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政痛苦的事 （开门见山）

什么是学者？什么是读书人？及什么是知识份子？在很多时候是让人混淆不清的，而且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相似？又有什么差别？也真的说不清楚。但大体上我们把学者当成做学问的人，这种人大多是饱学之士或成名的作家，或博士之类的或在大学任教的。总之，他们经常被视为三位一体的。

比如在1974年从政的吴清德，他原是马大的历史系讲师，也是博士。从政前有作品散见报章，也曾在从政后著书立言。当他在那年当选高渊国会议员后，他不再以学者自居，而是让政治渗入血液中，俨然转身一变成为政治人物。正因为转型成功，吴清德在后来被视为“政治动物”，在政海翻云覆雨，只是时运不济，他要在民政党内攀上高职往往失败告终。例如1980年在民政改选会上，原本与林敬益取得默契在林当选党主席后，即提名他担任总秘书。讵料为顺林苍祐意愿，改提郑耀林担任总秘书，吴清德就这样与高职擦肩而过。

1987年吴清德向林敬益的党主席职挑战败下阵来；1990年吴清德与许子根争夺槟州首席部长又败下阵来；还有在1999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主席也是功败垂成。

虽然吴清德长时间担任中央副部长，也任过行政议员，但一直未能扶正，也在1999年党选失败后，被民政党束之高阁，从此与政治说拜拜。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其中一个写照。

另一方面，在1982年的时候，在理大任教的许子根博士应董教总之邀“出山”，从政参加竞选，结果一炮而红。但当年许子根与郭洙镇被称为“华教人士”而不是学者，希望华社支持华教人士参政。

那个时候，林吉祥是不服的，他派出也是华教份子的陈庆佳在丹绒国席迎战许子根，却不被当一回事。因而一度与董教总的关系闹得不愉快。他也不满董教总与民政挂钩。

经过一场厮杀后，许子根胜出，终于得以踏上政治长征路。但林吉祥记下这个苦果，他在1986年亲自向许子根下战书，目的是要杀下许子根的威风，同时来一个投石问路。看看槟城人民是否欢迎他来“当家作主”？因此这一年在提名前市场上传说林吉祥将硬碰许子根时，有人提出劝说不要两个“好人”碰在一起，因为牺牲谁都是不对的。当时更有人说，许子根属于温文雅尔的学者型人物，学富五车，若不能进国会，实在可惜。但林吉祥认为政治无关“人情”。不同的政党是不能妥协的，所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在两雄相遇下，学者自然不敌老练的政治人物，林吉祥也巧妙地掀起群众对反对党领袖拥抱的心态，在整个过程中，也不忘塑造许子根是好人，只是进错党。而行动党可以容纳他，再不然他败选后可被委为上议员，同样有议员做。这一绝招也真的堵住了许子根的口，变成百词莫辨（未想许多年之后，许子根依样葫芦把这句话还给林吉祥。他于今年4月29日在新山民政宴会上献议林吉祥若败了，可请阿都干尼通过柔佛州议会委任林吉祥为上议员，要不然他也可以向国阵推荐）。

这席话当然是多余的，正像1986年林吉祥建议国阵委许子根为上议员一样是废话，因为这对从政者来说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建议。

失败后的许子根当然没有接受当上议员，但他很快就担任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开始脱掉“学者”的大衣。如此经过4年的磨练，许子根终于脱颖而出成为首席部长， 他的学者形象因之褪色了。

今天很不巧，也算是不幸的，我们再一次看到许子根与林吉祥的故事在重演，而主角是何国忠与刘镇东，都是国阵对垒行动党。这是文教界都不愿看到的事，也希望它不会发生。果然刘镇东似乎脱掉了一身的文气而敢敢向学者型的何国忠叫阵。迩来也有报章刊登有文化界对学者何国忠的支持；但何国忠反而揭露他收到短讯及面子书促他退选，更形容他是“好人进错党”。

在这方面，何国忠备受的压力是十分沉重的，如果柔佛吹起反风；尤其是华人社会，何国忠的招架是十分吃力的，这一点何国忠也是不得不承认了。

其实，我一直认为“好人”若能避开是最好的，不然“两个好人”拢在一起，那真是难为了选民，他们得在痛苦中做出抉择。同样的，这两位候选人相信也是痛苦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他们代表不同的政党，自有差别，不能一概以人才论。这就是说，他们之间斗的是党的理念与政治立场，与个人素质和才华没有关系。您说呢？

刊登于2013年5月2日《中国报》

林苍祐与林吉祥的指标 （开门见山）

林冠英眼中的指标选区在昨天的评论中已有切入，但仍觉得言犹未尽，有需要再作补充。

这是1969年大选的大事，那一夜我人在圣芳济学院采访大选新闻，与林苍祐同在一起。日期是5月9日，他在晚上11时才来到开票站，第一个出炉的成绩竟是预料不到的牛汝莪州议席，这是巫统强人阿日斯的老巢（他是第二号行政议员，王保尼出国时，他是代首席部长）。讵料竟被民政名不见经传的史迪华击败。

当晚林苍祐第一个反应是：如果连阿日斯也被打败，那意味着我们执政在望了。为什么林苍祐会这么说，那是因为在24个州议席选区，牛汝莪是最难胜算的其中一个，也是阿日斯老树盘根的选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跌马。既然他也会输，那其他州席恐怕联盟保不住了。果然不出所料，又传来捷报说哈伦在打锡汝咯胜出。这更是巫统的堡垒区，若连此席也输，联盟的政权可就难保。

也真是这样，当这两个指标选区（非华人选区）由民政党一马当先抡元后，整个会场沸腾起来，接着一个更震撼的消息传来，民政的余水清在大山脚击败了王保尼首席部长，这意味着林苍祐已经东山再起。

当来到凌晨2时许，我们已知道民政党在24席中夺得一半以上，可以组成州政府了。意气风发的林苍祐在致词完后，矢言将组成一个有效率的州政府（共夺得16席）。

此时最为伤心的是马华公会，它输完所有的州议席（参选12席），而联盟只剩下4席（全巫统），国大党也同样归零。

我不知道为何林苍祐会把牛汝莪及打锡汝咯列为指标选区？因为它原本不是重要战略之地，但一向不归反对党染指，也就在林苍祐眼中成为“意外收获”的成果。正是有此成果，才有林苍祐后半生的精彩故事。

另外一个被视为指标的选区在林吉祥看来是浮罗池滑选区。当1986年他插旗槟城扬起夺权的口号时，他是是把浮罗池滑当成国阵的安全区（前称植物园区，后人口膨胀，又分成浮罗池滑及植物园区）。

我记得在1986年大选开票日当晚，我人在槟州大会堂与林吉祥在一起，他兴致勃勃而春风满面地在大会堂内走来走去。因为在算票的过程中，他在丹绒国席及甘榜哥南州选已是稳操胜券。

当丹绒国席成绩宣布时，我们都吃了一惊，林吉祥竟以逾万张票胜了许子根，几乎胜了一条街，有些令人难以思议。但也有人惋惜许子根失去上位的机会，他后来被安排当首席部长林苍祐的政治秘书。

其实，1986年也是行动党丰收年。我记得当晚有党员向他汇报行动党的黄彼德胜了丁福南时，林吉祥第一句话是，连植物园（后来的浮罗池滑）行动党也胜出，我们将会赢得更多的席位。果然不出所料，前前后后，那一年行动党共赢得10个州议席，是历届选举中反对党最多议员的一次，在过去的槟州议会，顶多反对党合起来才7个席位，可见行动党的突破也强化了林吉祥对槟城的夺权信心。

至于308（2008年）的政治海啸更是一场无法理解和消化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指标，就是执政党兵败如山倒，输得连指标也不见了。但林冠英认为浮罗池滑与丹绒武雅才算有份量的指标。

虽然林冠英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剖释浮罗池滑与丹绒武雅是一个指标时，他也没有想到政治海啸会排山倒海而来，并改变了槟州的政治生态。但今时今日，不论林冠英心目中的指标是什么，我们还得以整局看整个风向。就不知道他现在的指标选区是什么？还是一样？这也是我们所要知道的。

刊登于2013年5月1日《中国报》

林冠英眼中的指标选区 （开门见山）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说，民联有6个混合选区面对风险，其中有两个属于行动党的选区。

虽然他没有直接指出是那6个选区，但他又意义深长地指出，浮罗池滑是很重要的指标选区，如果行动党输掉浮罗池滑，那就意味着民联会输掉槟州政权。

他甚至进一步说，丹绒武雅也是关键选区，当行动党在308攻克丹绒武雅州席时，意味着民联已否决了国阵的2/3席；而当丁福南在浮罗池滑败阵时，我就知道州政权已到手了。

虽然这样的比喻见仁见智，但形容它是指标区的选区也无不可。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两个选区进行剖释，以了解它的重要意义。

先说丹绒武雅选区，它最早称为“槟岛北海岸区”。那时是由马华的谢成金持有。他是林苍祐的表兄，在1957年与王保尼争做首席部长。无奈在林苍祐“帮里不帮亲”下，运用手中决定性一票，粉碎了谢成金的美梦，而扶起了王保尼。从那个时候开始，重心选区暂从丹绒武雅移向大山脚。

但是丹绒武雅也在1969年大选中成为了行动党的议席。它不再是马华的堡垒区。

不过当许岳金在1974年胜出后，他就把丹绒武雅筑成民政党的钢墙铁壁。一直到到1986年，才转由其妻舅邱武扬接替。（许岳金在1986年被民政派往升旗山区而败给行动党的魏福星）。间中（1988年）邱武扬又随许岳金过档马华，丹绒武雅选区也就交回给民政党了。

民政党则在1990年将此选区交给许子根捍卫。就这样，丹绒武雅区首次真正孕育第三任首席部长（因这一年林苍祐失利，在巴朗哥打选区败给林吉祥）。自此之后，它更是成了民政党的象征。

为了夺取槟州政权，行动党的林吉祥在1995年大选不惜移师丹绒武雅向许子根叫阵。这就是说，丹绒武雅成了关键选区，而林吉祥的失败意味着“丹绒三役”被挫了。行动党又再尝到败绩，只剩下一名州议员。继之，丹绒武雅更成为了民政的典范区。

如果不是许子根在2008年弃州攻国（在峇都加湾提名），丹绒武雅或不会被敌对党有隙可乘。就是因为民政太过自信丹绒武雅“必然”是民政的城池，也就在那年派出新人谢隆泰取代许子根（这一策略是要堵住谢宽泰迈入光大28楼，乃起用其弟为候选人）。

讵料这一策略全告失灵。一个308政治海啸把民政在槟州连根拔起。行动党的新秀郑雨周取得意外的胜利，难怪林冠英形容为“已否决国阵在州议会的2/3席”。

但我要补充的是，郑雨周的胜出不仅是破国阵2/3席的象征，而是实现林吉祥改朝换代的标记。因为它又是许多年以后又被行动党攻克，实在出乎民政党的意料之外。如今谢宽泰亲自向郑雨周要回丹绒武雅，若有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民政的起死回生，或不具任何重要政治意义？

至于浮罗池滑选区，它的实质意义倒没有丹绒武雅大。但它也是被林吉祥“炒红”的。原来这个选区在1986年时被行动党候选人首次拿下，黄彼德只以不足100票挫败民政新人丁福南。

1990年丁福南卷土重来，拿回浮罗池滑区，一直到1999年，林吉祥“突然”挑中丁福南的州选区而放手一搏，以期打败民政的另一堡垒区。没想到林吉祥铩羽而归，也不得不在2004年离开槟城移向怡保重新站立起来。

击退林吉祥后，意气风发的丁福南似乎所向披靡无敌手，也希望在2008年大选后得以取代许子根成为新岛主。讵料人算不如天算，在反风猛吹下丁福南也在阴沟里翻船。改由名不见经传的郭庭恺代表行动党探出头来。

这意味着民政的城池也有倒塌的一天，难怪林冠英又形容为变天的符号。大概是视为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其实，相较之下，丹绒武雅是更具代表性的标志，因为攻下丹绒武雅比拿下浮罗池滑更难。

碰巧的是，本届的浮罗池滑竟是变成“女人在争天下”。一个是民政的任保宝，另一个是行动党的叶舒惠。彼此都是新人也是专业人士。她们虽然非重量级人物，但她们的成败在林冠英看来也关乎党的未来和政权是否交替。

换句话说，按照林冠英的逻辑，我们只要看着这两个选区的战绩就一叶知秋了。究竟是否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3年4月30日《中国报》

哈迪阿旺不当首相 （开门见山）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说，即使民联执政中央，他也不当首相，而是愿意担任监督首相的人。

这个表态在今时今日是必要的，因为哈迪阿旺若迟迟不表态，他将使国人感到迷惑不知他将来要做什么。今天的哈迪虽然不能说是没有资格的人，而是他有先见之明，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宣布他提前结束这场相位之争的政治比赛。

所谓时机不成熟的理由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但站在伊斯兰党的立场上，也会支持哈迪成为首相，这点我们不能质疑。不过这与大气候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历史的反映。因为一向以来，首相一直是不轮到伊党的人做梦的，他们只能实事求是地做好反对党角色的本分，至多控制了一两个州，不至于要将中央拿下。

理由如下：①伊党历来参加竞选的席位有限（本届角逐73席，总数是222席），不足以单独组成中央政府。即使在联合政府下，恐怕也轮不到伊党人当老大。

②伊党从创党到今天，经历了5位主席，依序是布哈鲁丁、阿斯里、尤索拉迪、法兹诺和当下的哈迪阿旺。除了阿斯里及另一人在联合政府时期（1972-1977年）曾担任中央的土地发展部长及部长外，其他的党领袖就不曾入阁。但也不否认哈迪阿旺也是州务大臣人才（他曾在1999年至2004年担任登嘉楼的州务大臣），拥有一定的经验和条件。若与安华相比，显然不是又低了一截。

这两位曾是Abim（回教青年组织）的“同志”，关系密切，直到1998年安华出事跌马后，才见安华的国民公正党与伊斯兰党合作。

正因为这种关系，哈迪阿旺又重新与安华结成政治盟友，但当伊党在登嘉楼坐大后，他们又似乎忘记了安华的贡献，伊党也显得也处处碰壁，最明显的例如莫过于在1999年取得登嘉楼执政权后，在有意无意间突出伊党是最大的政党，其结果是逼使行动党于2001年脱离“反阵”，因反对伊党坚持推行回教国；又复于2004年的大选伊党被打回原形，国会剩下8席（原本有27席），也失掉登州政权。这种挫折说明了伊党在没有安华的参与指导下，陷入了迷失而不知方向是否符合现实需求。最终伊党发现它还是离不开安华的，于是在2008年又重新合作。而政治海啸的发生基本上是安华的旋风带起的，如果没有安华的冲锋陷阵，那不可能会出现308大件事。

从这样看来，伊党特别是哈迪阿旺欠安华一个很大的人情，不容易还也不知道该如何言谢，因为又是安华再一次拉起伊党。因此安华是伊党的“恩人”也是哈迪阿旺的师兄弟。他们之间如果因首相职闹翻，那是不会取得同情的。因为在情在理，哈迪都得让位于其师兄：安华。

再说，安华原本已是贵为国家的副首相，只差一步即登相位，所以由他来担任首相也是早年就订立的“契约”。犹记得在1999年大选期间，该党署理主席詹德拉慕斯扎法（如今天他们关系已交恶，且对薄公堂）直言不讳地说，反阵（反对党阵线）早就圈定安华是首相人选，无奈在1999年及2004年的选举中，安华一直与首相职擦肩而过，也就不存在争取谁做首相之事，即使是2008年，安华也是无法拜相，因为中央仍旧由国阵控制。

有迹象显示哈迪是不会与安华争相的，他相信安华较有资格拜相，但条件是民联步入布城。这看起来是很艰巨的任务。

由于我们不曾经历中央换政治领导人的经验，也就无从客观地评价新政府与旧政府的殊同。但无论如何，若是政权不更替，还是纳吉拜相，哈迪根本就不需要与不空出位的首相宝座与安华竞争。因此哈迪的言论主要是厘清市面上的传言，未具有政治隐议程。

刊登于2013年4月29日《中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