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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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8.6.21

长征:中美微妙的情意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次(2017年)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中国将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梦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年时,国家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而第二个百年梦,即在2049年建国100年时,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习近平坚信,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在这方面,我们惊异地发现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不论是在平和的年代或跌宕起伏的年代,美国的影子和影响力总是跟在中国左右而形影不离。

虽然美国崛起(1776年独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但中国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催生了中国共产党(1921723日在上海成立)。自此之后,中共与国民党进入了第一次合作,实则是暗流汹涌的斗争(1924-1927)。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中共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追杀和打压时,却得到来自美国的名人为中共的斗争著书立传。斯诺(Edgar Snow)于1937年在伦敦出版经典之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次让西方世界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和他所领导的红军,竟能奇迹般的生存下来。

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不可思议的是在193410月,中共的根据地瑞金及其他据点被蒋介石的百万大军围剿时(第五次围剿)所采用的突围转移的战略阵地。在只知道往北抗日而不知道是否有明天时,红军走上了后来被历史记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大转移时,红军各路合起来也有20余万人之众,但在横渡湘江时,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损失3万余人。根据推算,前前后后至少有10万红军死于战斗和疾病中。除了勇渡泸定桥、强渡乌江及四渡赤水外,也爬过5座雪山、18座大山脉、24条大河和走过荒无人烟的泥沼处处的草地,其艰辛过程非笔墨所能形容。前后跨过11个省,平均每3天爆发一次战事,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

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红军终于在193510月抵达吴起镇,总算化险为夷,但又需花一年的时间在延安立定脚跟,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

2014年时,美国生活杂志决定从公元1千年至公元2千年的一千年间,挑选100件大事件作为范例。结果评委选出了三项与中国有关的大事记,其一是火药的发明;其二是成吉思汗横跨欧亚的辽阔帝国及其三是红军长征。它的评语是这样说:“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千万计的人看到了农民推翻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的统治。”

“长征是承载人类史册的大件事,长征是中国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

此外,应邓小平之邀于1981年重访中国的约翰森总统顾问(1966-1968)及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1977-1981)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专门走长征路线。布热津斯基是在1979年协助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互派大使的大功臣。

在与家人走访长征路之后,他写下一篇感人的游记:“泸定桥一战在长征中的意义巨大,如果红军在敌人的炮火前畏缩不前,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长征的英雄主义精神令我折服。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来朝圣的,而从遵义、娄山关、大渡河口及泸定桥一路走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对于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说,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比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远比这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的必要因素。”最后他慷慨地说他第一次感到难以置信,这几乎是九死一生的搏斗。

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993)在1984年应邀访华,也被批准走长征之路。这位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斯诺一起在莫斯科采访希特勒攻打苏联的战地记者,先后出版29本著作。在1985年出版了《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这样形容长征:“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比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激励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如今是14亿人口),是中国朝向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在斯诺于70年代的牵线下,对中美关系突破有贡献的另一人是基辛格,他是尼克逊总统的安全顾问及后来的国务卿。他认为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期。40多年前自己绝不相信中国能发展成现在的样子,而几十年之后,相信中国一定能实现这一目标。

不幸的,今天中美关系从特朗普开始(2017年),跌入了谷底,非但拜登不扭转回来,还到处结帮拉派孤立中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体会到“长征的精神”?

 刊登于2021年6月28日《南洋商报》

24.6.21

病毒转向发展中国家

新冠肺炎(Covid-19)来到今年的6月已进入另一个阶段,它反映在先进国家疫情已较明显获得控制。虽然整体来说全球已有1亿7千万人被确诊,而有388万人死亡。

截至620日,美国的日增病例已降至4422宗(在618日时日增12541宗),这是因为已有超过5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包括接种第一剂和接种两剂疫苗),有效地减少被确诊人数。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确诊病例仍高居世界第一位,共有逾34百万宗,而有61万人死亡。

法国日增1815宗(11万人死亡)、意大利日增881宗(12万人死亡)、德国日增316宗(9万人死亡)、波兰日增133宗(18千人死亡)、捷克日增64宗(3万人死亡)、瑞典零确诊(14千人死亡)、罗马尼亚日增53宗(3万人死亡)、比利时日增331宗(25千人死亡)、葡萄牙日增941宗(17千人死亡)、爱尔兰日增393宗(49百人死亡)、澳洲日增21宗(9百人死亡)、纽西兰日增2宗(24人死亡)及加拿大日增678宗(26千人死亡)等。

剩下尚未脱离险境的有英国日增9075宗(12万人死亡)及西班牙日增4214宗(8万人死亡)。这意味着疫情开始从西方转向发展中国家。当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有上升的迹象。印度日增58226宗(38万人死亡)(位列世界第二)、巴西日增44178宗(50万人死亡)(位列世界第三)、俄罗斯日增1736712万人死亡)、阿根廷日增10395宗(88千人死亡)及伊朗日增8161宗(82千人死亡)。

在东盟国家内,印尼的疫情最为严重,日增13737宗(5万人死亡)、菲律宾日增5795宗(2万人死亡)、马来西亚日增5293宗(4千人死亡)、泰国日增3682宗(16百人死亡)、缅甸日增407宗(3千人死亡)、新加坡日增11宗(34人死亡)、柬埔寨日增659宗(431人死亡)及越南日增497宗(64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柬埔寨、台湾及香港的疫情有些许的波动。因为已变种的病毒正来势汹汹向发展中国家扑来,令人防不胜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揭露,最初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被称为Delta,也被称为“德尔塔毒株”,医学名称为B.1.617.2变种病毒,已蔓延到80个国家,发病快,更快速夺取人命。

除了Delta变种病毒外,世卫也发现其他变种病毒,如英国的Alpha、南非的Beta、巴西的Gamma等。由此来看,只有加快接种疫苗,才能确保疫情得到控制。目前除了美国接种人数令人满意外,中国也有10亿人口接种疫苗,基本上有了一定的防疫能力。可是还有很多国家尚未能及时获得疫苗。即使实行封城,立下限制令也无法取得立竿见影之效。

遗憾的是,虽然新冠肺炎是人人闻之变色的疾病,但政客们似乎不当成一回事,依然以政治挂帅的心态将新冠肺炎变成政治“武器”。

例如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在病毒大敌当前,不是把抗疫当成当务之急,而是翻转回来,纠集工业国及北约国家加入反华合唱团,让有关国家的人民相信中国带来的强大威胁比新冠肺炎更为严重。只要打倒了中国,疫情就不再“乱飞”了。这样本末倒置的思维,若还是有人相信,则世界上任何灾难都可以选择一个代罪羔羊来结局;甚至也有人天真地认为从中东(阿富汗)撤军转来攻击中国,时局就万事大吉了。这种颠倒是非的歪理,徒只说明打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还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理论说因世界人口过多应予减少,但我们不相信某富人俱乐部的“幸灾乐祸”会得逞。吃饱太空闲的美国富人认为应从现在的70亿人口减少至10亿人左右(有关评述取自优管的“策马杨威”,他认为这种反人类的论调是十分危险的耸人听闻)。

所幸今次的新冠肺炎造成近400万人死亡,远比前三次的鼠疫大灾难的死亡人数为少,否则正好掉入富人俱乐部的“穷人不是命”的陷阱中。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造成2500万人死亡。第二次鼠疫发生在中世纪年代(1347-1353),造成7500万人死亡。第三次鼠疫发生在清朝末年(1855-1930),波及亚洲、欧美、美洲和非洲等60多个国家,超过1千万人死亡。

这就是说,今天的病毒不可能会带来世界末日,人类也不会因新冠肺炎而在地球消失。同样的,世界也不会因拜登的叫嚣而毁灭。

总而言之,我们还得回到正题,千万莫被人转移视线,把政治套进病毒牢笼里。与病毒宣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可惜美国避重就轻模糊了视线。这个世界又如何指望它成为“救世主”?

 刊登于2021年6月24日《东方日报》

21.6.21

不换政府也要改组内阁

我国首相慕尤丁于615日宣布将分四个阶段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而将局势拉回正轨。

原本政府在6月初时鉴于疫情突告恶化,但又无法赶在616日放宽限制,因而提前通知FMCO(封城)的期限再延长至6月杪。但过后会否放宽不得而知。这意味着政府只能以复苏计划安定民心。

如果按政府推算,每一个阶段大概需时两个月,四个阶段的推算如下:第一阶段(6月),全国进入封城状态;第二阶段(7月至8月),但条件是日增病例在4千宗以下,且已有10%的人口已接种疫苗。不过在此阶段约有80%的生意会有条件允准营业,只是仍禁止跨州;第三阶段(9月至10月),条件是日增确诊病例少于2千宗,且已有40%的人口已接种疫苗。此时几乎绝大多数行业已允准开业,唯对肢体有接触的行业仍不鼓励;第四阶段(11月至12月),条件是日增确诊病例少于5百宗,并有60%的人口已接种疫苗。

所有的4个阶段都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医院重症病床没有爆满。

虽然首相说他有信心马来西亚会战胜这场危机,最终会体现人类命运是休戚与共的,但仍有评论认为尚不容乐观。

正如马来西亚医药公会主席苏柏马廉医生所说,政府的振兴计划虽是有目标,但缺乏策略,以降低确诊病例。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快速接种,最好能每日为15万人接种疫苗,同时也要扩大和针对性地开展地区检验,防止疫情扩散。

他认为应该让医务人员了解所谓复苏计划的意义,也就是不再重蹈如过去曾发生过的三次行动管制令及封城措施,医务人员也需要喘息的机会。

另一方面,财政部长查夫也公布政府已批准拨款120亿令吉的贷款予中小型企业,惠及25千个企业。同时政府也将拨款12亿令吉给7万名雇主,让他们继续营业,保住64万名工人的饭碗。

虽然我们不知道政府的援助计划能给人民带来多少的“雪中送炭”,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正常的运作才是稳定国家政局的基础。

为此,我们对于政府和政党人士的方针和策略也有不同的看法。

其一,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杂牌军”,是通过拉拢与收编而成立的,有欠其合法性(被形容为后门政府)。为求稳定局面,不但部长人数比过去多(达到70名),也有很多政客抢着当上官联公司的主席或执行长。同时也因党派及派系不同,暴露了部长之间的矛盾与互挖痛脚,如贸工部长阿兹敏与国防部长沙比里的较劲,连首相都没有公开表态。

又如网民发动联署行动,要求贸工部长阿兹敏下台,已获得20万个签名,但至今首相未有出声。还有其他不称职的部长也时被炮轰而依然故我。这反映了首相在支持力有限下未敢轻举妄动,以免政权不保。从今时看来,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夺权,也在后来的举棋不定下,对疫情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凯里也因在2月吁民众登记接种,但至今尚未落实而道歉。这说明政府间缺乏沟通,各做各的,引发民怨。

其二,有人因之要求更换政府或重组内阁,例如前首相马哈迪就向元首建议,成立如同“513”时期的行动理事会,对施政进行大改革。

我们都知道因马哈迪辞首相职才导致今日的局面,他理应反思其失误之处,未想他反而献议回朝来整治国家。

虽然他的建议也得到东姑拉沙里的支持,但又是曲高和寡。马哈迪也好,东姑拉沙里也好,都是过气人物,且年事已高,理应颐养天年。不料他们标榜的是“老人治国”是正道的国家,离开了老人就失当失序了?也不知道是哪门的逻辑?

其实马来西亚的政治是不适合走“超党派”的路线。马哈迪曾表示要组跨政党的团结政府(2020年),结果搞出一个“喜来登政变”。

其三,今天虽然慕尤丁的政府也受到多方批评和指责,但在此时此刻举行大选也不合适。因此可行的方法是重开国会,让国会选出新政府,或许会更快见效。再不然最低限度,现政府进行改组内阁,把不适当人选换掉,减少冗重的开销。当下的问题是,行政和体制的脱节与失调,有必要作出及时的改变。

不然如同617日的疫情,我们看了都会摇头叹息,日增确诊病例为5738宗,总共累积67万人被确诊;加上17日的60人死亡,死亡病例也累积至4202宗。这意味着疫情仍然居高不下,也反映出若以病例为标准,则我国的开放期限将会被拉长,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致命的。

 刊登于2021年6月21日《南洋商报》

17.6.21

拜登向“一带一路”宣战

最近在英国的海滨小城康沃尔的卡比斯湾(Carbis Bay)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是拜登上台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的考验。会议于611日至13日,一连举行三天。

这七个国家的领导人有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鲍里斯强森、日本首相管义伟、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默尔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意大利部长议会主席马里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莱恩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

在会议开始前,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先进行会面(610日),双方针对较热门的课题交换意见,包括坚持要中国让专家再次进入武汉调查,理由是美国怀疑有关病毒是由实验室外泄造成的(这是特朗普死咬不放的争议点)。同时探讨中国带来的威胁及强化西方国家的合作与抗拒中国的“一带一路”等;更借此机会,两国签署新版的《大西洋宪章》,让自由主义得以“解除”对新自由秩序造成的外来威胁。

这显然是意指今日崛起的新中国具有强大的威胁性,是民主和自由世界的敌人;也意图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上推行债务陷阱,让发展中国家还不起贷款而将港口“抵押”给中国(经常被提起的例子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被租用99年;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被租用43年,以抵消所欠的部分贷款)。

前者是指中国向斯里兰卡租用99年汉班托塔港,付出购得权11.2亿美元。在较早前,中国因占有70%股份,已投下15亿美元的资金。201712月,中国正式运作。后者的有关计划是在2000年时,中国同意为巴基斯坦兴建瓜达尔港,中方出资1.98亿美元,巴方出资0.5亿美元。2015年,巴方正式移交中方营运,为期43年。如今也发展成另一个工业园。两位美国教授德博拉及美格就直接驳斥美国官方所谓的债务陷阱之说是荒谬的,并说是正当的交易。

美国特朗普曾将此形容为“殖民化手段”,设下了外交陷阱。因此拜登在今次的七国峰会上表明要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在拜登领导下,七国峰会提出了“B3W计划”以成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另一种选择。

所谓的“B3W”意思是“Build Back Better World”的大计划(中文称为“重建美好世界”)。

这个十分重要的“蓝图”突然出现在七国峰会的公报上(也被称为卡比斯湾宣言),其用意十分明显。即西方的(自由)世界将动用40万亿美元协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可以催化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给中低收入的国家。不过拜登仍未公布何时拨出巨款和怎样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虽然拜登在言语上否认他的“B3W”大蓝图是专门针对中国,只是要体现西方的价值观。但在七国峰会上各国对美国的政策仍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法国和德国就认为应避开与中国尖锐性的对抗。主要是中国开辟中欧班列后,已大大改进彼此的贸易额,欧洲国家也从中得利不少。日本则希望台海(台湾海峡)能维持和平与稳定,反对拿日本的未来作赌注。

至此,有人提出质问,究竟七国集团的组合有没有公信力和效力?

其实这个组织不是基于协议而成立的,也没有永久性的秘书处。它是每年举行一次峰会,由各国轮流举行,所以它没有惩罚行动,只能形成压力。

最初的时候,五个工业国,即美国、日本、西德(现已改为德国)、法国和英国在1973年共同发起,称之为“G5”的组合,后来意大利在1975年加入;翌年(1976年),加拿大也加入成为“七国工业集团”(G7)。

有人提问,为什么中国不受邀成为会员?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均收入未达先进国指标,属于发展中国家。于是乎所谓“七国集团”变成了“富国俱乐部”。在财大气粗下,成为了许多国家的财神爷而不敢开罪。

在另一方面,根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与上海国际研究院发表的论文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的四大支柱为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与物料、金融服务及电信与科技。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一带一路”项目总投资额(指基础设施)达到1.88万亿美元。这之中,以中欧班列(包括高铁)的成长最为亮丽和耀眼。

原本中国只有一条大陆桥,是于1971年由苏联承建。以西伯利亚的海参崴为起点,途经绥芬河进入哈尔滨、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直到满洲里;而出转入苏联领土,横穿西伯利亚途经莫斯科,然后通向欧洲的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及荷兰,全长13000公里。换句话说,在70年代已有列车从亚洲到欧洲,这是第一座大陆桥,也称为西伯利亚大陆桥。

第二座大陆桥是于1990年兴建,从连云港开始,到欧洲的荷兰,全长10800公里。它穿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耗资30亿美元,也运载集装箱。

第三大陆桥由深圳开始,横跨21个国家和地区通向欧洲,全长15757公里。

第四大陆桥则从重庆出发,直到德国杜伊斯堡,全长11179公里。

截至201910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的数量为2万列,而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累计超过7.8万亿美元,成为与“一带一路”有关联的25个国家中最大贸易伙伴;还有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有599亿美元,单单在中国内的外企就超过2.7万家。

8年来,中国前后已提供1100亿美元的投资供沿线国家发展。但同时,中国也换回8000亿美元的合同。在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高达1.3万亿美元。而在2019年,又有所提升,超过1.3万亿美元。到了2020年,再上升至1.4万亿美元。

在这样的情势下,美国只能以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武器与中国比高低。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在60年代曾向韩素音作家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谁胜谁负?还是个未知数。

今天看来,美国还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与中国进行没完没了的斗争,只是美国式的“一带一路”仍是个简单的概念,它将如何与中国对抗呢?这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已走了7年,累积了一定的经验,美国则刚要起步,如何夺得主动权?也只能拭目以待。

 刊登于2021年6月17日《东方日报》

15.6.21

美国“逢中必反”的因由

当美国从英国的手中取得独立时(1776年),正值中国进入清朝的乾隆年代(1736-1796);而英国在1791年后就断了中国的鸦片市场。与此同时,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就在1784年已派船进入中国从事贸易活动。

1838年,清廷委派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负责禁烟,并于1839在虎门公开销毁了从英商手中没收的鸦片,终于在1840年引发英国军舰挑起鸦片战争。清廷在战败后,同意开放中国五个沿海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予英国为所欲为。

战后,鸦片不但被合法化,而且清廷也把香港割让予英国(1842年)。翌年美国派出顾盛担任首任驻华专员,驻守澳门。

两年之后,美国于1844年与清廷签下第一个贸易条约,称为“中美望厦条约”(因签约地点在澳门的望厦村)。其中条文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港口购置地产建教堂、医院和墓地。同时美国人也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英国拥有的特权,美国人也享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1856-1860),清廷又与美国签署“中美天津条约”,进一步确定美国在中国领土享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的权力。

1900年,因义和团发起排外运动引发八国联军联手攻打中国的天津和北京。它们是英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及西班牙有宣布会参战,但未派兵加入其中)。

清廷战败后,又签署了“辛丑条约”,内中规定中国须赔偿4亿5千两(以人口每人一两来计算),分39年摊还。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1918),美国并未大规模介入,那么转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931-1945),中国已危在旦夕。到了1937年,日本蝗军对华展开全面战争,一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战拉开序幕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尽管事后美国一直承认中华民国,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拒绝给予承认,但中国在自力更生下,也1950年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虽然中朝死伤人数众多,但美军最终在1953年与中朝方签署停战协议,又回到以三八线划定南北韩之分。这一场已过去70年的战争却在今时今日不断被提起,许多影片也不忘告知全世界,中国的军民准备再发挥韩战精神,若美国蓄意挑起战争。

在韩战结束后的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成为国际大新闻,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不被美国承认,甚至连外交官也没有风度。

但转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不可置信地看到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因为美国需要利用中国来克制苏联产生过的威胁。而且美国也发现到除非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图上消失,否则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继续由美国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1971年让联合国大会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取代中华民国。

过了几个月,也即是19722月份,尼克逊总统在其顾问基辛格的陪同下,历史性地访问北京,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待,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戏上演了,主角是美国和中国。它们不但将中美关系转回正轨,而且也影响许多亲西方的国家“排队”与中国建交。这对仍沉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送来了温暖,大大地激发群众也希望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世界进入了追求和平的年代。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特朗与于2018年初入主白宫后,整个中美关系又再一次被颠覆和否定。这位极右翼的政客(半路出家)用尽一切语言挑衅和侮辱中国政府。在他眼里,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国给予的,他不止一次指责历任总统怂恿和不阻止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进步,才有了30年后(1978-2008)中国焕然一新的面貌,甚至在今时今日已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紧跟着美国之后。

这对“永远是老大”的美国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过去它不能允许苏联骑在上头,今天也绝不同意中国从中崛起,与美国平起平坐。

从特朗普到今日的拜登,他们之所以高举反中反华的旗帜,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政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预言和其评论是正确的。

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1993年发表而在1996年编辑成书)这样说:“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因苏联解体于1990年,美苏冷战结束),中国确定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这是指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脆弱的国家)。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这似是而非的论述纯粹从民粹主义看问题,而未客观论证。海外4-5千万华人绝大多数已有归属国,并不是第五纵队,也未对世界造成伤害。因此,亨廷顿的观点是具有跨大性,也有待商榷的。

不幸的是,美国的政党和政客循着这一条轨迹对中国展开史无前例的全面性攻击,也借此向美国人传播“中国威胁论”。但威胁从何而来?美国政界也说不清楚。

 刊登于2021年6月15日《南洋商报》

9.6.21

美国寻找代罪羔羊

截至66日,全球共有1亿7千万人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也有370万人死亡。虽然美国的疫情已受到有效控制,日增病例下降至6197例,这是因为美国已有近半数的人民注射两剂疫苗,及也有过半数的人接种第一剂疫苗(美国人口有3亿余人),但欧洲国家的情况还是居高不下,例如德国日增1644例;意大利日增2275例;英国日增5655例及法国日增6654例;尤其是印度及巴西分别日增11万例及6万余例。只有中国武汉封城(2020123日至48日)76天后,整个疫情才转危为安,直到今年66日止,共有11万余人被确诊,而有5千余人死亡。

有人提出询问,为何世界各地大多数国家仍无法制止疫情的扩散,而中国却能够做到?根据环球网的报导,主要有下列几个重要因素:其一是中国的体制虽是“以党治国”,但官员的问责制是明显的,例如在2020年,中国共有3千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免职,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单在今年的首5个月,也有数百人丢官。这是因为凡是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党和地方的领导人是不能声称此事与他职务无关的。

即便新冠肺炎不是来自某人或某个地方,基本上与个人也没甚关系,但在事态恶化下,做官的只能“背黑锅”,被免职的官员是理在其中,只好自叹倒霉。

其二,虽然病毒来势汹汹,但因初时集中在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地区,也就在政府号召下,有数以千计乃至万计的医务人员赶往武汉救援,体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在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下,一幕幕的动人事迹也就在武汉传开了。也因为民众有所配合,遂使到医疗工作顺利开展。在当时也还未有适当的疫苗问世,患者只能靠医院的药物治疗。关键是病患者得与医院合作,更要懂得自我隔离,人与人之间要保持社交距离,否则一切的努力都会白费。

其三,在初时人们都把矛头对准野生动物,且在第一时间将之查封。不论是否是野生动物带来病毒,当局也只好先下手为强。

在这方面,环球网站又反问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采取问责制,似乎没有官员因为病毒的蔓延而受罚;更有担任相关部门的首长不但无需挂冠,而且还可指手划脚指责人民不合作,不遵条例,才使到疫情失控。

以马来西亚来说,我们每天在媒介上得悉有多少人违反行管令条例被罚款或1千令吉或5千令吉或上万令吉。这好像是说,当官无罪,罪在百姓,理由是民众既违反SOP,也触犯MCO条例,老百姓自然而然成为被“开刀”的对象。

我们不知道为何民主的国家可以将病毒当成政治武器以寻找代罪羔羊?除了有些国家将过失丢给老百姓承受外;有者更是举一国之力将责任推给别人。比较明显的是,在美国带头下,公然指责中国是病毒的“始作俑者”。前总统特朗普更是狮子开大口,要中国作出巨额的赔款。他不但要求中国赔偿(各国)共10兆美元(相等于马币412871亿令吉),而且也要北京将其他国家的欠款统统一笔勾销(他于66日 在美国北卡罗纳州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说)。这个赔偿数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然地想起在1900年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因对洋教徒大举排斥,也就导致八国联军打进天津和北京,最后逼使清廷签了辛丑条约,要中国依据人口(4亿5千万人),每人赔一两,共4亿5千万两,分39年摊还。

在颟顸无能的清廷统治下,中国人民只得屈服。如今美国又使出这一计,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从来未有的。在过去,不论瘟疫造成数十万乃至千百万人死亡,也都由相关国家自行承担后果和处理善后事。

本来中国已于今年初开放给世卫组织专家团在武汉调查一个月,结果没有证据证明病毒源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原本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一向不认为病毒源自“人为”(实验室泄漏)而是由动物自然传播。但自从其邮电被意外公开后,他又有所保留要求中国公布在202010月时武汉实验室的9位职员健康的报告。

针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中国也提出谴责,指责美国“无的放矢”,连带也严厉批评拜登说要情报部门在90天内提呈报告,以证明是武汉实验室外泄病毒所致。奇怪的是,为何不是医药专家调查,而是由情报人员介入?对此,中国也挑战美国公开其在世界各地的200所病毒实验室供世界专家调查以示公平。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再也不是枪炮就可以打开的大门,就不知道为何美国不与中国一道研究,以更快的速度扑灭病毒,造福人类。毕竟美国成天叫嚣“中国威胁”、“中国病毒”又解决得了世界的大灾难吗?

当世界经济无法形成一个不败的体系时,奢谈病毒来源,猛追“零号病人”,处罚无辜的民众,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抹黑中国,世界经济就能起死回生吗?世界和平就有所保障了?

 刊登于2021年6月9日《东方日报》

8.6.21

抗疫行动的最后一仗?

在东盟10个国家中,根据64日的记录,马来西亚是名列第一被确诊的病例,共有7748宗,比起菲律宾的7183宗;印尼的5353宗及泰国的3886宗还要高。

在今年5月的时候,我们的病例甚至一度冲高到9千多宗。虽然在61日起实施FMCOEMCO,疫情只有少许下降,但在东盟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这不是说马来西亚已进入制高点,而是在今年5月以来,疫情的突然恶化,才有了今日全面封城的措施。按照秩序,被确诊病例及死亡人数排位如下:

国家

63日病例

累积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

印尼

5353

1837126

51095

菲律宾

7183

1247899

21357

马来西亚

8209

595374

3096

泰国

3886

169348

1146

缅甸

122

143945

3221

新加坡

34

62145

33

柬埔寨

729

32189

236

越南

250

8063

49

寮国

9

1943

3

汶莱

0

244

3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日增病例仍居高不下,只剩下几个小地区仍保持绿色外,大多数地区已进入紧急行管令(EMCO)或全面封锁(FMCO)。

若与全世界相比,我国竟也在今年4月以来不断提高被确诊的病例,如今已逼近60万大关,超过3千人死亡,在世界排名第39位。这一危险水平意味着政府必须全面封城,不能再有所犹豫。如果我们不希望我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实施行管令,那么国人有必要接受政府的指令行事。例如中国在2020年对武汉封城,从123日起到325日,总共76天,便有效地控制疫情,城市也得以重开。较后在2021112日至29日的河北石家庄部分地区也实施封城。至此疫情基本上已受控了。反观,马来西亚在时紧时松的管制下,效果并不理想。

例如,从2020318日起至53日,实施四个阶段行管令(MCO);54日至69日实施放宽行管令(CMCO);而在610日至2021331日,实施复原式行管令(RMCO)。严格来说,政府从未全面解除行管令。鉴于疫情恶化,政府从61日起全面封城,直到614日再行检讨。

其实,解除危机的唯一方案就是加快注射疫苗,不能够一拖再拖。截至今日,我国只有1百万人接种两剂疫苗及另1百万人接种第一支疫苗,不到人口(32百万)的10%,难怪病毒肆无忌惮,也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在美国,已有1亿3千万人接种两剂疫苗(占人口40%)及另有1亿6千万人已打了第一次疫苗,占人口的50%。我们则是远远落在后头。如果西方国家疫情得以下降,东方国家又不断升高,后果也真的不堪设想。

此外,我国也出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最明显和严重失误的是贸工部统一由它向指定公司发出营业批文。结果与国防部长伊斯迈抬杠。在过量的申请下,网站失灵,许多人仍拿不到准证。这种临时临急改变措施的做法,令民间怨声四起。正在此外,《当今大马》报导,已有10万人签名要求阿兹敏下台,理由是无法履行高级部长职能。

更有听闻,酒业也能获准营业,就不知其理由何在了?反之又听闻有议员质问为何过去一向以来允许中药开业应急,如今却在没有任何指示下,不作任何回应,令人费解。

我们也发现到由于政府是由至少10个政党组成,显得有些架床叠屋或权力交叉。这些执政成员党包括了土团党、巫统、伊斯兰党、马华、国大党、民政党、砂拉越的政党联盟,至少5个,及加上沙巴的国阵与国阵成员,已是超过10个政党组成的大排档阵营。

如果按照世卫组织成员阿带巴所说,预期到今年9月份,我国累积死亡病例会达到26千宗,较目前的3千宗高出9亿,那我们现在的努力不是“白费心机”了?

既然她认为我们已承受不起MCO 4.0 5.0,那么政府就要对这次行动负起责任。也就是说,这是政府的最后斗争,只许胜,不许败!我们能做到吗?

 刊登于2021年6月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