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土著经济大会

 政府宣布将在2月29日至3月2日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土著经济大会”。副首相阿末扎希补充说，大会将进行评估自1965年以来的首届土著经济大会后所成立的相关机构的表现，同时大会也将聚焦在十个领域，其中包括增强消息产业、沙巴土著经济、砂拉越土著经济及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等。

有人对此提出质问，为什么要举办“土著经济大会”？而不是“全民经济大会”？根据首相安华的说法，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土著尚未达到当初所设定的30%的目标，这是因为股权持有人不透明，因此有必要重新修整公司条文，改善股权持有者的透明度。

如果是为了股权的持有者必须透明化，大可通过立法来修改公司的持股法令。对此我们也支持政府对股权的法令做出修改，但是否有必要召开土著大会来确定有关事项则显得过于高调和缺乏敏感度。

这与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和种族政策大有关系。在殖民时代，马来亚已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因此在给予马来亚独立时，英国有同意让三大种族的代表成为代表团成员，向英方争取独立。当然这是在马来人主导下的政治安排而不是由民间自愿发起的独立运动。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战后，马来亚已出现种族性政党。例如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代表华人）、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代表马来人），而在1946年促成了巫统的成立。

由于马来精英感觉到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体制是不利马来人的，因而在1946年3月3日，由拿督翁（曾担任柔佛署理州务大臣）号召41个马来团体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人团结大会。除了一致反对“马来亚联邦”外，也在5月11日宣布巫统的成立，而拿督翁则当选主席。

接着，英国同意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后，拿督翁就在1948年12月在其住家召集各民族代表（21名）决定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可是马来社会并不能接受拿督翁的开放政策，也就反对巫统开放门户，导致拿督翁在1951年退出巫统，另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

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中。其中重要的条文包括为马来人下定义：即信奉回教、奉行马来人习俗及操马来语。而在协定中也列明马来人享有“特别地位”（Special Position），后来也因政治的需要而被称为“特权”（Privilege）。

虽然拿督翁一度提倡多元合作（主张开放巫统让非马来人入党），不认为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是一成不变的。可惜曲高和寡，拿督翁终于在选举中大败（1955年），而再也站不起来。

但是在1965年5月9日，因李光耀主催反对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团结大会”，参与的政党有人民行动党、砂人联党、砂马真达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这一下子引得巫统担心李光耀势力的膨胀，乃决定在1965年8月9日通过国会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反之，巫统也借助1964年大选的辉煌成绩而成为“一党独大”的姿态，因此巫统不需要再主办“马来人团结大会”，因为政权已牢牢掌握在巫统手里。

即便1969年的大选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致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也没有削弱巫统的政治地位。国家成立了行动理事会，权力归于敦拉萨首相，也促成巫统开放门户，但不是改变巫统而是扩大巫统的控制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时，也没有大张旗鼓，更没有举办马来人大团结，一切按程序走。

这个时候，另一波民族主义的思潮已在巫统内滋长。在此情形下，巫统提出了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组成）。这来是巫统对其他政党抱持宽容心态，因而将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纳入国阵门下，阵容的扩大展现了巫统更加的一党独大。为了这个缘故，在1973年巫统有一个大集会，解释组成国阵的因由。

因此在“513”过后的1974年、1978年、1982年、1986、1990年到1995年的五届选举中，都是巫统掌控全局，其参选的议员也超过半数，在议会内的势力牢不可破。

另一方面，马华在1971年解开戒严恢复国会民主后，曾一度主办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有些仿效巫统的做法，但马华终究不是当家当权的政党，它的美好愿望也就无法实现，反而被人指责搞种族主义。在这个大前提下，马华甚至被指责搞“民粹主义”（只管本身的利益，而未思及其他种族的利益）。

我曾私下询问林苍祐（当时的槟州首席部长），对马华搞华人大团结有何看法？他的回应这是搞种族主义，不值得鼓励与仿效。

针对新经济政策，也一度引起争议。

最初时候，此政策将实施到1990年（即20年），而后将由马哈迪倡议的“2020年宏愿“所取代。马哈迪是以30年作为赌注（1990-2020），矢言在2020年时马来西亚将成为一个先进国家。

没有人知道这个政策是否还生效或已不用，改以新的政策取代？这就需要首相安华向国人明确解释。

基此，我们认为单纯举行土著经济大会是无法解决所面对的症结，例如马币下跌，已是1美元兑4.80令吉，对国家的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也进一步削减外来的投资。

为此，即使有华印企业家参加土著经济大会，也起不了大作用。既然我们已选出国会议员为民服务，那他们的责任是捍卫人民的权益，而不是推给经济大会来承担。

因此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而是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不是大声呐喊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们建议，类似的种族性的大会可以少开，不要被某些冲动份子将会议搞成乱局。

马来西亚目前需要的是和谐、冷静和努力恢复元气，而不是斗阵容和展示力量。国会应成为最有效的传达心声的工具。

发布于2024年2月29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29/633817

是时候为“龙”正名了

 虽然正名“龙”的称呼并不是很重要，但中国在今年的龙年将龙的英文称呼改用翻译音为“Loong”，不再称为“Dragon”。由于这一改变，“舞龙”就译成“Loong Dance”；同时也改称为Year of Loong，而不再是Year of Dragon。

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Dragon”在英文语法上龙是巨大、具有恐怖和凶残的形象，与中国人及海外华人认知的“吉祥之物”大相径庭。

现在我们根据历史的发展来演绎龙的变化：

（1）在中国史书上，从来没有一种称为“龙”的动物，它是靠人类想象而成的庞然大物。后来为提高龙的地位，皇帝也就被化身为“神龙”。他既是神，也是人的最高形象。因此在封建时代，皇帝就是天子和龙身，也只有皇帝才配穿龙袍，其他人是不能“与尤相比”的。

在我们所了解的十二生肖中，龙居第五，属于辰时，即上午9点至11点，这是最美好的时辰。古人有云一日之计在于晨，碰巧龙居第五就摆在重要位置，久而久之，皇帝又被称为“九五之尊”了。原来九是数目中最大者，从一到九，而后再循环加数。这样一来，称皇帝为“九五之尊”显得顺理成章。

按照东汉学者王符（公元85年—163年）的描绘，龙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这是与我们后来看到的龙（画像、图腾）相当接近。、

由于它是不存在的动物，人类只能靠想象龙是存在的，而且很威严。也因之华人从古至今都没有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

（2）但十分巧合的是，“龙”也在近代的历史过程中被政治化了。

事缘在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邦交，而于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邦交。

为此，台湾的侯德健在情绪激动下写了一首后来十分火红的“龙的传人”当时台湾尚未解除戒严令，侯德健则于1983年访问中国。因而被台湾禁唱“龙的传人”这首歌。直到1985年这首歌登上了中国的“春晚”节目。

在1989年5月27日，香港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上，“龙的传人”这首歌更是传播海内外。

不过在1989年6月4日的“六四事件”上，由于侯德建也是参与示威者的重要人物（在天安门广场），后被驱散。侯德健及一些民运人士也四散海外，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黑名单。这样一来，“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政府胸口永远的痛。

自此之后，“龙的传人”这首歌也少在中国及其他华人众多的地方演唱，若是解禁等于“承认”侯德建等人介入“六四事件”是可以的。

今天离开“六四事件”已是35年了，但对于“六四”的伤痕还是不能被抹去。

在所唱的“龙的传人”歌曲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唱的：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在歌词中我们也找到百年前中国在八国联军夹攻下所受的屈辱：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砲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砲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这首歌曲即不反华也不反共，但问题在于作者侯德健让自己卷入“六四”而成为无法抹去的“污点”。

（3）到底是谁把“龙”称之为“Dragon”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且值得探讨的课题。

在这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彭萍教授指出，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仕曼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中国的龙，当时他是用“Loong”来注音的，但在后面则用了Dragon来解释龙的意思。

不过，在2005年时，因北京要在2008年申办奥运会，曾对“吉祥物”作出评审。原本呼声最高的“龙”在后来落选了，因为中国对“龙”的解释是“Loong”或“Dragon”一时无法讲得清楚。

彭萍又指出，后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编写《华英字典》时，则将龙译为“Dragon”，这个翻译也沿用至今。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在1807年抵达广州，是外国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

1809年受聘为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的官员。在1814年时，他结识了香山人蔡科，并为他洗礼而成为教徒，改名为梁发，他也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徒。

在1823年，梁发正式为马礼逊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问世了。这部字典也在后来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必备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的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第一部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马来亚的第一份中文报，也是中国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华文报。

马礼逊除了翻译圣经外，也与梁发在广州的高明县成立了基督徒的私塾。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832年，梁发写了一本《劝世良言》的宗教书籍，向中国知识份子派发。

正是那个时候，原属梅州人的洪秀全阅及《劝世良言》后，决心用基督教的名号在中国组织反清革命组织。就这样，在1851年，洪秀全联合其在梅州的亲朋戚友组成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从此太平天国成了洪秀全的革命旗帜，而梁发的影响力更不在话下。当然马礼逊对洪秀全的影响也是很重大的。毕竟，洪秀全是第一个打出基督教起义在中国卷起巨大浪潮，一度与清廷相庭抗礼（一个在南京立国；另一个在北京当政）的集团。

虽然在1864年太平天国被击败了，但它所留下的影响却是久就不能散去，直到孙中山横空而降，自称为“洪秀全第二”，才在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

（4）与龙扯上关系的是西方人眼中的“恐龙”（Dinosaur），但这两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虽然英国古物生物学家理查欧文在1842年正式提出在2亿年前已从化石勘查已存在恐龙这巨型动物，但除了电影出现恐龙外，也未见其真实面貌。只不过它比中国的龙更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西方的恐龙则是在电影中表现得十分凶残和足以毁灭世界的怪兽，与中国龙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将中国龙与西方龙切割开来也是正当和正确的。

发布于2024年2月22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22/632296

方言vs华语

不久前我们的马中客家总商会接待来自奥地利格拉兹大学的语言学家Prof. Ralf Vollman（孙学仁），双方就马来西亚的客家话进行交流。

本来研究语言学是大学里一个比较普及的学科，因为在全世界的语言既多又杂，而且方言更是不计其数。但孙教授的研究不但是偏门的，而且也从细节里挑出问题，让人从现实中领悟到语文和方言的变化是因地而异的；更是在使用中参杂了其他语言，如英语和马来语，甚至有些时候还加入了其他方言。因此他发现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所说的方言是很有趣的，但外国人是听不懂的，例如：

我	不能	忍受	了
ai	beh	dahan	liao!
英语	福建	马来	汉方言

又如：

you	jaga	for	me	ah!
你	看管	（帮）	我	啊
英语	马来	英语	英语	汉方言

 

还有是我们将英语和马来语加入我们的讲话中，比如踏brake（刹车）、engine（引擎）、go astern（倒车）及honk（鸣笛）等等，都是惯用语。甚至连李光耀本身也在其著作《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中也引用福建话参杂马来语的例子：“去马打厝叫他多隆”（去警察局求情），但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华人听不懂是何意。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方言本身也加入许多外来语；尤其是马新社会一度是峇峇一族盛行，在口语中也难免会加上马来话和英语。

有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保护和发扬本土语言是必要的，因为若是连本地人也不再讲方言，则这个语言也会渐渐消失而难以继续存在。

不过当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时坚持用华语取代方言也一度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被指为不重视祖先的文化。但李光耀还是在1979年正式推动“双语政策”，也就根据现实的需求提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李光耀形容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运动，要改变新加坡华人从出生开始听和讲方言的习惯。

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1979年，吴庆瑞（副总理）提出了一份对新加坡教育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报告书。他指出新加坡的教育问题根源是20年来（1959-1978）“不合自然规律”的语文教育政策对新加坡整体教育的纠缠。

所谓的“不合自然规律”的教育是指极大多数的学校采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是方言，阻扰了华英双语教育的普及。方言既然阻碍了双语教育的推行，只好放弃方言，以减轻学生学习额外的负担，自然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于是从1979年起，新加坡决定在公共场合停止说方言，转说华语。

李光耀之所提出双语政策是因为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他就得重新调整新加坡的未来，也就在1979年作了教育“革命性”的改革。

根据李光耀的说法，在新加坡华人分别操12种方言，长期以来各说各方言而没有统一的语言。于是政府先在教育上推行英文教育，并将之列为学术用语，但因为新加坡绝大部分是华人，也就得发展第二语文，于是华语成了新加坡第二语文的选择。

尽管华语和方言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李光耀说他不得不牺牲方言来普及华语。再说方言本身也没有语文，只是口语，因此学习华语成为重要的第二语文。

虽然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已有48年的历史，但还是有人质问为何要选英文作为第一语言而不是华文？因为新加坡推广讲华语运动已取得成效，也影响马来西亚的一些民间社团和学校也疾呼保护和发展方言。

在这个课题上，也没有谁对谁错，而是整个大形势的走向。就中国方面而言，推广华语华文是不可动摇的和不放松的工作，但也没有刻意地扶持和保护方言文化，因为在今日的中国更加需要用普通话来沟通所有的中华民族。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因此在推动和发扬华语华文运动时就变成生生不息的工作了。

基本上我们赞同华人除了会母语之外，也要学好国文和英文，以方便立足于社会。如果再推广方言的使用会增加学生的负担，那倒是不必要的，因为华语已让马新的华人从中受惠。

针对此事，我们必须感谢中华民国驻槟城总领事戴淑原的功绩（他也是槟城客家公会的首任会长）。因为他在1920年时有征询马新华人要用华语或方言教学，结果回应是华语；而香港人则选择广东话。也因此直到今天，广东话似乎还是香港的“官话”。

马来西亚因为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接受华语华文的教育，因此直到今天，马新的华人还是能操标准的华语。至于方言，因为使用范围的缩小，加上学习的人不多，也就渐渐被华语所取代。

在这方面，所有的炎黄子孙不得不感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如果我们没有在两千年前使用统一的文字，华文就不能成为有生命的语言，不似其他方言，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对此而言，来自奥地利的教授在研究客家方言后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随着学校以及媒体引入和使用现代标准语言以来，地方话（方言）在群体间交流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标准语言成了通用语。最终甚至连家庭内部也可能转向使用标准语言。

换句话说，总有一天，标准华文（汉语）可能将取代所有方言而成为炎黄子孙的一个共同母语了。 

发布于2024年2月15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15/630755

纳吉“半特赦”贬多于褒

马来西亚特赦局终于针对前首相纳吉在2022年9月提出要求宽恕函件作出决定，将其刑期由12年减至一半，即6年。按照规定，纳吉将在2028年8月23日刑满获释。

与此同时，特赦局也将其罚款由2亿1千万令吉减至5千万令吉。

换句话说，纳吉极可能被提早释放，因为监狱有针对个人行为给予减刑的可行性。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保外就医”。这显然是针对名人及患病严重的犯人给予特殊安排。

不过就特赦局的决定来说，各界的回应是贬多于褒，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也是在反对行列中，他们所持的理由是纳吉不能被特赦，因为它造成国家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支持特赦纳吉的也有知名人士及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例如前法律部长查益依布拉欣就认为特赦局对许多问题未作出解释，不但让反对特赦纳吉的个人和单位表达抗议，而且也让支持纳吉特赦的政团与亲属感到失望。

姑且举出查益依布拉欣的“立场”，他个人是支持纳吉全赦的，而不是半赦或有条件的，因为这不算“全特赦”，特赦应是指同意全赦或不同意全赦，而纳吉有要求减刑吗？

他也说特赦局成员有总检察长阿末特里鲁丁、代表政府出席的联邦直辖区部长查丽哈博士及3名由元首委任的代表。

但查益为查丽哈辩护，指她在局里的角色是代表政府的集体意见。所以查丽哈应在过程中告知政府的立场和巫统的立场，可惜她没有。

比较令人侧目的是净选盟（Bersih）发表了与政府不同的立场。这位新主席莫哈末费沙原是回教青年运动（Abim）的主席，任期满后在去年杪竞选净选盟主席而胜出。

照理说费沙是安华的人，可是适得其反，这个组织却在2月3日发表文告批评特赦局对纳吉作出减刑。

虽然净选盟同意特赦局有其权力，但推行选举改革的团体则认为这样的决定将影响人民对司法的观念。

“这个国家不能有两种法律，一种是对精英份子；另一种是对平民百姓。

此外，净选盟也要求联邦政府及总检察长停止针对政治人物使用“释放并不等于无罪”的判决。

另一方面，著名的时评学者碧莉洁（Bridget Welsh）形容特赦局的决定没有赢家，包括安华及纳吉都不是赢家，只有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是唯一胜利者。

先是法院在去年8月判阿末扎希“释放并不等于无罪”（DNAA）。这意味着希盟的团结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因为巫统领袖也借势而受惠；同样的，纳吉也享受减刑之好，但他不是真正的赢家，正如其女儿所说，其父还在监牢中。

就纳吉而言，他曾发挥了他个人的公信力来挽救巫统。

不过在没有纳吉下，扎希的巫统主席地位将更受保障，他的地位已较为安全。

就安华来说，他也无需面对纳吉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马来社会。

（纳吉跌宕起伏的政治也让人想起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奇迹（咸鱼翻身）。特朗普在2017年至2020年担任美国总统，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输给民主党的拜登。过后他又面对官司案和各种压力，让人感到他已经没有未来。可是言犹在耳，近期的两场总统初选，特朗普又东山再起，他已经认定将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再任总统。当然纳吉没有拜登的幸运，他的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除非下来的选举能够翻身，可惜纳吉不是特朗普。）

无论如何，碧莉洁的初步结论是很耐人寻味的。她说：局部特赦纳吉犹如有毒的药物要马来西亚人吞下，这不是要取他们的命，而是增加不必要的毒素来使到已被腐化的政治更加令人不安。

究竟纳吉为何会沦为阶下囚？这是与他成立“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大有关系。

在2009年纳吉正式拜相后，他接管和改组登嘉楼投资局（Terengganu Investment Authority），并更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hd.）。

在2013年至2015年时，1MDB被爆负债421亿令吉，引发了贪污丑闻的争议。在当时《华尔街日报》声称有约7.6亿美元（或26亿令吉）从这间公司流入马来西亚时任首相纳吉的私人账户，导致令吉大跌。

虽然在这之后，政府有澄清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王室人物的捐款，总数是26亿令吉，但有关方面并没有公布捐款的目的。后来美国司法部查知，这笔巨款是来自Tanore金融机构，而非来自沙地阿拉伯。

在2016年，美国司法部指控“一马基金”被侵吞的资金用于资助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多人的奢侈生活。

由于涉案金额超过45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贪腐洗钱案，引发多个国家展开调查。

在2020年，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与马政府达成价值39亿美元和解协议（在2012年至2013年时，高胜曾为一马基金筹集65亿美元资金。在2018年时，我国检察机构指控高盛误导投资者赚取高额佣金。

也是在2018年，马来西亚选举，一向执政的国阵/巫统大权旁落，被反对党组成的希盟集团取而代之。

在同年的7月3日，纳吉被捕，反贪局指控他犯下三条刑事罪，包括纳吉个人银行有接收高达26亿令吉的汇款。

2019年4月3日，纳吉涉嫌的SRC国际有限公司的4200万令吉的贪污罪开始受审。

在2020年7月28日，纳吉在七项罪名下被判有罪，处刑12年及罚款2.1亿令吉。

在2021年1月22日，财长东姑赛义夫鲁声称已收回与一马公司有关的154亿令吉和资产。

在2022年7月21日，财长指出已从一马公司收回192亿8000万令吉，用以偿还1MDB的债务。

2022年8月2日，马来西亚国债高达1兆450亿令吉，其中一马公司拖欠债务高达320亿8000令吉，而阳光策略能源有限公司的举债也有87亿8000万令吉。

总之，一马公司案尚未完全了结，马来西亚总共要支付多少债务？也有待帐务清楚公布后才能得知。但不可否认的是，马来西亚也因一马案牵连致令吉兑美元不断下跌，也影响了对外资的吸引。 

发布于2024年2月8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2/08/629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