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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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14.10.21

人民的权力在哪里?

虽然并不意外,但在此时突然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倒叫人眼前一亮。不是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曾是学生领袖,而是因为他是当今首相伊斯迈沙比里的兄长卡玛拉扎曼(Kamarazaman Yaakob)所发起的“人民权力党”(Parti Kuasa Rakyat)。

他在1973-1974年担任马大学生会主席时,曾与安华一道在1974年参与领导华玲农民的反饥饿运动(逾万人参加),也与安华一起被捕,在内安令下被监禁两年。

他透露在两年前已酝酿要成立新党,但延至今年1010日择良辰举行推介礼。这个党的特色是不分种族,开放给各族人民参加。他说,党将为B40M40的中下阶层人民争取更大的权益,包括废除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贷款制度,改由奖学金取代;同时也要争取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房屋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身为社会主义者,他表明新党将采取亲政府政策,且会参加未来(第15届)的大选。

除此之外,他也承诺赋予沙巴和砂拉越的党员更大的自治权,以决定州级领导层人选,也让东马人推选党署理主席及副主席的职位。

由于这个政党被形容为“Marhainism”(马海主义者),要为穷人发声,因此格外引起前部长再益依布拉欣的关注。他说,在学生时代的希山慕丁拉益士和卡玛拉扎曼都被列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如后期的查耶古玛(社会主义党主席)的形象。但他希望卡玛拉扎曼能一视同仁,促请政府早日批准由前体育部长赛沙迪所领导的“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MUDA)得以成立。

到底什么是“Marhainism”?这得从印尼说起。在20年代,有一位贫农Marhaen被苏卡诺(后来的印尼总统)发现他家庭的贫穷是因为缺乏生产农业的工具,因而被形容为被剥削者的代名词。在30年代,苏卡诺使用“Marhaen”来作为“无产阶级”的化身。

这样一来,“Marhaenism”成了苏卡诺所认定的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及文化宗教信念的总和。

再后来,苏卡诺将其政治学说演变成“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宗教主义三结合),这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第一次在政治上采用“Marhaen”字眼的是阿末布斯达曼。这位社会主义者在战前已是左派的领袖,在1937年领导马来青年协会(KMM)的活动,而在40年代被查封。

战后的1945年,布斯达曼又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左翼的政党),后因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年被查封,且与党主席布哈鲁丁等人被捕入狱。

1955年,布斯达曼与布哈鲁丁共同成立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在翌年布哈鲁丁转去领导伊斯兰党,人民党则交由布斯达曼独挑大梁。

1963年,布斯达曼被捕入狱,他的人民党被另一学者卡森阿末所取代,直到1968年出狱。眼见人民党已成为卡森的政党,乃在同年(1968年)成立“Parti Marhaen Malaysia”(PMM)(中文译为无产阶级党)。因为群众反应冷淡,布斯达曼于1974年将“无产阶级党”并入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Pekemas)。这个新党的成立是因为布斯达曼找不到回人民党的路。

从马来青年协会、马来国民党、人民党、无产阶级党及社会正义党的蜕变来看,它象征着阿末布斯达曼的政治斗争一直在左边阵营打滚。于1983年,他在郁郁寡欢中逝世。

尽管人民党在90年代由赛胡申阿里接棒,但始终找不到突破口。这个阵线在反马来西亚运动下功亏一篑。

其实,社会主义在马来西亚并非新鲜组织,早在独立前已有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及民主同盟党(1945年成立)走社会主义路线;更在1955年又有人民党的成立,直到1963年又加入国民议会党,三方成了“社会主义阵线”的同盟党。

虽然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仍有活动的政党不下75个,但真正归纳起来有长期执政的国阵(主要的成员有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属于右翼政党,在2018年大选时输掉政权,但在2020年时又在希盟政变下,找回巫统合作,也就从希盟执政(2018-2020)改成国盟执政(这之中包括了由希盟分裂出来的土团党、伊斯兰党及马华和国大党等,而拉越的“政党联盟”(GPS)及沙巴巫统和进步党及革新党的加入,又回到国阵的年代。反之,原本属于走所谓中间路线的希盟(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又再沦为反对党)。

这之中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中间偏左政党的失落,也看到右翼政党的抬头。在政党及政客的交叉过程中,我们已分辨不出到底是中间偏左或右翼的政党在当政,或是中间偏左也是当政的一环?所谓朝野合作来推动政改已变成含糊不清的政治路线。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想为赤贫一代呐喊,似乎仍未找到门路。

非常可悲的是,自2018年以来,政党只有向下沉沦而分裂未能展示其令人振奋的一面,毕竟种族和宗教遮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既然人民力量党是亲政府的政党,我们也无法寄望这个新党能带领“无产阶级”翻身,理由是新党的理念与当下执政党的理念格格不入,也充斥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在内。

 刊登于2021年10月14日《东方日报网站》


7.10.21

伊党“政教合一”路线评析

最近有三大事项引发国人的关注;尤其是非回教徒。第一件是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在9月中旬说,政府正在草拟“2021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简称355法令)修正案,以提高伊斯兰刑事法庭的权限。有关法令将在1012日至14日的伊斯兰法和民事法协调会议上提呈给各州审议后才交由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是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所提出的,他先后在2016526日、1124日及201746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出了属于私人法案的355法案。

在哈迪阿旺的建议下,一旦回教徒违规,可被监禁高达30年或罚款10万令吉或鞭笞100下或三者兼施。目前则只能监禁最高3年,或罚款5千令吉或鞭笞6下或兼施。

在过去马哈迪主政时,他先后在1993年及2003年否决伊斯兰党提出的355法案(回教刑法),即使吉兰丹及登嘉楼的州议会已先后通过“断肢法”,但因未在国会通过而不能实施。

经过22年的兜兜转转,我们又见法案被“复活”回来。这说明了哈迪阿旺的坚持,不因“挫折”而退缩。

尽管国内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和道教)(MCCBCHST)反对这宗修正法案的提出,且要求首相加以阻止,但仍未获得政府正面回应。

它们形容此举是在引入“伊刑法”(Hudud)。不但是让两种法律并存,而且也是违反宪法的,政府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制造“一国两法”。

第二件事是代表伊斯兰党出任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的阿末玛索沙里宣称正在草拟四项新伊斯兰法,包括限制非穆斯林向穆斯林传教,有关伊斯兰公益金(Wakaf)、宗教司(角色)和伊斯兰法庭对刑事处罚权力的扩大(即355法案)。

来自砂拉越人联党秘书长陈超耀明确指出,相关法案是违反联邦宪法的,只要不向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宣教,联邦政府就不能控制和限制任何非穆斯林人信奉、实践和宣扬其宗教的权力。他因此希望首相能消除人们的恐惧和愤怒情绪。

即便后来有关部长作出澄清只是局限在联邦直辖区,但令人不解和纳闷的是,单只限在直辖区,为何还大张旗鼓在传媒公开?动机也不单纯。

第三件事,首相伊斯迈上月杪宣布,政府将会成立职权更为明确的“土著繁荣局”(Bahagian  Kemakmuran Bumiputera),目的是要保障土著的股权不会向外流。因此需要从部门和机构调动官员来确保土著的经济地位获得关照。

首相说,截至2019年的数据显示,土著股权只有17.2%,非土著则有25%;而外国人拥有45.5%12.3%是代持股份的代理人。

政府是因为发现原住民是最弱势的一群,他们大多数是属于B40低收入者,在2019年的统计还是占了33.6%之多。

为此,首相说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提高和改善土著及原住民的生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以提高他们的收入。

我们不知道为何经过15年的努力,土著的股权还没有到位?

根据经济学者林德宜的推算,在2006年时,土著拥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已达致30%。可是在政府的记录中,土著股权仅有18.9%,未达致30%,等于否定林德宜的数据。

当时的首相阿都拉也在2017年说,政府希望在3年内(即2010年)能使土著股权达到30%

如果土著拥有股权在15年后还差一段长距离,就不知土著拥有的官联公司的股权是否不算为土著的股份?或是集体拥有的股权不算,只算个人的?

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忡忡,单看一年多以来,国家也深受新冠肺炎其害,就未见有人穷到没有饭吃和衣不蔽体。由此可见,国民还是能在时艰时期顶上一两年的。

此外,我们也发现到一项不合时宜的规定,即1990年注册货运代理商须让土著持有51%的公司股权,已严重影响到国内1500余家的业者在申请报关手续时面对困境。

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只有本国的公司或个人须遵守土著条例,而外资却不受此限。对此,业者说,当下已有许多土著持有货运公司100%股权,也获得政府的特别奖掖,包括获得政府提供的统包合,为何还要双重保护?

林冠英认为既然豁免外国业者遵照51%的土著股权规定,为何却要求本国业者放弃股份和控制权呢?

针对以上的政策和措施,我们有必要抬出这与伊斯兰党的成立和变化大有关系。

1951年伊斯兰党从巫统分裂出来时,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政党,也没刻意强调宗教至上的观念。

1956年,这个党迎来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布哈鲁丁出任主席(他在1945年领导左翼的马来国民党),也就将社会主义理念置入这个政党内。

1969年布哈鲁丁逝世后,这个党的领导权就落入阿斯里的手里。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与巫统路线不相上下。因而在1969513后,伊党被招进联合政府,旋后(1974年)加入国阵。

在这个时期(1969年的大选),一位来自槟城的尤索拉哇在吉打迎战巫统的马哈迪,结果一鸣惊人,脱颖而出。他在伊党加入国阵时期曾出任副部长,后来又出使联合国及伊朗等国大使。

70年代,他在伊朗看到宗教分子十分活跃,甚至在1979年打倒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曾经在埃及受过大学教育的尤索拉哇,开始注意到振兴伊斯兰教的重要性。

1977年伊党被开除出国阵,结果在1978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失掉丹州政权。

1983年,伊党人事变化,尤索拉哇被扶起成为伊党主席,取代被认为缺乏宗教因子的阿斯里。

尤索拉哇是第一个把回教政治化的人。在1985年,他在党内设立回教长老咨询理事会。不但由德高望重的人参与领导,也引入毕业自中东的学者。就这样,聂阿兹成了长老会的领导人,他也是毕业于埃及大学的虔诚教徒。

因此在多年以后,尤索拉哇的儿子,目前是诚信党的副主席姆加希曾一度表扬其父亲将伊党回教化,仿效伊朗在党政内设立长老会,用宗教指导政府和政纲。这一做法是进步还是退步,大有争议。毕竟在此之后,伊党就存在“两套马车”:一个是党中央;另一个是长老会。

1989年,尤索拉哇因政躬违和,将党的领导权交给来自吉打的法兹诺。

这位也是在埃及阿扎哈大学毕业的宗教系学生,比尤索拉哇更具回教形象。在1990年的大选,伊党重夺回吉兰丹政权后,他形容这是伊党回教化的结果,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绝口不提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助伊党回巢。

2002年法兹诺病逝后,哈迪阿旺出任伊党主席,他是位更加回教化的领导人,自始至终不忘与巫统比较谁更回教化。就这样,在哈迪阿旺领导下,他把伊党带上今天的政教合一的道路。

正因为伊党亦步亦趋的向宗教至上的观念靠近,再加上以种族作为政治的基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种族化和被宗教化的政党在影响政府的施政。

刊登于2021年10月7日《东方日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