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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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0.12.14

“一校两服”不可取 (现代春秋)



再过几天就是新学年(2015)的降临,它的其中一项变化是从新学年开始就读中六的学生将不需要穿校服上学,也允许他们穿着传统服装或其他服饰上课,包括峇迪。
            虽然教育部有作出规定要求穿着端庄,不可暴露,也不可穿T恤和紧身衣;同时也要穿正当的鞋子包括皮鞋,但不可穿拖鞋、凉鞋和木屐等。
            教育部的这一开放,基本上是迎合“大学生”或“准大学生”的需求而作出改变。但这样的改变适当吗?会不会引发反效果?这都是未被考虑在内。因此我们认为当局还是应该从长计议。
            理由很简单:
(一) 一向以来,中六学制是被包括在中学体制内。换句话说,即使中五毕业而升上中六(在同一个学校),学生还是需要穿校服上课。因为这样一来,校方可方便辨认是其学校的学生,实施纪律起来也可以统一处理。
当然校方对高年级的学生或许比较宽松,但也没有分开两个等级。
(二) 这是因为当教育部批准一间中学开办中六班(STPM)时,就预算它有两年的学制。这些学生即便与中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方面有所不同,但也相差不大。
在过去数十年,只有少数的中学(精英中学)被允许开办中六班(大学先修班),后来才较放宽。连独中也被批准开办(如七十年代韩中的大学先修班是热门的科班,一度收生近千名)。再后来,很多中学包括独中也开办中六班。这种教育的普及是一个进步与好的现象。但没有学校因为有了中六班,就实施“一校两服”,而是一律穿校服上学。
(三)  穿校服上学是一种安全措施,学校的保安人员,训导单位乃至教师可以容易辨认是否是外人或学生;尤其是一间学校有二、三千名学生,实在不容易分辨。如果学校允许“一校两服”,即中六生可免穿校服,而中五以下的学生一律穿校服,则外人的混入会比较容易而不被察觉,毕竟峇迪服装到处可买,随时可穿。如果一个人有心混进校内作案,穿上峇迪基本就无人可怀疑了。
再者,我们也相信校方既然中六生无需穿校服,也就不需要学生在衣装上缝有姓名及学号,则一旦作起案来也就不知是谁在犯规了。虽然有的学校有装闭路电视(CCTV),但都不明显也不是每个角落都可拍到。如果发生意外也就防不胜防了。
(四) 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在同一个校园内实施两种学制是不恰当的,也容易发生意外。除非这间中学将中六生隔开上课、下课及用食堂也分开,不然总是参在一起。这对学生来说,也制造中六生的“优越感”。
(五) 其实在一个校园内,对高年级的学生实施校服上的不同是可以的。比如中六生可以穿长裤,或女生也结围巾和领带,看了也比较适合,但这样就没有太过明显的差别。
            我记得在1978年,当韩江中学开办新闻专修班时,这些已经高中毕业的学生进入韩中也是需要穿校服。当时是女生穿裙子,男生则穿长裤。这与当年的中六生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妥。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当80年代,学院在我国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后,就出现许多不穿校服的“大学生”或“准大学生”。这是因为学院是与中学分开或自行设有校园的,即使不设置校服,也是在一个环境下学习。由于学院生的人数在当初不是很多,学院的管制也比较容易,因此引发的投诉也不多。
            直至千禧年后,学院就蓬勃发展,而大学更是林立了。除了有国立大学外,也有私立大学;更有大学学院。当这些高等学府一一呈现时,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学生不穿校服在走动。只能从他们拿着背包来辨认他们是否大学生。
            我们也不否认,因为学院普及和大学普及了,学生的穿着也多样化或随意起来,最常见的是有少数女学生喜欢穿热裤(短裤)上课,更有的学生穿的不是端庄的鞋子,像拖鞋又不是拖鞋到校上课。这种现象已见多不怪。
            在面对这种情形下,有的学府就采取某些措施给予限制。比如进入课堂衣着要端正;进入图书馆也不能穿拖鞋;踏进考场更要衣装整齐,否则可能会被“挡驾”等等。
            根据我们的了解,有些学校因为分辨不出学生和外人,也就发生浑水摸鱼的偷窃和私闯学府的事件,更有的外人大摇大摆地进入学校打球(或篮球或足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中学又出现“一校两服”的话,我们就认为上述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学校非得加强保安措施不可,否则难保不会出现不必要的事故。我们最担心的是所谓“非礼”事件的发生。
            在这方面,我记得不久之前有与中央教育部官员对话时,有提及教育部希望将来能对大学及学院的服装有所要求,以求端庄和严肃。我们就此表示赞同,但现在突然对中六生(在中学内)给予开放,今后要对大专(大学/学院)的管制就更加不容易了。
            这就是我们对“一校两服”的隐忧。

刊登于2014年12月29日《光华日报》

德国成“最和平国家” (天下纵横)



韩国世界和平论坛在123日发布“2014年世界最和平指数”的报告中显示,在143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德国蝉联“最和平国家”,以92.6分居冠,而亚军以下的另外四个得分者为瑞士、荷兰、丹麦和冰岛。

不过,整体而言,世界的和平指数并不令人满意,在2013年只得69.6分,较2012年低了0.4%。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仍然呈现不稳定状况,局部的战争还是不时发生。近年更兴起ISIL的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制造人肉爆炸事件。

虽然德国连续两年夺冠,成为最和平的国家。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也真是难以置信,因为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魁首推奉行黩武主义的德国,如今竟然“休身养性”,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决心。如果德国能持续以和平为斗争目标,它将在世界起典范作用。

究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可以从历史书籍找到。

1914年时,奥匈帝国之费迪南太子在塞纳拉耶佛巡视时突被暗杀,结果激起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在1914728日拉开序幕。

接着在8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8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及后入侵比利时,此时英国也介入其中向德国宣战。

到了1917年,美国也参与向德国宣战。也是在这一年,俄国爆发革命,列宁领导的苏共,夺取了俄罗斯政权,建立起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德国宣布退出战争。1918年,德国与英法联军交战,但未能取得优势。到了111日,德国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这场大战中,德国、奥匈、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结成同盟国;而英国、法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及中国属于协约国,后来美国也加入。

根据统计,在这4年的战争中,共有6500万人参战,约2000万人受伤,超过1600万人丧生(约9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和经济损失,估计经济损失约1700亿美元。

不过战败的德国并不反省,反而在30年事又再磨刀霍霍,企图征服全世界。这时的领导人正是日后被世人唾骂的希特勒(1936年出任总理)。

希特勒在1937年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向中国进攻之后,他就处心积虑地策划再次打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

为了加强攻势,希特勒与日本及意大利结成轴心国,以全面挑起世界大战。

1939年杪,希特勒剪除一切阻力向欧洲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在1941年将战争扩大,深入苏联腹地。

由于日本在这一年偷袭珍珠港成功,严重地破坏美国的军力力量,因而逼到美国参战和反击。

因此转入1943年,轴心国呈现败象。而在1945年受困的希特勒自杀身亡后,整个局势转向对美国有利。并在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迫使日本在815日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后算来有5千万到7千万人丧生,是人类历史上在战争中丧命的最大数目,令人怵目惊心。

战后各国成立联合国,也对战败的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给予惩罚,也限制这三个国家的军事发展。

在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终于从中醒悟,走向工业化发展,今天它成为最和平的国家是不会令人驚奇的,因为经过东西德分隔40多年后,才又宣告统一,德国人因而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也就在今天立下了典范。

反观日本,虽然也是战败国,但在工业化成功后的今天,又似乎不忘扩张军事力量,且不惜与中国交恶。与德国相比,日本显然是“不合格”的国家,没对和平下一番苦工。

刊登于2014年12月29日《号外周报》第716期

29.12.14

“南京大屠杀”七十七周年 (直挂云帆)



中国政府首次为“南京大屠杀”举行国家公祭。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下,一场肃穆庄严的仪式在南京举行,地点就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213日这一天,正好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的日子,时间一眨眼就过了77年。
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此时此刻将纪念仪式升格为国家公祭和高调的纪念“南京大屠杀”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除了强调有30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和活埋外,也不忘表明此举不是制造仇恨,而是希望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并表明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走的是坚定不移的步伐。
虽然习近平的讲话硬中带软,但也是说给日本人听的,难怪日本传媒用最快的速度作了回应。它们注意到习近平的结论是30万同胞的不幸罹难是不容否认的史实,使到日本官方不能避左右而言他。因此他说:“历史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另外他也公布中国军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共有35百万人牺牲,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代价,也说明在二战中,中国人死难人数居多,但习近平也巧妙地把侵略者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因此他希望通过这历史教训,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代友好下去。
很显然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炮制出来的最黑暗的惨剧。自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1918日占领东北三省建立其伪满州国后,就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扩大,主要是日本黩武主义的政府看到国民党软弱的一面,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张学良未敢对日军轻举妄动下,给了日本侵略者一个机会把黑手伸进中国大地。
193777日,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侵略者借故日本士兵失踪事件,在卢沟桥发起对中国的战争。这一突如其来(其实是日本有备而来)的战争终于唤醒中国军民起来抗拒日本的侵略。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介石与中共合作联手抗日,就是有先见之明,认定日本侵略者已磨刀霍霍,迟早扑向中国的心脏—北京和上海。
在时局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抗日,这样一来,中共的军队被收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
遗憾的是,中国军民在毫无心理准备下,日本侵略军从上海杀进南京,一幕幕恐怖的惨剧发生了。
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张纯如(美籍华人)在她的震惊世界的著作《被遗忘的大屠杀》中 这样写道:
193711月,日本成功地入侵上海后就对中华民国新设立的首都(指南京)发动大规模攻击,193712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人便展开一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暴行,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被集合起来驱赶到市郊,或遭机关扫射倒地;或被日军当作肉靶,用来练习刺刀;或是在身上淋满汽油活活烧死。数周下来,城内尸横遍地,散发混浊的恶臭。数年之后,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估计,自1937年底到1938年初(连续六周)在南京有超过26万平民死于日军手中,也有专家估计这个数字至少超过35万人。
她这样说:“在本世纪大屠杀工具已臻精巧,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然而这些死亡人数是在好几年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而南京大屠杀却是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一数目比起美国在1945年向广岛和长崎抛下两枚原子弹还要恐怖(估计各为14万人及7万人牺牲),难免令人惊愕连连。
类似这样的惨案,除了中国人深信不疑外,日本的人民对此一无所知或顶多是一知半解的,因为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时,日本的传媒并没有报导,即使在战后日本也不愿承认这铁证如山的事实。在日本的右翼眼里根本没有大屠杀事件,即使日本民众也对此事件有所疑惑,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一残绝人寰的大屠杀。
尽管日本有意图掩盖,当张纯如用事实出版了《被遗忘的大屠杀》著作(1997年)后,一时成为畅销书。这位考获硕士的传媒人在当时只有29岁,她也先后出版了一些成名的著作,但没有这一本让她一夜成名。不幸的是,在2003年出版《美国华裔实录》后的翌年(2004年),她在自己的车内用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的遗书“觉得被人跟踪,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终年才36岁,可谓是红颜薄命。(2011年,其母亲张盈盈为张纯如出版回忆录《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内中用真挚的感情回顾女儿的一生)。
虽然英年早逝,张纯如却成功地让西方世界相信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不遑多让希特勒犯下的罪行,她也让世界上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将战争贩子暴露在世人的眼光下而无所遁形;尤其是在1999年被拍成电视节目后更牵动许多美国人的同情心。
正因为用事实佐证,习近平也郑重地劝告日本的右翼份子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积弱的国家,而是一个可以维护和平及促进和平的强大国家。
这一席话当然也告诉在日本得意的首相安晋倍三,他领导的自民党与公明党联手刚巧在15日大选中赢得控制了上议院的317席(超过2/3席,总数475席)。这意味着安倍或使日本选民相信他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是恰当的,但日本与美国联手要对中国形成新的包圆圈可能会适得其反,这可以从最近日本调低仇华的言论看出来。如果安倍借着选举大胜再向中国发出挑衅的言论,恐怕需要正视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公祭中的严正讲话,毕竟日本也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昔日的军国主义已不能还魂,因为中国已经站立起来。日本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实事求是地面对未来而不是刚愎自用地自以为是。
刊登于2014年12月18日《东方日报》
如果张纯如的回忆录能促成中日从对抗和仇视走向和解与求同存异,那她短暂的一生将会更加的璀璨和让人缅怀。中国政府在大屠杀纪念馆前竖立张纯如塑像,一方面要感谢她的贡献,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再挑起另一个血腥悲剧。

回教刑法是民联克星?(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语重心长地作出分析,如果伊斯兰党决意推行回教刑法,它不但无法赢得马来票,反而会大量的流失非马来票。由于这样,民联在下一届大选可能会大败。
他认为回教刑法的课题将是三方深受其害的,伊斯兰党将会从现在的21席降至16席;行动党也会从38席降至23席及公正党会从30席降至7席。
虽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如果不幸发生则民联在国会的89席将减低至只剩48席,这是针对近月来伊党不断表明非落实回教刑法不可。其吉兰丹副州务大臣莫哈末阿玛先表态要在1229日的特别丹州立法会议上寻求对1993年的回教刑法作出修正,其条文包括女性被奸后若怀孕,将不会被惩罚;同时若丈夫与妻子进行肛交,也属违法。
他更进一步指出将在国会寻求通过一项私人法案,以便得以在丹州实施回教刑法。
针对是否能在国会通过的问题,莫哈末阿玛有这样的观点:将回教刑法呈上国会乃对巫统诚意的最终测试。他说现在看来巫统已展现其合作的意愿。
但巫统会否在国会支持伊党的私人法案?现在言之过早,而且巫统也不需要为了迎合伊党的意愿而开罪了国阵内的其他13个友党。
因此和丰国会议员(社会主义党)再也古玛说,如果像吉兰丹般诉诸宗教议程来争取支持单一群体,最终恐怕会掉入陷阱而回不了头。
尽管伊党的开明国会议员姆加希不反对回教刑法,但在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看来,以党坚持落实回教刑法而希望得到巫统的支持是太傻和太天真的想法。他同时促请民联在未来的大选必须要厘清两件事:(一)首相人选,行动党到目前为止仍力挺安华;(二)不实施回教刑法。
可惜的是,伊斯兰党的看法与林冠英大相径庭,它坚持回教刑法是伊党的根,也就是立党的根基,不能丢了根基而寻求其他的。
在这方面,身为民联领袖的安华似乎已显得束手无策,他也只能寄望在明年正月的民联会议上讨论,但他仍然无法知道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会出席吗?伊党会对回教刑法作让步吗?如果是不可能的话,那就意味着民联分裂已是在所难免。
事实上,目前离开505的大选才不过一年有余,我们尚有3年半的时间(2017年)才会轮到第14届大选,可是伊党和行动党的矛盾已越见加深,言语上的冲突已更频密,这让人感觉到民联这个硬被拼凑起来的组织不但缺乏意思意识的共识,而且党的方向也不同,伊党坚持宗教治国,行动党坚持世俗政体,公正党则是夹在两者之间。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担心第14届大选民联(反对党)会重演第12届的各自为政的哀兵上阵,届时民联也可能会丢失雪州政权。若是此事发生,则民联的未来将是暗淡的。
除非有奇迹出现,不然民联的分裂是迟早的事,若是反对党再次陷入内讧泥潭,它已经显露败象,就难以期望迈入布城了。
从这样看来,伊党的回教刑法可能会成为压死民联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但糟蹋两线制,也让历史又回到从前,一个没有改朝换代的大选。

刊登于2014年12月29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