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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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9.10.18

美国向“一带一路”开炮


在开展贸易战和进一步否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绝大部分岛礁的主权后,美国近日又将矛头直指向习近平倡议的“一带一路”。国务卿彭佩奥近期在访问拉丁美洲国家时说:“中国带来的并非对你们的公民有利的东西;它们的东西似乎好到难以置信,但事实并非如此。”
BBC的访员瓦斯瓦利(Karishma Vaswani)理解到美国现在是开始炮轰中国的“一带一路”。
美国形容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是“债务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在提供基建工程的同时,也提供贷款。当有关的国家与中国达成协议后,最终会使这些国家深陷债务危机。
瓦斯瓦利说,美国当下的目标是针对“一带一路”宏愿做出破坏,也就是不让其成功。这也已经超越了贸易战的层面。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东盟防长会议上(1019日)也重申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强硬立场:美国绝不接受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并强调南中国海是属于自由航行的海域。
美国与中国的争执点在于“中国坚持南中国海的岛礁滩沙在历史上都是属于中国的,更有九段线证明(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地图)是属中国主权的”。但中国从来未说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归中国。它不反对船只自由川行的权利。
反之美国不承认有所谓的九段线(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判决菲律宾胜诉,认为九段线不具历史和法律地位,但中国不接受,也就在没有执行者下被搁置了),认为这海洋中的岛礁不应全然归中国,而是其周边国家也享有一些岛礁的主权;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海洋是属于国际海域,没有人拥有控制权。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派出其军舰在南中国海游戈,引起中国的不满。
正因为进入21世纪,中国在改革开放下都有长足的进步,包括武器军事装备也现代化,其军事开支也占世界第二位,美国仍占第一位。终于使到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2017年)对中国充满敌意。
近些个月来他发现参加“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出现一些状况后,就抓住机会判定“一带一路”不是好东西,徒只让周边的国家举债维艰,例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租给中国43年,以作为抵债。另外中国也已在巴国投下巨资,并贷巨款给巴国兴建有关港口和中巴经济走廊。
此外,斯里兰卡的汉班托港也租给中国使用99年,以作为对贷款的抵消。
还有马来西亚也因新政府上台,取消或暂停中国在马来西亚的东铁计划和海底油气管的敷设;同时也影响隆新高铁工程暂停下来。马来西亚的理由是因为耗资过于庞大,担心还不了债务。但在美国看来,这又是“一带一路”的挫折。
虽然这只涉及小部分的国家,但在美国布控下,它企图使中国投下的124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不能获致成功,也希望先从亚洲干预有关工程,而后引伸到非洲和欧洲。
对此,英国的《外交官》杂志发表一篇由Sam ParkerGabilielle Chefitz合写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债务外交”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投资。但在海外贷款方面,美国的历史也并非无可挑剔。美国银行高风险放贷在八十年代导致27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波及一些国家),最后是美国让这些国家自行进行改革来解决债务,结果引发这些国家陷入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利比里亚的前公共工程部长摩尔说,美国的手段反映出它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焦虑。
他在美国财经网站《Quartz》发表文章说,在过去15年来的84个案例中,中国的贷款或用贷款重组或中国放弃追债来解决问题,但中国并没有取得当地的资产来抵债。即使以委内瑞拉为例,中国提供巨额的贷款给对方,也没有乘机索取委国的国有资产。因此他认为美国形容中国推行债务外交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的周边国家改向美国求助,特朗普也准备通过国会批准6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以打击“一带一路”的长远目标。
不过今天的“一带一路”已跨入第五年,而且有些工程已在运行;更重要的是,保证一带一路得以开展而成立的“亚投行”已开始运作。目前已有87个国家参加,总资金将以1000亿美元为基础。在这方面,作为发起国的中国出资50%,而其他会员国按能力缴交股份。
虽然在2014年推动,但“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是在2016年开业。在2017年时,亚投行已展开24个投资项目,总贷款额为42亿美元。也是在同一时间,亚投行公布第一个对华项目是批准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和煤改气”项目。一旦完成,惠及510个村庄,约有21万户家庭将拥有天然气输送管的安装,以减少空气污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亚洲国家和地区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用于建设基建项目,因此也十分欢迎美国加入贷款和援助行列。对此日本也准备增加亚洲发展银行的注资,以将世界的交通网进行全面的打造,来改变人类的命运。
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比较完整和可取的(它分成五大走向,其一,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其二,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与地中海;其三,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以上三项工程是陆上连接的。下来的两项是经过海洋的:其四,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直至欧洲;其五,从中国沿海港口通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在未来的30年内,我们将会看到陆上的丝绸之路,或可称之为“大陆桥”展现风貌。而海上的丝绸之路将把整个世界串成一个大圆圈。届时人类将拥有更多的选择环游世界各地。而世界上的任何货物及产品都能及时地送达目的地。
因此美国要打击和堵住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违反大多数人的意愿,也是另类的霸权政治。
如果美国决心与中国打长期的贸易战和外交战,乃至不惜发动局部战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应验了。
这个故事是引述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的,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存在的政治霸权竞争时,双方都面临类似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崛起引起陆地霸主斯巴达警惕的局面。这样一来,现有霸主面对崛起强权的挑战多以战争告终。雅典同斯巴达经过长达30年战争后均走向灭亡。
就不知道美国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因为和与战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


刊登于2018年10月29日《光华日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参观了中国驻槟总领事馆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片展后,我又记起了半世纪前那一段陈年往事。
1966年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初踏足报界,马上被这一场运动所牵动。但因为对中国了解不多,只能靠专人从香港寄来的报刊(每天傍晚收到当天的香港华文报)略知一二。
但我们报馆不甘落后和担心被读者讥笑:我们没有人才提供翔实的报导和评论,也就从英文报刊和杂志乃至从香港的书报中寻找资料。
老实说,我们当时也赶上“文革”的列车,先是肯定和支持“中国的文革”,认为需要“破旧立新”。迄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不及一个月的106日,在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等元老派的密谋下,一举捉捕了“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后,才慢慢看清楚“文革”带来的种种悲剧。
四人帮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时华国锋为了巩固他的政权,既保留国务院总理职,又兼任中共主席和军委会主席,集权力于一身。这个时期他在汪东兴支持下,手上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意味着华国锋没有全盘否定“文革”。从1976年到1978年,他掌控全局,邓小平尚未复出,但在19785月《光明日报》刊登一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否定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是错误后,邓小平才再复出,也逐渐边缘化华国锋,直到1980年后者卸下党主席职。这意味着在197812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元老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邓小平也顺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胡必亮(北师大经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曾留学欧美大学,著作等身)指出:1976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1539.4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2%;人均GDP收入仅165.4美元,排在世界120位之后,国家总外汇储备只有12.55亿美元,比非洲国家的储备金还要少。这一年,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值为134.3亿美元,仅有美国贸易总量的5%。那时中国完全没有外来投资,更没有中国往外国投资。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82.6%,平均年收入从60美元或150美元。因为“文革”的10年浩劫,中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经过40年的努力,间中克服了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带来的巨大冲击。邓小平终于以第二次南巡(1992年)强调改革没有回头路。继后,中国政府再用30年的光景让整个中华大地脱胎换骨,各大城市华丽转身,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根据统计,在2016年时,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11.2亿美元,紧随着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占世界GDP总量的14.8%,人均GDP也已经达到8123.18美元,排在世界的第60位;货物贸易总额达3.6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达3.01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增值居第一,而其竞争力也已居世界第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33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都从无到有,共计1831亿美元,居第二;美国则有2990亿美元,中国少了1159亿美元。
此外,在重工业方面,在高科技产品方面,也表明中国向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迈进;尤其是中国在2015年提出要落实“2025中国制造”宏愿(产品成为世界第一)。在这方面,中国也因人力之多、工厂之大及原料之充足,已具条件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工业生产国,向全世界推销中国的产品(从农业国转型成功,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但这是美国最吃不消的,因为其人口不比中国多,年轻人也不愿屈就在零件生产的工作上,也就无法样样产品都由美国生产,自然不愿意让中国走在前头。
因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被西方舆论指称中国已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的力量来操控工商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但习近平主席则坚持中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被写入党章,进一步确定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相糅合,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体制的整合。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也已创造了奇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胡锦涛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ƒ10年之后的2013年,习近平倡议“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思想,以求周边国家也因基建的改善而加速产品的流通和惠及周边的贫穷国家也一起改善人民生活;再进一步,“2025中国制造”的宏愿;及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都在在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
特朗普除了一面指责前任者如克林顿、小布斯和奥巴马“失责”(对中国打压不力)外,也在最近掀起了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看来,如果现在再不行动,美国及西方国家将会后悔莫及,难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把中国当成比俄罗斯更具威胁的对手。


刊登于2018年10月29日《南洋商报》

25.10.18

限制首相任期及其他


首相马哈迪于1018日向国会提呈第11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的中期检讨时指出,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新上任的政府必须限制首相及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的任期,最多不能连任超过两届(10年)。
如果这一修宪获得通过,则马来西亚将在内阁制的国家中有领先改革的表率,因为马来西亚是引用英国的国会制度,每5年举行大选(当然执政党也可缩短期限提早大选,但不得延长大选)。只要参选的政党以大多数票掌控国会下议院,则政党的首领将会出任国家首相,这是没有期限限制的。但英国的政党和选民是很有智慧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作用。例如在1979年崛起的“铁娘子”塔彻尔夫人。她用私有化国营企业的政策和提倡自由企业的政策使英国摆脱困境,因而一连三届大选她都取得胜利。但在1990年时,她受到党内的挑战,指她推行的“人头税政策”不受欢迎。就这样她宣布下台,让位于党内后起之秀梅杰取代其位成为首相。
虽然她只能在位11年,但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久的首相,至今尚无人超越她的任期。
至于接她班的梅杰也只任相到1997年就被赶下台。不过因为塔彻尔夫人及梅杰先后的当政,保守党也是执政最久的政党,前后18年,才被工党取代。工党的杰出领袖布莱尔也只当了10年(1997-2007)的首相就下台了。由此可见,英国即使不对首相任期设限,政党内的议员和选民也会把关,不让个人在位过久。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推行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因此对首相任期是不设限的。也就在历任的首相中出了一位在位最久的首相马哈迪,前后达22年(1981-2003)。在位第二久的是东姑阿都拉曼,他的任期是13年(1957-1970)。他也像塔彻尔夫人被党内的其他领袖取而代之。
马哈迪在位时,他的铁腕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也自称自己是“民主的独裁者”。如今他以92岁高龄卷土重来,提出限制领袖的任期是恰当的。因为他最有经验,也最能体会到在位久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坏处。
就马来西亚的体制来说,首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他掌控了国家命运,对人的聘用与解雇有最后的话语权。在这方面,他就不断指责前任者纳吉“滥用权力”而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因而主张限制首相的权力。第一步自然是限制任期;第二步就是禁止首相兼任任何部长。
他就是对纳吉兼任财长十分不满,因为这等于首相掌控了一切;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对此,我们也欣慰马哈迪在知悉希盟宣言中有指定首相不得兼任部长后,他放弃了兼任教育部长。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良策来解决国家的教育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赞成首相兼任内长、财长、防长和教长的。
还有政府有意下放权力给各州政府也是值得鼓励的,这也是早就应该调整的事。
比如槟城一直声称它是上缴所得税的第二大州,但所获得拨款却很少,不成正比例。再者,我们也发现到槟城的道路竟分有联邦和槟城的,只要是联邦的,州就不能越过界修理。
有一件事也是让人混淆不清的。例如在道路上的公路,多数属于州政府的权限,但公路上的交通工具如车辆的路税则归中央,申请德士及巴士执照也归中央管。至于在地下的矿物质或有价值的东西概属中央所有。因此州政府的权限主要对房屋的建设和图测的批准,也对市容的改造拥有一定的权力。
另一方面,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也对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所签署的备忘录有不同的解读。当下是对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税收争议仍未能达成共识。目前东马除了保有移民自主权和劳工自主权外,其它就与西马各州相差不大。
事实上我们也应当向其他民主国家看齐,例如印度实施内阁制,但它有政党轮替,不是铁板一块,永远归国大党执政,各州有其本身的权限。而我们美其名是联邦国家,实则是中央集权国家。同样的,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和日本也是不对首相(或总理)设限,但选民懂得何时应该换政府,所以不会有“一党独霸”的局面永远存在。
但马来西亚也许是另一个“类型”。打从独立(1957年)至今61年,在这之前根本未曾发生政党轮替的变化,而是“永远”地由巫统领导“联盟”或“国阵”当权;反对党是没有机会的。也惟有2018年才真正地让民主在政治中滋长起来。
如今有了“变天”的经验和对领袖任期的约束,也许会减少贪腐事件和饱中私囊的案件,但也没有保证在轮替制下,不会发生心生邪念的人将国家公款据为己有。
无可否认的,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对党魁任期作出限制的是马华公会。在2003年时,接任总会长的黄家定在同年的810日党庆50年时,提议修改章程限制总会长、总团长及妇女组主席任期不可超过9年,较后他也对出任部长或副部长的任期有所规定。虽然这不具宪法上的权力,但马华党章的改动也让人看到马华朝民主的道路走,因为在过去林良实的任期长达17年(1986-2003),而被认为马华已快成为“独断”的政党。
当然黄家定也没想到马华的“民主化”也有今天悬挂在半天吊的危机,一切已经化为乌有,任何的“民主”不过是“多余”与“奢侈”的政治游戏。
即便如此,黄家定也算是第一个提出限制领袖任期的政党,值得表扬。不过在巫统、民政及人联党未有作出任何改变之前,也在今年同样遭遇滑铁卢。这就让人省思民主不是“万灵丹”,民心背向才是它们的致命伤,但如果它们不想被淘汰,走向民主也是必要的。
终归而言,我们仍然支持修宪限制首相、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的任期。毕竟当权者一旦位子坐得舒服了,就会有贪念产生;也会有人输送利益。而其朋党也会另辟蹊径。这样一来, “以权买官,以权收钱”就蔚成风气了。
与此同时,还得加强法制观念,确定真正的“三权分立”。同时总检察署也得一分为二,担任政府的法律顾问和检控事务分别由两个人出任,而不是合二为一,这容易导致总检察长权力过大而作出自我判断的决定。


刊登于2018年10月25日《东方日报》

23.10.18

马华党选越选越伤心?


马华公会的党选有几次是惊心动魄的,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例如1958年的党选,竟然是刚入党不到4年的林苍祐以3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击败已经75岁高龄的创党人陈祯禄。当时不仅舆论哗然,而且也展望马华会朝向改革的道路走下去。
讵料选后更是暗流汹涌,失败的一方以陈修信为首(他是陈祯禄的长公子)结合了翁毓麟、陈东海,再加上其父亲的助阵,后来又得到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鼎力支持,终于在1959年把林苍祐派扳倒(其中包括朱运兴及杨邦孝等人)。
林苍祐的失败意味着马华改革无望;尤其是林苍祐派向巫统力争被分配40个国席(占104个国席的1/3)上阵,以备将来任何的修宪得以和马华商议失败后,马华的保守派也就卷土重来,全面地排斥林苍祐派,马华因而闹分裂。这一次,马华因而失去方向。
马华第二次惊涛骇浪的党选是发生在1979年。这一年马华的署理总会长曾永森直接挑战总会长李三春,以争夺党领导权。
曾永森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宠儿”,原本不在名单内,却在1964年被敦拉萨委派参加大选而胜出,一下子跃升为政务次长,令马华党要和党员既羡慕又嫉妒。
当马来西亚于1974年与中国建交前后,人们总认为曾永森是“功臣之一”(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幕后解决棘手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了敦拉萨身边的红人,也人气急升地官拜房屋新村部长。这也给了曾永森一个机会在1977年角逐署理总会长而胜出。这样一来,他与李三春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也就出现1979年两雄在党选中争做一哥。
从气势来看,曾永森占上风;尤其他的名言“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倒争取不少的同情票。这包括在传媒报导评论上,几乎一面倒向曾永森。虽然如此,李三春也不放松在党内捉住中央代表的心,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投票权,其他人不过是呐喊声的拉拉队。
党选结果是李三春胜了(901票对686票),曾永森败了。后者即丢官又在马华立不足脚,只好在1981年弃马华加入民政党,这一次是马华的大分裂。不过他奇迹般在1990年重投马华,而在2000年荣任上议院主席,直到2003年退休。
1982年的大选,李三春在芙蓉击败曾敏兴而踌躇满志时,竟于翌年(1983年)离党出走,结果爆出更大党争与分裂。
事缘梁维泮接任李三春的空缺成为代会长后,他一举除掉陈群川的人马,企图巩固在党内的地位。不料党争越演越烈,到最后只得通过党选来作出判决。因此在1984年的党选是马华两派的第三次党争,被视为“生死之战”,最后是陈群川派大胜。这一回马华元气大伤。
陈群川在1986年的大选胜出后,以为时来运转,将出任部长。讵料平地一声雷,新泛电股市案拖垮了陈群川,也因之锒铛入狱,就这样林良实时代开始了。
尽管在后期林良实与其副手林亚礼交恶,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对抗,反而是选择在2003年一齐退下,让位于黄家定和陈广才接班。
马华第4次党争则是发生在2008年大选后。这一年马华蒙受重挫,参选40个国席只胜了15席(州议席参选90只胜了31席)。
由于反风是从北马吹起,尚未吹向南马,因此马华保住在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的地盘。
也正因为马华惨败,黄家定决定退出领导层,在2009年将领导棒子交给翁诗杰,但当选署理的蔡细历却与他不咬弦,终于发生蔡细历被开除出党事件。后来经过斗争,蔡细历又扳回一局,结果在2010年又有第五次党选危机。在三角战中,蔡细历面对翁诗杰及黄家定卷土重来,结果蔡细历胜出。党虽未分裂,但在2013年的大选马华输得更惨,仅剩下7国席和11州席。这一回马华全失颜面。
经此一败,廖中莱成为蔡细历的接班人,他不仅带领马华重回内阁,在大选的过程中也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回廖中莱也去了“荷兰”。马华建党69年终于向下沉沦。经此打击后,马华更失去了方向。因此这次的党选也没引起人们的大关注,因为不论是魏马配的胜出,或是颜郑配胜出,都已不是政治的焦点。
马华的政治焦点又是什么呢?
其一,马华真正剩下多少名热心或依然不走的党员?什么时候重新登记党员?什么时候马华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政党?
其实,党员的多寡不是政党生存的先决条件,巫统有300多万党员,不是也失掉政权吗?马华不是也有百万党员(曾一度号称是中共和国民党后的世界第三大华人政党),结果又如何?
其二,马华要及早作出决断,是要继续与巫统合作,还是自行上路?马华也应该“独立自立”一回,因为从1955年起,马华就依靠巫统而存在,结果是“当家不当权”。
因此马华要在一年内让人民看到一个新生的马华,一个让华人对它有感情有信心的组织。
其三,马华在现今阶段不宜加入希盟,因为它将找不到位子。在没有配搭的政党合作下,即使马华要单独面对2023年的大选,也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华人真的不要马华了,那马华只好自我划上句号。但只要种族政治存在的一天,那么马华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关键是马华要带领华人走向哪里?而不是问华人你们要去哪里?


刊登于2018年10月22日《光华日报》

马华公会的今与昔


伤痕累累几乎扑地不起的马华公会今天面临有史以来最痛苦的党选。马华之所以痛苦是因为马华从来没有陷入今日“不死不活”的状态(这一句话是在1969年大选后马华丢失槟州主导政权,参选33个国席只剩13名国会议员,因而被时任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伊斯迈讽刺和揶揄。他这样说:如果马华继续“不死不活”,最好的途径是巫统与他拆档,结果引发笔战)。
不过当时的马华还算有其“不完整”的地盘,没有像509后被夷为废墟。
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巫统公开“羞辱”马华?后来政局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选举过后的第三天,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除了国家权力转向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外,也给巫统提供一个机会重新洗牌。联合政府的模式成为新的整合,这一变化意味着马华的角色已被边缘化;尤其是在1974年巫统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后,马华已是9个成员中的一个,不再如过去是3党联合的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这也是为什么陈修信在当年(1974年)选择引退,而接班的李三春则是最后一个签署参加国阵的人。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华就更加地依赖巫统而存在。但这不是真正的“老二”,而是表面上的“老二”。这意味着马华在国阵内不再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大党,而是已经有其它政党可以随时“替代”马华的角色,其中最明显的是民政党。
虽然在1974年后的历届大选,国阵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马华的国州议席也有所增加。但在后来又演变成民心思变,造成大分化。例如在2008年的大选,异军突起的反对党连夺下5个州政权,更激增国会议席至82个。但分析低下,被牺牲的是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马华参选40个国席,只胜15席;民政参选12席,只剩下2席及人联党剩下6个国席。
更令人震惊的是,民政和马华输完槟城的所有议席,行动党与公正和伊党联合的民联夺下槟城州政府,也取得了雪兰莪州的执政政。只是吡州政权在一年后又因议员叛变而归回国阵(巫统)。
反过来,巫统参选117个国席,赢了79席,保住70%的席位,有损失但不严重(国阵140席对民联82席)。
至于2013年的大选,又是拿马华、民政和人联祭旗。这一回马华剩7个国席和11个州席;民政剩1个国席和4个州席;人联同样日落西山,剩下1个国席。
反观巫统,它参加119席,却保住88席,丢失的议席是马华为多(基本上是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
来到2018年的大选,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原以为有望扳回一些议席,讵料人算不如天算,马华只剩1国席和2州席,民政归零;人联只剩1国席及7个州席。巫统也惨败,如今只剩49席。整个中央政权归希盟,国阵已接近收档。除了丹登归伊党及彭玻归巫统外,其余全由希盟或亲希盟的执政党(如沙巴和砂拉越)夺得。
当马华兵败如山倒之后,领导人也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可是拥有雄厚资产的马华还是要“战斗”下去,也就出现魏家祥与马汉顺vs颜炳寿与郑修强的争夺局面。
从形势看来,魏马较占优势,因前者仍是马华唯一的国会议员,又曾任中央部长,与来自吡叻的马汉顺(曾任吡行政议员)搭配,算是有机会争取最大的柔佛票仓及第二大的吡叻州的票仓。
而颜炳寿和郑修强两人皆来自柔佛,似乎在地势上有些不利,而且颜也未曾担任国会议员(曾担任州议员),只以上议员身份出任副文青体育部长。郑修强则与马汉顺一样,担任过行政议员(柔佛)。
但他们这一团队得到蔡细历的支持,因此势力不可小视。来到最后关头,也只能作出推测。
妇女组已由王赛芝蝉联,也就无战火;反而是马青团长出现吴健南(马青法律局主任)与王晓庭(副总团长)之争。因为王晓庭已拒绝参加辩论,就无从比较两个人之表现,但凡听过他们两人的辩才,也只能以旗鼓相当,平分秋色来评析。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王晓婷这位美女在颜值上稍占上风。
不论谁胜谁负,马华的未来才是关键的课题。以目前的国家形势,马华保留原状也不见得是坏事。至于将来寻求哪个政党的合作那是后话,毕竟巫统随时都可能出现退党潮。因此现在争议要不要让马华党代表来决定党是否留在国阵已不重要,也没有必要。谁都知道国阵气数已尽。
即使是魏马配的口号:“魏马配,国策民心放首位;领团队,革新马华复光辉”或是颜郑配的口号:“马华重建,颜郑以待”,两者似乎缺乏战斗的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温驯的口号看不到起死回生的效应。
愿胜利者真正领导新的马华活出一个民族的尊严来。


刊登于2018年10月22日《南洋商报》

18.10.18

安华再证明是神话人物


安华在政治层面上有两个南辕北辙,其一是“政治福星”,凡选必胜。例如在1982年初试啼声参加大选,成功地在峇东埔议席击退伊斯兰党的原任议员查比里,为巫统争回一个国席。马哈迪是在1981年接纳安华入党,翌年派他上阵伊党强区,并不安排他在安全区稳操胜券。
安华这一胜让马哈迪相信这位新崛起的“回教之星”并非池中物,而是在后来让伊斯兰党都对他退避三舍的政治精英。
由于表现突出,马哈迪在大选后委他出任首相署副部长。
其二,安华乘胜追击。在1982年,连同纳吉角逐巫青团正副团长,结果把原任团长苏海米打败(183票对173票,安华仅以10张票压下对手)。苏海米是当时巫统强人哈仑(当选巫统副主席,曾任雪州务大臣)的侄儿。安华也因之升任文青体育部长。
在这一年,陈志勤在其专栏中形容巫统已晋入新的一章,国家已经出现一位能领导我们朝向本世纪末的一位领袖,这个人就是安华。
另一方面,在1983年出版《安华传记》的作者维特莫里斯(Victor Morais)引述槟城美以美前校长林佐安(Joan Lim)的说话:“安华选择掌握命运而不屈从于命运,他的勇气应受嘉奖,他是一个有争议但有魅力的人”。
同时在1982年,安华被英文《星报》选为风云人物,形容他当时是马来西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上述的评语是在35年前发表的,大致上预告了安华是个神奇的人物。
其三,在1987年巫统党选时,马哈迪面对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组成的B队全面挑战。在此紧急关头安华站在马哈迪这一边,也就成为马哈迪A队的大将之一。结果马哈迪A队胜出,安华也当选副主席之一,晋级出任教育部长。
其四,在1993年党选时,安华获得各方的支持,而在署理主席战中一直遥遥领先,原任者嘉化峇峇处于下风。马哈迪对安华的急躁有所不满,他认为应保留嘉化峇峇的党职,以便继续当副首相。可惜力劝不果,安华也就歉意地表示已没有退路,因他的盟友也急于上位。
马哈迪无奈也只好接受事实,只得委任当选署理主席的安华出任副首相兼财长部长。
其五,在1996年党选时,即使安华仍蝉联署理主席,但其“宏愿队伍”已被拆散,原为副主席的慕尤丁被挤出局,阿都拉卷土重来。
政局的微妙变化终于在1998年引爆,安华被革除党官职后,全国震惊,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
正在这个时候,安华发挥了他的本能和顽强的斗志,他卷起了“烈火莫熄”运动,声势十分浩大,但这也是安华厄运的开始。
我们称之为政治厄运,它表面上导源于1997年吹袭的“亚洲金融风暴”,实则也交织着马哈迪对安华“道德标准不过关”无可忍受的决断,使到坐亚望冠的安华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他的政治灾难是这样排列的:
(一)安华在1998920日被捕后,就未再享有自由,直到20049月,期间他被控渎职罪和鸡奸罪,且在1999年罪名成立,入狱6年。后来上诉,洗清渎职罪,但未推翻鸡奸罪,因此获得提早释放。
(二)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靠其效应,壮大了伊斯兰党,但没有壮大公正党。更因之引发伊党与马哈迪较劲,比较谁的“回教国”大蓝图更为正规。换句话说,安华在失势后,一切都不如意。
(三)2008年,在不被看好下,安华不得不使出所有的力气,才勉强促成各反对党不要上演三角战或四角战。
虽然在不经意下,反对党从中崛起,“民联”阵线成为国阵的劲敌,但仍未能夺下中央政权。
也因之在同年8月促使安华参加峇东埔补选而大胜以赶上916日(马来西亚日)的变天,安华又扑了空。
(四)在2008年变天不成后,安华放眼在2013年的变天。可惜又是功亏一篑,二度鸡奸案罪名成立得以保外上诉,又约束了他的政治活动,不能参加2014年的加影州议席补选,也意味着不能出任雪州务大臣,但得以上诉。
霉运的降临也是随之而来。在失去参加补选后,安华又因二度鸡奸罪再判刑5年,除了国会议席进行补选外,安华也不知道何时再见天日?
有人悲观预测安华的政运已走到尽头。
但这一回(2018年大选),竟是安华与马哈迪的重新合作,他们两人兜兜转转20年后再次握手言和,为什么会这样?人人都无语问苍天。
奇迹也就真的发生了。509马来西亚变天了,马哈迪再度拜相。
第一件重大事件是组织内阁和争取安华特赦。当这一切程序办妥后,下来是安华的回巢。如今他已通过波德申补选再次以漂亮的成绩重返国会(安华得票31016张,多数票是23560张。比起另6位对手的总得票12,473张多出18,543张)。
除了伊党候选人纳查里获7456票保住按柜金外,其余5位候选人的抵押金全被没收。
这意味着安华在翻滚20年后,又再一次“浴火重生”。
很显然的,下来的头痛问题是马哈迪如何安置安华?放回副首相?还是后座议员?
第二件大事是身为执政党成员的公正党主席,安华不能没有名分,他需要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力,这就是波德申补选带出的讯息。若是扮演批评者的角色,等于是与其夫人旺阿兹莎过意不去。因此安华也有难解的头痛问题。


刊登于2018年10月18日《东方日报》

15.10.18

开除巫统,马华有明天?


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于923日在雪州常年大会上说,如果巫统走向宗教神权路线,马华考虑开除巫统出国阵。
乍看这则新闻没有大问题,因为巫统已经落难,谁都可以借机踩一踩。细想一下,真是个大问题,因为直到923日之前,从来没有马华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可是这回廖中莱反倒“理直气壮”要强硬排斥巫统,以划分界线?
在过去马华是因为英国人需要一个右翼的华人政党与右翼的马来人政党合作,才促成了巫统与马华的合作。但初时也不怎样热衷支持马华,因为英方采取亲拿督翁的立场。既然后者在1951年已离开巫统,自然转向支持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
可是在后来的市议会选举(1952年吉隆坡市选举)中,巫统与马华合作取得成功,再加上国大党的参与,便在1954年组成联盟。
在联盟内,马华力争平等地位,可惜不成功。在1959年大选后进一步显示马华的屈从地位,再也离不开巫统而生存了。
不论马华喜欢与否,它在马来西亚独立后(1957831日)的地位是逐年下降。即便在1969年的大选马华表现差劲,失去槟州主导政权,也只剩下13名国会议员;更被内长伊斯迈(巫统署理主席)讥为半死不活,若不能振作,还是及早离开联盟,但马华除了反击之外,也没有退出联盟之意,因为它没有筹码离开联盟,只能忍辱负重。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513”后,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于19745月与中国建交后,复于同年8月宣布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当时感到委屈的李三春(取代卸职的陈修信出任总会长)是不支持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尤其不能忍受民政党也加入其中。因此马华是最后一个签名加入国阵的政党。当时李三春是不想再与林苍祐合作的(犹记得当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时,李三春还是寂寂无名的福利官),也不愿再与林苍祐平起平坐。但时局容不得他脱离国阵,只好屈从巫统。
因为巫统的坐大和树立了一党独大的权威,马华也不过是国阵14个成员党中的其中一个政党,更没有条件离国阵而去。
曾有人在2008年及2013年大选后促请马华退出国阵,但马华又没有能力自力更生,也就只好继续留在国阵内,希望能在2018年大选中有所翻身。
讵料这一回马华更是趴地不起,只剩1名国会议员和2名州议员,简直不成队形。同样的,也是“天涯沦落人”的巫统首次失去政权;更在后来出现退党潮。尤其致命的是:东马的沙巴让巫统和国阵消失,另组大团结阵线;而在砂州的国阵也在一夜之间消失,换上“政党联盟”的旗号。
而在西马,民政已退出国阵,人民进步党也消声匿迹,国阵勉强只能剩下3个成员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
当马华对国阵保持消极态度,又使用马华党徽参加无拉港补选时,已说明马华正和国阵厘清关系。即使马华没有正式退出国阵,但国阵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再也爬不起来。因此廖中莱所说的“开除”巫统不过是一句没有效力的呐喊,也不会给马华加分。因为马华大可以勇敢地脱离国阵,以示反对巫统和伊党合作搞宗教政治,而不是发出让人捉不着头脑的谈话,马华怎能开除巫统?即便马华有此权力(实际上是没有),那马华在国阵内只剩下一个同病相怜的国大党,马华又怎样开除巫统和重振国阵?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专栏作家的达雅巴南(Thayaparan)发表的评论文章《马华应离开国阵,但绝不能参加希盟》。他的论点是巫统已不能长久,迟早会倒下去。因此马华宜早离开国阵,但离开后不能加入希盟,只能自我独立。马华可以成为监督希盟政府犯上贪污的“看门狗”。
这话有其道理,但也不能让马华孤军作战,毕竟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不同种族的政党合作也是必要的。
不过如果马华加入希盟,它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行动党会让位吗?除非希盟闹分裂,否则马华插足其中是不现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现阶段马华仍找不到新方向,它可以审时度势,不必急于一时的“转身”。
如今马华已进入换血的重要时刻,新领导层的产生若能顾及新旧班子的融合也算是一种制衡。
马华与民政党有所不同,民政党的阵容较小,也标榜多元种族政党。因此若能靠向人民公正党也许有它的政治价值。除了它不是行动党的劲敌外,也因为它有多元理念,符合公正党的政治方向。
不论今天马华是否能与民政合作或民政与公正党合作,这都不是关键课题,它们都是在为马来西亚找寻一条可以达成种族和谐的道路。
既然马哈迪的土团党仍保有种族色彩,那就不能强求希盟完全走多元种族路线,土著大会在509后的召开,说明了种族课题还得靠个别族群通过内部讨论解决。
虽然马华党人有很多看不到前路,但作为一个老牌政党,马华的存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它一改“软弱形象”,不再畏首畏尾,敢于仗义执言,还是有民众会为它鼓掌的。即使是种族课题,只要敢说真话,也不会是没有市场的。


刊登于2018年10月15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对南海争议作出让步?


2018509大选过后,马来西亚首次出现变天,而且已退休15年的前首相马哈迪卷土重来二度拜相,舆论焦点都放在马哈迪对国际事务的政治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马哈迪对南中国海的立场,因为当下美国正和中国争议南中国海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之中也涉及东南亚国家对岛礁之争夺,因而成为一个隐藏着火药库的区域,一旦引发战争后果不堪设想。
所谓的“南中国海”是指位于中国南部的一大片海洋,共有350万平方米,内中有280个岛礁(但不包括沉在海底的礁岩)。表面上看来,这片海洋共分成四大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中国坚称它拥有岛礁的主权,美国则加以否定。
在南中国海内,中国曾出示1947年国民政府绘制的地图显示南中国海归属中国。本来共有11条段线,将四个大群岛概括其中。后来在1955年时,北越的胡志明主席向毛泽东商请借用位于“西沙群岛”内的夜莺岛作为侦查美军动向的基地,这个岛刚好落在越南海防与海南岛的中间。
虽然在二战后南中国海基本上归趋平静,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南海诸岛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其因由是这样的:
(一)原本中越是一家亲,毛泽东主席就慷慨将夜莺岛送给北越。因为这一赠送,也就影响了中国原本存在的11条段线,必须要将本属于第10条和第11条的段线去掉,让越南得以自由在夜莺岛活动。这样一来,中国就剩下9段线。后来北越将此岛易名为“白龙尾岛”。
1958年时,中国有照会北越总理范文同有关南中国海内的9段线内的岛礁主权属于中国,后者没有异议;美国也没有介入其中。但在1974年时,越南与中国爆发海战(离开南北越统一前一年),结果被中国取回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在1988年后,越南又占有南沙群岛的29个岛礁。它声称整个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是属于越南的。
(二)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在1971年宣布整个南沙群岛归属菲律宾,并在后来占有9个岛礁。继后在1997年,菲律宾又占有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但到了2013年,中国又夺回黄岩岛的控制权。
也是在同一年,菲律宾照会中国,已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出诉告,却不被中国理会。
虽然2016年海牙法庭作出判决指中国的9段线不具历史和法理地位,但因法庭没有执行权力,菲律宾也无可奈何,只好继续与中国友好交涉。目前仍有驻军整千人,中业岛是其军事基地。
(三)马来西亚在1983年和1990年拿下10个礁滩,并将指挥部设在弹丸礁(马方称为“拉央拉央岛”)。其它9个岛礁分述如下:榆亚暗沙(马方称之为观察礁);南海礁(马方称之为曼达纳尼礁);皇路礁(马方称之为大沙马兰西礁);光星仔礁(马方称之为乌比乌比礁);光星礁(马方称之为亚拉礁);簸萁礁(马方称之为西布礁);南康暗沙,马方敷设海底管道,将汽油通向砂州及北康暗沙(马方称之为王后礁),建有采油平台。马方的前首相阿都拉及纳吉曾先后赴弹丸礁,宣示主权。
印尼在2015年分得纳士纳群岛后不再介入南沙之争;汶莱虽有要求,但没行动。
就此,马哈迪首相于今年9月杪接受台湾《ET Today》新闻网专访时说:“马来西亚希望在未来能保住四到五个小岛,其它的岛礁无论谁认定是属于它们的都可以,中国宣称南海是它们的,我们不会与它们开战,而是要思考如何利用这种情势从中得益。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想利用它的庞大财力来扩张影响力”。
在较早前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马哈迪就建议外国军舰必须撤出南海区域,但也得保证自由穿行的权利。
南沙除了具有战略位置外,也拥有油气田77个,石油储量有400多亿吨;燃气有20余万亿立方米,是世界四大海底油田之一。
从中得以看出,马哈迪比纳吉更明显的表露立场,只提及可保留四五个岛礁,而其它不想争议也可视为马来西亚作出的一大让步,用以弥补因取消东铁计划、押后隆新高铁,及取消敷设海底管道的计划给中国带来的损失。
即便有人认为马哈迪的访华之行未带来实质性的成果,但中国方面保持低调,也是让马方对相关的战略性工程再行思考。
如果说作为较倾向美国的新加坡也看到泛亚铁路在纳入“一带一路”的工程后已更显其重要性,那么这种被称为“大陆桥”的计划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风险,才能让亚洲、欧洲、中东、非洲连贯起来,而真正利惠的不只是大国,其它小国包括马来西亚也会从中受惠。


刊登于2018年10月15日《南洋商报》

13.10.18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动机


中美的贸易战自今年6月正式“开打”以来,只有升级而没有缓解的余地。除了美国政府将由华进口的货值征税从500亿美元增加到2500亿美元后,仅剩下约值2500亿美元的项目还没有征税(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从中国入口的年货值约有5000亿美元)。因此有人估计,若是双方关系再进一步恶化,可能会促使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全面征税。如果真的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残局,受到伤害的自然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也不能幸免。
当然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中美贸易会突然暂时中断,因为这样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正当全世界将眼光聚焦在贸易战之际,突又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先后在不同的场合一唱一和(一个是于925日在联大演说;另一个则是于108日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专题演讲),向中国发出最猛烈的攻击。
从两人的演说内容分析,中美之间已不只是贸易战,而是涉及体制之间的斗争。他们两人一致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形容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具有扩张性;也有的人形容这是变相的“殖民化”其他国家。
特朗普说:“我们正在目睹委内瑞拉的人类悲剧,超过200万人逃离社会主义马杜罗政权以及支持该政权的古巴赞助者。实质上,不管什么地方尝试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衰变。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带来的苦难”。
在去年的联大会上,特朗普同样谴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当然作为一位如假包换的亿万富翁,特朗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和对社会主义的怨恨是理所当然的。
彭斯副总统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进一步偏离这一愿景(与美国合作),但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很显然的,彭斯是指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后,在40年来给中国带来了进步与繁荣;尤其是美国资金的投入。
与此同时,彭斯在演讲中也提及美国的传教士也在中国创立了最早和最优秀的大学(这是指“燕京大学”的创办(北京大学的前身),司徒雷登还曾出任过燕大的校长)。但中国反驳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从庚子赔款拿了中国因义和团失败要赔偿西方国家4亿余两白银。因此美国教会助建大学也不过拔出九牛一毛罢了,不值得自夸。
后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1948年时眼见时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也就离开中国回美国。毛泽东也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因为美国的撤走,在1950年后中美贸易归零,直到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双方才又开始贸易往来。而在八年前起,中国已处于出超地位。依据2017年数字,中美贸易额已超逾5000亿美元,其中美国输华只约占130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出超货值已高达3750亿美元。
由于中国曾中断与美国交易22年(1950-1972),因此有人认为即使两国不再有贸易往来,中国人也不会饿死。当然今时与昔日的情势已是两个样,我们也不能相提并论,但道理还是存在的。
虽然特朗普在去年上台后,有针对贸易的不平衡提出改善建议,但一直未达成共识。结果在今年特朗普真刀实枪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出击;他更责怪美国的前任总统,包括奥巴马、小布斯及克林顿等“放纵”中国借“改革开放”而转动了中国,更引发世人的目光。换句话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1978-2018)取得的成就令美国坐立不安。
其一是自从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于1978年复出的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推手。此后大量的外资涌入,也就出现邓小平的名言:“不论是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到后来发展成“不必计较姓“社”或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下,人民放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心,也对党纪有所弃之和漠视。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符合杜鲁门总统(五十年代)期望通过“和平演变”,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的理论一时看来是向西方看齐。
但当习近平在2013年接班后,他发觉发展的势头乖离了党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因而在2018年提出“走近毛泽东”,“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还不断强调“勿忘初心”,让中国再向左转。
习近平在这一形势下,已成功地凝集了权力和通过修宪不再限制主席的任期。因而让美国大失所望,也就有了两位正副总统的左右开弓了,为社会主义唱挽歌。
其二,中国在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后,在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军备和经济上已越来越进步,排在第二位。美国如不在此时加强军备(2018年军费高达7160亿美元),阻止中国对南中国海的监控,它将会在亚太失去领导地位。
其三,在和平崛起10年后,习近平主席又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以协助周边国家改善基建,从而加速各国之间产品(包括农产品和矿物质)的交流。为落实这一伟大构想,中国投下巨资成立“亚投行”、“丝绸基金”及“五国金砖银行”等,已在声势上凌驾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为此美国形容中国在搞“债务陷阱外交”。对此彭斯说美国将会有新对策出炉克制中国,但他没说明是什么样的政策。
其四,因为贸易战打响,中国为使产品价格下调,以让商家应对美国征税,也就在今年以来下调人民币兑美元的幅度,约在9%;而中国也希望能维持在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
这对美国又是另类的压力,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使用人民币结帐;特别在购买石油、天然气及原产品上不再用美元。这对美国是何其重大影响。如果有一天超过一半的国家用人民币结帐,这对不断印发美钞应市的美国来说是危险的讯号,因为在目前,无论美国印多少美钞,全世界都要接收和承认它,这就是美元独霸地位不能被挑战的大道理。
当美国的一举一动包括对付和刁难住在美国的华裔(约有400余万)及监视43万中国留学生(特朗普指所有学生都可能是中国间谍)和坚持美国优先的立场时,最开刀是直截了当的是拿中国开刀,但美国也要提防对华“封锁”可能带来的反弹和世界陷入再一次的浩劫和危机。
刊登于2018年10月1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