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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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7.2.14

客家“天穿日”与“女娲补天” (直挂云帆)



大凡历史是通过“神话、传说、半信史及信史时代”连串而成。西方的上帝造人,阿当与夏娃的神话我们耳熟能详;而中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我们知之不多,但较为熟悉的是“女娲补天”的故事。
这一则神话故事经历辗转,它成了客家人的节日。根据台湾行政院客委会在2011年(也即是民国100年)宣布,每年的正月廿日是客家人习俗的天穿日,也是“全国客家日”。因而从那年开始,每年就有天穿日的庆祝活动。其实不单在台湾,在早前的中国社会也因习俗与古书的传说,把“天穿日”当成客家人的特殊日子,也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即过完这一天之后,农年活动正式宣告结束。换句话说,对于客家人真正的结束农历新年是在正月廿日(天穿日)之后,不是传统上所谓的过完元宵节就是农年结束了。
就拿马来西亚来说,只有槟城浮罗山背、关丹、巴生及柔佛和东马的纳闽保留此习俗,而槟州客家公会也在去年发起庆祝天穿日的仪式,目的在于让客家人记取天穿日的故事和强化我们的环保意识,对大自然的爱护。
为了使整个故事能与中国的历史衔接,我们尝试将中国的神话与历史连成一道,这在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中也是这样陈述的。因此我们需要从神话开始演绎天地人的“起源”。
第一节 盘古开天
神话是这样说的,世界原本混纯一片,有一颗巨星在太空飘浮,形状似鸡蛋。在鸡蛋内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不断用斧头不停地开凿,企图把自己解救出来。经过18000年的努力,终于一声巨响,巨星分开两半,盘古头上的巨星化为气体成了天,而脚下的一半巨星变为大地。宇宙开始有了天地,盘古也不断升高托住了天和地,他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
盘古开天距今有多少年,考证不出,少说也有算亿年的历史。但在一般上,则推前到300万年前已有盘古开了天地。
就这样又经过18000年,天变得更高,地变得极厚,盘古也变得越大。换句话说,盘古与天地共存了180万年,而后才死去。
第二节 五氏的贡献
约在一万年前,出现了五氏的传说。第一位是有巢氏,他教导人住树上盖蓬,有了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之说。
第二位是燧人氏,把天上的火送给人类,世界也就变得光明起来,因而有了所谓“钻木取火”的故事。
第三位是伏羲,是一位法力无边的人,教人用火煮食,又制作八卦,制定婚姻打鱼耕作等。
第四位是女娲,她被形容为伏羲之妹,也被传说是伏羲之妻,但不论怎么描述,她后来成了万能的神。
第五位是神农氏,他是草药的始祖,又教人种植养家禽,农业社会因之出现。
第三节 女娲补天
虽然女娲被人化也被神化,但她的身份更是神而不是人。相传女娲在造人之后,世界变得热闹起来(这与上帝造人及阿当和夏娃的故事是相差无几的)。
不料有一天,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架来,从天上打到人间,在水火不容下,水神失败了,觉得没脸活下来,乃往西方的不周山(撑天的柱子)一头撞去,结果撞破了天,世界大灾难发生了。
此时女娲到处寻找五色土,她要用它来补天。后来也就将天补好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彩霞就是传说中的五色土。
补了天之后,却找不到支撑天的四根柱子。在情急之下,女娲只好将天台山之神鳌的四只足砍下来支撑四极。自此之后,天地定位,四海宁静。
客家人为纪念女娲的神奇力量,认定正月廿日是女娲的补天日,也就定为“天穿日”,后来又演变成客家人过新年。年糕的流行就是用来“补天”的工具之一。宋代李觏有诗云:“一枚煎饼补天穿”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节 三皇五帝
在五氏神话中,有三位也称为“三皇”,即伏羲、神农与女娲(也有认为是燧人氏)。
三皇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传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由兹而来。五帝的传说如下:
在公元前2689年,①黄帝在阪泉(河北)三战打败炎帝,接着黄帝又于琢鹿杀蚩尤而统一了黄河流域。②颛顼-相传为黄帝子孙,实行民神分治。③喾-黄帝曾孙,有四妃生四子,其中一人即为尧。④尧-为喾帝幼子,被视为明君,但不传子位而是传位于舜,他治水患有功,是为历史上的“禅让”。⑤尧死后,舜正式登位,以孝闻名。
在公元前2205年,夏时代的开始。年老的舜帝推举治水有功的禹继位。但在禹死时,其子启夺位自立,从此帝王是世袭的。换句话说,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夏朝皇帝。夏传至桀时,由于淫荒无度,被殷所灭,此王朝历时500年。
商时代(公元前1600-1046),商殷灭复桀后成立商朝,历时600年。
周时代(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打败商纣而建立周朝,始于公元前1122年,灭于公元前771年。共传31王,历时600年。
接着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6年);再转入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年)。
秦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第一个强大的帝国出现了。中国的历史也就这样不断地演化下去,直到今天。
 (本文作者在槟州客家公会于正月廿日庆祝“天穿日”仪式上的讲话内容)
刊登于2014年2月27日《东方日报》

24.2.14

新闻自由指数再跌 (天下纵横)



原本以为马来西亚在2011年废除“内安法令”及“出版法令”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会下降,转向与西方国家看齐。不幸的是,在此之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并未好转,反而一跌再跌,例如在去年(2013年)排名第145位,而今年(2014年)更跌至147位。
这是无疆界记者所编汇的年度报告中所显示的指数。在180个国家中,马来西亚竟然排名在147,让人感到不自在和错愕。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排名会比以下的国家落后:汶莱(117)、泰国(130)、印尼(132)、柬埔寨(144)及缅甸(145)?这是值得关注的指数。当政者也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确保新闻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温度表。
就我记忆中所知,当我在60年代踏足报界时,新闻自由的尺码有多宽和多窄是靠自身摸索和感受出来的,一向以来马来西亚有两座山压在报界的身上。其一是出版法令;其二是印刷法令。这不是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才有的,而是在英国人统治马来西亚时就存在着的。较贴切地说,英殖民政府是在1920年便对华人的文化教育活动给予限制,因此有了学校注册法令及登记出版法令的存在,用以控制华人通过教育和文化散播反英思想和认同中国的政治潮流。
于是我们看到在英殖民时代;尤其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有多份华文报被查封,多名报人被解递出境;更有华校也受到对付。
当时因为英校及英文报是英殖民政府或其代理人或教会所办,几乎100%支持英国,也就被鼓励不断地发展。
因为华文报与英文报的不同命运,在马来亚独立后就没有多少份华文报诞生。比较让人记得起的是1965年创刊的“新明日报”,其余的华文日报,如南洋、星州、星槟、建国及中国报都是在独立前就存在着的。
后来出现了“通报”,再下来就是新明日报。而我们今日所见的“光明日报”是在1986年星槟关闭后的产物;另一份是在2009年面世的东方日报。由此可见,独立后在西马少有华文报出现,但三日刊(如新生活报)及周刊和杂志则比较常见。
尽管新闻自由没有全面被否定,但身为新闻从业员的我们则要战战兢兢面对压力和挑战,特别要注意对政治新闻的报导。为了避免被指向着反对党,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就在华文报界中出现了。以73的比例来处理政治新闻,即执政党70%,反对党30%,还有对报导共产国家及马共的新闻也要格外地谨慎。
但是随着马来西亚进入千禧年后,我们又发现报界的有形限制慢慢地被放宽了,因此反对党的新闻也多了起来。
由于这样,华文报享受了一定的新闻自由。但在出版法令下(KDN),每年都得更新执照,也就成为一条绳子套在脖子上,不被国际组织认可也视为是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由于“出版法令”对新闻自由造成极大的影响和“内安法令”对个人自由有诸多权威,也就让人觉得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有待改进。即使有了严峻的法令,也不能阻止民心思变,才有了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冲击。
因此当纳吉一上台后(2009年),他就刻意地做出大动作,以废除内安令、出版法令来缓解马来西亚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限制。
可是在欢庆之余,我们又发现马来西亚报业其实也还有法令束缚。就拿出版法令来说,即使被废除,政府也还有权力将之查封,再加上这些年来,极端言论的出现和带有种族情绪的言论冲击了马来西亚的报界,也难免引起其他言论的非议,如此的不健康和非建设性的通过报章渲染,都是不可取的。
因为负面的言论出现,言论限制也就在自律之中了,使到马来西亚要迈向先进国也面对了阻力。
为了不让马来西亚成为新闻自由的“耻辱”,我们还得对症下药。在去除负面言论的同时,也鼓励正面的批评言论,创造一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年代。虽然新闻自由不是全面性的,但对新闻言论给予宽大的广阔空间,让民主更正常地成长,发扬批判精神也是扭转劣势的有效方法。

刊登于2014年2月24日《号外周报》第672期

颜炳寿的“立论”很牵强 (跃马扬鞭)



在昨日举行的马华代表大会通过重新入阁的议案是预料中事。这意味着兜兜转转,自我折磨九个月后,马华终于“纠正”了“不入阁”的错误;准备像以前那样,再度重返政府。但马华是“哀兵入阁”或“光荣回巢”则不得而知,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无论如何,马华重新入阁在整局上是摆脱了自我设下的枷锁,也是朝向恢复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步骤。既然马华认定本身在国阵(执政)体系内又没有脱离国阵,因此先前通过不入阁的提案实在是既矛盾又不实际的。这之中只是一道简单的方程式:要么退出国阵成为反对党,也就不必为“入不入阁”而烦恼;要么留在国阵参加政府,这也是身为执政党的基本权利。至于能否达到马华“当家又当权”的境界则又是另当别论。换句话说,今天的马华在廖中莱的领导下,正在做的就是纠正错误,不再莫名其妙说自己是执政党可又不是政府一员。
不过在另一边厢,蔡细历则不看好廖中莱的重新入阁能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尤其是与廖中莱争总会长职失败的颜炳寿更是对准马华的软肋和“死穴”提出了四大质问。他在219日发表的声明中尖锐性地提出“此时入阁是最坏的时机”。这话说得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让人感觉到颜炳寿是在讲气话而欠缺道理,理由是马华从一开始就是执政党一分子,从来都没有离开政府;即使在1969年大选失利后马华曾有过“不入阁”的议决(党中央委员会,非特大),但很快的因“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发生,马华又回到内阁。这就是说,马华由始至终不论选举成绩如何,都在政府体制内,也没有所谓“时机不对”这码事。因此我们有必要剖释颜炳寿的四大论据的依据是否站得住脚?
其一的所谓诚信危机。在颜炳寿看来马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又要推翻不入阁议案,是与反对党一样,背信承诺。
关于这第一点,并不是马华对选民承诺的背叛,而是马华自我设陷后的自食其果(代表投票不入阁,非公投结果),因此颜炳寿的“对人民背叛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颜炳寿认为“领导危机”的出现是因为新领导层在改革上尚未见其效之际,就仓促发起特大入阁将使党员难堪及面对选民的抨击的窘境。这段话也牵强附会,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是马华自己不入阁,与选民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不会因马华改变立场“入阁”而迁怒马华党员。毕竟马华入不入阁是“家事”,外人无权干涉,也与华人支持马华与否是两码事。因此颜炳寿的论据是薄弱和站不住脚的。华社也没拿入不入阁当成“领导危机”的标准。
其三,颜炳寿的“公正危机”是指这样的特大显示领导层的取巧心态来达致目标,对百万党员是不公平的。其实,马华当初通过不入阁的目的是要警惕和“惩罚”华人选民:若不支持马华就没有代表在政府内办事,不是以此作为民意的“判决”。换句话说,马华特大不入阁的议案不是惩罚“百万党员”的,而是间接要华裔选民表态,这之中不存在“公正危机”这码事。华裔何曾把马华入不入阁的事当作“公正危机”来看待?
其四,颜炳寿认为倘若马华入阁的人数减少及相关部门职务相对次要,将会给马华带来灾难性的考验,也涉及“尊严危机”。但必须弄清楚的是,马华入阁成员的多寡是马华与国阵的内部协调或说智斗的结果。诚然,华人的支持减少将影响马华在政府内的代表性,但只要马华一日留在国阵,它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参加政府的事务,并争取较大的权益,除非巫统不要它。
无可否认的,因为选举失利,对马华的尊严有损是不争的事实,但怎样拿回尊严的关键在于马华领导层的改头换面,而不是坚持不入阁就显得有尊严。与此同时,既然不离开国阵,马华在什么时候才是入阁的好时机?如果按照马华3085055年来的表现则不论在哪一天都不是好时机,或则颜炳寿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才是好时机?不然他的言论还是较多意气用事的。我无意吹毛求疵,只想告诉颜炳寿搞政治有时也要讲求时机和逻辑的。
无论如何,颜炳寿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他可以静观或冷眼旁观廖中莱能够走多远,而不必急于在开步走时就横加阻力。如果廖中莱做不好,他还是有机会的;如果廖中莱做得好,那他加入其中也无妨。

刊登于2014年2月24日《南洋商报)

林苍祐到底是谁的?(现代春秋)



2010年当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逝世而被安排举行国葬时,各界显要都来到槟州大会堂灵柜前致祭。
在这个时刻,有一个特别的镜头出现在报纸令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照片中显示首相署部长许子根与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挤在一张长椅上,似乎在“争夺”一个狭窄的座位。
这个镜头被《光华日报》的记者拍了下来,几乎成为“经典之作”。不久之后这位姓骆的记者将这张照片参加韩江学院举行的《金帆奖》公开组新闻摄影比赛,结果在校外摄影名家的评判下,骆小姐凭此“精彩”照片夺得金奖,奖金5000令吉。我好像记得骆小姐得奖当晚很兴奋,她说她没想到不期然的咔嚓一下就卡出金奖来了。
这张照片意味着什么呢?在外界的人看来,这是林冠英在与许子根在争“主导”地位。虽然许子根是如假包换的林苍祐的衣钵继承人,也是与林苍祐系出同门(民政党),但已身为首席部长的林冠英则认为他当仁不让地祭拜林苍祐,而且不能被挤到后面或不显眼的地位。
事实上,当林冠英在3082008年)夺取槟州执政权取代许子根成为首席部长后,他就绕过许子根向林苍祐示好,因而有所谓林冠英“三顾茅庐”的故事。
本来站在不同政党的立场,林冠英是不可能向林苍祐“请教”的,但洞悉先机和抓住时机的林冠英,明白林苍祐是槟城的宝贵政治资产也是不可多得的政治遗产,也就毅然放下“身段”向林苍祐靠拢,显示了他们之间是“一家人”(林氏宗亲),不以“政敌”来看待林苍祐;恰恰相反,他转过身来把林苍祐视为“政治导师”并希望能从林苍祐身上吸取更多的政治筹码。
正当林冠英努力不懈地“营造”与林苍祐的“特殊”关系的时期,另一边厢的民政党则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展开反击林冠英的“争功”行动,直到林苍祐不幸逝世后,民政党才发觉林苍祐的“政治遗产”已不见了一半,另一半跑到林冠英的地方。很快的林冠英将日落洞大道易名为“敦林苍祐大道”,将槟州发展机构大厦命名为“敦林苍祐大厦”,只差没有为林苍祐竖立铜像和建立林苍祐纪念馆。好像能够做的林冠英也一口气做完;不能做的(如立铜像和纪念馆)也没有再进一步行动。
针对林苍祐的精神与形象,我很早就指出民政党什么都可以丢,唯有林苍祐的政治遗产和精神不能丢,一旦丢失,民政党的灵魂就受到重创了。
无可否认的,在民政“辉煌”的年代,不记起林苍祐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但在林苍祐逝世的那一年,一位已退隐政坛20载的老人在出殡的那一天竟是万人空巷,这说明了即使林苍祐已不再是首席部长,他并没有被人民忘记。那些年纪小的一辈也被家长教导:这位政治巨人是我们槟州的大恩人,他改变了槟州也改变了槟州人民的命运。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衬托出林苍祐的高大形象。因此林冠英快手快脚地把林苍祐“当宝”来纪念,也正迎合了槟城人们的内心感受。
就在5052013年)的华人海啸后的半年有余,我们又听闻槟州民政党记起林苍祐的重要性,准备将民政党总部定名为“敦林苍祐大厦”。虽是迟来的春天,但迟到总比不到好。是的,民政早就应该把林苍祐的“神主牌”请了回来,竟不在意让它在其它地方闪耀和逍遥一阵后才领悟到林苍祐是不可被取代的,如果民政不要,林冠英会要的。
当然民政应做的不只是挂名的形式,它应该在其党所外面竖立林苍祐的铜像,并进一步取得林苍祐家属的配合,在党所内设立“林苍祐纪念馆”。也只有这样,林苍祐的精神和形象才真正回归民政;也只有这样,民政才能真正地呐喊:“林苍祐是我们的!”。这就考验当今的民政领导层怎样看待林苍祐这尊独一无二的“老佛爷”了。忘记了林苍祐,民政党的明天在哪里呢?在这方面,民政槟州主席邓章耀走了正确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看他的意志和气魄了。

刊登于2014年2月24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