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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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9.1.18

广东话向普通话“宣战”?


香港浸会大学若普通话测试不及格而不能跨过毕业门槛终于引发强烈的回响,更触动校友会号召全校在本月廿六日举行大罢课(全校共有13000名学生),以抗议校方在正月廿四日宣布将两名“带头人”暂停学业。他们是学生会会长刘子欣与“浸大山神”社群创办人陈乐行。
学生批评校方是“政治打压”和“杀鸡儆猴”,声言将开展更大规模的抗争。
究竟浸大的事件有什么政治议程?而年青的一代又在争论什么呢?
无可否认的,香港是与广东省分不开的,一向以来隶属广东管辖,且在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后,引发三国之争和五胡乱华时而有大批汉人向南方移居,也就把他们的古老语言带到南方,粤语也因之得到生存和发展。
在明朝(1368-1644)时,将普通话(Mandarin)称作“官话”,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才进一步确定其官方地位,其他地方不同语言只能视为区域的方言,未能列为“官话”。
正因为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文字,也就使到北方的语言(普通话)有了文字,形成两位一体,流传到今天。
至于各地方的方言,也只有语言(口语)而没有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方方言的“现代化”;尤其是在1842年香港被割让予英国后,英国宗主国就锐意地把香港发展成资本主义的橱窗,以有别于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
当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英殖民政府更加政治化香港,除了用民主政治来向中共政府炫耀外,也在教育上保留粤语的普及地位,以和英语齐驱并驾。而且香港的报刊和书籍是用直排,也用繁体字,与台湾一样,以区别大陆的横排和简体字。
虽然改变终于到来,在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时,但只有1/4的香港人能说一些普通话,而在20年后(2017年),普通话的使用明显地提高到48%。可是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香港人又对普通话的普及有了另一种想法,就是有人反对将香港“大陆化”。为了抗拒广东话被普通话所取代,香港一些年轻一代不再对普通话的学习感兴趣。虽然不是杯葛,但总担心中国的目的是用普通话成为中国的唯一通用官话。
当然在现实社会中,香港当下最抢手的学校不是教英文,便是教普通话的,已不是香港人第一语言的“广东话”了。可是在大专教育的的层次上,香港政府就面对大学生的冲击,更因此孕育出所谓“港独”的思想。
在所谓“香港人”看来,若是政府顺其自然就会有更多人心甘情愿学习普通话;反之若是强制性的,他们就联想到大陆的政策一定会被引进香港,而没有所谓香港50年不变的说辞。因此促请大学取消普通话口试作为毕业的条件是学生的斗争目标之一。
不论香港人怎么想,若有人蓄意用广东话vs普通话既不明智也是反中华文化的,因为汉语言(普通话)和文字最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否定普通话等于是对本身中华文明的否定。
从这样看来,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在“五四”之后就根据中国北京的教育政策走是正确的,避开了方言引发的争论。
当年(1920年)中国采用普通话课本教学,马新的华人就通过“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和槟城的总领事将中国课本和教学引进。换句话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用普通话教学,方言学校少之又少。在第二次大战后,更是销声匿迹。也因为华人社会的坚持,马来西亚华人讲普通话的水平不亚于中国人,而且也会说几种方言。这正是马来西亚华人在教育上成功的典范。
如果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已引用中国教学政策,用普通话教学就不会有今天的“乱局”。可惜直到今天,用广东话教学的学校还真不少;尤其是在“港独”企图发展成思潮时,中国政府和港府更需要制止“港独”发展成为思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刊登于2018年1月29日《南洋商报》

迟来的“温情牌”?


马哈迪与纳吉之间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一边是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推出马哈迪为希盟的首相人选,而另一边国阵依然是由纳吉领军。
在这场看来无可避免的斗争中突然出现双方在打“温情牌”,而且都是围绕在三个人之间,即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及第六首相纳吉。
先出手的是马哈迪夫人西蒂哈斯玛近日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高度赞扬敦拉萨的丰功伟绩(117日)。
即便当下马哈迪已与纳吉交恶,西蒂哈斯玛不希望把敦拉萨牵扯在内。毕竟其丈夫马哈迪与敦拉萨的关系非比寻常。据哈斯玛说,马哈迪是少数的巫统高层人士得悉敦拉萨生前已患上癌症(血癌)。
“当敦拉萨临终前有向其接班人胡先翁建议,如他有什么难题,可找马哈迪商议。这是事实,因为敦拉萨对马哈迪有所信任。”哈斯玛说。
1976年正月,敦拉萨不幸与世长辞,胡先翁顺利接班,但在挑选副首相时,胡先翁感到左右为难。原本他想打破传统,委任巫统中委雅沙里沙菲宜为副首相(原为内政部长),但当年三位巫统副主席齐向胡先翁“抗议”,要求只能从三位中选的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
在无从选择下,胡先翁只能从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及马哈迪三人中选一人。初时大家都看好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是敦拉萨的爱将。结果选中马哈迪。
哈斯玛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敦拉萨,马哈迪是不可能拜相的。
事情的演变是这样的:1969年大选的结果是联盟失利,兼之随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马哈迪公开促请东姑下台“谢罪”,激怒东姑坚持开除马哈迪。
当东姑在1970年卸职,由敦拉萨继位后,他就在1971年热烈迎回马哈迪,且支持后者在1975年竞选巫统副主席而胜出。因为这一安排,马哈迪终于得偿夙愿。当胡先翁在1981年卸职时,就把首相位传给马哈迪,从此启开了马哈迪22年的统治年代,直到2003年将棒子交给阿都拉,但也促成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相。因为马哈迪欠敦拉萨一个人情,坚持要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揆。
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后,马哈迪除了促请阿都拉下台外,也推荐纳吉接位。果然纳吉在2009年成了第六任首相。
讵料在2013年的大选,国阵又是失利,导致马哈迪也要纳吉辞职,直到2015年爆开一马事件后,马哈迪加强攻势,甚至在2016年成立新党(土团党)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准备与国阵来一个生死斗。
不过敦拉萨的孙子也就是纳吉的儿子纳兹夫丁在19日的面书上针对哈斯玛的访谈公开吁请马哈迪回到祖父所设立的路线,以拯救巫统,不是摧毁巫统。
他说:“其祖父将马哈迪迎回巫统是要强化、保护和提升巫统,把马来西亚纳入世界之林”。
“正是我的祖父为他铺下道路以成为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请回到正确的轨道。”
他进一步提及纳吉在1988年到1998年对马哈迪的维护(此乃指巫统在1988年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及1998年开除安华的事件),因此他也希望马哈迪能够支持纳吉。
虽然纳兹夫丁也打出亲情牌,但时局发展至今,似乎是“迟来的爱”。


刊登于2018年1月29日《号外周报》第874期

沙巴“变天”出师不利?


正当全国人民聚焦在第十四届大选之际,比较容易被忽略或忘记的是东马的战情。因为这两个州很久以来就被视为国阵的“储蓄州”,被形容为“钢墙铁壁”不易被反对党攻陷。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砂拉越从一开始就是联盟/国阵的天下。虽然直到今天尚未有西马的政党可打入砂州,除了民主行动党是个例外。这就是说,打从1963年砂州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它一直是牢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即使在1966年时,中央与砂州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关系闹僵,最终还是中央通过法律途径拿下加隆宁甘。自此之后,砂州一直与中央维持良好关系,也未有反对党打败国阵的执政地位。
反观沙巴,情况就与砂拉越有所不同。这个地区是白区,设有沙共的存在。因此政治未达到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当首相东姑在1961年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联邦概念前,在沙巴仍未有政党出现,只有到了1961年,沙巴才先后出现两个政党,即唐纳史蒂芬组织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民统)、姆禄回教徒慕斯打化组成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沙统)。而在1962年又出现巴索摩摩根党(Pasok Momogun)。及后又有华人领导的“联合党”及“民主党”诞生。不久之后,两党合并成“北婆罗州国民党”或沙华公会。
1963年,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再行选出选举团以选出州议员。由于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席超过半数,且全都已加入中央组成的“联盟”。在安排协商下,由中央挑选“民统”的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卡达山人口占近30%,是最大的族群)而“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州元首。但内部斗争已暗流汹涌。
1964年唐纳史蒂芬被调任中央部长(掌管沙巴事务)(有名无实),也就挑选罗思仁(沙华公会)出任首席部长。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唐纳史蒂芬因事先未获通知,十分不满,因而要求检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的20个条件。他的举动被中央东姑首相视为有“背叛”之心,乃被架空权力,反促慕斯打化准备接班。
1967年的沙巴州选,结果罗思仁在沙统部署下败选,而沙统跃居第一大党(32席民选中占14席)。慕斯打化的上台意味着独裁统治的开始。因此在1972年的州选,他又精心布置将党内异议分子派遣出国访问而宣布闪电州选。结果沙统及沙华合起来有32席(总数是31席民选另加4席委任,共36席)。
由于慕斯打化已尾大不掉,比起唐纳史蒂芬更具危险性,因而在1974年全国大选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将慕斯打化调任中央国防部长,他却抗命不上任,导致敦拉萨不得不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
为此唐纳史蒂芬又被重用,在不动声色下,他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并在1975年暗中组织人民党。在中央授意下,这个新党在1976年的州选击败了沙统,即刻抬出福尔出任首席部长。
讵料上任不到三个月,福尔因坠机丧命,改由哈里斯就任首席部长。
哈里斯后来又重犯慕斯打化“目中无人”的毛病,也就在1985年在中央策划下,起用从人民党脱离出来的拜林(卡达山族的头人)另组团结党击败人民党,成为首席部长。
1990年的大选,拜林突然倒戈相向,投进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阵线(人民团结阵线的怀抱),与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正面冲突。在恼羞成怒下,马哈迪痛斥拜林从背后捅一刀。
虽然那一年的选举(国州一起举行),团结党仍以30席执政沙巴,但马哈迪已计划“秋后算账”。
1994年州选时,团结党虽以25席对国阵23席再度执政,但在州议员纷纷跳槽下,拜林就任不到一个月黯然下台,让位于沙统的沙卡兰出任首席部长。这一年,马哈迪为争取民心,宣布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每人2年任期。沙卡兰期满后,轮到杨德利接任等。
沙统的慕斯打化原本是要打击拜林而卷土重来,所以他在没有考虑后果下,献议巫统接管沙统。换句话说,解散沙统,让巫统东渡沙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哈迪也及快完成,且委任沙卡兰(已调任中央合作社发展部长)成为沙巴巫统主席,慕斯打化被晾在一旁,愤而暗中支持团结党的拜林。可惜为时已晚,东渡的巫统在不断扩大势力下,已成为沙巴的第一大党。从1994年起,沙巴不再发生政党轮替执政的政局,而是由国阵固定执政。因此到了2003年后,沙巴的首席部长不再轮任,而是由巫统人担任。
巫统的慕沙阿曼也从那一年开始一直担任沙巴首席部长直到今天。
2013年选举时,来自西马的政党基本上已成为沙巴最具影响力的政党。比如巫统拥有31席、民政2席、公正党7席及行动党4席。
其实在60个州议席中,巫统拥有31席已可单独执政。此外也反映了沙巴也已成为西马政党东渡的成功实例。
虽然在下来的第十四届大选沙巴州议席已增加至71席,但所增加的议席多属国阵强区,因此不会对沙巴政权的更替有危险。
即便在2016年,沙巴出现由前巫统副主席沙菲宜领导的民兴党,显得十分活跃和后劲十足,更被人形容为未来的沙巴执政党。可惜从去年底开始民兴党的要员先后被反贪局调查,被指涉及数亿元的案件。
被问话的人包括党主席沙菲宜,他在最近的表现有些自大和自视甚高,声言不会与来自西马的希盟合作,也不会与本土的反对党阵线合作。言下之意是很有自信能取代巫统。
在不接受反对党的献议下,看来民兴党要独自上路。有人就此认为一旦民兴党形成三角战,则得利的是国阵,不会是民兴党。如果希盟在选举中失利,民兴党又不成气候的话,那就应了宿命论中的说辞:在九十年代之后,反对党不要期望改朝换代,除非反对党能团结一致,否则要取代已东渡24年的巫统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希盟建议民兴党60%及希盟40%的议席分配,看来合理,却又未必能达成妥协。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只好靠人民自我揣测了。


刊登于2018年1月29日《光华日报》

25.1.18

哈迪阿旺要成“造王者”?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今年正月17日出版的党报《哈拉卡》中说,若伊党在来届大选赢得40个国席,就可以开出条件与他党合组联合政府。反过来,其他政党也需要与伊党合作,否则无法执政。
这“豪言壮语”似乎有信心伊党将成为“造王者”。
对此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说,伊党将可能攻打100个国席,以便能赢得40席。
接着在21日,哈迪阿旺在雪州沙阿南举行的“崛起2.4”集会上(为大选造势)更进一步表明至少会参选130个国会议席,也许会超过130席,总之至少会竞选简单的多数席(在全部222席中,至少要竞选112席,全胜才能执政)。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哈迪阿旺的“不断升级”的谈话,究竟有没有依据?他能不能“完成”这项指标?这都是与时下政局息息相关的。
虽然非巫裔或非回教徒可以不在意伊党的愿景 ,但不能忽视这个政党的言行对国家政局所起的一定影响。
其实伊党在1951年成立时已摆明是为回教而斗争,即使在1956年选出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布哈鲁丁担任主席,他还是不忘把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结合理念当成斗争的目标,以符合当年印尼总统苏卡诺所倡议的“纳沙贡”。
布哈鲁丁是在战后崛起成为马来政党的强人,比巫统更早一年成立“马来国民党”(1945年)。由于他的影响力和达练圆滑的外交手腕,在1959年的大选中既与左翼的社阵间接合作,也与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相配合(拿督翁原是巫统的创办人,在1951年因不满党内保守派阻止他将巫统门户打开,吸纳非马来人入党,愤而脱离巫统,另起炉灶)。
结果大选的成绩显示了伊党崛起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较居于第二位的社阵还要强(社阵在1958年开始执政乔治市市议会),不但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而且拥有13名国会议员。抑有进者,他也协助拿督翁在瓜拉登嘉楼南区胜出国席,并拥有4名州议员。
在吉兰丹,伊党在29个州议席中赢得26席,可谓大胜;而在登嘉楼伊党占有13席,联盟7席,拿督翁的国家党有4席。在伊党和国家党结盟下,共以17席执政,但因党内的登嘉楼州领袖阿末阿占要求更大的权力却被党主席布哈鲁丁拒绝而陷入内讧。
因此在执政半年后,不幸有两名伊党议员变节,加上国家党4名议员蝉过巫统,结果联盟上台执政(1962年拿督翁逝世,人亡政息,国家党宣告瓦解)。
无可否认的,从一开始伊党已展示它的威力和魅力,结果还是无法维持所夺得的成果;尤其是在1964年大选时,伊党只剩下9个国席,只保住吉兰丹州政权,拿不回登嘉楼。
出乎意料的,翌年布哈鲁丁被扣捕,指他涉及企图在海外设立流亡政府,也打击了伊党的形象。
就这样,来自吉兰丹的阿斯里从中崛起,且在1969年大选后率伊党与巫统组联合政府(1972年),进而在1974年加入国阵。
后来事实证明,伊党与巫统的合作并未给大部分伊党党员带来实际效益,反而是领导层争夺分配利益到官职而造成分帮立派,导致在1977年伊党内两派的暴力斗争,终被开除出国阵。自此之后,伊党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回昔日的荣耀了。
除了失掉丹州政权外,伊党也在1978年的大选剩下6名国会议员;更在1986年大选时只剩下可怜的1名国会议员。眼见伊党就要沉没下去,却在1990年与46精神党的合作而找到救命的稻草,为伊党夺回丹州政权及胜回7个国席。这说明了伊党单打独斗是不成气候的,也没有突破的可能。又例如在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及林吉祥的行动党合作又再从中崛起。它不但夺回登政权和保有丹政权,而且国会议员跃升至27名,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安华在2008年加促伊党“回巢”及2013年以民联旗号巩固势力,伊党是不可能再飞跃成长的。
就在民联满怀希望伊党在下届大选再造“辉煌”时,伊党突然在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隔年又不再与公正党合作;在2017年也不与马哈迪的土团党合作。这种傲慢和自我膨胀的心态不仅未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且也“自以为是”走向未能被所有人民能接受的偏激政策。
举例来说,哈迪阿旺公开表明反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指责它是边缘化马来人的权力,因此这个说法应被拒绝。他也重申,伊党是为落实“伊斯兰治国”而斗争的。
在这方面,哈迪阿旺回顾伊党在2004年的大选差点在阴沟里翻船(这一年因为伊党拒绝与反对党合作,结果两头不到岸,在丹州议会的选举显示伊党只以24席对21席勉强保住政权,而且其中1席也只胜了两票,这是因为选民不热切投票。也许这两票是因为从沙巴及砂拉越回来的两位选民造就了伊党保住丹州政权)。哈迪阿旺说,一旦失去了吉兰丹州政权,就不可能推动回教化运动了。很显然的,伊党希望选民回来踊跃投票,但这就真的能扶起伊党一片天吗?
即使伊党真的在西马派出100名国会候选人(西马共有166席,东马有56席),它又能胜出多少席呢?除了吉兰丹、登嘉楼、彭亨、吉打、雪州及吡叻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获”外,在其它州是不乐观的。例如柔佛已形成希盟对国阵之战,森美兰和雪兰莪也一样。伊党自然想拉拢巫统一起夺取雪州政权,但靠打宗教和种族牌又如何取信于民?更何况诚信党及土团党已插足其中。
因此伊党希望拿下40席是难之又难的。在最旺的1999年只得27席,下来的2008年及2013年也分别只有23席及21席(如今又有议员出走诚信党,剩下13席)。
如果说在结盟下伊党的成绩平均是在20席上下,又怎样在未来胜出40席?

刊登于2018年1月25日《东方日报》

23.1.18

又回到华裔当市长年代


槟岛又迎来了一位华裔市长,他就是从1991年起已在市议会服务的绘测师,而后主管建筑部门及出任市议会秘书的尤端祥,今年已届55岁。
说起“市长”这码事,它的历史得从1786年说起,因为这一天英人莱特登陆槟岛(前称槟榔屿)的土地(后建为“康华丽堡”)时升上第一面英国国旗,意为属于英国的土地。紧接着,他宣布将这个岛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又将他脚下踏着的土地命名为“乔治市”(当年英国是乔治三世国王在位)。
乔治市在最初期是一个概念。在1788年时,莱特说,已有400亩土地被垦殖,全槟人口1千人,其中五分之二是华人。
除了将槟岛辟为自由港外,莱特及其后来的接班人也在1800年拿下威省,同年在乔治市成立“税务委员会”(Committee of Assessors)。这个委员会负责向住户鸠收“门牌税”,也发展乔治市。
这是乔治市议会的滥觞,其后(1808年)又成立“道路委员会”(Roads Committee),开始对车辆进行注册和课税,用以发展道路。
1819年,在槟城担任总督秘书的莱佛士取得了新加坡的拥有权。这个较槟岛优越的海岛在1824年的贸易量已超越槟城。
就在这个时候,荷兰与英国成功交换土地,即荷兰将马六甲割让给英国,而英国将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给了荷兰。于是在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更在1832年将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也是自由港)。
即便槟城地位有所下降,但它还是按照英国的制度作出调整和改变。当1856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市政局法令修正案后,槟岛的市政局委员会也在1857年正式诞生。这个委员会由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主持,另一委员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委任,再有3人是由纳税人投票选出(只要每年缴租25卢比的纳税人就有投票权)。这种搞笑的“民主玩意儿”徒让比较富有的人拉拢亲朋戚友投下一票(一年一任)。
到了1913年,市政局新法令暂时终止“民选”市议员,改由总督委任所有市议员,共12名(当时的华人称之为十二商),而主席由参政司担任。
1951年,英殖民政府首开先河,宣布乔治市市议会的议员举行民选,鼓励平民组织政党参选,但在独立之前,英方只允许票选9名市议员,而另6名(连同主席在内市议员已达15名)是委任的。在参政司是当然主席下,参选的政党是不可能起而执政的。例如林苍祐组成的“急进党”在参选的9席中赢了6席不能执政,即使赢了9席也还是由参政司担任主席。
1957年元旦日,英殖民政府特别庆祝乔治市市议会成立一百年及升格为市,原本订下1周的多姿多彩的庆典,讵料在第二天的大旗鼓游行途中发生种族冲突,肇5人丧命及74人受伤,全岛进入戒严,直到113日局势平靖后,才撤销戒严令。
在同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1957831日),这意味着乔治市议会和槟州政府将分别迎来第一任民选市议会主席及槟州首席部长。
第一任主席是由马华的吴源和出任。那一年,吴源和以6票打败萳马纳旦4票。当时因法令尚未修改妥当,只能继称为市议会主席,直到1958年经槟州立法议会通过后,乔治市得以将主席称为“市长”(Mayor)。
1958年选举市长,社阵的萳马纳旦当选。就这样,他成了乔治市市议会的首任市长。
独立后的市议会是到了1961年才改为每三年选出15名市议员(过去是每年选1/3席,不是全体期满另选)。因社阵政治势力较强大,因此在接下来的市长都是社阵人担任。例如继任的黄添寿(1961-1963)及崔耀才(1964-1965)。后因社阵内讧,黄添寿利用矛盾在1965年又再当选市长,后因车祸身亡。也是在1965年,联邦政府通过国会取消全国各地的市议会及县议会和乡村议会的选举。
就这样,乔治市议会的选举也终止了,所有的议员任期到1965年。
1966年开始,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兼任乔治市市长,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没有委任市议员,全归首席部长分配职务和工作。
1969年,林苍祐的民政党夺得槟州政权后,由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也兼任乔治市市长。后来他有将职务分给爱将郑耀林行政议员分担。
1976年,中央政府又再一次修改地方政府法令,除了允许议会合并外,也让各州政府委任市议员。
借助法令的修改,林苍祐将乔治市议会及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并成槟岛市议会,合并后虽可以委任市议员24名,但“市长”不见了,只能称为市议会主席。
为减少党内斗争,林苍祐破例地推举公务员杜亚峇为槟岛市议会主席,后来有关主席就由州秘书兼任,直到1990年才又有了转变。
这一年的大选,国阵以19席勉强重掌槟州政权(行动党有14息,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在马哈迪的坚持下,交由民政党选出首席部长。于是在中委推举下,许子根接任林苍祐的位置成为第三任首席部长。
不过由于只剩7席的民政党要求将槟岛市议会主席由民政党人出任,巫统也就答应了。那一年马华在槟全军覆没。
在特别安排下,槟州民政主席陈锦华在1990年出任槟岛市议会主席,但报章喜欢称为“陈市长”。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市主席就是市长,虽然在法理上没有这样的称呼。
陈锦华在1996年卸职改由丁福南(州议员)接任(这也导致陈锦华与许子根交恶)。不过在1999年大选后,市议会主席又交回公务员出任。
2008年,行动党主导槟州政府后,有一些行动党人认为又会回到华人主持市议会的时代,结果他们却失望了。因为林冠英首席部长选了公务员出任,而且槟岛和威省全用马来女性担任。直到2018年,因麦慕娜的离职才又回到华裔公务员的时代。
无可否认的,自2015年市主席可称为“市长”(因议会升格为厅级)后,就引起从政者对这个职位有更大的兴趣,只是没有人知道民选市长何时又再回来?


刊登于2018年1月22日《光华日报》

22.1.18

林心如与“台独”划清界限


今年正月7日,台湾影星林心如主导并主演的电视剧《我的男孩》突然在广州电视台播出两集后停播,理由是有网友举报林心如出品的这部电视剧拿了台湾文化部资助的2千万台币(相等于人民币400万元),同时林心如也是支持台独的人。
当这一消息传开后马上在台湾引发媒体的关注,也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课题,因为这是2018年开年的第一个被“封杀”的电视剧。
由于林心如创作的电视剧被对付,也连带影响到其丈夫霍建华主演的另一套电视剧《如懿传》的播出。原本订于去年底播出,而后又宣布延至今年初上架,结果直到今天仍未上映。这与林心如的“立场”不无关系。
为此林心如的办公室即刻作出三点声明,其一是拍电视集得到台府文化部的资助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未曾被界定为“台独”行为。其二是驳斥“林心如台独”的立场是恶意造谣,严重诽谤。其三是她一直支持两岸和平共处,友好发展,以前不曾以后也不会支持台独言论及行为。
经表白后,广东电视单位在下架11天后,通过内部协调又在正月18日让该剧继播出。看来“台独”已成为烫手山芋。
其实大陆对台湾人的“台独”立场是十分反感的,偏偏有艺人“自以为无伤大雅”,而触及大陆底线,结果遭受“封杀”。例如张惠妹于2000年在民进党的陈水扁就任总统的就职礼上唱出台湾“国歌”,而在4天后被北京抵制,连她拍的“雪碧”(Sprite)广告也不能播放。直到4年后,大陆才解禁,允许张惠妹在杭州登台表演,封杀风波才告一段落。
当然这与陈水扁及蔡英文(2016年上台)的“台独”心态是分不开的。当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时就喊出“台独”的口号。从蒋介石于1949年将“中华民国”搬到台湾后,他就不惜用“主权”交换美国的保护和军援;美国也因反共立场与蒋介石“站在一起”,直到1971年才默许联合国通过驱逐“中华民国”的会员身份,转而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且拆除对中国的“封锁政策”(直到1979年才正式互设中美联络处)。即便美国没有放弃对台湾的保护,但已让台湾坐立不安。
尽管在1975年接替父亲蒋介石的政治遗产,蒋经国也像蒋介石一样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可是直到1988年李登辉接班。但这位亲日和本土人的总统开始散播台独种子,也正好与民进党的宗旨相配合。
换句话说,李登辉除了主张将大陆切成七块(七国论)外,也不断地强调台湾不属于大陆。
当李登辉任期届满之际,他就暗度陈仓地支持和扶起民进党的陈水扁接班,转而背叛国民党的接班人连战。其结果是陈水扁打败了连战。
由于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两岸之间的关系又告紧张起来,陈水扁更不惜推动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国的一分为二的政治运动。也就使到北京当局不得不在各方打击民进党。
直到国民党的马英九在2008年当选总统后,两岸的关系才有所缓和,也大大地促进了双边的经济联系;北京也不刻意打压国民党的外交空间。举例来说,在李登辉时代台湾与32个国家有邦交(非大国)。但到了陈水扁时代只剩下23个邦交国。来到马英九时代没有变化,直到蔡英文在2016年上台后到今天又失掉3个邦交国,仅剩20个。
抑有进者,自从蔡英文上任后,大陆游客一减再减,使到业者吃不消。原本在2016年正月的大陆团体游客有16万人,但2017年正月只剩下6万多人。同时个人旅游的数目在2016年正月有30万人次,但2017年正月只剩18万人次,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台湾的经济效益。
如果根据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来看,他对台湾是没有做出新的承诺,毕竟特朗普的整体政策是“美国人优先”,而台湾的安全只是概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之中(特朗普刻意将亚太区的战略转成印太区是希望把印度拉进来堵住中国,才有了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新战略)。
既然美国承诺只有一个中国,则“台湾关系法”已非一成不变。关键在于蔡英文如何抵挡大陆的各方攻势?而艺人的及时“醒悟”也告诉台湾不可以卵击石,否则会有更多人陷入困境,做官的总是看不到人民的彷徨和痛苦。


刊登于2018年1月22日《南洋商报》

社会主义党能突破吗?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经历无数个艰辛挫折后终于在今年正月通过党署理主席莎拉丝华迪(Sarasvathy Muthu)宣布将在不久后的大选自行上路,不再依赖公正党的庇护参加大选。
她也透露,社会主义党会参加5国及15个州议席的竞选。
另一方面,该党的唯一国会议员再也古玛(Michael Jeyakumar Devaraj)也表示将来的大选一定用社会主义党标志(拳头)参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党要证明本身是有能力立足政坛的,但它能突破吗?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说起这个党的出现和生存也是怪神奇的。本来在五十年代,已有两个社会主义党诞生,一个是劳工党(1951年成立);另一个是人民党(1955年成立)。这两个政党在1957831日结盟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社阵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政党,但在1963年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国民议会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加入了社阵。社阵也成为三党结盟的组织。
不幸的,在1964年的大选,因印尼搞对抗,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结果选民选择支持联盟,以免马来西亚最终被并入印尼的版图。就这样,社阵败得一塌糊涂(只赢两个国席)。
1965年,政府援引内安令大举逮捕马来左翼领袖,包括前农长阿都亚兹、社阵主席哈斯诺、劳工党主席伊萨、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及人民党主席阿末波斯达曼(已在1962年被扣留),并发表白皮书指责这批马来政治领袖意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
也是在同一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及反政变大事,右翼军人苏哈多上台,苏卡诺大权旁落,也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1963916日马来西亚成立,但五邦左翼政党继续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形容是新殖民地主义的产物)。
1966年,因劳工党与人民党对“国语法案”立场相左,前者反对;后者支持,导致两党分道扬镳,“社阵”也消亡了。
1967年,马来学者卡森阿末接过人民党领导棒子,他继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对胡志明领导越南斗争有过激赏。
1969年参加大选时,卡森阿末将人民党改成“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
不过劳工党已表明杯葛大选,但也不阻止人社党参加大选。结果人社党只得1人中选槟州议员,其他候选人包括卡森阿末皆败选。
1976年卡森阿末被逮捕后,由赛胡申阿里(马大讲师)接棒。他在1990年又将人社党正名回“人民党”。
正当世界潮流“不利”于社会主义后(1990年起),一批以印裔人为首(后来加入一些华裔)的知识分子在1998年成立“社会主义党”筹委会,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已没有市场。
结果经过不断的斗争,社会主义党(Parti Sosialis Malaysia)才在2008年获批注册。幸运的是,这个党获得公正党的同意,在2008年大选以公正党的名义参加12州的选举,另一席九洞则由社会主义党人以独立人士上阵,结果胜了11州,他们是打倒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的再也古玛医生及雪州士毛月州议员纳西尔(党主席)。
2013年,这个党也同样用公正党名义出征,但只保住1个国席。基于反对党组成的希盟都不接受社会主义党加盟,它只好自作打算。
今天社会主义党虽已联合一些左翼团体发表社会主义宣言,但人民党不包括在内,希盟也没有响应,似乎是被“遗忘”的“私生子”。可是它声称有理想(或服膺于托洛斯基的思想),有阶级观念,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因此只能在夹缝中坚持生存下来。如果公正党仍让出和丰国席,再也古玛还是有取胜的机会,不然这个党就成为没有议席的反对党了。


刊登于2018年1月22日《号外周报》第873期

19.1.18

华校起源不在1819年?

究竟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第一间华校起源于哪一年?又在什么地方?
几乎绝大多数的教育单位、社团或个人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认为1819年是马新华教的起点,因为在这一年有了一间“五福书院”,就在槟城的牛干冬街。
他们多是引述董总在2001年出版的《风云激荡一百八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中的文字而“确定”1819年是马新华文教育的第一面旗帜。
它在开章明义中这样说:“目前还有遗址可考的最早华人私塾首推据说是1819年在槟城创办的《五福书院》。从那时算起到现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了”。
请注意,这段文字中用了“有遗址可考”和“据说”两个词语。第一句是肯定这间学校的存在,因为有遗址可考;而另一句是用“据说”,那就是有待考证,而“据说”又怎能成为历史的依据呢?
但在这个年代的槟城又是什么概念呢?
首先英人莱特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继之在1800年又拿下威省。
占有槟城30年后,英人在1816年集资11万(西班牙币)元后,再由政府资助而成立了第一间英校,取名为“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在2016年时,它庆祝立校200周年)。这间学校曾培养出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第二任槟首长林苍祐医生及鼠疫专家伍连德医生等。
1819年,莱佛士开辟新加坡。也在这一年,槟城不幸发生霍乱症,导致2000人死亡,包括总督朋德曼。
根据笔者从“五福堂”所取得的资料显示,早年在中国有粤人在通都大邑设立“五福书院”,以供赴京应试之粤籍学人旅居或暂栖,也充为温习场地,以待应试之日抵京,故有“五福书院”之称。
1819年(?)(或1851年),粤客人士于义兴街成立“五福堂”(乡会)。后来“五福堂”的地段被郑景贵买下。
郑景贵(1821-1901),增城客家人,于1841年(20岁)南来寻父而在1861年跻身富翁行列。
1874年,他以海山(私会党)首领的身份与义兴私会党首领陈亚炎为平息械斗,也促成《邦咯条约》的签署,不但解决了吡州苏丹的王位,也让英国拥有权力在马来半岛建立起殖民统治系统,进而占有整个马来亚。
因为对吡叻有功,郑景贵被委为吡州立法议员、华人甲必丹,更是锡矿家。在1891年向业主买下义兴街“五福堂”的地皮,将之重建成“海山栈”总部,也在隔壁建了一座宗祠,并悬挂上“慎之家塾”(慎之是郑景贵的名号)。
为示对乡会之重视,郑景贵于1895年在牛干冬建立“五福堂”,同时也挂上“五福书院”的招牌,以示为“私塾”之意(整座建筑物在1898年建竣,但3年后郑景贵逝世)。在这方面,身为五福堂(共由中国南方十二县的乡亲组成,即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清远、三水、龙门、从化、增城、宝安及花县的乡亲组成)大家长的郑景贵出任总理,也借出巨款共五福堂拥有此座历史性的建筑物。
而在义兴街的海山栈及慎之家塾后来也告转手,如今已改成“侨生博物馆”,参观者众,成为峇峇娘惹留下的历史文物大观。
针对“五福书院”的性质和成立年代,也被学者有所不解。例如陈绿漪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政治:1945-1961》中这样说,“从海峡殖民地教育部1884年的常年报告中,我们得知当年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1826年成立)已有115间华人私塾,他们依照中国的私塾/学堂教导四书五经等传统的课文”。
“根据著名学者陈育菘的意见,华校的历史应从新加坡的崇文阁(1849年创立)、翠英书院(1854年创立)及槟城的南华义学(1888年创立)可被视为马来亚最早创办的华校(按陈绿漪是马大的博士,曾是理科大学的副教授,已退休)”。
另一方面,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后来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郑良树博士,也对“五福书院”被称为最早的华校有所存疑。他在其著作《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中这样说:“陈国华在《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文教育三百年》(加拿大,1992年)中说: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到现在有遗址可考的,要算是1819年在槟榔屿华人创办的《五福书院》(1819-1920)。这所早期私塾已成为现代马来亚华人教育的先驱”。
“与此同时,沈慕羽说十九世纪初,华人在马来亚便设立私塾,弘扬中华文化。第一间有史料记载的私塾是槟城的“五福书院”,资料显示1819年该书院已成立”。
郑良树进一步指出,五福书院本名“五福堂”,始建于咸丰年间(1851-1861)。依据“重修五福书院小引”说,“溯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所建”。“此碑刻于光绪廿四年(1898年),是目前院内所见最古的一块碑刻。碑内所载,当有来历。根据此碑,书院本名“五福堂”,崇奉重阳帝君,是座神庙,始建于咸丰年间,盖无可疑”。
此外,五福堂又有两碑刻,一方是《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刻于光绪廿七年(1901年),另一方是《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五福堂改为书院,始于这两块碑记。大概是在清末时期,五福堂跟随风气也在神庙内办起私塾,为十二县子女提供教育,所以乃有书院之称。
由此来看,把五福书院看成是最早的华校(1819年)是具有“误导性”的,也不确实。如果说私塾不是正规学校,那么应从正规华校算起,那就是在1904年在槟城由张弼士(清驻槟副领事1894年)设立的中华学校。翌年(1905年)他又在新加坡设立应新小学。因此以1904年作为马新华校的开端应是较为合乎逻辑的。还有从新式学校开始,马新的华校已启开用普通话教学,以致直到今天马新的华裔子弟都可应用一口流利的华语。这也证诸了我先贤的高瞻远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从北京引进华语课本和华语教学,奠下中华文明在海外落地生根的第一站。
(本文作者的部分演词取自于2018年正月14日在《华教论坛》推介礼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8年1月18日《东方日报》

15.1.18

“医生再当家”?


经过反对党阵线组成的“希望联盟”争议半年之久后,终于“辛苦”地达成协议,同意一旦希盟在大选中胜出,将由马哈迪及旺阿兹莎分别担任正副首相。
这之中最重要的转变人物竟然是马哈迪。这位在1925725日出生的传奇人物在大学时代已加入巫统(1946年成立)成为普通党员。他迟至1964年才第一次参加国会大选而胜出。1969年的大选,他仍回到哥打士打参加大选,不幸被回教党主席尤索拉哇击败。
大选过后的第三天国家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马哈迪在一怒之下,直斥东姑领导无方,并公开促请东姑下台。结果是东姑大权旁落,敦拉萨崛起(1970年接任首相),而马哈迪被开除出党,他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也被列为禁书。
1972年他被敦拉萨迎回巫统,在1974年参加大选(吉打的古邦巴素区)告捷,被委为教育部长。从那时开始他就平步青云,一路步步高升,从副首相(1976年)到首相(1981年),在位22年(其回忆录正名为《医生当家》)。
就在马哈迪拜相后,身为社运领袖的安华(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主席)加入巫统。马哈迪这样说:“他(安华)的回教“标签”被回教活跃分子视为伟大的回教领袖”。从那时开始(1982年),他们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
1984年党选后,马哈迪打掉“2M政府”的说词(媒体经常形容这是马哈迪与慕沙组成的“2M政府”),这也是马哈迪所不能苟同的。
马哈迪转而重用安华、山努西(前吉打州务大臣)及达因(前财长)组成“小内阁”(慕沙形容词)后,就边缘化慕沙。导致后者在1987年的党选与东姑拉沙里联手向马哈迪挑战,结局是挑战者失败,马哈迪阵营胜出。
继之,马哈迪就将东姑拉沙里派的人马全扫出内阁,才有了东姑拉沙里派另组46精神党的故事。可是46党不济事,在两次大选中成绩差强人意(1990年及1995年),也就在1996年宣布解散,由东姑拉沙里带头将20万党员拉回巫统。
马哈迪邀请东姑拉沙里回巢是有其用意的,以打击和压制安华的势力。因为安华在1993年组成“宏愿队伍”,将纳吉、慕尤丁(柔州大臣)及莫哈末泰益(雪州大臣)纳为旗下。除了气走嘉化峇峇(副首相)外,也威胁到马哈迪的地位。
这样一来,马哈迪在1996年党选中瓦解了宏愿队伍。紧接着在1998年向安华开刀,整个政坛掀起滔天巨浪。
为反抑制安华的反击,马哈迪用回阿都拉(东姑拉沙里阵营的领袖之一)出任副首相,不让安华的“烈火莫熄”蔓延全国上下。
当阿都拉在2003年接下马哈迪的棒子后,后者也成功地说服挑选为纳吉为副揆。不料在2008年大选国阵被安华的“民联”夺下半壁江山(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归反对党执政),所幸保住中央政权,否则就是山河变色了。
马哈迪对阿都拉的领导十分不满,不断地促他下台,让纳吉取而代之。果然阿都拉在不堪压力下,于20094月交棒纳吉。未想在2013年的大选,国阵又是表现欠佳,马哈迪也就按耐不住发出各种评论,也要求换人;尤其是在20151MDB事件曝光后更成为马哈迪咬着不放的课题之一。
不过纳吉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他的抗拒下,终于与马哈迪翻脸成敌。接下来在2015年及2016年政坛又大洗牌,一边是伊斯兰党分裂,另一派自组诚信党,加入反对党阵营;另一边是马哈迪对改变巫统无望下,乃在2016年偕同慕尤丁组成土著团结党。这个党又再与马哈迪后期的“死敌”安华寻求合作,不仅让人难以置信,也无法相信到头来是巫统人打巫统。
如今希盟也已成功地推出正副首相人选,抵消和冲淡了所谓行动党主导希盟的传言。
世事难料,天天有劲爆新闻,马哈迪以92岁高龄再介入政坛,也难怪有《澳洲人报》给予肯定,但《华盛顿邮报》却担心马哈迪年级过大,可能不胜负荷首相重职。对此马哈迪的回应是“我不会做到100岁”。言下之意,若有幸“医生再当家”,他也只是过渡首相。


刊登于2018年1月15日《南洋商报》

伊朗“沙漠王宫”的悲剧


伊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国家,远在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公元622年)前,伊朗早已形成一个文明古国,衔接进米索不达米亚文明之中,与被世界公认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形成四大文明。
在公元前2800年,古埃兰王国及米底王国先后在伊朗的高原建立起来。直到公元前550,由居鲁士大帝建立起大一统的波斯王国。当时波斯人流行的传统宗教是袄教。及后经过千余年的变迁,波斯的萨珊王朝在公元7世纪中叶(约公元608年)被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所征服而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当穆阿威叶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被杀后(公元656年)就建立起倭马亚王朝(661-750),伊斯兰世界也恢复了统一。但在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迈尔旺二世被阿拔斯人所杀,阿拔斯王朝取而代之(750-1258年)。这意味着阿拉伯人垄断伊斯兰帝国的政权宣告结束,崛起的是非阿拉伯人,包括伊朗的波斯人。可是在公元1258年,阿拔斯王朝又被蒙古铁骑攻陷。
就倭马亚王朝来说,伊朗(波斯)已出现伊斯兰什叶派(Shiites)(即意先知第四位继承人(哈里发)阿里的追随者)。因为在波斯的穆斯林只承认第四位哈里发即是先知的女婿,也是先知的堂弟,因而被封为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之首。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日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而且在8千万人口中有66%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
但在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发源地的沙地阿拉伯则奉行逊尼派(Sunnites),与什叶派形成水火不容(在当今的11亿的穆斯林人口中逊尼派占85%;什叶派占15%。一向以来,沙地阿拉伯将本身视为伊斯兰教的核心)。
不论是倭马亚王朝或阿拔斯王朝,他们都是什叶派的首领,也注定伊斯兰教在先知逝世后(公元632年)就分裂成两大派(原本有最少四大派,后来又归纳成两大派)。
尽管土耳其在14世纪崛起奥斯曼帝国,借助圣战的名义东征西讨,降服阿拉伯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逊尼派又再抬头。
但在另一方面,伊朗在16世纪又兴起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分庭抗礼。
到了18世纪之后的19世纪,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国已进入衰败期,后者更被恺伽王朝所取代。
19世纪西方列强向外扩张后,中东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地,伊朗也没有例外。
1921年,伊朗军人在一场政变中扶持了礼萨汉当上国王,他是在英国的大力支持下登上王位的。1925年通过议会罢黜恺伽王朝的末代君主,建立起巴列维王朝(1925-1979)。他在1941年将王位让给其儿子巴列维。
为顺应美国的要求,巴列维国王在1963-1971年发起“白色革命”,不但成了大独裁者,也展示其军备的现代化。
虽然礼萨汉国王在1935年将波斯国号改成伊朗,但在19711012日至16日,其儿子巴列维暴露了他的奢侈与极尽国力,邀请全世界的国王及亲属和各国领袖齐集伊朗,估计不下60位国王、王后及总统等,以庆祝波斯王朝建国2500年(这个王朝被认为在公元前550年建立),因此特别耗重金在当年波斯王朝的中心地(已沦为沙漠地带)用华丽的真丝建立起37公里长如同王宫的帐篷,以展示这位国王对历史的迷恋,共花费3亿美元来举办一场“虚有其表”的大盛会,导致民众十分反感。
与此同时,属于什叶派最高领袖的柯梅尼教主则带领民众反对国王的过度挥霍。
即使巴列维用复兴波斯帝国的强大情景来展现古波斯的伟大,让数千军官穿上古代的服装闪烁其中。结果在1979年被数百万民众的起义而轰倒。他用一生建造起来的海市蜃楼也统统化为乌有。
伊朗之所以回到政教合一的年代也是巴列维国王好大喜功的结果。


刊登于2018年1月15日《号外周报》第8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