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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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4.9.12

陈群川“神话”破灭 (天下纵横)



沉寂多时的争议性人物陈群川最近又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原来在1986年提控他的新加坡主控官格林奈在事隔27年后竟著书说错误提控并致歉意。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错控和错审”也是偶尔会发生,但类似如此大的案件(堂堂一个国家执政党之一的马华头头),竟可以如此被草率提控,实在匪夷所思。可惜除了格林奈承认错误外,并没有任何官方陈述这一说法。因此不免让人质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错控的话,那当日通过律师抗辩是比较容易打掉的,但他结果是被孔唆使、失信、操纵股市和欺骗等15项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两年及罚款新币50万元(在这方面,新加坡检查署已表明陈群川案没错控)。
因为这一判决(1986826日)导致陈群川在827日坚决辞卸总会长职,并在较后也辞国会议员职。这是陈群川黑色生涯的开始。
1987826日出狱的第二天,陈群川又因失信马化控股2300万元而被判坐牢30个月及罚款100万令吉。经他上诉后,减至18个月,也撤销罚款。
19892月,由于狱中行为良好,提早出狱。从此陈群川不再是公共人物,偶尔亮相和说话,但已与时局和政治无关。
从这样来看,即使没有新加坡案件,导致新泛电倒闭,他也会面对马来西亚的失信案。因此他是不容易避开官非的。正因为这样,陈群川也针对“错控”事轻描淡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追究了,更不可能弥补遭遇的损失,只是我们不禁纳闷,这样的事弄得斗升小民一头雾水,仍然无法理解和消化这天大冤案的来龙去脉。
即使我们不是法律专家,无法针对法律提出挑战,但陈群川的个人错误判断经济时局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我在1982年首次与他打交道时,他已是马华副总会长和国会议员,我们南大校友会请他及行动党的陈胜尧参加时事座谈会,我担任主持人。在那个晚上,陈群川让南大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鼓吹的“政商合一”及“政商一体”似乎得到共鸣。比较重要的是他当时已是马华总会长李三春的爱将,前途无可限量。
我曾经私下询问林苍祐对政商合一的看法,他摇摇头地认为政治如果加入了商业味道,它不但容易变质,而且也会因重利而丧失了政治原则和立场。因此他不苟同这样的路线。虽然如此,陈群川在马华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动政商合一的新政治理念。他所持的理由是华人必须集资,以形成大企业机构才能与国营企业争一日长短。果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80年代,合作社到处成立,更有不少乡团和商团纷纷成立了控股,到处投资,一时之间,许多人把陈群川当“神”来看待。他不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现代陶朱公,而且是点石成金的人,比之“财神爷”或“圣诞老人”更受欢迎。
然而当1983年李三春出走,马华陷入了派系斗争,陈群川也就首当其冲成为新代总会长梁维泮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场斗得筋疲力尽的党争不但大大地消耗马华的精力;也在另一方面显露了合作社的不规划活动。
尽管陈群川在1985年的党争中争胜梁维泮而坐上总会长座位,并在1986年再当选国会议员,看来有望入阁当部长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爆发其新泛电事件,导致股市被逼停业三天,可见其冲击力之大。
不宁唯是,政府也采取行动对付违规的合作社,指他们收取社员存款是不正当的,因为它并未拥有银行的执照。当政府采取严厉行动时,许多的合作社也倒闭了,引发的争议是小市民的投资发生问题,纷纷指责大搞合作社的人是“合作蛇”。
与此同时,不少控股公司在投资不当下,在经济不振下,也成为“痛苦”公司。换句话说,在合作社露出败相之时,也是陈群川倒霉的日子,他也把整个人的信誉搭了进去,政治的担子对他是一幅十字架而不是一个荣誉。
可以这么说,从陈群川出事到坐牢之后,已判定他的“政商合一”是行不通,也是破产的。林苍祐这位政治老手也算是料事如“神”。此“神”和陈群川的“神”又是无法比拟的,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南辕北辙”的。
刊登于2012年9月24日《号外周报》

记者眼中的四位首长?(跃马扬鞭)



政治人物与传媒之间总是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既不能打得火热,也不能水火不容,因而维持若即若离就成为最难做到但又不得不做到的适度距离。
针对这样的一个准则,我尝试分析和评估槟州四位首席部长在传媒眼中的份量。第一位首席部长是王保尼(1957-1969),他之所以被传媒重视是因为他是第一任首席部长,传媒都想从他身上和嘴上得到更多的正面讯息,但那时他的份量又不及林苍祐,所以他的“光芒”常被林苍祐掩盖住。
举例来说,在前朝是林苍祐扶王保尼一把而得以成位首席部长。及后林苍祐成为马华总会长(1958年)也就成为王保尼的直接上司,自然是传媒的焦点。在后期,当林苍祐退出马华成为反对党时,他仍然在占据传媒的版位,因为王保尼是首席部长,而不是政治焦点(他不曾担任槟州马华主席)。
在印象中,王保尼出席的场合都是讲些比较通俗的话,也少触及政治火药味,除了在州议会与林苍祐交锋外(1964年后,林苍祐是州议会反对党领袖,与王保尼对峙,但两人的过招点到为止)。
由于在后期(1965年后)王保尼表现得比较保守和守势,抵挡不住自由港逐渐消失带来的失业浪潮的冲击,他成了传媒记者眼中被批评乃至被抨击的对象,早前对他的良好印象也渐渐消失了,反而变成记者笔下的一个鞭策的对象;尤其是在1968年后,王保尼几乎已得不到传媒的佳评。即使经济萧条非他之过,他也得负起后果,谁叫他时首席部长呢?
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祐(1969-1990年)是在万众期待下登上舞台中央。虽然不久之后他与中央过从甚密,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但他许槟州人民一个美好的愿景。也就在1974年的大选中通过考验,认同民政参加国阵。果然他运用智慧引入外资,又打造槟州成为工业化的城市;更发展成为东方矽谷,享有世界第三大电子城之美誉。
不论是在前期(直到1980年)统领民政党时,还是后期(1980年后)只担任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依然是新闻的焦点,因为他的政治对手林建寿(1982年)及林吉祥(1986年)先后向他的政治领导挑战,使他不得不进行反击。就这样,他似乎是记者笔下永不退色的主角,虽然他已经不再是民政党的主席。
但是在1986年大选后,林苍祐的强势领导已出现“老化”,他被党内尊称为“老佛爷”(如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渐渐与传媒有所疏远;而在记者笔下,林苍祐已成为一个可被弹的对象,他不再是“神”了。因此他在1990年的选举失败虽让人“震惊”,但也反映出记者的评价已有所转变。
第三位首席部长许子根(1990-2008)是在林苍祐失败后成为新的造王者。他的儒雅形象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虽然他和林苍祐的作风不同,但下来一连三届的大选(199519992004年),他都带领国阵杀退反对党而成为国阵的“政治形象明星”。讵料在2006年的巫青团拉布条一闹(公然在首相阿都拉面前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让许子根陷入尴尬窘境而无法强力反击,终于酿成后遗症。也是从那时开始,许子根成为传媒“敲打”对象;更是记者眼中的“弱者”。就这样,情势一转不可收拾,在2008年民心求变声中的大选,许子根成了悲剧人物。
这就是说,许子根多年的辛勤转型槟城走向高科技的成绩也在这一事件上被蒙上尘灰(既然许子根已宣布不再参选,若再穷追猛打也是欠厚道的)。
第四位首席部长林冠英显然像林苍祐那样,是第二位改朝换代者。他也享受林苍祐早期的荣耀集一身的光环;而他显然比林苍祐更受落的是他成了“师奶杀手”,不遑多让周润发和成龙。
在如日冲天的当儿,林冠英也是许多记者眼中的“新造王者”,每天都被追着挖料,传媒也对“追不到”林冠英的新闻而“叹息和感到落后”。由此可见,个人的魅力几乎成为林冠英“捉捕”记者的心最有力的武器;再加上有利民众的政策的出炉,包括派钱乐龄人士、派钱初生婴儿、派钱小学生乃至对各源流学校的大手笔拨款,已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他和记者的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互通心灵”。然而曾几何时,他又与记者的关系有了一些的变化;尤其是迩来“山寨版”的“槟城在望”杀出后,已对他的政途起了“拦路”的作用。所幸有关事件又及时煞车,曹观友打了圆场,从正面来看待批评和责难。这似乎是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道“泻火药”?
刊登于2012年9月24日《南洋商报》

浮罗山背的“土楼梦” (现代春秋)



2008年时,我们迎来了一批来自台湾中原大学客家研究所的学者,也包括研究生在内。他们分成两批到来大概有20多位。
他们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在早一年前来了几位研究客家的学者,目的在于研究当地的客家文化和产业作为他们东南亚客家研究的一部份。但我告诉他们浮罗山背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山城住了很多的客家人,有许多史料未被发掘,尚没有专人研究。就这样引起他们的兴趣也就先自身到浮罗山背投石问路。他们的初步结论是:浮罗山背是个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年之后客家研究便在2008年拉开序幕了。
经过学者们约廿天的调研后,他们进一步肯定浮罗山背是客家人的聚落,但一些特征开始淡化和消失了,因为人口外流。
当我们被告知浮罗山背是客家人的其中“一宝”之后,我们便在2009年成立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把当地的客家人结合起来,希望我们能对客家研究做出贡献。
而后在同一年,我们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及韩江学院开展客家研讨会,双方共提出十多篇论文。我也带领这批学者到浮罗山背了解实况,他们也对客家文化的保留及客家方言的“流行”表示一些惊讶,因为他们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原来客家人的方言是十分通行的。
我后来向他们说,如果乔治市是福建话的天下,那么浮罗山背就是客家话的地方。事实也是如此,在当地的客家人讲客家话是普遍的,不是客家人也会讲客家话。更令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在当地的一座天主教堂的教友们都能够用客家话诵圣经。不但证明客家话在教会流行,而且历史也证明早年在浮罗山背有出现用客家话为媒介语的华校,但在日本投降后各华校也普遍以华语为教学媒介了。
我常常这样说,马来西亚的华人真幸运,当中国在1920年后推行普通话教学而不鼓励方言教学时,马来亚就加入了改革运动,香港则坚持以粤语为教学媒介。因为我们的华文教育以普通话为标准,方言教学少之又少。我上面提到浮罗山背有用客家话教学的学校也不过一两间,仅限于战前。因此不对华教的发展构成阻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浮罗山背基本上是乡村地带,客家方言已是当地的共用语言。
如果我们再往前推,那就是在百多年前,浮罗山背开始有客家人居住。这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1851-1864年)失败后,许多客家子弟纷往外逃,以避开清廷官兵的追剿,因为这场革命是客家人洪秀全发起的,也就使到清廷格外仇视客家人。
这些逃到海外的弟子有一部份来到浮罗山背落脚,因为他们是太平天国的子弟(拜上帝会),自然地加入天主教会。久而久之,天主教在当地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宗教。
其实在我们决定把槟州首任客家首席部长王保尼的生平移入客家文物馆后,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王保尼的父亲王如进南来后的第一个驿站是在浮罗山背,及后才迁至大山脚。王保尼是在大山脚诞生的。由此可见,浮罗山背是客家人南来的发祥地之一。(2012915日,王保尼纪念厅在槟州客属公会第三楼的马来西亚客家文化馆内正式开幕)
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客家色彩已逐渐褪色,但台湾中原大学的学者出台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认同”了浮罗山背是客家人的村落,而后清华大学的客家研究所的学者也加入了考察工作。他们更在2009年在韩院主办了一个客家研究的座谈会,从各方面收集客家资料。
在因势利导下,我们于2009年在台湾学者的协助下,向槟州政府提呈一万余言的备忘录,以历史及事实举证浮罗山背是个客家村,希望能在政府的协助下,得以建立一座客家地标,以展示客家人的风采。
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建立一座客家土楼建筑的文物馆,收集当地的历史文物,也把客家历史收进去。后来我们被告知有籍贯和方言色彩,恐怕会有“厚此薄彼”之说。在考虑到国家的多元色彩后,我们又退一步只建土楼的文物馆,但不标明是客家文物馆,而是各民族的文物馆。
虽然面对一定的困难,也有人提出土楼是中国的,不是马来西亚的,不符合国情的说法,但我们仍然相信和坚持浮罗山背应该有一个客家的地标,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落实,只好留给下一代。但最好是这一代人要努力以赴,否则在发展列车开到浮罗山背后,所谓的客家情怀又会被冲掉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每一年的客属公会的会庆都不厌其烦地提及土楼的事,即使曲高和寡,我也不愿放弃。
碰巧在今年91日的英文星报刊登一则土楼移植成功的故事,使我更具信心地调整策略。它的新闻是说在四川首府成都约20公里的一个城镇叫洛带的,居民只有23000名,绝大多数是客家人。在去年的时候,当地政府脑筋一动,把永定的土楼移入洛带,通过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和开发,终于在今年4月大功告成,进一步带旺旅游业。有关的土楼除了充为文化活动场外,也是宾馆,几乎使它成为一个永定以外的土楼城,吸引了万千的游客,真是商机无限。
既然洛带能够成功,没有理由浮罗山背不能建立一个新景点。因此我向曹观友行政议员说基于公会资力有限,我们开放给发展商投资,肯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与有兴趣发展浮罗山背成为新的旅游景点企业家合作,建造一座土楼地标。楼下是各民族的文物馆,土楼内的空虚地可进行文化表演,而土楼的二三楼可辟为宾馆。若再加上小贩中心和旅游商场,肯定会让万千的游客慕名而来。因为土楼本身就是最好的号召,有助发展浮罗山背成为人文气息浓厚的旅游景点。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商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乡镇,不单单是为了吃榴莲才到浮罗山背,只要能够成功,我们是会力促其成的。我欣慰能得到曹观友的谅解与支持。
数天后,我也把这个讯息带给参观文物馆的旅游部长黄燕燕时,她也表明中央政府也有提供贷款发展旅游产品。她把土楼的兴建当成新旅游产品,但就要看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商机了。
(本作者也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在915的槟州客属公会宴庆会上提出了开放发展客家土楼的芻议)
刊登于2012年9月24日《光华日报》

缅怀客家首长王保尼 (直挂云帆)



当马来西亚客联合于2006年在槟州客属公会的三楼设立“客家文物馆”后,我就期望能不断地充实史料,使之更能反映出客家先贤的奋斗历程和贡献,但我们延至6年后才成功地把一位客家首长的生平事迹列入文物馆内。为什么呢?这里有一段故事:
2007年的时候,有一位叫王得评(Peter Wong)的人申请加入槟州客属公会,并向我询问怎样设立一座纪念馆?因为他在市区内租下两间店屋(Bawasah Road),一间辟为客家餐馆,另一间辟为纪念馆。
探问之下,原来他是槟州第一任首席部长王保尼的第七儿子,有意为其父亲设立纪念馆。由于他心意已决,我只能告诉他怎样收集资料和怎样用现代科技展示其父亲的重要事迹。后来他在朋友的帮忙下,在同年的831日推出“王保尼纪念馆”,其客家餐厅也开张了。我应邀前往祝贺和参观。但见地方狭小,只是一间店屋的前半部,展示的照片不多,文物也少。因此只能想象进来的客人多是为吃客家佳肴而来,才顺便参观一下。
过了一段日子,也就是不到两年,这家餐馆贴出示告说易地为良,转到外地营业,连带纪念馆也暂时停止开放了(那时是2009年)。除了感叹之外,也只能说一声:人走茶凉。王保尼纪念馆被遗忘在一个角落中。
我在今年初的时候,约见了王得评告知有意把王保尼请进客家文物馆。他回家商议后表示赞成并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较早时阅及报章说陈祯禄(马华创党会长)纪念馆一波三折,好像尚未落实开放。同时,我又从报上得知李孝式(首任财长,中国报创办人)的家人把其历史文件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似乎意味着马来西亚不流行为名人“立传竖馆”。还有最杰出的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祐逝世一年多后,尚未闻林苍祐纪念馆之设。若让时间流逝,恐怕资料和记忆也会逐渐消失的。因此我们也期望通过王保尼纪念厅的设立能够起抛砖引玉作用,让林苍祐纪念馆更快地设立起来。
为了不让历史留白,我们用半年有余的时间打造王保尼纪念厅,以让人一新耳目,重新认识一个在许多人眼中已经陌生的王保尼。这间纪念厅终于在915日恭请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开幕,曹观友行政议员代为主持。
在纪念厅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历史:王保尼(1911-2002)出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年代。这一年正好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澈底地改变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王保尼的命运。巧合的是孙中山是基督教徒,而王保尼的家族一向以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在这方面也多少受到太平天国洪秀全革命的影响,洪秀全提倡拜上帝会也促使他的子弟和随从成为基督上帝的子民。当太平天国(兴起于1851年)在1864年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就往外逃,以避开清朝的追剿。有一部分太平天国客家人就这样辗转来到槟城,更有一批人移向浮罗山背生活。因此天主教得以在浮罗山背落地生根也与此有关。这座天主教堂距离今天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位叫王毅的客家人,也是天主教徒。他收养了从中国嘉应(梅州)飘洋过海来到槟城的王如进。就这样,王如进在浮罗山背开始他的务农生活。
王如进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在20世纪初(约1900年)离开他的养父举家搬来大山脚,开始涉及木材业生意,而后成为建筑承包商。在大街(即今日的余水清路)建造自己的砖屋。
1911107日,王如进夫人诞下一名儿子,取名为王保尼。到了启蒙年龄,王保尼被送进日新小学受华文教育,只读了三年就转入英华学校读英文。中学时转至槟岛圣芳济学校。在1931年考获剑桥文凭,又于1933年考获高级剑桥文凭。毕业那年已经22岁了,在今天看来是超龄生。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教会书记,后又转至巴士公司任职。1955年在威中巴东丁宜圣玛丽教会学校当英文教师,一直到1941年日本南侵。
1942年王保尼迎娶第一位太太林明红,但3年后病逝,遗下两名子女。1949年,王保尼娶第二任太太刘秀金,前后育有8名子女。因此王保尼一共有10位子女,算是多产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保尼进入大山脚金星华小教英文,一直到1957年。
在担任教师期间,王保尼之所以参与政治完全是林苍祐促成的。当林苍祐在1951年组成急进党在同年派人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胜出6席后,就积极参加其它地方议会的选举。1953年他鼓励王保尼在急进党名下参加威中地方议会选举而在大山脚胜出,奠定了他从政的基础。
1954年他跟随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并在1955年被林苍祐(担任槟州马华及联盟的领导人)推举为州议会大山脚区候选人(因尚未独立,槟州议会只选14名议员,剩下10名由英殖民政府委任)。
选举结果联盟全胜,林苍祐与王保尼成了民选州议员,而且林苍祐还被选为首席议员(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由于林苍祐志向高,一心要成为全国华人的领袖,也就在1957年时婉拒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的建议,不出任槟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这对王保尼是从天而降的馅饼。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一名不是党领袖的议员竟然被相中。就这样,经过联盟的内部投票和安排后,王保尼也就在1957831日马来亚独立时,正式出任首席部长。因为对林苍祐的感恩戴德,王保尼始终欠林苍祐一个无法偿还的“巨情”。1960年,林苍祐离开马华时,王保尼没有追随。较后林苍祐组新党(民主联合党)与王保尼打对台。
虽然任谁都想不到政治师徒变成政治对手,但后来终于有机会让王保尼报答林苍祐的扶持恩情。那就是在1969年大选后,王保尼领导的槟州联盟输得只剩下4席(全属巫统),而马华也全军覆没,被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民主联合党解散,另合创民政党)一举攻下,槟州宣告变天。
本来政党轮替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在于选后国家政局呈现不安,有预感政治有变下,王保尼在10日晚(10日凌晨大选成绩已全出炉)亲自电告林苍祐请他在511日到州元首府就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呈辞,而直接由林苍祐顶上,以免出现政治真空。林苍祐也就在那一天早上亲自驾车到州元首府,顺利地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他留下的“老Ford车”就由其挚友朱炳钦(当时的星洲日报驻槟采访主任)驾回去。留下一段美丽的故事。
果然两天之后,吉隆坡爆发“513”冲突悲剧,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民主中止。如果王保尼不及时交棒,会有什么结局我们无从猜测,但拿得起放得下的王保尼体现了客家人的政治道德,也坦荡荡地把首席部长交回给林苍祐,前后他“替” 林苍祐“保管”了12年,才交回给原来的“他”。政治的波谲云诡,莫过于此。
刊登于2012年9月2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