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吴新慧整理新马自治与独立前的学运谢诗坚：我就从紧急法令以后谈起吧。那是1948年6月的事。在这之后，新加坡就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同陈嘉庚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角力有关。他那时还没回中国。他创办的《南侨日报》可说是中共的一个间接喉舌。这份报纸在1946年创刊，1950年就被政府封了。那时的《南侨日报》用了很多左派的人士。马来亚在1948年6月宣佈进入紧急状态，而《南侨日报》的社长胡愈之则早两个月（即1948年4月）就回中国，把办报的担子交给洪丝丝先生。他是来自槟城的名报人，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胡愈之在1947年时跟马共曾经有过论争，就是他不同意他们所走的激进路线。可能有此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他要回中国参加建国，因为中共胜利在望。
在紧急状态之后，英国政府曾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跟政府比较接近，共同谴责马共的活动和暴力行为等等。那时陈嘉庚同意谴责暴力，但不愿意谴责马共，所以跟英国政府有了争论。有关的文告经过修饰后，就在《南侨日报》发表。在这之后，人们开始认为这份权威的报纸，即支援中共和一向支援马共的报纸，也已经不再支援马共的暴力活动。那时，英国政府又继续要求《南侨日报》的立场更接近政府，但是基于《南侨日报》有一定方针，它亲左派，反对英国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肯妥协。这么一来，政府就来搜查《南侨日报》。根据当时的编辑马林（林朝宗）不久前（即2003年12月）来到槟城与笔者闲聊时这样说，当时有一批政治部的人到报馆搜查，结果搜出了一份油印的《自由报》，政府就如临大敌，因为那是马共的地下刊物，由方壮璧（在南侨当记者）所编。所以政府认为报馆编辑部的人不是亲共的人就是马共分子，就对所有编辑部的人员下手，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定罪。后来英国政府觉得倒不如索性把《南侨日报》封了。《南侨日报》宁愿让它封也不愿意跟英国政府妥协，所以就这么样被封了，那是1950年。
50年代的马共在森林里还是有一些势力。不过在公开的阵线上，它们认为已经失去一个很好的舆论地盘。另一方面在50年代初期，通过工运和学运的结合，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左派把这个组织再联系起来，称为左派统战。在新加坡，则出现了林清祥作为统战的一个灵魂与领导人物。林清祥是学运和工运的领袖，他也因学潮被学校开除。
在1954年的时候，统一战线就形成了。它的形成是因为左派需要重新建立群衆的组织，以学运和工运带动。所以在1953／54年时，新加坡的学潮特别多，同时还有工潮，学生都可以去慰问罢工工人。1955年时左派的学运也波及马来半岛。槟城在1955年发生学生反对钟灵中学被改制而后引发成一个学潮运动（1956年）。
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拿锺灵中学来开刀？因为它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府，而且有一些马共分子是从钟灵中学培育出来的，英国政府因此认为它是马共的温床。这个学潮事件在当时闹得相当大，不过政府也没有妥协，通过改制把学校改了。这是钟灵中学的第一个学潮。接着在1956， 1957年时，在槟城、吡叻、吉隆坡、森美兰和南马一带的中学也陆续有学潮，特别是到1958年时，学潮在各地不间断地蔓延开来。一蔓延开来，政府就採取很多措施，一方面安抚，一方面压制。刚好那时，我们的国家独立不久。学潮闹过一阵后，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相对平静下来。
不过，平静下来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在新加坡，为何它在1950年代兴起了一个壮烈的群衆运动？因为1953年有一个很大的反黄运动，而且那时南洋大学在新加坡醖酿创立。这个学府的创立是华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座标。南大创立时能发动各界，甚至是全马的人给予支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群衆运动，不单单是为钱这么简单，而是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浪潮。当大学建立以后，新加坡的学运就显得更有力量。所以从1955年南大开课后，新加坡可说是领导马来西亚学运的火车头，我们在这一头就跟着新加坡的方向走。
其实如果你认真研究，整个统一阵线的幕后或有马共的影子。至于参与的人是不是马共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有左的倾向。要知道，在1950年代后，如果你是马共的党员或是武装分子，你没有身份证要出来公开活动就比较麻烦。当时马共也希望民运分子能为他们接济粮食和通风报信，偏偏在1950年后，马来亚政府建立了很多个华人新村，把华人跟马共隔绝，使到很多华人新村无法援助马共的活动。不过马共还是有它本身的管道活动，即通过一种地下进行的活动来联繫。对马共而言，它并不急着吸纳党员，因为它在1950年代也受中囯共产党影响，入党就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而且入党的人要经得起考验。当时那么多群衆，你怎么发动那么多人进党？同时在紧急法令底下，你一进党成为马共就是非法，非法就要坐牢。而如果你不是马共，或者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一分子，就好象林清祥始终都否认，风险就比较低。
到了1960年代，我们开始比较懂事，也向往进入南洋大学。它除了是我们读书的一个目标以外，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圣地，就好象回教徒有麦加一样。
那个时候，左派的知识份子或是学生，都认为南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圣地。很多人想到那里读书。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么做，因为要有经济能力和必须通过有关的考试。
在我们那个年代，南大收的联邦学生是特多的。差不多有一半是新加坡人，另一半是马来西亚人。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比例。例如我在1963年考入南洋大学，我们有一半是马来西亚人，一半是新加坡人。三四十个学生里面是这样分。老实说云南园很漂亮，大学的读书风气也很盛。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捲入它的运动，你不会知道它的左派气氛有多浓。而一旦你捲入这运动，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左派的影子在你左右。尤其是当你参加学生会的活动或是各种学会的活动时，就会有一个联繫，一个纽带在联繫着每一个环节的活动。我们一进去后，就很快跟新加坡人结成很好的朋友。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是马来亚人，因为我们把新加坡包括在马来亚联合邦内。在左派看来，在统战下新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把新加坡也概括在内。我们认为去新加坡念书并不是去外国，而是到自己的地方读书。这种概念在当时是很强的。这使我们跟新加坡之间不太分彼此，大家混在一起。1960年代初期，中国虽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南大在1962年以后就开始向左发展，通过很多文化和文娱活动和文学创作带动左的浪潮。这个左的风潮也包括学潮在内，或者说它整个运动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我们当时的整个做法是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家跟着这条路线走。大学内的学生会和学会多是由左派的人领导。
南大成政治斗争焦点老实说，从60年代起我们在读书时就被统战的思想所灌输，认为你非左即右，要不然你就是中间的。如果你参加右派活动就把你分开出来。在当时，什么《蕉风》，什么学生周报，是不被左派所认同的。在学运里面只有一个方向，没有两个方向的。不能搞另外一种不能被左派认同的东西。所以王赓武报告书（1965年）一出来，我们就反对。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那时说要看王赓武报告书，我们认为作为学生的领袖本来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本报告书，但是却没有。我们被通知在一份备忘录上签名盖印。而这份就是公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然后就去示威。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就这么发生了。如果你问我们为什么反对王赓武报告书，那是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报告书使南大变质，把华校变成英校。至于报告书里面真正谈什么，我们也无从去研究和了解。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在听了他们所说之后，觉得很有道理：怎么可以把一所由那么多华人慷慨捐助建立起来的华文大学，变成英文大学？所以我们的抗拒感非常大，成了一种运动。这么一来，就与政府产生冲突与对峙。
我记得在王赓武报告书发表的前一年，大概是1963或1964年，那时我住在宿舍内，陈瑞献就住在我隔壁。他不参与任何事情的，他是个很静的人，也不跟我们讲话，最多是打打招呼。他有他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学生楼，活动多得不得了。我记得1964年有个活动，就是让红旗插遍马来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大小城市，我们都插满了红旗。意味着要“解放”整个马来亚半岛。
我们在那个年代，参与了左派的运动，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方面。当时政府（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对南大非常不满。有一次它来捉南大生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我们在南大的宿舍睡着，突然灯一亮，看到很多军警，大概三千个拿着枪把学校包围起来，包括学生宿舍。他们要我们开门，一间间搜，一间间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捉蓝炽理的时候。就说：“You are wanted”，然后就马上把他拉走了。当时南大很多同学就是这样被扣走了。有的人逃掉，逃不掉的就被捉。
你会感觉到学运在南大的一股力量。
最明显的就是1963年的选举。社阵跟行动党斗，那是南大生捲入最厉害的一年，几乎每一个晚上他们都坐巴士车去竞选、宣传、贴标语和拉票等等，什么都做。所以南大生跟社阵好象都没什么分别的，不能分的。至少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参与。我们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感觉南大生和社阵是一起的。你可以想象社阵失败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怎么看待你（这些南大生）。因此将南大改制已是预料中事。通过王赓武不过是一个学术层面，让人们觉得这是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没什么好反对。
我自己后来读了王赓武报告书，觉得它没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要强烈反对？读英文并没什么不好。中英文都读不好吗？当年为什么我们却那么激烈反对？就好象毛泽东所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这中间就没有了折衷的余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左派的运动，在经过统战从1953年建立到1966年的时候，已是达到了高潮。不过在1966年后，尤其是新加坡社阵也走向激进的街头斗争，整个运动到了1969年的五一三后就出现很多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産生不是马共所能预知的，也不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它是个种族冲突的事件，并不含有所谓反共的意识，也不含有所谓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因为是种族利害关係。五一三就这么在吉隆坡发生，马共也感到惊奇与愕然。
就如陈平的回忆录指出，1969年过后，很多人进入森林。他的党员在1969年过后增长一倍。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搞统战，也就是所谓的「议会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左派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包括在新加坡的社阵才有所谓“杯葛大选”的事――他们从1967年就开始酝酿杯葛大选，1968年就成为一个气候，到了1969年就乾脆不参加选举了。你说新加坡的社阵跟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什么分别？除了思想意识有些争议外，其实是一码事。因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反对马来西亚，为什么到1967年的时候还是那么坚持，到了1969年以后也是持续斗争。
当时有一些南大生出来做建筑工人，他们跑去工会、去工地做什么？因为受到左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为走工农兵服务的那一套，下乡锻练嘛，只要毛泽东说的就对，社会主义就是好的。左派从不分析斗争为什么这么残酷，为什么“百花齐放”后又四处打压。我们没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只要毛泽东宣扬的就支援。所以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高举着毛主席的语录，高举着鲁迅的旗帜，左派都是一窝锋的涌上去。当时出版的刊物，很多都是以鲁迅做封面的，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鲁迅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马来西亚为何会允许呢？因为鲁迅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是。放毛泽东是不行的。但是放鲁迅，他是文学家，很多战斗的意识形态就藏在其内。新加坡的职工会特刊、新加坡社阵的报纸，全部都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内。当年新马一带的左派知识界，已经一头栽进去了。
我们之所以有反思和反省是在1976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份子也是后来才惺惺然地认真的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难怪在初期的左派都很抗拒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不少左派的知识份子，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看到中国在转变的时候，都是很惊讶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理想社会或共産主义社会是一个很纯朴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讲求革命的，比我们先进的社会。但是在看到中国人这么变的时候，他们的理想都成了幻影。整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思想也就被冲击了。
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左派知识份子为何在文革之前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那么大？因为他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着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说文学是为政治服务，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除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其他文学都是不健康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在1958年时，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是新马左派学生秘密文件来传达，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成为新马左派学生必读的文章。也就出现很多人跟着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来进行创作。例如当时1958至1960年出现了很多左翼的文学作品，并带有共产意识在内，其无产阶级的色彩非常浓厚。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0年代开始，也是被指说是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导思想来鼓吹文艺，一直到1974年才被政府腰斩。他们为何受到影响？因为1969年的五一三过后，国会民主就因为种族课题而关闭两年，直到1971年才恢复国会的民主，那时马华公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有人说它没有资格代表华人社会，陈修信就为求振作，提出要求华人大团结。于是有人献议说，因有相当大部分的华人是左倾的，为了团结他们在1971年刚好吉隆坡发生水灾，就通过邀请香港的银星艺术团，也就是长城电影公司的石惠、傅奇等这些艺人组织一个团来吉隆坡演出。他们的团就叫“春到人间”，到处表演。
不过，我们的政府挺谨慎，仅允许他们在吉隆坡表演，而表演节目和歌词，可以多少带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但不是很明显。经过那次演出后，他们所撒出的种子就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内散发出来。这个马大华文学会跟着“春到人间”表演了“春自人间来”和“春蕾”，并在全马各地演出。其中有一些节目是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系的。
此外，他们也出版大学文艺。这个左派刊物随后被压则，学运界的公开性左派阵线就这样消失了。
其实在70年代，马共也出现了内部的斗争。竟然分成三派，彼此互相怀疑，相互倾轧。一派是中央派，一派是马列派，另一派是革命派。三派之间的对峙与倾轧，一直到1985年，马列派及革命派才开始跟泰国政府谈判，慢慢缓和局面。
有个女马共成员曾经自首写过一本书叫《我要活下去》，里头就有揭露一些真实故事。让人很感惊讶。
现在很多资料已经解禁。伟立的研究很好，提出亲共分子，包括林清祥是不是马共，谢太宝是不是马共？他们其实不必成为马共，马共也不需要他们入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如何收集入党的资料和档桉？落在对方手里就不得了。
可以说马共是在后期，也就是在马泰边境建立了根据地后，才有所谓的入党仪式，必须通过考验才能成为共产党员。所以你的研究很有意思。
伟立：但他们是亲共分子对吗？
谢诗坚：他们也许是也可能不是亲共分子。我可以跟你讲个故事。事关赛查哈利，马来前锋报的前总编辑。有一次他到槟城来找我，我就跟他对谈，并谈了三个钟头。我问他怎么会被捉？因为他是《马来前锋报》的，是反殖民的，但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他的确不是。马来前锋报原是新加坡已故总统尤索夫创办的。它当年并不走极端，只是有左的思想。赛查哈利做总编辑的时候有参加亚非新闻工作的会议，他是新加坡人。因此当《马来前锋报》在被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接管后，就将之改组并把他给解雇了。赛查哈利因为不是马来亚公民，就被赶回新加坡，永久禁止他入境（1961年），直到最近才被解禁。
赛查哈利回到新加坡后，当时[参与]新加坡的人民党，这个人民党跟波斯达曼（Ahmad Boestaman (1920-1983)）的马来亚人民党是同一码事。他们要赛查哈利领导新加坡的人民党，他反正没什么事情做，而Ahmad Boestaman是他的好朋友。他就答应了而成为主席。但是他对人民党在1959年参加大选时，被马共方壮壁影响选情感到不解。他在最后一刻钟收回对人民党的支援，4名候选人全败耿耿不怀（在这前一年，方壮壁也运用影响力促使工人党的市议员辞职，以向李光耀证明其影响力）。 赛查哈利说他很生气，认为方壮璧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党，他说他一直把这个疑团收在心里。
1990年，他说，当马共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的跑到曼谷找陈平，一共见了两次。他质问陈平，怎么可以让方壮璧代表人民党来做出这个新加坡的决策又跟李光耀谈判。陈平说，其实他并没有下达什么指令，因为方壮璧躲到廖内去，而在新加坡的马共联繫系统很差，没有联繫，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被授权在新加坡拥有全权的代表。陈平说，如果方壮璧的所作所为对你造成伤害，他愿意道歉。赛查哈利说，共产党搞的玩意儿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的这个左派政党应该受到尊重和被徵询。但是你可以想象在1960年代，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左派的学运就是这么一码事。你不能以为你是领袖就决定一切，因为你不知道谁最有权力？你能做学生领袖可能是因为你表现不错，有成就而被人家推选做领袖，但并不等于你有权做出决策，那根本是两回事。经赛查哈利这么一讲，就使我想起1960年代的事，情况是一样的。他不能怪什么。
周伟立：所以统战的领袖未必主宰整个统战？
谢诗坚：统战的领袖不能主宰统战的路线或决策。你说林清祥能主宰一切吗？
参与学潮的经历
我在1958年时读中一，那时才开始懂事。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国内外情势变化多端的年代。我就读的韩江中学当时发生罢课的学潮。我们就跑到礼堂凑热闹，跟着台上喊叫。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这是年轻人应该争取和表达的东西，是正确的。我们对不合理的事情要反对（事关毕业刊被腰斩的抗议）。
我们一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说，你要跟着大哥大姐走，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听了都一知半解，中一学生嘛，怎会知道那么多？
不过，整个罢课的过程是很有秩序的。
后来学校来了警察。对我们学生来说，警察到来必定是很严重的事。我们就问高年级的学长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是来捉人，捉学生领袖。
那时就开始知道有所谓学生领袖这样的名词。到了中二，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多了一些，并开始阅读课外书。所谓的课外书多是来自中国，因为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开始阅读有选择性的文章，也由此学会写作，思想上也渐渐受到这些读物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长年累月而成的。就在我们慢慢升上高中时，我们也开始写些理论和批评的文章，针对一本书发表评论等等。
自然而然地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批判精神，但却偏向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在学校里，我们也有很多文化活动。上课后就忙着这些活动。韩江中学在当时的左派势力是很大的。因为当1956年锺灵被改制后，学运的中心就转移到韩江中学来。韩江因此在当时成了北马的学运中心。学生有二三千名左右。
不过看回这段历史，我发现凡是在华侨中学发生的事，我们这边也会发生，理由是整个运动是一条线的。新加坡有什么运动，这里也会跟着发生。
那个年代，槟城这个地方特别多事。它跟新加坡可说是连体的。历史显示，在较早期，槟城有很多左派人士出身，尤其是锺灵的学生。马共在1930年成立后，调去新加坡领导的是槟城人，而且是锺灵的学生。不过发展到后期，1950年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新加坡已成了运动的主导，因为他们已经培养了一批人，而我们这边是北马的核心。
刚才说过了，凡是高中毕业的，他们的第一个愿望是进入南洋大学继续修读。它是我们的文化圣地。除了追求学问是一个理想，也因为南大符合了我们的一个更远大目标。我们能去我们理想中的文化圣地“朝圣”是很光荣的事。
为什么我们跟新加坡的朋友能那么融洽共处，就因为大家有很多共同处。例如当年新加坡有很多康乐和文艺表演，我们都去参加，也能够理解。在中学时我们也有同样的表演，它是一脉相承的表演艺术。也因为这样，南大一有学潮，就能带动其他学校，包括马来西亚的也有同样动作。在那时，学运已是以大学为标准。这个中心点就可以领导整个马来西亚的学运。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志愿进入南大。有了这样的理想，大家就会大无畏地去进行各种活动。当时南大学生是义无反顾的，没有考虑到后果，就是一心一意要进行教育文化线上的一种斗争。
不过，它后来也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当我们从原本的一个平和的文化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后，你的人生就得面对严峻的挑战。在那个过程中能不能承受那种煎熬和磨炼，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其时我们参加左派运动是很公开的，也会认为参加南大的学运是合法的。我们被教导运用民主的权利。即使上街示威也是民主权利的表达，并没有引用暴力。但是人家看来就已经是倾向非和平了，尽管我们的理解是这只是一种和平斗争的表态。政府却说我们可通过投票选举表态，为何要上街游行，破坏人家的经济，破坏人家的生活。两边的看法不一致，难免就要引起冲突的。
左派当时的一个直觉是，中国所走的路是没有错的，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否则就不会有新中国了。社会主义肯定是美好的。因为左派当时被灌输的一个印象是，社会主义在1960年代的斗争，肯定会在1980年代在东南亚实现。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可以从中国吹到东南亚。所以当你被灌输说，20年后你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子民，你会不向往吗？那种斗志是很高的。最多是牺牲20年，因为这个斗争有一个远大目标。并相信会很快达到目标，左派的人也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斗争理念。
新慧：当时的父母不担心吗？
谢诗坚：那个年代的父母有很多孩子，受的教育也不多，在经济和教育上管不了那么多孩子。孩子有没有回家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很自由，我们经常以考试要温习功课为理由而聚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是集在一起聊天，过集体生活，当然也有讨论功课。我们也经常在学校的礼堂和舞台上睡觉。整个运动的号召力就是集体生活，而且经常组织野餐、旅行等活动。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郊游和搞文艺活动？因为它培养出来的思想有真实感。有凝聚力。
我们因此看到，在学运中，从华文中学到南洋大学，再从南洋大学到及后的马来亚大学，整个运动就是这样走下去。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告一个段落。
昭程：你有机会接触现在的大学生吗？对比之下有什么感想？
谢诗坚：两三年前，我经常接触理科大学的华文学会的学生。时常跟他们对谈。理大华文学会的学生并不认同共産主义或无产阶级。不过他们似乎有一种新左派的思想。他们有社会主义的想法，但不会激进。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就会提出，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他们受新左派的影响特大。对政策有一定的抗拒感，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据我所知，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要求不能有太多限制，也不搞颠覆，而是在现有体制下求变革和改良。理大过去两三年有一批学生是有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思潮。不过，近年他们已经降温下来了，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依我看，华人社会会被要求或引导来对回教化的运动産生一种新的理念。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即存的东西。我们生活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社群中，只能要求他们做到能适应每个种族，但不是排斥其他，否则反弹会更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除非你要革命，否则你得按照既定的环境去求生存和求变革。今天的中国都已经不叫你革命了，而是改革开放。
我是觉得这个时代，有的变化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有些东西是我们在年轻时，在所处的年代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过些时候，十年、二十年之后，想法会改变的。
往事如烟，回想起事，已是过眼云烟的前层往事，是是非非，由历史来判断。
推动韩江学院和文化馆成立我读过大学，后来才考到中国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年轻做过报馆。目前从事自己的药业生意，也献身教育工作。韩江小学及韩江中学是我的母校，韩中曾经非常辉煌，有三千多个学生，也曾是左派运动的核心，一时呼风唤雨。但是当我在1994年进入董事会的时候，我的母校已经走下坡，剩下300多个学生。我们一批人进去重振这所学校，前后花了500万元，把这个中学重新搞起来。不过，我们也知道毁掉一所学校三天，建立一所学校非三年十年不成。到了1998年，我们终于看到学校恢复了元气。但是校园这么大，我们就想到要建立一间学院。虽然不容易，但在只要有这个斗志是可以完成建立学院的理想。这方面当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就跟董事长商量。我跟他说，钱由你找，其他方面如学院的构想等等由我来想。我们要办的是一所正规的学院。一年后，我们拿到准证。学院从大众传播系开始，因为我对这方面熟悉，可以培养后进。
董事长丹斯陈国平是南大的，我也是南大的，我们请来的院长王云霞博士也是南大的。所以我们三个南大生连同其他董事校友及社会热心人士一起把这所学院搞起来。要说南大精神，这就是一种体现。
我们起初花了150万重新改造软体建设。初时（2000年）有200个学生，隔年有400个学生，2002年500个，2003年有差不多700个学生。希望每年能突破。学院现在有五个科系。
你们看到的华人文化馆也是我们集体构思出来的。为什么要做呢，三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说我要开一个中文硕士班，他们说怎么开呢？连中文系都没有。我就请他们派一个教授来，帮忙策划一个中文系，做个计划书让我们呈给政府。他就是目前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当院长的郭熙教授。
后来如愿开了中文系，我们都很开心。中文系第一年有20个学生，我们感到很满意。第二年，我们再跟南京大学联办硕士班。结果有二三十个学生。
2002年的硕士班，也是有廿余人。今年2004年开第三届，有19个研究生。都是南京大学教授负责，并颁发学位。
有了硕士班、有了中文系后，韩江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化馆。我们感觉似乎不能传承文化。因为学生毕业后都走了，还怎么发扬中华文化和传承整个华文教育？他们都把学问带走了，留下的只是图书馆的东西。但是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的藏书地，不单是给中文系或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华人文化馆。但这需要50万元，也需要人才。刚开始的文化馆很小，将来还要不断扩大。
韩江学院的商学系、电脑资讯等及理工程系的教学媒介是英文，中文系是中文的，大衆传播系有20%是中文的。有些科系如果不用英文媒介，就追不上西方大学，难于进行联课程。
但韩院的学生都有中文能力，他们在毕业后也可以去中国或台湾衔接大学第三年的课程。目前我们有近百名毕业生在各国大学深造，其中十五名己在大学毕业，考取学士学位。
我们的中学是独中。韩江中学是北马唯一不改制的学校。但要搞好这个独中，也需要学院来支持。由学院带动独中发展，两个配合起来，效果会相得益彰。
马来西亚是先有南方学院，10多年前成立，后来有新纪元，之后再冒出一所韩江学院，这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我们整个学院的成立是凭着一种信念和吸收人才而茁壮成长。
办教育给我们的最大感触是，必须放下私心。因为教育的责任是教育下一代，而教育下一代的目的是成人成才。能成才是办教育的人的骄傲。我个人感觉到不搞文化事业，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为社会服务。但我们从事教育不是为赚钱，反之还得贴钱出力，因为我们是非盈利的学府。当我们个人觉得经济还可以应对时，投入教育是件大好事。后进不需要感激我们，只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记得是韩江学院栽培出来的。这就够了。只问耕耘，不求回报是我们坚持的奉献。
（本文原载2004年4月号的《圆切线》，由《联合早报》的吴新慧整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现经谢诗坚修改及补充后成此文，仍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特此附识。2010.5.10）
韩院不断精益求精下面的资料未在《圆切线》出现，因此特将之补充，以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韩院一路走来的发展与变化：
配合着中文系本科班及硕士班在2002年的开办，董事会的另一个计划就是在韩江校园内设立一座华人文化馆，以彰显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用以发展韩江学院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2003年6月29日这座华人文化馆大功告成，举行隆重开幕典礼，恭请时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应邀主要嘉宾有中国驻马来西亚政务参赞杨玲珠女士，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及澳门科技大学黄枝连教授，一时冠盖云集，象征着华人文化馆凝聚而成一股文化汇流。
整个修建工程总共耗资马币33万元，概由本校署理董事长连承杰独立承担。自此之后，华人文化馆已成为收藏和研究华人历史的地方。
虽然如此，经过七年的展示后，董事会仝人又对文化馆进行翻新，使它成为真正的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展示中心。因此除了扩大面积，使占地超逾一万方尺外，也决定重新布展，用现代科技辅以历史照片将历史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第一，那肯定是当下全马唯一的最集中表述槟城华人奋斗史的学院；间中也不忘表扬潮人及时人兴学办校的伟大精神。
华人文化馆因为有了开头，才有了今日的改进。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是韩江的一盏文化明灯，照亮华人在建国过程中的前进道路。这样一来，文化馆、中文系及硕士班已三位一体构成韩院的另一大特色。
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
2006年，韩江学院又取得另一个突破。我们决定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
http://hctvnews.net），除了供学生进行实习外，也通过网路发布电视节目和新闻报导及评论。
在10月28日，我们邀请了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开幕礼。其深长的意义是韩院经过7年的打拼，已有能力自设互联网电视台及电子报。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也是不可能的。但在高科技的时代，我们已是掌握了主动权，将传统上属于大集团推动的新闻媒介转成教学的重要部分，这对一向以来依靠“大众传播系”打响名堂的韩江学院来说，有了“电视台新闻中心”之设，无异是如虎添翼的，大大地鼓舞学生的士气，也在招生方面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品牌。
因为有了电视台之设，我们也先后主持了多场“韩视论坛”开讲，应邀的嘉宾有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林冠英先生、刘镇东、拿汀巴鲁卡周美芬、章瑛、吴秀丽及詹运豪等等。韩视的知名度也因而打开。
就客观而言，在韩院的900名学生中，其中有1/3的数目是就读大众传播系的，他们成了我们最大的生源科系。当然韩院的其他科系也在平均的发展。
迈向大学学院之路截至今日为止，韩院共有8个科系是获得高教部的MQA（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最高认证。它们是：大众传播系、新闻广播席、工商管理系、电脑资讯系、多媒体设计、会计系、物流管理系及中文系。
所谓获得MQA认证，意味着学生可以凭入学资格向高等教育基金会申请贷学金（PTPTN）。若没有MQA认证的科系，不可以申请PTPTN。职是之故，在2009年，韩院共有109名学生获得PTPTN贷学金，数目有5千到2万不等。总数是150万元，破历年来的纪录（韩院生历年来申请PTPTN（高等教育部贷学金）的数目及款额如下：2008年，40学生，共获贷599，750元。2009年，109学生，共获贷1543，500元。2010年截至3月份，36学生，共获贷578，000元。在下来的日子，此数目会增加）。
除此之外，韩院在2010年也有新的贡献，那就是先后与三间西方大学缔结3+0学士课程在韩院上课。这三间大学是澳洲的南昆斯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英国的胡佛汉顿（University of Wolvehampton）及英国帝塞大学（Teeside University）。
有关USQ课程已顺利开课，反应良好。接下来将在商业管理系及多媒体系方面进军。
韩院与西方大学合办3+0学士学位的课程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迈向大学院校的必须途径。唯有与外国大学正式联办课程，在累积经验和其他方面符合条件后，韩院才可依据实况提出申办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目前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需要全体上下一心一意，把韩江三校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完整教育体系的学府。这是我们未来的大目标。
我们希望用“南大精神”来打造我们的未来（巧合的是，陈董事长，我及院长王云霞博士都是南大生），也许不是一条可资探索的道路。
（以上补充资料系谢诗坚撰写于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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