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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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7.2.15

春晚反腐节目的省思 (直挂云帆)



近些年来,我都有观赏中国的“春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除夕晚的直播节目。虽然在32年前(1983年)开始了这个备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但其表演内容与形式总是与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的,今年的春晚也不例外。其中有三个短剧是与当前的反腐运动有关的。这三个节目是《圈子》、《投其所好》及《这不是我的》。
有人说“春晚”罕有的呈现了反腐节目,这在过去是敏感的;但有人认为当局者次的大胆突破是好的开始,足见政府反腐的决心;也有人批评所谓的反腐节目力度不够,如蜻蜓点水,隔靴抓痒,无法反映出今些年来在报章和传媒上所见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贪腐大案,充其量只能是点到为止的讽刺,不但不到喉,也无法让人观后拍案叫好,顶多是发出会心一笑。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对今年的春晚节目给予正面的肯定,因为它带出了中国梦,也希望在稳定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即使没有在节目中有力地揭开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和公布“大老虎”落马的丑闻,我们还是能够从春晚中感受到中国现代领导人肃贪和除贫的决心。
其实不论是现代领导人或过去的领导人,都对贪污深痛绝恶,也似乎没放过被查到实证的罪案。只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打腐一直未能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这就要回到历史去了解不同时期的个中情况。其一,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就对贪污严惩不贷,例如在1952年处决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天津地委副书记张子善,罪名是“盗窃机场建筑公投”。也在同一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虽然在那个时期查处犯贪污罪者高达十万人,也追回赃款2亿人民币(旧币),但毛泽东还是把三反运动提升到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由此可见,在中共建国初期,毛泽东已洞悉贪污对国家的危害,但后来中国进入了此伏彼起的政治运动,牵涉面是全国性的,也就使到当官的想贪也贪不起来,因为在一浪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下,在此刻不知道下刻的政治命运下,谁又能饱暖思淫欲?谁又有心玩投机倒把,而贪得无厌呢?
当然不是说在火热的政治运动期间不会发生贪污案,而是贪来的钱又如何炫耀,又如何运往外国?又如何使用?这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
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几乎影响50余万名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1958年的大跃进,全面地推动人民公社,尽早落实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向。接着在1964年间,又出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及清思想),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文革”的前奏曲,主要是防止党内的走资派滑向克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道路。
就在“四清”之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运动中,许多人都生活在极不安定的状态下,只有少数的官僚享受特权阶级的待遇,也就少有人偷窃或偷国家资源据为己有,因为“金钱已无用武之地”。
其二,就在“四人帮”一网成擒后(1976年),才结束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文革的结束和政局的转变也给邓小平提供了复出的机会。
邓小平是在1978年第三度复出,而随即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他废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而大胆地把中国的门户打开。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方针也刺激了许多人向往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即便邓小平在那年对罪案严惩不贷,决不手软,从重从快,但依然发生武的罪案扩大到文的罪案。这文的罪案就是指当权的人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而下海经商的人也靠着与官场的关系在官商勾结下,将国家的资产进行转移。因为这些人看到了隙缝和机会,也就起了邪念,贪个不止。
在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消除贪污案件下,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反映出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官场的黑暗与打腐不力的失望,因而诉诸行动要政府大刀阔斧铲除贪官污吏。
为了安抚老百姓心中的怨恨,中国政府公布从1989815日起至1031日止,凡是犯贪污罪、受贿罪、投机倒把罪的公务人员及企业单位负责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自首者一律从宽处理。
在截止日之后,当局公布有52800人自动投案,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许多没自首者仍抱着侥幸心理或依据后台,也就静观其变。由此也暴露了11年来(自1978年到1989年)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只是尚未被全面揭发。
虽然在六四前,胡耀邦已下台(总书记)(1982-1987),但因他之死而掀起“六四”事件却让人感到惊愕,这也说明了胡耀邦在位时贪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群众乃借故起事。
因此来到赵紫阳的时代(1987-1989)他几乎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时,已是被“六四”事件卷走,但不能否认他在主政时期贪腐案已十分严重。
当江泽民接棒后(1989-2002),他虽然也反腐,也拿大官来祭旗,如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指贪污受贿罪成判刑16年(而后保外就医,于2000年逝世),但只有典型却阻止不了经济犯罪案一再增加。
当胡锦涛在位时(2002-2012),他拿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来祭旗,而成为他的年代的典型案件。陈的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及玩忽职守而被判监18年。
不过根据明报月刊专栏作家马玲撰文指出,在江泽民时代,公务员已明显地介入钱权交易;而来到胡锦涛时代,“他本人孤独地在敌人心脏”战斗,被常委周永康、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中办主任令计划一圈人包围。
因此当习近平于2012年接棒时,他毫无讳言地疾呼如果不向贪腐进行斗争,将可能“亡党亡国”。在无法忍受下,习近平于2013年拿薄熙来的案件作切入口,在定罪后,矛头指向周永康。继之徐才厚、令计划及一大批高官也纷纷落马了。
当习近平在2014年挖出耸人听闻的贪腐案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后,共和国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被这些官员挖走?外人并不知情。
现在春晚过后,人们也正在期待习近平怎样收拾老虎,怎样还共和国一片明朗的天空?这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5年2月26日《东方日报》

25.2.15

十七年前后的安华 (现代春秋)



安华于210日第二度因鸡奸罪名被判刑5年后,整个国家的政局马上有了变化,而且更加的针锋相对。
在反对党及一些非政府组织这边发起了抗议运动。但从规模来看,这次的抗议声远比不上昔日的浩大声势,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时间的不同,人物也有所不同,以致早年的激情在今日已化成较为冷静和谨慎的思考。虽在思想上“烈火莫熄”的理念仍然存在,但已不再这么激动了。
回顾前尘往事,17年前的经历倒是历历在目。那一年(1998年)的92日,巫统主席马哈迪先以首相身份革除安华的副首相兼财政部长职,接着在同一天内的巫统中委会议也通过革除安华的党籍。
当这一双重打击的新闻传开后,支持安华的群众和他在巫统的人马也动了起来,安华也就凭着他的魅力和在政坛上的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在很短的时间卷起群众声援的浪潮。这一波浪式的反抗运动很快地从峇东埔(913日发表峇东埔宣言)延烧至吉隆坡独立广场(920日在发表独立广场宣言);而安华也顺势展开他的拿手战略,用街头斗争回应马哈迪的革职。在此关键时刻,安华被逮捕入狱(920日),接着被控鸡奸罪,再也得不到保释的机会,直到1999414日被判有罪入狱6年,也就意味着安华被迫告别政坛,再也不能领军冲锋陷阵了。
虽然如此,安华的影响力也激发年青人参加支持安华的此起彼落的游行;更在较后举行的大选(1999年)产生了“安华效应”。伊斯兰党成了大赢家,又再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同时保住吉兰丹州政权),也在一夜之间使到伊党的国会议员跃增至27名;安华的国民公正党只赢得5个国席;行动党则只剩下10个国席。
自此之后,安华的政党也没有放过任何开展运动的机会,但每每都是得到伊党的支持,也就在马来社会成了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只是因为行动党仍未唤起华社的响应,造成安华的烈火莫熄运动在那年未全面地深入民间。
虽然安华在监狱内的遥控有其成效,促成公正党不忘斗争,但也是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2004年大选时,烈火莫熄基本上已是进入低潮,更甚的是反对党本身相互倾轧,公正党与伊党不大咬弦;伊党与行动党不再往来,终于让反对党吞下苦果,公正党在选后只剩可怜的1席,伊党失掉登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减至7席;行动党也只能保住一些地盘,不再意气风发(12个国席)。所幸林吉祥及卡巴星又重回国会,才给行动党带来一定的信心。
因为20043月的大选国阵狂胜,又适逢在6个月后安华上诉得直,也就提早出狱。这意味着安华有机会重新上路。果然不出所料,在2008年大选前安华的绝招是再一次左手与行动党合作,右手与伊党合作,并到处巡回演讲。这样的一种结盟并非始于公正党,而是始于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右边与伊党合作,左边与行动党合作)(1990年)。
凭着坚定的信念,安华终于打动了行动党及伊党同意不再内斗,但只限于不扯后腿,与国阵单挑独斗。也在大家都相信国阵必胜下,才平地一声雷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任谁也想不到,安华的“烈火莫熄”经过10年的断续斗争后才开花结果,这一遍地开花第一次让人看见安华的威力,反对党也就在民联的旗帜下夺得5个州的执政权(1年之后才失掉吡叻州政权),并有82名国会议员打破国阵长期以来保有的优势,安华也似乎时来运转成了民联的精神领袖,他开始部署迈向布城。
可是就在安华参加是年(2008年)8月的峇东埔补选前的一个月,安华又涉及第二次的鸡奸指控,给刚拔开云雾的前路蒙上阴影。
尽管安华在补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案件的阴影总是尾随其后。此刻的安华知道他必须一鼓作气把中央拿下来,否则将是夜长梦多,也就有了所谓的“916”变天论戏剧性的一幕。
在变天不成后,安华知道他的政运也悬在官司案上。
就这样来到2013年的大选,安华不得不卯足马力以便能向布城。可惜因为选举制度的格局无法改变,即使民联得票超过50%,得票率胜过国阵的47%有余,也不能起而执政。这是因为马来西亚以席位的多寡定天下,不是以得票率为准。
就算安华在大选后再一次发动黑色运动以展示民联的力量后,他还是无法改变局面,而等待他的则是官司案被上诉而亦步亦趋了。
由于因为安华过不了官司案这一关,也就逼使安华于去年3月份安排加影补选,以便上阵扭转命运。可惜安华因官司案被限制提名参加补选。
若是身为雪州大臣,他也许能产生某种微妙的冲击;然而当安华失去一个又一个机会后,他在2015210日迎来的竟是黑色星期二。在判案5年下,安华又得等到2023年才可以参加选举,那时他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根据其律师之一的拉蒂花于扣七扣八之后的推算),除非情况有变或得到特赦,不然安华能否再让“烈火莫熄”第二度开花,当下也就无法作推测了。

刊登于2015年2月23日《光华日报》

23.2.15

聂阿兹与伊党的蜕变 (跃马扬鞭)



伊斯兰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1931-2015)的逝世给伊党带来了不明朗的前路,因为聂阿兹从90年代开始就成为伊党的精神领袖,而且其影响力逐年增加。直到今天,伊斯兰党的政治取向及意识形态仍以聂阿兹的思想为依归。
但伊斯兰党(原称回教党,2011年易名为伊斯兰党)历史的发展和政策的转变也都是与聂阿兹息息相关的。
伊斯兰党(成立于1951年)的崛起是很微妙的,它欢迎原属左翼马来国民党主席布哈鲁丁(1911-1969)在1956年当选党主席,开启了他在伊党内的政治长征。
这位坐过牢的思想左倾的政治精英在1955年与阿末布斯达曼合组左翼的人民党,但翌年退出加入伊斯兰党。
虽然布哈鲁丁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威以宗教作为主导思想,但与他同一个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朱基菲却牵制布哈鲁丁的政治走向。朱基菲(1928-1964)是当时伊党的副主席,后成署理主席,也是布哈鲁丁的副手。他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毕业生,一生被人尊称为宗教教师。他在1959年及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声望渐渐追上布哈鲁丁。不幸的,他在1964年再度蝉联国会议员后即因车祸逝世(他的光辉要在后来才彰显出来。2000年,伊党秘书长纳沙鲁丁在马尼拉公开论坛上高度赞扬朱基菲是杰出的回教导师,是伊党的绘测师)。
由于布哈鲁丁在1965年被捕下狱,罪名是企图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因此当他在翌年获释后已在党内仅是名誉上的主席,直到1969年逝世。
布哈鲁丁及朱基菲逝世后,伊党的控制权就落入阿斯里(1923-1992)的手里,他是靠自修成为宗教教师的。1964年出任吉兰丹州务大臣,顺势成为伊党的领导人。1969年的“513”事件后,他率领伊党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阿斯里也因之升任联邦部长。
1977年伊党与巫统关系恶化被逐出国阵。在1978的闪电大选下,伊党失去丹州政权,阿斯里也因之被指领导无方在1982年被撤换。
因为阿斯里不归属宗教派,也被认为已把伊党导向迷失的方向,也就被扶起来的来自槟城折衷派人物尤索拉哇(1922-2000)(现任伊党峇眼色海国会议员姆加希是他的儿子)所取代,他在1983年接棒时,也同时出任刚成立的伊党长老会主席。这个新的组织是因为伊朗宗教革命成功,触使伊党也效法伊朗以长老会作为权威组织。
1987年他让位于聂阿兹出任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而他本身在1989年辞党主席职,由来自吉打的法兹诺接位,再加上来自登嘉楼的哈迪阿旺被升任为党署理主席,也就意味着宗教派精英已掌控了伊斯兰党,他们三人组成的核心领导也在1990年的大选扭转乾坤,成功地夺回失去12年的吉兰丹州政权。
虽然得到46精神党的合作,但聂阿兹有其一套宗教治国观,并不是事事顺着46精神党的。在1993年聂阿兹在吉兰丹州议会推出了“回教刑法”。他认为通过刑法可以净化人心而起了阻吓作用。
事实上,聂阿兹的政治手腕是两手抓的,一方面他同意所谓的政治联盟统一阵线,一如在90年代与东姑拉沙阿里合作。因此在1999年大选与安华的公正党及行动党达成协议,在大选中力抗国阵(巫统)。另一方面,他坚持以“宗教治国”的理念。在与法兹诺及哈迪阿旺合作无间下,当年伊党又取得另一个辉煌的胜利,再执政登嘉楼州,由哈迪阿旺出任州务大臣,更支持哈迪阿旺也在登州落实回教刑法。
巧合的是,这三人与朱基菲一样,皆毕业于埃及阿扎哈大学。
无所隐瞒的,自法兹诺于2002年逝世,由哈迪阿旺接掌党主席后,聂阿兹更是与他同声同气,他们两人经历了308政治海啸(2008年)及505华人海啸(2013年),终于为今日的伊党奠下宗教政治的取向。
如果说聂阿兹是伊党宝贵政治遗产,那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为伊党找到了一条宗教的方向,但也具备争议性。在他之后会否再转变,就不得而知了。

刊登于2015年2月23日《南洋商报》

朝野大联盟未开跑已结束 (直挂云帆)



目前领导“我的国家”的领导人安美嘉联同另一名发起人沙莫赛益在27日发出呼吁朝野“停火”,并与公民社会携手合作,以解决我国当下的四大问题:(一)大水灾、滥伐森林与灾后重建;(二)经济衰退;(三)种族与宗教关系紧张及;(四)前所未有的骨痛热症威胁。
她希望朝野放下政治歧见,以给人民一个希望。
安美嘉是这些年来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崛起的人权律师。当她在2007年担任律师公会主席时,曾破天荒领导2000名律师参加“公正之行”的大游行,抗议司法干预。及后的2011年,她又领导净选盟运动而出任主席。当她在2014年卸下净选盟主席后,又再发起“我的国家”运动,并继续与净选盟密切合作;更与朝野政党领袖有所接触,自然具备条件和资格向朝野政党提出合作的建议。
虽然这不是新鲜课题,也未有具体的合作计划,但在此时此刻强调这样的主张,是希望能使到国阵政府和民联重提国民和解。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于2014年正月曾建议全民寻求“国民共识”来化解当前的大马困境,并能终止过分的种族主义、宗教憎恨,进而推动团结与和睦。
及后不久(129日),国阵主席兼首相纳吉作出回应,他宣布将设立一个国会跨党委员会,以在四个领域,即社会、政治、政府和国际关系层面上达成国民和解、埋葬仇恨,但纳吉强调这样的和解不等于共组联合政府。
不过,就在安华于3月(2014年)被判鸡奸罪名成立后,他宣布撤回“国民共识”的献议,并将全面与国阵政府对着干。
这就是说,所谓的“国民共识”未正式开跑就已经被“束之高阁”了。直到最近因为国家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才又触发安美嘉重提相关的计划,并称之为“人民计划”。
在这方面,安美嘉也与安华及纳吉一样未提出组成“大联盟”政府的可行性。由此可见,已经对峙将近7年的朝野双方在寻找共识上一直阻力重重,而且也因政见之“南辕北辙”陷入矛盾重重,实在看不出朝野会重新大洗牌。但即使双方有此互不咬弦,也不意味着合作的大门已经关上。
不过在今天看来,因为安华上诉失败,即刻入狱服刑5年,所有的合作计划也就烟消云散了。
虽然今天看不到朝野的合作,但回顾是45年前的往事,也不失其政治意义。其因由是这样的:在1969年举行大选时,联盟的劲敌不再是社阵与回教党,反而是新崛起的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前者一口气吃掉了联盟的槟州政权;后者一夜之间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当年的马华等量齐观)。
虽然联盟得以依靠巫统支撑大局(在104个国席中,巫统占有51席)继续执政,但因随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全面改观。
其一是敦拉萨在1970年接替卸任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他巧妙地在砂拉越导演了砂州大选(1970年),结果成功地拉拢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加入联盟阵营,共组砂州联合政府。
其二,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推动化东南亚为无核、中立与不结盟地带,终于成功地扭转了马来西亚一向予人100%亲西方的形象。
其三,为配合其中立与不结盟政策,敦拉萨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外交政策,不但与苏联及东欧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也在1974年与中国建立邦交。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开始将反对党逐一收编,先是在吉兰丹与回教党、在槟城与民政党及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建立联合政府(1972年),继之在时机成熟下,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基本上已解决反对党给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回教党(今正名为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与砂人联党参与下,国阵已不再是3党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而是发展成一个大家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与砂州的国民党(因为党魁加隆宁甘与联邦政府对抗,乃被排出联合政府)。
1974年起到2007年的33年间,国阵可以说未逢对手,屡战屡胜,根本不需要再收编反对党。
除了人民进步党生不逢辰(在1978年的大选,在吡叻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外,其余的加盟政党都能渡过难关,甚至也使到马华重整旗鼓。
可是令国阵意想不到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竟引发政治海啸,差点在阴沟里翻船。国阵不但痛失吉打、槟州、雪州及吡州政权(一年后因议员叛变,才被国阵夺回),也拿不回吉兰丹州政权;更壮大了反对党在国会的力量。
虽然2009年吡州政权回归国阵,但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却成为两线制的缔造者,在国阵140席对民联82席下,国阵失掉昔日的优势,也面对从未有过的压力,最主要的是安华依布拉欣原是来自巫统,且又曾担任国家副首相兼财长,也就比任何人都更具资格与国阵的领导人争天下。
即使巫统在2009年换马,改由纳吉领航并出任首相,但在2013年大选时,也没有办法有效地挫折民联的势力,双方还是保持2008年的势均力敌,即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这就意味着经过两届的较量,国阵与民联的格局大致定了下来。但不幸的是进入2014年和转入2015年时,马来西亚面临的大问题是波浪式的。除了国家经济突显低迷,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家预算案以节省开销外,也无法掌控马币的疲弱走势,石油价格的下挫和外资从股市撤走及储备金的减少等。
还有是种族主义的情绪被鼓动和刺激;宗教课题被放大;更出现所谓中东极端恐怖分子借用我国作为转运站,都是给政府造成的新压力。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纳吉可以参考其先父的例子,大胆地与民联来一个真挚的合作,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共识,乃至可能的话,朝向大联盟(大联合政府)迈进。
可是在安华判案入狱后,原先呈现的曙光也暗淡下来,这对马来西亚是不幸的。
追根究底,不但是政府的大问题需要反对党的配合与谅解来解决,而且民联面对的所谓“回教刑法”及“地方选举”的课题也需要国阵介入来化解。
遗憾的是,我国在现阶段进入了一个对抗的年代而不是一个和解的年代。什么时候,才能启开朝野的对话?

刊登于2015年2月2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