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政治角力不见疫情好转

慕尤丁保不住其相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目前他是过渡首相，而整个内阁已告解散，剩下一人政府。不过随着他的辞职，掀起更大的政治风暴也是预料中事。一边是在朝的国盟，正力促巫统的当权派转向支持时任副首相伊斯迈沙比里接班。可是一时之间尚未有消息传出巫统会为了党的荣誉与完整性挺伊斯迈拜相。

如果说慕尤丁在巫统的排行榜上一向未被列为首相接班人之一，那么伊斯迈更是未在名单内。他是在2004年代表巫统在彭亨百乐选区当选国会议员，而后再连任三届，总共当了17年的国会议员。这位拥有马来西亚大学律师资格的政治人物于2008年担任青年体育部长，而后转任合作社与消费部长，再转任农基部长、乡村发展部长，直到2018年巫统下台为止。

从他的职务来看，他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也只有在2018年巫统失去政权后，才当选巫统的副主席之一，因此他只能算是后来居上的政治人物。不过他的荣誉非来自巫统而只是慕尤丁本人赐予的。

当慕尤丁以土团党主席的身份在2020年2月份发动“喜来登政变”成功后，便委任伊斯迈为国防部长，也表明他是高级部长（巫统），主要是他已升任巫统副主席；另外三名高级部长即贸工部长阿兹敏（土团党）、工程部长法迪拉尤索夫（砂土保党）及教育部长穆罕默德拉兹（土团党），没有副首相之设。

在顺序上，阿兹敏是名列前茅的，因此有人视他为“内阁的副首相”，因为据说他在副揆的办公室办公。未想在今年7月，由于来自巫统的压力不断逼宫，慕尤丁在情非得已下委任巫统的伊斯迈出任副首相；同时也委任外交部长希山慕丁为高级部长。这样一来，连同首相在内，在高层的阁员中已从原有的3名（土团党）加1名（巫统）及加1名（砂土保党）组成；如今则变成3+2+1排阵，算是比较“平衡”一些。但这样的调整也不是当权派的巫统所同意和所能接受的。在14名巫统议员的逼迫下，慕尤丁已失去半数议员的支持，只剩下约100票（半数需要至少111票）。虽然国盟估计它可以凑到117席（包括沙巴民兴党的8席、砂土保党的18席、巫统的27席及伊斯兰党的18席）而保住政权。若首相人选改成伊斯迈沙比里（巫统）出任，再加上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土团党）或阿兹敏（土团党）出任副首相，基本上就维持国盟的格局。

其实今天角逐国家领导人的人物都是来自巫统的人。例如阿兹敏是“喜来登政变”后率10名公正党议员加入土团党的（原先是巫统党员），是慕尤丁的左右手。韩沙再努丁则是在2018年后连同一批巫统议员倒向土团党。在喜来登政变后，他于2020年3月26日被委为土团党总秘书，也是慕尤丁的左右手。

如果在国联的安排下，能取得巫统当权派的妥协与支持，则整个慕尤丁内阁就不会有大改变。退一步说，即使慕尤丁不再担任首相，整个框架还是保留下来。

对此，我们也有一个疑问要请巫统当权派表明立场的，它是用整个党加入联合政府，而且是主导政府的执政党，还是允许个人加入执政阵营，可以不代表党的立场和愿景？这与昔日的国阵已截然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马来人至上的指导思想依然存在。因此不论慕尤丁下来会否成为国盟的内阁资政或鼓励个人资格代表巫统领导国家，整个大方向是依然故我的。

在换汤不换药下，所谓新政府又有何绝招来应对日益恶化的疫情？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说，即使我们选出新首相，但又未能解决人民的困境，又有何用？他在接见副首相伊斯迈寻求支持任相后作出这样的回应。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教育的问题。

马哈迪仍然坚持国家应如同“513”时，成立一个由8人主管的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来面对病毒的袭击。毕竟这一周以来，我国的疫情几乎是处在日增两万例的水平，也已累积到140万人被确诊，更有1万2千人死亡。

在此非常时刻，老百姓要的是谁能拿出有效方案克制疫情？而不是跌入一场无休止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国盟这些天的拉票活动，目的是巩固执政权，而不是为民解困。同样的，在野的反对党也已结成一条联合阵线，准备与执政党周旋。由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组成的希盟在严正拒绝慕尤丁提出的“和解方案”后，双方已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希盟坚持推举安华出任首相，但三党加起来也只有88票，离开111票有一段距离。

为此，林冠英吁请安华与沙民兴党的沙菲宜合作，双方联手以组成新政府。

沙菲宜正处于左右两难中，它一方面被国盟献议加入执政团队；另一方面又与马哈迪的斗士党有交接，双方合起来有12席。这些宝贵的票数很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持平而论，执政党在此时提出的和解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转移实线的。它既不是跨党派的临时组合，而是保持各党的“和而不同”下的有限度合作，大权还是在执政党手里。这样的组合迟早必为利益或观点不同而分裂，例如近日巫统之退出国盟，整倒慕尤丁就是一个教训。

总之，在保持党派之争的同时，天真的组成一个没有政党主导的大政府是自欺欺人的，表面放下政党大搞个人权力，实则制造另类的专制领导。

所谓的跨党派的大政府，在马哈迪未全退位时，曾有过被授权在短期内尝试的机会，结果曲高和寡，马哈迪功败垂成，被后来追上的慕尤丁通过政变一举捣垮了希盟政权。

既然和解方案行不通，反对党就不要忘了党性而与执政党同枕共眠。如果在朝和在野的政党无法在近期内分出胜负，我们也不主张搞什么非党派政治，这是很误导人民的。希盟要么就争取反客为主；要么就处于反对党地位，与执政党打一场持久战。

如果双方一时都拿不到半数以上的票，唯有让最高元首做出取决，让新人新事展示其抗疫的能力与魅力。这也许比保留现状来得好，至少人民对未来还有一线希望。若是维持现状，只有靠上帝来打救了。

 刊登于2021年8月19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跌进重灾区？

只是短短的一年半，马来西亚竟然成为新冠肺炎（Covid-19）的重灾区之一。在2020年1月25日记录的第一宗病例到今天（2021年7月25日）的前后18个月，马来西亚已从零号病例激增至逾百万人被确诊，而当日的确诊人数却是破天荒地达到1万7千宗，死亡人数则高达7994人。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大，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虽然第一宗病例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但在2月3日发现的第一个本国人在新加坡出席会议后回国被确诊，而在2月5日则出现首宗本土感染个案，患者传给他的妹妹。自此之后，疫情慢慢传开。

巧合的是，在去年2月23日，马来西亚突然发生“喜来登政变”，改由慕尤丁上台，他也将整个政府人事全面更换，并在半个月后，即3月18日迎来了第一个行动管制令（MCO）。当时才日增125宗确诊病例，累积553宗，不算“危急”。政府便开始实施行管令，可权当未雨绸缪之举。

所谓行管令是专门针对疫情而设的。虽没有宣布“全面封锁”（Total Lockdown），但从去年3月第一次的严格检查和采取惩罚措施对付违规人士来说已形同是“封城”举措。除了禁止民众外出外，也不准堂食，只能打包食物回家用餐。即使对民间的业务和行动有所限制，但在最初阶段，大家都忍了下来。人民相信很快会“解禁”，不必在意短暂的禁令，也对学校的停课没甚异议。不料在此期间，情况并未好转，但也不至于很坏。政府又延长至5月3日才稍微宽松，也被称为有条件行动管制令（CMCO），允许较多行业开市，在限制人数下批准在饮食店内用餐。

继之，在2020年6月10日后，政府实施了复原式行管令（RMCO），这算是第三阶段的放宽，不再限制民众跨州，并且允许民众国内旅游。商场、电影院、夜市等允许开放，营业时间也得以延长。

但这复苏期拖延至2021年3月31日，前后9个月。不过在复苏期期间，也有一些州属依然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因此我们在行动管制令、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或复原式行动管制令下的相互切换下生存下来。

本来民间期望在今年3月过后不再有行管令，但病例有增无减，又延长复苏管制令。到了5月28日，日增病例破8千宗，累积病例高达50万宗，且有2552人死亡。因此政府不得不宣布从2021年6月1日起，全国“全面封锁”。可是事与愿违，我国的确诊数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升高，从日增千多宗到突破1万宗。

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数目。我们等来的还是不幸的消息，日增确诊病例已超过1万宗，再飙升至1万7千宗。面对一再恶化的疫情，大家都束手无策，未想再出现变种病毒。所谓从印度传开的变形病毒Delta，至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被搞得团团转。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在应对疫情恶化上所采取的措施不但没有突破，而且手法传统和保守，更看不到绝招。举例来说：（1）首相在日前委任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为副首相，以负起对疫情事务的协调和管理重责，也因之将东马的安全事务交由外交部长希山慕丁负责。

这种安排让人感觉是为了应付巫统对联合政府的施压，而作出的妥协，并非为了疫情而作出的大改革。

这不禁使人想到印尼的情况。总统佐科威鉴于国内的宗教势力膨胀，乃在2019年总统大选时刻意挑选具有强大宗教背景的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以抵消印尼宗教派人士支持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他也是印尼前总统苏哈多的女婿，本身具有强大的军人背景。

在选举过后，印尼的《雅加达邮报》的高级编辑戈梅努斯巴布（Komelius Purba）撰文质问当下印尼的副总统马鲁夫·阿敏在抗疫上有作过了什么贡献？

已经77岁的副总统在去年面对疫情冲击时，竟然提出政府应颁发免疫证书予外国游客进入印尼，结果引发争议。

这位报人也批评马鲁夫在上周建议回教堂开放，但有关群集祈祷活动已被禁止。与此同时，副总统还把持发出回教徒食用证书的权力，而没有与总统共同向病毒宣战。因此，作者希望副总统在消除贫穷、改善人民生活上有所贡献，同时发挥他的宗教形象所长。

在今天（7月25日），印尼的新增病例有38679宗，累积确诊为3百余万例，而有8万3千人死亡，情势十分严峻。

在这之前，不甘失败的普拉博沃向法院起诉选举舞弊，但败诉。为息事宁人，在2019年10月总统佐科威破例地委任他出任国防部长，而与他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桑迪亚加·乌诺（Sardiazauno）也被委为旅游与创意部长，平息了国内的示威运动。

同样的，慕尤丁委任副揆应该是为了对抗病毒而设，不是为迎合巫统而设，这对深受疫情影响的人民是不公道的。我们所要看到的是具有魄力和有智慧的副揆，协助首相带领国人摆脱病毒，而不是仅做书面报告。

其二，卫生总监诺希山说，如果条件不变，而接种人数达到80%，到了今年10月，确诊病例会降至1千宗。他又说，当确诊人数达到1万7千宗后，就会转过头来下降。

潘俭伟针对诺希山的第一项言论作出批评说，不要作出未能兑现的承诺。当在今年5月23日时，马来西亚的人民已被告知，如果人民作出牺牲而守在家里，疫情就会下降。

事实上，疫情不但未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我们也不知道，诺希山如何作出这样的推论？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为何美国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有3千余万人被确诊，而有61万人死亡。

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何印度在这半年内被确诊人数已破了千万，而死亡人数达到41万？

就这一回的新冠肺炎来说，一切都未成为过去，斗争还在持续，人类还在因病毒的肆虐而困斗。

马来西亚正陷入一个未可测知的将来，副揆能否告诉我们，今年10月过后就天亮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9日《东方日报》

中国拒绝世卫过分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于7月15日在日内瓦发出讯息，促请中国对世卫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第二阶段的调查给予更多配合，并增加其透明度。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需要获得新冠大流行之前和开始时的原始病人数据。在第一次调查期间，中国没有与世卫组织的团队分享这些数据”。

他也要求提供武汉实验室的明确信息，不应预早否定病毒与实验室无关。

有关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世卫的医药专家（17位国际专家联同中方的17位专家）于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一共28天在武汉进行调查和分析新冠病毒，而在2月9日由世卫的2名医学代表（即丹麦的彼得·安巴雷克、荷兰的玛丽安·库普曼斯）；连同中国的前国家卫检卫体制改革司长梁万年教授举行发布会。梁开场白说：“在2019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感染，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只能证明该市场是病毒传播点之一。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怎样传入华南海鲜市场的？”

这种从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病毒称之为自然病毒。但如果是实验室外泄的病毒则被称为人为病毒（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源头追究，无从索赔；而后者有“始作俑者”，可被起诉作出补偿损失）。

在安巴雷克看来，从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外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到了今年3月30日，世卫组织公布了对武汉病毒的调查完整报告（共120页），内中提到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从蝙蝠传给人类的，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是何种动物传播的。

报告也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管理良好，并具有高质量的生物安全水平，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也没有出现有职员患上与新冠肺炎类似的疾病。

报告也建议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溯源研究，包括对在废水中检测出阳性结果的地区开展调查。

在报告发表后，世卫调查团团长安巴雷克说，他的团队感到政治压力，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压力。不过他承认没有外来人要求他对报告书的内容做出删减。

很显然的，不满的声音多数来自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及日本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在研究世卫组织提出新的要求后，于7月22日针对相关课题做出明确的回应。

中国国家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直接表明拒绝世卫提出的这样一个溯源调查的质问。他指出，世卫要求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溯源计划的，因为世卫已直接指出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外泄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并没有一人感染新冠肺炎，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的研究，不存在所谓人造病毒之说。”

身为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的袁志明也在记者会上补充说，武汉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作以来，不曾发生过任何病源外漏和职员感染事故。

袁志明指出，在今年7月已有24名国际病毒专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在《柳叶刀》发文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更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他进一步驳斥西方传媒说，在2019年11月时，有所谓3名实验室职员患上和新冠病毒一致的症状。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直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是零感染。

针对新冠肺炎的发生和发展，袁志明说：“正是因为有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对病毒进行分析，而在2020年1月12日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全基因组序列，对世界其他国家开展病源检测提供了基础，也为全球抗击疫情赢得了空间”。他遗憾中国在年初时已向世卫专家提供数据，只是有些属于密件，不便复印，不存在所谓未提供原始数据之说。

除了中国不能接受对已有“结论”的报告再次重新调查外，也暴露了西方国家的叵测之心，就如特朗普所言，要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但中国要求也开放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及其他海内外的病毒研究所供调查，以示公平，仍未获回应。

美国之所以死咬中国不放的真正理由，就是要通过所谓再调查及情报处的新报告来“证明”中国犯下“反人类罪”（就如随意指责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绝灭种族”的叫嚣）。

我们不知道自有流感记录以来，有哪些国家需要对流行症负上赔偿的责任？好像是120年前（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中国是第一个傻子，但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傻子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6日《南洋商报》

英国率先冲锋陷阱

人口排名世界第21位的英国，其总人口超过6千6百万人。截止2021年7月18日，单日确诊病例高达47839宗，排名世界第一，累积540万人被确诊，而有12万8千人死亡。照理从7月19日起会实施更严格的措施，以加强管制；但讽刺的是，在解封前夕，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已注射两剂疫苗竟被确诊。同时，曾与他在一起的首相约翰逊及财政部长苏纳克也自我宣布隔离。

不过，贾维德说，所幸他已注射两剂疫苗，因此症状非常轻微。他因此促请尚未接种人士尽快注射。

对此，医学专家约翰·埃德蒙兹（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教授）警告在未来几周内日增病例极可能高达10万人；副首席医疗官乔纳森·范塔教授则认为应加速接种疫苗的人数，才能取得成功，他担心到了秋季，疫情会再反弹。另一批医学专家则建议，最好等到所有成年人都接种两剂疫苗后，或说秋季时才解封会比较有保险。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就反对在感染率上升的情况下，一下子取消了所有保护措施是鲁莽的。

但首相约翰逊坚持本月初所达致的解封决定，从7月19日开始，取消下列的限制，因为平均已有2/3的成年人接受第一剂疫苗（87.8%）及67.8%完成第二剂疫苗：

1）对参加婚礼和葬礼的限制；

2）对酒吧和餐馆的餐桌服务的规则及入场限制的解除；

3）解除对指定的护理院访客的限制；

4）对开会实施的限制不复存在；

5）对大型活动不再需要法律上的认证

与此同时，不但各行各业将重新开业，而且也不再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当然若在室内或在公交车上，还是鼓励配戴口罩。

政府方面不支持压后解封是因为在9月份后学校已经开课，人口流动会更拥挤。再者，病毒对热天的传播放慢，若是秋天就更易传播，不宜压后解封。

就此而言，这是约翰逊拿其政治前途作赌注；特别是在疫情肆虐下只有进一步的限制，哪有放弃管制的道理？

可是英国所持的理由是：既然杀不了病毒，不如与病毒共存。可是这种共存的前提是每个国家的人民基本上已接种，有了一定的免疫功能。就不知道英国已做好准备了吗？

下列的国家就是因为在防范措施不足下，提早解封后又再重新限制：

（一）以色列在今年3月重开餐厅和酒吧业，也取消社交距离。到了6月，人民得以不再戴口罩，生活回复如常，商店、餐馆、酒店和电影院等完全开放。但到了7月，情况又有所恶化，也加强控制，包括在室内强制戴口罩和进行检测。

（二）荷兰在今年6月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放弃戴口罩，也鼓励年青人外游。但近日在确诊人数增加下，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限制，夜店也再次被封。普特首相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误判所致，向人民道歉。

（三）韩国在今年6月允许已接种完毕的人在户外可以不必戴口罩，也允许小型聚会，放宽餐馆营业时间。但因为有大多人仍未接种（31.46%），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限制，特别是Delta病毒的转入，让民众惊慌失措。

（四）瑞典本来主张让私人企业根据自愿的审时度势来防止病毒扩散，也在今年7月又进一步允许3千人进入体育馆观赛。但由于担心变种病毒Delta的入侵，近日又对回国的旅者实施病毒测试。

（五）澳洲因为被确诊数目极少，未有太多的限制，生活如常。但因今年6月Delta病毒袭击，导致悉尼被封城。基于接种疫苗人数不多（第一剂疫苗占28.5%，而完成两剂疫苗的占10.9%），也就使到澳洲政府不得不步步为营。

（六）美国的总统拜登上台后就采取放宽的措施，尽管美国日增病例过万，加上Delta变异病毒凶猛传播，使到美国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实施限制。目前日增病例已逾两万宗。

（七）法国也是名列日增万宗的国家，因此从此刻开始，所有进入酒吧、咖啡厅、商店、剧院场所等的人士都要出示“健康通行证明”卡。为了确保国人健康，总统马克龙希望在9月中完成疫苗接种，否则可能面临无薪付给的风险。根据所知，目前法国有一半的人口已接种第一剂疫苗，而低于40%的人口已接种两剂疫苗。为此，法国除了快马加鞭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与病毒“为伍”了。

除了上述所说的国家面临特殊的情况后，亚洲一些国家也是十分严峻的，必须得到更大的关注。

（一）印度日增4万例，已有3千4百万人被确诊，而有41万人死亡。

（二）印尼日增5万例，已有2百80万人被确诊，造成7万余人死亡。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导，印尼正陷入十分危急的困境，情况十分恶劣。

（三）泰国日增逾万宗，已有39万人被确诊，造成3千人死亡。虽然如此，泰国还是爆发了千人示威，抗议政府无所作为，致疫情恶化。

（四）马来西亚同样日增逾万例，已有90万人被确诊，近7千人死亡。

当下马来西亚只有30.7%的人口接种第一剂疫苗，而已完成两剂疫苗的人口只有14.2%。

由于接种未达标，马来西亚对放宽措施得步步为营，不可能像英国这样，不计后果，豁了出去。

（五）缅甸，当下日增病例超过万宗，已有22万被确诊，而有4千余人死亡。

（六）菲律宾，确诊病例有所减少，日增5千余宗，但已有150万人被确诊，而有2万6千人死亡。

从英国到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到两种不同的防疫措施，前者是义无反顾地向病毒“示好”，宁愿与病毒共存；后者则是按部就班，不能操之过急，也就不会像英国那样，把所有的筹码都押上了。

我们只能对英国的身先士卒表示惊叹，不成仁变成义的视死如归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惟有拭目以待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2日《东方日报》

病毒成了中美交锋的武器？

原本以为当2020年结束时，新冠肺炎基本上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未想进入2021年，疫情更是恶化。最明显的是印度疫情竟是后来追上，与巴西一同赛跑，被确诊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越来越靠向美国。

按照7月15日的记录，美国日增3万例，已累积3千4百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高达62万余名，依然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印度，日增4万例，已有3千余万人被确诊，而有41万人死亡。居第三位的是巴西，日增5万2千余宗，已有1千9百万人被确诊，而有53万余人死亡。

另一个跃上排名第15的竟是东南亚另一个大国—印度尼西亚，日增5万6千余例，已有2百70万余人被确诊，而有7万人死亡。

就全世界而言，截至7月15日，共有2亿2千万人被确诊，4百余万人死亡。与此同时，共注射了35亿支的疫苗（世界总人口约70亿。按每人打两剂疫苗也要140亿支疫苗接种。不过，这之中美国和中国已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接种疫苗）。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直到今天仍在争论不休的是病毒的起源和零号病人身在何处，而不是如何共同抗疫和捍卫生命不受病毒侵袭？

按照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逻辑，既然病毒先是在武汉爆开，肯定是源自中国。他因此怪责中国未在2019年底时通过世卫向全世界通报，而他认为实际上中国已在11月时知晓此病毒的发生，因此他要求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予美国和世界作为补偿。

由于这样，当下的两个争论焦点是：（一）若病毒是从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类的，可以说是自然的传播；（二）若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而造成的，是人为的事故而不是自然的事故。

如果属于前者，则是自然引发的病毒，无从追究责任；但若是属于后者，美国就咬定中国要负责任。令人费解的是，在未有任何结论前，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声称这是“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企图通过舆论制造既成的事实，让中国百口莫辩。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揭露在2019年10月份时，美国军人运动团抵达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其间有五位美军因病提前返国（2019年11月，比中国正式通报不明病毒早一个月）。中国也就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是被病毒所感染？同时，中国也要求美国开放其国内外的病毒实验室（德特里克堡及遍布世界各地的200多所生物实验室）供世卫专家团参观，以了解实况。这一事件也引发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抗议赵立坚的言论。

就在拜登上台（202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后，有关白宫医药顾问安东尼福奇医生的邮件（3200页）不知为何被公开而再一次震撼医学界。

福奇在今年6月针对其邮件外泄的事件解释称，他与一个非营利性质（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高官互通邮件没有不妥之处，因为该组织有资助武汉病毒所的成立，共拨款60万美元，以进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在邮件中，福奇说他认为最有可能是动物间的跨种传播所致，如今他仍然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又多了一句：他不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漏。

对此，中国的《环球日报》总编辑胡锡进为文斥责福奇“背叛自己的良知”。前说是自然的传染，现又说不排除是实验室泄漏的可能（人为的，非自然灾害）。他说，这种观点的转变，不是一个有尊严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事；反而更像是一个软弱的小人行为。

同样的，中国媒体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的前言不对后语形容为对本身言论的“叛变”。

在今年初的时候，世卫组织的代表团（来自10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已应邀到武汉进行一个月（1月14日至2月10日，共28天）的调查研究，并在今年3月31日与中国联合发表溯源研究报告。报告称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现在谭德塞又改口，支持再次到武汉作进一步的调查。原来他们两个“大人物”是为美国总统拜登造势。

在5月27日时，拜登说他将在90天内将情报局针对大流行病起源的报告公布于众（今年8月）。这样一来，这份以美国情报部牵头的报告究竟是专业的或是政治的报告？必然有所争论。

在疫情已被政治化后，中美双方肯定是针锋相对的，也不大可能得出令双方满意的结论。正如耶鲁大学的基因学教授泰森（Gunter TheiBen）承认，即使各方合作，也不一定能解开新冠肺炎源头的谜底。换句话说，调查容易，结论太难。

既然各执一词不会有可被接受的结论，不如接受世卫组织的免疫专家林德斯特兰德（AnneLind Strand）的建议：不要再把疫情当作是一个“我个人、我的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性问题。

也只有这样，生命才得到拯救，人类才有活下去的意义。

 刊登于2021年7月19日《南洋商报》

召开国会全民抗疫

当我们在2020年3月18日起实行行管令（MCO）以来，就未曾享有全面开放的时段。例如从3月18日起到5月3日后，我们才进入有条件的行管令（CMCO），一直到6月9日。在这之后，我们又进入复原式行管令（RMCO）。有鉴于疫情居高不下，政府又在今年6月1日起实施全面封城（Total Lockdown）。

在今年6月1日时，我国已累计57万人被确诊，而有2千8百人死亡；但来到6月28日，前后不过28天，被确诊的病例已达到73万余人，而有5千余人死亡。对比之下，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增加了15万病例，死亡人数也几近翻倍。平均每天有超过5千人被确诊，而平均每天也有75人死亡。

就在我们对新冠肺炎争议不休时，在另一边厢却燃起来国会开不开的争议。我国元首在今年1月应首相慕尤丁之请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今年8月1日。

不过在今年5月间，最高元首已表态，同意政府择日召开国会。我们相信在舆论要求下，政府当会在今年8月召开国会。但问题是，在国会内所讨论的议题和课题是否是迫切和重要的？如果正如朝野所表态的不会有倒政府的提案，那就是说，没有不信任动议的提出。

既然不是要换政府，也不是借国会改变现状，则在国会举行辩论也是口水多过茶，朝野各说各话，难道广开言论就能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案吗？

按照我们的经验，独立以来国会从来没有提出不信任政府的动议，今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朝及在野党已表明不会倒政府（巫统的阿末查希及希盟的安华已表态）。因此这样的国会只是告诉国人我们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会对国家的政策失误及阁员的更换作出改变。如同在“513”事件后的1971年2月，国会重开时，对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的提出已无需在国会讨论，政权也没变。如果在不久后我国召开的国会提及因订购疫苗不足才出现今日捉襟见肘的窘境，这已是过去式，于事无补。在未能做出任何改变下，顶多掀起一片辩论声。毕竟国会不是生产疫苗的地方，则劳师动众地开国会也改变不了现状，过后还不是依然故我？

为此，我们有必要先探讨召开国会的意义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不然这也暴露了一个小国在大件事上是无法独立自主的。所谓“小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批准私人界购入合格的疫苗供私人医院及诊所接种，以加速对抗病毒。因为在现阶段，除了尽早为民接种疫苗外，已没有更好的途径来缓和变种病毒（德尔塔变异病毒株）（Delta）带来的更大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变种病毒（Delta）在印度传开后，已有80多个国家的病患者被确诊感染，其死亡率较原先的病毒强十倍。对此中国的防疫专家钟南山说，至少要有80%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建立免疫屏障。

就钟南山来说，他希望在中国的广州建立检测中心，以严防外来者带入病毒。同样的，马来西亚也可以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检测中心，对任何出入境人士再作检测，以策安全。

除了控制疫情外，政府当务之急则是对民间企业和失业人士提出及时的援助方案。

这项定名为“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an）在首相宣布下，政府将拨出1500亿令吉救急。这是因为政府在今年6月1日宣布“封城”后，原以为只封半个月，不料疫情还是持续恶化，又延长至6月28日。接着，首相宣布现处于国家复苏计划（PPN）的第一阶段（Fasa 1），这意味着全面封锁将延续，直到单日病例降至4千宗以下，否则不会进入第二阶段（Fasa 2）。

其实，在2020年3月实施MCO 1.0时，政府已拨出2500亿令吉的援助金。有关援助金从去年3月发放到今年5月，已用得七七八八。另一方面，政府在去年底通过财政预算案中，又有3800亿令吉也是属于援助配套，其中超过2000亿令吉已发放给人民，目前仍剩下的1000亿令吉足以让政府顶到今年年底。

在新援助计划下，政府将拨出46亿令吉辅助贫穷家庭。在2020年时，已动用49亿令吉作出援助。同时，在今年失业的人士（依据公积金及社保记录作标准）可领得援助金。

除了从7月份起至9月份，提供电费按比例的减少外，也允许个人提出公积金（每月1千令吉，为期5个月）应急。学生的教育贷款包括PTPTN可延后摊还；车辆的保险金也可申请延至今年杪才恢复缴付。

还有个人向银行贷款者（或房贷或车贷）可要求6个月内暂不缴付，对利息也可作出豁免要求。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林冠英提出的援助方案的重要性，他说在2020年初提出的3千8百亿令吉的拨款仍未能解决经济难题。如今来到MCO 3.0，还是需要增加拨款450亿令吉（其中350亿令吉）用来挽救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因为这些近百万间的企业贡献国内生产总值的39% 。

无论如何，在酝酿国会重开的当儿，政府的改变策略是十分必要的，除了加快和全方位进口足够的疫苗以在今年内达成80%的人口接种外，政府还需动员全民抗疫。在这个关键时刻，政府不妨开放门户，让有信心救国救民的政党和政要参与执政。在政府重组和集思广益下，或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不知首相慕尤丁以为然否？

 刊登于2021年7月1日《东方日报》

病毒转向发展中国家

新冠肺炎（Covid-19）来到今年的6月已进入另一个阶段，它反映在先进国家疫情已较明显获得控制。虽然整体来说全球已有1亿7千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88万人死亡。

截至6月20日，美国的日增病例已降至4422宗（在6月18日时日增12541宗），这是因为已有超过5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包括接种第一剂和接种两剂疫苗），有效地减少被确诊人数。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确诊病例仍高居世界第一位，共有逾3千4百万宗，而有61万人死亡。

法国日增1815宗（11万人死亡）、意大利日增881宗（12万人死亡）、德国日增316宗（9万人死亡）、波兰日增133宗（1万8千人死亡）、捷克日增64宗（3万人死亡）、瑞典零确诊（1万4千人死亡）、罗马尼亚日增53宗（3万人死亡）、比利时日增331宗（2万5千人死亡）、葡萄牙日增941宗（1万7千人死亡）、爱尔兰日增393宗（4千9百人死亡）、澳洲日增21宗（9百人死亡）、纽西兰日增2宗（24人死亡）及加拿大日增678宗（2万6千人死亡）等。

剩下尚未脱离险境的有英国日增9075宗（12万人死亡）及西班牙日增4214宗（8万人死亡）。这意味着疫情开始从西方转向发展中国家。当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有上升的迹象。印度日增58226宗（38万人死亡）（位列世界第二）、巴西日增44178宗（50万人死亡）（位列世界第三）、俄罗斯日增17367（12万人死亡）、阿根廷日增10395宗（8万8千人死亡）及伊朗日增8161宗（8万2千人死亡）。

在东盟国家内，印尼的疫情最为严重，日增13737宗（5万人死亡）、菲律宾日增5795宗（2万人死亡）、马来西亚日增5293宗（4千人死亡）、泰国日增3682宗（1千6百人死亡）、缅甸日增407宗（3千人死亡）、新加坡日增11宗（34人死亡）、柬埔寨日增659宗（431人死亡）及越南日增497宗（64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柬埔寨、台湾及香港的疫情有些许的波动。因为已变种的病毒正来势汹汹向发展中国家扑来，令人防不胜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揭露，最初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被称为Delta，也被称为“德尔塔毒株”，医学名称为B.1.617.2变种病毒，已蔓延到80个国家，发病快，更快速夺取人命。

除了Delta变种病毒外，世卫也发现其他变种病毒，如英国的Alpha、南非的Beta、巴西的Gamma等。由此来看，只有加快接种疫苗，才能确保疫情得到控制。目前除了美国接种人数令人满意外，中国也有10亿人口接种疫苗，基本上有了一定的防疫能力。可是还有很多国家尚未能及时获得疫苗。即使实行封城，立下限制令也无法取得立竿见影之效。

遗憾的是，虽然新冠肺炎是人人闻之变色的疾病，但政客们似乎不当成一回事，依然以政治挂帅的心态将新冠肺炎变成政治“武器”。

例如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在病毒大敌当前，不是把抗疫当成当务之急，而是翻转回来，纠集工业国及北约国家加入反华合唱团，让有关国家的人民相信中国带来的强大威胁比新冠肺炎更为严重。只要打倒了中国，疫情就不再“乱飞”了。这样本末倒置的思维，若还是有人相信，则世界上任何灾难都可以选择一个代罪羔羊来结局；甚至也有人天真地认为从中东（阿富汗）撤军转来攻击中国，时局就万事大吉了。这种颠倒是非的歪理，徒只说明打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还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理论说因世界人口过多应予减少，但我们不相信某富人俱乐部的“幸灾乐祸”会得逞。吃饱太空闲的美国富人认为应从现在的70亿人口减少至10亿人左右（有关评述取自优管的“策马杨威”，他认为这种反人类的论调是十分危险的耸人听闻）。

所幸今次的新冠肺炎造成近400万人死亡，远比前三次的鼠疫大灾难的死亡人数为少，否则正好掉入富人俱乐部的“穷人不是命”的陷阱中。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造成2500万人死亡。第二次鼠疫发生在中世纪年代（1347-1353），造成7500万人死亡。第三次鼠疫发生在清朝末年（1855-1930），波及亚洲、欧美、美洲和非洲等60多个国家，超过1千万人死亡。

这就是说，今天的病毒不可能会带来世界末日，人类也不会因新冠肺炎而在地球消失。同样的，世界也不会因拜登的叫嚣而毁灭。

总而言之，我们还得回到正题，千万莫被人转移视线，把政治套进病毒牢笼里。与病毒宣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可惜美国避重就轻模糊了视线。这个世界又如何指望它成为“救世主”？

 刊登于2021年6月24日《东方日报》

不换政府也要改组内阁

我国首相慕尤丁于6月15日宣布将分四个阶段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而将局势拉回正轨。

原本政府在6月初时鉴于疫情突告恶化，但又无法赶在6月16日放宽限制，因而提前通知FMCO（封城）的期限再延长至6月杪。但过后会否放宽不得而知。这意味着政府只能以复苏计划安定民心。

如果按政府推算，每一个阶段大概需时两个月，四个阶段的推算如下：第一阶段（6月），全国进入封城状态；第二阶段（7月至8月），但条件是日增病例在4千宗以下，且已有10%的人口已接种疫苗。不过在此阶段约有80%的生意会有条件允准营业，只是仍禁止跨州；第三阶段（9月至10月），条件是日增确诊病例少于2千宗，且已有40%的人口已接种疫苗。此时几乎绝大多数行业已允准开业，唯对肢体有接触的行业仍不鼓励；第四阶段（11月至12月），条件是日增确诊病例少于5百宗，并有60%的人口已接种疫苗。

所有的4个阶段都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医院重症病床没有爆满。

虽然首相说他有信心马来西亚会战胜这场危机，最终会体现人类命运是休戚与共的，但仍有评论认为尚不容乐观。

正如马来西亚医药公会主席苏柏马廉医生所说，政府的振兴计划虽是有目标，但缺乏策略，以降低确诊病例。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快速接种，最好能每日为15万人接种疫苗，同时也要扩大和针对性地开展地区检验，防止疫情扩散。

他认为应该让医务人员了解所谓复苏计划的意义，也就是不再重蹈如过去曾发生过的三次行动管制令及封城措施，医务人员也需要喘息的机会。

另一方面，财政部长查夫也公布政府已批准拨款120亿令吉的贷款予中小型企业，惠及2万5千个企业。同时政府也将拨款12亿令吉给7万名雇主，让他们继续营业，保住64万名工人的饭碗。

虽然我们不知道政府的援助计划能给人民带来多少的“雪中送炭”，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正常的运作才是稳定国家政局的基础。

为此，我们对于政府和政党人士的方针和策略也有不同的看法。

其一，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杂牌军”，是通过拉拢与收编而成立的，有欠其合法性（被形容为后门政府）。为求稳定局面，不但部长人数比过去多（达到70名），也有很多政客抢着当上官联公司的主席或执行长。同时也因党派及派系不同，暴露了部长之间的矛盾与互挖痛脚，如贸工部长阿兹敏与国防部长沙比里的较劲，连首相都没有公开表态。

又如网民发动联署行动，要求贸工部长阿兹敏下台，已获得20万个签名，但至今首相未有出声。还有其他不称职的部长也时被炮轰而依然故我。这反映了首相在支持力有限下未敢轻举妄动，以免政权不保。从今时看来，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夺权，也在后来的举棋不定下，对疫情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凯里也因在2月吁民众登记接种，但至今尚未落实而道歉。这说明政府间缺乏沟通，各做各的，引发民怨。

其二，有人因之要求更换政府或重组内阁，例如前首相马哈迪就向元首建议，成立如同“513”时期的行动理事会，对施政进行大改革。

我们都知道因马哈迪辞首相职才导致今日的局面，他理应反思其失误之处，未想他反而献议回朝来整治国家。

虽然他的建议也得到东姑拉沙里的支持，但又是曲高和寡。马哈迪也好，东姑拉沙里也好，都是过气人物，且年事已高，理应颐养天年。不料他们标榜的是“老人治国”是正道的国家，离开了老人就失当失序了？也不知道是哪门的逻辑？

其实马来西亚的政治是不适合走“超党派”的路线。马哈迪曾表示要组跨政党的团结政府（2020年），结果搞出一个“喜来登政变”。

其三，今天虽然慕尤丁的政府也受到多方批评和指责，但在此时此刻举行大选也不合适。因此可行的方法是重开国会，让国会选出新政府，或许会更快见效。再不然最低限度，现政府进行改组内阁，把不适当人选换掉，减少冗重的开销。当下的问题是，行政和体制的脱节与失调，有必要作出及时的改变。

不然如同6月17日的疫情，我们看了都会摇头叹息，日增确诊病例为5738宗，总共累积67万人被确诊；加上17日的60人死亡，死亡病例也累积至4202宗。这意味着疫情仍然居高不下，也反映出若以病例为标准，则我国的开放期限将会被拉长，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致命的。

 刊登于2021年6月21日《南洋商报》

抗疫行动的最后一仗？

在东盟10个国家中，根据6月4日的记录，马来西亚是名列第一被确诊的病例，共有7748宗，比起菲律宾的7183宗；印尼的5353宗及泰国的3886宗还要高。

在今年5月的时候，我们的病例甚至一度冲高到9千多宗。虽然在6月1日起实施FMCO或EMCO，疫情只有少许下降，但在东盟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这不是说马来西亚已进入制高点，而是在今年5月以来，疫情的突然恶化，才有了今日全面封城的措施。按照秩序，被确诊病例及死亡人数排位如下：

国家	6月3日病例	累积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
印尼	5353	1837126	51095
菲律宾	7183	1247899	21357
马来西亚	8209	595374	3096
泰国	3886	169348	1146
缅甸	122	143945	3221
新加坡	34	62145	33
柬埔寨	729	32189	236
越南	250	8063	49
寮国	9	1943	3
汶莱	0	244	3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日增病例仍居高不下，只剩下几个小地区仍保持绿色外，大多数地区已进入紧急行管令（EMCO）或全面封锁（FMCO）。

若与全世界相比，我国竟也在今年4月以来不断提高被确诊的病例，如今已逼近60万大关，超过3千人死亡，在世界排名第39位。这一危险水平意味着政府必须全面封城，不能再有所犹豫。如果我们不希望我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实施行管令，那么国人有必要接受政府的指令行事。例如中国在2020年对武汉封城，从1月23日起到3月25日，总共76天，便有效地控制疫情，城市也得以重开。较后在2021年1月12日至2月9日的河北石家庄部分地区也实施封城。至此疫情基本上已受控了。反观，马来西亚在时紧时松的管制下，效果并不理想。

例如，从2020年3月18日起至5月3日，实施四个阶段行管令（MCO）；5月4日至6月9日实施放宽行管令（CMCO）；而在6月10日至2021年3月31日，实施复原式行管令（RMCO）。严格来说，政府从未全面解除行管令。鉴于疫情恶化，政府从6月1日起全面封城，直到6月14日再行检讨。

其实，解除危机的唯一方案就是加快注射疫苗，不能够一拖再拖。截至今日，我国只有1百万人接种两剂疫苗及另1百万人接种第一支疫苗，不到人口（3千2百万）的10%，难怪病毒肆无忌惮，也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在美国，已有1亿3千万人接种两剂疫苗（占人口40%）及另有1亿6千万人已打了第一次疫苗，占人口的50%。我们则是远远落在后头。如果西方国家疫情得以下降，东方国家又不断升高，后果也真的不堪设想。

此外，我国也出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最明显和严重失误的是贸工部统一由它向指定公司发出营业批文。结果与国防部长伊斯迈抬杠。在过量的申请下，网站失灵，许多人仍拿不到准证。这种临时临急改变措施的做法，令民间怨声四起。正在此外，《当今大马》报导，已有10万人签名要求阿兹敏下台，理由是无法履行高级部长职能。

更有听闻，酒业也能获准营业，就不知其理由何在了？反之又听闻有议员质问为何过去一向以来允许中药开业应急，如今却在没有任何指示下，不作任何回应，令人费解。

我们也发现到由于政府是由至少10个政党组成，显得有些架床叠屋或权力交叉。这些执政成员党包括了土团党、巫统、伊斯兰党、马华、国大党、民政党、砂拉越的政党联盟，至少5个，及加上沙巴的国阵与国阵成员，已是超过10个政党组成的大排档阵营。

如果按照世卫组织成员阿带巴所说，预期到今年9月份，我国累积死亡病例会达到2万6千宗，较目前的3千宗高出9亿，那我们现在的努力不是“白费心机”了？

既然她认为我们已承受不起MCO 4.0 或5.0，那么政府就要对这次行动负起责任。也就是说，这是政府的最后斗争，只许胜，不许败！我们能做到吗？

 刊登于2021年6月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