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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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18.5.12

邓章耀二三事(天下纵横)


邓章耀被委任为槟州国阵主席虽然是国阵主席纳吉的权限,但按传统,这个职位是保留给民政党的。从林苍祐到许子根也反映出首席部长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不过在308过后,政权交替,也就不存在首席部长是当然的槟州国阵主席了。于是继许子根之后就是邓章耀了。

邓章耀之受委也说明一件事,槟州国阵主席与民政党槟州主席是两码事。当林苍祐在1980年放弃槟州民政主席改由邱继圃出任后,他仍以首席部长身份续任槟州国阵主席。当1990年许子根成为首席部长后,槟州民政主席不是他而是陈锦华,但槟州国阵主席还是归由首席部长担任。

正由于有这样的“巧合”,也就给予纳吉一个选择的空间,可以绕过槟州民政主席丁福南,直接选“黑马”邓章耀。

尽管有人说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为邓章耀既非首席部长,也不是槟州民政主席,他又以什么身份统领槟州国阵呢?

其实邓章耀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尴尬,他在308后是民政全国总秘书,足够资格被选为槟州国阵的主帅。而在308之前,他也是州行政议员,也就得以从中杀出被时任首相的阿都拉钦点为“首席部长接班人”。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在2008年的大选提名后,因为许子根的弃州攻国,他留下的首席部长“空缺”也就有了争议。虽然当时丁福南被内定为接班人,但情势并不明朗,以至首相阿都拉越过民政党,直接点中邓章耀。这种不按牌理打牌的做法,却在民政党内掀起轩然风波。当时,身为民政老大的许子根只好要求暂不公布接班人,直到大选成绩出炉后再说。

讵料一场政治海啸打乱了国阵的布阵,民政不但输得一塌糊涂,而且也断送了39年的江山。不用说,丁福南也好,邓章耀也好乃至李家全也好,他们的“首长梦”顿成为泡影。

本来按照常理,308之后的槟州国阵主席应由槟州民政主席担任,偏偏纳吉像阿都拉那样,要从其他方面着手,也就有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邓章耀。

这对邓章耀来说也是在考验一个“无兵司令”的人怎样统领大军。他左边没有民政党的团队,右边又没有官职加持,有的只是友党的低调祝福和“冷眼旁观”,显然是在注视邓章耀如何开展他的第一步。

在这方面,邓章耀也通过传媒发话了。他要做一个有“实权”的主席而不是所谓巫统的“傀儡”。但要如何摆脱这种印象,也还得用行动证明,而不是说了就算。可惜的是,邓章耀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证明自己能煮得一手好菜,只能用“方便面”和“快熟面”来“招待”国阵同仁。

因此我们也不容易想像邓章耀怎样在两个月内创造奇迹(一般来说大选会落在六月)?即便他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点石成金”的人,但严峻的时局迫使他不得不在“乱局中杀出一条血路”。如果他不能有所突破,那民政的未来将是暗淡无光的;如果他本身无法再站起来,那他的政途也将划上句号。因此留给邓章耀的是两端各一的沉重的担子。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民政党。这一肩两头挑也够叫邓章耀“冒出冷汗”的。因为时间对他来说太短了,短到他还未立定脚跟时,就要参加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政治赛跑。

在这种情形下,邓章耀要在哪里上阵已不重要,因为在槟州,没有一个选区是“安全”的,每一个选区都是“黑区”。我们就不必挖苦他“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回到巴东哥打选区)。而他所要照顾的不是“面子”,而是再站起来的“尊严”。

刊登于201257日《号外周报》 580

为报人赢回尊严(跃马扬鞭)


5月3日看到有很多记者穿黑衣系黄丝带,以抗议在428那天,因采访新闻而受到干扰,也就借世界新闻自由日,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因为记者的抗议,使我想起许多年前当我初入行的前尘往事。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60年代,我们除了接受上司委派的节目外,也要应对突发的新闻。

但没有被教导的是:怎样做一名称职的新闻记者。上班的第一天没有;直到5年后由记者转换成编辑也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即便担任编辑,也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这一群的新闻工作经验就是这样累积而成的。

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净选盟或烈火莫熄,但示威更是频繁,大体上是由社阵或劳工党所发起。由于槟城也曾是社阵的大本营,也就比较有条件走向街头。例如在1965年中央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后,引发社阵党员开展示威游行;在1967年因旧货币兑新货币贬值15%(指英女王肖像的币值跟随英镑的贬值而贬值),而激发劳工党举行示威游行和开展罢市,那时我们做记者的直接面对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也因为这样,采访过示威的记者对催泪弹的滋味不会是陌生的;也目睹警方当场捕人或驱散人群。

当然身为记者,一般上都能够完成任务交差,但人身的安全得由自己负责。如果你问我当年的记者何来这么大的勇气敢于上街与示威队伍在一起,我只能简单地回答:职责所在,何来畏惧?

今天当我看到年轻的记者也走向街头,无畏面对“风险”时,我不期然想起我们也同样走过这一段“风雨交加”的坎坷历程。我不知道我们当年的“勇敢”行为是否被表扬或被历史记录下来?但我敢肯定的是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是无畏精神已被许许多多人所祝福和支持,并触动政府也不得不重视媒体人的正义呼声。他们之所以不再寂寞是因为联合国已在1993年正式确定每年的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用以褒扬新闻工作者对自由的捍卫。

自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基本生活;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而新闻自由是捍卫民主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赋予报人发挥“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用以监督和观察政府及政党的施政。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在2005年联合国选择“媒体与善政”作为那一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在今天看来,在马来西亚也是十分贴切的,因为新闻自由需要善政的滋润和扶持,才能显得生气活泼。

不论各政党对净选盟的428有不同的评价和诠释,但不争的事实是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不约而同地对记者在执行任务时受到不友善乃至受伤的对待表示最大的关切。这也说明了举凡任何大型的集会,记者的责任是不可被忽视或漠视的。对记者的不友善等于否定“新闻自由”。

如果说“新闻自由”在过去是概念多过实质,那么今天则是实质明显过概念。不但政府取消了报章年年更换执照的规定,而且也在接到报章的投诉后,第一时间便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428暴力事件的真相,这对一大群“
穿黑衣”抗议的记者来说,他们在正义道上已不再是寂寞的一群,也不再是沉默的羔羊;相反的,他们使到新闻自由更具内涵,并且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正义的力量。虽然说今日的记者不是什么“天之骄子”,但比起我们那个年代
,他们是更受重视而且有联合国作为后盾的媒体人。就此而言,他们在5月3日那天赢回了报人的尊严。单就这一点,身为报人,他们也似乎找回已失落多年的“光荣”称号。

刊登于201257日《南洋商报》

协助而非打压第四权——向世界新闻自由日敬礼(现代春秋)


净选盟428开展3.0大集会时,发生了多起投诉事件。律师公会主席林志伟说,与去年709净选盟2.0大集会比较,警方使用较多的暴力。初步的报告显示有9个现象发生,包括对和平集会施用水炮和催泪弹,暴力事件也较为严重。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执行任务的记者也受到不友善的对待,或被没收相机,或被殴打或被扣捕而引发了媒体的抗议和不满。

虽然首相也在第一时间指示内政部设立独立委员会,以调查暴力事件的投诉,但新闻工作者仍然藉着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表达传媒人的心声。这与428刚好只相距5天,正好展示了新闻工作者对职责的捍卫和力争新闻自由的决心。我们希望警方能在第一时间检讨纪律部队的任务和对人民的不具威胁的行动给予宽容与通融,以确保和平的集会不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不幸的是,428集会中,有参与者、警员与媒体人受伤和挂彩,以致出现了相互指摘的争议。因此为了平息各方之不满和公平起见,最好的方法是让调查庭查明真相。对此我们欢迎首相说要一查到底,若是有了结果,错的一方应该负责和道歉认错;对的就要坚持和维护,也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公理才能彰显。

其实,就媒体的性质而言,我们依然要求政府重视和尊重新闻自由,并尽可能协助记者或摄记获取真相而不是阻挠他们执行任务。这对就是“第四权”的重视的一种表现。

就记忆中的印象,媒体人采访示威新闻时都得冒一定的风险,例如在60年代,比较时兴的是社阵或说劳工党的示威。在槟城倒是见多不怪,但每当发生示威时,记者都是第一时间赶抵现场,只见人潮滚动之际便有催泪弹发射,饱尝催泪弹之苦自不在话下,也有时会被催泪弹击中或在木棍飞舞中接招。凡此种种,显示了记者为了新闻,不得不面对风险的挑战。

在那个年代,只有报社和报人最为关心同事的安危。久而久之,记者应对示威新闻只能自我保重。

无可否认的,因为冷战的对峙,国家的政治斗争较为尖锐,也就没有什么权威组织来保护记者的权利,直到90年代之后,才见联合国采取突破性的行动,为传媒人竖立起一座丰碑。那就是在1993年12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订下每年的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

这一行动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1991年作出议决,“承认自由、多元化和独立的新闻是任何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也同时向联合国大会建议重视新闻自由和保护记者的安全。

由于教科文组织于1991年5月3日在纳米比亚举办发展非洲和多元化新闻研讨会上通过新闻自由的宣言,也就将5月3日定为公认的“世界新闻自由日”。

这也意味着重温《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阐述的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就无法实现民主。

即便在1993年有了联合国的保护伞,所有的媒体工作者都得战战兢兢地在编采线上工作。在许多时候,新闻的报道和取舍也是自个儿的“指导模式”,政府也没有为媒体列出“新闻指南”,总是高层自己拿捏,这就是媒体高层形容他们的工作是在走钢索:有惊有险。

只有来到2012年,我们才看到纳吉首相兑现他在2011年作出的承诺:废除内安令及报章控制法令。这无疑是向民主的大门迈进一大步,但接踵而来的是政府对自由的放宽到什么限度尚有待视察。

就拿428作为例子,倘若双造能适当协调,肯定也是“双赢的局”。这就是说,和平集会后留给当政者思索国家的未来,对人民的利益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问题就在彼此对“自由民主”的概念或有不同的诠释,有时也起了正面的争执。同样的,在执行任务的媒体人如果被当成参与者看待,自然“享受不到第四权”的权利。这对提倡新闻自由也是不协调的。

因此我们希望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能真正被尊重而且实质上被所有的政治人物所推崇。虽然新闻工作者不是在追求“特权”和“高人一等”,但最起码所有的人要认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包括协助记者执行工作,而不是把他们当“对手”来敌视。如果从政者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与新闻的价值,对民主的推进也会有阻力的。

刊登于201257日《光华日报》

428公民运动的转折(直挂扬帆)


净选盟3.0静坐运动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游行显示了这场运动得到了成千上万人民的支持,而且具有连贯性地向选举委员会施压,以便接纳它所提出8项诉求。根据报章的报道,有逾10万人参加大集会;而根据主办当局的估算,有约25万人参与了和平示威。虽然在整个游行中有出现过紧张、对峙与驱散的场面,也有人被捕或投诉被殴打,但基本上没有酿成严重暴力流血事件,这是值得庆幸的。

这之中有报道说三个人丧生,但事后查出两名参加者因心脏病逝世;另一名警员是在执行任务时呼吸困难而逝世,与大集会无关。这顿然使人松一口气。

与此同时,被扣捕的512人也于当晚被释放,包括蔡添强及净选盟委员黄进发。惟令人遗憾的是发生参加者及记者被殴打事件。医院的报告是有65人受伤,包括两名警员。

比较争议性的过程则是声称大集会被宣布成功后,也发生了警方发射催泪弹,使到场面一时失控。当局认为是群众闯路障而不得不制止;主办方面认为图闯路障者非穿绿或黄T恤者,而是着便服的人。

不论双方如何争执,也给大集会留下了污点也许是预料中事,因为这么大的场面,只要有风吹草动,任何事都会发生的。但所幸彼此还能克制,不致酿成大件事。

虽然在428之后对游行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但更重要的焦点则是我们如何看待这场公民运动。它起源于200
7年的时候,有一批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政党给予响应,组成了一个净选盟(Bersih),即意要求选举委员会改革选举法令,公平与干净举行大选,但声称不获重视。因而在11月10日(或称1110)不顾政府的禁令,发起一场抗议运动。

在严密的防范下,警方设置路障,在独立广场周围戒备,以便挫败示威游行。然而群众依然穿黄色衣服,制造黄色浪潮,并成功地向最高元首提呈备忘录。后来在游行途中,也发生了警方使用了水炮和催泪弹,导致示威被驱散。这之中有245人被捕,庆幸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由于在初试啼声即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响应号召,有说在5万人之数,也就造成净选盟在一夜之间爆红,成为千禧年后耀眼夺目的一个组织,而其领袖安美嘉更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耀眼之珠了。这位曾是律师公会的主席的她因之摇身一变成为非政府组织的发言人,敢于在权力面前作出挑战,为一场选举提出了兴革之议。

正因为净选盟之后不久又爆发兴权会的示威游行,也就给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带来双重压力,但他却依然故我按原计划在2008年的3月举行大选,漠视净选盟的“威力”。结果一场308的政治海啸,竟让阿都拉痛失“半壁江山”,更不再国会享有三分之二多数席的优势。换句话说,当政治版图起变化时,人们终于意识到净选盟的潜在力量,其主席安美嘉更是成为民间的“民主斗士”。

2009年,安美嘉获得美国颁发“最勇敢妇女奖”,显然是表扬她在2007年的特出表现,更获得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及国务卿希拉里的褒扬,进一步提升她在国际的知名度。

来到2011年,安美嘉领导的净选盟有更大的动作,她提出8项诉求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简化如下:清理选民册
、改革邮寄选票制度、在选举时使用不褪色墨汁、制定最少21天的竞选期、让参选政党公平接触媒体、强化选举机构体制、杜绝贿选及杜绝肮脏政治手段。

在没有获得选委会正面回应下,净选盟决定在2011年的7月9日再发动了2.0人民集会,尽管当局仍然不发出准证,警方也在通往默迪卡体育馆的公路上设下路障和检查,预先采取行动逮捕,但响应号召的群众大不乏人,他们由四面八方涌向体育馆。

尽管警方也采用了催泪弹驱散群众,并逮捕了1667人,包括安美嘉,但入夜就全部放人。由此可见,709的大集会是继1110大集会的第二波浪潮,而且人潮比第一波还要多,超过5万人。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前首相的女儿玛丽娜也参加了大游行。

事后,政府有宣布委任国会议员组成委员会来改革选举制度,但因时间的短促,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改革。正当选举的脚步声越发接近的时候,净选盟显得有些“坐立不安”,因为它所要改革的直到今天为止,也只有一项(点墨水
)被接纳,其他的属于不肯定状态。于是再出现第三波的群众运动(在这方面,选委会声称已接受净选盟的7项诉求,但未获净选盟认同)。

根据安美嘉的说法,2012年428的大集会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不可能轻易改变地点。虽然政府有提供四个地点,只要不在独立广场,但净选盟认为太迟了,也就再一次的硬碰硬。由于净选盟坚持和平集会,不闯“禁区
”,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民众的支持,汇成了一股巨流涌向独立广场周边地区。

从1110到709再到428的大集会,固然有得到反对党的号召和响应,但更大的回应是民众自发性地支持净选盟,一个不属于政党的组织。它将因为428变得更加的权威和更有民间的代表性。这在马来西亚的建国历史上是第一遭,反映了公民的醒觉和政治意识的提高,要求马来西亚向民主大步迈进。

在过去,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不是没有公民运动,而是有其局限性。例如独立后的公民运动以学潮为起点,并且是有种族倾向的,华校生在60年代支持林连玉的抗争,反对褫夺其公民权;马来学生70年代介入华玲反饥饿运动。继后的80年代,董教总“打进国阵”的民间运动(许子根从中涌现)及ABIM(回教青年组织)的默许和支持安华加入巫统。还有90年代董教总再推动“两线制”及90年代末期的“烈火莫熄”运动都有其种族上的倾向,直到千禧年后,不分种族的公民运动才开始酝酿。

不过还是不彰显,还是停留在“烈火莫熄”的抗争和回教国的争议,并未能触及国家选举的课题。

只有净选盟组织出现后,才亮出一张无种族和无政治背景的牌子,但因为初期需要支持力量,也不得不借助反对党的力量来壮大。如今净选盟已不断地壮大,而政党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正在逐步的消退,正在转型成为一个完全由公民社会主导的不具政治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正因为这样,任何政党(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得对净选盟的公民运动给予重视。毕竟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心声,要求国家迈向更民主和更开放及更干净的明天。这应该是428释放出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讯息,一点也不含糊。

刊登于201253日《东方日报》

薄熙来案件的省思(天下纵横)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事件自今年2月因其“爱将”王立军(原重庆副市长)擅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旋后被中国国安部高层带回北京后就形成一个重要课题。因为没有人知道王立军为何要走进美领馆,是寻求政治庇护不果抑或是有重大揭秘?但在后来抖出的“内幕”,确实是让人瞠目结舌和不可思议的。

由于事发后不久,人大及政协大会行将举行,也就被按下不动,薄熙来也如常地出席和参加大会活动。当时也因为王立军事件扑朔迷离,一时之间传媒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文,大家都在静观其变。果然在3月15日,中共宣布免去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意味着他的政途已亮起了红灯。

到了4月10日,更大的动作由党中央作出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由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谷开来也被指涉及命案,已连同其家庭勤务员张晓军移交法办。

这意味着中央加快和高调对薄熙来夫妇事件的处理,并将之转为案件,带有刑事味道。

本来,两夫妇落马就等待移交法办或由党纪作出交代,但他们的案件非比寻常,几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秘闻揭发,并把他们形容得一无是处。这种“未审先判”的舆论攻势显然已把他们两人“置于死地”而无法再翻身。因为他们不仅被指涉及命案,同时也被指控严重反组织纪律。

这就是说,本来政途一片光明的薄熙来在一夜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几乎已预示着他们已经没有未来。

我们也注意到,在所指责的“罪名中”,竟有提及他们的资产高达40亿元,而且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底这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有多可信,我们也不易察觉。但为何媒体有这么高度机密的消息?可见是有人刻意发出风声。如果属实,单就这样的巨额资产,就足以让万千的中国人民用口水淹死他们;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他们的身家又是多少呢?

就此而言,薄熙来如何“辟谣”,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其儿子薄瓜瓜的“不健康”形象来看,他可能坏了薄家的名声和让人对其家产有所遐想。例如开法拉利跑车、搂抱名媛,又表现出对女性的热情,在在令人看了新闻后产生恶感。为什么堂堂一个“唱红打黑”的红二代,调教出来的不是“红三代”,而是公子哥儿型的官少?

当然儿子的轻佻不构成“罪名”,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红二代有这样的优惠在外国名校攻读?

同样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中国的“太子党”及“红二代”或“红三代”几乎不再是洋溢革命热情的“工人阶级”代表,而是如果不从政就是担任大型国企或经营企业的董事或总裁,动辄操控过亿资产,也因此比较容易与金钱挂钩,也难怪有人在不久后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这种怪现象如果不遏止和制止,它对中共的杀伤力更是巨大的。

如果说中共目前打击薄熙来是防止“激进左派”或“文革左派”抬头,那么对于太子党的向右滚动,赚得盘满钵满,政府不作制止,也会形成极右的腐化生活。

虽然我们不期望红二代或红三代过着朴素与高喊革命的生活,但我们倒很在意他们在行动和思想上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更资本主义和更不受法制的约束。

今天来看,薄熙来的案件的发展让人回想“文革式”的整肃已告复燃。而这样的手法是否深得民心?或是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其实,与其用不断抹黑的手法对付政敌,不如让法律来说话。

刊登于2012430日《号外周报》 579

环保议员争做“市长”?(跃马扬鞭)


这是一项很有趣味也具有启发性的新闻:民主行动党后座议员,也是环保议员的郑雨周发下豪言,一旦再度中选(应该仍在丹绒武雅区上阵),他将争取出任槟岛市议会主席。他的理由是在过去4年,槟州政府推行的政策虽获得好评,但市议会执法缺乏活力,也没有效率。因此他决定在行将到来的大选,将以入主槟岛市议会作为他的竞选主题。

但这样做是现实的吗?是行得通吗?或是一厢情愿地“高调参选”?我们不妨从法律和政治的现实来考虑和分析。

首先地方议员与州议员是两码事,职责与职权也不相同。它之所以在后来被混淆看待是因为地方议会终止地方议员选举后(1965年),就没有了市议员,而州议员就被人民付托协助解决民生问题,即便在70年代中期(1976年)出现委任市议员或地方议员后,也没有改变州议员或国会议员被要求走进市议会调查或了解或解决居民面对的问题。

久而久之,尤其是州议员更不能“辜负”人民的委托,毕竟市议员是委任的,他们不像州议员需要对选民负责。因此州议员有时不得不吐苦水“怪责”市议会给他们带来地方难题。例如郑雨周反对在丹绒武雅某处发展高楼计划却不得要领。因为市议会表示有关方面符合技术要求而无权反驳计划。在这种情形下,郑雨周“破茧而出”表示要做市议会的主席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也是十分吊诡的。

其一,地方议会的选举已停止,而且委任市议员的制度也已经推行了30年,也就造成民选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不能直接“干预”市议会操作,只能提出要求,甚至还要劳动市议员代为解决。这就是说,州议员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受尊敬的”,但在没有官位底下,他的身份是不能在市议会指手画脚的。如果州议员被抽离“介入或干预”市议会的决策和措施,他们还有什么比民生更重要的日常工作呢?州议会也不是天天开,他们又没有办公室,有时候也真同情州议员“有官样,没官权”。

这就是说,市议会与州议员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市议会主席的委任与市议员的委任权力操纵在首席部长及执政党的身上。因此郑雨周打出争做主席的旗号应该是敲错了门。除非他的政党承诺他一旦中选州议员就是未来的市议会主席。

其二,还政于民,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行动党308的竞选纲领,它正寻求各种途径要避开地方政府法令第15条文的约束,但即便州议会通过,也不意味着选委会“照行”(举行地方选举)。

如果没有地方议会选举,议员委任制会照行,郑雨周会否被委为市议员(一如杨顺兴在过去3年也任市议员),仍是个未知数,更妄论会被委为市议会主席。

进一步来说,如果地方选举可行,则市议员也是要民选的,不是由州议员兼任。除非行动党同意推举郑雨周也角逐市议员并承诺一旦行动党控制市议会,就由郑雨周出任“市长”,否则郑雨周即便是州议员,也还是与市议会“绝缘”的。

其三,从过去的实例来看,林苍祐时代(1969-1990),他是倾向委任公务员当市议会主席。来到许子根的年代(1990-2008),因有事先的安排,才委任政治人物担任市议会主席。先由陈锦华担任至1996年,再由丁福南接任之1999年。自此之后,又回到公务员掌权的委任。

在这种情形下,郑雨周又老调重弹挑起市议会主席的课题,自然会在党内引发争议和讨论,并被视为“越轨”的想法。无论如何,我们倒是愿意听听这位环保议员是如何落实他的心愿?

刊登于2012430日《南洋商报》

法令修正不能乖离民主(现代春秋)


吉打州议会于4月17日通过修改《2008年宗教司和法规(吉打)法令》,增加了第22条文,它阐明任何宗教司(Mufti)或法规委员会(Fatwa Council)决定的伊斯兰法规(Fatwa)无论是否颁布《宪报》
,都不容许被挑战、被上诉、被检讨、被否定和被质疑,也不经由任何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审讯。

这项修改条文引发了各方的争议,而成为时下一个被议论的课题。

巫统宣传主任阿末马斯兰提醒吉打州政府不要推行与马来西亚国会民主背道而驰的政策。

也是首相署副部长的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是神权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此他劝请吉打
州政府不要落实足以引发人民困扰的措施。他建议这项议决提交回教权威机构或回教律师处理。

即便是回教党中委祖基菲里也不苟同这样的修正法令。他认为吉打州政府此举是违反民主制度内的制衡原则。如果去除了法庭的权利等同撤走了制衡制度;而制衡制度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是国会议员的他不知州政府为何会忘却法规也需要受到司法的检讨。因此他形容这是一个盲点,对伊斯兰党推行的民主原则有影响。他也认为法规并非绝对的真理,至少要允许伊斯兰法庭作出检讨。

对此,前玻璃市宗教司莫哈末阿斯里也形容此举是非民主的,也扼杀了唯理智论。

这位著名的宗教学者也是前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指出伊斯兰法规涉及了个人的见解和其他的因素。

在这方面,伊斯兰复兴阵线(Islamic Renaissance Front)的文告这样说,如果禁止向宗教司及法规委员会作出挑战,等同明显的破坏了民主。律师公会宪法委员会主席沙赫占约翰也指是不合宪法的。

吉打州务大臣阿兹然针对相关的批评作出回应说,不要政治化这项修正案。他同时向非回教徒保证,此修正案与他们无关。

他否认此举是要防止一项诉讼案的进行。他说,法令也不是禁止任何人挑战法规,但它应通过正当的管道,那就是将之提交吉打回教理事会而不是法庭作诠释。

虽然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此修正案的目的,但根据马来右翼集团的伊布拉欣阿里的说法是要扫除非政府组织的律师挑战吉打州政府征用宗教土地作发展用途。

他这样说:“我们的律师已入禀法庭,并提出论点,因而对方通过修改法令来回应。”

就此而言,他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当今的绘测师可以兴建购物中心而无需触动小块的宗教土地。

从整体来说,虽然这只是一个州对宗教事务的条文作出补充,但它也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原则,那就是宪法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巫统的宣传主任阿末马斯兰提醒国人,我国是民主国家,不是神权国家。

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认为政府也已经阐明马来西亚的政体和国策,那就是不能用宗教来凌驾国家宪法。虽然我国前首相马哈迪曾在2001年时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但在未触及宪法和未通过国会修改宪法下,我国的政体不会因马哈迪的宣布而有所改变。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他已成功地将政府行政输入回教价值而实施了回教化的行政,但没有改变我国还是履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按时举行大选。

只要民主制度不变,只要宪法不被变质,马来西亚依然推行君主立宪制,任何个人或任何单位如果要推行或通过不符合宪法精神的条文,是应该受到批评的。

甚至连回教党人也有异议时,我们吁请阿兹然州务大臣,不妨以政治现实为重,以国家宪法为上和以社会和谐为主
,重新检讨不符宪法精神的条文,让民主成为主导国家和一切政策的基石,就不会被各方所诟柄

正如回教刑事法,虽一而再,再而三重申不针对非回教徒,但一旦实施起来就会使到国家的司法陷入尴尬的处境。

既然纳吉首相提倡的是一个马来西亚,那么我们应补上的是,这个国家只有一种民主,一种司法和一个律法,并且要与时俱进,不要再出现争议性的课题和条文。

比如当回教党在2008年停止叫喊回教国后,巫统也不再与之相呼应,倒让人民松了一口气。同样的,吉打州政府也要看大局,承认和了解到行政权也是要受到律法约束或解释的,而对行政权力的挑战,也是要由法庭来裁定的
。如果交回行政单位的委员会处理,那就是对三权分立的漠视。我们应该永远记得:执法、立法和司法是鼎足而立的,缺一不行。这三权分立正是民主政治的关键词。

为此,我们希望吉打州政府能检讨和收回有关条文,服膺宪法精神,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刊登于2012430日《光华日报》

民政党最后的斗争?(直挂扬帆)


首相兼国阵主席纳吉4月22日在高渊宣布邓章耀出任槟州国阵主席,即日生效,以取代经在去年11月辞职的许子根留下的空缺。换句话说,经过半年的“折腾”,纳吉终于为这项“姗姗来迟”的委任拍板。

纳吉刻意选择国阵在槟州大选投票活动中心总动员的大会上作出宣布是别具意义的,也是突破了一些阻力后的新任命。

在这方面,纳吉释放出的讯息是明确的:

其一,槟州国阵主席一职一向以来是由首席部长担任的(巫统各州的州务大臣也是州内的国阵主席),但自308政治海啸后,传统被打破了。既然已不再是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可以续任主席,那么委任邓章耀不算太过出格。

其二,即便不太出格,但布局却是特殊的。本来按常理是从友党的州主席选一人来担任,可又不合纳吉的选择,也就有了邓章耀这只“黑马”从中杀出。这意味着纳吉仍然视民政是槟州的龙头老大,但他也要有决策权。

其三,这之中的挑选过程也是微妙之处。原本许子根在去年底辞职后,就可由邓章耀顺利顶上,却因各种事故又拖拉了好些个月。这说明了民政党内未能对人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或未能说服国阵主席接受“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于是有了不按常理打牌的布局。

其四,纳吉希望从旧人中选出的新人来改变槟州国阵的形象,最低限度反映出国阵已作出改变,才能要求人民接受回已改变了的国阵。邓章耀的“破茧而出”也就意味着纳吉要他开展举步维艰的“破冰之旅”。

对于邓章耀来说,这是一项荣幸的任命,但也是困难重重的“政治长征”,因为经过4年的大洗劫和大冲击后,国阵在“收服人心”和改革的征途上仍然没有太大的动作。除了巫统在槟州摆出新领导层外,其他友党依然故我,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也因权位之争而迟迟未提出改革大蓝图;更多的时候,我们听到是泄气的话。例如国阵是拿不回政权的,最少要两届之后;民政和马华要打翻身仗难上加难。

如果说,一个政党对未来不能抱有希望,或者明知面对危机也不作出应变,那这个政党的存在就大有问题了。

因此千言万语,我们还得正本清源看待国阵失败的症结以及友党在当政多年形成的某些“积重难返”的流弊。最引为诟病的莫过于“一党独大”及“逆来顺受”的批评,甚至在后来变成某些激进分子竟公然挑衅和践踏友党尊严的事件。

由于挑衅事件从2006年延烧到2008年,再加上国阵依然在首席部长的课题上大做文章,也就在一片不满声中将民政辛苦建立起来的39年基业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这种失败虽然是大气候大风向使然,但民政遭遇的打压和“忍气吞声”也是它的致命伤之一。如今经过4年的“卧薪尝胆”,民政是否已从中领悟它的未来方向,许多人仍不得而知。

但不论民政在过去几年在东马的沙巴有小收获,收编3名州议员,另一名在彭亨州,但它仍然不会给民政党加分,因为民政的命根子和大本营是在槟州。离开了槟州而奢谈在其他州彰显势力都是不具意义的。

无可否认的,民政党也是因为它在1969年夺得了槟州政权才有条件加盟国阵而与马华分享权力。一路以来,民政与马华的貌合神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虽然在2003年时,林敬益曾有一度倡议民政与马华合并,但后来因“
理念不同”而胎死腹中。换句话说,民政还得面对现实回到槟州,而不能在其他州踩马华的地盘;同样地,马华也不能再把权力的手伸进槟州。于是在各守岗位下,民政在槟州分得13席、马华10席、巫统15席及国大党2席保持不变。这之中还是由民政主导州政局。

讵料308之后,民政连一个席位也保不住,它又如何与巫统“平起平坐”呢?当然 马华与国大党的全军覆没也与民政同病相怜。在这种情形下,邓章耀如何领军就成为他的头痛的问题。一边厢自然有巫统的人会对民政的领航有所置疑;另一边厢民政党内又是如何“接纳”邓章耀成为新的大家长?其中的吊诡是:邓章耀在槟州民政党内是一名不具实权的副主席,他还在丁福南之下,他如何在党内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论党职,总秘书只是在主席和署理之下,但还轮不到他在槟州民政指手画脚。因此邓章耀的身份是很奇妙的,可能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名不符实
”。

毕竟,单以槟州国阵主席身份来发号施令是不具权威的,哪个友党会卖面子呢?在过去,当林苍祐和许子根担任槟州国阵主席时,他们是在选举期间才开动国阵的机器。平常的日子,他们是用民政党和首席部长的身份遥控各成员党及议员。可是邓章耀如今什么都不是,最起码他的办公室在哪里?在槟州国阵总部,有人手调配吗?有一个完整的机制吗?

正由于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根据推算,不出两个月应该是大选到了,不然邓章耀被委任的决定还是会被暂缓的,为此纳吉也就不得不加快协调好民政内部的问题。

既然纳吉已作出宣布,邓章耀也豁了出去,最可行之道是邓章耀必须开动马力打一场硬仗。而关键是民政党的配合(槟州国阵只是一个形式的组合,开会时的协调机构)。这就是说,充分利用民政党来开展斗争是刻不容缓的。这不单单是关系到邓章耀一人的荣辱,而是关系到民政党的命运和未来。

如果民政在来届的大选依然没有突破,那它只好等着收档。这不是骇人听闻,而是民政有没有未来就在此一搏,邓章耀能否让民政“起死回生”,也在不久后的大选。

因此我把“国际歌”的其中一段词送给邓章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整局而言,这是民政党最后的斗争;也是邓章耀政治前途的最后的博弈。

刊登于2012426日《东方日报》

林道荣传奇的一生(天下纵横)


《号外周报》由今期起推出“英保良二老板林道荣传奇”系列是别有看头的。因为林道荣是上世纪的一位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一直延烧到本世纪,他还是掷地有声的商界奇才。

生于1925年,卒于2012年的林道荣,之所以让人津津乐道是由于他的过人的胆识,敢敢在60年代掀起百货业革命,让万千的人民了解到什么是中国货的特质,那就是“价廉物实,童叟无欺”。新中国的产品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家喻户晓的通销货。

随着中国货的深入市场和民心,林道荣也成了“中国货的最佳推销员”,他让人民相信和接受中国货不但价格大众化,而且耐用。虽然尚未达致精致,但肯定是实用的。例如自60年代起就风靡一时的鹅牌棉织品就是其中一个经济实用品牌。

当转入70年代,林道荣更是将百货业转型,走向西化,英保良成为他的集团的称号。此时他开始重视人才的培养,许多在后来成为经理级的职员都获得机会出国考察和实习。最常去的地方是日本、香港及台湾

根据林道荣的说法,公司在进入80年代时,每年的出国考察、训练等经费就高达马币一千万元。他认为花钱培养人才是值得的,因为人才是公司的宝贵资产。对此,林道荣引以为傲的是,他的高层人员的流动性很少,而且都是从低层慢慢升上来的。这个时期的林道荣是新马汶百货业巨子。

进入80年代后期,英保良集团因抵挡不住经济风暴的袭击而瓦解了,但它所培养的高层也在后来被崛起的百货公司所吸纳,也有人自行创业成功。

这就是说,一方面英保良倒了,林道荣报穷了,而后在纳闽努力东山再起。而另一方面,曾经感受到林道荣恩惠的老员工一直对这样的老板念念不忘(给他们机会在英保良成长,并被派赴外国考察学习),因而在1996年时,特别设一个感恩宴来宴请林道荣,主题是“感谢老板”,共800人与盛。

这种史无前例(不因公司倒闭而责怪老板,反而怀念老板是个好人)的宴会感动了在力争上游的林道荣。当晚他承诺,如果10年后他健康允许的话,他再宴请回员工。

当1999年他脱离穷籍时,林道荣已是74岁高龄。而他也在2006年兑现诺言,耗资30万元宴请回1300名员工,成为一时佳话。不过,此时的林道荣已是81岁高龄,也已真正的东山再起,成为一时无两的风光人物和千万富翁。

很难想像失败的百货业巨子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又从东马再站起来,他简直成了脱胎换骨的人。这就是林道荣的过人之处,他成了神话故事的主角。

我对这样的人物深感兴趣,也答应为他写传记,但碍于其健康日益恶化,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从2011年杪到2012年3月)收集资料,访问和编写,更要负责排版和印刷,以便按期在3月30日前送到新加坡,因为他在这一天再一次宴请员工,也为其传记举行推介礼。

当我如期交货后,林道荣却无法出席晚宴,与所有的人失之交臂。一周之后,即4月7日,噩耗传出,林道荣与世长辞了。4月11日,我参加出殡仪式,数百人送他最后一程。

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则不灭的神话。这个世纪中难得一见的奇才。

刊登于2012423日《号外周报》 578

支持取消每年更换准证(跃马扬鞭)


为“落实”首相纳吉在去年所作的承诺,副内长阿布瑟曼在国会提出了印刷及出版法令的修正案,主要是撤销报章每年须更新出版准证的条例。

虽然在修正法案下,内长仍然有权批准或拒绝出版准证的申请,也可以随时撤销或冻结出版准证,但申请人可上法庭挑战部长的决定。

尽管政府的放宽仍被认为不够民主开放,但与过去比较,我国的印刷与出版法令显然是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例如(1)在过去所有的定期出版物,包括报章都得每年申请更新执照;而在修正案后,定期出版刊物一旦获得准证
,就不需要每年更新执照。

(2)在过去出版准证的更新或撤销是内政部长的权力,也不容在法庭挑战;但在修正案下,即使内长拒绝申请或撤销准证,可以在法庭受到挑战。换句话说,内长不再对出版刊物操“生杀大权”,算是向言论自由迈进一步。这与政府宣布撤销内安令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是因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报章在独立前后未曾享有今天的较为自在的地位,而是一向以来战战兢兢在办报。最先对华文报进行控制的是在1920年英殖民政府有鉴于“五四运动”(1919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带来华校和华文报的蓬勃出现,乃实施防范措施,规定华校要登记和报章要遵循法令,此后发展成控制性的法令,包括在战后(1945年)援引法令查封报章。如怡保的《时代时报》、《北马新闻》及《怡保日报》和太平的《北马早报》在1945年先后被封闭。还有1948年被查封的《民声报》,1950年被查封的《现代日报》等。

虽然在1957年独立之后,政府不动辄就关闭报章,但对各语文报章也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防范措施,包括每年都必须申请更新执照,也就使到报社在言论上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尤其是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政府采取行动暂时关闭三大语文报章后,报社更是步步为营。

就我而言,我是在60年代后中期加入报社服务后,才开始了解报馆的组织和所谓新闻自由的尺码。因此在下笔前常得考虑报社所能承受的自由程度,否则会给报馆带来麻烦,从而影响数百员工的生计。

在后来,有一件痛苦的往事发生在我当《星槟日报》总编辑的年代(80年代初期)。我们一般上是在11月或1
2月份便收到更新准证,可是那一年的12月31日我们仍然未接到更新准证。而当时的规定是准证在12月31日届满,隔天元旦日(1月1日)的报头就要置上新准证号码,不能使用旧号码。这使到全体员工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们循例出版的年刊(一大叠,内有很多广告)早已印好,仅剩下当天新闻那一部分未印(
我们正在等待准证号码开工印刷机)。

其中一位坐立不安的莫过于在内政部守候拿准证的吉隆坡代表,差不多将近下午5时,我们才被告知准证拿到了,大家才如释重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报章的KDN每年申请是最折腾人的。我们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样的“折磨”,但这一惊魂让我终生难忘,也使到我们对KDN存有很大的戒心。

如今政府一改政策,不再要报社年年提心吊胆,自然是值得欢迎的。

单就这一点,我打从心里支持废除报章更新准证的措施,因为报章是人民的精神粮食,它是应人民的需求而生存,其生命是属于公众的,因此就不应由一人决定其命运。从这样来看,修正案是令人激赏的,但更大的新闻自由还有待政府更进一步的开放。

刊登于2012423日《南洋商报》

废除PTPTN的评议(现代春秋)


近来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就是高等教育基金(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或称PTPTN)的存废争议。民联方面突然高调宣布,如果执政中央它将废除高教贷学金以落实免费教育。民联领袖安华说,一旦入主布城,它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监督此事,确保富裕家庭的学生必须自行承担教育费用。在这方面,所说的免费教育和废除高教贷学基金,主要是针对中下层的家庭和学生。

不论这是否是政治斗争的一项策略,就教育本身而言,它确然是个大课题,而且必然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探讨PTPTN是怎么一回事?才来研究废除的可行性。

马来西亚是在80年代采取教育开放政策,尤其是在大专领域方面,更是百花齐放。最主要反映在马来西亚率先推出双联课程。那就是与欧美国家的大学合作,在马来西亚接受两年的教育,而后以学分转移的方式远赴西方大学继续学业,以较短的时间完成学位课程。许多不能挤进国立大学的青年就借助这样的双联课程圆了大学之梦。在后来也吸引了外国的学生来到马来西亚进入这些私立学院,而后再到西方国家深造,特别是中国的学生。

由于高等教育的开放,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不但国立大学增至20间,而且私立大学也跃升至25间;有些是外国名校开设分校及439所学院,绝大部分也是私人开办的。但不论是国立的或私立的,学生都必须缴学费,只不过公立的大学收费低廉,大部分费用由政府补贴,而私立大学及学院,也有为数不少是属于企业型的,甚至是上市公司的,因此收费也不会廉宜。除非是表明非盈利性质,不然不会收便宜的学费。

这就是说,马来西亚在高等教育方面是没有所谓免费教育的,而幸运及杰出的学生则获得奖学金,其余的学生就要自想办法解决学杂费了。有一些大企业,银行乃至社团也提供了贷学金,以让学生完成学业。虽然贷学金是需要偿还的,但它的出现则像是及时雨,为学生解决了学费的困扰。因此未获奖学金的学生,贷学金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考虑到学子的教育费对家长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政府乃在1997年创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
,主要的目的是“协助家境清贫的学生”。原先也只是针对国立大学的学生,后来则开放给所有私立大学院校。只要有关学府被高教部的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认可,学生就可以申请PTPTN贷学金。

一般上,申请者都会顺利过关,而且也不分种族,算是最没有种族歧见的一视同仁的其中一个单位。由于松动和开明,高等教育部长莫哈末卡立在2010年时指出,13年以来(从1997至2010年),基金局总共发出2
30亿令吉的贷学金,原本截至2008,当局理应收回40亿令吉,但实际上也只收回18亿令吉(约47%)
。基于许多人毕业后不偿还,当局不得不将4万7千名欠款者列入黑名单不准出国,并把2万5千人控上法庭。

而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高教部将从2011年开始,把原来的3%行政费(相等于3%利息)减至1%

来到2012年2月份,高教部发放的贷学金总额高达436亿令吉,共190万学生受惠。莫哈末卡立说,如果废除贷学金,国家的赤字会更严重。他还说,我国国立大学的学费有90%是政府付给的,例如津贴法律系学生(
每人)2万6千令吉及药剂系学生(每人)4万5千令吉。如果大学教育全免,则国家的负担会更加沉重,因此他认为民联所言纯粹是为了争取选票。

对此我们要探讨的是贷学金是不是必要的?大学免费教育是不是行得通的?

在我们还不知道民联有何具体的建议时,也获悉有大学生示威支持废除贷学金。当然站在政治的立场,民联倾向支持学生的抗议也是预料中事,但我们要厘清的是:

(一)民联并没有明确告知所谓的免费教育是否针对所有的大专院校,而不论是公立或私立的?若只针对公立,私立的学生或学院的学生岂不是“告贷无门”?

(二)就拿中学教育来说,所有的政府学校都是免费教育的,包括国民型中学乃至大学先修班,但独立中学则没有所谓免费教育,学生得负担学费,民联是否也宣布独中一概被纳为免费教育?

(三)在私立大学或学院中,也有些是上市公司或大企业所拥有。它们同样要收学费,也没列明是“非盈利教育机构”。民联针对这样的学校又有何高见呢?

(四)再说,民联的所谓有者多付,又怎样规定划一的标准呢?如果一律提供免费教育,则不论穷者或富者,都不必交学费。若分阶级,又怎么个分法?

(五)还有奖学金是发给学业成绩卓越的学生,不能因为家境富有就被剥夺拥有奖学金的权利?同样的,不论富者或穷者,所有合格的学生都有资格申请贷学金,正如所有合资格的人可向银行贷款。因此这些年来,许多人都向P
TPTN贷款读书,当然也包括富有者的子女。政府也很难一一查询申请者的真正背景和身份。关键是在这是借的,要还的。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借了不还,乃至赖帐,这才是问题的焦点。这样的大问题,民联该如何解决呢?

(六)有人说高教贷学金犹如“阿隆”,让毕业生成了“还债的奴隶”。虽然这种说法是值得关注的,但若深层思考就是大学问了。比如一位学生借了4万元完成大学教育,以1%行政费来说,他的还债可以拉至15年,不算是苛求,也是任何有正当收入的人还得起的。

就华人社会来说,任何团体提供贷学金都是要还的,而且摊还的年限没有这样长。如果长久以来,这些毕业生都按合约还款,没有理由PTPTN的毕业生还不起。其实,PTPTN的松动是让学生申请到所要的数目,不必让家人再东借西凑,怎么到头来变成“好心做坏事”?

(七)因此除非我们有更好的方案,否则贸然地取消贷学金,可能首当其冲的是在私立大学或学院念书的学生,因为他们既没有免费教育,又没有PTPTN贷学金,岂不是造成更多收入有限的家庭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总而言之,PTPTN有很多缺点,但其可取之处是鼓励许多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在世界上少有国家提供全免教育的当儿,马来西亚的贷学金的发放也是少有国家办到的。与其在争议下作出巨大的改变,不如从长计议来得更实际。诚然取消400亿令吉的贷款不是做不到,而是取消了以后我们的教育又往哪儿走呢?是全免教育或选择性的免费教育?

无论如何,还得实事求是才是上策。

刊登于2012423日《光华日报》

社会主义党自行上路?(直挂扬帆)

社会主义党总秘书阿鲁仄万在一项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来届大选有意以本身的党徽上阵,并且认为有更高的胜算。

虽然与民联站在同一阵线,但它并未直接与民联结盟,因此它有更大的自由作出选择。不过,阿鲁仄万补充说,如果民联使用共同的标志,他们愿意跟随。

共同的标志是民联在去年提出的,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动静,因此可以推断在未来的大选,民联的三党将会继续采用本身的党徽参加大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党用本身的党徽参加大选的可能性极高。

但这样的决定是明智的和正确的吗?至少在资深的报人德仁尼多看来是不恰当的。他也例举一些理由来支持他的说法。

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倾向德仁尼多的分析。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党在过去10年的表现,再来评述左翼政党的走向。

首先,社会主义党只是要参加4个选区的选举,即一国三州。除了吡叻的九洞多数不会获得行动党让步外,其余三区原本就是分配给社会主义党的。在2008年,这个党的三名候选人在公正党的旗帜下角逐吡叻的和丰国席及雪州的哥打白沙罗州席和士毛月州席,结果前两者得胜,即古玛医生和纳西尔(党主席),而阿鲁仄万则在士毛月败北。三席的输赢票数仅在千余张之间。

在行将到来的大选,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仍在上述三区竞选将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吡叻九洞。虽然行动党的九洞州议员许月凤已经背叛,但行动党应该不会让出此席给社会主义党。因此社会主义党或不能如愿在九洞出征。较大的可能性是公正党让出其他州选区给社会主义党表现一下。

其实,如果没有公正党的扶持,社会主义党是不可能探出头来的。在2004年的时候,公正党已是让社会主义党派人参选,只是时机不对而皆告败北。直到2008年大选,一场政治海啸才能让社会主义党扬眉吐气。在这之后
,公正党也从来没有阻止或约束社会主义党自我标榜和展开较为高调的行动。例如在去年6月的时候,社会主义党的街头示威行动被指涉及“共党”而又6位领袖和干部被援引“紧急法令”扣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反对党的抗议
,显示了该党拥有言论与行动的自主权(后来政府宣布放人,此事才告一段落)。

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在民主斗争的道路上,社会主义党已经羽毛丰满,可以自行上路了。这也与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的起伏和蜕变有直接的关系。

在独立后(1957年),最先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公开政党是劳工党和人民党。两党更在独立日正式结盟,打出社会主义的牌子,取名“社阵”。

从50年代一路到60年代,左翼的社阵一直成为反对党的主导政党,进而影响到在60年代出现的新政党也打出社会主义口号。这包括民主联合党和民主行动党;甚至当民主联合党在1968年并成民政党时,也同样未放弃社会主义口号。这就是说,行动党摆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纲;民政党则抬出温和社会主义政纲。

当1969年大选前,劳工党宣布杯葛大选及行动党,民政党与进步党积极参与大选后,整个政局就起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反对党从中崛起,民政党更夺得槟州执政权;后是左翼政治退潮,尽管人民党未杯葛大选,但在劳工党缺席下,人民党只能叨陪末座,只有一人在槟州当选州议员。由此可见,左翼政党并未在1969年的大选得到好处
,也显示了人民党不杯葛大选是得不到一向以来支持社阵的选民的祝福。这可以从1974年大选,人民党全面进军城乡地区,结果是全军覆没得到印证。

尤其是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来西亚的左翼政党已不再是政治斗争的核心力量,反而自我边缘化了,即使在80年代由赛胡申阿里取代卡森阿末领导人民党,也无法取得突破。

不论是90年代初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或是在90年代末期安华依布拉欣领导的反对党联盟(
反阵),人民党依然在大选中铩羽而归。最后迫于无奈,在2003年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改名为“人民公正党”
,不再高举社会主义而是认同“社会正义”。

即便在后来人民党又告复苏,但其影响力也告式微了。也许它会在未来的大选插足,但在未得民联支持下,或将与其他反对党一样“有突无破”。与此同时,因为国际社会主义性质的变化,马来西亚再也不兴社会主义。例如在2
004年时,行动党与民政党先后脱掉社会主义大衣(在政纲中取消社会主义字眼),以迎向社会公义的需求。

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安华出事前的那一年(1999年),有一批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士筹组了“社会主义党
”。它高举社会主义旗号,但服膺于宪制斗争,政纲与劳工党和人民党不相上下。

无奈这个政党无法拿到注册证,一直以筹委会的名义作有限的活动,因此在2004年的时候,只能搭上公正党的顺风车参加大选;又在2008年的时候,再踏上公正党的列车而有所收获,拥有一国一州议员

当社会主义党在2008年大选后的半年获准注册后,它的议员及领导倾全力为社会主义党启航,包括教群众认识一只拳头的党徽。这无疑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形象,也是社会主义党所坚持的。

但是在时代的转变下,马来西亚的选民在投票时已不是定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以政党的整体政纲和表现作出判断。就这样在2008年出现的政治海啸让人民顿然感到民主可以在和平中带来改变,也就不以为社会主义是改变的唯一手段。

这就是说,在千禧年过后,社会主义不再是社会改革的火车头,而已是变成推进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车厢。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党这些年来的斗争也有些是令人激赏的,也对古玛医生的无私和大无畏精神留下印象,只是将它提升到大选的议程而自行上路恐怕还不是时候,毕竟它依附在公正党而成为民联的一员并没有损失和阻力,又何必独树一帜呢?

反正它也只要求4个议席参选,就不必过于“迷信”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回流。说实在的,它的命运是与民联绑在一起的,一旦离开了民联,社会主义党可能会步人民党的后尘,这是不能不引以为鉴的。因此,社会主义党的任何决策必须三思而后行。

刊登于2012年4月19日《东方日报》

一国两区内容不具实质意义(天下纵横)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于3月29日与中共总书胡锦涛记会面时,抛出了“一国两区”的谈话引起轩然风波,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

原来他是按国民党的解释来解读。那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其中一个地区指台湾,另一个地区指中国大陆。

但这种说法不但不现实,而且也不合逻辑。明明今日普通受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为何还抱着历史迷恋不放,硬说“中华民国”涵盖大陆和台湾,实在令人难以消化。

当然,我们也同情吴伯雄的“言不由衷”的论调。因为身为台湾政治人物,他不能“违背”台湾的立场阐释“一国两区”。虽然国民党没有民进党的大张旗鼓宣扬“台独”,但国民党坚持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则与民进党的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别。

无可否认的,在今天台湾虽然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的政府都在台湾领土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例如有台湾的护照、出入境条例、有外交、国防和内政等等,处处都在展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象征

如果回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不能否认中华民国是当时的政体,取代了封建王朝。自此之后,中华民国一直成为中国的国号,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也还是由中华民国的政府接收日本的投降。

不过,在战后的4年内,中华民国因为没有把握时机而引发内战,结果被毛泽东的中共大军打败。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意味着“中华民国”在大陆落幕,仅剩下台湾成为“中华民国
”的大本营。

本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还取得“合法”的地位,成为联合国一员;反而代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排斥在外。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也没有给“中华民国”带来什么荣耀,反而因为世界的转变,最终在1971年美国把“中华民国”踢开,并打开方便之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

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就不允许在台湾的国民党利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世界行使外交权利,举凡任何要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得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台湾不能再行使国家主权,只能被视为中国内的一个特殊的地区。

正因为这样,当80年代中国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时,所提出了“一国两制”也被认为适用在台湾身上。但在李登辉统治下的台湾,一口拒绝了“一国两制”。他甚至提出中国大陆应被切成七块,给各个地区高度的自治。这种分解中国的论调显然是不受欢迎,也是不被接受的。

来到陈水扁当政的年代(2000-2008年),他索性提出“一边一国论”,以制造“两个中国论”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国”。这种分裂模式在未有广泛的市场下,民进党也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让位于国民党。

国民党的马英九虽然不像民进党呐喊“台湾独立”,但他的思维和行为也是不折不扣的“台湾主体论”或“台湾主权论”。因此,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坚持台湾不归属于中国大陆也是有其共识的,只是表述不同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吴伯雄的“一国两区”在政治上就不具任何实质意义,只能被视为“自讲自爽”,有提总比沉默来得好。

倒是候任台湾副总统吴敦义于4月1日在海南的博鳌论坛上与中国副总理李克强面谈时打了圆滑的官腔。他这样说
:“求同存异,两岸和平,讲信修睦,民生为先。”这不但是老生常谈,没有一点创意,而且也无法突破僵局,只能在僵着的关系上继续的各说各话。因此吴伯雄也好,吴敦义也好,这“双吴”的谈话并没有让人看到中台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模式,继续在探索,就此而言,我们难于期望在未来四年有大变化和大动作。

刊登于2012416日《号外周报》 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