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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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1.4.12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之开场白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摘要
当“创造社”于1926年大力鼓吹和提倡“革命文学”时,已把1919年“五四运动”开创的文学革命路线逆转过来,将文学带进政治的轨道;却又反过来被政治拴在铁道上,成为改革社会的火车头。这对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旧中国确是产生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改造旧世界和建立新中国。

“革命文学”在因势利导下终于登上文学主流,配合着中共主导的解放战争一统天下。毛泽东文艺理论和思想已成为“革命文学”的最高和最重要的指南和境界。换句话说,“革命文学”统领了中国文坛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文化大革命”终结后才逐渐退出政治及文学舞台。

这五十年的革命文学不仅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而且也牵动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心灵,那是因为“革命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一种不断变化的全民运动。

不仅于此,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在同一个时期辐射海外而历久不息,尤其是华人麕居的马新社会,终于形成马华文学的主流而被称之为“马华左翼文学”或现实主义文学。究其因,不外是马新社会的独特性,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从中国移居的华人,与中国人民血脉相连,命运休戚与共,起而响应中国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抗日促使马新社会追求独立,以摆脱殖民统治,进而跟着中国的革命步伐起舞,因此中国的“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革命和改革的急先锋。

就此而言,“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基本上是两位一体的,名称不同,实质没有差别。在战前是通过南来的文人建立起马华左翼文学;在战后则是通过左派统战培养的本土文化人继承和坚持既定的左翼文学路线,并赋予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普遍性名词,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达同一个思想和立场,以为政治议程服务。

本文就是针对这一历史事实,从1926年到1976分开五个阶段论述中国的“革命文学”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影响了马华文学的走向。几乎每个时期的变化,都是中国主流文学在牵动马华左翼文学。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马华文学曾力图建立起其独特性和自主性,以有别于中国“革命文学”,但因出自同一思想源流,先是以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导向,后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依归,始终无法构建本身的理论系统,反而是亦步亦趋与中国的“革命文学”一道宣扬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最终因背离了国情而与中国的“革命文学”一道为“文革”的失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换句话说,马华左翼文学也因“文革”的终结而走向尽头,失去了导航方向和理论依据,迷失在文学的十字路口,不得不在80年代退出文学阵地。

因此文中所阐述和评论与总结各个阶段的“文学与政治”的二合为一的关系,旨在提供一面历史镜子,揭开一个时代的文学如何在政治大风大浪中浮沉与共而失去其主体地位,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和舆论武器。结果它也因政治气候的转变而宣告消失,结束了中马文学长达50年的“父子关系”。

关键词:革命文学;马华左翼文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无产阶级文学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之一
它是时代的烙印
——副高教部长何国忠博士主持推介礼讲话
我很荣幸能够在今天主持谢诗坚博士新书的推介礼。今天出席的人除了韩院董教学生外,也有本地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大家齐聚一堂,场面热烈。不过我不想在理论上长篇大论,而是提出我对文化文学和教育的看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好像刚才谢诗坚博士所说的,他跟何启良博士是不打不相识的。我想这个智慧的交锋的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对话,也是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过程。因此今天我来这里也觉得非常开心。当然我也常常来韩江学院,有好几次都是为了公事,所谓的公事就是韩江学院的事。但是这次来到韩江学院,所为的不全然是公事,而是为了谢诗坚博士的这本书,这不但是一个文化活动,也算是一个思想交流会。我觉得这对我来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也可算是一个休闲的活动,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可以见到文化界的朋友及槟城的几位学者。

刚刚谢博士说,本来这个活动应该在去年底就进行了,结果一拖再拖,拖到了今时今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谢博士一直要等我。马来西亚的部长很多、副部长也很多、议员更多,我想来想去,也只好往自己脸上贴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我想这可能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也许谢博士不知道,他是厦门大学的文学博士,在2007年才拿到学位,而我一直以来都是厦门大学的客座教授,每一年都要回去厦门大学作学术报告。凭着这一层的关系,在这里为谢博士的书作推介礼也算是不期而遇的。接下来还有书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会谈太多有关这本书的性质,因为推介只能够讲好话、打广告,希望这本书能好好的卖,希望大家能够人手一册,能够好好的了解马华文化,多注意文化的事业。

博士是做学问的驿站
我想在学术界最愉快的就是可以不断的养性,在做研究的时候,不断的让自己在思维上更加活泼,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凝结,可以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讲话,这些都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事情。其实我目前正在指导着一名博士学生,他后天就要面对口试。有念过博士学位的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日子。以前我拿到这个学位的时候,我的同学都问我,要拿到这个博士学位需要什么条件?这是因人而异的,我当时就有个非常即兴的反应,你只要一直静静的坐在你的书房里,不断的工作,不要受到外面的诱惑,这样不断的努力三年或四年,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不需要太聪明。主要还是毅力和自律还有始终如一的精神。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源自于心理的感触。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聪明人,念博士的人也有好多。在最近两届的国会里,上下议院,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面对着这种同样的折难。他们说,马来西亚的假博士太多了、假教授太多了,问我们高教部有没有采取行动。事实上,我们所受到的压力真的是很大的,现在高教部也为了这个社会问题而加紧进行研究,是不是应提出一个指南?至少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博士多和教授也多,是因为有一些不应该颁教授名衔的学院也颁给有关人士,变成了众乐乐。就我看来,念博士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当然会有一种满足感也有开心的时光,但最重要的还是做学问的过程。刚刚谢诗坚博士又提到的王润华(教授),我记得他以前曾经跟我讲过,拿到博士是学习人生的第一课。有了执照,讲话就可以稍微大声一点,不过也不能太过大声。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

杜绝假博士培养真博士
还有谢博士也提到他的论文是如何完成的。我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它的序文,说谢博士是老而好学。这个“老”字不是我说的,是他的老师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字完全没有贬义,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学习是一个长长久久的过程。在这本书的论文完成的时候,有个锦上添花的一页,就是我厦门大学的老朋友朱崇实校长还特别和谢博士颁发文凭和拍照留念。我觉得刚才的幻灯片应该多做这方面广告,而不是做硬棚棚的文字讲述,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写得很长,有四百多页,里头也可以看到各国大学的论文格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是英国制或是马大,论文不能超过八万字。这是因为各国的教育制度不同。我记得我念博士的时候,一个同学也是写了四百多页,结果论文不能够交,还要写封信说为什么要写得那么长。这说明了不同的教育制度使得学术界更为活泼与精彩。

作为高教部的其中一位负责人,在面对这个博士荒时,都非常的着急。在目前马来西亚拥有20所的国立大学,25所私立大学及439所学院的数目来说是非常足够的。但是我们还要不断的努力,希望可以提升教职人员的水平。在第九大马计划里,政府准备了6000份的奖学金,希望博士的比例可以更高,为了提高本区高教水平。政府在去年的迷你预算案,提供了500份助学金给博士生,提供了1万名的学额给硕士生。这些都是马来西亚政府给予高等教育的重视。事实上,我们在科研方面也在不断的努力。目前,马来西亚每1万人中只有33人是研究人员。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在1万名里面就有100位是研究人员。

从微观中充实世界
再回头过来说这本书,我觉得谢博士本身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这里头倒也没有贬义或称赞,只不过是为了告诉在座的各位,这种博士、这种做法是比较少有的。大部分的博士表面上看来或是痴痴呆呆的。当然也不是真的痴痴呆呆,而是科研人员大部分都是非常专业不分心。就好像我在马大的时候,往往和迎面而来的朋友或同事打招呼时,他们完全没有反应。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脑海里永远都思考着问题,而不会对迎面而来的人给予注意的。我想,有走过这条路的人都知道,读博士学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人也会因为这样而得了精神衰弱症;有些人的脾气则会因为这样而变得暴躁。最主要的关键就是那几年里面,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非常小的事物,但就算是对很小的事物也要做非常细致的研究,就是因为这些细微的研究,这个国家才会变得更加多元与活泼。

各位,若有人问我,如果你可以选择下一世的话,你会想当什么?如果问我是不是要当一个政治人物,我想我会稍微皱一下眉头。但是如果问我是不是做学者很好,这一点我绝对十分的鼓励。换句话说,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可以从杨春时教授给谢博士的评语中——老而好学中得到启发。我想,前面那两个字可以丢掉,“好学”这两个字我们就继续坚持、不断的把持,不断的写书。

马华左翼文学是时代烙印
讲到马华左翼文学,我也会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这一群作者对文学的奉献以及对文化传承给予肯定。凡有研究整个马来西亚发展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在左翼文学非常蓬勃的时代,他们这些人对文学绝对是忠诚的,对文学的奉献也是全心全意的。这一点跟新的写作人或部落客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他们那一代,所谓的以文会友或者是对于辩论的坚持,就像以前谢诗坚博士和何启良博士打笔战的时候,我每一篇都有看。我想,当时谢博士看到(批评)文字的时候或是怒发冲冠的,特别是针对他那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的演变”的批评,文章还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和《南洋商报》,这些我印象都非常深刻。但是20年以后发现这种笔战倒成了友谊的一种桥梁、倒成了一种思维的交流。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人的一生总要有一段时间是要好好的、认真的思考或做一件事情或好好的去享受一些事情。或许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是笑傲江湖、大家都是笑语连连。就像YB章瑛,我老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她永远都是对着我笑。即使是在国会,要折难我的时候,还是笑笑着对我说。我想这个文学上的辩驳,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一种精神。

谢博士前后出版了10本的著作。而我写的博士论文则是研究胡适的,做的也是有关文学革命的研究,那是一个比较早的时期。因此韩山元应该不是新马最后一位鲁迅的信徒(王润华语),因为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人喜欢鲁迅,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家。我觉得前人的努力制造了我们后人的精神粮食。不管是左翼文学也好、创造社那批人的努力也好又或是文学革命的人对社会的承诺也好,凡走过就必留下痕迹,只要是走过就会留下深刻的意义。

文化工作是持续不断的
今天我讲了好多的话,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连贯性,不过最后所谓推介的工作一定要做完,帮忙打广告的任务也一定要完成。希望各位可以人手一册,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打折。即使那本书你买了没有看,摆在书架上,看着也会觉得舒服的。我这句话也没有贬义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在我的选区要做一个图书馆,就有很多人担心图书馆的书没有人读。我就告诉他们不必担心,因为在我家里也有一万本藏书,谢博士也许有同样多的藏书,但是读者只有一人。有很多书都是这样子翻过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再看。可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拿出来再读一次。换句话说,书本的价值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的身边。它的价值在此时也就起了作用。今天你买了这本400多页的书不看也无所谓,可能日后你需要这本书的时候,它会帮助你解决疑难。

最后希望各位购买这本书,希望各位多买马华文学的书,希望各位多阅读,希望各位多增进一些精神粮食,希望各位可以多注意到马来西亚文化的情况,希望各位知道只有文化常青,这个民族才会有救。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的层次,完全是因为有一批坚持文化工作的人在默默耕耘。就像谢诗坚博士那样,我觉得我今天给的这个评语应该比我之前的那个评语更加重要。像谢诗坚博士、何启良博士、韩山元先生以及在座各位对文化非常讲究的人,因为你们的努力,我们才可以看到华教的面貌,我们才可以不断的享受用中文对话的时光,今天的场合说明了这一点。谢谢各位,祝大家健康快乐!(摘自电视录音)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之二
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斗争
——谢诗坚在推介礼上告白
父子关系
(一)1926年中国从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从那时候开始,经过整整50年的冲击,先后出现了5个阶段的影响,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了断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我把这个时期的中马文学形容为“父子关系”。
1926-1936年 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新兴文学
1937-1945年 中国抗日文学与马华统战文学
1946-1957年 中国建国文学与马华文艺(民族文学)独特性
1958-1965年 中国“两结合”文学与马华爱国主义文学
1966-1976年 中国“文革”文学与马华革命文学

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
Modernity & Modern Nation State

(二)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文学理论:其一是现代性;其二是现代民族国家。
所谓现代性乃指发自西方的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由西方引进的。如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
至于现代民族国家是包含在现代性里面的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但现代民族国家在时代的感召下也自成一个体系。它的合法性是根据民族公意建立起来的。

当日本侵略中国,救亡压倒启蒙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成为中国当务之急。因此现代性变成救亡手段,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
它不像西方把现代性当目的,而把现代民族国家当手段。因为在西方两者之间是可以妥协与协调的,共同反对教会和封建王朝,走向民主。

但在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已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上议程,而且也靠向苏联的模式。这样一来,现代性被搁置一旁。在反西方下,现代性也被牺牲了。

革命文学的出现,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而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最高指示。于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成了政治斗争的不可动摇的旗号。

左翼最高象征——南洋大学
(三)马新左翼文学也与中国革命文学同步进行。马共在30年代的成立和左派统战在50年代再出击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而以南洋大学的出现(1955年开课,1958年校舍落成开幕)成为左翼运动的最高象征。

马华左翼文学为政治服务
(四)马新左翼运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一览无遗,因为马华左翼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它鼓吹的是工农学的道路,直到后来,连马共的也拉了进来成为左翼文学的其中一面旗帜。当文革在1976年结束后,马新的左翼运动也陷入困境;马华左翼文学也退出主流而让位于现代主义了。

现代性是世界潮流
(五)中共是延至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拨乱反正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只用了30年的时间,中国已是和平崛起,可见现代性的魅力无穷。

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在30年内要达成先进国的宏愿,意味着他决心摆脱现代民族国家的纠缠,走向现代性。但因间中太多复杂的因素拌搅着,以致国家方向游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无法破旧立新。

反思今日的怪现象
(六)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也确实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比如在过去,左派斗争一直被标签为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极端主义,因它绝大多数是华人的政治运动,马来人和其他民族也就敬而远之,甚至是与之对峙的。

今天我们看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又认为它是极端和种族主义的,它也不讳言是为马来民族而斗争的。这里面也带有要建立狭隘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向纳吉要赓续现代性的“一个马来西亚”施加压力。它要现代性转过来为它的偏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服务。

如果说,过去的左派统战追求现代民族国家,而具有反现代性的思潮来取得优势,那么今日的Perkasa也不可能在反现代性的逆流中有所收获。

就此而言,马来西亚要落实先进国的地位,取决于它如何坚定先进国的理念,而不是被狭隘的民族和宗教的思维所困扰。

复古不是现代性教育
(七)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的学校和教育又回到弟子规的年代,它既与社会脱节,也与青少年的认知有距离,也难怪电脑底下看不到儒家的功力,社会的残酷一面也往往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以致我们的教育是在作表面功夫,而没有真正地在学校推行全面与有时效性的现代性教育。这就是说复古救不了人性的沉沦,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之三
60年代马共作家贺巾访谈
——他曾是马华左翼文学的开路人
贺巾说:《沈郁兰同学》是1954年写的。那时候学生运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政府已经答应暂时不让我们去服兵役,是在求学期间不用,而不是长期不必服兵役,所以是缓役而不是免役。可是后来政治部要求算账,我们就觉得不妙,不敢上学。于是我们就躲起来,一边在乡村教书,一边在思考这些问题。当时新加坡乡村,5、6英里以外就算是郊区了。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想起学运斗争的一些事情,觉得跟文艺界有些关系,所以我就写了《沈郁兰同学》。

实际上文艺界的批评认为说,《沈郁兰同学》算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叶云张就做了这样的批评。我也接受这个意见,因为我当时也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我的简单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一代从7岁到11岁,在抗日时期白白浪费了上课的机会,现在刚刚进入中学,应该让我们好好学习,不应该让我们去当兵。我们心里也知道其实政府要把我们抓去当兵是为了要打马共。我们也不同意,至少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打他们?心里也不服。所以就觉得男女同学要求免疫是比较合理的。这场斗争应该是要这样坚持的。《沈郁兰同学》就是家庭阻止她,她又要回到集体中生活的矛盾思想中开展的小说。在当时我们争取的是民族独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后来又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还没写,才写了《青春曲》。《青春曲》是透露自出紧急法令以来,我们华文的文艺运动是被逼到很闷气,演戏也不可以、唱歌也不可以,什么都不行。政治部动不动就到学校来抓人,真得令我们很气愤。因此我就写了一个女主角叫张燕,从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学生运动,这些都不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形象人物。

(问:有没有受左派思想的影响?)
看书应该是有,但是我自己不是很自觉。

(问:看什么书比较多)
我看苏联的小说比较多,特别喜欢法杰耶夫的《灭亡》,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问:那个时候没有看鲁迅的小说?)
鲁迅的小说看不大懂。

受毛泽东影响
由于在看书后思想有了转变,所以才写了《小茅屋》和《青青草》。但还是写着民众的生活,从这里发现到底层群众的青少年有很大的潜力,不过这些小孩子在老师面前被当作是顽童,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很不公道,应该给他们的真显露出来才可以,应该发掘这些才干。后来在五十年代末,才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讲的走向工农兵,对于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体会来说是正确的。

(问:行动党于1959年在新加坡上台了之后,你还在行动党做工吗?)
我没有在行动党工作过,只是在党报那边发表一些文章,因为那些编辑来向我征稿,我就写给他们。那时候的思想也有一点偏了,所以就写了一些工农反抗、剥削,认为是一些比较战斗性的故事。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毛泽东的走向工农对我自己的感受来说似乎很管用。因为在这之前我有一种思想引导,认为我应该读到高中毕业,有机会念大学,走学者的道路,但是后来躲起来了之后又想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就算是没机会读大学,走社会大学也是可以的。别人怎么感受有没有无产阶级,我不知道。

我自己比较感受到是在寻找我们当时那个阶层的人出路。另外还有一小段生活就是在这之前我还曾经去丽的呼声电台工作过半年多。那么有接触到那一层人的生活,有一些迷茫,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有很多同事为了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子女问题,不知道怎么生活,很不愉快。至少我自己认为不理想,我想如果他们有机会去农村生活一个时期可能他们会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就像我自己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样。但是后来那样的生活又因政治部因素,使到我们又再次逃亡。

(问:什么时候开始再次逃亡?)
我离开学校,54年以后,55年又跑去丽的呼声工作,做了半年多,又有麻烦了,我又逃忘了,所以50年代末又是在农村。后来60年代的时候感觉到行动党上台了,就很有希望,后来又因为新马统一的斗争而失望。

在62年就到印尼流亡了,就在渔村教书教到苏哈多1966年上台。我们就只好流亡到别的地方去种菜、捕鱼、养鸭。生活是辛苦,体验是辛苦,但是在精神上可以体会到很有风采的一面。

(问:有没有受到特别的压力?)
压力是有,但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不大、不直接。在另一方面就看到我生活在渔村看到那些渔民和英雄气概都很动人,他们跟大风浪战斗,让我感觉到很钦佩。

在马共电台工作
80年代组织安排我们回到泰南,当时就上到部队,90年和解后,回不了新加坡才下山。我们住在和平村第4村,当时没有想到可以再见到子女和家人,以为这一生就是在森林里面过了。同时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到底有什么本钱可以谈判。我们就这样走到底,没有回头路,所以后来我们被通知说,我们的子女要来见我们,我们的子女也忘记说自己有父母亲,我们的家人也以为我们离开了30多年,已经没有了。传言中说我们在印尼的排华中被杀掉了;第二次的传言又说我们可能在森林中被打死了。因此我的外甥女说,见面之后,恍如隔世。

(问:那时候你的孩子在中国还是印尼?)
在中国读书

(问:你去到长沙(马共电台地点)没有遇到他们?)
没有。他们在受教育,我们在参加工作,不能够在一起。我们一生大概就是这样的经历。

(问:你有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因为当时我们夫妻也是有交换过意见,那个时代不容许我们有别的选择。我7岁的时候,刚刚要上学,新加坡就沦陷了。一下子整个世界就大变了,我7岁原本是要入学的,却被逼去做童工。因为不愿意读日文,就去做工,还差一点死在工厂里。后来看到日本人打进马来亚,英国兵这样糟糕、这样孬种,很气愤。所以后来对于英国统治很不满。我们受教育的时段,满腔都是想要赶掉英国人。英国人在打日本的时候,他们投降,等到我们要争取独立的时候,他又不给,反而回过头来要统治我们,觉得很不公道。

(问:你上山以后,有碰到殷枝阳(周容)吗?)
没有,他在中国去世了。之前在电台就有碰过他,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不过那时候,他还继续在写作。我们工作有时候还接受他的指导,所以在悼念他的时候,我写过了一首诗《闪光的一生》来哀悼殷枝阳。他的一生也是很动人,人很直爽,讲话都讲不清楚,都是满口上海腔。我们部队的人都叫他作上海伯的。最近我有看到他的一部作品,现在文艺界是有争议,我看到很多都是真材实料的。虽然文字上和技术上会有些缺点,但是总的还是可取的,真的那个时候部队是很艰苦的。

(问:你那个时候写的《青青草》,就比较无产阶级?)
那个时候也还不算,因为那个时候发动青年支持王永元的市议会斗争。

(问:后来就比较少写这一类的作品?)
后来就去印尼18年没有写,只写一些作业,就有时候拿到一些厦门大学的题目和讲义看。那时候要写印尼共产党被屠杀的资料,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也没有地方收藏,写了搬家的时候有烧掉了,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写,停笔了18年。

(问:之前你在印尼教华小?)
教华小不过那个学校是挂着印尼国民学校的招牌,要教印尼文。印尼文还算勉强,因为只是小学而已,所以还可以勉强应付。

(问:你太太也是新加坡人?)
跟我一起的,也是新加坡人。#

(这是贺巾于2009年11月在合艾与韩视社长谢诗坚的访谈,当时他与夫人是在合艾参加马共和解廿周年纪念大会,许多“战友”又与贺巾重逢。)


贺巾简介
贺巾原名李金泉,1935年生于新加坡,曾在华中与中正念书,卷入五十年代的此落彼起的学潮。他在1951年开始写作。1953年出版《青春曲》短篇小说一举成名。继后的重要作品有《沈郁兰同学》、《小茅屋》、《青春草》、《阳光与雾》等。曾任华校教师、电台广播员、商行书记,也曾从事农牧业。在50年代中期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80年代初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走出森林。目前侨居于泰南。他曾来过马来亚旅行,但回不了新加坡。

像许多热血青年,五六十年代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大地上,前仆后继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投身入火热的斗争中。有的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强制遣回中国,也有的人放弃斗争,但更多的人投身进入公开统战的洪流中,有部分自我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贺巾是属于后者,他在60年代过后便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其实他是追随他的前辈周容参加共产党,成为马共分子。

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一手拿笔,另一手拿枪。而更大的成就则在左翼文坛上擦出火花,在马华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也成为马共的两支笔。

贺巾在文学生涯中的转变,是那个时代的思潮的其中一个典型。在学生时代和未正式转入地下活动前,贺巾像其它新生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力图表现出周容所要的“此时此刻”的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他的成名作《青春曲》(短篇小说)被方修列为反黄时期最有名的作品,而另一篇署名韦嘉的《沈郁兰同学》也被列为同级名作。

继《青春曲》及《沈郁兰同学》短篇小说(1953及1955)在马华文坛引起热烈回响后,贺巾再接再厉,于1960年又出了一本在文坛引起热烈评论的小说《小茅屋》。这个短篇比前两篇更具有战斗性。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之四
政治文学记忆的精神重访
——何启良评《马华左翼文学》
反讽的精神重访
前几个月喜逢农历新年,新加坡每年都有从中国各省份请来许多展览或文艺节目表演,这一次从湖南邀请来诸多节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型毛泽东的戏剧,也有有关韶山的展览资料,毛泽东像在新加坡的商城大展风姿。我都去看了,是好奇,也是一种休闲活动吧,心里感到非常感慨。曾经拒绝做“第三个中国”的新加坡,如今是完全摆脱了60年的复杂的“中国”情意结,当年人民行动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顾虑,以及在岛内的反共和反左倾向,也似乎消失了。这个情意结的消逝,更明显的反映在南洋理工大学开办的“市长班”。市长班是学术课程也是培训班,成员是中国政府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当年的旧南大是左派学生的大阵营,左派思潮的汹涌以及带来的社会动荡,也正是李光耀政府关闭南大的主要原因。如今风水轮流转,南大欢迎共产党员回来了。我不能说在这些学员的身上我看不到政治教条,其实他们的“思想正确”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必须说,他们回到校园的目的显然不同,他们是要学习、考察,而不是颠覆、制造事故。新加坡社会当初面对共产党的那种不安和恐惧已经不再存在了。

时代在变迁着。主要是说明,对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50和60年代的政治左翼思潮,研究者如今已经可以跳出时代的限制作出较客观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通过历史的转变以及思潮的不断推进,重新思考这个争论性极大的问题。读谢诗坚这本《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我是在这个思考角度切入的。

在当年中国与马新“革命文学”记忆的精神重访中,我们看到作者不断解剖马新左翼思潮的源头和影响,耿耿于怀的,是“革命文学”的命运。基本上,作者是从政治思潮的架构中进一步分析文学思潮,从中窥看他们之间的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谢诗坚的这本著作,以及当前有关马来亚左翼运动和学生运动著作的出版(如《20世纪50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中学生学潮50周年》,《“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马新政治的影响》等),构成了当代马华知识界和文化界对“左翼文学”和“左翼运动”的回访的另外一种精神取向。对于这一连串精神重访,读者肯定有不同程度的体会。

作者一开始说明了采用“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为论述架构。这一点我觉得似乎有点生搬硬套。但是以后书里有许多精彩论点出现。作者以中国共产革命的作为一个论述源头,进一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政党在文化领域内领导文艺工作的得失,紧接着下来的,即是一部马新左翼文学的兴亡史。这宏观的论述在马来西亚当代文学研究中还属首例。其实,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或隐或现的出现在全书里,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克思文学理论还是有掌握的。作者对几个中国的历史阶段的政治思想倾向对马新左翼文学的影响都作了独到的研究。资料翔实,颇具说服力。

作者对马新左翼文学的命运是以悯叹的口吻论述,但是也是批判性的。我觉得谢诗坚的结论极为一针见血:马新左翼文学之所以没落,正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独立的思想理论,依靠的是“母体“中国政治思想源流,于是一旦“革命文学”与文革结束后也宣告终结。马新左翼文学失去了思想依靠,也因此退出了马新文学阵地。

以下几点是我读了这本著作后的一些启示。

政治与文学
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是政治,这一点毋庸多言。虽然如此,我们却发觉其实许多现实主义作者是不太认可这个论点。如果他们一旦毫无掩饰的承认,就直接的否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性,对整个文学运动来说是致命的。谢诗坚此书的特点,在于他毫不留情的指出现实主义文学其实就是左翼文学,而马新的左翼文学,毫无疑问就是中国革命文学一个依附,思想上一脉相承。有一个区别必须说清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被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然而马新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倒是是缺席的。如何使到文学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这个任务是落在文学人的身上。由于在马新,政治是禁区,才会有文学人与政治人若近若离的关系。也可以说这反映出马新现实文学主义写作人的一种拟态与虚伪。

中国政治影响着文学发展,欣起一代文风。甚至有论者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王烨:“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2006年 )。这个论点有争议性,但是,无论是作家或政治人,他们都一致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这样就成为了“文学与革命”讨论的核心内容。这是一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但是政治运动的不断,一直影响着文学的动向。

马新左翼文学源头来自中国,然而其欲影响的,不只是文风而已,更重要的,却是“在地政治”的发展。正因为在地左翼政治运动的不振(有许多原因),左翼文学也终于以失败收场。马新左翼文学作者从“革命文学”的立场提出的革命运动之可为,与当时的中国情况是存在差异的。

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是西方的知识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的改造和重新组织的过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这样一种新的知识的诞生和兴起,必然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的诞生和兴起,文学也扮演了一个崭新的角色。新一代的文学人通过文学的重新定义之后,文学的对象、内容、形式以及建制就无可避免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最主要的是否定了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念,进一步肯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的社会作用。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革命文学的倡导明显地带有过激和机械的倾向。无论是创作者或政治人物,他们在对于资产阶级艺术观念的否定的同时,也非常不恰当地将其引向了对于艺术本身的否定。这就无疑导致其文学性的死亡。

文学革命、革命文学
谢诗坚这本著作提出了一个重要研究命题,同时也开出另外一条研究思路,即中国和马新“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区别和演变。现代中国是先有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后来才有毛泽东的“革命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导致了传统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学制度的崩溃。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发生,“文学的定义”成为文学“本质”的探求。在马新,根据谢诗坚的论述,马华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是70、80年代之事。就思想的碰撞来说,这是一次“拨乱反正”。我不禁要问: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是“革命文学”(注重的工农兵主题),而现代主义之最大冲击是对文学的艺术提升,那么是否可以把后者视为一项“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只能在本土发展,而最终消失;然而现代主义文学不言革命而革命,它不止在本土发展,也同时走出了马华,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现代主义文学做代表的“文学革命”是一项新的知识型的构造。新文学倡导者们通过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建构了新的、现代的、“正确”的文学观念。

80年代以来,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纯文学观念作为“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拥戴,非常不耐烦政治的纠缠,要一刀切断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要挥手将政治的影响打发掉。更有作者不理睬本身的文学国界和文学身份。一句话,我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这才是文学的本意与本质。与此同时,马新文学界(尤其是马来西亚)逐渐地建构了一个纯文学的知识制度。看来现代主义文学在这方面的文化领导权是占了上风。

马华左翼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
其实,马华左翼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有本质上的分别。马华左翼文学明显为政治服务,而现实主义文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标榜其“文学性”。实际上,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实践来看,它并不像“左翼文学”那么幼稚。它的创作方法、叙事模式、主题话语和人物修辞,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不像左翼文学那样呈现出过于简单化、样板化的倾向。一些较优秀的马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我认为是对当时殖民思潮的精神批判,这是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但是较不成功的作品,却极易出现简单化的民粹倾向。

如果要说马新的“现实主义文学”存在着什么问题,就是它缺乏真正意义的“现实性”。它的人道主义和正义原则都薄弱。最关键的,也是马新“现实主义文学”最为匮乏的,是其历史意识的缺席。特别是其中许多属于所谓歌颂工农兵的大部分作品,它们缺乏深刻和充分的历史感,也缺乏临场感,很难令人信服。这些作品许多时候写得过于匆忙、不加反思和简单化地“征用”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内容空洞而思想贫乏。

结语
最后一点是一个未来思潮趋势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有“新左翼思潮”的兴起,“新左派”知识分子如杰姆逊、德里克、汪晖和崔之元等,他们的某些观点与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比如说,韩少功、张承志等人的文学作品内容,就是一些实例。 “新左派”对中国的种种论述,如今是许多作家所承认的思想资源。然而在马新,左派思潮真的全然退出了文学舞台。谢诗坚的结论是“文革以后,马华左翼文学顿然失去支柱而退出文学舞台”(页436)。它的光芒,从此一去不复回了。从书的主题论述延伸这个论点,我觉得谢诗坚的这个结论是有预见性的。大陆之有“新左翼文学”的出现,是新一代历史学者、政治学者、文学人共同努力。它有一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基础,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作指导。马华社会缺乏的,就是这个“历史性”核心精神。我上面说中国政治影响着文学以掀一代文风,而马华则文学企图影响政治却以失败告终,就是说明了本土意识之扎根正是文学永恒性的必要条件。
2010年4、5月

何启良简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曾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
编著有:
《政治动员于政治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述论》(论文集)(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一九九五年);
《面向权威》(时评集)(吉隆坡十方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文化马华》(论文集)(吉隆坡十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共三册)(合编)(论文集)(吉隆坡大会堂,一九九八年);
《马来西亚华人思想与人物:匡政与流变(政治篇)》(编著)(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二○○一年)。

英文著作有:
《新加坡政策的政治运作》(The Politics of Policy-making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国和东南亚:全球变迁与区域挑战》(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e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东南亚的企业管理改革:经济、政治与条例》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Politics, and Regulations, e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东南亚行政改革的再思考》Rethinking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Southeast Asia, ed.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Press, 2006。

共发表中英论文八十余篇。阅读兴趣范围包括中国和西方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亦耕耘文学创作,著有三本散文集和一本诗集。
“马华左翼文学”专辑之五
承载风雷激荡的年代
——韩山元评《马华左翼文学》
由槟城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资深报人及著名时事评论员谢诗坚博士所撰写的《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是一部深入、全面分析马华左翼文学的论著。这是谢诗坚取得厦门大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2010年4月17日韩江学院为这部新著举行推介礼,我有幸受邀出席并在研讨会上发言,以下是我讲话的主要内容:

首先,作为一名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文艺工作者,我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文学对新马左翼文学极其深刻影响的时期,也参与了当时新加坡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学运与工运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新马独立。新马的左翼文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一支重要队伍,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我能成为这股时代潮流与这支队伍的一员,这是自己的荣幸,我庆幸自己的青春没有留下空白,没有虚度年华。

像我这样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大致上可用以下几句话概括:诞生在40年代,成长在50年代,奋斗在60年代,迷茫在70年代,反思在80年代,重新出发在90年代。谢诗坚博士这部著作,基本上应对了我经历的时代。

谢博士说:中国革命文学对马新文学界的影响,时间从1926年至1976年的整整50年来,是一种“父子关系”。我认为作为一种比喻,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我更愿意说,那是“源”与“流”,再加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马华新文学最初是源于中国新文学,是以中国新文学为师的。而新加坡的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紧跟中国文革的步伐,照搬文革的理论。这一点,谢博士的这部著作有详尽的论述。

针对中国革命文学给予马华左翼文学的影响,谢博士的态度是公正、客观的,他没有像某些对左翼文学怀着极深的成见与偏见的学者,将这种影响说成是“中国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是全盘否定马华左翼文学的历史贡献与地位。谢博士在《结论》中写道:

“马华左翼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并且对后世有一定参考价值。这可从方修编著的战前和战后的马华新文学史中看到它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一面。如果没有前人的坚持与斗争,一旦华校的消失将使马华文学成为支离破碎的解体文化;如果没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我们也无法从作品中看到一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的变迁。”

的确,作为一个大时代的文化现象,马华左翼作家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留下了形象生动的记录。

作为那个大时代的亲身经历者,我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马华左翼文学的影响有深层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先说说历史原因,新马华人的祖先在中国,早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已有华人南来定居,主要的定居点是马六甲。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中国清政府的“海禁”松动,大量华人从东南沿海来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以后,华人南来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华人南来后,很自然地将中华文化也带进来。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化兴起,南来的读书人也把新文化带到新马,马华新文学也由此诞生。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具有左倾思想的中国作家一批又一批的南来,很自然地将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带进新马。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中国引进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不全是具有左派政治色彩的,各种流派的著作与理论都兼而有之,但是占主流地位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新马文艺界最熟悉和景仰的中国作家、诗人如鲁迅、巴金、冰心、茅盾、郁达夫、艾青、田间、臧克家、郭沫若等,都属于(或基本上)现实主义流派。没有人强迫我们必须崇拜这些作家与诗人,我们对这些作家与诗人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是他们的作品和人格感染了我们。

就我所知,新加坡左翼文学界对中国革命文学的推崇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这方面的情况,谢博士这部著作做了相当细致和深入的论述,我认为这些论述基本上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

再说说现实的原因。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亚联合邦的左翼运动,都需要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需要精神力量来激励自己,实不相瞒,当时左派人士十分崇敬毛泽东,但是这不能公开讲,能公开树立的精神典范是鲁迅。鲁迅的两句诗成为新马华左翼文学工作者的座右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许多左翼文艺团体的会所,都在显著的地方展示这两句诗作为对联。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30年间,新加坡左翼文艺团体最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是鲁迅的子弟》,这是借用中国歌曲的旋律配词的歌,歌词分为两段,大意是:我们是文艺青年,我们是鲁迅的子弟,鲁迅呀教育着我们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齐步跟着鲁迅走,永远向真理,永远向光明。第二段歌词只是将“横眉冷对千夫指”变为“俯首甘为孺子牛”,其余没改。

谢博士这部著作资料丰富,有不少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著者不受资料束缚,而能充分运用资料,将感性认知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所以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如果说有不足之处,我认为谢著对于南洋大学文学活动与贡献讲得十分详细与透彻,但是对于新加坡大学(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会以及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的活动与成绩就着墨不多,这是美中不足之处。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在70年代十分活跃,先后出版过《激风》与《绿洲》两种杂志,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影响很大。这个学生组织还主办过好几届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并在赛后将入选的佳作结集出版,这是当时文艺界的盛事。工艺学院中文协会则出版过杂志《新时代》,主要是刊登文艺作品,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新加坡50年代的几种以发表文艺创作为主的杂志《荒地》、《耕耘》、《人间》、《生活文丛》,还有一个时事杂志《时代报》,都是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广的刊物。

此外,我认为新马左翼文学与左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支援,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强调:马华左翼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因为左翼文学是带着鲜明的政治倾向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则未必。因此,左翼文学沉寂,不等于现实主义文学退出文学舞台。今天,坚持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的写作者并没有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他们还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们是沙漠中的仙人掌。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文坛(至少在新加坡)“主义”的界线已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不少现代派的作家、诗人的作品具有某种程度的现实主义倾向,而现实主义诗人、作家也借鉴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文坛百花齐放是好事。

最后我希望谢诗坚博士这部著作能被列为新马、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大专学府研究马华文学的重要参考书。现在是谢博士研究别人,很快他的这部著作会成为别人研究的对象。


韩山元简介
奇怪的人生经历:1942年生于马来亚半岛柔佛州,那时新马处于日本统治。

1946年来新加坡定居,成为海外英籍民、1949年随母回海南岛,持的是中华民国身份证。在文昌乡下念小学,第二年海南解放,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1年回新加坡,又变回海外英籍民,然后是新加坡公民,1963年9 月16 至1965 年8 月9日马来西亚国民,然后又变回新加坡公民。

1955年毕业于公教中学附小,1962年毕业于中正中学高中部。

中学时期开始从事文艺工作,出版了十余本诗歌、散文、杂文、哲学及文艺评论集子。

自1968年到2004年,在华文报业服务了30多年。从学生报纸一直做到大人的报纸,当过《知识报》、《民报》的编辑兼记者。1983年起任新加坡《联合晚报》编辑兼记者,后升任代副刊主任。长期从事华人社团的采访工作,写了不少新马华人史及名人事迹的专题报道。利用工余时间从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历史研究,重点是华人史的研究。

1996年年中调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任执行级编辑兼记者,兼任华文报新闻培训班讲师

1992年起担任华文报俱乐部理事。

2004年5月底从报业退休,仍定期为早报及晚报撰写评论,并受邀到各中学、初级学院、民事服务学院及国立教育学院讲课。

长期在两个“馆”服务:除报馆外,还有会馆。1985年起担任新加坡海南会馆理事,现为理事会常委,文教部主任。自1988年起担任会馆的中华文史班教师至今。1984年参加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筹备工作,总会成立后,先后担任行政组秘书及出版组主任。

1996年起受聘为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现为该所学刊特约撰稿人。2003年任海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4年报读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班。近十余年来到过中国多所大专院校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

2006年受委为中华总商会历史小组成员。2008 年参与陈嘉庚基金会属下的先贤馆的筹备工作,现为先贤馆副馆长。

近年的主要著作是:《华社、文史纵横谈》、《狮城史话》、《新加坡街道掌故》、《新加坡河:说不完的故事》、《新马史话一千年》、《开门见山集》等。

新书推介礼

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博士主持新书推介礼后与韩院高层及学者合影。
前排左起:黄永顺、徐雄豪、章瑛、陈国平、何国忠、谢诗坚、祝友成及李瑜槟。
后排左起:苏岳良、韩山元、何启良、陈华华、江美溧、王云霞、罗兴强及黄汉荣。
製作馬華文學──一個簡短的回顧
在甚麼意義上馬華文學可以說是一種製作?關於馬華文學的提問,為何一再觸及它的存在本身?不論是馬華、華馬、在台、為什麼馬華文學、版塊論、民族文學論、國家文學論、華語系……都企圖重新解釋馬華文學的存在。為甚麼許多解釋者都把希望投向未來?既有的文學文獻該如何解釋?相關的選集編纂、文學史寫作,其實也和所謂的“創作”一樣,涉及馬華文學本身的製作。
作為小文學,馬華文學並非一自明的事實,它的存在因解釋架構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相較於大的文學史系統,它似乎顯得更需要解釋。解釋的急迫性,是它存 在的動力本身。再者,它的存在鮮少是為自身的目的(文學的文學),而總是為了回應自身以外的存在。它和寫作者、讀者社會存在的複雜關連讓它難以自律。也因 此,文學史、文學評論的寫作也如同文學一般,成為一種寫作。而那樣的寫作,其功能不只是解釋性的,甚至可以說是覆蓋、替代了文學本身的位置。有時甚至可以發明它的對象。縱觀整體馬華文學史,或許可以(徒勞的)區分出三種馬華文學的製作型態:政治的文學、文學史的文學、文學的文學。政治、文學史、文學作為三個分離而相關的行動場域。

“文學史”的出現是一個突出的事件。猶如馬華文學的自我意識,模仿了五四新文學。在最早的文學史版本裡,“馬華文學是甚麼”往往和“馬華文學應當是甚麼”扣連在一塊。

一、政治的文學:馬華左翼文學與方修
第一種製作程式行之久遠,早於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建立。最早如馬華文學史的奠基人方修在〈馬華新文學簡說〉的陳述:“馬華新文學,簡括說來,就是接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婆羅洲)地區出現,以馬來亞為主體,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華文白話文學。”(引者著重)粗體字部份是四個限制條件,其中的“以馬來亞為主體”詳加解說,即是“反映新馬以至南洋地區的現實,富有南洋色彩”及“反映與新馬地區有密切關聯的現實或問題,直接或間接的表達了當地人民的願望的。”這兩者都涉及主題、題材,都帶有規範的意味,表面上雖是在做歷史描述,強調“南洋色彩”是為了與中國文學區隔,但關於這點,並沒有進一步解說。邏輯上,方修對其他重點的解釋應已包含了這部份,諸如“現實”與“人民的願望”。而該文對“新思想、新精神”的解說應可說是更關鍵的,“一、馬華新文學是貫串著反侵略反封建的基本精神的。”

“二、馬華新文學是受新興階層的思想所領導的。”“三、馬華新文學是以勞苦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這既是方修對馬華(新)文學的描述,也是他文學史論述、裁斷、大系編纂取材標準。這是馬華現實主義的根基。文學的目的是回應政治的需求,而不是其他的(譬如審美或娛悅的功能)。這是典型的左翼文學論。

而方修的馬華左翼文學,二○○○年時出現了一個更新的版本。揉合了時興的後殖民論述與新左派立場,從殖民情境、大國/小國、東方/西方、主/奴、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諸項二元對立出發,重新確認方修馬克思主義式立場的倫理正當性,藉新理論資源以指出方修的“革命性”:“方修的文史實踐觸及了‘現代性’的結構,承擔了所有‘現代性’要命的後果,變成第三世界文學史寫作的‘共同詩學’。”(見 《中外文學》第二十九卷第四期林建國〈方修論〉)那“結構”無非是大馬的後殖民情境及種族情境、欲望的繼承──奴隸繼承了主人的欲望,所以文學的文學如果 不是不可能的(受限於階級、資源分配不均),也是不正當的(追尋典律不過是複製了主人的欲望)。這更新版弔詭的合理化了馬華文學所限的“結構”困境,把馬 華文學封閉在它的過去。更甚者,論述者在他枝蔓分岔的論述中指出,馬華文學其實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有左翼──只有它有助於讓行動者認清自己的處境,那處 境其實是寫作的不可能、典律的不可能、馬華文學研究的不可能──而文學只能是“文獻”。這個更新版以新理論重新武裝了方修,卻也意外的宣告它只能屬於它的 當代,並未能開啟未來的可能。而作者指控學院暴力、大國理論,皆是新左翼腔調,佔據了無比正確的倫理正當性,自身的操作也不免陷入同樣學院的話語暴力邏輯 與學術時尚:後殖民論述與文化研究,佛洛依德與馬克思。而事實比林建國說的還要來得複雜得多。

謝詩堅針對馬華左翼文學做了詳盡的歷史研究。其《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可能是近三十年來最有份量的馬華文學論 著之一,也可能是方修的文學史論著之後最全面而富有啟發的馬華文學史論著。它全面勾勒了在中國革命影響下馬華文學的根本道路,即政治-文學的格局,指出了 受政治支配的馬華文學的根本困難。甚至把方修本身也置入了“中國革命文學影響”的脈絡,清楚道出了方修文學史典範的侷限及偏見。

雖然“中國影響論”是個老論題,謝書涉及的人事物過去也並非沒有學者處理過。其中的關鍵焦點之一無疑是南來文人。尤其是自中國南來的 左翼文人。因亂離或負有任務而南遷。從世代論角度來看──雖然南來文人也包含了好幾個世代──,他們的知識與世界觀養成均在中國,有五四一代如郁達夫,但 更重要的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包含了好幾個年齡層的左翼世代。這些人不是甚麼普羅大眾,都是小知識分子,好些都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即使是他們在南洋 孵育的,也多是至少受過中學教育的市鎮小知識分子)。南來文人中的寫作者,也多是在中小學教書或任職報館,後者尤其有利於持續接收中國內地 的資訊,或憑著絕佳的外語能力掌握世界局勢(早期如胡愈之,晚期如李星可)。而他們發聲的場域,主要還是新加坡島,是彼時馬來半島最現代化的城市,雖然是 殖民城市。因為馬來半島新加坡均屬殖民地,那些人很自然的延續中國民族國家打造時的狀況,把馬來半島打造為國共鬥爭的延伸場域。“新文學”就在那樣的背景 裡誕生。寫作的直接目的是啟蒙與教化,因此即使表面上是文學的論爭,實情還是政治上的路線之爭。關於“本土”,從南洋這樣的含混修辭,過渡到“新馬”這另 一含混的修辭。但過往的研究者(也許因為避政治之諱,或力圖“客觀”)多聚焦於人物(的活動),不論是楊松年的《新馬早期作家研究》、林萬菁的《中國作家 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郭惠芬的《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1919~1949)》,都謹慎的結束於歷史的敏感時刻──不論是中共建 國、馬來亞建國、新加坡建國──之前,或跨過之後論述即走向含混不清(如方修)。有意無意的淡化“中國影響”。而強化中國影響是謝著最大的特色,但也不免 會讓人產生兩個疑問:一是馬華小知識真的有那麼偏狹,一窩蜂的單面接受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二是,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真有那麼長那麼遠,一直延續 到文革結束、中國改革開放?從他陳示的文獻證據來看,確實有相當的說服力。其他(文學系統)的影響即使存在,也沒那麼具決定性。一九六○年後,即使馬共已 敗退泰南,“革命文學”的影響持續在(尤其是南洋大學的狀況),即使也許不再那麼具主導性。馬華文學不是沒有其他路向的選擇,左翼的政治敗退讓那種可能性 具體化、前景化,那仍然不是階級問題。
謝詩堅講述的故事值得深思。如果一個系統的文學長期受另一個系統支配(中國革命文學的大小論爭毫無例外在大馬重演一遍),並且以該系統的教條(不論 是現實主義、地方形式,工農兵文學、還是民族形式)作為自身存在的指令,那“馬華文學主體性”真不知如何談起?如果“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不過是馬共的路線 之爭,那“本土”的可能性豈非天方夜談?更致命的是,長期對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使窮的時候也不能說是小國)“輸出革命”的依賴,這種整體的奴性,雖假 革命之名,豈非不折不扣的複製了主人的欲望?而左翼文學既為政治服務,就不可能讓自身的視野超越馬共。但馬共的革命陷於泥淖,革命文學如不是革文學的命, 也只好革自己的命了。

這當然是個非常荒謬且悲哀的故事,也具體解釋了雖歷經長遠的歷史發展,馬華文學(在創作與評論、在思想上)何以貧乏至斯?同樣令人吃驚的是,一部馬 華革命文學史,即是一部鬥爭史,鬥的不只是外部的敵人,更常是內部的意見分歧者。不論內外,均以最暴力的語言攻訐,魯迅晚年“打落水狗”的鬥爭哲學,及由 毛澤東發揚光大的暴力語言(“毛語”),均為彼輩所師法。文攻即武鬥。而關聯的文類即是雜文。這確實是馬華革命文學最大的“文學遺產”了(因為它幾乎完美的體現了文字的“政治功能”),程式化的“現實主義”文學還是過於婉轉、溫吞了。

在這樣的背景裡,身為馬華革命文學史觀代表人物的方修,其“現代性”非常值得玩味。相較於馬共九○年代之後方姍姍來遲的藉由文字、藉書寫來爭取正 義,方修早在馬共實際敗北的一九六○年(雖然他們並不承認)即撰寫文學上的“我方的歷史”,提前為大馬革命文學做階段性總結,並透過論文、大系、大系導 言、作家作品選等,在時間上更早於“馬來西亞”這馬共不承認的民族國家之成立,為“為政治的文學”建立了典律。並以文學史家的權威宣佈系列的規範性宣言, 足見他確實不簡單,對歷史有獨到的認識。從他對六○年代以後非左翼文學的刻意冷處理,或許也意識到,一如一九六○以後的馬共鬥爭,其實已是歷史終結之後的 歷史了。在這意義上,那樣的文學史本身其實即是一種介入性的寫作──到目前為止仍是最大規模的馬華文學製作:以四十年的集體文學累積為材料,包含了“新馬”──而不把新加坡建國看做是文學史事實。

二、文學史的文學,文學的文學
八○年代馬華文學發生過一場鬧哄哄的經典論爭,這可解釋為八○年代末崛起的世代(大多為馬來西亞建國後十餘年間出生者)對既有馬華文學累積、以“現 實主義”為名的馬華左翼傳承的不滿,也可說是一種文學史的不滿。在馬華文壇,這種事情並非不曾發生過。他們的上一個世代,六○年代馬華文學的現代主義世代 ──從白垚、李蒼等到溫任平──對大馬空洞教條的現實主義文學不滿的文藝青年就曾做過類似反叛、文學史清算。

a.天狼星詩社的典律建構
天狼星詩社的領導人溫任平一九八○年在〈馬華現代文學的幾個階段〉裡企圖總結二十年的馬華現代主義文學(1959~1979),大概歷經了台灣鄉土 文學論戰、現代詩論戰的洗禮,對現代主義文學多有針貶,對馬華寫實主義採取兼容並蓄的立場。基調接近於兩年前另一篇文章〈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 一個史的回顧與前瞻〉(見氏編《憤怒的回顧》),該文對馬華現實主義的程式化多有批評,明顯在召喚現代小說。而溫任平在一九八一年為《馬華當代文學選》寫 總序,總結六、七○年代這二十年馬華文學時,以同樣的論調,幾篇論文均一再強調文學技術,明顯還是立基於與馬華現實主義大異其趣的文學典範(對馬華現實主義的批評反覆出現在他文論裡):現代主義(以英美新批評為檢驗程序)。在文中就明確強調“藝術自覺”,而不是“反映”甚麼或為哪一個階級“服務”。

天狼星詩社自身的文學實踐以台灣現代主義為範本,相當懂得經營:寫作、文學活動(文學營、詩歌朗讀、座談會、研討會等)、出版(集體選集及個集)、 同儕評論(新批評式的細讀/鑑賞),營造出一種“文學”的視域,創造合乎該視域的典律。兼容並蓄的“選集”成了未來的指向。而馬華現實主義的政治訴求,在 被他人的視域中介後,自然也就大大削弱了。雖然有著濃重的自水仙花情結、幫派似的大哥情結,文學視野也相對狹隘,天狼星詩社引介的中華民國-台北式現代主義,依然是把文學的生產視為運動是否成功的一大關鍵。換言之,文學論述相較之下不過是清理戰場或舞台,文學寫作仍是引領未來文學史的可能條件。

“經典缺席”的指控同時在召喚經典,一方面是對既有文學史的清理;再則是以寫作介入文學史,探勘未來的可能性。這造成一直接的效果:藉論述與寫作重新發明馬華文學。換言之,試圖把過去轉化成未來。這是由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獨特的問題境遇促成的,行動者們必須藉由馬華文學的自我理解來 完成一種轉化。意即,重新理解甚麼是馬華文學成為必要的工作。我把相應的寫作稱為“(為)文學史的文學”。它鄰近於“(為)文學的文學”。以天狼星詩社為 例,致力於製作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十餘年的文學活動與青年運動,確實發明了一個小小的文學傳統,接替了方修文學史操作及視野,更新了馬華文學的路徑。

b.旅台的馬華文學製作
不論是旅台、留台、或在台(前二者為留台人常用,在台是張錦忠的發明。意義都差不多,故後文交替使用),雖然自六○年代以來就有文學結社或個人文學 表現,但以行動介入文學史還是八○年代末、九○年代以後的事了。就時間上來看,旅台的歷史開啟於方修文學史的終端,那也是馬共敗北森林之際;箇中包含了約 三個文學世代,第一個世代(六○年代的留學者,王潤華、淡瑩、陳鵬翔、李永平、李有成等)直接接觸到台灣的現代主義及深受戒嚴時期中華認同的影響,第二個 世代(七○年代,商晚筠、張貴興、神州詩社同人、張錦忠)或認同戒嚴時期中華文化、或受鄉土文學影響。第三個世代(八○年代留台)受到解嚴前後所有文化的 影響(林建國、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辛金順等),尤其是所有的“後”思潮。

但文學整理與論述都要到九○年以後了,也即是這批人基本上完成大學教育,較有能力去重新思考馬華文學與文學史是怎麼一回事。這方面,除了基本的個人 寫作(包括得到文壇的承認、出版個人集子)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學史論述與選集編纂。前者涉及對馬華文學過往累積的屬性的思考、馬華文學未來的可能性、與 及關於“在台馬華文學”的文學史建構。可以說,對馬華文學史做了近乎全盤的反省,不論是從系統論探討華馬文學內部各語系之間、中文文學內部關係,從後殖民 論述的角度、還是從民族國家國族打造與文化計劃的大框架、對馬華現實主義的持續批判,力圖打開文學史思考新的可能向度。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無疑就是“在 台馬華文學”的發明。

以六○年代為起點,迄今近五十年,幾乎和馬來西亞建國的歷史一樣長。從留學生到移居或寄居,相較於馬華文壇的紛雜,那是學歷最高、最整齊的文學團 隊,和台灣的人文學院、文學場域的關聯很深(大都謀職於大學院校,作品在台灣出版),平均水平也是最高的;而文學生產於大馬民族國家的境外,部分寫作者甚 至放棄了大馬國籍──這深深的挑戰了馬華文學最敏感的神經,衝擊到馬華文學的定義本身:馬華文學誕生於中國文人的南來,移入;而旅台則是北走,移出。涉及的問題類似於新加坡建國前星島華文文學的文學史歸屬。而從“在台馬華文學”(或旅台、留台)這樣的命名來看,在那借來的場地中,行動者們是認同馬華文學的(即使不認同馬來西亞、對自己被歸屬於馬華文學甚有意見的李永平作品也讓收入《回到馬來亞》)。因此也可以說,相應的文學史位置是建構的、力爭而來的。

“在台”意味著“不在馬”,這樣的“馬華文學”位置,對某些本土論者或極端的實證論者而言,甚至可說是“想像的”。作為移民文學,“馬華文學”有許 多細節是敏感的:從作者國籍身分、自我認同、作品發表於國內/境外、作品是否以大馬為背景……都可以是爭論的焦點。也因此,“馬華文學”並不是個自明的概 念,往往因論述的架構與目的而重新界定。“在台馬華文學”的製作有一整組的分析概念伴隨,企圖改變的是對馬華文學的整體理解,而非僅僅聚焦於“在台”的文 學事實。

三、結語
從整體歷史來看,作為小文學,馬華文學肇始於中國文學革命的影響。如果革命文學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那馬華文學可以說一樣經歷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歷程。地理場所不同,但議題大同小異,直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文學的“山寨版”。但同時在六○年代,另一個中國(小民 國)的文學影響開始出現。從白垚(這最早的、不同意義上的留台人)、溫任平(及天狼星詩社,精神上留台者)到許多的留台馬青,與馬華現實主義的論爭不無爭 取文化領導權的意味,而文學的文學的主張與行動也受到了反共意識型態的保護(《蕉風》與《學生週報》的“使命”)。一如留台也是美國遠東戰略佈局一個微小 的分枝,馬華文學還是受到地緣政治的直接影響。如果說前一支馬華文學幾乎受到革命文學的支配,這後一支則深受民國影響──孤島化的中華民國,它的戒嚴、它的創傷、它對台島的壓制、鄉土的反擊,都深深銘刻在馬華文學的製作裡。這都有待另文深論。

小文學系統沒有自主性,它總是依附於大的系統;天曉得中文世界給馬華文學多大的陰影與壓力,更別說大馬境內的“準種族隔離”了。

转载自星洲日報/文藝春秋‧黃錦樹.201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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