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挽歌 （事事透彻）

令人震惊的是，2007年最后的日子是用宾那齐尔布托的鲜血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巴基斯坦人民难以接受的现实，也是2007年的一首民主挽歌。

打从1947年由印度分裂出来而成为独立国，巴基斯坦就不曾享受过平稳的和平与安定，虽然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短暂地（1948年病逝）带领巴基斯坦摆脱印度的控制，但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因为对克什米亚区的争夺，曾发生两次的印巴战争（1947及1964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两国纠缠不清的课题。而第三次印巴战争则是在1972年导致巴基斯坦的分裂；东巴基斯坦在印度的支持下通过战争扶持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在这之后促使巴基斯坦痛下决心朝向研制核武器，结果成了与印度同样拥有核武的国家，勉强地维持了两国表面和平的微妙关系。

在另一方面，力图走向民主的巴基斯坦却功败垂成，不似印度从未陷入军政。单单在独立前10年，就已经换了九届政府，以致授于军人借口在1958年起干政而成立军事政府。

1970年军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讵料选举结果是东巴的人民联盟党取得160席，西巴的人民党只取得81席。军政府自然不肯把政权移交人民联盟，触发了东巴人民起义，在1972年建立了孟加拉国；剩下西巴的巴基斯坦则由人民党接管政权，党魁布托（贝娜齐尔的父亲）出任总统兼军法长官，开始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政策。1973年新宪法公布，布托改任实权总理。不过国内因经济停滞不前，造成社会动荡。1977年，被布托一手提拔起来的陆军参谋长齐亚发动政变，罢免布托并将之逮捕，控以谋杀政敌罪名，结果被判绞刑。1979年布托被问吊而成了一名悲剧性的“烈士”。

他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接过父亲的棒子，在悲痛中领导其父一手创办的人民党在海外流亡继续展开斗争。1988年齐亚在空难中意外丧生（为什么会惨死还是个谜），也给予民主一个复苏的机会，贝娜齐尔就借助这一年的选举打出其父的“烈士”形象大胜而出任最年轻的总理（时年35岁），也是回教国家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1990年她被总统罢免，指控涉及贪污。1993年又卷山重来。可是在1996年再被穆斯林联盟的沙里夫所取代。1999年又再军政，穆沙拉夫将军登台亮相。贝娜齐尔及沙里夫双双被指滥权贪污，流亡海外，民主形同儿戏。

2007年10月，不甘失势的贝娜齐尔在特赦下回国，准备通过大选再任总理，在危机四伏下，她终于在12月27日献出她的生命，她成了“民主的烈士”。能否就此激发巴国走向民主，唾弃军政抑或是军人又再抬头？没有人可以预言。但它却告诉我们一件事﹕巴基斯坦注定是多灾多难的。先是成为列强大国俎上肉；后是恐怖份子“温床”与反恐前线；加上军人干预不断（独立60年来，一半以上军人专政，余者处于军威阴影下的文官政府），严重地阻碍民主的进程。贝娜齐尔终于无缘东山再起，巴基斯坦民主前路茫茫，不知和平的阳光何时才能普照大地？

“巫来由”与我们擦肩而过

华人以前也叫着唐人，这个我们知道；但华字中有一个巫字，倒是第一次听到和读到，就留给文字专家去考证吧！不过对于“巫”字，却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它曾经给历史增添变量，倒可拿来温故知新。

为了方便演译，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巫”字的时代意义，它的近代含义应该是从马来文的Melayu翻译而来，因此有了“巫来由”的华文字，意指生活在马来亚的马来人。当马来民族团结一致在1946年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时，华人称之为“巫统”，一直沿用到今天，即简便又一目了然。这就告诉我们在独立之前，华人社会乃至华文媒体便把马来人也称为巫人，已是习以为常。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的字眼，但因战后马来亚政局的急转直下，“巫来由”三个字成了一个争议性的名词。其原由是这样的﹕当英国人发现马来人群起反对之后，便将于1946年初实施的“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进行检讨，并与新成立的巫统商谈新的宪制，在1946年杪敲定为“马来亚联合邦”，将“马来亚联邦”束之高阁。换句话说，英殖民政府用“宪制蓝皮书”取代“宪制白皮书”。

这样一来，引发了以陈祯禄为首的一方另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接着又与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成立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 结合一道，在1947年向英政府提出一份名为“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接纳而不仓促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虽然这份草案被英国否决，和触发了全马人民在1947年10月20日举行“大罢市”，以示抗议和强烈反对将马新分治，但草案内容中出现了十分有趣但又至关重要的一个章节，那就是草案第二条言明，“建立马来亚之公民权，此公民权即系一种国籍，其名称为“巫来由”。这就是说，一旦“人民宪章”生效，马来亚的国民地位一概称之为“巫来由”民族，不再有种族的区分。

为什么会接受“巫来由”国民的称号？这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而达致的，因为左派马来人代表认为称为“马来亚人”不恰当，是对马来人地位之否定。既然华人印人也归顺马来亚，欲成为新国民，则应有新名称来鉴定一个国民的身份。在马来人和马来亚人之中的一个折衷方案是取“巫来由”作为统称。

在这方面，当时担任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部长的李烔才（槟城人）在其回忆录中追忆是身为马来左翼领袖的阿末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的发起人）所提出的，他认为非马来人应该接纳“巫来由”为公民的名称，而马来人则应在出生地原则上让步。“这是作为公民忠于马来亚的好象征。”后来布斯达曼的方案被接纳而写入人民宪章内。李烔才认为是陈祯禄及时当机立断，解除这个组织内的“宪政危机”。

尽管当时华人对“巫来由”的名称有“抗拒感”，但经过行委会解释后，基本获得接受，以便有共同的力量争取独立早日到来。即便连左翼领袖的余柱业也认为只要公民能享受一切权利，名称已不重要，实质才是重要的。如果当年英国接纳此议，则今日的马来西亚也许是由一个“巫来由”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再以种族来区分身份与特征。可惜在“时空两错”下，“巫来由”民族始终未能落实，反而变成马来民族的一个特定称号，历史终于判定“巫来由”与我们擦身而过。

司法短片与皇家委会

政府终于公布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名单，以调查所说的“司法短片”疑云。虽然是被认为稍迟的行动，但还是回应了安华在9月19日引爆的震撼性短片的质疑。接着下来，就是皇委会如何展开调查工作和如何达致结论，以平息自1988年来的新一场“司法危机”。1988年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并牵涉另外5名大法官也被停职查办，最后其中两人被革职。为司法史留下争议性的污点。

未想近20年后，又发生安华所指的有律师和法官在进行“秘密交易”，且涉及政界、商界人士卷入司法免任程序中，以致又让人勾起往事历历在目。

有鉴于事态的严重，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在9月26日历史性地发动2000人大游行，在雨中向首相署呈交备忘录，要求还“司法公正”。虽然在此前一日，政府已宣布委任3人小组调查此案，但碍于权限不足，小组后来只能向政府建议设皇家委会来“彻查此案” 。

如此的兜兜转转，首相阿都拉又启动权力，以顺应各方要求，希望能在未来3个月内厘清真伪和提出总结报告。

就在皇委会组成后，安华又进一步公布“司法短片第二集”，将整个情况连贯起来，而使得事件更容易入手调查，因为有各方人物被点名道姓，足让委员们逐一调查和对比历史事件的演进时间表。虽然民间都对这个皇委会寄以厚望，希望让整个事件能水落石出而不再各持己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次的调查，将被认为存在的缺陷或弊端或偏私的行为纠正过来，并为为未来的司法制度拟定一套完整 的规章，以杜绝人为的循私与滥权。

在“有则改过，无则加勉”的原则下，我们欢迎皇委会以公正无私和为国为民的诚心，利用这大好时机给我国的民主政制下的司法独立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当然我们相信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完整无瑕的制度，也会受人为的因素所影响；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接受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值得巩固与强化。

既然我们都珍惜民主制度，那么尊重三权分立却是必要的，因为民主是依靠立法、执法与释法的鼎足而立建构而成。没有独立的司法来诠释法律，则民主将会陷入失衡而无法产生制衡作用。同样的，司法的操作与人员的任免和迁升也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不应跨过程序而自行其是，严防有人不按牌理打牌。也唯有自重才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进而对司法深具信心。虽然司法大多时候是在法庭发生效果与作用，但对人民而言，面对法律问题却是无时无刻的，当有争议时，就由法庭来定夺。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

在这方面，有两位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及卢梭一生力倡的“三权分立”与“社会契约”论在后来成为民主政制的基石是不能被背弃的。由于他们的光辉思想，既重民权也重法治，照亮了整个世界文明的道路。因此皇委会此时受命，重拾两位哲人格言，消除司法信心危机，擦亮民主政体，正是任重道远。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他们会给司法一片明朗的天空。在匡正时弊之余，也为民主政体注入强心剂；并进一步为1988年以来的争议写上句号，则不啻为司法史的新篇章。

解读陈方安生的胜利

1997年7月1日我从电视银幕上看到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上，有一位十分耀眼夺目的红衣女性站在稍后排的中间，一眼就认出她是万众注目的陈方安生，她换了老板，从布政司到政务司长，象征着中国接管香港后承诺政制50年不变。陈方安生这样形容香港回归后的心情：“当我看到国旗在晨风中缓缓飘扬，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激动，使我不禁感动莫名。我想起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香港回归中国，原是何等理所当然。我是中国人。我生于中国。”（接受《明报月刊》专访时，对1997年10月1日国庆升旗礼上的内心剖释，2006年9月份）。凭着这样的爱国情操，她接受特首的邀请，出任第二把交椅。

然而曾几何时，她又突然在2001年卸职（结束39年公职），表面上是个人的决定，实则是她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体制未能如她所愿，特别是对董建华没有洞悉香港人心态而急功近利的举措感到难以适从，于是以退为进地鼓吹全面的民主，坚持应在2012年举行双普选，即立法议员与特首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不是局限于800人选特首。她也因此被当地舆论称为“香港的良知”。由于她为“全面自由民主论”订下时间表，也引起北京对她另有看法。她自己也没有否认，自她卸职那一天起，她与北京闗系也由浓转淡；尤其是在2003年香港特区推出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安条例”触发50万港人示威大游行后，陈方安生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在公开的场合批评特区政府的保守与不够积极推动民主的落实，更在2006及2007年身体力行参加争取普选的七一游行，在这方面，当时身为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也因此成为代罪羔羊辞职“谢罪”，连带23条被迫暂束之高阁。未想4年之后，叶刘淑仪又因一场补选与陈方安生直接对迭。

这场立法议员的补选是因为“民建联”（亲中派）主席马力癌症逝世而举行的，无形中给陈方安生提供一个平台来考验她的理念。虽然她们两人都是属于无党派人士，但她们背后却形成不同的政治运动。一个是支持陈太的“泛民主派”；另一个是支持叶太的“亲建制派”（主要是民建联的势力）。再深化下去，又演变成亲民主派与亲中派的角力战。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就是叶太属于当权派的人马，而陈太是挑战派人马。

其奥妙之处就是叶太也不反对2010年双普选或可推迟至2016年或2017年，但她认为还是要对特首的提名有所限制，先由一个1800人组成的委员会筛选，至少要有180人支持才有资格提名参选。同时要体现出中央主权，因为特首有两个大老板（中央和选民）。这是叶太对《一国两制》的说法。但陈太形容是开民主倒车，预设关卡是不能让香港选民选出心目中的特首。

结果陈太以17万张票对叶太的14万张票取胜，反映出香港人比较接受陈太的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主张。因此陈太说是民主的胜利。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将这样的投票结果解释成“反中共势力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是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诠释，并没有所谓挑战中国的主权，理由是没有香港人愿意使香港成为“反中共的基地”或“西方的应声虫”，而是希望《一国两制》能不断完善推动政党政治更成熟。相信北京已收到这样的讯息，需要更深入的全方位对话。也会认为叶太不是适当的代言人。

从陆克文身上看到的

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任何华文媒体把澳洲新总理的名字翻译成不同的名字，因为他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陆克文”。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中文译名困扰而无从统一，即便简单的前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也出现尼克逊，尼逊和尼克松等等的名字。其它非中文世界的名人，其译名更是不一而足了。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中文名字，任由中文媒体去译音，爱怎么称呼都行，反正他们也看不懂中文字。例如在2001年911事件后，电视台就称呼恐布大亨是本拉登，后来又看到中文报译成奥沙马，原来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著Osama bin Laden。

陆克文（Kevin Rudd）的出现和崛起，首次解决了中文媒体长久以来面对的“窘境”，不必再为译名之不同而伤脑筋。这确实是一大破。它意味着中文已登陆世界舞台，连外国名人在成名前也会在中文名排行榜中预留大名。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陆克文只是一个意外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陆克文，他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在未来的日子，任何有心挤入世界名人榜的人，必须为自己立下一个中文名，已不能再任人自行翻译其名字；尤其不能忽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总得要让中国人民或世界各地懂得中文的人牢记一个名字，不是二个三个乃至四个的名字，而其实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陆克文会有中文名字？原来他在澳洲国立大学读书时，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对中文有特殊的爱好。后来出任外交官，更曾在中国工作一个时期。在耳濡目染下，自然会认同中文字的可爱与魅力，就取一个有名有姓的中文名，真是“传情又传神”；同时让人大开眼界地领悟到原来懂得中文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个政治筹码，有助于一个人攀向政治高峰。

当然陆克文的成功还有其它主客观因素，包括敌手霍华德在位过久而被选民厌倦，尽管他有创造济奇迹的记录，但仍然不敌民心之思变。

从陆克文的身上，我们看到两个政治取向。其一是一个人在位太久毕竟不是好事，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失败的苦果；其二是中文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语文，而是被认为通往东方社会大门的钥匙，更是参政的有利条件之一。

拿马来西亚来说，过去参政的华人精英多数只需精通英文不谙华文也可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在80年代之后，已要求华人参政者必须用华语与人民沟通，进而要求从政者也能兼通华语华文，否则将与华社脱节。这又说明了华语华文已是当今的华裔从政者的必备条件，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华、民政乃至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都是掌握了华语华文的精英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华语华文的重要性吗？

当然他们身为华人比陆克文拥有更多的中文情意结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过我们的政界仍存在着不懂中文华语的华裔从政者，他们有必要向陆克文看齐，不然将会有所失落的。

总而言之，陆克文让我们看到华文有灿烂的未来。

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有其历史条件，中国也不例外。究竟中国的崛起的条件那里？它对世界又有什么冲击？这都是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远的不说，单就这百年来的中国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1911年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是震撼世界。但建立民国后的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军阀林立，时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因此无从创造条件形成一个统一与强大的中国，也就无从崛起，只能消耗于内斗中。

直到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成功地解放中国，才使世界睁大眼睛看到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从中崛起。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世界版图的又再一次重新规划。东方集团的势力跨前一步，西方世界更是步步为营，担心骨牌理论效应，于是有了两大势力的斗争加剧，为冷战增添无数个危机。

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按其思维，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既不受苏联控制，也抗拒美国的封锁战略。他推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方针，以期打破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围堵。

这一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及国防）。虽然为慎防“和平演变”，在1957年后，中国因自身的内因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引发社会问题尖锐化，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其和平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即为一例，也证诸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有条件在世界舞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是偏重于政治与军事上的意义，那么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1978年-1997年）所开创的局面是全方部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他的“改革开放”成为当今中国方向的指引。在邓小平的坚持下，结束了一切无谓的内斗和消耗，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从内部的整顿而收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

邓小平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未来，突出经济，减少政治干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安定民心，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并没有完全乖离毛泽东的宏愿，而是重新演绎毛泽东思想，在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理论。其特点是让革命色彩褪色，终止阶级斗争，不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阵线，也不鼓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通过外交争取广泛的友谊和引进外来投资，重新赋予中国新的动力和生命力。

然而这个过程是曲折与坎坷的，邓小平也面对天安门六四事件的巨大冲击（1989年），不得不重新布署其政治格局，起用江泽民取代赵紫阳，也有了90年代初期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确保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再受严重干扰。

不过到了2003年，中国在新领导人胡锦涛的主导下，基于时机成熟，正式提出中国将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它统一了全中国；而后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崛起的历史条件是改革开放成效显着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也是第一次崛起的延续，但更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立足于世界之林。

从“娘惹”菜肴看“峇峇”身份

由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主办韩江学院协办的《第十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1月12日至16日成功在槟城举行。这是文化基金会为了配马来西亚旅游年而邀请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名学者在槟城齐聚一堂，因为槟城在他们的眼中，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尤其是布满大街小巷的小贩集市，更形成一绝。它在2004年赢得《时代周刊》评估为“亚洲的小食天堂”，证诸名不虚传。

在三天的密集式的研讨会中，共有26名学者提呈论文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教授明斯提出的主题报告，阐述了饮食文化通过传播和人的散居而融合在当地社会中，成为本土化的中华菜肴。他举例娘惹食物，渗入了马来食物和泰国食物，因此东南亚的所谓中华饮食文化也已经本土化了。

在这方面，港中大的陈志明教授，拉曼大学的谢爱萍副教授及马大中文系的苏庆华副教授也相继提出与娘惹菜肴相关的论文报告，在在加强了人们对娘惹饮食文化的认识，也一致认为这是海峡殖民地（1826-1957）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保存和发扬，因为它展现马来西亚多文化的色彩中独树一格的品味。

当然单单菜谱文化并不足以显示“峇峇与娘惹文化”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还是要触及“峇峇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思想，并在攻治上考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所谓的“峇峇”是用以区别南来的华人。前者系指土生土长的一代，早期已接受英文教育，思想西化，自认是英国臣民，努力铸造自己成为“西方化知识分子”；后者系指19及20世纪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被称为新客，他们努力传播中华文化，形成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峇峇发现他们逐渐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边缘化了，不再被视为“高人一等”的臣民，而是被归类为华人之列，因为英政府已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那就是1946年成立的巫统。1947年英政府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草案，为马来人下了定义也赋予特别地位。海峡殖民地的人民（包括峇峇）所能得到的是自动成为公民。

有鉴及此，最具代表性的峇峇领袖陈祯禄结合各族力量提出了《人民宪章》，建议统称“马来由民族”但不被英政府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议》正式在1948年2月1日实行。

继后，槟城的峇峇还有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1948年杪的时候，他们通过华人大会堂，中华总商会等团体的支持，在立法议会提出“槟城脱离联邦”的动议，结果功败垂成，动议被推翻。

不仅于此，根据林建寿（早期左派峇峇领袖）在其著作《鸟瞰金沙滩》一书中揭露﹕“华人海峡公会（峇峇公会）也在后来由连裕祥率领一个代表团直到伦敦，要求把槟城分割开来。英国政府不愿聆听解释，一口拒绝所请。”

这样一来，峇峇一族顿感失落，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安排。于是在1949年有了陈祯禄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从那个时候起，不论岩峇认同与否，他们已无所选择被标签为华人一族，没有所谓“超然地位”。

同样的，娘惹菜肴文化在展现独特的本地化风味上，也最终被归类为中华菜肴文化的一部份，而与回教徒的菜肴是有所差别和距离的。

对此而言，种族的标签成了文化的特征。我们的国家在独立后，由于种族政治的兴起，峇峇已不能“自立门户”，而是溶入华人社会之中，成为华人政党的佼佼者。因此从菜肴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峇峇文化曾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朵奇葩。

许子根以大桥悟人生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10月中旬主持一个宗教仪式开幕礼时说了一席令人深思的话。他说人生在很多时候会面对过不去的坎，因此需要在心中建起另一座桥通关，不能老是在原地踏步而又解不开心中的结。同样的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使用交通的车辆多了，难免出现大阻塞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另想办法。正如目前的槟城大桥已达到饱满的状态，如果不兴建另一座大桥，将无法解决交通的“死结”。

这就是许子根的大桥悟人生的哲理﹕人需要“精神的桥”解开心结；社会需要“物质的桥”，使交通顺畅无阻。

其实，不论是“内心世界的桥”或“物质世界的桥”，对许子根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身为槟州首席部长，他不得不正视“桥不够用”的窘境，而且有责任为整个州提供发展大蓝图；同时，身为民政党全国代主席，他必须为“上京或留槟”作出抉择。在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下，他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自从1985年槟城大桥正式通车后，我们终于感受到槟岛和威省的经济大步前进；尤其是电子工业跻身世界之林。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州内的服务行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美景。这也是独立以来槟州人民最大的骄傲，可以媲美莱特开辟槟榔屿后带的巨大冲击。英国人没有做到的，我们做到了，从此拉近两地的距离而有了贴心的空间。

然而22年过去了，感叹取代了赞美。每当大桥出现大阻塞排长龙的现象时，人们总会埋怨为什么不增建另一座桥来缓解拥挤的车辆？这对许子根来说，无异是个沉重的压力。倘若再这样下去，肯定严重影响槟州的发展。

在应急下，许子根唯有退而求其次地先促请对原有大桥的加宽。正当这项工程在推进的当儿，中央政府终于在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计划中，正式将第二大桥列为其中一项大工程。两项工程双管齐下，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加快步伐，中央政府又宣布与中国联合造桥，且获得中国政府融资，自然可以预见2011年后人们不必再为过桥事大伤脑筋。所不同的是﹕新的桥是“中国制造”，不再是“韩国制造”；同时造价费也从以前的8亿元增加到40亿元，翻了5倍，足见通货膨胀的威力。

至于第二方面，当许子根这边刚放下这块心头大石后，另一边又涌现一个大石压在心头，那就是他正在为自己寻找一座新的“内心的桥”来打通他解不开的情意结。

整整17年了，身为槟城人的首席部长必然是对槟州难以释怀的。正如他自己说的，“槟州永在他心中”。这种胶着的情感和外来的因素使他不能适时地表白内心的世界。因为他的任何宣布（上京或留槟）都将会牵一发动全身。

但随着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已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观察和研究。我们相信他所考虑的最大因素不是党内可能引发的矛盾和人事安排（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而是整个变化中的政治形势决定了他的去向。他必须确保槟州仍是民政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只要他心中的结打开了（人事的安排有了共识），那么许子根的动向就会像第二座大桥那样悟出他的人生的另一个驿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原点。在这方面，槟州人民都很厚道，不正面提建议，而是让许子根自己解决内心的矛盾。“大桥论”也许会被派上用场了。

民主与自由的评议

当西方国家由17世纪开始，大规模地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后，许多落后的国家也就在18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以不同程度向西化的道路迈进。一方面，西方将现代性植入殖民地，使它萌芽西方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认为殖民地人民不够西化，因而实施一连串的法令来限制当地人民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防倒向左边而失控。无形中使到殖民地现代化进展受阻，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例如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起对学校强制注册，也对报章实施管制。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孙中山到来宣扬革命后（1906-1911），无政府主义份子在苏联的影响下，于1917到1920年之间大兴无政府共产思想，促使英国政府防范于未然。

由那个时候起英国对本国和殖民地就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前者鼓吹和提倡全面的民主自由；后者则在有限民主和自由下，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其所持的理由是防止赤化。在英国看来，殖民地人民不可享受西方国家实施的开放性民主。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英国仍然继续其两面政策（民主与强权），但最终抵不过民族主义解放浪潮的冲击而不得不在1957让马来亚（及后的马来西亚）取得独立。不过英国留下的不是一个全民主的社会，而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有待马来亚自行做选择性的改革。其中最宝贵的是推行国会民主制度，每五年改选政府，由人民直接投票；废除英国的半选举半官委的制度，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未中断按时在五年内举行大选。

另一方面，对于新闻自由，也是延续英国的政策采取了既管制又广开言论的措施，以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当然在初期是针对左翼思潮作出回应；但在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致和解后，基本上已不存在左右翼思潮的斗争，而是转入了宗教和种族及文化差异的各自表述。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副新闻部长谢宽泰的说法，还是不能以目前西方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尺码来检视马来西亚的现实。换句话说，不同的价值观只能按不同的国情处理，不可照单全收。

谢宽泰是接受韩视新闻中心庆祝成立一周年时的专访作出上述的表达。

他并认为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制度经过改革后，可被列为东南亚国家的楷模；而与此相关的新闻自由也不像西方“无疆界记者”的调查那样，把马来西亚拉到124点的低水平。只要不挑起种族及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涉及诽谤与恶意的抨击，则新闻自由还是存在的。单就互联网的兴起和新报章的出现，就彰显这一点。因此相对来说，谢宽泰以为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还是相当可取的，人民还是可以获取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信息和评论来作参考。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谢宽泰的相关论调，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人民也不是刻意照搬西方模式，更不是要回到殖民地时代的半民主统治，而是要走出一条合乎国情的民主和自由的道路。因此关键是政府如何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中求取一个平衡点。

槟城地标“光大”的起与落

“光大”是槟城的地标，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在1972年元旦日由第二任首相主持奠基礼，因此取名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简称KOMTAR，中文媒体译成“光大”。就当时而言，恰当得体，含义深远，象征着槟州在林苍佑的主导下走向光明大道。而这一天也是标志着民政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的开端，朝向国阵的组合前进。

对于林苍佑来说，光大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代表作是槟城大桥。正因为这两个代表作，林苍佑成了“不灭的神话”。尽管他在1990年已退隐政坛，但他的名字与槟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首相阿都拉与首席部长许子根都不约而同地形容他是“槟州发展之父”。

没有人置疑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光大和80年代初期完成的65层摩天大楼曾一度是槟城人的骄傲。因为在那个年代，光大摩天大楼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直到90年代才被双峰塔所取代。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90年代之后，光大已逐渐失去它的光彩。到了千禧年之后，更是魅力不在。这真是始料未及，也留下一连串的争议，包括光大将何去何从？

在这方面，光大的设计人林苍吉绘测师（林苍佑的弟弟）近日在英文《星报》发表的谈话是引人深思的。他说，作为城市一站式中心的光大已经褪色，但挽救它为时未晚，惜未提具体计划。他还说，作为槟州地标的光大，其独物的地方是完全由本地承包商及工程顾问一手完成。

这就是说，从设计到兴建全是本地化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也展示它的坚固无比。即便在1983年兴建完工突然在夜里冒起大火，烧得通天彤红（适逢当晚下场大雨灭了大火）也无损其建筑结构。第二年，林苍佑带头进驻办公，在第28层楼运筹帷幄，一览乔治市全貌。随后，各政府部门纷纷迁入，各商业公司占满了光大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政府行政与商业中心二合为一的设计，使到光大成了人民必到之处。基本上完成了林苍佑改造乔治市中心的心愿。然而又有多少人记取这是林苍佑用他的政治生命作赌注换来的血泪交织于其中的结晶？尤其是1978年的大选，出现的“七人帮”几乎动摇了他的执政根基。

原本林苍佑是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五个阶段的鸿图大计，但事与愿违，直到林苍佑在1990年下台时，也只能完成一个半阶段。及后在许子根的主政下，才又把新光大（商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第二阶段。可是不论是“旧光大”或“新光大”的商业中心先后启用，整个计划仍然无法划上句号。例如划为商场地段的不是作为临时停车场便是残旧的建筑物人去楼空尚未改造。这说明了客观的现实并不与主观的愿望相符合。

在这种情形下的一个转折是许子根不得不改弦易辙的，那就是在1995年后，政府在联合国专家的劝告下，通过市议会拟定发展指南，以保留乔治市的古迹为重点，作为争取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段。正巧这地区与光大的发展有所冲撞，整体的概念也就重新规划了，包括第五阶段的发展地区将作为单轨火车的枢纽站。

当然，再有一个对光大不利的发展是联邦政府的部门已搬出光大，自盖大厦，留下的是槟州政府行政中心及市议会办公大楼，用不完光大的空间。更甚者是超市及各商店也纷纷“易地为良”，已不见昔日的人潮。

如果根据林苍吉的建议，通过良好管理可以使光大重振雄风，那是过于理想与概念化的，唯一可行之道也许是要作出痛苦的抉择，把它转化成政府行政中心，或将之全面商业化，两者合二为一已被证明不合时宜。

从左到右的林建寿

林建寿（1922-2007）以85岁高龄于9月30日走完他的一生。他有遗憾，因为他的从政生涯中未能反客为主，出任具有实权的官职；他有某些人们所不能及的成就，因为他在英姿焕发的37些时，一度成为反对党炙手可热的领袖。然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一位曾经在左翼阵线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会在时移势易下，投身马华公会？换句话说，他怎么从左派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切有必要揭开林建寿的内心世界与从政历程。

与他的父亲林清渊，兄长林建才及大姐林碧颜一样，都是律师出身，而且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熏陶，导致他在1956年参加左派的劳工党，更在1957年促成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陈线）的成立且出任总秘书。接着1958年当选市议员，又于1959年中选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他成了左翼运动中一颗闪烁之星。

虽然他服膺的是费边社会主义，但并未阻碍他向热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靠拢。一度更成为许多年轻党员的偶像。林建寿也把自己塑造成左翼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左的形象成为他的标志。

例如，当东姑首相于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起而反对，也积极推动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在吉隆坡召开。这位峇峇精英显然比陈志勤及陈扑根（曾任劳工党秘书）更能赢得左派的掌声。即便是后来的劳工党走向激进路线时，林建寿也没有“背叛”左翼阵线，而是选择较为低调的与之共浮沉。因此他没有面对陈志勤被公开“批判”的命运。

虽然如此，林建寿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他不得不在1969年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但这显然不是林建寿的本意和所要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失去一个政治舞台供他施展抱负。他的左的魅力也因此褪色。

迫于形势比人强，林建寿只好蛰伏伺机而动。因为继劳工党后崛起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都与他绝缘。前者是陈志勤与他不咬弦，宁可找林苍佑合作，也不想再与林建寿续“同志情”；后者因有李光耀的影子，不可能接纳他加入其中。剩下来的只有马华公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意味着他背着左派同志投进右翼的怀抱。这一痛苦的抉择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借口，要求新上任的总会长李三春接纳在马华党内成立“工农局”（后来显示他力所不逮）。他没有重蹈林敬益的失误──要把社会主义带进马华，因此他绝口不提“马华社会主义化”，反而是他被马华的资本主义路线溶化了。这一巨大的转变让人震撼和难以理喻和接受。因为这等于昭告天下他已脱胎换骨，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至少在行动上他是这么的一个大转弯。

李三春之所以接受林建寿加盟，固然不是赏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相信他是唯一可以和林苍佑交锋的人物，有能力从民政党手中夺回槟州主导政权。在一拍即合下，林建寿展开他的另一个“政治长征”。他和李三春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倒林苍佑。自此之后，林建寿的每一个招数，都是针对林苍佑的民政党而发。以这样看来，林建寿的向左转与其说是顺应大气候的变化，不如说是为达成个人的政治议程更加符合情理。

如果说林建寿前期的斗争对推动民主政治有所贡献，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斗争则是十分争议性的，也成了马华一段不愿再提及的历史。他的右的魅力消失得更快。

至此，我们如何给林建寿的政治定位，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毕竟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给自己贴上姓“社”的标签（起草社阵纲领），而后又再改姓“资”（加入马华）。这样的一种转型变成我们要一分为二审视林建寿。但它的迷思在于同一个人是应把他归为社会主义者抑或资本主义者？同时又如何一分为二呢？（以他退休后的言行来看，他宁愿回归老同志，但历史会接受这样的归类法吗？）

我的意思是，从意识形态来演绎林建寿的思想转型是有必要的，不能光是只看从前，不看后来；也不能只看后来，抺掉从前，而是要整体的分析和解剖，乃至带有批判精神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们不能否认时代已经转变，但定位是不变的。正如邓小平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解读“黑猫白猫论”；而林建寿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辩解他的转型？是他改变了马华或是马华改变了他，或是两者都不是。还有后者（右派）是否是对前者（左派）的否定，抑或是前者（左派）是后者（右派）的延续？可惜的是林建寿没有辩解清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释怀的迷团。因此只是肯定而不带批判精神，对历史的交待就显得有些混淆而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了。

跌岩起伏的林建寿

60年代政坛红人；70年代东山再起；80年代翻身不遂的林建寿（1922-2007）终于走完他争议性的一生，以85岁高龄在9月30日与世长辞。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他是有些陌生的，因为自从1985年之后，他就与政治隔绝，变成一个与茶为伍，与禅为悟的另一个人；但在这之前，林连寿是不甘寂寞的，他在政坛中的跌岩起伏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没有人可以否认，在他身上从小就孕育政治细胞，因为他出身在一个政治浓厚的世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峇峇一族”。他的父亲林清渊是位律师，曾任殖民地时代的槟州立法议员，以仗义执言著称。他的哥哥林建材（才）也是一位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离家直奔新加坡，协助他的舅父菲立何亚林 创立“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左派政党。林建才旋后成为这个党的秘书长，但被英殖民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而在1948年不得不结束活动。

50年代初期，林建才学成律师再返新加坡，结果受到英殖民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向印度尼西亚，随后几经辗转，在1951年到北京落脚，一呆就是5年多，直到1956年才又回到新加坡，继后返马来西亚。从此不问政治。

就在林建才自我脱离政治后，他的弟弟林建寿也在这一年涉足政坛，参加劳工党。此时已是律师的林建寿，几经斗争，终于探出头来。

他的另外一位姐姐林碧颜也是名律师。为林连玉打公民权官司而名噪一时。并曾在1964年以社阵名义参加选举但未能如愿。70年代初被政府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在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中，林建寿的故事是最为精彩的，也是最受争议的，从左到右，从右到无（即悟禅道）尽在他的身上展露出来。当在政治上跌倒爬起再跌倒的时候，他只好认命，悟禅去了。因此总结林建寿的一生在政治上他是失多得少的；但在个人方面，他则留下一段让人沉思的历史，涂上厚厚的政治色彩。

以下的几个政治片断，可以看出林建寿参政以后，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最后留下一生的遗憾。

在1956年参加劳工党后，于翌年成为中委，而后出任财政。1958年时来运转，劳工党与人民党合组成社阵，由他出任总秘书。他曾透露社阵的政纲是由他草拟的。1959年他当选柑仔园区国会议员。这个时期，社阵成了最具有组织性和威胁性的反对党。林建寿曾经透露，东姑和敦拉萨有意邀入阁当部长，但政见不同而谢绝了。这是第一次林建寿与部长职失之交臂。

‚在1961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在15席中横扫14席。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原本可以争取出任乔治市市长，可能因眼光放眼全国和全州，党把这个机会给了黄添寿。虽然本身通过党领袖的身份试图操控市议会，不过，黄添寿不是省油的灯，没让林建寿成为“太上皇”，而是自身以市长身份亮相政治舞台。

ƒ1964年，社阵雄心勃勃，且具信心将会取得槟州政权，无奈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社阵选举惨败，只剩下2名州议席，连林建寿也输掉了。他是在1966年的补选才又赢回亚依淡州席。这意味着林建寿的首席部长美梦碎了。

与此同时，林建寿虽也蝉联柑仔园国会会议员，但在国会中只剩下他和陈志勤中选，而他又少上国会，终于让陈志勤在国会出尽风头，赢得了反对党先生的美誉。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身为总秘书的林建寿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态？他的能言善辩不亚于陈志勤。也只能推论他在政治上有些意兴阑珊。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发动大罢市，抗议旧货币贬值15%（有英女皇肖像的钞票一元只能兑新钞85分），在示威下也在后来引发种族冲突。虽然政府最后宣布旧钞不再贬值，以息民愤，但在另一方面则对劳工党人展开大逮捕行动，包括林建寿也因此被拘留一个月。这对林建寿的打击是很大的。不仅因为他已经在劳工党内被边缘化（1967年改选由主席降为副主席，华教精英登上主流），而且也不幸地在联盟政府眼中，他也有份涉及其中。

恢复自由身的林建寿，基本上已不能再对劳工党有太大旳影响力了。反而要跟随劳工党的激进路线，“杯葛”1969年的大选。

尽管在大选过后，林建寿有意重整和改革劳工党，但在党干部大批被捕下，其号召也返魂乏力。最终劳工党无法复苏，在1972年被正式吊销注册。

…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舞台，对于林建寿来说是一大遗憾，但他个人的力量有限，只好伺机而动。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不像陈志勤那样，另立政党或参加民政党？但这个故事太长了，按下不表。

既然林建寿不可能参加民政党，也不会参加行动党，因此他要东山再起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改变自己，向执政党靠拢。结果他靠向马华公会，这个曾被他贬得“一文不值”又骂得“狗血淋头”的政党，在新人李三春领导下，不计前嫌，竟然默许和鼓励林建寿投进马华的怀抱，真是十分不寻常的大动作。

我门暂时不必分析林建寿为何会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政党，就当时 的情况来说，林建寿的选择只剩下马华公会这一条路，要么借助马华的平台报回一箭之仇（他不能忘记的是在1963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林苍佑派其爱将郑耀林把他拉下马），要么就从此消声匿迹，不再过问政治。

他选择了前者，因他不甘失败，也不甘寂寞，于是在1974年时就在马华导（马华党报）撰文分析大选形势，为马华造势。翌年他就应李三春之邀加入马华公会，且同意他为了挽回面子，在党中央成立“工农局”，以林建寿为主任。林建寿既然出身左派的社阵，自然要为工农请命，也就不得不把工农牌子抬进马华公会。由于此事对马华有益无损，李三春自然乐意接受。

当然林建寿加盟马华和李三春吸纳林建寿加入马华不是要在党内搞“工农革命”，而是借出一个平台让林建寿为自己的转变作辩护，心里也好受些。

†于是到了1977年时机成熟，李三春便委林建寿出任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目的十分明显，是用林建寿冲击民政党的林苍佑。

因此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具有马华背景的“七人帮”直挑民政党国州议席开炮。林建寿对于“七人帮”事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有卷入其中，但林苍佑也不指名道姓在报上严加谴责“七人帮”是一群自杀的“旅鼠”，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

虽然“七人帮”全军覆没，但对民政造成相当的威胁，也损伤元气。这一笔账，迟早要清理的。可是，奇迹又再出现，原来是1980年崔耀才逝世，留下的彭加兰哥打区补选竟让林建寿给选上了。林苍佑感到情势不妙，推测下来林建寿必有大动作。

‡果然1982年，林建寿在马华站定脚跟后，并在李三春配搭下，竟成功地争取到在槟州出征8个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令人大跌眼镜。

不宁于此，林建寿也放出风声有意要争夺槟州首席部长位，关键于是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是要比民政多。由于这样，这一年的重头戏变成马华与民政的角力战，而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
即便出尽法宝和九牛二虎之力，林建寿也意气风发准备来一个“不改朝而换代”的反击，可惜林建寿的算盘打不响，他在这次选举中败落了。马华得6席与民政赢8席，林苍佑保住了首席部长职。不然的话，林建寿可就不同凡响了。

经此一败，林建寿才感到虽身在执政权，但也不是成功的保证。他的反攻战略至此也划上一个句号，首席部长再一次与他擦身而过。

1983年李三春突然离开马华，林建寿顿失大靠山。他深切明白，马华只是给他一个平台表演，他没有也不曾得到大多数马华的祝福。如果他还要在马华立足，他需要靠向另一个大靠山。他终于选择支持梁维泮，而和陈群川派对着干。

当陈群川派在198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是林建寿结束他与马华的关系。因为自此之后，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林建寿还是马华的党员。人们宁可把他归为左派头头，而没有把他纳为马华份子。这也许是林建寿的另一个失误，由于他站错台，不得不认命了。

解读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近三万言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有一个不变的基调是﹕共产党专政的地位依然不变；即便今日的国家体制如同建国之初容纳非共产党人士参与政府工作成为部长和掌控一些策略性的任务。因此胡锦涛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建立新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后有邓小平及江泽民把新中国推入21世纪，朝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方面，胡锦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与毛泽东早年（1940年）发表的《论民主主义论》有异曲同功之调。毛泽东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统一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所谓的“民族形式”说白了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如果格式化的照搬马克思主义，那是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语）

1949年毛泽东取得执政权后，在更大程度上，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变成毛泽东思想。但由于情势的变化与 慎防修正主义的蔓延，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又把中国推向一个偏激的路线，因而出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口号的狂潮。结果带来了60年代初期的经济失调与人心的浮动。未想接着而来的是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的苦难。

迄至1976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才又拨乱反正。胡锦涛就是在那个大治的年代被培养出来的中共明日之星。他是继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代中共掌门人。虽然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因改革开放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但不论是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都没有偏离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也一脉相承地继承了毛泽东开天辟地的精神和思想，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发扬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贯彻“党指挥枪”的传统。这意味着胡锦涛在新的时代给毛泽东思想赋入了新的成份和养份，包括注入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他的“发展科学论”及创建“和谐社会”的两面旗帜，以期通过集体的智慧铸造一个符合世界规律，也对资本主义的优点加以吸收而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即是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调低纲领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回到毛泽东一度鼓吹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便中国循序渐进地“和平崛起”，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对此胡锦涛谨慎地使用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字眼，避开强调崛起，但又要使到中共机制有灵活性，包括继续在党内推行民主政治和改革，铲除腐败，奢侈浪费和作风不正的决心，于是“党风廉正与反腐斗争”再一次成为十七大的主袖。

总得来说，胡锦涛带出了中共在不断改革中，持续“以党治国”的强烈讯息。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会在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的理论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来演绎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

我不知道民青團團長馬袖強對民政黨的歷史有多深的了解以及為什么會有國陣的組成用以取代過去的聯盟？如果他充份地掌握這方面的歷史知識，我相信他不會在最近的民青大會上拋出“國陣一黨論”，因為他的言論偏離了客觀的發展規律，也無法被現實的政治所包容。

就史實而言，1968年成立的民政黨，其6名發起人中只有3名華裔，另3名是非華裔。他們當時提出了一個多元種族融合的理念，而且政綱列明走溫和社會主義路線，要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改善工農生活，因而選了一位馬來學者賽胡申阿拉達斯出任主席。由此看來，它基本上被視為非種族性政黨。

為了促成這一理念的落實，以林蒼祐為首的民主聯合黨義無反顧地解散而加入了民政黨。結果在1969年的大選中脫穎而出成為檳州的執政黨。在其他州（如霹靂及雪蘭莪也有不俗的表現）。

雖然大選后爆發“513”種族沖突悲劇，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民主政治被終止兩年，但無損民政黨的執政地位。而林蒼祐在出任首席部長下，也費煞苦心排出一個多元種族的行政結構，包括副首席部長由民政的慕斯打化擔任，行政議員中有印裔的威拉邦，還有議長一職也歸民政的哈侖。以這樣的排陣展現了民政檳州政府的多元性。

不幸的是，民政在1971年發生內訌，賽胡申阿拉達斯在倒林蒼祐不遂后，民政分裂成兩派（另一派后來轉而組織社會正義黨）。為穩住政權，民政傾向與聯盟合作。這意味著原本單獨執政的民政黨（24席中占16席），因自我分化而不得不在1972年與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它的多元性形象在無可奈何下褪化了。

聯合政府是“513”的產物。在敦拉薩主導下的聯盟，先是在1970年拉攏砂拉越左派的人民聯合黨加入其中；繼而在1972年在西馬又與回教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組織聯合政府。這樣一來，不但聯盟內部進行變革，而且相關反對黨也自我轉型，蛻變成執政黨一員。這種互動與順應時代的需求終于促成1974年國陣的組成。

以當時的政治演變來看，敦拉薩代表了新興馬來資產階級，不是純然出自種族考量來擴大執政聯盟，而更是出自政治意識的考量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政黨納入他的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若單是為了種族，大可不必把回教黨請進來在政治上激發與巫統的矛盾（1977年兩黨再仳離即為一証）。因此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敦拉薩所為是要樹立巫統的領導權威，以便在減少政治鬥爭下推行其新經濟政策和通過上層的調整以期防止種族關係惡化下去。

國陣就是在這種的背景下成立，一直到今天已有14個成員黨。但久而久之，各成員黨也因其種族成份被歸類為代表某一個種族的利益，民政黨及人聯黨也沒有例外被標籤為“華基政黨”，儘管他們還抱持著多元理念，但這種格局已被定型。

由于這個組織展現了巫統的魅力，其他成員黨也沒有異議，自然被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馬袖強的“一黨論”也就在國陣中找不到市場。明乎此，馬袖強與其超前，不如實事求是在現有的結構內為族群謀福利，並要求以國陣精神為治國方略，糾正時弊。

独立前十年  历史转折点

独立前10年，也就是1947年，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说，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它是值得一提的。

其演变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战败的日本宣布投降，马共走出森林，在一些城镇设立“人民委员会”。9月英军开始陆续返回马来亚。经过协商，马共6千800人于12月向英军事政府缴械，重返社会，随后成立抗日军人退伍协会。

也在同一年的12月，一个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而较早之前（即1945年10月），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国民党（又称马来民族党）成立，这两个政党都有左倾的思想。
1946年正月，英国正式公布《宪制白皮书》，决意在马来亚实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主张马新分家，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完全开放公民权。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人团结大会于3月举行，催生了“巫统”。4月的时候，各州苏丹在马来人支持下抵制新宪政下的总督就职礼，造成“马来亚联邦”宪政受阻，无法落实。

同年6月，巫统与英国商谈另立新宪制，7月统治者加入，因而成立一个由英国6人，统治者4人及巫统2人组成的“工委会”草拟新宪制。不久之后，《新宪制蓝皮书》草拟出炉，其特点是马新依然分家；维护苏丹地位和马来人特权，回到1941年以前的传统；放宽公民权申请；中央集权；但未提及自治与独立的时间表。

1946年12月，在马来亚民主同盟主导下，组成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MCJA），以陈祯禄为主席，领导反对新宪制。接着在1947年2月，离开行动理事会的马来国民党另立“人民力量中心”（PUTERA），也同样对新宪制有意见，且提出所有马来亚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民族。

1947年3月，由陈祯禄领导的阵线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合作，上书英殖民大臣，提议修正新宪制。

1947年7月1日，英国不理会反对意见，公布定名为《马来亚联邦协定》草案的《宪制蓝皮书》。与此同时，在陈祯禄领导下的两个组织也公布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接受所有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主张一个统一的马来亚，马新不可分家；全部议员民选；所有效忠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接受苏丹成为“立宪君主”；马来人自行管理回教及马来风俗习惯事务及特别照顾马来民族，以提高生活水平。

但英国不接受此议，陈祯禄在李光前（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的支持下，于1947年10月6日发表《全国大罢市宣言》。呼吁全民在10月20日举行全国大罢市一天，抗议《新宪制蓝皮书》。结果在这一天，全马（包括新加坡），各行各业停市，停工和停学，成为历史性的日子。

英国不理会“大罢市”带来的“震撼”，按既定计划，在1948年2月1日正式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不久。马来亚民主同盟在受局限和压力下，自我解散。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翌年（1949年）在陈祯禄领导下，另创“马华公会”。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禁，马来亚的历史也因此1947年而改写。短片《独立前10年》正是为此而拍摄。

华裔与华人之诠释

是的，我们是华裔，也是华人。一般而言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林苍佑看来，一字之差有实质上的不同含意。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与时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交谈时，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字眼与之讨论华人面对的问题，他马上“纠正”我应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s），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不然也可以用“Malaysians of Chinese Origin”来表达较为完整。
他的意思是说，华人已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还要把马来西亚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族群？而是应该倒回来把原来的出身置在前头，一概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从而塑造出新生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它们的相差在于身份的确定和转变。

老实说，我当时还真不容易消化他的用词，也一下子转不过脑筋。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在现实生活中，用华裔或华人都是一码子事，而且也常常以华人自称，可是林苍佑却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他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我查阅他的言论后才有所领悟。原来他是希望每一位马来西亚人，不要刻意突出自己的出生种族，而是要用新思维教育下一代和影响当政者认同马来西亚公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马来西亚人。这就是林苍佑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从政以来不断追求的长远大目标。
我不敢肯定林苍佑是否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名词的倡导者，但我敢肯定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的第一位从政者。

例如1973年林苍佑在民政党大会上说，“应当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帮派主义的政治一扫而去。使马来西亚每一个人能自视为兄弟姐妹，分享共同的命运。”

1976年接受理大法学荣誉博士衔时，林苍佑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如果没有原住民、马来人、姆律人、卡达山人、伊班人、达雅人、华人和印度人等，就不会有马来西亚。”虽然他认为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种族遗传的观念，但绝不允许种族问题引起政治论战。

1983年主持全国华人文化大会开幕时，林苍佑说﹕“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命运根札于此，我们的责任是确保马来西亚和平、和谐与稳定，继续成长和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林苍佑指出，“我敢肯定，我们有发表言论、阅读书报、着书立说及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这个从来不曾也不应受到质疑。只有相互尊重各自不同族群的文化遗产，才能携手建立一个团结现代化的马来西亚。”

以上的言论清楚显示，林苍佑亲笔撰写的演讲稿，在遣词用字方面，包括翻译成华文，都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而不用“马来西亚华人”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和人生哲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是在政治上以马来亚人乃至马来西亚人作出奉献。因为他要各种种族，淡化种族的意识而朝向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整合。

然而，独立50年了，在我们身份的后面，仍有种族的标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林苍佑的理念和普遍使用他的“造词”，好像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还有一段比林苍佑估算中还要长的道路来完成林苍佑寄望达成的“马来西亚大家族”。

华文教育路线图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虽然有185年的历史，但较具规模兴起于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与孙中山先后南来鼓吹兴学办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当推槟城的中华学校（1904年），而第一间华文中学则是锺灵中学（1917年）。当时由于左倾无政府主义伴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兴起并波及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乃于1920年开始对华校进行登记，也对华文报章采取管制政策。从那个时候起，政治就与华文教育及文化挂上钩，华校也陷入多事之秋。

1957年，锺灵中学是第一间接受改制的中学。接着在1960年出炉的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建议华校进行改制，否则将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和援助，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当时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起而反对，他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教师 注册证及公民权被吊销）却换来独立中学的出现。这就是独中的由来。

因此基本上，这半个世纪的华文教育是这样走过来的﹕

1962年时──全国共有70间华文中学，但有54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16间不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必须自力更生），华文中学被分成两半。

后来改制的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又再衍生21间独中，以收容超龄生，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在一个校名下却分成国中与独中。前前后后在西马共有37间独中。

‚1962年后──砂拉越原有18间华文中学，而有12间接受改制，剩下6间不改制。继后，在1962年至1968年间，又再多出8间独中，加起来有14间独中，而国民型在变化下存有10间（系指加入华中校长理事会的数目）。

ƒ1970年──沙巴有8所国中及9所独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董教总成为领导机构。

另一方面，在西马则有60间国民型中学（原54间改制，后稍有增加），在东马有18间国中，合起来有78间。这78间具有华校背景的中学在1994年成立了“华中校长理事会”。虽然在1996年的教育法令下，已不再有国中和国民型之分，一概称为国民中学，但“华中校长理事会”仍然秉持华校的传统。
至于华文小学，也在1961年的教育法令下，一律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在加加减减下，直到今天仍有1291间。由于在70年代开始，英校也接受改制，造成许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小；华小生也告骤增起来。与此同时，友族报读华小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之中有一个吊诡之处是华小分成半津贴与全津贴，所谓半津贴乃指校产及建筑物未转让政府，并设有董事会（学监会）。因此举凡扩建、修建、重建或搬迁费用概由董事会向华社募捐，造成华社无时不刻都在出钱，但也引致钱出得越多而主权越来越少的争议。董总推动的华小董事醒觉运动就旨在维护华小董事会的主权，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因为董总又将有第二波的运动。

其实，即便是半津贴的华小，校地及校舍已是“永久性”充作华小之用，绝无可能收回另作他用，因此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调整政策，给所谓的半津贴华小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以减轻华社的负担？换句话说，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小学是最好不过。

在今天，全国1291间的华小共有学生56万余名；78间国民型中学则有学生人数近13万名，而在60间独中就读的有5万3千余名。

我们由上得出一个统计，每年华小有90000余名毕业生，进入国民型的有25000余名；进入独中的有近10000名，剩下的60000余名则进入国民中学或辍学或少数出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包括在国中也应针对性推行教导华文课，以使学生有机会接受三语教育。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华社及各华基政党的坚持下，形成除中国以外，保留最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有了三间华教的大专院校。但这是用整体的血汗力量换来的成果。这就是当今的华文教育路线图。（本文部份内容系作者代表槟州5间独中在本月11日的马青颁发独中基金的晚宴上的讲话，经重新整理后成此文。）

大马第一位女性议员

华研的陈爱梅看过《林苍佑评传》后曾问过我：50年代参政的黄绣娘是谁，她到底为什么会和林苍佑打对台戏？同时谁是妇女参加民主政治选举的先驱者？这使我想起了50年代在政坛上冒起的一位奇女子。

她的名字叫叶真宝（Nancy Yeap），是位律师。出身显赫世家，祖父是富甲一方的叶祖意（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今日宏愿大学的校址即是他的故宅），纯粹受英文教育，思想洋化，追求民主政治。
1951年她响应林苍佑的号召，参加在6月19日成立的“急进党”，席上被选为中委。

同年11月，她被派参加乔治市市议员的选举（马来西亚民主政治选举的滥觞）。在林苍佑极力协助下，以最高票当选加拉歪区市议员（当时规定一区选出3名市议员，最高票者任期3年，次高票者任期2年，第三高票者任期1年，余者落选），一炮走红。

在这一次选举中（共选9名市议员，另6人委任），急进党共夺得6席，叶真宝“万绿丛中一点红”，成了唯一的女议员。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则是第一位当选议员的女性。因人气急升，她在1953年出任急进党副主席，风头甚健。

不过，她在1953年市议员任期满后不再参加选举，开始对急进党的“存亡”有所质疑，原来林苍佑酝酿将急进党成员带入马华公会。

果然在1954年，林苍佑带队加入马华公会，成员包括后来出任槟州首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准备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叶真宝反对林苍佑的“半途换马”，坚持不转换码头，但不是消极以待，而是伺机而动。

当1955年举行独立前的全国普选，包括各州立法议会也依法选举（槟州共24席，只选14席，另10席委任）。时，基于已身在马华的林苍佑，带领联盟全线参加州选，一时意气风发。而叶真宝为了反对林苍佑在政治上“改道”，又不便亲自出马与林苍佑抗衡，乃推出其母亲黄绣娘在加拉歪州选专和林苍佑单打独斗。黄绣娘可不是等闲之辈，她是叶祖意的媳妇，也即是其第二公子叶金和之夫人；而她之所以下嫁叶金和全因她的父亲黄仲涵撮成（她还有另外一位妹妹黄腰也曾下嫁叶祖意第三公子叶福和）。在当时黄仲涵是名声响当当的印度尼西亚糖王，也是东南亚糖王，扶持叶祖意飞黄腾达。她还有一位妹妹黄蕙兰下嫁当时国民政府著名外交官顾维钧。

虽然是黄绣娘以独立人士身份刻意对垒林苍佑，但实际上是“母代女征”的版本，企图一挫林苍佑的锐气。因此在竞选期间，叶真宝出尽法宝，又登门拉票，又演讲，又发传单，形成一场十分激烈的重头戏。这在封建保守的社会，也只有叶家女性才这么大胆的出位，充份发挥女权本色，因为她们是豪门淑女，不是普通女性。还有一个理由是叶祖意已逝世三年（1952年），家庭中其它成员也尊重民主和女权，并未阻止母女在街头巷尾拉票，与男人一争高低。

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也结束了叶真宝的政治生涯，两母女从此移民新加坡不再问政。如今叶真宝尚健在新加坡，过着悠闲的生活。

叶真宝无疑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第一位妇权运动的倡导者。在她之后，妇女参政选举已不再对“抛头露面”有所讳忌，而是真正成为推动妇运的旗手。就此而言，叶真宝的5年从政记录已为妇权运动赢得第一个掌声。

中文汉语国际化受到肯定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本月14日在北京时，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承认北大和清大的中文系，也同时承认北京外语大学及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资格。虽然在实质上只惠及极小部份的毕业生，或有机会当上公务员，但在国际意义上，则宣告马来西亚政府采取开明与务实的态度，承认中文及汉语的国际地位已越形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开端。

不论这样的选择性承认是否过于局限性或象征性，至少它预示着中文在马来西亚已因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有了一定的转机。这对长期以来从事华文教育的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得以在逆境中有所转折，也能够借大气候逆流而上。

在过去一段长时间，从殖民地开始，华语华文都是被当成“方言教育”来看待；而且也与政治挂钩，形成一个微妙的互动。经常因政局的改变或需要而使华教处于备受挑战的地位。然而由于华社的执着，坚守着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才有今日得来不易的成果。

今天，情况已大不相同，中文汉语不再是“一方之言”，而是崛起成为国际用语，它不但表现在学术上，而且也广泛地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工具。举凡商业、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也因为有了中国人的参与，使到华语华文的应用性不断普及；尤其是中国彰显了其商机处处，中文更因此成为具有市场导向的国际语言。这在过去是未能想象，也是预想不到的变化。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与世界接轨有以致之。

顺着这一潮流，中国教育部在海外已开设了百余间孔子学院，用以推广中文汉语。在获得各方的热烈响应下，它准备把孔子学院增加至500间。由此可见，学习中文汉语的热潮已蔚成一种风气，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地在吉隆坡设有全球汉语中心（孔子学院），无形中给华教的生机增添筹码。

韩江学院在这个大趋势下，及时地（本月13日已签署教育协议书）与全球汉语中心建立合作办学关系，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中文汉语系的合作伙伴。这三方面的合作宣告一个中文新世纪的开始，用以回应政府对于汉语教学的重视。

这项学士学位课程的特点是公开给各民族人民申请。条件是高中毕业生在具备中英文能力下，可以申请就读而直接成为交大的新生。若是SPM学生，则是2+2（两年在韩院，两年在交大）完成学位；若是统考生，则是1+2（一年在韩院，两年在交大）。毕业后可申请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执教，也可在其它领域发展。

如果中文较弱，可以在韩院中文系补修；如果英文较弱，也可在韩院ELS英语中心进修。这样一来，在此学位课程下，肯定会培养出真正掌握双语的人才。

这个计划在明年初开班的课程，不但为华校生启开另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也与黄家定的宣布不期而遇﹕宣示着提升中文程度和掌握国文英文将有亮丽的前景。

半个世纪政治生态对比

马来西亚立国已经50年了，在这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态中究竟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异同，是值得温故知新的。
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只限在马来半岛，新加坡已被排除在外，总人口6百27万，华人占37%。宪法上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由11个州组成。

在政治上，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通过选举（以1955年的普选为根据）起而执政。依据英国遗留下来的政制推行“君主立宪”，奉行资本主义。反对党则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也是在独立时成立，标榜走社会主义路线。其特点是诉诸思想意识的斗争，变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突出也不强调种族主义。回教党则是走民族主义偏左路线；拿督翁的国家党已告式微。

此外有大大小小的地方议会选举，包括市议会在内，每三年选一次，十分体现民主政治。

因此1959年的大选（独立后的首次选举），基本上是上述的朝野党在进行较量，也判定联盟在朝的统治地位。反对党在地方议会也有执政机会。

50年后的今天，马来亚的版图已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立），分成东西马。东马指沙砂两州，西马指马来半岛，新加坡则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马新真正宣告分家。

由于加进了东马，马来西亚更具多元种族色彩，不少20个种族组成。人口已经翻了4倍有余，达到2千6百万，华人所占的比例退减至24%左右。

政制中的变化是自1965年起，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并于1976年通过修改地方政府法会取消选举，市县地方议员则进行委任直到今天。换句话说，今天我国的民主政治已改成充份体现在同时举行的国州大选，没有了地方选举。

政党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了三党合作的联盟，而是扩大组织成为国阵（1974年）。原属于反对党地位的砂人民联合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1969年选举中崛起）等加入其中。但不变的是巫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势力有增无减。

反对党方面同样重新洗牌。号称左翼的社阵不见了（人劳两党1965年分裂；劳工党则在1972年注册被吊销），剩下人民党也在2003年并入国民公正党，改称人民公正党，脱掉“社会主义”的大衣。

至于在60年代中期出现的民主行动党，虽脱胎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但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及“513”过后，已是名副其实的本工化政党。到了千禧年，这个党也在政纲中取消“社会主义”字眼（原本是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回教党原先在巴哈鲁丁医生领导的时代，走的是民族主义偏左路线（与社阵理念有一定的默契），但在90年代后，回教党另行出路，摒弃左的影子，走向宗教路线，致力于政教合一。

再一个反对党就是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它成立于1998年，今天则准备与反对党连手，向国阵权威挑战，这个党是立于民族主义的框架内。

反对党中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了“社会主义”，不再侧重思想意识的比较，而是与执政党一样，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但更见政党间为族群的权益（包括种族性的）而有了不同的表达。

这就是50年前与今天的政治生态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