”。
我们暂且不要集中研析丁能补选是否是蔡细历弱点的暴露，因为马华也有不同的诠释。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当儿，也只有让大选来见真章。我们不认为蔡细历会因补选成绩华人票没明显回流而辞职；反之他会开始防备柔佛后院起火，也会策谋如何在华人选区来一个绝地大反击。只是在整体来说，马华还得在党内安抚各派系达成共识而一致枪口对外，否则将会因安内不足形成攘外不力的窘境。
无论如何，丁能补选正式拉开了国阵与民联的短兵相接。如果下来又有什么“政治炸弹”或退党或入党的话，我们不必惊讶，因为这告诉我们“战争将从企图瓦解敌人内部开始”。
刊登于2011年2月1日《东方日报》
没有林苍祐的新年 （天下纵横）
我忘记了是从那一年开始给林苍祐拜年的。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997年的事，也就是林苍祐退隐政坛7年后的华人新年。
那一年是我的老同事朱炳钦邀约我偕同许平城及李良树到山边园向“老佛爷”拜年。那个时候，林老精神奕奕，上门的宾客不多也不少，他总是爱打开话匣子高谈阔论。不过讲话的内容不再向当政时对政治讲个不停，而是比较喜欢沉湎在过去的点点滴滴。
大概是因为“政治的缘份”，“老佛爷”喜欢向我提及以前的政治故事。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在他退出政坛后，他就绝口不批评政党的事，即使对民政党有何意见，他也不会公开的说。我记得他最后的一次的公开演讲是在2005年9月在依恩奥酒店讲述槟城的过去和未来。这是由槟州政府的智库“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机构”（SERI）所主办的林苍祐讲座会，题目是《提升现有优势：槟城向前迈进》。当天的贵宾包括槟州元首及政要名士，济济一堂。根据其公子林建安事后向友人透露，那一回的演讲，林苍祐足足用了一周的时间亲自撰写讲稿，直到满意为止。
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林苍祐在从政时和息政后“判若两人”。在过去他对政治是滔滔不绝的，但自从1990年竞选失利后，他就真的不再问政，虽然偶尔也与我论及政事。
同一年的3个月后（也就是12月），林苍祐又有新闻上报，因为时任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打破禁忌，让林苍祐“回家”，将其肖像置放在马华总会长的行列中。这在过去是十分敏感的，但到了黄家定时代，他真的“圆了马华的历史”，把林苍祐“请回马华”。
为了这件事，我又再一次的采访“老佛爷”，问问他的感受。他显然有些欣慰马华经多年后承认“史事”，而不再刻意将林苍祐抹去。不过他个人始终未返回马华，倒是其公子林建安在1999年大选后就蝉过别枝，后来落脚在马华。
即便林苍祐未回马华，但马华在2006年的党庆时，又安排党领袖与林苍祐进行一次真诚的访谈。那天我刚好在场，马华的领袖有黄家泉、胡亚桥等人，地点是在贵都酒店。我知道那个访谈录是在马华党庆时播放的，也包括访问仍在世的前总会长。而林苍祐作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也就再次走进马华的殿堂。这对林苍祐来说是有些意外，但不是大件事，毕竟林苍祐已退隐政坛，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在下来的农历新年都是邀约友好向林苍祐拜年。在他精神好的时候，总把我留下来，直到下午时分才肯放人，因为要我听他讲故事。
我记得有一年的华人新年我因故未依约拜年，林苍祐就问朱炳钦为何今年我不来？而他正想向我继续讲故事，我后来得知有些惋惜，但想到反正每年都会去拜年，也就不差这一年了。
由于这个缘故，我接下来每年又与朱炳钦循例拜年，然而遗憾的是，他承诺要向我讲述他在中国完整的故事却没有讲完就走了。
我记得清楚，在去年农历年，我们向他拜年时，他的健康已开始衰退，走路要用拐杖，他说脚力不足。那一年他讲话也不多，更没有留我下来陪他说“三国”，只是讲了一些中国的事。他答应会再继续他的中国故事（他在1944年至1947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年）。真没想到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知悉他身体又告不适，乃与朱炳钦再去探望他。那时他显得精神憔悴，也情不自禁地讲了些感性的话；尤其是对他的老伴吴欣燕有歉意，言下之意是他们相爱一辈子却因个人的身体健康出问题而不能相互关照。
10月杪的时候，林苍祐因中风入院了。当我再次去医院探望他时，他已不省人事，诸多的大人物到访，也无法与他正面交流。直到11月24日，一代政坛硬汉林苍祐终于与我们永远告别了，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算是对一位国家领袖的肯定。
“老佛爷”走了之后，今年的华人农历新年，我们再也无法向林苍祐拜年了。因此我说今年农年寒气迫人，因为我与朱炳钦今年要第一次渡过一个没有林苍祐的新年。以后的每一个华人新年，我们都不再有机会听到林苍祐的笑声了，而他的故事却永远是新鲜的，可以成为从政者的一个典范，毕竟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林苍祐了。
刊登于2011年1月31日《号外周报》第516期
那一年是我的老同事朱炳钦邀约我偕同许平城及李良树到山边园向“老佛爷”拜年。那个时候，林老精神奕奕，上门的宾客不多也不少，他总是爱打开话匣子高谈阔论。不过讲话的内容不再向当政时对政治讲个不停，而是比较喜欢沉湎在过去的点点滴滴。
大概是因为“政治的缘份”，“老佛爷”喜欢向我提及以前的政治故事。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在他退出政坛后，他就绝口不批评政党的事，即使对民政党有何意见，他也不会公开的说。我记得他最后的一次的公开演讲是在2005年9月在依恩奥酒店讲述槟城的过去和未来。这是由槟州政府的智库“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机构”（SERI）所主办的林苍祐讲座会，题目是《提升现有优势：槟城向前迈进》。当天的贵宾包括槟州元首及政要名士，济济一堂。根据其公子林建安事后向友人透露，那一回的演讲，林苍祐足足用了一周的时间亲自撰写讲稿，直到满意为止。
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林苍祐在从政时和息政后“判若两人”。在过去他对政治是滔滔不绝的，但自从1990年竞选失利后，他就真的不再问政，虽然偶尔也与我论及政事。
同一年的3个月后（也就是12月），林苍祐又有新闻上报，因为时任马华总会长的黄家定打破禁忌，让林苍祐“回家”，将其肖像置放在马华总会长的行列中。这在过去是十分敏感的，但到了黄家定时代，他真的“圆了马华的历史”，把林苍祐“请回马华”。
为了这件事，我又再一次的采访“老佛爷”，问问他的感受。他显然有些欣慰马华经多年后承认“史事”，而不再刻意将林苍祐抹去。不过他个人始终未返回马华，倒是其公子林建安在1999年大选后就蝉过别枝，后来落脚在马华。
即便林苍祐未回马华，但马华在2006年的党庆时，又安排党领袖与林苍祐进行一次真诚的访谈。那天我刚好在场，马华的领袖有黄家泉、胡亚桥等人，地点是在贵都酒店。我知道那个访谈录是在马华党庆时播放的，也包括访问仍在世的前总会长。而林苍祐作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也就再次走进马华的殿堂。这对林苍祐来说是有些意外，但不是大件事，毕竟林苍祐已退隐政坛，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在下来的农历新年都是邀约友好向林苍祐拜年。在他精神好的时候，总把我留下来，直到下午时分才肯放人，因为要我听他讲故事。
我记得有一年的华人新年我因故未依约拜年，林苍祐就问朱炳钦为何今年我不来？而他正想向我继续讲故事，我后来得知有些惋惜，但想到反正每年都会去拜年，也就不差这一年了。
由于这个缘故，我接下来每年又与朱炳钦循例拜年，然而遗憾的是，他承诺要向我讲述他在中国完整的故事却没有讲完就走了。
我记得清楚，在去年农历年，我们向他拜年时，他的健康已开始衰退，走路要用拐杖，他说脚力不足。那一年他讲话也不多，更没有留我下来陪他说“三国”，只是讲了一些中国的事。他答应会再继续他的中国故事（他在1944年至1947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年）。真没想到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知悉他身体又告不适，乃与朱炳钦再去探望他。那时他显得精神憔悴，也情不自禁地讲了些感性的话；尤其是对他的老伴吴欣燕有歉意，言下之意是他们相爱一辈子却因个人的身体健康出问题而不能相互关照。
10月杪的时候，林苍祐因中风入院了。当我再次去医院探望他时，他已不省人事，诸多的大人物到访，也无法与他正面交流。直到11月24日，一代政坛硬汉林苍祐终于与我们永远告别了，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算是对一位国家领袖的肯定。
“老佛爷”走了之后，今年的华人农历新年，我们再也无法向林苍祐拜年了。因此我说今年农年寒气迫人，因为我与朱炳钦今年要第一次渡过一个没有林苍祐的新年。以后的每一个华人新年，我们都不再有机会听到林苍祐的笑声了，而他的故事却永远是新鲜的，可以成为从政者的一个典范，毕竟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林苍祐了。
刊登于2011年1月31日《号外周报》第516期
人民币•美元•马币 （跃马扬鞭）
人民币一向以来是与政治走向息息相关的。在解放之初的3年内（1949-1952），因为政治不稳定，物价波动激烈及外汇资金严重缺乏下，人民币兑美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1952年，一美元竟兑换26170元旧人民币的天文数字。
到了1953年政局较为稳定（这一年韩战结束），物价受到控制，国家在正常运作后，得以在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更把一美元折合成2.46人民币。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2年。
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加上国内运动不断，也就不在意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例，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为导向国家，供应内需成为主要的贸易活动。
到了1973年，中国的政治变化也带来经济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破例访问北京，开始解除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人民币也从1973年的一美元兑2.005人民币到1977年的一美元兑1.755人民币。从表面上看来，人民币兑美元在不断的升值中，实际上是不客观地过高估值人民币。这在当时并不对外开放也不与资本主义全面挂钩的中国来说，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及四人帮的被捕，也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1978年邓小平的正式复出和1980年出台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不断斗争的运动后，开始寻找新的路向图。换句话说，邓小平力图将计划经济导向市场经济，更是史无前例地在中国推出“一国两币”的政策。
我在1980年因缘际会首次踏足这个古老大地时，亲自目睹这个国家开始孕育惊天动地的变化。首先我们必须到中国银行兑换“外汇券”，这是中国政府设置的专供外国人使用的“钱币”，但它不等于钞票，而是被划定为“券”。这种外汇券只能在中国特定的地方使用，如餐馆、酒店和国管商店等。当时我们用一元马币兑7角外汇券。这就是说，人民币（外汇券）比马币票面价值大。
在一些年后，当老百姓对“外汇券”有所认识后，他们就追求外汇券。于是用1元2角乃至1元5角的人民币向外宾兑换外汇券。这等于马币1元可以兑换1元的人民币，并可用人民币来付账；而“外汇券”之所以成为抢手货是因为它可以用来购买电视、冰箱等电器，又可兑成外币出国使用或成为商家与外界交易的一种有效媒介。这样一来，人民币等于变相的自我贬值，但这对人民币是无伤大雅的，只要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谁又在意和计较它与外汇券不等值呢？
1995年，在渡过“六四”事件（1989年）的阴影6年后，中国更具信心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抬起头来，它宣布从那一年开始停止使用“外汇券”。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只使用一种流通的人民币。当1997年金融经济风暴袭击亚洲时，港币与美元直接挂钩，以1美元兑7.8港币；而人民币也在调节下与美元的兑换率下降至1美元对8.52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零吉在金融风暴时受到的袭击比人民币受到更大的伤害。在1998年，马来西亚的商家与中国交易概以美元计算，原本是1美元兑2.5元马币，竟然在不受控制的飙升下，商家接收中国来货的银行利率竟是1美元兑4.95马币，简直是马币变相降了100%，弄得商家诚惶诚恐，随时可能破产。
在万不得已下，大马政府将马币与美元锁定在1美元兑3.80马币。这种汇率意味着1元马币可兑2.2元的人民币。然而也因为马币自动退出国际货币浮动市场，当我们在1999年访问中国时，被告知马币被除牌了，不能兑换；人民币则朝向国际化的道路走，形成两个对照。
虽然人民币走向全面的国际化和自由浮动尚有一段长路，但自2005年直到今天的6年内，人民币兑美元也已经升值了约25%，平均每年升值4%，目前是1美元兑6.75元人民币。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施压要人民币再升值，但中国政府担心失控和引发经济灾难，一直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例如胡锦涛访美就强烈地预示和宣示人民币不能被外来的势力所左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美国在换取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条件下，也采取较为宽松的策略，不再咄咄逼人。如果说，在去年中国拥有8677亿美元的债券，可以预期在今年内会有所增持。由此来看人民币还是被当成一种有效的武器，在国际政治大气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人民币与中国政治体制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人民币兑美元若无动于衷或不再调升也是不切实际的。既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强过美国，美元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不可被取代的，那么人民币也好，马币也好，它依然要随美元的波动而起舞的。
刊登于2011年1月31日《南洋商报》
到了1953年政局较为稳定（这一年韩战结束），物价受到控制，国家在正常运作后，得以在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更把一美元折合成2.46人民币。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2年。
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加上国内运动不断，也就不在意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例，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为导向国家，供应内需成为主要的贸易活动。
到了1973年，中国的政治变化也带来经济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破例访问北京，开始解除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人民币也从1973年的一美元兑2.005人民币到1977年的一美元兑1.755人民币。从表面上看来，人民币兑美元在不断的升值中，实际上是不客观地过高估值人民币。这在当时并不对外开放也不与资本主义全面挂钩的中国来说，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及四人帮的被捕，也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1978年邓小平的正式复出和1980年出台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不断斗争的运动后，开始寻找新的路向图。换句话说，邓小平力图将计划经济导向市场经济，更是史无前例地在中国推出“一国两币”的政策。
我在1980年因缘际会首次踏足这个古老大地时，亲自目睹这个国家开始孕育惊天动地的变化。首先我们必须到中国银行兑换“外汇券”，这是中国政府设置的专供外国人使用的“钱币”，但它不等于钞票，而是被划定为“券”。这种外汇券只能在中国特定的地方使用，如餐馆、酒店和国管商店等。当时我们用一元马币兑7角外汇券。这就是说，人民币（外汇券）比马币票面价值大。
在一些年后，当老百姓对“外汇券”有所认识后，他们就追求外汇券。于是用1元2角乃至1元5角的人民币向外宾兑换外汇券。这等于马币1元可以兑换1元的人民币，并可用人民币来付账；而“外汇券”之所以成为抢手货是因为它可以用来购买电视、冰箱等电器，又可兑成外币出国使用或成为商家与外界交易的一种有效媒介。这样一来，人民币等于变相的自我贬值，但这对人民币是无伤大雅的，只要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谁又在意和计较它与外汇券不等值呢？
1995年，在渡过“六四”事件（1989年）的阴影6年后，中国更具信心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抬起头来，它宣布从那一年开始停止使用“外汇券”。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只使用一种流通的人民币。当1997年金融经济风暴袭击亚洲时，港币与美元直接挂钩，以1美元兑7.8港币；而人民币也在调节下与美元的兑换率下降至1美元对8.52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零吉在金融风暴时受到的袭击比人民币受到更大的伤害。在1998年，马来西亚的商家与中国交易概以美元计算，原本是1美元兑2.5元马币，竟然在不受控制的飙升下，商家接收中国来货的银行利率竟是1美元兑4.95马币，简直是马币变相降了100%，弄得商家诚惶诚恐，随时可能破产。
在万不得已下，大马政府将马币与美元锁定在1美元兑3.80马币。这种汇率意味着1元马币可兑2.2元的人民币。然而也因为马币自动退出国际货币浮动市场，当我们在1999年访问中国时，被告知马币被除牌了，不能兑换；人民币则朝向国际化的道路走，形成两个对照。
虽然人民币走向全面的国际化和自由浮动尚有一段长路，但自2005年直到今天的6年内，人民币兑美元也已经升值了约25%，平均每年升值4%，目前是1美元兑6.75元人民币。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施压要人民币再升值，但中国政府担心失控和引发经济灾难，一直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例如胡锦涛访美就强烈地预示和宣示人民币不能被外来的势力所左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美国在换取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条件下，也采取较为宽松的策略，不再咄咄逼人。如果说，在去年中国拥有8677亿美元的债券，可以预期在今年内会有所增持。由此来看人民币还是被当成一种有效的武器，在国际政治大气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人民币与中国政治体制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人民币兑美元若无动于衷或不再调升也是不切实际的。既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强过美国，美元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不可被取代的，那么人民币也好，马币也好，它依然要随美元的波动而起舞的。
刊登于2011年1月31日《南洋商报》
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跃马扬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本月19日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美关系基本上拉近到同一个层面对话，虽然在军事上中国仍然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但在经济及其他方面中国所释放出来的数字也证诸了中国已崛起成为美国以外的世界第二大国，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奇迹。
回顾中美的奇妙关系在鸦片战争（1840年）时它是不起眼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英国扩张主义下的小伙伴而已。3年之后的1884年“望厦条约”的签署，4才使美国享有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但还是配角一名。即使到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攻战天津和北京，美国也还是其中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并与德国的纳粹头子希特勒想征服全世界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美国才警觉插足世界政务的重要性。就这样美国在世界的地位提高了，包括支持国民党与日本开战；间中也就对中共带有偏见和反对的态度，因为中共当时一面倒向苏联的立场而激怒了美国。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就干脆取代所有外来势力而成为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最大拥护者。
美国的这一错误决策也导致它在1949年不得不撤离中国，因为在这一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节节胜利，立国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名著《别了，司徒雷登》，极尽其讽刺美国在华政策的澈底失败，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位中国通）也不得不“搬师回巢”。随后美国发表了白皮书阐述了美国的失误和对中共的仇视。
本来美国在杜鲁门总统时期准备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后来因1950年韩战的爆发，激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朝鲜军并肩作战，与美军及南韩军短兵相接改变了整个形势。因此，当1953年韩战结束双方打成平手后，中国已是错失解放台湾的时机，美国的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标志美国已直接干预亚洲的政治。
从那个时候起，几乎亚洲的亲美国家都成了美国的盟友而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镇。在这围堵的年代，美国还寄望中国国内进行“和平演变”，不再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毛泽东用“反右斗争”（1957年）、“大跃进”（1958年）来反击美国或苏联的修正主义来颠覆红色政权的企图。到后来索性搞起了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
这一场历时10年的“文革”，虽然抵挡了美苏的左右夹攻，但也伤透了中国人民的心和拖累了中国的发展。唯一令人告慰的是尽管中国内部运动不断，但国家却未曾分裂。也因为毛泽东在大革命中稳住阵脚，不再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以致他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文革进入第二阶段），孕育一场惊天动地的外交突破，邀请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逊在1972年访问中国。这一消息的提早传开也让世界预先转动起来；而中国也在1971年重新加入联合国，取代了台湾“中华民国”的位置。
就美国来说是利用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和分裂（从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之后，中苏关系起了质的变化，更开展了思想意识的斗争），让中国形成另一股政治势力来冲击苏联在共产世界的地位是十分化算的。就中国来说，是毛泽东已对不断的革命感到累赘而主张恢复他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
就这样尼克逊照原定计划访华并与他的头号对手毛泽东“握手言和”，两位时代的巨人一瞬间拆除了累积多年的恩怨；美国也开始解冻其封镇政策。尽管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革命思想，但也相信应付美国不是革命而是推动和平外交。由于中美的互动，它让世人相信世界将进入鼎足而立的“三国时代”。
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一网成擒后，中国的政局马上起了巨变，邓小平悄然再次复出，并在1978年掌握实权。紧接着在1979年正月，邓小平访问了美国。他带来的震撼是这一年中美正式建交互换大使（断交30年后的复交）；而邓小平应卡特总统之邀也预先照会美国，中国将在不久后出兵教训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及对中国造成的干扰。一场攻打谅山大战也就在同年的3月上演了。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死守思想的教条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使越南是共产国家也不能怂恿它成为扩张主义的国家。
经此之后，按照中国驻美国前大使李道豫的说法是在里根总统时期（1981-1989）两国关系因台湾问题面对挑战，不过赵紫阳1984年的访问美国，也顶住里根的保守政策的压力。讵料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及苏联变天后，中国面对更严峻的冲击，美国的打压有增无减，两国关系陷入低潮。此时美国采取了搞制裁挺台湾的政策。
1992年克林顿总统上台执政，中美关系有好转迹象；而邓小平也在这一年（即“六四”事件后的第3年）重申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回头路，他也给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有力的支持。当1997年江泽民高格调访美时（国事访问），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篇章。在美国的扶持下，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体系已经国际化，或说已和资本主义接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所以顺利入“世”，虽然在政治体制中国变化仍不大。
接着江泽民期满荣休后，胡锦涛在2003年接位成为国家主席。他在2003年一改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公开宣布要和平崛起。
在这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在今天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军事上也力求上进，终于在2005年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定中国不是和平崛起，而是和平威胁。胡锦涛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旋风在中国上空滚动。西方的国家，包括亲西方的国家再也不为“中国和平崛起”而欢呼也把声量变小，甚至也有反对的声音。最明显地反映在南中国海的三沙群岛的争夺战中，美国竟首次认定它是国际公海，并建议改名为“东南亚海”，越南正在这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也正是越南政治立场转变的另一个明证。另一方面，黄海也因朝鲜起风云变成敏感地带。凡此种种，正等待胡锦涛的访美解套。
果然美国奥巴马总统首次公开表明支持中国和平崛起，而中国也首次表明欢迎美国参与亚太事务。这意味着美国在让步下换取中国也“承认”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所扮演的角色，以共同捍卫区域的和平。只要中美朝和平与友好的方向走，世界是不会引爆战争的。这就是胡锦涛访美带给世界和平的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保障。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友好在21世纪给世界带来一个新的与和谐的希望。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南洋商报》
春的联想 （现代春秋）
按照农历年的计算，再过三天我们就从庚寅年跨入辛卯年，而在生肖上是属于兔年。
在兔是祥和的象征下，我们热切地盼望新的一年给人类带来新希望，虽然农历新年限于华人的节日，也就是庆祝华人的新年，但时至今日，其他的民族也能感受春的暖意而沉浸在欢乐气氛中，不再有什么避忌，反正大红大紫是春天的符号。
但若是在50年前，“春”字是敏感与不能高声颂赞的，因为春天一向来被左翼份子和政团当成“换天”的日子，并不断地鞭策人们如果生活在严寒凄风苦雨中，千万不要气馁，因为“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由于“春”字和春的意境已被政治化，且被标签为左翼统战的专用名词，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春的理解是只可会意不可传言，否则会引来麻烦。
至于我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对“春”字作了特别的注解，也真是不好说，但归根究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的事。那个时候春成为诗人笔下美好的响往，例如中国诗人严阵的《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一诗中这样唱道：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盼你，从没有盼得这般焦愁
最好的种籽已经选出来啦，
我们要把它撒遍地球。”
在60年代，在新加坡崛起的诗人原甸在《一封信》中这样颂赞春的形象：
“远方的朋友
寄来一封信
信封的四角
散着青春的气息
贴着耳朵听
一串朗笑的声音
拆开来一看
一纸的欢喜”
因为春天已被形象化，以致后来凡是与春有关的东西，也都变得不可渲染。例如阳光明媚；太阳下山明早一样爬上来；小鸟唱出了黎明乃至红太阳、红旗、红绸舞都被视为有意或无意的在刻意深化“革命”的语言。
当然中国在1949年解放后，它的所有一切都是与红色有关的。所谓“无红不是左”，也影响到海外的左翼运动挥舞红旗，对春的响往成了新青年追逐的目标。
最明显的在70年代，当中国还沉浸在“文化大革命”时，马来西亚的左翼学运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拔地而起，他们在1973年带头推出了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文娱表演会，获致各界热烈响应，也就是说，成功地用“春”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和斗争的目标。
接着，它们又于1974年筹备更大型的文娱大汇演，又是取名“春雷文艺大汇演”。此时学运不仅深入各个华文中学，也调动诸多校外团体参与其中。因为过于火红，整个演出被查禁了，学生领袖被逮捕了。由此可见，“春”的震撼力非同小可。
然而当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马来西亚左翼文艺退出文坛之后，马来西亚的左翼统战在80年代的气势已告缓和下来。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和泰政府成功在合艾签署和约，政局又为之一变，和平的曙光已在山城出现，从此马来半岛的武装斗争成为历史。再过3年的1992年最后一批砂共也走出森林，整个马来西亚已不存在马共的影子。换句话说，“春”已完成政治使命并退出政治舞台，回到民间传统的习俗，红色代表喜庆；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有在北海出现万盏红灯，在浮罗山背也是一片红灯飘扬。
当红色与政治“切割”后，红色和春天更成为家家户户的好彩头，谁也不觉得它敏感，反而觉得春意盎然，谁也不再认为它有什么不妥。
从这样来看，春和红色也是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的；尤其是进入2011年的辛卯年，我们有更大的理由来迎接一个红彤彤的华人农历新年，因为我们的国家已完全摆脱战争的威胁，因为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民主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不再流血见红，而是通过人民手中的一票来定江山。
这就是我们所响往的民主政治，而较为健康的发展趋势是让两线制在民主运动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家家户户用欢乐拥抱未来：我们不再为“回教国”而烦恼，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和接受宪法的法治，不可自我释宪。我们不再害怕种族主义，因为种族主义经过“513”的40年洗礼后，已不再是一道挥之不去的幽灵，它对爱好和平的人民已没有杀伤力。我们也不再担心宗教的纷争，因为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生存空间，也应该得到尊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迎接春天的当儿，把污染春天的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都统统地边缘化吧！
刊登于2011年1月31日《光华日报》
林苍祐的两大抉择 （直挂云帆）
应邀参加由民政党及宏愿大学联办的《林苍祐追思会》不但别具意义，也是挚诚感人的；尤其是其二公子林建成律师那压轴的感性演讲，更是如数家珍地道出林苍祐的点点滴滴。
我注意到在追思会上有提及两段重要的情节；也因为这两段故事，改变了林苍祐，也改变了槟城的面貌和命运。
其一是为什么民政党在1971年酝酿与联盟组织联合政府？而后又为什么有国阵的成立？
虽然民政元老陈宝华有提及林苍祐当时的解释是：为了槟州人民的利益，民政党是可以“牺牲”的（即意若对人民有好处，而民政参加联盟后因之被选民唾弃也应面对的）。对此许子根的剖释是因为当时槟州面对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大困境，林苍祐选择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是正确的，而后来也证明槟州经济转型成功，被誉为东方的“矽谷”（电子城）。
关于这一点，我有必要阐述那个时候的背景。根据所知，联合政府的概念出自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之议（他在1956-1959年林有福政府时代曾是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当1959年李光耀的行动党上台后，他就回到马来亚参政，且在陈修信当红的年代，攀上第二把交椅。他得到巫统；尤其是敦拉萨的倚重）。
许启谟在1968年时已受马华重托，邀请学者包括黄丽松教授策划成立拉曼学院，以反击华社指斥马华的陈修信形容“独大”的成功犹如铁树开花。
尽管许启谟有此苦心和快马加鞭让拉曼学院即刻开花，但1969年的大选仍然让马华深受打击，只赢得13个国席。最致命的是丢了槟州的执政权，换来林苍祐的登台执政。
就在大选后的第四天，不幸爆发“513”流血冲突事件，一切权力的转移也就发生。换句话说，敦拉萨掌控了实权，国家也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政统治。
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紧急状态仍未解除之际，在许启谟的穿针引线及拉拢下，敦拉萨在东马的砂拉越静悄悄地进行一项重大的布署，争取一向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先来个“君子协定”。在砂州大选后，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当州选在1970年的6月举行时（国家尚未解除紧急状态），一如所料在选后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令政界大为震撼。
也因为这样，马来西亚在同年8月31日起解除戒严令和解政治活动禁令。敦拉萨也在70年9月21日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更在1971年2月2日重开国会民主。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恢复了民主政治，不再施以军管。
另一方面，马华的陈修信借民主恢复大力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获得华团此伏彼起的响应。多少修补了陈修信被损害了的形象。
但在另一方面，身为马华老二的许启谟对华团运动不以为是，且质疑华团成立工委会的动机。就这样华团与许启谟起了“对抗”。不久之后，也就是1971年5月份的时候，华团要自立门户受到马华和政府的反对（包括东姑和陈修信在内），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告一段落。这对陈修信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有一个令陈修信不悦的是与许启谟和林苍祐有关的。它的演进表是这样的：当许启谟在1968年得悉林苍祐要合组民政党时，特地来到槟城“劝请”林苍祐打消此意，可惜已是迟了一步。民政党在1968年3月宣布成立。虽然林苍祐及许启谟从未公布他们会面的内容，但知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许启模与林苍祐有些惺惺相惜。
果然在1971年10月林苍祐敉平了党内的“宫廷政变”（指陈志勤秘书长及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通过槟州的议员谋倒林苍祐，另选陈朴根为首席部长）及夺取党中央控制权后，他已思及重组民政州政府的必要性。因为有4位议员已“背叛”民政党，仅剩12席执政（总数是24席），情势随时有变。因为这样，许启谟的联合政府概念在西马获得肯定和落实。1972年元旦日敦拉萨及林苍祐宣布由即日起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名义上是民政联盟联合政府，实则是民政巫统联合政府，因为马华没有州议席），吡叻和吉兰丹州也相继成立了联合政府。
接着，许启谟又积极推动马华与民政合并，这是1972年5月的时候，陈修信在马华总部约见林苍祐，在场者就有许启谟及陈锦华。当时许启谟打蛇随棍上建议马华可以改名为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也仍用MCA，以换取民政加入，形成一个华人政党。但此议未获得林苍祐热心回应，也未得到陈修信的祝福。虽然许启谟建议陈修信当老大，林苍祐当老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林苍祐原为马华老大，岂可屈就担任老二外，陈林两人的政治心病也是不可能“化敌为友”的）。
不幸的，当许启谟于1972年4月15日突然逝世后，他的整个华基政党合并的计划被搁置了，代之而起的李三春自然不奉行许启谟的团结政府。不过许启谟的联合政府概念最终促成了国阵的成立（1974年正式取代联盟）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是林苍祐入阁的献议。在1970年时不是空穴来风的传言指林苍祐将出任中央内阁部长，而首席部长一职则改由余水清接任；尤其是敦拉萨在9月份拜相后，风声更是热炽。
身为民政党秘书的陈志勤马上否认传言，形容为“子虚乌有”。就党来说，确实不曾讨论过，但私底下，敦拉萨很希望林苍祐来中央当部长。这对林苍祐而言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事，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在1971年的时候，林苍祐做出了决定选择留在槟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打救槟城，它将真的沦为一个“渔港”了。
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当年林苍祐接受敦拉萨的献议入阁，又会怎样呢？
从当日演讲者透露的讯息和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林苍祐是被献议出任中央教育部长。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安排，因为林苍祐曾于1956年与敦拉萨合作草拟敦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深获各界支持，包括林连玉也没有异议。因此起用林苍祐将可减少政府面对的压力。再说以林苍祐的思维，他对教育的理念是国民化的，也是西方化的，有助敦拉萨通过教育塑造一代的新人类。这就是说，虽然教育部长从未让华人担任，但不见得华人就做不好。也因为林苍祐没有接受这一重大的挑战，教育部长一职在那时由砂拉越的阿都拉曼耶谷担任（他在后来成为砂州首席部长，直到1981年转任砂州元首）。
从今日来审视，林苍祐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槟州人民更需要林苍祐来领航和主导，不然前路茫茫。
虽然许多人也对林苍祐出任教育部长有信心，认为他可在教育政策上发挥重大作用，但相比之下，首席部长对州内发展有更大的决策和发言权，这点倒是不必质疑的。
无论如何，林苍祐能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被倚重搞教育，也说明敦拉萨的开通与开明，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的华裔未能在内阁中担任重要的部长职位（陈修信在1974年辞职后，华裔的财政部长就到此为止了）？
刊登于2011年1月27日《东方日报》
我注意到在追思会上有提及两段重要的情节；也因为这两段故事，改变了林苍祐，也改变了槟城的面貌和命运。
其一是为什么民政党在1971年酝酿与联盟组织联合政府？而后又为什么有国阵的成立？
虽然民政元老陈宝华有提及林苍祐当时的解释是：为了槟州人民的利益，民政党是可以“牺牲”的（即意若对人民有好处，而民政参加联盟后因之被选民唾弃也应面对的）。对此许子根的剖释是因为当时槟州面对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大困境，林苍祐选择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是正确的，而后来也证明槟州经济转型成功，被誉为东方的“矽谷”（电子城）。
关于这一点，我有必要阐述那个时候的背景。根据所知，联合政府的概念出自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之议（他在1956-1959年林有福政府时代曾是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当1959年李光耀的行动党上台后，他就回到马来亚参政，且在陈修信当红的年代，攀上第二把交椅。他得到巫统；尤其是敦拉萨的倚重）。
许启谟在1968年时已受马华重托，邀请学者包括黄丽松教授策划成立拉曼学院，以反击华社指斥马华的陈修信形容“独大”的成功犹如铁树开花。
尽管许启谟有此苦心和快马加鞭让拉曼学院即刻开花，但1969年的大选仍然让马华深受打击，只赢得13个国席。最致命的是丢了槟州的执政权，换来林苍祐的登台执政。
就在大选后的第四天，不幸爆发“513”流血冲突事件，一切权力的转移也就发生。换句话说，敦拉萨掌控了实权，国家也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政统治。
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紧急状态仍未解除之际，在许启谟的穿针引线及拉拢下，敦拉萨在东马的砂拉越静悄悄地进行一项重大的布署，争取一向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先来个“君子协定”。在砂州大选后，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当州选在1970年的6月举行时（国家尚未解除紧急状态），一如所料在选后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令政界大为震撼。
也因为这样，马来西亚在同年8月31日起解除戒严令和解政治活动禁令。敦拉萨也在70年9月21日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更在1971年2月2日重开国会民主。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恢复了民主政治，不再施以军管。
另一方面，马华的陈修信借民主恢复大力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获得华团此伏彼起的响应。多少修补了陈修信被损害了的形象。
但在另一方面，身为马华老二的许启谟对华团运动不以为是，且质疑华团成立工委会的动机。就这样华团与许启谟起了“对抗”。不久之后，也就是1971年5月份的时候，华团要自立门户受到马华和政府的反对（包括东姑和陈修信在内），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告一段落。这对陈修信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有一个令陈修信不悦的是与许启谟和林苍祐有关的。它的演进表是这样的：当许启谟在1968年得悉林苍祐要合组民政党时，特地来到槟城“劝请”林苍祐打消此意，可惜已是迟了一步。民政党在1968年3月宣布成立。虽然林苍祐及许启谟从未公布他们会面的内容，但知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许启模与林苍祐有些惺惺相惜。
果然在1971年10月林苍祐敉平了党内的“宫廷政变”（指陈志勤秘书长及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通过槟州的议员谋倒林苍祐，另选陈朴根为首席部长）及夺取党中央控制权后，他已思及重组民政州政府的必要性。因为有4位议员已“背叛”民政党，仅剩12席执政（总数是24席），情势随时有变。因为这样，许启谟的联合政府概念在西马获得肯定和落实。1972年元旦日敦拉萨及林苍祐宣布由即日起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名义上是民政联盟联合政府，实则是民政巫统联合政府，因为马华没有州议席），吡叻和吉兰丹州也相继成立了联合政府。
接着，许启谟又积极推动马华与民政合并，这是1972年5月的时候，陈修信在马华总部约见林苍祐，在场者就有许启谟及陈锦华。当时许启谟打蛇随棍上建议马华可以改名为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也仍用MCA，以换取民政加入，形成一个华人政党。但此议未获得林苍祐热心回应，也未得到陈修信的祝福。虽然许启谟建议陈修信当老大，林苍祐当老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林苍祐原为马华老大，岂可屈就担任老二外，陈林两人的政治心病也是不可能“化敌为友”的）。
不幸的，当许启谟于1972年4月15日突然逝世后，他的整个华基政党合并的计划被搁置了，代之而起的李三春自然不奉行许启谟的团结政府。不过许启谟的联合政府概念最终促成了国阵的成立（1974年正式取代联盟）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是林苍祐入阁的献议。在1970年时不是空穴来风的传言指林苍祐将出任中央内阁部长，而首席部长一职则改由余水清接任；尤其是敦拉萨在9月份拜相后，风声更是热炽。
身为民政党秘书的陈志勤马上否认传言，形容为“子虚乌有”。就党来说，确实不曾讨论过，但私底下，敦拉萨很希望林苍祐来中央当部长。这对林苍祐而言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事，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在1971年的时候，林苍祐做出了决定选择留在槟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打救槟城，它将真的沦为一个“渔港”了。
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当年林苍祐接受敦拉萨的献议入阁，又会怎样呢？
从当日演讲者透露的讯息和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林苍祐是被献议出任中央教育部长。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安排，因为林苍祐曾于1956年与敦拉萨合作草拟敦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深获各界支持，包括林连玉也没有异议。因此起用林苍祐将可减少政府面对的压力。再说以林苍祐的思维，他对教育的理念是国民化的，也是西方化的，有助敦拉萨通过教育塑造一代的新人类。这就是说，虽然教育部长从未让华人担任，但不见得华人就做不好。也因为林苍祐没有接受这一重大的挑战，教育部长一职在那时由砂拉越的阿都拉曼耶谷担任（他在后来成为砂州首席部长，直到1981年转任砂州元首）。
从今日来审视，林苍祐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槟州人民更需要林苍祐来领航和主导，不然前路茫茫。
虽然许多人也对林苍祐出任教育部长有信心，认为他可在教育政策上发挥重大作用，但相比之下，首席部长对州内发展有更大的决策和发言权，这点倒是不必质疑的。
无论如何，林苍祐能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被倚重搞教育，也说明敦拉萨的开通与开明，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的华裔未能在内阁中担任重要的部长职位（陈修信在1974年辞职后，华裔的财政部长就到此为止了）？
刊登于2011年1月27日《东方日报》
26.1.11
“第三势力”向公正党发难？ （直挂云帆）
308政治海啸后，很多人欢呼两线制终于诞生：但也有不少人不看好两线制，认为它迟早会被强势的国阵化解和分散。就在国阵与新崛起的民联进行激烈的你消我长的斗争当儿，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又悄然起了变化，最主要反映在“第三势力”竟不期然的从中涌现。
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势力与过去的政治生态有所不同。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如人民行动党）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第一势力（联盟）及第二势力（社阵）开展尖锐的斗争（尤其是在60年代），那么今天的第三势力就大体上是冲着民联而来，除了扮演削弱两线制的角色外，也准备瓜分或取代反对党的议席。除了表明左翼立场的政党外，大体上它们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一时兴起的政治势力或为反对某人而成立。究竟它们有多大的冲击力？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第三股力量？倒是值得探讨的。
在这方面，最争议性的是在去年杪发生公正党内讧后，导致“政界红人”的再益依布拉欣的退党与另起炉灶，借壳将Akim（人民公正阵线）改名为Kita（有译为安乐党或和谐党）。
再益依布拉欣非等闲人物，曾是巫统强人，又在308后担任阿都拉内阁的部长，负责掌管法律部门。当他在2008年较后辞官抗议内长动用内安令逮捕“三名政界媒体人士”的新闻上报后，顿然成为热门人物。接着他的加盟公正党也荡起了涟漪，咸认壮大了民联的力量；尤其是他在去年四月代表公正党出征乌鲁雪兰莪补选时，更是把他的名声推向高潮。虽然民联倾全力参与补选，但还是失败了。他的落选也影响了他的仕途，不仅在党内失去了前拥后护的队伍，也在党选中面对阿兹敏的攻势似乎未占优势（两人争夺党署理主席）。就这样再益选择退出角逐，接着索性把矛头指向安华。这就是说，再益在短短的两年内，在政海中翻腾，也折腾公正党一时陷入不安状态中。
如今可以预料再益的新党必然会以第三势力出击，并企图通过大选来打击公正党，但他要动摇公正党的根基也是不被评论界看好的。这是因为再益不是安华，他无法取代安华的攻击型的反对党的角色和魅力。
我曾经记得在安华于1998年出事时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曾予马哈迪政权重拳一击后，李光耀曾经揶揄新加坡的反对党领袖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以为他是安华”。
是的，安华的形象与角色是没人可以取代的，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顽强的斗志。即使在最困难时期（2004年大选公正党惨败，安华身系囹圄），也不气馁。也因为这样，安华在2008年再造政治奇迹。
不过这并未给安华带来太大的惊喜，反而是一连串的打压和打击。除了再益的“叛离”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杰菲里吉丁岸也在不久前脱离公正党，另组婆罗洲联合阵线（UBF）。这对安华迈向布城的努力，不能不算是一个挫折。毕竟杰菲里也是沙巴的风云人物，曾与其胞兄拜林吉丁岸合组团结党，而在1985年执政沙巴州。1990年拜林率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后，不仅是拜林噩梦的开始（1994年失掉州政权，2001年重投国阵怀抱），也是其胞弟杰菲里在政坛失意的日子。虽然这些年来他希望主导公正党在东马的政治布局，可惜天不从人愿，他只得从旁杀出另辟途径，形成另类的第三势力。
因此又可以预见杰菲里的新阵线会在沙巴引爆争夺战，即使他不全亲国阵，也绝不会支持民联，反而会派出候选人分散反对党选票，其杀伤力不可小视。
另外两个不属于公正党体系也非民联成员的阵线同样给安华带来困扰。其一是由目前流亡英国，著名部落客的拉惹柏特拉与哈里斯律师所领导的马来西亚公民自由运动（简称MCLM）。虽然一向以来拉惹柏特拉是支持安华的，但这个组织希望能拥有对候选人的甄选权。除非拉惹柏特拉同意不派人搅局或只要求象征式的人选在公正党旗下竞选，不然这股第三势力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谁不敢肯定它不会插上一脚，因为它已宣布有16人自荐成为独立候选人。
其二是由兴权会（Hindraf）的法律顾问乌达雅古乌成立的人权党更宣布将角逐15个国席和38个州席，要民联让路。如果人权党坚持己见，意味着它肯定以第三势力的姿态，和民联争夺席位。
尽管这个人权党与亲国阵的人民力量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从兴权会分裂出来的，而在308之前它们因为以兴权会的名义举行大示威，给予反对党全力的支持，算是促成政治海啸的一股力量。如今它们直接提出令民联难堪与不能接受的要求，肯定会与民联分道扬镳。
再有一股也可被视为第三势力的是社会主义党，它成立于1998年，但延至2009年才正式获准注册。2008年时，这个党有三名候选人用公正党的旗帜竞选，结果两人中选（一国一州）。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事事追随民联。不过如果社会主义党自立门户，自行参加大选与民联争议席，它能否脱颖而出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自从1969年以来，不杯葛大选的人民党除了在那年取胜一个州议席外，在下来的选举都是交白卷的。可见打出自身的旗帜来取胜还真是困难重重。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党还未给民联太大的压力，但不能否定它要打出本身的旗号参选的意愿或增派候选人的要求。若是未能与民联取得共识，则社会主义党又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
同样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虽然不认同赛胡申阿里〔已退任的公正党的署理主席〕率人民党加入公正党，但它的继续后又未见势力有所膨胀，也不会得到民联的祝福。如果它决议参加大选的话，也就只能归纳为第三势力了。
除此之外，不归民联范畴内的还有什么第三势力的政党吗？倒可以列出两个，一个是以槟城为基地的亲国阵的爱国党；另一个是退出国阵又不加盟民联的沙巴进步党。
纵观上述的所谓“第三势力”算来算去泰半是冲向公正党而来的。姑不论这些新成立的政党，其领导人是谁和又有多少现任议员会加盟其中，就整个局势走向来说，第三势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时局上也被认为不恰当。除了它们之间的合作缺乏基础外，也似乎欠缺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大方向。因此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那今次的“第三势力”也同样不容乐观。
刊登于201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势力与过去的政治生态有所不同。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如人民行动党）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第一势力（联盟）及第二势力（社阵）开展尖锐的斗争（尤其是在60年代），那么今天的第三势力就大体上是冲着民联而来，除了扮演削弱两线制的角色外，也准备瓜分或取代反对党的议席。除了表明左翼立场的政党外，大体上它们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一时兴起的政治势力或为反对某人而成立。究竟它们有多大的冲击力？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第三股力量？倒是值得探讨的。
在这方面，最争议性的是在去年杪发生公正党内讧后，导致“政界红人”的再益依布拉欣的退党与另起炉灶，借壳将Akim（人民公正阵线）改名为Kita（有译为安乐党或和谐党）。
再益依布拉欣非等闲人物，曾是巫统强人，又在308后担任阿都拉内阁的部长，负责掌管法律部门。当他在2008年较后辞官抗议内长动用内安令逮捕“三名政界媒体人士”的新闻上报后，顿然成为热门人物。接着他的加盟公正党也荡起了涟漪，咸认壮大了民联的力量；尤其是他在去年四月代表公正党出征乌鲁雪兰莪补选时，更是把他的名声推向高潮。虽然民联倾全力参与补选，但还是失败了。他的落选也影响了他的仕途，不仅在党内失去了前拥后护的队伍，也在党选中面对阿兹敏的攻势似乎未占优势（两人争夺党署理主席）。就这样再益选择退出角逐，接着索性把矛头指向安华。这就是说，再益在短短的两年内，在政海中翻腾，也折腾公正党一时陷入不安状态中。
如今可以预料再益的新党必然会以第三势力出击，并企图通过大选来打击公正党，但他要动摇公正党的根基也是不被评论界看好的。这是因为再益不是安华，他无法取代安华的攻击型的反对党的角色和魅力。
我曾经记得在安华于1998年出事时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曾予马哈迪政权重拳一击后，李光耀曾经揶揄新加坡的反对党领袖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以为他是安华”。
是的，安华的形象与角色是没人可以取代的，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顽强的斗志。即使在最困难时期（2004年大选公正党惨败，安华身系囹圄），也不气馁。也因为这样，安华在2008年再造政治奇迹。
不过这并未给安华带来太大的惊喜，反而是一连串的打压和打击。除了再益的“叛离”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杰菲里吉丁岸也在不久前脱离公正党，另组婆罗洲联合阵线（UBF）。这对安华迈向布城的努力，不能不算是一个挫折。毕竟杰菲里也是沙巴的风云人物，曾与其胞兄拜林吉丁岸合组团结党，而在1985年执政沙巴州。1990年拜林率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后，不仅是拜林噩梦的开始（1994年失掉州政权，2001年重投国阵怀抱），也是其胞弟杰菲里在政坛失意的日子。虽然这些年来他希望主导公正党在东马的政治布局，可惜天不从人愿，他只得从旁杀出另辟途径，形成另类的第三势力。
因此又可以预见杰菲里的新阵线会在沙巴引爆争夺战，即使他不全亲国阵，也绝不会支持民联，反而会派出候选人分散反对党选票，其杀伤力不可小视。
另外两个不属于公正党体系也非民联成员的阵线同样给安华带来困扰。其一是由目前流亡英国，著名部落客的拉惹柏特拉与哈里斯律师所领导的马来西亚公民自由运动（简称MCLM）。虽然一向以来拉惹柏特拉是支持安华的，但这个组织希望能拥有对候选人的甄选权。除非拉惹柏特拉同意不派人搅局或只要求象征式的人选在公正党旗下竞选，不然这股第三势力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谁不敢肯定它不会插上一脚，因为它已宣布有16人自荐成为独立候选人。
其二是由兴权会（Hindraf）的法律顾问乌达雅古乌成立的人权党更宣布将角逐15个国席和38个州席，要民联让路。如果人权党坚持己见，意味着它肯定以第三势力的姿态，和民联争夺席位。
尽管这个人权党与亲国阵的人民力量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从兴权会分裂出来的，而在308之前它们因为以兴权会的名义举行大示威，给予反对党全力的支持，算是促成政治海啸的一股力量。如今它们直接提出令民联难堪与不能接受的要求，肯定会与民联分道扬镳。
再有一股也可被视为第三势力的是社会主义党，它成立于1998年，但延至2009年才正式获准注册。2008年时，这个党有三名候选人用公正党的旗帜竞选，结果两人中选（一国一州）。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事事追随民联。不过如果社会主义党自立门户，自行参加大选与民联争议席，它能否脱颖而出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自从1969年以来，不杯葛大选的人民党除了在那年取胜一个州议席外，在下来的选举都是交白卷的。可见打出自身的旗帜来取胜还真是困难重重。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党还未给民联太大的压力，但不能否定它要打出本身的旗号参选的意愿或增派候选人的要求。若是未能与民联取得共识，则社会主义党又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
同样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虽然不认同赛胡申阿里〔已退任的公正党的署理主席〕率人民党加入公正党，但它的继续后又未见势力有所膨胀，也不会得到民联的祝福。如果它决议参加大选的话，也就只能归纳为第三势力了。
除此之外，不归民联范畴内的还有什么第三势力的政党吗？倒可以列出两个，一个是以槟城为基地的亲国阵的爱国党；另一个是退出国阵又不加盟民联的沙巴进步党。
纵观上述的所谓“第三势力”算来算去泰半是冲向公正党而来的。姑不论这些新成立的政党，其领导人是谁和又有多少现任议员会加盟其中，就整个局势走向来说，第三势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时局上也被认为不恰当。除了它们之间的合作缺乏基础外，也似乎欠缺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大方向。因此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那今次的“第三势力”也同样不容乐观。
刊登于201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新年感言：这一代和上一代 （天下纵横）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而我们华人过完元旦新年（一般上基督教徒庆圣诞节之后的一个大节日）后，又忙于迎接华人的农历新年，这在中国习惯称为春节。
其实春节也好，农年也好，它毕竟是华人的大节日，不但要大事庆祝一番，而且一连庆祝十五天，直到元宵节才宣布“华人新年”结束了。
虽然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华人要有这么长的新年，但过去的春节和今日的春节却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就我来说，上世纪的新年和21世纪的新年几乎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姑且举出几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犹记得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身为报人的我们总爱在新年时写“应景”文章，每逢到了春节之前，喜欢涂鸦写下这样的句子：“急景残年，腊鼓频催”、“春的脚步声又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看到了大地回春，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迎来了春节”。于是有所谓“飞雪迎春到”的意境之描述。还有那老掉门牙的陈腔滥调：“年年难过年年过”等等。
可是在今天回想起来又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的大热天，在哪里看雪？又如何感受腊鼓频催的气象？
说真的，生长在南洋的我们也不知什么是冬天，什么是下雪？顶多不过是从银幕看过下雪的场景，从文字想象下雪的描述。而我们在那个年代，却爱想象我们是在风雪中迎新年的。直到我在80年代走访中国并真正地享受下雪的情景后，我才领悟到原来过去写的文章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既不真实也没有让人感动，只是一个报人的“梦语”。
也因为时代的大转变，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类的文字了，虽然同样写新年，但那些字眼早就被“雪藏”而不再时兴，因为我们在千禧年后，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已不再是“一手执笔，眼望天空”的空想文人了，更不需要学前辈的“人云亦云”了。
再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电话是固定的，不会走动，打电话到外国是昂贵的。因此十分流行写书信，通过邮票把人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在书信和电话中建立他们的友情乃至爱情的。在那时，生活是简朴的，工作是吃重的，收入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面貌倒是充实的。
然而转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科技的提升确实带来了一个讯息革命的年代，比起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让人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条件的迅速改善，比如电话从固定到手机，竟可以移动。最初的时候，所谓的手机是十分粗重的，被称为“大哥大”，而且价格算万元。当时一机在手的人不多，有身价的象征。
来到今天，手机千变万化，越小越精灵，功能也越多；甚至与电脑形成相辅相行的工具。由于手机电脑一按即通，我们过去的“书信时代”、“情信时代”已统统不管用了。要么通过手机一则短训来表达心意；要么通过电脑把长长的信或文章马上送给对方。
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前爱写信，爱在家里或办公室等电话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换来的是你在24小时之内都可随心所欲地打手机，玩电脑，人与人之间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与真诚，因为科技教会人动歪脑筋，让一些不明究里的人掉进网络世界而被骗财骗色。
从今天的时代回顾过去的时代，我们简直是生活在“南辕北辙”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告诉年轻的一代，你的父亲和祖父是从旧世界辗转过来的，也许你会难于置信为什么有这么“笨”的人，有手机和电脑不用，还写什么“家书”和“情信”，真是老土。
对了我们就是这么“老土”过来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号外周报》第515期
其实春节也好，农年也好，它毕竟是华人的大节日，不但要大事庆祝一番，而且一连庆祝十五天，直到元宵节才宣布“华人新年”结束了。
虽然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华人要有这么长的新年，但过去的春节和今日的春节却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就我来说，上世纪的新年和21世纪的新年几乎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姑且举出几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犹记得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身为报人的我们总爱在新年时写“应景”文章，每逢到了春节之前，喜欢涂鸦写下这样的句子：“急景残年，腊鼓频催”、“春的脚步声又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看到了大地回春，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迎来了春节”。于是有所谓“飞雪迎春到”的意境之描述。还有那老掉门牙的陈腔滥调：“年年难过年年过”等等。
可是在今天回想起来又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的大热天，在哪里看雪？又如何感受腊鼓频催的气象？
说真的，生长在南洋的我们也不知什么是冬天，什么是下雪？顶多不过是从银幕看过下雪的场景，从文字想象下雪的描述。而我们在那个年代，却爱想象我们是在风雪中迎新年的。直到我在80年代走访中国并真正地享受下雪的情景后，我才领悟到原来过去写的文章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既不真实也没有让人感动，只是一个报人的“梦语”。
也因为时代的大转变，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类的文字了，虽然同样写新年，但那些字眼早就被“雪藏”而不再时兴，因为我们在千禧年后，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已不再是“一手执笔，眼望天空”的空想文人了，更不需要学前辈的“人云亦云”了。
再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电话是固定的，不会走动，打电话到外国是昂贵的。因此十分流行写书信，通过邮票把人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在书信和电话中建立他们的友情乃至爱情的。在那时，生活是简朴的，工作是吃重的，收入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面貌倒是充实的。
然而转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科技的提升确实带来了一个讯息革命的年代，比起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让人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条件的迅速改善，比如电话从固定到手机，竟可以移动。最初的时候，所谓的手机是十分粗重的，被称为“大哥大”，而且价格算万元。当时一机在手的人不多，有身价的象征。
来到今天，手机千变万化，越小越精灵，功能也越多；甚至与电脑形成相辅相行的工具。由于手机电脑一按即通，我们过去的“书信时代”、“情信时代”已统统不管用了。要么通过手机一则短训来表达心意；要么通过电脑把长长的信或文章马上送给对方。
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前爱写信，爱在家里或办公室等电话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换来的是你在24小时之内都可随心所欲地打手机，玩电脑，人与人之间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与真诚，因为科技教会人动歪脑筋，让一些不明究里的人掉进网络世界而被骗财骗色。
从今天的时代回顾过去的时代，我们简直是生活在“南辕北辙”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告诉年轻的一代，你的父亲和祖父是从旧世界辗转过来的，也许你会难于置信为什么有这么“笨”的人，有手机和电脑不用，还写什么“家书”和“情信”，真是老土。
对了我们就是这么“老土”过来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号外周报》第515期
林冠英的丰收年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近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批准的制造业的投资总额高达471亿元，较2009年的总投资额326亿元增长了45%，而成绩最标青的首推槟城州，它在2010年取得历来最高的投资额，达到122亿元，较之2009年的21亿元高出五倍。换句话说，槟州突破性的投资额是十分令人称羡的，若与其他州相比，槟州则是从2009年的第四位跃升至第一位，难怪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闻讯，与其同僚竖起拇指叫好！
这个数目也挺令人感到意外和欣慰的，因为根据联邦工业发展局（MIDA）的分析显示，在去年的外来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增加，达到29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61%（总投资额471亿元）。单单槟州的外来投资就占了104亿元。由此可见，外资还是眷恋槟城的良好投资环境，不因归反对党执政而却步（虽然这之中新投资是28亿元，原有工业再投资是93亿元，但不论新旧投资者，外资共占了80%，剩下的17亿元是国内投资）。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林冠英所说的是槟州160万人民努力的成果，因此他劝请人才留下来共谋槟州的发展。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回顾槟城自1969年来的变化和进步：
（一） 在1969年大选前，在王保尼当政下，槟岛自由港地位已一落千丈，在转口贸易面对冲击下，失业率高达16.5%。当时较像样的工厂只有15间，提供2407个就业机会。因为人民的积怨与失望，一举推翻联盟执政，改由民政党上台，它启开林苍祐的年代。
（二） 1971年，林苍祐说我们的第一个计划是把电子工厂带进槟城，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工。虽然在某些人看来是剥削，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首要任务是提供工作给人民，然后才能采取另一个步骤来调整他们的收入，使之趋向合理。
林苍祐的“先工作后改善”的理论终于刺激了外来的投资。在1973年时，具规模工厂增至73间。
到了1980年，工厂数目达到132间，提供5万个就业机会。
（三） 这就是说，林苍祐在1980年时，已在10年内把槟州的经济翻了很多倍。他说，80年代工业发展策略是提升技艺和生产力，高技术的工业将受到鼓励。这显示槟州不再强调劳工密集工业，而是准备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林苍祐形容为“从电子厂过渡到工业发展”，希望槟城在不断提升下开创另一个新局面。
（四） 配合工业发展，林苍祐在峇央峇鲁及诗布朗再也开辟两个卫星市，万千房屋拔地而起，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有助于推动“居者有其屋”政策。
（五） 1990年林苍祐退隐政坛时，他已经把整个槟州脱胎换骨，并扎下深厚的根基。这一年槟州的工业数目突破5百间，制造11万5千个就业机会。
从1969年的可怜15间工厂到1990年的500间工厂，证诸了林苍祐用20年的时间和心血打造一个全新和活力的槟城。因此他后来被誉为“槟州发展之父”及“槟州现代化之父”是当之无愧的。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把陈修信眼中的渔港变成一座工业化的城市，享有东方矽谷的美誉。
（六） 在林苍祐之后槟州进入了许子根年代。虽然他们两人有太多的不同点，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来自民政党，且是国阵掌权时代的首席部长。
许子根基本上是萧规曹林苍祐留下来的政治经济资产，因而得以顺利对槟州经济结构进行转型，使之与更高科技接轨。换句话说，来到许子根的时代，已不兴劳工密集工业，而此类的工业也被鼓励转向内陆其他州，如吉打及吡叻等。
正因为这样，许子根政府不但使槟州的州内的生产总值维持在10%的水平，直到1997年因亚洲金融风暴后才降至8%，而且也使制造业及建筑业成为州内生产总值的主力（占超过50%）。
在2002年时，槟城的电子业仍然是一枝独秀的：马来西亚这一年的电子产品出口达到马币2300亿元，其中65.3%的产品或零件是来自槟城供应的。不过由于中国、越南及印尼等国已将劳工密集工业转移过去，甚至也以优渥的条件吸引外资，遂使槟城陷入了一个不明朗的局面，经济学家称之为“空洞效应”（Hollowing – Out effect），即意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它们的电子电器制造基地搬到中国等地，而如果槟城没有其他行业取代的话，将会使经济的转型面对巨大的压力。这就是说，下来的日子槟城可能需要依赖旅游业来增加收入，即提高服务业在州内生产总值的巴仙率。这就是为什么槟城自那时起，十分在意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不过，在这一年槟州工厂数目已增至731间，提供就业十五万人。
（七） 与此同时，许子根也在2003年成立槟州软件集团就是要集合16间具有实力的电脑软件公司的人力和财力，把峇六拜工业区打造成第二个多媒体超级走廊（MSC），享有与吉隆坡同等的地位。后来林冠英成立的槟州科学理事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槟州政府也转向生物科技的发展，包括充分利用槟城列为联合国承认的世界渔业中心的优势以推动研发各种渔业及水产生物资源。
虽然槟州政府力使软件革命成功，并让世界激赏槟城人才的高智慧成果，但因为许子根任期内没有出现如同林苍祐的两大精心杰作——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也就被人认为没有代表作，对槟城建树不大。
不过持平而言，许子根的18年当政，也确实捍卫和发展了林苍祐的宏才大略，包括经济转型；尤其是在软件革命方面，成功地使槟城在电子业立于不败的地位。
（八） 虽然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努力发展槟州，但无可否认它面对的阻力有不少是人为的，更多的是政治的，这使到许子根在应对转变的时局中难免受到制肘的困扰。比如在2006年被公然指责“边缘化马来人”就是政治炒作而未具事实依据的活生生例子。这也惹怒了华裔选民，在2008年一场308的政治海啸也就把民政和马华连根拔起，这可以归咎为国阵政治策略与政治操弄在成员党内的不协调和自以为是的弄巧反拙劣果。不过整体而言，国阵留下的槟州经济实体，则是十分稳固与扎实的。
（九） 林冠英就是在这样变化多端和吊诡的年代异军突起，他成了槟城的第四代岛主。他的政治手段和战略与国阵的政治手腕截然不同。三年的任期内，他也有多项独特的施政，包括常年拨巨款予独中、国民学校、宗教学校及国民型学校、分配乐龄基金等等，而且也经常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与国阵政府抬杠。这在过去是不曾见的。
（十） 十分巧合的，就在民联于2008年上台执政后，前朝政府辛苦经营12年的力争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终于在同年7月化梦成真，无疑给新政府有力的鼓舞。今天槟州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人次接近600万人次，与过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抑有进者，在艰苦守住槟州政权的当儿，民联政府又额外地获得外资的青睐，这对林冠英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这一切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因有前人的耕耘和努力，才有今日的收成。
因此如果不意气用事和展开政治角力的话，前朝也好，现朝也好，它们都扮演了捍卫槟州人民利益的角色。就此而言，林冠英珍惜得之不易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光华日报》
18.1.11
评马华的“高调问政”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去年重选过后，新的领导层提出了“高调问政”的口号，意思是说，过去马华所作所为，多数通过协商，不为外人所知，以为马华没有做什么。如今经过308政治海啸的教训后，马华决一改常意，对政治要“高调问政”，不再“忍辱负重”。这样人民就不会误解马华无所为也不敢有所为，从而重新赢取人民的信任。
于是马华最近以来举办的政治讲座也就集中提出一个主题：“高调问政，能获民心吗？”
我在本月十日应邀在吉隆坡参与一场由马华主办的政治讲座会就是要我针对这个题目表达我的看法和评论。
首先我对马华这个题目是有些消化不来的。因为马华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属于执政党一员。在舆论和宣传上占尽优势，敲锣打鼓是等闲之事，怎么会低调论政呢？既然不曾低调，又何来高调问政呢？
后来又经过细想，原来马华认为在后期或说在林良实时代（1986-2003）；尤其是在黄家定时代（2003-2008），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公开，往往只以“协商”、“闭门私谈”一语带过，终于造成人民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华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也就有了第二次马华被选民“严惩”的事件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过后3天便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因为这样马华新领导层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悟出高调论政”的老调新词。
但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样的说词既不是一个理念（至少一个马来西亚还可以被归纳为一种理念），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反守为攻的战略，而是更像一个口号。因为单只高调而没有指定高调的实质内容，它很容易走调或流入形式主义的斗争。举例来说，所有的华教课题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要解决华教问题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如何适当与巧妙地利用政治优势来化解存在的敏感与所谓“不符国家教育原理”的政治僵局。
由此来看，马华今日的任务是针对大课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昔日的教训，敢于表达民意。这就是说，马华要重获民心，不是高调问政这么简单的一码事？也不是靠呐喊或向反对党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完成任务，而是取决于下列三点：
（一） 马华是否能够改变它在国阵中的屈从地位（在国阵内争取到较平等的地位）？
（二） 马华是否能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减少党内各怀心思的抽后脚的暗流汹涌（让党内派系和平共处，不诉诸一面倒的排挤手段）？
（三） 它是否能在国阵内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这对马华形象和的重塑威信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马华在大选中的重挫主要是它在国阵内扮演了不成功或说失败的角色，它当然不能靠高调问政扳回颓势，而是要有像李三春这样的人让马华复活起来。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1974-1983）是马华较为活力和有气魄的年代。例如在1974年，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计划是完成马华大厦的兴建和扩充拉曼学院，使学生从2000名激增至那时的7000名，刷新了马华自“513”以来的低沉形象。
接着他又于1982年敢敢提名芙蓉国席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打一场“政治生死战”，不仅让对手大感意外，也让马华在槟城抬起头来（这一年的大选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角逐，平分秋色）。这在马华历史上也只有李三春敢于承担和勇于面对挑战，结果这一年的选举，马华扳回面子，赢得24个国席（1978年只赢得17个国席），究其因是领袖的勇气和正确战略使然。
不容否认的，在李三春当政的年代是马华最困难的时代，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不会让李三春“高枕无忧”，反之是马华不时面对挑战与挫折。最明显莫过于独大官司案的失败，使马华备受压力。而李三春也在“完成使命”（打败曾敏兴，不容火箭小视马华领袖不敢在华人区面对选民）急流勇退。自此之后，马华就不再出现像李三春这样义无反顾的领袖（这里不讨论李三春的政策和争议性的角色）。因此，我在当晚演讲时说，马华公会需要的是涌现拥有李三春精神的领袖，以带领马华走出困境，单单高调问政还是不够的。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
于是马华最近以来举办的政治讲座也就集中提出一个主题：“高调问政，能获民心吗？”
我在本月十日应邀在吉隆坡参与一场由马华主办的政治讲座会就是要我针对这个题目表达我的看法和评论。
首先我对马华这个题目是有些消化不来的。因为马华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属于执政党一员。在舆论和宣传上占尽优势，敲锣打鼓是等闲之事，怎么会低调论政呢？既然不曾低调，又何来高调问政呢？
后来又经过细想，原来马华认为在后期或说在林良实时代（1986-2003）；尤其是在黄家定时代（2003-2008），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公开，往往只以“协商”、“闭门私谈”一语带过，终于造成人民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华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也就有了第二次马华被选民“严惩”的事件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过后3天便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因为这样马华新领导层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悟出高调论政”的老调新词。
但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样的说词既不是一个理念（至少一个马来西亚还可以被归纳为一种理念），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反守为攻的战略，而是更像一个口号。因为单只高调而没有指定高调的实质内容，它很容易走调或流入形式主义的斗争。举例来说，所有的华教课题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要解决华教问题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如何适当与巧妙地利用政治优势来化解存在的敏感与所谓“不符国家教育原理”的政治僵局。
由此来看，马华今日的任务是针对大课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昔日的教训，敢于表达民意。这就是说，马华要重获民心，不是高调问政这么简单的一码事？也不是靠呐喊或向反对党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完成任务，而是取决于下列三点：
（一） 马华是否能够改变它在国阵中的屈从地位（在国阵内争取到较平等的地位）？
（二） 马华是否能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减少党内各怀心思的抽后脚的暗流汹涌（让党内派系和平共处，不诉诸一面倒的排挤手段）？
（三） 它是否能在国阵内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这对马华形象和的重塑威信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马华在大选中的重挫主要是它在国阵内扮演了不成功或说失败的角色，它当然不能靠高调问政扳回颓势，而是要有像李三春这样的人让马华复活起来。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1974-1983）是马华较为活力和有气魄的年代。例如在1974年，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计划是完成马华大厦的兴建和扩充拉曼学院，使学生从2000名激增至那时的7000名，刷新了马华自“513”以来的低沉形象。
接着他又于1982年敢敢提名芙蓉国席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打一场“政治生死战”，不仅让对手大感意外，也让马华在槟城抬起头来（这一年的大选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角逐，平分秋色）。这在马华历史上也只有李三春敢于承担和勇于面对挑战，结果这一年的选举，马华扳回面子，赢得24个国席（1978年只赢得17个国席），究其因是领袖的勇气和正确战略使然。
不容否认的，在李三春当政的年代是马华最困难的时代，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不会让李三春“高枕无忧”，反之是马华不时面对挑战与挫折。最明显莫过于独大官司案的失败，使马华备受压力。而李三春也在“完成使命”（打败曾敏兴，不容火箭小视马华领袖不敢在华人区面对选民）急流勇退。自此之后，马华就不再出现像李三春这样义无反顾的领袖（这里不讨论李三春的政策和争议性的角色）。因此，我在当晚演讲时说，马华公会需要的是涌现拥有李三春精神的领袖，以带领马华走出困境，单单高调问政还是不够的。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
一个展览•两个遗憾—评槟岛市政局历史图片展 （现代春秋）
槟岛市政局于今年元旦日推出一个别开生面的史料展览会引起我的关注。我从报上看到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有来主持这项仪式，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注意到这个展览会漏掉两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不仅是美中不足，也是殊令人遗憾的。
我是在本月四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到市议会（旧关仔角）进行参观，目的是想通过图片及文字来演绎槟城的历史。
虽然这个展览会已在本月十五日结束，但它在元旦日推出历史集锦倒是有两层意义。其一是纪念乔治市市议会于1957年元旦日升格为市和成立一百周年；其二是借助入遗之后让外国游客参观和了解槟城历史。可惜到来参观的外国游客不多，不知是否宣传不足，还是展出的资料不够丰富和不够吸引？
就我来说，槟岛市议会的图片展览会算是不错的，至少它简要地列出槟州的历史，让我们对它的过去有一个轮廓的认识。但整体来说，它不算是成功的，因为它的格局太小，而且展出的内容也不齐全，似乎偏重在殖民地时代的介绍，而独立后的转变和改变则从略。
还有它不能够让人感受到独立前后的变化，且不够严谨地推出某些历史图片，不能算是精心的杰作。我正在纳闷，槟岛市议会有24名市议员，而且又受州政府监督，怎么就不能组成一批专业人士制作具有历史意义和有时代感的展览会呢？这有些令人费解，尤其是乔治市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区，更应重视历史的体现。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展览会分成两个单元来进行评述。
第一个部份是展出槟州政治历史。从1786年莱特登陆槟榔屿开始，英国人就对掌管人的名称进行数次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是有时代背景的。首先被称为总监督，后来改成总督；再后来因为槟城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的其中一州，所以槟城的总督又改名为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or）。这意味着有一个大总督在统管海峡殖民地，下属的三个州就降一级成为参政司了。1942年日本侵占槟城后，又改称总督。直到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英国又改称回参政司，但英文称呼则从Resident Councilor改成Resident Commissioner。
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槟城也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在槟州宪法的规定下，参政司不见了，槟州又改称为Governor（州长），后来改为Yang di-Pertua Negeri，即州元首，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没有错，也是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展览会中没有提及民选首席部长，这使到展览会出现了缺陷。因为首席部长是一州的政治行政长官，负责规划整个州的发展，因此应该补上首席部长的肖像或遗像，以使历史更为完整。
具有反讽的是，刚在去年杪逝世的林苍祐被形容为槟州发展之父，槟州现代化之父，怎么连一张照片和介绍文也没有？他的职权如同英国时代的参政司。既然英国的主管人一个也不漏，为何漏了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和林冠英呢？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史实，这是不能抹掉的。没有首席部长的承先启后，又怎会有今天的继往开来？因此任何的史料都应该把首席部长放在重要的位置，正如我国的建国史都把历任首相排在第一位。不知道林冠英在参观当日的展览会后有何感想？不然林冠英一直对林苍祐歌功颂德，又为林苍祐命名又立名也真是功德做不完，却让官方的历史给遗忘了，真是不知该如何诠释？
第二个单元的展览是专门介绍乔治市的变化，它讲述了乔治市市议会的形成，而又在1957年元旦日正式升格为市，成为全马第一个具有城市地位的市议会。这也确实是槟城人民的骄傲。
在这方面，展览会略过不提1957年元旦日的庆典发生的乐极生悲的种族冲突事件或许可以理解，但作为史实的呈现，这一段也应该有所陈述，因为那一年也是庆祝乔治市市议会百周年。
所谓升格为市的重大特征和意义是自此乔治市市议会有较大的行政权，而且必须从民选市议员中选出市长。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和不能够接受的安排是：展览会内置放每一个被委任的市议会主席的大张肖像，从1976年的杜亚峇到今日的市政局主席，偏偏又漏掉民选市长的肖像和遗像，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于一个极力推动第三张票和力求恢复市议会民选制的行动党政府来说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展览，难道民选市长不重要，委任市主席才重要？不然的话，又是有人具有政治偏见，故意漏掉社阵时代的市长？
其实，民选市长屈指算来也不过4名之数，他们是吴源和（律师）（联盟）、萳马纳旦（社阵）、黄添寿（社阵）及崔耀才（社阵）。如果要体现民主和民选的重要性，他们四个人应在市议会的历史上荣登榜首，因为是他们成为民主的象征和火炬。这不正是当下州政府所积极推动的吗？
此外，从展览会中有一个重要的史实是不得不提的：1957年元旦（1月1日），乔治市的人口共有21万名，可是经过独立以后的40年，乔治市人口竟是有减无增，例如1970年增长至26万名，到了1980年降至23万名，而在1991年又降至21万名。来到千禧年只剩18万名。由此可见，在槟州郊外大力发展下，人口分散居住，乔治市的人口也就减少了。
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乔治市如何力争成为国际大都市，确实需要专门机构和部门来提升，毕竟槟岛市政局管的是整个岛，还需要回到乔治市的本位来制订大都市的大蓝图。
当然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乔治市不能不提它曾是马来西亚民主的摇篮；也是第一个诞生市长的城市（1957年1月2日）。因此它具备历史和实质的条件跻身成为国际历史名城。
最后顺带一笔的是，在我参观完市政局展览会后，刚巧接到黄伟益的电话问些事情，我顺便向他提出由州政府监管下的槟岛市政局的展览会出现两大偏差和缺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首席部长传达？我希望林冠英正视这个问题，能及时纠正，让史事说话。
槟城开埠人莱特的肖像及其介绍。
独立至今槟州四位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及林冠英。
作者率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摄制队伍参观展览会时在讲解日本统治槟城时期的片断。
槟城开埠人莱特的肖像及其介绍。
独立至今槟州四位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及林冠英。
这是社阵执政下的三位民选乔治市市长，左起：萳马纳旦、黄添寿及崔耀才。
（这两组领导人的照片未在展览会中出现）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光华日报》
回顾第三势力的消长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政治第三势力的探讨是蛮有趣和具有反思的意义。
首先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存在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右翼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个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此时夹在中间的是回教党，但这个党因领导人（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民族领袖）的倾向，选择与社阵暗中合作,勉强算得上走中间偏左政策。
在那个时代，除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一个马共组织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已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因为它的左翼立场十分显明，在政策和课题上也不时与左翼政党“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当时的左翼政团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经常被称为统战（统一战线）。
这一左一右的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达到高潮，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一边是联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沙巴的卡达山政党和砂拉越以达雅人为主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另一边是北婆及马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唱反马来西亚调子。这些个政党包括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本来汶莱也是被计划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员，后因条件不合被英国安排自行独立。在1962年时，英国协助汶莱敉平左翼人民党的起事与夺权行动）。
因为左翼的抗争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斗争，尤其倾向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致“反马来西亚”的政党在196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例如势力强大的社阵只保留2个国席（原本8席），回教党也退步（由13席跌剩9席）。反之，联盟高唱凯歌。
尽管在这一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参选，企图以“第三势力”介入其中，但在“印尼对抗”阴影下，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多大作为，只得一人当选国会议员。
这就是说，1964年的大选消除了所谓的“两线制”的滋长，更不存在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整个大局归联盟操控。
在这之后的斗争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左翼政团不再相信议会斗争，转向街头斗争，更进一步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意味着左翼阵线退出议会斗争。马共也开展它的“南进”政策（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41年武装斗争）。
由于左翼的激进路线导致劳工党内有人另起炉灶，他就是被称为反对党先生的陈志勤。巧合的是他与林苍祐一拍即合，成立了民政党。林苍祐随即干脆解散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企图以第三势力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林苍佑在当时因势利导，同意立场稍为向左转，以争取劳工党的群众的支持。一向以来他是联盟右翼路线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已如同一片浮萍，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1966年注册成为“民主行动党”。这个党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是以议会斗争的标榜左派形象准备与民政党分享左翼社阵留下的政治资源。虽然丘光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一书中强调行动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它确实是第三势力的一环。
正由于1969年的大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是出现左右派的两大阵线的对峙（或称为两线制），而是第三势力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各有议程下，政坛冒起三个新贵：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只能各领风骚，无法结成一个阵线抗衡联盟。
很快的经过“513”事件后的洗牌，马来西亚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已被收编而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从第三势力跨向第一势力。林苍祐算是回归“家门”。）。那时参加联合政府的还有另两个独特的政党，一个是回教党（它仍然走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在吉兰丹及中央和巫统共处一室；另一个是砂拉越一向标榜左派的人民联合党意料之外的也参与也结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它们基本从第二势力跨向第一势力）。
当1974年，巫统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它在1966年与中央闹翻后，脱离联盟）。在实力悬殊下，再加上时任首相的敦拉萨成功与中国建交的激励，国阵在那一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没有人去奢想两线制，因为崛起的政党可以被收编和改变轨道，涌向第一势力。
接着下来马来西亚的政局转入了执政集团“一党独大”的局面（国阵的结构更进一步巩固巫统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其政治势力）；而反对党方面也转入了“一党独大”的格局，因为在林吉祥看来，有必要强化已取代左翼成为第二势力的行动党，若反对党再分散力量或再出现较多的小政党，必然会打击和削弱行动党的权威。于是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不与陈志勤组成的社会正义党合作（1971年离开民政党后成立的），也未与当时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合作（由卡森阿末领导，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就这样后两个政党在大选后一蹶不振，翻身无望。接着在1978年又收拾了叶锦源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是槟州行动党主席，因与林吉祥闹翻而退党）；再于1982年也同样收拾了转由范俊登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这意味着行动党不愿意也不赞同反对党内出现第三势力与它争夺华社地盘，并削弱它的第二势力的地位。
当1986年林吉祥转战槟城时，已显示着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以第二势力地位取代和收拾民政党，以便跨向第一势力，因而有了所谓丹绒一役，二役及三役的生死搏斗。
林吉祥夺权的失败及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悟出一个大道理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动摇国阵的根基的。”但他的联合阵线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接受反行动党的人参与，而且利益不相抵触，更没有所谓华基政党争夺资源。于是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林吉祥就抓紧时机与国民公正党合作，也不反对回教党及人民党也加进来。因为这三个政党与行动党未有资源与利益的大冲突。
然而这一结局是伤及林吉祥的筋骨，他在1999年的大选首次失掉国席，卡巴星也落马。那年的大赢家是回教党。也因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在理念上的失调，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反阵）。
不论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因素震撼马哈迪的地位或2004年的大选因阿都拉旋风国阵大捷，它已经形成一个规律：若要分享政权，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反对党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反对党，它们不可能反客为主。基于这个理由，在2008年大选时，没有出现所谓第三势力凑热闹，因为它们也没有看好安华会有所作为。当308政治海啸后，形势突变，反对党竟跃居成为四州的政府（原本加一个吡叻，但在2010年时又被国阵夺回），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破了国阵的2/3席。于是安华组成民联与国阵打对台，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
正是“两线制”的政治，挑战了既定的利益和议程。在不同的人各怀目的下，反对党阵营也就首当其冲出现分化和裂痕。于是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借机冒起，它们会有所作为吗？我们将在另章评析。
刊登于2011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首先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存在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右翼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个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此时夹在中间的是回教党，但这个党因领导人（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民族领袖）的倾向，选择与社阵暗中合作,勉强算得上走中间偏左政策。
在那个时代，除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一个马共组织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已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因为它的左翼立场十分显明，在政策和课题上也不时与左翼政党“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当时的左翼政团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经常被称为统战（统一战线）。
这一左一右的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达到高潮，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一边是联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沙巴的卡达山政党和砂拉越以达雅人为主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另一边是北婆及马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唱反马来西亚调子。这些个政党包括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本来汶莱也是被计划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员，后因条件不合被英国安排自行独立。在1962年时，英国协助汶莱敉平左翼人民党的起事与夺权行动）。
因为左翼的抗争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斗争，尤其倾向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致“反马来西亚”的政党在196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例如势力强大的社阵只保留2个国席（原本8席），回教党也退步（由13席跌剩9席）。反之，联盟高唱凯歌。
尽管在这一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参选，企图以“第三势力”介入其中，但在“印尼对抗”阴影下，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多大作为，只得一人当选国会议员。
这就是说，1964年的大选消除了所谓的“两线制”的滋长，更不存在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整个大局归联盟操控。
在这之后的斗争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左翼政团不再相信议会斗争，转向街头斗争，更进一步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意味着左翼阵线退出议会斗争。马共也开展它的“南进”政策（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41年武装斗争）。
由于左翼的激进路线导致劳工党内有人另起炉灶，他就是被称为反对党先生的陈志勤。巧合的是他与林苍祐一拍即合，成立了民政党。林苍祐随即干脆解散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企图以第三势力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林苍佑在当时因势利导，同意立场稍为向左转，以争取劳工党的群众的支持。一向以来他是联盟右翼路线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已如同一片浮萍，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1966年注册成为“民主行动党”。这个党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是以议会斗争的标榜左派形象准备与民政党分享左翼社阵留下的政治资源。虽然丘光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一书中强调行动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它确实是第三势力的一环。
正由于1969年的大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是出现左右派的两大阵线的对峙（或称为两线制），而是第三势力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各有议程下，政坛冒起三个新贵：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只能各领风骚，无法结成一个阵线抗衡联盟。
很快的经过“513”事件后的洗牌，马来西亚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已被收编而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从第三势力跨向第一势力。林苍祐算是回归“家门”。）。那时参加联合政府的还有另两个独特的政党，一个是回教党（它仍然走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在吉兰丹及中央和巫统共处一室；另一个是砂拉越一向标榜左派的人民联合党意料之外的也参与也结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它们基本从第二势力跨向第一势力）。
当1974年，巫统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它在1966年与中央闹翻后，脱离联盟）。在实力悬殊下，再加上时任首相的敦拉萨成功与中国建交的激励，国阵在那一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没有人去奢想两线制，因为崛起的政党可以被收编和改变轨道，涌向第一势力。
接着下来马来西亚的政局转入了执政集团“一党独大”的局面（国阵的结构更进一步巩固巫统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其政治势力）；而反对党方面也转入了“一党独大”的格局，因为在林吉祥看来，有必要强化已取代左翼成为第二势力的行动党，若反对党再分散力量或再出现较多的小政党，必然会打击和削弱行动党的权威。于是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不与陈志勤组成的社会正义党合作（1971年离开民政党后成立的），也未与当时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合作（由卡森阿末领导，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就这样后两个政党在大选后一蹶不振，翻身无望。接着在1978年又收拾了叶锦源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是槟州行动党主席，因与林吉祥闹翻而退党）；再于1982年也同样收拾了转由范俊登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这意味着行动党不愿意也不赞同反对党内出现第三势力与它争夺华社地盘，并削弱它的第二势力的地位。
当1986年林吉祥转战槟城时，已显示着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以第二势力地位取代和收拾民政党，以便跨向第一势力，因而有了所谓丹绒一役，二役及三役的生死搏斗。
林吉祥夺权的失败及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悟出一个大道理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动摇国阵的根基的。”但他的联合阵线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接受反行动党的人参与，而且利益不相抵触，更没有所谓华基政党争夺资源。于是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林吉祥就抓紧时机与国民公正党合作，也不反对回教党及人民党也加进来。因为这三个政党与行动党未有资源与利益的大冲突。
然而这一结局是伤及林吉祥的筋骨，他在1999年的大选首次失掉国席，卡巴星也落马。那年的大赢家是回教党。也因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在理念上的失调，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反阵）。
不论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因素震撼马哈迪的地位或2004年的大选因阿都拉旋风国阵大捷，它已经形成一个规律：若要分享政权，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反对党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反对党，它们不可能反客为主。基于这个理由，在2008年大选时，没有出现所谓第三势力凑热闹，因为它们也没有看好安华会有所作为。当308政治海啸后，形势突变，反对党竟跃居成为四州的政府（原本加一个吡叻，但在2010年时又被国阵夺回），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破了国阵的2/3席。于是安华组成民联与国阵打对台，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
正是“两线制”的政治，挑战了既定的利益和议程。在不同的人各怀目的下，反对党阵营也就首当其冲出现分化和裂痕。于是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借机冒起，它们会有所作为吗？我们将在另章评析。
刊登于2011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与缅共有关的两个女人 （天下纵横）
缅甸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在1885年时，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于1942年5月占领缅甸，并允许巴莫成立亲日本的傀儡政府。此时昂山将军成立了独立义勇军，也与日本合作反英。1943年，巴莫与昂山等人应邀访问日本，回国后重组缅甸政府，昂山成为国防部长。1944年昂山调过头来反对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昂山在英国的支持下成为国家领导人。1947年昂山遇刺身亡，德钦努成为新领导人。当1948年缅甸独立时，德钦努出任国家总理，他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宇努。
由于受制于英国，宁努与缅共决裂而在1948年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这个年代刚好也是英军事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一年）。他领导的政府在1962年被尼温将军推翻，从此缅甸走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归根究底是军事独裁政府。
非常吊诡的是：昂山与宇努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他们都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在1939年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更被选为总书记。不过昂山的立场是暧昧与举棋不定的，先是与日本合作以得到政治权力；后是倒向英国，也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大概因为左右逢源里外不是人，昂山遇刺身亡（时年仅32岁）。虽然他后来被尊称为缅甸的“独立英雄”，但他始终是个争议性的人物。
昂山将军遇害时，他留下两名孩子，其中一位是两岁的女儿。她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昂山素枝。
昂山素枝大多数时间在英美度过，原本不涉及政治，但在1988年因要照顾中风的母亲而独自回国。适时被人民拥护成立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1990年她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被军政府否决。尽管她在1991年被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但她后来的生涯都是在软禁中度过的。换句话说，军政府坚决反对她组成民选政府。
尽管在去年杪有一场选举，但不是真正还政于民，唯一出人意表的是在大选过后的11月13日，缅军政府竟慷慨地宣布释放昂山素枝也引起对方猜测。说实在的，一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女性所掀起的风潮和魅力是叫许多男人自叹不如的。她的威武不能屈的坚持民主的信念，长期与军政府展开非暴力的斗争，已使她名留青史。即使昂山素枝在未来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她的名字也将与民主同在而永垂不朽。
与昂山素枝同样被视为斗士的杨美红则有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她在《罂栗花红—我在缅共15年》的自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原本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位姑娘，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她辗转来到缅甸落脚，在1967年投奔缅共。她说：“从1967年到1982年，整整15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兴奋、有悲哀、有恐惧。时至今日，勃固山呼啸的冷风仍令我发寒，萨尔温江奔腾的狂涛仍掀动我的心，历史是无情的，谁是谁非，让天地作证吧！”
杨美红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推荐认识她后来的丈夫丁貌。他曾在1950年到中国居住多年，后来担任缅共北方局政委。他们育有一男一女。由于时局不靖，前路不明，丁貌在1982年决定与杨美红离婚，让她带着孩子回中国居住。1984年丁貌与克钦部队谈判，以求和平共处。讵料却被毒死。
1996年杨美红带着两名子女来到缅甸要祭拜丁貌，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
这一段凄美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与缅共的密切关系，后因改革开放政策也“切断”了与缅共的联系。自此之后，缅共的消失已是指日可待了。
从这两位女人的身上，我们不期然地发现原来她们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于受制于英国，宁努与缅共决裂而在1948年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这个年代刚好也是英军事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一年）。他领导的政府在1962年被尼温将军推翻，从此缅甸走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归根究底是军事独裁政府。
非常吊诡的是：昂山与宇努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他们都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在1939年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更被选为总书记。不过昂山的立场是暧昧与举棋不定的，先是与日本合作以得到政治权力；后是倒向英国，也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大概因为左右逢源里外不是人，昂山遇刺身亡（时年仅32岁）。虽然他后来被尊称为缅甸的“独立英雄”，但他始终是个争议性的人物。
昂山将军遇害时，他留下两名孩子，其中一位是两岁的女儿。她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昂山素枝。
昂山素枝大多数时间在英美度过，原本不涉及政治，但在1988年因要照顾中风的母亲而独自回国。适时被人民拥护成立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1990年她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被军政府否决。尽管她在1991年被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但她后来的生涯都是在软禁中度过的。换句话说，军政府坚决反对她组成民选政府。
尽管在去年杪有一场选举，但不是真正还政于民，唯一出人意表的是在大选过后的11月13日，缅军政府竟慷慨地宣布释放昂山素枝也引起对方猜测。说实在的，一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女性所掀起的风潮和魅力是叫许多男人自叹不如的。她的威武不能屈的坚持民主的信念，长期与军政府展开非暴力的斗争，已使她名留青史。即使昂山素枝在未来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她的名字也将与民主同在而永垂不朽。
与昂山素枝同样被视为斗士的杨美红则有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她在《罂栗花红—我在缅共15年》的自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原本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位姑娘，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她辗转来到缅甸落脚，在1967年投奔缅共。她说：“从1967年到1982年，整整15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兴奋、有悲哀、有恐惧。时至今日，勃固山呼啸的冷风仍令我发寒，萨尔温江奔腾的狂涛仍掀动我的心，历史是无情的，谁是谁非，让天地作证吧！”
杨美红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推荐认识她后来的丈夫丁貌。他曾在1950年到中国居住多年，后来担任缅共北方局政委。他们育有一男一女。由于时局不靖，前路不明，丁貌在1982年决定与杨美红离婚，让她带着孩子回中国居住。1984年丁貌与克钦部队谈判，以求和平共处。讵料却被毒死。
1996年杨美红带着两名子女来到缅甸要祭拜丁貌，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
这一段凄美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与缅共的密切关系，后因改革开放政策也“切断”了与缅共的联系。自此之后，缅共的消失已是指日可待了。
从这两位女人的身上，我们不期然地发现原来她们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号外周报》第514期
13.1.11
《春雷》的时代背景 （跃马扬鞭）
《亚洲周刊》在1月2日刊出林友顺的评介文章《大马华社再响文艺春雷》，使我想起70年代的一段往事。那时我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因为在1971年吉隆坡迎来了“银星艺术团”的公演掀起了热潮，我便被派往吉隆坡参与采访相关新闻。这个演艺团说白了就是来自香港的左翼影圈的机构，如长城、凤凰及新联等组成。
他们为什么在“五一三”事件（1969年）后的两年被破例允许来吉隆坡公演（因受到限制，只能在首都公演，不作巡回演出），名义上是为吉隆坡的灾黎（因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到影响）筹赈灾基金，实则是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为挽回民心所打出的王牌：用“左的策略收服左的民心”。于是在说服中央扭开绿灯下，左翼的文艺表演得以在马来西亚鼓起华人的热情和对马华的支持（513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华人对马华的印象）。
就这样《银星艺术团》的公演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人更是火热朝天地全程跟进。
由于表演的节目深受“文革”的影响，因此表演的舞台上尽量“红旗飘飘”震撼人心的节目，而它也一前一后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其一是马华公会在1971年2月2日国家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民主后的第5天（即2月7日），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激发了陈修信同意让银星艺术团到来助一臂之力。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团在3月份演出后，更多的华团在全马各地举行了大集会，也提升了马华的地位。这就直接回答了当时的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形容马华“不死不活”的讽刺和揶揄。
可惜不久之后，华团与马华闹分裂，肇因前者要申请注册成为社团，后者大力反对。就这样，在5月份的时候，马华和华团有了裂痕，未能达成“华人只有一个政党”的心愿。不过也意外地给马华注入强心剂。一方面在吡叻州的马华用“文革”的手段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并载歌载舞欢迎他的访问，企图刷新马华的形象；其中最出位的马华新贵就是被委为新村部长的林敬益（1972年）；另一方面左翼份子也加入了马华公会，其中最彰显的典型人物是70年代加入马华而在80年代出任副文青部长的黄循营。
这不能不说是与银星团散播的左翼宣教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是“银星艺术团”也唤醒了左翼队伍再次重新出发，他们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组成新的文化统战。于是一连串的文艺节目由华文学会向民间开展与深化。
其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学运与左派统战的核心是在南洋大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后因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左翼力量也受到进一步的钳制。
在1966年之后，南大的抗争力量基本上已被拆散，而那时的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的社阵开始受中国“文革”的洗礼，走上激进路线，以街头斗争为主。也就有了杯葛1968年新加坡大选及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的决策。自此之后，左翼政党逐步被瘫痪乃自化整为零。马华公会在70年代得以复苏也与左翼阵线的折翼有一些关系。
与此同时，马大华文学会也借助“银星艺术团”留下的“文艺资产”推展了意义深远的文娱表演。1972年一个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大汇演打响了马大华文学会的名堂，它成了左翼统战的文艺旗帜。接着在1973年以同样的名堂邀请校外的10个团体在马大参与更大型的演出。
由于反应相当热烈，马大华文学会再接再厉准备在1974年推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春雷文艺大汇演》，并邀请校外40个文化团集体演出。它显然比“银星艺术团”有更高形势的演出和推展更有政治议程的运动，因而受到打压被禁演出。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政府采取行动查封马大华文学会，逮捕学生领袖，左翼文艺统战的据点又被瓦解了。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左翼文学阵地转到新加坡大学的华文学会，直到1978年后才逐渐退出文坛。
如今经过37年的销声匿迹后，又见“春蕾”再次复苏（12月18日在雪华堂公演）。除了表演会外，又有一批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的领导人结集出版回忆录《于无声处听春雷》（李亚遨主编），加上傅承得、林福南与周金亮的团队的推波助澜，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当年的热情与激情。虽然已是事过境迁，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春雷》它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不灭记忆。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南洋商报》
他们为什么在“五一三”事件（1969年）后的两年被破例允许来吉隆坡公演（因受到限制，只能在首都公演，不作巡回演出），名义上是为吉隆坡的灾黎（因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到影响）筹赈灾基金，实则是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为挽回民心所打出的王牌：用“左的策略收服左的民心”。于是在说服中央扭开绿灯下，左翼的文艺表演得以在马来西亚鼓起华人的热情和对马华的支持（513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华人对马华的印象）。
就这样《银星艺术团》的公演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人更是火热朝天地全程跟进。
由于表演的节目深受“文革”的影响，因此表演的舞台上尽量“红旗飘飘”震撼人心的节目，而它也一前一后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其一是马华公会在1971年2月2日国家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民主后的第5天（即2月7日），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激发了陈修信同意让银星艺术团到来助一臂之力。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团在3月份演出后，更多的华团在全马各地举行了大集会，也提升了马华的地位。这就直接回答了当时的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形容马华“不死不活”的讽刺和揶揄。
可惜不久之后，华团与马华闹分裂，肇因前者要申请注册成为社团，后者大力反对。就这样，在5月份的时候，马华和华团有了裂痕，未能达成“华人只有一个政党”的心愿。不过也意外地给马华注入强心剂。一方面在吡叻州的马华用“文革”的手段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并载歌载舞欢迎他的访问，企图刷新马华的形象；其中最出位的马华新贵就是被委为新村部长的林敬益（1972年）；另一方面左翼份子也加入了马华公会，其中最彰显的典型人物是70年代加入马华而在80年代出任副文青部长的黄循营。
这不能不说是与银星团散播的左翼宣教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是“银星艺术团”也唤醒了左翼队伍再次重新出发，他们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组成新的文化统战。于是一连串的文艺节目由华文学会向民间开展与深化。
其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学运与左派统战的核心是在南洋大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后因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左翼力量也受到进一步的钳制。
在1966年之后，南大的抗争力量基本上已被拆散，而那时的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的社阵开始受中国“文革”的洗礼，走上激进路线，以街头斗争为主。也就有了杯葛1968年新加坡大选及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的决策。自此之后，左翼政党逐步被瘫痪乃自化整为零。马华公会在70年代得以复苏也与左翼阵线的折翼有一些关系。
与此同时，马大华文学会也借助“银星艺术团”留下的“文艺资产”推展了意义深远的文娱表演。1972年一个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大汇演打响了马大华文学会的名堂，它成了左翼统战的文艺旗帜。接着在1973年以同样的名堂邀请校外的10个团体在马大参与更大型的演出。
由于反应相当热烈，马大华文学会再接再厉准备在1974年推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春雷文艺大汇演》，并邀请校外40个文化团集体演出。它显然比“银星艺术团”有更高形势的演出和推展更有政治议程的运动，因而受到打压被禁演出。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政府采取行动查封马大华文学会，逮捕学生领袖，左翼文艺统战的据点又被瓦解了。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左翼文学阵地转到新加坡大学的华文学会，直到1978年后才逐渐退出文坛。
如今经过37年的销声匿迹后，又见“春蕾”再次复苏（12月18日在雪华堂公演）。除了表演会外，又有一批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的领导人结集出版回忆录《于无声处听春雷》（李亚遨主编），加上傅承得、林福南与周金亮的团队的推波助澜，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当年的热情与激情。虽然已是事过境迁，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春雷》它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不灭记忆。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南洋商报》
左翼文学与启蒙主义 （现代春秋）
林武灿律师于去年11月9日及10日在本版发表的《如何看待马华左翼文学》的评论中，对拙作《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作了评介，感谢他用心把这本厚达460页，共计38万言的论文进行消化而提出他的独特见解和疑问。
其中一段评论他提及“启蒙主义”是否在马中的文学运动中被跨过而直接进入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斗争）的说法有所保留乃至有所质疑。他这样说：“马华文学历史的不完整性有待后人再去发掘与填补，以探讨是否马华文坛从来就没有过启蒙主义的新文学产品，而直接进入了革命文学这么率然。”
我想针对这个论点提出我的看法。首先我们必须从西方探索什么是启蒙运动？根据周有光（著名学者，教授）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文中这样说：“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继续文艺复兴，而是发展和提高了文艺复兴。这时候，西欧和整个世界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提高了，理论变为行动，改良变为革命，社会结构开始改革，阶级关系、政治权力和政府组织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一段话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
（一） 14-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年代，它兴起于意大利，而后扩展至西欧。它借助古希腊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条件，从而打击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成了文艺复兴的主轴。
（二） 在这之后的17-18世纪，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起源于英国而在法国发扬光大，及后影响整个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763-1815年）。由于启蒙运动是更为完整的思想解放，它终于成为资本主义的武器而向没落的神权统治宣战。因此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理性主义，它比起文艺复兴更强调科学与民主。换句话说，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孕育而成的一个体制，称之为资本主义，以使西方世界朝向现代化。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不得不感叹东方的社会是与西方的社会各行其是的。虽然在18世纪西方社会企图通过传教士来改变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但效果不大。最明显的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1851-1868）虽然是打着上帝会的旗号，但还是中国人民的一场革命运动。它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太平天国基本上不属于西方社会鼓动的革命运动），而是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对清朝腐败无能的反击，希望建立起一个汉人领导的政权。这就是说，太平天国不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它也是想要继承封建帝国，不是向民主取经。
另一方面，虽然较早前，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列强觊觎与占有的领土，但西方列强并没有把启蒙思想带给中国人民，反之，它大量的输入鸦片，企图让中国人民成为“东亚病夫”，麻痹人民的思想，再无能力搞革命和驱赶列强出中国。它绝不是要协助现代化中国的。
即便在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支持下，试图引进西方的思想来变革图强，但在慈禧太后的反对和镇压下，光绪的“戊戌变法”终告失败，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百日维新”。因为腐朽的清王朝不可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而自我瓦解帝制，自然出现怪异的非常手段以求自保。
因此在1900年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再一次印证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昧与无知，竟支持和相信鼓吹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可以打败列强，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登堂入室，更因之签了“辛丑条约”，简直把中国变成列强的“乐土”。经此折腾后，也只有到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才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向民主与科学看齐。可以这么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启蒙主义中得到启发的。
但很可惜的，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剽窃了，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1913年），更企图在1916年复辟帝制，结果暴毙而死才结束这一闹剧。继袁世凯之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的年代。于是孙中山的启蒙运动或准备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包括现代性）来拯救中国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西方列强竟然同意将德国在胶州与青岛的利益割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弹。才有了举世闻名和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它比辛亥革命更澈底的要在中国搞一个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轴。
可是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谁能承载这重大的变革使命呢？孙中山很想再造光辉，无奈他于1925年逝世，也就结束了一个“西方式的革命”的时代。
也因为是“五四”运动带来了西方思潮，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两股外来的思想斗争，一派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孙中山和其国民党为首）；另一派是走苏联社会主义的（以毛泽东及中共为首）。这两条路线同样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却带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当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它标志着一个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孕育而成。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华文本首次在中国出现）思想在苏联开花结果后（1917年），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跟随马克思的道路走。
虽然中共在初期曾一度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广州进行国共合作（1924年），但在孙中山之后的1927年，蒋介石夺得国民党领导权后，就对共产党人士大举逮捕和杀害，国共合作荡然无存。
在这种危急的时局下，中国文人在1926年喊出了用文学来推动革命。郭沫若是这方面的急先锋。他说文学如不革命，中国就会灭亡。因此革命文学成了一个新的和抗争的标志，用以取代“五四”运动提倡和流行的“文学革命。在那个时代的“创造社”就有了一批如同郭沫若的文人将文学的调子转向政治。这种用文字来战斗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政治文学”或贴切的说是“革命文学”。
接着下来，在1930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选出了以鲁迅为首的阵容，进一步昭告中国文学向左转，明显地向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靠拢。
尤其是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中国“左联”就认定“救亡压倒启蒙”，再也不能走慢条斯理的“现代性”路线，转而疾呼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用军事的手段来向侵略者和右翼集团狠狠反击。
无独有偶的，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成立，更在1932年出现一个“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组织，显然是传承中国的“左联”路线。这个组织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当时在《光华日报》服务的洪丝丝。他在1937年中日爆发战争后由日返回槟城担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如果说中国文人在20年代中期后向左转，那么马来亚的文人也在30年代向左转。其中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所谓马来亚的文坛的推动者都是来自中国的文人，他们跟着中国的政治风向转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文人；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整个中国已是陷入不抵抗即成为亡国奴的悲境，也就激发所有中华民族同仇敌气。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启蒙主义显然已派不上用场，它无法成为武器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启蒙主义要在战乱的年代取得一席之位也真是找不到门路和出路。
同样的，马来亚的文坛也响应抗日的号召而急切地建立起抗日统战文学。当抗日高于一切时，则所有的文学流派必须让路于救国。因此我们无法梳理出在动乱和战乱的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在中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反之，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文学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之中启蒙主义是被边缘化的。
就算1945年日本投降也没能让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闯进中国的大门，因为在内战又起下，国共最后分出胜负。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时，社会主义文学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西方的启蒙主义又只好靠边站了。它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来亚的情况虽有所不同（当中国解放时，马共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它无法成为主流），但因马来亚的左翼文学是跟着中国的革命文学起舞，马华文学起主导作用，也就没有在主流中让位于启蒙主义。
至于在战后的马华文坛是否是启蒙主义抬头的时刻，则是十分争议性的。因为英殖民政府在推行现代性的政治策略时，并没有理会马华文坛是否应向启蒙主义迈进，而是用政治的手段打压，造成马华左翼文学在抗争中坚守阵地，直到中国文革在1970年结束后，马华左翼文学才逐渐地自我退出文学舞台。此时现代主义的兴起取代了左翼文学留下的空白。但现代主义不等于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因此关于林武灿的第二个疑点，我将在较后给予回答。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光华日报》
这半个世纪的巨变 （天下纵横）
我庆幸能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而且见证时代在飞跃地转变。
在记忆中，60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一边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另一边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军备和科技发展方面，又见美苏各展所长。直到60年代中期突见中国又成功试爆原子弹（1964年），世界开始有了调整；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进入了高峰的思想论战，而美国又急于争取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北京之旅（1972年）。整个世界因此进入了三强鼎立的时代。
沿着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在80年代看到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桎梏而向改革开放前进。这种前所未有的改变也让许多一向来相信社会主义是节俭，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信仰者跌破眼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不再闹革命，而是要搞好经济，甚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随资本主义起舞。
中国的这种向资本主义取经的政策也正符合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企盼。换句话说，中国似乎在进行着如西方世界形容的“一场漫长的和平演变”。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和平演变”，而是一分为二的把中国变成一个新体制，一方面把经济推上去，另一方面又维护政治体制在共产党的框架内。
尽管有人不相信中国这样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但中国坚信这样的道路是确保中国挤入世界之林的有力保障。果然在90年代中国放射出来的成就也让世界眼前一亮，因为在90年代苏联的变天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用改革开放来阻止中国的变天。不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给中国的改革蒙上阴影，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改革是否再走下去或就此煞车。
在两难之中，邓小平选择继续开放，于是有了所谓1992年南巡时再力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了整整8年的奋战，中国终于在千禧年奠定与证明它的改变是正确的，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生活上的巨变。社会主义不再是贫穷的代号，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富有的象征。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踌躇满志迎接千禧年时，在2001年竟然发生恐怖份子用飞机袭击与炸毁纽约的摩天大楼，酿成3500人命丧生的空前悲剧（911事件）。美国人这才从梦中惊醒，原来世界出现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恐怖份子诉诸的“恐怖战争”。
这种迁怒于极端回教狂热份子的舆论，即刻在全世界发酵，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恐怖行为是无孔不入的。为了遏制恐怖活动，美国在2001年杪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奥沙马的恐怖基地大举进攻，作为铲除恐怖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接着在2003年又对伊拉克下重手，一举摧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
当这两个回教国家的政权被美国的尖锐武器打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宁，反而直到今天还在为如何收拾恐怖份子和恐怖活动大伤脑筋。意味着美国的打恐战争并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人肉炸弹；相反的，这类的突袭“战争”是此起彼落的，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只能说，美国是用武器打败了恐怖份子的嚣张，但美国的先进武器并不能征服人类的精神世界。许多国家也因介入反恐战争而成为其中一个被对付的对象。
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恐怖活动的大冲击，但美国转过头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是坐立不安。因此在中国于2003年喊出和平崛起的7年后，它也面对了美国新一轮的攻势。这种新的战略形成了2010年的特点。
它反映在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它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扮演取代苏联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和平崛起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威胁。
今天我们又跨过2010年而迎来了2011年。这未来的一年也充满变数和不稳定的因素。而世界和平的维护，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中国的参与其中，再也不能由美国说了就算。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微妙的世界正把焦点放在美国和中国的身上，这就是世界的新格局。但愿新的一年，这世界能少些戾气，多些祥和。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号外周报》第513期
在记忆中，60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一边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另一边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军备和科技发展方面，又见美苏各展所长。直到60年代中期突见中国又成功试爆原子弹（1964年），世界开始有了调整；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进入了高峰的思想论战，而美国又急于争取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北京之旅（1972年）。整个世界因此进入了三强鼎立的时代。
沿着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在80年代看到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桎梏而向改革开放前进。这种前所未有的改变也让许多一向来相信社会主义是节俭，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信仰者跌破眼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不再闹革命，而是要搞好经济，甚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随资本主义起舞。
中国的这种向资本主义取经的政策也正符合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企盼。换句话说，中国似乎在进行着如西方世界形容的“一场漫长的和平演变”。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和平演变”，而是一分为二的把中国变成一个新体制，一方面把经济推上去，另一方面又维护政治体制在共产党的框架内。
尽管有人不相信中国这样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但中国坚信这样的道路是确保中国挤入世界之林的有力保障。果然在90年代中国放射出来的成就也让世界眼前一亮，因为在90年代苏联的变天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用改革开放来阻止中国的变天。不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给中国的改革蒙上阴影，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改革是否再走下去或就此煞车。
在两难之中，邓小平选择继续开放，于是有了所谓1992年南巡时再力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了整整8年的奋战，中国终于在千禧年奠定与证明它的改变是正确的，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生活上的巨变。社会主义不再是贫穷的代号，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富有的象征。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踌躇满志迎接千禧年时，在2001年竟然发生恐怖份子用飞机袭击与炸毁纽约的摩天大楼，酿成3500人命丧生的空前悲剧（911事件）。美国人这才从梦中惊醒，原来世界出现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恐怖份子诉诸的“恐怖战争”。
这种迁怒于极端回教狂热份子的舆论，即刻在全世界发酵，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恐怖行为是无孔不入的。为了遏制恐怖活动，美国在2001年杪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奥沙马的恐怖基地大举进攻，作为铲除恐怖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接着在2003年又对伊拉克下重手，一举摧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
当这两个回教国家的政权被美国的尖锐武器打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宁，反而直到今天还在为如何收拾恐怖份子和恐怖活动大伤脑筋。意味着美国的打恐战争并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人肉炸弹；相反的，这类的突袭“战争”是此起彼落的，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只能说，美国是用武器打败了恐怖份子的嚣张，但美国的先进武器并不能征服人类的精神世界。许多国家也因介入反恐战争而成为其中一个被对付的对象。
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恐怖活动的大冲击，但美国转过头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是坐立不安。因此在中国于2003年喊出和平崛起的7年后，它也面对了美国新一轮的攻势。这种新的战略形成了2010年的特点。
它反映在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它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扮演取代苏联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和平崛起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威胁。
今天我们又跨过2010年而迎来了2011年。这未来的一年也充满变数和不稳定的因素。而世界和平的维护，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中国的参与其中，再也不能由美国说了就算。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微妙的世界正把焦点放在美国和中国的身上，这就是世界的新格局。但愿新的一年，这世界能少些戾气，多些祥和。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号外周报》第513期
3.1.11
马新印的微妙历史关系 （年刊）
在探讨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的关系前，必须要弄清楚这三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恩恩怨怨。
最具有大国地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约在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王国（梵文Sri Vijaya）兴起于印尼，以苏门答腊的巴淋邦（Palembang）为王城。旋后它向外扩张，在公元775年时版图涵盖马来半岛。
这个古国也在后来被称作三佛齐。到了13世纪，它已经走向没落，另一个王国“满者伯夷”（Majaphahit）（1292-1520）从中崛起，版图也延伸至马来半岛及婆罗州。1377年它派兵歼灭三佛齐，而后印尼又陷入小王国的割据而立。但已是属于回教化的小国，印度化的国家也因之式微。1520年在第马克（Demark）大军压境下，满者佰夷终被肢解灭亡。
与此同时，在苏门答腊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兴王国兴起，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六甲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拜里来苏拉是来自巨港的马来王子，他在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而且也引进了回教，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回教国家。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为起点。因此认识马六甲王朝与印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此而后印尼也发展成为一个回教化国家。
另一方面，远在半岛下端的另一个小岛新加坡（前称单马锡（Tamasik）），原先是室利佛逝的一部分，后来在1377年被满者佰夷占有。当满者佰夷消失时，马六甲王朝也成了新加坡的保护者。
然而到了16世纪，整个东南亚政局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被征服的是马六甲王朝，它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首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换句话说，葡萄牙是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小国，用炮艇打开马六甲的门户（在1623年时，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占有中国领土—澳门的西方列强，首次打开中国的小门）。
在葡萄牙的统治下，马六甲曾一度被葡萄牙化，而此时荷兰在海上悄然崛起，在1641年时，它打败了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主人。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是占有马六甲，而是要占领整个印尼。在1752年时，它基本上已完成对印尼的控制。
此时荷兰又面对另一强大对手的虎视眈眈，那就是在17世纪崛起的英国。英国人在1600年就组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对台（1858年英国结束东印度公司，将殖民地直接交由政府管理，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99年宣告解散）。这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海外利益的先锋队和保护者。在1786年时，它接受英人莱特的献议占有了槟榔屿，启开了英国的东进政策。
正因为英国是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它决心要占有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它在1819年正式占领新加坡，让它从柔佛的手中转到英殖民者的手中。
由于新加坡港口之优越，它很快地（在1830年之后）取代槟榔屿的地位而成为贸易集散地。
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必须要补充的：在1824年时，荷兰竟同意交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交出明古连港（苏岛）。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土地的交换，而是基于英国势力过于强大，荷兰不得不妥协而求英国不插手印尼事务。荷兰则除了印尼外，也不染指任何东南亚的国家。
英国在占有马六甲海峡后，下一步是箭指中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拥有了香港的统治权。
虽然英国处心积虑地为延长殖民统治而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荷兰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解放阵线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印尼独立。虽然荷兰顽抗和反扑，但在1949年不得不放弃对印尼的统治。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取得胜利而成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苏卡诺在战后的崛起给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鼓舞和刺激，一个在战后即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5年10月）基本上走着与苏卡诺同样的路线，马来左翼运动从中得到滋长。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后；在1955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在布斯达曼及巴哈鲁丁领导下成立（这个政党在1957年8月31日与另一个由华人为主的劳工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当时的马来左翼运动是以苏卡诺马首是瞻的，一个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也曾鼓舞它们投向苏卡诺，这也包括在1956年脱离人民党而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的巴哈鲁丁，它是早期马来社会的精英和民族英雄（他也曾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
因此，苏卡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战后出炉时，也被海外的左翼运动有秩序地接受。
讵料，当马来亚首相东姑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它就受到印尼的大力反对，斥为“新殖民主义产物”，这也连带地影响马新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及砂拉越）的社会主义阵线一致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这是马印首次的严重矛盾和关系的破裂，一边是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另一方面是印尼政府正式推出对抗运动；且喊出粉碎马来西亚口号，形成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是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连成一气，与支持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集团及新加坡政府对峙，一时剑拔弓张，使到马新印关系陷入“交战”状态。
1965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三国的关系也起了料想不到的巨变：
其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5年正月逮捕左翼马来领袖，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他在1963年率领他的党加入社阵）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等人（人民党党魁布斯达曼在1962年时已被捕扣留），政府指责他们意图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当消息公布后，民间哗然几乎难以置信。
其二，自此而后，它标志着左翼运动的下沉（这一年的正月，人民党与劳工党宣布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人民党改由卡森阿末领导，走议会斗争路线；劳工党转向激进路线，走街头斗争路线。
其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两年不到，终于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1961年因与人民行动党闹分裂的左翼队伍另组社会主义政党（此名取自马来亚的社阵，意味着它们是两位一体的）。但因1963年参加新加坡大选夺权失败后，它也开始走激进路线，退出议会斗争。
这印证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马新印的左翼运动已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其四，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印尼流产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右翼的苏哈多政权从中涌现，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大举屠杀共产党人，“纳沙贡”也因之被粉碎。换句话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高举反共大旗，也带动和影响其它回教国家抗拒和抵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政治。它在冷战时期的斗争给美国增加了反共的筹码。
当1965年成为过去时，马新印的关系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尼方面结束马印对抗，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在1966年退出联合国的印尼，又重回大家庭，不过此时的印尼已十分敌视中国政府，也发生排华运动。
虽然如此，它由那时开始到今天，马印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在今年9月发生的印尼官员在海域被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事件，虽然在叫嚣声中损及马印关系，但归根究底是茶杯里的风波，两国领导人都不同意绝交和报复。
虽然印尼在过去的两个月有发生示威，要求将马来西亚人扫除出印尼的说法，但依然不成为一个运动。
即使有人为印尼女佣被虐事件连起来评述，然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恶化两国关系。只是遗憾的是印尼的合法与非法外劳2百余万人长期逗留和滞溜在马来西亚，已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双方仍然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
正由于局面陷僵，马印商谈女佣课题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也算是印尼外交关系的一段插曲。
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比较敏感，它不但涉及对种族观点的差异，也在共同课题上的合作出现断层。最明显的是水供问题虽是生常谈，但也只能在2060年后才谈，况且新加坡已也研制海水净化和新生水，预料水供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倒是马哈迪经常提出的美景弯桥不能落实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道“伤痕”，尽管从阿都拉到纳吉不认为 这是伤痕，但马哈迪则嫌其继任者未够勇气接受新加坡的挑战。
在这方面，纳吉则从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火车站的土地问题，这对马新关系的改善也开了绿灯，虽然马新存在着对领空权的争议，但两者存在的海军与陆军的不同策略也是颇令人关注的。
有鉴于纳吉准备沿用其父亲善待邻国的政策，可以预料马新印三国的关系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李光耀得以在去年访马会见朝野人士，证明马方政府不再顾虑李光耀评估马来西亚政局。同样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并未冲向新加坡的利益，即使维基泄密对马国有所不友善。在解释后，预料也会冰消雪溶。
总之，马新关系非得谨慎处理不可，因为这涉及两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领导。不过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道上，在东盟国家组织上，在亚太会议上乃至在联合国会议上，有迹象显示马新印必须越走越近，才能让东盟国家在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强大与有影响力的实体。这就是说，亚洲需要一个“欧盟”来共创未来。
刊登于2011年1月1日《东方日报》
最具有大国地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约在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王国（梵文Sri Vijaya）兴起于印尼，以苏门答腊的巴淋邦（Palembang）为王城。旋后它向外扩张，在公元775年时版图涵盖马来半岛。
这个古国也在后来被称作三佛齐。到了13世纪，它已经走向没落，另一个王国“满者伯夷”（Majaphahit）（1292-1520）从中崛起，版图也延伸至马来半岛及婆罗州。1377年它派兵歼灭三佛齐，而后印尼又陷入小王国的割据而立。但已是属于回教化的小国，印度化的国家也因之式微。1520年在第马克（Demark）大军压境下，满者佰夷终被肢解灭亡。
与此同时，在苏门答腊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兴王国兴起，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六甲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拜里来苏拉是来自巨港的马来王子，他在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而且也引进了回教，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回教国家。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为起点。因此认识马六甲王朝与印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此而后印尼也发展成为一个回教化国家。
另一方面，远在半岛下端的另一个小岛新加坡（前称单马锡（Tamasik）），原先是室利佛逝的一部分，后来在1377年被满者佰夷占有。当满者佰夷消失时，马六甲王朝也成了新加坡的保护者。
然而到了16世纪，整个东南亚政局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被征服的是马六甲王朝，它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首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换句话说，葡萄牙是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小国，用炮艇打开马六甲的门户（在1623年时，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占有中国领土—澳门的西方列强，首次打开中国的小门）。
在葡萄牙的统治下，马六甲曾一度被葡萄牙化，而此时荷兰在海上悄然崛起，在1641年时，它打败了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主人。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是占有马六甲，而是要占领整个印尼。在1752年时，它基本上已完成对印尼的控制。
此时荷兰又面对另一强大对手的虎视眈眈，那就是在17世纪崛起的英国。英国人在1600年就组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对台（1858年英国结束东印度公司，将殖民地直接交由政府管理，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99年宣告解散）。这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海外利益的先锋队和保护者。在1786年时，它接受英人莱特的献议占有了槟榔屿，启开了英国的东进政策。
正因为英国是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它决心要占有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它在1819年正式占领新加坡，让它从柔佛的手中转到英殖民者的手中。
由于新加坡港口之优越，它很快地（在1830年之后）取代槟榔屿的地位而成为贸易集散地。
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必须要补充的：在1824年时，荷兰竟同意交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交出明古连港（苏岛）。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土地的交换，而是基于英国势力过于强大，荷兰不得不妥协而求英国不插手印尼事务。荷兰则除了印尼外，也不染指任何东南亚的国家。
英国在占有马六甲海峡后，下一步是箭指中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拥有了香港的统治权。
虽然英国处心积虑地为延长殖民统治而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荷兰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解放阵线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印尼独立。虽然荷兰顽抗和反扑，但在1949年不得不放弃对印尼的统治。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取得胜利而成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苏卡诺在战后的崛起给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鼓舞和刺激，一个在战后即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5年10月）基本上走着与苏卡诺同样的路线，马来左翼运动从中得到滋长。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后；在1955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在布斯达曼及巴哈鲁丁领导下成立（这个政党在1957年8月31日与另一个由华人为主的劳工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当时的马来左翼运动是以苏卡诺马首是瞻的，一个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也曾鼓舞它们投向苏卡诺，这也包括在1956年脱离人民党而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的巴哈鲁丁，它是早期马来社会的精英和民族英雄（他也曾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
因此，苏卡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战后出炉时，也被海外的左翼运动有秩序地接受。
讵料，当马来亚首相东姑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它就受到印尼的大力反对，斥为“新殖民主义产物”，这也连带地影响马新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及砂拉越）的社会主义阵线一致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这是马印首次的严重矛盾和关系的破裂，一边是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另一方面是印尼政府正式推出对抗运动；且喊出粉碎马来西亚口号，形成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是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连成一气，与支持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集团及新加坡政府对峙，一时剑拔弓张，使到马新印关系陷入“交战”状态。
1965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三国的关系也起了料想不到的巨变：
其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5年正月逮捕左翼马来领袖，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他在1963年率领他的党加入社阵）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等人（人民党党魁布斯达曼在1962年时已被捕扣留），政府指责他们意图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当消息公布后，民间哗然几乎难以置信。
其二，自此而后，它标志着左翼运动的下沉（这一年的正月，人民党与劳工党宣布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人民党改由卡森阿末领导，走议会斗争路线；劳工党转向激进路线，走街头斗争路线。
其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两年不到，终于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1961年因与人民行动党闹分裂的左翼队伍另组社会主义政党（此名取自马来亚的社阵，意味着它们是两位一体的）。但因1963年参加新加坡大选夺权失败后，它也开始走激进路线，退出议会斗争。
这印证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马新印的左翼运动已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其四，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印尼流产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右翼的苏哈多政权从中涌现，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大举屠杀共产党人，“纳沙贡”也因之被粉碎。换句话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高举反共大旗，也带动和影响其它回教国家抗拒和抵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政治。它在冷战时期的斗争给美国增加了反共的筹码。
当1965年成为过去时，马新印的关系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尼方面结束马印对抗，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在1966年退出联合国的印尼，又重回大家庭，不过此时的印尼已十分敌视中国政府，也发生排华运动。
虽然如此，它由那时开始到今天，马印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在今年9月发生的印尼官员在海域被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事件，虽然在叫嚣声中损及马印关系，但归根究底是茶杯里的风波，两国领导人都不同意绝交和报复。
虽然印尼在过去的两个月有发生示威，要求将马来西亚人扫除出印尼的说法，但依然不成为一个运动。
即使有人为印尼女佣被虐事件连起来评述，然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恶化两国关系。只是遗憾的是印尼的合法与非法外劳2百余万人长期逗留和滞溜在马来西亚，已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双方仍然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
正由于局面陷僵，马印商谈女佣课题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也算是印尼外交关系的一段插曲。
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比较敏感，它不但涉及对种族观点的差异，也在共同课题上的合作出现断层。最明显的是水供问题虽是生常谈，但也只能在2060年后才谈，况且新加坡已也研制海水净化和新生水，预料水供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倒是马哈迪经常提出的美景弯桥不能落实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道“伤痕”，尽管从阿都拉到纳吉不认为 这是伤痕，但马哈迪则嫌其继任者未够勇气接受新加坡的挑战。
在这方面，纳吉则从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火车站的土地问题，这对马新关系的改善也开了绿灯，虽然马新存在着对领空权的争议，但两者存在的海军与陆军的不同策略也是颇令人关注的。
有鉴于纳吉准备沿用其父亲善待邻国的政策，可以预料马新印三国的关系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李光耀得以在去年访马会见朝野人士，证明马方政府不再顾虑李光耀评估马来西亚政局。同样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并未冲向新加坡的利益，即使维基泄密对马国有所不友善。在解释后，预料也会冰消雪溶。
总之，马新关系非得谨慎处理不可，因为这涉及两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领导。不过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道上，在东盟国家组织上，在亚太会议上乃至在联合国会议上，有迹象显示马新印必须越走越近，才能让东盟国家在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强大与有影响力的实体。这就是说，亚洲需要一个“欧盟”来共创未来。
刊登于2011年1月1日《东方日报》
今天的公正党•昨日的民政党 （跃马扬鞭）
看到今天的人民公正党的乱局，它使我想起40年前的民政党。虽然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但拥有下列的共同点：（一）它们都是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二）它们都有魅力的领袖，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安华；（三）它们在成功崛起后面临内讧不断，而且是从内部削弱和打击党的信誉和权威。
民政党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但公正党的结局又怎样，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同病相怜外，当然也有着外来的因素所促成，但最主要的是党内的窝里反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来到2008年大选时，处在士气低落的公正党，一时之间要找足够和适当的候选人不易，也就出现良莠不齐的人士自告奋勇或被劝服上阵。在当时来说，不少的公正党或其他反对党的候选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当“拿参政经验”或索性当炮灰好了，不必在意当选以后该怎么办？
出乎意料的是，308的政治海啸竟然把82名反对党议员送进国会，而且议员最多的是公正党，依序是行动党和回教党。
为防止生变，安华在大选后的一周内即刻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巩固在五州的执政权。讵料未及一年，吡叻州有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变节，再加上行动党一名议员退党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说自民联在2009年2月失掉吡州政权后，反对党就陷入多事之秋。最严重的莫过于公正党转入2010年以来面对退党的风潮和打击，这些的退党议员有三大种族在内，显现这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正被原同志挖墙脚乃至“背叛”而去。安华被这场预料不到的打击弄得十分被动，也不愿用强烈的语言谴责叛党议员。前后算来，公正党至少已有10名国州议员把矛头指向安华，包括前秘书长沙列胡丁（非议员重量级人物）。
今天的安华之所以面对内外夹攻的困境，主要是他所领导的公正党仍具有一定的威力，因此不断的内讧是安华的软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人排队准备离开公正党。而在较早前离去的再益在另起炉灶下的影响力有多大，还要大选过后才知。
姑且看回40年前的民政党，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1969年大选前，民政的候选人也有些是临时凑成的，组成了“大排档”阵容。因此上台执政槟城州后，因为议员的素质不一，它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主要不是来自党外或联盟，而是来自党内。正如公正党内的情况，而且危机也不亚于今日的公正党。
事缘在1971年时，民政党的两大巨头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总秘书）以中央领袖身份要推翻林苍祐的领导，因此策动一场宫廷政变，暗渡陈仓地联络党内的州议员（约8人，民政共有16席起而执政，总数是24席）密谋扳倒林苍祐，罢黜他的首席部长职，且准备起用陈朴根取而代之。不料事机败露，密谋的议员中有人马上向林苍祐告密，以致后者马上出手将密谋会议的召集人王裕好开除出党（通过槟州联委会），且要他举出不该被开除的理由。
林苍祐这一高招，马上打乱赛胡申及陈志勤的步骤，即使后者发出开除信件给林苍祐，也需要党中委的讨论和通过。林苍祐就是巧妙地拉拢超过一半的中委控制了中委会，迫使赛胡申及陈志勤承认失败而辞职及退党。
当林苍祐敉平“宫廷政变”后，他发现民政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政权。在当时行动党已在州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为了消弭及挫败不信任动议，林苍祐与敦拉萨的合作终于改变整个局面，在四名巫统议员的弃权下，林苍祐安然度过险滩。
如果拿当年林苍祐面对的威胁来看，与今日安华面对的威胁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时候民政上层要置林苍祐于死地，欲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今天，公正党内外也有人要除掉安华及其亲信阿兹敏而后快。如果林苍祐当年有贵人相助反败为胜；安华是否有贵人指引化险为夷？这就是政治的大学问在里头。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南洋商报》
民政党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但公正党的结局又怎样，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同病相怜外，当然也有着外来的因素所促成，但最主要的是党内的窝里反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来到2008年大选时，处在士气低落的公正党，一时之间要找足够和适当的候选人不易，也就出现良莠不齐的人士自告奋勇或被劝服上阵。在当时来说，不少的公正党或其他反对党的候选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当“拿参政经验”或索性当炮灰好了，不必在意当选以后该怎么办？
出乎意料的是，308的政治海啸竟然把82名反对党议员送进国会，而且议员最多的是公正党，依序是行动党和回教党。
为防止生变，安华在大选后的一周内即刻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巩固在五州的执政权。讵料未及一年，吡叻州有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变节，再加上行动党一名议员退党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说自民联在2009年2月失掉吡州政权后，反对党就陷入多事之秋。最严重的莫过于公正党转入2010年以来面对退党的风潮和打击，这些的退党议员有三大种族在内，显现这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正被原同志挖墙脚乃至“背叛”而去。安华被这场预料不到的打击弄得十分被动，也不愿用强烈的语言谴责叛党议员。前后算来，公正党至少已有10名国州议员把矛头指向安华，包括前秘书长沙列胡丁（非议员重量级人物）。
今天的安华之所以面对内外夹攻的困境，主要是他所领导的公正党仍具有一定的威力，因此不断的内讧是安华的软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人排队准备离开公正党。而在较早前离去的再益在另起炉灶下的影响力有多大，还要大选过后才知。
姑且看回40年前的民政党，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1969年大选前，民政的候选人也有些是临时凑成的，组成了“大排档”阵容。因此上台执政槟城州后，因为议员的素质不一，它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主要不是来自党外或联盟，而是来自党内。正如公正党内的情况，而且危机也不亚于今日的公正党。
事缘在1971年时，民政党的两大巨头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总秘书）以中央领袖身份要推翻林苍祐的领导，因此策动一场宫廷政变，暗渡陈仓地联络党内的州议员（约8人，民政共有16席起而执政，总数是24席）密谋扳倒林苍祐，罢黜他的首席部长职，且准备起用陈朴根取而代之。不料事机败露，密谋的议员中有人马上向林苍祐告密，以致后者马上出手将密谋会议的召集人王裕好开除出党（通过槟州联委会），且要他举出不该被开除的理由。
林苍祐这一高招，马上打乱赛胡申及陈志勤的步骤，即使后者发出开除信件给林苍祐，也需要党中委的讨论和通过。林苍祐就是巧妙地拉拢超过一半的中委控制了中委会，迫使赛胡申及陈志勤承认失败而辞职及退党。
当林苍祐敉平“宫廷政变”后，他发现民政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政权。在当时行动党已在州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为了消弭及挫败不信任动议，林苍祐与敦拉萨的合作终于改变整个局面，在四名巫统议员的弃权下，林苍祐安然度过险滩。
如果拿当年林苍祐面对的威胁来看，与今日安华面对的威胁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时候民政上层要置林苍祐于死地，欲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今天，公正党内外也有人要除掉安华及其亲信阿兹敏而后快。如果林苍祐当年有贵人相助反败为胜；安华是否有贵人指引化险为夷？这就是政治的大学问在里头。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南洋商报》
巫统与民政的微妙关系 （现代春秋）
国阵的前身是联盟，也就是打从独立以来就是执政党的组合。当1974年敦拉萨将联盟转化成国阵时，它的不变是巫统仍然主导和操控这个执政集团；它的变化是成员党增加了，不再是联盟时代的三党结合。换句话说，国阵当年的成员是9个，不再限于3个。
因为这个变化，国阵成员党的关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其中最戏剧性的是马华和民政的关系；特别是在槟城州，马华突然间感到它的地位“一落千丈”，需要得到林苍祐的眷顾，才能分得一些席位。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1969年的大选，在槟州方面马华全军覆没，民政跃居成为执政党，在总数24席中夺得16席，另4席归巫统，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
正由于马华从主导政权变成一无所有，因此当1974年组成国阵时，马华对民政是同床异梦，甚至是“各怀鬼胎”的。
虽然如此，居于主导地位的林苍祐也就按他的方式治理槟州和掌握槟州国阵（他是国阵的当然主席），马华也就只能哀兵上阵，1974年获分配3个州议席，1978年获分配5个州议席，一直比民政矮了一截。于是在1982年大选时，李三春突然一拳出击，取得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议席的“平等权”。
在当年李三春是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曾敏兴的冒险策略换取马哈迪同意马华在槟州有平等的权利（以中选议席多寡决定由马华或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
可是选举过后，马华的林建寿失利，也就造就林苍祐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因而也种下马华与民政有说不完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民政与马华的恩怨由来已久，而且牵涉到林苍祐与马华当年（1959年）的一段斗争，那么民政与巫统的恩怨则是始于90年代。
在1990年的大选，马华又再一次上演滑铁炉，槟州全数候选人在阴沟里翻船，巫统在33个州议席中取胜12席，民政7 席，合共19席组成槟州政府。
行动党只赢得14席（差3席即上台执政），林吉祥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则从中涌现成为槟州政府的实权政党，即使仍由民政的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但已增设副首席部长职归巫统人掌管。而且巫统在州行政议会内拥有极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正因为这样，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Zaky Abadi在其著作“Pembangunan Pulau Pinang”中提出了对现状的改变的要求，希望能出现“马来人主导政权”的局面。他所举的理由是：巫统从1982年到1990年的选举结局来看，它都是国阵内最多议席的执政党，这也给林苍祐带来了一些的压力，但改变是在1990年林苍祐落选后到来的。
在此舆论出台后的2002年，又一位马来作家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Cabaran Global – Kemana Melayu》一书中更提出改变马来人的困境的办法是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和每一位马来人再次团结一致，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来应付挑战和所产生的威胁。
到了2003年，在巫统代表大会上，槟城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Raja Munir Sheh Raja Mustafa）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
不过他的建议被时任巫统主席的马哈迪首相给否决了。马哈迪认为这个职位应给回民政。可是不久之后，马哈迪退休了，换来的是阿都拉首相时代的降临。
阿都拉在2004年领导国阵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后，一些巫统干部也就开始比较鼓噪起来，甚至有些年轻干部直接在槟城发难。2006年的时候，一批浮罗山背巫青团员在众目睽睽下拉横幅“谴责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造成很大的回响。当时许子根是陪同阿都拉出席丹绒巫统区会会所开幕礼，却在首相在场下被“羞辱”而陷入尴尬局面。一方面巫青团有了动静，不断促请许子根对话；另一方面华社也“咆哮”起来，对一些巫青团的无礼感到愤慨。就这样，民政和巫统的关系出现裂痕，不再像以前“有商有量”。此时巫统方面已出现间断性的诉求，包括“首席部长轮任职”，一边一个首席部长（即威省与槟岛各一名），“水供局主席应归还巫统”，还有“与巫青对话，讨论马来人被边缘化课题”等等。凡此种种已把槟州一向以来存在的“社会契约”给捣乱了。
这就是说，在2006年发酵的课题到了2008年的大选也真是一针见血地刺向国阵，许子根领导下的民政党竟然因“拉布条事件”而换来惨痛的代价——失掉槟州主导政权，没有一位候选人在槟州取得胜利。同样的马华也在这次大选中再一次沉船。虽然巫统保有11席，但在国阵其他成员党零席下，已起不了作用，政权移交民联。
本来在国阵失败后各成员党应痛定思痛，痛改前非，讵料巫统与民政的关系继续恶化，整个导火线又是起于2008年8月的峇东埔国席补选。巫统的强人阿末依斯迈的一句“华人是寄居者”终于掀起轩然风波。
到后来槟州巫统的一些领导人迁怒许子根，指他在“背后”影响舆论（此说也真没有凭据，因为失败的许子根，又何来影响力左右舆论？），也就发生许子根肖像被撕毁的事件。自此之后，民政与槟州巫统的关系进入“冬天”，根本无法四目交流。
待到2009年纳吉上位成为巫统主席后，他改组巫统的联委会也没有给槟州的国阵带来“团结的曙光”。例如国防部长兼新任巫统副主席阿末查希在出任槟州巫统联委会主席后，并没有买账给许子根，反而促请许子根让位，不要再担任槟州国阵主席。但许子跟这个职位也是纳吉委任的。在两者不咬弦底下，纳吉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顺应民政党的要求，减少和抑制槟州巫统份子对民政党发出挑衅和揶揄行为，让民政主导槟州政局；要么让三党在槟州各自为政（巫统、马华及民政），各做各的而来个三败俱伤。
在衡量轻重下，纳吉接纳民政的建议撤槟巫统联委会主席也是别有一番苦心，而整个联委会的调整也是有其玄机在内。
首先再纳阿比丁奥马原是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但在2008年大选失利后低调从政。从他的出身来看，他基本上是技术官僚型人物，不是攻击型的政治人物。换句话说，他的中庸形象和低调作风迎合了民政的需求，也可与许子根配搭，因为再纳没有官位，不会在子根面前摆架子，两人也许在相互尊重下有了互动。
由此可见，纳吉顺应许子根的需求是希望看到民政在槟城会有所作为。但其次我们又看到纳吉为安抚槟州的激进派的人马，也委任了出位的慕沙（大山脚区会主席）担任署理主席，他一向与许子根有语言上的意见，算是民政的“异议派”。这就是说，纳吉保留了巫统内较为激进份子在第二线发挥作用，不再直接与民政和许子根“交锋”了。如果慕沙与阿末依斯迈等人不再对民政党发出吵杂声，那就是意味着巫统意识到仍然需要民政在槟州牵头。
至于马华目前的情势还是保持在比较低调的状态，黄燕燕出任槟州主席以来，是否比廖中莱更出色？也是心里有数。如果最近以来民政已见“活跃”，巫统已见“改组”，那么马华已不能再观望了。
今天国阵面对的是强大的敌手，是执政集团的反对党，因此这一场硬仗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就不知国阵如何进一步化解内部“危机”和“内讧”来应对来届大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光华日报》
中文报从未辱使命 （天下纵横）
首相纳吉于12月20日在槟城主持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届大会开幕时不忘老生常谈地提出媒体的三大重任：（1）中庸的推动者；（2）改革的监督者及（3）发展的催化者。
虽然这样的的高调寄望我们是听惯了，但现在拿来演绎，倒不失其重要性，因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是多元性的，不是单元性的。如果只要求中文报作出这样的承诺，也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每一种媒体都应该恪守本职，否则首相的忠言也就失去意义了。
根据我在中文报业25年的打滚，我对中文报的战战兢兢的办报精神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比如在60年代的中文报，似乎比其他语文报多出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渲染”马共的新闻、左翼政党的新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马来西亚是个资本主义的反共国家，并不允许与国策唱反调。
在那个时候，身为中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注意其他语文报不会“犯上”的禁忌。理由是华校生一向以来被视为左倾的，而进入报界服务后比较同情或支持左翼的运动，自然会将“情绪”表述在舆论中。这就是说，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约束，否则会面对问题。
到了70年代，情势有了转变，一边是马来西亚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华文报开始较为大胆地刊登介绍中国文章和特写，但另一边有一个不变的“天条”——不许宣扬共产主义。
我提起六七十年代的华文报面对的挑战和契机是因为这是东姑和敦拉萨掌权时代发生的事，而敦拉萨正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父子的战略连系起来考察。
犹记得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时，就大胆地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才有马来西亚后来与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建交的故事。其目的不外是洗掉马来西亚一面倒向西方的形象，转而走中立与中庸的路线。
自此之后进入80年代的末期，更有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和解的轰动性之新闻。这事发生在马哈迪执政的当红年代（1989），与东姑1955年的华玲会谈失败相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马哈迪在这方面继承了敦拉萨的与共产党国际的和解精神，终于有了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以便举国上下和平建国。
正由于纳吉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知道华文媒体这一路走来基于主客观因素都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出版法令下，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体现，不能被当成与政府对峙）。而且有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要挑起敏感课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中文报业从来不辱使命，坚守有道德的新闻自由。
既然来到千禧年后纳吉主政的年代，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与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体化，就不再需要关注意识形态上作斗争。但世界也衍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包括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及宗教狂热分子向世界秩序与和平“宣战”，致使世界面临新一轮的“浩劫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媒体协助政府扮演中庸的角色和真正负起监督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不单只是中文媒体。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滋生极端与偏激言论，以图制造种族的不安与宗教的失调，那是对和谐社会的“背叛”，政府应予制止和谴责。我们希望纳吉以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他所宣示的媒体的三大重任，让偏激与极端的言论失去阵地。唯其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号外周报》第512期
虽然这样的的高调寄望我们是听惯了，但现在拿来演绎，倒不失其重要性，因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是多元性的，不是单元性的。如果只要求中文报作出这样的承诺，也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每一种媒体都应该恪守本职，否则首相的忠言也就失去意义了。
根据我在中文报业25年的打滚，我对中文报的战战兢兢的办报精神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比如在60年代的中文报，似乎比其他语文报多出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渲染”马共的新闻、左翼政党的新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马来西亚是个资本主义的反共国家，并不允许与国策唱反调。
在那个时候，身为中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注意其他语文报不会“犯上”的禁忌。理由是华校生一向以来被视为左倾的，而进入报界服务后比较同情或支持左翼的运动，自然会将“情绪”表述在舆论中。这就是说，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约束，否则会面对问题。
到了70年代，情势有了转变，一边是马来西亚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华文报开始较为大胆地刊登介绍中国文章和特写，但另一边有一个不变的“天条”——不许宣扬共产主义。
我提起六七十年代的华文报面对的挑战和契机是因为这是东姑和敦拉萨掌权时代发生的事，而敦拉萨正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父子的战略连系起来考察。
犹记得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时，就大胆地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才有马来西亚后来与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建交的故事。其目的不外是洗掉马来西亚一面倒向西方的形象，转而走中立与中庸的路线。
自此之后进入80年代的末期，更有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和解的轰动性之新闻。这事发生在马哈迪执政的当红年代（1989），与东姑1955年的华玲会谈失败相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马哈迪在这方面继承了敦拉萨的与共产党国际的和解精神，终于有了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以便举国上下和平建国。
正由于纳吉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知道华文媒体这一路走来基于主客观因素都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出版法令下，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体现，不能被当成与政府对峙）。而且有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要挑起敏感课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中文报业从来不辱使命，坚守有道德的新闻自由。
既然来到千禧年后纳吉主政的年代，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与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体化，就不再需要关注意识形态上作斗争。但世界也衍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包括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及宗教狂热分子向世界秩序与和平“宣战”，致使世界面临新一轮的“浩劫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媒体协助政府扮演中庸的角色和真正负起监督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不单只是中文媒体。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滋生极端与偏激言论，以图制造种族的不安与宗教的失调，那是对和谐社会的“背叛”，政府应予制止和谴责。我们希望纳吉以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他所宣示的媒体的三大重任，让偏激与极端的言论失去阵地。唯其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号外周报》第5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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