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苍祐眼中的陈平

大年初一，我向已经退隐政坛15年（1990-2005）的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拜年。在交谈中我问他一个问题：“您怎么评价陈平这个人？”他想了一下，慢斯条理地讲起马来亚独立前的政治情况，然后接着说：“我不认识陈平，但我知道他是实兆远人。其父亲一度搬来槟城（头条路）开脚车店，我和他是同时代但却是走着不同方向的人。”

随着他把自己推回历史的记忆中：“你知道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的家里请了两名厨师，他们都是海南人，一个后来投进国民党，另一个投进马来亚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为什么比较多的海南人及客家人参加马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和被人认为是下层的人，因此不满现实而投身革命。”

他讲这段历史显然是要表达出那些受到欺凌或生活在底层的人对参加革命比较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改变现状。

但陈平应该不是属于下层的人，也不是海南人或客家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参加马共而在后来成为马共领袖，一直领导这个政党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议”为止？这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已有清楚地自作交待。其一他本身是受华文教育的，早年接触中国的读物，对日本的侵占东北省（1930年）感到震惊，其二在1930-1933年期间，他的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被迫将土地抵押给高利贷，一度几乎破产，后来虽然渡过经济危机，但已开始对社会制度有所置疑。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陈平已把自己卷入在援助中国的抗战工作中，成为马共外围组织－－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在1940年，他正式成为马共党员和地方干部。从此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生于1924年的陈平，比林苍祐小5岁，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林苍祐说：“1942年日本南侵，并占领了马来亚和其它地方，陈平在马来亚进行抗日斗争。一度还和英军合作共同反击日本的侵略。而我也在1944年由英国（已是医科毕业）直赴中国重庆，参加抗日活动。这就是说，陈平抗日，我也抗日。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抗日，而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

不错，林苍祐是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但他是到重庆加入蒋介石的抗日，且成为陈诚的私人医生。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林苍祐是倾向国民党。不过林苍佑不曾加入国民党（这导致他后来在马华公会内成为总会长时与国民党派的李孝式和翁毓麟等人有了政见的冲突）。

1947年国共再度爆发内战，林苍祐选择回到马来亚。他从中国带回来一位年轻的夫人吴欣燕。此后槟城来了一位曾是槟州“第一夫人”的“中国女性”。（槟城人娶中国人）。巧合的是，陈平不是槟城人，但他的夫人李坤华则是槟城人。陈平这样说：李坤华来自槟城，她是海南人，他们于1944年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如果说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林苍祐是如假包换的槟城人，那么陈平也可算是半个槟城人，尽管他们曾经参加抗日，也以槟城作为一个交叉点，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林苍祐是受英文教育的，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可说是资产阶级的有钱人。自然选择英国的政治方式进行斗争，不会选择革命。他认为虽然他是拿英女王（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但他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有意见。例如他享受的奖学金，美其名是英皇奖学金，实则是英殖民政府从马来亚的收入拨出的。所以他觉得是马来亚给他这个机会，应该在回国后回馈社会。

他说，陈平虽曾与英军合作，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思思和注活方式，他融不入英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致在战后他把握不住与英国人的合作，而英国人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这注定陈平在战后很快又与英军政府起冲突。陈平的马共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两个尖锐的对立面，林苍佑不能同意马共与英国政府蛮干的路线。因为聰明与交结的英殖民政府早就将马来西亚分成四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非马来属邦及英属婆罗洲）来驾驽，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说，他知道英殖民政府不是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源的获取来充实英国放在第一位，但要改善人民生活和从英国人手里取回政权，首先是必须加入英国的政治游戏和规则，参加民主选举，以便转移权力。他于是选择这样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进行斗争。

言下之意是陈平读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读不懂英国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權術，以致两者分道扬镳，以悲剧收场。

不知道这两位仍在世的政治老人，若有机会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新聞自由與媒體研究

我在1月29日中國上海大学與韩江学院聯辦的“大众传播系硕士課程”開課禮上提出兩個要點。其一是韓江學院在成功開辦中文系硕士班（與南京大學合作）后，又成功地推出與新聞傳媒相接近的碩士班，可說是不同國度，不同意識形態的新聞學交流的突破；因而激發韓院在未來的一年內，準備把韓江華人文化館提昇為研究院的規格，邁向學術自由領域。

這就是說，我們將會在中國及台灣的大學支持與合作下，開辦更多的研究課程，以期能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基地之一。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的學術研究，集教學、藏書、交流于一爐，配合這一發展，我們將在今年3月份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在韓江學院舉辦為期4天的學術研討會，以檳城歷史作為研究對象。

我们認為馬來西亞的研究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到中國教授不辭千里到來教學，並讓本地生考取與中國學生同等學歷的學位，而且收費相對便宜一倍。在中國，報載今年報考研究生的申請者達1百17萬人，但只能收容不到30%，可見競爭之激烈。因此馬來西亞人珍惜這海外設點和辦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中文日益普及和運用價值提升的當兒，更顯示其實用性，也是貫澈“終身學習”的一個過程與環節。

其二是針對大众传播系硕士班的開課，不僅是第一家用中文媒介的課程，而且有助于提昇本國華文傳媒的水平。

因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华文传媒工作者在过去多数是没有机会经过专业训练就在自我摸索中成长，包括我本身在内也是靠边做边学而成为一名报人。除了极少数的有一些新闻专业或理论基础外，大多数人是“实验主义”者，也就是在缺乏理论支撑下，依靠前人的经驗和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新闻的标准。这似乎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不是革命文学）创导人之一的胡适提倡的“ 中国化的实验主义”有所相同。胡适本身是饱学之士，他把美国实验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一套理论引进当时的中国，主张文学革命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要结合实验主义一起而实际应用。但后来又被政治潮流所淹没。不过经过一段十分曲折的变化后，中国在80年代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这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实质内容中有所不同，但也反映出“实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实用价值。

我提起这件事是想用此来审视我们今日的传媒事业和言论自由。虽然我们常说传媒是“第四权”，而“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但事实上我们所处在的是加了一条“社会责任”的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新闻自由。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又无所不包，可以是法令的实施，也可以是其他的。这无形中又给传媒工作者设下所谓的“自律”。在“自律”底下我们可能就无法很好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手上。因此有人對新聞工作者的諸多責難，也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了。事實上，他們忝為知識份子，也熱愛“新闻自由”與“言論自由”，只因各報有不同的詮釋。

正因为这样，华文传媒需要在面对挑战时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可以从西方引入，也可以从东方引入而最后成为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的一个指导方向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灰心，总有一个方法或理论来匡正新闻自由的定義。也许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传媒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或提供一个模式。上海位于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开放的大都市，它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的，上大教授的到来或者可以填补我们的华文传媒所欠缺的理论系统。反过来，中国也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的经验中获得启发。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这样一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好象正可以派上用场。

在過去我們是無從想像這樣的雙向交流，但在不斷改變下，我們終于看到《南洋商報》有了“文匯版”，直接與香港的“文匯報”掛鉤；抑有進者，連中國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可以堂堂正正在馬來西亞刊行和發售。

假以時日，馬中兩國的中文傳媒肯定能找到一條適合“亞洲民主”的“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模式。

趙紫陽與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觸發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又稱“六四”事件；而“六四”事件又扳倒胡耀邦的接班人趙紫陽，連帶趙身邊的人也紛紛跌馬。

中國政局因此重新洗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扶正，而不是在“六四”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鵬。李鵬仍然保持國務院總理，未能更上一層樓。不過，他的聲譽受到嚴重的創傷，數不盡的矛頭指向他，更痛斥他應對“六四”事件負起責任。

這就是說，儘管李鵬還是國家總理，卻惹來無數的罵名，即使是日後被安排出任人大委員長，他還是生活在“六四”的陰影中。如今已經退休的李鵬，雖然曾於去年撰文為自己“開罪”，但沒有引起巨大的回響，主要是許多人民相信他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是不光彩的。無論他如何辯白，國內外的輿論似乎沒有讓他在“精神上獲得平反”。

相反的，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趙紫陽，雖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獲得“實質的平反”，但在人民心目中，他已經得到“平反”；尤其是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未對他惡言相向，反而對他的“遭遇”寄以同情，並肯定他在“對外開放”政策下，為中國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也就是為什麼失勢15年，且繼續生活在軟禁中的趙紫陽未被人遺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85歲高齡的趙紫陽已走完他的一生（2005年1月17日逝世），我們可以這樣總結他的從政生涯：年青時投身游擊戰，跟隨鄧小平抗日和與蔣介石的國民黨進行殊死戰。結果在毛澤東領導下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中年時他在廣東跟隨另一革命元老陶鑄（1926年參加革命）搞土地改革和大事發展農業，取得顯著的成效。1966年陶鑄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後昇任副總務，領導廣東省的重擔就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因此趙紫陽是鄧小平的人，也是陶鑄的人。

1967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之際，陶鑄突告失勢，與林彪江青關係惡化，被列為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大走資派人物，不僅失去自由，而且慘遭批鬥和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位飽學元老終於在1969年離開人世間。

陶鑄的“倒台”也波及在廣東的趙紫陽被“革命派”狠批狠鬥，到後來索性把他下放到工廠“改造”。直到1971年才被周恩來保護送到內蒙古工作。同年隨著林彪出事，趙紫陽才有機會調回廣東，重新抓農業工作。

1975年政績備受肯定，為復出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上調四川擔任省委書記。他與鄧小平的密切關係重新銜接。遺憾的是他的老上司陶鑄已離開人世間。

1976年，57歲的趙紫陽大事慶祝“四人幫”倒台，又再期望恩師鄧小平再行復出（1976年正月再被打倒），果然兩年之後，中國啟開了鄧小平時代，華國鋒大權旁落，更遂了趙紫陽所盼望的新秩序的降臨。

1980年，步入晚年的趙紫陽被鄧小平倚重，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總理，搞行政出身的趙紫陽可謂得心應手，成為周恩來之後被人稱頌的“好總理”。他與也同時昇為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合作無間，他們成了鄧小平的“驕傲”。

可惜這份“驕傲”竟不能持久。1987年在學潮斷續聲中，在自由化高漲聲中，胡耀邦黯然下台，成為鄧小平的一個“傷痛”。更大的傷痛是在胡耀邦1989年逝世後引發的全國性的學潮，最為嚴重的是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名為悼念胡耀邦，卻是久久不肯離去。即使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在4月22日結束後，學生群眾越發情緒高昂，將追悼會轉變成排山倒海而來的抗議浪潮，顯然已不是在開追悼會，而是要迫使中共改弦易轍：“名為嚴懲貪官污吏，實為推行民主自由政制，要求放棄一黨專政”。為配合這一動機，學生們不知從那里弄來象徵自由的“自由女神”巨塑像，儼然要中共走美國的民主路線。

這一不斷升級的示威行動，使到在1987年接替胡耀邦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感到十分棘手，他從來沒有面對這麼龐大的示威直撲中南海，也無法掌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唯有苦口婆心勸學生們停止絕食，取消示威，還中國一個安定的局面。

抓經濟趙紫陽能力不容置疑；抓政治趙紫陽顯得舉棋不定。他過於簡單地看待學生的示威行動，也希望引導學生轉成支持他的改革決心的一支力量，沒想到學生運動倒回頭來聲勢越聚越大，不僅未接受趙的低聲下氣的要求，進而施加壓力迫使趙代表中央表態，是否接受學生的一系列要求。

這已經是超出趙紫陽的權限。從《中國“六四”真相》的巨著中終於讓我們明白孤軍作戰的趙紫陽的無奈和學生運動的超前和越界的要求已沖撞共產黨的底線，最後是以悲劇收場。

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此為動亂和6月4日的清洗天安門行動已印證了中國無法讓學生無限期占據代表“國威”的天安門，也無法忍受對中共政權的極大挑戰。就這樣鄧小平再次“揮淚斬馬謖”，趙紫陽像胡耀邦一樣跌倒。

但趙這一跌比胡耀邦更慘重，傷痕累累。個人失去自由，也被逐出中共舞台。從一位高高在上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書記變成形同囚禁的平常人。

“六四”埋葬了趙紫陽的政治生涯，累及他一生功過在他失勢15年後還是無從評價。這是中共歷史上的另一宗政治懸案。江澤民在12年的任期內（1989-2002）對趙紫陽案件忌醫諱病，視而不見。儘管呼吁平反“六四”聲不絕於耳，他沒有也無法為趙紫陽“翻案”。

胡錦濤上任兩年有餘，也抓不準趙紫陽案如何拍板。現在趙已逝世，他能否把“趙紫陽案”與“六四”事件一分為二處理？對他是極大的政治及歷史考驗，因為有不少輿論要他“二合為一”地解決“六四”事件。這牽一髮動全身的大事，也將使到中共在一時之間陷入兩難。

但唯一可以較為肯定的是，趙的逝世不會如同胡耀邦足以引發另一個“六四”。雖然如此，胡錦濤也難於避開不作表態。也許他需要用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結合當前政治形勢的智慧來面對世界的輿論。因為不論趙紫陽或“六四”，都是壓在中國歷史身上的兩塊巨石。

六四與天安門

“六四事件”是中國的“國殤”，也是沉重的歷史包袱；天安門是中國的“國威”，也是中共立國之基。當這兩者牽扯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也關係到國家興衰之大業。

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廣場的30萬名群眾莊嚴地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而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安門就成為“國家的權威所在”，是神聖和偉大的廣場（與前蘇聯的紅軍廣場可媲美），不能隨意“占有和破壞”。

就這樣「天安門」廣場，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驕傲。但因為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沒去過北京，只能從畫面上憑空想像天安門，所以無從親自感受到「天安門」有多麼的宏偉和神奇。

1974年，我們邀請楊振寧教授在檳城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其中的一段話我記憶猶新（我是用錄音機錄下他的演講）：“我第一次（指1971年）去中國的時候，常常晚上到天安門廣場去蹓躂。由於廣場非常大，雖然幾百人在那兒散步，但看起來只有幾個人的感覺。它給我一個感覺就是任何人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只需抬頭看一看，他一定看得廣闊，而他的眼光也一定看得比較遠。原因是當你站在那個地方，你就會發現到所有近的事物都好像變成不重要，只有最遠最大的事才重要。我後來想了想，這個觀念也許正是中國建造這麼一個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道理”（參閱謝詩堅編著《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1977年）。

由於天安門是權力的象徵，1989年胡耀邦逝世時，學生借悼念之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由四月十七日起陸續進入天安門，直至廿二日追悼會後學生仍然不肯離去，且規模越來越大，到六月四日被清場為止，因此定名為“六四事件”）。

我在六四事件前後相隔一段時間，人在中國。因此有機會目睹“浩劫”後的天安門。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在廣州參加交易會，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四月廿二日從電視上看到追悼會的肅穆，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趙紫陽及李鵬等人陸續向胡耀邦遺體致哀與告別。當時我在廣州已聽到天安門動了起來，但電視並沒有顯現這樣的鏡頭，人人在交易會場是「生意照做，飯照吃」。三天之後，我路過香港，與一位通訊社老總共進午餐。他告訴我剛從北京回來，也到過天安門，情緒很是激動，市民們都很支持學生運動，自動送食品給他們充饑，因為反腐敗是人心所向。他說學生的自發行動震撼人心。我記下這一段話，而且從他的談話中感受他的“亢奮”。

回馬後，我在六月五日的各報章中驚閱天安門已出事，而且戒嚴，更有標題跨大其詞。一時之間了解不到真相，後來才從兩方面的訊息中得知情況一二。

1989年10月，我又飛到中國。在廣州辦完事後，我決心飛到北京看個究竟。接待我的人有新華社的朋友，還有其他業務上有連系的人，我下塌於北京大飯店。約下午五時左右，偕友人租一輛出租車到天安門廣場，司機死都不肯載，說戒嚴部隊不允許進廣場。我給了雙倍的車租，他才勉強答應。

我抵達天安門廣場時，一片肅穆和蕭條，只見極少數的外國游客，頂多不超過10人在走動，與我想像中的熱鬧的天安門廣場形成強烈的對照。果然我的德士馬上受到戒嚴部隊的攔阻，叫車要開走，人也不可下來，這個地方仍然是戒嚴的。我示出外國的護照，告訴對方只想走走天安門廣場，尤其要看人民紀念碑有沒有“傷痕累累”，也不拍照。經他請示上司後，同意我和我的朋友只可逗留短時間。我吩咐司機等我們一下。

我當時並無心情感受楊振寧教授對天安門的形容，我只是抱著“報人”的心態來“求證”天安門事件。來到紀念碑前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麼嚴重的“破壞痕跡”，所謂血跡和子彈孔用肉眼無法察覺。只有一些小破損，不知是以前留下還是“六四”留下的？至此我告訴友人好像沒有國際傳媒渲染得這麼糟糕。紀念碑四周有部隊站崗，一切顯得沒有異樣。我下意識告訴我天安門是有過清洗，破壞公物似不多見。至於“人心”如何，就非我所能理解，特別是“六四”之後，人人都保持沉默，不想回憶過去，我體會到什麼是「沉默是金」這句話的含意。

可能由於廣場太大，我們逗留的時間比較久，少說也有一個半鐘頭，但還是走不完廣場。待到回到出租車時，才知司機已發生麻煩，他的駕照被取走，人又挨了一記耳光，心理很不舒服，指示他明天到中心辦理手續。回程路上，他一直嘮嘮叨叨怪我要他來卻得不償失，也不知結果如何。我只好多付車資，包括可能的罰款。後來我真得不曉得下文，因為我從此未見過那位司機。

幾天之後，我路過香港又再與通訊社老總吃午餐，此時其口氣已180度轉變，直斥學生太過份，搞成無政府狀態，理應清場。他說這是動亂，已不是為民請命。前後半年立場已告逆轉，我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尤其是傳媒界，須要嚴守規定，該轉就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無論如何，當時北京給我留下的是一個沉默的社會，早上開放，傍晚過後就戒嚴，我也因此未能窺見“六四”傷痕有多大和多深。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人民心靈的創傷從他們惘然的臉上和不要與陌生人談話的態度可以想見“六四”對北京造成的影響，必須要一些年後才能消除。

遙想趙紫陽

最近華文媒體又再大事報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新聞，甚至傳他“病重”。為什麼報章會如此重視趙紫陽？他的生死又與中國政局有何關係？

年輕的一代也許對趙紫陽印象模糊或不知他是何許人？但對“六四”事件記憶深刻的人，一定不會忘記趙紫陽的“遭遇”。

其實，不僅是海外的華人對趙紫陽的“命運”有所關心，即使是中國高層也不能對趙紫陽的問題掉以輕心。他們可能擔心的是趙紫陽是另一個胡耀邦，會對中國政局起著沖擊力（按胡耀邦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于1987年辭職，而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繼之發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掀起一陣的狂潮，更觸發天安門“六四”事件）。

究竟趙紫陽是一個怎麼的人物？為什麼下台15年后仍然令人難以忘懷？這有需要探討趙紫陽從政的歷程。

于1919年（也就是中國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出生在河南省滑縣的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意為修身立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3歲加入共青團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但沒有參加毛澤東率領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4-1935）。

1936年到武漢上中學，自行改名為“紫陽”，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什麼要改名字呢？這在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修業”兩個字帶有封建色彩，因此取春節常用的“紫氣東來”的紫字，接近紅色之意（人們常說「紅得發紫」就是這個意思），而陽者“太陽也”。表明了這位年青人血氣方剛，希望自己能像“發紫的太陽”；尤其是日本侵略軍已佔有東北，且危及華北和華東一帶，凡有志氣年青人，莫不對日蔻咬牙切齒，想為國家作出奉獻。

改了名的趙紫陽，便于1937年投身抗日戰爭，黨的身份在1938年重新確定。1940年加入鄧小平率領的部隊，成為鄧小平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中國又爆發國共內戰，趙紫陽在劉（伯承）鄧指揮下，成為第二梯隊幹部。
1949年毛澤東解放全中國，趙紫陽平步青雲，在1951年被分派到廣東進行土地改革。在廣東的時候，陶鑄（第一把手）和葉劍英是提拔他的人。就這樣他在廣東幹出成績來，于1965年接替陶鑄成為廣東第一把手。陶鑄于翌年上調中央出任宣傳部長。由此可見，他和鄧小平，陶鑄及葉劍英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在66年8月12日的中央改組時排名第四的陶鑄（即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因與江青一派起沖突而告失勢，更在1967年以悲劇收場。這就使到尚在廣東掌權的趙紫陽的地位笈笈可危。果然趙被指斥為劉少奇、鄧小平及陶鑄在廣東的走資派代理人。因此慘遭批斗。黃永勝成為廣東革委會主任，可憐的趙紫陽在批斗大會上受盡凌辱，更在較后下放到工廠“改造”。

1971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將趙調往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也是管理農牧業生產。同年9月林彪出事后，趙又因禍得福，在周恩來舉薦和毛澤東同意下，回到廣東擔任領導工作。

比起其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趙紫陽是較為「幸運」的一位。當然他也因勢利導投身進入「批林批孔」運動。在1974年又成為廣東第一把手。

1975年文革末期，復出的鄧小平（擔任副總理）把趙紫陽調到四川出任省委書記，要他搞好四川的肅條經濟。所幸是早了一個月，因為在一個月之后（即1976年正月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又再被打倒，失去一切職務。遠離中央的趙紫陽則避過這一劫。

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在四川的趙紫陽領導群眾狠批“四人幫”橫行霸道。

在四川的五年政績，人民給趙的口碑是：「要吃糧，找紫陽」，可見他深受老百姓的愛戴。當1978再復出的鄧小平在絆倒華國鋒后，便在1980年大刀闊斧起用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再設主席職，避免沖撞永遠的毛主席）；趙紫陽昇任國務院總理，他們成了鄧小平的左右臂膀，似乎「紅運當頭」。

可惜1987年，胡耀邦被指違反集體領導原則辭卸總書記職，鄧小平硬拉趙紫陽頂上。而趙紫陽的特長在于抓經濟，搞意識形態不是他的專長，勉強上位后，麻煩就伴隨而來。

雖然他也有心要整頓國家和黨，但意想不到的是才上任兩年的總書記竟然面對天安門廣場麕集不離的學生和群眾，表面上是要尋求政治改革，嚴懲貪污腐敗；實則要求“民主”呼聲傳遍全中國，舉國上下也動了起來。這與共產黨一向以來所強調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時候，趙紫陽所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順著所謂「民意」（主要是學生提出的政改），等于是否定共產黨的一貫宗旨，也違背毛澤東思想，更使鄧小平左右為難；順著中央意旨，就是要求安定大局，不能搞示威遊行和強佔天安門，形成無政府狀態。

為此他只好出其下策，親自會見學生，要求他們停止絕食，自行離去，等待中央逐步進行改革。未想其善意被曲解，學生反而變本加厲促請中央明確表態。這樣一來，趙紫陽已處于被動的地位。

可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搞不清楚，在國家動蕩不安的時刻，為何趙紫陽要在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二天對朝鮮進行官式訪問（4月23日）？難道他不知道事態嚴重嗎？是另有隱情抑或是失勢的先兆？

在他離京期間，一切事務落在李鵬（總理）身上，權力也就相對轉移。在取得鄧小平同意下，「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一錘已把“六四”事件定為「動亂」，自然引起很大的反響。

待到趙紫陽于4月30日回國后，形勢已告逆轉，他再也無能為力借助學生運動來促使政治局改變立場。

結局是趙丟官，天安門被清場，“六四”事件為中國當代史留下十分爭議的“拍板”。趙紫陽的下台標誌著「紫去東不來」。雖然還是鄧小平的時代，卻是物換星移，改革開放也換來慘重的代價。

儘管如此，趙紫陽一生算是能伸能屈，又跌又起又跌，但他行事光明磊落，不失為一代風雲人物，懷念趙紫陽也就油然而生。不具有什麼政治動機，只是覺得這位英雄人物的下場太淒滄。“紫陽”終于返樸歸真，回到“修業”的晚年。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正是他刻下的寫照。

陈嘉庚与陈六使

12月13日，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颖到访韩江学院，我领他参观正在举行的“南洋大学历史圖片回顾展”。他看到创校人陈六使的照片，问我他和陈嘉庚是什么关系？

我顺着这个问题，把陈嘉庚和陈六使当年分别创办厦门大学和南洋大学的初期情况串连起来，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有「不期而遇」的相似情况。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陈六使（1897－1972年）也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两人是同乡，而且陈六使南来前曾在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小学念书，并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一度在陈嘉庚的公司做工，算是主僱关系。后来自行创业发迹。因此陈嘉庚与陈六使非亲非戚,年纪相差23岁。但渊源很深；尤其是在兴学办校方面，一前一后，相互映辉。

在1890年已到来新加坡的陈嘉庚，靠橡胶业发迹，业务多元化，跃居为南洋首富之一。1921年斥巨资兴建厦门大学，令人侧目（他也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後來又于1945年创办《南侨日报》。）。较早前，他已在新加坡和集美兴办小学和中学，他的一生与文化教育息息相关。

在创办厦大时，陈嘉庚没有政见之分，出于学术的考量，有意请汪精卫为校长，后又因故请邓萃英为校长（教育部官员），结果闹得不愉快。最后只好邀请新加坡著名峇峇林文庆医生勉为其难接长厦大。林文庆那时已是具有名望的学者和有身家的贵族。

林文庆（1869－1957）崇尚儒学，在厦大时极力推广儒家思想。于1926年邀请已是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基本上两林在思想上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

林语堂（1895-1976）学贯中西，与鲁迅是好友，便于同年请鲁迅来厦大担任文学系教授。虽然鲁迅与林语堂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交情不错，以致鲁迅生前未大动笔杆痛斥林语堂。

鲁迅（1881-1936）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对儒家一向没有好感，也曾著文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是為濫觴），因此来到厦大時对林文庆的提倡儒学不仅没有好感，甚至反感，在厦大呆了三四个月后，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劝林语堂一起走，但不果。翌年，因风潮林才辞职转任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

王賡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及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及《南侨日报》经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这件事，后者并说鲁迅不满林文庆之余，也连带对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有误解。他認為如果鲁迅长命的话，肯定会对陈嘉庚另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后来形容陈嘉庚是「华侨旗幟，民族光辉」）。(陳在50年代初期回中國定居)

1926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搞到财力不继，以致林文庆在1926至1935年间到处为厦大筹款。1937年因支撑不住，改由国民政府接管，林文庆也就回到新加坡。直到今天，厦大已是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之一，学生2万余人。

陈六使也是靠橡胶业起家累积成巨富后，接替陈嘉庚之棒出任福建会馆会长,後來也擔任中华总商会會长。50年代与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名列两大胶业巨子。

1953年，陈六使登高疾呼创办南洋大学，万山响应，在福建会馆拨地500英亩及个人献捐500万元叻币下，一间华文大学终于在1954年获准成立。

在当时陈六使也和陈嘉庚创厦大时一样不以政治为考量，请来了国际知名学者林语堂为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离开中国赴美国定居）。他曾扬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堡垒”。不久由于办学理念与校董会格格不入，陈六使与林语堂終手起了正面的冲突。最后以补偿10万美元给林语堂一家大小走人。

林语堂回美国之后，大骂南大成为“共党的温床”。言语之间，似乎是对本身的离职十分不满，但也埋下了“祸根”。

在这之后，南大起用了曾任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校长。这位好好先生也与南大生融成一体。

虽然实际上是庄竹林在担任校长，但南大已成为当年学运和文运的核心，更被形容是文化统战的桥头堡。在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之下，南大已成为文运的一面鲜明旗帜。因此已于1936年逝世的鲁迅竟然成为南大生的「文化导师」，杂志与著作的出版不乏对鲁迅的推崇与赞扬。鲁迅成了“抵销”林语堂影响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比起庄竹林更有魅力和形象，俨然是“校長的校长”或“南大的大校長”。

陈六使也像后期的陈嘉庚那样。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风浪中。于1963年公民权被吊销，而南大生继续高举鲁迅的旗帜，直到70年代之后才有了转变，不幸的，南大在1980年消失。

由这两校的命运来看厦大和南大是十分強烈對比的：陈嘉庚后期十分光采；陈六使则忍辱负重。虽然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命运各有不同。

更为吊詭的是厦大早期的事件与南大早期的际遇竟在不同的时空中碰撞，里头又是涉及林语堂和鲁迅。前者是两个活人在思想上的回异；后者是一个死了的伟人被用来狠狠地反击一个活着的学者，掀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与文化斗争。如果当时魯迅还活者，不知有何感想？林语堂对于鲁迅也没有太多的坏话，人已死了，也就没有纠缠不清了。

恰巧明年是林语堂110周年誕辰，厦大又要有一个紀念活动，不知是否是“平反”还是為了纪念一个廈門人的「光宗耀祖」？

死屍遍野 猶如隔世

12月26日，黑色星期天早上9时许，地面摇动：尤其是住高楼大厦的居民，感到非比寻常。这样的次数其有间断性。有人估计较长的“摇荡”有4,5分钟左右，合计起来有10余分钟，然后恢复原状，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讵料约莫3句钟后，恶耗传来，海啸肆虐，死伤无数。启开CNN观看，真是不得了。「黑色消息」接二连三出现银幕，印度洋掀起滔天大浪，滚滚冲向附近的岛屿和陆地。大地变色，人人瞠目结舌。一场大浩劫终于大祸临头。

接着下来，通过各媒体的报导，我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万万也想不到灾情如此严重，把印尼的亚齐省几乎夷为平地，还有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情况之恶劣前所未有，震惊之余，还是忐忑不安。截至31日的数字，地震伴随着海啸已吞噬15万余人命，数目不断在上升。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鲁里哈德佐更是语出惊人：“亚齐省死亡人数可能超过40万人。”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形容这是「空前的浩劫」，也需要空前的巨额援助。

历史现在已开始记载这一桩天下惨剧，涵盖面之广，死伤人数之多，将为历史涂上血泪斑斑的文字；也许要过一段时日，我们才能对整个「来龙去脉」有个较清楚的轮廊；但也许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有天灾？如何避开和逃命？因为地球和宇宙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其实，根据科学家的探测，地球每天都在震动，極大多數只是微震而已，不足为患，因此我们习以为常。国际间一般把地震分为12级，到第5级时，已是相当强，个别的玻璃会破裂。到第8级时，就有杀伤力的毁灭。因此人们对于第6及第7级的地震已相当惧怕。若是来到第9级，正如这次印度洋靠近亚齐省的地震，就是恍如隔世的惨景。

地震可以发生在陆地，山脉，也可以发生在海底。当海底地层断裂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以惊人的威力迫使海洋卷起千堆浪，排山倒海冲向陆地。台湾气象局形容地震后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12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也引发大海啸。谁能抵挡这样突如其来的天灾呢？

在近代史上有超过10万人丧命的地震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也波及横滨受到海浪的冲击。地震伴随海啸夺走15万人命。第二次是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唐山荡为平地，肇24万人死，36万人重伤的人间悲剧。根據估計，威力相等於500枚投下廣島的原子彈。

再有一次是1995年发生在日本神户的大地震。虽然死亡人数只有5千余人（小小的神户只有10万余人口），但殃及的地带包括大阪在内近5万建筑物倒塌，总共损失855亿美元。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已解开谜的唐山大地震的前因后果，就可知悉地震的杀伤力有多大：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位于北京市200公里的唐山市（河北省内）在顷刻之间被大地震毁于一旦。建筑物65万间被摧毁。以唐山市当时的100万人口来统计，¼的人口不见了。整个唐山市頓成一座死城。在尚未开放的中国，并未接受国际的援助，外界也对真相知之不详。但历史后来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也震掉「四人幫」及「文革」。

现在我们有机会从书刊中看到回忆的片断：

震前7天，白雾弥漫，阴云密布，欲下无雨。

震前6天，雷声不绝，却不见雨落。

震前3天，鸡叫猪跑，魚产大增，风向飘忽不定。

震前2天，毛毛雨下个不停：成千青蛙爬出水面，有气无力；自来水变浊。

震前1天，天气变化多端，闷气迫人，难以入眠，井水忽落忽涨。

震前当天，乌云密布，风势凶猛，夜空出现许多亮光，瞬息间，房倒地陷，一片呼叫声让人惊心怵目，唐山废墟一片，满目疮痍，死屍遍野。

可怖的是，事先未能测知大祸将至，人人都以为是天气异常吧了！

更讽刺的是，事隔近40年，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竟然还是无法测知地震将临。大家都以为印度洋「绝对」的相安无事，也就从未安置侦察系统，人类低估了「天敌」。

我们只知道世界和平重要，却忽略了地球安全更为重要。不是吗？美国「反恐」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以为恐怖份子最危险。大国的科学家们也「出卖」了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民，未把他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警报系统去了那里？

“911”的3千余生命改变了美国，让它随心所欲地改变“地球的政治版图”。

“1226”用万千个无辜的生命改变了印度洋，让地震海啸改变了“地球的地质版图”。

这是「霸权」的时代，还是「天灾」造孽的时代？

高科技呀！你让人类哑口无言！

杨振宁的“黄昏之恋”

全球南洋大学校友12月在槟城举行联欢聚会时，主办单位原本有意邀请曾擔任校外考試委員的杨振宁教授作为主要嘉宾，但被告知事忙走不开，以后一定会来参加。未想在月中竟传出杨教授再婚的新闻。本来续弦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惊谔的是82岁老学者娶28岁少女为妻，也就成为传媒大事报导的趣闻。一时之间，新闻评论不绝于耳。有人用平常心看待，认为是个人私事，没什么值得批评的。有人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杨教授，认为年纪相差太远，几乎是“爷孙配”，怎么样看也不顺心顺眼，更不符合华人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对我而言，也是先是感到愕然和费解，但在几天之后，便不再认为是 “颠覆伦理”的事。当然除了震惊之外，我还是觉得杨教授此举有“石破天惊”的向世俗伦理挑战的勇气。

我认识杨教授是在70年代中期的事，他两度来槟城旅游和演讲，都是由我全程陪同，我因此对他有比较好的了解。1977年时，我把他的旅马言论集編著成小书出版，取名《楊振寧博士旅马言论集》，先印2000本，未想“洛阳纸贵”，再印2000本，同样销完，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1985年，我自行创业，合股报办和出版社，就借与杨教授相识之便，商议在马来西亚出版其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由于属朋友关系，我们只付象征性的版权费一千美元，便算拥有出版权。我们共印就3000本，也卖得不错，剩下的书不多，大概有百余二百本，足见杨教授有其魅力。

我已经有足足约30年未再见过杨教授，但传媒不时有他的新闻和演讲。他给我留下較新的印象是在接受凤凰台访问时（2001年）坦诚他的三个孩子不会中文，是地道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華裔）。而他则对中国情有独钟，在退休之后，来到中国长住，且在清华大学任教。

杨振宁之所以闻名于世，是于1957年与李政道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万千华人引以为傲。自此之后，他们两人成了物理学大师。我对物理是门外汉，无从与他交流科学，但他对政治之兴趣，倒是成为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于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杨振宁，于1945年远赴美国深造，在芝加哥大学考取博士学位。1949年与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原国民党昆明军区司令）的女儿杜致礼在美国重遇而结婚。

1971年他回到中国访问，那个时期正值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刚发生林彪坠事件，外界对此知之不详。但在接见中共主席毛泽东后，周恩来总理便向他讲述林彪事件。

在访华时，杨振宁也造成一个轰动。因为能获得毛主席接见诚非易事。他也在较后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一定的“激情”。当我们在1974年邀他为南大校友会作演讲时，他虽然没有正面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壮举”，但言词之中对毛泽东有无限的推崇，他引用毛主席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来形容当时他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并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国家”。

不过，在2001年接受凤凰台访问时，他又否定了“文革”，转而热情地颂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这两种心态也反映出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自我转变的過程中走过来的，他留下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年轻的时候，感到人生是无限的，现在到了这一把年纪，已觉得人生是有限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总是有尽头”。他目前的黄昏之恋可以说是用“有限的生命去争取无限的未来”。而这个“无限的生命”就是翁帆。“有限对无限”成了一种激发活力的时尚。也许翁帆要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她换到一个“永远的杨振宁夫人”的头衔，成为她未来人生的“宝贵资产”，与当年的宋庆龄用青春换来“永远的孙中山夫人”，是每个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愿望。

是的，在去年丧妻之痛后，杨教授确需要有人照顾他的生活，刚巧这个空档给翁帆顶上了。如果杨教授想找一个伴侶过完这一生，或者有万千的女孩子包括才女愿意与他「厮守一生」。谁不想成为带着桂冠的“杨振宁夫人”呢？

既然他自己选擇翁帆作为「红颜知己」，我们就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健康长寿”，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槟城街边小食亚洲第一

正当槟城的旅游业被接二连三的评论弹得「无一是处」，并被形容「东方之珠」已黯然失色时，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22-11-04期）却为槟城挽回一局。

在对亚洲国家进行调查后，《时代周刊》的记者选出35项亚洲最佳（THE BEST OF ASIA），以便有意出门旅行的人有一项指南，可选择所要的项目到有关的地区亲历一番。虽然35个项目中包含广泛的课题，例如集市、书店、酒店、衣着及饮食等等，但我们可以集中看饮食天地项目中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却意外地发现原来槟城也占一席之位。被选中的竟是“街边小食”。换句话说，槟城的小贩美食在亚洲国家「独占鳌头」，堪可与北京的北京填鸭、新加坡的鸡尾酒和日本的“前衛浪族的咖啡店”相提并论。这说明了槟城最让游客「齿颊留香」而津津乐道的是它的街边小食而不是它的旅游景点。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中心的「儿童乐园」的别具风格与特色也是罕有的儿童天地也上榜内有小瀑布和水池，另有空嚝的游玩场所。

虽然我们不全然以为《时代周刊》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但我们以为它有足够的“权威”来影响游客的去向。

对槟城人民来说，原本我们以为还有几项是值得引以为荣的景点，例如j美丽的海岸和碧波蓝天的海景，但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相似的景点。因此不算独特；k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蛇庙。我依然记得在伊朗巴列维国王及王后在1979年倒台前曾来槟一游时，就特到蛇庙抓蛇拍照，但今天的蛇庙已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庙，缺乏神秘感，蛇也少得可怜。据知蛇庙方面力图重整昔日风采，但需耗资数百万元，不知此宏图能落实否？l升旗山的缆车是「爬地而上」，不是吊缆（其它地方也有），比起香港的太平山缆车还要高，还要有看头。可惜缆车一次只能载客10人，又闻时有故障，真是大煞风景。加之山上缺少娱乐，美食等，吸引力不足，已使到当局关注整顿的必要性。虽然考虑到环保，不被赞成开辟公路通车；而吊缆又耗资钜大，言易行难，但还得力保其优势，因为放眼亚洲，「爬山」的缆车（在山路的铁轨用电缆对开）是十分具有卖点的。

当这三大景点的发展和改善有所局限和面对阻力时，它不免产生某些的遗憾，而能弥补遗憾的当推“槟城的美食”。

槟城的美食不像世界大城市多数设在豪华与高级的酒店或餐馆内，恰恰相反，它是在街道边四处林立，蔚成一种「奇观」。虽然槟城也有冷气设备的餐馆和饮酒作乐的酒吧，但更多的小贩或称为大排档是在街边旁不规则地「成长和生根」，数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咖啡店一间又一间的设立，小贩数以万计在咖啡店内外摆卖，也有的是在一个范围内自我结集而成。似乎没有秩序，显得有些眼花撩乱。

因此，《时代周刊》这样说：这些没有限制的旺盛将亚洲的传统美食集合在一道，且收费廉宜，只是几块钱。这个地方就在槟城。单只讲出其名字，不仅马来西亚人，而且任何人有机会品尝街边小食都会流口水。世代以来，移民的华人和印度人已把辣椒炒面当成习俗，再加上当地的马来人和泰国人的用料渗入其中，使到槟城成为亚洲熟食小贩的焦点。新关仔角的炒粿条，浮罗山背的叻沙和大伯公街用火炭烤面包涂上椰子浆的美食也只有在槟城可以找到，而且又很便宜。

《时代周刊》显然还不够深入了解槟城的美食是多样化的，只能列出他们吃过的几档小贩。其实槟城的著名的美食小贩摊是到处都有，多到一条街到底有多少小贩你也数不清。若你问问槟城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好吃的。对于外国游客，这类在街边的小贩是突出了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小食文化”。而且是在街边，不是在餐馆内，自然流露出惊訝和赞叹。

虽然有人说，我们是“以乱取胜，以多取胜”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它才被外国人评为“亚洲最佳”。因为他们好象未曾经历过有这样「未算十分合标准，却又吃得，大快朵颐」的不规则乃至没有规化性的大排挡能在促进旅游业方面作出「贡献」。当然反过来，小贩之多，也解决了槟城的「就业问题」。
無論如何,清潔衛生與有秩序是所有小販中心都必須關注的大問題,不然以後我們便沒有這麼”幸運”了。

我们期待第三个神话出现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 自然的
你必然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
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
那时再撑开软软的泥土
探出你的头来

－－（南园一梦25年。作者依然）

来自四面八方的南洋大学校友连同眷属共800余人，订于12月10日至12日在槟城聚首一堂，是欢聚或纪念各有说辞。有人说没有了南洋大学，何来联欢？只有纪念和缅怀；另外的说法是南大精神不死，校友团聚话当年，也是一种联欢。

联欢也好，纪念也好，南洋大学曾是一座“文化圣殿”，不但长存在1万2千名南大生的心中，而且已升华成为一种激励民族教育的“不灭的明灯”。人们因此把它形容为“南大精神”。

从“南洋大学”到“南大精神”，是所有南大校友的“荣耀”，或“伤痛”？答案已在上边所录的一首诗中表露无遗。

是的，当“荣耀”已被掩盖时，伤痛伴随而来。这其中的辛酸历程，已成了一页民族教育的悲壮史诗：
1953年，创办人陈六使登高一呼，倡议创建一所华文大学，获得万山响应，从新加坡到槟城，掀起一连串的乐捐浪潮，蔚成一种民众运动，历久不息。于是陈六使主持动土礼，象征着南洋大学成立在望。

1954年，南大建校批文获准，请来了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当首任校长。不久之后，办学理念与校董格格不入，引起风波，留下憾事。在他走后，先后迎来了张天澤及原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主政南大。从此南大在风霜雨露中挣托成长，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坎坷命运。

1955年，南洋大学校门牌坊竖立，意义深长。

1956年，陈六使主持开学仪式，南洋大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在东南亚的区域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华文大学，它创造了第一个神话。无数学子向它飞奔。

1958年，南洋大学校舍举行落成大典，冠盖云集，“南大颂”歌响彻云霄，但也埋下“危机”的伏线。

1959年，新加坡自治，左右派大团结，南大意氣風發。

1961年，左右派大分裂，南大首当其中，卷入政治风浪中。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南大生加入左派阵营，与当权派对峙。不久之后，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被逼辞卸校董会主席，南大陷入多事之秋，改制，学潮，逮捕与示威连连，民族教育备受折磨。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独立国，南洋大学一改再改，校长换了又换。虽然不能安定下来，南大继续肩负起教育使命。

1980年“厄运”临头，南大并入新大，南洋大学不复存在，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大生及华社失落在伤痛中，久久不能抚平，抗议书不绝，但已是于事无补。南大不见了，转而自我聊慰地把它转化成“南大精神”。

“南大精神”于是又是第二个神话的篇章，在没有南大存在底下，竟然有南大精神永垂不朽。它已不再是南大生的专利品，而是成为热爱民族教育的人的驱动力。

因此它抗拒了「借腹生子」的“南洋理工大学”。虽是同一个校园，但它被认为没有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的还原。也许有一天它会发现南大精神的可贵，不是形式与名字上的认同，而是精神上與理念上的融合。李光耀已经说话了，他要华文与英文在新加坡齐驱并驾。这就间接地接受“南大精神”是新加坡的“宝遗文化遗产”，更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需要从历史中把它找回来，然后再擦亮。

巧合得很，南大“寿终”12年一個轮回后，全球的南大校友齐聚加拿大多伦多，于1992年举办了第一届校友联欢会，国际名作家汉素英借此舞台疾呼复办南大，用心良苦，响应不绝，却有心无力，始终归于理想。

虽然如此，全球南大校友如同接力赛，不间断轮值在各地举办校友团聚盛会，从多伦多到砂劳越，印尼、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温哥华、沙巴，而今年是第九届轮到槟城举办，又是12年的轮回（适逢校友会创立40周年，但南大创建于1953,1954或1955年？一直有所争议，留待校友取得共识）。目的无非是要高举“南大精神”，向世人展示南大生“情系南园，胸怀华教”的心永远不变。这种历久不衰的情怀，坚忍不拔的豪情也许有一天又再感动“上帝”，让南大第三个神话在地球上空「起死回生」过来。

时代在变，时局也在变，谁说铁树不能开花？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南大生会凋谢，但南大精神不会枯萎，它有信心迎接再生的火凤凰。

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最近，特地到长沙走一趟，主要是游览和参观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因为我被告知，韶山已改变了模样，全是拜毛泽东所赐。

从长沙驱车来到韶山约一句余钟，但见人潮一片，游客不绝。巧碰毛泽东的故居在进行装修，据说要近两个月才能重新开放。这是一座简朴的平房，面积不小，前面有大池塘，并有小山丘为屏，景色宜人。就在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山丘中，竟孕育一代伟人，在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真是不可思议。

我说不可思议是在偏离城市的落后乡区，交通又不方便，且离开北京又那么遥远，怎么能石破天惊，造就“一代天骄”？

不过，如果你访问了韶山，并仔细的参观历史留下的点点滴滴，你就会明白毛泽东是怎样走出一条血路，在20世纪掀起滔天大浪。

不管你喜欢与否？也不论你如何评价毛泽东？在韶山人民的心中，他是永远的毛主席和不落的太阳。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青少年是在韶山渡过的。他小时读过的学堂仍然保留让人后人参观，十分简陋和不起眼。

摘自毛氏族谱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钩流水一奉山，虎跃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硚如锁几重关。」虽是远在深山人未识，但斑雀焉知鸿鹄志？从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进入长沙师范学校直到毕业。接着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太钊教授，从中接受许多新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又回到了长沙，办了一份杂志《湘江评论》，启开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今日的韶山，毛氏族人多得是。不仅有“毛氏宗祠”，“毛泽东故居”，还多了一个“毛泽东纪念馆”，内头的各个展览室，把毛泽东在每一个阶段的活动，用图片，文物和影像带记录下来。从原始资料中你可看到毛泽东的早期文章及其笔迹；更有十分齐全的历史照片，邮票和纪念品等等。可以说是最为完整的毛泽东的史料珍藏馆。

立在纪念馆前的巨大毛泽东钢像是由江泽民主持揭幕的。除了鲜花一串串外，游客到此也会自动向钢像行三鞠躬礼。

此外，在离开不远处，又有一个景点叫“滴水洞”。这是另有天地的建筑物，内有地下防空洞，也有如同中南海的起居住，这是解放后的产物。如今这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供人参观，它的重要性不是这座建筑物的构造，而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不让外人知晓的情况下，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只向外说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闭门居住。不久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滴水洞”因而成为闻名一时的历史性的所在地。

江泽民来过，胡锦涛也来过，许多重要的大人物都来过。不为其他，只因这里曾是毛泽东成长和磨练的“圣殿”。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导向下，毛泽东却成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他成为韶山人民改善生活，从中致富的“宝贵遗产”。许许多多的商品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源源不断投入市场。在家中，在汽车内，在公共场合，毛泽东纪念品无所不在，成了“护身符”。就这样，韶山人民又把1976年逝世的巨人毛泽东送回「亦人亦神」的位置。

韶山正告示每一位参观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生前，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改天换地，但未给湖南乡亲太多造福，以免徇私；在死后，毛泽东造福了整个湖南乡亲，历史正是在这样轮转着。

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毛泽东总是跟着时代脉博跳动。他是不灭的神话。也许没有任何一位伟人能够像他那样留下这么多可歌可泣，可赞可叹的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王鲁湘碰上许子根

凤凰名嘴王鲁湘教授来到槟城拜会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我有幸应邀共进午餐，华堂诸领导人和学者都在场。

他的风采我们在电视看多了，但他本人是第一次来槟城，因此我们得有机会面对面交谈。

我说他这幺年轻（48岁）竟是满腹经论，无所不懂，确实才华横溢；他说首席部长也英姿焕发，看来也年轻。

他和首席部长之间的交谈集中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及社会的变化，也涉及中台问题，更论及马中两国如何加强交流和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希望他能协助马中之间有更好的连系，且不忘把他的“讲台”搬到槟城上演。同时希望他多多推介美丽的槟榔屿。在这方面，首席部长透露已有几部电影以槟城为背景拍摄，还有中国珠江影片公司也会有槟城的背景拍摄的孙中山的故事。他希望通过影片的介绍，把槟城带给万千的海外人民。

对槟城走马看花又聆听本地人讲槟城的故事后，王鲁湘凭其高度的智能，用8个字来形容美丽又可爱的槟城：“蓝天碧海，绿屿秀城”。

前四个字使我想起中国前主席江泽民访槟城时，送给首席部长的一幅题词：“蓝天碧海，风景如画”，用以形容槟榔屿的旑旎风光。因此王鲁湘的“献词”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迷人的景色外，王鲁湘也惊异地察觉到槟城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竟能和睦相处而汇集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他说，槟城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平生活的典范，这在世界其它地方并不多见。他要以此作为题材来宣扬槟城给世界立了一个好榜样。

间中他也提及李尧庆有用英文来形容槟城，而他的翻译成中文则是“槟城大到包罗万象；槟城小到鸡犬相闻”。意思是说槟城的人民早见面，晚见面，常常见面，但不是老子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位学者对槟城的“速描”。

是的，小小的槟城并没有古老的历史。许子根告诉王鲁湘，英国人在1786年开辟槟榔屿，至今只有218年的历史，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集点，在与回教文明共存的同时，也有相当可观的中华文化交织其中。

由此使我想起槟榔屿也力争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的努力。这是联合国文教机构在90年代对槟城进行评估后，认为槟城有足够的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的地位。经过多方的努力后，槟州政府圈定乔治市一块范围来推动保护古迹和保有活的人文历史的精彩，以使槟城用“古迹和人文”作为基础来进入“文化遗产”排行榜中。

1995年，乔治市 （41平方公里）靠近康华丽堡一直延伸到时中分校的地段，共有4.58平方公里列为古迹保护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另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占乔治市总面积不到15%）。

这项规定也引发争议，反对的声音指说阻挠城市的重建和发展，于经济发展不利；支持者则认为若不登陆“文化遗产”，乔治市的将来“黯淡”。

2003年，槟州政府又再进行检讨，缩小“文化遗产”范围，核心地带剩0.9935平方公里，缓冲地带剩0.8929平方公里，总共只1.9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不到5%。

这种重大的改变也是顺应人民的要求和符合“文化遗产”的要求。当然争议还是存在着的，但若从长远来看，从旅游业的价值来看，我们在等待的是“另一个春天”的到来。不过这必须要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才能看到难以计数的成果。

在这方面，槟州政府还得加倍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尽早把槟城和马六甲申办为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正式提呈联合国文教机构。

若是有那幺“柳暗花明”的一天，槟城将是正如王鲁湘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具有历史人文气息的城市。

阿都拉的一周年

是的，正如阿都拉自己承认的，他的“蜜月期”已过。从今而后，人民将减少宽容和包涵政府机制存在的弊病，而公众对他个人及所领导的政府会有更苛刻的批评。（参见南洋商报2-11-04封面版）
怎样评价阿都拉这个人，目前还不能有定论。但从他的从政历程来看，他确实与四位前首相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背景。由资深公务员转身成为国家领导人，他还是第一位。因此本文将针对他个人及就任首相一周年作扼要的评述。

1939年出生于浓厚宗教家庭的阿都拉，在马大念的是回教学系。1964年毕业后即成为公务员，官位不断擢升至文青体育部秘书长。1978年正式投身政治，当选国会议员，逐步从政务次长攀上正部长，可谓官运亨通。在巫统党内，他也凭其亲和形象走向副主席高位。

唯一失落的是在1987年加入东姑拉沙里阵营的B队，与马哈迪领导的A队争夺巫统控制权终告失败。虽然他本身仍然当选巫统副主席，却因此付出代价，失掉内阁部长职位，无官一身轻。在党内也发挥不了作用，其巫统槟城州联委会主席的职位也被安华依布拉欣所取代。

他的忍辱负重和沉着应变体现出他能承受政治的无情，也不随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因而在1990年的大选过后，又再次被马哈迪倚重，委以外交部长重职，重新开始他的政治旅程。但是在1993年的巫统党选，连副主席也保不住。眼见政途黯淡的他，只能伺机以待。果然在1996年的党选卷土重来，再选入副主席，奠定他的政运转折的基石。他的温和与不强出头的性格，是他的最大优点。得意时不意气风发，失意时也不垂头丧气，默默地守在政治岗位。终于因安华的出事和落马，在1998年成为马哈迪选拔继承人的首选。

正因为阿都拉不是一位争论性的人物，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时刻对党不弃不离。他最后在2003年10月31日接替马哈迪荣休后的位子，坐上首相高位。

没有人会预料他很快地翻转局面，因为一般人都拿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相提并论，必然会“萧规曹随”地在马哈迪的阴影下执行任务，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事实证明他不要成为别人的影子，他要竖立阿都拉的形象。

从2004年3月的大选前后，阿都拉的新人新政却教人刮目相看：先是冻结大型计划，继之向贪污全面作战。接着修补马来西亚与美国及新加坡胶着的关系；更提出进步伊斯兰ISLAM HADHARI的概念，以冲淡回教党对「政教合一」的执着。

如果说马哈迪是超前的经济扩张政策的强人政治。如在布城建行政中心，在雪邦建国际新机场和双峰大厦被形容为超前的大计划，那么阿都拉则是务实的经济保守主义者。

他宁可被形容为谨慎的保守者，也不要成为“勇往直前”的强势领导。

他把他的强势运用在对政策的按部就班与对党的整顿与有效地控制，这就是公务员型的政治强人的作风。因而明显地与马哈迪的施政有很大的不同，阿都拉证明了他不是马哈迪第二；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针，成效可由后人评说。

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他于今年8月31日的国庆献词中提及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平等的；最使人难忘的是他要求“人民与他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工作”；最大的口碑是敦促马来人“莫丢了拐扙后，却坐在轮椅上”；最被人注意的是他不再“开口闭口大谈回教国”，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现实，让一切在平静中慢慢走回正轨。

当然还有美中不足的是反贪力度不够；未能全面制止某些人的偏激言论；未能有效地改变公务员的工作心态和未能对开放的政策下放到每个领域。我们还是期望他能大刀阔斧地铲除存在的弊端与极端言行，给马来西亚一个明朗的天空。

阿拉法与巴勒斯坦的悲歌

巴勒斯坦命中注定是多灾多难的。

3千年前，犹太人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以色列国。

2千年前，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放遂犹太人，以色列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千4百年前，伊斯兰帝国在阿拉伯崛起，巴勒斯坦成为回教化的地方，大批阿拉伯人迁移至此，世代相传。犹太人只剩下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份被流放到西方国家和苏联。

1千年前，罗马教皇展开十字军东征，攻下耶路撤冷。

5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崛起，占领了巴勒斯坦。

2百年前，犹太人开始酝酿复国运动。

9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取得了巴勒斯坦统治权。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大举杀害犹太人，约600万人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战败。犹太人及阿伯人开始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整个巴勒斯坦陷入无政府状态。

1947年，联合国在英美操纵下，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其中1.49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割给犹太人，而1.12万平方公里（占巴总面积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割给阿拉伯人，耶路撤冷归联合国管治。

1948年5月15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独立，建以色列国，完全不被阿拉伯国家接受，在埃及率领下，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

结果是犹太人占上风，占据更多的土地，以后的另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它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扶持，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不属于回教化的国家，成为美国监视中东的一双眼睛和控制中东国家的桥头堡。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接受联合国方案，巴勒斯坦早就立国，即使剩一半的土地，也远胜后来的挨打局面。可惜阿拉伯国家只想消灭以色列，未为巴勒斯坦人民谋求权益。在战争不断声中，断送巴人的和平立国愿望。再者，当年埃及和约旦都想控制巴勒斯坦，发动战争又打不赢，最后是输掉整盘棋。

在这里涌现的一位人物是当今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他于1964年成立巴勒斯坦解放机构，不承认以色列国，决心要“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可是它是受制于埃及和约旦的组织，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扭转局面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巴解机构获得国际认同，阿拉法终于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这无疑是启开阿拉法的国际政治生涯，但挑战和威胁从未间断。就在1980年埃及改变立场与以色列建交后的两年，以色列借势在黎巴嫩南部瓦解巴解基地，把阿拉法赶到突尼西亚，是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8年，阿拉法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同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但时局已大不相同，以色列已成为军事强国，阿拉伯又内部分裂，力量相对薄弱。这意味着巴解痛定思痛后第一次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但迟来的妥协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以色列已几乎控制整个巴勒斯坦。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只同意让出有限的土地，即今日巴解所拥有的西岸与加沙地带，允许巴解有政权存在，但无主权地位。

阿拉法也因此得以首次“回国”。

整整十年有余，阿拉法一直无法打开僵局，几乎被以色列围困在西岸，动弹不得。

美国说要在2005年让巴勒斯坦立国，以实现2003年推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如今阿拉法已陷入昏迷，时日有限，能否按时立国，仍有存疑。到底是谁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历史似乎已有「结论」。

严防泰南成为“车臣”第二

泰南局势的恶化是令人担心的，最新的一起悲剧是10月25日发生在陶公府的达拜镇84名回教徒大多数因窒息而死亡的震惊事件。

事件起因据泰警方说是有逾3千名示威者包围警察局，要求当局释放6名被扣捕的武装份子，终于酿成暴乱，有6人丧命。

事后有1300人被逮捕，押上军用卡车送交扣留所时，竟发现有78人已断气，推测是因窒息而死亡，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谴责声不断。

接着又发生哥樂鎮及耶拉府的爆炸案，各有死伤20余人。

如果往前推，今年以来已有400多名泰南回教激进份子死于暴乱中，其中比较严重的是4月间发生在宋卡府的一间警局被一群人袭击时，酿19名青年死于乱枪下。其后在北大年，陶公及耶拉也有108人丧命。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陈天发博士认为局势已失控。他担心增辛政府近年对泰南回教徒问题采取强硬的处理手法，加上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于2001年被瓦解之后，回到泰南的激进武装份子加紧活动下，将使泰南演变成为“车臣”。（联合早报29-10-04）

车臣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归中央政府接管的共和国，但车臣的回教武装份子寻求独立，向俄罗斯政府展开恐怖袭击行动。血腥风暴此落彼起，教人忧心忡忡。

马来西亚与泰南有领土衔接；尤其是吉兰丹与泰南五府最为接近，几乎是两地人民来往的钮带。因此当暴乱发生后，我国首相阿都拉最先表态，希望马上制止局势恶化，以确保区域安全。马来西亚愿就此伸出援手，以协助平定局面，但泰国方面显然准备用本身的手段缓和局势，尚未向大马求助，

就我们观察，军人出身而后转为成功的企业家塔辛，于2001年成为泰国首相后，在经济方面算是稳住国家再往下滑，在国际舞台上也被视为第二个马哈迪，有希望成为东合国家的新领导人。可是就在他踌躇志满之际，转入今年以来，他在处理泰南回教徒的抗议方面，显得不得人心。

他的强势领导的形象也因为血腥不断遭到破坏和恶评。

事实上，泰南回教徒的示威与武力行动并非是宗教冲突，也不是种族冲突，而是处于少数民族的回教徒借势开展分离主义运动，进而达到独立的目的。他们认为泰国中央政府并未改善回教徒的生活，也忽略了泰南的发展。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理解为什幺泰南的回教徒一直未放弃分离主义的活动。

早期称为暹罗的泰国（1939年改国名），在18世纪时曾把权力的鞭子伸入泰南及马来半岛的北部，即是1789年时，曼谷王朝的拉玛一世（现任泰王是拉玛九世）发动北大年战役，消灭了北大年王国，全面控制泰南。及后泰国将泰南分成五个府，即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与宋卡。除宋卡外，其它4个府回教徒占大多数，有100多万，约为当地人口的70%。而全国共有200多万回教徒，约只占全国人口的4%。换句话说，回教徒是属于极少数的一群，且集中在泰南地区。这个时期，泰国也控制马来半岛的4个州：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

1905-1908年之间，英国通过“英暹协议”取得半岛4个州的控制权，条件是保护泰国不受外来侵略。不过泰国并不让出泰南地区，导致泰南回教徒与北马的回教徒成为两个国家的人民。

间中有两次（1903年和1922年）泰南的回教徒在东姑阿都卡迪（Tengku Abdul Kadir Kamaruddin）的起事下要求独立，但以失败告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泰南回教徒派7名代表要求英国准许泰南地区被分割出来归英国管辖，惟被拒绝，英国并无意与泰国反目成仇。

就这样，泰南回教徒于1949年向联合国提出要求脱离泰国统治，又告失败。他们在无从选择下，展开了分离主义运动，成立了各种独立阵线，进行“独立”的斗争，其中采取激烈行动且有连系的是战后成立的「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PNPP)及80年代成立的「北大年回教圣战统一阵线」(BBMP)，泰方怀疑很可能已与外来的组织挂钩。

由此看到，泰南的回教极端组织一直以来都存在，也对泰国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泰国政府也致力「招安」和化解矛盾，可惜收效不大，主要是泰南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伐。

到目前为止，泰国政府尚未明确指出有什幺组织在背后策动暴乱，但不排除“卡伊达”和“回祈团”等极端组织已卷入其中，因此也加入美国倡导的「反恐战争」行列。

虽然泰政府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团来调查84人丧生的因由，但要正本清源，泰国还得正视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否则第二个“车臣”可能就会不幸而言中。

也许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建议让泰南成立“自治政府”是一个可行方案，值得塔辛政府深入探讨和力促其成，排除极端份子有机可乘，以平息这场持久的斗争。

“三院合并”与“南大精神”

本来并不想针对“三院合并成大学”的构思发表意见，因为一般意见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主客观条件也未具备。但近来又似乎成为“热门”话题，也就凑一份热闹。

其中一则评论说：泰南勿洞建国际中文大学肯定对马来西亚三间民办学院产生威胁。

又一则评论指说三间学院也正在“拉学生”，弄到“面左左”。如果政府大学在某方面做得已经非常足够，那幺民办学院与其硬碰，不如调整（办学方针），做一些政府处理得不好的科系。

再一则评论干脆认为肯定自身地方上的角色才对，合并干啥！

也有记者打电话问我对三院合并的看法，我一时之间也答不上来。

不过，既然评论员都希望听到有份参与者的意见，我不妨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并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共同探讨“三院未来的走向”。

最早成立的是南马的“南方学院”。它以延续“南大精神”打响了第一炮。

继之，在董教总的倡议下，又于中马创立“新纪元学院”。由于声势不同凡响，它既秉承了“独大精神”又传承了“南大精神”。在地利人和下，掀起了一阵民族教育前景亮丽的浪潮。人人都乐助其成，把它视为一座具有历史使命的“民族圣殿”。

随着新纪元学院成立后，在五年前北马的“韩江学院”也因缘际会赶上这趟“民办教育”的列车，形成南中北马鼎足而立的局面。我们打出的是“韩江精神”，因为我们要使韩江贯穿小学，中学及大专三校于一校园的新局面，为华教的“完整性”作出应用的贡献。果然不辱使命，我们也算创造了华教的一个“奇迹”。

虽然我们不敢打出“南大精神”这块响亮的招牌，但十分巧合的是从董事长到院长的四名高层人员都是南大出身的。因此我们常自我聊慰的说，我们也有“南大精神”在其中。

在草创的初期，我们向南院及新纪元“取经”，我们也向理科大学的教授博士请教，他们间中不乏南大校友，共同组成“筹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韩江学院终于傲立于北马，也有幸挤入民办学院行列。

前前后后，三院的高层也分别在三院举行了三次的交流会，虽然不敢说已取得具体性的成果，但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讨论仅止于学术交流，学生交流及图书分享旳层面上，大家都从未提及“合并的大件事”，因为这不是董事会的高层交流会，过后彼此各忙各的，也各做各的，目的当然是把本份做好，希望能为莘莘学子带来光明的前途。

就在这个时前提下，南方学院的郑良树教授约于两年前率先提出“三院合并成大学”的建议。反应是“条件未成熟”，于是问题压下了。最近又再次被“炒热”（指媒体方面），且连同泰南的“中文大学”也带进来，似乎是用以“刺激”三院必须加快步伐深思远虑。当然各人的意见是莫衷一是的。

我要说的是，民办学院也好，私立（商业性质）的学院也好，都是受制于1996年的教育法令，而且是由高等教育部管辖的。这其中的“严格性与复杂性”就非外人所能理解，甚至连开课收生都有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

因此三院合并的建议不仅牵扯到各院的办学方针，而且也牵涉到高等教育部的政策。这千头万绪总得有人牵头，也要万山响应才行。

可以这幺说，创意是至善也是重大的突破，问题是各院有各院的问题，包括评论员提出的观点，知易行难。不知身为副部长的胡亚桥有何高见？

杜乾焕与食堂风波

我的好朋友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为了解决“食堂风波”，降尊纡贵地从“光大”办事处到唐宁街旧政府大厦的教育局“拜会”教育局长卡哇，以寻求解决学校（改制学校）的食堂承租权转由县教育局的争议问题。

这个事件起因教育部通令各政府学校的食堂，在租约期满后必须交县教育局处理，而不再是由“董事会”拥有的权力。经槟州董联会及一些董事会抗议后，成为华文报的“注目新闻”，咸认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一向以来的权力，不合情理。

身为掌管教育事务的行政议员杜乾焕为急切寻求解决之道，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向报界说，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一点又何妨！

好一个委曲一点又何妨。于是我的另外一位在私人学院当领导的朋友为杜博士打抱不平，他说：“假假地”杜博士也是一州的“州教育部长”，怎么要亲自登门造访“下属”？于人看来，好象不对劲。
我是同情杜博士的“处境”（或说困境）的，虽然名义上他是“州教育部长”，实则教育归中央管辖，教育部或教育局的官员不属州政府管，更不是杜博士的属下。他们可以出于礼貌或尊重登门向杜博士讲述有关问题，也可以推说很忙，改日再预约。

因为有这个结，杜乾焕后来跟我说了：“我在见教育局长前一天，确有打电话给他，但他人不在，也就留言。后来他是有回电给我，说是有要事出去了。”

「当时您没有预约他来见您？」我这么一问，杜乾焕就这么一答：「这件事在电话上是讲不清楚的，我也没有预约主要是考虑到此事不宜拖延，不少报馆的记者追我问答案呢！于是我决定翌日一早上门“拜会”教育局长，以期圆满解决。我是照足手续指明要见教育局长，他也及时地与我会面了。」
「讨论以后有没有结果？」我问。

他答：「没有，因为权力在中央教育部，他只能作出反映，后来副教育部长韩春锦也来到槟城，也是表示要回去后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其实，这是预料中事，因为当我们的华校或英校在六十年代同意改制，把权力移交政府后，就由教育部统管所有的政府学校，包括改制学校（或称国民型小学或称国民型中学也好），董事会的权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

在教育条例下，教育部在改制的学校设立了“学监会”。董事会可以派代表进入学监会，或以信理员身份或以赞助人身份，其它有官委代表，校友代表和家长代表。这就是说“董事会”已不能操控“学监会”。尽管主席可由董事长出任，财政也可由董事会的人担任，但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他或她是教部的“法人代表”，而所有的老师都成了公务员，不用问老板是教育部而不是董事会。

如果董事会不把钱拨入“学监会”。学监会就靠政府经济援助。若无经费，学监会就依然存在，它的重要性是教育部认可的，至于所谓的“大董事会”，虽然也照旧存在，管理校政是无权的了。出钱出力重建、修建、扩建校舍与设备则是无任欢迎。理由是：你要保有校产，那就由你董事会保个够。

董事会也不争权夺利，只要学生正常学习，健康成长，也就心安理得了。出钱为学子，多出又何妨呢？

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家校协会，也是教育条例下设立的，校长是当然顾问，在家长与老师打成一片下，这个组织可比学监会更活跃呢！况且家长也会出钱出力搞好家教协会，为的是孩子的福利。

这样一来，“大董事会”， “学监会”及“家教协会”成为改制学校的一大特色。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校长，他代表了教育部“平衡”政府与华社的关系。他的权力也就相对大了。

如果说，学校食堂招标一向以来由董事会负责，实际上也是校长在打理，教育部不动，便相安无事。现在这么一动又似乎是要剥夺董事会的权力，引起无限涟漪。

若是教育部稍为调整：与其交县教育局签署租约，不如授权校长（他已拥有教育部的“法人代表”身份）处理。而校长懂得权衡轻重，也问问董事会的意见，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所幸副教长韩春锦宣布将此通令暂时搁置，风波也就告一段落了）。

不要怪校长在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是教育部的雇员，也是教育部的代表，当董事会把大权交付教育部后，我们又指望保留什么权力？关键在于校长如何达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大家都有体面。这项不关教育大事的食堂风波是可以就此不了了之。

无论如何，还是要表扬杜乾焕对教育的古道热肠，在第一时间走上走下，即使在外人看来有点“不是味道”。他的精神与 “弯腰一点”也是要给予鼓掌的。

但鼓掌之余，我突然间想到他不是巫统的行政议员；我又突然想到“马来西亚宪法”中，州行政议员所能做的是那么有局限的权力。

不知道是有幸或不幸，让我们从这件事中细细玩味吧！

“终身学习”外一章

这篇文算是回应马华公会提倡的“ 终身学习”。

当我们在1999年获准创办“韩江学院” 时，我们就立定一个目标：不但要开设中文系，而且要设立一个“华人文化馆”，认真地且有效地弘扬中华文化。

接着在2002年，我们在中国南京大学的匡助和支持下，成功地开办“南京大学中文硕士班”。直到今天已经稳健地迈入第四届的开班授课（第一批研究生16名已经毕业。前后算来，已经有超过80名的研究生。我们的对象不是限于只读完大学才可进入硕士班，而是针对已经离校且已进入社会或已有专长的成功人士，不论他们的性别、种族和年龄，只要他们有良好的华文根基，达到入学的资格，便有机会重温学习并和教授进行交流。这就是说，研究生不是如同学生到来上课，而是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教授分享学习的心得。在一定的时间内不断提升自己和懂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而能够用中文写出一篇具有水准的论文。

设置的目标是：被授予一个被认可的硕士学位，以肯定你的学习成绩和使你自我肯定本身的中文水平。虽然学位不可当饭吃，但学位会擦亮你的人生。

因此我们的研究生中，有70岁的上市公司的老板、有律师、有医生、有会计及其它专业人士、有报人、有议员、有作家、有中学校长、有讲师和退休人士。当然有很多的老师，包括来自各地的独中老师。这些来自我国四面八方的名士平均年龄40岁以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贯澈“ 终身学习”的理念，学好中文，以探测中华文化的无穷奥妙。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聚在一起后，很快忘记年龄与身份，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完全没有隔膜，而且与教授亦师亦友，充份地体现了“学无先后，达者为先”的精神。先前那种“有失尊严”和“这么老了还读书”的尴尬一扫而光。大家为有缘在一起学习而乐在其中。

这就是“终身学习”的其中一个典范。

我们把这个学习归纳在“持续教育”的范畴内。这是其它大学惯用的名词，与“终身学习”是相辅相成的。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大众传播硕士班”，预期在12月开课，报读的研究生也不乏专业人士和媒体精英，这是在上海大学支持下开办的第二个硕士班。

下来，我们计划在12月份推出与另一家大学合作开办的“中文工商管理”硕士班，让成功的企业人士也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用自己的经验来和其它人一起分享，并从中学习自己尚未学习的知识。这种学习比赚钱更显示人生的意义。

换句话说，韩江学院除了有正规的文凭班，提供双联课程的本科（大学）教育外，也不忘提倡终身学习，也让有兴趣学习的人弥补他们人生中错过的大学教育，而不致对人生有所遗憾。

感谢马华公会在55周年特刊中不忘介绍韩江学院，并曾捐助韩院的筹办。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院的7个文凭班科系是全部通过国家学术鉴定局批准和高等教育部认可的。

我们也用行动落实和推动“终身学习”。

只是短短的5年，韩院已展翅飞翔，名声越传越远。

中央集权下的联邦制度

有两件事，触发我写下这篇短文。其一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于9月18日希望中央政府释权，不然州政府在中央集权下受到限制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其二巫统党选（9月23日）成绩显示，有七位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挤身最高理事，破了记录。

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连的，说白了是要求中央政府重视州政府的窘境和面对的问题。但在处事方面则各抒其志，一个是“释权”，另一个是“拥权”。

为什么州政府会有所求和希望能有效地改变局面？这是有历史缘由的：

1948年，当英国政府与各州苏丹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已确定钦差大臣，代表英国政府集权力于一身。虽说是联邦制，但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制。

1957年，马来亚独立，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在这个联邦制下，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从外交内政到公路建设和卫生福利，都属中央权限。各州政府保有相对少的权力。

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若任何州法律与联合邦法律有所抵触，则联合邦法律当有效论，而州法律中抵触联合邦法律之部份当作无效论。（马来西亚宪法第75条）。

在宪法中也规定，国会可立法规定接纳其它领土进入联合邦（宪法第2条）。

虽然国会有权修改任何州的疆界，但必须先征得有关州的同意才可制定（宪法第2条）。这在一方面保障了各州的领土面积是不能由中央国会单方面来改变，但另一方面也授权中央政府有权通过国会接纳其它领土进入联合邦。

这里有两个例子：Œ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合邦”时，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通过法庭不要加入马来西亚，结果失败。这说明了联合邦是一个整体，任何州不具权力自行其是。换句话说，国家主权大过州政权。

任何州无权反对国会接纳其它领土加入马来亚联合邦。马来西亚的成立正是显示中央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这样一来，在1963年9月16日后，马来亚宪法变成马来西亚宪法。但不变的是权力的核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也就是中央政府扩大了权力，而不是“释权”或“分权”。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沙巴和砂劳越比起其它州拥有较多一点的权力，如移民和劳工权，其它则无显著的差别。虽然在国家宪法下，又有各州的州宪法，但这不是“一国两制”，也明确各州有“州政权”，没有“主权”。主权归中央政府。

如果你翻阅国家宪法和各州宪法，不难发现国会的权力远远地超过州立法议会的权力。

国家宪法第9附录中十分清楚地告诉你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涵盖所有大小事务，因此我们的中央政府才有28个部门之设。

在宪法中的州事务表主要表现在宗教、土地、地方农业、建屋和地方政府等权力。在共同事务表中胪列的权限也不多，如社会福利，奖学金，公共卫生及城市与乡村策划等等。

正因为重要的事项，如外交、国防，内政、教育、财政，工商业，交通，医药卫生，工程，劳工人力等等都划入中央权限。也难怪杜乾焕慨叹「无权可施」；也难怪各州大臣/首长要打进巫统最高理事，以便在被认为“内阁中的内阁”直接向首相争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