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安华拜相一周年

  

安华是在2022年11月24日出任第十任首相，虽然这是迟来的春天，但在24年后终于让安华圆了首相梦。因此我形容安华是“少年得志，大器晚成”，理由是他在年轻时已是风头甚健的新一代，而直到晚年才真正地攀上政治巅峰。

屈指算来，安华任相刚满一周年，也就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乃至民调的出现。

根据默迪卡民调中心在11月23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安华的支持率已从去年12月的68%跌剩今日的50%，下滑了18%。

而民众对团结政府的不满也从去年12月的25%上升到48%，其中最为不满的是巫裔，达60%；接下来是印裔52%、华裔30%及非穆斯林土著23%。

默迪卡中心是根据今年10月4日至24日开展的民调期间，共访问了1220位选民，所得到的结论是，综合起来有60%的选民认为国家正走着错误的方向，只有31%的人持正面的看法。调查报告也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80%）认为主要是经济问题。

持平而言，在安华的领导下，政局是较为稳定也没有跳槽之风；尤其是在国会下议院，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已拥有超过2/3的多数席，根本无须担心“不信任动议”的通过。

由于安华在国际的影响力也善于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战略，因此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算是展示其“独立”的外交。例如最近以巴冲突引发战争而导致安华的表现过于心急，除了安排学校举办“援巴周”外，也大手笔捐献1亿令吉予巴勒斯坦，不为美国立场而定调。

我们可以理解安华的心态是不想在行动上落在伊斯兰党之后，也就一反再反，比伊党更热衷反以。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身为执政党，安华就要谨慎行事，他必须考虑到埃及、约旦、摩洛哥、阿联酋及苏丹等国的感受，因为它们和以色列有邦交。因此安华所得的评分是正负各一半。

此外，我们对安华上任以来未能稳定马币的汇率感到失望与焦虑。目前的马币已跌至4.70令吉兑1美元，严重影响进口贸易。即使政府在近期内不断公布外资将大量涌进我国，但真正入驻和开厂的有几家？尤其是在马币软弱，利息偏低及缺乏吸引力引进外币投入我国市场下，马来西亚的汇率要回到昔日4令吉兑1美元的时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

比较让我们关注的是安华对伊党政策的转变，其一是安华宣布将在州内设立特别委员会以授权扩大回教法庭的权力。

在这之前，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不断要求国会通过355私人法案以增加回教法庭的权力，但尚未能如愿。如果安华同意绕过国会，通过州委员会来提高回教法庭的权限，就是明显卖账给伊党。

还有近期伊党反对英国摇滚乐队Coldplay来马演出，而安华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有关乐团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应准予演出。结果有关演出在11月22日举行。但安华还得向伊教组织解释和了解情况。

为此，随之而出现的是伊党也反对在12月举行的世界华贵小姐（Miss World Noble Queen）比赛，理由是巴勒斯坦人民正受苦受难时，不宜举行这类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安华已邀约伊党加入团结政府，虽然对方尚未正面回答，但安华希望能将伊党拉拢过来，毕竟伊党有43位国会议员，比安华的公正党31席多了12席。因此安华比较看重的是马来人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伊党。一旦伊党走向与公正党合作，那么土团党的地位就更岌岌可危了。安华并没有邀约土团党加入，似乎有孤立之嫌。

如果巫统在下一届大选时还不能抬头（目前有26席），回不到昔日的几乎占半的议席，那么接下来的马来政治将由哪方主导就是一个大问题了。除非安华被邀请加入领导巫统，让巫统恢复辉煌，否则看不出有谁能挽救下沉的巫统？

今天安华的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都不可能一党独大，联合政府是必然的安排，只是像如今的18个政党组成的团结政府也是弊病多端，倒不如将政党重组和统一，让两大集团在政坛上争一日之长短，或许能使民主巩固下来。因此安华当下的当务之急是用政策改善民间疾苦，而不只是向种族政治靠拢。

刊登于2023年11月27日《南洋商报》

迟来的春天

这是迟来的喜讯，但还是值得拥抱与热烈欢迎，中马建交49年后，马中双方终于宣布从今年12月1日起到明年的11月30日，马中两国人民可以免签证出入境，马来西亚人获准在中国逗留15天，而中国人来马则享有30天免签的便利。

虽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无疑是久候的佳音；尤其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更是感概万千，千呼万唤始出来。马中两国终于排除重重阻力和障碍，其中的辛酸也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根据历史纪录，马新是中国人南迁的首选。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后，就有成群结队的华人从中国南来，大部分都在马新定居，只有小部分返回中国。

在战后的1947年，马来亚有华人188万余人，占人口比率的38.4%，总人口是490万人。而到了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华人已增至23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37.2%，总人口已达至602余万人。

至于新加坡，在1947年时，华人人口有73万，占总人口的77.6%；而到了1957年时，华人人口已达到100余万，占总人口的75.4%。

砂拉越华人在1947年时有14余万人，占总人口的26.6%。在1960年时，华人人口增至22万，占总人口的30.8%。

沙巴在1951年时有7.4万华人，占总人口的22.2%。而到了1960年时，华人增至10万5千人，占总人口的23.1%。

从纪录中我们也看到马新的华人移民增长最多且最快，但在1949年毛泽东主席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移民马新的华人就慢了下来。

其中以我的叔父为例，他在解放前夕决定回乡下娶妻；而在解放后他就多次申请回马却未批，他与他的哥哥（我的父亲）也就从此不再相见。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马来西亚政府有允许华人赴中国探亲、治病和探病，但得申请，我虽然为父亲申请赴华的护照和签证，但因父亲年纪已大，行动不便，也就迟迟未能再返回家乡直到逝世，他惟有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间。因为政治关系，因此有许多南来的华人都没有机会与亲属再见一面而撒手尘寰。

事实上我们较年轻一代如果不是马来西亚政府开放给国人前往中国参加广交会，那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我就是趁马政府的有限度开放的八十年代踏上中国的国土，当时的手续是向国企申请批准函，批准后才向中国申请签证。不过当年国企只批准商家参加广州的交易会，一般上并没有允许到其他省份访问。这主要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后，与马来西亚是走着不同的体制，也就对华人与中国亲属的交往有所限制。

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马来西亚的亲属都会通过特定的兑汇局寄上衣物及必需品，也有汇款给家乡进行修屋和建设。

虽然在1974年马中已缔结邦交，更在1975年互换大使且有大使馆之设，但仍然对访华的条件有所约束。

此外，凡是到中国访问的外来客由1980年起就要向银行购买“外汇券”（外汇券不是货币，而是中国银行发出的证件（Certificate），可当钱币使用。

初时外汇券与人民币是同等价值的，后来因为用外汇券可以向电器店购买大件家庭用品，如冰箱、洗衣机、冷气机等。有一个时期，外汇券身价提升，用1元的外汇券可兑换1.30人民币，甚至更高。不过在中国经济好转后，于1995年正式废除外汇券，而是直接用人民币交易。

同时在八十年代，马来西亚的钱币兑换商并不流行人民币，因此我们一般上得到中国后才向银行购买。有时为方便购买较贵重的物品，也带美元进入中国。

当转入千禧年时，我们都认为既然中国已废除外汇券，不再是“一国两币”后，说不定再过几年就是让外国游客豁免签证，随时可直接进入中国访问。可是我们左等右等，都等不到豁免签证。直到2023年11月份，政府才宣布从12月起马来西亚人可免签访问中国15天。即使中国方面宣布实行1年后再作检讨，我们希望也相信双方的人民会依法入境，也不在异国犯罪，以保持马中两国的友好情谊而持久豁免签证。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马中的免签证直到今年12月才落实？我曾私下问过中国方面的友人，他们告知马方认为需要继续申请签证，因为担心有人逾期未出境，这在千禧年之前，可能会发生的事。但在此之后，中国的发展几乎是日新月异，也就不需要假借中国过境潜移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大步起飞后，中国人或比马来西亚人更有钱，生活条件也不差，不会存在中国人“流连忘返”的事件。

由于马中存在着久远的历史关系，因此在游客及贸易方面都有亮丽的成绩单。

在2022年马中双边贸易额达2035.9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15.3%。其中马方出口占1098.8亿美元；而中方出口占937.1亿美元。就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投资方面，截至2023年1月底，马方累计在华投资91.2亿美元；而中国在马方各类投资已累计至172亿美元。

在旅游业方面，以2019年的数字为最高峰（疫情之前），中国公民访马有241.23万人次；而马来西亚公民访华也达到138.35万人次。在统计下，中国已连续7年是马来西亚在东盟的重要游客来源地。

如今我国也希望在疫情好转及入境签证放宽下能在今年招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来马，有人估计截至今年底来马中国游客可能会达到120万人次，这是比2019年（疫情前）少了一半，但也显见再接下来我国会迎来更多的中国访客。

平心而论，如果中国游客少来，我国的经济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和打击。因此我国首相安华宣布马方将敞开大门欢迎更多的中国公民访问与旅行，特别是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华语是最通用和中华文化是最流行的重要国家之一。到头来马来西亚还是会继续成为中国游客的最爱。

发布于2023年11月23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1/30/614307

评马哈迪的“同化论”

马哈迪曾说过华人不认同被同化，但同意与其他种族相融合。事隔多年，马哈迪又重提“同化论”。在11月13日的电视专访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华人和印度人抗拒被称为马来人，因此拒绝接受同化政策。

他补充说，政府曾落实同化政策，当年来自阿拉伯的人和印度及巴基斯坦人就被注册为马来人，但华人蔑视马来人而不愿被称为马来人，只有在非马来人融入马来社会时，马来西亚才能实现其“马来西亚民族”的概念。

究竟马哈迪说这样的话是有历史根据或只是他个人的见解？倒是令人深感兴趣的一件事。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历史来评析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成立的远因和背景。

（一）有关马来亚的历史得从马六甲王朝的建立开始（1403-1510）说起。虽然在这之前有室利佛逝王国、末罗瑜王国等的存在，但后来真正被历史较为完整保留下来的是马六甲王朝。史书记载，这个王朝是由一位来自巨港（苏门答腊）的王子拜里米苏拉所创。但在立国108年后被崛起的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所消灭。而后在1641年成为荷兰的殖民地（1641-1824），前后统治183年。

在此之后，英国是于1786年先占有槟榔屿，到1800年又拿下威省；更在1819年拿下新加坡。

1824年荷兰与英国交换土地，前者将马六甲划给英国；后者将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军港让予荷兰，而在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

海峡殖民地组成后，等于英国已拿下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在1840年英国军舰于1840年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一举打败清廷；更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拿下香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槟榔屿及新加坡与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建筑风格上。

（二）在英国占有马来亚之前，有几个与马泰印相关的古国已存在，例如在公元7世纪崛起的“室利佛逝”王国。也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末罗瑜”（Melayu）王国也已出现，甚至比室利佛逝早几年向中国朝贡。它的位置就在苏门答腊北部的占碑河谷。在公元672-692年间，被室利佛逝合并。虽然“末罗瑜”的名声没有室利佛逝响亮，但在后来成为马来民族和马来文化传统的专有名词。“室利佛逝”（Srivijaya）在公元904年被中国文献改称为“三佛齐”（在梵文上其名称是一致的），以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为首都。

到了13世纪，室利佛逝被“满者伯夷”（Majapahit）的王国所消灭。郑和七下西洋就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有所描述。

虽然“末罗瑜”在后来并入室利佛逝版图，但末罗瑜留下的历史痕迹是不可磨灭的。即使中国史籍的称呼有所不同，如巫来由、无来由等，但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则一向自称为“巫来由人”（Orang Melayu）。

在占碑和巨港之间，有一条巫来由河（Sungei Melayu），根据瑞典咸爵士（Frank Swettenham）（他原是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的驻扎官，也是管辖马来联邦的最高领导人。后来他被任命为海峡殖民总督）考证，这河的名称可能是出自淡米尔语，而占碑又有“巫来由”土地（Tanah Melayu）其名，极可能此称呼是脱胎自该河的名称，因为以河名为居住地命名是一般民族的传统习性。

晚清李锺钰的《新嘉坡风土记》有下列的记载：

巫来由人，通谓之土人，有书作“穆拉油”者。闽广人读无为莫之去声，故巫亦读“穆”。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

另一方面，约于公元二世纪，在马来半岛的北边（吉打）存在着一个叫“狼牙修”（Langkasuka）的王国，并将北大年发展起来。

到了10世纪时，狼牙修已归属室利佛逝版图，而不复存在。

其实在室利佛逝王存在的年代，爪哇也先后出现两个王国，一个是“马塔兰”（Mataram）；另一个是刹朗特立，但它们也先后被室利佛逝控制。

在室利佛逝成为东南亚霸主时（1270年后），新加坡的单马锡国也归入其版图（1280年是新加坡历史的开端）。到了1377年，满者伯夷王朝拿下单马锡。于是狮城的末代君主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越过柔佛海峡，在麻坡立足，后来易地为良，选择在马六甲立国。

根据崔贵强的《东南亚史》描述，拜里米苏拉从巨港引进了大批的马来人，因未具国家之军力，只得向暹罗称臣，每年纳贡黄金40两，直到1405年马六甲遣使入贡中国。明成祖册封拜里米苏拉为马六甲王国的国王，马六甲也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资料显示，马六甲王朝始于1403年，在立国107年后，于1511年被葡萄牙所灭，从此马来亚正如其他东南亚国家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因为殖民地宗主国急需大批外来的劳工开垦荒地，外来的移民也就在十九世纪发展成为一波又一波的移民。

（三）因此有必要纠正马哈迪谈话中的某些失误：

其一在1786年之前，英国还没有介入马来亚的政治，华印移民也只是极少数。所谓的华人融入马来社会也不存在，因为各族从事的行业有所不同，与华人不接受同化的说法是离开现实的。

根据巴素博士的《马来亚华侨史》的著作中的评述，葡萄牙于1511年占领马来亚后的130年里，在1641年时，住在马六甲的华人只有3、4百人，到了1678年，约有850人。在1750年时，只有2千余名华人。唯有在鸦片战争后才见华人大量南来，例如在1842年时，在槟城的华人只有9千余名。但在鸦片战争后的第十年（1851年），华人人口已跃增至1万5千多名。在几何数字跳跃下，华人移入马来亚、新加坡及东马是与年俱增的。

在1947年时，马来亚的华人有180万余人，占人口的38.4%，马来人有242万余人，占人口的49.5%；而印度人有53万余人，占人口的10%。

这意味着马来亚和新加坡大开方便之门引入无数外国人入住和发展。当这批华人涌入后，他们被分配在同乡所提供的房间，多人挤在小房间内，极不卫生。

由于人数众多，华人自然会兴学办校。因为在那时候英国除了建设一些英校外，也任由华人自我发展，所谓的私塾也就发展起来，四书五经成了教材。

直到1920年后，中国出版了新式的教科书，才被正式引进马新的华校。

从这边来看，不是华人的固执，而是孩子不读书不上学是不行的。即使政府在1920年规定所有的华人要自建华校就要向英政府登记，否则当违法论。但华人办校的热诚始终有增无减。

在当时政府也没有全面规划，只开办少数的英校，华人又怎样被教导融入其他种族的社会？他们只能各自为政。

（四）不过也有些例外，例如少部分的华人进入英校受教育，他们也被培养成思想洋化的知识份子，只认为自己是英籍民，而不是纯粹的华人。

而这些所谓的精英在1900年成立了“海峡华人公会”，招收受英文教育者入会，因而自称为峇峇和娘惹。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没有皈依成为回教徒，而是保留华人的习俗，在语言上使用英语和马来语。这就是说，他们既不认为自己是纯华人，也不认为是纯洋人，因为英国并没有把他们视为“英国人”。

就此政府的政策一直沿用下来，又没有所谓的融合或同化政策，又怎能怪华人蔑视马来人呢？连政府都没有政策，又何来同化？当同化时需要非马来人入教，又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五）我们在前面所述，“末罗瑜”是一个识别公民的身份，与种族无关。

在1947年，马来人联合阵线（Putera）及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共同草拟的宪章中，就接受使用“马来由”为公民身份的确定，虽然“马来由”是由“末罗瑜”的称呼而来，但它不是专指单一民族的专用词，而是这个国家人民的新身份。

左倾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在回应记者的提问：中国人当为马来由不好听吗？他的回答：这是名称，好听不好听是不要紧的。假使马来亚的政治良好，公民能享受一切权力的话，就与名称没有关系。而我们所说的“中国人”在欧美国家听来也不是好印象，甚至歧视，因为当时（解放前）中国政治腐败，国家地位衰弱。

若马来亚能成为强盛国家，国际地位提高，马来亚人不受歧视，这个名称是很好听的。

在一篇由马华提出的评论这样说：人民必须对马来亚有一个民族国家观念，换句话说，公民权既是国籍，我们就必须放弃双重国籍。

陈嘉庚对公民权问题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说，马来亚民主政治在缔造中，因此一切公民咸认马来亚为其效忠之唯一对象，如此方可奠定民主政治之基础。

就马来亚而言，陈嘉庚说：其一是必须向马来亚尽其始终不二的忠诚。其二是马来人在经济及文化教育方面比较困苦且落后，均应负责加以关切照顾，凡属有责任心之士，均应加以接受。

从以上评析来看，马来西亚的华人对“马来由”没有特别的争议，也同意照顾马来民族之困苦。一旦成为公民，概称“马来由”又有何不可？因此说华人抗拒改变身份是存在疑点的。

虽然说华人和印度人为何来马时会自行居住在自身的范围内，那是因为对同乡的照顾，而且物以类聚，更何况是相同的职业。

就此而言，我们不曾听闻华人蔑视马来人，所以拒绝同化。反而是民间政团所提出的宪法草案不幸被拒绝，才有今日喋喋不休的争议。如果当年同意拥有公民权一概称为“马来由”公民，就没有马哈迪所说的华人拒绝使用共同的身份。

因此马哈迪应认真从历史看当时英方的误判，才把问题抛给各族人民在今天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英方拒绝，不是华人反对使用“马来由”，责任应在英方而不是华人。

发布于2023年11月23日东方网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1/23/612513

中美和谐世界太平

 虽然中国主席习近平于11月15日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举行中美峰会没有带来太大的震撼与突破，但却是令全世界感到欢欣鼓舞的，至少它表达一项重要的讯息：世界虽然仍不平靖，但中美在会谈中显得心平气和，对敏感课题也一语带过，昔日的戾气已不复见。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形容这是迄今为止，最具建设性和最富有成效的讨论。

会后，白宫也发表一项声明指出，美国与中国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防止其间向冲突、对抗或者新冷战“发展”（所谓竞争管理（Managing Competition）在商业领域是指销售人员能够了解对手，并制定策略在竞争中胜出）。拜登所指的“管理竞争”则是要中美各自管好本身的战略和设施，不要擦枪走火，走向冲突和对抗。这样看来是相互谅解多过承诺。

其实中美关系走向冷漠和对抗起于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的翌年的贸易战打响第一炮。到了拜登于2021年上台后，他进一步地反华和反共，凡是中国提出的世界性和持续性的发展与合作计划，美国就会在适当时机出手反击。比如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大战略就受到美国狠狠的反击，并进行对中国的新围堵。

最明显的是，美国于2021年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动员欧洲国家与美国一道“重建更好世界”，允诺拨出40万亿美元来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建。美其名是西方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唱对台戏。但何时全面规划和推行？仍未有大蓝图呈现。

此外，美国也通过其盟友发出讯号，指责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计划中提供基建的贷款，如兴建公路、高铁、桥梁、港口和机场等都是带有目的的，在对方还不起贷款下，迫使发展中国家将设施租赁中国，因而被称为陷阱外交。

与此同时，美国也利用其亚洲盟友如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乃至纽西兰，企图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印太北约”。这也是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但它是从“四眼联盟”（Quad）发展而来。这是指美国早前动员澳洲、印度、日本和韩国组成对中国的新包围，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将北约扩大成太平洋、大西洋及印度洋的军事集团，以牢牢控制中国的一举一动，其中包括核武装澳舰艇。

美国禁止中国采购芯片，以挫折中国高科技用在军事用途。

但美国在国际形势中又面对新的压力，比如俄乌之战未见停战及和平曙光，美国又如何宣称已打败俄罗斯？又比如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又引来大反击，已形成以巴新战争。

在舆论上，美国明显地偏向乌克兰和以色列，但它也逐渐失去苏联前卫星国的支持；尤其严重的是，阿拉伯及回教国家已逐渐地自我团结，一改对中国昔日的冷漠态度，反而走近中国。这新常态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就会形成阿拉伯国家、西亚国家及非洲国家向中国靠拢。在这样的新局势下，中美的高峰论坛在此时适时出现，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成果，包括恢复中美军事交流、增加中美航班及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等是正面的回应。

虽然美国对“一带一路”工程处处设卡和阻力，也有意与中国搞对抗，但在11月举行的第三届的高峰会上，习近平已宣称“一带一路”将朝向高质量“小而美”的项目发展，也将拨出巨款援助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例如将通过开发银行及出口银行集资3500亿人民币及增加丝路基金800亿人民币。

不过美国对两个最主要的课题仍未阐述立场，明显的是：（1）美国已把台湾当成“陆地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横摆在中国面前而不希望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2）中国对南海的岛礁主权是它对世界七大洋中唯一与中国接壤和被视为海上防卫主要战线，一旦被美国的所谓“国际化”则中国将不再对任何海洋有话语权。

只要这两个课题依然纠缠不清，中美关系就不大可能走向真正的和谐与和平。这就是今日中美斗争的其中两个焦点，不能一直避而不谈。惟有双方有了共识和谅解才能看到世界未来是光明的，也不会再有世界大战发生。

刊登于2023年11月20日《南洋商报》

巫统政途未见曙光

巫统的全名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英文简称是UMNO。它的成立是因为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946年强行推出“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这是一个新体制，但是由英殖民宗主国决定的，马来苏丹只得按英国的安排同意推行马来联邦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没有列明各州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也没有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换句话说，英国安排的新体制是希望马来亚先朝向自治，而后再论及独立事宜。在此过渡期间，英国仍然全面操控马来亚的所有事务。

但是马来社会精英份子对英国人的独断独行表示不满，因而在1946年5月在拿督翁的号召下，共有41个马来团体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团结大会，抗议英方自行推出“马来联邦”政制。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地位，他们也对公民权的开放有所不满。

在拿督翁的领导下，大会通过反对“马来联邦”体制的实施，要求另行商讨新的体制，也宣布5月11日为巫统的成立日。结果在1946年7月成立一个由三方面代表参加的协商理事会。所谓的三方面即指英国、巫统及各州统治者的代表。

经过研讨后，一部新的体制草案在1946年12月提出，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在新的体制下，英国同意恢复各州统治者对回教事务有取决权，而且也规定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Special Position）。

为避免争议，英国同意在协定中列下“马来人的定义”，即信奉回教、家庭保留马来传统和习俗，也能操讲马来文。

因为这个规定，从1948年2月1日协定生效起，马来人就为本身的族群寻找定位，以便被列为马来人而从享有特别地位。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所有的马来人都是伊斯兰教徒。

不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也规定非马来人得申请公民权，除了槟城和马六甲的子民不必申请，这两个海峡殖民地的子民享有豁免申请程序。而新加坡也已被割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体制，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正因为华印族群对协定条文有所不满，也就在1947年10月在马新举行大罢市。

另一方面，槟城的华社在1948年12月通过槟州华人大会堂抗议协定之推行，进而通过槟城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与新加坡一样，继续保留为英国殖民地。巫统主席拿督翁强烈反对槟城“我行我素”，并说槟城要不要加入联合邦协定应由马来人决定，而不是由非马来人决定的。

最后，经立法议会表决，15票反对槟城脱离联合邦，只有10票赞成，有关争议也就告一段落。

就在此时，令人诧异的是英方竟声称有消息说马共准备起事（此消息从未得到任何方面的证实，因反对槟城加入联合邦的华人的代表以峇峇为多，立场倾向英国，不可能引发马共的介入）。尽管消息未得到证实，但英方已于1948年6月先下手为强，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这样一来，巫统的成立，标志着马来人的团结已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它宣称代表马来亚的所有马来人的政治利益，也由此拉开序幕。

尽管在这之后巫统有发生内讧，也有分裂，但都没有导致巫统转弱，只有在千禧年后才见巫统开始下沉。

举例来说：（一）创党人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无法动摇巫统的地位。同样的，在1951年，部分巫统人脱党另立回教党，也一样无法动摇巫统的地位。

（二）在1963年，前农长阿都亚兹率其支持者离开巫统另立国民议会党，结果在1964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而后国民议会党也自我消失。

（三）1969年因马哈迪在大选中落败，他直指东姑领导无力，致巫统在选举中受挫，因而促请东姑下台。马哈迪也为此付出代价，被开除党籍。

虽然在一年之后（1970年），首相换人，由敦拉萨顶上；而在1971年召回马哈迪，但巫统依然继续壮大。尤其是在1974年将巫统领导的“联盟”扩大成“国阵”，也收编反对党（即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不仅没有削弱巫统的力量，反而突出了巫统一党独大的形象。

（四）比较令巫统担心的是因1987年的党选，在东姑拉沙里失败后也发生官司案，导致党的大分裂。但他的46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中却扳不倒马哈迪领导的巫统，再一次印证了巫统是马来人的政治基石。

1996年，东姑拉沙里率20万人回巢巫统，暂时结束了马来人的分裂。

（五）但是在1998年马哈迪开除安华党官职，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也是始料未及的。在短短时间内安华竟能挑起“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其规模之大也属罕见。

他从峇东埔一路闯向吉隆坡，给巫统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威胁。因为安华已成功地将伊斯兰党和公正党结合起来，向马哈迪的国阵发难。

也因为这样，1999年的大选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在这一场较量中，伊党从中崛起，赢得27个国席和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席位也比公正党（6席）及行动党（10席）为多。

伊党在胜利后，不是朝向反对党联盟路线迈进，而是逐步树立伊党的新形象，从民族主义路线转向宗教路线，给巫统的压力增多一道围墙。不过这一届大选所幸华人仍支持国阵，国阵才保持在国会2/3多数席的优势。

如果说，前面的五次分裂并不能击倒巫统，也不能反客为主，那么在千禧年后巫统却意外地往下沉。这与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大有关系。虽然巫统先是呈现“新人新气象”（阿都拉上台后在2004年的大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当2008年的大选时，国阵尤其是巫统失掉五个州政权，即雪兰莪、霹雳、槟城、吉兰丹及吉打；反对党的国会议席也大大增加，变成82席对140席。此时发出严厉声音的是马哈迪，他要阿都拉负全责，且促他下台，换上纳吉坐镇。

时来运转的纳吉在2009年接班，即使纳吉在2013年的大选中没有太大的挫折，但也反映出巫统势力已有所衰退（国会议席是反对党89席对国阵133席）。

纳吉最大的败笔是2015年爆开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丑闻。他不但在2018年失掉执政权（也是巫统首次败选），而且也惹上官司。再后来变成阶下囚。

当然国阵/巫统的失败也因马哈迪过档反对党而促长希盟的力量。整个巫统从2018年到2020年身处于反对党的孤立处境。所幸在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才让巫统有抬头的机会。

这是土团党的分裂后（马哈迪与慕尤丁的争权）给予巫统一个翻身的机会，因为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席位不够多，只能向巫统和伊党招手。未想慕尤丁才坐上首相的椅子不到两年，就被巫统的阿末扎希强把他拉下马，换上巫统的依斯迈沙比里当过渡首相。

阿末扎希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依斯迈提早大选，让巫统回归政治主流。因此巫统也是倾全力希望在2022年杪举行的第15届大选有新的突破，不料事与愿违，巫统只剩下可怜的26个国席（与2018年的49席少了23席）。

今天的阿末扎希虽已摆脱官司的羁绊，但在党内仍然不得安生。其一是纳吉的特赦何时有眉目？如纳吉继“坐困愁城”，对阿末扎希是新增的压力。有消息说，慕尤丁不反对与纳吉联手。若是这样，马来西亚的政治可能又要洗牌了。

又有消息说，阿末扎希可能不参加下届大选，但只是道听途说。理由是如果他“搞不掂”纳吉的案件，也真的难向党员交待。还有他在党内也有一股反对力量，当下是借助安华的威信和政治影响力挡住，此刻也没有迹象显示巫统已改头换面，又如何寄望巫统重回政治核心的地位？

也许安华已在部署新的政治战略，对阿末扎希来说，他只能守成而不能奢望大突破。由此来看，巫统的未来是不明朗的，除非安华能与巫统联手，才有效翻转局面。不然的话，阿末扎希只能在压力中求存。未来的巫统和巫统的未来还是未见天空放晴。

 发布于2023年11月16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1/16/610883

反跳槽法令形同虚设？

 果然不出所料，国会下议院于2022年7月所通过的“反跳槽法令”已成为一文空纸？原来4名土团党国会议员，即江沙的祖卡念、纳闽的苏海里、话望生的阿兹兹及日里的查哈利先后宣布他们将转成支持安华，但又未脱离土团党。

在已通过的“反跳槽修正法令”中，凡是被党开除的议员不会失去议员资格。既然开除无效，有关政党索性以冻结党籍当作惩罚，例如土团党的祖卡念的党籍被冻结4年；而苏海里的党籍则被冻结6年。换句话说，他们仍是土团党的一员，也就没有所谓退党或辞职的事件发生。

这条法令之所以被修改是因为各党的国会代表参加会议时提出担心党的领导人会滥权而公报私仇开除不喜欢的议员导致补选。因此作了妥协性的修改，让党魁不得对党内的异议份子借题“赶尽杀绝”。

但是在另一方面，“反跳槽法令”则对独立议员显得苛刻，只要有关议员想加入某个政党，就需要辞议员职，否则在加入政党后，其席位也会被悬空。相比之下，法令对独立议员和政党议员就有不同的约束。这对同是议员身份的议员来说是有欠公允的，也是不公平的。

根据“反跳槽法令”规定，其目的是要阻止政治青蛙。如果议员由A党跳到B党，就要失议员资格，再通过补选来决定其未来命运。但如果被开除也不会失去议员资格，因此政党都以冻结党籍来惩罚。

借这个漏洞，土团党的4名议员竟有此绝招改头换面。表面上仍属土团党的议员，但实际上他们已被视为公正党或希盟的人。更要命的是，他们可以在议会内以“言论自由”为名，或发表与党路线不符的课题。这哪里是土团党的议员？而是不折不扣的公正党人。

根据相关的国会议员透露，他们是为了选区的人民的福利着想，如果不选择“变脸”，将无法享受中央对选区的拨款，其中纳闽选区的拨款果然收到了。可是他们这样做是符合道德标准吗？

有人推测土团党此风一开，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影响其他反对党议员也仿效。

在目前的国席中，国盟占有74席，其中伊斯兰党43席；而土团党有31席。如今已有4位变相议员，土团党只剩下27个议员。只要再有土团党议员走向公正党，则土团党的前途堪虞。

此外，我们也认为伊党的议员不容易被招安，即使安华不久前有邀伊党加入团结政府，但哈迪阿旺也不为所动。可以想象伊党是等待时机成熟才与安华交集。也因为这样，安华遂改变了战略，转成先从土团党入手，再来稳固政权。只要能够沉重打击土团党，安华就可以对伊党饶以大义，通过“曲线”来“救国”。

以目前的情势变化对土团党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土团党并没有掌控任何一州的政权，而伊党则控制4个州政权，经济地位也比较稳健。因此安华在此时对国盟展开一箭双雕策略是高人一筹的，比起他在2008年大选后企图通过向东马挖角失败来得高明。当然他也可借此机会争取更多马来选民的支持。当下安华需要超过50%马来选民的支持，而不是保持在30%之间。这也是为什么近些日子来安华不断向马来社会靠拢，包括将召开马来土著经济大会；政府部门要强化国语的使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也是与伊党争夺主导权。

与此同时，因为变化紧急，慕尤丁在土团党中委会议后，促请政府重新检讨跳槽法令。他也指责议长有所偏袒，因他是属于有政治背景的人（指公正党）。

我们不知道“招安”土团党的工作会取得多少成效？但我们知道慕尤丁正处于孤单的状态，也对马哈迪介入伊党感到不悦。

就此而言，土团党也许可以和公正党商讨政治上的合作，因为等到下一届大选才部署就会手忙脚乱，而慕尤丁也已来不及收拾残局了。趁土团党还是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也趁安华需要更多马来人的支持之际，双方敞开谈判的大门正合其时。

刊登于2023年11月13日《南洋商报》

退而不休的马哈迪

 虽然近年来伊斯兰党没有太大的动作，但它始终不忘给伊党添加筹码。最明显的是由伊斯兰党执政的四个州政府，即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在今年9月共同委任前首相马哈迪为非官方顾问；虽然是没有实权，但有其重要意义。有人推说这是伊党的战略，既用马哈迪，又留下慕尤丁，能否合作愉快？不得而知。而在这之前，马哈迪已在今年二月份率其斗士党13名成员加入了土著权威党。因为是受到土权党领袖依布拉欣阿里的邀请担任土权党的顾问。换句话说，目前马哈迪已是两组合的顾问，若再加上马来人大会的发起人，他已拥有三重身份，这在过去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众所周知，马哈迪在2022年的第十五届大选中败落后需要重新塑造新的形象。因此他只好委身这两个组织。但成效如何？要等到下一届大选才见真章。

如果我们回顾马哈迪的从政经历也是曲折离奇的。当他还在念大学时已经是巫统的党员（巫统成立于1946年），但没有参加选举，而是在毕业后在亚罗士打悬壶济世。

直到1964年，马哈迪才被委派为国会候选人。在胜利后，他被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委任为联邦销售局局长。

1969年他兴致勃勃争取蝉联，但事与愿违，他落选了。这一结果也造成巫统发生政治地震。在愤怒下，马哈迪公开致信东姑，要求东姑辞职谢罪。东姑也勃然大怒，通过巫统中委会将马哈迪开除出党。

本来事件已告一段落，但在1970年敦拉萨出任第二任首相后，他也不再顾及东姑的面子，而是在1971年时将马哈迪召回巫统。

这一下子马哈迪又重新活跃于政坛。在1974年大选胜出后，他被委为教育部长，也就十分有助马哈迪在1975年的巫统党选中胜出副主席。

从此马哈迪平步青云，在巫统建立了个人极大权威，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即便安华在1981年加入巫统，也只有马哈迪说了算，即使党内元老有人不同意安华“直飞”入巫统。

安华果然不负马哈迪所望，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斗马哈迪党职时，安华全力支持马哈迪而立了大功。

此时的安华已是党内冒出头的人物，声望尾随马哈迪。

在1993年时，安华高调地挑战党内第二号人物嘉化峇峇而胜出。马哈迪即使心不甘，也不得不委安华出任副首相（那时安华已是财政部长）。

安华的功高震主，引发马哈迪的十分不满。在1996年的党选中马哈迪破了安华的“宏愿队伍”中的慕尤丁出局。结果在1998年安华出事了，他被巫统开除党籍。

在马哈迪的严厉控制下，安华已无望回巫统。因此在1998年他以其妻子旺阿兹莎的名誉成立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安华的对手就变成马哈迪和巫统了。

可是政局的发展也令人意外之外，马哈迪在2009年迫使阿都拉退位让纳吉任相（讽刺的是，到了2018年，马哈迪与纳吉反目成仇，事件的发展让人始料未及）。

与此同时，马哈迪也咬住安华不放，因而在1999年委任阿都拉（安华政敌）出任副首相，直到2003年马哈迪退休，阿都拉拜相为止。

可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刚硬的马哈迪竟然在2015年扛上纳吉，他指责纳吉犯下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过失，而出人意外地，他亲自找安华商议加入反对党联盟。

当时正在牢狱中的安华明知其中会有变数，但为了争取特赦而有机会拜相，也就同意让马哈迪挂帅反对党（希盟）的共主。在这方面，马哈迪与慕尤丁联手成立土团党而加入希盟，整个时局为之一变。

在马哈迪四处抨击纳吉下，巫统终于在2018年失去政权，马哈迪又回来二度当首相。

未想坐上高位的马哈迪在两年后又不同意让位给安华，也就变成希盟的内斗。

希盟的内乱也导致在2020年出现喜来登政变，慕尤丁将马哈迪一举推翻，又让安华一无所得。

还好在2022年的全国大选终于让马哈迪尝到失败的苦果，他的斗士党连按柜金也失去了。这一失落也直接促使马哈迪寻求机会翻身。

本来已是98岁高龄的马哈迪是到了颐养天年的时日，但他静不下来，因此又把矛头一转，大发偏激言论，也找到了昔日的政敌—伊斯兰党的哈迪阿旺寻求第二度的合作。第一次合作始于1974年，伊党加入国阵，成为巫统的兄弟党。未想在1977年两党又闹翻。

当马哈迪在1981年任相后，他就不认同伊党的“回教理念”，因此不让国会通过扩大回教法庭的权力，也不支持伊党在吉兰丹和登嘉楼强化回教刑法。为此在一段很长时间里，伊党和马哈迪是没有交集的。只有到了2023年马哈迪不顺心后才改变初衷，与土权党及伊党打起交道来。

马哈迪从巫统到土团党，再到斗士党，又到与土权党和伊党结盟，也算是多面人物，前后加入4个政党。不过政治是千变万化的，凡事都没有定论，马哈迪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永不言倦的政治人物。将来政局怎样走？也只好看天意了！

发布于2023年11月9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11/09/609296

哈马斯发难的目的是什么？

 

今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悲剧是千年以前留下的烂摊子， 而这个悲剧之所以剪不断，理还乱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我们不能说哈马斯在10月7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是无端端和不讲理的，而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借助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经过75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都无法打败以色列，也不能建立巴勒斯坦国，只好依靠本身的力量向以色列发难。其目的是要给以色列一个教训，为对方的蛮狠付出代价，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还巴人一个公道。

所谓西岸是指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归巴解；而加沙地带则由哈马斯控制。由于担心哈马斯力量坐大，巴解直到今天也不同意举行新的大选。就这样，巴勒斯坦变成一个实体（还不算国家），两个政府。

由于各自为政，哈马斯于今年10月7日（犹太安息日）动用5千枚火箭炮袭击以色列，以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因而惊醒了在睡梦中的以色列军人。结果造成1400以色列人被杀害，5千余人受伤及逾300名以色列人被扣为人质。此外，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已有8千余人死亡。

从严格上的意义来说，以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结束的，只是军事力量较强的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已不把阿拉伯及回教国家放在眼里，致使以巴的谈判总是一事无成。

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探讨以巴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可知道解决战争是需要釜底抽薪的。

（1）第一方面是以色列的一位著名思想家赫茨尔（Theodor Herze）（1860-1904）在1896年发表名著《犹太国》。起先他并不反对在阿根廷“建国”，因地广人稀是融入犹太人不错的地方（这种想法不是要建以色列国，而是要让犹太人成为阿根廷的一份子）。但在1897年在瑞士举行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后，他就领导这个被称为锡安主义（Zionist）的组织，推行犹太复国主义。

大会通过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后来犹太人形容这个地方是上帝应许之地。也因为这样，赫茨尔后来被称为“以色列之父”。

犹太人之所以决心回到家园是因为在欧洲及苏联也有反犹太运动。

最令犹太人咬牙切齿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反犹太运动竟然达到高潮；尤其是德国的纳粹头子希特勒更是仇视犹太人，在1942年起先后屠杀580万犹太人。虽然希特勒在1945年自尽，但在欧洲的犹太人从原有的900余万人降到310万人。与此同时，移居到巴勒斯坦也就成为犹太人的首选。

（2）第二方面是英国刻意协助犹太人重建家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1917年），英国内阁通过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因为当时的英国外长是亚瑟贝尔福，因此也称为“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英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国际联盟委托暂管巴勒斯坦，也就让英国获得更大的权力协助犹太人移民。

在1947年，联合国强行通过以巴分治方案，也规定英国最迟不得于1948年10月1日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管制。分治方案是把以巴分成两个国家。以色列国面积是1.49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阿拉伯国家建立的巴勒斯坦国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42.8%）；而耶路撒冷则成为联合国共管区。以色列也就选择在1948年5月15日立国。

（3）第三方面是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拒绝以巴分治方案。于是从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就先后发生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来陆续又有第四次战争，直到1976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后，大规模的战争才告一段落。

既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已占有大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且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相等于否定巴人的立国权力，除非以色列同意退还所占领的土地，给予巴勒斯坦走向独立的机会，否则和平是渺茫的。

如果埃及、阿联酋和约旦已和以色列建交，而巴林、摩洛哥也将步其后尘。这显示了中东的和平不可能是个梦想。既然以色列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巴勒斯坦人，为何不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刊登于2023年11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