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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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0.1.17

华裔副首相之争议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是不是应该有一位华裔出任副首相?这个问题打从独立之后在华社就存在这样的问号,但碍于政治敏感,都没有提上政治议程。其中一个理由是马来亚的华人在独立时虽然有37.2%(超过2百万名),而马来人有49.5%(超过3百万名),但因在1955年时马来亚的登记选民只有128万名(占人口的20%),其中马来选民有107万名(占选民的84%),华人选民只有14万名(占选民的11%),也就使到华人要争取较多议席的条件不足,只好由当时的巫统作出安排。由于只选52名立法议员,巫统分得35席、马华15席及国大党2席(这三个政党共组成“联盟”)。就选民数目比例来看,马华也不能有再多的索求。选举结果巫统胜了34席、马华胜15席及国大党2席;反对党(回教党)只1席,有望胜利的国家党(拿督翁领导)则全军覆没。
当时华裔选民少是因为华人并不热衷申请公民权,也就没有登记成为选民。但在普选(1955年)后,马华发现失衡情况严重,也就全面鼓励华人申请公民权和登记成为选民。截至1959年举行独立后第一次大选时,选民已增加至217万名,其中华人选民已达75万名(占34%)(较1955年的15万名增加了60万选民),但人数还是无法接近马来选民。因此在席位分配上终于爆发巫统与马华的斗争,最终以林苍祐派(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败下阵来,无法实现马华被分配至少1/3席位(约3540席),以便修宪时需要与马华协商。接着下来是由陈修信取代林苍祐的角色,同意议席做如下的安排:巫统69席、马华31席及国大党4息(总数是104席)。
换句话说,马华只被分配占29%的议席,不能达到至少1/3席位的安排。这也意味着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降到第二位,不再与巫统平起平坐。
1963年,马来亚演变成马来西亚联邦,加入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种族的比例也起了一定的变化;只是不论人口结构有何变化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英国把权力交给巫统,它相信巫统可以管好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有办法压制左翼势力的扩展。在这方面,尽管新加坡的李光耀发挥了其魅力与影响力,他还是无法震撼及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反而把自己搞出马来西亚(19658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亚成为独立国家)。
自此之后,特别是1969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因为华人的政治地位有所衰退,也就没有政党鼓吹重视华裔的政治代表权,更遑论有副首相之建议。
不过倒是有一件在华社引起震荡的是在513后的70年代,马华在锐意革新下,有人提出了给马华一个副首相职,以便能提升华人的政治地位。可是在敦拉萨当政的年代,此事也只是传言,没有人公开争议过。一个较为人熟知的故事是陈修信在搞完华人大团结后,又面对反对党挤入执政大家庭带来的威胁,也就建议首相多委一名华裔副首相,可惜得不到回应,结局是陈修信在1974年下台。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约在2009年时,身为民联实权领袖的安华曾公开表示如果民联在下届大选攻下布城,将会推荐林吉祥出任副首相。
对此林吉祥及行动党也没有作出回应,毕竟行动党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沉默则成了答案。
及至最近,又见前首相马哈迪提起行动党曾有要求副首相职,如果反对党执政的话。后来马哈迪又说弄错了,是马华不是行动党。他接着提起在2009年时,马华领袖之一的陆根佑(曾任副财长)有向政府提出委马华领袖出任副首相(可以是第二副首相)一职。
可是首相纳吉又说在他任期开始以来(20094月),马华不曾要求副首相之事。这句话倒是有些依据,因为陆根佑所建议的纯个人意见,不代表党。不算是马华提出的。
现在随着行动党否认有此要求及马华澄清未有此要求后,是不是意味着华裔不再奢望副首相职,更何况在华裔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断下滑之际(当下只有24%,与独立时的37%相比,可谓是越来越少),又如何争取华裔副首相呢?
其实这与人口结构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地球村的概念越行普及,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能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谁会想到美国也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因此对副揆一职的看法各族有各族的想法。如果华人希望和梦想有一位华人副首相,也不是罪过,更不是触犯法令,我国宪法没有限制非土著不能出任正副首相。
这就是说,政党间提出这样的课题不能被视为敏感的,而是有其值得探讨的价值。

刊登于2017年1月30日《南洋商报》

26.1.17

特朗普利己主义行得通吗?

2017120日,代表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正式掀开特朗普时代也结束了奥巴马时代。
虽然刚刚上任我们还不能评价特朗普的政绩,但从他竞选时的言论及就职礼上的致词来分析,特朗普基本上是一位颠覆潮流,但倾全力维护资本主义的总统。
首先他不断强调美国人优先(或第一)的思想,就是先要抓住美国人民的心而给予他更大的支持。
在这个思路下,他认为美国应该进行边界管制和巡逻,阻止非法移民(包括难民)以各种手段潜入美国。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特朗普在竞选时竟大言不惭地说要赶穆斯林出美国(公民与居民不在此限),也不要穆斯林进入美国。这种对不同宗教人士施予的限制不仅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侮辱,他们并没有犯法为何要特别歧视呢?
显然特朗普是基于近些年来欧洲一些国家接二连三面对所谓极端回教分子的恐袭而酿成血案累累才提出为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而出此下策。结果是言词过狂,未能实施。
此外特朗普也坚持要美国的大企业留下来,不要往外国移动,因为美国人的资金拿到外国设厂和发展,只可以制造他国的就业机会,无法直接惠及美国人民。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要外国的大企业家进入美国,并提供就业机会(阿里巴巴的马云会见特朗普时,承诺会为美国带来百万就业机会就是一个新趋势)。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美国本身所发出的债券和所花费的资金(不论是投资、援助或借贷)已使美国的经济捉襟见肘而陷入低潮。如果不在此时止血,恐怕美国会负债更大,例如奥巴马下台时(2017120日),美国的国债已高达20兆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7%。这个数目是奥巴马上台时(2009年)的翻倍(那一年的国债是10.63兆美元)。因此特朗普有必要将债务降低或加以控制,不然政府每年得支付近5000亿美元的利息(2.5%的年率)是够伤民的。
不过即使美国不断增加国债,有欠国人的,也有欠外国人或企业或机构或政府,但美元是不可能崩盘的。现在欧元已开始出现问题,美元显得更为珍贵,而成为世界所通用的国际货币。因此保护美元已成为世企的责任,但使用美元和多印钞票则是美国的权利,外界干预不了。换句话说,美元的贬值或升值都是全世界必须承担的后果和买单的。
为了达成立竿见影之效,特朗普提出了十大方案以节省某些方面的开销,但不包括军方及安全方面的开支。如果美国继续维持“世界宪兵”的角色,美国也只能增加国债不会有所降低的。
根据我们了解,美国除了在本土有数800多个基地外,也在海外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美国大学教授大卫·范恩(David Vine)在其著作《基地帝国》揭露,美国在海外的基地总共不下800个,不过五角大厦说它只有64个海外“现役重大设施”,大部分都是小型的。这两个悬殊的数字说明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所有的基地,而且在美国眼里所谓“小的设施和地点”的造价和军备开支近10亿美元费用是够惊人的,如果再加上50万美国军人在海外基地服务,其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据不完整的统计,过去每年的费用至少为718亿美元,现在已飙升至1千亿美元的开支(另外的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海外基地有374个,驻军30万人,分布在140个国家和地区)。
为此我们不知道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理念是否概括对海外的军事负担的减少,包括撤军及关闭军事基地,因为海外驻军与“美国优先”的理念背道而驰。
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思路,一切以“国家安全和人民就业为重”,也就不需要担当世界的老大,就连中国所坚持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属于中国的说法,美国也就不要操心了。
可是从现实的意义来看,美国决意要挑战中国的底线,那就会使南中国海变得更加不安靖,也危及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在针对中国的立场上,特朗普发出恫言也要改变一中政策,这就否定美国与中国和解及建交时言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共识了。
如果我们探讨特朗普的指导思想时,不难发现他对一位女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思想十分信服,不仅是他本身,就连他的重要内阁成员也把安兰德当成偶像。例如国务卿蒂勒嘉和中情局局长蓬皮奥即是。
1905年生于苏联圣彼得堡的安·兰德原名为艾丽斯·罗森艳姆,是属于犹太人。父亲是药剂师。
1917年列宁领导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就实施共产主义下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不适应这样的生活下,她在1926年(21岁)来到美国,决意发展自己的人生观。1943年,她出版小说《源泉》。到了1954年他又出版另一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竟然成为20世纪除了圣经之外的最畅销的书。
她在1941年也曾模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发表了长达33页的《个人主义宣言》,提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己主义,与马克思唱反调。她因此排斥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在反对一切宗教下,她“创立”了自己的“世俗宗教”,而被当成自由企业的圣女贞德。
她认为要为自己而存在,不为别人牺牲,只要追求个人幸福。不过她坚持在生产中追求私利,可为人类创造财富;反之在抢劫中追求私利将变成对财富的占有,不再是创造者了。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按安兰德思路推动,他就会强化美国所崇尚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强调个人主义而反对集体主义。中美关系的紧张和美俄关系的不可能融洽乃是预料中事。

刊登于2017年1月26 日《东方日报》

24.1.17

政治狂想曲 2017年世界大转机

2016年发生太多的意外事件,最令人耿耿于怀且无法理解的是:为何美国选民会义无反顾地反其道而行?选出一位没有从政经验而腰缠万贯的特朗普当总统?
如果他能在四年后连任,那这个世界有八年要忍受一位被形容为政治狂人的左右和操纵。他不但掌控美国的命运,也连带成为世界和平与否的关键人物,因为他担任的是美国总统;而美国则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当特朗普在2015年宣布要竞逐2016年度的美国总统时,许多人都不看好,包括共和党人,甚至有人嗤之以鼻。但意料之外的是他竟打败共和党内的另外12名候选人而成为共和党唯一的候选人。
另一方面,经验老到而且政治光环闪烁的希拉里却信心十足认定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她在党内面对一位强力的对手桑德斯(左翼倾向)的挑战,最后才拿下他而成为党的正式候选人。
8月之后,希拉里一直领先特朗普,甚至在投票前夕的冲刺,舆论和民调都认定希拉里必胜无疑。
讵料11月开票当晚,希拉里竟在阴沟里翻船。算票结果显示,虽然特朗普的得票62,979,879张(45.95%)比希拉里的65,844,954张(48.04%)少了近300万张,但美国的总统选举是以选举人作标准的。所谓的选举人是按各州的选民选出选举人的数目,只要某个候选人在这个州得票胜出,则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全归得票多者所有;而少票的候选人只能得零票(总共有540名选举人,只要其中一名候选人获得270名选举人就等于胜出)。
在最后的算票下,特朗普得304选举人票,希拉里得227选票人票。换句话说,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全世界为之哗然。
此时许多人开始对特朗普的胜利感到忐忑不安,
因为这位狂人在选举时大言不惭地要禁止非美国公民和居民的穆斯林入境美国;他也断言要废掉奥巴马总统完成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使到一些成员国坐立不安,比如日本及新加坡。
抑有进者,特朗普竟也不顾历史协定和历史文献,破例地接听台湾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有人批评特朗普我行我素忘了身份;更有人质疑特朗普在玩弄一中一台政策而打乱了世界的秩序。
虽然希拉里已承认败选,但其粉丝仍希望重选,因为他们认为有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过后已后悔。
就在这个时候(1215日),有三个州被认为属于摇摆州而有人要求重新算票(提告者是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他以黑客入侵系统为由要求用手算票),但因在宾夕法尼亚州没有筹到款项付给选举局而告吹;密欧根州的重选被法院驳回,只剩下威斯康州重选,但结果还是特朗普领先。
就在特朗普准备就任(120日)时,又出现美国中央情报局爆出俄罗斯通过骇客干预美国大选,且指名道姓是普京总统下令对希拉里“公报私仇”。因为在2011-2012年间,俄国运动员被查出服禁药及巴拿马文件被公开是当任国务卿希拉里所为,也就把气发泄在她身上,且动员电脑的神奇力量来打乱美国的总统选举。
现在尚不知道美国下一步会怎么做,或则举行听证或则通过参议院启动弹劾或则出示证据以说明选举“无效”?
当然还有一种结果是对调查不了了之。
若是一切按兵不动,则美国人民及世界人民要等待被特朗普虐待的痛苦。
因此如要一劳永逸地解除世人的提心吊胆,而继续享受和平生活,那么美国政府的大变革是非常需要的,以还一个明朗的世界给地球。
不论对希拉里有何评价,至少印证了在她翻滚政治的年代,没有多大的行差踏错,也算是稳住了世界的不和但不战的格局。

刊登于2017年1月23日《号外周报》“大转机”特辑

伊斯兰党两头不到岸?(跃马扬鞭)

一项由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所资助的Invoke组织在进行“民调”后,得出下列的推测性“结论”。
(一)希盟与团结党能赢得126个国会议席,国阵得96席,而伊斯兰党全军覆没。
这是设定第一次投票的选民投给希盟及团结党,而华裔的支持度维持在第13届大选的水平;同时伊党的38%支持者会投选希盟与团结党。
(二)国阵会赢得130席,希盟与团结党只获得92席,伊党则归零席。
这是指仅有华裔选民维持第13届的支持率(对反对党),但投票不见踊跃;而伊党支持者坚决不投给希盟与团结党。
上述的两种结果对伊党都是不利的,当然这只是亲拉菲兹组织所作的“民调”,不能算是完全“中立”的。但从其自去年1225日至今年117日之间的电话访问竟有836万人看来,其数目是非常惊人的,前后也只有24天,显得不可思议。其中有104340人同意接受访问,但其结果也不能视为“客观的民调”。只是至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组织作过如此庞大的民调,因此它或有一些参考价值。
Invoke的策略主任柯肖恩说,由于民调是以马来语进行,华裔比较不那么支持,也会认为是国阵在探测“民心”。
  不过拉菲兹指出,就算出现三角战,41%受访者会投给国阵,24%会投给希盟与团结党,21%会投给伊党,另有14%表示不会投票。这意味着如果反对党(希盟、团结党及伊党)合起来共有45%的支持率,而国阵维持在41%,则反对党有望起而执政。
因此很明显的,拉菲兹所说的“民调”其目的是希望伊党能“悬崖勒马”,回到反对党阵营,因为三角战对伊党没有好处,更可能一无所存。
虽然一般上人们都不相信伊党在来届大选时会全遭没顶,但回顾过去却有史可查。例如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半数议员选举),被看好的国家党在拿督翁的领导下将会取得胜利组成自治邦政府,且出任马来西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拿督翁原本是巫统的创党人,于1946年领导这个政党与英国谈判从自治到独立的流程与条件。但在1951年时,拿督翁突离开巫统,另组国家党,与联盟(巫统)对抗。当时拿督翁还是英殖民地的“内政部长。结果联盟在52席中赢得51席,另一席归伊党。参加38席的国家党则全部铩羽而归,包括拿督翁也落选。这就是说,拿督翁的国家党正在下沉,东姑领导的联盟(巫统、马华与国大党)取得大捷,他在1957年领导国家独立出任开国首相。
此后在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于1970年接任首相位的敦拉萨在1972年将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收编,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组成国阵,将相关反对党拢在一个大家庭中。
虽然伊斯兰党在1977年被扫出国阵后,一连三届的大选(1978年、1982年及1986年)都吃尽苦头,不但失掉丹州政权,而且州议席最低落实时只剩两席;国会则只剩1席,但在1990年大选时又再翻盘;那一年在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协助下,伊党取得佳绩,夺回丹州政权。如果伊党还是单打独斗,预料它还是依然故我。
遗憾的是,伊党并不吸取教训,对1999年的辉煌战绩,2008年的政治海啸及2013年的华人海啸所取得的成果却没有感谢友党的守望相助,反而认为是伊党宗教路线的胜利。因此在2015年时,伊党决定摆脱安华阴影,朝向回教国迈进,结果反对党阵营分裂,一个新的组合又及快形成新的集团(希盟+土团党),但已没有伊党的影子了。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伊党不惜拿“回教刑法”押上党的未来。这种执意以政治宗教化的战略来指导党的方向已使它孤立于反对党群中,也与巫统的关系若即若离,未有明朗的合作模式。
如果伊党无法与巫统或希盟合作(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此)决意进行三角战,那么其结果不论是国阵或反对党执政,伊斯兰党将会为其宗教的坚持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所谓两头不到岸。这也是公正党及团结党为伊党“打脉”的可能结局。因此前车之鉴焉能不回头看?否则前景一片迷茫。

刊登于2017年1月23日《南洋商报》

伊斯兰党将政治宗教化 (现代春秋)

伊斯兰党 (前称回教党,2011年起易名伊斯兰党)决定在218日(星期六)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预计有30万人参加的大集会,以支持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国会(去年被排到提出一读)提呈的私人法案,旨在增加回教法庭的权限。有关集会从下午3时至晚上11时。
如果没有通过国会讨论和辩论这个被定名为《1965年伊斯兰法庭法令》(或当下被称为355法令)的私人法案,那么吉兰丹就不可能落实回教刑法。因为在马哈迪当政时,他已一口气拒绝这样的法案,主要的原因是他反对“回教刑法”,并认为不符合宪法。
正因为是马哈迪卡住“回教刑法”,即使吉兰丹州议会早在1993年已通过回教刑法,在未获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回教刑法”形同虚设。
在伊党看来,原有“回教法庭”是小儿科,未能符合回教刑法需求。为此哈迪阿旺建议启动355法令的修改(一旦通过)是让“回教法庭”拥有更大的权力,因而动议回教法庭最高刑罚为监禁30年(原不超过3年)、罚款10万令吉(罚款至高5000令吉);而鞭刑可大大提高到100下(目前只能不超过6下)。
就伊党而言,它之所以走到今天,而且越来越宗教化也是有其背景的。在五六十年代,伊党虽是以宗教为名,但不是走宗教路线,而是走民族主义路线,甚至不排斥社会主义思想。在70年代伊党内部有了分裂,一部分人反对伊党加入国阵(1974年),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正确的,参政就是为了夺取政权。
这种意想不到的内讧导致吉兰丹的伊党出现两大阵营对峙,一边是支持新任大臣(纳西尔)(他被视为亲巫统派的伊党人);另一边是反纳西尔的党员,形成对抗和暴力示威。结果被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政权(1977年)。
正因为伊党与巫统关系闹僵,身为党主席的阿斯里只得选择离开国阵,继续领导伊党。但此时的伊党已“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它们似乎觉得加入国阵是得不偿失的(巫统坚持伊党是被开除出国阵,不是伊党自动退出的)。
就是因为伊党陷入迷途,因此离开国阵后所参加的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伊党一连三届扑地不起,不仅失掉丹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也寥寥无几。
就在无所适从的时刻,伊党内部的领导层有了转变。在来自槟城的尤索拉哇退休(被认为好好先生,缺乏大刀阔斧的形象)下,伊党迎来了来自吉打的法兹诺(1989年),他联合了来自登嘉楼的哈迪阿旺及来自吉兰丹的精神领导聂阿兹组成铁三角后,一改昔日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方向,转入了宗教。
未想这一转变竟给伊党带来了“春天”,1990年的大选,在与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的领导)及行动党合作下,组成反对党阵线。结果在46党的支持下,伊党夺回丹州政权。
尽管少有人说是46党协助伊党才取得不错的成绩,包括伊党人士,也是认为伊党的抬头是因为新的领导层以宗教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取得“新生”。
自那时起,伊党领袖已开始相信也接受宗教路线是伊党的新方向,于是在1993年的吉兰丹州立法议会通过了“回教刑法”。
当来到1999年的大选,伊党又是一个三级跳,原来跌马的安华在组成国民公正党后,凭着安华效应也给伊党带来难以思议的佳绩,不但保住丹州,也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名国会议员。
不论客观环境如何评价伊党,它在90年代起就义无反顾地往宗教至上的道路走是不争的事实,终于与行动党分道扬镳(2001年)。
继后,踌躇满志的伊党完全不顾及多元社会不同族群的感受,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在2013年的大选后完全暴露出来。
虽然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结果是反对党扬眉吐气的年代,前者竟在一夜之间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槟城、吉打、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而且国会议席也从少数跃居成大多数,伊党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后者基本维持了优势。
可是在这之后,伊党又进入另一个宗教浓厚的阶段,结果在2015年中,伊党又再与行动党闹大分裂,双方过去的合作已化为乌有;更甚者双方之间都极尽挖苦、揶揄、讽刺乃至恶言相向之能事。
与此同时,在伊党选举大会上(2015年)也全面清除异己和厄尔多安派(土耳其总统),说明了这是一场“清洗”运动,也导致厄尔多安派退党而另立“国家诚信党”。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反对回教刑法的落实(355法令)。这不是种族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只因为伊党是与政治分不开的,也就被牵扯在一起。
毕竟任何人不分种族都应该反对将马来西亚转成一个“回教国”,推行神权政治。如果我们不想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的话,355法令必须反对到底,伊党必须适可而止,以国家现实为依归。

刊登于2017年1月23日《光华日报》

23.1.17

宗教革命带来的反动 (直挂云帆)

世界人口有70亿左右,其中基督徒占23亿(即相等于人口的32%),而穆斯林有1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3%)。换句话说,穆斯林占世界第二大人口,它的版图和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1750年时,沙地王室家族与伊斯兰教改革家瓦哈比共同建立新政权,后来王室地位有起有落,直到1932年才又稳定沙特王权的地位,虽然是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王权和教权操在国王手中;而沙地的穆斯林也被称为逊尼派的瓦哈比派。
当这个国家在1938年发现大量油田后,沙地阿拉伯的命运就彻底被改变了,它成为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没有选举也没有政党。由于一向亲美,也就在政治上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扶持。
除了中东和西亚是穆斯林大本营外,也有一支庞大的回教徒生活在东南亚,其中以印尼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其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南部。
巧合的是,东南亚的穆斯林也与中东的穆斯林大多属于逊尼派,只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巴基斯坦及巴林有较多的什叶派教徒。
在回教世界中,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与斗争由来已久。当创教人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逝世后就引发了对继承人的斗争,前后共有四个人(与先知穆罕默德有特殊关系)继位而成为“哈里发”(Khalifa)(政教合一的领袖)。他们是阿布伯克尔(先知的岳父)、第二位是欧么伏尔、第三位是奥斯曼和第四位是阿里(先知的女婿)(他们从公元632年担任哈里发到公元661年。此后是倭马亚王朝结束了阿拉伯帝国的四大正统哈里发的时期)。
不过穆斯林中有一派哈希姆家族及麦加的商旅各族只承认阿里(Ali B.Abi Talib)为先知的合法继承者。阿里不但是先知的女婿,也是先知的堂弟,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统。什叶派的地位就被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大多数的穆斯林认为四位哈里发是从选举中产生,并无不妥,也就不苟同只承认阿里继承地位。
由于这样,以沙地阿拉伯为中心的穆斯林自称为逊尼派(Sunni)而与阿里派的穆斯林分道扬镳。这一派的教徒也在后来被称为什叶派(Shia),其中以十二伊玛目为最大的教派。
虽然阿里是被杀手所毒杀,但什叶派将阿里葬在纳杰夫,即今日的伊拉克境内。后来纳杰夫成为什叶派的圣地。另外一个是在伊朗的库姆,是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的重要地标。
以逊尼派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派,占人口的15亿,基本上是占了90%;而什叶派至多是1亿人有余,占10%。相比之下,什叶派是处于弱势的。不过在外界的印象中,什叶派被认为较为好勇斗狠;而逊尼派则属于较为温和的一派。
但改变终于到来,当流亡法国的科梅尼(伊朗什叶派的长老)在1979年领导宗教革命成功后,什叶派在一夜之间举世成名,这是近代史上用宗教来推翻一个政权,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伊朗的什叶派有别于沙地阿拉伯的逊尼派,前者是神权国家,以宗教长老为最大的权威,而民选的总统地位居次之。也即是说宗教长老(十二伊玛目长老)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
什叶派在伊朗翻盘后,在在刺激了逊尼派的穆斯林也不落人后,纷纷动员起来。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作为逊尼派的回教徒也不落人后对回教进行改革与复兴。
1981年马哈迪的上台和安华加入巫统,也就顺利地将回教价值引进政府行政部门(这是温和与开明派的回教领袖所推展的计划,以免被回教世界指为落在伊朗后头)。
在这之后,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政党,即回教党也进行一场转型,因为新一代的领袖以法兹诺、哈迪阿旺及聂阿兹为首的宗教派在党内抬头(1989年)。顺着东姑拉沙里的拉拢,回教党在那一年配合46精神党打出宗教牌而夺回吉兰丹州政权(1990年大选)。
回教党将这一胜利视为宗教改革成功的第一步,也就在1993年在吉兰丹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这是将司法伊斯兰化的第一步,以扩大回教法庭的权限。但这个以宗教带头的改革被时任首相的马哈迪驳了回去,指它抵触联邦宪法。
在无法宗教化司法下,回教党也就在丹州实施较多回教措施,包括男女在戏院分开坐;在超市排队付钱也要男女分开。
抑有进者,在1999年大选时,回教党在安华效应下,取得空前的胜利,执政丹登两州,又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在意气风发下,回教党不断向马哈迪施压要马来西亚走向“回教国”,也不忘在登州推行“回教刑法”(2003年通过)。
但也真的没有想到,当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人们对回教党(已易名伊斯兰党)有很高的期望时,伊党不但漠视了多元社会的现实性,而且是一直沉浸在宗教狂热中,矢意要推出回教刑法。在不惜与民联(现在的希联)闹翻后,也转向巫统寻求通过355法案。
如果这一小步的“回教化”得以松动,下来就有更多的相应措施出炉。
如果说,占穆斯林绝大部分的土耳其能坚持世俗制度,期望与西欧靠拢,以取得经济水平的提升,那么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数目确实比土耳其少,为何伊党又执着搞“一国两法”呢?

刊登于2017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17.1.17

香港不可能是独立体 (天下纵横)

BBC中文网总结2016年有12件政经事影响了中港台的关系,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香港部分年轻一代越来越倾向港独,甚至否定香港是中国的。最令人难以理喻的是在去年9月当选立法议员的游惠祯及梁颂恒在宣誓时口出脏话而惹怒民众;更毫无掩饰地反对将香港与中国拢在一起。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波也引发中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作出释法,认定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归属中国。换句话说,任何人如果不接受和不尊重基本法就是对基本法的否定。因此身为立法议员及法令的制定者,如果不依法行事,那就无法行使议员的权力(不被接受其宣誓方式和内容,等于尚未正式成为议员)。为此香港政府将他们两人提交法院研审。经审判后,法院认为它需要接受人大的释法,无法自创一格,也就判这两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议员失掉议员的资格。虽然他们已上诉到终审法院,尚未有结果。
其实这批新生代是深受2014年“占中”运动的影响,进而孕育强烈的“香港是香港人”的心态,进而再演绎成香港是个独立实体。也就出现了所谓港独的口号继之进而成为一种持续性的运动。
虽然香港人对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曝光产生抗拒之心,但在2016年中时,已返回香港的书店店长林荣基突举行记者招待会,申诉本身是被“中央专案组”带走的。
根据了解,铜锣湾书店是专卖在大陆看不到的“禁书”,这些书的真真假假也把中共领袖描绘成贪婪和滥权的人,更有所谓“内幕”将当事人形容成无恶不作的人。
为了“杜绝”或减少这类“耸人听闻”的书刊造成坏的影响,相关方面也就不得不对相关人士进行“提问”和了解这些书是谁供应的?或这些书的作者又是谁?
在一方面,中国官方指出这些香港人也是中国公民,是中国政府管辖的子民,可以被调查问话;但在另一方面,香港青少年的叛逆心态,再加上在2016年的华人新年期间(2月)在旺角发生的骚乱暴动事件,肇60多人被捕及百余人受伤而造成两面影响。负的影响是香港人反对暴力示威;正的影响则是激发年轻人产生更大的抗争心理,认为中国没有意愿让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应该是有诚意让香港回归后能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了解到香港人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熏陶下,尚不习惯大陆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一国两制就成为“折衷方案”。
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或失败,而是集中讨论香港人是否已享有50年不变下高度自由与民主?如果与英国时期大同小异,也就说明制度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香港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自然对中国的政制没有好感。也就是说,在比较下,香港人认为生活在英殖民时代是比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时代来得更舒适和自由。这种思维也助长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治国方案有所质疑。因此在争取不到港督直选下(由政党派出候选人角逐特首,而不是由1200名选举人先筛选出两三人,才由选民投票选特首),他们就索性走向“港独”,期望能摆脱中国的控制。但洞悉内情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已向香港人说港独绝对行不通。因此港人可换另一个角度寻求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空间来达致所要追求的目标。若是一直钻牛角尖,到头来损失的还是香港人民。

刊登于2017年1月16日《号外周报》第821期

槟州马华又回到原点?(跃马扬鞭)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不经意地宣布由州署理主席陈德钦上位而成为槟州马华联委会主席。
他是接替卸任的黄家泉(第二贸工部长兼马华总秘书)而预示着他将带领槟州马华迎向第十四届大选。
从表面上看,这是马华“本土化”人才的另一个“印证”,但实际上是马华党中央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因为马华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在槟州惨遭灭顶。如果加上1969年及1990年的大选,马华共有4次全输得干干净净。后来(2005年)即使启用外州重量级人物领军,也还是功亏一篑交了白卷。
槟州马华之所以走到今天完全是它本身的战略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打错算盘。这在其它州来说是少有这样的先例。
首先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的时候是由党中央(应该说是陈祯禄)委任槟城富甲一方的吴瑞琴出任槟州主席(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主要是需要有头有脸人竖立形象)。因此当林苍祐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党务就落在林苍祐的身上,他既是马华的州议员也是槟州联盟主席,但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尤其是在1957年选首席部长时,是林苍祐婉拒推荐,才由他决定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这就是说,身份与职权是分开的。
王保尼从1957年担任首长到1969年下台,前后12年。他也从来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反之这个时期(1969年)上台的林苍祐不是用马华身份出任首席部长,而是以民政党的身份东山再起,一跃成为槟州执政党,也给马华“创造”第一个“零蛋”(零议席的纪录)(林苍祐是在1959年与东姑闹翻后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
在这之后,马华在陈修信年代依然委任大老板出任槟州马华主席,例如接吴瑞琴的橡胶大王连裕祥(1961-1964)、从事银行业的苏承球(1964-1969),他们都是来自商会的会长。马华的头家形象从此被确立起来。但即便是商界泰斗也救不了马华在1969年的下沉。
当陈修信在1974年退位由李三春接手后,他就暗中在槟城策划一个“宫廷政变”。林建寿(曾任左翼社阵总秘书)参与其中。
为了让林建寿得以扶正,李三春在1976年亲自接任槟州马华主席,约有半年的过渡给林建寿。就这样在1977年到1984年林建寿在槟城成为呼风唤雨人物。且1978年导演了一场“马华七人帮”向民政“宣战”在失败后,他又在1982年酝酿更大的计谋。
先是李三春敢敢到芙蓉挑战曾敏兴(行动党主席),条件是马华要在槟州“翻身”。只要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比民政多,首席部长就归马华,反之则仍由民政保有。结果林建寿还是在1982年大选中败下阵来。
继后,槟州马华改由李永枢(1984-1986),而后是石清霖上位(1986-2003),再后是黄锦鸿接班(2003-2005
在石清霖后的年代 1999年大选后,意外地发生民政两名州议员林武灿及林建安过档马华,而致马华11席及民政剩8席。虽马华再掀第二次夺权风暴,但被马哈迪压下,从此马华自认在槟城只有二奶命。
为了解决槟州马华内讧,黄锦鸿被逼下台(2005年),换了外州人接班,他就是陈广才。当时黄家定的理由是“对等”委任,即陈广才与许子根都是党的二号人物也是部长级人物。与此同时,一项重要的“使命”是马华与民政终告“偃旗息鼓”,一个主中央,一个主槟州,不再为争夺首长直闹得鸡犬不宁。
因此在陈广才之后的廖中莱(2008-2010)、黄燕燕(2010-2015)及黄家泉(2015-2017),这些重量级人才来主导槟州也是意义不大的,甚至是不具意义的,毕竟争来争去都是坐亚不望冠。
从这样看来,马华在兜兜转转12年后又回到原点,这就是马华的宿命。说得坦白一点是马华党中央“放弃”在槟州出头的希望;说得好听一些是让槟州马华自力更生,所以槟州马华只得自我保重。

刊登于2017年1月16日《南洋商报》

第一间华校在哪里?(现代春秋)

虽然写了两篇关于华教的文章,但似乎言犹未尽,也就再写下这篇继文,以进一步陈述华文教育在马新的“开天辟地”。
我之所以有此念想是在去年(2016年)经常经过大英义学校(Free School)时,总看到大大的字提醒我们这间学校已有200年的历史,它创办于1816年,因而在去年有一个盛大的两百年庆祝活动。
所谓1816年是什么概念?这得从槟榔屿开埠说起。英人莱特是在1786年乘军舰抵达槟榔屿,并升起英国的国旗,象征着这块土地已归英国人所有。在那个时候,马六甲早已归为荷兰人所有(葡萄牙于1511年攻下马六甲,而在1641年被荷兰打败。荷兰控制马六甲直到1824年才将这块历史城堡交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位于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在其时,新加坡尚未开辟,莱佛士是在3年后(1819年)才拿下新加坡。
从这样看来,大英义学的成立年代刚好是英国占有槟榔屿的第30年。
而它之所以被称为Free School是因为英国人开办的学校是免费的。
在后来这间学校成为英国人推动英文教育的新起点。
我们的华人社会似乎也不甘寂寞总要找出一间不输于大英义学的华校,结果在后来有人发现槟城有家会馆悬挂一个大大的牌子,称之为《五福书院》(亦是广府人的会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人就认定《五福书院》是华人最早的学堂,而且与一位侨领巨富郑景贵有一段佳话。
当年郑景贵(1821-1898)是槟城巨富,也是锡矿家,一生有三大荣衔:私会党(海山)首领(客家人)、华人甲必丹及吡州州议员(委任)。虽然他不是广东人,但他有份捐助《五福书院》(或五福堂)的兴建,因隶属客家人的增城和龙门县也被列为五福堂的12县中。而郑景贵刚巧是客家人。
根据广东人的典故看来,在古时它是供广东人聚会和上京赴考的落脚处;而所谓五福即指一寿、二福、三康宁、四修好德及五考终命。
我也曾访问过《五福书院》,问管理人是否最早期的学堂?他也说不上来,只知道早年郑景贵有办过学堂称之为《慎之家塾》。慎之是景贵的号。究竟他的家塾(私人学堂)是先设在义兴街或是牛干冬,各有说法。
甫逝世的学着郑良树就持有这种质疑。因为早在1815年,马六甲已出现英华学校(比大英义学早一年)(有说是英国人办华校)。另一说法是马六甲共有9间华人私塾,其中8间专供福建学童,另一间供广东学童。
而且传说中的1819年已有《五福书院》似乎不能成立,因为槟城开埠不过33年,哪有开办私塾的需要?再说,后人又考察得知《五福书院》是在1895年才在牛干冬兴建而置上书院之名。有人说在更早时候也称为五福堂的五福书院,会址设于郑景贵私宅(义福街)。今天我们在郑景贵私宅看到“慎之家塾”即是他个人的“学校”,不算正规学校。不知后来才搬迁至牛干冬而改为五福书院。
其实,华文教育在马新遍地开花是起于辛亥革命(1911年)后;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与动后更是一片欣欣向荣,而不能将私塾混在一起。
虽然康有为及孙中山相继到新马展开活动时,就起了冲突,因为康有为是保皇派的,只主张改良,不必废帝制。孙中山坚持不革命不得让中国新生,因此非革命不可,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但他们两人对教育文化传承的贡献是众所钦佩的。
新式教育也在那个时期出现。第一间是来自槟城的孔圣会中华学校(建于1904年);而第二间则是新加坡的应新学校(1905年)。这两间学校是南洋侨领张弼士带了头,也就把张弼士当成第一个华教推手。
就是因为华校的活动十分蓬勃,又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在马新流行,结果引起英政府的警惕。在1920年向华社实施报纸登记手续及办华校要请准,等于是变相的控制,但华人社会的坚持到今天仍有1298间,只可惜约40%的学校属于微型,学生不足150名。
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国民小学有5858间,华小有1298间,淡米尔小学有523间,基本上校学生人数已超逾300万名,其中58万是华小生。
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是非华裔生竟逐年增加,现在已达到华小生的15%,约有9万名。如果再加以时日,非华裔生再增加入华小,也不足为奇。既然这么多非华裔生也喜爱华文小学,华社也应敞开双手,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族学生。
在过去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安亲班和托儿所,孩子是直接上小学的;但在今时今日,两三岁的孩童学习校园生活是正常不过的。根据统计,全国有万余间学前的“学校”,有学生近400万名。
如果说学前儿童有400万名在“就读”,那么就有300万名刻下在小学读书,当他们完成六年小学的免费教育后,就可进入中学。中学有三大类型: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是在1923年转成中学的钟灵中学(原称为钟灵学校)。
目前在中学受教育的人数有200万名,其中有78间是国民型中学,吸收12万名的学生;而独中(60间)有学生近8万名。当然有更多人进入国民中学,而刚兴起的私人中学正方兴未艾。
今天在我国共有20间公立大学、25间私立大学及外国大学的分校和大学学院多间。如果再加上400余间学院的招生,则马来西亚学生只愁不够钱进大学,而不是挤不进大学。
根据统计,大专生的数目在100万名左右,虽然有不少是报读学院文凭班,但他们也希望早日完成大学教育而有出头天。
如果我们总结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在3千万人口中,有超过600万是在校的学生占了人口的20%。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大专生有50%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因为国家需要大批大批的大学生。也只有从教育着手,这个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
表面上看,我们的教育是很发达的,学府又林立,发展成为区域教育中心也有足够条件的。可惜的是,我们搞不出素质教育和活的教育,仍然停留在填鸭式的呆板水平,这也无形中削弱了学生的学习热忱。
因此改弦易辙和自我检讨才是确保教育成功的基石,不检讨就不能上进,不改变就不能解脱。这就是教育的基本原理。

刊登于2017年1月16日《光华日报》

13.1.17

回教排斥社会主义的因由 —评丘光耀的“马克思”论 (直挂云帆)

有“政治超人”之称的丘光耀虽然已经脱离了民主行动党,但他的思路与评论文章仍然没有脱离民主行动党的“第三道路”的思维,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然带有批判的精神。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改良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解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摸索出来的“改良社会主义”或“修正的社会主义”,也有人称之为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相信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
民主行动党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接受了西方的“社会主义”学的理念。比如它与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等有得比较。
一旦它掌握了政权就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行政,可以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绝不能渗入共产主义的理念。毕竟它更大的程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导向的。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已58年,它的执政模式和理念已是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在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部左右派的分裂导致左翼党员脱离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以林清祥为代表性人物)后,更显示两者之间的左右之分,而不是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好的。从那个时候起,李光耀与林清祥的斗争也成为政党本质的分水岭,一边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另一边是以科学或纯粹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阵。两者之间看似有些相似,实则大相径庭。
在这个过程中要带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正在探索应走什么道路?例如印尼因为国民党的领袖苏卡诺当上印尼总统后,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不甘于其军队仍是掌控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手里。为了摆脱这一窘境,苏卡诺借助实力不断壮大的印尼共党的支持,因而在60年代推出一个十分奇妙的“纳沙贡”理念,其意思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以期在亚洲国家中独树一帜;更不让远在中东和西亚的国家专美于前。埃及在1952年由纳塞政变成功后就靠向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阿富汗也是在接受苏联的援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十万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就是因为后者企图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招致杀身之祸。1989年苏联撤军后,在翌年自身也变天,马克思主义不见了。其后果是今日世界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回教与社会主义是可以挂钩,甚至是共存的,也没有相互抵触。印尼是最好的示范。同样的,马来亚及后来的马来西亚的回教政党的领导人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其党主席布哈鲁丁在战后(1945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因为左倾,布哈鲁丁一度被扣留,更在1950年他所领导的党被英政府查封。
1955年,他应邀与左翼的布斯达曼共同成立人民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虽然在1956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但他并没有抛弃其社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布哈鲁丁是支持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
正因为英国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联邦的计划,导致马新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并形容这是变相的殖民地产物。另一方面,也激起印尼起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准备与苏联划清界限,因而支持苏卡诺的反马来西亚运动。
就这样,印尼将中国及马来西亚的左翼政团拢在一起,展示“纳沙贡”的伟大力量,但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916日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后,印尼向马来西亚开展“对抗”,军事上的冲突不断。不过,苏卡诺还是对右翼军人有所警惕,也就同意由他的贴身部队,在翁东中校领导下,向右翼的军人府邸进攻,结果杀死了6名军官。但最重要的人物纳沙顿逃掉了,他转过头来向装甲军司令苏哈多发号施令,要他反击政变。就这样,苏卡诺的部队在寡不敌众下宣布投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流血政变和反政变震惊了全世界。
于是在1966年整个局势急转直下,马印对抗结束了;苏卡诺被限制在总统府内,苏哈多掌控了大部分权力。它的结果是印共被大屠杀,估计不下30万人遇害;当时也掀起排华浪潮,诸多华人不得不含泪投入中国的怀抱,远离在印尼的家乡。
更为重要的是,印尼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它认为中国介入苏卡诺的政治活动。因此也一起宣布全面禁止中文报刊的出版,整个印尼不见中文书本和杂志。印尼人民的苦难也从血流成河的残暴中罄竹难书(禁令长达30年之久)。
就在印尼反政变成功后,这个国家也立即向右转,也不再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而且还提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是致命伤的话语,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精神的鸦片。
这种思想的传播几乎全面性的,以切割回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美国对当年的流产政变是沾沾自喜的,从内部搞掉马克思学说带来的威胁)。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9年大选时,安华有建议让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提名国席,但被回教党婉拒。当时回教党长老,也即是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说,我们不欢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吉兰丹州提名竞选。
另一方面,当1979年科梅尼在伊朗领导宗教革命成功之后也刺激许多逊尼派的回教徒不甘落后,变得更加好勇斗狠。极端的回教国(塔利班)的出现和奥沙马宾拉登自成一格的掌控话语权,在在把世界导向不安定的境界中。还有民主行动党一直不被马来社会普遍支持是因为它被认为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而且也是华人的政党。
因此,丘光耀所说的,马共的失败不是马来人拒绝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问题。我认为恰恰相反,撇开马共不说,在马印对抗结束后,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开始反思回教的复兴课题,究竟回教可与社会主义共存吗?在没有答案底下,安华搞的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走向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在今天看来,不存在以宗教教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权,也不知道能否在回教世界中找到这样的模式?还有缅甸的独裁政权若也可被归类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佛教的社会主义?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和侮辱。

刊登于2017年1月1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