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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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0.11.20

财案二读通过的政治意义

马来西亚国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财政预算案面对不能通过的风险,但这一次却遇上了。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国盟只掌控国会的112席(总数是222席),刚好过半;而反对党阵营则有108人,只差4席才过半。

未想在1126日国会以声调之大小来决定成败通过财案二读时,因反对党“四分五裂”,导致在不记名下,财案二读顺利过关。即使来到周一进入委员会讨论阶段,可以针对每个部门的预算案付诸三读表决,但不意味着希盟能有机会否定其中一项预算案。

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安华,有其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如果他未放弃争取与巫统结盟,那他不希望在二读时闹僵也是有其难度。但问题是,对预算案不能左右逢源,或一半支持,另一半反对,不能模棱两可。而是一开始就要表明立场,只有反对或赞成,没有优柔寡断的。

如今希盟也在分裂中“败下阵来”,反而给予执政的国盟更具信心会取得三读全面通过的机会。

就客观而言,国盟已对巫统的要求作出让步,同意让个人从公积金局提取最高1万令吉应急;也同意延长还贷的时间。这样一来,巫统就没有反对的理由。

其实,马来西亚今日的乱局是政客及政党立场的转变所造成的。本来在2008年的509后,希盟上台执政,由马哈迪重作冯妇,基本上政权是相对稳定的。遗憾的是,希盟在内讧下,马哈迪挂冠而去是第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任随土团党退出希盟,让它在预谋的同时抓住巫统、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组成的“国盟”上台执政。

在马哈迪缺席下,慕尤丁越级而上,再加上公正党阿兹敏拉大队出走及巫统的希山慕丁的联手,也终于拉住伊斯兰党从后门上位。对此,马哈迪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不辞职,慕尤丁等人只能在国会发难拉下马哈迪,但这又是很困难的过程,绝不能一蹴即成的。

因此当马哈迪一走,整个性质就变了。人们也留下一个疑问:马哈迪理应召集希盟开紧急会议,以稳住阵脚,即使慕尤丁及阿兹敏发难也无法动摇希盟地位。坏在马哈迪要整死安华,也就宁可让希盟失去政权。随后才来指责慕尤丁“大逆不道”夺权。

当尘埃落定后,安华回头再望,政权已离他越来越远。在对马哈迪彻底失望下,安华只得靠自己打翻身仗。原本他已拉拢巫统议员超过半数足以组成新政府。讵料在这个过程中,安华再一次面对阻力和打击,因为巫统的支持力度不但不够稳固,而且也有人动摇,左右逢源,终于导致安华的变天再次落空。

不论是国盟或希盟,它们的临时组合都是不健康和反常的,也不是人民想要看到的政治组合,哪有说变就变的?

虽然表面上因新冠肺炎(Covid-19)的恶化和扩散对国盟政府是一大不利的冲击;实则相反,因为疫情的恶化及严重,已导致超过6万人被确诊,而有3百余人死亡。在这非常时期,民间不希望即刻大选(沙巴因州选带来疫情的肆虐,让人心有余悸),也不希望政局陷入僵局,正好给国盟政府提供一个较为慷慨的财政预算案。虽然明年的财案开支高达3225亿令吉,较2020年的近3千亿令吉,增加了8.6%(增加255亿令吉)。

在税收方面,政府的收入约计2360亿令吉。相比之下,收入比支出少了865亿令吉。因此本来希望在2020年将赤字降至GDP3.2%,但因新冠肺炎袭击达到了6%,因而政府是希望在2021年的赤字可控制在5.4%

与此同时,同样的挑战会继续在2021年发生。政府将在2021年增加贷款26.5%(相等于854亿令吉)来应对市场的需求。

根据财长东姑扎夫鲁宣布,截至今年9月,联邦政府总债务和担保债务预计达到12569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7.3%,比2019年增加7.5%

另外,财长也透露明年要偿还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到期债务,共17亿500万令吉。目前的债务高达408亿7千万令吉。

由此来看,马来西亚只能顾及政权安稳,而顾不了经济的好转。但对政府而言,是疫情恶化带来的“新常态”。

 刊登于2020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26.11.20

新冠病毒成政治武器

从亚太会议(APEC)(1121日)到G20会议(1123日)的召开,我们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成员国十分关注新冠肺炎(Covid-19)造成的危机与人命的损失。直到今天,已将近一年,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无法控制疫情的恶化,只能眼巴巴看着数目字每天在增加,不断地在跳动。

截至1123日,已有超过58百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130万人死亡。其中中招和死亡人数最高的是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2百万人,而超过26万人死亡)和印度(确诊超过9百万例,也有超过13万人死亡)。恰恰这两个国家都视中国为“头号敌人”。也就在疫情肆虐的当儿,将焦点转移,吹起反华歪风。其一是指责中国是病毒的始作俑者,除了美国官方,如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到处责备中国隐瞒疫情外,也责怪中国未及早通报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以致病毒扩散后来不及防范。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已被通报,也有人被确诊,就是不以为意。难道这算是迟通报疫情吗?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控制疫情,而美国则任由其泛滥?匪夷所思。

其二是不反对官方单位或非政府组织起诉中国索赔,企图让历史重演。

众所周知,外来的国家向中国政府索偿已非第一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拉开侵略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序幕。继之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又是八国联军杀入中国,瓜分领土和利益。幸好在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颟顸无能的清廷,才逐步地扭转劣势。

其三是通过所谓“民调”,公开宣布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应负责疫情的损失。最新的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导”(Rasmussen Reports)发表的民调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地赔偿新冠病毒给世界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这家公司也曾在今年3月及7月时做过两次民调,显示要求中国赔偿者越来越多,从42%57%,再到今天的60%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称,武汉首发现疫情不等于是病毒源头,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隐瞒疫情,而是按时提供情报。还有吊诡的是,调查机构为何不找医学专家询问,而是向公众询问。这让外行人说内行话,已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尼克逊(1972年破冰访华修补关系)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与中国的关系虽有高低潮,但从未发生严重的冲撞,也从未因被挑衅而动武。韬光养晦成了邓小平复出(1978年)后的低调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及东欧国家却在90年代丢掉马克思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柱子在顷刻间分崩离析。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下不能去掉社会主义,也就在后期抵挡住从阿拉伯吹来的“颜色革命”(2011年)。在这之后的美国右翼分子,或更明确地说有极端倾向的政客开始借民主选举抢占政治地盘,一个从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竟然在2017年当选总统而号令天下。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因疫情死人之多并非世界末日,反而是中共的存在是世界的公敌,欲除之而后快。除了在疫情“嫁祸”中国外,也在2018年掀起贸易战,用重税“压死”中国的经济。

可是两年以来,特朗普发现并未逼使中国屈服,也就进一步用前所未有的战略在意识形态上指责中共是非法政府,而中共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这种怪论和歪理在一定的程度上让特朗普纠集了不少西方政府投到其门下;更是借助新冠病毒的“横冲直撞”,把帐算到中国身上。宁可背负美国死人无数的骂名,也不集中心思采取防范措施。为什么中国可以在8个月内控制疫情?为什么韩国和日本乃至港澳台可以将病毒挡在门外?而美国却无能为力?为什么为了面子而不仿效亚洲国家的措施,防范于未然,反而成天骂中国的一大堆“废话”,但也救不了美国人的生命。

当病毒被全面政治化的时候,已判定特朗普的“灭共”思维已是越俎代庖。谁人授权特朗普来铲除共产主义的?

政治制度只是一种学说和理论,正如阿当斯密和凯恩斯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适合人民的制度,而不用其他主义来治国。特朗普没有从希特勒的失败中接受教训。因此在选举中被撵下台。所谓的民调支持特朗普也不过是虚晃一阵罢了。

一份报告近期公布,中国前流行病症防治中心主任曾广从资料中发现意大利比中国武汉更早出现这类病毒,它可能是通过冷冻海鲜或肉类进口中国。

中国是在萨斯肺炎(非典型肺炎)于2003年在广州和香港扩散后,便建立了最先进的研究病毒的高端设备。也因为有此先进仪器,在去年年底先发现新冠病毒来势汹汹。而常驻米兰的全国癌症学院终生科学家苏兹(Dr. Gabriella Sozzi)在上周出版的科学杂志《Tumori Journal》内这样说:这种意外的发现可能改写流行病毒的历史。也许有助于在将来进行防治。在这方面,世卫组织也介入其中。

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报导(1120日),在大标题之下《郭文贵和班农如何推动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指在今年4月到美国的港大医学院研究员闫丽梦被教唆这样说:病毒并非大自然产物,而是根据中国军方从蝙蝠身上发现的两种病毒改造而成。《纽约时报》又说,闫丽梦演变过程是郭文贵和班农“精心设计”的。

若此事属实,那就太不可思议的栽赃陷害了。

早前,意大利也曾测出病号出现类似病毒象征,但被列为感冒处理。

总之,病毒事件已被政治化和复杂化了,把矛头对向中国是“先判后审”。毕竟要真正确定此病毒源自何处,还有待查。

此外特朗普也明白,消灭病毒的疫苗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不断测试和进行临床才能够取得批文投放市场。

从现在开始,世界人民已等不及的,也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才能把大局控制下来。

除了美国辉瑞(Pfizer)药厂和德国医药公司BioNTech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BNT162)有望在不久可上市外,另一美国疫苗是莫德纳公司研发的mRNA,中国的疫苗也在浙江地区进行局部投产和测试,就不知何时才能面世?不幸的是,疫苗也成了政治武器了。

 刊登于2020年11月26日《东方日报》

23.11.20

中国走进“亚洲共同市场”

经过8年及31轮谈判后,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盟国家主导下,终于在1115日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了由15个亚洲国家组成的“新经贸合作体”。除了东盟10个国家外,还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及纽西兰。但没有印度在内,它在2018年退出RCEP的谈判,主要理由是印度加入了这个自贸市场后,它将面对澳洲及纽西兰的农产品低关税甚至无关税下冲击本地(印度)的农产品市场。而在工业方面,也免不了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尤其是印度需要入口大量的中国原料制成产品。若是顾此失彼,印度国内的企业家利益会受损,失业浪潮也会进一步增加(2018年的统计,印度的失业率达到23%,这样的企高不下的数字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巧合的是,东盟15的自贸协定是在很敏感的政局下完成的。一方面是中印边界起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暴露了印度不忘视中国为其“天敌”的怨恨。另一方面,刚好美国总统选举初现端倪,民主党的拜登似乎击败了特朗普而当选美国新总统。在可预见拜登不会那么好勇斗狠的战略下,莫迪也需要静观其变,不能成为反华的急先锋。

其实,东盟发起RCEP的目的是要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5国的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认为,在协定完成后,可以再与美国和俄罗斯商谈加入的条件。不过在印度的缺席下,也就暂时不能考虑RCEP未来的事。

单只针对RCEP而言,整个领导地位已走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是十分乐见其成的大事。在这之前,中国尚未加入或成为由其主导的集体经济体。它只是与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有自贸协定,但不够全面化。如今通过RCEP,间接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得对澳洲开放市场。既然是“一家人”,也就好说话。但在世局转变的当儿,也不好说哪方会作出让步。

根据统计,这个RCEP涵盖了全球29.7%的人口(超过22亿人口),GDP也占全球的28.9%。最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更加牢固和更有保障。

在另一方面,由美国策动,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原意是防止RCEP在将来坐大。而在这个组织中,共有11个成员,其中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宣布退出。因此由日本和加拿大在2018年牵头组成,包括东盟国家中的汶莱、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其他成员由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澳洲和纽西兰,中国被排在门外。同时也易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

这个组织,被当选新总统拜登看来是重要的,因此在选前已表达美国会重返CPTPP。夹着这个组织,再加上欧盟经济体希望与美国合作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在各有领域展现魅力之下,中美关系“一触即发”的危机将会大大降低。

由于RCEP,美国和印度不在组织内,中国的角色更加吃重 。中国方面有消息指出,中国过去与印度联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及“五国金砖”也因印度的加入而节外生枝,难以操作。

与此同时,正要举行的APEC会议(21个成员,但美国未将印度纳入,耐人寻味)是以政府政治为考量,特朗普的强硬与好战路线肯定走不下去。但拜登也肯定要领导所有的西方世界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会结束,但它不再是头等大事。

由于中国已被视为RCEP未来的领导者,美国企图通过贸易战孤立中国,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来阻止中国上诉的手段也将失去效用。

这个世界不再是由特朗普决定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种霸道与“目中无人”的思想是对奉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是一大讽刺,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除此之外,RCEP也将逐年调整关税,以照顾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因此给东盟国家享受外来的产品优惠价和在10年至20年之内达成零关税的措施和工艺技术转移也是在议程内。毕竟如寮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家都是相对落后与贫穷的。

只要这个世界不打仗,则任何贫穷的国家的人民都有机会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改善生活。

在签署协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一句话是发人深思的:这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同东盟国家加强发展战略衔接,推进兴建“一带一路”合作。

无疑的,李克强点出了RCEP的重中之重,就是也带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这也许是中国重视“亚洲共市”的最大理由之一。

 刊登于2020年11月23日《南洋商报》

19.11.20

马哈迪和安华的故事

我开始关注安华是在1974年。那一年,他以学运领袖的身份领导华玲万人反饥饿运动,结果在内安令扣捕,两年后(1976年)才获释放。

在这之前的1971年,安华申请注册回教青年运动(Abim),但延至1973年才获批准。

安华动用Abim组织,南下北上的介入示威运动,他成为新崛起的回教青年领袖,许多年轻人尾随他的运动。当他被释放后,又重新领导Abim组织,一时之间有5万名会员,简直把伊斯兰党挤在后头。

这儿有一段故事是牵扯安华和马哈迪的。事缘马哈迪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后,他在1970年又出版其成名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与东姑对着干。安华则顺应时机为马哈迪摇旗呐喊,甚至将马哈迪的著作公开招展(已被列为禁书),向人群表达对马哈迪的支持。

1972年,马哈迪重回到巫统,安华这个名字也被他记下来了,但他们之间还没有来往。

1977年,伊斯兰党被国阵开除,也就迫于无奈请安华“指点迷津”,并要求安华参加领导伊斯兰党。安华没有接受,他依然在政治门外徘徊。但在80年代初期,他积极地介入民间活动,这是因为政府提出修改社团法令,将社团分成两种:一是可以批评时政的社团,视为政治社团;另一种是俱乐部性质的,但不可批评政府和时政。在那时候,社团注册局竟然错误地将“盲人协会”列为政治团体,一时群情哗然。

就在1981年时,反对社团修正法令的人群和团体越来越多,有各民族的代表在其中,他们推举安华出任反社团修正法令委员会主席,这是安华除了在学运外,第二次在民间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

经过安华的争取,政府最后同意放弃修改社团法令,恢复到原来的法令。在这方面,安华又加分了。

这个时候,安华看准时机,直叩马哈迪大门(1981年)。于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对谈,安华表明要参加巫统,马哈迪也乐见其成,因为他需要一位杰出且有知名度的回教领袖。安华的演讲魅力及他阅览群书的优势,很快得到马哈迪的赏识。

1982年,安华被马哈迪派上伊斯兰党的选区(峇东埔),以考验他的实力。

果然不负众望,安华漂亮胜出,即刻被马哈迪委为首相署副部长。安华对这个职位不表满意,他向马哈迪要求一有机会让他担纲正部长。

于是在1983年,安华如愿以偿出任文青体育部长,那是因为在这一年,安华角逐巫青团长,把苏哈米杀下。苏海米是哈仑(雪大臣)的亲戚,对安华的到来提高警惕。

安华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睿智;尤其是对回教知识的渊博,而成为马哈迪喜欢接近的其中一人。在初期,马哈迪但凡出国访问总会带上安华(见马哈迪回忆录)。就这样,人们也就“错误地”把他们形容为政治父子。

1974年,慕沙被疏远后,马哈迪组成了“内阁中的内阁”(慕沙在自传中透露的),成员有达因(财长)、沙努西(吉大臣)及安华(农长)。这就是说,安华开始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但安华似乎忽视达因的重要性,也就在党内另形成一股力量时没有想到达因竟是马哈迪手中的重炮手。

自觉有了老大的支撑,安华在1993年党选时,被提名角逐署理主席,准备把嘉化峇峇拉下马。马哈迪知悉后感到不悦和不安,乃劝安华不要过快越级而上。但安华说,其手下的人已等不及,要排队上位,似乎已是骑虎难下。

这一年后,马哈迪对安华开始步步为营,因为安华崛起太快了,才入党12年(1981-1993)就成为第二号人物,如果再上一级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

1997年,马哈迪告假两个月,委安华为代首相。刚巧在那时吹起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再到韩国和香港,其中受到重创的是马来西亚,货币的贬值几乎令人窒息。原本是1美元兑2.50令吉,不料一跌再跌,跌剩1美元兑4.50令吉,甚至逼近5令吉。

根据马哈迪近日向《大马透视》披露,当年安华准备接受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不锁定外汇定价,保留国际地位,但马哈迪反对,他提出暂与世界货币脱钩,只以3.80令吉兑1美元来稳住市场。

为了否决安华的建议,马哈迪在1998年解除安华党官职。当时的“罪名”是安华涉及不道德行为(鸡奸)。安华也为此付出坐牢的代价。

讵料在2016年竟发生马哈迪与安华一笑泯恩怨的戏剧化逆转。

在协调下,马哈迪成了希盟(反对党)的头头,安华暂退一旁(因尚未获释)。

2018年,任谁都想不到,希盟居然成为执政党,马哈迪以92岁高龄重任首相,但他与安华的心病一直未能消除。表面上看安华在两年后(即2020年)接任首相,但实际上,今年2月“政变”把一切都变了。

因为马哈迪不愿交棒给安华,未想在今年9月,安华又宣布已获得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要求变天。到头来又好像是一场空。

在此时此刻,马哈迪又补上一刀说安华无能力解除金融危机,不会是好首相。

不知这已经是第几次了,马哈迪还是否定安华的“资格”。

看来,这两人的斗争是无止境的,好像他们的前世已是“宿敌”了。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刊登于2020年11月19日《东方日报》

18.11.20

难以乐观的预算案

2020年对马来西亚是个极不寻常的一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新冠肺炎(Covid-19)开始袭击马来西亚,后来日渐严重。截至1113日为止,马来西亚已有逾4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3百人死亡。

在这之前,我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刚执政不到两年的马哈迪政府竟然在一夜之间垮台,改由其副手慕尤丁越级而上,成为国家新的领导人。原本是“马慕一家”的执政集团在防不胜防下“变天”,成了被形容为“走后门的政府”,变成朝野大混合。

在局势不安下,慕尤丁政府在116日在国会上提呈了明年度(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这份扩张性的预算案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被隐藏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国家经济会衰败。恰恰相反,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给人民提供大马史上最庞大的预算案,总共高达3225亿4千令吉,比起2020年的最初预算案2970亿令吉增加了8.6%,语气充满乐观。

3225亿令吉的预算案中,有2365亿令吉是为行政营运开销,其中26.2%是用来支付公务员及高官的薪酬;另12.1%的开销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对此,总稽查司聂阿兹曼提醒联邦政府注意当下政府的财政已出现不良的“债滚债”倾向,情况令人担忧。

2019年,政府动用827亿2300万令吉的新贷款(或59.9%)偿还到期债务,只有29.7%用来发展。

聂阿兹曼也发现联邦政府代11家政府公司还债时,也将“还债”当成“发展开销拨款”(总共39亿令吉)(容易产生混淆)。在11家公司中,有两家公司拿了发展拨款却没有任何发展项目。因此稽查司认为应注明“还债”或预付款,而不是把还债当成拨给发展项目。

有关报告也显示,在2019年,政府的国债总额为7929亿9800万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5%,较2018年的7410亿令吉增加了7%510亿令吉)。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到了2034年,马来西亚政府预料将要偿还高达100亿令吉的债务。即使这之间还有14年才到期。但我们必须创造巨额的收入,才能够有钱偿还债务。

由于明年的开销有相当大的增加是用来应付因疫情恶化造成商业静止及工人失业所做出的弥补,因此明年的发展开支有690亿令吉,其中170亿用于新冠肺炎的基金。

职是之故,即使明年政府收入会比今年为多(因在7月份过后,国家经济成长已由负转正),因此预计会取得6.5%7.5%的增长率,收入达2369亿令吉,赤字856亿令吉,占GDP5.4%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保持谨慎态度,因为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否在近期受到控制,而不会爆发第三波的病毒冲击?

根据反对党领袖安华指出,已有超过1万名食堂业者因学校停课而不能开业,政府应给于关注和援助。

另一方面,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旺朱乃迪在国会指出,根据大马公司委员会的资料,今年8月是最多公司宣布歇业的月份,高达17800家公司关闭。

前首相纳吉则建议让公积金会员可一次过提出万元应急之用,同时银行也要延缓贷款的时限。

未料近日我们迎来的是政府再实施有条件的行管令,且延至126日后,许多业者莫不叫苦连天。他们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收入或收入大减;如今再多一个月,也不知道何疫情会好转?难怪前卫生部副总监洛曼哈金医生在脸书上说,如果落实有条件行动限制令再长达半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将会瘫痪。

当民间不满情绪仍在发酵时,又闻知政府对多媒体通讯部属下的“特别事务局”(JASA)拨款8550万令吉感到惊讶与愕然。这个在过去被指责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且在希盟2018年上台后即停止操作,怎么又在慕尤丁时代死灰复燃?

在过去的拨款不过是2千万令吉,如今增加4倍,慕尤丁首相有必要做出解释,否则民怨难消。

虽然政府有吁请朝野共同合作通过预算案,以利国人,也有发放援助金及允许提出公积金和减少个人所得税1%。但若在疫情居高不下时,再加上政客在煽风点火,为此我们对预算案的规划和推论并不那么乐观。

 刊登于2020年11月18日《南洋商报》

12.11.20

拜登上台看中美关系

美国大选虽仍有争议,但大局已定,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以279张票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后者只拿下214张票。

这是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每个州按其人口比率定出选举人数字,全国一共有538位选举人(也就是538票),只要其中一位候选人拿走270张选举人票,他就是胜利者,也就是新任总统。

这之中也有规定,那位候选人在某个州获多数票,选举人票全归他,相等于间接投票。

本来舆论是看好特朗普会蝉联的,也认为拜登形象过于温驯,不易制服对方。于是在选举前,特朗普不仅风头最健,而且把目标锁定中国。反中反华成为他的选举主轴;更把中国描绘成“最危险的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更甚者,特朗普指责对手拜登是与中国同伙的,选拜登等于把美国押给了中国。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不是来自政治世家,对政治的复杂性也知之不多,只是凭其家缠万贯而成了选民的“偶像”,他把偏激的民粹主义高喊美国人优先的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连政治女强人希拉里都拿不下他(2017年总统选举中败下阵来),足见特朗普在其竞选战略中有其与众不同的计谋,集中针对美国的对手左右开弓。例如警惕美国人民要提防正在崛起的中国,它已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比俄罗斯更加危险。下来对伊朗采取对抗性的制裁行动;甚至丑化伊朗与恐怖主义有所挂钩。继之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被形容使到这个国家的经济破产。至于朝鲜一向以来是与美国格格不入,也没有交往可言。但因为朝鲜也生产核武器,不得不让美国特别重视。在这方面,对付朝鲜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而是要在朝鲜半岛上制造紧张气氛,以牵制中国。

自从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以后,他的战略是先访中国,以探知中国的现代化实力。接着下来,就由其所谓学者专家组成的核心团制定一套用以打击乃至消灭敌手的手段,企图一统天下,只剩下一个超级强国的美国。

既然特朗普也不是政治家,他却梦想能成为21世纪消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能做到吗?他又凭什么打倒马克思主义?

因此,他的第一个步骤是与中国打贸易战,表面理由是中国与美国的交易占尽优势,几乎年年都是美国处于逆差地位。因此必须用重税来减少中国货入口美国。原以为这场战只打1年,见好就收,讵料特朗普变本加厉,不但扩大征税项目和课以重税。还敦促美资从华撤退。2018年双方的贸易赤字竟从37百万亿美元增加到4千亿美元,大大出乎特朗普的意料之外。

此外,在2019年后,中美关系恶化也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对中国军力的崛起令美国政府感到忧心。前美国海军退役上将詹姆斯·埃利斯(James Ellis)最近在一场关于中国崛起与印太安全前景的讨论会中这样说:在1996年解放军在许多领域都大幅度落后美国,但是到了2000年中期开始,它已经能够对美国地区的主导地位造成挑战。

当下,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及中印边境的活动都已告频密;尤其是南中国海,美方已不同意中国划定的九条线为中国的岛礁范围;也鼓励东盟一些国家加入反对九条线的运动。

进入2020年,特朗普又借题新冠肺炎(Covid-19)是中国引发的。因此他不断地称为中国病毒,且要中国负起责任和赔偿。特朗普认为今天的疫情造成54百万人被确诊,及125万人死亡,是中国引发的,不能让中国逍遥法外,但问题的真相和证据在哪里呢?

如今美国已有近千万人被确诊,而有23万人死亡,但特朗普似乎对疫情的恶化束手无策,成天只会骂中国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病例和死亡人数,难怪在大选中的民调,特朗普落后于拜登。结果也应验了人民厌倦特朗普的口水多过茶的消极态度,却对疫情不理不睬。

也许这是迟来的好消息(119日发表),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宣布其公司与德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下,已成功研发出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达到90%

这种新药将申请政府审批,以便在年底前可投放给1500万至2000万人使用。

当这消息传到特朗普及拜登耳里,他们都兴高采烈。可惜对特朗普来说,这是迟来的讯息,他要翻盘的希望看来已无望。

正因为特朗普在过去4年的执政已把美国搞得乌烟瘴气,每天被确诊的病例及死亡人数仍高居世界第一,也难怪被低调的拜登借势探出头来。

拜登(1942— )今年77岁,比特朗普大3岁。这两位老人在讲话时仍中气十足,只是特朗普爱讲大话、乱夸海口,也让美国人民感到爱恨交集。

特朗普除开不断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炮(主要是针对中国)外,也开始组成一个包括通晓华语华文的专家及来自中国的华人成为所谓顾问团,通过高调把中国抨得一无是处。

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老大美国已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不易消除的。因此美国已故总统尼克逊才在1972年访问北京。抱着既然打不死敌人,不妨与敌人共舞而和平共存。

如今特朗普走了,拜登来了,后者曾在2009年总统竞选中成功中选副总统,成为奥巴马的副手。有了一定的治国经验,所以拜登首先要组专家团来应付新冠病毒是完全值得叫好的。不要像特朗普的好大喜功,成天夸自己的成就,却对人命不屑一顾。这样的总统早就应该被拉下台。

即便美国内有人认为,特朗普主义会继续生存,但这种主义与霸权和霸道的政治毫无两样,让它存在的话,世界会更加不安全及不安宁。

因此,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再恶化,与中国恢复对话,缓解世界紧张局面。对拜登来说,他是任重道远的。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也曾口误把在美留学的36万中国学生称为“间谍”,真是匪夷所思。为了这个缘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借此理由喻令所有在美大学内的孔子学院一律在年底前关闭。

中美之间关系如何改善,也只能看拜登了!

 刊登于2020年11月12日《东方日报》

9.11.20

埋葬特朗普主义

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已完毕,但仍是尘埃未定,到底是拜登当选总统还是特朗普连任?这已不是头等大事,大事是不论谁当选,特朗普主义必须消失。目前这五个摇摆州的计票结果还未宣布,它们是: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北卡罗莱纳、亚利桑那及内华达。

有信息显示,拜登在两个州的得票领先(即内华达和亚利桑那),而特朗普则在另三个州(即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北卡罗莱纳)挣扎出线。

截至115日,拜登已取得选举人的264张票;而特朗普则拿到214张票。换句话说,在总数538个选举人中,只要夺下270张票,即是胜利者。对拜登来说,他只要再拿下6票,就是新总统。

在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中,不是选民直接投票选总统,而是根据每个州的不同人口数字推算出选举人的数目,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55名选举人;而怀俄明州只有3名选举人(每个州的最少选举人是3位)。在宪法下,凡是总统候选人在某一个州的得票率压倒对手,则这个州的选举人全归胜利者所得。

讵料,在选举后的翌日,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他已赢得大选,并促请尚未公布战果的州停止算票,因投票已结束。这一要求当然未被受理。因此特朗普又在四个摇摆州提出诉讼,即威斯康辛、乔治亚、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而对威斯康辛州则要求重算。结果法官驳回对乔治亚州争议票的否定。在宾夕法尼亚的判决是决定让算票工作继续进行。

从各方报导分析,如果没有意外,拜登将是美国的新总统。但在此时,《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iedman)于114日(他在1981年已加入《纽约时报》服务,三度赢得普利策奖,先后出版七本书,其中《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荣夺国家图书奖)率先发表一篇文章:“这场大选最大的输家是美国”,作者是。他认为最大的输家是美国,肇因于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在过去4年是历史上最分裂的国家,也是不诚实执政的总统,对民主制下的两大支柱—事实与信任进行攻击。特朗普甚至比前任者更肆意的打破了规则和破坏了典范,他竟可以谎称选举存在舞弊(美国人相信选举是公正的)。

作者对特朗普说:“你们走吧,永远不要再把这种分裂政治带回这个国家!”

因为在疫情之下,我们根本不能做任何雄心勃勃的事情,比如把人送上月球;或即使是那么一丁点小事,也不能达成一致人人戴口罩防流感。

如今在特朗普对疫情的消极政策下,美国已有950万人被确诊,而有23万人死亡。可以说是全世界感染最多,死亡最多人的国家。当下全球已有45百万人被确诊,而有120万人死亡,美国竟然占了20%有余。

另一方面,因人口结构的改变,在20年后,美国的非白人儿童将成为大多数群;也同样到了那个时候,白人将在美国占49%,而非白人将占人口的51%。许多白人;尤其是受教育不高的蓝领阶级对这种“白人变少数”的恐惧感到不安。因而他们把特朗普当成是对抗这种变化的堡垒。

不幸的,这次的大选竟强化了这种思想。更令人忧心的是,他们把这股力量视为特朗普主义,也是共和党的未来。

这位作者也希望拜登能改变这一逆流,民主党不要再沉迷于精英主义,而让工薪阶级靠向特朗普主义。

此外,特朗普还在国内散布美国遭遇的一切盖因中国引发,例如新冠病毒(Covid-19)在美国的肆虐说是中国传来的,要中国负全责,进而影响一些国家的认同而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不仅于此,特朗普在投票日前夕还出版了《特朗普论中国:把美国置于首位》(Trump on China: Putting America First)是第一次公然把美国的疫情恶化、工人失业归咎于中国所造成的,进而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狠批,以挫败这一惠及周边国家的基建发展,更形容“一带一路”为殖民化有关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未控下,甚至有些计划也喊停了。

这种通过美国带动的反华逆流在进入2020年时已走向高潮。如果美国不尽快煞车,恐怕在伤及中国的同时也伤及美国。

一个极端与狂热的思潮正在美国被燃烧起来。在反中反华的口号下,其他国家得选边站,没有中立的。

是时候更换总统,也是时候放弃一个没有希特勒,但有希特勒狂暴的纳粹。因此埋葬特朗普主义正是符合世界和平的大潮流;也是回过头来动员全世界向Covid-19争战的年代,不然世界将永无宁日,经济也将分崩离析,焉能不引以为戒!

 刊登于2020年11月9日《南洋商报》

5.11.20

马智礼告别马哈迪

这一回是马智礼宣布退出斗士党,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他已经不是昔日的教育部长,退不退党与大局无关。但是如果我们往深一层思考,就不难发现事出有因,而且是对敦马权威的挑战。

到底马智礼会加入哪个阵营?目前还不明朗。有人猜测他会倒向支持安华,但这不是他的第一选择,而是次要的选择。除非安华拿足筹码成功变天,不然倾向他的人还有些犹豫不决的。

因此他最大的可能性是倾向慕尤丁,以增加这个摇摆不定的政府的稳定性。

不要小看这一票,如果能再加上赛沙迪(青年党)的支持,原有114票支持的慕尤丁,就即会增加多两席到116席。比起希盟未达半数(总数是222)的议席是难有作为的。如果马智礼在此紧要关头走第一步,就意味着政府有信心可以通过财政预算案。

即使马智礼一时之间表态无党无派,但他支持通过预算案(不论直接或间接的)是有其重要的意义。

反之,马哈迪却在失去政权短短八个月后,离他而去转投慕尤丁的大有人在,包括过档土团党的原巫统议员也是间接“回家”了。

原本马哈迪在大选过后就不断地拉拢巫统国州议员跳槽,结果也真的拉到13名议员而凑成26名议员。其后,马哈迪又飞象过河,到沙巴招兵买马。其中一名现已归为沙巴首席部长的哈芝芝诺是在509大选后从巫统跳进土团党的。

如果马哈迪未失政权,他还是会招到更多的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他的目的一清二楚,就是用土团党取代巫统。

但马哈迪有数名巫统领袖是他不收的,比如前首相纳吉、前副首相阿末查希及总秘书东姑安南等。

马哈迪的雄心或说野心,就是要一手“埋葬”巫统,以警示马来人或后来的支持者不得脱轨和出轨,否则后果自负。

但更令马哈迪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失误是先辞土团党总裁,而后给慕尤丁一个取而代之的机会。这一下子,土团党可以说是马哈迪所创,却变成慕尤丁和阿兹敏的“新天地”(阿兹敏脱离公正党时,顺便带走10名议员)。这样一来,土团党从26名议员增加到36名,与巫统所剩下的39名国会议员不相上下(巫统在大选后胜存54席,未想不少人成政治青蛙,议席也相对减少了)。

因此慕尤丁抓住巫统、伊斯兰党与砂拉越政党联盟,基本上勉强稳住阵脚。

但在这个时候,慕尤丁最重要的还是多挖几名议员支持就可较安心过关。这就是为什么马智礼及赛沙迪成为慕尤丁必须争取的对象。

可怜的是,原本有6名国会议员而由马哈迪领导的斗士党,不但注册证尚未到手,而且连折两员大将,这对要卷土重来当第三次首相的马哈迪是极其挫折的;甚至可以说是“回头无岸”。

马哈迪在今年2月失去相位后,他已经让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本来是改朝换代的,结果变成“换人不换代”,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在失落之后,马哈迪想再寻求第三春,那是过于一厢情愿的。如果他的斗士党再有人退出的话,很可能就变成“父子党”,成不了大气候。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马哈迪不论怎样变和怎样顺应希盟的需求,他始终不想把相位让给安华。这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当我们看到马哈迪宁可失去政权(今年二月的喜来登政变),也不要让位给安华,让人不明究里。为何他对于原是他的接班人的安华有这么大的仇恨?

不过安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今年7月通过沙巴州选卡住沙菲宜蝉联首席部长后(马哈迪有建议由沙菲宜任相),又于今年9月公开宣布已获得122人支持他取代慕尤丁出任首相。

也真是没有想到,元首召见安华后一切都没变,但有要求出示名单,以证明这些人是支持他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慕尤丁又被召见。元首则希望“家和万事兴”;尤其是疫情严重的当儿,大家要以和为贵。

对此,慕尤丁在不久前又再提出紧急法令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没有大权在握,他也难有大作为。例如,他的财长有接见希盟代表,但却谈不出一个结果,彼此仍在争议对选区和议员的公平拨款。

马哈迪说得更绝,要先看过预算案,才来决定要不要支持。

其实今天的局面不是希盟内讧,而是国盟中的权力分配不均。本来没有巫统参与的份,这一回却让它起死回生,成为国盟政府中最强有力的支柱。

从希盟演变到国盟已经是很怪的政治乱象,现在又变成被打败的巫统比任何时候说话更大声。也因为在朝的政党各执一词;在野的政党各有议程,期望朝野政党团结合作,也是个梦想。反正斗来斗去都是巫统在斗,让他们斗到筋疲力尽时,局面也许就会明朗而出现新趋势。

至此,又突然间想起马哈迪在下台前所说的话,他要组成没有党派,只看人才的大联合政府。一旦没有政党竞争,而是任由首相说了算,那么组织政党推行民主选举是为了啥?简直是匪夷所思!

 刊登于2020年11月5日《东方日报》

2.11.20

中美大战会爆发吗?

美国特朗普在2017年胜选后,先是对中国表达友好的关怀,当在2017年访问中国时,被习近平主席在北京故宫破格接待。但转入2018年,特朗普掀开了贸易战,所持的理由是自1985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例如在特朗普上台后的2017年,双方贸易赤字(美国居逆差地位)高达3752亿美元。但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不可能达到3752亿美元的逆差,因为美方没有把服务企业的入口中国计算在内。单在2017年,美国的服务业对华出口达到541亿美元的顺差,还有从香港及其他地方进入中国加工成产品的输出也被美国算是中国的货物。

在不理会各有不同的算法下,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货的进口美国课以重税,企图钳制中国外贸的发展,却未收立竿见影之效。因此有了刘鹤副总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今年初达成的初步协议。在这方面,中国也答应可逐年减少逆差数字。

特朗普原本以为会逼使中国减少出口,也会降低逆差数字。讵料在2018年时,中美之间的逆差竟高达4千亿美元(数目字的争议暂摆一边),致使特朗普得从其他方面向中国开刀。例如支持港人的反引渡条例的修正,和反对中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取代港立法会议的权力。另外,又通过香港人权法案等。

也在这个时期,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蝉联总统后,更加公开地宣示台湾的主权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支持下,派阁员访问台湾的同时,又增加对武器的售卖,摆明是希望台湾与中国擦枪走火后,再来收拾残局。

另一方面,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加速了。这一回是通过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顾问直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炮,对象是中国。

这种蓄意将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的战略是特朗普团队拾人牙慧的陈腔滥调,除了否定马克思学说的实用性外,也指责共产国家推行的是不民主而是独裁的统治,必须加以铲除。

接着,国务卿也莫名其妙将反共思想识作出新解。他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是两码事,必须把两者区分开来。其实在共产体系内,党和政府及人民是三位一体的,不能被切开。但特朗普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进而粗暴地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如果说,当毛泽东在1949年解放全中国后,美国采取的是封锁政策,直到1972年才由尼克逊总统完成中美和解的大局。正是他看到“和平演变”无效后,才改弦易辙与“敌人”共存共荣。

但意想不到的是,自从中国在2003年由胡锦涛主席宣称“和平崛起”后,再过10年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又再提出“一带一路”,承载和平崛起下所应发展的军事与科技航天工业等。

当李克强总理在去年重申“2025年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时,美国领导人才发现中国的崛起是在各方面迎头赶上了美国,而且这回是来真的,也就触动特朗普的极右派用尽其他手段阻止中国向前发展。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崛起的美国而言,是“天子卧榻之处,岂容他人打鼾”的共枕共眠?

由于美国立场的反复无常,中国近期也高调纪念和庆祝韩战70年,以应对特朗普的非常手段(包括军事冲突和有限度的战争),企图要置中国于死地。

但当下人们也会提出以下问题:

1)中美会开战吗?

2)开战之后,世界变成怎样?

3)人类(70余亿人口)还剩下多少人生存?或荡然无存?

4)双方会动用核武吗?若不动用核武器,美国的优势在哪里?中国可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

依我们考察,特朗普或拜登胜选,都不会挑起大战,这不利于美国,也完全不是美国人想要的(70年代,美国才死了5万余名军事,国人已强烈反越战,最终促成美军退出越南是为一例)。因此很多人只是想美国会通过虚张声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以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若动用核武器即使美国胜了也变成惨不忍睹的劫后余生。考虑到这样的后果,美国会疯狂地生灵涂炭吗?

无可否认的,韩战对中美双方都是沉痛的教训,焉能不引以为戒!

 刊登于2020年11月2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