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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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1.10.07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一)—对反对党左右开弓

1959年的大选,群众大会是自由举行的。虽然是一名学生,但成为群众大会一名听众和观众也是一种享受。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听林建寿演讲。他的口沬横飞,能言善辩总是吸引不少的听众。因此他往往是最后一名演讲者。
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寿骂人的本领也是一绝。他指责联盟政府对他人格进行破坏,连他当时娶外国老婆也被拿来开刀和讽刺。他更形容“马华钻进巫统的沙笼”,没甚作为(当时林苍佑尚在马华,但已大权旁落)。
由于他七情上欲,表情十足,林建寿成了社阵群众大会“压轴之宝”。只要他会出现的大会,总是有人宁可站着等,直到他演完话后才满意的离开。这就是林建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用说,这一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后来我才知道林建寿不仅演讲有魅力(因受英文教育,他是用福建话左右开弓),而且文采也出众,是党的“理论”高手之一。
他在党的职位也是非比寻常的:当过劳工党中委、财政、总秘书、副主席及主席,同时也曾是社阵的总秘书。在官方则曾是市议员、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只差没有当部长。
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8年内(从1958到1966)成为反对党中的呼风唤雨的人物?确是值得玩味的。比起同一时期的峇峇精英,如陈志勤、陈扑根、黄添寿及崔耀才乃至魏利煌等人,他是更为出位和更懂得向华教份子靠拢。他曾经让党的干部相信他的政治挚诚和他的战略是能带领他们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不论是华教份子需要他的领导或是他需要华教精英作执垫,在那个火热朝天的年代,是没有人刻意分析或研究的。甚至连他的缺点也包容下来,比如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易相处的人,有时骂人是不必看时间和地点的,但过后又平静下来。人们都知道他的怪脾气,人们也不计较他的口没遮拦。因为他毕竟是党领袖。
当然,当社阵或劳工党员在街头示威时,他是没有在场的,虽然他自称是“街头国会”的一个成员(这是林建寿后期在《光明日报》写专栏时的拦目)。这就是说,林建寿在情感上可以与干部在一起,在行动上不一定是相伴左右。但也不知为什么,在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钞贬值时,明明林建寿人不在现场,(我人在现场采访,可以证明)只是发表文告以示支持,也被警方扣留一个月之久。陈志勤也有发表文告,却安然无恙,这说明林建寿在党内的影响力是比陈志勤为大的。
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林建寿曾经为社阵和劳工党“立言立论”,而且是大道理一堆乃至有些成为左派的指导方针之一。陈志勤虽也文采出众,舞文弄墨不亚于其它政治人物,就是不曾在党内挑大梁。
究竟林建寿为社阵包括劳工党建构什么理论和思想,倒是值得研究的。不过本文只针对他的一些言论作评议。
从《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内刊登林建寿的文章来看,就可知其一二。
第一点:
如果说“社阵的纲领由林建寿在人民党的草案基础上拟就,是无产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的论断,在当时更是一新耳目的创见。”(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那么我们不得不置疑林建寿在其它文内论述中对回教党的大加讨伐的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回教党在巴哈鲁丁(曾与波斯达曼共创左翼人民党)领导下,仍然走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回教三位一体)的路线,且与社阵同属反对党,站在同一阵线与联盟抗争。
但在林建寿看来,“回教党攻击巫统领袖出卖他们本身给非回教徒,使到要脱离联盟的人感到恐惧,因为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回教党的存在。由于恐惧马来人支持的回教党会在1957年取得政权,大部份非马来人选民就投向联盟,希望维持现政府去反对他们认为敌视非马来人的回教政府。我们要与回教党作有效的斗争。”(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火焰报》1963年刊登)
这一段话与史实有距离,值得商榷。若是指独立前1955年的普选,联盟的劲敌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回教党尚不成气候,只赢得1席。若是指(1959年独立后首次大选,回教党是与社阵(至少人民党认同)站在同一阵线,不对社阵构成威胁,况且巴哈鲁丁也不是宗教至上的人,而是一位力主「回教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者。林建寿为什么要大力谴责回教党?令人感到混淆与模糊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第二点:
另外一段,林建寿说,“民主联合党(林苍佑1961年创立的党)在另一方面是代表华人沙文主义势力,而这股势力已感觉联盟不能再适应他们要求的时候,从联盟分裂出来。一直到今天,它还不敢发表他们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民联党的章程说要委身于经济落后的工农而同时促进资本主义资本、管理和劳工之者之间的调和是多么不可能。”
林建寿所言也与史实不尽相同。事实是马华内部的斗争和另一派的妥协,排斥了林苍佑派。林苍佑既是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脱离了马华则成为华人沙文主义者;如果他仍领导马华,是不是沙文主义者?这里埋下伏笔。
由此可以看出,他和林苍佑个人的恩怨也带进了政治斗争中。
第三点:
在另一个课题上,林建寿抨击“李光耀企图将马来西亚问题造成一个马来人、华人的问题,这不但是错误,也是恶作剧”(林建寿在柔佛政训班之讲稿,刊《火焰报》1962年)。
“人民行动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联盟的挑战而秘密和联盟签订退出马来西亚协议。”
“在1965年当人民行动党企图通过协商参加联盟和挑战马华公会的尝试失败后,它就利用其它的政党以对付联盟,它的想法是如果它能毁灭马华公会,巫统就可能被迫和它协商。(因此),它就利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来作为它的政治资本(林建寿《于在低级纲领上求团结的问题》,(刊《三八妇女节特刊》,1966年)。
林建寿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也与历史说法有一些出入。也许他不能忘记的是李光耀在1961年的电台十二讲中,曾指名道姓的抨击林建寿对行动党敌视,而他后来也有反驳。
当时林建寿对其它反对党的抨击并不亚于对联盟的指责,因此他不主张组成反联盟阵线,因为在夺取政权后,将马上陷入四分五裂。(林建寿《社阵的政策与政党的斗争》)。这或者是林建寿认为不能搞统战的依据。
有了这些依据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林建寿为什么后期会参加马华公会。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二)—与“七人帮”马卓达一笔恩怨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一个人像马卓达(马华元老)那样与林建寿的恩怨是纠缠不清的。“先敌后友又化友为敌”,真是一匹布那么长。话说1965年,中央政府通过州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而身为首席部长的王保尼暂时兼任乔治市市长。
1966年,政府宣布组成以一名法官阿兹斯为首的三人调查庭,以调查在社阵执政下的乔治市市议会有何不规则与渎职行为。其目的是为政府接管各地方议会提供依据和理由。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先阐述一下乔治市议会的历史﹕它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市议会(1951年),而在1957年1月1日被英殖民政府升格为市(也是第一个被升格为市的市议会)。同年的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市议会也顺理选出本地人出任市议会主席(独立前由地位相等于首席部长之英国参政司兼任)。由于联盟占比较优势,也就选出联盟的吴源和担任主席,后来被称为市长。
1958年选举后,社阵在议会内占优势,林建寿也当选市议员,选出社阵主席蓝玛纳旦出任乔治市市长。1961年选举社阵狂胜(14席对联盟1席),改由黄添寿出任市长。1963年选举,林建寿在市议员选举中落马,但社阵仍以9席对6席执政,推出崔耀才当市长,直到1965年被接管为止。
换句话说,林建寿由1958年到1963年是乔治市市议员,而调查庭之设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冲着林建寿而来,以打击社阵执政下的市议会并不是所说般的好。当然也兼调查其它方面的施政和决策。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入行报界,第一份苦差就是采访调查庭的新闻。
在庭上供证的,有两个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是前市长蓝玛纳旦。他在1959年也在社阵旗帜下当选槟州议员。1962年跳槽印度国大党。1964年在联盟(国大党)旗帜下参选获胜,出任槟州行政议员。
1966年,已是联盟行政议员的蓝玛纳旦在庭上揭露林建寿在乔治市议会内颐指气使,以党领袖的身份干预市议会施政和决策。他对林建寿的不满(1961年未被推举蝉联市长)也在此刻完全宣泄出来。既然是敌对党的身份,若蓝玛纳旦不对林建寿开弓,就不是执政党人了。
另一位就是本文要带出的另一位主角马卓达。他出庭作证时的身是以一介商人(电器承包商)向林建寿发出猛烈的攻击。他指说当时的市议会被林建寿一手操办,他成了市议会的“太上皇”(这有些言过其实),指手划脚影响重要的决策,而他做为商人难以适从。
总之,凡是可以鞭挞林建寿的词句,他都使出来。我当时有些不明白,一位商人怎么会与林建寿这么深仇大恨?后来我探听之下,原来马卓达是马华的中坚份子,是丹绒区会的主席。他对马华的“忠心”日后“表露”出来。基于这个政治理由,马卓达当然不会放过仍是社阵(劳工党)领袖的林建寿。两人的针锋相对,乃至借台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马卓达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调查庭后来也有报告,但作用不大,因市议会被接管已成既定事实。
1969年,社阵杯葛大选,林建寿未参选;马卓达以马华身参加州选,但告失败(1974年参选也失败)。
1974年,林建寿突然为马华站台,撰文分析大选,为马华造势。这个时候,李三春刚接棒,也就乐得有一位前左派强人林建寿与他站在一起。
1975年林建寿加盟马华,与马卓达成了同志。1977年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成了马卓达的顶头上司。这一下子,林建寿与马卓达的关系也有一个大转变﹕“化敌为友”。政治上的“没有永久的敌人”,正应验在林马两人身上。
果然在1978年的时候,林建寿与马卓达同样不满马华只分配5个槟州议席参选,未达所需议席。
在各方的推波助澜下,马卓达率先向林建寿辞卸丹绒区主席职。内容有一段这样说﹕“解决我们和民政党之间的纠纷和争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本区人民之票决。我相信你将会支持我的辞职和退党,让我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选举。”
在公布辞职信内容予记者招待会的同时,马卓达还说﹕“由马华退党党员组成的‘人民独立阵线’将有12名成员。”意思是说将有12人专挑民政党的选区,以一决高低。
在林建寿未公开表态但私下不反对的情况下,马卓达一马当成成为“独立阵线”之首。可是在提名当天只有7人上征,他们是马卓达、何启斌(理大毕业,现已是经济学者)、邱思庆(医生)、林嘉彬(林建寿的忠实拥护者)、邱发兴(职工领袖)、颜嘉炳(布商)及陈充惠(小商,临时加盟)。
于是这7个人又被人称为“七人帮”。林苍佑对此愤怒不已,他指名道姓抨击林建寿在幕后策划和导演“马华独立阵线”,不仅误导这些人,而这些人的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和分散选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卓达的攻势是十分凌厉的。除了针对林苍佑的光大发展计划进行拆迁大肆攻击外,也形容民政党是“拆厝党”;更分派海报对林苍佑的衣装进行抨击,极尽其丑化之能事。
林苍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用尖锐的语言指责这些人是“政治烂渣滓”,是“一群自杀的旅鼠”,也是“政治阿Q”。
李三春和林建寿保持一贯的沉默,不作任何回应;反而是“七人帮”之首的马卓明表明参选是为了把茅头对向民政,但支持马华在国阵的候选人。
这种阵线分明的斗争预示着马华与民政在后头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只是“七人帮”的特殊身分和特殊的任务,他们始终不能成为马华的一个“标榜”;反而极其谨慎地不让民政“反咬一口”。
最后,“七人帮”终于全军覆没,但给民政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民政有5个州选区的多数票未过千张,包括林苍佑的选区。如果民政保不住这5区,则它只剩下6席(参选11席)。由此可见“七人帮”对民政的“震撼”是没齿难忘的(这一年民政胜8席,马华胜2席,及巫统胜9席,总数是24席)。
始料未及的是,选后最先发难攻击林建寿的倒不是民政党,而是败选的马青槟州团长庄友良。他说﹕“大选失利是因为马华和民政之间缺乏合作,从中作梗人物是林建寿。”
继后,他又通过马青团发表文告说﹕“在槟州马华独揽大权的林建寿,派出“七人帮”组成人民独立阵线,遭受无情的判决,全军覆灭。身为总司令的林建寿不应毫无交代地借故赴欧渡假,而应勇敢接受挑战,以君子风度引咎辞职。”
当然有李三春大力支持的林建寿是不会辞职的,他还有更大的任务未完成呢?(此事暂按不表)
说回“七人帮”,在选举过后,似乎是不了了之。马华没有进一步行动,民政也不再理会。然而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在许多年以后,我又再向当事人问起陈年往事。没想到口直心快的马卓达一下子全部“爆出内情”,使我们对迷团有了一些答案。
这是1998年(“七人帮”事件隔了20年)的8月14日,我挂了一电话给马卓达问他愿不愿意重提往事。我也先后问了3次(8月14日两次及8月21日一次),得到的响应是这样的:
当年林建寿的意思是要马华的区会主席表面辞职,然后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专打民政党区,一定要给林苍佑颜色看,不然他以为马华是好欺侮的。
他承认“七人帮”是临时凑成的组合,但竞选场地的秘书处费用由林建寿承担,负责宣传,而其它的费用由他们自行解决。
不过,他没想到大选过后林苍佑发律师信,告他诽谤,他找上林建寿帮忙,对方认为他不便出马,便叫卡巴星当了马卓达的律师。
这官司拉了好几年,最后庭外和解。惟马卓达必须付律师费。这一下子,马卓达又找林建寿帮忙,却不得要领。幸好得到陈群川的帮忙,他终于用几千元解决这案司案。
因为这样,马卓达又再对林建寿另有看法。两人的交往又划上句号。不仅于此,马卓达在言谈中表露出对林建寿的不满。他们的关系又再回到起点﹕再成为政敌。
至于马卓达到底有没有被马华除名,他自己也答不上来。他记得在1980年因一场补选(崔耀才逝世),李三春有询问他的意见,他极力推荐派林建寿上阵(当时林马关系尚未闹翻)。就这样,经过多方考虑,李三春选派林建寿参加补选(这一仗林建寿胜了)。
没有想到的是林建寿的胜利换来了马卓达日后的翻旧账。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马卓达在与我交谈不久后,竟于1998年8月24日长世长辞。巧合的是,我在《光明日报》刊登他的“七人帮”评论也在同一天见报,他无缘阅读,到了另一个世界。
林建寿始终不对马卓达的责难发表任何意见。他们毕竟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谓“同志情”不过是过眼烟云,到后来竟是新旧老账一起翻。只要翻开马卓达这一页历史,就不难明白林建寿蜕变的过程是聪明人在搞政治,不像马卓达一头栽进去而拔不出来,最后是“遗憾”两个字。
以马卓达这样的“传奇人物”,对马华“死心踏地”(先是炮轰社阵,后是瞄准民政),他是不是应该赢得“效忠奖”?我不知道。也许只有马华翻查他的记录才能作出评估。
我提出马卓达与林建寿的关系,旨在说明林建寿的从政记录显示他是一个多面人物。

评林建寿的政治风雨路(三)—与林苍佑纠缠不清

虽然林苍佑与林建寿同属于林氏宗亲,但在政治上他们是不咬弦的一对,而且已经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林建寿的逝世,林苍佑一语不发)。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将这两人的政治历程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窥见个人成见之深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林苍佑生于1919年,比林建寿年长3岁,也比林建寿更早踏足政坛。
林苍佑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成立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1961年退出马华;同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参与创立民政党并解散民联党;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隐政坛。在1971年到1980年担任民政党主席。
林建寿在1956年加入劳工党;1957年参与成立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组合),且出任总秘书;1958年当选市议员;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6年补选中当选阿依淡州议员;1969年响应劳工党“杯葛”大选;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1977年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1980年在国阵(马华旗下)的一场补选中当选槟州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1982年大选在原区上阵败下阵来;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退隐政坛。
从上面看来,林苍佑和林建寿曾经同是反对党人,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还有他们也曾是同属执政党人,为什么又明争暗斗呢?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竟一先一后成为马华领袖,却又是那么阴差阳错而使两个人凑合不到一块。这里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在那里呢?
故事应该从50年代写起。当林苍佑投身马华公会的时候,林建寿也在不久投身劳工党。站在不同的政党而相互抨击乃是理所当然。1958年林苍佑初任马华总会长时,林建寿已是社阵的总秘书,彼此在意识形态上有所针锋相。因为马华属于右派,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阵属于左派,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来当林苍佑在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的时候,已是属于反对党人,与林建寿领导的社阵有可能携手合作来抗衡联盟,但事实并非如此,社阵并不认同民联党是同一路人;林建寿也把林苍佑视为“眼中钉”。换句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指反对党阵营内,尤其是在槟州方面,只能有一位领袖,不能有双盟主),也埋下双林的交锋。
果然林建寿率先向林苍佑开炮。除了形容林苍佑是“华人沙文主义者”外,更指责民联党“玩弄华人的情绪”。他也指责民联党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结构中保护资本主义者的生存”。因而他判定反对党组成反联盟阵线是不可能的(参阅《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在林建寿借左翼平台对林苍佑展开攻击之后,林苍佑的反击是另类手法。他不在言论上唇枪舌战,而是静悄悄地布署一挫林建寿的锐气。
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刻意安排一个人专门挑林建寿的市议会选区甘榜曼吉狠打。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林苍佑左右手的郑耀林。
其原委是这样的﹕林苍佑要找一位有勇气面对林建寿的人。有人向他推举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郑耀林。在仰慕林苍佑下,他加入民联党,且接纳上阵打林建寿。
但小刀又如何锯大树呢?一个是反对党红人,且又是国会议员;一个是小人物,是人民不认识的初生之犊。经过林苍佑的授招,郑耀林在提名后每天提着公文包,在选区内逐一登门拜访。他的诚意感动了许多选民。虽然郑耀林不相信自己会打败林建寿,但林苍佑比他更具信心,他相信巨人会有倒下的一天。
尽管民联党也派足15名候选人向联盟和社阵下战书,但林苍佑的目的不是要从社阵手上夺过执政权,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大的目的是要使林建寿蒙羞,而不再开口闭口把林苍佑抨击得一无是处。因此与其说是民联打社阵,不如说是林苍佑借“刀”杀林建寿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也真的出现奇迹,开票当晚(经过三次算票),郑耀林以34张多数票击败林建寿,一时之间成为报章的重大新闻。郑耀林总算为林苍佑出一口怨气。从此他在政坛上走向青云路。事实上民联党也只有郑耀林一人当选。即便如此,也是林苍佑的一个“大胜利”。经此一役,双林的裂痕更大。
由于有林建寿坐镇在左派阵营,林苍佑在1964年大选时希望反对党合作不演多角战的努力是落空了,于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林苍佑也派出强大的伍与联盟及社阵决一高低。这一仗又是林苍佑占优势,连他本身,民联共有4人挤入槟州议会(他也同时中选国会议员);反观社阵,虽然兴致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但因马印对抗下的阴影笼罩上空,以致持反大马立场的社阵战绩大为褪色,只赢得2个州议席(陈福兴和许平城),林建寿保住国席,但输掉州议席(他后来在补选中才取胜)。这样一来,在反对党中,林苍佑风头盖过林建寿,成为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尽管60年代中期后,林建寿在劳工党内已大权旁落(成为党的副主席),林苍佑还是不愿意与之打交道。虽然明知已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是不会同意组反对党阵线(经有迹象显示将采取行动杯葛大选),林苍佑还是通过许平城带话向劳工党伸出合作之手。这事是发生在1967年的时候,结果未有极积的回应。可见林苍佑在野时强调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到了1968年,当陈志勤与威拉邦等人(俱是原劳工党人)向林苍佑伸出合作橄榄枝时,后者热切地表示同意。就这样,民政党出现了。
就民政党的性质和组织成份看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对党的缩影,内有劳工党人,民联党人及职工领袖和学者。基本上符合林苍佑搞合作的愿望。
本来这样的一个“温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也是适合林建寿参加的,但林苍佑和陈志勤就是不愿与林建寿合作,才没有拉拢林建寿参加其中。
没了林建寿参选,1969年的政坛依然有看头。但一向支持社阵的选民顿感失落,因为这一年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虽然如此,林苍佑在民政党内积极主张联合阵线。就这样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乃至人民党在1969年大选前达成协议,以一对一挑战联盟(人民党自1965年与劳工党分家后,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但不杯葛大选)。这一仗林苍佑翻了身,他领导的民政党夺得了槟州执政权,为槟州启开一个新纪元。
政局的变化让林建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没有想到两个他极不欣赏的人──林苍佑和陈志勤有了出头天;尤其是林苍佑的上台,对他而言是难以咽下的一口气。可是又一时苦无机会反击。
未想在1974年大选前夕,林建寿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撰文支持马华公会,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不敢相信一位左派领袖会支持右派的马华公会。
其实如果研究林建寿的心态和其政治思想,对他的转变是不足为示的。他主要是从个人的恩怨作为出发点来“报一箭之仇”,而不是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林苍佑宣战。从他在社阵时不忘抨击林苍佑到后来借马华的平台,也是冲者林苍佑而来。
在1975年他悄悄地加入公会后,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类的拥护者。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已被他自己一脚踢开。
事后人们终于发现林建寿参加马华不是要改变马华公会,也不是要“社会主义化马华”,更不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批判林苍佑的向“资本主义屈服”;恰恰相反,他是投向资本主义阵营向维护资本主义的林苍佑开炮。因此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思想的斗争,不如说是个人恩怨的反击计划的开始。
到了1977年当林建寿正式成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他就显露对林苍佑的不满,先是借题对议席分配的抗议(1978年大选马华分得5席,民政11席),后是默许七人帮的出现,直搞民政龙王庙。
在七人帮失败后,林建寿并没有停止他的第二回合的更致命的攻击。第一步骤是藉崔耀才(1980年逝世,原为劳工党市长)遗下的空缺,参加彭加哥打区补选(这个选区原本是划给马华派候选人的),林建寿说好说歹地请了李三春出马,向林苍佑打招呼,在没有更好理由推卸下,他只得接受林建寿代表马华上阵。除此之外,林建寿的另一个高招是请来林敬益(刚上任民政主席)为他站台。一时之间,两党关系突然好转到称兄道弟。连财长东姑拉沙里也破天荒拨巨款予当地华小。在整个形势对林建寿有利下,他勉强以544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张德发。
随此之后,林建寿进行了第二步骤的“夺权”,他要林苍佑尝到“受窘”的滋味。这是林苍佑第二个梦魇的开始(第一个是“七人帮”)。非常出乎林苍佑意料之外,在1982年的大选,马华在槟州获得分配的议席竟然是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这一下子林苍佑跳了起来。除了心里怪责林敬益力争不果外,也重新布署对林建寿发起反攻。
如果说林建寿此举是要报1963年在市议选举时阴沟里翻船那一笔账,那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林建寿要通过8对8席向民政夺回槟州的首席部长(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只要马华取胜的议席多过民政,则首席部长归马华,不必说此人非林建寿莫属)。
既然有了目标,林苍佑旳策略是所有原班人马再下征,一个也不能换;接着民政党人所要做的是“确保” 林建寿败选,也就没有人会与林苍佑争“天下”。
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个比较:林苍佑或林建寿,那位才是槟州人民心目中的最佳首席部长?不用说,一比之下,林苍佑的“老成持重”赢得上风。
可以这么说,1982年的大选,对槟州来说,基本上是民政与马华之争,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人民也再一次“见证”这两位政治敌手的一次高潮交锋。如果根据政治思想来分析双林的斗争,那是笑脱门牙的。充其量是两人的恩怨必须作一个了断。此刻的林建寿,已经不能用60年代初期的“爱憎分明的立场”来审视他的政治角色了。他成了马华在李三春主政下,“夺权”的一个重要棋子和先锋。政治人物的善变,由此流露无遗。
果不出林苍佑所期望的,他的“政敌” 林建寿落选了。马华赢得6席,民政8席全胜,林苍佑又做回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建寿的“政治寿命”也走到尽头。两人的政治斗争从60年代打到80年代,终于划上一个句号。它让我们省思的不是林建寿与林苍佑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恩怨为何会堂而皇之走进政治斗争路程中,这是健康的,抑或是不健康的?留下许多的遐想供后人去分析和批判。

29.10.07

废除华校半津与全津之分

教总发表一份命名为“全国学生人数30人或以下的微型华小调查报告”,揭露共有106所。其中学生人数少过10人的,竟有22间之多。其严重性不得不令人关注。

就我们所知,在马来西亚,共有小学生300万名,这之中国小生占230万余名,华小生60余万名及淡小生9万余名。以学校人数来算,国小有5千7百余间,华小有1291间及淡小有500余间。由此来推算,华小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20%。这60余万名的华小生系因有90%以上的华裔家长送入就读有以致之。另外非华裔的友族华小生则约有10%左右。

在目前看来,华裔送子女报读华小还不成为大问题,虽然名校挤不进,但孩子被分配到较次的名校也大有人在,因此目前的华小问题就出在征型华小的身上。这些百余间的华小为什么会落得如斯凄境,完全是有各种因素造成,比如城市或乡区的人口流失;设备简陋、校舍破烂不堪,以致少人问津。

教总的意思干脆利落﹕该关的就关(没有学生),该建的就建(华人人口稠密区),不要一校换一校,根本不应出现迁校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这就是教总所说的“自然法则”。

所谓不合理,根据教总指出,华小面对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单元性,所有的学校保留地往往只被规定用来兴建国小和国中,未提供华小机会。同时在所谓搬迁的条件下,华小得自行寻地和自行兴建校舍。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有其说法。总秘书黄家泉及马华、马青及妇女组先后给予驳斥指出,过去25年虽然有16间华小被迫关闭(没有学生),但马华自1999年至今的8年内,已成功地促使政府批准兴建70所华小(其中9所是新建及61所是搬迁,其中32所已完成兴建和启用,而不是只有15间)。

黄家泉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马华三管齐下,同时以“增建”、搬迁、扩建方式增加华小的数量和学额,因此华小生从1970年至2007年,尽管一共增加了22余万,但现有的华小仍有足够的学额容纳日益增加的华小学生。”

从双方列举的数目来看,问题不在于华裔要报读华小有困难,而是眼下这106间华小将何去何从?

这就是说,即使有多间已成功搬迁,仍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小(占华小总数的8%)处在风雨飘摇中,而且是常年累月地面对生源之不足,又要派校长老师管理和执教。如果这些学校无法改变(搬迁重建),等待的就是被关闭的下场。这是我们极其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若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征型华小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一方不要背负关闭的“罪名”;另一方又苦无对策(需要大笔资金搬迁),唯有“死守”,为的是“民族尊严”。但这样的消耗其结果损失的是华社。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解除这106间华小的危机,而不是作数字的对质与功劳归谁的问题。

其办法是“易地为良”。可是搬迁又搬去那里?为什么又要买地又要自行兴建?华社也经常为此大伤脑筋。原来政府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改制的华小或中学,若校地不是政府的,概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的“半津贴学校”就是董事会得自行集资解决问题,否则搬迁无门。

究竟在1291间华小中,有多少间是半津贴的,答案是约800间,这一庞大的数目难怪华社无时无刻在进行筹款。因此我们注意到全国华小校长职工会最近有促请政府取消华小有全津和半津之分。这也是最近以来华社开始呼喊的声音。如果政府把华小全当成全津学校,则当下106间华小的问题便可在政府的安排下搬迁重建,不必再劳动董事会东奔西跑。这样一来,兴建华小的责任也会落在政府的身上。

对此,我们认为华基执政党与与其与教总对质数目和华小的处境,不如连手向政府争取废除全津和半津之分,一视同仁地把华小纳入第九乃至第十大马计划中,或把列为国小的校地部份拨出来供华小之用,岂不皆大欢喜。

只要华社感到华小已受到同等对待,则所谓的微型华小自然不会存在,因为它已经易地为良,不必华社在人口减少下,苦苦地在市区或乡区扛着这痛苦的“华校十字架”。

24.10.07

解读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近三万言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有一个不变的基调是﹕共产党专政的地位依然不变;即便今日的国家体制如同建国之初容纳非共产党人士参与政府工作成为部长和掌控一些策略性的任务。因此胡锦涛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建立新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后有邓小平及江泽民把新中国推入21世纪,朝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方面,胡锦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毛泽东早年(1940年)发表的《论民主主义论》有异曲同功之调。毛泽东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所谓的“民族形式”说白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如果格式化的照搬马克思主义,那是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语)

1949年毛泽东取得执政权后,在更大程度上,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变成毛泽东思想。但由于情势的变化与 慎防修正主义的蔓延,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又把中国推向一个偏激的路线,因而出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口号的狂潮。结果带来了60年代初期的经济失调与人心的浮动。未想接着而来的是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的苦难。

迄至1976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才又拨乱反正。胡锦涛就是在那个大治的年代被培养出来的中共明日之星。他是继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代中共掌门人。虽然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因改革开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但不论是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都没有偏离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也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毛泽东开天辟地的精神和思想,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发扬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贯彻“党指挥枪”的传统。这意味着胡锦涛在新的时代给毛泽东思想赋入了新的成份和养份,包括注入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他的“发展科学论”及创建“和谐社会”的两面旗帜,以期通过集体的智慧铸造一个符合世界规律,也对资本主义的优点加以吸收而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即是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调低纲领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回到毛泽东一度鼓吹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便中国循序渐进地“和平崛起”,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对此胡锦涛谨慎地使用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字眼,避开强调崛起,但又要使到中共机制有灵活性,包括继续在党内推行民主政治和改革,铲除腐败,奢侈浪费和作风不正的决心,于是“党风廉正与反腐斗争”再一次成为十七大的主袖。

总得来说,胡锦涛带出了中共在不断改革中,持续“以党治国”的强烈讯息。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会在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的理论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来演绎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10.07

为陈莲花喝采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民政党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在民政大会上的一番讲话。如果不看地点和场合,人们会以为是另类的大会而不是国阵成员党的大会。但细心想一下,这也没有错,即使是在执政党的大会上,不平制则鸣或心有感触而公开批评乃是人之常情。陈莲花是属这一类的精英份子,我愿意给她一个掌声。因为她令人耳目一新而对她另眼相看。

她在代表大会上这样说:“目前人民普遍上感觉彷徨不安,担心下一代的前途。”因此她建议政府必须给予人民发表心声的空间和平台。而政府应以更开明,成熟的态度及能力来处理及解决各项课题。

她所提及的课题包括廉正、种族、宗教、法律和治安等等。

“独立50年,如果我们每天还活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那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没有多余的时间耗在内讧上,因为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陈莲花这样说。

老实说,我开始注意到陈莲花这个人是在2004年的大选时,她原本被派往太平国席,以守住民政的堡垒区,后来竟有变卦,转攻巫统的武吉干冬选区胜出成为国会议员。在当选之后未有刻意的表现,直到2005年的民政党选,在妇女组主席角逐中脱颖而出,击败原任主席丽那峇上议员之后才让人感到她已从中崛起。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点,因为民政的妇女组,其活跃与队伍一向来尚未及国阵的其它成员党,如巫统和马华的妇女组,在平日也不见多活动。可是这一回经陈莲花一马当先在民政大会上施展功力,倒叫人眼前一亮。原来她不是省油的灯,而是民政党内的一颗“小辣椒”,向国阵投下一粒巨石,卷起千层浪(这使我们想起行动党内也有另一颗小辣椒冯宝君,各有表述)。

由于她的强势出击,人们也自然会原谅她不谙华语华文这一缺憾。她也坦言正在努力学习,希望明年她可以用华语站台演讲。根据所知,陈莲花也是一名硕士,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她爱惜羽毛热衷官位的话,也许会面面俱圆,做一位听话的议员。但她选择不保持沉默,甚至是比反对党人更勇于表达心声和刺耳言论,已经为民政妇女组扳回一局。组织虽小声音却宏亮。

回顾民政党的妇女组的过去主席不是没有表现,而是在言论上没有这么出位,例如首届主席纪碧真(曾任槟州行政议员)闹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笑话是:华语非其母语。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娘惹。结果让人对她刮目相看。又如第二任主席丽娜峇虽有过与行动党“老虎”卡巴星交锋的记录,而仅以数百票在日落洞国席败下阵来,但在言论上倒没有让人“过目不忘”。她的功能也许在于展示了民政是个多元种族的政党。

至于陈莲花则是民政“脱胎换骨”的妇女组主席,不止在大会上“语惊四座”,更在总结辩论时段针对首相阿都拉要听真言的演讲给予最直接的回应,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民政党内第一位公开表达“感受”的党领袖。

她再次让人“震惊”地说,如果没有采取人民所期望的迅速和严厉行动,仅仅聆听是不够的。人民讲到嘴巴都干了,讲的不是谣言,讲的都是真话,都是发生在国内的真相,难道我们只是要听听听,但却没有行动。

是的,陈莲花所言代表了一方之言,虽然不是国阵成员党内都有所苟同的,但至少她的勇气和坦率的表达异议证诸了民主的社会是允许另类的声音。

如果说民政党本届大会有几个重点出击,那么陈莲花算是其中之一。我们不知道来届大选她会不会转到太平出征(因为此议席在2004年时让出给进步党),但我们相信民政党会安排一个席位供她竞选。毕竟她是民政党内一朵正在光芒四射的鲜花,有其十分独特的形象。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陈莲花在大会之后不要把声音关掉,而是继续为民“仗义执言”,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纠正政策和行政上的错误和偏差,她人民看到她是有所为,不单是有所言。

在这方面,我倒是发现民政妇女组这些年并没有重新包装起来,单靠一个陈莲花是不足够的,党还要培养更多的陈莲花。这样我们的政治前途才有希望。

如果只局限在开幕剪彩或发表锦上添花的言论,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从政者,尤其是一方领袖是要在组织上和言行上有所变革,而不是提着“菜篮”去拜票。

“菜篮”可以出政治,但菜篮的政治不单是烹饪、插花或唱歌跳舞,也不单是在巴剎交头接耳,而是要带出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与民同在的意义在于知民之苦,知民之需和知民之心。

她们可以反对“聘请中国女佣”,可以要求“关注单亲家庭”,也可以高举“保护妇女安全”的标语,但政治领袖就一定要有高姿态,指引人民看到未来。因为今时今日,人民对未来感到模糊,对未来的信心有所动摇乃至对未来失去方向。

我们希望陈莲花鼓足干劲,再接再厉为民请命,做一名真正的政治领袖,把人民的希望扛在肩上,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不要雷声过后又戛然而止。

20.10.07

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

我不知道民青團團長馬袖強對民政黨的歷史有多深的了解以及為什么會有國陣的組成用以取代過去的聯盟?如果他充份地掌握這方面的歷史知識,我相信他不會在最近的民青大會上拋出“國陣一黨論”,因為他的言論偏離了客觀的發展規律,也無法被現實的政治所包容。

就史實而言,1968年成立的民政黨,其6名發起人中只有3名華裔,另3名是非華裔。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多元種族融合的理念,而且政綱列明走溫和社會主義路線,要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改善工農生活,因而選了一位馬來學者賽胡申阿拉達斯出任主席。由此看來,它基本上被視為非種族性政黨。

為了促成這一理念的落實,以林蒼祐為首的民主聯合黨義無反顧地解散而加入了民政黨。結果在1969年的大選中脫穎而出成為檳州的執政黨。在其他州(如霹靂及雪蘭莪也有不俗的表現)。

雖然大選后爆發“513”種族沖突悲劇,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民主政治被終止兩年,但無損民政黨的執政地位。而林蒼祐在出任首席部長下,也費煞苦心排出一個多元種族的行政結構,包括副首席部長由民政的慕斯打化擔任,行政議員中有印裔的威拉邦,還有議長一職也歸民政的哈侖。以這樣的排陣展現了民政檳州政府的多元性。

不幸的是,民政在1971年發生內訌,賽胡申阿拉達斯在倒林蒼祐不遂后,民政分裂成兩派(另一派后來轉而組織社會正義黨)。為穩住政權,民政傾向與聯盟合作。這意味著原本單獨執政的民政黨(24席中占16席),因自我分化而不得不在1972年與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它的多元性形象在無可奈何下褪化了。

聯合政府是“513”的產物。在敦拉薩主導下的聯盟,先是在1970年拉攏砂拉越左派的人民聯合黨加入其中;繼而在1972年在西馬又與回教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組織聯合政府。這樣一來,不但聯盟內部進行變革,而且相關反對黨也自我轉型,蛻變成執政黨一員。這種互動與順應時代的需求終于促成1974年國陣的組成。

以當時的政治演變來看,敦拉薩代表了新興馬來資產階級,不是純然出自種族考量來擴大執政聯盟,而更是出自政治意識的考量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政黨納入他的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若單是為了種族,大可不必把回教黨請進來在政治上激發與巫統的矛盾(1977年兩黨再仳離即為一証)。因此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敦拉薩所為是要樹立巫統的領導權威,以便在減少政治鬥爭下推行其新經濟政策和通過上層的調整以期防止種族關係惡化下去。

國陣就是在這種的背景下成立,一直到今天已有14個成員黨。但久而久之,各成員黨也因其種族成份被歸類為代表某一個種族的利益,民政黨及人聯黨也沒有例外被標籤為“華基政黨”,儘管他們還抱持著多元理念,但這種格局已被定型。

由于這個組織展現了巫統的魅力,其他成員黨也沒有異議,自然被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馬袖強的“一黨論”也就在國陣中找不到市場。明乎此,馬袖強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在現有的結構內為族群謀福利,並要求以國陣精神為治國方略,糾正時弊。

15.10.07

缅甸僧侣无声的“革命”

8月下旬,缅甸僧侣来一场20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估计有多达10万人走上街头,结果在9月26日遭到武力镇压,造成多人被捕及多人死伤。表面上僧侣的“和平革命”是被打败和打散了,但实际上能否就此“天下太平”,那是谁也说不准的。

就电讯消息看来,这场“革命”是无声的,也没有人带头发表激昂的演说,而是僧侣以无声的抗议自发性的向军政府示威。当然他们也想到必然会被镇压,也会有人死伤,但他们依然行动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连“佛都有火”,再也不能无限期地忍受逆来顺受的生活。

因此在我们同情僧侣的正义之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缅甸人民能够长期生活在军管底下,眼看国家停滞不前呢?是他们也习惯这样的落后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还是在枪杆子底下,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呢?

今天僧侣们就用行动来表达:他们不愿向命运屈服。并且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敢于以身试法的勇气。除了为他们鼓掌之外,我们也有必要深思他们这样子做,会有效果呢?

效果肯定是有,只是不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缅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它是东南亚一个古老的国家,面积67万平方公里,人口5千3百万人。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寮国及中国有共同边界。在公元1044至1287年间,有一个蒲甘帝国在政治上第一次将缅甸统一起来。由于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它成了一个佛教国家,及后受到蒙古的征服一个时期,而后的东坞和贡榜王朝屈臣于中国的帝国。

但在1885年英国就占有这块土地,划为印度的一个省。由于后来缅甸人民起事,英国在1937被迫将缅甸从印度分划出来。1939年缅共成立,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缅共展开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军又重临。这个时候,缅甸出现一位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也就是昂山素枝的父亲),通过谈判谋求独立。在1947年4月时,昂山基本上取得胜利,且出任临时政府总理走向自治。数月后突告事变,昂山及其六位部长被一伙暴徒枪杀,激起人民更大的反英示威。英国不得不在1948年让缅甸独立,昂山的接班人宇努成了国家总理,而昂山也成了“独立之父”。

从1948年到1958年,仍然是宇努统治时代。虽然它比起其它东南亚国家还要早独立,但局势动荡不安,经济依然落后,没甚进展。59年时有军政一个时期,60年再还政宇努。

不过1962年尼温将军就不客气把宇努推翻,成立军事政府。虽然美其名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却是名副其实的专制军事政府,尼温统揽大权。由那个时期起,缅甸就不曾还政于民,尼温成了“军政之父”,前后共统治缅甸26年之久,他把缅甸带上了与世隔绝的道路,脱离了世界经济主流。除了依靠天然资源和农产品外,缅甸没有进步可言。人民生活程度的低落可想而知。

1988年,缅甸爆发人民大示威,迫使尼温下台,另一个新的军事政府上台,即刻废除尼温的“缅甸社会主义党是缅甸唯一合法政党”规定,允许多党制和民主选举。

此时适逢回国的昂山素枝从中崛起,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945年,下嫁英国人。在牛津大学毕业后,长期在联合国工作。1988年回国照顾年迈的母亲,正好遇上示威与对民主作诉求的大运动。因势利导,她成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旗手,也领导最大的“全国民主联盟” 党(NLD)。

1990年5月的全国大选,昂山素枝的党取得了396个议席(共有485个议席),可说是压倒性胜利,缅军政府拒绝承认,封杀了民主,也软禁昂山素枝。

从1992年起,军政府在苏貌的领导下实行强势独裁领导。到了今天转成丹瑞大将掌权,依然故我。尽管军政府企图与资本主义挂钩,又局部对外开放,也成功地在1998年被接纳成为东盟的一员,完成全东南亚都加入这一组织的圆满。可是缅甸军政府无意也没打算还政于民。人民生活水平之低下,令人诧异,有四份之一的人口每日赚取不到一美元的收入。

更令人吃惊的是,被软禁的昂山素枝,自1991年失去自由后,直到今天(整整16年了)还是无法打开闷局,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可见依靠民主的力量来斗军政,是多么地脆弱和无助。

最具讽刺性的是:在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枝只能在道义上和言论上得到国际的支持。美国的支持和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都无法起得有效制约,更何况是那些与缅甸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又如何改变缅甸的僵局呢?联合国特使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和调解,包括最近的甘巴里的造访,也无法取得突破,缅甸的民主道路又是何其遥远?由此可见,缅甸的军政已扼杀了民主。

但当和尚都给昂山素枝无私支持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再这么软弱和口惠而实不至了。至少要迫使军政府定期还政于民。毕竟缅甸的人民也是人呀!人要活得尊严,就要起而反抗暴政。

13.10.07

独立前十年  历史转折点

独立前10年,也就是1947年,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说,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它是值得一提的。

其演变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战败的日本宣布投降,马共走出森林,在一些城镇设立“人民委员会”。9月英军开始陆续返回马来亚。经过协商,马共6千800人于12月向英军事政府缴械,重返社会,随后成立抗日军人退伍协会。

也在同一年的12月,一个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而较早之前(即1945年10月),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国民党(又称马来民族党)成立,这两个政党都有左倾的思想。
1946年正月,英国正式公布《宪制白皮书》,决意在马来亚实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主张马新分家,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完全开放公民权。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人团结大会于3月举行,催生了“巫统”。4月的时候,各州苏丹在马来人支持下抵制新宪政下的总督就职礼,造成“马来亚联邦”宪政受阻,无法落实。

同年6月,巫统与英国商谈另立新宪制,7月统治者加入,因而成立一个由英国6人,统治者4人及巫统2人组成的“工委会”草拟新宪制。不久之后,《新宪制蓝皮书》草拟出炉,其特点是马新依然分家;维护苏丹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回到1941年以前的传统;放宽公民权申请;中央集权;但未提及自治与独立的时间表。

1946年12月,在马来亚民主同盟主导下,组成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MCJA),以陈祯禄为主席,领导反对新宪制。接着在1947年2月,离开行动理事会的马来国民党另立“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也同样对新宪制有意见,且提出所有马来亚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民族。

1947年3月,由陈祯禄领导的阵线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合作,上书英殖民大臣,提议修正新宪制。

1947年7月1日,英国不理会反对意见,公布定名为《马来亚联邦协定》草案的《宪制蓝皮书》。与此同时,在陈祯禄领导下的两个组织也公布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接受所有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主张一个统一的马来亚,马新不可分家;全部议员民选;所有效忠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接受苏丹成为“立宪君主”;马来人自行管理回教及马来风俗习惯事务及特别照顾马来民族,以提高生活水平。

但英国不接受此议,陈祯禄在李光前(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的支持下,于1947年10月6日发表《全国大罢市宣言》。呼吁全民在10月20日举行全国大罢市一天,抗议《新宪制蓝皮书》。结果在这一天,全马(包括新加坡),各行各业停市,停工和停学,成为历史性的日子。

英国不理会“大罢市”带来的“震撼”,按既定计划,在1948年2月1日正式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不久。马来亚民主同盟在受局限和压力下,自我解散。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翌年(1949年)在陈祯禄领导下,另创“马华公会”。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马来亚的历史也因此1947年而改写。短片《独立前10年》正是为此而拍摄。

8.10.07

律师大游行的解读

记忆所及,律师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有过2次游行,但没有这次的“轰动性”。全因“宁甘电话影带风波”所致。他们要弄清楚到底音带是否属实?而这样的事又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基本上已有了回应,政府已设立了三人小组以调查事件真伪。根据政府的说法,大概要三几个星期可以公布调查结果。我们以此来推算,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才知道结果。

暂且不论结果如何,首先律师们能在公义底下急快地作出行动,证明他们不是为办案而上庭,而是在必要时,也显示出他们也在维护司法的尊严。就此而言,他们已得到第一个掌声。

为什么要给第一个掌声,那是因为律师一般上都是各做各的,甚至有的时候,由于没有大事,连召开大会也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展期举行。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又有“一盘散沙”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不尽然是对的。当有大事时,律师们出席大会也是热烈的。不仅于此,这次竟打破记录而“走向街头”,使人们不得不对律师们重新审视。

虽然在周三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有号召律师们来一个“公正之行”,以向首相表达意愿,但人们都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参加,也不知道大集会和大游行能否顺利进行?然而周三的行动证明律师不仅有智谋,而且也有勇气。这勇气又是受到正义的感染和良知的驱使,才有这样的队伍向政府表达意愿。估计有逾千律师参加,再加上外来的支持,形成约二千人的阵容。

不论是参加者或执法人员,他们都相互克制而使到游行顺利“完成和结束”。这不能不归功于双方对民主的尊重和对人权的维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间中顿下大雨,人潮依然不动,宁可等待主席呈完备忘录后而自动解散,充份地体现出专业的精神和对和平的承诺。我们希望经过这次行动后,三人小组更积极和谨慎地展开调查,以尽快告知实况。

事实上,对于任何民主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需要通过法庭来审理和判决。而人民通常都把法庭当成“伸张正义”的一个平台。这就是说,律师是人民与司法的中介人,几乎所有的官司都得通过律师来办理,律师也就成为司法组成的重要份子。没有了律师,司法将不可能存在,案件也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展开演绎和争辩。

正因为律师是民主社会构建的基石之一,人们一般上都会接受律师的劝告和忠告而不会鲁莽行事,他们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警察”。

真正的警察是执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而律师虽不是执法人,但也扮演如同“警察”的角色来引导人民走向正途。

本来这样的一群法律化身的人是不会以身试法,也不会参与游行的,因为他们懂得法律的条文,但如今他们也有所行动,说明了他们也看到司法有受到某种程度的挑战而不得不起而维护。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挑战法律,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法律而作出响应来得恰当。

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是希望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三权分立”恰恰是我们立国的根基。

所谓“三权分立”是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所确立的政治遗产。他拥护“君主立宪”,并提出国家有三种权力,即立法(国会),行政(政府)及司法。在往后的许多年以来,凡是追求民主的国家,都把“三权分立”作为建国的基石,以让人民得以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这样的制度是比较可取与值得推行的。

既然它是民主的象征,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何律师这么执着司法的独立与完整,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专业操作,而且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未来。

6.10.07

华裔与华人之诠释

是的,我们是华裔,也是华人。一般而言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林苍佑看来,一字之差有实质上的不同含意。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与时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交谈时,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字眼与之讨论华人面对的问题,他马上“纠正”我应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s),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不然也可以用“Malaysians of Chinese Origin”来表达较为完整。
他的意思是说,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还要把马来西亚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族群?而是应该倒回来把原来的出身置在前头,一概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从而塑造出新生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它们的相差在于身份的确定和转变。

老实说,我当时还真不容易消化他的用词,也一下子转不过脑筋。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在现实生活中,用华裔或华人都是一码子事,而且也常常以华人自称,可是林苍佑却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他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我查阅他的言论后才有所领悟。原来他是希望每一位马来西亚人,不要刻意突出自己的出生种族,而是要用新思维教育下一代和影响当政者认同马来西亚公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马来西亚人。这就是林苍佑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从政以来不断追求的长远大目标。
我不敢肯定林苍佑是否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名词的倡导者,但我敢肯定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第一位从政者。

例如1973年林苍佑在民政党大会上说,“应当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帮派主义的政治一扫而去。使马来西亚每一个人能自视为兄弟姐妹,分享共同的命运。”

1976年接受理大法学荣誉博士衔时,林苍佑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没有原住民、马来人、姆律人、卡达山人、伊班人、达雅人、华人和印度人等,就不会有马来西亚。”虽然他认为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种族遗传的观念,但绝不允许种族问题引起政治论战。

1983年主持全国华人文化大会开幕时,林苍佑说﹕“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命运根札于此,我们的责任是确保马来西亚和平、和谐与稳定,继续成长和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林苍佑指出,“我敢肯定,我们有发表言论、阅读书报、着书立说及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这个从来不曾也不应受到质疑。只有相互尊重各自不同族群的文化遗产,才能携手建立一个团结现代化的马来西亚。”

以上的言论清楚显示,林苍佑亲笔撰写的演讲稿,在遣词用字方面,包括翻译成华文,都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而不用“马来西亚华人”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和人生哲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是在政治上以马来亚人乃至马来西亚人作出奉献。因为他要各种种族,淡化种族的意识而朝向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整合。

然而,独立50年了,在我们身份的后面,仍有种族的标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林苍佑的理念和普遍使用他的“造词”,好像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还有一段比林苍佑估算中还要长的道路来完成林苍佑寄望达成的“马来西亚大家族”。

1.10.07

葡萄与母鸡的故事

一只母鸡能生多少粒蛋?谁也说不准,但人们一般都相信母鸡必定会生蛋,而且会使蛋再变成小鸡,如此繁衍不息。这就是母鸡生蛋的哲学。

一串葡萄有多少粒?一下子也数不清。闽南语有个笑话说﹕某某人算葡萄,越算越没有。因为他把葡萄吃掉了,剩下的是一条桠枝。这就是算葡萄的结果。

我们把这两个小故事用在政治上,也能悟出一个大道理来。

事缘两个反对党为了议席的安排与分配,闹得有些不愉快。甲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2个州席的竞选;乙说要参加7个国席及20个州席的竞选。如果两者加起来,则国席多了一个(原只有13个国席),州席则多了两个(原本只有40席)。为什么要为区区的几个议席而起争执?这是为了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推理,行动党要取个22个州席分配权,主要是要展示如果万一有机会执政,则行动党有能力自挑大梁,不必仰赖其它政党扶一把。

这是从党的立场来考虑,而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联合执政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传统;单一政党的执政迟早会有变化。举个例子来说,1969年民政上台执政,以16席对8席是绝对的优势,也是占2/3的议席。可是不久之后就闹分裂,促使民政加快与联盟结盟(1972年),后来就成为国阵一个成员。如此一来,它的政权又稳固下来。

第二个例子是1990年行动党大捷,夺得槟州议会的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不是选民不支持行动党上台,而是行动党的合作伙伴46精神党未能取得席位,,只要46精神党有一点作为,槟州也就变天了。在当时也不是行动党没有参加过半的议席选举,而是有的候选人无法过关。这说明了单靠一个政党来“改天换地”极不容易。

在这之后的一连三届选举,行动党就没有这么幸运,几次努力也只能保住可怜的一个州议席。这不是说选民遗弃行动党,而是他们更希望一个联合政体来保住华人主导的局面,要不然行动党又怎能一直保有三至四个国席呢?这又说明了槟州人民既爱执政党,也爱反对党,来一个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民公正党准备借安华的自由身和形象打一场“势均力敌”的世纪之战。虽然它的主要敌手是巫统,但它也要展现其多元性,不能过于在非马来人选区“让得干净”,因此也要争出头。这也是从党的立场来观政局。

但人民公正党又不能忽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基本上被“归类为马来人占绝对优势的在野党”,而华人在党内所起的作用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在议席的谈判过程中对某些选区难免会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

然而不论公正党如何力争上游,在它看来,它也必须保持它的多元性,也要争取华人和印人的选票,以便能在选举中有所突破。

其实,公正党与行动党在议席分配方面引起争议性的议席不多,从东马到西马说白了也不过是两个巴掌那么多。

如果为了不多的议席而闹得不愉快,那就正如母鸡生蛋的故事一样,在还没有知道母鸡会生多少蛋的当儿,就先说要多少个,实在是不实际,也是非理性的执着。弄不好,就好像葡萄一样,看起一串又美又多,到头来却被拿葡萄的人给吃掉了。

我曾经说过,选区是个虚体,尤其是在选举期间,谁能保证必胜无疑?虽然说原保有的议席胜算比较大,但已失去的议席又更属于虚席了。

如果反对党针对虚席大作文章或争来争去,那不是搞统一战线或联合联线了,而是有太强的党性且过早下定论“必胜无疑”。

虽然我们不认为从党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对议席之争有什么错,也没有谁对谁错之事,但我们认为从政者的“宽宏大量”与“泱泱风度”是必要的,即便忍痛“让出”两三席又何妨?为什么在开战前就自我诉求呢?

我的忠告是不论是不是吹反风,也不论人民有何想法,打仗的时候,参与的人只能也应该有一个敌手,即便因此输了,也会输得“口服心服”或“心甘情愿”。如果是自乱阵脚,演成三角或四角混战,那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这又何苦来哉!

我们不否认人民要一个稳定的执政党,也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而反对党要出人头地,除了连手出击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虽然这不是成功的保证,至少它表现了政党是带领人民的,不是意气之争;更不是压来压去,尤其对反对党而言,更是没有这样的资本和条件。只有在选举过后,才能看出那个政党取得优势,否则一切都是单凭主观的“结论”,不是客观的判断。

华文教育路线图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虽然有185年的历史,但较具规模兴起于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南来鼓吹兴学办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当推槟城的中华学校(1904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锺灵中学(1917年)。当时由于左倾无政府主义伴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兴起并波及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乃于1920年开始对华校进行登记,也对华文报章采取管制政策。从那个时候起,政治就与华文教育及文化挂上钩,华校也陷入多事之秋。

1957年,锺灵中学是第一间接受改制的中学。接着在1960年出炉的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建议华校进行改制,否则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和援助,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时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起而反对,他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师 注册证及公民权被吊销)却换来独立中学的出现。这就是独中的由来。

因此基本上,这半个世纪的华文教育是这样走过来的﹕

1962年时──全国共有70间华文中学,但有54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16间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必须自力更生),华文中学被分成两半。

后来改制的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21间独中,以收容超龄生,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在一个校名下却分成国中与独中。前前后后在西马共有37间独中。

‚1962年后──砂拉越原有18间华文中学,而有12间接受改制,剩下6间不改制。继后,在1962年至1968年间,又再多出8间独中,加起来有14间独中,而国民型在变化下存有10间(系指加入华中校长理事会的数目)。

ƒ1970年──沙巴有8所国中及9所独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董教总成为领导机构。

另一方面,在西马则有60间国民型中学(原54间改制,后稍有增加),在东马有18间国中,合起来有78间。这78间具有华校背景的中学在1994年成立了“华中校长理事会”。虽然在1996年的教育法令下,已不再有国中和国民型之分,一概称为国民中学,但“华中校长理事会”仍然秉持华校的传统。
至于华文小学,也在1961年的教育法令下,一律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在加加减减下,直到今天仍有1291间。由于在70年代开始,英校也接受改制,造成许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小;华小生也告骤增起来。与此同时,友族报读华小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之处是华小分成半津贴与全津贴,所谓半津贴乃指校产及建筑物未转让政府,并设有董事会(学监会)。因此举凡扩建、修建、重建或搬迁费用概由董事会向华社募捐,造成华社无时不刻都在出钱,但也引致钱出得越多而主权越来越少的争议。董总推动的华小董事醒觉运动就旨在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因为董总又将有第二波的运动。

其实,即便是半津贴的华小,校地及校舍已是“永久性”充作华小之用,绝无可能收回另作他用,因此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调整政策,给所谓的半津贴华小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减轻华社的负担?换句话说,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小学是最好不过。

在今天,全国1291间的华小共有学生56万余名;78间国民型中学则有学生人数近13万名,而在60间独中就读的有5万3千余名。

我们由上得出一个统计,每年华小有90000余名毕业生,进入国民型的有25000余名;进入独中的有近10000名,剩下的60000余名则进入国民中学或辍学或少数出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包括在国中也应针对性推行教导华文课,以使学生有机会接受三语教育。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华社及各华基政党的坚持下,形成除中国以外,保留最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了三间华教的大专院校。但这是用整体的血汗力量换来的成果。这就是当今的华文教育路线图。(本文部份内容系作者代表槟州5间独中在本月11日的马青颁发独中基金的晚宴上的讲话,经重新整理后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