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5.10.01

回教國的爭議 (2) 非神權至上的國家

 

回教國(或伊斯蘭國家)是非回教徒所不能深切理解的,就拿華人來說,因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又有人信奉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等,而只有極少數人信奉回教(除中國大陸外),因此回教世界對他們是陌生的。但生活在回教徒佔大多數的馬來西亞,我們不得不進一步瞭解回教的普世觀。

 

光是在口頭上或因政治理由排斥回教國也是不現實的。反之若未真正瞭解之前,就隨意為回教國作詮釋,也會使人更加迷惑。

 

當馬來亞於1957831日獨立前,英國政府與東姑阿都拉曼及各州統治者的4名代表達成協議,根據馬來亞聯合邦協定(1948年簽署)草擬一部憲法,共由5人組成,他們是英國上訴院法官李特勛爵(Lord Reid)(主席)、英國劍橋大學憲法教授愛伯仁寧爵士(Si r Ivor Jenning)、印度法官馬力克(B.Malik.J.),曾任澳洲總督之威廉麥克爵士(Si r William McKell)及巴基斯坦法官阿都哈密(Abdul Hamid J.)。他們的任務主要為馬來亞擬定一部民主制度的憲法,也考慮到下列的主要事項:(1)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各州也享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2)維護各州之統治者作為該州之憲制君王(蘇丹);(3)從各州統治者中選出一名統治者作為聯合邦之立憲元首。後來規定任期5年,由各州蘇丹輪流擔任;(4)整個聯合邦有共同的公民權及;(5)維護馬來人之特權及其他族群之合法利益。

 

確定宗教信仰自由

 

這個委員會原本沒有列入宗教的條文,但其中一名委員,即巴基斯坦法官阿都哈密提醒,並得到聯盟政府的同意加入條文規定回教為聯合邦之國教,惟其他宗教可在安寧與和諧中在聯合邦任何地方奉行。這也確定了馬來亞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

 

憲法也規定,各州統治者仍然保有對回教事務處理的權力。至於沒有蘇丹的州屬,則由最高元首行使回教事務的權力。由此可見作為國教之回教,已得到的認同地位,判定了回教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宗教。

 

不過,就馬來人而言,他們必須是回教徒才可以被稱為馬來人。因此,馬來人自然也是回教徒。在這種宗教形同種族的觀念下,巫統從一開始就為馬來民族的利益而鬥爭。它高舉民族主義至上的旗幟終於取得大多數馬來人的認同,而一直當政到今天。因為它的理念就是種族與宗教是一致的。

 

當然,整部憲法也確定了西方制的三權分立,即立法、執法與司法的獨立性。在這個大前提下,馬來亞是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國家。

 

針對這部憲法,當時的馬來亞大學的憲法教授沙利登教授(Prof.L.A.Sheridan)這樣闡述憲法的精神:它設立一個統一的司法制,沒有分為聯邦或州級的司法;它也確立基本人權,但也授權統治者擁有某些權力,如對馬來人特權之維護。他形容這樣的憲法是回教化世俗馬來聯邦君主政體(Islamic-Secular Malay Federal Monarchy

 

在卅多年後,我國著名的前聯邦法院院長已故敦蘇菲安(Tun Mohamed Suffian)在其著作《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Malaysia》中這樣說:“從這麼多冗長的條文裡,可以找到以下基本結構或特徵:(一)它(憲法)設立馬來西亞為一個聯合邦;(二)它設立了君主立憲的制度;(三)它設立了國會民主的制度;(四)它設立了回教為聯合邦之宗教,但同時保障我國不是一個神權國家(Theocratic State),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五)它設立了一個司法獨立的制度。”

 

敦蘇菲安的概括性的闡述,使我們對馬來西亞的憲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其實不論是馬來亞或1963年後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都是根據原來的憲法立國的,只不過,東馬的沙巴和砂勞越加入大馬時附帶一些自主權,特別是在移民與勞工條例上,這兩州擁有比其他州更大的權力,至今仍然生效。它可以在特定的時刻,阻止某些西馬人入境。

 

不過,回教黨在1951年成立以來,它就對巫統的立國方針有異見,主要是反映在回教方面。回教黨之所以成立,根據該黨秘書長納沙魯丁在一篇論文“朝向新世紀的回教黨的哲學、政策、鬥爭和願景”中這樣說:回教黨脫胎於巫統,它認為巫統內之回教宗派已流於世俗的馬來民族主義。回教黨是於19511124日成立,由一群回教學者所創,原稱PMIP1972年改名為PASParti Islam Se Malaysia)。

 

回教黨認為巫統最早期(成立之初)的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主席Ustaz Ahmad Fuad Hassan已和巫統領袖在宗教觀點上分道揚鏕,例如與拿督翁、CM尤索夫及東姑阿都拉曼有嚴重的分歧。

 

納沙魯丁毫不諱言回教黨從創黨到今天,就堅持要實現以宗教治國的理念,不同於巫統的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它是以宗教價值作為基礎,而不講求種族。這清楚地說明回教黨的最高經典是古蘭經,它的鬥爭目標就是為了實現一個回教國。在這方面,回教黨與巫統的鬥爭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回教黨要建回教國

 

但巫統也隨著時代不斷地應變,從80年代開始,回教化運動已在馬來西亞加快步伐,例如回教國際大學、回教銀行、回教化保險及修憲提高回教法庭之地位等等。巫統黨內人士就承認回教化運動是為了制止回教黨利用回教黨吸引馬來人的支持,同時調節回教的活動,以確保各種族之間的安定。

 

總之不論是源自大氣候(世界性的泛伊斯蘭復興主義的抬頭)或小氣候的壓力(如回教黨不斷指責巫統不夠回教化),馬來西亞這廿多年來,已在很多方面顯現出回教化的特徵。

 

尤其是1999年大選以後,回教黨的勢力坐大,進一步威脅到巫統在馬來社會的統治地位,這使到身為巫統主席的拿督斯里馬哈迪首相感到不是味道,他一方面挑戰回教黨拿出其回教國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用以反擊回教黨。

 

兩黨之間對“回教國”的詮釋的不同,必有一番大論爭。

 

無論如何,在目前不修憲的情況下,我比較同意翁詩傑所形容的“馬來西亞是一個非神權的國家。”

 

(部份資料取自張文光著《三角關係──大馬宗教自由法律淺析》)

24.10.01

回教黨的轉型探討 (2) 新一代的鐵三角

 當回教黨署理主席朱基菲於1964年因車禍逝世後,其空缺由阿斯里(Mohammad Asri bin Hj.Muda)取代;而在196910月黨主席巴哈魯丁醫生因病逝後,阿斯里被推舉為黨主席。

 

阿斯里於1923年生於哥打魯,受過馬來教育和宗教教育,沒有進過大學,英語說得不是很好。曾當過宗教教師,記者。1945年戰後,涉身政治,參加過左派的馬來政黨,也參加過巫統。後來選擇追隨回教黨的朱基菲。1953年加入回教黨,且在1954年被委為回教黨吉蘭丹及丁加奴聯委會代秘書。

 

由於在1959年大選成功策劃回教黨在吉蘭丹和丁加奴(數個月後,因議員倒戈,而倒台)奪得執政權,名聲大噪,奠定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不過,令他失望的是,他沒有被委為吉蘭丹州務大臣,只出任州議會議長,州務大臣職由來自宗教局的依薩洛迪(Hj Ishak Lofti Hj Ishak)出任,直到1964年大選後才有機會出任吉蘭丹州務大臣。

 

1969年的大選,回教黨取得良好的戰果。“513”事件後,阿斯里已成為黨主席。因為他的民族主義形象多過回教化的形象,因此被巫統的新領導人敦拉薩重視,拉攏回教黨與巫統組成聯合政府,甚至在國陣尚未正式成立前,阿斯里已進入中央內閣,擔任土地及礦物部長(1973年正月)。

 

這位服膺於民族主義且推動回教改革運動的政治人物,一度在黨內無人可挑戰其地位。他的能言善辯的出色表現蓋過許多巫統領袖。雖然如此,他帶領回教黨參與巫統領導的國陣(1974年正式成立),也致使黨內的宗教份子有所不滿。

 

儘管在1974年的大選,回教黨在國陣旗下競選取得不俗的成績,但黨內的不滿勢力不斷壯大,他們置疑阿斯里扭轉了回教黨的方向,未把回教放在至高的地位。

 

1977年回教黨與巫統決裂,1978年回教黨脫離國陣,從此又再和巫統回到對立面,促使回教黨有了明顯的轉型。尤其是1978年的吉蘭丹州大選,回教黨慘敗,只剩下2個州議席,阿斯里地位已一落千丈。

 

接著在1978年的全國大選中,回教黨雖派出88名國會候選人,只有5人中選,致命的是黨主席阿斯里移師吉打競選,卻遭滑鐵盧。

 

這樣一來,阿斯里已保不住黨魁職,終於讓來自吉打的尤索拉哇(Hj Yusuf Rawa)取代。(1982年阿斯里脫離回教黨加入巫統,但無所作為,被迫退隱政壇)尤索拉哇不是激進派人物,他只是過渡時期的黨魁。回教黨進入了沒有阿斯里的時代,它的回教形象更形突出,加上1979年伊朗回教革命成功,刺激了回教黨加速轉型。

 

如果說在80年代之前,回教黨基本上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沒有太大的差別,那麼80年代之後,回教黨新一代的領袖矢意要以“回教來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也即是通過回教國來達致這個目標。

 

1986年,回教黨副主席納凱依(Ustaz Nakhaie Ahmad)接受陳志勤醫生專訪時這樣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依循回教教規的政府,堅持憲法必須被修訂,以符合回教教條。”

 

另一位副主席哈芝哈迪阿旺(Ustaz Hj.Hadi Awang)(現已是黨署理主席,在1999年大選後,出任丁加奴州務大臣)於今年接受蘇聯媒介訪問時說:“倘若人民選擇回教黨執政,這意味著回教制度將有機會在大馬推行。

 

回教黨的領導權幾乎已被宗教份子所控制。並實行回教長老制度。在1990年大選前,借助東姑拉沙裡的46精神黨的合作,回教黨終於奪回吉蘭丹執政權,回教黨長老聶阿茲出任州務大臣,標誌著回教黨希望通過回教條規來展示其執政的活力,有別於過去由民族主義份子(阿斯里)擔任州務大臣。

 

換句話說,轉入90年代,回教黨比任何時候都有信心用回教來打動馬來人的心。這個時期,接替尤索拉哇主席位的仍是來自吉打的法茲諾(目前已是國會反對黨領袖),他和聶阿茲及哈迪阿旺結成缺三角,成為回教黨的靈魂人物。如果我們分析這三個人的背景,不難看出回教已深深左右整個回教黨。而他們所高舉的不是巴哈魯丁或阿斯里或尤索拉哇的旗幟,反而是前署理主席已故朱基菲的“遺志”。

 

回教黨秘書長納沙魯丁毫不諱言地指出:回教黨的回教觀點,是基於回教黨黨章作為準則,朱基菲是回教黨的“繪測師”。他這樣說,每個人都是阿拉創造的,用以服務於阿拉並為真正行善。人類的責任是接阿拉意旨行事,不能違背其指示。這也是回教徒的基本主要生活。這段話也正如古蘭經所宣示的。”

 

從中我們看到回教黨當今的領導層已經使朱基菲的思想和學說重新照亮回教黨。但回教黨能在實際效果中取得成績不是來自朱基菲,而是來自安華依布拉欣的形象。

 

例如,1995年的大選,回教黨的原班人馬並沒有任何突破,只是仍保有吉蘭丹州政權。不過在1999年的大選,因為安華效應,回教黨借安華事件在馬來社會引起共嗚,加上前所未有的反對黨大聯盟(行動黨與安華的公正黨,連同人民黨和回教黨組成替陣),一時聲勢浩大,終於在選舉中成為最大的贏家,除保有吉蘭丹州政權外,再奪回丁加奴州政權,又躍居成國會的最大反對黨。這樣一來,三位黨靈魂派人物已各有定位。聶阿茲做回丹州務大臣,哈迪阿旺任丁州務大臣,法茲諾成國會反對黨領袖。光芒直逼巫統。當然也因此加速回教黨內的原教旨主義的抬頭。

23.10.01

回教黨的轉型探討 (1) 宗教色彩由淡轉濃

 

“回教國”的定義和詮釋是有不同說法,在阿拉伯和中東地區,是最多回教國的地方,但每個國家都按其國情實施其回教國。例如土耳其是回教徒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在1923年宣佈為一個世俗國,接受西方化,走資本主義路線,也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的成員。它被形容為革命性的改革,自然引起不滿和受到一些回教國的攻擊。

 

不過,與此同時,脫胎於奧圖曼回教帝國的土耳其人民仍然信奉回教。因此,土耳其也是回教國家機構(OIC)的成員,且扮演重要的角色,並與阿拉伯和中東的回教國家保持友好關係。

 

土耳其基本上把宗教和政治分成兩個不同的角色。當然近年來,它也面對國內原教旨主義試圖捲土重來的挑戰。

 

一位加拿大Carleton大學教授Ozay Mehmet(土耳其人)在其著作“Islamic Identity & D evelopment”中,拿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的情況作全面的分析和比較,有許多精闢的言論。他把土耳其歸為世俗國,而將馬來西亞列為“穆斯林國家”。兩個國家在現代化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在回教方面,同樣重視其人文之價值,當然不可避免地面對回教復興運動勢力的挑戰。

 

作者認為回教的團結與合作有助於促進國際和平與瞭解,而土耳其可以作為東西方銜接的橋樑。

 

作者指出馬來西亞雖然列回教為官方宗教,但其國家發展政策是世俗的,基於西方的標準來推行而取得成果。不過,回教的勢力在1969年“513”事件後取得增長。其一是1972年成立了馬來西亞回教青年陣線(ABIM)。其二是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激發原教旨主義興起,馬來人傾向回教黨,同時促使巫統不得不回應,而推行其回教化運動。

 

作者認為安華領導的ABIM與馬哈迪領導的巫統相結合後,再加上原回教黨主席阿斯里(1974 年率回教黨參加國陣,1978年回教黨又與巫統決裂,退出國陣),80年代在回教黨內失勢後,加入馬哈迪的陣營,致回教黨控制在宗教份子的手上。

 

回教黨從一個親印尼(蘇卡諾執政時期)的政黨演變成宗教至上,向原教旨主義取經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可以從這個黨的領導人的轉變看得出來。

 

成立於1951年的回教黨,最初不過是名義上的政黨,地盤局限在吉蘭丹和丁加奴,至1952年底,黨員不超過5千名,直到1954年才具有政黨的模型。聲言要成立一個回教形式的政府。1955年回教黨內選了一位來自馬來亞馬來青年機構的領袖,朱基菲(Ustaz Zulkiflee Mohammed)為黨的副主席,他為回教黨注入新的生命力。

 

但較大的改變則是在1956年回教黨選出了著名政治人物巴哈魯丁醫生(Dr. Burharuddin Al-Helmy)為主席,以取代辭職的首任主席阿默法德(Hj Ahmad Fuad)。

 

這就是說,回教黨已從原先的一個回教福利機構(本來巫統人也可成為領導人的)蛻變成一個與巫統對抗的政黨。其中有不少人來自較早時被查封的左派馬來國民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和激進份子的馬來亞回教最高理事會(MATA)的成員。

 

巴哈魯丁醫生生於1911年,在印度大學生完成教育。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1942-45)。他雖受日蝗軍重用,擔任馬來人風俗與文化局的顧問,但暗中從事反日活動,成為左派馬來青年同盟(KMN)的一員,於1945年秘密會見印尼總統蘇卡諾及副總統哈達,彼此達成一項流產協議,即馬來亞的獨立將附屬於大印尼的版圖內。

 

1950年巴哈魯丁被逮捕,被英政府指責在新加坡煽動回教徒騷亂,一年後獲釋。1955年,他與左派的布斯達曼聯合成立左派的人民黨,不久後與布斯達曼達成默契,他基於個人強烈的宗教信仰同意成為回教黨的主席,條件是回教黨必須反殖和真誠為獨立而鬥爭,從這裡我們看到巴哈魯丁雖成為回教黨主席,但仍視國家和民族主義最為重要。

 

更使人大開眼界的是巴哈魯丁宣佈贊同蘇卡諾的三個主義相結合政策(即民族主義,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後來被稱為納沙貢)。回教黨在他的領導下,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加上社會主義色彩,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宗教偏左”的政黨。

 

1965年,巴哈魯丁被政府以內安法扣捕,當局指控他與左派的社陣領袖依薩及國民議會黨主席阿都亞茲(原巫統農業部長,後與東姑鬧翻自成政黨,加入社陣組織)密謀在巴基斯坦設立流亡政府,以支持印尼蘇卡諾的反大馬立場。

 

雖然被捕,巴哈魯丁仍被回教黨選為主席。1966年獲釋,而在1969年逝世,他在回教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儘管有此崇高地位,他的副手朱基菲就曾數次挑戰黨主席職位,但都以大多數票敗下陣來。

 

朱基菲是回教黨的另一名靈魂人物。1928年出生於霹靂,患有小兒麻痺症,行動不良。從小接受馬來文和阿拉伯文教育,也唸英校。他曾支持拿督翁號召馬來人大團結,反對馬來邦聯(Malayan Union)。1947年,他前往開羅的美國大學深造,成為留學馬印學生會的領袖,他曾夢想馬來亞與印尼與婆羅州合成一個大國家。

 

作為一名醉心於回教的大學生,他返國後致力推動回教,成功辦起回教學院。1954年,他被獻議出任巫統總秘書,但被他拒絕,沒有表明任何理由。一般上人們認為他拒絕的理由是巫統不能為回教國而鬥爭,1955年,他加入回教黨,出任黨副主席。1956年他角逐黨主席,卻被巴哈魯汀擊敗;1959年再度挑戰又告失敗,主要是他的聲望遠不如巴哈魯丁,而他本身認為比巴哈魯丁更具宗教色彩。

 

由於他的強烈的回教意識,他被黨內委為回教事務的發言人,因而使他在黨內成為推動回教的急先鋒和重要人物,1959年他在吉蘭丹州內當選國會議員,他的雄辯使他成為馬來政界的知名人物,1964年他再度中選,可惜不久後車禍奪走他的生命,回教黨損失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他活得長壽,他將是繼巴哈魯丁后回教黨的更代表性人物。

 

當兩位靈魂都失去的時候,回教黨又轉入一個緩衝期。

22.10.01

回教國的爭議 (1) 從“否定”到“肯定”

 1999年大選時,因為替陣中有回教黨的存在,因此執政黨,尤其是華基政黨大聲疾呼驚惕“ 替陣”要成立一個“回教國”,如果把票投給替陣,等於助長回教國及早實現。

 

巫統在這方面保持沉默,因為這關係到執政的權力,因此也沒有反對國陣內的華基政黨大力指責回教黨的 “回教國”的不是,包括不可吃豬肉、不可喝酒、不可賭博、不可男女在公共場合混雜等等。

 

說句老實說,非回教徒,尤其是華裔寧可相信“回教國”的不適合在馬來西亞立足,也不去分析到底馬來西亞是個怎麼樣的國家?選舉結果,華裔選票幾乎一面倒向國陣,也使到華基政黨的馬華公會、民政黨及砂人民聯合黨取得更多的席位。民主行動黨坦承是因為“回教國 ”害了它,以致幾位重量級領袖在選舉中陰溝裡翻船,包括林吉祥和卡巴星。

 

華裔只倒向國陣

 

因為有了一股在選舉中掀起的對“回教國”的恐懼,國陣又在國會中取得2/3多數席。再次執政。姑不論華基政黨所開展的“反回教國”運動是否因勢利導,為勝利而不惜使盡法寶。

 

這就是說,華基政黨摸透華人的心態,只要拋出“回教國”,就可安然過關。至於馬來西亞是否已是“回教國”,那是另外一回事。當國陣度過挑戰後,反對黨再怎麼指責執政黨拿“回教國”嚇唬人,誤導國人的視線,已是“千舟已過萬重山”,再爭議于事無補。

 

憑良心說“回教國”這個課題不是1999年大選就有,早在馬來亞獨立前(1957年)就已存在。許多回教學者將回教追溯到14世紀馬六甲王國的時代,指說馬來亞早已是在回教國的範圍內。

 

儘管英國於1786年開始殖民化馬來西亞(先從檳城開始),並在較後時全面控制馬來亞及北婆三邦(指砂勞越、沙巴及汶萊),引進了西方文化、政治、經濟和人文價值觀,且在行政上走英國的路線,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英國只培養少數的馬來精英,絕大多數生活在鄉村的馬來人並未因此西化。他們仍然保存伊斯蘭教的生活,而身為穆斯林,他們對當地的蘇丹效忠,並被視為蘇丹的子民。因此,當1945年英國政府準備在馬來亞推行一個“世俗的民主政體時”(即馬來亞邦聯Malayan Union),就遭到馬來人的大力反對,指為漠視蘇丹的地位和忽略馬來人既有的特別權利。在拿督翁的領導下,馬來人團結一致,全面反對Malayan Union,導致巫統的誕生(1946年)。

 

巫統的成立是以馬來民族作為主體,並不特別強調伊斯蘭教的政治至上的地位,彰顯了民族主義的特徵。拿督翁是英國培植出來的馬來精英,寄望他在未來領導馬來亞的獨立。於是在1948年,英國與巫統及各州蘇丹簽訂了“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以取代被擱置的Malayan Union

 

在這份協定下,有對馬來人的定義作一闡述。所謂馬來人除了保存馬來人的習俗生活外,還必須是一名回教徒,後來也被列入憲法內。

 

東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1951年取代拿督翁成為巫統主席),在其著作《挑戰的年代》中這樣說:“一個放棄他的宗教的馬來人將停止成為馬來人。事實上,這是回教世界中唯一宗教相等於種族的種族。

 

我曾經問過一位理大的研究回教的馬來學者,為甚麼只有馬來西亞的馬來人一出世就是回教徒?它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

 

他說,這應該是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生效後的事。因為協定規定如果不是回教徒,就不是馬來人,不是馬來人就沒有特別的權利。為了確定馬來人的身份,馬來亞的所有馬來人因此自然是回教徒。

 

既然馬來人與回教徒是同等號的,東姑在後期執政時意識到民族主義至上下,不能忽略回教的重要性。他也推動了國際回教理事會的成立,且曾擔任秘書長職。

 

1969年“513”事件後,敦拉薩掌權,他直接把回教黨拉進國陣中,間接上不再否定回教黨的政治哲學。

 

回教黨成立於1951年,它是和巫統打對台的一個馬來政黨。它認為宗教比種族更為重要。回教黨打從一開始,就堅持可蘭經和聖訓是至高無上的,也是它的基石。它不諱言要建立一個回教國,但也同意公平對待已成為公民的非馬來人。

 

回教黨和巫統在1977年起衝突而退出國陣,雖然有人事上的紛爭,但回教黨中的宗教份子則認為巫統不夠回教化,判定這兩個政黨的對立面。

 

判定兩黨對立面

 

雖然如此,當鴟啀?979年的宗教革命勝利後,回教復興運動在馬來西亞又晉入一個高潮。由安華依布拉欣領導的回教青年陣線(ABIM)於1982年加入馬哈迪領導的巫統時,民族主義和回教已被相提並論。馬哈迪在1983年對回教化運動作了這樣的解釋:“回教化運動是把回教的價值觀注入國家的行政。回教法律只會施於回教徒,雖然這個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回教法律,它們並沒有違反回教的需要。”

 

事實上,這些年來,回教化運動已深入各個領域,在較早前,副首相阿都拉有聲稱從外界看來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但沒有引起多大的關注。

 

直到首相在民政黨代表大會上提出我國已是回教國時,大家才知道政府這麼多年的回教化運動,已發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他說,即使不修改憲法,我國也已是一個回教國。

 

這種講法自然引起爭議,尤其是回教黨就不服這樣的解釋。可以預見,不久之後,雙方又會針對這個回答進行大論戰。

 

但我們那些在1999年大力反對“回教國”的政黨領袖,就陷入進退維谷中。兩年前才大聲疾呼反對“回教國”,兩年後有此“轉變”,身為華人的普羅大眾,不知道是迷惘抑或是惆帳?雖然理由多多,又說國陣的回教國有別於回教黨的回教國,又說這是世俗回教國,不是神權回教國。但我們到底對回教國瞭解多少?希望從政者能告訴我們真實的情況。與其一時否定,一時肯定,不如把問題作深入的剖析,引導人民對“回教國”有正確的認識。

19.10.01

美國展開反擊行動 (2) 兩種思潮的衝突

 美國對阿富汗採取一系列的反擊軍事行動,引發了各種思潮的爭議。在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致認定911事件的恐怖襲擊美國,造成大量人命傷亡是有組織性和有策劃性的報復行動,用以強迫西方世界改變中東的政策和從伊斯蘭國家中撤走其軍力。因此西方鎖定這種恐怖行動是由伊期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份子所為。代表這股邪惡勢力的是匿身在阿富汗的奧沙馬賓拉登及其恐怖組織基地訓練營(稱之為al-Queda阿蓋達)。這個組織專門訓練死士,目標對準美國,從暗中和側面出奇不遇地突襲,以打擊西方的權威和美國的國力。恰好這個推行恐怖主義活動的大本營落在阿富汗境內(當然其他伊斯蘭教的國家也有類似的組織),而包庇這種恐怖組織的正是走極端派的塔勒班政權(控制阿富汗90%土地)。 


先從阿富汗下手 


因此美國認為打擊恐怖活動一定要先從阿富汗下手,然後可能延伸到其他相關的地區。 


正因為塔勒班政權奉行原教旨主義的保守和反動政策,也正因奧沙馬賓拉登也是奉行這一教義的狂熱頭子,而且誓死也聲稱是在從事一場無止境的聖戰,使到美國要打擊和消滅這類的恐怖活動變得十分棘手,也十分小心翼翼地展開軍事行動,並且不遺餘力地拉攏伊斯蘭教比較開明的國家,給予一定力量的支持,試圖從中孤立奧沙馬及塔勒班政權。 


換句話說,西方世界已謹慎地區分恐怖主義和伊斯蘭的界線,前者是伊斯蘭派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恐怖的怪胎,如果不加以清除,世界將陷入永無安寧之日;後者被確定為能與西方友好相處的溫和伊斯蘭教的國家。所謂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是美國時下的戰略。也是 911事件後的一個新的演變,是突發性的一場新世紀之戰。它也從思想上改變了西方人民對世界的看法。 


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軍事行動瞄準阿富汗,伊斯蘭的國家爆發了反美示威,有大有小。這些人認為美國此舉形同對阿富汗的侵略,而阿富汗是個伊斯蘭教的國家,也形同對伊斯蘭的攻擊,因此號召穆斯林奮起反抗,打一戰“聖戰”來擊退美國的侵略。 


伊斯蘭阿拉伯世界中本來就存在一股反美的情緒,尤其眼見1948年在英美支持下把持的聯合國,通過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強硬將巴勒斯坦分成兩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感到不是味道。視之為強把一個非伊斯蘭教的國家(以色列)插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因而有所謂六次中東戰爭,結果是阿拉伯國家失敗媾和,不得不承認以色列存在的事實。 


可是,以穆斯林為主的巴勒斯坦人卻因為以色列在英美扶持下不斷壯大而致真正立國遙遙無期,因而種下仇恨的種子。 


雖然巴勒斯坦解放機構在阿拉法(溫和派)的領導下,經過不斷努力與和談已取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地位,但尚不被承認為一個獨立國,問題的癥結之一是圍繞著耶路撒冷歸誰,以色列說是它的地方,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國家,堅持是穆斯林的地方。 


再者,在阿拉伯國家中,有不少與美國關係友好,如埃及、沙地阿拉伯就被伊斯蘭教派中的原教旨主義份子視為親美的妥協政府,不是真正的伊斯蘭教所要的政體。於是一股復古的思潮在穆斯林世界中興起,稱之為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目的在於復興先知的伊斯蘭教的世界,建立起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我們稱之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原教旨主義有三個特點:(1)反對外來勢力對伊斯蘭世界的干預和滲透,(2)反對伊斯蘭國家的西方化和世俗化傾向;(3)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社會和伊斯蘭國家。 


1979年伊朗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神權至上的政教合一的國家就是原教旨主義運動所要看到的。但基於伊朗是什葉派教徒佔大多數的國家,因此不被阿拉伯各地佔多數的遜尼派的穆斯林所賞識。他們可以認同的是伊斯蘭打了一場勝利的“聖戰 ”,但又警覺什葉派勢力的坐大,直到塔勒班在阿富汗取得執政權後,致使阿拉伯遜尼派的穆斯林才感到“揚眉吐氣”。因為塔勒班是屬於遜尼派,也是通過 “聖戰”重建這個國家。 


奧沙馬就是利用這個“勝利的果實”來進一步擴展其勢力和達到個人的野心。他可以把阿富汗交給塔勒班的頭子奧瑪掌管,推行反文明的極端統治,而他的目光是放準阿拉伯世界,他企圖通過阿富汗建立其軍事力量實現一個伊斯蘭的阿拉伯統一世界A包括打倒沙地阿拉伯的國王制度。基於這一慾望,他號召穆斯林團結起來打一場聖戰。而與此同時,他算定美國和西方世界是阻止他實現夢想的最大障礙。在無法與美國打一場現代化戰爭後,他訴諸恐怖手段。給了新世紀的恐怖主義有一個新的詮釋,也許他已想到或者沒有估算到,他的恐怖行動造成今日世界陷入動蕩不安中。  


擴展努力遂野心 


夾在這兩個思潮中間的許多國家和人民,又有另一種想法,那就是取兩者之中的一個中和觀點。既支持打擊恐怖主義,又反對戰爭行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同意美國痛懲恐怖份子,又在很大程度上批評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霸權政治種下禍根。 


尤其矛盾的是使穆斯林教徒左右為難,站在伊斯蘭教的立場,對穆斯林的攻擊就是對伊斯蘭教的壓迫。他們很難把政治和宗教區分開來看待問題,巴基斯坦和沙地阿拉伯就是處在這樣的窘境中。 


至於非穆斯林的世界人民,也同樣厭惡戰爭,但也對塔勒班的倒行逆施深痛惡絕,並擔心問題處理不好,給予奧沙馬一個藉口掀起聖戰,局面就更一發不可收拾了。 


面對這樣複難的心情,美國的每一步棋顯得十分重要。現在人們在問:恐怖主義會因此絕跡嗎?奧沙馬和塔勒班倒下後,又會否出現恐怖報復行動? 


這個問題相信連美國也給不了答案,我們只好再觀其變。


17.10.01

美國展開反擊行動 (1) 反擊之後變數難料

 

108日,美國終於展開反擊行動,目標對準阿富汗境內的塔勒班軍事基地及奧沙馬賓拉登的恐怖組織(al-Qaeda)阿蓋達基地。這種先是空襲再接著輔以地面部隊,以一舉消滅塔勒班政權及摧毀恐怖基地的行動是預料中事。

 現在的關鍵問題不是塔勒班會倒台嗎?恐怖組織會因此瓦解嗎?還有塔勒班的頭子奧瑪及恐怖大亨奧沙馬賓拉登的命運會是如何?而是美國動員整個世界的力量(包括回教國家的道義支持)來打擊兩個組織及兩個重要人物後,世界會變成怎麼樣?

 全方位調整戰略

 毫無疑問的,911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國內外政策。從沒有想到要如何大規模地打擊恐怖組織到一刻也不能容忍的地步,而且幾乎傾全力要剷除恐怖主義,已昭示了美國正在全方位調整其政策和戰略,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第一遭。

 雖然美國不是第一次面臨挑戰,諸如1940年珍珠港被日本偷襲,造成二千餘美軍喪生;1950 年派大軍在朝鮮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交戰,各有損傷;1969年直接介入越戰,派出55萬軍人意圖擊敗越共,也造成美軍五萬餘人喪生;但都不足與911事件相提並論。因為這是第一次發生在美國本土內的襲擊,而且不是戰爭行動所致,相反的,是在毫無防備下受到重創(有估計罹難者達 6000人),如此空前的屈辱,是美國人所不能接受的,也難怪911事件後,美國人報復心十分強烈,甚至促請政府快快動手,絕不姑息肇禍者。

 布什總統在“國難當前”,就不得不部署反擊行動,但從美國政府的格調的改變,我們不難看出布什的“投鼠忌器”。因此,他不得不在短短的時間內作了下列的調整:(1)聲稱是一場十字軍之戰。這是指十三世紀的基督教與回教之戰,十分不妥,馬上收回;(2)宣稱是一場對“恐怖份子之戰”,目標向著阿富汗和阿拉伯國家中有恐怖活動的基地,但也備受評議,指為方向不明,帶有深刻的復仇手段,不是文明社會所應為;(3)於是到最後,布什改成“反擊恐佈份子”。這樣一來範圍縮小了,反對的聲音也減少了。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外交上全面封殺塔勒班政權,並通過世界各國,凍結塔勒班的資產和與奧沙馬有關的戶口。此外,也委托英國首相布萊爾充當急先鋒,放出風聲很快痛擊塔勒班,製造有利輿論。當一切部署妥當後,隨之而來的是軍事行動。

 由於塔勒班的外援已被完全切斷,邊圍國家不再給予援助,塔勒班政權要依靠陳舊與落伍的武器抗拒美國的打擊,已是強弩之末,處在“四面楚歌”的包圍之中。

 塔勒班政權的倒台已是逼在眼前,奧沙馬的阿蓋達基地被搗毀也是無可避免,甚至美國的地面部隊可能會擒住奧沙馬及奧瑪,也可能在戰亂中喪生,使到極端份子頓時失去精神領袖,但這之後又怎麼辦呢?美國是不是已取得最後的勝利?阿富汗又如何善後?回教世界又有甚麼迴響?

 既然美國表示打擊和消滅恐怖組織是持久戰,意味著收拾塔勒班政權後不等於恐怖活動從此絕跡,因此它首要考慮的是阿富汗今後的方向,扶持一個不反美和不反西方的政權,固然十分上算,但當美國反擊之後,穆斯林心中是有恨或有愛呢?是愛恨交集或悲憤交集呢?

 

北方聯盟(塔勒班的反對派,也是唯一殘存的抵抗力量)一心一意想奪回政權,重振阿富汗。連日來,在蘇聯和美國的支持下,顯得十分活躍,企圖一舉攻下喀布爾,然後宣佈戰爭完畢。

 可是北方聯盟是個少數民族(塔吉克人,只佔人口的25%)控制的武裝力量,不能代表佔人口60%的普什圖人(奧瑪是普什圖人的代表),肯定會發生內鬨。再者它準備迎接流亡在意大利的前國王莫哈末查希沙(Mohammed Zahir Shah)(1973年即被逼退位)回來當緊急時期的國家領導人。

 美國和蘇聯在別無其他選擇下,大多會同意這樣的安排,以免被國際輿論抨擊為“賴著不走” 企圖建立殖民政府,但巴基斯坦已明確表態它不要北方聯盟當政。顯然穆巴拉夫總統有所擔心北方聯盟會傾向伊朗,對安撫普什圖人無所幫助,甚至可能會對巴基斯坦構成威脅。

 雖然他沒有說明巴國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鄰居,但綜觀過去5年來巴國對塔勒班政權的支持與姑息,已可窺見塔勒班的存在確是對巴國沒有威脅,雙方和平相處。所差的是意識形態方面,巴國可以容忍塔勒班大搞其原教旨主義政策,推行一個反文明的制度,不過阿富汗越落後,就越需要巴國的支援,也會襯托出巴國的“進步與繁榮”,這就是為甚麼巴國遲遲不肯與塔勒班斷絕邦交。

 目前仍留在阿富汗境內的人民到底有多少?沒有人知道,也許已少過一千萬名,因為外逃的人數已有七、八百萬名,再加上死傷的人數難以計數,已使到阿富汗成為世界上最貧窮和最反動的一個國家。

 奧瑪這樣說:“阿富汗在過去23年的戰亂中已被毀掉一半,如果剩下的另一半因為奧沙馬賓拉登而被毀,我準備接受”。由此可見,阿富汗已成為包庇恐怖組織,推行不人道政策下的一個極端政權,不僅不符合伊斯蘭教,而且也與文明世界為敵。

 因此推翻塔勒班政權雖非巴國所願,但既然已被鎖定是“恐怖泉源”,也就只好順著時局讓美國痛打塔勒班。畢竟在巴國境內有這麼多阿富汗難民,巴國是有條件扶植一個替代政權,並成為聽命於巴基斯坦的新政府。

 巴國的如意算盤是衝著北方聯盟而來,但不論結局如何,阿富汗的重建和重新獲取和平是需要國際力量,不是一個也歸為不發達國家的巴基斯坦所能承擔得來。

 聯合國暫時接管

 再說,巴國也不能確保可以很好控制新政權不走向極端,美國自然放心不下。看樣子,未來的阿富汗將變成由聯合國暫時管轄。至於重建工作,則是路漫漫,不知何時才能回復原本的面貌?

 有一個值得世界及美國關注的問題是:在軍事上打敗塔勒班後,在精神上是否能使原教旨主義狂熱份子回到伊斯蘭教的正軌,不再搞恐怖活動?同時,軍事行動後,是否可使伊斯蘭教的“聖戰”沉靜下來,抑或是被鼓起反西方的仇恨,打一場“聖戰”?

 美國打塔勒班,真是頗費周章,不但要先顧及穆斯林的感受,還要思及如何善後,以收服人心。

看來,美國的國力至少有一半要用來對付恐怖份子和重建阿富汗,而且變數難料。

15.10.01

再論塔勒班的反動特徵 (5) 奧沙馬的傳奇轉變

 

既然塔勒班、奧馬爾與奧沙馬是三位一體不可切割的,我們有必要論述奧沙馬這個人為何能在阿富汗呼風喚雨,為何能在世界各地設立聖戰基地?到底他圖得是甚麼?他又要把阿富汗帶向那裡?天堂或地獄?

奧沙馬賓拉登已是當今國際社會的首號公敵,也是美國絕不放過的恐怖組織頭子。他的下場如何,只好等著美國來決定(美國已在108日進行反擊,對阿富汗大轟炸,目標是對準恐怖組織,塔勒班及奧沙馬本人 )。

國際社會首號公敵

為甚麼奧沙馬會成為反美激進頭子?這說來有一段歷史。出生於1957年沙地阿拉伯的富庶家庭的奧沙馬,其父親莫哈末阿瓦賓拉登靠建築業起家,與沙地王室關係密切,也曾擔任過沙地公共工程及發展部長,後來又繼續從商,累積巨大財富,成為億萬富翁。

奧沙馬是其父親的第7個孩子(共有50位兄弟姐妹),從小過著富裕的生活。13歲那年喪父。17歲娶一名敘利亞女子為妻。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於1981年畢業於日達的阿都亞茲國王大學,考獲公共管理學學位。

在年輕的時候,奧沙馬也曾過著短暫的紅燈綠酒生活,但不能吸引著他,反而沉醉於伊斯蘭教的活動中。有兩名導師阿都拉阿占及莫哈末古達對他的宗教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蘇軍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後,他秘密到過巴基斯坦,目睹阿富汗難民的困境,也與當地的宗教師有所聯繫。返國後,他積極宣揚友人支持慕查希汀(Mujahedeen)聖戰運動,為聖戰籌款,以支援阿富汗游擊隊。

1982年,也就是大學畢業後,他決定進入阿富汗探個究竟,結果觸使他要為聖戰獻身。1984年,他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建立一座招待所,作為招募各地青年參加聖戰的第一個驛站。那時他本身尚未設立基地訓練營,只是把聖戰份子送進阿富汗,參加游擊戰爭。

與此同時,他的老師阿都拉阿占也在其招待所設立聖戰服務局,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其中。

奧沙馬本身從1984年到1989年都在阿富汗打游擊,而且也在阿富汗境內建立6個流動式的聖戰據點。這些個據點後來成為奧沙馬的秘密基地,也就是今日美國所形容的恐怖活動大本營。吊詭的是,美國情報局在較早時曾通過他軍援阿富汗游擊隊(奧沙馬否認他與 CIA有任何聯繫)。

1989年蘇軍撤走阿富汗後,他回到沙地阿拉伯,一心想要在沙地建立其聖戰基地,以為沙地效勞,但不被欣賞。令他不滿的是沙地的親美政策,且允許美軍在沙地駐紮,用來對付伊拉克(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科,美國插手海灣戰爭)他認為沙地應用聖戰份子來保國而不是成為美國控制阿拉伯國家的棋子。

由於與沙地阿拉伯王關係惡化,行動受限制,並受到軟禁。19914月他擅自逃離來到巴基斯坦,潛入阿富汗。可惜阿富汗陷入內戰,他一時不知靠向何方,唯有再行離去,轉折到了蘇丹(這是1991年底的事)。他原想在蘇丹幹一番事業,也鼓勵其家屬在蘇丹投資,但未能盡如人意。因為沙地對他仇視,蘇丹也有所顧忌。1994年,沙地遞奪其公民權,激怒他發表聲明攻擊沙地政府。翌年(1995年)沙地的利雅得發生反美的汽車爆炸案,沙地政府指奧沙馬幕後主使,蘇丹處在兩難之間,奧沙馬選擇在1996年初離開蘇丹,再次進入阿富汗。美國在此時注意到這位富商的危險性。

同年,他在阿富汗各派系的保護下,發表了第一份反美宣言,誓言要展開一場反美戰爭。

當塔勒班於同年成立後,很快佔領了奧沙馬藏居之處賈拉拉巴德。斯時塔勒班的頭子奧馬爾向奧沙馬伸出橄欖枝,表明會保護他。因此得以挫敗沙地在1997年初企圖綁架奧沙馬的計劃。同年美國也想通過巴基斯坦對奧沙馬進行綁架,同樣失敗。

因為有塔勒班的兩肋插刀,奧沙馬決心用其資金(有說奧沙馬擁有資產超過3億美元,但其資產有的已被沙地政府凍結,有的仍綁在蘇丹內。如今又被世界各地銀行凍結與塔勒班和其基地有關的資金,相信資金已沒那麼充裕),全力支持塔勒班建立純原教旨主義的國家,進而利用阿富汗作為他實現泛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橋頭堡。他尤其反對美國在沙地駐軍,也反對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遲遲不肯讓巴勒斯坦立國。

19982月,奧沙馬認為時機已告成熟,宣佈成立國際伊斯蘭統一陣線,向美國和猶太人宣戰19987月美國在肯雅及坦桑尼亞大使館被炸,美國就歸咎於奧沙馬策劃,想盡一切辦法要活捉奧沙馬,可惜塔勒班給予全面的庇護終於不能得手。

奧沙馬與奧馬爾一樣,都聲稱得到先知的感召,要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中建立全面排斥西化與現代化的伊斯蘭國家。他和塔勒班有著共同的目標,為聖戰而戰,如果不能打一場正規戰,就從側面直擊西方,讓西方社會感受到聖戰的震撼力。

聖戰震撼西方社會

911事件幾乎讓全世界的人睜大眼睛,因為美國一向來只把恐怖主義活動列為戰爭以外的一個怪胎,不足形成大患,只是造成局部傷害,真沒想到紐約的世貿大廈及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成了恐怖主義的犧牲品。

這種血的教訓,讓美國感覺到當今最危險的是藏在暗處的敵人,而不是公開表明敵對的國家,因此布什總統宣佈展開一場對付恐怖份子的戰爭。先前他用錯了詞,露了是十字軍之戰,後來馬上改口,因為十字軍是基督教對伊斯蘭教之戰,比喻十分不恰當,並給奧沙馬和奧馬爾利用此把柄號召穆斯林起來打一場聖戰。

如今美國縮小範圍要直撲奧沙馬和包庇他的塔勒班反動政權,指為恐怖主義的源頭,用以區分不是對付穆斯林,藉此爭取伊斯蘭教的國家和全世界大多數穆斯林的支持。

不論我們身處何處,像塔勒班的反動本質,像奧沙馬和奧馬爾的極端恐怖行為,都是不容於 21世紀的文明社會。他們企圖透過宗教把人類倒退回中世紀的生活,已完全不能取信於國際社會。

如果美國這次不能一舉擊垮恐怖主義的基地和塔勒班政權,將恐怖活動壓到最低點,人類將生活在不安中,但美國也要十分謹慎不讓這些極端份子拿到借口來進行對其他區域的大報復和大破壞。

奧沙馬在塔勒班的心目中也許是聖戰的英雄,是恐怖組織的統帥,但在大多數穆斯林心中,在絕大多數的人類心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大魔頭,是世界和平的大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