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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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1.7.17

山头可以多•教训要牢记 (天下纵横)

根据《南洋商波》的调查得知,在过去两年来,马来西亚有不下10个乡团(以总会为主要推动者)先后组成了乡会商会、宗亲商会等等。它们所持的理由是中国已经崛起,而且正不遗余力地倡议“一带一路”,希望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动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国家通过海运发展基础建设和多边贸易。因此马来西亚不能落人之后,必须迎头赶上。
从整局来看,这是好的现象,至少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也给不少国家带来好处。如果马来西亚的社团也能通过“会外会”的组织加入“一带一路”,那就更快在经济上分享利益了。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的侨务单位不会鼓励也不会反对通过组织的方式与华团挂钩。因此我们要问一下,这10间乡团已取得什么成果?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也是件美事。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如何与中国接头?怎样接头?也是一门大学问。
我姑且把我所知道的往事与大家分享也不是件坏事。
记得在80年代,当李三春请陈群川下山(辞卸云顶高职,加入马华搞企业活动)时,有许多华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想知道陈群川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原来陈群川是号召整个华人社会团结起来,动用本身有限的资金参加乡团组成的合作社或控股公司。也惟有了大资金,才能在商场上大展拳脚。
在一方面,陈群川也身体力行表明要买下一间大银行,但后来未能获准,只能买下一间小型银行。这也意味着,华人资金不是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还得通过政府的批准才行。
另一个例子,陈群川也通过合作社在全马各地开设分行,收取存款和提供贷款及投资各领域企业,以为“社员”谋福利。
由于开了头,反应十分热烈,马来西亚的乡团也就不落人后的响应陈群川的号召,相继组成控股公司,收购或组成大企业;又通过合作社在全马各地聘请了许多职员。
可惜好景不长,在陈群川于1986年出事后(刚当选国会议员),控股公司及合作也面对压力。加上那一年国际经济状况不佳,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并不是集资钱就能扭转华人的命运。
接着下来,合作社被查封,包括乡会组成的合作社也“遭殃”,因为合作社不是银行,没有权利收取存款,也不可能进行借贷,除非拥有金融执照。
就这样,在80年代控股变成痛苦,凡是有参与过的人都知道这段辛酸史。
至于在今时今日,出现许多商会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中国这么大,侨务活动也频繁,自然乐意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华侨”。而马来西亚华人特多,也不容易挤进目前的商会寻求商机,也只好“自立山头”,才有机会以单位的身份受邀访华。这种“自家人好说话”的传统也就通过乡团来发挥了,可是一旦与利益和金钱挂钩时,问题就复杂起来。例如这些乡团的商会怎样集资(还是只是有钱的领导集资即可)?又怎样做生意?是与国企或民营合作,资金多吗?乡会本身有得利吗?
其实,不少有机会或门路的人早已通过自组公司与中国通商和合资,不必假手乡团商会,反过来通过商团组织或乡团商会来促成合作,利益又归谁呢?万一亏钱,又是由谁承担?怎样个公私两分?

这样看来,各大商会也好,乡团的商会也好,组团访问中国增加了解实情,也不是坏事。但不要让人误会控股(痛苦)之风又吹起了。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号外周报》第848期

《人民的名义》又牵出大案 (跃马扬鞭)

中国政坛变化几乎让人始料未及,刚刚在今年3月播放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被中国民众叫好外,也引起外国人对中国政治的关注;更触动海外华人怵目惊心,大家都希望不要再牵出类似的大案,让中国的贪官看完电视剧后收手。讵料事与愿违。
这是因为在1980年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后就出现有机可乘的隙缝;尤其是一个时期政商不分而政商合一的现象至为普遍,一些官方单位既肩负国家政策的制定操作,也被允许通商,自然花样百出。在国营企业的名堂下,许多见不得光的贪赃枉法的事就出现了。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不管姓社或姓资,只要把经济搞上就对的”(这句话也因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成为名言。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致小康社会等等,成为失败和亏本的借口,实则是饱中私囊。
当邓小平复出后的否定“文革”及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接受营运策略的改变,即便引进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也不被认为是坏事。
在思想观念改变下,人们就会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可以赚钱和发财。于是就会想尽方法以权谋私,将国企变成私企,把国有资产往外移,甚至也在生活上堕落而糜烂,色情行业无所不在,到头来竟发展到凡贪官必贪色;凡贪色必贪财,如此因因相陈,在表面上看中国的社会是因为“开放”(向资本主义看齐)而繁荣进步起来,但实际上是通过与国际接轨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意至善。可惜官场的官官相护及官商相护变成了贪污成风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过程(有人不是提出在发展的过程难免出现贪污案件)。
例如在《人民的名义》这套电视片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官商场上的乌烟瘴气,而且贪腐的数额惊人;更公然有私人俱乐部,不少白天当官道貌岸然,到了晚上就“淫乱一团”。
虽然这部影片不是全面深刻地揭开其中的黑幕,也还有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未在银幕中显现,如家中埋了许多黄金、在海外有园庄房产,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挥霍的程度前所未有;更有的养了许多情妇,也有不少私生子。
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寻欢作乐是平常事,但也同样不允许贪污行为;而在中国两样都不被允许。换句话说,“钱权及色”都是官场的禁忌,也是最常被滥用的“三种工具”。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胡锦涛书记在卸任前语重心长地提醒“贪污腐败”不除将有一天“亡党亡国”。
到了习近平于201211月接班后,他同样重复“亡党亡国”论,因为他看到一股歪风在政坛刮起。薄熙来就先被拿来祭旗了。
薄熙来与习近平一样都是红二代,前者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共元老;后者的父亲习仲勋也是中共元老。因为有周永康(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在背后支持薄熙来,有意组成集团向习近平挑战,结果薄在胡锦涛时代已先落马(20123月)。他是在2007年被委为重庆党委书记。
薄熙来的案件又拉出其妻子谷开来涉及英国商人海伍德命案,接着其“心腹”王立军的“叛变”而坏了薄的整盘棋。继后周永康、徐才厚(2015年病逝)、郭伯雄(两人均为军委副主席)也落网了,还有“大内总管”令计划也进了秦城监狱。
本以为“大老虎”被囚禁后,贪腐权色交易事件也会消沉下来,没想到在今年7月又发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的轰动大事。因为他是被习近平圈定的接班人之一,现在又抖出他贪腐和养情妇,也就意味着他的政途已完蛋了。
今年才54岁的孙政才是在2012年接替薄熙来成为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公安局长何挺是“难兄难弟”,但今年6月何挺被拿下,他就像王立军那样把薄熙来给卖了(重庆因而被视为政变基地)。
在孙政才之后,习近平用最快的速度将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57岁)调任重庆市委书记。而习近平本人今年也转任贵州人大代表,显见贵州已成为“政治新福地”,不再让重庆“先拔头筹”,进而使重庆的重要地位下降。
由于孙的失势,另一位极可能成为明日之星的是广州省委书记胡春华(54岁)。

现在又出现郭文贵搞局,会否影响习近平十九大的人事部署?还有待考察,但看来习近平与王岐山组成的“二人转”是不可能被折散,毕竟从《人民的名义》到孙政才等大案的发生,只能说明这套电视剧尚未引起全面警惕,不能说反腐不力。就不知道习近平在反腐下能否也铲腐,还中国一片蓝天?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南洋商报》

“中国威胁论”阴魂不散 (现代春秋)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自今年正月上台以来,首次接受媒体的访问(访问者是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Washington Free Beacon)的高级编辑比尔·格茨(Bill Gertz))。蓬佩奥说,长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是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
有关的访谈在726日由BBC英伦网转播。但中国尚未针对此论作出回应。
蓬佩奥说,中国、俄罗斯及伊朗在将来对美国造成重大问题,但中国是更大的威胁,因为后者拥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和不断强化的军事力量。
为此,蓬佩奥说,他正在为总统特朗普准备不同的情报选项,包括用来对付朝鲜的秘密行动。同时CIA也会加强其反间谍的活动。
《纽约时报》在今年5月报导说,中国政府在2010-2012年间消灭或收押将近20CIA的线人,破坏美国在中国多年来的情报搜集网络。
另一方面,美国也对郭文贵的爆料有所兴趣,但对郭文贵声称中国目前有25000名间谍在美国不作回应,也不确认有这么一回事。
与此同时,蓬佩奥也指责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和技术,其中一个主要的操纵机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二局三处(3PLA)。
为了配合美国舆论的“中国威胁论”得以被世界广泛接受,《每日电讯报》在726日刊出一则评论文章,题目是“如果西方一个不留神,北京将在海上称霸”。
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向乌克兰购买而进行改造;第二艘是“国产母舰”,已经下水操作,而且与俄罗斯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是为了给英国、北约及盟友敲响警钟。
文章又说,到了2020年中国海军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到了2030年,中国期望与美国齐驱并驾。
整体而言,美国所担心的是当1990年苏联变天,东欧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才27年,如今又崛起一个海上强国,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威胁。如果再过10年,中国的军事力量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是177年前颟顸无能的清廷政府,更不再是西方列强鱼肉的领土。
说起来也许令人啼笑皆非,中国是个具有5000年文明古国的大国,它的帝皇制度维持了超过两千年,再推更远那就是公元前3000年的历史作为开端(才有了5千年的文明史)。
反之美国是在177674日摆脱英国的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的崛起是惊人的。当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打败清廷占有香港之后的第4年(1844年),美国强逼清廷签订《望厦条约》(此条约允准美国人在5个指定港口购置土地,也在港口拥有治外法权)。从此美国在中国占有一席地位(距离美国独立只有68年)。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美国更成为外来的殖民地国家坐地分赃,瓜分了中国的土地,设立了领事馆。
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跃居成为其中一个强国,但令它意想不到的是在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在列宁领导下,他把俄罗斯扩大成苏联,也迅速地自我发展,成为与美国对峙的新强国。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1939-1945),基本上美国和苏联已各是东西方集团的老大,冷战也因战后美苏的瓜分欧洲领土而尖锐地对立。
另一方面,讵料美国一手和一心扶持的国民党政权,在蒋介石领导下,不接受组联合政府,也就爆发了国共内战。经过4年的较量,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而美国驻华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也返回美国了。
自此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更是恶劣,美国全面封锁中国,双方不相往来达23年之久,才在1972年又重新建塔桥梁。美国总统尼克逊在那一年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也扭转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美国暗中“指点”下,成功地使到中苏在60年代撕破脸皮,从而达到美国借中国之力牵制苏联的扩张意图。
未想到美中关系竟能在尼克逊访华后极快地改善。例如中国重返联合国(1971年);西方国家及亚洲国家开始与中国建交。美国在1979年正式与中国互派大使后,也确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后中国则才进入改革开放。在初10周年,一切远不如美国。直到千禧年后,胡锦涛在2003年才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美国终于醒悟一头沉睡的狮子醒了,双方的交往也比任何时候频繁,但友好的背后是针锋相对的较量;尤其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新战略后,更使到美国张大眼睛。
因为习近平的战略是要实现两个梦,第一个梦落在2021年,即中共建党100周年,要落实中国已走上“小康社会”;而第二个梦是在2049年,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
当这两个宏愿成为中国进步的动力后,美国又开始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至少不再与美国的军力相差太悬殊。于是我们又看到印度、日本、新加坡、越南也加入西方阵营,与美国站在一起。
如果再加上台湾的“台独”力量、香港的“港独”力量,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包圆圈,重新再与中国角力。
还有最近中印又因边界起风云,在在说明了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不会轻易“放过中国”。因此通过中央情报局局长放话“中国威胁论”正好可以给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创造强有力的舆论与理由,进而打击和挫折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宏图战略。这就是说,只要能阻止中国更强大,美国就会不惜代价压下中国的“强国富民梦”。在这方面,中国所要做的和抗拒的是不能重蹈苏联的错误路线导致失败的下场。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光华日报》

27.7.17

又多一个特别族群?(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718日在吉隆坡出席印裔穆斯林开斋节晚宴时接纳印裔穆斯林联合会(Permin)(主办当局)主席达祖丁的建议,同意将印裔回教徒列入土著,或通过行政手段或在宪报公布,以满足印裔回教徒一向来所争取的。
当晚的盛会约有两万人参加,而纳吉为回报“印裔回教徒”在2013年大选对国阵的支持,乃投桃报李的作出欢迎的举动。也因为印裔选民的支持,一改在2008年的“反国阵”情绪,即使面对华人政治海啸(2013年)的冲击,国阵仍保住中央政权。因此国阵重视这一群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印裔回教徒的“身份和地位”会有所调整?这得从印度人早期来马的历史说起。
由于印度从1757年起已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也把早已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600年)的运作设立在印度。
因此当1786年英人占有槟榔屿后,开埠人莱特除了向中国招收华人移民外,也向印度招收劳工。在1794年莱特的报告中说华人大大小小已有3千人左右,工匠成为抢手货;而印度人以劳工为多,约有15002000人左右,他们之中也有的是从囚犯中挑出来的。
由此可见,最早的时候,不但南来的华工被卖猪仔飘洋过海来到槟城谋生,而后发现了锡矿,已落户槟城的华裔乃号召乡民组成大批的华工到马来亚“淘金”。印度人因为有不少人来了之后又回国,更有一批年轻人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日军在1942-1945占领马来亚等地),回到印度与英军作战,以争取独立。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及1947年印度朝向独立后,才又出现印度人潮涌进马来亚。例如在1830年,槟城已拥有华人8600名;而印度人有8800人,但在1833年时,印度人跌剩1千名。
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把政治权力伸入马来半岛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移民。从开采锡矿到种植橡胶;从造屋到从事贸易,在在都需要无数的工人。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4-1918),人口不断膨胀,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已有马来人口140万左右(占57%);华人有70万(占29%)及印度人有24万(占10%)。
战后的1946年,英国决意推出Malayan Union宪制。内中没有言明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各州苏丹的宗教等地位。在拿督翁领导下,马来群众大举反对,英国乃改弦易辙,与拿督翁成立的巫统合作,另立新的协定。
1947年,英国与巫统完成谈判,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这份被命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草案公布,引发了严重的后果:新加坡被切割出去;马新人民的大罢市(1947年),但没有改变英国的顽固态度;ƒ马共在19486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斗争;50万华人被驱赶入新村,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
在这份“协定书”中(194821日生效,马来亚朝向自治迈进),有一个条文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改变了国格(伊斯兰为国教),也改变了人民的身份和地位随宗教信仰而调整。
其中一条是给“马来人下定义”
1)信奉回教;2)操马来语及3)家庭的生活保留马来传统习俗。
如果是马来人,则宪法又有多一条文的保障:马来人拥有特别的地位。这意思是说,马来人的经济条件较弱,生活也贫困,因此有必要给予援助和扶助。
既然身为马来人是有“特别地位”的,也就引发马来人把整个族群都马来化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皈依穆斯林。
我曾在1999年大选后访问中选国会议员的沙侬阿末(著名作家),请教他马来人什么时候开始一生下来就是回教徒?是不是过去就有?因为最多回教徒的国家如印尼和巴基斯坦都没有这样的规定。
他说他也答不上来,可能是从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就开始。因为把自己定位为马来人后就拥有特别的地位,例如受教育机会、奖学金的提供、保送海外、购买屋子优惠及从事商业申请执照等等。
他这样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优惠”,马来人都成为回教徒也是很自然的事。
后来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1963年),引进了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当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自行独立后,这个国家的政策又有所调整;尤其是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事件,更在顷刻之间改变了政治格局。
1970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穷,重组社会”为主旨,在各个领域推出改善马来人的政策。
后来有鉴于东马(沙巴和砂拉越)的不少土著皆非回教徒,不能列入“马来人的定义”中,也就在行政上宣布这个国家除了马来人及非马来人外,也分有土著和非土著。很明显的,只要是东马的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就是土著,但没有把东马的华人包括进去。
新经济政策在过去所订下的30%股权也给许多企业带来不便,不过近些年开放予外资后,才免除此规定。这项优惠自然也没有包括印裔回教徒在内。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2007年,印裔社会吹起的“兴权会”,表明上向英国提出诉状,指责英国剥削印度人权益,害他们“一贫如洗”,因而要求赔偿每个印度人约200万元。这当然不得要领,但反过来却给国阵带来巨大的压力,在2008年的大选,超过70%的印裔选民倒向反对党,才出现了“政治海啸”。
虽然经过2013年大选后,印人的情绪已下降,也表现对政府的支持,纳吉的回报也就变成理所当然。
但是问题的症结在宪法可以这样改吗?使用行政手段行得通吗?
再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根据一份学术报告,当下马来西亚印度人有200万名,其中只有6.7%是回教徒,即有13余万人;天主教占8.4%,即有168千名;锡克教占3.10%,教徒有62千人;佛教有0.5%,教徒有1万人;印度教有81.2%,教徒有162万人。
若是这个群组的数目是可被接受的话,应该关照的可能是160万名的印度教徒。如果只将13万名的印裔穆斯林列为土著,那么其他非穆斯林的印度人又怎么办?因此这建议可能未收全面性的效果之前,已引起争议。为此首相必须详加研究其可行性及其利和弊。

刊登于2017年7月27日《东方日报》

25.7.17

马哈迪成为“希盟”共主?(现代春秋)

4个政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在今年上半年陷入胶着状态,有许多人搞不清楚当下的希望联盟(简称希盟)的团结核心究竟在哪里;而其“真正拥有实权”的领导人又是谁?
正因为反对党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也一度出现“各自表述”的尴尬局面(似乎是“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例如早前公正党连同了行动党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高举安华是希盟的盟主肖像,也是下一任的首相(如果希盟胜出的话),试图以此“抵消”马哈迪的影响力(马哈迪与慕尤丁应邀出席,但无表情)。
这两个政党之所以有此表态是因为彼此已合作多年,不应在成功之前临阵换将。这就是说,公正党推举安华领导希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个党是安华发起的,目前由其夫人旺阿兹莎出任主席。当公正党于1999年联诀行动党和伊斯兰党与国阵全面对决时,马哈迪仍是巫统兼国阵主席,他是以首相的权力罢黜安华的一切官职,复又通过巫统会议将安华开除出党。
在无法妥协下(据知马哈迪在1998年时有献议安华出使联合国,但被后者拒绝),两人结下“不共戴天”的怨恨。
虽然在一方面是安华造就了伊斯兰党在199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国会议员27名),同时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但是安华没有获得正面的回报,他的政党只夺得5个国席;同时另一个伙伴行动党而因大意直接与伊党和公正党联手,也导致惨败(林吉祥及卡巴星双双落选国席,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
大选过后(1999年的第10届大选),马哈迪依然笑傲江湖,但他已成了安华和林吉祥的眼中钉,直到2003年马哈迪卸职,将棒子交给阿都拉(他也是安华不咬弦的同志)出任第五任首相。
这位被誉为“好好先生”的首相也凭其魅力在2004年的大选取得空前的胜利。此时的反对党已四分五裂,在国阵眼中已是不成气候。对马哈迪来说,他不认为安华会有所作为。
未想当安华在20049月出狱后,他就处心积虑地暗中部署一个新的统战,虽然他已经无法将伊党和行动党拉在一起,但他也算“成功”地说服两党以大局着想(不相互攻击,也不形成三角战)。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安华的领导下,于2008年的308大选史无前例卷起了政治海啸,把国阵打得伤痕累累,输得不清不楚。除了连失5个州政权(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外,也在国会失掉一向以来拥有2/3议席的优势。一夜之间,反对党国会议员首次达到82人(总数是222席,因此国阵拥有140席)(因为领军不利,阿都拉终被马哈迪拉下台,换上纳吉在2009年拜相)。
另一方面,为避免夜长梦多,安华快马加鞭在短时间内宣布三党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虽然这三个政党各有不同,也各有议程,但在大选胜后,彼此间尚能“和平相处”,暂时把意识形态束之高阁。
由于三方合作“愉快”,民联继续在2013年大选时亮出“步向布城”的底牌,扬言要拿下布城执政中央。
虽然在2013年的505大选也出现“华人海啸”,华人几乎一面倒向反对党,但它基本上无法动摇国阵的执政权,也因之在2013年出现两种画面,一个是安华大失所望,原本已订在55日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民联已夺下布城。讵料天不从人愿,安华被迫取消记者会;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纳吉则宣布国阵再度执政。即使民联的国席从82席增加到89席,但也取代不了拥有133席的国阵。
基于国阵所取得的成绩比阿都拉时代更差,马哈迪又有话说了,他要求纳吉下台换人;尤其是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案件后,马哈迪与纳吉之间更是水火不容。也在后来(2016年)发生马哈迪另组新党的事件,取名为“土著团结党”。
当这个土团党在不久前申请加入“希盟”时,已让人预见变化即将到来。果然不出所料,在“民联”改成“希盟”后,多了一个从伊党分裂出来的开明派组成的“国家诚信党”
本来土团党建议用“人民阵线”来对抗“国民阵线”但其他成员党认为无需更改,“希盟”之名也就订了下来,土团党也不再发出异议,但马哈迪坚信使用共同标志才是上策;而且“希盟”也应有一个结构表才能成型。结果在7月中旬,“希盟”经过协商后,作出了以下的安排:马哈迪主席(Chairman)、安华实权领袖、旺阿兹莎总裁(President),其他人为署理主席及副主席和委员等。
从这样的排阵已看出端倪,即希盟已“选出”马哈迪成为共同盟主,尽管有为安华预留位置,但归由马哈迪领导希盟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纳吉这边也有大动作,除了宣布成立皇委会调查90年代的“外汇巨额亏损的案件”,并要在3个月内完成(也即是在1015日前完成)外,也向印裔穆斯林宣布,把他们全纳入土著行列,可享有特权。
在情况有变下,纳吉需要进一步稳固公务员(160万名及60万名退休)及其家庭成员对国阵的支持,也惟有这样巫统才能抓住至少600万张选票(假设70%投国阵,30%投希盟)。还有印裔穆斯林也会带动印度人继续支持国阵,这就形成两个阵营,两位本原自一家的领袖竟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手,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今天的马哈迪声称他是希盟的领导人是没错的,预料行动党及诚信党也会接受;而公正党更加需要马哈迪助一臂之力,也就让我们看到当对手有变时,守住布城的阵营就更要小心翼翼了;特别是伊斯兰党的我行我素,坚持鞭刑公开化,也就使到朝野两阵营有些不知所措。

刊登于2017年7月24日《光华日报》

24.7.17

领袖•总裁•主席 谁才是反对党真命天子?(天下纵横)

在反对党结合的阵营中,从来没有发生若胜选执政后,由谁担任首相的争论。
例如在1990年的大选,退出巫统的东姑拉沙里(组成46精神党)分别与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和“人民团结力量”。在提名后,突然在沙巴执政的团结党“揭竿起义”,在拜林领导下,公开支持反对党阵线。
在那个年代,虽然三党并未缔结盟约,公开支持东姑拉沙里出任首相(如果反对党夺下中央执政权),但彼此已心照不宣认定东姑拉沙里就是反对党的盟主,有机会拜相。
第二个例子是在1999年的大选时,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公开拢在一起,不再分开结帮,而是大大方方公告天下,反对党已团结在一起,而且也已组成“反对党联合阵线”(替代阵线),这也是民主行动党第一次与伊斯兰党排排坐的政治战略;而在座谈会或“群众大会”期间,更见伊党党员与行动党党员互换党帽,也互换围巾。这种真情流露让人感到欣慰年轻的一代已不以种族观点对待政治。
在那个时期(1999年),安华已公开被承认为替代阵线的共同盟主。我最记得在1999年时,身为公正党署理主席的詹德拉慕斯扎化来到槟城探军情时,毫不讳言也公开向传媒表达安华虽身陷囹圄,但只要反对党上台,马上会释放安华,使他能“合法”地出任首相。
此后,在2004年的大选,反对党一盘散沙,已不存在所谓的“替代阵线”,安华的政治地位也处在风雨飘摇中。
直到2004年大选后(8月获释),安华才恢复自由身。
有鉴于安华魅力未减,他就再一次(2008年)疾呼反对党重新团结起来。虽然已不再像1999年的“摇旗呐喊”的壮阔场面,但至少反映了民间对重新合作的认可,不论是表面上或为利益而结合、的。反对党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脱颖而出,执政5个州(吉打、吉兰丹、槟城、吡叻及雪兰莪),山河变色,国会议席也首次形成两线制(执政党的140席对反对党的82席)。
为防生变,安华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及快地组成“人民联盟”(民联)以和国阵打对台,但没想到“民联”(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2015年玩完了,伊党退出结盟。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反对党阵营又起了变化,这一回是脱离伊党的“开明派”组成“国家诚信党”加入反对党阵线,取名为“希望联盟”(希盟)以取代已消失的“民联”。
在隔一年,由马哈迪领导的巫统派又另起炉灶,成立“土著团结党”。这个政党虽然“姗姗来迟”,却是来得时候,马哈迪也就自然地成为“被公认和被接受的领导人”。
不过原本属于民联的行动党和公正党则有不同的看法,它们似乎“同一阵线”支持安华为实权领袖,且推出旺阿兹莎出任希盟主席(当过渡时期的第一号人物)。但这样的排阵又被认为不妥当,于是又弄出一份新名单:安华出任希盟领袖(实权领袖)(但因尚在服刑,不可能会被假释出来协助大选);马哈迪出任总裁(Pengerusi);而旺阿兹莎则担任主席(President)。
即便希盟费煞苦心做出各种名堂的安排,但也无法达致“皆大欢喜”。
就拿土著团结党来说,马哈迪是担任主席或名誉主席?有时也让人搞不清楚。与此同时,慕尤丁有时被称为总裁,有时是主席,到底哪个才较为正确?

如果按马哈迪所说一旦“希盟”胜出就会有首相,而且不是过渡首相,到底是谁呢?是马哈迪?安华或慕尤丁?没有人能给正确的答案,因为这只是假设,还未发生。

刊登于2017月7月24日《号外周报》第847期

“回教国”的兴起与没落 (跃马扬鞭)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于79日宣布,已向“回教国”(极端组织)夺回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而在较早前,叙利亚政府也宣布已从“回教国”手中夺回被“回教国”立为首都的“拉卡”(Raqqa,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城市)。
与此同时,伊拉克及叙利亚官方也声称当下的“回教国”哈里发(最高首领)的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1971年)已被打死。但除了苏联官方有“证实”此消息外,就没有其它传媒有作出“证实”。因此在巴格达迪仍无法确定他已不在人间,这对打恐和反恐的西方国家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
巴格达迪早年就读于伊拉克郊区阿寨末耶伊斯兰大学,先后考获伊斯兰硕士及博士学位,可谓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
2003年,美军联手英军攻占伊拉克时(美政府指责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介入911恐袭活动,两栋位于纽约的摩天大楼被摧毁,而肇近3000人死亡),巴格达迪仍在一个清真寺当阿訇,因其身份受到怀疑,被美军关押在“布卡营”(20042月被扣留至12月才获释。那时他是不见经传的“陌生人”。也因为找不到他的“罪状”,他终于获得释放。
但为何巴格达迪又会成为头号恐怖分子,被悬赏一千万美元换其人头,可见其身价不菲。
故事得从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说起。在1916年时,英法两国眼见奥斯曼帝国就要瓦解,乃达成一份协议,取名为“赛克斯·皮科协议”(以代表人的名字命名)(Skyes Picot Agreement)。
这份秘密文件竟在第一次大战后(1914-1918)被实现。战胜国的英法就将阿拉伯领土瓜分成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与黎巴嫩等国(过去只属于奥斯曼帝国)。
1992年时,有一位年青人扎卡维因持有武器被判。5年后出狱,他来到阿富汗,并在1999年将1992年已成立的武装组织改组。这个组织是迈格迪西(Maqdisi)所整合的(圣战理论家,但不同意扎卡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扎卡维向基地组织的首领奥沙马本拉登臣服,获得了本拉登的20万美元的援助,以便他开展训练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他也将支持“圣战”的组织结合起来,称之为“沙姆战士”(Jund al-Sham)。几个月后,他又将它改名成“统一和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al-Jihad,简写成JTWJ)。
尽管扎卡维在后来向迈格西迪“证明”其极端组织较之奥沙马本拉登的组织更有活力,但还是不能获得迈格西迪的“谅解”。
奥沙马本拉登之死(2011年)也象征着极端恐怖组织走向“没落”,但扎卡维的崛起,成立黑旗队,号称ISIS的组织(2014年)(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它不但取代了阿盖达的职务,更跃而成为拥有控制土地的“小王国”勉强补上了恐怖组织的“真空”。其实ISISISIL是同一码事,后者称为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ent。前者是英式名称,后者是阿式名称。统指要在伊叙两国扩大“回教国”的范围,以逊尼派穆斯林一统天下,不再让沙地阿拉伯成为“永久”的老大);又趁着叙利亚内乱,也占据其部分土地。当这两者合起来之后,它就是“回教国”的“国家领土”(其中包括占有伊拉克的摩苏尔大城市及在叙利亚境内北边城市为首都(拉卡)。
就在奥沙阿马本拉登被击毙后,他的基地组织已相对的脆弱;而塔利班的“复活”也只能以巴基斯坦为“大后方”。
因此在2014年后层出不穷的爆炸案都或多或少与ISIS有关系(后巴格达迪将之缩成ISThe Islamic State)。
2016年,卡扎维被空袭死亡后,他的地位就由巴格达迪所取代,但又传说后者最近也被炸死,只是没有被证实。

尽管如此,一项不争的事实是:IS所占有的土地已从2015年的9万平方降到今年初的6万平方公里。如今加上摩苏尔被收复,给反恐战争带来曙光。但美国也担心继后会有2.0版的“回教国”,那就不好说了。

刊登于2017年7月24日《南洋商报》

20.7.17

中美新博弈海上争雄 (直挂云帆)

很多人都知道1945年以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失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美国是在什么时候在海外建立起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按照美国的历史档案记录,罗斯福总统于194092日照会国会,他已经核准与英国的一项协定:美国将提供其几近破产的盟国(指英国等)50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造的驱逐舰,以换取美国控制一系列英国设在殖民地的海空基地。
虽然罗斯福此举越权(应先取得国会批准,不是个人批准只通知国会),但在战争时期盟军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也就达成了“驱逐舰换基地”的协定。于是美国取得了在巴哈马、牙买加、千里达等地建造军事基地,租赁期99年。也因为罗斯福的“石破天惊”地大笔一挥,终于在战后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海外耀武扬威,进而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即使苏联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且与美国及英国瓜分战败国的权益,进一步将欧洲分裂成东西欧,前者归苏联势力范围;后者归美国管制。除此之外,中国也因美国的阻扰无法拿下台湾(才有了今日海峡两岸的争议不断);越南则被美国分割成南北越(1975年才完成南北统一)。同样的朝鲜也在“韩战”后又切成南北韩。
战后在东西方阵营对峙下,世界也进入了冷战时代,如越战、韩战和以巴战争等,彼此为展示武装力量,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机构”(简称北约。至今仍然存在,受制于美国的指挥);苏联则成立“华沙公约”,以和北约相抗衡。但当1990年苏联变天,东欧脱离苏联控制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也告分崩离析,包括华沙公约也解散了剩下“北约”一枝独秀,连苏联的海外基地也不保(本来已发展到23个海外军事基地,但1990年苏联变天后,局面大为改变)。
最引为诟病的是1962年苏联将载有导弹的军舰驶向加勒比海的古巴,以军援古巴受到的威胁,却被美国全面封锁。眼见大战一触即发,在克鲁晓夫妥协下,撤走飞弹战舰,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才告解除。但此举也在30年后印证了苏联体制的衰败,重回“俄罗斯”时代,也不再被视为超级大国了。
根据一项报告显示,在二战之后,美国军力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在初期有900万美军派驻海外,2000个军事基地,但在1947年垄断核武器后,将驻外军人减剩150万人,而海外基地也大大收缩,从1139个锐减至582个;尤其是1990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已没有了对手,可以高枕无忧地随心所欲地调派或抽离部队。以现在的统计来看,美国仍在150个国家有基地,派驻的军人有27万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失去威胁后,又有另一个大国从中崛起,这个大国就是具有5千年文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80年代,中国结束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由邓小平带头提出)后,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又似乎脱胎换骨成为美国的新对手。
由于在军事上的迎头赶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这一年中国的GDP11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外商投资45.5万家,合同外资金融9431亿美元;中国境外直接投资570亿美元,占全球1/3,仅次于美国的860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8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
2005年,美国指出中国国防开支达900亿美元,军事开销占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也是在这一年,泰晤士报前总编辑威廉·里斯英格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而21世纪是中国的。
有鉴于中国崛起带来明显的冲击力,美国在2009年被促请重返亚太,以免军事失去平衡。这是指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缺席下,将给亚洲带来不安。
因此在奥巴马政府主导下,他悄悄地鼓励印度、日本及新加坡与中国正面竞争。
及后,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倡议时,又再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尤其是美国又希望增加成员来堵住中国发挥影响力。最明显的是台湾和香港民间也加入了“一带一路”的消极“封锁”。
为此中国也毫不讳言地寻找突破口,其一是在吉布提兴建第一个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既然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都在吉布提拥有军事基地,那么中国加入其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吉布提这个国家极小,面积只有2.3万平方公里,人口92万人,但它守着红海到亚丁湾的通道;它也背靠非洲,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由此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可抵地中海直到欧洲大陆,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此,中国斥资30亿美元建造了从埃塞尔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通至吉布提的公路。这个基地占地36公顷,可以驻扎2000名军人。有关基地已在712日正式启用。
就美国看来,中国对吉布提的突破只是一个开始,下来将陆续有大动作。果然,中国已在巴基斯坦投下巨额,兴建“中巴经济走廊”,耗资460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发放。目的除了将瓜达尔港发展成具有经军港作用的港口外,也给印度的“反华”立场下马威。
再一个可能会成为带有军事合作的新发展区就在马六甲,称之为“皇京港”。中国将会投下300亿人民币发展成旅游、住宅、休闲、娱乐、修船及补给的卫星城,也不否认用来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同时,也带反击新加坡在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课题上被认为指手划脚。
再一个是对巴生港的扩建,接着从巴生建高铁到东海岸,可以使用高铁服务与南中国海直接联系。
如果再加上缅甸的皎漂港和斯里兰卡的哥伦坡被发展起来,再加上塞舌尔的邀请中国“驻港”,则离开美国所推测的中国将会建成18个军事也不远了。

刊登于2017年7月20日《东方日报》

行动党的第二次“危机” (现代春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延续20121215日党选“出错”后,而在2013年的929日举行重选,现在又被认为重选无效,必须重新选举。
社团注册局总监莫哈末拉欣说(在78日发表文告),因有一些党员对行动党2013年的重选程序感到不满。根据这些投诉,社团注册局相信当时进行的重选是不合法的。
他补充说,只有合法及被授权的中委才可以受委党职,而只有合法及被授权的领袖才有权力提名某某人成为大选候选人。
换句话说,如果行动党没有在下届大选前(第14届)进行党中委重选,则其党秘书长签发的候选人推荐信将不会被选举官承认。
这虽然不等于行动党是一个非法的政党,但如果行动党本身不能提呈候选人,而是要借助其他政党的“标志”参加大选,就可能产生混淆而造成选民在投票时的“迷惑”。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的话,在2013年(505)的第13届大选前,行动党突接获社团注册局通知,其2012年的党选不被承认,必须进行重选。这对充满信心的行动党来说是个晴天霹雳的打击,因大选已逼近,重选则大费周张,万一“重选”后又出问题不受承认,行动党岂不是坐失良机?
在左右为难下,当时行动党找到了两个盟友伸出援手,一个是伊斯兰党,允许和同意行动党候选人在伊斯兰党的“月亮”党徽下,提名参加西马的国州议席竞选,而委任状则由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签署。
至于东马地区,行动党则使用人民公正党的“蓝眼睛”标志参加大选。这样一来,即使行动党本身的“火箭”党徽不能派上用场,但选民也容易辨认出行动党的候选人来。
在这样的安排下,它可能带来的改变是伊党及公正党与行动党的关系会更加密切,而促使三党形成一个大政党的可能性早些到来。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三党的矛盾加深,因为行动党不论是在“月亮”或“蓝眼睛”的旗帜下中选,它们已不能随身所欲的在形式上退出有关“政党”。如果彼此因课题闹翻,就更加不好收拾。
所幸最后社团注册局撤销这项“禁令”,允许行动党用回本身的“火箭”参选,才得以避开无法预测的后果。
但也是不幸而言中,在2015年伊党坚持落实“回教刑法”,因而通过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国会提出“私人法案”(修正355条文)使之成为一个热门的议题后,行动党就大加反对。结果导致伊党在党代表大会上(20156月)通过与行动党断交;继后又通过与公正党断交。这意味着三党组成的“民联”(人民阵线)已告分崩离析,整个反对党阵营再一次面对大洗盘(第一次的分裂发生在1999年大选后,因行动党不堪伊党以“回教国”作为斗争方向,也就在2001年退出“反阵”,结果在2004年的大选输得一败涂地。
今天,又是第二次考验行动党的斗志和思想,毕竟情势与2013年的大选有所不同。如今反对党阵线组成的“希望联盟”(希盟)也大有改变。除了伊党退出外,又加入两个新党,一个是从伊党分裂出来的开明派组成的“国家诚信党”;另一个是以前首相马哈迪及巫统阵营的骨干所组成“土著团结党”。
这四个政党较早前有提出使用共同标志参加大选(一如国阵用天秤),就不知道会落实吗?
还有行动党来得及重新党选吗?选后能否在大选前获得认可?若是如同2013年的重选需要四年的时间作出“结论”(2017年),这对任何政党都是不公平的。
重选需要用4年的时间调查和研究吗?全国大选在特定的时间内(选举成绩颁布宪报后的21天內)予以追究,过后就不可提出诉讼。因此对一个政党的选举是否被认可,也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不需要拖到新大选后才作出决定。
其实若是行动党这次被逼用友党标志参选或最后一刻钟像2013年那样可以用回“火箭”参选。但不论哪种方式都可能增加了反对党的筹码。
因此修改社团法令,以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政党(不论大小)是必要的。民主制度也包括给政治人物或政党一个平等与公平的机会正常运作。
以目前的形势,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说,有时候某些不必要的限制会弄巧反拙。2013年大选的结果不是已做出“结论”了吗?
就此而言,社团注册局及早与行动党商议解决方案,不要演成政治课题才是上策。

刊登于2017年7月17日《光华日报》

17.7.17

林郑月娥接烫手山芋 (天下纵横)

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终于在71日正式宣誓就任第四任特首,掀开了女人当家的第一页。
有趣的是,当1984年签署中英协议时,是英国的女首相塔彻尔夫人代表英国签署,中方是赵紫阳总理(如今两人已逝世,换来了一个“新香港”)。
在那个年代,很难想象香港会有女性出人头地,即使有也会把目光投向陈方安生,因为她是老牌且名望甚高的公务员,在董建华当选特首后,就委她出任政务司长。然而在2001年因与董建华意见相左,她辞官后转战立法议员而中选。
本来在陈方安生无意参与特首竞选后,有意冒出头来的不是林郑月娥,而是叶刘淑仪。因为她的年资是排在陈方安生的后面,但排在林郑月娥之前。
林郑月娥于1980年在港大毕业后就进入公务员体系工作。当梁振英在2012年中选香港特首后,他就委任林郑月娥当第二把手,即政务司长。
在较早时林郑月有表态不会参加2017年的特首选举,但在梁振英表示不会寻求蝉联后,林郑月娥就跳出来要争第一把交椅。
她是在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后,全面开展运动,按照香港的基本法(宪法),特首是由38个领域代表的选举人选出,这批人刚好不得超过1200人。
当然要参加特首竞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得到北京首肯或不反对下,才有机会接受选举人的提名。但其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得到150名选举人的支持,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即1200名选举人的1/8的支持率。在提名手续完成后,候选人就必须得到一半以上的选举人支持才能胜出)。
由于林郑月娥在平常的日子已表露出她的临危不乱和敢于面对挑战的心态,也就在北京的支持下,击败了一时被看好的前财政司曾俊华。
虽然林郑月娥被认为只靠1%的人民支持上位,但她的当选也是按基本法选出,有其合理性,只是对香港大多数人民来说没有特首直选是不完美,也是不够民主的。
就中国而言,特首直选只能按部就班, 不能一蹴而成。另一方面基于民主一直还“睡不醒”,也就触使年青一代的香港人有意背着北京唱反调,更有部分青年的反叛者抬出“港独”口号,已是踩到北京的底线。
所谓的底线是香港要恪守“一国两制”,可以50年不变(实行资本主义),也可以马照跑,舞照跳,就是不允许和不可能往“港独”道路滑下去。
在这种情势下,林郑月娥在62日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首次否定本身是北京的傀儡。
这对林郑月娥是有加分,但能加多少,外人不得而知。毕竟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仍有空间进行翻转。只是香港社会已是比20年前更为复杂和更为政治化;尤其是“港独”已成为一个时兴的口号。因此对林郑月娥来说,她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安抚年青一代接受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其如此,香港的未来才会露出曙光。如果只凭一时冲动,这个反对,那个否定,到头来是香港自我封闭,找不到出路。

即使是由习近平的亲临香港庆贺回归20年和主持就职仪式,但也要提防年青人“钻牛角尖”而走不出来,这对香港就不妙了。

刊登于2017年7月17日《号外周报》第846期

文革50年•回归20年 (跃马扬鞭)

今年2017年对香港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在香港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正好进入了50周年(1967-2017)了;其二是香港回归也是20周年(1997-2017)。虽然在字眼上英国使用“主权移交”而不是“回归”中国,但其实质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回归”是指香港名正言顺重回祖国的怀抱;而主权移交(回)中国也意味着英国将香港的管治权交还中国,而不是让它独立,更不能并入其他国家。这说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英国占有香港不意味着已属英国的领土。中国之所以在百年前丧权辱国是因为国力太弱,不堪一击。况且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的第二年,也在联大通过香港非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被英国所侵占。
道理在哪里呢?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1839年,清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取缔鸦片烟。尽管当时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连同英商提出强烈反对,但林则徐义无反顾地决定在虎门公开焚烧从英商查获的鸦片(有两百多箱)。这一下子惹怒了英国,乃在1840年向清廷宣战,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的清廷,于1842年通过对《南京条约》的签署,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
虽然随后各国政府也进入中国的各大城市开设大使馆或领事馆;更进一步拥有治外法权。这意味着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不过被流放的林则徐在后来则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这证明了林则徐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以阻止鸦片无孔不入的荼毒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彰显了公道自在人心。因此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的华人都不应倒向支持英国的恶行。
毕竟当英国拿下香港后(人口仅有7000人),它就处心积虑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将一批又一批的鸦片运入中国各个港口。在当时,英国已完成对马六甲海峡的全面控制,并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1826年)(华人俗称为“三州府”)。
马六甲海峡在这之后也就成为中国与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甚至到了今日,这道海峡仍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有80%的油槽船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估计每年有十万艘油货船途径马六甲海峡)。
除了利用香港从事毒品生意外,英国又通过香港将一批批的华工运来东南亚。所谓的“卖猪仔”的悲剧就由此盛行起来。幸好海外的华人懂得自力更生和自行创业,才有今日的海外华人形成中国的强大经济后盾;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更需要海外华人的参与和支持。
即便毛泽东在1949年夺下中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不急于拿回香港。他需要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橱窗,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这里碰撞和交汇。
意想不到的是在1956年,因右派分子为庆祝双十节而发生暴乱,致60人死,200人受伤的悲剧。
再下来就是19675月的“香港暴动”,左派阵营开展“文革”运动,持续一年有余。其中有一段插曲是值得一提的:当年英方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延烧至香港,除了50余人死亡,包括警务人员11名,并有832人受伤,包括警务人员200余之外,也危及香港的安全。因此决定在1968年将被扣捕的左派影星傅奇与石慧夫妇递解至罗湖(将两人交给中国),以试探中国的反应。但中国认为香港也是中国的,没有所谓递解之事。就这样,傅奇夫妇又被送回香港。这更印证了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存在将香港居民驱入大陆这码事。另一方面,英国又担心中国解放军会打进来,不消48小时就全被“收回”。因此作了撤回英国的最坏打算,这也反映了英国并没有否定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当事件平息下来后,一切又保持原状。
来到8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军力有所增长后,中国不再妥协,决定在1997年拿回香港,以结束英国153年的统治。
在一方面,当习近平在今年的71日主持回归20年的仪式中强调,不容许踩到中国底线(不容港独)时,而在另一方面,游行示威抗议的人群则不听命于中国的指挥。

看来把“文革”和“回归”联系在一起而刻意地解除香港人的戒心,让香港人不必事事跟着中国的政策的良苦用心并未得到正面的回应。从20年前的回归到20年后的今天,港人的中国心越来越淡,似乎企图抹掉“文革”和“回归”的痕迹。如果年轻的一代坚持港独,英国已说绝对不能成事。因此与其对峙,不如退而求其次达成共识。这也是考验一国两制能否成功的试金石(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下,尚有30年,不长也不短)。新任特首林曾月娥将如何扮演好特首的角色?但一时之间我们也看不出来。

刊登于2017年7月1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