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与巫统的共同命运

 我们很难想象安华与巫统这一对绝缘体，彼此各在一方，无法交融，竟会在今时今日又重聚一堂。但话说回来，如果安华年轻时没有参加巫统，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不论他在巫统内是少年得志或后来饱受沧桑，几乎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他还得感谢巫统的栽培也改变了他一生的运程。从他入党（1981年）起到1993年，只是短短的12年时间，他就由一介平民成为拔地而起的副首相，地位正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本来是“坐亚望冠”的安华，不知为何得罪了老大马哈迪，在1998年9月2日被革除副揆兼财长职，更在9月3日被巫统开除党籍。从此他与巫统的恩怨就没完没了。他也被逼成立国民公正党（1999年4月）（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与巫统斗个天昏地暗。

当年公正党卷起了“烈火莫熄”，在1999年的大选，伊斯兰党异军突起，扫走27个国会议席，且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府，显示安华效应已激起马来选民倒向伊斯兰党，狠狠教训巫统。

巫统在伤及要害后，马哈迪也因在位太久（22年），宣布在2003年退休，把棒子交给阿都拉。

阿都拉同样也不喜欢安华，他们两人结怨于1987年的巫统党选，因阿都拉支持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而安华则支持马哈迪抗拒拉沙里排山倒海而来的气焰，结果马哈迪棋高一着，将拉沙里逼走。安华从中崛起，被委为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取代阿都拉的地位。

安华的势力也就从北马一路发展到南马，除了在1990年协助马哈迪打败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外，安华也为自己建造天梯往上爬，于1993年成为巫统的署理主席。

眼看安华已是不二人选的接班人，因而在90年代中期意气风发的安华在槟城中路的巫统党部旧建筑物进行改造。根据前丹绒的国会议员黄伟益的报告说，兴建21层楼高的槟城巫统大厦是在1995年12月23日开工的，在1997年呈进建筑图测，而在1998年再呈修改图测，是当时巫统最高和最耀眼的大厦，象征巫统百年基业。

有关大厦在1998年7月27日获得入伙准证，而在1998年8月11日由首相马哈迪主持开幕。

讵料，新厦开幕后的第20天，在1998年8月31日 槟城商团举行国庆庆典时，马哈迪与安华同在场，但在座人士已发现马哈迪与安华没有任何交集，神情凝重。

未想在15年后，槟城巫统大厦竟发生不可思议的悲剧。事缘2013年6月13日，悬挂在巫统大厦的38公尺高的擎天柱不堪狂风暴雨袭击，竟然从高空中下坠，击中其中一辆车，连车带人掉进无底深渊而消失在人间，无法挖掘，因为深入挖掘将会震坏附近的商店，不过此时国家的政局已大变。

先是在2008时，由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民联）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正值民主行动党在槟城当政的年代，也就有了调查庭之设。人们不明白为何要安装庞然大物的擎天柱，如果说是避雷针，只需5尺高。此时已失去一切的安华只能在一旁苦笑，但事件已与他无关，只是市议会的调查报告尚未完全公布。

我提及这段往事，是因为安华在失势后，他几乎成为历届首相的攻击人物，其中包括马哈迪、阿都拉、纳吉及慕尤丁都不欢迎安华再与巫统有任何关系。他们担心安华还是对巫统领袖具有威胁性。此外，安华在初时也没有反对“回家”的可能性（马哈迪就是在70年代“回家”的人物），直到纳吉说巫统的大门不会再为安华打开后，安华也死了“回家”这条心。

尽管在马哈迪之后的巫统领袖都不愿意让安华“回家”，但在2022年大选后出现的新政治形势，却让安华翻了身。他不但成为第十届的首相，而且也再次与巫统成为政治朋友。

如今时隔25年，安华再次踏足巫统大厦参加团结政府会议，十分具有讽刺性。

巫统大厦楼高70层，其中巫统总部设在大厦内，是在2016年才动土的，如今大厦内的太子世界贸易中心正是国际商场和会场。

人们因而推测这是不是安华“回家”的第一个讯号？因为当下的巫统正面临党内冲击，而安华的公正党也有一定的问题。如果两者能趁此大好时机来一个真正的大团圆，这对安华与巫统来说，不啻是个可期待的新方向。

刊登于2023年2月13日《南洋商报》https://www.enanyang.my/node/526336

为什么蔡细历会胜出？—“救人论”压倒“救党论”

马华公会的重选几乎是党员和外界的强烈要求，因为这是去年双十特大后留下的僵局，把马华从两派化成三派，而且越陷越乱。如果不重选，马华将因之斗个没完没了，最后把整个党也斗垮了（黄家定就有这种论调）。结果在3月初蔡细历派加入中委辞职行列促成重选后，马华顿然呈现一派“新气象”，各派各系又活了起来，忙于招兵买马。

最出人意表的是前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复出，使到马华的内讧进一步复杂化。他基本上是代表元老一方来救党的，虽然他否认他是“救世主”，但今日的马华百病丛生，伤痕累累，也真是需要一位真命天子来打救。既然连黄家定已不敢以救世主自居，那么翁诗杰与蔡细历更加不敢打出救党的旗号。他们两人一正一署的在马华当权派内，也实在不能承认“党需要救”，否则就是等于承认无能。

在这种情势下，马华的三分天下已告确立，除黄家定否认他是过渡时期的总会长外，巧妙的是翁诗杰要求多一年时间来“完成”改革，而蔡细历也只要求能当选这一届的总会长（任期剩一年半），他不要求做部长。这就是说，马华公会的老大争夺战是各怀心思和各有算盘的，也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妥协和退让，也只好在提名上见高低了。

但是今天的结果是黄家定预想不到的，他一心救党反而被认为是来搞局，更被敌对一方指为企图复辟“黄氏王朝”，为黄家泉以后上位铺路。于是高调回流救党的黄家定在左右夹攻下（翁派和蔡派并不欢迎和接受已退休的领袖再战江湖），后劲显得招架乏力。

他之所以复出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廖中莱派需要师父重出江湖，要不然将会陷入群龙无首而迟早被翁蔡派收编。倘若等到廖中莱自成一方已是太迟了，当下他们不能没有共主。其二是一些元老力劝他东山再起，反正他是因308政治海啸自我下台的，不时被推翻的，回来救党会显得更加名正言顺。

经考虑和评估内外的局势后，黄家定认定他出山的最好时机（目前又是国会议员在身，随时可以出任部长），也就宣布“我回来了”。

虽然明知他是廖派的老大，但他并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而是要以个人的声望和力量来震撼和影响党代表的投票意向。他相信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他仍有铁定的势力在马华党内，加上廖派的结合，将极可能破茧而出；确切地说，是胜利在望的“翻身战”，因为他是为救党而来，不是为个人而来。

但中央代表领情吗？不见得，他们之中有900到1000票是蔡细历的“铁票”，纵然蔡细历因性爱光碟片受“道德指责”，他们还是义无反顾，而且不假思索地支持蔡细历的政治地位，更何况在他们看来他所犯的是“男人都会犯上的错误”，只是蔡不幸和不小心被逮个正着，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这些死硬派之所以努力捍卫蔡细历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出于对蔡细历的“仗义”而打出感情牌、同情牌和人情牌。这种三合一的基本票可在蔡细历于2008年党选中脱颖而出选署理总会长及2009年双十特大中获得平反窥见。这些中央代表肯定在今次的重选中给他同样的支持，蔡细历就是凭着一股“打死不散”的力量坚持不退下（即使林亚礼呼唤也于事无补）也是预料之中。

这也意味着这铁票是为“救人”而来，他们倒不以为是“救党”而来（在他们看来党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救？）。当蔡细历将事件“一分为二（救党与救人（救蔡细历的政途）是两码事）时，黄家定则将之“二合为一”（救党的同时也要适当的人上位），两种不同策略的斗争也因之浮上台面，但黄家定的失策在与廖派的配合并不密切，力量也分散，以致显得黄家定在做个人的努力，后劲显得力不从心既没有很好发挥团队的精神；反之蔡细历不断地打出团队牌（虽然其阵容不大），而且也以被压迫者的形象出击，自然博得同情票。

在这方面，翁诗杰原本是最不能接受蔡细历的道德缺陷，他认为蔡犯上的错误，要自己买单，不应让党来买单，也就打出道德牌，将蔡与党又是二合为一的战略来对付蔡；而蔡则巧妙地将其个人行为与党誉划分开来变成一分为二，既党是党，蔡是蔡，蔡的犯错（已认错）不应说成连累党，和使党沾上污点。

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蔡的政治与私德切割论，包括翁派与廖派。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初时会联手来应对蔡的反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黄派也是不置可否地要蔡为自己的过失负上责任和后果。

没想到翁的狠狠出手不但未置蔡于死地，他反而“死里翻身”地再站起来，成为翁不得不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这样一来，政治也就乱套了。翁配蔡变成“政治大笑柄”后；又来了个廖逼宫的政治戏码，也被形容为马华高层的“窝里反”的政治闹剧。

如果不加以制止，这政治闹剧是没完没了，也授人以柄。在此关键时刻，蔡派的辞职促成重选可谓是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抉择。他逼翁诗杰不得不面对重选，因为算来算去，翁派是脆弱的环节，不易整合来吃掉蔡派；而廖派军中无大将，尚不足构成威胁，也就认定马华的未来是“蔡家的天下”。

就这么样，蔡细历认定即可促成重选的造王者，又在重选中成为王者，将所有的荣誉归诸一身，何乐而不为？

他当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只要翁廖（或加上黄）不联手，他就没有退却的理由，而且他也认为翁黄分散力量下，将抵不过他的铁票，事实证明他是押对了。

翁诗杰的失败是他的一贯独行作风造成的，他不喜欢打团队牌，但又不能没有团队，也就打出一个不完整的队伍，靠时机取胜。这在某些时刻管用，但在这次三角战中却不管用。

如果翁黄联手，蔡将不敌而失手。问题是翁黄本一家，如今分了家，也就让蔡细历越级而上，但马华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不明朗的时代。

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不会因党选后划上句号。恰恰相反，因为各有力量，又手握王牌（胜利者担心失败者退党），也就使到新任会长蔡细历要用十二分精神来应对一大堆的矛盾事。如果党选过后不是整合的开始，那么希望也不会是马华分裂的开始，谁知道呢？关键在于新总会长要如何包装自己和如何塑造马华重新上路，迎向困难重重的压力和挑战？

刊登于2010年3月30日《光华日报》

林冠英乱局中反守为攻 挑战选委会还第三张票 （及时评论）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突然引爆一枚计时炸弹，向记者宣布槟州政府决定恢复地方选举，并通知和授权选举委员会执行槟岛与威省市政局的选举。这意味着，槟州政府准备挑战联邦政府，是否同意恢复地方选举？

从政治角度来看，林冠英显然是准备把这个热山芋抛给联邦政府承接，因为自从308政治海啸后，上台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就不断面对压力，要它兑现第三张票（也就是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说容易行之难之又难，主要有两点：（一）联邦政府于1966年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政府。就这样槟州的地方议会统归州政府接管，暂时终止选举。

（二）联邦政府在10年之后，即1976年再次通过国会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市政局合并并委任市议员和地方议员。

这就是说，在1966年后就停止地方选举；而在1976年后地方议会由州政府进行改组，可以委任市议员，地方议员和主席等职，正式宣告终结地方选举。因而才有了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疾呼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来争取选票的运动。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竟然一前一后也是因乔治市市议会改变了我们的政治体制。

先说历史的那一段：英国人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在1848年首次成立市政局委员会。

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由5人组成，其中3 人由纳税人选出。虽然当时的选举过于“搞笑”，由候选人拉拢亲朋戚友投票，但确是奠下“民主”的第一块基石。

1913年，英人突然“封杀”民主，所有市议员改由总督委任，且人数增至12名（在那个时候，槟城人民流行称呼的12商就是指这批受委的市议员）。

到了1951年（也就是世界大战后的第六年），英国人有鉴于民族解放运动排山倒海而来，又发奇想地恢复市议会选举，目的是要槟城的人民接受民主政治，而远离马共的斗争（这也是全马第一个民主选举的地方议会）。

那一年最积极响应市议会选举的是林苍祐，他即刻组织了“急进党”，全面参选。其他角逐者有巫统、劳工党及独立人士。虽然当时只局部选举（共15名市议员，9名选举，余由参政司或称槟州总督委任，且参政司是当然主席）。林苍祐的党竟一炮而红，夺下6席，可惜未达半数，控制不了市议会。

1953年，林苍祐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参加市议员选举。因不是在安全区（丹绒），而是在非安全区（日落洞），结果出师不利。从此林苍祐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但他在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直接管辖乔治市市议会，更在1985年接受乔治市市议会颁发荣誉市民奖（应是最后一人，好像以后不再有此仪式举行）。真是吊诡之至。

1956年市议会选举，适逢钟灵学潮，劳工党参选5席全胜，联盟也不劳而获5席，并有独立议员。为应付1957年独立的到来，市议会后来得选一位民选主席（也就是后来的市长），结果联盟的吴源和得到独立议员的支持而当选。

1957年元旦日，英女皇破格提升乔治市为自治市议会地位，全岛市民举行大旗鼓游行大庆祝。不幸乐极生悲，爆发种族冲突，全岛宵禁。自那时起，不再有大旗鼓游行，直到80年代，在林苍祐支持下才又恢复过来。

1958年，劳工党已打出社阵旗号，在乔治市议会内拥有多数席，改由劳工党主席萳马纳旦出任市长，为左翼执政掀开第一页。

1961年市议会选举（此时法令已修改，即每3年选一次，不再采取以得票多寡来决定任期一年，二年或三年的轮任制）。此时如日冲天的社阵，在15席中，一口气拿下14席，战绩辉煌，黄添寿出任市长，联盟只得靠边站。

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社阵因内部出现问题，不再是强势领导，在15席中保住9席仍然执政，此时改由崔耀才出任市长，但政权不稳。

1965年，政府宣布成立调查庭，调查乔治市市议会不当运作的指控，矛头对准当时垂帘听政的林建寿。这个调查旨不在惩罚，而在于为政府接管地方议会铺路。果然不久之后，政府宣布终止地方议会选举（理由是乔治市市议会“犯错”，民主选举不得不中止）。

社阵在被强行接管下，举行示威抗议，哀悼民主失落。虽然如此，联邦政府也就一劳永逸地通过法令停止所有的地方议会选举。由那时开始直到今天，新生一代的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地方议会选举。

回到现实那一段：这是1976年以后的事。因为这一年市议员被允许委任，不再民选，也就成了执政党分配政治利益的筹码。因为任期只一年，担任议员的也就战战兢兢深怕被除名，经常被指不得不听命于党领导人。因此多年以来，反对党直斥执政党滥用权力，把地方议会变成“私产”。

地方议会的变化也是因人因事而异的。比如在1976年后，由州政府委任公务员出任市主席，而在1990年后，因国阵在州选失利（民政只剩7席，马华全军覆没，巫统12席），不得不接受由民政党人出任乔治市市主席（陈锦华因而走马上任，直到1996年，之后丁福南接任，19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直到今天）。

在威省方面，在90年代后，也是安排巫统人出任主席，直到99年后，又回到公务员，今天依然故我。

由于这样，反对党对国阵的大小通吃是最多批评和谴责的，但它们也因为改变不了政治，只有越骂越起劲但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到最后干脆豁了出去，要还人民第三张票。

此牌一打出，也发生效应，林冠英上台执政了。但困扰他的不是州政府的权力萎缩，而是有些权限不属于州政府，要动也动不了。比如地方议会选举就不属于州政府的权限，林冠英在无可奈何下，只好萧规曹随地引用前朝政府的操作方式，自然引来恶评多过善评。

老实说，中央政府是不可能随槟州政府起舞的，选委会也自然不会依喻令行事，因为有法律依据，林冠英又怎样打破条例的局限呢？

在苦无良计后，林冠英趁政治乱局之际，抛出这一张王牌反守为攻，目的是要中央政府积极回应，即使不同意，他也有了交待，那就是州政府人事已尽，下来就看中央政府的态度了。而他的一箭双雕显然又是：若选委会无法落实，那就送民联入布城吧！这就是林冠英的心理战。在战略上他是把被动化成主动；但在战术上，他又如何使地方议会民主化，也就在考验林冠英的智慧了。

刊登于2010年3 月7日《光华日报》

政治九命猫的加沙里——两度与副首相职位擦肩而过

争议性的政坛元老加沙里沙菲依（Tun Ghazali Shafie）（1922—2010）不幸于廿四日逝世，享年88岁。

为什么说他是争议性的人物？原来他在政海浮沉有一段古，而在从政之前他是一位特出的外交专才，在东姑时代已被倚重成为外交部常任秘书长。

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接东姑之位成为我国第二任首相后，他的内阁有两张新脸孔，一个是后来成为第三任首相胡申翁，他被委为教育部长。胡申翁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长公子，他和敦拉萨是襟兄弟关系（他们的夫人是姐妹）。另一个是涉足政坛的加沙里沙菲依，虽然他在1958年已加入巫统，但直到70年代初才被委为上议员，并直接成为新闻部长兼特别任务部长，可见敦拉萨在“513”悲剧后，很需要一位内外才兼备的有头脑的人为他出谋策划。

在那个时候，除了急切推出新经济政策外，敦拉萨也假手加沙里沙菲依草拟国家原则和协助制定新政策。所谓的国家原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大信条：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它有一个长时期成为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必念的“功课”之一，但是否成功灌输入国民脑中，也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在过去一年他又被指为流于形式和概念，不再受学校的重视了，因此不得不重新刷新信条，要学生牢记心中。这是加沙里留给国家的一个经典文献。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它是“513”后的两大产物之一是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是新经济政策。

当然敦拉萨不仅仅是要利用加沙里的敏捷思路，也是要培养他在政治上成为其中一名接班人。

就在1972年的巫统党选，敦拉萨与伊斯迈分别自功当选主席和署理主席外，剩下的三位票选副主席却有六人竞逐。他们是萨顿（在巫统内是保守派，极力反对拿督翁开放门户，后担任部长，最后官职是成为槟州元首）、嘉化峇峇（从马六甲首席部长晋身成为内阁部长。80年代中期被马哈迪委为副首相，成功地当选巫统署理主席）、马哈迪（他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回巫统，而在1972年角逐此高职不果，旨在试探他的支持程度）、赛纳雪、胡申翁（他在党内的地位从这一年起扶摇直上）及加沙里沙菲依。

在6位人选中，敦拉萨极希望加沙里沙菲依能当选三位副主席之一，以便将来能有更大的表现。不过加沙里却遇到巫青团长哈仑（时任雪州务大臣）的拦路，他不希望加沙里胜出，因为他若胜出，很可能在将来是首相接班人，而哈仑已瞄准他要成为未来的国家接班人。正因为加沙里在巫统党内缺乏基层基础，他结果选不上副主席，第一次与副首相职擦肩而过。那一年当选的三位副主席是：嘉化峇峇、胡申翁及萨顿。

由于加沙里的失败是哈仑导致，敦拉萨开始对哈仑提高戒心，这是1974年大选后的事，加沙里介入其中。

在敦拉萨掌权时代，一方面招贤纳士，将政策转为中间偏左，因而有联合政府之设，更有反对党被收编而纳入执政党中，遂有联盟于1974年扩大成国阵事。在同一年，敦拉萨大胆地与中国建交，取得华人空前支持，因而在1974年的大选辉煌胜出，当选国会议员者包括加沙里沙菲依。毋庸置疑的，加沙里是协助推动国阵成立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也同时扮演钳制哈仑的角色。1975年的巫统党选，就出现党内的微妙斗争，也有一股势力要扳倒野心勃勃的哈仑。

共有8人角逐党副主席（此时胡申翁已于1973年因伊斯迈的病逝，成为国家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副主席一职由东姑拉沙里顶上。因此1975年党选，他与敦拉萨双双蝉联原职），他们是原任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但由于这两人胜利在望，因此只剩下一名副主席位却有六人争夺，最后是马哈迪意外胜出，击败强手哈仑。哈仑的失败意味着等在他的前头是官司和失掉官职。因为敦拉萨已不能再容忍哈仑“枉顾王法”。

在这方面，加沙里虽然再选不上副主席，却也败有所值，因为已把强人哈仑拉下马；而他却官运亨通，被敦拉萨委以重任，调升为内政部长。

1976年正月14日，敦拉萨不幸病逝，胡申翁顺势出任国家首相和巫统主席。原先他与敦拉萨一样，要选加沙里出任副揆，以打破惯例（副揆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选出）。但消息外泄后，三位票选副主席马上与胡申翁“摊牌”，强烈反对不按传统打牌，如果首相执意破格，他们三人将辞职而去。这一道难题使到胡申翁必须放弃提拔加沙里的念头，转而“心血来潮”选了马哈迪成为副首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加沙里第二次与副揆职擦肩而过。

这样一来，胡申翁的压力解除了，但加沙里依然大权在握。他以内长身份在1976年逮捕敦拉萨时代的智囊团和亲信，他们是沙末依斯迈（老报人，被视为左翼先驱之一）、阿都拉阿末（敦拉萨政治秘书）及阿都马日（敦拉萨新闻秘书），后两人在胡申翁时代已晋身为副部长。消息传开，震动政坛。亲哈仑的势力就指责就是这些亲共份子在进行倒哈仑行动。

加沙里所掀起的“红色疑云”不仅在巫统党内出现争议，也引发马哈迪发出怨言（他的升为副首相自然在党内也面对阻力，加沙里若在逮捕行动上有所影射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政治上，加沙里与马哈迪一向以来是处在对手的地位）。

马哈迪针对逮捕事件这样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得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此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马哈迪似乎是对内长的行动有所不满，指他制造“红色疑团”。

1981年，胡申翁退休，马哈迪接位。加沙里转任外交部长，不再掌国家实权。1982年他在一次飞机堕毁在甘榜仁达拜（彭亨州）的事件中意外生还，被形容为九命猫，因为司机与保镖皆遇难，唯独他活下来，令人啧啧称奇。但命中也注定他成不了国家领袖。

当马哈迪时代在80年代开始后，加沙里的外交时代（在外交世界一度领尽风骚）也在1984年宣告结束。从兹退隐政坛，颐享天年。他被人称道的是外交才华而不是内政的独断。
这就是加沙里留下争议性的政治遗产。

刊登于2010年1月26日《光华日报》

马华新特大：翁打翻身仗？ （新闻评论）

马华公会双十特大的后遗症果然即刻发酵，而且事情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比双十特大前的局势更难看得清楚。

如果说双十特大的症结是围绕在蔡细历的性爱光碟上，那么未来的特大则是把焦点放在翁诗杰的身上。这两个特大（一个已过，另一个将会安排在与马华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是有其延续性，因为已开过的特大有了争议，所以才有新的特大的出现。

严格来说行将到来的特大主角已非蔡细历，而是翁诗杰到底在走什么棋？他是要借新特大翻身和反击吗？还是他要让企图接其位的人尝到苦果，上位梦破灭？

如果说翁诗杰什么都不要，只求图个“过早的退休”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多一些回忆，少一些痛苦，那他根本不需要再来一个特大，因为即使特大取得胜利，同意解散中委会重新改选，而翁诗杰又不“赴京赶考”，那也还是为他人做嫁妆。我看这不像是翁诗杰的性格。

有人分析翁诗杰之所以出杀手锏，在周四（10月15日）的中委会议上出人意表地亮牌—依据总会长在党章内赋予的特权，指示总秘书安排一个特大来解决相持不下的争议，是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原本翁诗杰在会议上建议中委总辞，以表示集体负责任，因为特大已否决了中委冻结蔡党籍的决定，等于是中委会的决定被推翻，间接上也被认为被投了不信任票。如果中委不辞另选新领袖，将很难服众。可是翁诗杰的建议被否决，这些现有的中委认为不需总辞，也就不同意用特大来决定中委的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他们看来既然翁诗杰迟早都要走，不如早点走，无需劳师动众。最好在今天，好让中委推举他们的属意的人递补真空。按照互联网和来自马华的消息，基本上中委对廖江配没有多大的意见，而其他职位的人选也有了腹稿，说得白一点就是中委会要组成一个既没有翁诗杰，也没有蔡细历在内的新领导层。现在经翁诗杰的反扑，整盘局也动弹不得。虽然廖中莱在多数人支持下，顺利被举为署理总会长，但这意味着廖中莱还是坐不了正位，情况虽比蔡细历好得多，不过掌握不了实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抑有进者，如果并未得到总会长的祝福，廖中莱的上位成为老二也暴露了翁廖之间出现新的矛盾。由于这两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坛的一对“难兄难弟”，廖中莱就是在2005年取代翁诗杰留下的马青总团长空缺而顺利接棒，也就没有人相信翁廖会发生矛盾和失调。然而摆在眼前的是翁诗杰不走，还要召开特大来看，马华还会有一个维持现状的过渡期，暂时堵住了热门人物廖中莱成为新舵主。

另一方面，中委会面对翁诗杰的发难也措手不及。假如没有意外，在很大程度上，新特大会通过重新选举，这就使到接班人陷入尴尬与不安的境地，难怪廖中莱一脸的无奈与内心沉重，他郑重地否认“出卖翁诗杰”，并说对翁已是“仁尽义至”，心里坦荡荡。

我们不知道翁廖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有了问题，才有今天讲不完的坊间的故事。至于他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何时感情起了变化，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外人无从置啄。

不过，廖中莱也肯定不是单独个人的行动，他也有他的团队。从报章反映出中委的会议过程，廖派似乎已告形成，至于背后是否有元老或高人指点迷津，外人不得而知。

如果说，翁廖两人没甚大过节，也绝不是四川的变脸表演这么快的形同陌路人，那么他们应公开表白还是共同进退，不要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存在。

另一方面，翁诗杰今天虽然是“带罪之身”（被投不信任票），但他在主持会议后的轻松表情反映出他已在短短的4天内悟出一个大道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并把主动权拿了回来。就此而言，翁诗杰的死对头蔡细历似乎在新特大中只是配角。其一这也符合蔡派要求，没有理由反对；其二这也许是翁蔡对决以来，后者第一次支持前者的召开特大的举动；其三是焦点转向翁廖的斗争，翁蔡之争反而已不是主题了。

由上观之，我们推测翁诗杰的大动作不会在新特大后就“功成引退”，他可能重组其团队在新党选中再战江湖，面对蔡派的全面迎战乃意料中事。最难意料的是廖中莱是否已自成一派，脱离翁诗杰组成新的班底或是两人重新整合？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会叫阵吗？有没有元老从幕后走向前台？这些都是新特大后会涌现的派系斗争。

马华公会今天的遭遇，出现诸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马华的内斗是否会一次过在下来的党选中“一劳永逸”的解决？或是党选过后又出现分裂而有人退党？或是马华已是一个宿命的政党，每隔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

没有人知道马华的未来怎样走，但很多人知道马华的过去走了许多“委曲求全”的道路，才有了308的政治大海啸。翁诗杰也好，蔡细历也好，乃至廖中莱也好，他们在下来的新党选中，如果要领航的话，请列出有份量和有魅力的出师表，马华再也没有本钱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折腾，这就是双十特大后，华社对马华新特大的期望。

刊登于2009年10月18日《光华日报》

马华特大：领导权之争 （新闻评论）

马华公会特大已铁定在10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投票，以决定到底是蔡留或者是翁走？此事导因于8月26日马华会长理事会开除蔡细历而陷入纷纷嚷嚷的不安局面，结果支持蔡细历的一方于9月11日将备忘录提呈马华总部，要求召开特大；而总会长在较早前的9月初也要求召开特大来了断彼此恩怨。当两个特大在争先恐后及争论议程的孰先孰后时，双方又急转直下的和气收场，同意只开一个特大，也只有议决蔡派提出的提案，日期就订在双十日。

选择双十日显然不具备政治动机，虽然这个日子对马来西亚的华社是敏感的，也不是中国方面所喜欢的，但这只是巧合，与台湾的国民党的双十节国庆无关。不过，我们倒是意外地发现马华公会这一闹，倒成了中国和台湾之外的第三大政党的大件事，因为马华公会一向以来自诩为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最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是台湾国民党，下来就非马华莫属了。

既然是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它的一举一动理应引起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其实不然，特别是308政治海啸后，马华公会再怎么闹和再怎么斗，也不过是内部斗争的白热化，与华社并不一定牵扯上关系，更遑论会影响华人或海外华人的政治命运。因此马华党争基本上是兄弟阋墙，不是华社“大难临头”。

就此来分析和评价马华公会因党争引发的特大，我们只能从较小的格局来探讨翁蔡之斗对马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就蔡细历来说，他是308大选前的牺牲品，因为一张性爱光碟，几乎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除了在2007年杪辞党官职外，也不再参加国会选举，但也与其他老牌从政者一样，培养自己的儿子接班。

本来蔡细历的政治故事已划上句号，未想308的政治海啸后又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在去年10月的党选中中选署理总会长，不知是有幸或不幸，他从此与当选的总会长翁诗杰在党内和党外抬杠，既无共同的语言，也没共识。

这里头产生一个关键和备受争议的课题。在翁诗杰派看来，蔡细历既然已承认犯上“道德罪”，已失去参加政治的优势，更不应该成为党的领导人。这对党并不是光彩的事。因此在无法苟同蔡细历的卷土重来下，也判定了他与翁诗杰迟早会发生对峙的僵局。

果然这个僵局不仅无法打开，而且变本加厉地加速党内派系的斗争，也就导致当权派采取强硬的措施，先是开除党籍，后是在一定的争议下，改成冻结党籍4年。相对来说是翁诗杰将沸腾的局面下调，以争取较多的中间派支持当权派的做法。

我们先不论翁诗杰派先是开除，后改冻结的决定是否是一个败笔，但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冻结，也没有影响特大的召开。

特大其实就是胶着两点：第一点是对翁诗杰的领导信任与否的议题。蔡细历派要对他的领导投下不信任票；第二点是蔡细历派要蔡细历“起死回生”，不仅恢复党籍（或解除冻结），而且重任署理总会长。若是蔡派在特大通过这两宗提案，那就意味着翁诗杰必须挂冠而去。

这样的结果也就形成蔡细历取而代之，这是蔡细历在10月5日发表它的3R宣言，提出“纠正、团结、振兴”时，首次表达他将在局势所趋下出任总会长，虽然他说这种安排他所愿，而他将成为“过渡时期”的总会长，但翁诗杰派斥他摆明有篡位之心。

从报章阅及所谓的3R宣言，基本上是数落翁诗杰的领导无方，似乎蔡有信心在特大中取得中央代表会支持他的倒翁运动，而他也巧妙地把倒翁说成是“救党”运动。

但事实上特大是“救党”运动吗？马华真的已到了最危险的存亡关头，非得用特大来解决不可？稍为了解马华历史的人都不相信特大是“救党”行动，而且马华有没有特大也挽救不了308政治海啸造成的伤痕累累。因此充其量这次特大是一场涉及领导权的斗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小视这场争夺战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2种结果的假设：其一是蔡细历派胜，翁诗杰派败。后者辞职，也许会引发骨牌效应，一些部长与领导相继辞职，留下的烂摊子由蔡细历接收。当蔡细历成为马华总会长时，他是不是有把握稳住其他人与他共进退而弃翁诗杰于不顾？若没有，他又如何组成他的领导班底？他又要派谁出任部长？他有没有足够的议员（15席），可以向巫统展示政治力量？

因此，当蔡细历有了出师表后，他又要在第一时间排出一个完整的阵容来，这对他争取中央代表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筹码。

其二是翁诗杰派胜，蔡细历派输。这样的结果也许是现状的维持，不仅官职照旧，党职也变动不大，但翁诗杰为顺应各方劝谏而作适当的调整也是预料中事。

既然蔡派已提出不秋后算账，翁派也自然不会秋后算账，但蔡细历无望在党内翻身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其他的蔡派猛将，也许将会被个案处理。在这种情形下，尽管党内存在不满翁诗杰的势力，但预料一时之间不会出现退党的浪潮。

由此观之，特大正如蔡细历所承认的已沦为他和翁诗杰的斗争。只要彼此有君子风度，选后不搞分裂，不搞阴谋，马华也许将会保持原状，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不过，有人认为特大会突现第三势力，而且这股势力以元老为首。究竟真有这么一回事马？即使有也不足为奇，但又似乎不成气候。所谓元老重出江湖已是不可能的事，已退休的黄家定、林良实、陈广才、陈祖排、林亚礼乃至李金狮及曾永森等人是不会也不可能重问江湖事，只剩下较年轻一代的人有兴趣接班，但举目一望，剩下的廖中莱、江作汉、魏家祥及周美芬都未有心理准备接班，而且他们看来绝大多数都是总会长的人马，照理不会借此机会“整掉”翁诗杰，即便不同进退，也不至于过桥抽板。

既然特大是在决定两个人的命运，所谓第三势力涌现乃是言之过早。对此，我们不便猜测谁胜谁负，但我们希望马华的中央代表以理智和良知投下他们重要的一票。虽然它不是在决定华社的命运，但却是直接影响马华未来的走向和领导方向。

我们不敢对马华有多大的改变寄以厚望，但希望马华能从特大中悟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马华的未来取决于它在国阵中扮演的角色。若是继续在原地踏步，那多几个特大，也是于事无补的。换句话说，马华的特大只能解决领导权的争议，还谈不上为华社指引未来。

刊登于2009年10月10日 《光华日报》

玛力勿莱补选的启示 发展牌震撼了宗教牌 （即时评论）

吉兰丹玛力勿莱州议席的补选结果让回教党在捏了一把冷汗下保住席位；也让巫统（国阵）在失败中取得“意外的收获”。这一下子使到这场补选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但不论各自如何表述，至少它反映了巫统与回教党这对宿怨的政治策略已经已能再陈陈相因，也不再局限于回教主导权之争，而是民生的改善成为年青一代选民的诉求。

这场补选的结果是十分戏剧性的。在投票前夕，人们都看好回教党可以超过千票取胜，但在14日投票截止后，从计票中心传出来的消息竟是五五波。有说回教党只领先数十张票，甚至只多出1张；有说巫统以少数票突围。最后的结果是回教党获5348张票，巫统（国阵）得5283张票，多数票是65张。在选民投票率高达87.3%下（槟州本南地补选投票率则不及50%），说明了两个阵营已成功地争取选民对补选的重视，共有10722个选民投下一票。

当然，巫统的目的不在于政权的改变（其实在吉兰丹州，回教党已稳占37席，巫统只占6席，1席的补选也改变不了什么），而是在于308政治海啸一年有余后，它能否深入回教党的腹地来一个震撼？以扭转国阵在西马的每场补选必败的宿命。其结果也真的让人必须用新的思维来检视马来选民的政治心态，以及他们对这两个政党的看法。

首先，回教党作为一个农民政党，它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单是宗教化的，而且也是乡村化的，特别重视精神的解脱而抗拒物质的诱惑，即使在308大选后，它在城市取得立足点（例如在雪州参与执政，在吡州也一度主导州政权），它也没有急切地使自己转型成为一个城市政党，而是仍然坚守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这点从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身上最明显反映出来：

其一，他特意挑选一位学识不高的鱼业批发贩商费兹上阵，以显示回教党的农民本色；其二聂阿兹力斥巫统的非回教化；其三不相信物质的诱惑可以改变选民的投票倾向。

因为在聂阿兹看来，国阵包括巫统在内是个包庇滥权与贪污的政党，贪婪成为国阵的文化，乡村的纯朴与安宁不应受到污染，更不允许假借发展之名而饱中私囊。因此他认定捍卫回教党的农民特质与回教精神足以击退外来的求变压力。

如果说回教党以精神来作为斗争的主轴，那么巫统则打出了“学识牌”和“发展牌”，它派出的候选人端阿兹不但是工艺大学的毕业生，也曾是吉兰丹南区发展机构的经理，说明了巫统精心挑选一位发展官准备发展这个选区，以影响当地选民在两位候选人中择其一。

不过光有“学识”还是不够的，因此副首相慕尤丁干脆在补选期间打出了“发展王牌”。他在7月12日时给选民一道难题，也是对回教党的重锤一击。他毫不含糊地要选民作出抉择——要回教党抑或是一座新桥？如果选民选择了国阵，那么政府（中央）将建立一座300公尺长的新桥将新城镇和旧城镇联系起来，以取代在90年代建造的单行狭窄的桥，不然就对不起了。

虽然反对党抗议指责是“公然的贿选”，但无疑此举是要“炸开”选民的心。毕竟每个人都希望他所居住的地方环境好，交通方便。这是切中要害的，比什么承诺都要来的实际。

就在巫统敢敢亮出发展牌的同时，慕尤丁也不忘反击聂阿兹的指责，重申巫统才是最先捍卫回教的政党。此话带有争议性，因为从历史来看，回教党的成立是回教分子不满当年（1951年）巫统维护回教不力而脱离出来的，以致回教党不断地以此来鞭挞巫统。但无可否认的，巫统的回教化运动在80年代马哈迪主政后，就不遑多让回教党了。

这就是说，巫统和回教党对宗教之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两者对宗教的阐释也互不相让；反而是“建桥牌”打出后，回教党有些难以招架。在选民面前的，就是物质与精神的选择。就这样，慕尤丁的绝招使到巫统（国阵）差一点就把民心取了回来，其震撼性也不得不让回教党开始反思。

回教党的反思也完全有其必要和迫切性，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练的巫统，把城市的思维带进乡村，这可以解释成乡村要不要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考验。当然我们不是说巫统已脱离了乡村，它其实是立足于城乡的大政党，拥有权力与资源操控整局，占尽了优势把发展的列车开进回教党的大本营。这列车现在就停在聂阿兹的大门口，让吉兰丹人民有所遐想，而难以拒绝。玛力勿莱补选的结果就让我们看到选民陷入既要发展又不弃回教党的两难之中。他们之中应以年轻选民要求发展为主，也就给保守的回教党感觉到改变已是时候。

所谓的改变有两个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巫统会加速其心理攻势，给回教党造成压力认为也有必要与巫统会谈，即使一时之间谈不出什么结果，巫统也认为有机会让回教党人不再拒巫统于千里之外，留下空间容后跟进。

第二是刺激回教党内的“埃尔多安派”（开明派）在党内抬头，朝向宗教与发展的两结合的道路发展，并将回教党的农民意识改造成“城乡意识”，足与巫统齐驱并驾。

也许这意味着回教党在90年代建构的宗教高于一切的口号已经逐渐褪色。如果它决心要在城市立足，并向中央执政权力靠拢的话，它不能再在原地踏步。

尽管有评论指说是纳吉的百日维新效应所致，但这对保守的玛力勿莱的人民而言，他们是理解不多，也难以消化的。因为他们无法从所谓的新政中即刻感到改变已经到来。换句话说，纳吉新政的效应基本上尚未释放出来，倒是“建桥论”马上发酵，一的中皓。如果巫统借此次补选逆流而上，对回教党则是一个警钟。

虽然回教党可以指责有金钱政治在作崇，但这不是很好的说服理由。总的来说，回教党能否稳住民心，就要看回教党本身愿不愿意“改头换面”，用一种新的思维来面对千变万化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死守其固有的精神领域，忽视物质文明的冲击。

刊于2009年7月16日 《光华日报》

纳吉100天的KPI （即时评论）

虽然“独立民调”的调查结果使到上任100天的纳吉有了较为正面的评价，从今年4月上任之初的42%上升到65%，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纳吉的思维及其施政方针作出正与负的评估。这就是说，纳吉评估部长的KPI，而他的KPI由我们来评估。

在正方面，表现在经济策略的灵活性与伸缩性。首先是上任后再拨出600亿救市，联同上任前以财长身份宣布的70亿资金，一共动用了670亿来协助面对困境的单位和企业。除此之外，纳吉也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先进行投石问路，例如宣布27个领域（主要指服务业及金融业）终止30%土著股权的限制，让中小企业不再面对股权分配或寻找合作伙伴的难题。有了正面的反应后，接着纳吉再进一步宣布上市公司不再受30%土著股权的限制，且在表征上宣布废除“外来投资委员会”，以符合新措施。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无疑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枷锁解套。姑不论它是否带来实际或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纳吉是做了没有任何一个首相愿意“率先废除股权”的大动作。因为也只有首相开口作出改变，其他人才能够跟进客观地批评新经济政策实施38年来的得与失和利与弊，否则就会被当成对既定政策的挑拨而触犯“煽动法令”之嫌。

犹记得林冠英在308政治海啸上台后就公开表达不以新经济政策进行招标，结果有人报了案，引发警方介入调查是否触犯煽动罪。虽然事后不了了之，但它所起的慑阻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以告诫其他人不能对新经济政策说三道四。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最直接挑起30%股权的“已达论”是经济学者林德宜在2006年提呈的报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从上市公司的数据演绎土著已超过30%的股权，结果引来非议不断，更激怒官方使用另一种计算法来驳斥他的“调研结果”。虽然官方无法消除林德宜给人留下的印象，但在此事之后，林德宜的“立论”在官方眼中似乎站不住脚了。其最大的分别是他的背后没有权力的支撑，只能被视为学术之言，不被当为实际的反映情况。

这就是说，除非官方提出改变，否则就不要再议论纷纷了。现在纳吉是第一人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应给予正面的肯定。因为这等于破除新经济政策禁忌，让人们可以作更深入的探讨。

纳吉对股权的松绑是有两大原因的，其一根据官方纪录，去年的总投资是600余亿，其中外资占400余亿，而今年能否达到300亿尚未得而知。外资进入更是少得可怜，不成正比例。因此纳吉也希望他的宣布可以稳住股市，乃至将之推高到破千点的水平。

其二是在政治层面上的，以期消除人民对股权的负面印象。无可否认的，308的政治海啸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对多年压积的不满爆发，虽然不至于“大水冲倒龙王庙”（指中央政府），但已够国阵成员党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收拾残局。就此而言，纳吉是希望在上台后释放的善意能有助挽回国阵的信誉，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其他成员党是否有加分？尚不得而知。

当然没有人质疑308大选的结果巫统仍保留其势力，胜了75%左右，不算失败，但因其他成员党表现欠佳，累及失去4+1的州政权（过后拿回吡州政权也被视为有争议，归为一个败笔）。所幸东马协助稳住阵脚，否则中央政权也岌岌可危。由于这样，不论巫统喜不喜欢，它的改变是必要和必然的。如果它不带动国阵改变，则既定的所谓政权分享方案在未来就失灵了。

在如何改变的争议声中，巫统内部的蜕变也带来了震荡。阿都拉4月份的下台是预料中事，只是提早鞠躬。不过，对上位的纳吉人们又担心他走回马哈迪的强硬路线而无法挽救国阵其他成员党的“下沉”，结果纳吉也让人民松一口气。他毕竟没有追随马哈迪的主张，让马哈迪主义回流，反而转向追随敦拉萨的某种指导思想，希望一扫颓势，可是因时代的不同，纳吉又不能萧规曹随，只好拿他的父亲的政策来“开刀”（小手术），最明显的就如上述的对土著股权的废除；次明显的是对马哈迪主义的“抗拒”。例如宣布将终止马哈迪的英化数理教学是另一个大胆的“背向”。

在这方面，纳吉政府巧妙地利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改回原状，留下“改与不改”的空间得以进行再调整，无疑是宣布马哈迪政策“失败”后的一种“安抚”，不想没有回旋的余地。

从这样看来，纳吉又在政治上取分，至少华团及马来社团已不能针对此课题对政府大加抨击。至于在未来的日子，家长又如何回应，那是另一回事。

在另一方面，如果从负面来审视纳吉的100天，也有下列的缺陷：

（一） 上台之初，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虽有通过部落格分析和解释，但其焦点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华文方面较广泛的应用“全民的马来西亚”，可又不十分接近“一个马来西亚”的解说。因为纳吉的施政并没有在政策上终止“土著与非土著”之分，而是延续过去的思路，只在政策上作有限度的开放，在思想上仍保持种族和宗教身份的不同。还有同意回巫对话乃至组团结政府之说虽是对马来民族的整合，不涉及其他种族的权益，但如果政治结构以这种方式来洗牌，非土著将会陷入迷思之中。由此来看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又觉得不圆满。

（二） 在消除贪污、滥权及终结朋党的措施上，更显得有其被动性。有一股势力正阻控纳吉的大刀阔斧，以致他无法在100天之内展现其纠正弊端的绩效。

虽然政府部长及各部门的KPI（主要表现指标）已在首相监督下推行，但这只属于内部评估，人民无法感受到改变已经到来。在几场补选中，国阵仍无法扭转劣势也说明了一年之后的政改雷声大雨点小。不是人民特别爱民联，而是国阵没有在政改中取得民心的回流。最近爆开的“基宫”事件，也给巫统及国阵“添乱”，对于纳吉的努力无疑是抹上一层阴影。因此国阵如何脱胎换骨，成为纳吉100天后的不可放弃的沉重的任务。

（三） 在民主架构下，纳吉有必要给民主政治加分，而不是让它受到限制。一个政府的巩固与持久，取决于人民对政府的民主施政有多宽；而不是取 决于政府的强硬与不妥协的态度。
尽管吡叻州的再变天已通过法律的判决使事件稍为平静下来，但国阵依然面对舆论的压力。此事又是直接与纳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因此不能回避吡州事件施加在政府身上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纳吉再一次果敢与勇敢地面一切的责难。如果他在100天内做不到，那么在未来的100天内寻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会有机会将弱势转为优势的。其实民主政治是必须要冒险的。既然纳吉敢于在土著股权上“冒政治风险”，那么对民主政治的尊重和让路，冒一些政治风险也是值得的。不论重选的结果如何，纳吉的形象肯定会被托高而放眼在未来的大选翻盘。

相对来说，纳吉的思路是比阿都拉较为宽广的，也比马哈迪的手段更具弹性，而不是直来直往。如果他借308的理由来一个较为彻底的“改弦易辙”，没有人会怪他这样做是错的。只要立定目标，把“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转成“全民的马来西亚”的实质落实，则纳吉将会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取得重要的一席地位。

也许100天太短，我们不妨给纳吉1000天来让国人耳目一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大选），人民就会告诉纳吉他做得好不好。

刊于2009年7月11日光华日报

回教党为什么向后转？ （即使评论）

甚嚣尘上的“回巫对话”以组成“团结政府”的声浪随着民联三巨头会谈后，戈然而止，划上没有结果的句号。安华说，民联坚拒与国阵或巫统组成联合政府，并指说巫统试图拉拢回教党退出民联，以瓦解民联。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也表示不再与巫统玩下去了。这意味着回教党仍留在民联，至少在目前看来，它不会背民联而去。

为什么回教党会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回教党对联合政府不再感兴趣？理由很简单：哈迪阿旺虽然忝为党主席，也得到党内一些人士的支持可与巫统探讨此项重大的议题，但党内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如果他刻意不理会反对的意见，继续与巫统“眉来眼去”，肯定会陷党于内斗加剧，严重的话导致分裂；轻则使到原本“一团和气”的回教党变得相互猜疑。这显然不是哈迪阿旺所愿意见到的。他不能也不想背负起“分裂党”的罪名。

因此在此过热阶段抽身而出是最好的方法，也可免除民联的诸多质疑。

此外，哈迪阿旺也欠安华一个大人情，他曾经在回教青年组织（Abim）中是安华的助手，彼此交情匪浅，而且也是因为1999年的安华效应，他才在大选中“一鸣惊人”，夺下登嘉楼州政权而得以出任州务大臣。在这种情形下，要哈迪阿旺背安华而去，他是不愿意的，至少是难于割舍的。在情在理，他都要尊重安华在2008年的大选掀起的一场政治大海啸，终于让回教党摆脱困境，重新站立起来。但为什么在政治大海啸后，哈迪阿旺会与巫统有所谓密谈呢？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在308后，我们尚未能确定是时任首相的阿都拉先伸出橄榄枝或是哈迪阿旺主动“献身”，才有了秘密会谈？如果是前者，那意味着阿都拉需要在大选后通过与回教党的合作来巩固其政治地位；如果是后者，则是哈迪阿旺准备投石问路，看看巫统怎样献议给回教党，而回教党又有什么重要角色可扮演？由于会谈没有实质的结果，我们只能推论彼此“成见太深”，不是通过几次的密谈就可以解决的。正因为这样，“回巫密谈”暂时交白卷，阿都拉也就“秘而不宣”。这反映出阿都拉的政治策略是顺其自然的“以逸待劳”，不是进取型；反而使自己错过了借外力来力量巩固在巫统的地位的机会，最后落得不得不在今年四月引退政坛的无奈。比起安华来，阿都拉似乎是慢了半拍。

在今天看来，安华在308政治海啸后的一周内，即刻宣布组成民联阵线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率先将回教党拉在一起，免得“中途变卦”，否则当时若巫统积极向回教党大送秋波，可就使问题复杂化而变得棘手。

由于阿都拉的“无为心态”，采取“悉听尊使”的策略，也使到回教党选择倒向民联变得“名正言顺”。在这方面，安华可谓棋高一着。

不过，当纳吉在今年四月扶正后，他的策略就比阿都拉高明，首先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继之，也推出这个概念下的八大方针，针针朝向民心，并藉此缓解吡叻州变天面对的沉重压力。

正在这个时候，回教党一方面为吡叻州的变天给国阵施加压力，刻意安排原州务大臣尼查参加武吉干冬国席补选，以挫巫统士气；但在另一方面，哈迪阿旺在六月的党选不战而胜后，在信心增强下，或认时机已告成熟，可用尼查的胜利再敲“回巫对话”的大门，以试探巫统的反应。在他看来，既然密谈收效不大，何妨高调转为公众议题，以让巫统面对“窘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迪的“团结政府”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更没有讲明是回巫联合政府或是国阵与民联的大团结政府，也就留下空间让人遐想。你可以说是回巫团结政府，也可以说是国（阵）民（联）团结政府（转成国民团结政府更为好听）。这说明了哈迪及其副手纳沙鲁丁所支持团结政府是未有整套的合作方案，仅是一种政治手段。

可是纳吉可不是阿都拉，他急快地采取“打蛇随棍上”的战略向回教党摊开双手大表欢迎，而且随即制造舆论让回教党也感到巫统的诚意与热情。这一下子，高姿态的纳吉反而抓到主动权，在“回巫会谈”的课题上让人有更大的想象，反而将住了回教党。这边厢是巫统这回高唱“大团结之歌”；那边厢是回教党乱了阵脚，竟因“对不对话，团结不团结”的事闹了矛盾和意见。站在政治斗争的策略而言，纳吉的手段是比哈迪阿旺更为高明的，他的回马枪几乎让哈迪招架不住。在沉默一些天后，哈迪与纳沙要回应的已不是巫统方面，而是也要向聂阿兹坦白，更要向民联作出交代。在三难底下，哈迪选择通过民联表白不再与巫统“你浓我浓”。无形中，这“一箭三雕”也多少挽回哈迪的面子，总算有了明确的交代。

虽然回教党及时巩固阵脚，也让民联松一口气，但巫统又何尝也松一口气呢？因为这出戏由回教党自己落幕和下画，纳吉就不需要向友党交待什么，更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在马来族群中给民联一个无形的压力。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回教党当下留在民联内不是没有作为，也不是永远的二奶，若有朝一日主政中央，除了安华之外，回教党内也有上位的人才，尼查就是其中一个为各民族接受的后起之秀。这也许是回教党留在民联比走出民联更为上算的理由。

反过来，回教党也明白它和巫统都不可能组成单一种族的团结政府，若要与巫统合作还得加入国阵，也就走回70年代的老路。既然如此，也难怪回教党内有相当的意见反对吃回头草。

其实，综观回教党与巫统的恩恩怨怨，它们是一对欢喜冤家，既是长期的斗争的政敌，也是曾经共事的伙伴，但归纳起来是斗争多过合作，而且在合作的日子里（1973年到1977年与巫统组联合政府且参加国阵，但不是巫统的对手），回教党也有过不愉快的经验，如今哈迪阿旺在内部重重阻力面前，他只有向后转这条路可走。既有内部因素（反对力量不小），也有其历史因素（斗不过巫统）。因此回巫对话的告吹，就不足为奇了。

刊于2009年6月25日 《光华日报》

李光耀一句话•林冠英十年功 回顾新加坡与槟城的情意结

李光耀从6月8日到15日的8天西马之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他在槟城一行只是短暂的逗留两天，会见了三代首席部长，但他们所释放的一句话却有“振聋发聩”之效，既不是贬斥，也不是赞美；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评语：槟城落后了，即使道路基建也没有芙蓉及怡保来得好。这一下子，槟城的政坛又引发一场政治交锋，人民的神经线也被震动。这也许是李光耀预料中事。但如果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乔治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槟城与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相比，其发展是比较慢的，其变化也不多。许多曾在十年或廿年前来过槟城的人在重游后也会发出同样的评论。从一方面来说，是槟城保持它传统的历史风貌，变化不大；从另一方面来说，槟城作为一个大城市，其进度比不上其他大城市，在发展上是落后了。

作为槟城的人民，我们身在其中，也感觉到变化不大，反而有时也觉得有些矛盾：槟城是在“维古”抑或是在“推新”呢？当这两者都无法展示其新形象时，我们也只能说：槟城廿年前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廿年后，它依然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既不十分现代化，也不十分“古迹化”。这似乎是槟城的特色：它的“落后”因为它“怀旧”？它的“变化不大”也是因为它不能“推陈出新”，把古的拆掉，把新的换上？因此曾经到过槟城的人或朋友都会听到：那些名胜你都看过了，没有新旅游景点，对不起。

不过，自从2008年槟城乔治市一地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其身价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看来看去都是一个样，但初来乍到的新游客则是对槟城“啧啧称奇”，承认它是一个真正反映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独一无二的城市。

这对熟悉槟城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出奇。对李光耀而言，也是如此。他主要是在观察槟城作为一个活力都市，怎么在建设上反映不出新气象和新活力来？也就难免一句话道出心中的感慨。

不论我们接受不接受李光耀的评语，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我们回顾槟城与新加坡的一段渊源历史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远远被新加坡抛在后头了。现在唯一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槟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区，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

其实在历史上，槟城与新加坡是一段“父子情”，父亲是槟城，儿子是新加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后来又倒转回来，反让新加坡后来居上，成为另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国家。

其历史的进程表是这样的：
（一） 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写上英人开拓马来亚殖民史第一页。1800年英国再从吉打苏丹手上占有威省，这样一来，槟榔屿和威省合二而一地称为槟城。

（二） 1805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委派坦达斯（Dundas）出任槟城总督。他随从中有一位胸怀大志的秘书莱佛士（Raffles）。

莱佛士协助总督在槟城设立了“街道委员会”，对街道的发展作了规划。

1811年，莱佛士被调往爪哇出任副总督，但这是临时性质的，因为英国不想占有印尼，只思及如何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

（三）1819年，莱佛士通过东印度公司向柔佛取得新加坡的占有权，就这样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的开埠人，其地位正如莱特开辟槟榔屿一样。

由于新加坡的战略地位优势，很快发展成军事基地，而槟城则因地理地位偏内，又缺乏造船材料，早在1810年就被英国放弃作为军港，因此需要在另处再辟军港。未想莱佛士的“独具慧眼”，使英国对新加坡的开发格外重视。

（四）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总部设在槟城。槟城保留自由港地位外，也宣布新加坡和马六甲为自由港。

（五） 1832年，新加坡的发展凌驾槟城，海峡殖民地的总部迁往新加坡，槟城的地位滑落，它必须听命于新加坡的管制。

（六）1856年，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各自设立市政局，且有法人地位。1857年，乔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它被视为是乔治市市议会的起点。

（七）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将三州府置于殖民公署之下，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八）1877年，英国正式设立“华民政务司”，由新加坡牵头，槟甲各有助手。这个官职也兼任社团注册官，启开了英国对华人的直接控制。

（九） 1890年，英国进一步控制华社，取缔私会党，成立“华人咨询事务局”，以瓦解私会党形成“政府中的政府”的组织。

（十）1896年，英国在马来亚半岛的政治统治地位被确认，整个马来亚半岛逐步落入英国手中。

（十一）1898—1900年，康有为及孙中山先后到新加坡和槟城宣扬“保皇”和“革命”运动，鼓起华人兴学办报热潮；尤其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更带动了马新华社对政治的热潮。

（十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新加坡的陈嘉庚倡组“南侨总会”，账济中国抗战，一时风起云涌，槟城也不落人后，成为南北两大抗日基地。

（十三）1938年，非常巧合的，新加坡马共代表黄耶鲁（黄望青）被派来槟城推展马共活动（在《光华日报》任职）。他成为第一位来槟城主政的地下领袖。许多年之后，这位在抗日期间成为备受争议性人物的黄耶鲁，以黄望青的名字在70年代被李光耀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来自槟城的马共干部，如李振宗（死于1942年的黑风洞事件）及陈青山（后回中国出任少将）则被调往新加坡主持马共政务。

由此可见，当年新槟政治是混成一体的。

（十四） 1941年杪，日军先占据槟城，翌年再夺取新加坡，血洗抗日份子，无数华人遭殃。新槟及全马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

（十五） 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9月最先开入槟城，继后登陆新加坡，以新加坡作为总部，收编部份马共及抗日份子。

这一年，来自槟城的林建材（林建寿胞兄）南下新加坡，联同其舅父何亚琳及其他人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打出左派旗号。这个政党在1945年杪成立，而在1948年停止活动。1951年被通缉的林建材出走北京，直到1956年才获准返马。

（十六） 1946年，英国正式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强行将新加坡分开，左派不予支持，华社也群起反对。另一方面，马来社会也群起反对，在拿督翁领导下，“巫统”诞生，取得与英国直接谈判的地位，而英国将陈祯禄一派“打入冷宫”。导致1947年陈祯禄联同新加坡李光前号召罢市一天以示抗议，准备用“马来亚联合邦”取而代之，可惜无功而返。

（十七）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于二月份正式生效，取代“马来亚联邦”制。同年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争。新加坡在此协定下被排斥在外，继续属于英国殖民地，另有一份宪制出台。

自此之后，马新华社强烈反对马新分家，不予承认，持续马新是一家的政治斗争。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新加坡不被列为马来亚联合邦一员时，槟城华社也大力反对，甚至有组织性地通过平章会馆（华人大会堂前身）及槟州中华总商会等集体议决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继续保有殖民地地位。它们担心槟城纳入联合邦一州后，自由港的地位将不保，结果在槟州立法会议上，在不被英国人支持下，以15票对10票败下阵来。这就是说，槟城不能向新加坡看齐，它不能离开联合邦，命运注定这两者在政治上越行越远。

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将槟城与新加坡联系看待，比如在1948年在新加坡推行市选举，又在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市选举，尝试推行民主政治。这一南一北成了英国的“民主”试验品。

1957年马来亚独立，槟城出现第一位华人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不出任，推荐王保尼取而代之）。
1959年新加坡举行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但尚未将独立提上议程。

非常有趣的是：槟城早年不想加入马来亚联合邦，而李光耀在成为自治邦总理后，则一心一意要回到马来亚，以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但机会并不在他这边。直到1961年5月，东姑突然在新加坡一项午餐会上发表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以将新加坡和北罗纳入。李光耀也就打蛇随棍上一百个支持马来西亚计划。这个时候他面对左翼的阻力，反对马来西亚但支持马新重新统一。在这种情形下，李光耀在同年9月在电台作系列开讲，与左翼公开决裂。他引用的理据也提到槟城。他说新加坡的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与槟城不同，槟城在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时只有槟城出生的人才自动成为公民；若新加坡也这样，意味着有一半人民（约卅二万）不能自动成为公民，因为他们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而是必须经过申请这一程序。

他也提出新加坡保有教育与劳工自主权，与槟城情况完全不同。

但李光耀以坚决的口气说，新加坡人民获得独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并而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个单位。当时的李光耀认为脱离联邦而新加坡自行独立是不可想象的事。（见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经过全民投票后，新加坡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一州，另两个是北罗的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并没有使到人民行动党成为中央一员，反而在国会编到反对党议席。这使到李光耀决心要在下来的斗争以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作为目标。

1964年，李光耀决定放手一搏，在各大城市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但对槟城情有独钟，他不但在丹绒国会派出候选人，也在此国会议席下的三个州议会派出候选人，显见李光耀特别重视在槟城建立另一个桥头堡。

他这样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员有12个国席，如果再加上9名候选人胜出，就是21名国会议员，就成为巫统之外的最大的政党，必然能够达成社会变革。

为什么还要多派三个州席候选人呢？李光耀有话说：

如果行动党在丹绒区获得压倒性胜利（指一国三州归行动党所有），槟城将非常有利连同各地的行动党人来一个改变。

他还例举新加坡与槟城有所不同，前者有地方财政自主权，后者则没有。他语意深长地说出下列的重话：“这一区（指丹绒）的国会议席，责任重若泰山，十分可能不但代表一区讲话，而是代表全槟城，全马来西亚要社会变革，乃至要实施新政策的万万千千的人民讲话”。

为什么在当时李光耀也不支持重新出道的林苍祐（民主联合党）在丹绒取胜，反而派不具家喻户晓的候选人陈崇美上阵？这也许是寻找适当的候选人不易，再说陈崇美原为社阵州议员，退出后加入行动党，正想借助李光耀的声势突破。

但林苍祐是以一位“民族英雄”的姿态上阵（他因与东姑闹翻退出马华，被华社视为民族斗士），插足丹绒，不仅使社阵的陈扑根黯然失色，而且也使得陈崇美靠边站。尽管李光耀的群众大会（在旧关仔角）人山人海，算万以上，却无法使群众消化其言语。李光耀是在不适当的时机打了一场益了马华的战争，他无法震撼林苍祐的威力，也不能打动槟城人民的心。如果是借着1969年的大选，情势肯定大不相同。

无论如何，李光耀不厌其烦地指出新加坡与槟城的特殊关系，也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包括新加坡的大法官黄宗仁及另三名法官是来自槟城的，后来出任财政部长的韩瑞生也是来自槟城浮罗山背的。因为槟城与新加坡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李光耀说左翼的社阵拟以槟城作为基地，化成跳板进攻中央政府。（见李光耀《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1964年）

由此可见，槟城在李光耀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它是迈向中央的一块基石，不但林苍祐看到这一点（终于在1969年出人头地起而执政，更将民政党推进中央政府），而且李光耀的不入室的“政治徒弟”林吉祥也看到这一点。他在1986年采用李光耀的战略，终于旗开得胜地开展丹绒一役和接下来的丹绒二役，但后劲不继地在丹绒三役栽了筋斗，断了夺权路。直到2008年才由他的儿子林冠英化梦成真，跃居槟州首席部长。李光耀和林吉祥做不到的，反倒让林冠英专美于后。政治的千变万化莫过于此，但千变万变，离不开李光耀的“断言”。

1965年李光耀不得不承认林苍祐的魅力犹存，也就拉拢他参加由人民行动党发起的反对党阵线一团总。林苍祐虽在1964年被李光耀形容为难成大器的人，无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并不记恨，反而与李光耀一同合唱“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只有到1972年加入联盟的联合政府后，他才改调为实现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而斗争，但实质上已与李光耀的口号划清界限）。未想不久之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同年8月9日），团总这一台戏也就唱不下去了。

没了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也就化身成为民主行动党。当1969年林苍祐转身成为民政党人后，他就一马当先挡住行动党再插足丹绒。不信邪的林吉祥却在1990年（丹绒二役）扳倒林苍祐，但无缘夺权。
因为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国，它与槟城的历史也就被切割得无法再续前缘，李光耀即使对槟城有所偏爱，正如英国人对槟城的迷恋，他还是无法对槟城再施加影响力，只能以一名外国领袖的身份于1989年重临槟城。此时已是物换星移，林苍祐以岛主的身份欢迎这位亦敌亦友的老相识。

事隔20年后，李光耀再一次莅临他所熟悉的槟城，其政治变化来得更大，但不变的是槟城在他眼中还是过去的槟城，也就有了前面的评语。

持平而论，槟城在林苍祐的治理下（1969—1990）是有惊人的改变，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电子工业城，创造万千个工作；而许子根的接位（1990—2008）除了肃规曹随外，也侧重把槟城带入一个软件革命的时代，只见森林，不见大树（即意没有代表作。林苍祐的代表作是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以致被人指为槟城改变不大，反而是城市美容大为退步，垃圾处处，旧楼年久失修大煞城市风景。来到林冠英主政的年代，他幸运地承接槟城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一下子迎来了无数的外国游客。但要如何打造槟城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则要动大手术；尤其是两个市政局都未达五星级水平，非得从内部改革不可。林冠英说，要用10年来改变槟城给李光耀10年后再回来看看，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李光耀的一句话，林冠英要下十年功。

刊于2009年6月18日《光华日报》

回教党党选“定中有变” （即时评论）

被形容为历年最激烈的党选终告尘埃落定，回教党的逾千名代表在“求变声中”来一个“变中有定”，那就是票选宗教派的纳沙鲁丁蝉联署理主席，而三名副主席则票选知识派的彭亨州联委会主席端依布拉欣，原青年团团长沙拉胡丁及宣传主任玛夫兹出任，并没有如回教理事会所建议的，三人副主席中必须有一人是宗教派。

至于票选的中委中，原吡叻州务大臣尼查以最高票夺彩，连同他及另5名所谓知识派也挤入中委（共18人），意味着这新崛起的一代已在回教党内占有一席之位。

从整体来看，本届回教党的党选是在“有惊无险”中安然渡过，选出了大多数人接受的阵营，至少在回教党的代表看来是如此，但也意味着回教党的代表在投票时也不认为“激烈的改变”是必要的。他们宁可选循序渐进的更迭，而不要让外界认为回教党已不是原来的回教党了。

其实，如果分析回教党内领导层的派系之分是不明显也不是楚河汉界的。从1951年创党开始，回教党就立足于回教社会，间中也吸纳了不少知识份子和宗教司。它的分界线在于出身宗教司的被归纳为宗教派，例如党主席哈迪阿旺即是。他那一身白色长袍马褂就是一个特征，比起他的前任者法兹诺更具宗教司的形象（来自吉打州的法兹诺虽也是宗教派人物，但他有时也西装挺履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算是中庸派人物。他于2002年病逝，由哈迪阿旺接位）。这个派系以留学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宗教人士为主。

至于被归纳为知识派的则以知识份子或专业人士为主，他们之中有不少毕业自西方大学或本地大学。由于不是宗教司，也就不列为宗教派。其实他们也是虔诚的回教徒，与所谓宗教派分别不大，因为彼此都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加入回教党。例如当任秘书卡马鲁丁嘉化就是这一派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彼此都有双重身份，分别在于那个色彩比较浓厚。

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回教党的组织有别于其他政党，它还设有一个长老会，由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领导。虽然这个长老会不是中委会，但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威地位，因此在持定的议题下，长老会还是有所作为的。它成了一个监管的组织，以阻止党的指导思想被偏离。

换言之，当回教党还未崛起成为有势力的集团时，人们总以比较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政党，认为它是在乡村地带成长的政党，不可能成为取代巫统的角色。但在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突然“异军突起”，在安华的效应下，跃居成为国内的最大反对党，且一举夺下登嘉楼州政权，再加上保有的吉兰丹州政权，回教党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它的27名国会议员也令巫统刮目相看。

未想因为回教党踌躇满志，在胜利后未重视安华带来的效应，反以为是回教党的回教路线发酵，也就让宗教派在回教党内抬头了。在两个回教党执政的州提出了“回教刑法”就是意味着宗教派在那时压倒一切。

但也因为回教党的空前胜利，也造就了知识派在党内开始思考新的出路，因为他们不认为“一切为了宗教”，“宗教就是一切”的理念是适合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必然还有一条适合回教党的新导向。就这样，在众多的回教国家中，最适合马来西亚的莫过于土耳其政府的开明施政，但形成一个派系是后来的故事。

土耳其一向主张政教分家。在2003年上台的埃尔多安（Erdogan）就是坚持这一政策。他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后，就积极推动土耳其向欧盟靠拢，以期通过经济合作发展让这个回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约98%）走向现代化。

埃尔多安的统治给回教党的知识派带来了灵感。不过这是近年才形成的一个“新名词”，也是因为安华与土耳其总理的特殊关系，逐渐在回教党内形成一个新的派别，也有人称之为“安华派”。
回教党之所以在后期出现埃尔多安派乃是为了冲淡其宗教色彩，希望回教党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接受的政党；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蒙受惨败后，党内的宗教派才开始省思其路线的偏激之不妥。

因此，不论是宗教派或知识派，他们在接受教训后；尤其是安华在2004年大选后获释后，双方又有了“重修旧好”的接触。在安华饶以大义下，回教党的宗教派开始改变，也重视知识派的“忠言”，因此在2008年的大选前，回教党的明显转变也显现了这两派的折中与调和。回教党不再打“回教国”，转而打“福利国”。回教党不再提及“回教刑法”，而是集中攻击国阵的滥权和贪污。

讵料在安华再一次牵动下，回教党在2008年大选又大丰收。这一回党内的宗教派又有某些想法，那就是同意与巫统（首相阿都拉）展开秘密会商组联合政府的可行性。当然没有事先向党内和盟友打招呼也形成一种争议。

虽然没有谈成，也只是投石问路，但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署理主席纳沙鲁丁的这一行为，也引发党内知识份子不同的意见。不过并没有发展成“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回教党内的不同派系并没有偏激行为，反而转向党内寻求意见乃至共识。例如党内的聂阿兹支持胡桑哈山不同意与巫统再结盟。
在这种情形下，回教党迎来了今届的选举。虽然舆论将之分成两派的斗争，实则是没有分裂的和平竞争，也不是什么宗教派与知识派（或埃尔多安派或安华派或民联派）之对峙，毕竟聂阿兹也站在知识派这一边。

而且从哈迪阿旺及纳沙鲁丁近期的表现来看，他们已是转向民联多过转向国阵，让代表们投票时没有太大的压力。

现在新领导层已经诞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调和阵营的出现，它既不会分裂回教党，也只有刺激回教党尽快地修补思想裂痕，再重新整合，为未来的大选而努力。必须注意的是尼查在党选中崛起，象征着回教党准备进军大城市，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民政党（它也准备接受支持者俱乐部成为正式的臂膀，有资格派人参加大选）。

这样一来，回教党这次党选是“定中有变”。至于如何变，就要看下来的一步党要怎样整合和大胆变革。

刊于2009年6月7日 《光华日报》

本南地补选结果的启示 （即时评论）

槟州本南地补选的结果是预料中事。公正党候选人曼梳以超出5000张多数票稳胜也是意料中事，但投票率只46%，未超过50%，则是意料之外。原本估算至少有60%的投票率未能达到也让各方有不同的遐想。

不论选委会希望或民联争取70%的投票率都无法达到，也没有改变选举的结果。不过，从这样低的投票率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 民主选举是要有对手的，最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才能鼓起选民的激情与热情，一旦缺乏对手，则整局将无法拱起热潮。

正如在四月间出现在吡叻武吉甘当及吉打武吉士南卯的两场补选，因为国阵涉足其中，志在必得，也就激发民联搞起气氛，吸引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大型的集会。如果国阵不下场，那也可能出现如本南地独角戏，使战情热不起来。正因为此次巫统在策略中已洞悉战情结果，因此决定不与民联周旋，以让补选出现冷场，以便在选后可以大作文章。

于是在国阵缺席下，本南地补选如同喝白开水一样没有看头。

（二） 国阵，或贴切地说巫统仍然有其基本盘，在“抗议”底下，其支持者不出来投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并未实施强制投票制，选民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这并没有违法。即使成年人不登记成为选民也是不犯法的。我国也没有实行成年人自动成为选民的条例。

除此之外，若国阵也插上一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扭转下风，即使投票率达到80%，国阵也不易翻盘，反而激起选民更踊跃地投票而出现308大选的结局。因此站在国阵的立场，它不参加补选是对的，也可减少被攻击和打压的压力。尽管民联挑起许多大课题，也把吡叻州变天事件搬来本南地“上演”。由于国阵没有应战，也就可暂避锋头，无需加入舌战。

（三） 独立人士的参战在今时今日如果不是添乱，也只是聊备一格的凑热闹，不具任何的实质意义。

我们不是说独立人士不可以参选，但至少也要具有象征意义，包括这位候选人是有来头的（比如70年代劳工党领袖崔耀才参加本加兰哥打州选就是挟左派余威再战江湖，从而脱颖而出。又比如60年代，脱离马华的朱运兴，以独立人士在安顺参加补选是因为他得到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的支持和站台得以胜出）；或在提名时，执政党或反对党候选人马失前蹄，让独立人士侥幸出线（如308大选时，武吉士南卯的阿鲁姆甘（独立人士）因民联候选人失去参选资格，而压倒了国阵候选人）。

如果独立人士不具背景，他们的出征只是玩票性质，根本没有为自己加分。当然若是被派出来分散选票，具有政治动机又当别论。

从武吉士南卯补选到本南地补选出现这么多的独立候选人，没有一个能保住按柜金看来，在今时今日，选民已不要“个人英雄”或没有政党的候选人，独立人士祈望奇迹出现政党候选人丧失提名资格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也几乎等于零，因为选举法已简化了提名表格和程序，不随意吊销提名资格。
由于选民的成熟，狠狠地“教训”独立人士也提供一面镜子让以后喜争出头的人一个警戒，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途径博出位。

犹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槟城有一位“独立人士”邱悦时被形容为政坛“打架鱼”（打死不走）。他曾有幸在50年代当选市议员；但在60年代政党政治抬头时，他已是沾不上边，屡战屡败，到最后曾借助人民进步党的招牌参选，也一样徒劳无功。没想到邱悦时的“打架鱼”风气竟在308大选后又死灰复燃，但同样无法被认同。这就是说，大选或补选已不是独立人士的舞台，就不要再与自己过不去，更不要趟这场深水。毕竟选举过后，谁还认得你，你又何苦当“人民英雄”呢？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不论曼梳的胜出是怎样解读，它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民联仍保持308大选的优势。国阵若要打翻身战，还得加倍努力和大费周章。其中因由乃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就在于国阵怎样改怎样变？而人民的眼睛则在观察和检视。

对于民联或说公正党而言，曼梳在今日（6月3日）就任第一副首席部长后，他的压力更大，工作也更是艰巨的。因为他必须在未来的3年内，用他的一身精力和智慧争取更多马来人对民联的支持。在这方面，他有需要结合回教党的力量使马来群众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接受民联的理念。如果说安华是战略与转变思维的高手，那么曼梳则是扮演落实理念的执行者。如果说其前任法鲁斯的工作未尽如人意，在一年内突显不出执政的政绩，那么曼梳也是要用双倍的努力弥补法鲁斯所未竟的任务。
时间虽然在民联这边，但未来的变数也不可预测。曼梳除了任重道远外，也还是要打足十二分精神应对各项挑战；尤其是本南地选区的落后与发展的缓慢。

曼梳今日有幸打一场翻身仗，对他个人来说，是他从政的另一个起点。他能否从“一无所有”到坚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岗位，就看他的造化了。也许经过十年的磨练后，曼梳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那他只有用政绩来回报支持他上台的选民了。

刊于2009年6月4日 《光华日报》

国阵在本南地弃选后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即时评论）

我在早前已作了预测，国阵不会参加本南地补选，我所持的理由是：（1）首相纳吉罕有地表态可能不参加补选；（2）首相后来又未在巫统最高理事会上作出决定，反而宣称要让国阵理事会来决定。

这间接反映出巫统无意派人出征，因为身为国阵的老大，巫统一向以来都会首先表态肯定上阵，而从来没有把巫统的议席交由国阵来决定要不要参选。换句话说，一切以巫统说了算数；尤其是以巫统主席的意向为准。在过去的历年选举，所有的国阵候选人都必须要国阵主席，也就是巫统主席批准，为何本南地补选事件要提交给国阵呢？再说，若巫统说不，其他成员党会说YES吗？候选人又不是由它们派，它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明乎此已显露纳吉较早前已准备弃战，更何况补选的投票日也刚好被排在纳吉访华之时，他不会因此而让本南地补选“干扰”其情绪。反正本南地一席的输胜对他都没有实质的意义（改变不了政局），巫统当然不会奉陪。即使因此被人讥为怕输，也被认为没有大不了的事。正因为纳吉想在这个课题上来一个逆转，以表达出他的“独特”的作风，因而不与民联来个“死缠烂打”乃意料中事。

当然巫统也是有先见之明，这个州选区正好落在安华的峇东埔国会选区内，属于民联的强区，不仅极不容易取胜，而且参选也给民联多一些筹码对国阵，尤其是巫统展开激烈的炮轰而又要忙于招架，实不划算，干脆不趟这一深水，倒反自在一些。

由于巫统的缺席，本南地补选也就没有什么大看头，即使有独立人士凑热闹，还是被视为公正党的囊中物。这样一来，已被安华宣布为公正党候选人的曼梳将会轻松过关而准备坐上第一副首席部长交椅。

曼梳是安华的亲信，曾是安华的政治秘书，自1999年参选以来，屡战屡败，实在是时运不济。如今时来运转，应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果说本南地补选对巫统并不重要，那么对公正党则是志在必得的一席，因为在308之后，公正党的议员法鲁斯基于各种因素，未能使第一副首长的角色得以彰显，以致公正党要在马来社会争取更多的马来人支持面对阻力。如今法鲁斯自动请辞，也就给安华物色适当人选的机会，看来曼梳可是安华寄予厚望的人选，以提升公正党在槟州政府的地位俾与巫统形成势均力敌的势力。这也是为什么安华特别重视这场补选的真正原因。虽然安华无意突出曼梳的角色将如同过去巫统的副首长拥有实权而成为首席部长的“压力搭档”，但倒希望曼梳能与林冠英相互配搭，形成一个平衡的角色来证明马来人在槟州不但绝对没有被边缘化，反而会较前更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各项活动，包括经济领域的开发。就此而言，曼梳是任重道远的，在这之后就是对他的大考验了。

另一方面，巫统不参选不意味着它会放弃槟州的地盘；反之它正在审时度势如何将被动转成主动，但碍于当下巫统与民政的僵着关系；民政及马华在华社仍未能扭转劣势之际，国阵在此时参选形同“哀兵上阵”，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暂避风头”，待到时机转变再出手。

其实，纳吉也了解到过去一年来国阵还未 “再转变”成功，若硬碰民联，恐怕吃力不讨好，不如将精力转向其他方面。所谓的其他方面，是纳吉的两个新战场：一个是中央政权的巩固；另一个是如何善后处理吡叻州的宪制危机。在两相权衡下，纳吉自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只有保住中央政权才是最关键的；而吡叻州政权的“失而复得”看来也已成为热山芋，几乎是越闹越乱。法庭固然可以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法庭不代表民意，也不可能凌驾民意。不论法庭的判决如何，纳吉要面对的是民心的走向。

正如他自己在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时，也承认以民优先，现在行动的重要性。这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也就不能持续对吡叻的乱象视而不闻。

虽然吡叻州的僵局起因三位民联议员的跳槽，但也因为被马哈迪形容为“草率”的行动而捅出蒌子，弄巧反拙地给纳吉的上位增深变数。也许与纳吉之前想象的“乱过一阵子”就会好起来的情况正好相反，纳吉也就不得不转回身来“收拾残局”。

因此巫统不战本南地还有另一个更深的意义是准备接下来解决吡州的政治危机。纳吉十分明白，即使在官司上取得优势，不等于吡州就相安无事，可以让州务大臣赞比里大展拳脚。目前赞比里在行使执政权上面对的困难与日俱增，长此拖拉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与其持续地与民联在政治斗争上对着干，不如在近期来一个“壮士断臂”，以免公民社会一面倒向反对党。这里有两个方案供国阵选择。其一是让三名跳槽的州议员自动辞职进行补选，交回选民决定要由谁执政。虽然在“道德上”被国阵内的一些人认为有“失道义和令过档者心寒”之嫌，但只要作适当的安排，让此三人退出政坛也无不可。即可消民怨，又可使国阵有“峰回路转”的契机，又何乐不为呢？如果三场补选失利，国阵也没有大损失；若是赢得二席，也就可“名正言顺”起而执政，一洗被指强硬夺权的“罪名”。

假如第一个方案有缺陷，胜利的一方只能组成不稳定的州政府，那么其二是大方与坦荡地解散州议会，干脆来一场公平竞争，显示彼此都重视和尊重民主。这样一来，民联也会坦然接受。对于国阵来说，这固然是一个冒险，但政治本来就是带有风险的事业。经历50多年考验的国阵自然通晓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既然吡叻的政局已严重地影响国家声誉，也对中央政策的推行有阻力，不如由吡叻国阵直接向苏丹建议还政于民，而不是假手民联提出。不但双方有个下台阶，而且纳吉也可借机扳回一些声势，至少公民社会会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领袖，敢于承担和敢于接受挑战。

不论哪一个方案，都得宜早不宜迟，拖延得越久就越使民意反弹，最好是本月内或下个月有明朗的交代；也不论重选之后国阵是不是拿回吡州政权，对纳吉而言，失而复得也好，得而复失也好，同样
可以让他更专心地在中央大张旗鼓。

刊于2009年5月21日光华日报

重新补选才能打开吡州僵局 （即时评论）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利益履行任务，人民通过缴付各种税务来支付我们的薪水，因此人民才是我们的老板。”

说这话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当今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基。换句话说，他是三权分立结构的其中一权，也是司法权的老大。由于身份的特殊及近些年来司法信心备受争议，难得大法官说出人民极爱听的一席话。他是在今年4月29日在布城主持颁发2008年联邦法院杰出服务奖时，作出发人深省的讲话。

大法官的话，确定了两个基点：（一）司法或法庭是为人民服务的。“要真诚及负责任的履行职务，不要期望有任何回报。这样才能赢取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查基话）；（二）法官不是老板，而是人民的公仆，有责任维护正义，公正与法纪，以彰显司法的权威，而展示其独立地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大法官的谈话是因为存在人民的脑海中：如果与政府打官司或卷入政治官司，吃亏的是没有权势的人，而查基此时以他的话来纠正一般人的观念，无疑是有振聋发聩的功效。至少听在老百姓的耳里，感觉十分舒服，但这不等于说法庭是来去自如的，而是一座庄严的殿堂。它的存在是确保三权分立不受侵犯，同时确保正义得以伸张。

在5月11日的吉隆坡高庭，我们终于看到查基的“训言”得到彰显，那就是法官阿都亚兹阿都拉欣判决吡叻州被摆黜的民联州务大臣尼查起诉得直，即刻恢复州务大臣身份，且可以执行其职务；而在2月6日上位的国阵州务大臣赞比里必须终止州务大臣身份。这意味着僵持三个多月的吡叻宪政危机突告逆转，结果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可是不到24小时，赞比里上诉到上诉庭，又获得暂缓执行庭会，以待上诉庭做出判决。这意味着赞比里仍可执行州务大臣的职务，无须即刻离职；而尼查虽在法律上被裁定是合法大臣，但得等待对方的上诉结果，才知其命运。

接下来的乱局也不容易收拾，而且可以猜测的下一步行动是国阵可能会通过立法议会来正式罢免尼查，但这个过程是否顺利也是颇具争议性的，毕竟赞比里身份有待厘清，他可以请求允准召开紧急州议会吗？再者若交由国阵的议长甘尼申向苏丹请示也许不合规矩，因议长有必要听命于州务大臣的指示（现在有两位州务大臣，但他要接受哪一位的指示，也颇费周章）；况且甘尼申的身份也具争议，到底民联的西华是合法的议长抑或是甘尼申呢？因为西华当天（5月7日）人在立法议会，不接受国阵提呈的撤换议长的动议却被人强行抬出议会，而变节的副议长许月凤接过“议长权”主持会议是否有效？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阵也陷入尴尬的处境。

虽然纳吉以首相和国阵主席的身份得以随时要求进见苏丹，但他又必须等待赞比里的上诉成功或吡州召开立法议会成功罢免尼查的州务大臣后，才具有强烈的理据要求再组国阵吡州政府。如果在时间上被拖延，则吡州政务肯定不易开展，民联也会有后继行动。

尽管在此时也传出国阵和民联有意会面，商谈解决危机之道，但在无法组成联合政府的情势下，也许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重新举行州选举。

其实，国阵在2月的夺权，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指是较为草率的行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急切变天。殊不知“欲速则不达”，因为原任州务大臣尼查没有经过合法途径罢免，又如何能顺利说变就变呢？正是国阵的行动才有了今日的僵局或说乱局。

我们不否认法庭只能解决法律上的纷争，不能解决政治上的斗争。政治权力也不能建立在法庭上，而必须建立在民意上。查基大法官已能透视“人民才是老板”的大道理，国阵理应从308的政治海啸中有所领悟。

此事起因于民联的三名州议员用各种振振有词的理由而变节转向支持国阵，但他们被认为过不了政治道德这一关。他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是在民联旗下（分别是公正党和行动党）当选人民代议士的，而且据知也曾向党签署一旦离党即呈辞州议员。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另一回事，不过他们的作为，已是“违背”对党的忠诚，也被认为不能取信于选民。因为选民是选党不选人把他们送进议会，不是因为他们以独立人士当选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转而支持国阵夺权并没有为国阵加分，反而使到国阵在“责难”声中上台，无端端的背负一个沉重的包袱，既要面对法律诉讼，又要面对公民社会的批评与非议，以致国阵无时无刻地承受各式各样冷嘲热讽，无形中，也给刚上台登相的纳吉带来一定的冲击。

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政改也因为吡州的乱局给他带来压力，变成“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备受质疑，更给国阵要重振旗鼓带来阻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摊开来说就是政党忽略了公民社会（民间）已经醒觉，更多的知识份子不再接受不经民主程序的夺权行动，才使到执政党变得那么被动。

如今，纳吉也夹在两难之中，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重新大选将是一个有效地解决方案。让人民再作新的判决，到底要国阵或民联在吡州当家作主？

刊于2009年5月14日 《光华日报》

本南地补选的政治意义 （即时评论）

槟城本南地州议席补选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它的必然性是因为人民公正党的原任州议员法鲁斯已因个人的表现发展成备受争议的人物，如果继续听任下去，势必给公正党造成巨大的伤害，而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不单是一名州议员，而且是肩负重任的槟州第一副首席部长。他的一举一动或无举不动，都会让民联政府感到战战兢兢。由于法鲁斯的个人问题已和民联政府所宣扬的“猫政府”未能取得协调，最好的方案是“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因此法鲁斯的辞职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

它的偶然性是公正党在这些日子面对各类传言的困扰和干扰又说不出口。若一味推给法鲁斯个人承担，或视而不见未加处理也是不公道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只好说服法鲁斯以大局为重，也就偶然出现这场不想发生的补选。

不论是必然性或偶然性，法鲁斯事件也有其前因后果，值得探讨与剖释。

首先法鲁斯以其个人的学历，吸引了安华的重视，将他放在一个“较安全”的州议席。但他的从政纪录是一片空白，也就未能探知他的政治素养。

本来在提名前夕，据知安华在审时度势后，有意调其爱将曼梳博士转攻此区，认为胜出的机会较浓。但曼梳早已在浮罗勿洞活动，且宣传海报及各类文件已准备就绪，也就未接下这一“使命”。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反对党会起而执政，并未意识到调换选区的重要性。

讵料308的政治海啸，吹起强烈反风，把弱势的反对党送上执政台，也就缔造一个新科状元法鲁斯从中崛起，而时运又不济的曼梳却以几百票之差栽在浮罗勿洞选区。就这样在安华的安排下，仅32岁的法鲁斯有幸登上副首长高位。这种命运中的交错，曼梳只能自叹时不予他，否则这个位子必属曼梳无疑。

在初时，法鲁斯看起来有“大将之风”，也被认为是年轻彦才的马来精英。但三个月过后，网络及坊间出现微言，指说法鲁斯服务未尽如人意。当时这种传言也仅限于说来说去，未给公正党带来压力。倒是在去年八月的峇东埔补选时，法鲁斯问题又再浮出台面，试图冲击补选。不过，由于参选的是安华，顿时成为国家热门课题，也就把法鲁斯事件当成地方上问题，不能与大课题相提并论。

安华终于在这场补选中大热漂亮胜出，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但他没有放松对法鲁斯的问题的解决。补救之道是在党内成立一个包括曼梳在内的小组来强化法鲁斯的形象与地位。

换句话说，安华希望通过“指导和协助”来改善法鲁斯的弱点，进而减少市面议论，让法鲁斯做好本份的工作。安华不求“出色出位”，但求有助巩固政权。从这方面看来，安华不希望有补选。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恶补”未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未想转入今年二月后，对法鲁斯负面的新闻有增无减，甚至闹到反贪局介入调查。而这些事又是公正党内的人所挑起的，使到问题恶化和尖锐性。表面上看来是党内矛盾的激化，实则是人事纠纷与恩怨夹在其中。这不仅对法鲁斯造成伤害，也直接针对民联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安华的积极介入乃意料中事。但为防上重演吡叻州议员的变节，安华费尽苦心“协调”与“安抚”，以稳住大局。这也是为什么安华的副首长一波三折而“难产”。其一是另委副首长，要置法鲁斯于何地位？转成后座议员，于情于理又不恰当。其二是让法鲁斯继续保留原职原位，但又化解不了当下“危机”，因而法鲁斯的辞职成为双方最后的折衷。

根据安华的说法，法鲁斯不想重演吡叻州事件，宁可自我牺牲，而展示了“君子风度”。姑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具有争议性，就法鲁斯个人而言，也算是对得起党，并对得起提拔他的安华，更让安华松一口气。

在安华看来，槟州的副首席部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它不但要辅助首席部长施政，更要面向马来社会，争取更多马来人对民联的认同与支持。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则民联政府有其脆弱性。

既然法鲁斯被认为无法完成这艰难的工作，安华唯有挑选一位称职的马来同胞取而代之，首选不是从现有的议员中挑选其中一个填补。他不想再出现“力不从心”的安排。就这样，安华的亲信与智囊之一的曼梳成为呼之欲出的“接位者”。

曼梳是安华刻意要栽培的人。今年58岁的他在1993年被安华从理科大学发掘调为其政治秘书（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一个是副首相政治秘书曼梳，另一个是财政部长秘书依占）。当安华在1998年跌马时，曼梳受命在槟州领导公正党。惟两度（1999及2004年）领导不力，本身也落选，较后将槟州主席让位于再林。虽然如此，他是党的中委，也是安华的得力助手，对安华不弃不离，忠心无比。目前兼任槟州署理主席。

他的政运也在2008年转不过来，不然就不会发生本南地的补选事件。现在看来，他又时来运转，有望一洗霉气，成为安华置在槟州的第二号人物。

当然，他还是要经过补选的考验，除非国阵放弃参加补选，否则曼梳不得掉以轻心。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曼梳将是未来的槟州第一副首席部长。安华这样的苦心安排，也许可以说服当地选民，以选出一位务实能干的马来精英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民联面对补选的政治意义。然对国阵而言，并不具备战略意义。若是巫统不派人下场，也不足为奇。不过一切还得静观其变。

刊于2009年4月20日 《光华日报》

两场补选涌现新民族融合思维 两场补选涌现新民族融合思维 （即时评论）

备受注目的三场补选终于在本月七日在喧闹声中落幕。在砂拉越的峇东艾州席仍由国阵候选人马科尔姆中保有；而在西马的吡州武吉干当国席由民联的回教党候选人尼查胜出；在吉打的武吉士南卯州议席也由民联的公正党候选人马尼古玛守土成功。换句话说补选成绩是民联2对国阵1。表面上看来是不分胜负，各保有原来的议席，打成平手，实则它所释放的政治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除了砂拉越因政治生态，选举机制及选区划分不易被反对党攻党乃预料中事外，另外两场补选却是直接关系到两大阵线（国阵与民联）的未来走向。其所牵动和引发的政治思潮的转变也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朝野政党从中领悟改变已经到来。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中央屈居反对党，但拥有州属政权的民联竟为马来西亚政治开创一个新格局，它不但反映政治势力急起直追国阵，也在政治斗争中不经意的孕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间融合精神，令人耳目一新。

回顾独立以来的政党政治，我们都不期然地掉进种族格局的框框中，例如一直居于主流政治地位的国阵（昔日的联盟），它是通过各成员党所代表的族群组成联合体，尽管这之中有的成员党标榜多元种族，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但他们还是被视为具有族群的代表性。

50多年以来这种合作的模式被认可是最能体现和符合多元种族的社会，因为每一个族群或多或少都有人在朝，没有被完全的边缘化。虽然分享权力并不尽人意，也衍生各种问题，但还是被当成切合时宜的安排。

在这样的机制下，各成员党保持了各自的独立体，有本身的活动，也有本身的诉求。换句话说，这是上层的交流与合作，下层即使是不相往来或少有互动或各做各的，也无大碍。只要选举期一到，听命于国阵老大的发号施令，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相安无事。久而久之，人民习惯了这样的体制，也不认为是可以被改变的。

同样的，综观前期的反对党，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族群支持而生存，例如早期的回教党锁定巫统为对手，在马来选区争夺地盘。又如当时成立的劳工党及人民党，虽在独立时标榜社会主义非种族理念组成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但还是有其落脚处。劳工党立足于华社；人民党向马来社会争取支持，而到头来两党结合而成的社阵，也是在华社建立其一度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无法突破种族的界线不是它们的政党本质使然（其实两党都收容各民族党员），而是它们的理念似乎在华族找到土壤，马来社会并没有为它们预留位置。迨至1969年劳工党杯葛大选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后，代之而起的政党也面对这样的局限，如民主行动党在华社与马华公会争天下，无法打进马来社会予巫统直接的威胁。

虽然那个时候崛起的民政党打着多元旗帜而有幸执政槟州，但不久之后因闹内讧又回到华社寻求代表性，最后加入国阵（1974年）也被标签为“代表华人的政党”。没有例外的当时的人民进步党加入国阵也被归纳为印裔的代表。尽管民政及进步党的加盟曾引起马华和国大党的不悦，但在巫统强势领导下，他们也只得逆来顺受。巫统的一党独大也因为国阵的组成显得更为明显，这是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1976）领导下出现的新政治格局。他用怀柔的手段收编反对党而维持了种族性的合作模式。

虽然行动党在“513”事件后未被召唤，但它更凸显了它的华基政党的色彩，把国阵中的马华和民政乃至人民进步党列为主打的对象。在这之后行动党成了“反对党的代名词”，因为其他反对党不是斗不过国阵，就是被行动党杀出局（如1974年的社会正义党和1978年的社民党），只有到了1978年回教党被国阵开除后，行动党在反对党阵营中才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不过这两个政党却是不相往来，各自在不同的社群表述，始终无法改变政治上的种族性的楚河汉界，彼此也乐得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互动而生存在国阵的周边。

直到1989年东姑拉沙里脱离巫统另组46精神党后，我们才首次看来他左手与行动党合作，右手与回教党合作的新政治组合，可是仍然无法打破行动党与回教党的“不直接发生关系”的状态。
由于东姑拉沙里的模式以失败告终，又使到行动党和回教党维持各自的生存空间，自然不会对国阵的政权构成威胁，更无法改变马来西亚政治格局。

当1998年安华跌马又组成国民公正党后，他意识到不能走回东姑拉沙里的老路，乃大胆和史无前例地促成公正党、回教党与行动党的三党直接结盟（当时还加上人民党合成一个组合，称之为替代阵线）。安华坚信他的突破性的理念可以打破种族政治，为马来西亚启开新的政治思想。未想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被摸黑与回教党“勾结”，落得有退无进的下场，却意外地扶起回教党坐大。由于势力的悬殊和安华身遭囹圄，加上回教党未顾及行动党的感受，又将合作关系导向破裂，结果在2004年的大选，竟又重演反对党各自上路的戏码，加上阿都拉刚上台，气势如虹，自然无从震撼国阵。

但出狱后的安华并未放弃其理念，只好退而且求其次地引用东姑拉沙里的方案促成三党间接性的合作，什么理念也不说，只求力挫国阵，重振反对党声威后再走下一步。

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也因安华的坚持而开花结果。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最戏剧性地是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的再一次与公正党直接合作组成民联（人民联盟）。

自此之后，国人真正第一次看到两个不能四眼正视的政党平起平坐，共治雪吡两州，尤其是吡州意外地由回教党的尼查出任州务大臣，主导州政府。一年以来，尼查的中庸与亲民作风和施政赢得了口碑，行动党也完全解除“敌意”和信服安华的“高瞻远瞩”，把不可能的事情，化腐朽为神奇。

虽然过去马华和民政也曾与回教党共事，但两者的性质大不同。马华和民政是隔了巫统与回教党共事，这次是行动党与回教党直接共事，不再假手公正党，具体地在吡州反映出来。

讵料一年之后不幸发生吡州州政权再变天的大事，而接下来的两场补选的到来倒是天意的安排，以考验民联的意志和合作关系。

就是因为这两场补选（指西马），再一次提供行动党与回教党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如果说308的大选时，两党还是处在“互不干预”的状态，那么这两场补选却让选民看到回教党与行动党在安华的带动下，用真情的推心置腹，胆肝相照地在下层全面交流而形成一个三大民族的思想的汇合，大家为改变而斗争；为斗争而团结。这是人民第二次看到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的涌现（第一次发生在去年8月的峇东埔补选）。马来人头戴行动党帽，身穿回教党服，配上公正党外套，左手拿行动党旗，右手执回教党旗，华人和印度人也不再有所顾虑，全程地为回教党站台。这样的零距离的你浓我浓，无形中孕育了一种新思维，表现了三大民族可以站一个平台作同一个斗争，不必对某个族群说一种话，对另外的族群说一种话。在国阵内，似乎未曾有此现象出现。

而国阵被认为尚维持其原有的机制，由成员党向不同的族群表述，也就显得欠缺说服力，无法在补选中再展魅力。

由此来看两场补选，确实足以作为新首相纳吉新政中的新灵感，如何整合各民族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以形成“一个马来西亚”也变成补选给他带来的讯息和提示。由他直接向国民表达所说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内涵和方向，不必假手其他人画蛇添足为纳吉作出不切合其意的解读是更为重要的，以在民间激起种族融合的新浪花。

刊于2009年4月9日 《光华日报》

经历两大险滩三大考验 纳吉拜相步步为营 （即时评论）

刚出任巫统主席的纳吉终于如愿以偿在今日（4月3日）正式拜相，成为我国第六任首相。这意味着由这一刻开始，纳吉的责任更是重大，因为他不仅仅是巫统的主席，也是马来西亚的新舵手。国人正密切关注他如何打开一个新局面？

对于纳吉而言，他是第一位“子承父业”的政治领袖，因此他承受巨大的压力要比他的父亲敦拉萨（第二任首相）来得大。在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下，他应比其父亲做得更好，或最低限度，他要能与他父亲的领导一样的出色，才能让人看到他的政治气魄。但由于他甫上位，一切尚言之过早。

不过，有三点他们父子是近乎相似的。其一是敦拉萨在1951年成为巫青团长，而从这个位置再晋级党副主席，署理主席，最后在1970年成为巫统主席而拜相，时年52岁，前后整整有19年处在老二的位置，成为东姑的副手。纳吉则是在1987年担任巫青团长，而在1993年才晋级成为票选副主席，一直到2003年才上一层楼出任署理主席，最后在2009年当选主席拜相，时年55岁。前后也是22年方得偿夙愿。

在首相行列中，还有一位也是从巫青团长出身的，他就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吊诡的是：胡先翁是巫青团第一任团长，而敦拉萨则是第二任团长，他们两人还是襟兄弟呢！除此之外，其他首相都不是巫青团出身的，也就变成一半对一半。

其二是敦拉萨在1955年（国家尚未独立，而是自治邦）时出任彭亨州务大臣（33岁），直到1957年国家独立时才擢升为副首相。纳吉则是在1982年大选时转攻州议席，胜出后担任彭亨州务大臣（29岁），直到1986年大选后才转任中央内阁部长。

其三是敦拉萨在巫统党内的地位从未栽筋斗，一直有上不下，并在国家危难时（1969年的“513”种族流血事件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被付托大权，从此掀开敦拉萨掌权的时代。纳吉同样在党内的地位有上不下，并在“政治海啸”（2008年）后国家进入政治不安定和面临经济大萧条之际被扶上台，启开了纳吉主政的年代。他们都是在巫统“最弱”的时刻被赋予重任来重振巫统和领导国家，因此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在“乱局”中脱颖而出的政治人物，一个因“513”而上位；一个因“308”而上位。历史的巧合，莫过于此。

当然纳吉也有与其父亲不同的际遇，那是两个“政治险滩”使到纳吉“捏了一把冷汗”，幸又化险为夷。这两个险滩是纳吉政途中的最大考验，也是他始料未及的，一切都得靠他自己来承担，因为他的父亲没有给他留下应对之道。

第一个“险滩”发生在1987年。这一年贸工部长东姑拉沙里突然发难，与原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的慕沙希淡竟“化敌为友”，联手宣布角逐巫统主席和捍卫署理主席，准备把马哈迪从相位中拉下马。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1984年在巫统党选中再次失败的东姑拉沙里被调离财政部转任贸工部长，内心很是纳闷与不满（这事本应该感谢马哈迪而不是迁怒马哈迪，因为是时任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的慕沙坚持要马哈迪革除东姑拉沙里，他认为败选的人不应留在内阁内，但马哈迪只同意调职而不同意排斥），也就伺机反击。

机会正好在1986年到来，这一年慕沙与马哈迪交恶，辞卸副首相职，结束了所谓“二M政府”，但保留巫统署理主席。东姑拉沙里也不知为何会与其宿怨暗渡陈仓，终于在1987年的党选向马哈迪叫阵，摆了一个“鸿门宴”。

这样一来，巫统内部分裂为二，一个属于马哈迪A队；另一个属于东姑拉沙里及慕沙联手的B队。前者有安华护航；后者有阿都拉加盟，形成壁垒分明的阵线，形势十分严峻。在双方势均力敌下，胜负难分，此时的纳吉既不属于A队，也不属于B队，但被认为与东姑拉沙里有较好的关系，也被东姑拉沙里视为其“人马”。

可是在此紧要关系，纳吉转换跑道，有两个因素促成他的转向，其一是他被献议出任巫青代团长（安华决意攻打副主席，团长位让出给纳吉），肯定有望被扶正；其二是被指称他有个人的压力（参阅《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1999年，页43）。

由于历史并未明确说明纳吉当时是站在B队的，也就未能确定他是B队的人马，唯一能够解释的是纳吉在1986年大选后进入内阁时，只被安排出任文青体育部长而有所失落，因此成为被B队拉拢的对象，也被B队的人视彭亨代表为他们的“票仓”。结果纳吉选择挺马哈迪而弃东姑拉沙里，终于使到马哈迪扭转整个局面，只以43张多数票压倒东姑拉沙里，而A队的嘉化峇峇也只能以40张多数票打败慕沙希淡。不用说A队人马大胜，在最高理事票选中，也赢了2/3席，只有B队的大将之一的阿都拉在副主席竞选中保住此高职。

这就是说，纳吉的“临门一脚”确保马哈迪的团队有惊无险。在这之后纳吉被视为A队的人马（实际上他并不属于A队或B队），但也因为他的抉择，才奠定了他今日的地位。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位没有A或B标签而拜相的人。如果他当年转向B队，情势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并无此事，也就没有这一页的历史。

也正因为纳吉对马哈迪和A队的支持，他转而与安华的关系日趋密切，更在1993年与安华组成“宏愿队伍”（应该称之为A队中孕育出来的C队）（借用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口号），全面在党选中旗开得胜，挤掉阿都拉的副主席。这一年安华是宏愿队伍的老大（署理主席），老二是慕尤丁，老三是莫哈末泰益，老四是纳吉（后三人皆为当选副主席）。未想这个“宏愿队伍”在1996年的党选被马哈迪拆散。阿都拉卷土重来夺回副主席，慕尤丁被踢出局，但纳吉仍保住副主席，可见马哈迪对纳吉“厚爱有加”，未动摇他的地位。

由于这样，当1998年马哈迪向安华开刀时，纳吉即刻与安华划清界限，与阿都拉全面倒向马哈迪，也种下纳吉与安华之间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一直到今天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在另一方面，纳吉与阿都拉则成为马哈迪的“政治宠儿”。虽然后来马哈迪先挑阿都拉接班，但308之后，马哈迪转过头来力主纳吉取而代之。纳吉夹在这两位巨人的中间，也真是左右为难。直到今天他总算熬出头来，但正如马哈迪所担心的，纳吉到时会感到为难，到底要听他的或阿都拉的意见？也许纳吉需要的是走出自己的道路，既不回到马哈迪主义，也不延续阿都拉的力不从心的施政，而是参考其父亲敦拉萨的治国方略。

第二个险滩是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这一年是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全面发酵。纳吉在不经意下竟遭遇“险过剃头”的打击。原来在北根的国会选区，一向被视为纳吉固若金汤的堡垒，讵料开票当晚让纳吉坐立不安，只能以241张多数票保住国席（纳吉得13,143票，回教党的蓝利得12,907票）。如果纳吉意外受挫，对其政途肯定大有影响。这是纳吉最引以为戒的，因此在下来的几次大选，纳吉又再以巨大多数票漂亮胜出，使到他的多数票比过去的逾万张狂增至2万逾张。因为他了解到唯有保住国席才是命根子，千万丢不得。

无可否认，纳吉的不败纪录也使到他的政治地位不受挑战的干扰，不然的话，他将很难向他的父亲作交待。

当一切已成为过眼云烟的时候，纳吉面对的是如何收拾国阵的烂摊子，一个被政治海啸吹得遍体鳞伤的组合。虽然当下的三场补选不会对其政权构成实体的威胁，但在精神和心理上也是巨大的压力。他的上位也显示他希望能扭转劣势，以便能开展他的政改。

不论结果如何，纳吉正走着他父亲走过的道路，也准备迎接第三个险滩。他唯一的选择是怎样带领巫统和国阵走出308阴影。总而言之，不论他心里想得是什么，他只能走“以民为本”的道路，唯有公平的施政与诚信的承诺才能甩掉压在巫统和国阵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一个不贪污，不滥权与非种族性的公平与合理的社会。

刊于2009年4月 《光华日报》

308一周年政海波谲云诡 国阵民联斗争扑朔迷离 安华力抗六大劫难。纳吉领军备受考验

经过308政治海啸洗礼后的一周年，我们看到的是政治乱象丛生，民主政治备受考验。这究竟是政宪的进步抑或是政宪的倒退？是民主迈向更大民主的必然的痛苦过程，还是种族政治又干扰了种族的整合？我们有必要从三方面来演绎过去一年各政党的表现和其间交织着的政治尖锐斗争以及公民社会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以便从中探讨未来的政治走向。

(一) 国阵组合对308的回应
国阵的前身是联盟；联盟的骨干是巫统；巫统是当今仍活跃的最老牌的政党。它的诞生与成长也催生了“马来亚联合邦”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因此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与巫统扮演的主导乃至被认为“主宰”国运的角色是分不开的。因为巫统打从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在政治主流，只有它牵动政治旳整合，而不是被政治潮流牵动。但308之后顿然使巫统处在一个极为尶尬的地位，一夜之间有4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再加上吉兰丹仍由回教党保有，失落的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在西马这一块是前所未有地与反对党平分秋色政治版图。

不过，它的强势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改变，仍然牢牢地控制中央政府。使它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任何时候进行反击。这是308后的政治现实，也是反对党最为顾虑的反扑。

尽管如此，巫统也意识到它已经不是昔日的巫统，必须要做适度的调整以争取民心。在这方面，它又没有担任反对党的习惯（指在州政府方面），也就在一时之间转不过来。

就在转不过来的过程中，巫统也面对诸多的责难，包括成员党要求改变一向以来的一党独大的心态，更要求消除“霸权政治”。马华公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发出的评论较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反而是东马的成员党比较低调（最为高调的只有沙巴人民进步党，并宣布退出国阵，但议席有限，也就没有多大作为）。那是因为沙巴的国阵（以巫统为主干）牢控沙巴州政府；而砂拉越的国阵（以土著保守党为主干）也牢控砂州政府。在彼此分享权力下（中央归你州归我），未给中央的国阵太大的压力；更何况中央职位也增加分配给东马的国阵议员，即使不皆大欢喜，也不会有太大的异议。

这也使到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西马的成员党没有作出太多的让步，以至批评归批评，彼此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需要紧急性地的重新检讨，只是作了小调整，成立了某些不具权力的协调委员会。最明显的是民政在308后跌得最惨，但被扶得最少。

没有人会否认马华公会是当下巫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不是“绝对等同”的伙伴。因为自1959年以降，马华就无法享有“同等地位”的结合，而是不得不接受巫统给予的有限权力。

事实上，较巫统迟3年成立的马华公会（1949年），是为了回应巫统的存在而在英殖政府鼓励下才设立的。美其名是照顾被驱入新村居住的50万的华人的福利，而实际上是替英政府对付华人后来收拾残局的组织。因此从一开始，马华就没有打算与巫统争权力，而是在因势利导下与巫统结合组成联盟。

正因为这样，当马华公会在1958在林苍佑领导下向巫统争取权力时便碰了壁，造成马华的自我分裂，丧失了与巫统谈判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已没有条件在联盟内作有利的讨价还价。华人社会也基本上“认同” 马华在政府中的次要角色，但还是不表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华在华人集中的选区总选不过反对党的理由所在。

更令马华难堪的是1969年大选后的政治大洗牌，巫统迎来了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乃至砂州的人联党加入联盟的大家庭，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等于削弱了马华在政府中的华人代表性。也因为这样，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成为最后一名加入国阵的成员党。这说明了马华与巫统的关系已发生实质的变化；尤其是民政的插足其中，更使马华耿耿于怀。

在308过后，马华表面上比过去更为巫统所借重，实则它在国阵内的地位只有小改善；没有大改善。虽然它比其它国阵成员党（西马）较占优势的是有4名内阁部长，但与东马的国阵成员党比较，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没有一个州的政权是由马华主导的（1969年丧失槟州的主导权，错在当时马华的党政分家。不是槟州马华统领大军，而是王保尼根据联盟的指示参选）。

再加上马华在中央的随遇而安，有退无进的角色终于在308大选吃了苦果。

基于马华过去的历史包袱和其难于逆转的角色，即使马华在去年10月领导人换班，改由翁诗杰领军，也还看不到马华“起跌回稳”。它的最大的隐忧不是党内派系斗争不已（这个时候马华发生派系倾轧是自乱阵脚），而是巫统没有在国阵内下猛药，给予必要的转型。这使到马华力求的改革也面对了阻力与裹足不前的投鼠忌器。

举例来说，大选后巫统与回教党的密谈应是在马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这是关系到马来民族的政治生态，但不能说与马华无关。回教党最终选择保持与民联的合作，也使马华松了口气。

如果说巫统与回教党的私谈是属于一般的交流性质，那么霹雳州的变天就是国家大事了。在主导霹州变天的过程中，巫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成功地拉拢两名公正党议员退出民联，又争取另一名州议员纳沙鲁丁回巢以及最最出人意表的是，原行动党的州议员许月凤也是被安排与巫统党要及纳吉见面，扳而倒了霹雳民联州政府。

暂且不要讨论“变天再变天”的正当性，单就这件大事可以推想马华和民政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待到“事成”之后，才见马华和民政也分得一杯羹。这对马华和民政来说，无喜可言，发表文告支持再变天也是“事后孔明”。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在一片咒骂许月凤声中，马华与民政内竟有人莫名其妙地“挺许月凤”，更有建议拉她入党，政治斗争沦至“抢人斗争”，既低级又无品味。

马哈迪也说了，他不赞同引进两名被控贪污的州议员进入巫统。认为这会开了不良先例，同样的，马华及民政党内也有多人不赞同把许月凤引进。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涉及国阵的道德底线。

因此马华和民政在霹州再变天的事件上，取得的负面影响，也是心知肚明的。

马华和民政在308之后不会离开国阵，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在国阵内一直处于被动而无法争取主动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明显的是去年8月发生的“寄居论”风波、顿使马华和民政陷入困境，只有拿主角阿未依斯迈来开刀，最终还是回到巫统的纪律处理，成员党只能靠边站，不能有进一步的要求。这说明了国阵的机制“有改不变”。在整个风波上最不幸的是民政被摆上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犯错的人反而振振有词对许子根大加鞭挞暴露了民政在国阵地位的脆弱性。在进退两难下，民政选择沉默以对，但形象已受损。马华也未在这件事上取分。槟州的国阵保持“冬眠”状态，彼此都不愿面对现实。倒变成了如槟州巫统秘书阿查哈所说，没有再开会了，巫统的议员只按他们的意愿进行政治议程。国阵精神已是虚有其名。远的不说，单就目前槟州巫统与槟州民政的胶着僵局无从打开，已授人话柄。如果说国阵的关系侧重在上层的互动，那么地方性的国阵组织也就可有可无了。面对这种状况，国阵又回到从前，那就是只有竞选时才“开动”，没有选举或补选，也就束之高阁了。

至于国阵组织下的国阵青年团，在308后已少有互动。最近（2月9日），巫青及一些马来团体在怡保举行千人大集会，声讨民联尼查及行动党卡巴星，又于2月20日约一千人在世界贸易中心誓言捍卫王室，又是冲着卡巴星而来。在较早前有一批巫青也在卡巴星槟城的住家前举行抗议，不满卡巴星发表可以起诉王室的言论。

还有在这较早前两天，3名角逐巫青团团长的候选人也亮相电视台进行辩论，涉及的课题也与种族和宗教有关。例如前雪州大臣基尔认为输掉雪州政权是因为“巫统不够回教化，没有真正为马来人斗争所致”。虽然他的言论不被凯里和慕克力认同，但他们针对卡巴星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无法彰显国阵精神。

难怪前首相署部长再益（已被巫统开除）于2月23日在槟城一个宴会上说：“国阵成员党之间的伙伴关系已宣告破灭，如今己沦为铁腕式的关系。”（光华，24-2-09）。

这种尖锐的批评当然不被每个人认同，但民政主席许子根于较早前（1月21日）的一篇文告是值得正视的。他说：“虽然国阵要经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国阵别无选择，因为不改变就会灭亡。”

许子根显然是认同副首相纳吉较早的谈话，即国阵如果不改变，便会被人民所改变。

换句话说，改变不仅是反对党的口号，也适用在执政党的身上。但这些日子以来，国阵又改变了多少？这正是国阵领导人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即将到来的改变是正如马哈迪所坚持的，那就是首相阿都拉将在今年4月交棒予新巫统主席纳吉。

马哈迪是在去年5月宣布退出巫统，他声称直到阿都拉下台后才回归巫统。现在这个事件已快要落幕，但新的领导层是否带来新的气象？国阵又如何重新定位？要怎么样改变来争取民心？都存在着谜团。虽赢回了吡州政权，却尚未看到民心回流，这就是当下国阵的最大考验。

(二) 民联组合对308的回应
308给反对党带来意外的惊喜，它们梦寐以求的夺权宏愿已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5个州的执政权，也在国会占有⅓的议席，历史性的一扫霉气而跃居成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

除了霹雳州组新政府一波三折外，其余4州的新政府都顺利组成。因此也给霹雳州的变数埋下伏线。

尽管反对党中的三大赢家（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回教党）各存有不同的政纲，但打破“国阵霸权政治”的理念却是 一致的。

为了统一步伐，反对党盟主安华，也被视为308大选胜利的大旗手，在去年4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简称民联），用以和国阵的组合打对台。这个政党首次推出了平权，也即是3党又回复到1999年的合作阶段。这种已被“看死”的结盟党也因308而复活，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异中求同成了它们的合作基础。

安华的踌躇志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1998年跌马后的整整十年的韬光养晦才告扬眉吐气，焉能不乘胜追击？

在这方面，甫成立的民联马上和国阵交上手，目标是对准中央执政权。安华希望通过游说能召集另30人倒戈相向支持民联上台。但另一边厢，国阵也暗中布署撬开民联的后门，以便能一举击中民联的要害。例如霹雳及吉打就传出有民联被挖角的消息。

不论那一方采取主动，初时都是止于传闻而没有实际的成果。

例如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安华已先发制人开展他的东马之旅。在他看来，东马是国阵较弱的环节，若能成功向东马议员招手，也就能影响西马的一些议员起而响应。

不过他可能忽略和失算的是：东马地广人稀，各路议员都有他们本身或政党的议程，也有他们的政治利益和地盘（掌控州政权），不是容易争取的。虽然表面上他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但也没有为实际的“起义”作好心理准备。无论如何，这种心理战术也给国阵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安华宣布916变天说甚嚣尘上时，更是使人相信也许会有巨变。讵料在8月份的时候，民联突陷入“困境”与被动，它的主角安华又再一次面临“鸡奸”的提控，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担心安华的人身自由，深怕1998年的事件重演，政治空气开始凝结成冰。就在拔剑弩张之际，情势又急转直下，因为法官允许安华保释，并在后来的交锋当中，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这是民联面对的第一场大风暴。

第二个风暴是在10天之后，民联的两名霹雳州行政议员奥斯曼和贾马鲁汀被反贪污局指控涉及贪污而被控上法庭。这是一个不良征兆。为安定大局和巩固民联的团结，安华在不久之后宣布参加峇东埔的国席补选。这是以其夫人的“牺牲”作为突破困局的绝招，也大大地冲淡了其官司案造成的巨大压力。

8月的峇东埔，对安华来说是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起点。他只有胜了补选重返国会，才能名正言顺地领导民联向布城迈进。

果然安华在开票当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他又再发出豪言，要继续推动他的“916变天”议程。
能否成功，也许安华心里有数，但如果因被控便停下来或不再向前，那就不是安华的个性了，也不能持续保持民联的高度战斗精神。他是天生的勇于斗争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又再给国阵一个沉重的压力，造成国阵在距离916尚有几天之际，也来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策略，竟派多位国会议员（尤其是来自东马的）到台湾“考察”。安华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同样派出一个追踪团与国阵议员捉迷藏，两股势力的斗争也因此将政治舞台搬到台湾引起了国际关注。姑不论安华有多少成效，至少在舆论上他暂时取得上风，让每一个人跟着他的“感觉”走。其中一个小成果是沙巴的人民进步党在杨德利领导下宣布退出国阵。

在得与失之间，安华选择与其坐以受困，不如拉长战线。因此他挑中了砂拉越是他的下一个夺权目标。他认为砂州的政治局势有了微妙的变化，便在去年底让斗争再度加热加温。可是转入2009年，安华算不到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在霹雳州发生了。他的两名州行政议员面对的贪污控状就要在2月继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来一个急转弯；而意外的是在华人新年前夕，竟“从天而降”掉下一粒榴莲在民联门口，巫统纳沙鲁丁变节到公正党，竟没有受到巫统的严厉讉责（现在看来，疑团重重，好像是政治无间道），反而被民联大事欢庆。因为它无端端地使到民联的州议席增至32比国阵的27席，自然不怕变天。可是谁想到，在2月初的时候，突闻两名行政议员“失踪”；接着纳沙鲁丁宣布回巢巫统，一下子变成国阵28+2对民联的29席。本来这一席之差尚不至会要了民联的命，也许会发生解散州议会重选，偏偏行动党的许月凤也变节倒向国阵。这样一来局面被扭过来，国阵31对民聨29席。许月凤这致命一击，造成霹雳苏丹接受政权易手。2月4日撤销民联政府的执政权，于2月6日改由国阵的赞比里出任州务大臣。

这是民联面对第三个政治大风暴，得之不易的州政权又转手了。由于事发突然，民联在原霹州务大臣尼查的领导下，拒绝下台，掀起了一场宪制斗争。霹雳州也陷入宪政危机，直是始料未及。

本来民联的内部组织有些松弛，也存在着人事矛盾，未想这政权一转手又激起民联的昂扬斗志。除了尼查力保团队，将斗争场转向法庭外，又通过霹雳州议长援引议会条规向国阵的州务大臣赞比里及6名行政议员“开刀”。议长西华经过听证会后宣布州议会禁足赞比里18个月及其它行政议员12个月，如此的大阵仗和两面开弓对准赞比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

这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尚不得而知，目前是民联先屈居下风，可是民联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不甘受挫下的反击也是波浪式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回教党人原本对霹州政权淡然处之，现在则为了回教党的尊严与尼查及其团队站在一起，行动党人也在此时刻感觉到回教党人的真挚与热诚，将两者之间的距离进一 步拉近了。

就在“霹州政变”之后，又发生民联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的新闻。他的传闻已在去年开始，但他最终选择一并辞卸州议员也未震撼吉打州政权，只是民联需要迎接一场补选。

我们也把它归为民联的第四场的风暴。虽然对于拥有7个多数席的吉打州民联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变天的威胁，但根据安华于2月19日在国会的揭露，不仅阿鲁慕甘备受压力，吉打民联的另一位州议员林思年也是在被拉拢之列。他甚至指说开价500万元引诱其议员跳槽，而且前吉打大臣马哈迪兹尔也亲自出马，并抖出所有这一切有经过反贪污局人员的布控与偷拍。

在吉打州，民联拥有22席（回教16，公正5及行动1），国阵拥有16席，只要有5名议员过挡，即告变天，可谓险象环生。

安华也在国会进一步揭露，民联在槟城和雪兰莪的州议员也被利诱和威逼。

槟州民联拥有29对国阵11的绝对优势，变天之说不存在；而雪州民联以36席对国阵的20席，也极不容易变天。除非有9名议员变节。

偏偏在此多事之秋，民联又于2月17日接到一枚引爆的炸弹，成为民联的第五场政治大风暴。中枪的人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她在家中的裸睡照片被外泄，成为举国轰动的大新闻。虽然整个过程是被其熟人所陷害，但在此时此刻出现，引起“阴谋论”的联想。

黄洁冰为此宣布决定辞职，以免丑闻不断传开，但事件似乎没完没了，挺她的大有人在，揶揄她的也有。

这起肯定被人“出卖”的事件，无疑已给黄洁冰难以承受的打击，也唤醒了更多的民联议员步步为营，不知下一刻会再发生什么大事。

就在黄洁冰案件余波未了之际，又于2月22日爆开雪州州务大臣卡立被反贪污局指其私车官用动用维修费及送牛于选民有涉贪之嫌，又是第六个政治大风暴。

这一连串的事故接踵而来，不仅使到民联应接不暇，更成为民联反攻的一大依据。它们指出每一件事的发生都隐藏着政治动机，目的是搞垮民联在308后建立起的州政权。

有些人指说是由于安华先挑916变天说，才有以牙还牙的反击事件。但如果没有安华的916，是否就不会有最近连二连三事故发生？谁也不能打保单。毕竟政治斗争是无情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民联所面对的严竣挑战将在下来的三场补选（其中一个在砂州）见真章，选委会已将4月7日列为霹州武吉干东国席及吉打武吉士南卯州席的补选日，一场好戏也关系到两个阵营的未来政途。

(三) 公民社会对308的回应
308之前，公民社会都期望国家政治有所改变，但不敢想象变化会那么大，因此在308的那个夜晚，人民终于看到改变的到来。这是期待己久，但又预想不到的结局。

当尘埃落定后，各族人民都没有太大的失落，因为这是人民的意愿，也就接受这样的格局。这之中在民间有出现两种意见：一个是改得太大，也许会引发后遗症；一个是改得不够澈底，应该中央也改。不论那一种意见占上风，不争的是，大家都看到变化的到来。

由于安华看到民间能够接受更大的改变，他为了争取更多中立者的认同，也就顺着这条思路为民联的政改创造更大的条件，其中最显着和最具争议的是安华在选后的论调是有国阵的议员要倒向支持民联，而且声浪越来越大，牵动民间社会也开始相信还会有一个大转变，并且用简单的思维来想象安华的政治游戏就是国阵内有人跳槽，数目足以组成中央政府。

为什么民间（当然不是全部）会接受这种 “变天论”？主要是因为308给他们带来太大的震撼，任何不可能的任务也会完成的；人民认为较大的改变是需要的，以让政局全面洗牌；压抑在心中的闷郁太久了，正是再变的好时机。

这种情感与理智交织的发泄也只是把焦点放在现实的层面上，即是什么时候改，而没有在思想上将之化成一种努力争取的运动。换句话说，人民什么也不必做，只等再变天。这就把“希望”全寄托在安华一个人的身上，等着他来变。

安华也因为要有个交待，终于喊出了“916变天说”。虽然舆论界的声音不一而足；国阵更是嗤之以鼻，但基本上安华已“掌握了民意”，暂时在舆论上占上风。

不过，安华当时只是“引导”民间要一个“916”，而没有教育人民将之视为一种长期的改革运动，结果“受困其中”；反而是舆论此时出现一种新的诠释，那就是“916”只能视为一种民心求变的标志，不是算日期来变天，为安华“解围”，毕竟安华是 人不是神。

就在变不变天争议升温的8月份的时候，安华突然官司纒身，再一次面对“鸡奸”控状。这一下子又被安华抓到时机，民间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那些本来持观望态度的老百姓，也又再靠向安华。无形中，他再次凝聚民间力量。

从同一个月在峇东埔举行的补选来看，形势几乎倒向安华又说明了民间期望他直接领导民联，以和国阵争一日长短。

安华的东山再起（重入国会）被他解读为民意站在他的一边，也促使他重新擦亮“916”的招牌。就这样916又再一次形成一种有压力的运动，促使国阵不能等闲视之，只好外遣议员出国，以免动摇军心。

民间此时看到的是两个阵营的短兵相接，并开始接受安华即便变天不成，也无需给予太大的责难。结果安华在后来说了，他已尽了人事，可天不从人愿。

在另一方面，安华却成为国阵揶揄的对象，一些评论人也将矛头对向安华，指他的变天不过是一场把戏，一厢情愿的政治秀，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

不过这种政治反击并没有使到安华失分反而让民间接受退求其次的等待时机。虽然安华在后来多少成功地将“916”转化成求变的运动，但问题跟着接踵而来。如果说“916”已被安华转成一场持久战的话，那么国阵的还手是必然的反应，只是安华没算到变化已在酝酿中。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位霹雳巫统州议员过档公正党，让安华欢欣不己，原来在另一边厢公正党两名被控贪污的行政议员已有异样。在2月初的时候，变天在霹雳成为大课题。结果真的霹雳又告变天。国阵在三名民联议员支持及另一名议员回巢下，轻易地击败民联，重掌政权。

这件事被国阵形容为以牙还牙，指的是安华开跳槽之风，国阵不过是依样葫芦反击，怪不得国阵出重手。民间是否接受这样的解释却大有疑问，因为他们求变之心并没有改变，而且求变也不是“复辟”旧政权。于是民间舆论又告沸沸扬扬，要求重选之声不绝于耳。

例如独立民调在2月12日发表的调查显示，有74%的吡州选民要求解散州议会，重新举行选举。

《当今大马》在2月4日发表的“民调”显示，有94%读者支持闪电大选，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不稳定状况。

这就是说，民间社会不接受走后门的夺权，但要求公平的“决斗”，让人民再次裁定由谁主政。安华无疑又为他的政治斗争取得筹码。

如果说较早前的登嘉楼国席的补选为民联摘下彩球，那么霹州若有重选就会提高民联胜算的信心。
在这方面，行动党州议员杨巧双律师的一篇评论是值得注意的，她在其部落格（2月15日）指出安华的916与霹州变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依循宪制来寻求政权的替换，而后者是不循宪制的做法，因此霹州变天不是916的翻版。

杨巧双是从法律的观点看问题，而没有从民意的导向作进一步的解释，但从民意来看，又是两者不同的演译，主要是人民要的是改变，不是走回头路，无形中对国阵的夺权产生了抗拒感。

本来霹州的宪政危机已够让民意滚动起来，讵料下来发生的风暴更增添人民的怨气。其一是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事；其二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裸照风波及其三是雪州州务大臣卡立的车牛事件，把原本已陷入混淆的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民间不断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事的都是民联的议员，为什么有这么多巧合？

当人民解不开这一连串的迷惑时，也就将所有的事件解读成“政治阴谋”。表面上看这些个打击对民联至为不利，甚至还会弄垮民联的另一个州政权，实则民意好像又转过头来同情已是出现裂痕的民联组合。一项意想不到的变化是：由于霹雳州务大臣尼查的亲民表现，竟而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能同在民间鼓吹民怨，强烈的要求还政于民，这种夺权之后衍生的风潮也是国阵估算不到的。

因此可以推测下来的两场、三场或四场补选，或一个州选，都是对两个阵营的政途的考验，任何的节外生枝，也只会使民联加分。

由此来看308后一年的民间社会，虽有少些种族情绪在发酵，但基本上是种族整合的契机。因为民主与平权是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的。当老百姓不要种族政治，当老百姓求变心切的时刻，不论是国阵或民联，只能以民意为导向，不能我行我素，不能故步自封，否则会像纳吉所说，政党若不求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它。这正是民间社会在民主政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他们所要看到的结论：朝向建立一个清廉、公正、没有滥权和贪污的社会。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308之后人民已醒觉，他们的成熟表现在适当的时候才释放他们的能量。今天的政治生态已大大改变，不再是513前的政治生态。国阵也好，民联也好，求变是生存之道，不变是自我设陷。就是这么简单的政治大道理。

刊于3月《光华日报》

推荐黄泉安出任槟岛“市长”

日落洞国会议员黄泉安于本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炮轰槟岛市议会行政效率差，市民投诉连连未获改善，更出现“小拿破仑”的操作；有的部门主任在背后操纵，不根据指南或25天的期限日期来处理问题；一些则是朝令夕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一遭由人民代议士有系统地胪列市议会的“罪状”。他是一位称职的国会议员，反映出小市民的心声，阅后大快人心。

但是他也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大课题，那就是地方议会归谁管辖？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或是归属于州政府的统管？黄泉安显然没有向我们交待这个重要的议题，而且他的言词中只针对弊端，提出某些改善建议，未针对原则性问题来一个斧底抽薪的大改革，诚为美中不足。因此他的“炮轰”市议会显得“雷声大，雨点小”，未能知悉他到底要一个怎么样的市议会或地方政府？

虽然黄泉安纯粹以议员身份作出公开抨击，但他字里行间也担心市议会不听指令，会影响槟州政府正在推行的“猫政策”。讲得白一点就是市议会的不配合将破坏槟州政府的形象而产生负面的效应，因此黄泉安的“内裤外穿”说到底已间接点出市议会是归州政府管辖的。这就体现了他勇于面对现实，对自己的政府作“自我批判”，值得赞赏，至少他把问题抖了出来，也让州政府，包括他自己需要好好地思考下一步要怎样走？

尽管我们尊重他的看法，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理论”，因为他对一项大原则提出模棱两可的建议，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方面建议未来的市议会主席应是一名强势领导者，另一方面也不赞同政治人物出任显得缺乏说服力。例如他建议最好还是委任专业，有经验的高级公务员担任市主席比较恰当，理由是他认为过去陈锦华及丁福南两位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没贡献。我们倒可以反过来问﹕公务员不是行动党的党员，没有强势的政党背景，他能成为强势的领导人吗？正如林冠英若没有强势的政党背景，他能成为强势的首席部长吗？再者黄泉安对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持负面“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至少陈丁主政的年代，敢于改革和对高级公务员采取严厉的手段并采取亲民政策已赢得认同。我们不知道黄泉安为何要反对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他应该知道，行动党千争取万争取的不就是要回第三张票吗？所谓第三张票是指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政纲中列出的“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行动党的长期斗争目标，那是因为行动党认为自1965年中央政府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后，就剥夺人民直接选举地方政府的权利，是民主的一大缺陷，而过去有地方议会选举出现轮替执政，也由政治人物担任市长或主席的。换句话说，“政治化”地方政府没有不当，就如中央及州政府同样是政治化的机制，由人民选出政府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黄泉安不能否认他就是在此机制下做了国会议员，行动党也因之成为槟州执政党。以此类推，地方政府同样也应该发挥民主机制，由人民直选地方议员和执政党乃至市主席，这就是行动党不变的政纲。

虽然在目前的法令下，行动党不可能即刻还人民“第三张票”，除非它也成为中央政府一员，因此没有人怪责行动党当下不“还政于民”，但这不等于行动党不可能在内部进行改革和力争市议会的民主化。

按照目前的机制，市议会或地方议会是属于相关州政府所掌控的，槟州也没有例外。比如槟州政府辖下就有两个大市议会，一个是槟岛市议会，另一个是威省市议会，它形成州政府的左右臂膀，而且在权力结构上，市议会也分享了州政府一半的权力，举凡民生的问题，莫不与市议会有关，州政府反而成为监督与协调的角色。如果州政府发现市议会的操作与表现差劲又不求改善的话，人民会直接责难首席部长林冠英。就如过去市区塞车，垃圾污染市容及一雨成灾，人们的口头禅是对时任首席部长许子根指指点点。这就是说，市议会做得不好，首席部长也要承担责任的。

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个州政府要使到市议会或地方议会成为政府的好先锋，为将来直选铺路，下列三件事是非得直接“干预”不可，也符合朝向民主化的进程。其一是对市议员或地方议员的挑选要较为严格，选择适当的人担任，不是以政治安慰奖或安抚派系来考量。这些议员必须要有党性和带有党的理念来推行党的政策，力促公务员按章行事，不能我行我素。

其二发挥党控制地方议会的效能，让相关的国会或州议员能指示或要求地方议员办事。正如黄泉安所提议的，划出议员的服务地区或工作范围。但也必须要让这些议员明白，他们的职责是服务再服务，不是不见人影，坐在冷气房只顾开会或指手划脚，自身不到民间了解问题和疾苦。他们不是立法者，而是执行党政策的服务队，主要力促各部门，包括主管配合行事，没有所谓你做你的议员，我做我的决定这码事，唯有双向沟通，才能减少民怨。

其三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市主席或地方议会主席必须和应该是政党所推派和委任的称职政治人物担任，让他把党的政纲贯彻在日常工作中，因为在地方政府条例中，主席的权力是最大的，他可以谕令属下的官员按指示办事，也在议会中拥有否决权。如果执政党控制不了地方政府，等于它的左右臂被砍断了，效力也无从发挥，就会不断地发生如同黄泉安所揭开的问题。再者政治人物担任主席后也自然得向党负责，借助党的力量纠正弊端。如果否定政治人物担任主席也就间接影响地方议会朝向直选的大原则，又如何逐步实现“还政于民”的治州方略呢？

环顾行动党当下的政治人物，现在看来，最具资格与条件出任槟岛“市长”（市主席）的人选应首推黄泉安。他有头脑，也有分析能力，一年之内就洞悉各种流弊，当可辅佐林冠英主攻。这个具有实权的职位远远重要于担任不具实权的“幕僚长”。既然60年代林建寿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兼市议员，也在市议会内成为改革的推手，为何不能再出一个林建寿呢？不知林冠英和黄泉安以为然否？

刊于2009年2月21日 《光华日报》

霹州政权再变天？许月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霹雳州政坛又起风暴。这一回是成立即将一年的民联政府遭遇突如其来的“叛变”。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贾马鲁丁及奥斯曼在玩失踪游戏后，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们暗渡陈仓的与巫统进行一场“政变”；而原为行动党副议长的许月风竟然插上一脚，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临门一脚要了民联政府的命，企图为“政变”增添变数。

这种意想不到的变节游戏在政坛上并非罕见，但对于308大选的民意所向也是一个“政治背向”。他们是代表了“民意”或者是“背弃了民意”？也只有让历史来裁决他们，不过就现实而言，一旦中选了州议员，也就“享有特权”做他们自己认为喜欢的事，不是人民可以控制得来。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个规则。姑不论他们是不是“骑劫”了民意。就时局来看，他们似乎已成功翻盘，弄垮了一个他们曾经营造的州政府，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的成员“离家出走”，使到“家不成家”，提早结束他们的家。站在政治道德的立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至少他们要问回选民，同意不同意他们这样做？

可是在法理上他们可以不必顾及情理，也就一个人或三几人在特定的时刻足以“翻天或变天”，真是让斗升小民瞠目结舌，原来他们费尽心思买票进场（投票）是看一场“马戏班”的表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演绎政治的千变万化，不难从中看到政治的吊诡与民主政治的脆弱性。

当然，从独立开始就成为执政党的联盟或后来的国阵是绝少发生议员跳槽的事。前有沙里尔（1987年）脱离巫统，以独立人士角逐再胜，但他后来还是回到巫统，且今日已是贵为国内贸消部长；后有今日的纳沙鲁丁（霹州议员）跳槽公正党，不出几天又回巢。

由此可见巫统只有接纳“叛兵叛将”，而没有所谓叛变的传统。它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不是几个人可以左右和震撼得了的。

至于老牌的回教党，其议员在早期1977年之前也有跳槽现象，但在那一年之后，痛定思痛的回教党即使输掉吉兰丹州政权，只剩下两名州议员，也没有再发生变节事件。它凭着宗教与信念坚守阵地，直到1990年重夺回丹州政权；再于1999年多夺下登嘉楼州；又于2008年再造辉煌，拥有三州的执政权。

这次霹雳州之“变天”不是回教党内讧。如果民联因此失掉州务大臣之职，尼查天地良心的对得起回教党，他的清新的形象即使不当州务大臣，也已深入民心，他应该是回教党的骄傲。

反之，公正党却是这次变天的最大受害者。它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最大的赢家后，安华也后市看起，未想霹州后院起火。起因也许是其两名州议员被控触及贪污罪而种下生变之祸。在我们无法探讨内情的当儿，我们只能推测他们有其蝉过别枝的背景，是对是错，也只有将来交给选民来判决。

还有甫从巫统跳槽到公正党的纳沙鲁丁，又再吃回头草。在政坛也非新鲜事（曾永森及陈忠鸿就是两个例子）。这也说明了公正党在奋斗的过程中，有其不足之处，因为它的党员来自巫统也不少，他们的来来去去只能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的模糊性，不能代表所谓“作非今是”。

虽然有人形容公正党有些像“小巫统”，但我还认为它们之间有相当的差别。差别就在人事的不同与治国理念的回异。例如安华虽来自巫统，但其面对的“遭遇”非常人所能顶住，终于使到他能在10年后再站起来。

正因为安华非等闲之辈，在308大选后变成他与纳吉的直接交锋。前两局（两场补选）是安华占上风；后一局（霹州变天）则是纳吉扳回，而且是一个州政权，比起两个补选更具其政治含义。
我们不认为这是斗争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安华与纳吉针锋相对的新起点。他们两人还会为权力的掌控不断地斗争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出人意表的是行动党也有议员卷入其中。许月风为何会成为其中一颗关键性的棋子？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行动党的历史是最多议员跳槽的，自1969年以来不下20名议员走向执政党才有了去年林冠英要森州行动党候选人约法三章的协议。没想到此次不是发生在森州，而是在霹雳州，或者许月风会被国阵形容为“识时务者的俊杰”，但她是不折不扣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行动是对是错，目前已不重要的（历史自会作批判），重要的是在霹雳州原有6名的行动党行政议员，再变天后只能只剩下2名华裔行政议员。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

由于纳吉宣称已获得32名州议员的支持，比民联的28名议员多出4名，也就意味着霹州议会解散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论国阵再组政府，整个局面（至少在人心上是不稳定的）。对霹州人民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国阵要告诉人民他将如何公正执州，种族上的比例又是怎样分配？最重要的是他能否安定民心？安民心比安大局看来更为重要，警惕所谓得政权失道德的后遗症，马哈迪就有此担心。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马华和民政党没有直接与重要的角色扮演，显然一切由巫统操办。变不变天，要不要变似乎是由巫统在运作，与国阵的其他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没有直接关系。这又反映了308大选后，这三个成员党已因大选失利变成说话的份量不大。不过，如果没有估算错误，马华则会从变天中拾到榴槤，无端端的又迎来一个“小榴槤”。至于民政和国大党，或只能静观其变。

政治的现实和残酷；政治的变幻难测；政治的真真假假，尤其反映在霹州变天这码事。
看起来这是巫统与民联的一场龙争虎斗，我们且拭目以待霹州苏丹的讯号，才能知晓下一轮双方如何短兵相接？

刊于2009年2月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