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共在一夜之间被消灭 --从此回教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

（八）回教与共产主义的分道扬镳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埃及的纳赛于1952年政变成功后，就推行其一套伊斯兰社会主义制度，也尝试靠拢苏联取得经援和军援（埃及在1948年起就不断与以色列交锋，直到1980年才握手言和）。双方签订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展示了回教与社会主义的相结合。然而在数次中东战争蒙受严重损失及纳塞突于1970年病逝后，继位的沙达特总统就不这么热衷于社会主义了；尤其是印尼9.30事件后，已给回教国家提供了反面教材，结果导致埃及在1974年与苏联解除友好合作条约，又回到美国的怀抱（1970年与美国复交，更在1980年与以色列建交）。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压力下，埃及不再社会主义化这个国家。

另一个是阿富汗，它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倒向苏联。1953年，达乌德政变成功，出任首相。由于美国与伊朗表示无意相助，它只好转向苏联。1954年两国也就签下一项35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兴建粮食、面粉厂及面包厂。1955年苏联总理克鲁晓夫访问阿富汗，两国延长了1931年的苏阿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还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到了195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达到2462亿美元。

苏联之所以重视阿富汗，其一是加强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防止美国介入其中。其二是用阿富汗作为橱窗，增加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回教国家的影响力。其三是向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施加压力，以接受苏联对东方集团的领导。

与此同时，阿富汗也曾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及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1957年），以便向国际展示阿富汗是奉行中立的国家，实则它已经快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在1965年时，阿富汗查希尔国王访问苏联时，两国又决定将阿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延长10年。

1973年达乌德借苏联的军力干脆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国，达乌德自任总统。自然的，苏联是第一个承认达乌德政权的国家，标志着阿苏关系再进一步。

1977年，达乌德再访问苏联，但苏阿关系因阿富汗总统刻意疏远苏联而恶化。1978年苏联协助发动政变，将在狱中的塔拉基救出，取代达乌德政权。

此时的苏联强硬要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附庸国，走社会主义路线。因而在同年的9月秘密处决不听指令的塔拉基，改由阿明掌权。但阿明也一样不亲苏，并努力巩固政权。

1979年苏联在忍无可忍下，干脆进军喀布尔，也击毙了阿明，并推出了傀儡卡尔迈勤（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继位。

当苏联把8万大军攻入阿富汗后，回教国家又再一次被唆使反共产主义，阿富汗的实例也给美国一个借口鼓动回教激进分子潜入阿富汗打游击战，打败共产主义，还宗教自由予阿富汗，称之为“圣战”。[1]

美国以为用宗教可以打败共产主义，正如在印尼的手段，但从印尼衍生出来的反共组织并没有像苏联入侵阿富汗那样，竟衍生出极端的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和恐怖基地组织（al-Queda）来。

自此之后，特别是伊朗于1979年通过宗教革命也能够成功后，更是相信宗教的力量，不再沉浸在社会主义的思潮中。

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左翼的人民党（以马来人为主）无法深化影响，而原为人民党党魁的赛胡申阿里在2003年带队并入国民公正当后，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奉行社会正义，不再走社会主义。

最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公正党准备派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参加国会大选，但被伊斯兰党精神长老聂阿兹所反对，他认为塞胡申阿里是一位社会主义信徒，不适合在回教党执政的州参加选举。

无可否认的苏哈多的反共政策和排华运动既然可以在一夜之间铲除了印尼共产党（党员350万名），也就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共党势力走向衰退和消失，这包括马共、缅甸、泰共和柬共等。就美国立场来说，反共是它一贯不变的政策，但今天它要提防的不是共党，而是新涌现的“哈里发回教国”。这个恐怖与极端组织的危害性比起奥沙马宾拉登和塔利班更是深不可测。

同样的，印尼9.30事件后也让海外华人有所担心一些国家也有样学样，挑起反华和排华情绪，甚至以“黄祸”作借口，将海外华人当为发泄对象。

例如在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排华事件，这一回是因为在位32年的苏哈多被指涉及350亿美元的贪污而引起民愤。但为了转移视线，政府所控制的暴徒在5月13日向华人开刀，官方后来披露肇1250名华人被杀害，另85妇女被淫奸，2千多间建筑物被焚毁，一时风声鹤泪，草木皆兵。民间和舆论不相信官方的数字。

许多华人只得往外逃命，许多人涌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暂回中国的。这一场黑色5月暴动也在3天之内（5月13日-16日）平静下来，因为苏哈多政权已被推翻（5月21日）。先由哈比比担任过渡时期总统。1999年10月，阿都拉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被人民协商会议选为第四任总统。

瓦希德具有华人的血统，早年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思想比较开明和进步。他上任后即撤销许多歧视华族文化的法令，中华文化又得以在印尼重见天日。虽然他在位时有诸多开明施政，赢得好口碑，但在任21个月后，把总统职权让给副手梅嘉瓦蒂，也就是苏卡诺的女儿。

随着苏哈多的倒台，中印关系又好转起来。虽然苏哈多在1990年因东盟国家已和中国建交，他不得不复交，但双方关系冷却，直到90年代后，中国对印尼的支持才加快了。

所幸海外华人经过200年的发愤图强和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后，已让华人看到一个美好与充满希望的前景。当然海外华人还得不忘慎防有人挑起排华事件以拿华人做代罪羔羊，以图转移其既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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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彭树智、黄扬文著《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也233-240及286-290。

刊登于2016年9月5日《号外周报》第802期

苏卡诺扶起印尼共 --军人反扑肇大屠杀悲剧

如果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苏卡诺正在玩平衡术，一方面安抚军方效忠政府和总统，另一方面支持印共扩大实力，以期能在被武装下与军方抗衡。

在1962年时，印共党员又增加至200万；周边的群众组织超过1100万人。正因为影响力不断扩大，苏卡诺在“指导民主”的方针下，将印共主席艾迪及鲁克曼引进内阁当部长。

在这个时期，又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印共主席艾迪于1963年9月2日对中国的访问。此时苏卡诺已启动其军威向新成立的马来西亚（1963年9月16日）发动对抗。苏卡诺认为他已得到中共的低调支持；与此同时，中共还是认为印共不能再迷信议会道路，而是要武装起来才能与军方抗衡。

艾迪的北京之行也被强化了印共的斗争路线，要敢于与军方斗争，也要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

（在那个时期，中共与苏共闹翻，苏联被讥讽为“议会迷”走修正主义路线，没有鼓励领导武装斗争）

印共似乎接受了中共的政治观点，要在印尼支持苏卡诺的当儿，也要自己武装起来，但此议被苏卡诺否决了，他担心这样做会触怒军方。

印尼的军队一向以来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立场自然右倾，对苏卡诺的溶共政策也是绝不能苟同的。在美英看来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是危险的，也会影响共党对宗教的看法。

由于军官牢牢控制军权，苏卡诺是不能有太大的空间对军方“颐指气使”的。因此当军官中酝酿政变的谣言四起时，外长苏班德里奥在1965年5月接获一份密件，知悉“将军委员会”正在计划推翻苏卡诺，他通知了苏卡诺，也让印共艾迪知情。这也正给了印共一个机会“先发制人”。

军方对苏卡诺是不放心的，当在1965年听闻苏卡诺健康恶化时，他们也想及早起事，以免夜长梦多；尤其担心印共尾大不掉，成为印尼的执政党。这批亲美的右翼将领组成的“将领委员会”一向以来与苏卡诺的政策不咬弦。当军方知悉苏卡诺接纳印共艾迪的新建议与其直接武装印共，不如让土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且在每个军中任命一名纳沙贡顾问（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建议党建在支连上，即每个单位都有政委代表，党控制枪就这样形成了）时，印尼军中将领就准备在1965年10月5日进行政变，推翻苏卡诺总统。理由是苏卡诺将同意艾迪组建被武装的“第五种子”，显然是针对军方而成立。

这份被称为绝密的文件为何会落到总统这一边，没有人知道。苏卡诺也就交代其外长在行将于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大会上公布，可惜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大会被延迟举行，苏维德里奥只好在开罗的记者会上爆出此事。

而在较早的时候，即1965年正月，因马来西亚的加入联合国被接纳也激怒印尼宣布退出联合国。印尼早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就在国内各派包括印共的支持下，与马来西亚对抗和断交，情势显得剑拔弩张。

还有在1964年时，艾迪已秘密设立一个组织——特别局，直接向艾迪负责，与印共没有直接关系。

当在1965年5月23日，印共在雅加达体育场举行庆祝建党45周年的大会上，共有12万名党员和亲共份子及嘉宾观礼，苏卡诺在会上形容艾迪是印尼的堡垒，并承认印共有两千万名支持者的说法。

反过来，印共也把所有的希望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即苏卡诺总统。艾迪认为苏卡诺是与他一道的；尤其是苏卡诺于1956年访问中国后，大赞中国的社会制度（印尼于1950年与中国建交）。抑有进者，印共甚至支持苏卡诺当终生总统（1963年5月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在印共的热烈支持下通过）。[1]

（七）9.30的大屠杀

可是当苏卡诺于1965年8月病情恶化时，艾迪也担心一旦苏卡诺逝世，印尼军方一定夺权，因此他同意连同总统府卫队出击，领导人是总统府的查克拉比拉瓦营长翁东中校，他联合中爪哇、东爪哇及第五军区第一步兵旅，在1965年9月30日分批杀入7个军部将领的住家，先后杀害了6名将领，只有一名将领，也即是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参谋长纳苏顿（A.H.Nasuton）将军及时逃逸，成为漏网之鱼。

起事的部队大约有3000人，在翁东领导下一度占了上风，在10月1日清晨7时夺下广播电台宣布“将领委员会”是美国中情局策划下的反苏卡诺的颠覆组织。

虽是螳螂捕蝉，但是“黄雀在后”。此时战略后备队的司令苏哈多在凌晨5时多发现异常情况，当他向纳苏顿将军报告时（已住进陆军医院），被受令放手去干。于是苏哈多下令坦克和武甲车向雅加达挺进，向政变部队摊牌。由于苏哈多又得到伞兵突击队的支持，强迫政变一方投降。此时苏卡诺总统下一道命令必须避免流血，可是介入政变的空军部队却被迅速瓦解了。[2]史料显示翁东中校在起事前有照会苏哈多并请求支援，但后者没有反应。

当苏哈多的反政变成功后，在10月5日为遇害的将领举行盛大葬礼的翌日，一大批武装分子杀进印共总部，大事逮捕和枪杀，也闯入了印共领导的住家进行逮捕和枪杀。与此同时，平民也被卷入这场屠杀运动。

在11月22日晚，印共领袖艾迪被捕了，他是在特务混进他的身边担任警卫员而被出卖的。在被捕数个小时后，艾迪就被枪杀了。根据印尼官方和美国大使馆估计，9.30事件的死亡人数高达50万人，被捕人士也有40到50万左右。[3]

在死亡者中，有人声称华人公民及华人遭殃的约占20万人，因为这些人中谁是印共分子，谁不是印共分子，已分不清了；而抓住权力的苏哈多也顺此指责印共是罪魁，更认为中共有涉足其中。1966年印尼与中国断绝邦交。

在去年不久前，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它叙述了1965年“血流成河”的惨痛历史。虽然无法得到较为客观的数字，但一般的资料显示至少有20万名华人死于非命（他们或是印共分子或支持者或社会主义者，也有是平民百姓，对政治一窍不通）。

至于在那个时期的归侨，也占相当比数，相信是中共建国以来的最大数目。从1960年到1967年，总共有20万名印尼华人回国，单在1967年中国就接回9万名印尼归侨。[4]

因此印尼的9.30事件不但在政治上改变国际关系，也全面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格局；更进一步把海外华人牵扯进来，在各方面也对中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要分析印共与苏卡诺的关系及印尼的政治生态必须要回到中共立国和印尼建国时期。巧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诞生；而印尼则是在1949年才真正地获得独立，终止了荷兰350年对印尼政治的干预。

1950年，印尼总统苏卡诺率先与中国建交。1956年苏卡诺对中国访问后，就积极倡导其“纳沙贡”主义，也认为印尼应走“受指导民主”的道路，国家可以在总统的指导下达成一致，而不需要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他的思想的转变也使他似乎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他并没有彻底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与宗教主义相结合，就主观地推出“纳沙贡”主义。他当时考虑到的是可以将军人归为民族主义者；而由于大多数人民是回教徒，也就将教派人士、农民及土人等列入宗教主义者；至于共产主义则归印共领导。但他的这种策略不被军方所赞同，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担心这样做会使到更多的回教国家被赤化，因此尽力拉拢军方来对抗苏卡诺政权就是要否定他左倾的“纳沙贡”思想。

当苏卡诺被推翻后，其“纳沙贡”思想就消失于无形中。更大的影响是在此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共产势不两立的（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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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同上，页154。

[2] 参阅朱坚劲、唐燕能著《政坛血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秘闻，魏中原出版社出版，1990年，页121-122。

[3] 参阅同上，页126。

[4] 参阅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jong）著《印尼：记住大屠杀》一文。

刊登于2016年8月29日《号外周报》第801期

荷兰时代已不断排华 --印尼独立后奉行“纳沙贡”思想

（十二）1596年荷兰入侵印尼，并在1602年仿效英国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通过这个官方公司，对印尼实施多项政策，也在1641年打败葡萄牙占有了马六甲，直到1824年才将马六甲交予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1600年只有350名华人定居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但在1626年来了35艘船载满2000人入雅城，华人人口也顿时大增。到了1733年，城内城外的华人增至8万人。

在1704年时，荷兰殖民者对华人的反抗借机报复（因政府下令不论有无入境准证，凡属可疑的华人皆可逮捕审问之）。到了当年10月，被杀华人已逾万人，这就是荷印华人史上的“红溪”（Angkee）惨案（第一次的排华运动）。华人与荷军的对抗直到1743年才结束，但以华人失败告终。

在惨案之后，华人大减，也影响了印尼的开发，当局又改用宽大政策，欢迎华人入境。

虽然在“红溪”惨案之后仍有小规模的反华事件，如1778年、1793年、1796年及1802年的反华暴动，但荷政府已意识到华工的重要性，也就使到华人又告增加起来。

根据1800年的推算，爪哇的华人已超越10万人，后来又再鼓励华人南迁。到了1860年（鸦片战争后的20年），爪哇的华人已增至15万人，[1]而整个印尼已有22万名华人；1880年增至34万人；1990年时华人已超过53万；1920年华人高达80万名；1930年华人超过120万名。[2]

1945年战后，华人在印尼的总数已超过250万人，其中70%为当地出生者，余者为来自中国的“新客”。

华人人口的增加也没有给华人带来安全感，例如1945年11月的“泗水事件”，华人58人死，伤13人及43间房屋被毁。1946年3月的万隆（Bandung）事件，有华人死54人，伤50人，失踪36人，房屋被毁5,020间。

1946年6月间，在文登（离雅加达只27公里）有650名华人被杀，房屋被毁1500栋，住在乡区的华人共2万5千名，被迫逃离雅加达。

1946年9月的Bangan Siappiapi事件华人死239人，伤52人。

1947年1月1日，巨港（Palembang）事件，华人死256人，伤114人，失踪594人及1849人被拘捕。

1947年7月20日，在东爪哇华人死164人，伤50人，失踪165人及被捕1849人。

西爪哇华人死83人，伤18人，失踪52人，被拘捕1233人。

中爪哇华人死406人，伤8人，失踪180人，被拘捕6559人。

苏门答腊华人死196人，伤92人，失踪78人，被拘捕89人。

1947年12月19日，在占碑（Jambi）华人死7人，伤9人，失踪2人，房屋389间被毁。

爪哇华人死757人，伤80人，被拘捕9221人。

苏门答腊华人死26人，伤18人，被拘捕52人。以上事件合计死伤达3000余人。[3]

及后也就是印尼在1949年真正取得独立后，印尼仍时不时有小规模的排华运动，但最严重的莫过于1965年的大屠杀事件，它彻底扭转了海外华人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并累及东南亚的左翼运动遭受重挫，而且相等严重的是回教从此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

这宗惨案的报告指称肇至少50万人丧命，可能包括20余万名的华人也命丧黄泉。它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战后惨无人道的杀害，而且也让人在今日看到的世界格局莫不与此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六）纳沙贡的指导思想

从战前到战后发生的排华事件中，没有一宗比1965年的印尼政变与反政变中发生的排华和反华事件更为严重了，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它不但让海外的华人“心惊胆跳”也因被卷入政治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迫害。在排华历史上，它是罄竹难书的。

整个事件的远因和近因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隔两天，也就是8月17日，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宣布独立，自任总统，但不获荷兰承认，乃在10月派军人重入印尼。到了1947年荷军12万人已全面恢复殖民地统治，并逮捕了苏卡诺和其副手哈达。但在荷兰经济衰退下，加上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荷兰不得不结束与印尼军的对峙，转而在1949年12月承认印尼的独立。因此印尼的真正独立应是1949年，但印尼习惯将1945年8月17日订为独立日。

独立的印尼在苏卡诺领导下，提出了建国方针，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史无前例的，苏卡诺在1959年发展了他的治国指导思想，那就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这种大胆地将宗教与共产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和提升，因为在马克思的世界中“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宗教与共产是难以融合的。苏卡诺当然知道，但他就是要“标新立异”，为回教世界创造一条新道路。

为此，苏卡诺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共产主义浓缩成“纳沙贡”（Nasakom）（是印尼文缩拼而成）（全称Nationalism，Religion & Communism）。

其实印尼共产党是亚洲最早成立的（1920年5月23日），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还要早一年。成立之后开展罢工及直接与荷兰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导致荷兰殖民政府进行逮捕大量（余万民）共产分子后，于1927年宣布印共为非法组织。

由于形势逆转，一早就鼓吹“纳沙贡”主义的印共，也只得暗中展开活动，直到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后，印共又开始活跃起来，更在战后支持和鼓励苏卡诺宣布独立。

1948年，印共领袖慕梭回国，将国内三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劳工党及左翼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印尼共产党。

但在1948年9月，哈达政府对印共进行清洗，约有一万人遇害，包括印共领袖慕梭也遇害，共有36000人被捕（哈达是苏卡诺总统授权下的内阁总理，不像苏卡诺有左倾的思想），印共又进入了低潮时期。1951年，当艾迪成为印共领袖后，因组织罢工此伏彼起，且指责政府腐败导致政府逮捕了15000名印共及亲共分子，印共又再被迫转入地下。

翌年，印共经检讨后，发现路线不对，乃改与苏卡诺修复关系，支持执政的国民党（PNI），这是印共从暴力斗争走向“和平道路”的转折点。

由于得到政府的承认，印共党员突飞猛进，1952年时真正的党员只有7000名，1954年突增至16万5千名；到了1959年更达到150万名，由其领导的印尼总工会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4]

虽然印共在1955年选举中有所斩获，成为国民党（22%）、玛斯友美党（21%）和回教教士联合会（18%）之后的第四大政治党团，但仍无法进入政治核心，军方也阻止印共在政府中势力坐大。当大多数通过将大选展延（本来定1959年大选）后，印共只得从苏卡诺身上下手，希望能重开“议会道路”，让印共有较大的作为。

1960年苏卡诺组建新的议会，将右翼的玛斯友美党排除在外，只剩下印共（30席）、国民党（44席）、回教教士联合会（36席），军方代表也被拉拢进来。从表面上看来，苏卡诺正为落实“纳沙贡”思想而努力，也希望军方给予支持。但一向在美国培训的印尼高级将领对“纳沙贡”主义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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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李恩涵著《东南亚华人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03年，页307-312。

[2] 参阅同上，页306及314。

[3] 参阅同上，页752-753。

[4] 参阅靳昆萍等著《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4年，页137-141。

刊登于2016年8月22日《号外周报》第800期

排华事件由来已久 —美国及加拿大为“排华法”道歉

显然时至今日有这么多华人在世界各国定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尽千辛万苦；更是充满血泪的集体回忆。这主要是当华人在一个国家聚集多起来以后，社会就会发生排华事件。

（五）排华事件此伏彼起

（一）例如在1840年后才有华工正式移居的美国，在1871-1880年间，有12万名华工涌入美国；及后在1881-1890年间，又有6万名华工到来，他们参与狂热的淘金及建筑铁路的工程，对在当地人民的生计有所威胁。也就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严禁华人“入口”10年，后来又延长10年，一直到1902年干脆取消时限，就是不欢迎华工移居。到了1943年稍为放松，允许每年“入口”华工105名。唯有在1965年时才废除《排华法案》，因为美国需要劳工“进口”。

而延至2011年及2012年，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针对《排华法案》向全体在美国的华人道歉。

在这个过程中的1886年，一群暴徒在西雅图向华人发难，进行驱赶和砍杀，导致其他城市也排华。由于清廷向美国提出抗议，后者只以27万6千6百美元作赔偿，以了结此血案。

（二）185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巴克兰河金矿场，2000余名华工遭到白人抢劫，烧毁房屋，多人受伤，更有人被推人入河而溺毙。这就是澳洲臭名昭彰的巴克兰排华事件。

（三）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的叛军发难，闯进托雷翁城的商业区，大肆屠杀和抢劫中国商户，仅仅9个小时共杀害300余名华人。

之后清政府提出抗议，墨西哥政府在平敌后赔礼道歉，也对罹难家属作出赔偿。

（四）1923年，加拿大政府通过《排华法》禁止华人入境，但下列华人例外：商人、外交官员、留学生及特别个案处理。

后来因为加拿大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做出贡献，加拿大政府便在1947年废除了《排华法》，直到1967年才开放移民政策。

2006年，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国会正式向华人“道歉”，平反华人移民法案，并向受害者及亲属做出赔偿。

事实上华人进入加拿大在早期是要缴纳人头税的，1885年时是50元；1900年涨到100元；1903年再涨至500元，相等于铁路华工不吃不喝的两年收入。

即使已缴纳了人头税，加国政府还是不允许华工申请入籍的。

以当年1903年后的人头税来算，在加拿大的华工共有81000人，大概要缴2,300万元的人头税，相等于今天的15亿元国库收入；而华工收入微薄，每月收入从10元到40元不等。

（五）1962年印度国会通过议决，宣布中国为“敌国”，中印关系也因一场中印边界之战而恶化。居住在印度的华裔也因之被压制，遭受肆意逮捕和收监乃至管制等，迫使大批华人返回中国或向其他地方迁居。

（六）1931年，受日本统治的韩国（也叫朝鲜）蓄意挑起韩人仇华运动，鼓动暴民抢劫、杀害华人，致109人死及163受伤，63人下落不明，迫使数万华侨逃回中国。

（七）1938年，泰国銮披汶·颂堪（Pibun）出任首相，主张“亲日排华”及“唯泰主义”。在其主政期间（1938-1944）也就是日本疯狂进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黑暗时日，而因泰国让路日军跨过泰境进入马来亚，也就与日保持友好关系，不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

除了将“暹罗”国名改为泰国外，这位首相颁布许多排华律例，比如在1941年借口安全为由，禁止华人进入华富里、北真及乌汶等地区，而已入住者要在24小时内搬迁。

1942年又颁布27种职业只保留给泰人，并进一步并吞华侨企业，限制华人入境；在驱逐华侨的同时，也封闭200多所侨校及华文报纸，实行种种不利华侨政策。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发生军人与华侨冲突事件，到了11月份才归趋平静。在50年代后，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在泰国生活而成了泰国公民，反华和排华事件相应减少了。中泰关系也因战后出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及与泰国维持友好关系（两国在1975年建交）；与此同时，泰国也鼓励华人入籍。在提供平等的原则下，许多华人不仅入籍泰国，而且也自然而然地接受同化了。

（八）1953年柬埔寨取得独立后不久，政府宣布禁止华人从事18种行业，限制华人的经济发展。当1970年，在美国唆使下，龙诺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在中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权，柬国陷入内战与动乱，中柬断绝关系。

1975年柬共取得政权，促请全国人民撤出城市，到乡村开荒，每人只允许随身带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在当时华人也不能幸免，有不少人一夜之间所有财富化为乌有，变得一贫如洗。

当1978年越南攻打柬埔寨后，有为数不少的华人成为难民，迫使他们或回中国或到第三国居住。华人的惨境由此可见。

（九）1967年缅甸发生排华杀掠事件，不少华人倾家荡产，更有不少人迁徙流离，中缅邦交陷入低潮。适逢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也带动当地侨团及师生大集会，抗议反华和排华暴行，并喊出了下列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十）1969年大选后第三天，马来西亚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停止操作，国家权力由东姑首相转至副首相敦拉萨。在这场种族冲突中，根据官方公布华巫印族各有死伤，死亡人数：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他人士15名，合共196名。

受枪伤人数：华人125名；马来人27名；印人17名；其他1名，合共170名。

受硬物击伤人数：华人145名；马来人90名；印人9名；其他15名，合共259名。

被拘捕和提控人士：华人5126名；马来人2077名；印人1874名；其它60名，合共9143名。

失踪者：华人25名；马来人7名；印人7名，合共37名。

翌年（1970年），敦拉萨接任成为第二任首相，并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以平衡种族间的经济差距及消除贫穷。[1]

（十一）1977年，中越关系恶化，越南掀起排华浪潮，大批华人被驱赶出境，且每人需要缴纳12两黄金。据联合国难民署透露，仅在1979年4月份，越南在难民身上拿走2.4亿美元，而在全年则高达30亿美元，缴不起出境费的就要遭殃。

中国是在越南攻占柬埔寨后，于1978年攻打越南谅山，以教训越南的“忘恩负义”，也表达反对越南侵略他国的领土。为此越南趁机掀起反华运动。

在2014年时，因为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的岛礁拥有主权，反对越南占有中国的海岛，又激发了新一轮的排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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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谢诗坚著《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友达出版社，1987年，第一次版，页155-156


刊登于2016年8月15日《号外周报》第799期

美国从反共到容共 --80年代后中国人再掀移民热潮

这里要特别提及华人移居美国的巨大变化。

在1840年前美国是没有华人入境的记录，但在1860年时，已有华人3万余名。紧接着在1880年突破10万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华人移民又飞越成长至81万，且在1990年加倍地突破160万人。这是因为在198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国人向海外移居、或求学、或受聘、或从商等等。

华人移居美国 （包括混籍华人）
年代	美国总人口	华裔人数	占全州人口百分比%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4	170,69,453 23,191,876 31,443,321 38,558,371 50,189,209 62,979,766 76,212,168 92,228,496 106,021,537 123,202,624 132,164,569 151,325,798 179,323,175 203,302,031 226,542,199 248,709,873 281,421,906 285,691,501	- 4,018 34,933 64,199 105,465 107,488 118,746 94,414 85,202 102,159 106,334 150,005 237,292 436,062 812,178 1,645,472 2,432,585 3,353,486	- 0.02 0.11 0.17 0.21 0.17 0.16 0.10 0.08 0.08 0.08 0.10 0.13 0.21 0.36 0.66 0.86 1.17

取自维基资料：美国华人历史

根据华盛顿MPI-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历史上中国人到美国有两个移民潮，第一波是指1850年到1880年（请注意，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美国是没有华人移民的纪录）。

（三）美国从排华到容华

为什么在1880年之后又停止移民？原因是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和禁止中国劳工移民入籍美国。虽然这个法律直到1943年才被废止，但还是不鼓励华人移居。直到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案有所改革后，非欧洲的移民又获得移民美国的机会。

与此同时，香港人是直到1960年代末至1980年才开始移居美国（主要因素是香港在60年代也发生如同中国的“文革运动”及后是对香港将回归大陆不够信心）。在目前，美国有80,000个香港出生的移民，不过当中国在1978年对外开放后，中国人移民就翻了两倍，数目远超香港人，在2015年就有452万的美国华人。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在当下已成为中国人移民的首选。例如加拿大有89万6千名中国移民，澳洲有54万7千名中国移民、纽西兰有14万名华人、法国有60万名华人、英国也有60万名华人、中东华人逾40万名，及新加坡有45万7千名中国移民，在在说明西方国家和重视英语的国家欢迎已崛起的中国人民到来，更欢迎中国人从事移民投资或留学等。

（四）海外华人逾4千5百万

总而言之，要了解在世界人口中有多少海外华人，下列的报告虽不是十分准确，但也有其参考价值。

2012年世界海外华人统计数据

州/国家	海外华人人口	占当地人口比例	占全球海外华人比例
亚洲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缅甸 越南 日本 印度 柬埔寨 韩国 汶莱 寮国 朝鲜 以色列 蒙古国	36,276,787(2016) 8,500,000(2006) 11,500,000(2005) 6,400,000(2008) 3,700,300(2009) 2,500,000(2004) 1,300,000(2003) 1,263,570(2006) 606,889(2007) 186,461(2005) 150,000(2003) 85,000(2003) 57,000(2006) 50,000(2003) 50,000(2003) 23,000 11,323	0.8% 14% 3.1% 26.5% 74.2% 2% 3% 3% 0.5% 0.02% 1.2% 0.2% 15% 1% 0.2% 0.3% 0.4%	78.7% 17.8% 24.1% 13.4% 4.3% 2.4% 2.1% 2%-3% 1.5% 0.5% 0.2% 0.16% 0.1% 0.1% 0.1% 0.1% 0.03%
美洲 伯利兹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秘鲁 巴拿马 阿根廷 尼加拉瓜 牙买加 古巴 哥斯达黎加	8,900,000(2005) 700(2011) 4,025,000(2007) 1,445,000(2004) 360,000(2006) 2,500,000 150,000 120,000 12,000 10,000(2004) 500 9000(2008)	0.6% 0.005% 1% 3.9% 0.10% 2.08% 5% 0.16% -- 0.3% -- --	14.4% 0.0000%2 6.8% 3.4% 0.4% 0.4% 0.4% 0.1% -- 0.02% -- --
欧洲 俄罗斯 法国 英国 爱尔兰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荷兰 罗马尼亚	1,700,000(2006) 980,000 300,000 500,403(2008) 16,533(2006) 111,712 99,000(2006) 71,639(2004) 44,713(2006) 2,249	0.2% 0.5% 0.5% 0.8% 0.39% 0.19% 0.22% 0.1% 0.7% --	4.1% 1.9% 0.9% 0.7% -- 0.2% 0.16% 0.1% 0.1% --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	1,000,000(2003) 700,000(2006) 147,570(2006) 6,000(2000)	1.9% 2.5% 2.8% 0.5%	1.7% 1.3% 0.3% 0.01%
非洲 南非 毛里求斯	103,000(2003) 100,000(2003) 36,860(2007)	0.02% 0.2% 2.9%	0.3% 0.3% --
总共	47,679,784	0.6%	100%

       统计数据使用当地政府数据或可信度最佳的估计，百分比可能因人口普查结果或估计结果而有所不同。引自《维基百科》，2012年6月1日

刊登于2016年8月8日《号外周报》第7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