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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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15.10.20

病毒在肆虐,政治在狂舞

新冠病毒(Covid-19)在目前看来已经不再让人类感到惊慌失措,也没有像初期时的不知所措,反而在这段时间内不同的国家开启另类更为激烈和更为刺激的“政治战争”。

当中国在去年爆开新冠病毒肆虐时,整个武汉陷入封城之困,给予施援的外来国家和组织不多,几乎是靠中国的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最终才将疫情控制下来。

在这个抗议过程,中国的其它省市也受到牵连,封城的封城;限行的限行,以致在今年的春节不但失去光彩,整个市场更显得冷冷清清。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1910年时,马来西亚出了一位“神医”伍连德。在那年,他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渡过圣诞节、元旦和春节。鉴于人命关天,已有6万人死于病毒感染,应找到哈尔滨的伍连德,先后用了4个月的时间控制疫情。

2002-2003年之间,在广州及香港发生的萨斯(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事件,也在7个月内造成8千人中招,而有近8百人丧命。所幸这场疫情来得快去得快,才不至于死更多人。

未想在2019年杪,突又爆发新的流感病毒,比萨斯更是来势汹汹,直到今年7月才控制了疫情,但先后已有9万余人被感染,而有47百余人死亡。这也许是中国有流感病毒传播以来最严重的其中一次。

后经世界卫生组织定调,统称为Covid-192019新冠状病毒肺炎)。初步调查病毒来自蝙蝠,经跳蚤传染给人,接着人又传人,使疫情一发不可收拾。除了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外,也采取隔离措施,戴口罩和勤洗手,保持住家卫生等。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的新冠病毒不但在中国各省市传播,而且也在世界各地爆发。截至今天,全世界已有超过37百万人被确诊,也酿成逾1百零6万人死亡。其中情况最糟的是美国,有8百万人被确诊,而有22万人死亡。排第二的是印度,共有7百余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10万人死亡。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在过去3天(从108日到10日)增加的新病例如下:

108日—新增34万宗病例;

109日—新增35万宗病例;

1010日—新增38万宗病例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确诊病例最多的人数。

尽管疫情恶化,但竟有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反其道而行,例如特朗普被确诊后的第三天又上街呐喊,大声疾呼:美国人不怕病毒来袭,而是勇敢地面对它。

事实上,特朗普是借疫情的恶化,动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辱骂中国,也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来包围和封锁中国。他要成为第一个打倒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西方领袖。所以他被《时代周刊》“表扬”为改变中国的第一人。

许多人都不明白,特朗普为何对新冠病毒无动于衷?过去记录除了人类用200年的时间通过种“牛痘”扑灭天花外,并没有办法消除其他疾病,如鼠疫、霍乱及艾滋病等都尚未有特效药。

如今人类是用什么药物将病毒控制,依然找不到答案。因为有的病毒已与人类“共存”而不再发病。换句话说,人类的自身免疫功能也可克制病毒的发作。

由于每个时期出现的病毒各有不同,也会出现变种,例如这次的新冠病毒就还没有特效药面市,民间也只有寄望大国快快生产出来惠泽人民。

有人推测最快可能在年底才完成试测,但要达到安全水平就可能如比尔盖茨所说,大概要1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当然美国也希望疫情拉越久越好,因为他们已明目张胆要通过外力来打倒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特朗普几乎怀疑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来求学和留学的学生是中国的间谍。因此我们并不奇怪美国在近年发现有这么多的“中国间谍”。反过来,中国也不让步,也对西方国家及外来的人员进行监控和逮捕,也指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因此“间谍”已成为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武器,所持的理由如下: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间谍在美国活动,中国哪有这么多新科技?

较严重的是,美国也视中国在西方国家开办的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正通过教育局迫其关闭。

美国如今要一个一个清理中国在美国的公司、组织和人员。如果是企图改变中国政制,还是轮不到美国指手划脚的。

就在特朗普忙于竞选活动不忘反华时,习近平也开始南巡活动,又在著名大学开办习近平思想课程,用意在于坚持毛泽东打下的江山不容变色。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这些日子也是因疫情与政治“挂钩”变得政治比疫情更加突出,原本从319日实施行管令以来,疫情已有所好转。岂料自从2月杪发生喜来登政变后,大家都忙于争权夺利和分配官职。4个月后的7月份来一个沙巴政治复辟,结果又以州选见真章。

这场9月的州选竟是“证明”政治权力大过天。

现在州政权是改变了,人事也更换了,青蛙也得偿所愿,大家排排坐,谁知引发而来的又是新冠病毒大举向沙巴人民“宣战”,连带病毒又传回西马,弄得吉打与雪州成为第二/三波的中招者(病例在5天内从12千宗增至16千宗),

疫情恶化时,又是安华掀政治浪潮,说明了政治斗争是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为安华这次的行动是他最后一击了。

不管安华这次有没有收获,是与疫情恶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引来大选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刊登于2020年10月15日《东方日报》

8.10.20

新冠病毒与政治选举

马来西亚在930日时共有11211人被确诊患上新冠病毒。到了105日,只短短的5天,中招的病号已飙升至12813宗,增加了1602宗;尤其是在105日,记录显示新病例有432宗,以吉打和沙巴为最多。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仅有137人因患新冠病毒而死亡,算是少数的幸运国。

有人“怪罪”马来西亚的病例突然激增是因为在沙巴举行州闪电选举,造成多人染疫而必须自我隔离14天。

再推前又认为祸起于今年2月杪的喜来登政变事件,在一夜间希盟政权旁落,但延至一周后的31日才举行新首相宣誓礼。

这位新首相慕尤丁挤倒马哈迪之后,取得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支持,也被最高元首委为新首相。

在当时,新冠病毒已在马来西亚传开,但还没有进入紧急状态。当天参与政变者有数百人,在喜来登酒店久久未散,也庆贺迫使马哈迪在223日辞职成功。无形中,这空缺成了慕尤丁的隙缝顺势而上。支持他的人有巫统集团的议员、土团党的议员(它原有13名议员,后来收了巫统13名议员,成为26名议员。这之中有5名议员归马哈迪的团队,另外21人尾随慕尤丁),再加上阿兹敏从公正党拉走10名国会议员。连同砂政党联盟(共19席)支持下,再和伊斯兰党通过与巫统合作的国民共识组织而成为政府一员。

就在慕尤丁忙于组阁和忙于分配官职、安抚各成员党之际,新冠病毒已晋入红色讯号,政府乃在318日起实行行动管制令,诸多商店停业,肆食店及咖啡店只可打包,不可堂食,所有大小城市都处于静止状态。国家经济在衰退中。虽然政府的援助有起了一些作用,但民间要的是及快控制疫情,让各行各业恢复常态。与此同时,新组成的政府除了被指是后门政府外,也忙于坐地分利,诸多的公共机构和官联公司都成了政党争逐的对象。所幸卫生部门由行政总监主持,使到一切“乱局”慢慢走向正轨。在5月份的时候疫情已有了些许的改善,政府也逐步开放一些行业营业。但整体而言,作用还是不大。

正当民间希望政局尽快得到控制时,却在今年7月份时突然发生国阵人马纠集33名州议员在沙巴“起事”(超过议席的半数),这种政变却没有顺利过关,而是被民兴党主席沙菲宜捷足先登,由州元首宣布解散州议会。

当选举期落在9月的时候,整个沙巴又沸腾起来,各党各派及候选人都忙上忙下,自然把病毒传来传去。待到投票成绩出炉(926日)后,除了“改朝换代”外,也给沙巴人带来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直到最近,中招的人都超过3位数。再者,不知为何吉打监狱爆出疫情恶化,也是每天以3位数跳跃,弄得人心惶惶,不知还会再实施行管令吗?如果政府恢复严厉的管制,马来西亚的经济就会进一步陷入萎靡不振的惨况。这种因病疫造成的家庭破裂,因经济拮据所带来的悲剧,也是难以控制和想象的。

其实,马来西亚与缅甸正被列入疫情恶化的国家。当下马来西亚新患者431名,确诊总数为12813名,而有137人死亡。缅甸新确诊者有987名,总数有18781宗,死亡人数444人。

菲律宾更加严重,新增病例有2291宗,总数是324,762宗,且有5840人死亡。

因此使到原本有条件促进旅游业的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已因疫情难以控制而未能像越南、韩国、新加坡、泰国有限度的开展旅游业。较为幸运的是纽西兰和澳洲,已有效地控制疫情。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外出旅游和购物(今年8月中旬后,中国的疫情已全面被控制),旅游潮也就在国庆假日(共8天)被推向高潮。按中国文化旅游部门的统计,共有4亿25百万人出游。在这方面,与旅游业有关的行业的收入将达到460亿美元,也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成长。

反观马来西亚又何其不幸,竟让2020年成为政变年。现在人们正在观看今年内会不会发生第三次的“政变”,因为安华在9月份时宣布已取得超过半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准备觐见最高元首。

不论结果如何,一般强烈的反应是在今年内举行大选是不恰当的,只会让疫情进一步恶化。

连带这样的呼吁也有砂州向政府发出呼吁,不要在今年举行砂州选举。

依照宪法规定,在2016年举行州选后的砂拉越,可延至2021年才举行,不必赶在今年内举行。换句话说,即便有任何变化,应该避开在2020年举行大选。

当然没有人可以预测新冠病毒何时会被全面控制,疫苗何时才能进入医院和市场?在没有人有把握下,新冠病毒究竟会塑造成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

如果我们按照联合国卫生机构的报告,并没有乐观可言。世界卫生机构(WHO)做出较公允的评估是世界上人口中,几乎每10人中已有1人被感染,比现在所公布的数字还要增加20倍。

作为世界卫生机构总干事谭德塞的代言人麦克莱恩医生(Dr. Michael Ryan)说,东南亚有的国家面对疫情恶化的冲击,欧洲和地中海国家也正发生死亡人数的增加,只在非洲及西太平洋尚处于较好的状态。

由此推算,目前世界人口共有76亿,其中有7亿6千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他在向世界卫生机构的34个国家的代表讨论新冠病毒时也提出警告说:“世界目前正走向困难的时期,病毒会继续传播,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地传开”。

自从去年底传开新冠病毒以来,世卫的官方数字显示,已有35百多万人被确诊,其中有超过1百万人死亡。最多感染者的国家是美国,病例逾740万宗,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

印度排第二,确诊者有660万人,死亡人数逾10万。法国有66万人中招,死亡人数3万余人。英国有超过50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4万余人。印尼则有30万人被感染,其中1万余人死亡。

从这些数目来看,新冠病毒不仅尚未过去,而且有些国家已发生第二波,甚至是第三波的冲击。

就马来西亚来说,2020年不是祥兆年,而是黑色的一年。因此有必要预防政治变化带来疫情的严重化。林吉祥就形容“喜来登的后遗症”就是病毒已被政治化了。

 刊登于2020年10月8日《东方日报》

1.10.20

马哈迪为沙菲宜帮倒忙?

沙巴州选表面上尘埃落定,由临时组成的沙巴人民联盟(GRS)以38席(超过半数)夺得执政权。在争议和妥协下,沙巴土团党主席哈芝芝诺(Hajiji Noor)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沙巴第十六届首席部长。

29日新首席部长宣誓就任后,新崛起的国盟(土团党、沙立新党、沙进步党)暂占优势。但沙巴既存的政治漩涡仍然暗流汹涌;而另一边是隶属于同一阵线(沙巴人民联盟)的沙巴国阵(巫统)主席邦莫达(Bung Moktar Radin)在争斗中敌不过哈芝芝诺,也就只好让位,但不等于他将放弃争夺权力。国阵的其他成员党除巫统外,尚有马华和国大党。再有一个是自成一格,但归属沙巴人民联盟的有老派政党团结党。

敌对阵营的另一位是原任首席部长沙菲宜也希望能出现奇迹,扭转乾坤,但看来不容乐观。他是民兴党的龙头老大,结盟的有公正党及行动党。

在提名时,首相慕尤丁直接宣布一旦GRS取得执政权,将由沙土团党主席哈芝芝诺出任首席部长。这一宣布也引发巫统的不满。如今在取得政权后,慕尤丁也如愿以偿。

这位在顷刻间爆红的政治人物其实是政坛老将,从1990年起将就担任州议员,当时是属于沙统(60年代由慕斯扎法创立和领导,且在1994年献给巫统,开始了巫统东渡的计划)。沙统消失后,他转成巫统州议员,直到2018年退出巫统,担任土团党的沙巴主席。

这位于1955年出生,现年65岁的哈芝芝诺一连7届当选州议员,从未输过,被形容为政坛常胜军。

当前首相马哈迪于201946日为土团党沙巴分部主持开幕时,也当众宣布哈芝芝诺领导沙巴的土团党。

初时民兴党主席沙菲宜颇有怨言,不满马哈迪食言东渡,但在马哈迪“保证”不夺权下,沙菲宜也沉默了。毕竟在那个时候(20185月到20203月)民兴党是支持马哈迪的,因此不宜把关系闹僵。

哈芝芝诺在2018509之前是沙巴的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但在此之后,他失掉官职,转而成为土团党领导人,也未加入沙菲宜的民兴党。

GRS集团中,初次参选的土团党赢得11席,包括哈芝芝诺在内。而其结盟的立新党(由杰菲里吉丁岸领导,他是拜林之弟)胜出6席。巫统占有14席,再加上东山再起的团结党夺得7席(这个党在1985年由拜林组成,旋即在州选中执政沙巴,目前党主席是翁基里),结果GRS一夜之间击败民兴党起而执政。

马华参加4席全落选。国大党没有参加及伊斯兰党也没派出候选人。因此这场选举主要是以沙巴各民族为主。

一个可能令华裔失落的现象是从60年代起,沙巴就有华人政党和华人议员,而且曾出现三位华裔首席部长,他们是沙华公会的罗思仁、沙进步党的杨德利和自民党的章家杰。

另一方面,从70年代起,华人也加入多元政党,不再迷恋沙华公会。例如70年代执政的人民党,有华人部长在内。80年代执政的团结党也有华人部长。90年代后,沙进步党及自民党也被标签为华人政党。虽然马华随巫统之后,在千禧年东渡沙巴,先后收容从人民党、团结党过档而来的州议员,但一直未能纳入主流。即使后来,民政有收容其他党议员以担任副首席部长,但2018年后全部销声匿迹。马华也因政局转变而停滞不前,正如其总秘书张盛闻所说,要改变战略,不能再死守种族路线。

但在2004年之后,沙州首席部长概由巫统人担任,不再由华人及卡达山人轮任了。

2018年,沙菲宜在大选后夺权成功,而成为造王者。同时民兴党掌握了10个国会议席,对由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执政中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段变化是这样的:在1999年,反对党在安华领导下再一次合作,因华裔缺乏了解,行动党在选举中失利,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败选,只有伊斯兰党一枝独秀,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并在国会首次拥有27席。

由于选后伊党走宗教路线,致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这意味着反对党的合作告吹。

直到2008年,已恢复自由身的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的9月份获得释放),努力促成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在不结盟下进行不对抗选区的合作。

基于这两党的参选对象各有不同,也就出现了一个临时组合。讵料这一次的选举真是平地一声雷,安华的公正党与林冠英领导的行动党分别创下佳绩,伊党也不遑多让,共同夺下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州政权。同时也拥有82个国会议席(总数是222席)。反对党第一次让人刮目相看。

为防止生变,安华即刻组成“人民联盟”(民联)(由公正党、行动党和伊斯兰党以平等地位合作)。

不幸的,来到2015年时,伊斯兰党对这样的合作持有异议,因为排来排去都是公正党、行动党议席多过伊党,对伊党的未来是个束缚,也就宣布脱离民联。与此同时,同一年的伊党党选也发生保守派排斥所谓的开明派,后者离开伊党另组诚信党。这个党也在2015年和公正党及行动党结盟成“希盟联盟”(希盟)。

希盟在2018年的大选前起了变化,连马哈迪也加入领导,变成四党联盟,即多了马哈迪的土团党。

当希盟接纳马哈迪领导,且同意一旦执政中央,先由马哈迪再作冯妇两年,过后将政权移交给安华。

可惜的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死结一直打不开,他不同意安华拜相。在阻力重重下,慕尤丁找到隙缝,一举拉拢土团党人与巫统和伊党合作,结果又再变天。

其后不管是谁提出由沙菲宜拜相(一旦再次执政中央),只要是出自马哈迪之口表示同意,自然使沙菲宜陷入两难之中。

有人认为希盟已是名存实亡,再也不是以前的精神抖擞、冲劲十足的盟党,这对安华的新夺权计划也同样蒙上阴影。

 刊登于2020年10月1日《东方日报》

24.9.20

沙巴进入“战国时代”

沙巴州的闪电选举越来越扑朔迷离。虽然在形式上民兴党带头的希盟有望出线而继续成为沙巴的执政者,但在市面仍有不同的解读,政局如同进入“战国时代”,揶揄与对骂声不绝。

例如民兴党主席沙菲宜就挖苦敌对阵营的“沙巴人民阵线”(包括国阵、国盟及团结党在内),在提名后仍对首席部长的人选有不同的意见。反之民兴党参与的希盟只推出一名首席部长人选,那就是他本人。

在“人阵”方面,首相慕尤丁先以土团党主席的身份宣布人民阵线已成立,一旦上台执政,土团党沙巴主席哈芝芝将成为首席部长,但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却说选后再谈人选。

其实沙巴是历来最会争首席部长的州。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以来直到今天,沙巴共换了15名首席部长,平均每人任期约38个月。第一任是卡达山族的唐纳史蒂芬(后皈依回教,易名为福尔,不幸飞机失事丧命)。他曾两度上位,但加起来也没超过三年;最强势和独裁的是慕斯扎法(苏禄族回教徒)在位9年;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是卡达山人族的拜林(1985-1994)。在位最久的则是来自巴瑶族的回教徒慕沙阿曼,在位15年,也是沙巴巫统的主席。最新的首席部长则是沙菲宜(巴瑶族的回教徒),在位两年有余。他原是巫统副主席,先是民兴党主席。

为什么沙巴会有最多首席部长?那是因为沙巴流行轮任职,一个政党可以在短期内组成,旋即通过选举打倒原政府。这在沙巴人民看来是很民主和自由的,也是司空见惯的。因此人民也不必担心独裁者能一手遮天,长久在位,只要选举期一到,就可用手中的一票更换政府。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与马哈迪有关。他在1994年通过议员的叛变打倒拜林的团结党政府后,就宣布今后沙巴的首席部长由三大民族轮任,每人两年,即卡达山族、少数民族回教徒及华人。

在历史上,沙巴共有3名华人曾担任首席部长,他们是罗思仁(沙华公会)、杨德利(沙巴进步党)及章家杰(沙自民党),但任期很短,每人约在位两年左右。除了罗思仁是因为唐纳史蒂芬与慕斯扎化争权夺利而迫使联邦更换首席部长外,另外两人则是按马哈迪的部署只任两年。但到了2004年大选后,接任马哈迪上位的阿都拉干脆宣布从此不再推行轮任制,一概由巫统人担任首长。慕沙阿曼也因在新安排下,一直担任首席部长,前后15年。他当时也是沙巴的巫统主席。

巫统是在1994年应慕斯扎化之邀接管沙统(沙巴民族统一战线)(USNO),由巫统直接在沙巴成为老大。这是马哈迪在位的年代所发生的事。

自此之后,沙巴涌进了很多外来的移民,有来自菲律宾的苏禄人;有来自印尼的不同族群,但多是回教徒。

正因为有其特殊的原因,再加上身份证事件,也使到沙巴的人口已经超过400余万人,比它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的50万人口增加八倍;也比砂拉越的300余万人口还多 。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砂拉越的人口只有70万,其人口增长则控制在5倍之内。

沙巴之所以成为重要地区还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而致富。这个州加上树桐的出口,也给沙巴和马来西亚带来不少财富。

但是沙巴人民感觉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多的资源税。因为在西马或切确地说在巫统的统治下,沙巴的发展并不令沙巴人民满意,所以在2018年的选举,由沙菲宜组成的民兴党也就一跃成为执政党了。这也实现了“沙巴是沙巴人民”的心愿。

即便巫统在今年7月时企图卷土重来,但跳槽的政治青蛙一切落空了,他们从民兴党过档到巫统,最终巫统的翻身也落空了,如今他们五人却成为独立候选人。

这就是政治青蛙给国家带来的动荡与不安。虽然近期国会各党已同意成立小组研究反跳槽法令,但这个武器对执政党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为此我们不认为执政党会同意放弃这个武器和筹码。在过去,跳槽的人都是从反对党到执政党;比较为人所知的是,森美兰在千禧年前后一度成为行动党议员蝉过别枝的政治温床,导致刚上任秘书长的林冠英在2004年大选前向森州行动党提出“约法三章”,宣誓绝不跳槽。这一措施倒是起了点作用。未想希盟于今年3月倒台后,又有行动党议员扬长而去,再启开跳槽之风,也把所谓退党交罚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今天的希盟在马哈迪缺席下,也失去风彩,但这个阵线主要支架是由公正党和行动党组成。如果这两个政党在首相人选上未能达成一致。对希盟也许是另外一种压力。毕竟行动党的兴旺也起于公正党的带动;尤其是拿下槟州政权。基于两年前因马哈迪权威大过天,才有了一旦希盟执政中央,马哈迪再上位,条件是安华在两年后接班的“协议”。

如今一切都化为乌有,在道义和情理上,行动党也应与公正党一道,继续给安华支持。但行动党的第二想法是两个都不可失,由席位多的一方主导。这看起来也算是公正的,但已失去道义和承诺,难免可能引发看不到的后遗症。

不论提出沙菲宜任相的建议是来自希盟或马哈迪,至少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似乎已颠覆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秩序。而且若胜选后,沙菲宜是要再任首席部长或者准备上京拜相?

这样的实例倒可以举出2008年大选时,民政党也因首相的介入对首席部长人选产生分歧,结果只能宣布选后再委。换句话说,民政党在没有确定首席部长人选下面对已成熟的槟州选民,结果是兵败如山倒;连准备上京的许子根也因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这一惨痛的教训也使到民政党一连三届的大选都爬不起来。

也许行动党有必要对这样的战略再作出部署,并开始把重心放在全国大选。不论国盟中伊斯兰党将成为造王者,或希盟外的斗士党将成为造王者,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如何在危机中扭转劣势?组成阵线的多元政党能不能一心一德的团结与合作?如果心生二念或信念不定,即使选后重夺政权,也还是受后遗症所牵累。姑且以希盟本身的例子来看,在2018年上台后,为何在短短两年内就玩完了?这就是希盟要反省和检讨看不见和想不到的后遗症。一句话:团结需要真心诚意;反之三心两意则是军中大忌,切记前车之鉴。

刊登于2020年9月24日《东方日报》 

17.9.20

东西马较量的沙巴州选

果然不出所料,沙巴州选带来的震撼不亚于全国大选,除了破天荒有447名候选人争夺73个议席外,也有同一阵线的政党同室操戈。例如当下在中央执政的国盟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巫统为主的国阵,成员有马华及人民团结党,共参选41席;另一个是以首相慕尤丁为首的国盟阵容,计有土团党、沙立新党及沙进步党,参选29席。两个阵营合起来共竞逐70席。

首相慕尤丁宣布两个阵线已同意组成“沙巴人民阵线”(Gabungan Rakyat Sabah)。如果人阵赢得州政权,土著团结党的候选人苏拉曼将出任首席部长。但马上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拦截,指选后才定首席部长人选。这意味着巫统更重视掌控大权。还有在野党中有17个议席是重叠的,也就是非一对一而是陷入多角战,这当然暴露了人阵的弱点。

另一方面,以沙菲宜为首的希盟则由5党组成,它们是民兴党(46席)、行动(7席)、沙民统(12席)及诚信党。但最新消息指称诚信党未有候选人上阵。

选委会估算,共有16个政党参加角逐,亦有58人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

根据统计,参加提名的国阵成员党有巫统、马华。国大党没派人参选,民政已退出国阵也未有人参选;其他本土政党有沙巴团结党、自由民主党、沙巴民族统一机构(这个党在1961年由慕斯扎化成立,但在1994年转给了巫统,因此这个党暂时消失了。不过在2015年,慕斯扎法追随者又再使这个党复活过来,而且是亲民兴党的政党)、人民团结党及爱沙党等。

总的来说,向选委会登记的沙巴政党已超过50个,但参选的扣除巫统、马华、行动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皆来自西马外,本地参选的政党约有10个左右。

虽然沙巴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但它的政治发展与西马大不同。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大人物(代表两大政党)在斗争,他们是沙巴州元首慕斯扎化(代表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简称沙统))和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代表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简称卡达山))。因此只是短短的两年,首席部长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在1965年改由沙华公会的罗思仁担任首席部长。

不过慕斯扎化要等到1967年才把过渡首长罗思仁拉下马,自己坐上实权十足的首席部长位。

尽管中央已开始对沙巴的离异动向有所担心,但在中央控制军警下,沙巴政府也只能阳奉阴违,而不敢公开叫嚣要脱离马来西亚。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74年全国大选后,中央首相敦拉萨刻意调升慕斯扎化出任国防部长。讵料慕斯扎化敢于抗命,派另一国会议员出任副防长,本身则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毕竟在中央鞭长莫及下,也拿他没办法。结果导致慕斯扎化也敢于拥有专用飞机。对其被指控滥权,也拿他没办法。到最后,中央使出 一条妙计,暗中支持沙统(由慕斯扎化控制)的重要党员脱离党另组人民党。终于在1976年打倒沙统政府而成为新的亲中央州政权。

可惜的是,在后期由哈里斯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变得傲慢与自大。于是在1985年又有一批脱离人民党的党要,在拜林的领导下推翻了人民党而成为新政府。

未想拜林在1985年上台后,不同意与国阵组成联合政府;更于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马哈迪在大怒底下,开除团结党出国阵,又于1994年逼使拜林提早州选。

正是这一年,沙统的慕斯扎化趁势向马哈迪献上“沙统”,改名的巫统,堂堂正正地东渡沙巴。当这缺口一打开,沙巴已是变了样。所谓“沙巴是沙巴人民”的口号尽管四处传扬,但中央的反击是州政府若未得到中央的协助,是无从发展的,也提醒人民沙巴有20条文的备忘录保护,无须担心沙巴会被“吃掉”。

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拜林于1994年举行州选时,已是陷阱处处。虽然最终拜林的团结党以25席对23席仍保持州政府,但很快地跳槽之风不绝,拜林政权倒台了。

上台的是巫统的州议员沙卡兰。当年马哈迪虽然承诺首长进行轮流制,即巫统任期两年,华人任期两年及卡达山人也任期两年。这种轮任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与合理的,实则只当两年的首长,什么大事也干不了,一切还得以巫统马首是瞻。

2004年后,拜林尝尽了苦头,一直在野,也无法为卡达山族人出头,只好在2001年向马哈迪低头,回到国阵,但一切似乎太迟了。

沙巴在国阵控制下(从1994年到2018年,前后共24年),面貌又来一个“西马化”。其中突出的是在2003年成为首相的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后宣布从此首长不再轮任制,一直由巫统人担任。

巫统势力的坐大,主要是慕斯扎化赔了夫人又折兵,本以为通过巫统东渡而牺牲沙统换来巫统沙巴主席之位,讵料事与愿违,马哈迪既不委他出任巫统沙巴主席,只把他放在署理主席之位,后来才把慕斯扎化放在无实权的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在郁郁不得志下,他只好从政坛消失。

此外,已年迈70以上的拜林即使再吃回头草,也没有精力改变沙巴现状,只好眼巴巴看着也是被巫统排斥的沙菲宜,带领沙巴人民组成民兴党,在2018年改朝换代。这一仗果然把巫统的根基拔起,以35席对25席执政,沙菲宜也算是为沙巴人民出一口气。

但是巫统的势力仍盘踞在沙巴,在今年8月的时候,巫统的前首长慕斯阿曼竟可以召集到33名州议员的支持,也即是60席的半数以上宣布夺权。

在此紧要关头,沙菲宜马上拜见州元首宣布解散州会。

正当马来西亚政局陷入大杂烩的时刻,又再发生沙巴州选一事,也弄得中央执政的国盟集团万分无奈,因为它尚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让巫统东山再起,只能在临时将国阵与国盟凑在一起,组成人民阵线来应对大选。结果出现了兄弟阋墙的闹剧,连带也把执政的民兴党弄糊涂了。

但不论怎样,我们看到的真正对手是民兴党与巫统和国盟组成人民阵线,国盟和国阵还是一心二用,两相比较之下,民兴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这一场仗基本上是东西马人心之战,也是100多万选民为他们的将来和下一代作出抉择的时刻。这就是说:“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vs“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正在一决高低。

 刊登于2020年9月17日《东方日报》

10.9.20

大马政局陷入谜团

前首相马哈迪的政治秘书查希(Muhammad Zahid Md Arip)在上议院致词时否认背叛马哈迪。他说,在今年2月发生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导致希盟倒台。对马哈迪来说是感到十分愉悦的。“我相信他现在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已经阻止安华取代他成为首相,也成功地制止行动党的激进。”

这位政治人物是在喜来登事件后被新任首相慕尤丁委为上议员。在喜来登事发时,马哈迪拒绝与巫统合作,并数落查希向他施压,以将土团党拉出希盟。在这个过程中,结果是马哈迪辞职,因为他认为已失掉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来他又承认是一时的误判,才让慕尤丁躜了空档。

针对此事,查希说他不是幕后主使。但承认他与一些人拦住安华和行动党上位。

在较早前,土团党前青年团团长赛沙迪指责查希是喜来登政变的幕后人物。他说,查希利用马哈迪的名字将土团党的领导集合在喜来登酒店,越多人出席越好。对此,查希否认赛沙迪的指责。

无论真相如何现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盟为何会在莫名其妙情况下失去政权?难道是因为土团党议决退出希盟而致?或是马哈迪的以退为进?

后来,马哈迪承认他是在意气用事下辞卸首相职和土团党总裁,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问题又回到原点。马哈迪为何要辞职?谁有权力逼他辞职?他如果不辞职是否需要回到国会来讨论不信任动议?

事实上,事态的变化不是这样的。首先是马哈迪辞职后,旋即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而在这个时候,马哈迪有通过电视广播说他将组成一个超党派的内阁。大意是说,他将挑选精英进入内阁,而不是以政党的代表为准。若是马哈迪及时成功组阁,就等于否定或取消政党存在的意义了,因为这样的联合执政已不需要各成员党推荐入阁名单,而是由首相说了就算,慕尤丁也就无法上位。

正当我们对马哈迪的建议感到纳闷的时候,最高元首又宣布委任慕尤丁成为第八任首相,以取代马哈迪(31日就职)。

这里头的重要问题是:

(一)为什么马哈迪迟迟未能宣布其新内阁?

(二)为什么马哈迪没有召开希盟的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三)马哈迪不同意巫统入阁也是有迹可循,因为他已经不根据党选人才而是根据才干选贤与能,摆明政党不要干预他组阁。也许是最后一道难题(排除纳吉与阿末查希的人马)没有办法解决。在拖泥带水下,马哈迪的魅力很快被干劲十足的慕尤丁掩盖了,因为后者能够及时向元首提呈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而马哈迪没这样做。即使安华也加速行动摆出其阵容,也达不到半数议员。

在马哈迪误判于前,而安华在乱局中又杀不出重围,只能看着慕尤丁越级而上。

当然慕尤丁也是事先通过阿兹敏和希山慕丁等人的暗度陈仓,才成功地说服巫统与伊党全力支持,再加上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人数就超过一半有余。

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巫统没有对砂拉越政治搞局,既没有派候选人,东渡也只是止于沙巴。

相反的,砂拉越的的土著保守党对马哈迪还是不放心的,也不想给安华机会达成合作,也许是土保党对行动党的威胁有意见,才会择国盟而弃希盟。

马来西亚政局发展到今天,可以用乱成一团来解读。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比如在70年代,从联盟转成国阵增加成员党至13个,也还是没有乱阵。即使有成员党退出也无伤大雅。如1990年沙巴团结党退出国阵和后来的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对整局也无所影响。还有民政也已向国盟靠拢。

但放眼今日的政坛,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

明明在2018年的509大选人们都看好国阵(巫统)不会倒,却出乎意料的让希盟逆流而上。可是上位的还是原来巫统的老大马哈迪。这样的政权轮替不但意义不大,也随时可以复辟。“换汤不换药”带来的失落与失望,也让人民感受到所谓改朝换代原来是一场政治游戏。

再下来,走了马哈迪,迎来的也是巫统强人慕尤丁。尽管被讥为走后门,至少他证实了这个政权还是以马来思想为中心。

在这种情形下,国盟现有的松弛机制也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恰恰相反,巫统和伊党成立的“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MN)已邀得土团党参加。一旦这三党组成“坚不可破”的联盟,则其他的国盟成员党的进进出出也不具意义了。倒反成了附属单位可有可无。对此,慕尤丁的解释是很重要的。

反观砂拉越的政党却有先见之明,在国阵失败之后,它们马上集体撤出,另立“政党联盟”(相等于原来的砂国阵)。结果是巫伊和土团党要跟它们合作,否则随时又再变天。

居于这种状况,我们对国盟的未来还看不清楚。究竟它是国阵的翻版?还是国民共识才是最重要的主体?

同样的,反对党也因内讧、失和和分裂,变得东歪西倒。公正党内部大分裂,阿兹敏与安华的斗争,也变相的成为公正党与土团党的斗争。

行动党也有议员变节,比较稳定的是诚信党,但议员数目有限(只有11名)。如今又缺了一角(没有了土团党),它会欢迎马哈迪的斗士党吗?

按马哈迪说,斗士党要在下届成为造王者,但能否所愿,许多人都不敢过早下定论。因为马哈迪在509后的整个过程扮演的角色让人失望多过希望。

由此观之,不论在朝或在野政党,各自都陷入自己网织的谜团;而人民也看到一片雾茫茫,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

 刊登于2020年9月10日《东方日报》

3.9.20

农民出生的新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828日宣布辞职是一条震撼性的大新闻。虽然他是因病缠身,不得不退隐政坛,但正当国际面对新冠状病毒(Covid-19)不断上升之际,安倍的下台也是令人遗憾的。截至目前为止,日本新增病例有6百宗,而染疫人数达到68千人,其中1285人不幸死亡,而且专家尚不能断定第二波及第三波的疫情会否袭击?

如果加上日本三个季度的GDP数字,日本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日本第二季(4-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因受疫情的冲击,打击了内需消费和出口数量,萎缩度达27.8%,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缩幅。这是一连三个季度的大退化,不但是10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抵消了安倍在2012年推出的“安倍经济学”的效力。因此民众对接班人表示最大关注是如何确保全民共度时艰?

无可否认的,安倍是日本历届首相中较出色的一位,他的传奇也创造数个第一。例如当他在2006年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兼任首相仅一年,就辞卸首相职,理由是其肠胃发病。但在2012年他又卷土重来,重新赢得自民党总裁职,又再当上首相。因此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下台后又重回政坛大展拳脚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位最久的首相,自2012年到20209月,一共是8年(2799天),比起数位前任的任期还长。例如其祖父佐藤荣作(1964-197278个月,共2798天)、吉田茂(1948-195462个月,共2243天)、小泉纯一郎(2001-200655个月,共1806天)及中曾根康弘(1982-1987411个月,共1806天)在位之日没有长过安倍。因此安倍又创造了第二个第一的纪录。

我们不质疑安倍是真的面对重疾才不得不离开政界,他说:“在13年前因溃疡性结肠炎发作,辞卸了首相职,但在今年6月份进行健康检查时,病痛再发作,直到7月中旬出现恶化,而在86日被确诊溃疡炎已进一步严重化。

虽然在2017年时安倍的民调声望很低,不到三成,因为他被指责为帮助好友拿到兽医学校的执照而被质问。还有安倍也协助一间小学以低价购入土地,及后又委其夫人担任名誉校长,但这是安倍自己捐款学校,没有公器私用。

此外安倍曾表明要在任期间修改日本的国防政策,在2015年时提出要改革自卫队在海外作战,以强力自卫队的军力和军威。不过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种下的祸害,导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致无数人丧命和终身残废,因而不支持日本重回赎武主义的道路。有关的丑闻,在后来也被一一破解,民望也随之上升。

很显然的,安倍当下面对的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冲击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他在明年举行大选时仍然挂帅,同样会重新执政,因为人民要的是安全与温饱。

为此,人民会把焦点放在六个人的身上:

第一位是现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他也是财务大臣,是安倍的核心人物。

这位风头甚健的人物,在2007年及201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均败给安倍。由于才华出众,被安倍当成”财神爷“来主持经济。可惜的是,这位出生于1940年的经济人才已80岁高龄。年龄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阻力。

第二位是官房长官菅义伟,他是安倍最信任的盟友之一,也是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发言人。

日本读者新闻编辑副局长桥本五郎曾形容菅义伟是他50年的记者生涯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官房长官,他也是内阁中唯一农民出生的政治人物,靠半工半读完成在政法下学的学位。目前是内阁的第三号人物,一号是安倍,二号是麻生。

虽然他已72岁高龄(1948年出生),但后市看起,因为他已得至少三个派系的支持,包括安倍派系。若无变化和意外,菅义伟将是第一位农民首相。

第三位是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今年63岁,在安倍内阁中担任新设的地方部长和特命部长。他曾担任日本防卫大臣、农林水产大臣。他在2012年与安倍争总裁职而败落,又于2015年退出选举,而在2018年又输给安倍。

这位仁兄在民众眼中威望不错,但在党内的影响力不大。

第四位是外交部长岸田文雄。他已公开表示会参加总裁选举,不过在民调中排名不高。即使今年63岁是处于最成熟的年龄,但机会不大。

第五位是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他始终执行安倍的政策。今年56岁,曾在美国乔治顿大学受教育,但他未被列入热门的继承人名表中。

第六位是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39岁,风华正茂。他是中外熟知的退休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次公子。虽然小泉进次郎的意见有时与安倍不大协调,但他会适可而止。安倍之所以提拔了这位后生,是因为安倍曾受到小泉纯一郎的关照。

尽管有人认为小泉进次郎太过年轻,但他的胜算也是被人看好的。他的哥哥小泉孝太郎是一位知名的演员。

这位一表人才的小泉进次郎的风头也不输其兄长。刚在上个月,他娶了美貌主播泷川克里斯汀为妻,也高调在首相官邸前召开记者会。

当其父亲任首相时,他已是其父的政治秘书。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支持小泉担任下届首相的有29%,其得分之高,也显示他已因其父亲的名声而金光闪闪。

1981年出生的他也是风流种子,在婚前婚后就闹出绯闻,但没有对他的政途造成影响。

由于日本是个尊老社会,菅义伟任相的机会几成笃定。这就是说,小泉进次郎等下一回选举吧!他的优点是其父亲可以作为他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民也可放心。他是一只黑马,他对安倍的评语是:安倍经济学。只是拖延时间,没甚效用。同时他也反对修改保安法,认为是无视民意,也压制民主。

其实日本共同社也于829日进行电话民调,结果有34.3%支持石破茂、14.3%支持菅义伟、13.6%支持河野太郎、10.1%支持小泉进次郎,而岸田文雄只有7.5%

目前,安倍已定于917日由自民党选出总裁,由自民党议员连同指定的人进行投票(396名议员及地方党员396名,一共792人投票。由于疫情未退,更多党员投票的传统也被暂时停止)。

其实安倍经济学,说穿了就是仿效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修改银行法、降低利率和货币贬值来刺激商品价格下调而增加外销和内销,但这一年来收效不大,已促使新的接班人应强化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刊登于2020年9月3日《东方日报》

27.8.20

马哈迪的种族思维

整个政局的变化起因于今年2月间在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在迅雷不及掩耳下,原任执政党之一的土团党主席慕尤丁突然发难,趁马哈迪在意气用事下辞卸首相职及土团党总裁时,也来一个窝里反,在特殊的会议中通过退出希盟,恢复成一个独立政党。

这意味着土团党已和希盟了断,是个自由身,可以和其他政党进行合作。果然这也是预先部署的。在慕尤丁得到阿兹敏(当时仍是公正党署理主席)及希山慕丁(原巫统副主席,也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公子)及伊斯兰党的暗度陈仓下,以最快的速度组成一个新联盟。在阵线名字未定时,已拥有超过半数(111席)国会议员的支持,乃向最高元首递呈名单,以期能组成新政府。

这动作也让马哈迪及安华措手不及,无法及时凑足半数的议员,结果被慕尤丁捷足先登了。

当慕尤丁在31日宣誓为新首相时,政情又急转直下,所有马哈迪时期的阁员全被换掉,代之而起的是土团党内的非马哈迪嫡系,而是慕尤丁的人马及原巫统跳槽土团党的人马;再加上巫统(国阵)、伊斯兰党和公正党阿兹敏派的支持,几乎大局已定。最后一个决定性筹码就是砂拉越政党联盟(GPS)(这个联盟是在大选后由砂州的执政党全面退出国阵而组成)加入联合政府,慕尤丁也因此以114席(总数是222席)占了优势,命名为“国家联盟”(Perikatan Nasional Coaltion)(简称国盟)。但直到今各成员党中尚未取得共识,以注册成为一个阵线。

根据阿兹敏说,国盟向社团注册局提呈的政党名单中已有5个,尚未正式表态的有伊斯兰党、马华公会和巫统;而已经表态加入的还有国大党。因此这个阵线最终有多少个成员党还是个未知数。这之中也包括已退出国阵的民政党是否被纳入其中?近些个月来,民政党立场已明显偏向国盟。

在国盟成立之前,巫统和伊斯兰党已组成“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为了扩大影响力,国民共识的两个成员党在86日同意邀请土团党加入,接着有关决定也在两党的政治局和最高理事会中通过,而在813日寄出公函给慕尤丁。慕尤丁在818日回信说同意加入。这意味着这三个政党将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协调和相互谅解,以取得共识。

既然三个主要政党已形成政治主流的支柱,也将会在日后形成一个大集团,以展示马来人及土著的政治力量。

究竟马来人会在2020年后走向新的整合抑或是回到从前?我们尚在观察。就眼前现实所看到的是,马来人及土著基本上在政治上是分割的,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明显。

例如刚刚在2016年创立的土团党是由马哈迪发起组织的。虽然慕尤丁也是发起人之一,但挂帅的人还是马哈迪。也因为要显示他们俩人既有分高低,也有不分高低,便创造出稀奇的名称为总裁和主席。

当这个政党成立后,全面突出马哈迪的形象,连带希盟也让位于马哈迪成为统帅。这样看来,总裁大过主席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招果然不同凡响,土团党以小博大的斗志也终于在2018年的大选中全面浮现。即便土团党只以13名国会议员的弱势,但在一夜之间翻转过来。在首相大过天的新形势下,马哈迪又发挥其昔日的独断心态,由他决定所有的重要阁员及高官的安排。抑有进者,马哈迪也使出其在90年代对付46精神党的手段,让后者无法探出头来。最终只得归队回巢。因此在不久后我们看到有13名国会议员由巫统跳槽进土团党,顿使只有13席的土团党议员增加到26席。后期再加上阿兹敏带来的10名国会议员,又一下子将土团党托高至36名国会议员(马哈迪这边可以扣掉5名)。

本来马哈迪的目标是要逼使巫统解散,由土团党成为马来人及土著的唯一当权组织,但马哈迪的失算和误判也让他的梦想被他自己破灭了。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当他辞卸首相后又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时,他的目标是组成一个不以政党为代表的新政府。换句话说,被挑进内阁和高官的是被认为精英人才,而不以政党的席位分配为基础。这种所谓精英政治若一旦形成,马哈迪自然会更加集中个人的权力,所有的重要阁员是由他挑选,而不是由政党推荐。久而久之,政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这种不带种族色彩的战略一方面可削弱公正党的力量,也不让安华拜官,自然只得徘徊在政府门外;另一方面,也顺应一些马来保守政党抑制和排除行动党的代表性。在这样的格局下,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将变成种族性政党的居高临下。

严格来说,这种超党派的思维将使自己跌入一个自设的陷阱,因为他的不切实际的否定民主和人权,反被操控政治势力的领导左右一切,造成民主成为一个笑柄。

当然马哈迪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政治新常态并未掀起大潮流,反而暴露了其思维的开倒车(反动性),而是转回到以政党为中心的合作,方便各成员党的上层对干部和党员的操控。试想一个拥有300万党员的巫统,加上党产处处,为何要弃之不用,供马哈迪消费呢?

与此同时,在无法容忍慕尤丁一个回马枪打乱了全局后,马哈迪在无法夺回土团党的控制权后,只好另寻出路成立“斗士党”(Parti Pejuang Tanah Air)。这是95岁高龄政治家的最后搏击,在812日公布党名之后,土团党有人加入斗士党,但一时之间,看不见其卷起千层浪的冲击。如果今后没有加入希盟的阵线,斗士党要突围也不容易,也不可能回到2018年的大气势(大风大浪)因为当下马哈迪阵营内只有4名国会议员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再加上另一位不参加斗士党的马哈迪前“宠儿”赛沙迪则表示自己要另组年轻的多元政党。基于他的年轻和缺乏政治磨练,我们也暂时看不到他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如果一个小小的土团党能在不久后花开三朵大放异彩的话,那将是破纪录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一分为二,再分为三。

说实在的,这三家政党本身也是困境重重的,慕尤丁的主流要面对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打压求存;马哈迪则要面对公正党施加的对峙和互挖墙角;赛沙迪还是不成气候,暂不言他。但在行将到来的第15届大选,反倒会决定土团党的分裂是好事还是坏事?

 刊登于2020年8月27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