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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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0.6.16

英国脱欧地动山摇 (直挂云帆)

英国号称民主国家,大课题都需要通过公投来鉴定民意就如这次英国是否愿意留在欧盟或脱离欧盟,也让人民做个了断。
623日投票的结果却让全世界震惊不已,因为意想不到的竟有51.9%的选民支持脱欧,而只有48.1%支持留欧,总共有3350万选民参与投票(占总选民的72.2%)。
这项公投是现任首相卡梅伦在2015年蝉联执政后,所需要兑现的承诺,因此择定在今年推动,讵料作为支持留欧派的领导人,也真的无语问苍天。因此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宣布将在10月卸职,并全力支持内政部长特里萨梅接班,以阻止卸任伦敦市长的约翰逊上位。虽然后者是全力支持脱欧的领导人之一,但他也是保守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正由于英国公投如同一枚炸弹爆炸,全世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英镑应声而跌,有人估计它会再下跌至11%;股市在全世界进入黑色星期五,短期内英镑将因变相贬值而有利于出口业,但在经济前景不明朗下,人民也担心通货膨胀及失业率的升高。
有很多人不解的是,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且在1975年举行公投,结果有67%的选民赞成留欧,但为什么这次要脱欧呢?
其因由是这样的:随着欧盟的改变和扩大权力后,终于在近年又成为英国人民的热门课题。许多年青的一代,在独立党鼓吹下,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若继续留在欧盟,其尊严及自主权将被蚕食。德国与法国将成为欧盟的老大和老二而得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例如欧盟订下的人民自由走动就变相的无法阻止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难民涌入。因为不论难民得以进入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他们都有权利选择到英国居住。ƒ抑有进者,英国政府提供的福利与援助将会被外来的移民所分享,以至国人的福利越来越受到限制。在去年,英国的移民有33万,其中半数以上来自欧盟国家。人民的怨气自然增加。除此之外,在苏格兰的人民,若在英格兰读书要付学费,而欧盟成员国的学生到来求学则享免费。最让英国人不满的是它每年要付出数十亿英镑的“会员费”,若再加上出口产品时需要付杂七杂八的“隐性关税”每年付出的就是6百亿英镑而换来的是任由欧盟订下规章和不断地将欧洲打造成无边界的大欧洲。英国作为世界上一度的日不落帝国,它是无法忍受欧盟权力的膨胀。长此下去,英国将不再是强大的国家,而会被德法所取代。也就只得选择先被打击,才来恢复元气。
从历史上而言,我们必须了解英国人一向自认拥有白人的优越性。它在18世纪以降不断地开拓殖民地而宣称教化了目不识丁的殖民地人民;同时也引入世界各国的移民在殖民地居住和发展。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始于18世纪也是与英国的扩张政策不无关系的。它需要大量的劳工,甚至连美国也是它的殖民地,但当美国人民在1776年摆脱英国独立后,它就自身发展成一个独特的统一国家,也因此不加入英国主导的英联邦。当下英联邦共有53个成员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南非及波兰等等,所以说,英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
虽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英国的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甚至连香港也在1997年回归中国。凡此种种,也使到英国有所失落而不得不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并加入欧洲的阵营;尤其是战后欧洲被分割成两半,一半归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另一半归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在意识形态敌对下,美国在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机构(北约),而苏联也跟着领导东欧国家成立华沙公约。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及东欧变天后,才只保留北约(军事机构)组织。
吊诡的是,两次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战--1914-1918及第二次世战--1939-1945)的发难者都是德国。在战后受到惩罚,但经过努力后,德国在今天又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超越了英国。难怪已故塔彻尔夫人(英国首相)这样说,所谓欧洲大联盟是一个幻想,不可能达成的,因为欧洲有太多的国家,在施政上各有策略,未必能同心同德;因此她后来是偏向英国保持独立自主的。
所谓“欧盟”,是一个战后的产物,但与联合国性质有所不同。联合国是于1945年成立,所有的独立国得以参加成为会员。因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这个组织归美国主导也是不争的事实。外在废墟中重建的欧洲更要自我保重,也就在1952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有六个成员国。1958年又发展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3年时,这三个组织统合在欧洲各共同体下,直到1993年才真正统合在欧洲联盟之下。换句话说,欧盟已从贸易实体转变为经济和政治联盟,成员国也从6个发展到今天的28个。英国是在1973年才加入的,不算是发起人之一。
在取得成绩后,欧盟又产生下列组织: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国家元首组成),欧盟理事会(成员国家的部长组成的欧盟上议院),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洲议会(欧盟的众议院)、欧洲法院及欧洲中央银行。
欧元则是欧盟的官方货币。已有19个成员采纳为流通货币;也取消了边境管制。
因为欧盟表现出色,为世界立下团结合作的楷模,得以在2012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既然今日的欧盟也吸纳了前东欧共产国家成为成员,它自然会有更多的条规要求组织越趋完善并让成员有所适从。现在英国这么一投也真是一搞得大家团团转。在英国已有逾300万人要求第二次公投。主要是脱欧公投结果出后来,马上让英人面对经济及生活上的凄风苦雨,因此希望选民能领悟过来,保留在欧盟(能第二次公投是个未知数)。若英国一意退出,也势将导致欧盟分崩离析;而英国又将立足于那里,在美国,在中国或在印度?如果它还要在欧洲有所作为,得耐心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从今天的形势看来?公投退欧未见其利,已见其弊了。这就是英国人在民主底下要付出的代价。
刊登于2016年6月30日《东方日报》

28.6.16

回首40年前的空难 (天下纵横)



已经整整40年了,沙巴的政府及人民没有忘记首任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的悲剧,因而在今年年的66日为唐纳史蒂芬及其同僚罹难40周年设立了一座纪念碑,取名为“双六纪念碑”。出席仪式的有唐纳夫人及子女,而纪念仪式由首席部长署助理部长杨爱华及亚庇市长姚文海主持。
说起这段令人震惊和悲痛的往事,得从唐纳史蒂芬(Donald Stephens)这个人说起。他在1920年出生,父亲祖利斯是卡达山人(混有英国血统),全家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他长大后成为卡达山族的领袖,家境是比较富裕的。
战后的1949年,他斥资创办“沙巴时报”(Sabah Times)。1961年,当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就被促成立一个属于卡达山族的政党,取名为“卡达山民族统一党”(UNKO)(卡达山的人口占有28%,是当时最大的族群);与他“敌对”的慕斯达化打对台。慕斯达化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姆禄人(只占沙巴人口4%),但因他是回教徒也就结合回教徒组成了“沙巴统一党”(USNO)。
原本唐纳史蒂芬是反对沙巴(史称北婆)加入马来西亚的,而慕斯达化则是赞同加入马来西亚的。后来东姑通过李光耀游说史蒂芬才把他争取过来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
史蒂芬的承诺也就等于卡达山族(最大的族群)同意了,他也在19639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被委为沙巴首席部长。
当然沙巴也与砂拉越一样,是通过市县议会的选举产生议会选举人,再推荐人选进入州属的选举人,从中产生议员而最后由中央(东姑)委任首席部长。
唐纳史蒂芬也因之与李光耀建立良好关系,但在1964年因与州元首慕斯达化发生权力斗争,东姑只好调任史蒂芬任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另委华人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职。
虽然史蒂芬已被大大削弱势力,但他仍是卡达山的领袖。当他在1965年知道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心里十分不痛快,因为他事先并没有被知会,更不用说参加商议了。为此它要求重新检讨沙巴加入大马的20点条件。这种行为被视为“离心”的动向,致使东姑有了另一个想法。
1967年举行州选时,联盟阵营中只有沙华党的罗思仁落选,注定与首席部长绝缘,有人认为慕斯达化派有意整他。若他不落选,将会继任首席部长。
既然选出慕斯达化的沙统占14席、卡达山机构占12席,也就归由慕斯达化出任首席部长,大权在握。
自从担任首席部长后,慕斯达化被认为走向独裁与专制的道路。例如在1974年时,中央首相敦拉萨邀他进入中央内阁出任国防部长,但被他婉拒了。他明知道这是明升暗降,也就派出另一人选出任副国防部长。
这可以说这是破天荒首次有人抗命首相不调职,引发了中央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当1971年史蒂芬皈依回教后,改名为莫哈末福尔(Mohammad Fuad)后,他在1973年被敦拉萨委为沙巴州元首。
1975年时敦拉萨扶持一位名叫哈里斯的人(脱离沙统)成立人民党(Berjaya),而他的背后上司是莫哈末福尔。当人民党在1976年的州选中取胜后,史蒂芬(莫哈末福尔)卷土重来,再次出任首席部长。讵料上任不到3个月,莫哈末福尔乘坐的飞机坠毁逝世,那天是197666日,是沙巴的黑色日子。与莫哈末福尔一起罹难的还有州交通部长张天文、州财政部长沙列苏隆、州地方政务兼房屋部长彼得莫尊丁及莫哈末福尔的公子佐哈里史蒂芬等,一共11人。
因为这是一宗神秘的悲剧,也没有下文,但从此也改变了沙巴的政治生态和历史;尤其是外来移民的骤增及恐怖分子的(绑架活动)更是令人震惊与防不胜防。
从沙巴加入马来西亚时只有50万人口到今天腾涨到3百余万人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外来移民那么多人涌进?为什么又可以从非法变成合法?为什么外来人口可以落地生根?这一连串的问题虽有经过调查,甚至设立调查庭,也无法有效解决,真是无法理解个中因由。

刊登于2016年6月27日《号外周报》第792期

27.6.16

反对党的痛苦抉择

在双补选(雪州的大港及吡州江沙国席)结束后,诚信党的主席莫哈末沙布说以该党在大港的候选人得票较伊党候选人高,证诸了诚信党不再是蚊子党。
但伊斯兰党副主席莫哈末阿玛以讽刺的口吻驳斥诚信党。他说如果没有得到行动党和公正党的支持,诚信党根本没有能力与任何政党单打独斗。也是吉兰丹副州务大臣的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证明诚信党在希望联盟内无法取代伊党的地位。
如果以双补选作标准,阿玛说的是事实,但他是否有反省今日的局面是谁造成的呢?就此而言,伊党要负最大的责任。
不过伊党仍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其智库主任朱迪则转移焦点把矛头对着公正党和行动党。他说,从安顺补选(2014年)开始,到后来的砂州选举乃至今的双补选,都显示华裔选民有些回流国阵。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说得更妙,他认为选举的结果是上苍的意旨。换句话说,伊党对输赢并不看得很重,也没有感叹“错误”地与行动党断交。
虽然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希望希盟与伊党回到圆桌上来,以便在来届大选共同携手抗国阵。但也是雪州州务大臣的他坦率指出,诚信党在马来选区的得票远远被国阵及伊党抛在后头,若非华人投票给诚信党,其候选人极有可能痛失按柜金。
在各说各话和意见大分歧下,反对党举行圆桌会议看来是于事无补的,只是道出问题的症结,那就是在马来西亚不同种族的族群,都有民族情意结的倾向,说白了就是用本身的种族观作出判断,而仍找不到新方向。
在这方面,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建议让伊党专注在四个州,即吉兰丹、登嘉楼、吉打与玻璃市,而诚信党专注在其它州属,唯胥视两党之间的协调和安排。
不过他较后澄清不是建议希盟或诚信党与伊党协商;而他所说的只是本身的建议(或新方案)。
林吉祥说,因为伊党在双补选中分别丢失逾万张和7千张选票(与2013年的选举成绩作比较),这次成绩也与2004年的大选时相差无几(当年伊党是自行上路,没与反对党结盟)。以此类推,伊党在来届大选可能会在雪州及吡州全军覆没,再难分别保住15个雪州州席及5个吡州州席。
如果林吉祥能促成反对党“分好地盘”,不再互斗或可避免反对党输得更惨,但这也等于限制了诚信党和公正党与伊党争天下了。因此这项建议对诚信党尤其不利,也不大可能会达成协议。
当民联在20156月消亡后,反对党的“蜜月期”也结束了,因此再拉回伊党加盟也绝对不可能,除非同意它的“回教刑法”。
即使希望联盟在2015年较后时及快成立,但气势已大不相同。在伊党坚持它的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下,它不可能放弃宗教政治的指导思想,而且从党魁的讲话中,也不难发现他对输赢不是很在意。如果这是伊党的心态,它就与其他反对党的思路有所不同了。
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大选的505“华人海啸”都让人看到团结或合作的反对党可以有所作为,并能守住两线制。
虽然安华在308后用“人民联盟”(民联)将三个政党拢在一起,但它的缺点是三党并不重视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且经常强调“平等地位”,没有主导性的政党,自然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民联一直无法用共同的“徽章”参加大选,让人感觉它们之间有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诚信党主席建议用共同标志参加大选是难上加难的事;而公正党的青年团宣传主任李健聪建议三党合并更是遥不可及。
行动党的《火箭报》中文版总编皱宇晖认为不要回头看308505,而是要走出新的第三条道路。
当马来西亚种族和宗教仍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时,我们又如何找到非种族和非宗教的新政治?
看来反对党还得谦卑地思考分裂是下沉,团结才能重生的大道理,只是它们还有机会在现状下求变吗?

刊登于2016年6月27日《南洋商报》

书店风波冲击一国两制?(现代春秋)

在香港回归中国(1997)之前,我比较多次赴香港从事业务,但每次都不忘到香港书店浏览一番,也会买一些比较特殊的书。这类书一般上是揭秘的书籍,究竟是真是假,没有人知道。
基于人都有好奇的心理,也就对所谓秘闻十分好奇。在80年代的时候,已酝酿香港行将回归的流程表;尤其是1984年中英签署文件,确定在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后,有更多的关于中国政治的书层出不穷,但碍于对未来不明朗,也就在爆料方面有所保留。
虽然香港一向以来就在所谓香港自由底下对所有书籍都不禁止。从政治变化到情色杂志的大行其道,不足为奇,也使到香港人在心理上对中国有一定的距离。因为香港人被认为相当数目不喜欢共产党,也就连带不喜欢中国;更不接受中共的统治,但到中国发财和旅游,则兴致勃勃真是双重性格。
在这方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从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已有8万香港人“移民美国”,就是他们防备香港回归后政治和社会变了样。
后来,在中国邓小平保证香港五十年不变,照旧推行资本主义,马照跑,舞照跳后,香港移民潮才稍为缓慢,直到香港真正回归大陆后,香港人感觉到香港一切如常,只是换了老板,也就对“一国两制”有了些信心。因为香港也有本身的宪法,叫“基本法”,不全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行事。在这种情形下,那些移民西方国家的,有些陆续回港居住,当然他们保有外国的绿卡。
讵料在2003年时,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也需要自我拟定第23条文在基本法内。这个条文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将香港变成反共的基地”,“不容搞港独”“警察有入屋搜查权”等,但在香港市民50万人于71日举行大游行,抗议实施23条文的国安法后,特首董建华不得不撤回相关条文。
这一撤直到今天已经整整13年了,23条文还是不能推行。有人估算,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到今天,在后来又80万港民移民外国。也因为存在对香港基本法的争议,当在香港发生所谓专卖大陆禁书的书店老板和职员在2015年的10月到12月之间一共5人失去踪影传开后,引起轩然风波。他们是总经理吕波(46岁)--20151015日在深圳失踪、业务经理张志平(32岁)--1015日在东莞失踪、股东桂民海(51岁)--1017日在泰国失踪、店长林荣基(60岁)--1023日最后一次在香港露面及股东李波(65岁)--1230日在香港失踪。
这些人都被指与出版和贩卖关于中国高层人物的“丑闻”和“情史”,乃至与事实不符的权斗书籍有关基本上都是被大陆视为禁书的。例如太子党的故事,江青评传,周永康、薄熙来倒台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等。比较严重的是自从铜锣湾书店(由林荣基于1994年一手创办),而在2013年卖给“巨流传媒有限公司”(股东是吕波,香港人,占32%。桂民海瑞典人,占34%及李波妻子蔡嘉频,香港人,占34%)后这间书店就出版更多关于当权派的书籍,也涉及习近平的私生活,更“揭露”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斗争已开始了。抑有进者,网络传出“2017年中国巨变”的新书及习近平的感情世界等等的阴暗面书籍已被认为越来越离谱和淆乱视听,因此也引起大陆的关注。
虽然这5人被捕有些不寻常,但媒体初时也没报导,就没人谈起,讵料在3月的时候新闻被爆开,而且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其中以李波的案件最为争议,他的妻子在香港报案声称其丈夫李波在香港失踪,有人怀疑被带到大陆“问话”。
因为这事牵涉到基本法,也就引起热议,有人认为大陆公安“侵权”,因他们不可越过界在香港抓人。
针对这件事,在深圳的人大代表刘辉律师向全国人大致公开函,要求查清李波案是否存在侵犯香港司法权等行为。因为这宗案件已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不利于香港“人心回归”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另外一位被大陆扣捕半年有余的林荣基记者会爆料说,他是被“中央专案组”拘留的。但“中央专案组”是文革时期才有的特别调查单位,为何像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也要成立专案?这就引起人们的质疑林荣基说话的真实性。
林荣基也说,中国方面要从他身上得知出版大陆的禁书的作者是谁。他本身则是在深圳被带到宁波“审讯”的。
后来林荣基也透露李波是在香港被带走的,引发李波指其“乱讲”。李波说,他是自愿偷渡回去的。
由于案件受到高度重视,这些被扣捕的人已先后被释放,但桂民海仍未释放是因为他在2003年时因在宁波酒驾撞死一名女大学生。虽然他在缓刑期间(2年)借用他人身份证出逃。(只是缓刑两年,为何出逃,难以理解),而这次是自愿回来自首的。
其他三人,即吕波、张志平和李波已在3月获释返港,而林荣基则是6月才返港的。他在记者会上指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告名存实亡。而他本身是认为香港可以独立而不是自治;台湾更有条件自成国家。若要寻求政治庇护,他会去台湾云云
由于林荣基已政治化其案件且有了反中立场自然置疑一国两制的可行性。也就造成世界传媒高度关注,而且所谓“港独”正由一批年青人在鼓吹,西方传媒的再行入驻香港也就成为一项新任务了。

当然,有些禁书是乱扯一番,没有实据,有些是耸人听闻的故事,极尽其丑化中国现任领导人之能事这也肯定不是什么个别案件,而是有人企图把香港成反共反华的“基地”,但这又是中国绝对不能允许的。正因为事态越来越严重,中国方面若从出版公司下手,对舆论做出监控,阻止这些书刊影响香港人和大陆人,不然后果难以设想。

刊登于2016年6月27日《光华日报》

24.6.16

破镜还能重圆吗?(直挂云帆)



雪兰莪的大港及吡叻的江沙两个国会议席的补选结果透析出我国的政治格局正在改变中。从国阵的角度或确切地说从巫统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选区是国阵的囊中物,因为它不曾失掉这两个国席。虽然在2013年的505大选中,国阵候选人分别只以399张多数票及1082张多数票保住在大港和江沙的席位,但在民主制度下,以一票定输赢的原则而言,国阵(巫统)也算是赢了,而这两个选区一向以来都是国阵取胜,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国阵这次以大幅度的多数票取胜。
大港:国阵(布迪曼)16,800
      诚信党(阿兹哈)7,609
      伊党(阿都拉尼)6,902
江沙:国阵(马斯图拉)12,653
      伊党(娜兹哈)5,684
      诚信党(阿末达朱兹)4,883
      独立(依扎)54
当然如果以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得票率相比的话,则国阵所占的优势只是强过反对党一些。如果伊斯兰党不退出民联,仍然是三结合的话,就不能说伊党没有机会突围。可惜的是,反对党在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下,分裂也是迟早的事。例如在思想意识形态各有坚持下,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形容补选的结果是上帝的意旨,而在其他反对党看来,这是反对党内讧的结果,如果不是伊党自行其是,它不但不会输得那么不光彩,而且也可能脱颖而出。可是哈迪阿旺一幅不在意胜赢的结果下,就不知道他要如何通过选举作出改变。如果不在意赢得席位是多少,那搞政治的意义又何在呢?
不过哈迪阿旺已明白告诉我们,他们依上帝的指示接受成绩。从这又反映出伊斯兰党的本质在保守及宗教派控制下,不再强调民族主义,更不像早期的党魁布哈鲁丁(1956-1969担任党主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哈迪阿旺与聂阿兹及党内的保守派人物都是以神的意旨来搞政治的,也就不要期望伊党会放弃“回教刑法”的推动。
事实上从补选的成绩上看,伊斯兰党失去的是华人票,以致大港候选人阿都拉尼(州议员)及江沙候选人杜莎丽哈(医生)以巨大落差之票数输给了国阵,也被新成立的国家诚信党拉走很多华人票,自然无缘进国会了。
如果仍是一对一的局面,则伊党在大港可得14511票,而在江沙可得10567票,比国阵的得票分别少了2289张继2086张。这意味着国阵与伊党仍维持在一定的支持率,但因华裔票的转向国阵,伊党的失败就是因为退出民联和坚持“回教刑法”,这就是分裂的结局。
针对未来的前景,行动党的刘镇东(政治教育主任)认同这是反对党最艰难的时刻,但也是绝地反扑而奋战的时刻。
我们姑且以历史来看待刘镇东所期望的景象会不会出现?
1959年到1964年的大选,左翼的社阵共有三个政党结盟,即劳工党、人民党与国民议会党,而伊斯兰党虽未正式加入反对党阵线,但它们之间是有默契的(按国民议会党是在1963年加盟社阵的,领导人是前弄长阿都亚兹)。
因为反对党有了第一次的合作,1959年的大选社阵赢得8个国会议席,伊斯兰党夺下吉兰丹州及登嘉楼州政权,可谓团结是成功的一半。
1964年大选,原本反对党有更大的号召力,无奈面对印尼与马来西亚搞对抗,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社阵也就输得只剩两名国会议员,伊斯兰党也只能保住丹州政权和9名国会议员,整个局面对联盟有利。后来在1965年政府援引内安令扣捕伊党主席布哈鲁丁、劳工党主席伊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巫统的农业合作社部长)及社阵主席哈斯诺,而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早在1963年已被扣捕。政府指责他们密谋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获得印尼苏卡诺总统的支持)。
当反对党阵线因内外因素被打散后,反对党已形同一盘散沙。虽然李光耀在1964年参选时打出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并在1965年时尝试组织另一个反对党阵线,并命名为“团总”,邀到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DR辛尼华沙甘的人民进步党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由王其辉及杨国斯代表),以期与联盟对抗。但在同年的8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团总”终告胎死腹中,也拯救了人联党的分裂危机。当时人联党内的左派准备与王其辉及杨国斯摊牌。
1969年的大选,并未出现反对党联合阵线,但因民怨激增,也就扶起了反对党:民政党、行动党、人民进步党和人联党及伊斯兰党。
后来又因民政党、进步党与人联党被收编加入执政的国阵(由联盟扩大而成),反对党只剩下孤独的行动党,还有来自砂拉越的国民党(被东姑排斥出联盟)。社阵杯葛这一次大选。这就是说,在联盟重创底下,反对党失掉整合的机会。
直到1990年的大选,才又见反对党有了第二次的合作,即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46精神党分别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合作,结果伊党夺回丹州政权;行动党只差3席即执政槟州,反而是46党表现差强人意。在意兴阑珊下,东姑拉沙里不再热衷搞反对党阵线,而是在1996年被马哈迪召回巫统,以对付安华。就这样46党消失了,反对党阵线不见了。
第三次反对党的合作是在1998年,即安华跌马后,马上成立国民公正党,拉拢伊党与行动党合作。
这一场合作有所失调,伊党借安华效应,在1999年大选赢得了丹州和登州的执政权,同时拥有27名国会议员。行动党则黯然失色,累及林吉祥及卡巴星落选。后来因为伊党坚持走回教国路线,也就与行动党分裂了。
及后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已在20048月出狱)游说反对党再次合作,必定有佳绩出现。果然正如安华所料,反对党夺下5州执政权,国会议员共有82名,因此一个反对党结成的阵线—民联诞生了。
2013年的大选时,民联又安然无恙度过一次的挑战。但有先见之明的安华知道这一次如果拿不下布城,下来的民联就陷入多事之秋了。果然翌年安华又再下狱;伊党又开始转变,不再与行动党继续渡“蜜月”,而是故态复萌走回宗教路线,坚持要推动回教刑法。于是在2015年伊党与行动党断交,民联没了。及后被伊党宗教派排斥的开明派也脱离伊党,另立诚信党,再与公正党及行动党组成希望联盟,但这已不是昔日的民联。而是在没有伊党底下,希盟有大作为吗?两线制还能不能维持?
在离开大选还有两年的当儿,我们怎样期待奇迹出现而促成绝地反扑的局面?阿兹敏的吁请伊党回到谈判桌来,行得通吗?因此还得等待刘镇东提出“绝地反扑”的方案来。如果没有的话,反对党要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6年6月2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