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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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6.12.05

蒂凡那毁誉参半

也许马来西亚新生的一代对蒂凡那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离开新加坡已经有20年了。而在本月6日逝世于加拿大私寓,终年82岁。
但如果对60年代的政治有所涉猎和研究的话,蒂凡那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50年代,他曾是反英同盟的左派中人,与新加坡当时的一颗政治慧星林清祥是同一阵线的。他也因为搞政治运动付出了代价,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不仅于此,他还是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与李光耀在一起参加活动,但他没有林清祥的知名度,林清祥于1955年与李光耀一起当选新加坡立法议员,名声大噪,蒂凡那则是搞职工运动的高手。
1956年底,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时,蒂凡那也跟着下狱。他们在狱中成为难友,其它的知名人士有方水双(也是职工领袖和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兀哈尔(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后,他成为新加坡社阵的副主席)、普都遮里(律师,他曾一度担任民政党的高渊国会议员)等。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他们八个人一起获得释放,这个时期是左右派在人民行动党内的“蜜月时期”。
可惜好景不常,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一派离开行动党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打对台。这个时候,蒂凡那是站在李光耀这一边,也因此与他的狱中战友林清祥等人划清界线。两个政党同时争夺新加坡工人的力量。原来的职工总会倒向左派阵容,蒂凡那则另组全国职工总会倒向人民行动党。
两派的斗争除了在职工会中反映出来外,也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立场。一场政治大斗争就在新加坡上演。经过全民投票和大选后,李光耀取得优势而胜利。于1963年9月16日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在同年的2月2日,新加坡进行一项大逮捕,林清祥等人再次入狱。由于蒂凡那已属行动党阵线,他在左派人士的眼中是“背叛”了左派运动。
1964年,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举行大选,适逢印度尼西亚搞对抗,李光耀决定以人民行动党的旗帜角逐联邦大选,但也只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参加。其目的不是要夺取执政权。而是借群众大会向马华公会及马来亚社阵左右开弓。结果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蒂凡那,成为行动党的政治明星。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顿失平台。他不能再以人民行动党议员身份自居,因此他在翌年另成立民主行动党,出任具有实权的秘书长。可以这么说,蒂凡那是民主行动党的最重要的创党人之一。他也因为能言善辩成为马来西亚具有知名度的反对党议员。
1966年立足在马来西亚政坛的民主行动党,被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的化身是因为蒂凡那身在其中,不能说两党毫无关连。但此时,蒂凡那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吉祥。他本来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辞职后专职搞政治,在党内出任组织秘书。
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我敦促他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工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见《李光耀回忆录》(下)页103)。
没有了蒂凡那的民主行动党,棒子交吴福源领导。这一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面对内外交困的挑战,结果被反对党攻下诸多议席,也失掉槟州执政权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行动党则一口气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同等数目。林吉祥就是在这一年冒出头的。不幸的大选后的第三天,国家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急,而林吉祥也因此被逮捕扣留。
蒂凡那因为已离开民主行动党不再插手联邦政治,一心一意在新加坡搞职工运动,李光耀也赞扬他把职工总会搞得有声有色,组织合作社,又办德士服务和连锁性的超级市场等。
1981年李光耀推荐蒂凡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这个职位并无实权,但却是最高的荣誉,蒂凡那从一个“阶下囚”跃居成为国家的总统,是他一生奋斗中的最高荣誉。可惜在1985年3月,当他官式访问东马砂劳越时,被认为酗酒而酒精中毒作出古怪行为,不符合国家总统的身份。他也因此丢官。
丢了官之后的蒂凡那与李光耀的关系不断恶化和出现口诛笔伐的论战。不久他移民加拿大,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这20年来,他的名字几乎消失在马新的社会。虽偶而有提及他的名字,也知悉他有着书立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也再荡不起涟漪了。
新加坡的报章对他的评价也是在职工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但对于他担任总统期间也就一笔带过,不愿再提及。在新加坡人的眼中,他搞职工运动是出色的。但做为总统就逊色了。由于这个缘故,他留下的毁誉参半的一生。在左派人看来,他也是无可取的;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行动被行动党遗弃,自我流放在外国多年,不知道民主行动党人对蒂凡那可有印象否?

25.12.05

锺灵学潮与胡万铎

本月十一日,锺灵中学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锺灵师生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约三百人参加。为什么有50周年?锺灵不是已有88年的历史吗(它是马来西亚最早创办的华文中学,建校于1917年)?原来这是较早时胡万锋宣布要“纪念学潮50周年”,后来改名为爱校运动。

我阅读新闻报导后,觉得语焉不详,未能看出其特殊意义。于是便与胡万锋“讨论”这件事。承他送来一本纪念特辑,确实比报章的报导更清晰地突出其主题意义也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胡万铎说,选择在今年纪念学潮50周年是因为事情发生在1955年。这一年,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津”,附带了一些条件,被华社及锺中学生认为不合理,且英殖民政府有意变质华文中学成英文中学之虞。于是在同年6月份的时候,级长联名代表学生向董事会递交备忘录,要求勿开先例而影响全马之华文中学之未来。学生也承诺同意提高学费,以解决学校经济之困。

两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锺中学报7名负责人,包括社长胡万铎,主媥万景添及主营梁丁和颜清文在内。这意味着在代校长汪永年的穿针引线下,锺中接受津贴已成定局,首开成为“国民型”中学之先河。而教总主席林连玉则疾呼勿个别行动,应采取集体行动,抗拒英殖民政府意图变质华校,但身为教总副主席的汪永年不加理会,因此他被林连玉指责为出卖华教的人。

胡万铎追忆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校之心,尚未有示威或罢课,未想竟被开除学籍。除了梁丁尧(南大生,后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至退休)是槟城人外,其它人都不得踏足槟城,必须返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他们被关押两周后获得释放的条件。

因为他们的被捕,引致锺中学生停止考试以示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马华公会学潮报告书)。根据所知,锺中学报成立于1947年,是一本季刊。到了胡万锋接班的那一年(初中三学生),出版的第40期出了问题,因刊登了一张鲁迅的遗像(1936年逝世),被学校谕令今后所有文稿须由顾问预先检查。而在41期时有两篇文稿未经审查已拿出刊印,引起轩然风波,导致学报停刊足足一年。与学报不同的另一份文艺刊物“沙漠风”则是在1954年创刊。胡万锋说﹕“把《沙漠风》倒回来念就是Formosa,台湾之意,因此它和《学报》的立场是有些不同的,也就是说,锺中的学生也有分两派的。”

既然《学报》带头反对改制,胡万铎也付出了付价。他回到怡保,在其父亲的疏通下进入育才中学,但却是个“不受欢迎”的学生,只呆了3个月便在1956转去圣玛克英校念半年然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爱尔兰大学三年级时,由于父亲胡曰皆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到今天。

1961年对胡万铎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他在这一年成功地申请解除来槟城的禁令。我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和难以理解,为何一个国家有限制某人不可到某州的?胡万铎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说,英殖民政府就是不要他再踏足锺灵中学,且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盖上不准到槟城的字样。这种“限制”在独立后仍未“解除”,他是直到1961年才“恢复成一个自由的人”。

果然在1956年锺灵就爆发大规模的学潮(胡万铎等7人已是离开锺灵),反对改制,再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民政党领袖之一且官拜政务次长的王天庆(已故)和作家陈征雁。1957年再开除13名学生,连《沙漠风》的人也不能幸免。为支持锺中学生的行动,韩江中学及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卷入学潮,举行集会。风波一经闹大,马华公会组成了以林苍佑为首的15人调查委员会,与教总一起工作,以求解决学潮带出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在1957年发表一份冗长报告书,分析事件来龙去脉,并提出建议。

虽然如此,锺灵中学的改制已是无法扭转,学生运动也功败垂成。对此胡万铎认为这场运动是应予肯定的。肯定学生们的爱校和热爱华文教育的运动是出于挚诚之心,它牵动全马华人之心,也激发华人维护华教。虽然50年后物换星移,人事已非,但他欣慰的是锺灵仍然保留了“华校的传统”。抑有进者今日华小之存在及60间独中在风雨中成长,不能说华校生的学生运动没有成绩。

而胡万铎本身也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于1973年连同全马热爱华教人士在霹雳州搞起复兴独中运动,为独中的生存和发展扎下了根。及后他更出任董总主席一个时期(1991-1992)。他曾长时期担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把深斋中学办得具规模与现代化。

从学运领袖到华教领袖到社会闻人,胡万铎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转变。他用较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但不变的是他怀念在锺中的日子,也牢记1955年起到1957年锺灵可歌可泣的一段学运历史。因此有了这次的所谓“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的一场盛会。

19.12.05

黄锦鸿“说古道今”

黄锦鸿对我于10月31日的《号外周刊》谈到他的政治运程已是“夕阳看晚霞”有点意见。他不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亮起了红灯,反之他还有重要且积极的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十分遗憾槟州马华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最终变成“本地人”暂时得退下。如果大家携手合作,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了。无论如何,他尊重党的决定,也会配合党的策略继续推动党务和作好副部长的本份。目前他是马华的票选中委,也是中央副秘书长,虽然他已经不能在槟城“发号施令”,他但以平常心看待这样的安排。
在11月26日的晚上,我们有了冗长的对话。从中我了解他的心态,而他也告诉我他从政的历程。他是在1975年就成为马华的党员,当时他也幸运地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合格会计师,一切尚待开始。1977年他成了马华升旗山区会的马青团长。
我问他在1978年所谓“七人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他“榜上有名”又临阵未见“退党”提名参加大选?他说,这是马卓达(马华丹绒区会主席)放出来的风声,他未曾有过什么承诺。对于此事,他一直保持沉默,也引起外界些许的误会。他不否认林建寿(1977年起出任马华槟州主席)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意思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州选?因为当时马华有一批人以马卓达为首有意要参加大选,直捣民政党选区,以“抗议”马华只被分配五个州议席。但这要作出“牺牲”(即退党参选)。他告诉林建寿,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刚出道,经济基础没有,实在没有条件参选。
他说,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事后他对市面的传言一概不回应,因为这不是事实,他也没有成为“七人帮”来和民政党争一日之长短(这场大选,“七人帮”全军覆没,如果黄锦鸿真的沾上边,他就没有今天了)。
就在1978年大选后,原马华升旗山区会主席是许平等,他因不满党中央执意要派来自外州的方汉勇出任升旗山国会候选人,结果遭受失败。在愤慨之余“引咎辞职”(根据了解,当时升旗山区会属意倪宗吉上阵,但不得要领)。其空缺就由吴友力顶上,黄锦鸿也就成为区会的秘书,协助吴友力。
1986车,黄锦鸿在李永枢(1984年马华党争后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推荐下,成为阿依淡州议席的候选人以填补李永枢留下的空缺,因李永枢弃州攻国,在峇央峇汝国席提名,准备在中选后能更上一层楼成为副部长(原本在1982-1986年担任槟州行政议员)。不幸的是那一年的大选,黄锦鸿和李永枢双双败北。
李永枢在大选失败后已是判定他的政治前程蒙上阴影。反之与他一起曾在槟州马华共事的林良实则扶摇直上(林良实与李永枢在70年代分别担任槟州马华秘书和组织秘书,主席是岑亚就),在大选后陈群川出事(官司案),辞总会长职,林良实顺利上位,且已成为正部长。李永枢则是两头不到岸。为了表示愿意对槟州马华选举的失利负责,李永枢向林良实辞槟州马华主席职,马上被接受(这里头显示林李之间的关系已失调和出现裂痕)。林良实委吴友力出任代主席,黄锦鸿也因此被吴友力倚重。
1988年,林良实委任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后者则委任黄锦鸿出任州秘书。这样一来,黄锦鸿已接近权力的边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槟州马华在州议会又全军覆没)。本来那一届大选前他被暗示有机会成为上议员,但因石清霖在州选落败,马华党中央推荐石清霖出任上议员,并同时担任联邦贸消部政务次长。
1995年的大选,黄锦鸿原先也不是候选人,后来他被献议出征峇央峇汝国会议席。这个选区对马华是个黑区,两度都败给行动党的阿末诺。黄锦鸿说,他不是如我所说的“无端端发达”,而是经过一番苦斗和精心布署才反过局面。那时距大选只剩三个月时间,为了“确保”能赢得此席,他下足功夫,邀请一些报界记者为他收集“情报”,再加上他的选举团,共同制定一套“作战”方案,最主要的是找出阿末诺的弱点,攻其不备。因为据他的“情报”反映,阿末诺并未勤于在选区走动,也未在华人区提供有效的服务。于是他打出的皇牌是峇央峇汝选民需要一位真正为民服务的代议士,也向不同的族群争取支持,最后取得胜利,第一次当议员。
正因为这一胜利,奠定黄锦鸿的未来政治前途。1999年大选胜利后,他出任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被提升为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官运亨通。
在马华党内,他也时来运转,于2002年接替石清霖成为槟州马华主席,郭家骅也出任署理主席。这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出现变化,也就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中有了过招。
选举的情势和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无需再述。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因为两人关系未能端正,矛盾日益恶化,结果中央党选后,彼此在党内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不过黄锦鸿认为即使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不是“夕阳西下”。毕竟他已经把其国会选区变成马华的堡垒区,而他在党中央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这也是为什么他乐观其成地看待未来的走向对他还是有利的。

18.12.05

回教党在十字路口

吉兰丹本加兰巴西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回教党结果吃了败仗,在州议会内仅剩23席对22席勉强执政。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已是敲了警钟。回教党的政途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真不知下一步要怎么走?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的大本营是在吉兰丹。如果连这个州政权也保不住,则回教党将会退化成一个专注宗教的政团,无从在施政上展示其治国的能力。这对一个具有54年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951年)是一项巨大的挫折。

为什么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之后雄风不再?为什么在政治上又节节败退呢?这与回教党本身的蜕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脱胎于巫统的回教份子,在阿末法德(Ahmad Fuad B. Hassan)的领导下,于1951年11月24日在槟城的北海宣布成立回教党。先是取名为PMIP(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1972年易名为PAS(PARTI ISLAM SEMALAYSIA)(见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2000年论文)。但都是同一个政党,纳沙鲁丁表明服膺国会民主,为回教而斗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宗教甚浓的政党。

从一开始,回教党就确定其宗教目标而参加选举。例如1955年的自治普选,虽然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再改名为国家党,以大阵仗和巫统争夺执政权,但回教党未加入任何阵容,而是独自参选,结果只赢得1席,另51席归巫统所有。

1956年这个党的第一个蜕变是接受具有左派思想的巴哈鲁丁医生成为党主席。巴哈鲁丁(DR. BURHANUDDIN)原是1946年成立的反殖政党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领袖(此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1955年他又与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离开加入回教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回教党的立场是倾向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巴哈鲁丁的领导,这个党在195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夺得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的执政权,但后者维持不久因内閧即被联盟取而代之。

1965年,巴哈鲁丁因被指涉及“设立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9年逝世)本来在他之后应由署理主席朱基菲(ZULKIFLEE BIN MOHAMMAD)领导,但他不幸在1964年车祸逝世。虽然如此,他却被纳沙鲁丁誉为回教党最杰出的回教学者与党的设计师,其宗教政治哲学被广泛颂扬。

回教党的第二个蜕变是继巴哈鲁丁之后的阿斯里登台。他既担任党主席,也是吉兰丹的州务大臣。1969年他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取得不俗的成绩。“513”事件后,应邀加入国阵,跟随巫统的民族主义而斗争。可是在1978年回教党被胡先翁首相摒除在国阵外,在同年的一场选举中,回教党失去吉兰丹州政权,仅剩2席,被国阵攻下。东姑拉沙里也因此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阿斯里也因领导无功而失去领导权。
此后,回教党跌至谷底,一直在政治上爬不起来。在回教理念中韬光养晦。

但回教党在1990年迎来了第三个蜕变。这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脱离巫统,另立46精神党,而在1990年大选与回教党连手,再攻下吉兰丹州,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他就是今日仍在任的聂阿兹。回教党又因此再探出头。此时的党主席已是法兹诺。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因为安华依布拉欣的被革职,衍生了国民公正党,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合作组成反对党阵线,回教党不仅保住吉兰丹州政权,而且也再拿回丁加奴执政权。国会议员数目跃增至27名。一夜之间成为大赢家。这种前所未有的胜利使到回教党踌躇志满,越来越明显的走向宗教至上的政策。它提出回教律法,力倡建立回教国,以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它似乎忘记是依靠外来力量的结合才有此“辉煌”战绩。

当宗教被回教党用为治国理念时,整个形势就起了巨大的变化。为应对回教党的挑战,马哈迪首相在2002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抵御回教党的不断压力。回教党的一厢情愿的宗教措施的推行,先是导致民主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后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再次蒙受重大的打击,丁加奴州政权又再易手。现在连吉兰丹州政权也岌岌可危。由此可见,回教党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不但未被非回教徒所接受,而且也不被回教徒所欢迎。

到了今天,回教党在哈迪阿旺(比法兹诺更有宗教色彩)的领导下是应该检讨它在1999年确定的宗教治国和宗教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因为人民已越来越不习惯于在吉兰丹施实的律法。毕竟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需要与世界各地接轨的。任何的开倒车的措施都是不合时宜的。

除非回教党有第四个蜕变,不然历史会在吉兰丹州重演。

12.12.05

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

我在10月24日的《号外周报》写了《郭家骅迎来冬天》后,郭家骅有话说。于是我们相约在11月19日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对话。主要围绕在马华党选前后的局势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课题。他否认他的政途已步入了冬天,也否认如果情势有变的话,肯定对他不利。他说,事情每天都在起变化,这是一种规律,但他以不变应万变。他还是乐观其成地看待,在政治上他还是会有角色可以扮演的,毕竟他参加马华已有廿多年的历史。他是在参党多年后才有机会成为候选人,那是1995年的事。他不是乘直升机从天而降,而是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有人说他是幸运儿,一参选得胜便官拜行政议员,如今已做了十年的行政议员。应该“满足”了。但郭家骅驳斥这一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多年在党内努力耕耘和努力付出,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成功背后的辛酸。
我们的话题于是进入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郭家骅今次只做半届的行政议员,不久就要让位于党内其他人。这是甚嚣尘上的传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应,那么传言是不是真的?
郭家骅说,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传言,而且从2004年大选后就一直“纠缠”着他,似乎在等着他“收档”,但是他认为他没有能力阻止传言,也会尊重党的决定,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不過到现在為止,他還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
根据马华不久前的议决担任行政议员不可超过三届,除非有关者是州的联委会主席。这就是说,按此议决,郭家骅可以担任行政议员到本届届满为止。
在对话中郭家骅似乎有几个有利的因素可以保住行政议员到届满为止(但決定權在馬華領導層):
1.
马华公会的主力还是放在槟岛,这也是一向来的传统,因为槟岛有较多的华人人口。目前马华槟岛有5名州议员和1名国会议员,在威省有4名州议员,形势偏重在槟岛。马华不可能让重心移向威省而忽略槟岛。
2.
除非是另有因素或迫不得已,不然马华中央会顾及平衡的重要性。
3.
槟岛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槟州的政治行政中心,马华公会有需要加强它在这方面的形象和地位。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马华中央或总会长在更换行政议员上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因为郭家骅现在是代表槟岛这一方,若是变化之后有所偏向而可能引起一方党员有异议的话,就非党中央所愿。我们不知道黄家定在2004年大选后决定放回郭家骅,是否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也知道黄家定至今也没有对此有所表态,大家都不知道有变或没变,也只有总会长在认为必要时,或才在会长理事会中讨论。再说,黄家定也会认真看待“中途换马”這碼事。這也许这是郭家骅“乐观”的一面。可是与此问题相连系的是郭家骅今日在马华槟州联委会上没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他又何去何从呢?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马华区会改选的过程中有作出“挑戰性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感覺到有一股勢力要把他边缘化或剔他出局。因此他必须证明他是有支持力量的,是有地方势力的。当他的“阵容”在区选有所表现后,他也进一步证明他也是得到全国党中央代表的支持。他的努力在全国走动下也终于得偿所愿,以令人满意的得票胜击。
对此我说他在区和中央的胜出不等于他在州可成为正比例,因为州的领导是由中央委任的。结果他(原任州署理主席)和原任主席黄锦鸿(也是中央理事)双双“被飞出局”,也就是说“两败俱伤”。我还补充了一句,是不是应了“蚌螪相争”的效应呢?郭家骅有一脸的無奈,但他说,即便走到今天的结局,也不是绝望的。事情也许会有转变也说不定。他对马华党中央有信心,也会肯定他对党还是有所作为的。他认为马华不应把焦点放在党内的人事问题上,而是要面对未来的大选,这才是马华所要重视的方向,尤其是从现在开始,党要看到和抓着政治的风向。
我问他的“乐观”是不是放眼在未来的大选“弃州攻国”?他说他不知道,但他有信心可以在他所属的选区内的国席争回议席,如果他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的话。

11.12.05

尊重法治才能善治

一连串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中国女郎投诉在警局被罚祼身检查;继之录像带又爆出尚未公布身份的裸罚过程;然后是副部长失言道歉又指传媒曲解其意等等。不仅国人议论纷纷,连外国媒体也大事报导,弄得首相不得不表示歉意,当机立断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限定在30个工作天内提呈报告。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亡羊补牢”,不再发生类似的“丑闻”。

政府的急速行动,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必须加以严正看待,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我们不讨论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关注的是问题所引起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政治这两层的相互关系。因此有需要审视在民主政治下怎样才能防止某些行为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在民主底下,我们有那些地方需要跟进和改善。这就涉及政治学这门看似简单,实则是深奥的哲理。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般上都有自身的制度,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相同的,但在民主的框架下,却存在一些共同基本的法则或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公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四个公理和五个要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谓四个公理是指;共同的政治价值,它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和福利,也顾及尊严和人权;‚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生活的规范。其中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权力的划分,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ƒ承认民主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保障。它又分成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前者是用宪法来保证民主;后者是让民主程序不断转动而活了起来;„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所推行的政治制度。

为了使到民主政治发挥最大的作用,它的五个要素是﹕通过选举来演绎民主;‚保证公民有最大的参与政治的权利;ƒ不允许个人驾凌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法治;…有选举和言论的自由权;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中有宽容之道及权力要受到制约,不允许产生一种绝对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权力。

从这样看来,推进民主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要特别强调教育和拥有知识的重要性,以便培养有素质的人来维护民主法则。整体而言,民主就是要建立一个被人民普遍接受的“从善政(Good Government)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以成为一个典范。

马来西亚无疑的自从独立以来,就采纳民主政治来建国。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甚至连国家元首(国王)也是采用轮任制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君主立宪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民也习惯行使自身的投票权利来选出人民代议士。这之中有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阵营,显示了民主的政治仍在运作,但在历任的领导人中,也有出现过面对政策的调整的争议和对政策实施的失误的批评,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人民也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基本人权?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旦政府被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就告建立,他需要在民主政治授权的机制下,行使其拥有的权力和确保权威得到尊重而不流失,从而使国家处在一个法治的范畴内,人民也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他又要带领国家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让国人充份地参加国际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欢迎国际交流的。我们欢迎外来投资,欢迎外来劳工和外国学生乃至不遗余力地推动旅游业是为了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利惠全民的同时,也要善待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大潮流下,不幸发生与首相阿都拉倡导的文明进步开放的社会不协调的事件显示了有人忘记政治学公理中的宽容、尊重与平等的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更甚者有人竟忘记这是全球化的时代而出口不逊地要“外国人可以回去,如果认为我国是残暴的话”,严重地伤害了国家的信誉与形象,也伤害首相的权威和国威,难怪引致首相的苛责。这根本不是一位副部长所应持有的心态,而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与他的思想潜在的下意识(对外人的歧视)分不开的,他必须要牢记这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说话要谨慎而有分寸,不能信口开河。

纪律部队固然有其职责所在,但在执行任务时不能有所偏见和对人性尊重的漠视而引起公愤。这种不守纪律的人,也沾污了警察的声誉。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恶人者人亦恶之。”

因此,我们至为欢迎首相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清理门户和制订条规。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是有政治学公理在罩住的,任何破坏政治学公理与民主因子的人,都是阻挠善治社会的到来,也是对国家公信力的极大挑战。如果我们要修补已造成的破坏,一定要把狭隘的心态矫正过来。

8.12.05

马华的“平反”,迟来的春天

历史和敦林苍佑医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在马华公会的一段“辉煌”而又“惊涛骇浪”的斗争竟然要苦等45年后才被“端正”,被正式列入“党史”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掌门人。这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一个“重要的动作”而把历史摆正回来(11月22日各报均报导敦林的照片被悬挂在马华公会总会长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也是“陈年往事”的“平反”。)

对于敦林的“平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呢?我就是基于多年朋友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12月6日)以此为题打开话匣子。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也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毕竟这是封尘已久的历史,对于一位已退隐政坛多年的老人来说,已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你说他不在意也不对。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们选用的是那张照片?我说,好像是您当首席部长时期的那张照片。接着他说:应该选用他当总会长时拍的照片。于是他指着我写的《林苍佑评传》中他与东姑阿都拉曼合拍的照片。“这才是我当马华总会长时的模样!”我问马华公会有没有派人向您拿照片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挂上去,也有报社的记者要采访我的反应,但我都没有接受。我不愿置评。”

我说:“这毕竟是事实呀!您应该有所响应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是您个人的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今天我们都应该回想过去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

“是呀!我近日从discovery报道中看到新加坡40年的成长,很有意思,有李光耀的奋斗一生。”敦林说。

我说:“您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您有您的历史定位。过去我为您写《林苍佑评传》时,你形容是“非小说的故事”。您也曾提议我端正某些片断。可我一直没有做好。今天您愿意再讲您认为应该讲的事吗?”

敦林把话题岔开:“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一切已归历史。”

“但历史总该有个记录,不能让历史留白。虽然我这本书不是什么历史文献,至少我是第一个人自动地为您写了一本「传记」,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另一个人为您写「传记」,您本身又不写回忆录。”我这样说。

终于我们的政坛元老打开他的记忆之门:“我在50年代成立了急进党,后来又参加马华公会,我为什么要搞政治?这其中有一个人生哲理。不论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或我们的族群在马来西亚,都是一盘散沙的,孙中山也说过,华人是一盘散沙。但要整合散沙,却是难之又难,而能够做到的唯有组织政党来团结华人。”

“为什么会说是政党有这个凝聚力?我打个比方说,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他们都是身无半文来到马来西亚,有谁把财富从中国带来投资的。你可以算出有5个人是有钱南来的吗?没有。他们这些人来到南洋后,有些人发财了。比如陈嘉庚,骆文秀,刘惠城等等。还有是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后组成乡团,也只是照顾同乡的一群,有钱人和这些团体所能照顾的族群是有限的。唯有政党才能整合华人和改变华人的命运。”

此时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先贤来到马来亚后被称为“苦力”?是谁给取得这个名词?”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敦林接着自己回答:“是殖民地的总督金门泰,是他把华人叫着“苦力”的(即我们所谓的“劳动阶级”)”

(按金门泰(CECIL CLEMENTI SMITH))在19世纪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任期是1887-1893年,6年。海峡殖民地是于1826年正式成立,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合并成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又称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ELMENTS)。那个时候,大批华人从中国南来,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内)。

他说:“这个名称取得好,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得清苦,又用劳力血汗谋生的,也凭着他们的刻苦耐苦,才有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局面。”

敦林的习惯是他一旦开了口,就不会让你有机会插口。他“包办”了谈话的内容:“我在从政的年代(1951年开始),为了体验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便勤于到处走动。那时较多与我出外的是拿督林维雄(已故),我们到乡下席地而睡,近打区的矿工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渔民的生活也一样苦。我认为从政的人有责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在改善之前,你得了解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才能下手。”
“你又知道吗?孙中山除了感叹华人是一盘散沙外,还有什么抱负吗?”

我插上一句:“他有提倡「天下为公」。”

“对了,就是「天下为公」。搞政治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老想自己。”

至此,我要介绍一下林苍佑从政经历。因为在我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面对政治上的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林苍佑是其中一位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林苍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民政党;如果没有林苍佑,马华公会也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林苍佑(86岁)是在1954年正式参加马华公会(这之前他是急进党后创党人和领袖(1951-1954))。在1955年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用联盟标志)参加槟州议会的选举而胜出。随着这一胜利,林苍佑把槟州马华搞活起来,也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虽然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主席由殷商伍瑞琴担任),但凭他的智力,他成了马华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其它人有陈祯禄、梁宇皐、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及符兹美等人,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主要的工作是应对1955年的联合邦自治的普选。
与此同时林苍佑也是马华公会推派参加联盟会议以关注教育问题的人。

这里有两个背景要提出的:

其一是英殖民政府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提议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取代华文,教总起而反对。联盟为应付1955年的大选,答应在选后检讨教育政策。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大选后成为检讨教育政策的委员之一,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敦拉萨教育报告书”。

其二是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是山头林立的,中央集权不足。各州可推派候选人,而不是中央,而且各州的组织是“各自为政”的,连资产和资源归各州所有,中央是一个未有权威的组织。林苍佑加入马华就是要改革马华,使权力归中央。因此他是马华的“少壮革命派”。

林苍佑对于他加入马华显得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而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您知道吗,当时我在马华内虽尚不是总会长,但我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务,那就是领导马华的选举与招收党员的工作,也直接介入了教育工作。名称为组织主任。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林连玉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华公会当时的领导层没人读懂林连玉的“心思和语言”,但我读得懂,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和要表达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告诉敦林:“我曾翻阅《星槟日报》的合订本,从创刊号到80年代中期,就是找不到有关您与林连玉的合照。不过在文字上倒发现您们是相互配合,甚至有时是一唱一和的。”

他问,《南洋商报》有这样的照片吗?我说我不知道。敦林说,他是在1956年的锺灵中学的学潮与林连玉相识后又相知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马华公会与教育斗争的历史:1953年,马华公会与教总和董总(尚未有正式组织,但派出代表,马华和董事代表的人也因此出现交叉,翌年才组成董总)共同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各派出10名代表组成,另加上三方的主席,共33人,即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三大机构”。根据林连玉的回忆录,这个组织是他和马华的温典光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加入董总的陈济谋。

这个“三大机构”基本上是一场角力战,但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1956年出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经交涉后,不列入“最后目标”,终于使各方满意。林苍佑是其中一名委员,林连玉则是赞成这份报告书的重要人物。

所谓“最后目标”是“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本委员会亦承认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见《林苍佑评传》,页73)。

1956年锺灵中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68名学生被开除,又有其它中学响应,轰动华社。林苍佑介入调解。马华公会也因此成立以林苍佑为主的15人小组,并在1957年发表《学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针对锺中、韩中及中学三间华校的学潮进行剖解,提出的建议包括:请教育部长阐明《1956年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即拉萨报告书),公布锺中接受津贴之条件与合同等。林苍佑说:“锺中之学潮,简截地讲,就如华文教育上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了解其根源,不要以为外敷药包扎就算完满。如不把疮内的不好的东西拿掉,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则直截了当指责问题出在汪永年身上,他(指汪永年)要负责最大的责任,诱导董事会接受津贴,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见《风雨十八年》,页179)。

此外1957年独立前,马华公会内的刘伯群(霹雳)及陈期岳(马六甲)发难,举行华团大会,削弱马华的代表性,并选出4人到英伦请愿不承认马华的代表权。他们是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林苍佑认为不妥,他以马华组织主任身份作出批评,最后影响林连玉不随团出发。林苍佑激赏林连玉的正确决定。他说,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解决,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所谓外来的力量即指刘伯群与陈期岳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连玉注意到陈祯禄施过手术后,可能失掉记忆力,以致马华公会失去重心(见《风雨十八年》(下),页21)。林连玉所指是马华内部出现分化,而此时林苍佑尚未掌大权。

1958年,林苍佑结合其少壮派的力量,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参加马华公会,勤于在全国走动,因此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再加上他反对马华卷入国民党和中共的斗争,力图使马华“马来亚化”,也就在马华内崛起了。3月23日这历史性的日子,林苍佑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朱运兴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这三个改革派主将组成核心力量,锐意壮大马华中央的力量,也向巫统提出要求分配三分之一国席(即40席,总数104席)。无奈时不予林苍佑,他无法打破马华各地“划地为牢”的小山头主义的局面,也无法说服巫统作出协商。林苍佑的改革终于功败垂成。因为东姑没有答应林苍佑的要求,而是转向支持陈修信的一派(陈修信接受31席),架空总会长及马华党中央。1959年的大选也导致马华的分裂。林苍佑派大权旁落。

这里我们要拉出一段与此相关的故事:林苍佑的得力助手杨邦孝是李光耀挚友。他在1959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马华危机爆发的前夕。因马华中央决定要争取35-40个国席,杨邦孝说,若未获接纳,马华要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单独参加大选)(见《林苍佑评传》,页108),前往新加坡会见甫上台执政不到两周的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么写道:“在我上任后不到两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事先没通知便到我家里来。他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老朋友要我采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这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和不安。我告诉他,我固然同情马华公会,却绝不会去惹他们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主要目标是跟马来亚合并。36年后,这件事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问清楚教育问题的背景,便能很早就得到提示:要跟联邦的马来领袖合作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2)。

林苍佑失败后,杨邦孝(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业律师,是改革派冲锋陷阵人物)愤而退出马华公会,转赴新加坡发展,如今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我问林苍佑还有没有与杨邦孝来往,他说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知道林苍佑怎么评估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问他对参加马华和领导马华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说有,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成果”是在那一方面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是马华党内的失败改革者,胜利的一方归陈修信。

不过,林苍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断地回顾他和林连玉在华教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他当上马华总会长后,便恢复“三大机构”的合作。人选重新安排:主席林苍佑(马华),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败政陈济谋(董总),副财政郑婉文(马华),常务委员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马华),严元章(教总),温典光、王景成(均董总)。林苍佑重新启动“三大机构”的活动是因为他在1958年3月份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后,于同年5月他接获董总主席陈济谋及教总主席林连玉的联名公函,要求开会讨论关注关系到华教前途的甄拔考试问题(此乃指政府有意列初中会考作为升学的标准,而华教则要求属于测验性质)。
林苍佑于是在同年6月1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用了整个10个钟头讨论华教大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林苍佑、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获授权处理重要事项。林连玉在会上表示他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希望在林苍佑领导下,马华与华团密切合作。

林苍佑在致词中矢言“三大机构”要使华教在宪法的保障下,获得充份的发展。他声言马华与华教共浮沉(见《林苍佑评传》,页99-100)。

在这次会议上,林苍佑也接纳了林连玉提出的教总十条提案,主要有本邦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应以教学的媒介语作为考试的媒介;各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一律平等及召集全国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决定华人对教育的愿望。但当时讨论到升学考试问题时,林连玉说要求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马华公会未能清楚交待(见《风雨十八年》(下),页49)。

不幸的是,韩江中学学生闻讯,在6月3日进行静坐罢课,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即刻与教育部长佐哈里会唔,得到口头允诺初中毕业升学试只作为测验性质。但林连玉非要杨邦孝签下白纸黑字,才肯发布新闻。杨邦孝既非教育部长,也没有官职,他确实够魄力承担责任,也就签了字给林连玉。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按下了。到了临考前10天,教育部长正式发表文告,指初中考试属测验性质。杨邦孝取得胜利了。林连玉说,“事后,杨邦孝告诉我,佐哈里之所以终于答应,是因为雪州四中学的风声很紧,学潮果真爆发,他的教育部长的地位会动摇的。”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51-52)。

林苍佑在确定他在“三大机构”的身份和领导地位后,于1958年9月20日在霹雳江沙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对于这个历史在林苍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会。在访谈中他问我可否记起那件往事。我说我在他的评传中有写过这一节,而且我写下林连玉赞美他的话。可是我没有您们两人的合照。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为他知道林连玉要什么。而且会议是空前的热闹,也算是林苍佑当选总会长以来首次取得华教界的广泛认同。

林连玉在大会上说华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要改变过来。“1955年选举时,华人选民不过12万,现在(1958)年情况不同,公民已经增加到百万名左右,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选举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到议会中表达我们的愿望。”

林苍佑在致开幕时对盛况空前的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在发展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三大机构是缺一不可的伙伴。但董教总是着重于提供华教应兴应革的意见;马华公会则是着重在政治的折衷。前者为了阐明真理,可以畅所欲言;后者为了加强效率,必须量情度势。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体。”

他又说:“马华置身于联盟,是为了三大民族共同的利益;马华置身于三大机构中,是为了华教前途。因此马华的一言一动,不能鲁莽灭裂。因为当联盟轻言分裂的时候,是全国的大不幸;当三大机构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是华文教育的大危机。

最后他要求彼此做到“互信互谅,精诚团结”(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17-428)。

还有一个大会令林苍佑刻骨铭心的是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主持“三大机构”联席大会,出席华团及教师公会共747个,代表人数1209名。大会通过林连玉提出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林连玉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林苍佑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华文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组成部份,教育本身要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才能发挥教育的效能。拉萨教育书已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有了依据,大家要珍惜这点成就。但华人要精诚团结,才能成功。”
他又说:“值此大选期间,凡能为人民谋福利,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待遇的人才投其一票。” (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34-445)。

这个大会又进一步确定林苍佑在华社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通过“三大机构”,林苍佑在其任期内先后两次召开空前的华教和华团大会,是他从政的一项令华社侧目的“成果”。不论以后局势如何演变,非林苍佑所能控制,至少他证明了马华公会是一个有活力,与华社共呼吸的政党。因此他不认为他在马华公会内是交了“白卷”,反而有其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怀念的是林连玉。一个与他出身完全不同,思想也不一致的人,只因教育问题而走在一起。尽管林苍佑不是事事圆满解决。但在林连玉看来,他确实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7月12日的马华党代表大会上,却变成两派的公开对峙。一派以陈修信为首(后来获得其父陈祯禄的支持),另一派以林苍佑为首。结果在东姑支持陈修信下,林苍佑派一无所有。

林连玉对于林苍佑的下场(1959年大选前,总会长被搁置一旁,既不是马华候选人,也没有权力拟定马华候选人,由东姑与陈修信挑选候选人)有十分痛心的慷慨愤言:“林苍佑是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斟呢?” (见《林苍佑评传》,页129-130)。“所有的华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3)。

林连玉一向很少公开称颂政治人物。他对陈祯禄有赞有评,也狠批过陈修信及翁毓麟,更对梁宇皐毫不容情地批判,唯独林苍佑与他合作愉快。他们两人渡过短暂的“工作蜜月”。如今林连玉逝世已20年,林苍佑言谈中一直不忘老朋友。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当年继续合作下会否出现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如果了。

就在林苍佑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时,林连玉仍然奋身为华教而战。这是由于自从林苍佑辞卸总会长(1959年)后,“三大机构”已是“不疾而终”,名存实亡,双方没有再对华教问题进行合作,留下无限的遗憾。

事有巧合的是,林苍佑是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诞生其“民主联合党”,而林连玉则是在1961年8月12日接获公民注册总监的通知书,吊销他的公民权。从此两个人自走各路。一个走向反对党;一个保持沉默,退出杏坛和公职。因为已没有“三大机构”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

但在这之前,他们又有过不期而遇地在安顺为朱运兴(林苍佑失败后,朱愤而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补选而站台。这时朱运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补选。在林苍佑与林连玉的支持下,朱运兴以3500余张多数票当选。林连玉说,大概他的号召力太强,引致政府在8月12日要取消其公民权。不过林连玉也认为这只是诱因,主因是教育问题(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5)。

当林苍佑把码头一转,判定他下来日子与马华是一场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从疾呼华人大团结到华社分裂,确实让人痛心疾首。其中的原因,也是纠缠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林苍佑依然相信政党是整合民族的最有效工具。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盘,这个盘要盛起散沙,那个政党能盛到最多的沙,那个政党就能从中崛起。基于这个道理,林苍佑又于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并把民主联合党解散。正如他在1954年主张解散急进党,一起加入马华公会一样。未想这个民政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竟然在1969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林苍佑从全国领袖退下后又再成为一方领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宁唯是,他又把民政党带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重温在联盟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又回到执政阵营与陈修信争天下。彼此争夺“华人的代表权”。陈修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因为有了陈修信派,他的改革落空;也因为陈修信体会到马华的组织不健全,因此当他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就修改党章,把马华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一如巫统一样,造就了总会长集权威于一身。陈修信改造马华,却改造不了华社的命运;林苍佑改造不成马华,却改造了槟城的命运。

如今陈祯禄走了,陈修信走了,与他一同在政治上斗争的或敌或友,也一个又一个走了。剩下的政坛元老已是屈指可算。林苍佑在1990年退隐政坛后,一幌又是15年不问政事。难怪很多人说林苍佑是个不接受访问的人,因为他说他的政治故事早已结束了,不想再重提陈年旧事。

不过,在最后结束与我对谈的时候,他又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向你说过,我们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华人”,也不是“马来西亚华裔”,这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有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祖先是华裔,所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我们不是“土著”,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土生”。我们是“土生马来西亚人”不就是一个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吗?

“再者,我告诉你,今日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走出国门,在国际扬名,也在国际找到安身立足的地方;而又有人再转回头,在马来西亚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不必有什么忧虑。” 他说。

“但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得面对诸多问题。政党也还得为民服务,为民解决问题。因为您林苍佑,整个华人的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改变了,版图也改变了。您不认为这是事实吗?而且“土著”与“土生”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有宪法保障下的特定条文;后者则没有。”我说。

他不回答我这一尖锐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已不理政治事了。不过从他的言谈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历史的评价的人,其实是最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然他不会问为何不放39岁的照片?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林连玉?因为林连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承认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最高领袖的地位,谁有这份荣幸呢?

还有他也再一次地问起我对林苍佑的评价,并说除了这本书外,我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谈到他的。我说是有不少,都写在报章上。我甚至也为他治理下的槟州作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带出他的政治理念。
他再向我要了《林苍佑评传》(中英文本),再详看一遍。我想他还是会有话说的。我等着他的兴致来潮时,他就会再说那说不完的故事。

林苍佑是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也没有写完。你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尽然,在2004年大选时,他还为其儿子在峇眼的竞选而操心呢?他也决不缺席民政党的重要大会。对这两个政党,有心痛的一面,也有深爱的一面。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林苍佑应该是整合马华民政两党的不二人选。(2005年12月8日)

5.12.05

林连玉骂扁两个人

今年是林连玉逝世廿周年,使我想起他生前曾公开骂过两个人,而且一骂就把他们“骂扁”了,以致他们在华教的“地位”的“消失”无从翻案。这一段的历史又是与林连玉一生的斗争分不开的。
被誉为“华教第一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是集美学校师范组的高材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1927年南来马来亚教书,而后又回中国省亲两次,再回到马来亚。从1935年开始就在尊孔中学执教到1961年“出事”为止。所谓“出事”是指他在那一年公民权被吊销及教师执照被撤销。从此他就离开教席,也辞卸教总主席。过着“一生傲骨,两袖清风”的简朴生活,一直到1985年12月18日逝世,终年84岁。
为什么一介书生的林连玉会骂人?那又是关系到华教的大事。他在1951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也在这一年发动成立教总(在1949年时已成功组织吉隆坡华教教师会),且在1953年起出任教总主席。
教总的第一任主席是锺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他在1952年被暗杀后,身为教务主任的汪永年成为代校长,而在林连玉于1953年杪成为教总主席后,汪永年是副主席。本来他们两人是在教总一起工作的,但在1955年林连玉突听闻锺灵中学准备接受津贴而改制,乃力促华文中学保持原状,以一致的步骤应对之。可是他却发现汪永年“背着他”让锺灵中学接受改制。因而认为汪永年“破坏大局”。
结果锺灵中学在汪永年的走动下,接受政府的津贴,并订在1956年成为全国首间改制的华文中学。这个时候马来亚尚未独立,也就由汪永年与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达成协议。这一下子,引爆锺中的大规模学潮。汪永年身为槟城华校教师会的主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为着锺灵的发展,我必须这么做,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人也好。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肚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
林连玉的回敬也是十分够力的,因为他不能忍受汪永年“开创先例”改制华校。他指责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锺灵中学的改制成为事实之后,也在日后(1961年之后)影响其它华文中学也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汪永年担任锺中校长一直到1970年退休为止。后来再转任锺灵独中校长到1982年退休,年前已经逝世,但经过林连玉这一骂,汪永年不论在华校服务多久,他在华教史上留下的是一个“骂名”。也是给林连玉骂出来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二个被林连玉骂的人是梁宇皐。两人的一来一往文告战和口水战更是精彩连连,针锋相对不在话下,遣词用句也十分激烈,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在后来转录成书《林梁公案》出版,是华教斗争的外一章,但意义又是深远的。
梁宇皐(1888-1963)学贯中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元首两年。1959年积极从政,出任司法部长,又担任马华总秘书。本来有机会与陈修信争马华总会长职(陈修信是在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但因与林连玉骂战,也间接地“毁了”他的政治生命。
事缘1960年政府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除了将华文小学纳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也要华文中学作出选择,或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保留华文独立中学地位(1962年实施)。
梁宇皐事先已与林连玉对华文教育课题有龃龉,又因报告书的问题再次“唇枪舌剑”。梁宇皐在国会否认政府有意压制华文教育,他说:“我们坚持学习英文,其目的是打开大门,使学生有求深造的机会,此事决不是消灭华人文化。”他并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不过是“走江湖,吹牛皮,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1960年)
林连玉针对梁宇皐的指责,有如下的书面谈话:“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1960年)接着双方的骂战再次升级,林连玉更在较后时形容梁宇皐是“民族的败类”。(1961年5月18日书面谈话)(见《风雨十八年》下集及《林梁公案》)。3个月后(即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他也不得不辞去公职,也丢了教师的饭碗。不过梁宇皐被林连玉一骂,也失去在马华争取领导的地位,且在华社失去影响力。1963年他在任职上逝世。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也在华社逐渐被人淡忘。
汪永年及梁宇皐先后被林连玉骂扁,从此在华社留下污点,而无法抹去。大概这就是林连玉的威力吧!如今三个人都已作古,但如果翻阅历史,倒不失是最好的教材,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总教人深思其中。

4.12.05

黃家定為林蒼祐“正位

各报在11月22日报导林苍佑的照片出现在马华公会,而且是挂在历任总会长一排内。这是马华公会第一次“公开和正面”的承认林苍佑是第二任的总会长,也是黄家定再确认总会长的地位后的一个动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小动作”,只是挂起一个人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事,实则需要很大的勇气来“纠正马华对林苍佑的评价”。因此林苍佑这人头照对马华来说是个“千斤重的包袱”,历届的领导人都无法举起来,更不必说把他与陈祯禄并列了。

为什么林苍佑对马华公会是个抹不掉的“伤痛”?为什么他在马华的地位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否定?为什么马华的党史不正面评价林苍佑这个人呢?说起来是一匹布长的“情仇恩怨”。这个故事应该从陈修信时代说起。

林苍佑本来不是马华公会的党员,而是1951年6月成立的“急进党”的发起人。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他受委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员。1954年他应马华创党人之一的陈祯禄(即首任总会長,也是陈修信的父亲)之邀,参加马华公会。

当时的政党对于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时,他仍然是急进党领袖,但他也在这一年退下主席职,接受担任副主席。此举显示林苍佑将有“大动作”。因为他疾呼急进党员与各政党合作,争取自治早日到来。急进党也因此产生分化,大多数党员支持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有小部份人不追随,宁可保持沉默。就这样“急进党”在没有林苍佑主持大局下,渐渐地自我消失,没有派人参加1955年的选举(1955年是马来亚自治前的一次普选,国和州分开举行。)

林苍佑选择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是年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他的对手竟然是亿万富翁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的媳妇黄绣娘,而黄绣娘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叶祖意是托黄仲涵发迹的,成为马来亚的糖王。

黄绣娘也是急进党唯一女市议员叶宝真律师的母亲,后者不追随林苍佑入马华选择退出政坛,也不反对其母亲以独立人士身份在加拉歪选区与林苍佑对垒。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联盟(包括马华)全胜,共夺14个州议席(另10位议员由英国委任)。

本来,以林苍佑的地位和身份,他是1957年独立后的当然槟州首席部长,但他没有接受首任首相的推荐,反而推举王保尼出任首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作全国的领袖,不是一方的领袖。果然在1958年林苍佑率领少壮派在马华“起义”。在一场激烈的选举中,他击败陈祯禄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在宣传主任职上也败给林苍佑派的杨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还有林苍佑派的朱运兴胜了总秘书职。这也埋下林苍佑在后来与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交恶的一枚“炸弹”。

当然还有其它人事介入及其它因素导致陈修信与林苍佑公开骂战。在得不到东姑支持下,林苍佑失去了在联盟内的影响力,未能争取到三分之一的国席归马华公会,甚至连他本身也不是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东姑把力量靠在陈修信这一边,林苍佑的“革命派”成跛脚鸭。一怒之下,林苍佑辞卸总会长职(1959年7月30日提出但不被党接受。1959年9月15日又正式呈上辞职函)(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

林苍佑在马华内“革命失败”;胜利者是陈修信。而陈修信是在1962年的党选上正式当选马华总会长。林苍佑则在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从此与陈修信“势不两立”。

在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公会,林苍佑的“历史地位”已被抹煞。因此在马华党史内,后者成为一个负面人物,仅以“林苍佑事件”一语带过。所谓的“事件”是指马华公会内曾经发生过“内閧”,而事件的主角是林苍佑。在这样的局面下,陈修信是不会把林苍佑“擺正”的:尤其是林苍佑于1969年大选以民政党(民联党解散加入其中)人起而执政槟城州,复又加入国阵(联盟的前身),更是使陈修信耿耿于怀。

因此从陈修信开始到李三春,到陈群川再到林良实,他们都是一脉相承无法接受林苍佑在马华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后来者也不願意改变既成的事实,以致林苍佑在马华眼中不是应该“坐大位”的人。他的位置是在民政党内。这种情况未想被黄家定纠正过来。我记得黄家定不久前曾向我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人。果然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包括“端正林苍佑在马华的历史地位”,确实够勇气与魄力的,里头也许向民政党输送一道讯息,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也能“端正华人的历史地位” ,并为华人打开一个明朗的天空,溶入和谐社会中。

28.11.05

锺洁希现象反思

这是一对“小人物”高调处理结婚的故事,也引来了诸多的评论,而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课题”。我们称之为“锺洁希现象”。
它的争议性不在于对婚礼的铺张,而是主角本身已成为一个争议性的对象。起因于主角锺洁希毫不隐瞒她是变性人,从男儿身经过三次大手术转变为“女儿身”。也就是说,主角经过一段的痛苦经历后,终于达成愿望,以“女人”的身份立足于这世俗的社会。本来这样的故事在热闹之后逐渐平静下来;未想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又把局面搞得沸沸扬扬。于是留下一连串的谜团成为世人,尤其是好奇的人在追问:人真的可以变性吗?或变成男人或变成女人后就具备了生理上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吗?‚变性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性别可以改换吗?ƒ变性人的婚姻是否有法律效用?宗教上又如何为这样的婚姻作诠释?„这样的生活会美满吗?是否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此情永不变?
这些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肯定一直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新郎马思健是男儿身已是不必置疑,但人们就会遐想锺洁希怎么在转变中适应自己?又如何调整婚后的生活?
我们先从个人的问题进行分析。它涉及了一个人的性取向的痛苦的挣扎。在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不论男或女,具有了相反的性倾向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做不了手术。只能产生“同性恋”的不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断袖之交”。至于太监受宫刑是因为朝庭规定,不能对后宫有越轨行为,属于被迫性质也不是自愿的变性人,不在此例。因为我们所说的“同性恋”是指同一性别(但有其中一人性取向与原来的生理有别)的人“相恋”而不理会别人的眼光。当这种情况从不允许到法律的沉默时,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同志”之恋。在今天已是见多不怪。至于其中一方转为变性人的例子倒不多见。其一要承受痛苦的手术,其二要有经济基础,其三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锺洁希就是属于富有“冒险精神”和值得一博的变性人。从外表来看,她的手术是成功的,而且也变成一个“大美人”。如果没有人点破,谁相信她是变性人呢?站在美学的观点,锺洁希具备了女人应有的“美的外征”;无可挑剔。我们终于不得不赞叹医学的进步和它对人的改造的“鬼斧神工”的高超手术。
可是当转入第二个社会问题时,锺洁希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这现象是向传统的社会发出挑战,即是变性人是否是一个正常的人?若是正常的人,又有那点阻止「变性人」结婚呢?
从法律观点而言,迄今为止,只有四个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即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及西班牙,其它国家的州属也有不同的法律解释,但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无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不仅于此,也认为同性行为是违法的。总之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不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
同样的,大多数宗教不能接受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也自然不会承认同性恋的权利。
锺洁希面对的是一个微妙的尴尬的回应:没有在法律和宗教上取得变性的认可权利。尽管性是个人的行为,在医学上也没有条文禁止人的变性,这就产生医学与法律的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不是严重性的。虽可以让你变性,但它不承认变性的身份。总之在法律上是以身份证的性别作为标准,以致变性人一旦结婚,也被归为“同性”婚姻而无法区分“同性”与“变性”的差别。
因此问题回到一个医学与自然界的博斗。自古以来人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改变的可能。但医学界又证明它可以巧妙地改变一个人的性别,即便是不完整的,也是可以令人称心满意的。如果是女的,不具备生育能力,也不属大问题,不少人也是通过“领养”或“试管婴儿”而成为母亲的吗?这就是说,锺洁希的现象不是她与法律“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与宗教过意不去,而是医学认可了她,为什么又被法律所“抛弃”呢?应该是属于医学挑战法律的争议,因为如果医生不为锺洁希做手术,她就不是今日的锺洁希了,而是原来的锺宣台。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法律承认不承认医学上对人的“变性”的转换的认可?只要这个问题获得“解决”,锺洁希现象也就可以转成首开先河的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都不乐观其成。倒是我们看到将来这样的“婚姻”会越来越多,因为法律保持它的被动性。于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27.11.05

“和平崛起”VS“中国复兴”

前台湾行政院长萧万长于不久前接受《中国评论》专访时有讲了一段令人深思和具有反讽用意的话﹕“现今全世界都在讲中国崛起,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当今的发展叫“中国崛起”,而应该叫“中国复兴”。因为二百年前(即1800年前)的二三千年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强国。现在是回到跟我们老祖先一样再起来了,所以就是“复兴”。”(见《中国评论》05年9月号)

这里头的争议点是在台湾的政界人士看来,当今的中国并不存在“崛起”这码事,而是“复兴”,即还原过去的“盛世”,绝口不提“和平”两个字。不过在中国官方看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从全方位探讨而得出新的战略是以“和平崛起”为手段,即意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具有“威胁”的目的存在。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个新的特殊名词,就不知道为何萧万长这么在意对字眼的使用,而坚持使用“复兴”这两个字?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那就是萧万长说本来中国早已“崛起”,有了盛事。中共不过是再循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用“崛起”两个字。反过来,中共认为即使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有过“盛世”,但当时的中国是以本身为中心,无视中国以外还有更大的天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认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观念;而今日的世界,中国不过是其中一部份,经过近二百年的积弱后,要在地球探出头来,着实不容易。如今中国不但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已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一片兴旺的国家,不用“崛起”又用什么呢?它不是“复兴”中国的封建王朝,而是用新的政体新的思维来做一番和平竞争,因此也叫做“和平崛起”。这与中国古代的“盛世”是两码事,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但无法比拟,也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所谓“复兴”是不存在的。

从这样来理解,萧万长的用字可能是另有含意,也带有政治上的“不认同中国正在崛起”,充其量不过是“复兴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这种说法比起陈水扁的激烈刺耳的言论是较温和的。陈水扁认为中国不是在搞“和平崛起”,而是在搞“和平威胁”,尤其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更加不苟同中国的战略方针。

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叫得最响,以制造一个舆论依据。也就用此来“保护台湾”,使到中台问题越形复杂,正好也符合陈水扁的“台湾是一个独立体”的指导思想。

就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威胁”两个敌对的言论在相持不下时,萧万长的“新解”也就显得更有其隐藏的议程﹕台湾的政界人物(指高层)必须要用不同的字眼来诠释现今的中国,不能让“和平崛起”成为主导思想来影响全世界的国家给予认同,这将会对台湾产生不利。因为一旦“和平崛起”被确定后,台湾就不可能不断重复“和平威胁论”,“独立之说”更显得后劲乏力。因此萧万长的言论是“转移视线”,不面对现实的一种“看似有理,实是文不对题”的辩解。

事实上,中国是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廿年之后,才把“韬光养晦”的战略提到日常的议程,以便巩固改革以来的各项成果,不强出头,忍辱负重应付转变中的世界。也有人针对这样的收敛锋芒,避开对抗的战略给予批评,但还是未使中国急速的改弦易辙。

到了2004年,中国正式把“和平崛起”用来取代“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此举意味着中国在“修身养性”多年后,已有条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搞“对等政治”。胡锦涛坚持走“和平崛起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温家宝说“和平崛起的要义包含自身体制创新,不能依赖外国。”李肇星说,“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就这样,“和平崛起”的理念转入2005年已成为中国对外的头等议程来执行和推进。当然面对很多阻力和各方挑战,但就此大方向而言,已不是什么“复兴”,更不是“威胁”,而是用“和平崛起”来实践“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进而使到台湾人民也分享其中的荣耀。因此相对来说,萧万长的议论显得没有意义,也是离题之言,除非不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

21.11.05

评李敖神州之行

文坛怪杰李敖是个狂妄恃才傲气的人,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反对;李敖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许多人同样的也会赞同。在我看来,李敖有天生的叛逆,又是有话直说的人。他一生著述甚多,也蛮有辩才地口沫横飞。为了争取民主他坐过监牢;因为他认为胡适没有把民主带进台湾,反而被国民党收用,因此他赞扬的是1935年以前的胡适,尤其是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基此,他成功地说服北京大学让他为胡适立塑像,以报答胡适在五十年前赞助他一千元的经费。事实上,胡适的提倡白话文是有口皆碑的,没有人可以抹杀他的贡献,但在1935年以后,李敖认为,胡适整个生命给国民党浪费掉了,所以他把胡适分成前胡适与后胡适(参阅《亚洲周刊》2.10.05)。
带着批判性的精神,李敖于今年9月19日至29日对神州展开“回乡之旅”,倒也掀起一阵阵涟漪。有人说李敖的中国行“震荡神州”,“化解台独之旅”,也向中共的权威挑战。我则认为有些夸大之言。因为在今时今日的“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类似李敖这样的言论已不是什么“异端学说”,更不是把中共骂得狗血淋头,而是“大赞小弹”。从这个角度来演绎李敖在中国的演讲和言论,不但可以被中共当局所容,也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毕竟这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批评或揶揄一下也无伤大雅。至于李敖之言是否已戳破“台独神话”,倒未有立竿见影之效。因为李敖是在向大陆人民放话,不是直接(可算间接)向台独份子放话,即使是在台湾大弹特弹,也不见得会使“台独死硬份子”改变过来。换句话说,你李敖说得的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人;我“台独份子”依然我行我素,你又奈何得多少?总之他们会挑战李敖敢不敢叫解放军马上开过海峡“解放”台湾?李敖当然不会这么做,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他只能在言论上“破台独”,“反台独”。但他也留下一个迷思,把自己和中共一分为二。他这么说,既然共产党说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让它来服务我们。这是一种“你主我民”的二分法,倒也宣示了“民主”两个字。因此同样的,台湾又何尝不可叫共产党为它做事呢?但怎么个做事,李敖尚未清楚表达,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这点他在香港时也促请香港人民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不要什么都要。可是反过来,李敖则没有告诉人民怎样“回报”中共的“为民服务”?
李敖这个论点,也有相当多人提过,不是新鲜事。陈水扁肯定听不进去,他可以继续在凤凰台骂阿扁,但在台湾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李敖是心知肚明的。
无论如何,李敖确实比马英九高明,马英九曾说过中共先平反“六四”,才来协商两岸合作或统一事。我们也不知道马英九为什么要拿“六四”做为条件?倘若“六四”真的“平反”来换取“台湾的投入祖国怀抱”,而万一中国会朝这方面与马英九交换条件,马英九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前提是马英九能否在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
李敖不为“六四”叫屈,他反而用平常心看待“六四”,认为这个时代这样的“蛮干”是成不了大事,而是应该用智慧来化解中共的“强硬立场”。至于中国人民要怎样达到李敖心中所要的“自由和民主”。他只说一是反求诸己,另一是求诸宪法。这等于是要个人克制,要国家尊重宪法。
说到宪法,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一条是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诉诸民主,“文革”就是在这一条文下被鼓动起来的。当然这种“民主”要符合官方的立场,否则不可乱贴。到了邓小平当政的时代,于1980年从宪法中取消这一条款,不知李敖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宪法内这样的条文已不复见。他是不是主张再放回去?
再者,吊诡的是,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制订出来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法。因此是以执政党的意识为依归。共产党已统治中国56年,它的立党之基在马克思主义,李敖则建议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若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又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因此李敖这一说法又冲撞共产党的根基,自然无法被接纳,也会被当成开太大的玩笑。正如国民党如果去掉“三民主义”,就不成为党了。因此李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等于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也难怪他选台湾总统时,叼陪未座,得票少得可怜。
反而是选民可以忍受李敖走进立法议院当议员,无党无派也好,让他有一个平台“胡说八道”也无妨,反正是个人作秀。当然李敖也不尽是胡说八道,只是有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讲了一堆废话(至少在中共看来是如此)。至于其它历史课题,李敖也真的有其“说理”和“道理”,那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只是他的刺耳之言,对相关的人来说,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呢?

20.11.05

两个争议,一个迷思

有两宗争议的课题,是很值得华社关注的。一个是在200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成立所引爆的争议,至今仍然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另一个是在2005年,也就是在10月份激发的争议,因为又多了一个“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在人事上遭致“留台联总”的反弹。

虽然这两件事有不同的背景和性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牵涉的人和事都产生一个迷思。争议之后,又留下疑团,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例如雪华堂争议的是它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历史,一向是代表雪隆的华团的最高组织。虽然在注册上没有标明是“雪隆中华大会堂”,但大家都习惯地及传统地认定它的权威,尽管不是所有的华团都参加成为会员。因此它不能够忍受以刘盘石为首的一派,不动声色地成功申请注册“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并指此举造成分裂和削弱华堂的代表性。隆华堂则否认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于是双方唇枪舌剑,依然是解不开的矛盾和症结。

至于“留华同学会”也是静俏俏地进行注册,待到一切成定局后始向外公布。这一下子留台联总有话说了,指其前任会长陈志成不适合一脚踏两船。不过它并未反对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而是希望各司其职。表面上看来,两会之间没有如同“雪华堂”及“隆华堂”的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争议,但实际上又起因于人的因素,以致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了分歧。一个是以“人”来论,一个是以“事”来谈。

我们无意针对争议插上一脚,但就两件事来看,它反映出华社存在着因人事而带来的纷争没完没了。所谓“就事论事;人事与事物一分为二;不应将个人恩怨牵扯其中”的说法却无法成立,反倒是因人起争执居多。上述两个课题就是现实的教材。

吊诡的是,两件事的关键人物却是相互关连的。倒教人说不清楚该如何了结恩怨。其中最明显是陈志成这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陈志成本是代表留台联总(有26个属会及30年历史)参加雪华堂,并曾担任一届的会长。在他担任会长期间,巧碰刘盘石组织了“隆华堂”。而刘盘石又是以“华人行团总会”的代表身份成为雪华堂的永久董事。

在陈志成主持下的雪华堂力促刘盘石辞董事职,也坚决与“隆华堂”划分界线,并致函社团注册官要求撤消“隆华堂”注册(但未果)。彼此间的恩怨和矛盾也因刘盘石的“另起炉灶”闹得不可开交。在舆论上显然是雪华堂占优势,刘盘石也不得不退出雪华堂,不能“一脚踏两船”;但在法律上又无法使“隆华堂”消失。陈志成当时所持的立场是:刘盘石既然“顶撞”雪华堂,就不应续留在雪华堂担任董事,而刘盘石也接受这样的决定。

就在陈志成于2004年卸下雪华堂会长一职后,他的身份依然是留台联总的顾问,也代表留台人出任雪华堂的代表。在这个身份还存在的时候,他又另一边厢成立了“留华同学会”,且涵盖的范围是以政治大气候作为标准,既包括留学大陆,也包括留学港澳和台湾的学生。在法理上自然也无需挑战,只要社团注册官不反对即可。

这样一来,留台联总又像陈志成那样(以雪华堂会长身份施压力要刘盘石与雪华堂切断关系),找到一个先例,也通过撤除陈志成的顾问职和代表权。这就是说,陈志成在留台联总眼中,是刘盘石第二,不能左右逢源。留台联总会长刘天吉扮演的角色正如陈志成在雪华堂扮演的角色一样。当然会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就如隆华堂一方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即“隆华堂”不是刘盘石带头,而成立后名称经协商后稍为变动,又加入雪华堂,争议便会缩小。

同样的,如果“留华同学会”的创办人不是陈志成,也不是留台人扮演领导角色,也必然没有什么争议。

整个问题就出在人的矛盾(或可能是恩怨或意气之争)变成事物的“对立面”,以致所谓“就事论事”经常陷入“就事论人”的困境。毕竟是人在操作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这就回到问题的本质:一切有关的人都要有“感同身受”的先见之明,不然就是纷争不断,剪不断,理还乱!外界的人又在迷思中议论纷纷,让人留下了几许遗憾!

14.11.05

高靖添现象扫瞄

高靖添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超级大亨,但他却在2004年(3月26日)突然“名震媒体”,被形容为“江湖老大”,而被警方扣押,前后经过17个月的“牢狱”生涯,直到10月31日又获得释放,成为一名“自由人”。
一位“江湖中人”怎么会冒起成为风头人物?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他被认为“触犯了法律”,被警方逮捕,然后一夜成名;另一个是在“江湖中”奠定老大的地位后,又出手豪气干云,或做了轰动社会的大事,成为“热门话题”和“热门人物”。而高靖添则是属于前者。
不论他是否在“黑道”上如何出名或在娱乐界中大显身手而又从事多样生意,他若未经此一捕,也不会有此轰动,因此我们将之归为“高靖添现象”。
通常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一个人(指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或则会产生“效应”或者会成为一种“现象”。正面和负面的皆参与其中,而高靖添则属于后者。他在“出事”后,我们所见到的报导多是对他不利、警方也指控他涉及多宗“不合法规”的生意,因此将他收押进行调查。至于坊间流传的各种传言,也不见得对他有利。在“舆论”和“坊间”的冲击下,高靖添再怎么辩白已是徒然,他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被人指指点点,而产生一种“教训”的心理压力。促使人进行一种反思﹕涉及“高风险”或“偏门”的生意,总是提心吊胆的。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也就不妨“安份守己”,何必“冒险偏向虎山行”?
不过,在高靖添看来,他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幸运儿”。不论他的出身如何,在英雄不问出身下,他可以独闯江湖,而搞出一个名堂来。这个“名堂”(老大)也得来不易,没有三几下手,是不可能在险恶的“江湖”中立足,于是他自成一派地“享受”他的“高档”的生活。然而这种走钢索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分分钟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因为他是处在法律的边缘玩一场人生游戏;警方则在另一个高处监视着他所要监视的人。这在高靖添看来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人出名了”(在江湖上),难免会招人注意。
结果他在不知觉中忘记警方有多条法令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例如“内部安全法”,“紧急扣留法令”,“防止犯罪法令”等等,都可以不必经过法庭公开审讯,而对一名被认为有“危险的人物”进行扣押。就这样在法令的笼罩下,高靖添成了“龛中鳖”,被局限在“小天地”中,成为一名“阶下囚”。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已是前后判若两人,不再风光一时,而是“沉默一时”,因为他已失去“辩驳”的机会。
他的“沉默”虽然是在法令下加诸的限制,但他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就是申请“人身保护令”来“解脱”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经这么一个途径的把“被动变成主动”,高靖添结果成功地在法律的范畴下取得“释放令”。这是他以法律对法律的一场斗争。人们于是浮现一个印象﹕在民主的国家体制下,是可以“挑战”法令的“有效性”或“不适当的引用”。高靖添在打完这场官司后,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警方还是可以引用法令再行扣留再行调查。换句话说,胜了这个“法令”,又会有另外的“法令”随之而到。这就是我们在10月29日看到的一幕﹕高靖添甫一踏出扣留营,“享受自由身”的一剎那间,又重回“法网”的扣押进行调查,而他所能发出的“抗议声”是微弱的,是被行动掩盖了的。倒是事后从媒体阅及其夫人的一份“血泪书”,用另外一种“温情”来作出控诉,让人感到“情义之声”在飘扬。这种法律不外乎人情所彰显的,高夫人倒为高靖添取得了人间情的正面分数。
我们不便揣测“亲情的陈情表”到底产生多少效用,但在两天之后案情又突然的急转直下,倒教人跌破眼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竟变成可能的事;高靖添真的走出拘留所,回到阔别年余的“温暖的家”。算是为“法律的斗争”划上句号。从而体现出法治的精神。
从高靖添的不愿再诉往事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语气来看,我们又似乎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如果说他过去的生活有些儿“放浪”,那么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好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一个父亲和丈夫,而不是“江湖老大”。让人感受到此时此刻的高靖添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介平民,而且表现出有如一个“有身份的平民”。他的家宅和他的汽车点缀了他的“豪气生活”的一面,这就是一年七个月以来的所谓“高靖添现象”。
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或逐渐消失?就要看他日后怎样应付他的人生和生意。也许有人从中感受到这现象的背后是有道不尽的故事;也许从中有所领悟人生的真谛;也许得到一种启示和省身之道。
无论如何,我们也悟出一个道理﹕“高靖添现象”还是不要制造为好,这会给身旁的人带来无限的痛苦和心酸,也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阴暗面。“反扑归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3.11.05

鲁迅与林连玉

今年是华教斗士林连玉逝世廿周年(1985年12月18日逝世)。我近日翻阅一些史料发现林连玉与鲁迅有几个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专业方向(一个在文学,一个在教育),但他们在生前死后却有了某些共同点。这也是因势利导而造成的结局。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一代文豪,生前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因一部《阿Q正传》饮誉文坛,是“五四”运动的猛将之一。1930年之前,他受到“革命文学”派(如创造社)的围攻,但在1930年崛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言人。在瞿秋白的推动下,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具有左的思想,但鲁迅一直到1936年逝世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严格来说,属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就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把他的形象进一步推前,成了“文化革命先鋒”,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到了“文革”时期,鲁迅成了“文化革命巨人”。这就是说鲁迅是在逝世后才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坛偶像。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整整主导人一代的中国人。在“文革”于1976年结束后,学者们更乐意看到鲁迅走进学术殿堂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旗手。

不论鲁迅在文化及文学的历史定位上如何改变,鲁迅的精神始终成为推动人们思考和做人的一座丰碑。鲁迅语录在今时今日也不全然过时。偶尔翻阅,倒能教人深思其中。

林连玉(1901-1985年),比鲁迅小20岁。虽然也受过国学熏陶,并曾在集美学校(1926年)听闻鲁迅的演讲,但史料没有显示他们建立起友谊或师生关系。当鲁迅在1927年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林连玉也乘船南来马来亚执教。因此他们两人是擦肩而过的。

从林连玉的文章(或古诗文或小品文)来看,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不深的,也没有显示他以鲁迅做为学习的榜样。他欣赏胡适倒有文字记载(见林连玉《关于马大的中文系》一文)。就其立论观之,他没有政治上的偏见,既不亲中,也不亲台(这可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翁(指翁文灏)胡(指胡适)两公子合论》窥见)。不过陆庭谕有一篇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则提到有三个人给林连玉最大的启示,其一是梁启超,其二是胡适,其三是鲁迅。

我们就此来推论,也可得出林连玉并非左派中人。一生并没有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毅力。1949年推动吉隆坡教师公会成立;1951催生全国教总;1952年促成董教大整合;复于1953年促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教总)。自此而后,他曾寄望执政党保护华教。虽然“三大机构”以后无疾而终(1959年后),但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立场上表现出“鲁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华教斗士”的形象。

1961年他的公民权被吊销后,就退出公职而沉默下来。在这之前约5个月,他在南大的一场演讲为他的一生拿下高分。南大生为他而喝采,且写诗颂赞他是英勇的战士(鲁迅也有此封号):没有一个名字,/像你的名字这样动听/(见《大学青年》第四期)。

在他的争取和努力下,华文独立中学在60年代竖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有60间独中在守望相助。就此而言,林连玉功不可没。他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是他早期的文章,而是他那篇篇的文告和演讲,如果这也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话,则林连玉的文彩全在十年之内(1951-1961)闪烁其中,成为后人的精神支柱。这些的精华有些已变成《林连玉语录》。

至此,我们可以将林连玉和鲁迅作一个比较:

1. 鲁迅生前已被年青的学生尊崇为“导师”;林连玉生前也被后辈尊称为“导师”。“导师”之名得来不易,它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毛泽东就比较喜欢保持“导师”的称号,而不要“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照单全收。

2. 鲁迅死后被尊为“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覆在其棺上;林连玉死后被尊为“族魂”。一个是第一“文化斗士”;另一个是第一“华教斗士”。他们生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死后不谋而合成为“文化偉人”。

3. 鲁迅出殡之日(10月19日逝世),名人出动,上海万人空巷送行;林连玉出殡之日也是万人送殡,一前一后,备极哀荣。确是无独有偶。

4. 鲁迅死后,成为左翼的“文化精神领袖”;林连玉死后,成为左翼人士眼中的一面旗帜(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两位伟人,一先一后,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映辉。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 两句名言,各有千秋,成为经典之作。

7.11.05

悼文学巨匠巴金

见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变化的文学巨匠巴金终于在2005年10月17日走完他多姿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一生不是共产党员,鲁迅也不是。但他并没有鲁迅的激情与改革社会之心切,因此他不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也因此无法在中国的社会如同鲁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巴金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

6.11.05

林蒼祐與許子根

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似乎是不容易得出客觀的評論,但也不是沒有得比較的,因為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常常被人拿來做比較。這兩個人就是林蒼祐與許子根。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

31.10.05

黄锦鸿夕阳看晚霞

文化艺术部副部长黄锦鸿在槟州马华联委会排阵上被挤出主流是意料中事。虽然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仍然在票选中顺利入围,但不意味着他尚有机会重掌槟州马华。他败笔在于今年五六月的州际区会改选中保不住优势,到最后槟岛的六个区会中,只剩下日落洞区会给予他明确的支持力量。尽管来自威省的区会并没有反黄锦鸿,也不等于给予100%的支持。在此尴尬的情况下,黄锦鸿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0.10.05

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

10月16日应《槟城媒体工作营》之邀,向一批年青人讲一段马新华文报的历史。讲题是《马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两位名报人,是要点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马新华文报与中国文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进一步了解华文报业是怎样走过来的。由于不是学术论文,也就从历史切入这两个人在马新的办报片断。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

24.10.05

郭家骅迎来了冬天

郭家骅的知名度这些日子被提升到全国性,主要是拜马华党选之赐。不过在2004年大选后,他已开始成为争议性的主角。这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挑选槟州行政议员方面,先点中陈清凉州议员,而准备将原任行政议员郭家骅与骆福汉撤换掉,后来因为发生微妙的变化,郭家骅的官职被保留下来。骆福汉则出局,换上来自威省的刘一端,陈清凉煮热的鸭子飞掉了。
有人说,郭家骅被留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他做半届,剩下的半届留给陈清凉,可是郭家骅始终未正面承认如此的“君子协定”。至于他与黄家定有签下什么文件或口头上有何承诺,只有他最心知肚明,我们也就不必费猜疑。总之坊间的传言或马华内部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为此,在今年马华各地区会改选中,郭家骅不得不大显身手,把其敌手黄锦鸿视为“假想敌”,成功地拉拢与黄锦鸿不同意见的派系整合在一起,在槟岛六个区会选举中,夺下5个区会,战绩不可谓不显赫。这下子,郭家骅已是意气风发,将五个区会合起来办一个职员宣誓礼,并举行盛大宴会,请了中央级的人马来主持,一时好不威风。说是展示郭家骅的势力也无不可。但郭家军是否是“牢不可破”的结盟,这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方便而结盟”,各有议程。可怜的是黄锦鸿的领导缺乏魅力和权威,让这些地方干部“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是黄锦鸿已不是心目中的槟州领袖,准备通过改选来“证明”黄锦鸿势力已告衰退。当黄锦鸿成为耙子的时候,各地方的不满势力是很容易合在一起的,以便把黄锦鸿插手要稳住阵脚的势力连根拔除。结果除了日落洞区会的原班人马倾向黄锦鸿外,另5个区会已不大听命于槟州主席了。
郭家骅的“乘胜追击”,在8月的马华中央党选中果然又再脱颖而出,票数尚且比黄锦鸿还高,于是不论是郭家骅或在外界看来,郭家骅已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前途又再亮丽。
但是马华的结构又非郭家骅所能左右,即便你是马华中委,不等于说马华总会长一定要从中委中委任槟州马华主席。如果身为中委而不在槟州马华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意味着你已开始被边缘化了。
于是棋高一着的黄家定不用槟州人,更不从中选中委中的三位槟州人选其一,而是让署理会长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这位已有地盘又身居高位的老二,自然对槟州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可以放手组成他的班底,最好的办法是把黄锦鸿与郭家骅两人架空。美其名是两人出任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协调什么?他们督导什么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不要使两人过于难堪,其实整个权力是操控在陈广才手中。
黄锦鸿在这一安排底下,知道“大势已去”,不能硬碰也就正面响应新组成的班子,可是郭家骅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感到“冬天已经降临”,若不再做最后的挣扎,他接下来是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靠边站。
我们看他最近的表现,即可知道他的失望与坐立不安。本来有消息说,他的郭家军要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以表达内心的不满,后来又听说响应不多,也就成为郭家骅在孤军作战。先是说要见见总会长反映他们的意愿;后又再说,对部长及行政议员的限制要一视同仁,即便是副部长之类的官职也要有限制,不能因是州主席不受限制云云。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郭家骅现在关心的是官职的限制也好,轮任也好,都是要制度化,不能有特殊化或例外化的。这也告诉党中央,郭家骅的任期若是有期限,别人也要一样。由此我们又得到一个印象,郭家骅的任期到今年底后换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从郭家骅近期的举止来看,他的官运与他在党选的成绩已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在党得意不等于在官场得意。因为委任和推荐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总会长有决定性的取舍。当总会长要改变的时候,能发难的场所是中委会,但中委会又是总会长的人马居多。谁会为郭家骅“出头”或所谓的“仗义执言”呢?郭家骅心中已经有底了。因此他的不寻常表现正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和反弹,希望能取得较为“安慰”的成效。
可是,我们左看右看,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剩下郭家骅一人在舞台上表演。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也够叫郭家骅内心冷到发抖。
从1995年参选而直入行政议员的郭家骅,正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轮转写照。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诗人雪莱的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对的,至少对郭家骅来说,当冬天来了,他极可能看不到春天,所看到的是白云皑皑,前途一片茫茫?

23.10.05

我和林冠英的对话

10月9日,我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有一场对话,焦点是放在种族思维与多元种族方面。他说,行动党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是以全民利益为斗争目标。因此种族政治不是民主行动党的路线,但华族权益是行动党的斗争目标之一,原因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我说,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把行动党当成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没有否定它的多元种族性),而事实上,行动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总是形成国阵(马华或民政)与行动党的角力战。一般上没有任何一方会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任何一方因此消失掉。换句话说,它们在华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三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三党会“合并”成一个华基政党?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林冠英响应。

他说,这不是民主行动党的斗争议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行动党向来不同意走种族政治的路线,即使客观情势是如此,行动党也要跳出这个框框。

他认为即使是马华和民政,在“合并”问题上,也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行动党更有本身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不以为三党“合并”是解决华人问题之道,也不符合行动党的政纲。不过,在华人权益方面,行动党不会拒绝与其它政党取得共识。事实上,在某些课题上,有时候三党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虽然如此,林冠英说,行动党放眼的是全民的利益,用马来西亚人的观点和思维来解决各民族间所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例如,小学英化数理科的争议,已不是种族课题,而是各民族学生都面对的问题,国民马来小学同样被英化数理科困扰。又例如最近争议不停的AP课题,更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只有极少数人受惠,绝大多数人,包括马来人都无法分享其利益。

就此他例举一份2004年联合国的人力资源报告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他抽出东南亚部份研究后发现,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最明显的,富有者人口的10%拥有经济收益的38.4%,而另外贫穷的人口的10%只拥有1.7%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要穷,而是在比例上显示贫富的距离相当大。这就是说,马来西亚贫穷的人民是不分种族的,各民族都有穷人,不是只单一种族有穷人。为此马来西亚人民,包括华人在内要看到问题的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种族跌进贫穷边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AP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林冠英认为华小既然已被列为国民教育的一环,则政府的拨款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源流学校,不要把华小分成半津与全津,以致华小的建校要全数由华社来承担。虽然不少华小的校产属于董事会,他们也是将学校交政府管理,可说是解决购买校地的费用。在此情形下,由政府重建或扩建或修建校舍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问题,因为华小也有相当部份的非华人入读。

他感到纳闷的是,华社一般上有问题只找华人部长,结果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权力在马来部长的手中。因此直接向部长陈述是较有效的途径,理由是部长是全民的部长,不是一个族群的部长。

可是我说华人找华人部长是比较容易的途径,他们可能不容易直接上到高层,而且华基政党既然摆明为华人服务,则华社不找他们先又找谁呢?不是他们不知道症结所在,而是他们认为通过这么的管道来下情上达,会有一定的效果。对此,行动党又有何看法呢?

林冠英说,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发扬,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产生一个制衡的力量,进而通过民主程序来取得合理的权益,包括可以直接向掌管有关部门的部长陈情和争取,就会事半功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华社有一半接受行动党的斗争理念,又有另一半接受族群政治理念,但不等于说华社不追求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

同样的,马来人也会追求民主,可惜行动党的理念传不到马来社会。现在有了安华亮相斗争,也就会对马来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行动党展望与安华有更大合作,来谋求全民认同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他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彰显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打开一切门户的万能匙。

17.10.05

郭洙镇「斯人独憔悴」

很多人都在问,民政党选后郭洙镇会不会丢官?他们基于的理由是民政过去有先例,党选失败不丢官。因此郭洙镇不会丢官;再说郭洙镇获得近40%的选票,党内势力不弱,把他排除在外,难免会制造分裂云云。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缺乏客观推理,也忽视了一个政党维护其形象和代表性的重要性,所以不具主客观逻辑。因为当一个人在党内挑战高位时,就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断不可能“输了也算赢”的局面出现。
首先我们先分析郭洙镇从政的一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挤入角落也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他是在1982年挟带着所谓「华教人士」的形象敲锣打鼓进入民政党,而当时的民政也确实需要一股“新兴的力量”带动民政党面向选民,以致郭洙镇即使是在国席选举失利后仍被党委以重任,由副主席(1982)到总秘书(1984),再到署理主席(1989),一路顺风往上攀。但要再上一级时,却已是面对阻力,林敬益没有放弃主席(要到2007年),郭洙镇上不了;又面对署理主席有许子根挑战。在只有退无上的机会下,他选择硬拼。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党选出现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的激烈搏斗。
我们说激烈是因为在党选的过程中,彼此出尽十八般武艺,把所能斗跨斗臭对方的法宝都使出来,几乎不输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骂战。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林敬益与郭洙镇,一个被指“霸位不放又企图建林氏王朝”;另一个被指“滥用华教打华教牌”,好像变成唯有“华教斗士”才有资格统领党。后来又有一批党内外华教人士指郭如此这般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也。
当伤害已造成之后,党选就得决定谁是赢家;而事后的道歉都是无济于事的。姑不论得票率多少,输了也就是输了,不能挟40%选票作为「谈判筹码」,(在党选后情况肯定有变化),除非胜利的一方愿意「破镜重圆」。但政治这码事不是家庭风波,一般上胜者都不会再给对手机会卷土重来反咬一口。这就是说,郭洙镇在失败后应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奇怪的是,郭洙镇按兵不动,看你能奈何得了。又再出现联邦直辖区与党主席的对话,要求保留现状,不动官职,也不抹杀陈纪光在将来上阵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对称和变相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不论是谁主动这么做(或与郭陈无直接关系),但已显示这么做的人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也一下子把党选中的谩骂和攻击事件谈忘得一清二楚。试图告诉外人,这是一场友谊赛,过后就雨过天晴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也只有简单想法的人才有这样的想当然耳。
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先例,就可推想郭洙镇和陈纪光的未来命运了:
1. 1980年波德申党选是因为事前有「君子协定」了的,输者当署理,所以不是先例。
2. 1984年曾永森战林敬益,前者获吴清德结盟,结果曾吴失败。自此之后,曾永森不再获得机会,不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1982年被林敬益推举为木歪国会选候人而中选,林敬益只好仍做回霹州行政议员,但他没想到把曾永森引进民政是「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于是不再给曾任何机会,促使后者又再回到马华,更在1990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准备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不料败下阵来。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神通广大,让林良实推举他成为上议院主席。
吴清德因事后与曾永森脱离「结盟」,加上他在1973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引进林敬益入党“有功”,也就被林敬益放一马被委为中委,并有幸保住副部长职,这就是一般常被引用的先例。
3. 1987年,吴清德结合许岳金挑战林敬益也是败下阵来,结果能伸能屈的吴清德又再「委曲求全」而许岳金蝉过马华。1990年吴清德移师槟州议席角逐胜出,面对与许子根争首席部长职,但因有「叛逆」的前科,他不被选中,只屈居行政议员一职。
4. 1995年吴再战国会胜出,又恢复副郭长职。但不安于本份的他,又于1996
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失败之后,林敬益不再给他第三次机会,把他摒除于候选人之外,后来他也宣布退党,结束自1974年参政的廿余年记录。

因此所谓民政党的党选失利后不影响官职是指吴清德这一个实例。但这之中也显示林敬益的「知恩报答」,未想这又是一个「养虎为患」的实例,林敬益又怎能再犯第二个错误呢?
就政党政治来说,林敬益在稳住阵脚后,必然会有所行动,但他也学乖了,不主动,也不出口叫郭洙镇退,变成一种微妙的僵局,不过僵局底下又有一道防攻站,那就是交党中央工委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如何达致结论是内部的事,但对于郭洙镇而言,他已经知道政治斗争残酷的一面,就以党选后的「民政之夜」的宴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强烈写照。一叶知秋,郭洙镇剩下的路就是做一名「田国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也许他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但此时此刻,他蓦然回首,已没有政治平台,又如何施展抱负呢?才学与现实往往不平行,所以才有人「怀才不遇」,郭洙镇不属于这一类,他是“怀才有遇而时不予我”,徒呼奈何!
当首相宣布内阁改组时,也许就是「金榜除名日」。郭洙镇又回到过去那个郭洙镇。书房和诗坛将是他另外的一片新天地!他为自己的15年官运划上句号。

16.10.05

我和许子根的对话

10月5日,我和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许子根的对话时其中有一部份涉及马华、民政与华社的课题。我是要知道民政党如何看待这三者间的关系。许子根毫不否认党的理念与现实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距离,但这不影响一个多元种族性的政党放眼华社的课题,正如巫统和马华论及某个族群的利益时,也是要以全民利益为考量。因此他说,民政与马华之间的合作不仅比过去好,而且将来会更好,这是因为两党在国阵的大家庭中,经常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也许理念上有些许的不同,但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手段也是殊途同归的。

他同意今天的马华与今日的民政党已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再需要往后看,而是大家要往前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再过50年或75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比例将不会是现在的25%之间,而可能会降到15%到20%左右。换句话说,华人将会在人口成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可预见的规律。

因此许子根说,如果我们仍然用种族思维考虑国家问题或民族利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或在边缘化的立场上争取权益?还是现在就得未雨绸缪,为未来可预见的局面作出宏观的分析与考虑?即便是推理性的,也是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华社关注的小学英文数理化的243方案,不单是华小的问题,国小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争议的课题,是要用全民的眼光来处理,而不能只囿于一种族群的局限。在这方面,他也相信马华公会用全民的立场在国阵内处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换句话说,马华与民政寻求一个共识来解除华社的忧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我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华小和国小面临的问题是在小学阶段,使用各自的母语教导数理化是否会有碍于与国际接轨?而这样做,既能维持各自语言的科学化又使学生容易吸收是否是值得考虑的?至于上中学使用英化数理课本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所以问题回到小学教育是语文比知识重要或知识比语文重要或那个优先的问题?或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这都是教育专家需要入探讨的大事,也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建国大业。

对许子根而言,他认为处理国家课题是超越种族思维的,正如他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么多年,也是以全民的利益为考量,间中华社的利益也包含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州的首长,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首长。在这方面求取平衡与照顾各民族的权益就必须站在高点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是国阵的精神。如今准备在民政党接棒的许子根,也必须用这种经验和理念在国家问题上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存在了各自的问题,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而是要用超种族思维做给大家看。一旦这样的理念蔚成一种风气,不论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用理性的角度审视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政府也是多元性结构组成的。

虽然这样的操作模式已存在多年,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尚未能在思维上提升一级打破藩篱,主要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因素,以致一个族群感觉到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我就这个问题请许子根回应。

他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先后是黑人而又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是因为即便是黑人,他们已跳出种族思维而成为全民的国务卿。如果他们一直视自己为黑人的民族救星,他们将不能被容纳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同样的华盛顿州也不会出现一位华裔州长。这说明了少数族群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调整自己,用多元种族的思维,为族群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而获得认同。

因此他说,他会以这个角度来面对国家的议程,也会重视华社的问题,这就使到马华与民政合作的空间扩大了,他欣慰黄家定在槟州马华的排阵上,求取一个双方更大合作的平台。

10.10.05

“皇后部长”的奇怪逻辑

AP乌云久久不散,罩住拉菲达的头顶。原本她以为保持沉默就可淡化争议,一不在大庭广众谈AP,二不向传媒谈AP,三不向国会解释AP事件便可避过责难。岂知又再抖出两件尴尬事。其一是内阁训令拉菲达必须出席国会解释AP疑团,不能回避问题;其二是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揭露拉菲达六年来只出席国会十九次,是表现最差的一位部长,因而他形容她不出席国会解答AP问题的行为形同“皇后”和“超越国家”者(“QUEEN”AND “ABOVE THE COUNTRY”)。用华文来解释她是“皇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太后”确实有权有势,连皇帝都要让母后三分,最出名莫过于汉代的吕雉皇后和清代的慈禧太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就这么办,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们的贸工部长当然不是真正的“皇太后”,但不容否认的是她是内阁最久的成员之一,并有所谓“铁娘子”的称号。“铁娘子”往好处想是作风处事强悍,得理不饶人;但往坏处则是“铁板一块,自以为是”。而如今被AP事件烧身的“铁娘子”就是属于后者。
奇怪的是,为什么拉菲达在争议不息声中仍然坐稳“宝座”,没有可靠消息说她即要丢官?这其中的内阁改组只有首相阿都拉一个人知道。如果我们推论没错,她应该在内阁改组后会有所变动,至于怎样变动,还是等首相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拉菲达既然已犯“众怒”,她就应该对她的言行负责任。不能因此“倚老卖老”,除非她能令人民或至少巫统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可惜的是,闹了两个月有余的AP风波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出在那里呢?就出在AP(汽车入口准证)与国产车之间的矛盾,也出在拉菲达与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继之事件不断扩大,变成国家和万民关注的课题。这一下子,人们不禁在问:贸工发出这么多AP是为了什么?对国产车已有何影响?而国产车今后何去何从?又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更甚的是,有少数人持有“用之不尽”的AP,变成有所谓“AP四大天王”的特殊名词。
就在“天王”曝光后,现在又来了一位“皇太后”,真的把我们看傻了眼。你道拉菲达怎么答复所谓的“指控”。她否认逃避国会,她来到永珍开会是为了布署12月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高峰会议。目前在永珍举行的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有需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说:“我来到这里(指永珍)是为了工作,我担心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影响12月的峰会,也对国家形象有损。”对于林吉祥的评语,拉菲达说:“他(指林吉祥)不了解国家的利益………出席(国会)而后回答问题两分钟。她不能就此而离开永珍的会议。如果部长不在场,其它人不能做出决定。”(参阅英文星报29-9-05,引述马新社报导)。
这里又牵出两个问题:是国会回答问题重要,还是出席永珍会议重要?根据拉菲达的说法,当然是永珍会议重要,因为她不在不能作出决定。这个逻辑好奇怪,她不能授权副手作决定吗?为何一定非要她在场不可?难道说万一“政躬违和”也得抱病出席,不然有损国家形象?
反过来说,她未如期出席国会解答问题,传媒也会向国内外公布,难道就不损国家形象吗?人们肯定议论纷纷,为何在国会可叫人代答,却不可让人在永珍代行其职务?
她必须明白,在此非常时期,她应该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避左右而言他。她还没有答复林吉祥指他是“皇后部长”呢?我们作为国民一分子也不禁要问,为何部长出席国会这么少?这也是部长应有的表现吗?
谁都知道,马来西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国会),司法与行政,而最高的是国会,她既是人民的代议土,也就是要维护国会的尊严。一个不维护国会威严的议员,又如何向选民交待呢?起码她应该尊重国会,有了国会,才有人民代议士,才有政府的组成,才有她做部长的荣幸。难道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会民主制的国家吗?在两相权衡之下,拉菲达的答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有“强词夺理”之嫌。这样的“铁娘子”对国会答词不加重视;反倒说永珍会议没有她就不行?真是把自己描绘成“无她不行”了。
可是,她必须知道,世界没有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世界也不会因为某人不能操作,地球便停止运转了。我们的“皇后部长”还是要向人民“老实交待问题的”,不能再有所回避了,连内阁也训令,岂不是更使自己的“颜面无光”?

9.10.05

我和黄家定的对话

10月1日,我和黄家定有个临时的“对话”,因为他特地为韩江学院主持毕业典礼。我们之间,也算是私下有针对政治问题进行对答。当然是我问他答,他说我听,间中也有我的意见在里头。课题的焦点是:为什么马华及民政的所谓“合并论”静了下来,好像又在人间蒸发了?

黄家定于是道出原委:“这事起于2003年底的一个马华民政联欢会上,当时民政主席林敬益提出马华与民政应在合作基础上朝向“合并”的目标前进。我在应答时全力支持为两党“合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放眼时下现实政治,作为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应整合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族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确保华人的权益不被边缘化。”

于是两党同意各派出五人组成一个十人工作委员会,探讨进一步合作乃至“合并”的可行性。这个会议开了两次会议,后来林敬益也插了进来。到后来因为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两党的工委会暂时停止操作但并没有解散。而是保持在工委会外的对话和协商。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友好合作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相互沟通。

黄家定说,他在80年代参政以来,就一直认为华人的前途应有一个明确的保障,而他作为马华“新生一代的领袖”,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愿意向前看而不要往历史堆钻。

确实,马华和民政如果往历史挑事件,那是辩论十天十夜也没完没了,但这一切的历史伤痕只能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能当成现实的“指南”。如果大家都回到“历史”,那么马华和民政也就只好各自为政,各尽所能,而不能有所突破。既然曾经一度是马华领袖之一的林敬益有此“未了心愿”,黄家定也顺应潮流以促成两者间的大团结。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目标”只走了一小步又停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在纳闷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不论马华或民政,基层对这样的“合并”方向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也从未落实到基层之间的议程。我们只是看到整个格局好像是“上层的大动作,下层的小动作。”所谓上层是指林敬益与黄家定在推敲未来愿景;下层则是指各州和各地方的领袖都好像“热而不衷”。

再者,在理念上又是“一唱二不和”。有人提出多元种族理念,有人提出不符“国家实情”,要么全民一起合,不能再走回单元路线。在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全民的整合,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但在现实上,当政治结构还是用种族政党来结合又分享权力时,我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只要这个结构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是采取“驼鸟式”的视而不见又对理念高谈阔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时下的政党(此乃以执政党为准),除了巫统之外,谁能说他们也代表马来人的权利;除了国大党或人民进步党(勉强可算)外,又谁能说他们也代表印裔人的利益?那么回到现实中,能够声称代表华人利益的也只有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了。除非我们自绝于华社。不然我们再也不要阿Q式地说我们是非华基政党。基此,马华与民政的深入合作与团结就成为华族的“政治取向”。

黄家定就此说了意义深长的一句话:自1999年后,马华已确定国阵格局已定,不要再与民政互挖墙角,争来夺去,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之间顶多是议席一两席之或增或减,根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因此马华不再争槟州主导政权之事,而是放眼在两党间更好的合作与共认。

黄家定怎样走这步棋呢?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由兹产生:黄家定派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是带有长远目标而来的,在中央由他和林敬益协商大课题;在槟州由陈广才和许子根取得更大的合作,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是如此。

这是一个同等的对称,主席对主席,署理对署理,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陈广才的槟州阵容是一个与民政和谐的阵容,他不会也不要一个“对抗性”的排阵。

黄家定的良苦用心,却是使人感到他在走向迈和和谐社会的一局棋,这盘棋只有灵活的调动和各就其职下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

我支持黄家定的构思,也支持林敬益的理想图。下来就看我们的两个政党如何创造一个“新民族主义”乃至马来西工亚民族至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幅“美丽的地图” 。

3.10.05

五百万与五十万的联想

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两件大事不是与AP有关,而是与五字有关。虽然两则新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同样引人关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第一件事是税关总监退休的500万元欢送会疑云。经英文报章挑起后,各语文媒体也大肆报导,更惊动首相也大感吃惊,国家稽查局也要调查此事。
五百万元确实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大数目,因此很多人置疑新闻的真实性。后来税关方面也反击是夸大其词,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内中另有“政治动机”云云。
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需动用五百万元(不论是公或私)来搞一个欢送会,即使每一州(共13个州)分别来搞,也断不可能有此开销。因此很多人正等待税关总监给予一个明确的交待。
他是有交待了,坚决否认有其事,指有人“陷害”和抹黑,让他背上黑锅。接着税关局说要成立调查团来揪出“胡乱造谣者”,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从这样看来,共有两个调查团,一个是查500万元的欢送会的指责;另一个是调查谁是幕后黑手,要置总监于死地。这两个看似有关连但又个别行事的调查团,其实是针对同一件事而展开的。我们先不要下断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不是斗升市民很快就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我们也习惯等了又等。但眼下就有这么一则报导说:“副总监指出五百万元的欢送会已打击士气,驻边境关卡及走私,取缔逃税的部门都失去工作目标和集中力,导致国家在一个星期内损失至少7百万元的税收。”(9.21.星洲)
我们不明白两个不同的课题会扯在一起?投诉的只涉少数人,与所有官员有何干系?似乎告诉我们,五百万元不实,七百万元真的不见了,真是得不偿失?不知道是不是在提醒传媒:下次再犯,国家损失更大?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闭嘴,我们甚难理喻这样的说辞。
第二件事,华社关注的哗FM电台也因为五字出了问题。新闻报导说,哗FM因面对每月50万元的亏损,所以将会在10月15日后暂时停播。
我们不知道这条账怎么算?若是以此数目推论,一年少说也亏损500万元有余,确是大数目,但新闻又说,目前全体职员仅8人,兼职人员不下20人。自然没有这么大的開销数目,肯定还有其它的数目未加进去。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亏本是不用置疑。但华社有人说话了:不能关,关了就少一家华文电台。
过去我们只有一家华文电台,觉得太少,后来又增加了到目前四个电台,我们还是认为不多。可是认真的思考,一个人一双耳朵只能听一个电台,总不是叫每个人这台听一个钟头,那台也听一个钟头。若是这样转来转去,再多几台也是不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台的内容和素质。哗FM这些日子有些出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时事报导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时候也听到大胆的批评声音。只要掌握得好,对启迪民智,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就不知關台與此有沒有關係?
偏偏就在它在起步飞翔时,老板顶不住了。华社的声音要求不停的也不少。但尚未听到有人见义勇为把它买下来,也没有人發出在所不惜的大义凛然之言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讲归讲,做归做。
其实这不在于“一间也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于华文电台能否整合,提供新鲜又有内容的广播。若是整天歌唱娱乐的,则再多10家也没甚作用。还有电台的尺度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很大连带关系的。
总之,五字是有很多联想的,我们不妨用心想想五字惹的祸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2.10.05

「党政分家」是危险论调

前一阵子,马华党选时,有人提出「党政分家论」,即他们参选党高职,不是为了官职。换言之,党职和官职可以分家,不需要同一个人担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不必一个人 包揽两职在身,其实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搞不好会危及党的功能和存在的作用。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

30.9.05

評郭洙鎮挑戰林敬益

動向令人捉摸不定的郭洙鎮終於孤注一擲,攻打黨主席以和林敬益爭第一把交椅。根據他的理由是“協商失敗”,他唯有把自己豁了出去,給林敬益一個下馬威,但他又留下一條後路,聲稱仍有協商的餘地。

根據民政黨的條規,提名後的候選人在投票前可以宣佈退出,換句話說,郭洙鎮尚有几天的時間作最後的定奪。也許因為有此“退路”,郭洙鎮也就放膽一博,看看這几天內是否能取得林敬益的讓步,乃至整個黨給他一個“體面的交代”,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郭洙鎮這一仗到底要得到什麼?和希望怎樣的“結局”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氣?
從郭洙鎮個人的意願而言,他原本是希望保留黨的老二地位,直到2008年大選前若有機會取代林敬益成為黨主席是最好的結局,不然就與林敬益一齊退休政壇,讓許子根上位成為黨主席。這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排。雖然不是他從政的圓滿句號,但最低限度也算是“光榮的退休”。

可是事態的發展並未朝著其主觀願望發展,而且在他看來越來越把他邊緣化,尤其是黨主席公開提出三選二方案,激發了他的反彈,到最後變成公然挑戰林敬益。這樣一來,不但把林敬益的整盤棋打亂了,而且也巧妙地轉化成是他與林敬益的個人之爭。

但事實是否是這樣的呢?首先我們看到既然許子根被認為是適當的接班人(郭洙鎮未否認這一點),也就要更上一層樓,恰巧頂撞了郭洙鎮的位置。也許郭認為直上老大不是干脆俐落,為何要拿他來開刀?可是身為首席部長的許子根一下子領導黨務,必然會分身乏術。就這樣林敬益被暫時留了下來。

我們同意這樣的“協商”對郭洙鎮有所“傷害”,但老二只有一個,許子根不先上老二,又何來接班呢?而且許子根也希望老大林敬益護航一個時期,方能得心應手。

這就是說,今天林敬益再蟬聯老大,僅是過渡人物,頂多兩年就要退位(他已表白)。除非郭洙鎮不同意許子根接班,不然郭只要擔任兩年的主席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也表露了這個心願)?兩年又能制造什麼奇蹟呢?因此我們認為今次郭沖林而來,是為了出一口氣。就因為「條氣不順
」,反而使到許子根成為夾心人。

在這邊廂郭讓出老二,做了順水人情;在那邊廂又硬上位,雖然他知道取勝不易,卻難為了要老大留任一個時期的許子根。表面上是“人情”送給許子根,實則是將許子根一馬。迫使後者左右為難,也使到整個團隊節外生枝。因為打林敬益等于和當權派“開仗”,也斷了他和許子根的“三代情意結”,促使後者進一步靠向林敬益,用整個團隊來化解郭洙鎮攔路。

其實,郭洙鎮並不是無路可走。如果他接受協商,不僅是林敬益,整個黨都會被他的“犧牲小我”感恩載德。他也將因此在黨內贏得一個美名。歷史必將記載郭洙鎮是民政黨的恩人,為許子根鳴鑼開道。反過來,若他挑戰失敗,民政黨將把他視為“歷史罪人”。則他從政所要留下的“英名”,不會在民政的歷史中找到。

持平而言,如果他能被黨代表大會(或通過修改黨章)而成為有權參與中委會議的顧問,又保留現有官職,他將是繼林蒼佑之後的第二位有歷史地位的顧問。曾為老二又是部長的梁棋祥都沒“享受”這種殊榮,郭洙鎮為何又捨而不取呢?

我們不否認郭洙鎮可以挑出林敬益的爭議性課題,如通過表態來“打壓”他而本身又在位太久;未出手阻止其兒子參加民青黨選而成為署理團長;不是華教的護航人等來爭取同情票和游離票。但這些在過去都被郭所包容和認可,因此不是新鮮事。一旦林敬益退休,所有的課題都將隨風而逝。同樣的,自從加入民政黨後,郭的華教色彩已褪色,也被林敬益所包容和提拔。未想因時局所需和外來因素所致,老二的位置有了改變,鬧成今日的僵局,誠為民政黨的不幸。

為了黨的利益和檳州主導政權,郭洙鎮有需再三考慮,將個人的情感及道德價值觀與公共的道德價值觀區分開來。民政黨的完整性及許子根的順利接班在某種程度上繫于他個人的抉擇。與其偏向虎山行,出師不具名,不如來個和氣收場,換取黨大會的滿堂喝采。總得來說,如果郭洙鎮所作所為是為許子根護航的話,那麼,由林敬益帶領許子根走一程又有什麼不同呢?

26.9.05

黃家泉與馬華黨校

政黨辦學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如馬華的拉曼學院及拉曼大學都是成功的例子。國大黨也有自個兒的大學,現在連民政也有“宏願大學”。就是巫統認為不需要,因為它是政府,政府辦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也就無需多此一舉了。
現在馬華新上任的總秘書黃家泉馬上燒第一把火,馬華要辦黨校。這可是新鮮的事。但對中共而言,早已形成一種制度一種運動,只是近10年來已不再敲鑼打鼓。根據所知,中央有一個黨校,是專門針對高幹的,以便進了黨校學習,有機會提昇。
黃家泉當然不是要辦這樣的黨校,因此他最近向中國取經,不知有多少靈感?尚未見公佈。不過根據報章所言,他是要在全國十二個州(除砂勞越外)各辦一間黨校。而在今年先在吉隆坡馬華總部辦起來,在英文報上他是用TRAINING SCHOOL這個字眼。他也在報上透露這個“黨校”是訓練黨員的,除了提供政治知識外,也提供其他知識,包括電腦等,不然學員會感到沉悶。首先是將191個區會的主席先來“訓練”一番。他還說,這是必要的,不然有些黨員在咖啡店參與高談闊論時,不會應答人民的問題。
因此我們假定黃家泉“創造性”的建立黨校(所謂創造性是馬華建黨56年來,才首次有此計劃)是為了強化馬華的形象,要使黨幹部及地方領袖對馬華的政治哲學有深刻的了解,對政府事務的操作有所理解,也對黨的路線和斗爭有所遵循。除此之外,也不忘強調終身學習,並通過此廣招黨員等等。
基于這樣的一個模式,有幾個問題需要請教黃家泉的,以讓黨外人士也知道什麼是“黨校”?因為“黨校”好像是左派的玩意兒,是一種灌輸政治的場所,是嚴肅的大課題不是花拳繡腿之類的,當然黃家泉肯定不會在校內辦太極拳班或排舞之類的東西。
1.
在目前馬來西亞的體制下,設立“黨校”是否要向教育部請准?是否是一個長期性的機制?有校長,行政人員,講師及校址之類的設置?
2.
若是只屬于政黨的幹訓班,只是學習一個短時期,或三五天或一周,是否可歸納成“黨校” 呢 ?據我們所知,連巫統都沒有“黨校”,馬華又依據什麼模式成立黨校?斷不可能把中共的那一套搬過來。
3.
根據我們了解,過去的左派政黨就流行辦“教育”,自然是未向政府註冊的。比如勞工黨就有幹訓班,夜校式的識字班和各種與政黨政治有關的學習班,並藉此招徠黨員。在60年代末期勞工黨就停止這樣的活動,最後也宣告消失于政壇。黃家泉也許從這方面看到它的作用,而希望通過建立黨校來“訓練”一批 黨員成為非共但忠心支持馬華的“宣傳隊”,從正面來搞馬華的新政治運動。但在設計的過程,黃家泉也需要為“黨校”建立一個機制,一個明確的定義,不然大家會認為“黨校”是“幹訓班”的另一個名詞。
基于馬華辦教育的成功實例,沒有人會懷疑馬華的能力。黃家泉的良苦用心,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黨校”是完全有別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正規或普通的學校,因此不能與現時的學校相提並論。它應該有所針對,有其議程和有其獨特的方式,也是與馬華提倡的到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有一定的距離。
在原則上,我們認為黃家泉的概念和建議是對黨員有啟發作用的,也需要不時向幹部灌輸相關知識。但由于馬華黨員超過百萬,也不是人人需要進“黨校”的,黃家泉就需要設計出收學員的條件和所應具備的資格,然后要有一大筆基金來支持活動,應該是免費教育的吧?這些都是要謹慎策劃的。再者進入“黨校”是要有一定的時間,或半年或一年吧?又有多少人有此“空閒”的時間(這需要調查統計的)。有沒有考試?有沒有畢業文憑?或只頒結業証書?
職是之故,我們希望黃家泉能進一步公佈馬華“黨校”的運作和整套計劃書以便大家能真正了解“黨校”的含意和用意。當然第一堂課應該是:什么是政治?

25.9.05

马华•林苍佑•民政

我在上周日评述政坛元老林苍佑难得开金口的演讲后,似乎言犹未尽,因为罗汉洲君也在本月五日的《民政路怎样走》一文也提及了马华和民政的关系,但他的论点有些表面化和以外州人的角度看问题,我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马华、民政与林苍佑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并愿就此文和罗君共勉之。

对86岁高龄的林苍佑个人而言,他的政治史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走向与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缩影。

其一,「民政是马华支派论」。林苍佑是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中选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时是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州议员)。

1958年,他在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因议席分配问题与东姑交恶而被排斥。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与一批前马华地方领袖合组“民主联合党”,顺势也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这可以说民联党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但已不属马华一个支派。

1968年,民政党成立,林苍佑不过是其中一名发起人,其它发起人如陈志勤、王赓武、威拉邦、彼得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都不是来自马华的人,因此更不像「马华一个支派」,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反对党。
1973年及1981年林敬益及曾永森派先后由马华加盟民政,加强了民政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仍然不像马华一个支派。

这之后崛起的吴清德、郑耀林、邱继圃、许岳金、陈锦华、郭洙镇、许子根及谢宽泰等人,不是来自马华的,他们当然与马华有一定的距离。

其二,「民政要看马华的脸色论」。林苍佑离开马华后,先后与陈修信及李三春对着干,彼此缺乏共同语言,合作是虚,斗争是实。如陈修信(时任中央财政部长)在六十年代说,只要他签一道通令,槟岛自由港地位就一笔钩消。林苍佑(69年后任槟州首席部长)努力将槟城转型,打造成一个工业城,用以回应陈修信的一句话。

又如1982年李三春牺牲小我,到芙蓉竞选国席,换取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八个议席,就是要林建寿夺下首席部长职,结果功败垂成。

再如1999年大选后,因民政两名州议员跳槽,马华又与民政争首席部长,结果又无功而返,许子根(1990年取代林苍佑成为首席部长)稳住阵脚,才告雨过天晴。

以上说明了因为「民政没看马华的脸色」,所以马华也不放过民政,两党恩怨「绵绵不绝」。

其三,「马华主宰槟州首席部长存亡论」。1969年大选,民政林苍佑上台执政,马华失掉所有州议席,因此无法影响槟州政府排阵。1974年马华有一位州议员(后反对党两人加入,凑成3席)及1978年大选,马华在拉拢反对党后有5名州议员,但分配得一个州行政议员,影响有限。1982年大选,马华有6位州议员,仍是只有一位州政议员,影响还是不很多。1990年大选,马华又告失利,没有州议员。也无从影响州政府内阁组成。民政许子根上台,当时由民政暂拥有马华的行政议员席。1995,1999及2004年马华卷土重来后并稳住阵脚,影响遂告增加,乃至多了一位行政议员。

从1969年算起,马华有10年缺席州议会,又有12年议席有限,所以无法主宰槟州首席部长的存亡,马华公会的领袖从来未说过这一番话。所以此论说在历史上找不到立足点。

即使马华1995年起到今天的10年内议席大有增加,也还是维持既定的局面。

谁都知道,主宰首席部长命运的是首相,其它的,就不需再解释了。

其四,「民政冲不出槟城论」。自1980年林苍佑退出领导民政党后,民政的老大一直由外州人林敬益(霹雳)担任到今天。其它重要职位,如署理主席,总秘书(1980-1983年由槟城郑耀林出任及2002年起由谢宽泰担任外,便是外州人担任)及财政,概是槟州以外的人出任,显示民政已走出槟州。当然绝不可能与马华相比,但也有一些些成绩。

惟有在2005年后,才又让人看到槟州新一代已经崛起,许子根时代有望两年后降临,整体而言,民政势力立足槟城,散布各州。

其五,「多元理念,实是华基政党论」。这点没错,理念归理念,就如马华现在也是提倡马来西亚民族;现实归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马华与民政应合并,对华社有莫大禆益。前阵子林敬益和黄家定已达成原则性的合作乃至合并,可惜“未见人下来”。

无论如何,我们从林苍佑身上又看到一道微妙的变化,他不鼓励但也未反对其儿子林建安(民政州议员)加入马华。于是马华和民政又因第二代人的转化衬托出两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是「剪不断,理不乱」的话,双方就留有空间在回旋

没有人否认民政的江山是林苍佑打下来的。我们也看到黄家定策略的改变,与民政修好关系,没有所谓第三波的「夺权」计划。不过在华社课题上,仍然存在各自的议程,彼此间心也没有亦步亦趋,却增加了共识。说白了是殊途同归。现在就让黄家定和许子根从陈祯禄、林苍佑和林敬益的身上寻找灵感。为华社,为民族,为国家,为下一代努力整合,这样也就不需要在「四个论」中争来争去了。

19.9.05

許子根從政之路(一)—書生搖身變議員

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從政多年,沒有立傳,也沒有人寫過他的外傳或評傳,因為他算來還是年青的,沒有必要有什麼立言立傳的。不過在將來,或說他退休後,可能會有一本厚厚的自傳。為什麼呢?因為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凡是遇重要的或大事件,他都會及時的記錄下來。至于他直到今天記了多少,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沒有保存完整?所以我們還是先不要等他的回憶錄,畢竟太早了些。
《號外周報》想要寫一些有關許子根的從政歷史。我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因此只能做個小系列,或有有助于了解許子根的政治路。
在我的印象中,六十年代開始聽到許子根三個字,那是在報上閱及這位少年連跳班兩次,而且名列前茅,于是大家開始知道當時的聞商許平等有這麼一個特出的兒子。後他到美國留學去了。大家暫時忘記這位跳班“天才”。
1970年他在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畢業。1973年在芝加哥大學考獲碩士學位。1975年返馬,在理科大學當講師。這年他也與一起留學美國的徐嘉平結婚。目前他們育有一對子女。1977年他榮獲是加哥大學教育博士學位(主修經濟與社會學),又繼續在理大執教,一路升上理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他也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福布萊研究員及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的研究員。集學術成就于一身。如果他沒有離開杏壇,今天肯定是教授級人才,但不能肯定他會不會出任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國立大學似乎還沒有一位華人擠身入副校長行列。
1982年,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沒有人會想到他會從政;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正得意在教育界,豈會想到中途換馬?況且學術與政治是兩碼事。至少在那時候,對許子根來說如此。
但後來為什麼許子根又會痛下決心,把自己的下半生豁了出去?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82年已盛傳馬哈迪在1981年6月接任首相職位後,準備提早大選,以鞏固其勢力。這使到民政黨也必須求變來應對局勢的轉變,尤其是1980年林蒼祐交出民政黨主席棒子予林敬益後,大選對他而言是首次以黨主席身份面臨考驗。
這個時候,董教總方面也醖釀派人參與政黨政治的可行性,它要借助政黨力量來穩住董教總在華校斗爭的地位,便游說或說在兩西廂情願下,有一批人打進執政黨,以便從中取得政治影響力,並轉過頭來協助董教總的華教斗爭。當時領導董總的是林晃升,他們提出“三結合”的理念,即執政黨,反對黨與民間團體結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最後在協商底下,所謂董教總的人(這是因勢利導的稱呼,不是董教總領導人參加政黨)接受民政黨的獻議,加入這個黨來改變局面。
第一批加入民政黨的華教人士是在1982年3月1日宣佈的,他們之中有郭洙鎮、王天慶、江真誠等人。
第二批又有10名華教人士加入民政黨,包括許子根在內。
根據了解,許子根本來並沒有列入“華教人士”名單內,他也未想到要參加競選。事實上,民政黨分得的席位也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國會方面,民政黨能提供給“華教人士”的也只有兩個“硬骨頭”的選區,一個是吉隆坡的甲洞,另一個是檳城的丹絨。這兩個都是民主行動黨的強區,民政黨忝為國陣一員,是無法佔有利地位的。初步接頭的結果是郭洙鎮在甲洞上陣,江真誠在丹絨上陣。但江真誠若接受參選他必須要先辭理大教職位,他最後拿不定主意,以致“丹絨國會議席”尚無適當的候選人。
在此關鍵時刻,董教總方面及民政黨方面認為許子根是適當的人選,況且他又是華團領袖許平等的公子,挾其父親的名望,對許子根利多于弊。
許子根回憶道:“1982年4月2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決定,或則接受政黨的獻議,提名丹絨國席或則不接受,保留在理大當副院長。最後,在多方勸服下,我毅然決定參政,辭去理大教席,這是一條不歸路,也是人生的轉捩點,成敗只在一念之間。”
我們這位書生就這樣在十分挑戰性的情況下,為其一生作下賭注。從“書生論政”到“書生參政”確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論政”者可以作壁上觀,看別人在表演,然後點點評評,反正是“論者”,沒什麼大不了的;“從政者”,就是全心投入,已不是一名旁觀者,而是一名參與者,成敗要靠打拼,也要碰運氣。許子根這一決定,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其家族和家庭的運程。
郭洙鎮這個時候打出“打進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儼然是“華教人士”參政的“遠大理想”。這個理念馬上受到民主行動黨的挑戰,指說這是對反對黨的打壓,變成“借助國陣,打壓行動黨”。一時之間,行動黨與董教總的關係惡化進而把火力集中炮轟“華教人士”“參錯政黨,誤導人民”云雲。
1982年4月7日的提名日,果然是一雙“黑馬”出擊行動黨的強區。郭洙鎮打甲洞,許子根打丹絨。前者面對陳勝堯的迎戰,後者碰上陣慶佳。這兩位反對黨人也是“華教人士”,也就變成“華教人士”在斗“華教人士”。
平心而論,“華教人士”參加民政黨也有一定的沖擊力,尤其是董教總大將林晃昇與沈慕羽為郭許站台。平添民政黨的華教魅力,但是這一場仗並不易打。甲洞本來就是行動黨的堡壘區,丹絨則在1978年大選後成了行動黨的橋頭堡,如果不是郭許加入對壘,這兩個選區是沒有激戰,也可說是一邊倒向反對黨的。
微妙的是,許子根提名後,他的造勢和攻勢不是來自外州的陳慶佳可抵擋的。許多支持許平等的老將紛紛出馬為許子根打氣。其中包括文教界名士周曼沙。“小子”在“老子”的護舵下,果然氣勢不同凡響,大街小巷盡是許子根的宣傳海報和布條,造成陳慶佳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雖然如此,許子根得靠勤力加努力,因為“丹絨國席”不是肥豬肉,而是一塊骨頭,要把反對黨壓下去,非得出九牛二虎之力不行。
況且在那個時候,民政黨的“老佛爺”林蒼祐也是告急。民政在州議席上分得八個議席,竟與馬華平分秋色,而馬華方面有林建壽壓鎮,準備取代林蒼祐出任檳州首席部長。
正由于政情吊詭,從一場執政黨對反對黨之戰變成民政與馬華之爭。許子根說什麼也不能過于指望民政黨方面提供全力的支助,因為民政面臨檳州政權的“殊死戰”而分身乏術。民政可以失去丹絨,但民政絕不能失掉檳州政權。對此許子根十分明白,他的參選也是要協助林蒼祐及民政黨穩住檳州政權,能夠勝利固然最好不過,即便無法突圍,也要為民政盡一份心力。
因此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民政黨傾全力保江山,也只能盡力抽出資源挺新雀許子根。雙方之間似榮辱與共不得不背城一戰,形勢可說十分險竣。在此時,許子根才發現政治這路並不好走,這已經不是學術論爭一事,而是關係到政黨“存亡大事”。
最後的結局是許子根脫穎而出,但只是險勝,僅以834張多數票壓倒陳慶佳。如果不是許平等的名氣,如果不是許子根的學術根底,也許許子根今天是另外一個人。林蒼祐也在此役成功挫敗林建壽的奪權野心,為民政保住江山。如果沒有這兩個結果的相互闗係,也一樣沒有今日的許子根。

許子根從政之路(二)—才見政績又遇剋星

許子根雖然為民政黨奪回丹絨國席,但勝來不輕鬆。以當時的形勢而言,能夠勝出,已是十分難得。就這樣許子根走上政治不歸路,脫下知識份子和學者的氣息,走向人群和民間,成為人民的代議士。
大選過後的三個月,許子根在民政黨內的職務是全國教育局主任,檳州民政黨宣傳主任以及較後出任民青團首屆總團長,而其他華教人士也都擔任黨內要職,包括郭洙鎮出任黨全國副主席,江真誠出任全國政治局副主任(主任由林敬益擔任),王天慶則被委任為霹靂州聯委會秘書。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政黨開始重視“華教人士”在黨內所扮演的角色,但黨內也另有其他高層領袖,對新局面給予關注,雖然沒有反對,但也有一定的警惕。這些人有曾永森、吳清德,陳錦華及許岳金等。“老頭子”林蒼祐繼續擔任檳州首席郭長,不再插手黨務。
身為國會議員的許子根,是不可能插手檳州政府事務,尤其是林蒼祐在位的一天,連林敬益也不能過問,更何況是新人許子根。因此他所作的是按牌理打牌,該做的就做,該管的就管;而不該做和不該管的,他也會盡量回避。這種尋求本份的定位,為他打開一定的人脈關係。他已經不再以學者身份自居,而是在黨內一步一步的走。從1982年到1986年大選前許子根不但在國會坦率發言,也針對政經文教等課題發表高見。這位甫從政即能在國會大展辯才的精英逐漸在政治上建立起個人的聲望,人們都稱讚他駕馭語言的能力。無可否認的,他的通曉三種語文是他的最大政治資本。有評論指出,他在國會用國語滔滔不絕的辯論,也令巫統議員側目相看。
為了“總結”他從政四年的政績,許子根在1986年出版了《參政四年》言論選集,由華教前輩周曼沙題字;這本厚達133頁的「言論集」既沒有序文也沒有後記,一開頭開門見山把其四年的言論,主要是國會演詞,在重要場合的講話及記者的訪問錄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國家政治,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施政,華教課題,華社問題等等,十分廣泛,有長有短。其中一篇文章提及他們(指華教人士)參政所發表的有關文教的聲明是由黨最高領導層同志和接納的,因為這份聲明與民政黨的政綱是吻合的。因此他說,他沒有後悔加入民政黨,反而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吁請更多的年青人加入民政黨,與他一道獻身黨國。
為什麼許子根會有這本“小書”的出版?畢竟這是罕有的動作,因為一般上國會議員都沒有出版專輯。除了要說明許子根四年的國會議員不但為黨為民四處走動外,也是敢于在國會針對多項課題發表言論的國陣議員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在1986年的大選,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對手,而且來自民主行動黨的當紅領袖林吉祥,促使許子根不得不傾全力應戰。出版這本書也就顯得意義重大,一方面他要讓人民知道他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用以反擊反對黨的宣傳指說國陣的議員只是“應聲蟲”,未敢對重大問題表態。
當林吉祥決定展開他的“丹絨一役”時,他選擇對壘許子根,市面的一般反應是為什麼兩位人才要斗個“你死我活”?為什麼不避開一戰呢?讓兩個人一齊進入國會不是很好嗎?話雖是這麼說,可事實是兩雄相遇,必有一傷。林吉祥的解釋是行動黨決意要把檳城當為新的政治橋頭堡,然後幅射到全國去。他也不隱瞞地表示行動黨有意取代民政黨,以成為未來的檳州執政黨。
林吉祥在80年代仍是炙手可熱的反對黨領袖,他的加入檳州之役,目的就是希望行動黨有朝一日也成為一方的執政費,一如民政黨在1969年擊敗聯盟起而執政。因此他一箭雙雕,既提名丹絨國席,也要拿下甘榜哥南州議席(現已易名為光大選區)。這一下子,許子根已是風聲吃緊,他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精神來化解強大的壓力。
但這時反對黨之風吹得太強烈了,許子根知道最嚴竣的挑戰已來到面前。于是一場龍虎斗在丹絨上演了。
初時是林吉祥說是五五波。于是反對黨打出的是國會可以沒有許子根,不能沒有林吉祥的絕招;又說許子根敗了可以被委為上議員,林吉祥敗了什麼都沒有。他因此要選民在兩者之間作一個痛苦的選擇,政治的殘酷,莫過于此。
許子根的反擊是他是不會接受上議員職,他要的是光榮當選議員,然後走進議會,他希望人民看到他的四年從政記錄,不要只看反對黨宣傳的一面。即便如此,許子根已明白他正處于劣勢,要斗勝林吉祥還不是時候。此時只能用“哀兵上 陣”來形容許子根的處境。
果然林吉祥的凌厲攻勢是一招接一招的排山倒海而來,到投票前最後兩天,局勢似乎已顯示林吉祥在後市看起,許子根顯得十分被動與無奈。對于一位初出道的書生,只是四年就厄運當頭,不啻是殘忍的“政治謀殺”。滿腔熱血的他,突被傾盆冷水潑下,內心的痛苦與失落,沒有人比他有更深切的感受。
結果他失敗了,而且輸得一條街那麼長。不是因為許子根政治成績不夠標青,而是因為林吉祥的聲望仍“如日中天”。選民要一個反對黨領袖,只好請許子根“暫時休息”。
許子根被迫進入了“韜光養晦”的日子。也許他腦海里曾經閃過“政海無情,波譎雲詭”的低落情緒,但他不能退縮,也不相信他的政途就此劃上句號。這時另外一個新的角色又套在許子根的身上。這並非他所願,也不是他從政的第一個選擇,而是給林吉祥逼成的,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就是政治上的“退而求其次,伺機再出擊”的許子根的寫照。
春風得意的林吉祥,也帶了十條大漢闖入檳州立法議會;打敗了許子根後,他又把矛頭對準老頭子,但政治的後來演變,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他打敗了許子根,卻又製造另一個許子根。這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下期再談。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三)—許子根迎來春天

1986年大選失敗後,許子根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雖然在檳州憲法內有“政治秘書”這一官職,但到底政治秘書是做什麼的?誰也說不清楚,大到可以代表首席部長出席任何儀式並作致詞,被當上座上賓;小到你不做什麼也不打緊,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職務,但得經常與首席部長接觸,匯報相關課題,主要是民間的問題為多。
我記得也曾經擔任過林蒼祐的政治秘書的許岳金這樣說:“林蒼祐向他說,政治秘書說大也可以,說小也可以,看你如何發揮。”于是許岳金抓住這一句話,到處發揮其政治秘書的本色。當時他身兼檳州議員,辦起事來就用“雙重身份”出擊。不多久,他就闖出一個名堂來。後來有幸榮升州行政議員,一連做了兩屆,沒想到在1986年大選時,被飛出局,派去升旗山國席(黑區)當炮灰,從此許岳金一蹶不振,爬也爬不起來。
他犯了兩個大忌:其一是強行爭檳州聯委會主席不果,在黨內被當權派排擠;其二是在任代首席部長期間,顯露功高震主。林蒼祐看眼里,最終放棄保他,讓他被圈出州選。
我提起許岳金的際遇,是要說明許子根在擔任政治秘書時不得不戰戰兢兢,因為他不想重蹈許岳金的覆轍,更不要成為許岳金第二。因此他避開一切可能犯上的錯誤。只做好他應該做的事,不強出頭,不潛越,經常給林蒼祐作報告,提供資料,方便林蒼祐應對各種場合。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林蒼祐的性格是不喜歡一個人過于接近他,或對他的處事有違逆,你也必須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他感覺到你是他的其中一位助手而已,完全沒有威脅到他或令他對你生厭。這一點許子根都做到了。但也做得很辛苦。
我曾問過許子根對這個職務與國會議員有何不同,他只有苦笑,但補充了一句:“國會議員發揮的空間較大,需獨立自主的工作,而政治秘書是替上司辦事的。”(我不知道後來曾擔任過許子根的政治秘書的人有何想法,但據我所知,倪福來與許子根的關係疏遠;鄧章耀就取得許子根歡心而稱職,因此已官拜州行政議員;目前的黃瑞欽仍在考驗中)。
在出任政治秘書的四年期間,許子根的曝光率是不多的。他似乎學會了一套“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本領。在黨的職務也以民青團總團長較為搶眼,畢竟附屬于母體,再大的功能也只是陪襯而已。
表現得中規中矩的許子根在1990年的大選終于時來運轉,獲得黨的支持和林蒼祐的同意攻打丹絨武雅州議席,不再被派回丹絨國席再硬碰林吉祥。這一年的林吉祥有大動作,正開展他的“丹絨二役”,與他較勁無異以卵擊石。
為什麼許子根會派出丹絨武雅。這兒有一段古:1986年大選時,由于許岳金被迫棄州攻國,等于他的首席部長美夢已告破滅。在苦無對策下,他打出一個絕招,可以接受攻打升旗山國席,但原屬于他的地盤的丹絨武雅州議席則應提名其妻舅邱武揚上陣。這是為自己留後路,以便一朝在黨內得勢,他又可回到丹絨武雅輕易勝出。黨同意他的條件,結果許岳金在升旗山敗北了,邱武揚則在丹絨武雅勝出。顯出了許岳金在丹絨武雅有一定的勢力。
詎料,許岳金在黨內(1988年)與吳清德聯手爭奪全國領導權失敗後,便蟬過別枝投入馬華公會,連同邱武揚也過檔了。
這樣一來,丹絨武雅州選區該屬馬華或民政就引起爭議,但民政黨堅持是民政的,再說邱武揚也是在民政的旗下當選的。人可跳黨,議席卻不能“跳槽”。就這樣,1990年的大選,民政黨把此席拿回來,而馬華把邱武揚調到阿依淡州席上陣,許岳金則代表馬華在峇央峇魯國席上陣。
民政也是安排姓許的攻打丹絨武雅州席。此許非彼許,而是許子根。對許子根來說,這是一場翻身仗,非贏不可,不然政途將十分黯淡。
這一年,尚未構成“大人物”的許子根未成為民主行動黨的眼中釘。反而是林蒼祐成為林吉祥的新目標。因為他要爭奪檳州政權,非得將住林蒼祐不可。
林吉祥既打丹絨國席又打巴當哥打州議,直接對壘林蒼祐,許多人為他和林蒼祐揑一把汗。兩強相遇,必然是慘烈的過招,人們一般相信林吉祥可在丹絨國席輕騎過關,但不相信他能撼倒林蒼祐。
在投票前三天,許平等來找我聊天。問我行情如何,我告訴他許子根未遇強人,此次可揚眉吐氣;但老頭子的情勢告急,林吉祥後市看起。他用十分懷疑的眼光問我為什麼這樣說,並拋下一句:林蒼祐不能輸,他為檳州做出很大的貢獻。我說現在正在吹反風,林蒼祐席位不穩。
果然大選成績揭曉當晚,真讓許多人大跌眼鏡,連我也難以置信行動黨有如此強勁,竟然一舉奪下十四個州議席,只差三席即可上台執政。怪只怪與它結盟的46精神黨時運不濟,在檳州全軍覆沒。更令檳州人民吃驚的是:政壇不倒翁的林蒼祐竟也陰溝里翻船,以少數票敗給林吉祥。這意味著檳州首席部長將告易人。
沉浸在悲哀氣氛中的民政黨對于國陣保住十九席(巫統12席,民政7席,馬華全鍛羽而歸)沒有歡愉,因為他們的巨人倒下了。初時民政黨拒絕領導檳州政府,但巫統派安華依布拉欣(他也是巫統檳州聯委會主席)與陳錦華會面,勸請民政接受首席部長職。安華說這是馬哈迪交待的。民政則趁此非常時期提出一個附加條件;檳島市政局主席由民政黨人出任,巫統則委人出任威省市政局主席。安華也就欣然答應。于是有陳錦華出任檳島市政局主席的故事。
但民政黨要選誰來接替林蒼祐呢?擺在面前只有兩位人選,一個是吳清德,另一個是許子根。論經驗和資歷,應是吳清德佔優勢,他是在1974年即中選國會議員,也官拜中央副部長。他的劣勢是林敬益對他有意見,林蒼祐也不喜歡他,陳錦華則對他沒有好感。對吳清德致命的是:在民政未決定派誰人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前,他悄然與時任副首相的嘉化峇峇接頭,希望得到巫統的祝福。此事傳進民政黨高層的耳中,對他有更大的成見(這一段往事,是陳錦華曾向我揭露的)。
為示公平起見,民政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以便選一人擔任首席部長,在討論到這一決定性人選時,吳清德與許子根被請離席,他們一起坐在外面等候消息。最後結果是許子根被黨委以重任,吳清德落空了,但被推舉出任州行政議員。
福星高照的許子根洗掉一身的晦氣,一夜之間,他從一介“政治書生”如同乘直昇機連升三級,越級而上,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檳州首席部長。這奇異的結局是許子根做夢也想不到的。
飛掉一個許岳金,再飛掉一個吳清德,迎來了許子根的時代,而巧合的是許岳金和吳清德都曾是林蒼祐的愛將,到頭來什麼也沒有,反而是不屬林蒼祐愛將的許子根逆流而上。是林吉祥“殺掉”一個許子根﹐又是林吉祥“製造”另一個許子根。時也命也?誰也說不清楚。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四)—許子根粉碎「丹絨三役」

1990年大選後,又再一次改變許子根的人生。昔日是國會議員的他原本看來是平步青雲,詎料林吉祥攔路,只得屈就擔任首席部長政治秘書。竟也因「輸」得福。憑著這一政治資本,他在90年大選後走向人生的高峰,成為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但這個首席部長並不好做,因而被人形容為“弱勢”的首席部長,理由是在州行政議會內,巫統分得5席,民政得3席(加首席部長)。馬華及國大黨因為沒有州議席,也就暫靠邊站。更為挑戰性的是民主行動黨有14名州議員(後來一名辭職,補選失敗,被國陣(國大黨)扳回1席,剩13席),在州議會內輪流“轟炸”,尤其是林吉祥與卡巴星的咄咄逼人,許子根唯有沉著應戰。
有一件事就此發生了,事緣首席部長委任一名巫統行政議員出任副首席部長,法律專家的卡巴星指說“不合法”,因檳州憲法沒此規定。看來似乎要挑起法律案件,但聯邦憲法也沒有副首相一職,不是立國以來就有此一職了嗎?我曾問過許子根此事,他說,經過檳州法律顧問及法律專家研究後,認為沒有問題,可由首席部長進行委任。
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卡巴星也不再追究了。但他們要追究的是到底誰才是“真命天子”,是許子根或巫統的依布拉欣沙益?因為坊間有傳言說,副首席部長的權力似乎相當大,好像比首席部長更權威?許子根也用事實証明他才是首席部長,擁有控制檳州政府的權力。不過他也不諱言巫統的「內閣成員」(州行政議員)的人數比民政黨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民政只有7位州議員,已經4位拜官(首長加行政議員)超過半數,況且又得到檳島市政局主職一席,又有何苛求呢?
再有一件事是許子根被外界所批評的,即1993年民政黨選時,本來他已被提名角逐副主席之一,但那年也有另三人競逐副主席,即李裕隆,陳錦華和布都遮里。而民政只有三位票選副主席。如果許子根也湊一份,他的當選機會比其他人為高,就會造成其中一人被割愛。為顧全大局和停止因選舉造成的不愉快,許子根說,他選擇退選,不是因為怕輸,而是要使黨一團和氣皆大喜歡。雖然因此有人指指點點,但他認為他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後來他成為被委任的副主席。
這個副主席,一做就做到2005年才尋求改變。此是後話,暫按下不表。
事實上,許子根有另外的考量,據他透露,他在坐上首席部長後,林吉祥已把矛頭瞄向他,準備把他拉下馬。這是林吉祥的一步絕棋,打完蒼祐再打子根,理由無他,民主行動黨正在佈署「丹絨三役」,準備再作沖刺,非得拿下檳州政權不可。
就我當時分析而言,林吉祥若要攻下檳州,不一定要再上演「王者之戰」,但偏偏就成為檳州民主行動黨的佈局。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佈局王者之戰的督軍竟是行動黨檳州主席魏福星。而魏福星與許子根又是什麼關係?攤開來才知道他當時是許子根的姐夫。姐夫策劃倒小舅子,是有點不可思議,但政海無情,言之不虛。難怪他們兩人雖是“親戚”,卻又是“政敵”呢!
再提得遠一點的是,許子根的父親許平等不是民政黨人,反而是馬華黨要之一,在1978年因李三春強行派方思湧攻打升旗山國席,而忝為馬華升旗山區會主席的許平等,他們屬意的是讓前國會議員倪宗吉重作馮婦不果後,憤而向李三春辭區會主席。
同是一家人,竟是三個政黨夾帶其中,這是罕有的事,卻不是絕無僅有,其他政治家庭也有此“歷史記錄”。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5年大選提名日前三天,我接到許子根一通電話,他告訴我林吉祥肯定來丹絨武雅州席與他一決高低。我說應該不會吧,但他回應是確有其事,不是“狼來了”的故事。
我曾就此事詢問當時檳州民主行動黨的財政陳爾奕州議員,為什麼林吉祥非打許子根不可?他說這是檳州黨委的一致決定和願望。因為既然揚言要執政檳州,林吉祥就得身先士卒,來一個“王對王”之戰。再說1990年的大選不是証明檳州行動黨的決定是正確的嗎?連林蒼祐都可以拿下,許子根被拿下就不是神話(在後來魏福星與張德發和林吉祥鬧翻後,林吉祥也抖出1995年大選排陣的真相,是檳州行動黨作出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意願,他尊重黨的決定)。
林吉祥對壘許子根是1995年大選的重頭戲,行動黨信心滿滿,因為他們認為已擁有13個州議席,再多奪下4個州議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他們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1990年大選時,有與46精神黨結盟,顯得聲勢浩大;而1995年大選時,雙方已不再結盟,46精神黨的士氣大不如前,十分低落,僅靠行動黨單槍匹馬出征,在輿論方面對行動黨不是十分有利。其一是選民考慮到萬一行動黨不能執政,而國陣的華人議員又再減少的話,首席部長將可能不再是華人擔任;其二是行動黨在缺乏與馬來政黨合作下,能否執政形成一個疑團。
以當時的情況,行動黨是沒有太大的顧忌。他們算過,華人占多數或佔50%的選區超過60%。這些選區極可能是行動黨上台的“鐵票”。為了達成這一願望,行動黨在丹絨武雅選區推出半鐵人造型的巨像,用以象徵林吉祥將是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不似許子根是“一個弱勢的首席部長”。本來用意在此,但也被選民看在眼里,認為行動黨要用強勢統治,擔心會出問題。
結果這一宣傳非但幫不了林吉祥,反而幫了倒忙。市面議論紛紛,覺得行動黨過于“逼人”,下意識中對“半鐵人”沒有好感,也可能聯想到往後“鐵板一塊或鐵腕”治州時代的降臨。
處于林吉祥壓力重重的許子根,反而成為被欺侮的弱勢對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然更重要的是:檳州選民已開始深思檳州華人主導政權還要不要?華人首席部長還要不要?如果都認為應予維護的話,則行動黨成為選民的一塊心頭大石;選行動黨又擔心執政不到,弄不好丟了“華人主導政權”。在兩相比較之下,檳州選民還是認為“華人主導政權”太過天,即便是“弱勢的華人首席部長”也好過“沒有華人首席部長”。當這樣的意識被喚醒時,選民已一邊倒向執政黨,正是“民主誠可貴,民族權益更不能典當”。開票當晚,民主行動黨兵敗如山倒,只剩一個州議席,那就是剛冒出頭來的章瑛,其他候選人包括林吉祥,卡巴星皆告敗北。所幸此兩大柱子保住國會議席,不然行動黨將不知如何向其他州的黨員交待。檳州選民在“國投反對黨,州投國陣”的大風吹下,終于沒讓行動黨仆地,倒是不幸中的萬幸。
經此一役,「丹絨三役」成了林吉祥的惡夢,許子根反而成了「打虎英雄」,地位進一步鞏固。
馬華公會也因此再探出頭來。原屬于反對黨保壘區而被國陣視為「黑區」的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白區,政治的變化無常,也反映了民心在變。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五)—過關斬將保政權

1995年的大選粉碎林吉祥的首席部長夢的同時,也讓許子根一洗前恥,不再上演1986年滑鐵盧之役。林吉祥不敗的神話也再一次失去靈驗。第一次是在馬六甲州議席選舉敗給馬華顏文龍,這一次則在檳州議席敗給許子根。雖然保住丹絨國席,但行動黨已是再受重創。到底誰應負起這個責任?仍然是個爭議的課題。無論如何林吉祥說不會再有「丹絨四役」了。他要等到2004年的大選才又再從霹靂州爬起來。
意氣風發的許子根竟能為國陣打勝這漂亮的一仗,固然大受首相馬哈迪的賞識,也進一步鞏固他的首席部長職位。但使他頭痛的問題接踵而來,因為檳州行政議會只有8張椅子,民政要增,馬華也要增,又一時添不了椅子。于是只好通過修憲把行政議員增加到10席,民政馬華各多1席,算是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
不過,許子根還有一個任務尚待完成,那就是他雖貴為檳州首席部長,但在黨職方面一直沒有突破,顯得失衡。在黨中央方面,他在1993年起成為中央副主席,而在檳州方面也是副主席。主席一職在80年代后期自邱繼圃退休后一直由陳錦華擔任。因此在1990年的時候,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在黨中,陳錦華是許子根的上司;在政府中,許子根則是陳錦華的上級。由于后者在90年開始擔任檳島市政局主席。
因此在1996年檳州民政改選時,就有一股勢力要把許子根推向前台,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但陳錦華又不想相讓,而且準備要蟬聯此職。這個時候,檳州民政黨的氣氛有一些緊張,人們也擔心出現龍虎鬥,而結果必有一敗。當離提名日越來越靠近時(按民政黨的各州聯委會主席都是選出的,不是委任的),身為民政創黨人的林蒼祐開口了,力勸陳錦華退休。這正如1984年林蒼祐力勸許兵金不要和邱繼圃爭檳州主席一樣。同時林蒼祐也通過陳錦華的摯友陳國平勸服陳錦華。在兩人力勸陳錦華底下,他終于勉強接受獻議,退休政壇,也讓許子根順利出任檳州聯委會主席。
按照當時的情勢,許子根是較為佔優勢的,而且他也決意要使黨政合一,以便整合民政在檳州的勢力。我事后得知,陳錦華在不戰而退后,一直耿耿于懷,怨氣難消。他似乎認為他都沒爭檳州首席部長,為何不能繼續當檳州黨主席?但別人則認為由首席部長擔任檳州黨主席是名正言順的,總不能老是存在「黨政分開」的現象。也許直到今天,陳錦華還是心存芥蒂。
這個說法不會是沒有根據的。到了1999年大選前,也即是5月份民政又要進行三年一次的改選,許子根卻遇到吳清德的攔路。時任中央副部長的吳清德很早就想取代林蒼祐成為首席部長。例如1986年大選時要擠入州議席競逐,但不為林蒼祐接受。又如1990年大選后,又與許子根爭首席部長寶座,結果敗下陣來。這種一挫再挫的心情導致吳清德在1999年的檳州競選來一個孤注一擲。
當吳清德宣佈要挑戰許子根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吳清德的是陳錦華。這是為什么?主要是陳華要借吳清德出一口氣;而為吳清德造勢的還有兩位檳州議員,他們是林武燦和林建安。前者是黨元老林維雄的兒子;后者是創黨人林蒼祐的兒子。由于他們的加入,吳清德形成一個陣營,不斷地造勢,以期在選舉中奪得檳州主席職。雖然這個職位並不一定是成為首席部長的踏腳石,但卻是吳清德的政治資本。
吳清德在黨內的失意是人盡皆知的。比如1980年波德申大會,他支持林敬益當黨主席,就是希望被推舉為黨總秘書,可是林蒼祐屬意的鄭耀林卻成了林敬益的選擇。又如在1984年黨選,他支持曾永森打林敬益,結果又告失利。于是在1987年黨選,索性親自上陣鬥林敬益,同樣敗下陣來。這種不肯認命的心態促使他在1999年把自己豁了出去,進行最后的鬥爭。他自信在檳州的黨選有把握拿下許子根,因為他計算黨內有不少的支持者。他當時也很明白,這是他最后一戰,若是失敗了,就得退休政壇,畢竟已經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黨選失利后又有機會保住官職。身為黨主席的林敬益在此緊張時刻,也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許子根捍衛檳州主席。
這一場激烈的搏鬥,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每票必爭,也每票不失。選舉結果,許子根以60%的選票壓倒了只獲得40%選票的吳清德,許子根又再渡過險灘,保住檳州主席。
吳清德在失敗之后,已知大勢已去,黨不會再委派他當候選人。雖然明知他在高淵老樹盤根,但民政黨準備另派人上陣。
也是同一年的大選(落在1999年12月),吳清德被榜上除名,換上江真誠代表黨出征。本來江真誠還有一個選擇是日落洞,但卡巴星仍在坐鎮,他因此選了高淵國席。他之離開州議席選舉也是他與許子根的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而在較早前他已告知許子根準備逐漸淡出行政議會。換句話說,他有意棄州攻國。在他看來,倘若能在國席勝出,便有機會爭取一個副部長職,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告落選,唯有淡出政壇。
另一方面,民主行動黨在沒有「丹絨四役」下,面對1999年的大選在調兵遣將方面有一定的難度,最后林吉祥選擇國攻升旗山,州打植物園,以面對民政黨二線人物謝寬泰和丁福南。
行動黨這一苦心布置又是白費心機。輸得比1995年還要慘,不僅州議席無從突破,仍是碩果僅存1席,而且連林吉祥和卡巴星雙雙在國席跌馬,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許子根則在輕量級對手下輕易過關。整個檳州又是國陣的天下,眼看國陣大勝,許子根地位穩固之際,突告風雲驟變,又是一場政治風暴降臨,但對手不是行動黨,也不是民政黨內挑戰派奪權成功,而是馬華公會要爭奪首席部長,許子根如何化解危機呢?下期再翻開底牌。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六)—雷声隆隆未见变天

1999年杪的大选,民政党再次取得不俗的成绩,在槟州参加11席州选,结果赢了10个,而马华共赢了九个。可怜的行动党还是1席,剩下是巫统12席及国大党1席。在此情形下,民政的许子根已获得首相兼国阵主席马哈迪再次委任蝉联槟州首席部长。
正准备前往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突接电话通知,要他暂且不要宣誓。此时委任状已在许子根的手里。
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来民政党有两位中选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宣布退出民政党,指责党未重视他们,而他们又私下与马华接头,表示有意投进马华的怀抱。若果顺利,马华的州议席马上由9席变成11席,而民政则由10席变成8席。
于是马华高层有动作了,一些支持马华“夺权”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个变化。马哈迪接到这样的讯息后,感到有些愕然,他不知道为何会有此“斗争”。在情况未明郎之前,只好请许子根“稍安勿躁”。
民政党头头得悉此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也感到事发突然。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中,因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受到民主人士围攻后,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样。
民政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事情正在起变化》,坐立不安。更糟的是,马华那边又放话了,说还有一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使到马华与民政的对比12比7。若此实事,民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马华及不满民政的人放出消息,很快又有一位州议员,在吴清德(挑战许子根州主席失败后,成为失意人,也未派在大选上阵)的拉拢下,其“爱将”赖秋福会加入林建安与林武灿的“反民政阵营”。可是马华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他的出现。马哈迪也未接到进一步的报告。
原来民政老大林敬益“棋高一着”,早就把赖秋福给“藏”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藏,而是请他到吉隆坡“自我消失”。没有人知道赖秋福此刻在那里?
赖秋福当时是不是想倒戈相向?我们不便猜想,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赖秋福不会随意跳党,反正跳不跳党他都是一名后坐议员,没甚差别。
吴清德也到处找不到赖秋福,他们都很纳闷: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人间蒸发了?既然吴清德帮不了这忙,马华上层也不放弃努力,他们把所有中选的州马华议员全召到浮罗交怡“吃风”,说是有大事商议。当时首相马哈迪正在浮罗交怡“运筹帷幄”,对内阁和各州政府组成作最后的敲定。
马华的州议员也听到“变天”的风声,但他们在浮罗交怡早上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日出又日落,看不出有“变天”的迹象。但闻“雷声隆隆”,几乎把槟州隆得“轰轰响”,似乎是“政治地震”在槟州引爆,就是未见大雨倾盆。
在这场角力战的过程中,据知,马华也提出各种方案。包括增加一名副首席部长或增加一名行政议员。总之要与民政分享政治权力。当时马华老大林良实也人在浮罗交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案,马哈迪都没有作出表态。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听听老二阿都拉的意见。因为老二是槟州巫统联委会的主席。
后来据说老二和老大的意见一致:槟州首席部长还是归由民政党的许子根出任,不要换人。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大选中民政所胜席位比马华多,跳党的议员不算数。
这样一来,当巫统把力量移向民政党时,马华所要争取“变天”努力又告泡汤。但最后马华也得到安慰奖。所谓安慰奖是在槟州修宪后,可以增加一名马华州行政议员(从8席增到10席,马华及民政各得一席。这就是后来民政加了杜乾焕,马华加了骆福汉的故事)并增加一名副议长(此职先由刘一端担任,后由黎兆荣担任)。
正因为有此一斗,许子根大概压后一个星期多才进行宣誓,而此时的民政党,乌云全扫光,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上。
许子根这一仗,不仅有惊有险,而且险象环生,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许子根也浑身不是味道。但在政坛打滚,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正如1982年的大选,马华也是摆明要争夺首席部长位,林建寿要斗倒林苍佑,结果是自己在阴沟里翻船。这算是马华第二次的大反扑,又是功败垂成。自此而后,马华也不再有此大动作。正如林吉祥已没有“丹绒四役”,马华也没有“第三次大反扑”。
不过经此事后,林敬益已后悔在1999年的大选再把支持吴清德的林武灿和林建安放回原区参选;更没想到选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向民政发难,给民政一个措手不及,差点 “江山”也被震掉了。
后来又有一个动作是槟州马华搞出来的,不是党中央的意思。话说民政马华风波平息后,两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就大大方方走进马华。他们在州议会内也不时有“突出”的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
其中急先锋的林武灿在与槟州马华主席黄锦鸿配搭下,在2003年开始对槟岛外环公路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林武灿更在五月份的槟州立法议会针对外环公路计划事,表现不支持的精神,以致对反对党要求展延外环公路计划的议案投了弃权票(林建安未槟州议会内,避过此“劫”),与他一起弃权的还有陈清凉。这一下子国阵和民政有话说了,投弃权弃而不投反对票等于未与国阵“同一阵线”,于是在国阵的压力下,马华不得不对林陈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
经数个月后,此“惩罚”才告撤消。而2004年的大选又降临了。民政依据国阵精神把两个州选区要了回来。变成马华只好把林武灿放到武吉牛汝莪国席又把林建安放到峇眼国席。无缘再接触州议会。不幸的这两人在大选中又告跌马。
民政这回大选战绩更是“辉煌”,13个州席全胜,马华则输掉1席,剩9席。13对9 ,马华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再说,马华已晋入黄家定领导的时代,又与民政关系较密切。两党对槟州“江山”之争也就划上句号。
许子根的故事自然没有讲完,因为他还在任,而且在最近的党选中又再更上一层楼。政治对他来说,已是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在党争中,许子根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林敬益造势和站台,最后把挑战的郭洙镇压了下去。有关民政党争的前因后果,已有诸多报导,无需在此多插一笔。不过由于政治千变万化,许子根这条政治路曲折又漫长。今天的他,不单单要关注槟州的发展动向。同时要计划如何接班。现在离开林敬益交棒的日子虽说还有两年,只是由现在开始,许子根必须表现出未来接班人的姿态。因为民政在不久之后就要步入许子根的年代。我们暂且打住许子根的故事,下来的故事怎样写,就由许子根来告诉我们吧!

18.9.05

詳述林蒼佑的演講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前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在公開場合作演講。本月九日他卻破例接受《社會經濟與環境研究機構》(SERI)(一個由檳州政府贊助,聲稱是個獨立運作的單位)的邀請,在《檳城論壇2005年》針對檳州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講了一句余鐘,主題是《提昇現有優勢:檳城向前邁進》。以86歲高齡尚能展現思路和聲音依然清晰,真是風采不減當年。也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參加者不乏各級議員,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及學界人士,約500人齊集一堂在E&O大酒店的禮堂聆聽久違了的林蒼佑開“金口”。我用“破裂”和“開金口”是因為自從1990年退休後,他就不再針對政府事務及政經問題高談濶論。

在演講中,有幾個要點是引起我的關注的。首先林醫生說他在濶別檳城10年(1938-1948年,前一段在英國留學,後一段在中國重慶擔任國民政府的軍醫)後返馬不久就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指他在1951年4月受委為英殖民地檳州立法議員及在6月創辦“ 急進黨”(Radical Party)之后,他曾在1953年參加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日落洞區敗給巫統候選人(就因為有此不愉快的記錄,林蒼佑從此不再參加市議會的選舉。但在1984年,他接受喬治市市議會頒給“自由市民”的榮譽。此時的市議會已沒有民選,統歸州政府管轄)。

林蒼佑說1957年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安排檳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獨立國一部份,所有檳州人民在憲法下自動成為公民。這里頭有一段林蒼佑沒說,那就是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鑑于檳州華人居多的特殊情況,提議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但他沒接受,反推薦王保尼出任其職。原來他要成為全國領袖,在1958年成功出任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

1959年因黨爭失利,林蒼佑退出馬華,在1961年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復于1968年解散民聯參與成立民政黨。

林蒼佑接著說,在1967年時,檳島自由港地位被中央政府取消。這原是英國人建立起來而使到檳城成為“商港,匯集世界各地人士”而繁榮起來的機制。因此,在1969年時,檳州的總人口77萬余人,失業率竟高達16.4%,以致民政黨在大選中(5月9日)起而執政。5月11日林蒼佑宣誓就任檳州首席部長。兩天後(即5月13日)吉隆坡爆發“513”沖突事件。他接到副首相阿都拉薩電話,並向後者保証一定與中央配合,穩定檳州局勢。于是他召見當時的檳州總警長馬騏騮,敦促警方全面戒備和嚴防騒亂發生。結果檳州沒有大事件發生,相對安定。從那一刻起,林蒼佑的檳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了。再說憲法中也顯示州政府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重要事項。

正因為這樣,在1972年時,民政州政府與中央聯盟政府合組成聯合政府,且在1974年民政加入國陣(聯盟擴大後的組織)。

轉入經濟課題,林蒼佑說,他在“513”後即成立“檳州發展機構”,以擺脫經濟困境。70年代發展兩個衛星鎮和工業區,即檳島的峇央峇魯和威省的斯布朗再也。他自毫地說,為了平衡兩地的發展,形成一個整體,他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建立“檳城大橋”(1985年通車),而且還設計加寬的地基。

直到今天,檳州的人口已翻一倍,達到140萬人。局勢也有所倒轉,過去是檳島佔人口53%,威省47%;今日則剛好相反。他認為威省的面積大,人口比例還是會進一步超越檳島的。因此他建議,興建第二大橋或通道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另一個自豪是峇央峇魯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電子城,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証明了檳州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和技術,可以從電子工業走向世界。不僅于此,世界各地的大企業,也有檳城人在擔任高職。他說,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檳城人領先潮流,受到重視。

為了使檳州經濟再向前跨進,林蒼佑建議應像設立“自由貿易區”那樣,設立“特別加工區”,以讓本地人運用他們的智慧生產完善的產品打入世界。因為檳城已有強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作為基礎,且又成為“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一部份,資訊工藝十分發達,有足夠條件再攀高峰。

他還進一步展望到了2020年,當馬來西亞達致先進國的地位時,不要再分種族,大家合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在各方面都整合起來,其中之一的經濟體出現“人民基金”。

雖然他沒有提及政治上的整合,不再有種族性的政黨。但聽眾在鼓掌之余又跌進一個沉思。林蒼佑用一生的努力,仍然無法使民政黨突破種族局限,尚且在1982年的大選時,出了一本宣傳冊子:《全馬唯一的華人首席部長》,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又是為什麼?林蒼佑沒有提供答案,他也許在期望局勢的改變。我們與他一樣,在期待中又還要努力走出一條民族整合的大道。

11.9.05

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

馬華公會黨選后的新佈局是對黃家定領導的一個重大考驗,也可以說是一場政治考試。到底黃家定是及格或不及格?讓我們來分析他的策略即可窺見其成績單。

第一點,不論在黨選前或黨選后,黃家定都為陳廣才造勢和站台,形成一對雙打,而不是把B隊的人排斥在外。雖然挑戰他的陳祖排是不折不扣的A隊大將,但在新形勢下,保住廣才穩定陣腳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在黃家定護航下,陳廣才突破重圍,讓后者感覺到唯有支持黃家定,才能得到A隊的包容。

同樣的,因各項因素未能保住副總會長的胡亞橋,在敗落后得到黃家定扶一把,回到中委而預示著官位將會保住。在感恩之余,必然歸順于總會長的人,而所謂B隊的陣營因之煙消雲散。這就是說,經過這一次的黨選,黃家定成功地把B隊消化在他的團隊中。

第二點,也是政黨一向以來最諱忌的是裙帶關係。凡是父子同陣,親戚同堂一概被認為“禁忌”,否則便被人指指點點,彈個不停,說是要建立什么家族王朝等等。

在這種反家族入主政黨重要位置的潮流中,黃家定要逆流而上,確實顧忌多多,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把其兄納入總秘書高職,以免被人評頭品足。

可是,黃家定這巧妙的一手,讓黨中委推荐總秘書人選,不論出于任何理由,許多人都抬出黃家泉,免卻了他的后顧之憂。說實在的,黃家泉如果不是黃家定的胞兄,以其經驗和才幹,坐上此位是沒有人會指東話西的,但難就難在他是黃家定的胞兄,以致許多人都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

偏偏就這么順勢發生,而且在發生后得到的是正面的評語:“舉賢不避親”。這一下子,原本以為是惡言惡語會排山倒海而來,卻變成一片歡呼聲,大大出人意表。

不論黃家定或黃家泉做什么樣的解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委任竟是接受的回響,黃家定也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最大的難題卻讓他輕易克攻了。

這樣的佈陣不僅“合理化”“舉賢不避親”的邏輯,而且也創造兄弟同在一個政黨高職的神話。就此而言,黃家定是第一個人突圍成功,在馬華黨史上寫下第一頁時這樣這么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是沒有黨選帶來的有利局面,黃家定是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第三,所謂有利的局面也不是黃家定刻意造成的,而是因為公開競選帶出各人不同議程,從“小菜單”中出現一條公理:不可反黃家定,但二三線候選人可按各人議程作調整。既然大家都支持黃家定(不包括投票給蔡銳明的),那么在黨選后就使到黃家定擁有更大的空間來安排新團隊。那些鬧派系的州屬,尤其是森美蘭和檳城州,就分別由老大和老二坐鎮。而老二現在又是與老大二合為一,也就等于是老大在全權指揮。黃家定為此拋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所有州主席都是黨領袖,不管誰擔任,都不是‘外人’。”(見商報8月31日)

如今老大掌雪森,老二掌彭檳,老三(總秘書)掌霹靂,勢力已是固若金湯,將來任何人要起事也真不容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派副總會長出任?例如翁詩傑與林祥才就沒有掌半個州。但又有人反回來問,為什么要委任新出爐的副總會長,留待觀察對總會長的“效忠”程度不是更恰當嗎?是的,除了馮鎮安不具威脅,坐回吉蘭丹主席外,而蔡細歷則留任原職擔任柔佛州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就別再“勞動”副總會長了。這些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都是總會長要時日審視其言行,才好另作安排的。

至于森美蘭州和檳城州為什么會有派系之不同而鬧僵?大家心知肚明。其實也不是什么陣線分明的派系,大家都是總會長的人,只不過對原任者有意見。

正由于僵局一時未能打破,老大也費煞苦心在黨中央安排韓春錦及黃錦鴻分別出任組織秘書和副總秘書,然后連同老二分別接管,大家也就不能再有異議。接著下來,如何整合,也許老大自有其妙方,我們不必揣測。

從整個佈署來看,黃家定的第一場考試取得高分,但要步入“黃家定時代”還需要幾場的考試,因此我們說,黨選后的排陣是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的第一關。

黄沾与周星驰的怪象

在娱乐圈内,有两个怪现象是引起我关注的。其一是不久前才病逝的黄沾;其二是靠“怪招奇言”起家的周星驰。

先说黄沾,他是靠正规的中文大学毕业的才子,后来又进入香港大学读硕士,近年再成为港大的博士研究生。照理他是「学术圣殿」的一名「有学之士」,足以和学术界人士一展雄才,可是他选择的是走向草根市民的文化,搞得是非学术的娱乐文化;尤其出位的是竟是满脑子充斥被学术人视为低级俗味的言语,因而有“不文集”的出版。

所谓「不文集」,说白就是归为「黄色笑话」这一类,既是不文,也就是斯文不足,低俗有余。尽管如此,销路还是热卖,可见不文之语也大有市场,印证了香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社会,只要不过于猥亵,便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家庭中公开欣赏的文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避正就歪」,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就从中表露出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填词撰文时,得以穿插其中,我欣赏他的歌词中带有情感的跳动,也有些句子是啷啷上口的。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磨练,如果他没有学术的根底,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鬼才,在香江娱乐圈中「翻云覆雨」。

黄沾的浪漫人生,几段婚姻都没有让他的人生留下诟病,反而被认为这是娱乐圈的家常便饭。他的不文语言,不仅未降低他的形象,反而成为他的活招牌。这就是黄沾创造出来的「品牌」--一个不登学术圣殿的博士。他终于赢得香港人的认同。因此他的追悼会有两万人参加,实在是「破天荒」的人潮。各路人马,特别是明星阵容,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足见其魅力在死后更是无法挡。

吊诡的是,一个「有学有术」的人,却没有看到学术名流,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而被请来发表悼念之词。

更为吊诡的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一个没有学术背景,也没 有发表过什么学术伟论的纯粹娱乐圈的搞笑怪才周星驰却在近些日子来被请入「学术殿堂」,与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对讲开坛。不但香港的大学,而且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把他当成「学术才子」请来交流。

他们说这是因为周星驰在香港的娱乐圈创出了一些在学术书本或学术活动中没有的「无厘头」文化。除了搞笑与怪动作外,也在其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白,使人沉浸在其影片中,获得最高的享受,进而有了启发作用。李欧梵教授甚至也拿他的影片作教材。

抑有进者李欧梵也打开禁忌,公开地与周星驰来一场「学术对话」,接着掀起一阵旋风,把周星驰当成「国学大师」来研究。

这种周星驰现象原本只属普罗大众的消遣品,没想到会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课题,除了不可思议外,也为「学术论坛」的另辟蹊径有所不解,究竟周星驰的低俗文化代表了什么学术风格或文化理论或文化品牌?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反对学术界脱下严肃的面纱,走向与大众拥抱的格局。这样也可使到老百姓不会认为学术是枯燥和高不可攀的。

可是,在周星驰的身上,我们的学者又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又从黄沾逝世后所迸发出来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看到什么?

可惜,他们看到周星驰的同时,却忽略另一位鬼才也在覆颠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

黄沾向正统文化挑战;周星驰也是向正统文化挑战。学者们选中周星驰避开了黄沾,诚为憾事。
我反而觉得,从黄沾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文化被交织在其中,而成为另类的文化。

4.9.05

政治人物與黨史定位

政治人物在黨史的定位雖然是具有爭議性的,但黨史往往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撰寫的,因此不是勝利的一方很難期望在黨史中得到正面的評價。正如中國文史學家陳思和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誌,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對黨史而言,更是如此。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31.8.05

為什麼許子根應當老二?

民政黨中委改選今日提名,最受全民關注的是領導層的123,321及231方案。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就是郭洙鎮的動向。不論他是打老大職位或捍衛老二職位,對民政黨當權派來說,都是不幸的,也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後遺症。民政黨也將因此在黨選後承受各方的評論與黨內的漣漪陣陣,這也是為什麼林敬益及黨內高層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28.8.05

馬華黨選啟示錄

備受矚目的馬華公會改選已在激烈競爭中宣告落幕,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以黃家定為首的當權派取得預料中的勝利,只有少數的原任者落馬,這也是一種意料中的結果。到底這一場選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與分析,有下列的現象是本屆黨選的特徵: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21.8.05

評黨選引發的爭議課題

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已走近尾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幾個爭議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14.8.05

華教心民族情

我們華人的政治文化已起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這次的馬華黨選及民政黨選華語已佔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情況的今非昔比,反映在目前的華基政黨的領導人都必須用華語與黨員和民眾溝通,不能再像過去英語是主要的語言,華語則靠邊站,以至廣大的黨員及華人社群必須靠邊翻譯或從旁了解領袖的心態和所要傳達的訊息。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