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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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8.6.13

当激情冷却的时候 (直挂云帆)


505大选过后,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热潮,从中马到北马,再从北马到南马和东海岸,人数从数万人到12万人不等。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举行的大集会。据报载,人数有12万之众,比选举期的人数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在当时群众的情绪还是十分高涨的,几乎把大集会的草场染成一片“黑潮”。

所谓的黑潮是指主办当局号召人民穿黑衣以抗议选举的“不公与舞弊”,更要求选委会“辞职谢罪”。可是经过多次的大集会抗议后,仍未见选委会有所动静,反而促请不满意选举结果的可以进入司法程序,以寻求公正判决。

在这方面,在618日的时候,结算出来的是国阵对68州的议席有质疑也已入禀法庭;而民联对27个国席及17个州席的选举结果有意见,也入禀法庭起诉。

从起诉的国州议席看来,最关键的是吡叻州议席,因为朝野双方只相差3席,如果民联起诉的6州席有变动的话,可能会带来政权更迭,因此双方不得不对吡叻州的官司案给予格外的关注。如果我们不淡忘的话,在2009年时也是因为3名民联州议员倒戈相向支持国阵才引发变天,由国阵夺回政权。今日国阵与民联又是冤家路窄,前者只以3个多数席执政。至于国会方面,也是不容小视。因为民联起诉的27席若有变动,也会影响政权的更换与否。目前民联有89席,若加上27席,也就拥有116席,超过国会的222席的一半,这就意味着中央变天。

正因为民联一直争执它是本届选举的“胜利者”,也就以抗议集会来指责选委会不公。它所持的理由除了民联总得票超过国阵外,也认为选举存在着不公与疑点,因此要求翻案。根据得票率来看,民联取得50.83%的选票,而国阵只取得47.42%的选票,理应由民联执政。

可是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不是以总票数来定输赢的,而是以选区划分下的议席数目来定江山。换句话说,从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有选举开始(市议会选举始于1951年;联邦立法议会的选举始于1955年。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也是沿用议席的多寡来定成败的,而议席胜利者则是以简单的多数票来取决,即是所谓的“First pass the post system”。

因为沿用英国的制度,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是以议会占多数席的政党组成政府,长久以来,也没有什么争议。但在505后,变成一个大争议。

反对党或民联认为,国会选区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比如雪兰莪的加蒲国会选区共有选民14万余人,而布城的选区只有选民15千余人;彭亨的金马伦高原区也仅有27千余名选民;另一个在纳闽的国会选区则只有24千余选民。

这种现象反映出乡区的选民一般上都较城市选民少两倍或三倍或四倍的。也因为这样,那个政党能在乡区或半乡城区占优势,它是不容易被打倒的,因为马来西亚有60%的选区(指议席)是位于乡村地带或乡镇地带的。

长久以来,执政的联盟乃至后来的国阵之所以屹立不倒或处于不败的地位,是因为它牢牢地控制了乡村议席,也就形成所谓“乡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虽然在1999年时,乡村区的马来选民“起事”,支持被马哈迪革职的安华展开“烈火莫熄”运动,而促成回教党在乡区崛起,执政吉兰丹及登嘉楼州,更拥有27个国会议席。但因只属局部的乡区选民的求变,再加上城市选区的选民不跟随“烈火莫熄”起舞,安华的“革命”也就未能成事。直到2008年的大选才出现新的形势让国阵痛失半壁江山。这新的形式不但是半城乡的马来选区发难,而且华印人集中的城市选区也来个大逆转,结果出现民联占据5个州的执政权(槟、雪、吉、丹及吡,但2009年又再失掉吡州),并首次拥有82名国会议员,与国阵的140席相对峙。

在此突如其来的政绩下,一时之间也刺激了安华向东马动脑筋,因为只要从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挖走”30名议员或东马20名加上西马的10名国阵议员转支持民联,也就达成变天的愿望。可惜这一场斗争到后来沦为“民联议员追到台湾劝服国阵议员转换码头的闹剧”,安华也就“功败垂成”收场了;后来更有6名议员背叛而转向支持国阵。凡此种种,让人对民联的议员素质有所质疑。

不过来到2013年的大选时,民联的大势攻势把议员的背叛事件抛诸脑后,转而疾呼只投党不投人的没有回旋的余地;更在华人社会掀起前所未有的思潮滚动,也真的出现了“华人海啸”的局面,平均超过90%的华裔选民倒向民联,使到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再一次重挫。

马华、民政与人联党的兵败如山倒说明了一个新的趋势又告诞生,这一回是城市选民发难,但不是乡区选民求变,于是吉打州又回到国阵(巫统)的怀抱,也助长了巫统的势力,赢了10个国席。目前还剩下3个原属民联的州成了反对党的不倒防线;尤其是雪兰莪与槟城州更是集中展现出选民对民联的二话不说的支持。

整体来说,民联在城市及半城乡地带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也容易在城市地区发动大集会。但经过一个月有余的论争外,民联的622大集会显露了群众的“疲态”(安华形容为政治疲劳症候群),参加的人数并没有如同公青团长三苏丁预测有30万至50万人赴会,而只是3万至5万人集会,大概是10%的群众响应抗议号召。

不论是否烟霾的影响或是“政治疲态”所致,安华当天也注意到这两种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因此他宣布不再有大集会,但也要求提防民联党内出现“巫统声音”。

也许安华的推测有其道理,因为在政治权力的感召下,民联内有议员立场动摇也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此事不幸发生,对民联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民联与其不断地把矛头向外,不断地抗议和不断地诉求,倒不如冷静下来巩固民联的团结与合作。因为即使更换了选举委员会,也不等于体制的改变。只要目前的以简单多数票决定议席的输赢的制度继续存在,民联需要改变的是战略,深入乡村地区,而不是单靠城市就能成事的。

再者,任何的抗议行动若是持续不断地斗争而未能改变现状,也是“劳心劳力”,而可能失去斗争的目标。

如果说民联已通过司法程序讨回公道,那就等法庭来判决。在其他时候,更要注重灌输思想,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让民主能够在马来西亚扎根,否则一味的示威将会使到狂热的精力被消耗掉,而群众的激情与热情是有时限和有所为而来,不是动辄就可以发动起来的。因此当激情冷却下来的时候,冷静的思考下一步行动也许是必要的。

刊登于2013年6月27日《东方日报》

25.6.13

“一中架构”的解读 (天下纵横)



不论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的“一中架构”指的是“中华民国”或“台湾主体”,就实际意义来说,是比“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进步了。但进步到什么程度,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综观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也似乎有了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从对抗走向对话,再从对话走向和解。如今的“一中架构”若从正面来解读,那就是只承认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占尽了优势,因为台湾也好,国民党也好,它绝不可能涵盖整个大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相对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毛泽东于1949年打败国民党后建立起来的新政体,以取代所谓的中华民国政体。
在这方面,林博文在其著作《民国关键》一书中的序文是值得注意的。他把“中华民国史”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2年到1916年是袁世凯在政治舞台上当主角的时代(袁世凯迫清帝逊位,以换取孙中山让出总统,但他上位后背叛了革命,并企图复辟帝制,还好他在1916年暴毙,否则中国又再走回封建老路)。
第二阶段从19161928年是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因为袁世凯的逝世,而孙中山的二度革命也未能制止军阀的独霸一方。
第三阶段是从1928-1937年是所谓的“黄金时期”,但这个时期是从蒋介石大举杀害共产党人开始的。他在1927年撕破了孙中山达成的国共合作的协定,让中国陷入恐怖时期,蒋介石借此时机巩固政权,逼使中共在1934年撤离瑞金开展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且在1935年在延安立定脚跟,自此启开了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击。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有了张学良逼蒋介石与中共达成第二次合作。
果然不出所料,日本终于在1937年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如果这样的十年动乱也称作“黄金十年”的话,就不知该如何形容当时的中国了。事实上,它应被称为“恐怖与动乱的十年”。
第四阶段是指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但一般上,历史称之为“八年抗战”。这一段血泪史是中国万千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痛苦胜利,间中也发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对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挑衅与阻扰,甚至发生血案,目的是制止中共在抗日声中壮大。
第五个阶段是从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
1945年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不得不在815日宣布全面投降,从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正当中国人民欢庆和平降临不久后,又再爆发国共内战。这一回是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共军;而已坐大的中共军进行发扑,与国民军展开殊死战。尽管蒋介石的国民军有800万之众,最后不敌毛泽东的中共“神兵”。直到1949年,中共已几乎解放了整个大陆,蒋介石的国民党迅速迁守台湾。就这样,中华民国于1949年在大陆消失了。
可是因为美国的扶持,中共也一时拿不下台湾,也让蒋介石得到喘息建立其台湾政体,将之称之为“中华民国”。这样一来,出现了“两个中国”一个长时期,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政权在国际上只能被当成一个政权而不是一个政体。
虽然如此,中共在不断演化下,也改变了强硬的立场,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就不会开战。
对此,国民党显然比民进党更能适合中共的意愿,也就在马英九领导下的台湾与大陆有较密切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也还是充满吊诡与异数的。因此“一中架构”的出炉就是希望不要再有生变,而是彼此维持现状,看谁能笑到最后,谁就是大赢家。换句话说,习近平与吴国雄的会晤只能算是礼尚往来,还不能视为一种突破。毕竟在大陆看来“中华民国”早已不存在,更不能强硬指说一中是指中华民国。若是这样,现实的政治也就不具任何意义了。

刊登于2013年6月24日《号外周报》第638期

槟州巫统大厦的故事 (跃马扬鞭)



位于中路的巫统大厦的避雷针在613日的狂风暴雨中突然在顷刻间倒塌而正巧压中一辆轿车,更在一刹那间将车内的人一起蒸发,谱出人间罕见悲剧。
由这宗悲剧,也引发出巫统大厦背后的故事。
当巫统于50年代在槟城立定脚跟,也就租了中路的双层独立洋楼作为党所,这是一间古老的洋楼,前面有空旷地供泊车之用,内中也有坟墓,似乎是主人的世代相传的祖屋。
它最初与政治发生关系是在1957年的时候,那时林苍祐是联盟的主席。由于林苍祐婉拒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也就于716日在这座巫统党所内举行重要会议,以选出首席部长。有两人被提名,一位是王保尼,另一位是谢成金。最后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是在中路巫统党所诞生的。
 直到90年代巫统才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其原由是这样的:当1990年大选过后,因为马华再一次在槟州全军覆没,只剩下民政党赢得7席,而巫统则拥有12席,两党合起来共19席,继续执政槟州。而崛起的民主行动党因只胜了14席,无法起而执政。在此微妙的时刻,马哈迪委派其爱将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劝说后者接受首席部长职。
于是在陈锦华提出附带条件下,民政接受首席部长职。这个条件就是槟岛市议会主席由民政党人担任。不久之后,许子根被民政党推举接任槟州首席部长,而陈锦华本身则出任槟州市议会主席。
安华之所以具有权势代表巫统与民政交流是因为在1987年的巫统党选中,巫统分裂成AB队(A队属马哈迪,B队属东姑拉沙里)下,安华脱颖而出当选副主席,而成了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取代属于B队的阿都拉巴达威),自然水涨船高成为巫统的大红人。
1993年,安华跃升为巫统署理主席,而成了副首相,权力进一步膨胀。
1995年,槟岛市议会提出保护古迹指南,不主张在文化遗产区内建高楼大厦,而属于缓冲地带的建筑物也要有所限制。
尽管有此指南,当1995年巫统党所进行重建时,也没有人提及指南事。
根据黄伟益(丹绒候任国会议员)的透露,巫统大厦的兴建是“先斩后奏”的,他要时任市议会主席的陈锦华和后来的丁福南告知其原委。
虽然黄伟益有此一问,但我们也要回到当时的政治现实来分析问题。不错,陈锦华是在1990年就担任市议会主席,一连三届直到1996年;而在他卸任后,丁福南接其位到1999年。
如果说巫统大厦是在19951223日获准动工,但尚未呈上图测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更何况当年安华身居高职,副首相兼财长,而又身为巫统署理主席和槟州巫统主席,市议会能做什么吗?
虽然安华后来有澄清不要什么坏事都往他身上推,但当年谁又敢向安华说不呢?在这种情形下,黄伟益说图测是在1997730日获准,而修正图测则在1998723日获准,这在建筑工程方面,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楼高21层的巫统大厦,在当时是中路的庞然大物,与附近的建筑物不相称。但也没有人敢指手划脚,因为这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安华之所以赶在723日拿到入伙证,主要是赶在同年811日恭请马哈迪首相开幕。然而在同年的92日,马哈迪革除安华党官职,从此掀起政治滔天大浪,槟州巫统大厦成了安华跌马的标志。许多年以来,安华都不再提起这座大厦。
据槟州巫统主席再纳阿比丁透露,巫统大厦第一位主人是South East Asia Development Corp.,第二任主人是Amanah Capital Berhad,而目前的主人是JKP公司。它与巫统的关系就要由再纳阿比丁来说明了,因为他曾是这间公司的主席。
不论主人是谁,它的大字招牌挂上巫统大厦,也已经成了槟州的一座政治地表。但没想到,15年后又再与安华扯上关系。

刊登于2013年6月24日《南洋商报》

新闻标题及其他 (现代春秋)

年轻时候,当了记者5年后,我就转到编辑部当编辑。这一下子,工作性质大大改变,除了不必每天外出采访新闻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我的办公桌上。每一天都有一大堆的新闻稿放在桌上。
上班时第一时间是改稿和审稿,使新闻简练和顺畅;也对次要的新闻打上标题交打字部,但对有问题的稿则再三斟酌,以免出问题。
在这方面,编辑能否将一则新闻转成让人注目的新闻主要是靠标题取分。若是平铺直叙,也就没甚看头;能引人注目,读者就会追着看相关新闻。
老实说,我是完全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就当上编辑的。在那个时候,虽然很自信本身写新闻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写评论也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能否胜任当编辑,就靠自己的本事了。
这本事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你的机智和文学功底。我记得有一次发生一宗火灾,把整间屋子烧毁了,里面住的是许多房客(有如七十二房客的电影),看到这样的新闻报导时,编辑要怎样打标题呢?于是报章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一把无情火,多少伤心泪”。就这样把整条新闻哄了起来,也成为人们记忆犹深的“经典”标题。
诚然,当了编辑,我也没什么“精华”可奉献,但有幸当了多年的“槟岛新闻”的编辑也累积了不少经验。由于是负责槟岛新闻,我每天都得与记者群打交道,但怎样打标题就是我的事了,不能假手于人,也不能马虎了事。因为“标题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而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能把他们当傻瓜。
不过,当年报章的标题都是颇长气和啰嗦的,经常重要或头条标题都有5行标题,今天读来十分累赘。而在那个时候,就相等于一条大新闻的要点都尽在标题中。
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星洲日报》的大马版主编吴之光(方修)来槟城小住一个月,与我们编辑部交换打标题的经验(当我在星洲日报服务时,他是我的直属上司,每天的新闻都要呈交予他编排。因此,我们算是比较熟络的同事)。他的头条标题都是五行大小标题并用,用词也恰到好处。
其实我们报社还有两位打标题的高手,一位是封面版的饶南雍(我两年前曾在吉隆坡到他府上做客,他生活过得很写意。他后来成为副总编辑,我的好帮手)。
另一位是陈瑞昭(不知他的去向,很多年不见了)。这位仁兄属台湾派,有些文采。
自此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华文报的标题越来越简练和只用一两行字作为标题来争取读者,几乎向英文报看齐。
我在近日阅读巫统大厦避雷针倒塌而导致经济饭小贩林振益连人带车也沉入地底而不见踪影的奇异悲剧时(悲剧在613日发生)数日后,突见《光华日报》有一则封面标题十分感人肺腑,单看标题就牵动人心,标题是这样大字打出的“妻抓把泥超度”。
副题就在左端的小字:“找不到你,只好这样带你回家”。
我欣赏的是:“只好这样”的小标题抖出了妻子的“无奈与失落”。作为一名报人,我要说的是,这是我偶见的最触动内心深处的绝妙标题。理由很简单,这条新闻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怪事,。为何发生意外后,竟然连人都找不到。这不是飞机失事,也不是轮船沉没,更不是战争发生,怎么在公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正由于案件的曲折离奇,引发了传媒连日大篇幅的报导。
只可惜间中有出现灵异的说法,也使到新闻的真实性被披上迷信的色彩。
平心而论,这样的悲剧发生后不应该再节外生枝,也不要绘声绘影,而是要带有十分的同情心观察事件的进展,更不要事后孔明或马后炮。
我们的社会要的是建造一个爱心的社会,就如连日来华文报的感性报导是很震撼性的,也触动读者的心灵深处。无可否认的这样的意外绝不是什么因果报应,恰恰相反,这是飞来横祸,但令人难以置信和百思不解。
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烟飞灰灭“的事,真要把林振益案件算在内了。
我之所以提起昔日的标题与今日的标题大不相同外,也要点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考编者的功力,不但要在短时间内打出漂亮的标题,而且也要抓住重心,让读者感受到什么是“悲从中来”。
在我离开编辑的岗位多年后,我仍然忘不了当编辑的“信条”(这是多年以来累积而成的至理名言):打标题要懂得“画龙点睛”、“突出一点,带动全面”;千万不要“拖泥带水”或“词不达意”或主次不分,更忌“画蛇添足”(把没有的事夸大来处理)。
编辑固然不能耸人听闻,但也不能过于平铺直叙,而是要拿捏得准“一笔成文”,读来一目了然或具有吸引力。这就是说,一份报纸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系于编辑对标题的处理和懂得抓住读者的心理,让新闻能活了起来。所以编辑在一份报纸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怀念当编辑的日子,但也不宜过于久留,因为有时候,你也会面对“江郎才尽”的窘境,打不出引人入胜的精彩标题。当然也不否认在较多的时候姜还是老的辣。因此一个人在位当编辑应该多久是因人而异的,也要量力而为之。
为了显示今日与过去的标题处理的不同方式,我也选择性地将两则标题排在一起供读者评阅。

这是80年代华文日报的标题


这是今日华文日报的标题


刊登于2013年6月2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