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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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7.1.21

支持弹劾特朗普

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不再是美国的总统,但在参议院尚有一条法案将在28日进行讨论、辩论和表决。这个法案是弹劾已经下野的特朗普。表面上看来是很滑稽的,人都不在职位了,还要弹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按照条文规定,如果参议院通过弹劾案就会有两种效果,其一是若有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法案(参议院有100名国会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50。过去一向来是共和党占较多席位),特朗普将会失去退休总统拥有的特权,也不能再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其二是参议院若只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则其后果是限制特朗普在政府部门任职。因此一般预料参议院内只有少数共和党议员转向支持民主党的弹劾案。换句话说,参议院最后的结果是只能以简单的多数票通过弹劾,不会让特朗普输得扑地不起。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述两名共和党议员的立场,就可知道共和党人有议员不会背叛特朗普的。例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说,特朗普对16日的暴动负有责任,但他反对在参议院进行审判。这并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只会促使国家陷入瘫痪和分裂。

而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则认为特朗普犯下煽动暴行行为是可以被弹劾的。如果不能在参议院进行审判,那什么事是可以在参议院审判的?

这位曾在共和党内竞选总统时出局的参议员进一步说:“法院已经查明,没有证据证明五个州的投票是有舞弊的”。特朗普则认为他的选票被偷天换日。

回望过去,我们有必要拉出特朗普的旧账,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谋想在2020年大选时获得连任,因而在2019年使出手段,强行要求乌克兰总统揭露拜登父子的污点,以使拜登未战先败。这种动用外国政治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手段被认为是犯规的。因而刺激民主党动用众议院的多数席对特朗普投下弹劾票,罪名是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前者是以229票对198票通过;后者则230票对197票通过。但在较后转到参议院表决时,则前者以48票对52票被否决;后者以47票对53票被否决。

特朗普的胜利也意味着他更有信心能再次连任,因为连希拉里这么强大的对手都被打败了,拜登也不足为患。但他还是如同尼克逊总统犯了邪念的错误。尼克逊为了寻求蝉联,在1972年发生了“水门事件”,派首席安全问题顾问麦科德及其他10人潜入民主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和偷情报文件时,当场被捕。1974年,尼克逊以自动辞职换取不被起诉而坐牢的厄运。

同样的,今天的特朗普也走着与尼克逊一样错误的道路。先是在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明知胜利甚微,却联同外国政界调查希拉里的邮件,共有6万多则,其中有3万则被查出在其私人邮件中有些是关系公务的,怎可以当私人邮件处理?后来有人查知是俄罗斯普京输送不可公开的资料给特朗普,也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扳倒希拉里,完全得利于普京的幕后黑手。

正因为特朗普与普京的惺惺相惜,也造成一向与中国没有太大往来的特朗普转向中国射出一支又一支的冷箭,几乎已达到万箭穿心的地步,整个世界也被搞得不安宁。

身为美国最大右派的特朗普,对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好感,甚至加以鄙视;尤其是俄罗斯已走回资本主义的道路,特朗普自然不会让中国在另一个体制下有好日子过。

当我们在2018年看到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已意识到这两个大国必然会有一场火拼,即使不是大动干戈,至少挑衅与对抗已成家常便饭。

特朗普除了要在贸易会上堵死中国,使其困在亚洲圈内而备受孤立外,也企图进一步在欧洲筑起围墙。但意想不到的是,在2019年突然爆发新冠肺炎(Covid-19)后,整个世界已在不经意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先是中国首当其冲,被疫情的袭击搞到封城封县,也忍痛将人与人之间隔离。对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是空前灾难,但不是绝后的。

中国截至去年7月,新冠肺炎已近9万例,共有4千余人死亡。所幸在7月之后,疫情受到控制而缓和。

遗憾的是,在中国宣布战胜疫情时,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先后陷入危机,直到今天被确诊的病例已上亿宗,死亡人数也突破2百万人。这可怕和恐怖的数字竟未让特朗普感到惊心胆战,反而一口咬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了特朗普的口头禅。

抑有进者,在咬死中国是病毒来源的同时,特朗普又拉拢的右翼人才组成了反共反华大阵营,有的洋人学了汉语,站在墙头骂汉人;有的华人学英语,也在后面把中国抹黑成一个乌烟瘴气的国家。

当特朗普及蓬佩奥洋洋得意已杀下中国的威风时,他们进一步制造台独、港独乃至新疆人种灭绝论的宣传,又对中国留学美国学生进行不实指责,把他们全当成中国特务(33万人),真是匪夷所思。

再者,当中文走进西方世界时,又指责“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似乎已到了无所不反的地步。

如果特朗普在16日的告别演词中具有煽动暴力的倾向,而必须被参众议院进行审判,那么特朗普与蓬佩奥粗暴地干预中国内政,又该当何论?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6日大乱国会肇5人死亡,更有“暴民”闯进国会,在议长办公室坐着翘脚,也难怪议长佩洛西不愿放过这批无法无天的捣乱分子。

对此,特朗普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他在任期内做了许多错事,搞得美国人民无所适从,也搞得人民分裂;搞得国际关系以意识形态来识别;一个反华反共的集团正在酝酿中,若不及时遏止,离世界毁灭不远了。因此美国政府及参议院应有勇气制裁及弹劾特朗普。这个世界容不下另一个“狂人”掌控世界。

 刊登于2021年1月27日《东方日报》

25.1.21

拜登收拾特朗普烂摊子

虽然特朗普曾说一旦当选总统他不领薪水,但从他当政4年来,花在打高尔夫球的开销和其他开支已远远超过他4年的薪水,共达1.42亿美元。由于他的好大喜功,口无遮拦,也不理对错,前前后后开罪了不少人;更在国际社会颠倒黑白,以致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引起的争论是意料中事。他不但对黑人及有色人种的入境布下障碍,需劳动法院介入办案;而且在美墨之间的边境建构围墙,防止墨人涌进(拜登已签令停止兴建围墙),也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埋下阴影,纷纷指责他其实是防止有色人种的增加而压过美国的白人(目前美国的白人占52%,有色人种占48%)。

在告别演说中,特朗普对他在总统选举中获得7500万张选票感到骄傲。但是当一批暴民在16日闯入国会大厦骚乱后,特朗普不敢再声称这些人代表了7500万选民的心声,而是加入谴责行列。这意味着特朗普较早前误导民众对选举结果不服,是带有煽动性的。为此,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是针对特朗普的不良行为在众议院做出两度投票促请副总统彭斯主持弹劾特朗普的议决,但被后者拒绝。此事尚未了断,就不知佩洛西还有下一个行动吗?

很显然的,佩洛西也是受够特朗普的奚落,有一次在国会内拒绝与她握手,以致后者当众撕掉特朗普的施政报告。

特朗普为何直到今天还不认输?主要是他坚持有些州的“投票舞弊”,但又无法在法庭站得住脚,也就被拜登的306张选举人票压倒他的232张选举人票(美国总统选举时根据候选人在某个州的得票率定输赢,胜者拿完该州的选举人票)。不过拜登所得的选票也比特朗普多出550万张,共达8100多万张。

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生于1942年,今年79岁,可谓是大器晚成。

1972年,他在29岁那年当选参议员。可是在宣誓前,他的妻子利娅及幼女娜奥来在车祸中丧生,乐极生悲。

虽然在后来他曾努力要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却未能如愿,只得在2008年当选副总统,成为奥巴马的副手。直到2020年,已经78岁的拜登才获得民主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先是不被看好,后竟转成热门人物。

其实特朗普把战场设在美国以外作为竞选主轴是错误的第一步,因为美国人优先的口号不是用来打中国的,而是要使美国更强大的。

下来特朗普第二个错误是在2018年掀起中美贸易战,且课以重税征收中国来货。这一仗美国取得胜利了吗?美国也因之不再依赖世界贸易组织来应付中国崛起的威胁。也在去年2月因新冠肺炎引爆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已重新加入)。

截至121日,全世界确诊病例已接近1亿,也有超过两百万人死亡。单单在美国就有25百万人确诊,酿成40万人丧命。

相比之下,中国的确诊病例为8万余例,有46百多人死亡。

为何两个大国的疫情相差那么大?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特朗普给拜登留下的烂摊子,也真的无法在短期内被全面控制下来。虽然拜登在上班的第一天就一口气签下1.9兆的费用,其中200亿用来购置疫苗;而500亿充为实验之用。

无可否认的,拜登在就职礼上的讲话显得平和而中肯,他不断强调的是民主的价值,不容许任何人使用暴力将之破坏。

在不使用“美国人优先”的理念下,拜登提出的是:“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恐怖主义正在抬头,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将会战胜。”

“我请求每一位美国人与我一道加入这项事业,团结起来抗击我们面对的敌人:愤怒、憎恶和仇恨、极端主义、目无律法、暴力疾病、失业和无望。只要我们有了团结,我们可以成就了不起的事情,包括纠正错误和战胜致命的病毒。

我们正在进入的可能是最为艰难、最为致命的疫情阶段。我们必须抛开政治分歧,是时候凝聚成一个国家来面对这场大流行疾病,我们将一起渡过难关。”

在演讲中,拜登绝口不提中国的“威胁”,也不希望挑起了无止境的对峙和对抗。即使我们不以为拜登的政策会有大改变,但我们相信拜登所要追求的是让民主和希望、真相和正义茁壮成长。

愿拜登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愿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的灯塔,照亮人类的未来而不再是仇恨与不断斗争的世界,更不是分裂的美国和持续对抗的中美关系。

 刊登于2021年1月25日《南洋商报》

20.1.21

安华决战慕尤丁

刚过去的2020年是马来西亚陷入黑暗的一年,不但新冠肺炎(Covid-19)日益恶化,而且政治上的斗争更是此起彼落,日新月异。

当转入2021年时,情况变得更糟。例如根据卫生部截至118日的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共3306宗,死亡人数共达605人。前前后后,共有161740宗的确诊病例,形势不容乐观。在过去一周,每天都是四位数,最高是在117日,共有4029宗确诊病例。截至117日,有205人在紧急病室救济,到了118日已增至240人。照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马来西亚的病例在不久后就会飙升至20万例,死亡人数也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这是进入第三波的疫情,形势比2020年更为严峻。因此政府在2021112日宣布疫情严重的州属实施回行管令(MCO)直到126日。过后政府会否延长限制令尚得视局势而定。

基本上,这次的行管令与前次的行管令并无两样,不过警方也不再处处设路障,调查往来车辆与行人。连日来在行动管制令下,市场显得冷冷清清,了无生气,许多靠买卖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有人因此抱怨,若是再继续管制下去,恐怕会有更多家庭开不了锅,其中小贩行业更是叫苦连天。

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又获准颁布紧急状态至今年81日。

究竟什么是紧急状态?为什么有了MCO后,又要紧急法令?这得从历史说起。19482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在同年的6月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在于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用以查封左翼政团,也大加逮捕左翼人士,更有多人被遣送回中国。

这就是说,英殖民政府动用紧急法令是为了打击左翼运动,包括马共在内。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操作是为反共剿共而设的。

相关法令前后实施12年(1948-1960)。在1960年时,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于1957831日独立)才在国会提出解除紧急状态,即意味着马来亚不再实施紧急法令了,而改用另一道法令,称为内部安全法令(ISA) 取而代之。

其后政府也有动用过紧急法令应对危机。比如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印尼总统苏卡诺发起“粉粹马来西亚运动”,偶有军事冲突,国家也因之进入紧急状态。但在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后,苏卡诺大权旁落,也就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紧急状态也因此取消。这种在国与国的对峙下,实施紧急法令被认为是政治安全大过天。

1969年时,马来西亚不幸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有鉴于事态严重,国家旋即进入紧急状态,终止国会,另立“行动委员会”,取代首相东姑权力。经过一年有余的半军管控制后,已升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在1971年宣布解除紧急法令。

在佈满阴霾的年代,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嘎然而止,国会也停止召开,以致在1970年出炉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无需要在国会通过,而是由“行动委员会”搞定。

在当时,身为巫统第二号人物,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敦伊斯迈形容这次的紧急状态的实施意味着“马来西亚民主已经死亡”。只因这是种族政治带来的结果。这就是说,连国家领袖也不赞同动用紧急法令治国,因它否定了民主。

以此相比,这次的紧急状态不是说其实施是否合法(因为政府和元首都有权力做出决定),而是认为在疫情肆虐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实施紧急状态,毕竟疫情非政治行为,国家有因之陷入危机吗?

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安华起而发难,向首相作出挑战,因为他认为有了MCO已足够,根本不需要动用紧急状态,而且也不能保证疫情会因此被控制而下降。

为加紧行动,安华两手出击(一边收集议员签名向元首请愿取消紧急状态;另一边则自行向法院提出诉讼),也得到10名前律师公会主席的支持。

与此同时,曾是巫统总秘书而最近才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撤职的国阵秘书长与“全民共识”的秘书长安努亚说,巫统内有分裂,他本身支持巫统继与马华合作,而阿末查希则倾向安华。

现在看起来,反对党内不但有不同的派系,而且有者也各自为政。;尤其是马哈迪表达不能让慕尤丁成为独裁者。但他在这场斗争中不为安华站台,也就变成慕尤丁与安华的斗争再次进入鱼死网破的关键时刻。

在慕尤丁看来,如果他能够得到多数巫统议员的支持,加上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支持,其政权就会被加分而趋向稳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是安华或慕尤丁,他们所得到的支持是不相伯仲的,只在几席中旋转和来回。对安华而言,比较有难度的或者是怎样将行动党纳入执政集团内,毕竟行动党从60年代开始,就与巫统不咬弦,而且巫统也从来没有招行动党入伙。直到2008年,火箭才展示其威力,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火箭的势力有增无减。但最近党内又面对一些分歧和压力,可能会对行动党的整体化形象有所影响。

即便形势有所改变,慕尤丁所要依靠的依然是巫统内反安华的势力与伊党的支持来挡住安华的猛烈攻势。

虽然直到目前为止,紧急法令尚未被用来对付反对党和异议者,只是应用MCO天天集中对付疫情。除非疫情因紧急法令实施而有所下降,不然慕尤丁的紧急法令就会受到挑战。

如果说过去的紧急法令是因政府面临政治危机和威胁时才加以动用,现在当然也可以宣称政府同样面临危机和威胁。但两者相比,性质大不相同。前者是政治敌对集团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是“兄弟阋墙”的斗争。

在同是一家人(大家都出身巫统)的屋檐下,动用紧急法令作为武器似乎夸大彼此之间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说到底他们争夺的是人事的变动,不是制度的改变。

也许最干净利落的方案是举行大选,但问题是大选要在什么情况下举行?而紧急状态台又在什么时候结束?

说来说去,在这场新的斗争中,马哈迪不再是主角了,他只能成为其中一名配角,因为他在过去两年内已把手上的筹码都输光了!

 刊登于202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18.1.21

特朗普失江山也失盟友

美国选举在无法改变结果下,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6日冲向国会大厦进行暴乱,引发冲突。在冲突中,不幸有6人死亡,其中两人是警员。政府也因之在白宫及政府建筑物降半旗,以示哀悼。

不仅于此,美国六大军中参谋长在112日举行联席会议后,一致谴责暴动行为,强调美国赋予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并不包括诉诸暴力、煽动和叛乱的权利。

在这方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112日在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共223票赞成及205票反对),但所通过的只是吁请副总统彭斯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的第四条款。可惜副总统彭斯拒绝了佩洛西的要求,他认为这样的行动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建议双方让沸腾的情绪降温。

为此,佩洛西又于114日启动第二轮投票,结果以232票对197票通过。但参议院拒绝提前审理。也就意味着要过了120日的就职典礼后才能处理此议案了。

但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特朗普民粹主义还会继续燃烧,将国民导向偏激的路线。如果各走极端,将是美国民主的悲剧。

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以“美国人优先”为主导思想,并没有种族之分在内。但在去年发生的黑人弗洛伊德命案引发连串抗议和示威,暴露了特朗普的“白人至上”的思想,对有色人种持有歧见。目前在美国有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公民比例是51%49%,如果再让有色人种入籍美国,难免会助长非白人的公民数字。

为了打压非白人的入籍和为了制造美国是白人的国家,特朗普也就将民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人曾质问,为何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会成功,反而走向民粹主义?而中国却能在国内用民族主义激情促成国人的团结与面对的挑战。

正因为特朗普持有标新立异的新思想,样样以美国为主导,彻底和绝对的反华反共,也就鼓动中美贸易战。当贸易战进入难分难解的阶段时,特朗普又与国务卿蓬佩奥一唱一和指责Covid-19是中国传播的病毒,并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乃至怂恿一些民间团体或半官方团体或个人向中国索赔,企图造成一面倒的情势。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怀疑在美国留学的33万中国学生几乎都是间谍。蓬佩奥更是煽风点火卷起新一轮灭共行动,重申将全面关闭孔子学院,并指责中国对香港施以“一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在这样的固执偏见下,民族主义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另一方面,中国族群是以汉族居绝大多数,也就在中国走向共和后少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同时在社会主义信念下的种族主义也被调低而用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打造新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逐鞑虏(赶走满洲人),恢复中华”。但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把少数民族容纳在内,宣布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组成,不存在驱逐鞑虏。

这种在关键时刻成功地将民粹主义导向民族主义也就冲淡了民族/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格斗了。虽然在70年代中美从敌对走向和解,且享有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不幸的,突于2018年美国的新政府锋口一转,把剑指向中国,两国关系的恶化随时都会擦枪走火。

更令中国不能容忍的是,美国的特朗普和蓬佩奥的一唱一和下,挑起了台湾问题。

其一是在2016年接听蔡英文的电话,祝贺特朗普当选总统(打破惯例)。其二是2020年的8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其三是在2020918日,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其四是蓬佩奥于202119日突然宣布解除在美台关系上所有自设的往来限制。

就在2021113日拟动程访问台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却在12日宣布取消行程,以确保“政权交接平稳”。

正是这个时候,台湾财政部发表的2020年“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其中出口中国大陆的货物创历年新高,占出口额的43.8%。依照数字出口大陆达1367.4亿美元,占台湾总出口的43.8% ,比起2019年的951亿美元增加了14%。至此舆论抛下一个问题:是否在“依赖中国”或“两岸脱钩”中,任选其一?

明乎此,台湾的生存与发展依然离不开中国大陆。因此鼓动“台湾独立”的特朗普之流,注定是白费心机的。因没有考虑到台湾人民的生存立足点在哪里?

 刊登于2021年1月18日《南洋商报》

15.1.21

取消高铁非明智之举

经过拉拉扯扯的争议后,马来西亚政府终于在开年第一天(元旦日)宣布“终止隆新高铁计划”。这意味着前首相纳吉签署与带动的隆新高铁已胎死腹中.因由何在?倒是有各种说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国家没钱,不能应付这沉重的债务;另一种说法是马来西亚要给国内的企业公司承建,但只是从吉隆坡到新山,究竟真相如何?尚没有人透露。

针对此事,前首相纳吉认为不能用如同建设普通铁路的成本作比较,因为不建高铁,等于马来西亚自废武功,也追不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脚步。既然中国在短短的十年内已成为世界上拥有高铁路线最长的国家,共有24千公里,约占全球高铁路程数的2/3。因此纳吉认为可顺着这个发展趋势让马来西亚从中受惠。因为这也是我国迈向先进国的一个重要的门槛。

根据纳吉说法,目前我国的铁路发展已进入停滞状态,连铁路电气化与双轨化等最基本的基建至今仍未完成。

究竟什么是高铁(High Speed Rail)?根据专家指出,这是要特别设计的,列车与铁轨各有要求,至少能承受每小时250公里之速度;另外也可将原有的铁轨技术提升,行驶速度也不能少于每小时200公里。因此不论是另建新铁轨或提升原铁轨技术都要付出巨款。(按照目前我国的列车时速每小时140公里,尚未达标。若要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则还要提高列车速度至少每小时100公里)

有关这项宏伟计划是2013年马新两国领导人会谈时达致的协议,纳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高铁一旦落成(2026年),乘搭高铁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只需90分钟,生意人可以在一日内办完公事返回。虽然纳吉没有透露造价是多少,但有人推算出将在800亿令吉至140亿令吉之间。

有关隆新高铁每小时一班,途经布城、芙蓉、爱极乐、麻坡、峇珠和依斯干达公主城。

不过马哈迪不信800亿令吉的造价。他说,经过专人估算,应在1100亿令吉之间。因此马哈迪说一旦希盟执政将取消这个计划(先是取消,继是展延)。

此外,马哈迪对关丹的马中产业园有意见,认为围墙过高,外人看不到里面。后经过修改,争议才告停止。但在当下新冠病毒肆虐下,一切的操作都只得暂停。

反倒是东铁计划经过削价成440亿令吉后,才按照工程推行。但这之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对巴生港的改造,以使它成为世界名港之一(现在排名第12)。也不知何时动工和完工?以对东铁有所增值。

令人诧异的是,原本被炒得火热的马六甲皇京港(Malacca Gate)是要与中资合作的私人投资,以打造成另一个与柔佛依斯干达森林城市可媲比的卫星城。只是不知为何,有关计划也沉静下来。虽然马六甲首席部长苏莱曼否认此计划已取消,但仍未见曙光。

与此相关连的是,马哈迪在1995年建议将马六甲的直落贡(Teluk Gong)和印尼苏门答腊的鲁巴特岛(Pulau Rupat)衔接起来,全长48.69公里。另外再兴建长达71.2公里的大道,从鲁巴特岛衔接最靠近的城市都迈(Dumai)。可是有关计划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被搁置)。即便在2013年时马六甲首长重提此议,也一样没什么战略意义。

但如今情势完全不同了,印尼已打通雅加达和万隆的高铁工程,一旦启用,那么整个东盟国家就会凭藉马六甲的战略地位而重提此议。也许当下印尼更在意的是从马六甲到雅加达的大桥高铁。

相对而言,隆新高铁在此时放弃与新加坡的合作,若是准备关起门来将高铁从新山到吉隆坡,就大失意义了。从长远看来,马来西亚必须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如今中国的高铁已能从浙江义乌和连云港通向欧洲;而泰国也在后头赶上。一旦越南、柬埔寨也能有高铁通向中国,只剩下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落人之后,情何以堪?

根据所知,各国的铁轨有不同的标准,在衔接上也有其困难。例如有1000毫米窄轨(东南亚使用)、有1435毫米宽的标准轨距(欧亚国家使用)、有1520毫米宽的阔轨(俄罗斯使用)及1676毫米宽的阔轨(印巴使用)。

如果多数国家不变轨下,就需要各国的列车增建转轨齿轮,以便快铁能持续行走。这就需要投入较高的资金了。

其实,政府在终止高铁上须赔偿新加坡已动用的开销高达1500万新币,也会有其他补偿,有说3亿令吉;又有说5亿令吉。同时,政府也因终止天然气输送管项目,已支付6.3亿令吉的利息。这两项费用加起来是大马在出血下一无所得。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马来西亚政府不再提出马哈迪早年的“泛亚铁路”计划,或已被中国消化在“泛亚铁路网”内。根据马哈迪在1995年向东盟国家提出了泛亚铁路时,当时中国尚未有高铁。

后来有关计划在1999年的东盟交长会议上被接纳后又调整成中国的“泛亚高铁网”内。中国是准备从昆明做起点,经过曼谷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尼是后事,不再此议了。

同样的,马哈迪的计划也是从新加坡经过马来西亚再到曼谷而后在曼谷集中,但是普通列车而不是高铁。这就与目前的高铁计划有别了。

按照学者周利(上海党校国际关系副教授)在其论著《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说,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已能在丝路的历史基础上被提出和复兴。

过去,陆路交通已被海路取代;尤其是亚洲与欧洲之间,在使用海运方面,其成本比陆路增加50%

既然在新的21世纪,建造输油管和天然气管已成为中国进口的新渠道,因此在此时发展的高铁也有助于减低交通费用。

因此美国杜克大学的高柏(Gao Bai)教授充分肯定高铁将会整合亚欧的联系。高铁的崛起将使处于沉默许久的欧洲翻然醒悟中国的大陆桥(陆地贸易)竟能成为新纪元的最伟大的贡献。

以此推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高铁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象征,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

(本文作者也是“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

 刊登2021年1月15日《东方日报》

14.1.21

迎接安华回“娘家”?

马来西亚政局将在不久后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回是巫统在这场政变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为什么巫统能够在去年2月喜来登政变时对土团党给予极大的支持,而不到1年的时间又变卦?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巫统在1年内两度改变立场?

这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远因是从一开始就是执政党的巫统不能接受在掌权63年后失去政权而成为反对党。在失去政权后,又至少有18名国会议员从巫统跳槽进土团党。

2018年大选后,重新担任首相的马哈迪公开和坦然地促请巫统议员蝉过别枝,因为土团党摆明是要取代巫统的政治地位。

在马哈迪看来,土团党不但要东渡沙巴(一如在1994年沙统的慕斯扎法引进巫统当成是送给马哈迪的厚礼),而且也下决心取代巫统。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2018年的大选前后一直形容巫统已沦落成家族政党,为私利而斗争。这一绝招也击中巫统的要害,成功地塑造一个以马哈迪为首的新形象,让人民齐声欢庆“天亮了”!

当马哈迪亦步亦趋要把巫统抛在政治门外时(在1988年高庭宣布巫统是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用“新巫统”取代“旧巫统”。这巧妙的政治策略让人目瞪口呆,原来政治也是可以一变再变的),却被巫统发现马哈迪走的仍是巫统老路,目的是要“铲除”巫统的一些领导人。

于是在快刀斩乱麻下,巫统与慕尤丁一拍即合,土团党也在慕尤丁领导下将马哈迪排除在党外,即刻与巫统结盟。

这种临时凑成的结盟也出现政治怪胎,一边的国阵继续保留;另一边与伊党结盟的和谐共识(Muafakat National)又是另一个组合。再下来就是所谓国盟(国民联盟)(National Alliance),其中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及沙巴大团结政党和立新党。从上述看来,今天执政的组合是杂乱无章的。

这就回到安华在去年9月发表的“变天论”,可是因种种原因被拖延,安华也无法取得最高元首的“通行证”。

最近安华又重提已再向元首提呈支持者的阵容,他也希望这次能“开花结果”。

说实在的,华人大部分是不认同与霸权的巫统合作,马华在国阵的日子已提供答案了。如果行动党一直“洁身自爱”,不与巫统“同床共眠”,那么华人又能在政治上获得什么权力呢?

无可否认的,当2018年行动党成功地成为执政党后,它的言行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基本上“效忠”于马哈迪多过于土团党、公正党等。

就我们考察,巫统能在风雨中挺住且在今天又回到昔日的风采,是因为这回他掌握了主动权。即使先让路给安华出任首相,那又有什么差别呢?安华也是从巫统打滚出来的政治风云人物。虽然他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官职,另起炉灶,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巫统永远是他的“娘家”。

2008916时,他喊出变天,主要是依据巫统的支持而行动的。一旦巫统噤声,便证明安华重返主流还不是时候。

也因此在2020年时,安华也表明他的支持力量超过半数,主要是他得到巫统上层的“祝福”。如今再次吹起号角,这一回应该是真有其事了。

安华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要依靠巫统的支持力量。因为在马来社会;尤其是乡村区马来人都以巫统为导向。这不是他不给力于行动党,而是行动党在怎样强大,也无法超过50席,与过去拥有百席的巫统相比,又得另当别论了。

这一回,如果一切如安华所愿,那真的是回娘家了。在这条路上,当然他会把行动党和诚信党带上。这种双赢的局面也说明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

今天巫统迈出正确的第一步,准备迎向一个新时代,那么行动党也要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保守思想;公正党肯定会扮好其角色,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如果在合作的过程中,有人中途退出或反对也难以改变结局,因为巫统、公正党和行动党合起来的席位已经达到118席。即使少几个席位支持,也还是得以组成较稳定的政府。

不过,为向人民交待,最好在今年内择日举行大选,减除后门政府之说。

 刊登于2021年1月11日《南洋商报》

7.1.21

马来由与马来人的“新解”?

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权是在战后出现的思潮,主要源自于英国殖民政府在19463月正式提出新的宪制,称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并准备执行。但在同年5月,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集会,共同反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因为这是由英国单方面制定的宪制,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同时也对公民权全面开放。

当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1946年)。自此之后,英国放弃实施“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转与巫统商议另立新的宪制。

1947年新的草案《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公布时,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不但浮上台面,而且也在政党推动下形成马来人必须要保卫和坚持的信念。

自从1950年英政府查封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后,其主席布哈鲁丁即被扣捕,而巫统顺势取代其地位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期间都牢牢地控制政权,因为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是以巫统为核心。虽然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立独立党(1951年)、农长阿都亚兹另立国民议会党,倾向印尼苏卡诺总统(1963年)、东姑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与马哈迪对抗(1990年);而安华也建立其公正党向马哈迪叫阵(1999年)及马哈迪在2016年组建土著团结党,与纳吉领导的巫统正面交锋。这之中除了拿督翁和安华主张多元政治和人民主权外,其他的党领袖一旦离开巫统后依然高举马来人至上的旗帜。他们不但组建了种族政党,也朝马来人大团结方向迈进。

即便拿督翁、阿都亚兹和安华有开明的思想,但在关键时刻还是相信巫统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力。安华更是从2008年起就相信巫统内部力量仍是他的后盾。

至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1996年吃回头草更是反映出他的种族思想并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提出与马来人至上相左的矛盾建议而混淆视听,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他重申唯有巫统掌权马来人才安全,否则国家也不会和平,因此巫统不能屈服于土著团结党。

此外,姑里在对巫统表达忠诚外,也发表一篇让政界震惊的言论。他建议恢复布哈鲁丁早年的构思:给每个人(不分种族)发出“马来人公民权”。这构思在过去曾遭受恶评,但姑里希望各造能考虑这一方案。

有关这个建议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在巫统与英方尚未公布新宪政前,左翼阵营内有人提出政府发出统一的公民权,既然我们是马来亚国家的人民就称“马来由”民族(Melayu)吧!只要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称为“马来由”民族又何妨?反正只是个称呼而已。这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也是马共的代表对“马来由”的字眼所作的诠释。他说,好不好听是不要紧的,重要的是国家政治良好,公民能享有一切权利(按:“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Party)是一个政党组织,成立于194512月,立场左倾,有马共代表在组织内。先后担任这个政党的秘书长的有林建才及余柱业。但这个组织在1948年自动解散)。

马来亚民主同盟曾在1947年加入由陈祯禄领导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CMJA)在19471020日参与领导大罢市,抗议英国与巫统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宪政。其中主要的改变是:加上申请公民权的条款,除了槟城和马六甲居民可自动成为公民外,其他各州的华人都要申请公民权。

各州苏丹恢复管理回教事务,而马来人也享有特别地位。为避免混淆,协定中对马来人的定义作出解释:①信奉回教;②操马来语及③保留马来传统生活。由于马来人具有特别地位,自此之后,所有的马来人都成了被关怀和年被照顾的族群。

与此同时,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及以布哈鲁丁为首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也共同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

人民宪章建议所有马来亚人概称为“马来由”(Melayu是马来文,英文则称为Malayan)。这是民间坚持的一个称号,即大家都称“马来由”民族,发出的公民权也叫“马来由”公民权。可惜不被英方接受。就这样,在19482月,英方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接着在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布哈鲁丁及布斯达曼提出的马来由民族也就无疾而终。

至于东姑拉沙里提出的布哈鲁丁又是谁?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布哈鲁丁(1911-1969)是一名顺势疗法医师,早年在苏门答腊受教育。1928年赴印度阿利加大学(Aligarh University)攻读自然疗法,也学习哲学。

1928-1937年,他在印度参加反殖运动,个人也曾接触巴基斯坦之父真纳。后来转赴巴勒斯坦介入反英斗争而被捕。

1937年返马后,又因介入马来青年运动(KMM)的反英活动又被捕。

1945818日,在日本几近投降前夕,布哈鲁丁在印尼结识了苏卡诺和哈达(后来成为印尼正副总统)。布哈鲁丁也在那个时候与苏卡诺签署以在将来成立大印尼共和国,马来亚被列在其中,但计划胎死腹中。

1945年初,他加入了马来国民党(MNP),不久后成为主席。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英国查封,被指涉及共党活动。布哈鲁丁再被捕入狱。

1955年,布哈鲁丁与布斯达曼共同组织左翼的人民党。翌年他被邀加入领导伊斯兰党,从此这个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政党被布哈鲁丁注入政治血液。除了服膺于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外,他也带领伊党与左翼的社阵合作。

1965年,布哈鲁丁再次被捕。这一回被指控他要在巴勒斯坦成立流亡政府,。1966年被释放后,已不再过问政治。1969年病逝。

虽然布哈鲁丁用“马来由”与东姑拉沙里的“马来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种族政治仍分清界限下,其他民族要转化思想相适应还得一个长过程;而马来人是否接受这样的变动也还是一个大问题。

 刊登于2021年1月7日《东方日报》

4.1.21

新的一年迷惘的一年?

当我们用沉重的心情送走多灾多难的2020年时,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忐忑不安的2021年。这个世界要承载太多的不幸和悲剧来面对新的挑战,而这新的一年又无法算计怎样共度时艰?

不论是五千年前的原始时代,或是五千年后的科技时代,人类的命运竟然无法避开瘟疫的摧残。例如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27-565年)时期,鼠疫首次在欧洲肆虐,吞噬25百万人的生命。因年代久远,很难确定真正的死亡人数。第二次鼠疫则发生在中世纪,约于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的蒙古、欧洲、中东及中国等地,造成75百万人死于非命。欧洲人口几乎少了一半。直到公元16世纪文艺复兴的曙光,才慢慢照射了黑暗的大地。

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内就有提及尚有1.6万犹太人也被杀死,因他们被指责是瘟疫的传播者。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也在后来被希特勒学到了。

第三次鼠疫是于1855年在云南被发现的,接着也传播到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等60多个国家,造成12百万人死亡。但比起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鼠疫,死亡人数是大为减少。虽然这场病疫延至廿世纪50年代才真正结束,但在1910年到1937年在中国来了一位华籍医师伍连德,终于在短短4个月内控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他也查到真正的病菌是源于东北的苏联边境、蒙古及贝加尔湖的土拨鼠(旱獭)的体内含有鼠疫杆菌病毒。多亏伍连德成功地切断病毒的蔓延,只酿成6万名东北人丧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位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医生,也为大马人争光。

未想在2002年时,广州及香港突爆发非典型肺炎(俗称 SARS,萨斯),所幸只造成8千余人被确诊而只近800人死亡,且未及一年就被控制下来。但真没想到,在事隔16年后又突然爆发新冠肺炎在武汉被发现。从201912月医务人员有报告不具名病毒发生后,乃在2020123日起全面封城。世卫组织形容对拥有11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锁是前所未有的先例。

根据湖北省医务单位报告,自从在123日封城后,在2月份疫情渐受控制,因而在48日后,当局才解除管控,民众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尽管武汉人民积极配合,也只用76天就完全控制疫情而获得好评。但胜利并未给武汉带来喜悦,也未给中国松一口气,反而是西方国家在去年4月份后因疫情四处扩散而怪责病毒是中国制造的。

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也动员西方国家及对华有偏见或仇视的国家发起攻击,除要中国道歉外,更入禀法院要中国作出巨额的赔偿。这使人想起义和团的反洋运动(1900年)事件竟变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占领中国土地后,也强制中国按照4亿5千万人口来算,一共要赔偿4亿5千万白银,分39年来偿还。这是赤裸裸的强以政治手段来合法化其掠夺行为。

不论古今中外,但凡每一件事被政治化后,强者就可以抬出“政治正确”的招牌来翻转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45)的发生不是因野心家的挑动而发生的吗?受难的是万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莫名其妙地死在政客的屠刀和枪炮下。

即使在新中国解放(1949年)后,贫穷与落后的中国还是无外交可言,美国及西方国家蔑视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堵住中国的发展。直到70年代尼克逊总统才打破美国的封锁线。

尽管尼克逊与毛泽东主席在70年代构建中美和解新桥梁,但没想到美国人民会在2017年选出一位妄自尊大的亿万富翁来治国,他打从心底瞧不起中国,天天高喊狼来了;更把病毒当成政治筹码。

这位总统宁可让超过30万人丢性命及2千万人被确诊新冠肺炎,也几乎无动于衷。这种本末倒置已是对世界的颠覆,更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的草菅人命,也意图在2020年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差找不到突破口。

本来,瘟疫是与政治无关的,各国必须通过合作努力来解决与缓和疫情,没想到极端右翼的特朗普一伙人在过去一年肆意践踏了生命。还好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指手划脚了。感谢美国人民作了明智的选择,不再相信特朗普是“上帝的化身”。

特朗普当然有权利反共,但没有权力教中国人民怎样治国。其霸道也不逊于二战时的希特勒,手段有过之无不及。前者欲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后者欲将苏联红军打败方罢手。未料两者都不遂心愿。如今新的一年我们也一片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但新上台的拜登也要记住,反共和反华是不能解决疫情的恶化,而美国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问题是我们还要不要这个地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全世界的头等大事是向Covid-19宣战,不能再任由它沉沦了,拜登更是任重道远。

 刊登于2021年1月4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