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终将领悟：落叶归根

中国人大终于今年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且已在7月1日生效。而在这之前，已回归中国的香港仍未有国安法；英国走后，也没有留下香港的防卫措施。

换句话说，在1997年7月1日后，港人时不时会挑起某些事情来一个大抗争，例如对六四事件的悼念；对香港回归后争取直选（特首及立法议员直接选举，而不是先通过选举人一关后，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及后来演变成抗议23条国安法的提出（2003年）；2014年的雨伞运动，将示威当成长期占有街道的“自由”；尤其是在2019年政府拟修改逃犯条例，以便嫌犯得以被引渡回事发地区受审，讵料掀起空前的大示威，有2百万人之众，场面浩大。

虽然第23条国安法及犯罪条例的修例案在后来被收回而没有推行，但示威的民众似乎把示威抗议活动变成“新常态”。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身为特首的林郑月娥最为尴尬。所幸在这艰难的时日，她得到中央的支持，才不至于“狼狈不堪”。

当然这不是特首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拼凑起来的复杂局面。毕竟英国通过鸦片战争（1840年）占有香港后，这块殖民地并不像其他地区和国家在后来通过独立成为新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印尼和缅甸等，反之它是属于中国的，只能归还，没有独立的条件。

可是为了解决和争取香港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4年）。后来也邀请香港精英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它规定香港50年不变，继续推行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同的，也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不过香港经过英国150年的统治后，已形成十足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包括那些从大陆合法地或不合法地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也在耳濡目染下接受资本主义的思维。因而不期然地产生排斥的心理，包括不跟随社会主义制度，更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社会主义翻墙过来香港。

其实国安法是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安全法，以保卫国家不受侵犯和不容特工颠覆政权。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香港可以“马照跑，舞照跳”，但绝不能成为反共和反华的基地。

无可否认的，在英国撤离后，它仍然保持庞大的特工体系，再加上美国、欧洲国家插足其中，香港若没有安全条文可以引用，那在香港基本法下成立的特区政府将是“无牙老虎”，对外国和国际情报活动更难以掌控，亦对罪犯活动鞭长莫及。

即便港府向示威者作了让步，但仍不起大作用，示威活动依然层出不穷。在没有更好的条件下，中央终于将国安法提交人大审议，不能再任由香港沉沦下去。马上见效的是陈方安生引退政坛，黄之锋等人解散其组织，意味着反华反中国的内在势力在消退中。如在7月1日示威的群众已剩下万余名，不再是上百万之众。

但西方政府则把焦点放在中国，因而美国众议院在7月2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而参议院也在较早前通过类似法案，与早前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相辅相行的，目的在于取消香港的关税特别地位和对中国官员的防美筑起围墙。但这一举动又是双面刃，也会对西方国家造成伤害。

还有即使英国准备给拥有英籍民的香港人（300万）获得延长护照年限；澳洲也准备收容“香港难民”，但问题是能够有条件移民西方国家的人不是很多。

就以加拿大为例，它有177万华裔，但香港移民在1980年至1997年间有数十万名移居加拿大，单在多伦多就有十余万名香港人。后来在香港回归后，一切改变不大，又有许多人回港居住，变成拥有西方国籍的香港人觉得还是家乡好。

再看近年移居的香港人也不多，去台湾的不过数百名。

思来想去，香港人最终会以落叶归根的心态迎接未来，那就要学习与中央沟通，而习惯于“一国两制”下是不能有绝对我行我素的自由。

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用整个国家的机器和经济与香港的前途押上，与美英等国家赌上一把，港人又焉能落井下石或幸灾乐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刊登于2020年7月6日《南洋商报》

“香港法”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人大会议通过“港版国安法”后，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既然“一国两制”已不存在，剩下“一国一制”，美国再也没有必要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关税及贸易投资和旅游等）。这是指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美国仍然保留原先提供给香港的优惠条件，理由是香港这个非独立实体保有独立的运作，因此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待遇。

由于不是很多人明白香港与美国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为什么有人十分害怕美国“整死”香港？我们有必要阐述中国、美国、英国和香港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

在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了香港，也强迫清廷开放五个港口（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主要目的是逼使清廷接受鸦片入口中国。后来又发现接管香港后，竟可以通过人口的迁徙和贩卖（俗称卖猪仔）而致富（槟城的旧关仔角一度是贩卖“猪仔”的市场）。虽然如此，英国在一百年来并未真正放下心思发展香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重要性才被英国人看到。

不仅在战后（1945年）人口从60万激增至1950年的2百20万，而且中共在1949年解放了中国，香港倒成为一个战略性地带，对英国和西方国家来说，可以成为“反华和反共”的重要基地。

就这样，英国开始正视对香港的规划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的两项填海工程增加了300万平方尺的土地。第一个填海工程用于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第二个工程发展观塘及荃湾成了工业中心。

此外，二战后诸多内地的商行公司集体迁到香港，也带了了资金和人才，使到香港的发展一日千里。例如在1947年时，港内工厂数量不过千家，拥有雇员不到5万人；但在1959年时，工厂增加至4千5百家，雇员超过17万人。

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下，港商与内地建立的合资企业2万家，加工厂超过8万家，拥有雇员400多万人。

与此同时，香港也支持中国内地的工业迅速起飞，在14万家的企业中，总共投下800亿美元，中国终于真正地成为香港的大后方。

付今责作者在《香港为何繁荣》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大道理：为什么香港能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世界三大中心即纽约、伦敦和香港），但又为什么英国占据的其它殖民地不行，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它的背后站立着中国，英国人不是做香港的生意，而是通过香港在做中国的大生意。英国占领香港后，就不用下本钱把它打造成国际转口贸易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位居英国贸易额的首位，香港则牢牢把持第二位。19世纪末，中国内地对外贸易进口额的一半上下被香港占据，峰值为56%，而且香港对内进口贸易额维持在40%上下浮动。

金融是建立在大量资本流通的基础上的，红火的转口生意直接加快香港的资本流通速度，英国选中香港成为继本土伦敦之外的海外金融中心是有充分考量的，一是香港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二是香港地理位置的时差可以在伦敦股市下市后转向香港开市，两个股市的轮流收开，给英港的交易所带来丰厚的利润。

其实，香港对世界和中国都是重要的，例如在2018年香港对世界的贸易总额为11967.6亿美元，其中出口5692.41亿美元，进口为6275.17亿美元。在这方面，转口贸易占很大比数，而香港本土产品微不足道（只129亿美元）。与此同时，在2018年，香港向内地出口3143.3亿美元，占比55.2%。位于中国之后的第二出口为美国，占比8.1%。2018年香港从内地进口2743.58亿美元，占比43.7%。位于中国之后的美国占第四，占比4.4%。因此美国若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被认为影响不算大。

这就是为何在最近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坐立不安而搞起对抗。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92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美港政策法”（香港关系法），属于美国国内法，这是因为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美国政府乃重新厘定对港政策，容许美国依据《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签署）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在金融和文化等领域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的待遇，并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当香港回归仪式在1997年7月1日完成后，整体的气氛还算融洽。但在2003年时，特首董建华在立法议会拟提出第23条国安法（这是附属在基本法内的条文）。结果引来50万民众的大游行。他们反对这条“警察法令”，允许公安得以入门搜寻和逮捕相关人士。在强烈的反对声下，特首按下此条文不表，但此事一晃就是17年，始终没有落实。

另一方面，这对香港当权派和中央政府是一个挫折，因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竟然没有国安条文对付狂热分子的示威和破坏？在相互指摘下，美国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拟在议院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没有在议会通过。

接着在2019年，港议会拟修改“犯罪条例”，又遭到更大的反对。当时估计有200万人参加大游行。最后也迫使港府宣布取消“犯罪条例”的修改法案。这条修例主要是允许香港将犯罪嫌疑人送往相关的地区受审。

在港府找不到更好的方案下，中央也直接引用条文在人大通过国安法，以遏制示威者反中活动。这批人主张独立、自治、公投、歧视和排挤中国大陆在港人员、污损国旗国徽、暴力对抗警方执法、瘫痪政府立法令等，严重地挑战了“一国两制”原则。因此中央有必要防范制止和惩治。

本来在香港政策下，美国视香港为独立非主权实体，可自由兑换美元（目前定在1美元兑7.8港元）并认可香港发出的护照，也享有经济、贸易及金融等方面的双边协议和优惠。

不过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后，就与原来的“香港关系法”有所不同，不但美国有权取消了香港拥有的特殊地位，而且也不再享有优待地位，香港的货物出口美国也得缴与中国同样的出口税。

另外，倾向中央的评论则说：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不由美国取消。美国能做的是单方面不再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同时除了美国外，香港也不会失去独立关税地位，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给予的，也不能任由美国任意废止。关于这方面的说法，我们还需进一步探讨。

至于美国会否真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就要看它如何评估香港对世界的影响和对美国在港商人的影响（按2017年统计，香港是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场，也是大小牛肉的出口市场。如果香港减少入口，影响就大了。同时，在香港有美企1313家，占港外资的18.3%，高于内地的6.9%）。

总的来说，香港的未来已不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是在中国手里。

刊登于2020年6月4日《东方日报》 

中美新战场：香港

当下最爆炸性的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大将直接讨论和通过“国安法”，并将之纳入香港基本法内，而不再通过香港立法会通过。

究竟香港和英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美国又抓紧香港问题不放？同时为何中国对国安法耿耿于怀？非通过不可？这都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

最早的时候，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1858年解散），结合官商的力量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先是印度的德里（1757年）被占有，继之是1849年整个印度成为英殖民地。

马来亚的槟城在1786年成了英殖民地；新加坡则是在1819年成了英殖民地。在1826年马六甲归英国管制。英国也在这一年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后来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分别在1881年及1841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及后组成马西亚联邦。

当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便将各殖民地纳入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公署”部门，直接由英国管辖。

在海峡殖民地组成后（1826年）的16年，英国通过炮舰打败了清廷，而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占有香港岛，及后在1860年又通过《北京条约》占有九龙半岛。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称为第一鸦片战争（184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898年，因香港发展快速，土地不敷应用，英国乃通过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向清廷租用新界，为期99年（按规定，在1997年到期，英国也就在这一年得将香港归还中国）。

这是中英双方通过《中英联合声明》达成的协议。有人问及既然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割让英国没有年限，只有新界才有年限，则英国不交还香港岛和九龙岛是存在争议的。退一步说，即便中英双方早年有签署割让条约，且割让意味着“永久性”，正如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不再归回柔佛苏丹；而槟城及马六甲乃至马来亚联合邦和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也就没有所谓“物归原主”这码事。因此在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要怎么独立？有什么条件和领土的划分，都归英方说了算。

可是在香港方面，英国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香港岛只有80.7平方公里，而九龙半岛面积更小，仅46.9平方公里，两者加起来不过127.6平方公里。若与槟岛的293平方公里相比，也小过槟岛一半有余。正因为这样，英国为了香港的发展，不得不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虽然新界在当时地广人稀，但香港从那时起已是比新加坡（704平方公里）及槟城（1031平方公里，包括威省）还要大的土地面积，单单陆地就有1105.6平方公里，而连同263个岛屿，总共有2755.03平方公里。

因此若英方只保留港岛和九龙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小了，立不成国，除非它能拿下新界。可是在物换星移下，一切已变得不可扭转。

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先见之明。在中国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后，便在1972年提出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主权范畴，不属于所谓的殖民地范畴。它们是被英国强行占有的。同年的11月8日，联合国大会确认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归属中国，不能以殖民地的身份独立。换句话说，港澳不能独立，只能回归中国，并已明白写进联大的议决案内。

虽然英国很想保留香港，且在80年代向中国提出主权归中国，而治权归英国，以保持英国的影响力和保住西方仍有一块跳板窥视中国内情。在不得要领下，邓小平提出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且订在1997年移交主权。

在初时有65%的香港人支持回归大陆，仅有25%愿意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但在97年后，港民对中国的政策又有更大的抗拒，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

例如在2003年，因为港府要推出第23条国安法，以使香港进入一个受法律控制的社会。当时基本法第23条的整个含义是：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也禁止港内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可是在2003年7月1日时，有50万港民走向街头反对第23条国安法，指它侵犯人权和自由，压制香港言论。在一片抗议声下，身为特首的董建华不得不押下有关条文。但一押就是17年，而董建华也在心力交瘁下于2005年在任期未满下挂冠而去。

经此一闹，香港不再安定了。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几乎瘫痪了一部分的香港街道。

自此之后，示威和游行成了不满分子的筹码，动辄诉诸以示威和顽抗。结果在2019年中发生的反送中的“修改罪犯条例”的大游行，也一度声称有200万人参与，最终迫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得不宣布撤销反送中的修例。

眼见“凡反必胜”，也就刺激了一部分反中反华的港人加入了与中国对抗的行列，甚至也欢迎美国和英国政界介入其中。

另一方面，中国人大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因而借此次代表大会，由人大自行提出国安法。在内容上与原来的国安法大致相同，但最主要是突出和显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果香港是一个例外，没有国安法，则犯颠覆罪和叛国罪的人，岂不是可逍遥法外？既然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有国安法，美国也不例外，为何反对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立法呢？

《南华早报》的新闻主任永登拉杜（Yonden Lhatoo）及专栏作家Alex Lo撰文时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香港是美国或中国的领土？”北京的新国安法直截了当立下范例。

文章说：已经23年了，北京认为已经够了，也就自行巧妙地用殊途同归的策略达成目的。

“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只有那些偏向港独的份子作出挑战和行使破坏。不过在将来，国安法将会调和了反政府和反中国的情绪，从而促使候选人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在议会内表达出来。

因此不论美国如何使用香港人权法对付香港和中国；也不论美国如何通过种种手段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它似乎不能改变中国的决心。”

其实在疫情严重下，美国和英国还要领导反华，就不知道当年（70年代）尼克逊总统与华友好在特朗普看来都是错误的？

 刊登于2020年5月28日《东方日报》

反对港人分裂中国

香港反送中运动自2019年6月开展以来，已跨进半个年头。虽然在示威与动乱的过程中已有收敛的迹象，但问题的解决远远未触及核心价值的争议。

局势的变化也带来性质的改变，而且是有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本：究竟香港民众示威游行是表达了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不单外界感到混淆，就连参与反送中条例的示威者也分不清本身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政治情怀？这些人又要把自己的家园带向什么境界？

基本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两个不同的词汇，但不时被混淆起来，而难以分辨是属于前者或后者。

其实它们之间还是存有明显的区别。民族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人民为争取国家对民族的认同而进行的斗争，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国家意识。

民粹主义运动却是对社会危机的暂时性反应。它们会提出一些煽动性的口号和主张，以迎合民众的需要，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并进行社会动员。因此民粹主义是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作出警示。同时民粹主义本身也会带有偏执和狂躁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时是种族主义的。

如果民族主义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浓化成憎恨别的民族，就不仅具有排他性，也具有灭他性。对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科学家爱因斯坦形容它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是人类的襄石虫。

我们在考察反送中的行动后，发现两者都不是。因此香港人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就值得研究它的终极目标了。因为在否定本身不是中国人的同时，只承认本身是香港人。香港又是哪个独立国家？有“香港公民”的身份吗？一个心中无祖国（中国）的人，又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毫无疑问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英国于1840年通过武力手段（鸦片战争）取得的，进而把它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不论是清朝或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中国在1984年与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言明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回中国。

当这一切如期发生后，中国在法理上已是香港的主人，也就成立了“特别行政区”。在这种架构下，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在不能否定中国的主权下，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初时还有31%的香港人同意回归，而且也不抗拒自称为中国香港人。

现在香港回归已经22年了，但港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依然是殖民地时代的想法，既不靠拢中央，也不让中央插手政务，俨然把香港当成另一个“独立”的实体。由于港人“抗拒”之心不懈，反中倒成了回归后的新常态。再加上学校教科书上没有灌输爱国意识，也没有重新开始“教”香港学生热爱祖国。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港人保持殖民地时代的旧思维，由中共成立的特区政府也就面对越来越多人民的“背叛”。难怪回归20年后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为中国人的身份。

回顾香港的历史，港人自觉地反中反清朝的颟顸无能，而没有反英；即使有反英，也是在中共带动和影响下的运动。

例如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场卷入25万人的大游行，先后坚持1年4个月。这是继1925年6月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帮凶枪杀工人而激怒20万人大示威的后继行动。

下来有1956年发生右派双十暴乱运动（与台湾国民党有关），醸60死，200人受伤。

来到1967年5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如火如荼”阶段时，突然发生香港文革式的张贴标语，示威及罢工大行动。这一场也是由中共带头的文革，直到年杪才平息下来。

另一方面，十分吊诡与令人诧异的是，自从英国占有香港之后，它与本地人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也没有反英运动，亦没有发生镇压行动，殖民统治者也没有刻意改造香港居民。因此它的表演艺术是针对反清廷而演出的，埋下了“仇中”的阴影。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潘婉明博士近期有三篇文章受到批判，它们是：“藤条、砖头、中华胶、进化的反动的修辞与反智言论”、“暴力、隐私与性：香港反送中的完善示范”及“We (Dis) Connect：香港反送中运动在马的联结与分化”。她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港人示威的同情和支持。她也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一些人指说：“不先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再民主也没有用”。

她进一步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的思维与香港人的不同，前者被形容为“中华胶”；再加上华媒的亲中，产生普通亲中的倾向。这些人更用谴责的语言责骂示威者，她认为既然老左或南大生在那个时代（60年代）受到压迫时奋力反抗，而今次香港示威反抗政府又有何不对和不同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显然这是指马新老一辈的老左、南大生和亲中者以中国为主体，不问“青红皂白”就“判港人为反中反华的急先锋”，但却不反问他们（港人）的抗争不也是与过去的南大生一样吗？

基于前者的反中反华及后者的亲中亲华，也出现了对峙立场，这就偏离了问题的本质。因此不能奢望老左和南大生支持香港学生来反中和反华的。

南大生伍依用了长篇大论驳斥潘婉明的文章我不再撰述，读者可从网站中查询，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伍依所提的论证是潘婉明把反中当成正义的斗争，而未区别港人的斗争的正当与不正当性；更不能拿此来嘲笑老左和南大生“幸灾乐祸”。潘婉明是否也要求南大生与港人一起反中呢？

如果香港人最终选择当被遗忘的孤儿，死也不要中国这个大家庭，那么美国、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会全盘收容港民吗？

总的来说，潘婉明的论述和理论是比较薄弱和模糊焦点的（毕竟支持港人当下的示威，等于是支持港人分裂中国）。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不认同香港的过度诉求时，就不能说华人是“冷血动物”，。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与港人最大的不同点，也是大马人的一种民族情怀的表现；而恰恰相反，香港人迷失了民族方向。抗争的结果是将一个大好的香港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最后的总结应该是：凡是分裂中国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一概反对。因此不支持港人反中的道理即在此。

刊登于2020年1月3日《东方日报》

香港选举：反华的新高潮？

香港是个十分独特的地区，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但在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便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控制权。从此香港成为英国入侵中国的桥头堡。也同时成为大量华工向东南亚移民的新起点。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便实施一国两制。

在比较上，特首的产生似乎比总督的产生还存在民主的成份，至少选民有得投票选出一人领导香港，而总督则是由英国委任的。但在2008年后，香港政界和学者人士已不满足于“指导式的民主”，而是要求直选特首。就中国立场而言，如果中央没有把好第一关，可能会出现与中共唱反调的特首。于是要求直选特首的呼声也就被认为还不是时候。

按照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诉求，坚持由政党推出特首候选人，无须先通过筛选。因此中央不能“干预”特首是否是亲中国的或反华的？有人因此指称，为何在殖民地时期这些人不要求总督是民选的，反而在回归后成为民主打先锋？

此外，在特首之下还有个立法议会，共由70名议员组成。当中一半是以功能界别为基础的候选人；另一半则是由政党派出候选人角逐，当然也得先通过筛选的第一关。不过这个立法议会倒不能针对主权、内政、国防和外交等重要事务提出讨论和批评。1985年举行局部选举，1991年部分议员直接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1997年回归后，仍分两个组合选举，但还不能全面直选。

在立法议员之下，又有一个区议会的组织，相等于其他国家的市议会或地方议会。它是在1982年被引进的，如今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也得由选委会先确定。例如黄之锋的反中和倾港独立场就被否定其参选权。

这个区议员最初是由港督委任的。到了1985年才有局部选举。直到香港回归两年后（1999年），才举行了“一国两制”下的选举。初期仍有委任议员制的存在，因此亲中国的“建制派”取得了各区议会的控制权，反中的民主派则未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直到2008年，全港的区议会发展到18个，总共要选出479名区议员，任期4年。来到2018年时，港府取消所有的委任议席，只保留由乡村间接选出的27个当然议席。

这样一来，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11月24日），几乎所有的参选者都得靠选民手中一票决定输赢，不再有委任议员的存在。

出乎意料之外，今届开票的结果竟是民主派（共有24个政党被归纳为民主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共赢得389席；亲中的建制派（约11个政党的统称）仅保住59席，战绩一落千丈，远远被民主派抛在后头。

这种现象与2015年的区选举结果竟是大相径庭。当年建制派赢得299席（占69.4%）；民主派赢得125席（占29.0%）。短短4年间，人心大变，也说明了今年“反送中”条例造成的冲击历久不息。示威行为已从和平游行演变成激进行动，再后来就是发生不受控制的极端与暴力相向。其结果是建制派输得不清不楚。

不过也有人在分析投票倾向后得出的结论是：

1）在总共18个区议会中，有17个归民主派控制。

2）民主派得票约57%；建制派得票约41%，两者相差40万张选票。参与投票选民共294万人，占投票率的71.2%。但得票的百分比与席位的胜负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候选人只要胜对手一票即当选，没有按得票比率分配议席。

但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区议员选举后，中国要如何应对五大诉求？还有美国趁机在中美贸易战进入关键时刻，竟先后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已是公然向中国的权威和底线挑战。

若是美国再进一步介入香港政务，难保不会引起中美的对抗加剧。这也清楚说明以西方为首的美国正力图阻止中国崛起成为政治和经济强国；而中国则是用自身的力量抗拒美国从四面八方涌进的压力和打击。

当下已有人推测美国会利用通过的法案在香港燃起“阿拉伯之春”，从而颠覆了中国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并很有可能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向中国进行更大的渗透。这就是香港选举后释放出来的反华新讯息。

刊登于2019年12月2日《南洋商报》

香港动乱，六四翻版？

香港暴乱已从成千上万群众上街游行演变成人数少，但却是以暴力相向的恶性对峙。有人形容香港已进入“无政府状态”；更有最新的论调指香港已陷入“内乱”。不论是香港媒体或中国媒体乃至西方媒体都无法掌握香港动乱的规律，只能眼看事态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事？

例如任谁也没想到示威者会成功地瘫痪机场而使民航机无法运行，整个行程都被打乱了。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全港的学校，不论大小已经一律提前放长假，整个教育体系也受到致命的破坏。

因此香港连续五个月的示威和动乱也在近日被拿出来与“六四”事件作比较。结果舆论发现有几个相似之处。其一是赵紫阳当年与学生对话后未能解决问题，因拍板的人不是他。而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虽也与民众见面对话，但也未能解决问题，因为不是她拍板的。一般上权力操诸在最高领导层的手上。

其二，“六四”从打倒贪污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与香港“反送中”到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它与六四是有相似之处。

不过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两大事件的不同点，我们还得从“六四”事件说起。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化运动息息相关。

1982年，胡耀邦取代卸职的华国锋成了总书记。胡耀邦在当政期间，平反许多冤案，也广开言路。后来被党内保守派批评让自由化泛滥，而使国家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也是在这期间，中国掀起新一波的学潮。1986年12月5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3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程序不当，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继之在其他大学也起而响应，总共有26间大学卷入学潮。

由于学生进而要求“自由民主”，也就被邓小平训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到了1987年正月16日，中共对高层作了调整，由总理赵紫阳顶上取代卸职的胡耀邦。

在1月19日，安徽省委开除方励之的党籍和1月25日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后，事件逐渐平静下来。但预想不到的是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溘然去世，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先是学生举行悼念活动，接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冲击中共政府。

追悼会也不断扩大，陆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喊出的口号包括“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4月22日，官方追悼胡耀邦逝世的告别会举行后，学生及各界人士并未散去，而是喊出的口号越多，包括“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共产党”和“打倒独裁专制”等。

虽然赵紫阳按原定行程在4月23日官访朝鲜，但学潮越演越烈。

4月26日，在邓小平拍板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就是说，官方已定性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及各地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是有政治阴谋的，企图打倒中共政府。

赵紫阳在回国后，形势更加严峻，但他在5月4日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集会上，依然对学生的示威有所同情。他更在5月19日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会见学生，要求他们结束绝食和解散。学生则抗议“四二六社论”不取消“动乱”字眼，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李鹏签发了戒严会，6月4日天安门被清场。此时赵紫阳已在政治局中失势。他也在19日后不再在公众场面露面，直到2005年逝世，仍未获平反。

就中国官方的立场，“六四”事件是反共反党的，不能“平反”。相对而言，香港的所谓民主人士接过这一棒子，每年都悼念“六四”事件，也从未忘记要求中共平反。

香港的民主派就此借助“六四”事件提醒港人要坚持他们原来的“非共”、“排共”乃至“反共”的心态。同时坚持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之中的香港是与大陆是不同的，它完全是高度自治的，不受中共的政治干预。

这样的思潮结果变成港人的高度敏感，但凡有任何变动，或被认为影响到约束香港人的自由的措施一概加以反对。从反对23条国安法（2003年）到“反送中”（2019年）大游行，在在反映了港民不接受大陆实施的法制，自然把怨气发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身上。

今天香港的所有大学、中学及小学都已宣布休假，暴露事态的严重性。即便“反送中”和“六四”事件有不同的流程，但彼此之间也有其共同性，都是带有倾向西方思想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挑战中共的底线。可是在中共看来，它有其本身的体制，也未强加在港人身上，只是不能接受香港成为“罪犯”天堂，不受引渡和惩罚；也不能苟同香港人的特权是包括不必服膺于国家的法律和国家的安全措施。

如今香港的“反送中”已沦为暴乱的场所，严重地影响旅游业和外来投资，长此下去，香港也就比日治时代的“沦陷”更悲惨了。

什么时候，香港再回到晴朗的天空和令人称羡的“东方之珠”？也惟有香港人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19年11月18日《光华日报》

全过程民主与一国两制

香港反送中引爆的示威持续5个月以来，似乎已有所收敛。但年青人心中那团怒火显然没有消失，反而陆续有人担起“敢死队”的角色，在街头巷尾搞“突然袭击”。

正当反送中运动的阵容已有减少迹象的当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赴上海参加“外国商品世博会”之便，拜会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韩正，从而显示中央仍然支持现任特首，不因民众的暴怒导致她的民调已降剩20%。这说明了中国正在对香港展开新的怀柔政策，希望能守住一国两制的底线来恢复香港的秩序。

虽然香港对大陆的重要性已不再是昔日的“唇亡齿寒”，而且深圳也已迎头赶上，随时都能够取代香港的地位。但若深入考察，香港的独特性还是无法被取代的。

早年因为香港的蜕变和通过自由港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形象已深入民心，不论在心理上或思想上，都与大陆有所不同，甚至是矛盾的。

例如在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香港的工人及学界也将文革引进，一时弄得秩序“混乱”，后在英殖民政府动用紧急法令下才镇住这场动乱。

本来中国可趁此时机收回香港，但在条件不成熟下，毛泽东主席按兵不动。直到1984年邓小平认为时机成熟，也就坚持在1997年7月1日拿回香港。

这个过程既干脆也复杂。干脆是在隆重的仪式中完成交接；复杂是这一政权交替，也注定香港有不稳定的未来。其一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能走多远？其二是一旦双方发生理念冲突，是采纳中央决策还是由港府决策？如今发生的“反送中”也充分的说明彼此对“一国两制”有不同的诠释。其三虽然在近期已压下“港独”的声音，但港人的反抗已蔓延到西方社会，如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就是表明西方国家会在各方面介入其中。其四是在将来，这一国两制又该如何走下去？港民会给予合作吗？

正当各界舆论对香港未来说三道四时，中共的四中全会前后，习近平主席则出人意表地提出“全过程民主”的新词，一时之间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在表达什么？因为在人们理解中“民主就是民主”，哪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该如何解读呢？

根据习近平的解释：“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这种说法也被认为不够全面，反映不出民主的实质意义。

如果按照字面的解读是不知其意的，但其奥妙就藏在“全过程”中，也就表示这样一来就“合理化和合法化”一党专政了。

所谓的一党专政是共产制度下的产物，如列宁在1917年建立的苏共领导，就是一党专政。又如中共在1949年解放中国后，就推行一党专政。这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是缺乏民主的基因，可以被视为非民主的制度，甚至是反民主或不合规的政体。

尽管西方世界对共产国家有诸多批评，正如特朗普总统一口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势外，也指责这样的制度是应被抵制的。

即使苏联在1990年变天而失去苏共的掌权（背弃共产主义），但中共依然坚持和保持一党专政。

当这个专政于1978年在邓小平复出后引发争议和受到动摇的批判，但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就将中共的右倾路线摆回正道。这个正道除了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外，并没有其他理念可以被取代。西方有“上帝的指引”，共产社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只能回到用信仰来支撑社会的发展。

为了使中共政权的合法化和正道化，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就出炉了，旨在表达党内是通过不同程序的讨论和不否定民主的手段来取得协商和统一的。因此可以被视为“全过程民主”。只要民主有存在，西方世界就不能说中国不是民主办事的。

在这样的“乱世”时，习近平坚持“一国两制”和对林郑月娥的支持就反映了他还是要推行“全过程民主”。因此当下特首是可以大胆地进行“民主改革”，但也要在教育上改变人民的思维，最起码不应指责中央是独裁政权；而香港也不是异类和独体。它不能独立，一旦独立就是中国被分裂的开始。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不能走向“台独”。如果港独和台独齐发酵，中国大陆就会发生疆独、藏度的可怕后果。

如果说美国的51州是不容分裂的，那么中国大陆也同样不能以种族的差异或思维的不同作为分裂的理由。

由此来看，香港事件、台湾选举都属于中美贸易战的斗争范畴。只要中美相安无事，则台湾和香港是起不了大波澜的。

刊登于2019年11月11日《光华日报》

美国通过香港法案

果然不出所料，美国众议院在10月15日通过4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和决议案。

第一项法案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允许美国对打压香港人权的中方官员采取制裁行动，包括华府每年得提呈评估香港政府在维护法治、保护公民、权力方面的自主决策，以及认证香港是否继续享有不同于大陆的特别待遇。并可对付任何实施或威胁移交、任意关押、酷刑或强迫认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人实施制裁，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发出或吊销签证。

与此同时，也通过“保护香港法案”，旨在暂停向香港出口控制人群的设备，包括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用以阻止香港警察对示威者使用非致命武器。

另外两项议案是指：（一）第543号议决案，重申美国与香港的关系，谴责北京干预该地区，并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

（二）涉及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议决案，谴责中国以扣留加拿大公民方式，回应美国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引渡要求。

虽然上述法案和议案是以口头表决达成的，但议决案是没有法律的约束权力。

一般预料，参议院随后也可能通过有关法案和议决，但尚未有定夺，最后则提交总统特朗普签批而成为法律文件。

特朗普会不会签批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贸易战是否有“柳暗花明”的可能。如果中美能达成贸易协议，就可能延缓特朗普的行动。毕竟特朗普要的是政治筹码而不是核子弹。

就特朗普而言，他在2018年启动中美贸易战后，就紧跟着关注和利用台湾和香港的课题来钳制中国。由于台湾在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表现出对中国的仇视，也否定“九二共识”，自然得到在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的青睐。先是接受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而违反了中美协定；继后是通过台湾旅行法，让台湾政要可以大方进入美国访问和转站；更在近期宣布美国将军售台湾80亿美元的武器。这无形中助长了蔡英文公开拒绝“一国两制”的信心。只要台湾一天不“回归”大陆，美国便可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方掀起反华浪潮。

正当台湾强行其反共政策的当儿，香港又在今年6月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且不停息、不断升级的示威和暴乱。这一场看似无主角的大示威，实则其背后有亲西方势力在撑腰，这一大群包括港人从反国安法开始到反引渡条例的修改主要目的是反对港府可将嫌疑人送回中国受审。虽然港府是因为港男在台湾杀死女友后潜回香港，但又苦于无引渡条例，也就不得不修例以让相关人士回台湾受审（有关嫌犯只在香港被判触犯盗窃罪而不是谋杀案，结果只入狱29个月，引发公愤）。

本来引渡嫌犯回台不是大不了的事，偏偏被夸大成大陆要用来对付香港人。在一传十，十传百下，港人的抗争变成“造反有理”了。

没想到示威运动竟是没完没了，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美国更是一马当先为港人壮胆，再次提起数年来未曾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其结果在众多议员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先在众议院通过。

这里头有几个重点是值得关注的：（一）美国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当为背景，指责中国未按联合声明推行好“一国两制”，反而在回归后（1997年）先后提出第23条国安法（2003年）及罪犯修例修改法案（2019年），刺激了港人在越来越激动下，将之演绎成暴乱和破坏公共产业。虽然是港府希望港民在回归22年后，已具备爱国之心和接受主权统一的意识，因而在法律上加强爱国意识和不作奸犯科。 讵料反成“好心做坏事”，变成国际大新闻，天天有示威和游行，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在这乱世中，一般是使用重典，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但港府的回应是有所保留的。

就在此时美国将这么一场无厘头的运动形容为“民主和人权”的展示，也就接过英国的权利，将“联合声明”化成“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其有效性是不论在大陆或香港高层人士中一定有少数人在美国有存款和置业，也拥有绿卡或长期签证，更有美国公民的双重身份。这批人固然对美国的法案感到恐惧。因为毛泽东时代与美国没有瓜葛的领袖已是凤毛麟角了。

再者，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自由港和特别关税优惠，香港将会沉沦下去。届时，受苦的是全体港人而不是美国人。这么一来，美国的“护港政策”到头来变成“害港政策”。

在这方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评语是值得重视的。他说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是为了羞辱及推翻香港特区政府，这之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妥协的。这话正好点出要害和重点。

刊登于2019年10月21日《光华日报》

港人成为特朗普的筹码？

美国联邦众议院（Congress）及参议院（Senate）的外交委员会于9月25日接连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预料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也会在10月份内通过，而后交由总统特朗普签批即告生效。

这之中的奥妙就是特朗普总统势必抓住这个筹码向中国提出美国所要的让步。

到底什么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需要从2014年说起。当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占据金钟79天，旋后被认为无功而散。接着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CECC）（包括共和与民主党议员）主张制裁镇压香港自由的政府官员、代理人及关系人，其中包括冻结相关人士在美国的资产及禁止入境美国。后来因故被延宕。当年的众议院主席佩洛斯（也是当下的众议院主席）认为，如果香港和其它中国城市没有差别，香港就不能享有特殊的待遇。

所谓特殊的待遇即指美国及西方国家把香港视为有别于中国的“非主权实体”，它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独立关税区”等的特殊优惠；同时美国也对香港敏感技术贸易及签证也比较宽松。

目前亲特朗普的鹰派议员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以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增加美国对付中国的施压，从而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两面“进攻”，迫使中国就范。

但另一派持较谨慎的态度，例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何瑞恩（Ryan Hass）对BBC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通过该法案将会缩小中美和解的空间。他担心法案在生效后对香港造成巨大的打击，但对北京的战略效果有限。

正因为法案是把双刃剑，美国国会在2015年、2016年及2017年皆未通过有关法案，直到2019年6月9日后又再发生香港百万人大游行事件，而且持续不断，终于在9月时美国国会又再启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以期形成法律文件，向中国开炮。

表面上的理由是有因10万港人签名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实则是美国也有意向中下马威和借题发挥。

这宗法案也与1992年和2012年先后通过的两项法案有所关联。其一是美国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它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提出在香港回归后（1997年7月1日）实行一国两制而承认香港在国际上享有与中国不同的待遇，包括拥有“独立关税区”及敏感和军用的技术出口，航空和签证等安排。

如果《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正式通过，美国有可能不再承认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进而动摇了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

与此同时，法案也涵盖下列的部署和安排：

（一）美国将会重新审视《美国—香港政策法》；（二）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香港民主发展报告，以确定香港是否拥有足够的独立权，并评估依据基本法，香港有否侵犯港人的自由与法治；（三）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制裁内地和香港官员侵犯香港公民的基本自由；及（四）香港必须有时间表宣布何时实行双普选（特首和议员一概由选民投票选出，不再事先经过选委员会筛选候选人）。美国方面则希望能在2020年落实直选制。

其二是在2012年时，美国通过所谓《马格尼茨基法案》。事件起因于2007年，俄国律师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揭发一宗官僚巨额诈骗案，涉及金融高达2.3亿美元。

吊诡的是，他因揭发内政部官员贪腐后，竟被指“涉嫌逃税”而被捕，结果在拘留期间被虐打致死，一时轰动国际舆论。虽然事后俄国勒令国内人权理事会进行调查，但结果是指称马格尼茨基死于心脏病，无任何官员需要负责。

因对“判决”不满，马格尼茨基的雇主布劳德（美国富商）游说美国国会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对涉案的俄国官员实施制裁，共有55人列入黑名单。到了2016年，美国国会将法案提升至《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原法案涵盖至全球。

对此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美方，这是对俄国内政的干涉，俄国势必采取报复行动，包括禁止非政府组织收取外国资金，终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项目，及禁止俄国官员持有海外资产。形同是对美国的“以牙还牙”。

同样的，美国今天制定反中反华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也已被中国谴责为干涉内政。因此外界也担心会波及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和萎靡不振。

显然的，中国不可能在香港示威不停下示弱，也不会因为美国对香港的“制裁”而有所退缩。相反地，中国方面已坦言告知港人，如果示威不止天天上街，如同动乱，则香港的沉沦将由大家一起买单。740万的港人又有多少人能避到海外安身？又有多少人因动乱而身受其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香港人从2003年的“反第23条国安法”到2019年的“反对引渡逃犯修例”，在在反映出港人对政治条文的改变感到不安，但身为一个国家的子民，即使不爱国，也不能违法。

所谓一国两制也不意味着作奸犯科者可以“躲在香港自由自在而不受惩罚”。国安法在每个国家都有，港人为何反对国家的安全法呢？还有引渡犯罪也是国际公认，为何又反对不息？这之中，港人所担心的“反送中”已“胎死腹中”，如今却反过来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到底是要回到殖民时代还是要拒绝中央干预？但若是中央不能过问香港事，那么国家的主权何在？一国两制在动乱不止下又有何意义？

香港人到底要一个怎样的香港？独立是不可能也没有条件的。剩下是维持一国两制，但可进行商议双方能接受的新措施，否则香港沉沦了，美国会来救吗？英国会来救吗？最终还得靠港人自救。

任何的过高或过分的诉求是使中央陷入不义的绝境，即使港人五大诉求一个都不能少，可是美国的法案又怎能救得了已跌入深渊的香港呢？

刊登于2019年10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