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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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1.10.14

印尼迎来了第三春 (直挂云帆)

印尼尼西亚新总统佐科·维多多终于在1021日顺利就任第七任总统,为印尼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这位在1961年(今年53岁)出生于梭罗贫民窟的平凡人在少年时学业并不优秀,后来勉强在日惹的加贾马达大学林业学院毕业。2005年,佐科首次问政,当选梭罗市长7年之久,而在2012年又成功当选雅加达省长。在任期间,赢得良好口碑,因而在2014年被其隶属的政党—斗争民主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与属于大印尼运动党的普拉博沃打对台,后者是印尼前总统苏哈多(独裁军人)的前女婿,也是前军官,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选举的结果佐科获得70,997.833张票(占53.15%),而其对手普拉博沃得62,576,444张票(占46.85%)。但由于后者不服输,要求选委会调查选举是否有舞弊的问题,因此也就将7月公布的成绩拉到10月才被对方接受。
不过,对于佐科来说前途是充满挑战的,因为普拉博沃领导的六党联盟占有国会的355席(总数560席);而佐科的阵营只控制207席,也就让人担心两雄的斗争尚未落幕,极可能移向国会展开新一轮的斗争。
根据资料显示,印尼主要的政党有:
(一) 专业集团党,1967年苏哈多上台后,已成为执政党直到1999年。它支持普拉博沃,是国会第一大党。
(二) 印尼斗争民主党,由民主党分裂出来。在1998年成立,主张世俗 ,弘扬民族主义,是国会第二大党。它支持佐科,总主席是梅加瓦蒂。
(三) 建设团结党,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是国会第三大政党。
(四) 民主党,在2004年支持苏西洛(前总统)竞选总统成功而成为受注目的政党。是国会第四大政党
(五) 国家使命党,主张种族宗教和睦,强调人民主权,是国会第五大党。
(六) 民族觉醒党,反对宗教政治化,也反对建立伊斯兰教国,是国会第六大党,前总统瓦希德是属于这个党派。
在上述六个主要政党中,支持普拉博沃的有专业集团党、建设团结党、国家使命党及印尼民主党等,它们结合成大印尼运动党,形成红白联盟,准备给佐科更大压力。而支持佐科的有印尼斗争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及民族醒觉党等。
虽然在国会势力不大,但佐科不表示担心,因为印尼行使的是总统制,一如美国宪政,总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行使总统的特权化解国会带来的刁难。
另一方面,佐科在当选总统后已不能再兼任雅加达省长,也就由副省长钟万学升任代省长。
钟万学不仅是华裔,而且也被当地人称为Ahok(阿学)(客家话),先后完成学士及硕士学位。2004年加入BBIP政党(印尼新团结党),从此踏上政途,成功当选东勿里洞的县议员,并在翌年出任东勿里洞县长。
在任期间,廉政爱民,荣获“反贪英雄”的称号。
2013年又当选雅加达副省长,成为佐科省长的得力助手。
由于钟万学是基督教徒,因而在9月份时爆发一场示威,抗议他将接佐科职位成为印尼史上第一位华裔省长。但钟万学处变不惊,他认为反对他的只是一部分人。
如果因佐科的上位,印尼人民迎来了一位不曾当过军人的平民总统是划时代的大事,那么钟万学因佐科之幸运也成为幸运之神,则是印尼华裔公民的无比光荣。这在印尼史上是难以思议的天意。
就人口而言,印尼的华裔只有800多万人,占印尼2.4亿人口的3%左右,实在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不宁唯是,在历史上也曾发生多次的排华事件,使到华人处境堪忧,更不敢奢望有朝一日在印尼当大官。例如1965-1967年的全国性的排华浪潮,有数十万华人回中国居住。还有1974年、19781980年都发生排华暴乱。最新的案例是在1998年因反苏哈多政权也不幸连累华人演变成排华暴乱,导致许多华人一时避走他乡。
尽管印尼排华事件一波又一波,但印尼华人也在事件平靖后又回来;甚至连60年代被逼远走中国和香港的印尼华裔在苏哈多倒台后也得以回国。毕竟他们已习惯在印尼生活。虽然在苏哈多铁腕统治的年代全面禁止华语华文,关闭所有华校,强制华人改用印尼名字,但始终没有扑灭华人的文化。他们通过私下的补习,送子女出国读书而使得华文薪火不灭。
整个事件的演变是这样的: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印尼的苏卡诺领导的国民党宣布独立而不听命于荷兰的统治,苏卡诺的民族主义精神感召所有的印尼人包括华人给予全力的支持。他给印尼人民带来了第一个春天。
虽然在苏卡诺执政期间,他推行的是“受指导的民主”(不是选举的民主),但他与中国友好和参加不结盟运动也获得许多新兴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国内推行联共政策,让印尼共产党也参与政府行政。
(二)不幸的是,当他的反美政策达到高潮时(1965年),也因一场失败的政变断送了前途。结果被右翼军人苏哈多扑灭了政变而罢黜了苏卡诺(1945-1966)。印尼进入了反共反华向右转的国家。
这样一来,军人寡头政治取代了议会宪政,也从1967年起与中国断交到1990年才恢复邦交的整整23年来,印尼华人面对的痛苦和打压是难以形容的。即使复交,初期华文仍然一概不准使用。
(三)苏哈多的30年统治(1967-1998)几乎一面倒地反共和反华,直到19985月反苏哈多浪潮不息后,才由其副手哈比比接任。
但真正改革印尼反华政策则始于瓦希德当总统时(1999-2001)。他广开言路,让华文书刊的大行其道,华人莫不感到欣慰鼓舞。印尼人民迎来了第二春。
(四)当梅加瓦蒂(苏卡诺的女儿)于2001年被选为总统时,她又有一番改革,也让人民感觉到政权又回到人民手中。虽然梅加瓦蒂政绩不彰,但她确实让民主在印尼再生了根。
(五)一场直选总统也就在2004年拉开序幕,原本有意连任的梅加瓦蒂却不敌崛起的苏西诺。这位饱学之士的博士在2004年当选总统后,又于2009年再度蝉联。他把印尼带上了和平的道路,不再有排华,也不再有排斥,并取消了歧视政策。尽管有人说他的政绩也有败笔,但他的成就却是一扫独裁,让民主更加茁壮成长。
(六)今天,在苏西洛任期届满后,我们看到的是印尼出现更大的民主浪潮,人民一鼓作气真正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印尼人民迎来了第三春;尤其令人侧目的在34名阁员中,竟有8名女性部长,约占25%,显见对女性的尊重。

在万众期待中脱颖而出的佐科,他被形容为印尼的奥巴马,他能有大作为吗?不需要太久,我们就可找到答案。
刊登于2014年10月30日《东方日报》

28.10.14

客家人与槟榔屿 (跃马扬鞭)

在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的大迁移,从东晋“五胡乱华”(304年)开始到“太平天国”(1851年),前后历时1500年。我们也注意到华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始于“鸦片战争”(1840年)后,包括客家人成为开路先锋之一。“海外华人社会”于兹形成。
但最初给客家人下定义的则是清代进士徐旭曾,在1808年时身为惠州丰湖书院的学者。他这样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
由于迁民多数择赣(江西)、闽(福建)及粤(广东)交界处的山地建立起一个以山蛮作为屏风的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也就成为客家人的家训之一。由于当地人把我们的先民称为“客”,而迁民也自称为“客人”,于是客人一说形成。
因为我们的先贤不畏艰辛,不怕困难,乘风破浪飘洋过海来到南洋,终于开拓了一条用血泪铸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语)。
既然有了客家人身先士卒,最早与槟榔屿发生关系,真实的“客家神话”也就在槟榔屿写下四段精彩篇章。
(一)英国人莱特在1786年开辟了槟榔屿时已有极少数居民居住。1799年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神位的设立就是用以纪念第一位客家人张理的逝世。及后他的两位结拜客家兄弟丘兆进和马福春也逝世了,就葬在大伯公庙的后面。直到今天它已经成为著名的名胜地。这就是客家人在莱特开埠后对槟城所做的第一个贡献。
(二)继后嘉应属的客家人在槟城成立马来西亚第一间华人社团,是为1801年。由此可见嘉应人是最早成群结队来槟城的客家民系。
(三)在1894年被清朝委为驻槟城副领事的张弼士本身就是太平天国的产物。他在1859年到印尼打天下,而在后来成为腰缠万贯的首富,进而在1886年来到槟榔屿投资与兴建私邸。他一生崇拜张理,认定后者是他的先祖。接着清朝驻槟的领事如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不但俱为客家人,而且也是在太平天国年代成长的一代。
(四)1905年自认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来到槟城,虽然他被认为不属纯粹的客家人,但他的祖辈来自增城则是客家人的属地。由于一生崇拜洪秀全,孙中山也加入了基督教(洪秀全是通过拜上帝会而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巧合的是,孙中山与洪秀全一前一后地推动了革命。虽然太平天国在1851年起义后的17年不幸失败,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在60年后的1911年取得成功,埋葬了长达2000年的封建王朝。不论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或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他们都给客家人及所有的华人带来了民族的荣耀与骄傲。
很显然的,早期的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社会,客家人是出类拔萃的,例如被认为开辟吉隆坡的叶亚来;开辟太平有功的郑景贵及儿子郑大平;开辟怡保的姚德胜等人都是富甲一方且对地方发展有贡献的客家人。他们都出身在天平天国的年代。
巧合的是,取代清朝的中华民国也在1912年委任客家人戴淑原为驻槟城总领事,直到1930年卸职。
戴淑原(1884-1944),又名戴培元。他是清朝驻槟最后一任领事戴喜云的公子。在马来亚独立前,其身份和地位虽不及今天的首席部长,但举凡华社一切的仪式和活动,都以邀请到戴淑原出席为荣,例如在1928年为槟州中华总商会新大厦主持开幕;尤其在推动华教改革方面,戴淑原更是功不可没。今天的华校用普通话教学就是他立下的功勋之一。他是那个年代的华社的最高政治领袖,具有首席部长的影子。
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在退下担任总领事9年后,于1939年应槟州客家人之邀和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之邀,肩负起组织槟州客家公会的重任。但不幸的是公会成立不久即遭遇日军南侵(1941年杪)而终止会务直到1945年;更不幸的是戴淑原会长竟在1944年逝世,结束他的多姿多彩的一生。
正由于客家人在槟榔屿开了头,而后又开枝散叶遍布马来西亚,成为华人社会中第二大民系,拥有125万的人口,占华人人口的20%左右。这就是客家人留下的光辉事迹。

(本文主要内容取自作者于1019日以大马客联会署理会长及大会主席的身份在槟州客家公会75周年钻禧纪年宴会上的演讲)
刊登于2014年10月27日《南洋商报》

建立客家村的实质意义 (现代春秋)

2006年当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开幕之后,我们“引进”了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学者教授及研究生到浮罗山背研究浮罗山背在历史上是否是客家人的聚落?而这个聚落的纽带又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浮罗山背究竟有没有存在一个客家村?
继后这批学者又第二次来浮罗山背考察,并得出初步的结论认为浮罗山背存在客家人的聚落,而客家人最集中在双溪槟榔的山区。
为了进一步结合当地的客家人,并期望有奇迹出现,我们乃在200861日在浮罗山背圣心学校的礼堂成立《浮罗山背客家村联委会》,是日场面热闹,我们也满怀信心展望浮罗山背有一个新的未来;尤其渴望能真正地设立一个客家村。因为我们相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台湾中原大学在2009年向我们提呈一份研究报告时,我们感到十分鼓舞。这份研究报告认为成立客家文物馆或博物馆是可行和值得推动的。
约在2010年时,有地主献议我们在浮罗山背的一个地点发展客家文物馆,占地大概一依格左右。我们当时也认为是好主意,无奈有关地段因事故不能进行改变。于是在希望“落空”后,我们还是“不死心”,我总相信必会有人重视和欣赏我们的计划。
果然在2012年的时候,有发展商与我接洽,提出兴建“客家村”的可行性。在了解相关的地段和环境后,我们都喜出望外而第一次感觉到理想有可能化为现实。
有关地点适中,离开双溪槟榔(客家人的村镇)约莫三公里,而且地处大路旁,是个未开发的处女地,目前可归纳为榴莲园。而最令人欣赏的是位于居高临下可一览绿色的景色和深蓝的海洋。这美丽的天然景色,身置其中必然心旷神怡。如果规划得好,它可以成为一座人工的“世外桃源”也说不定。
正由于发展商有诚意,我们也苦等了4年,咸认机不可失也就兴致勃勃地希望占地21依格的土地能化成一座新的旅游胜地:真正的客家村,而成为我们客家人的地标。
我们之所以执著浮罗山背可资发展和建设客家村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槟榔屿的开发与发展是与客家人分不开的。从最初的海珠屿大伯公庙(1799年)的建立到太平天国(1868年)失败后,有大批的洪秀全弟子兵分别流落在浮罗山背和山打根;到清朝末年先后委任以张弼士为首的五位驻槟城领事俱是客家人(1894-1911);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戴淑原被委任为槟城总领事(1912-1930);到马来亚独立时,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1957-1969),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是突出和彰显客家人的荣耀,也衬托出客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曾经是显赫一时,而且也是华人南来的其中一个典范。凡此种种不但造就了槟榔屿是客家人的发祥地,而且也反映出浮罗山背是客家人的“大本营”之一。如果说,在乔治市及其他地方是福建话的天下,那么在浮罗山背则是客家话的“天下”。直到今天虽然物换星移,人口有或多或少的流动,但不变的是浮罗山背永远是客家人的聚落,值得珍惜和保存;当然也有必要突出客家人与当地其他民族和不同籍贯的人口和睦相处的不争事实。
从人口结构来分析,浮罗山背人口不下10万人,其中华人占约3万余人(包括从外区迁入的移民);而华人之中客家人也被认为占了40%50%左右,足以形成一个社群,客家话的流行也与此有深厚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两年的努力,浮罗山背的客家村的申请程序已接近尾声,一旦完成土地斟察及环境评估后,预计将会正式提呈图测。在整个计划中,有一座“生态土楼”,配合环境所需的多元化的建筑物。内有客家文物馆、艺术走廊、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各民族历史文化和多用途的中央舞台,也可供座谈及表演艺术之用。此外,也有土产中心、美食中心、咖啡屋及客家餐馆等等。当然也有运动设施,供游客住的小别墅和稀奇动物园等。
继后的发展将会有更精密的设计和工程,以求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以此推算,我们的计划极可能在明年开工,估计需要三至五年完成发展计划。
我十分感谢曹观友行政议员代表首席部长在当晚作下列具有鼓励性的积极回应讲话,他说:
“早在两年前,拿督谢诗坚在客家公会曾经宣布有关浮罗山背客家村的计划,之后他引入一个私人地主向州政府申请在浮罗山背接近双溪槟榔山区的一个发展计划。我相信,这个发展商也接纳了拿督谢诗坚的建议,在这个计划融入客家村的元素。
由于这项计划是坐落在槟州政府发展蓝图归为生态旅游的地区,所以州政府在2013年批准地主把这个农业地改变用途,作为一个生态旅游的发展。当政府的策划委员会批准之后,地主的建筑师已经完成转换土地用途的程序。目前,这项计划进入了土地斟察、环境评估和交通规划的阶段。
我们也尊重地主和发展商针对生态旅游的项目所提呈的概念,最终这个概念必须按照所通过的发展规划路线图来拟定,包括提呈建筑图测。在获得批准之后,这项工程就可以开始了。
槟州政府会依照地方政府的条规来审核这个计划,并且尊重地主和发展商的意愿,来发展这个融入客家村的元素的生态旅游项目。另外,州政府鼓励任何发展商和地主依照政府的条规来发展他们的土地。”
我相信所有的客家人,所有的槟城人都希望早日实现第一个新的和具有文化气息的绿色生态旅游景点—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为马来西亚点缀一个亮点,不但能够招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来游览别具一格的新名胜地;而且也为槟州的经济带来更大的推动力和增添无限的活力。
必须交待的是,今天我们参观“蓝屋”因为它是张弼士的故居,不会问新主人是谁?同样的,“侨生博物馆”因它是郑景贵的故居而闻名,游客也不会计较新主人是谁?他们两人都是客家人的“大家长”,留下的故居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宝贵部分。由此来看,客家村虽然是私人的发展计划,但重要的是,它是依照客家人的历史规律实现的一个全新的客家村,同时也注入现代科技,将历史与现代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具有历史意义与现代意义的文化景点。这就是“客家村“的实质意义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20141019日以客联会署理会长及大会主席的身份在槟州客家公会75周年宴庆上的演讲)
刊登于2014年10月27日《光华日报》

27.10.14

民政迟来的讯息 (天下纵横)

民政党主席马袖强说民政大会将会讨论和通过党主席任期不可超过三届;同样的各州主席的任期也不可超过三届。民政这样的修章和改革主要是配合潮流和符合民主精神,不致让党成为家族政治或由一人一直无限期的担任党魁。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支持民政朝向民主化迈进,但这似乎是迟来的讯息也许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回顾民政的历史就不难明白民政在民主化方面并不是树立典范的政党,反而被认为是少数人当权或说寡头的政党。
当民政在1968年正式成立时,其党主席是著名马来学者赛胡申阿拉达斯,以显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在那个时候,林苍祐不争老大而是甘愿屈就老二,为的是希望民政有出头天。
果然不出所料,民政在1969年的大选就探出头来,夺得了槟州执政权。林苍祐的时代就这样拉开序幕了,他成了槟城的新岛主。
到了1971年,民政党内有当权派企图推翻林苍祐,改以陈朴根出任首席部长,但眼明手快的林苍祐很快就抓住党的权力核心;尤其是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的“宫廷政变”失败后又蒙受官司案的失败,也就棒手将民政党领导权交给林苍祐。
1971年出任民政主席后,林苍祐锐意地争取马华改革派份子进入民政党。先有林敬益及梁棋祥(1973年)等人,后有曾永森及其团队(1981年)加入民政,一时之间使人以为民政是马华第二。
在这方面,林苍祐也不闪闪缩缩而是公开承认拉拢马华的人,以便壮大势力与马华较量。
正因为民政需要不受挑战的领袖坐镇中央,也就继续的支持林苍祐直到1980年。在这一年,即使民政党人苦口婆心挽留林苍祐,但他还是坚持走了。
虽然他的走也引发民政党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接班人,但当林敬益正式成为林苍祐的接班人后他就不曾思及交棒事宜;反而是在党内击退来犯者。这些人包括吴清德、曾永森、郭洙镇等人,就这样一再捍卫党魁职。林敬益倒做了27年的党主席,似乎是担任党魁最长的人之一。
在巫统党内,担任党魁最长的是马哈迪,前后22年。在马华党内,担任总会长最长的是林良实,前后长达17年。至于国大党的三美威鲁也是担任党魁最长的一位领导者,前后长达31年(1979-2010),也打破了林敬益的纪录。
有鉴于党魁任期太长会给党带来弊病,马华公会在黄家定时代就提出了修章。在2003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章规定总会长任期不可超过三届;也对部长任期及行政议员的任期给予限制。但想不到的是,当2008年大选的政治海啸一来也把马华的计划打乱了,不但部长人数减少,行政议员也大大减少。这种始料不及的结果也反映出马华修章的结果如果没有改也没有了官位,真是始料未及。

同样的民政党也经历308的洗礼而变得几乎一无所有,幸好马袖强在补选中扳回一局,但在时移物换下,民政的修章已意义不大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民政何时会恢复昔日的雄风?所以马袖强的修章行动甚至也没其意义了!毕竟民政的当务之急不是限党主席任期来翻身,而是如何在下届大选争回失去的议席。
刊登于2014年10月27日《号外周报》第707期

24.10.14

六十年代左翼内外受挫—评介林清如的《我的黑白青春》

19615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即意马来亚、新加坡及北婆三邦(指沙巴、砂拉越及汶莱)合成马来西亚。
李光耀对此计划大表欢迎,积极配合希望计划早日落实。但因为立场与行动党内的左翼相左,也就导致林清祥的派系于196193日退出人民行动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也简称社阵),与李光耀正式决裂,形成两大势力的交锋,共计13名立法议员转投社阵旗下,林清祥出任秘书长,而李绍祖出任主席。
另一方面,由马来亚社阵主催而得到新加坡社阵大力配合的五邦社会主义大会于1962年正月26日起在吉隆坡举行,大会不同意英国及联盟提出的马来西亚联邦的计划,主张尊重尚未独立的北婆三邦人民有自决的权利。出席的政党有马来亚劳工党、人民党、新加坡社阵、汶莱人民党、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砂人民联合党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后人民行动党(因立场相左,退出有关会议)。
不过,在同年的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加入马来西亚的“模式”,虽然在社阵号召下,有25%的选民投下空白票,但有70%的选民支持新加坡提出的拥有劳工及教育自主权的合并。
林清祥在128日的闭幕会议上发言,他认为唯一的途径是根据宪制的道路争取1963年新加坡完全内部自治,而后才进行谈商马新合并的条件。
因为情势已进一步紧绷,由英、马、新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在1963年展开冷藏行动,大举逮捕新加坡左翼阵线的人物,共有120人被捕,林清祥名列榜首(时年刚好30岁)。他们皆被指控为“亲共分子”和“反马来西亚的异议者”。
1963916日,马来西亚在左翼政党的大力反对下也宣告成立了,但汶莱不在其中,剩下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
因为冷藏行动,新加坡左翼阵线的力量蒙受惨重的打击,虽然社阵仍然派出强大的阵营角逐新加坡的大选(提名日在910日,也就是马来西亚尚未成立时;而投票定在921日,也就是马来西亚已告成立。这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效应。
原本兴致勃勃的社阵,满以为可以一举起而执政,讵料开票结果是人民行动党赢得37席,而社阵只赢得13席,另一席归人民统一党的王永元。
这意味着在精英被扣留下,社阵已元气大伤,即使有得到一批南大生助阵参选,还是代替不了林清祥等人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
既然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只被分配15个国席,按比例下,人民行动党分得12个国席,社阵只能分得3个国席。
196589日,仍在狱中的林清祥及林清如也听闻了新加坡退出了马来西亚,才不过短短的23个月,新加坡被逼自我宣布成为独立国。在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下,新加坡进入了一个未可预知的未来。
与此同时,当马来西亚概念被提出时也引发印尼苏卡诺政权大举反对,他毫不隐瞒地指出“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菲律宾的卡加巴总统也提出反对,并指出沙巴的领土属菲律宾。
由于马来西亚决意在1963916日成立,印尼乃宣布与马绝交和对抗,也矢言“粉碎马来西亚”。菲律宾则反对马来西亚一意孤行。
1965年印尼爆发了9.30运动。在当晚的深夜总统府的卫队司令翁东中校(亲苏卡诺)为首的武装部队,捕杀六名“将领委员会”的将领(亲美派),次日惊爆宣布政变成功,但漏网之大鱼纳苏顿国防部长连夜躲进美国大使馆;接着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多在纳沙顿授意下,立即调派大批武装部队,进行镇压9.30政变的部队,随即苏哈多矛头针对苏卡诺的内阁及印尼共产党人。
这就是说9.30政变失败了,反政变的苏哈多取得了控制权,并进一步迫使苏卡诺总统交出权力(19663月)。19683月苏哈多正式当上总统。
右翼军人的夺权成功也意味着苏卡诺总统一手提倡的“纳沙贡”政策被终止了。所谓的“纳沙贡”是指“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结合且和平共存,但这种指导思想不为印尼的右翼将领所认同,他们是美国训练出来的亲西方的将领。因此也借机“埋葬”纳沙贡。
本来纳沙贡的指导思想是开回教世界的先河,允许和默许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因子与回教共存共荣。也因这思想的开放,除了在印尼推行外,在中东的埃及曾靠向苏联,并签署“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同时阿富汗也曾是社会主义得以成长的“土壤”。
但在苏卡诺大权旁落后美国就大力鼓吹回教与共产势不两立,而且也灌输回教国家拒绝社会主义的“入侵”。
例如在1967年印尼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和苏联疏远关系,美国的势力也得到进一步滋长。最要命的是,中文报刊、书刊全在印尼绝迹30年之久。
同样的,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也在2004年“婉拒”具有左翼思想的赛胡申阿里博士到吉兰丹参加国会选举。时任丹州州务大臣的聂阿兹说伊党不欢迎社会主义者到来参选。由此可见,回教反社会主义思想已根深蒂固,这也是“马印对抗”后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
1966年,本书作者林清如出狱,他已在狱中考获法律学位,不久成为执业律师,但已息政。
1968年,马新左翼政党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公开宣布杯葛大选,左翼转向激进路线。
1969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
也是在这一年,林清祥离开新加坡前往英国,开始长达十年的“流放”生涯,辞去社阵一切职务,直到1979年重返新加坡过着平淡的生活。
1989年,泰马政府与马共在合艾签署和议,结束长达41年的森林斗争。
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
1996年,63岁的林清祥因心脏病发辞世,结束可歌可泣的一生。
2014年,林清如出版《我的黑白青春坐了监》,澄清和纠正历史加在他们兄弟的“不确实的指责”。

(本文作者于104日及5日分别在槟城的韩江学院及怡保的育才校友会为林清如律师著作《我的黑白青春坐了监》主持推介礼。上两周已分别刊登前半段及中段的讲话,这是下半段的讲话)
刊登于2014年10月23日《东方日报》

21.10.14

“先上车后补票”又何妨?(现代春秋)

本月8日,英文《星报》在封面大字标题公布学生可以使用SPM测试成绩报读私立大学/学院,但条件是尚不能正式注册,得等到SPM(大马教育文凭)成绩正式出炉后,才以合格的成绩报读相关的课程。
若此说是当局新的措施和决策,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当下数百间(400余间)的大专院校不愁在明年正月没有生源。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有人向一些私立大专院校了解,他们尚未接到教育部的正式通函,也不知报章的报导是否是这么一回事?
也有的大专院校为求保险,致电教育部了解实况,但也无法获得肯定的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传媒大事报导当局给学生带来喜讯,但另一方面当学生要向大专院校报名时无法获得正面的回应。
就此问题我们认为教育部寻求统一的口径来面对问题是必须和合时的。既然英文报已说可以接受预试成绩报读,那当局的简单答复就是可以或不可以,也不必让人揣摩。
根据我们理解,每年有近50万名学生报考SPM,而这个重要的考试将会决定学生的未来,有的学生选择进入STPM(高级教育文凭)两年,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内公立大学或进入国外的名校。
也有的学生不读STPM,而是直接报读私立大学/学院,以便通过这一门槛先取得大专文凭(Diploma),再进入大学考取学位;也有的直接攻读学位文凭。凡此种种也说明了我国公立大学僧多粥少,学生只好转进私立大学或大专院校。
为什么过去那么多SPM学生可以进入私立大学/学院?那是因为当局并没有严格执行禁令。因此30年来,私大或私专也通过SPM预试成绩收取学生;尤其是正月份的招生。
按照一年有3万名SPM学生用预试成绩来报读大专院校的比例来看,政府应该采取较为通情达理的伸缩性手法处理入学问题,而不是严格执法,一口拒绝预试生。因为这些学生若不能在正月份入学,将使他们荒废学业和浪费时间。与其忍心看着他们在明年开学后无所事事,不如采取宽大措施让学生能满足求知欲。
其实若根据50万名考生的人数作比较,也只有6%的学生会用预试成绩来报读大专,因此我们无需担心预试成绩单被滥用,毕竟他们也得真材实料才能取得毕业,而不是进来混日子。
以马来西亚的情况,政府是应该考虑数百间大专院校的命运,如果它们在每年的正月都找不到足够的学生,对学校的开销是一大挑战。我们的理由是:既然政府批准了这么多大专院校的成立,断没有理由用严格的招生措施来限制它们的发展。
事实上,考生们都知道若他们的SPM成绩没有3科优等是不可能被注册成为大专生的。如今又再加上历史科系要及格,英文水平也要求提升及一些科系的报读生也必须英文及格或优等,就意味着政府对教育的素质的要求越来越严厉。因此现在谁也不能一口咬定马来西亚的大专教育不重视学术或考试成绩。恰恰相反,没有一点墨水也真的不容易毕业。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政府对大专生/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有所期待,并要他们在语文上能独当一面而必须考试及格,否则不能毕业。
如果说,政府对提供大学贷学金(PTPTN)采取仁慈的政策,让许多学生能借到贷款来支付学杂费和生活费,那么政府也应该以宽大的政策让SPM的学生用测试的成绩进入大专院校。只要政府提供机会,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教育能扮演更重大的角色,使到更多国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品格和有学问的人。

虽然政府的政策也有其本身的考量,只是我们认为在不触及法律下,在不违背的教育原理下,政府对我国人民采用“先上车后补票”(先报读后再以成绩来成为正式大专生)是值得欢迎的,也是有利而没有弊的。
刊登于2014年10月20日《光华日报》

律师公会第三次大游行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的近千名律师再一次走上街头示威,这一回是抗议“煽动法令”和要求废除“煽动法令”。
根据律师公会主席梁肇富说:“煽动法令钳制言论自由与民主空间”。因此他代表公会要求首相兑现两年前所作的承诺。
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支持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对抗极端主义,以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和谐、团结、中庸与进步的马来西亚。
为此梁肇富意义深表地说:“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朋友,更不是为了家人。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下一代”。
这似乎全面地阐释律师公会游行的目的;尤其是最近三个月来有多人在“煽动法令”下被提控,更触使律师公会有了1016日的游行。
回顾律师公会近十年来的游行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次发生在2007年,约2千名律师要求针对“林甘司法短片”一案作出调查。
他们认为司法已被干预,进而要求政府设立调查庭。
虽然林甘案在2008年由政府设立的调委会进行调查而发现林甘有卷入司法干预案件,但在2011年林甘上诉不获成功,因为调委会只是公布调查结果,不是判决。因此不能被挑战和被推翻。
这就是说,律师公会取得预期中的胜利。也因为那一次的大游行,主席安美嘉一炮而红,如今她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接着在2011年,又有第二次的示威游行,人数约千人,主要是捍卫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由于在那年国会通过限制人民集会自由的法案,乃要求政府撤回相关法案。后来政府对人民集会也有所放宽。
而这次律师公会的大游行则是在和平的气氛下进行的,警方也没有阻止,甚至为示威者开道。这也显示出结社的自由获得尊重。不过,律师公会还是展示了示威游行是为了“夺回民主的空间;而舆论是不能被扼杀的;更不能以一些法律来钳制人民的思想”。
虽然律师公会没有提出用什么法令来取代“煽动法令”,但也有人提出改用“和谐法令”来取代,以显示马来西亚人决心维护一个和谐的社会。
其实自2008308政治海啸及2013505的政治震撼以来,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已起了变化,不但反映在两线制的政治格局的形成,而且政府也对备受争议的法令做出修改或检讨,以展示马来西亚重视民主和发扬民主。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当纳吉于2009年拜相后他确实有对备受非议的法令进行检讨,其中最重要的内部安全法令在2011年的国庆日前夕由首相宣布废除,自然引起人民的热烈回响;尤其是反对党阵线更感宽心。
伴随着内安令的废除,首相也相应地提出废除报章更新出版准证。这个条文是英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它规定报章每年必须申请更新执照,而不是自动延续。如今在纳吉的拍板下,报章终于不再为KDN(出版准证)而战战兢兢。
但是在和平集会受法令限制下;在煽动法令的迟迟未有新的行动下,终于引发人民发出各种不同的看法。最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偏激集团出现了;虽美其名为单一种族斗争,实则常常越界而鼓动种族情绪,包括也针对陈旧的法令做出袒护,实在是开时代的倒车。
我们不敢说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敢于站在最前线,但我们对律师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勇于表达正义的行动致予崇高敬意,他们的行动也唤醒了人民要对下一代负责,要为下一代而抗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因为律师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所以我们格外重视律师所表达的心声。由于煽动法令这么令人坐立不安,不如改用和谐法令来取代。只要国家是朝向和谐与公义的方向前进,则一撮分子鼓吹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反动言论都不会有市场,也不能得逞。

为此我们还得这么说,为正义为真理,律师们,加油!共同追求一个公义的社会。
刊登于2014年10月20日《南洋商报》

20.10.14

评财政预算案 (天下纵横)

政府每年循例十月都要公布明年度财政预算案,而今年情况略有不同是因为明年4月将落实备受注目也备受争议的消费税(GST)。
根据估算,明年的消费税收入是232亿令吉,扣除豁免商品税及原来的销售与服务税(Sales & Service Tax)等的损失后,大概仍有56亿令吉的额外收入,其中49亿令吉可以分配做福利用途,包括一个大马人民援助金。
由于这样,政府明年通过消费税的实际收益是6亿9千万令吉,因为已废止了销售与服务税等等的收入。
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政府针对某些行业和产品豁免消费税,以免增加人民的负担(消费税为6%),例如RON95汽油及柴油(最近政府宣布提高每公升20仙,使到前者由每公升RM2.10升至RM2.30;而后者则由每公升RM2.00升到RM2.20)。价格的突然提升使到市面议论纷纷,咸认在世界油价下降的当儿不应调升。如今政府能从善如流,减少6%服务税,算是对民意的重视。
虽然政府也宣布治疗药品也豁免消费税,且说有多达2900种,但未见名单公布,也就不知哪些药品被豁免消费税;哪些药不能豁免。毕竟市面上的药品逾万种;尤其是保健品,也标明可治疗各种疾病,包括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及癌症等,但它们是否可以豁免消费税呢?由于药品是许多人的必需品,因此尽早公布药品的名称是必要的,以免引发争议。
此外,报纸和独中学费可免缴消费税,是否指家长付学费或公众买报纸时是不必付6%的额外费用?若是则可减少家长的负担。因为这些年来,独中已不再是廉价教育,除了获奖学金及助学金外,每间独中都相对提高学费以应付费用的增加。
即使与国民型中学的免费教育比较,独中的收费也是合理的,因为后者是自力更生的学校。但这里又牵涉一个问题:学生的补习费是否可豁免消费税?还有学院及大学的学费是否一定要缴消费税?这有待政府进一步厘清。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基本上保持在今年的水平,即行政开销2234亿令吉,而发展开销则为505亿令吉,总计是2739亿令吉。
有鉴于2015年的收入成长估计在5-6%之间,因此明年赤字已减至GDP3%,较2014年少了0.5%
虽然政府尽量控制赤字,但政府仍然承诺给公务员半个月或最低500令吉的花红,而退休公务员也将获得25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以此类推,当下有140万名公务员,再加上60万名的退休公务员,政府就要付出7千万元及15百万元的奖励金,加上当下的每年超过500亿令吉的薪水开支,政府所承担的担子也实在太重了。
与此同时,有鉴于我国政府每年必须为大学生安排工作(根据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马目阿当说,每年有36千人加入公务员行列),又延长退休年龄,再加上退休人士也有津贴及奖励金拿,也就使到我国的公务员人数及开支成为一大特色。
此外,我们也察觉到政府预算案中的7大策略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一直提出加强土著议程,难免让人感觉到我国新经济政策推行44年来(1970-2014)还是未达马来人股权占30%的指标,显然是在某方面出了问题,要不然没有理由一直未达标。因此政府有必要列明数据,并明确告知国人何时才能完成指标?目前离开我们所谓的达致先进国只有6年的时间,断不可能当我们在2020年已成为先进国时,土著还是处于落后的阶段。为此希望政府的经济转型应朝向不以种族诉求的方向,而是以全民的福利为导向。
为了达成较为平衡的局面,我们希望政府在拨款予华小及国民型中学上有所改善,如明年度分别拨5000万令吉及2000万令吉予华小及国民型中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华小有1294间,国民型中学有78间,一分起来就僧多粥少了。为了证明政府对教育的一视同仁,加强对华校的关注将可使到人民更容易看到平等的一面。

还有政府也已开始削减补贴来降低必需品及用品的价格,改用一马援助金为中下层人民解困。但一马援助金能否继续发挥补助全民的作用?要到了明年4月后才能真正知道消费税如何协助充实一马的资金。
刊登于2014年10月20日《号外周报》第706期

16.10.14

林清祥卷入政治大洪流—评介林清如的《我的黑白青春》

1955年是新加坡也是马来亚政局的另一个转捩点,它有下列五个特征:
(一)1955年,新成立的人民行动党正式问政,李光耀及林清祥在林德宪制下中选立法议员,启开他们从政的道路,他们也在新加坡政坛掀起波澜。
(二)1955年,新加坡福利巴士发生工潮,引发全新工友加入支援,华校中学生也集体地支援和慰问工友,第一次出现工学大团结的局面(新加坡农民少,因而没有所谓工农学三结合。此举使人想起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吹工农兵三结合),结果工友取得雇主的让步而获致胜利。
(三)这种团结有利地催促新加坡中学联的诞生。1955330日的总罢课也产生一定的压力,进而获得时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在107日批准中学联的成立。
初期学员已有9000名,继后发展成13636名,是学运史上最突出和最不可思议的一段光荣史,可媲美191954日北大生的“五四”运动。孙罗文当选主席,而本书的作者林清如则出任学术主任(时年18岁,外面的世界在他看来都是美好与向着学生的)。李光耀律师也应邀在中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
(四)也是在1955年,随着工运和学运势力的壮大,一个有500余间华团参加的社团大会成功举行,提出力促政府保存华校和平等对待华校,林清祥被认为主导了大会的导向。
(五)也是在1955年杪,马来亚政府代表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与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和马共三名代表在华玲举行和谈(以陈平为首)。由于未能达成共识,和谈失败,马共再回到森林继续战斗,而马方继续向英国寻求独立。
因为1955年政局的大变化和有利于左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到了1956年,情况起了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马绍尔的倒台,于195668日改由右翼的林有福出任首席部长。他在924日宣布解散中学联,指它是一个共产阵线的组织。对此林清如在书中加以否认,并认为政府始终拿不出证据来。
随着中学联被解散,林有福政府在1011日逮捕孙罗文(据林清如笔下透露,孙是一位具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但在1963年他在电视上的亮相讲的话令大家愤怒和失望。2010年孙因病逝世,结束他争议性的一生)。
也是在同一个月的16日,林清祥又再被逮捕了(他第一次被扣留一周是在1951年),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记录中,林有福政府从918日至1028日向左翼的工会、农会、文教团体及中学联等近百个团体开刀,终于引发全岛大暴动、大戒严,造成13人死,123人受伤的悲剧,而有219人(包括林清祥)被逮捕。
在这之后,由新加坡带动的学运也开始向马来亚的华校辐射。1956年钟灵中学的学生先拔头筹,在校外举行示威抗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而变质,有68名学生被开除。继后在1957年酿成全马性的学潮,称为1114运动。
尽管林有福采取高压政策,也不准被拘留的“颠覆分子”参加选举,但新加坡人民反殖的斗争则进一步提升;华校运动又从另外一个隙缝中探出头来。
最明显的是南洋大学在1956年正式招生,借用华中及中正课室上课,陈六使成为催生南大的第一人。
人民行动党虽然内部有分歧和矛盾,但它基本上保持了党的形象而得到越多人民的支持。例如在1957年杪的新加坡市议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成为赢得最多席位的政党(参加14席,胜了13席),进而取得市议会执政权,王永元成为市长。这也为两年之后人民行动党的上台执政奠下基石。
但是1957年的人民行动党举行党选(84日)却发生了一宗风波,结果工运或说左翼分子暂时掌权,但不及一个月这些左翼分子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李光耀派又重掌行动党。由于改选当天林清如以职工会代表的身份也出席行动党党选会议,造成他被指责在当年试图接管人民行动党。林清如在其著作中有说他之所以被公开牵连在内是因为他是林清祥的弟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好奇心的驱使,我决定以泛星受薪秘书的身份跟他们(指陈世鉴等人)一起出席会议。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平常的事(指出席行动党大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中最不明智的决定。从此李光耀硬是把我和这个事件拉在一起”。(参见134页)
由于事件牵涉到“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亲共派”的“夺权”行动(就林清如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所谓的夺权事件)。因为这样,在822日林清如被捕了,包括也当选为行动党中委的左翼人士在内。
至此,林清祥及林清如两兄弟已在扣留营内(前者是19561026日被捕,直至195964日;但在196322日被捕直到1969728日才被“流放”英国十年。而后者在1957822日被捕,直到19664月获释)。
因为有共同的时间在扣留营内,林清如在书中有描述其父亲如何为探访儿子在不同的营房而两处奔波。他也只能感叹这是政治斗争中所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两兄弟一起坐牢,一时也成为政坛的独特性。

(本文作者于104日及5日分别在槟城的韩江学院及怡保的育才校友会为林清如律师著作《我的黑白青春坐了监》主持推介礼。上周已刊登前半段的讲话,这是中段的讲话)
刊登于2014年10月1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