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6.6.08

重新演绎国阵精神

国阵是国民阵线的简称,它成立于1974年。目的是将原来的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扩大,加入了砂拉越联盟、砂人联党、沙巴联盟、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一共9个成员党。一方面稳固了“513”事件后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则缩小了反对党的阵营。后来这个大家庭又再增加5个成员,主要是沙巴执政党的分裂所致。因此今天的国阵总共有14个成员党组成。

但是,什么是“国阵精神”?相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只是粗略地知道国阵精神就是以巫统为主导的精神为依归。凡是违背了巫统原则或不被巫统认可的,就是违反了国阵精神。久而久之,国阵精神成为一顶大帽子,压在成员党的身上,既有形又无形,也导致了成员党的领袖或议员言论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避免触犯“国阵精神”。否则轻则受到惩罚;重则被开除党籍。比如马华林武灿和陈清凉于2002年被冻结党籍7个月,因在州议会未与国阵议员一道,否决反对党提出的动议,违反了国阵精神。而在2005年国大党总秘书索迪那登被暂停副部长职3个月,也被指违反国阵党纪,违背国阵精神。这就是说,国阵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巫统的威权和观点。若是成员党(非巫统)之间发生磨擦和冲突,也是由巫统来“判定”是否违反国阵精神。如果巫统劝请双造不要再争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之若是针对巫统的,只能交回巫统要不要采取纪律行动,其它成员党是不可能越俎代庖的。例如,在2006年槟州一些巫青团员拉布条抗议“马来人被边缘化,当众羞辱时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已是违反了国阵精神,结果是除了被巫统警戒外,也没有被采取纪律行动。也许在巫统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对民政党而言,则是它恶梦的开始。因为自那之后,民政党被民众看在眼里,觉得它是那么无力的反击巫青团员的无礼,而所谓国阵精神,则由巫统来诠释其正当性与不正当性,出现了双重标准。

同样的,马华公会虽属为国阵第二大党,但在面对巫青领导举剑和揶揄在马来选区胜之不武时,也是无力反击。当为华社请命时,也失挫多过成功,甚至不得不收回呈上的备忘录。凡此种种,使到马华在华社面前“难以交待”。所谓的国阵精神,在一党独大下,变成国阵成员党的“沉重负担”。结果在308大选中,整个国阵精神也被冲散了。

大选之后,支离破碎的“国阵精神”剩下巫统在西马独撑大局,其它成员党输的输,败的败。所幸东马两州的国阵仍保持完整性,才稳住了中央政权。但其变数又再因近日沙巴进步党的起事而微妙起来,以致国阵成员党不得不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应讨可能带来的后遗症。虽然一时之间双方尚未有进一步的激烈行动,但裂痕已是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势下,重新诠释国阵精神已是势在必行;尤其是东马的国阵,也是各有心思的。

尽管在大选后,其它成员党尝试用新的“国阵精神”大胆地反击一言堂论,也迫使举剑的道歉,嚣张的言论暂时消声匿迹,但尚未形成一个大格局,只属于一些成员党各自解读国阵精神。

从这样看来,如果要防止沙巴进步党事件恶化和蔓延,及时熄灭燃起的火势,则昔日的国阵精神已不管用,必须用新的国阵精神来取代,这里头包含了广开言路,允许成员党直谏和批评。如正视黄家定在国会的演说,许子根的不平则鸣及东马的各项索求,咋听起来刺耳,确是良药苦口。因此采取下列的步骤重新演绎国阵精神对巫统来说是必要的:它不是巫统精神,而是其它成员党认同的国阵精神;‚内阁成员不忽略其它成员党的代表,毕竟它们的失败也与巫统政策及言行有关;ƒ重视国阵会议,重大的政策制定与施政,例如石油价格的调高,应让成员党讨论达成共识,体现国阵的集体精神;„巫统是国阵的主导力量,但不是一党独大的单元治国。除非减少成员党数目,不然应该相互尊重,公平对待。

在这方面,杨德利的举动也许将产生催化作用,促使巫统提早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以顺应大潮流,及早出现全新的国阵精神。唯其如此,国阵的整合才能产生新的力量来唤醒和冲击巫统的保守份子采取开明的治国方略,要不然时间不会站在故步自封者这一边。

(原载于2008年6月26日 《南洋商报》)

24.6.08

民政槟州老大的故事 (天下纵横)

许子根在6月8日宣布,他不会在今年8月23日的槟州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民政党槟州主席一职。换句话说,许子根在领导槟州民政党12年后,终于为自己划上句号。他是继林苍佑之后的第二位以槟州主席身份出任全国主席者。

林苍佑在1968年民政党创立后,主要的身份是民政党槟州主席。虽然他也是全国副主席之一,但权力以槟州为主。正因为他是槟州主席,当1969年民政在大选中夺得槟州政权时,顺理成章由他担任首席部长。从那个时候起,槟州主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为林苍佑是槟州主席,才能及时化解1971年党争造成的政府倒台的危机,更进一步夺得全国主席的高职。

1980年林苍佑从全国主席退下来,也同时将槟州主席一职让给爱将邱继圃。不过当时杀出一名“程咬金”,他就是在1974年加盟民政而在大选胜出后从此平步青云的行政议员许岳金。

许岳金之所以执意要争夺这张椅子,是因为他知道这是通往首席部长的一道门槛。但林苍佑属意的是邱继圃且认为许岳金属新派人物,在感情上过不了元老这一关。经过多番劝解,许岳金打消争位念头,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84年林苍因病告假,决定往美国治病,刻意安排许岳金担任代首席部长,也引起党内其它派系的不安,以致他在槟州的处境陷入包围,新旧派对他进行围堵。旧派有陈锦华等人,新派有吴清德等人。这对许岳金夺取槟州主席是至为不利的。但如果不跨过这一关,首席部长的美梦随时破灭。因此他决意在邱继圃任满不再寻求蝉联槟州主席后,角逐主席一职,以保障未来政途不受阻。

这个时候,又一个“程咬金”陈锦华沉寂多年后,在吴清德支持下从旁杀出拦路,结果许岳金败了。这是他噩运的开始。虽然他同年也在全国党选中,重新当选全国中委,但无助他巩固在槟州的地位。

陈锦华的胜出意味着他的下一步将把许岳金挤出槟州政坛。果然在1986年大选时,许岳金被党派去升旗山国席当“炮灰”(属于反对党强区),这也意味着弃州攻国的许岳金将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由此可见槟州主席的重要性(决定槟州候选人的排阵)。在未得到林苍佑祝福下,许岳金的政途也因陈锦华的复出而划上句号。

虽然陈锦华从1984年起成为槟州主席,但参加1986年的州选又被卡巴星击败。从此不再参加国州大选。幸运的是,由于是槟州主席,在1990年大选过后被推举出任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一年,许子根因为林苍佑跌马而被党推荐为首席部长。他也是第二位不是槟州主席而成为首长的人。第一位是1980年卸下党职仍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

然而,槟州主席一职在党内仍被视为州内第一号人物,应由担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接任。就这样1996年在党内形成巨大压力下,陈锦华不得不忍痛让位,当时林苍佑也是劝陈锦华退下来。不过陈锦华一直对“被逼”退休十分耿耿于怀,也就对许子根产生敌意。1998年陈锦华对许子根的猛烈公开攻击是众所周知的事,也因此给了吴清德一个机会在1999年向许子根下战书,矢言要夺槟州主席一职。目的是朝向首席部长道路迈进。

许吴之战是重头之戏,关系到两人的政途。结果由许子根取胜,稳住了大局。不久之后,全国大选降临,吴清德便被割爱,不再成为候选人(吊诡的是,竞选中公开挺吴清德的林建安与林武灿仍被派任州候选人而胜出。胜利之后双林宣布退党,引起政治地震,民政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扭转劣势而保住首席部长职。

许子根以槟州首部部长身份在此之后又顺利领导民政渡过2004年的大选,但过不了2008年的大选。

其实,即便不在2008年大选失利,许子根也会将槟州主席交给新的首席部长,因为他知道这两个职位是两位一体的。

如今大选后已打乱“党政一体”论。但不变的是,民政如果要东山再起,槟州主席将是关键的职位。为此,原本在今年大选争首席部长职未果的谢宽泰已经宣布要争做槟州主席。在他看来,要成为首席部长的先决条件就一定要先担任槟州主席。这就是为什么宽泰“当仁不让”的理由。

当然今时今日,槟州主席已没有了光环,谢宽泰能否像林苍佑那样将之转化为首席部长的踏脚石,就要看谢宽泰如何脱颖而出的本事了。

19.6.08

林冠英的一百天

3月9日,我写了《林冠英代父圆首长梦》。3月11日,林冠英正式就任第四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连林冠英本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6月19日,刚好是林冠英上任100天,人民给他打分;他也会自己打分。究竟他应该拿多少分?是及格或不及格呢?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也没有一个标准。

不过综观各阶层的反映,我们接受有60%的人民持“有待观察”的评估。换句话说,绝大部份人不急切下定论,主要看未来的100天他将怎样走?能给槟州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还是失望,到了那个时候,便可窥见人民对槟州新政府的实质评价了。

我近日收集了上层,中层及 下层的一些看法;也听取党内(行动党)及党外的一些意见(不是民调),综合起来有以下的“评语”:

民主行动党虽有幻想但不敢肯定有朝一日能登上执政舞台;一旦梦想成真,当选的议员在心态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某些议员前后判若两人。在一无所有时显得谦卑,与民声应气求;做了官后官气十足,讲话口气也大不相同。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的弱点,但如果过了头,表现出“趾高气扬”的官样,也就令人难以忍受。这对一个不断强调与民同在,永远是人民的朋友的政党来说,面对这些个议员的坏榜样(指少数人),若不及时纠正,恐怕会给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遗症。这是100天来给老百姓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林冠英应该加以正视,使到所有议员知道自己的定位和待人接物的态度。

‚第二个印象是新官上任不仅三把火,而且越烧越旺,听在耳里,看到眼里,有些不是滋味。随手拈来就有“工作7天,无时无刻不在工作”论,只差没说出口连睡觉也在工作。这些人沒有必要夸张到这个地步。工作经验不足不要紧,时间不够用也是暂时的,因为一切都太陌生,但只要肯学肯做,及时纠正过去的弊端与错误,不必老是针对次要课题大作文章,以骂代做。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已是在朝,不是在野。拿出真本事取信于民才是当务之急,别让60%的“保留观察”态度在另外的100天后没有改进。希望当朝议员有所警觉。

ƒ第三个印象是林冠英在100天内,相对来说还算称职。他有努力恶补,在民间建立起亲民的形象,也有针对大课题作大胆的批评与揭露,予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他对前朝政府的施政与弱点穷追猛打;尤其不指明道姓揭发某些高官的不法行为,其目的不外是先让老百姓“大开眼界”感觉到新政府确是敢言敢揭,肯定变天的正当性。因此拿前政府“开刀”,也就能收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给前朝政府判“死刑”;另一方面给新政府带来“清新与廉洁的形象”。

林冠英采取的是对“敌人的残忍”和毫不容情地打压,在战略上并没有错,因为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如果让敌人有翻身的机会,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了在政治上一举抹掉前朝政府的阴影,林冠英看来是出了狠招。

这些手段也只能适可而止,不能以此作为治州方略,还是要拿出一套方案来克服种种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看行动党在大选期间所作下的承诺和执政理念,便会发现在100天内未能有效地落实。

其实,新政府也得承认,今天槟州的安定与发展持续也是前朝政府打下的雄厚根基,并非是一无是处或是一个烂摊子,而是一个在持续前进的州。民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一党独大和巫统的霸权政治,不是民政主导的政府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和怨声载道的失策。这就是说,民政的弱点在于被认为对霸权政治的屈从,而选民对国阵的否定不等于是对行动党的绝对认同,相信林冠英十分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在100天后他要面对的是如何在建设过程中树立一个政党的自主性但不妨碍联合执政的良好协调;千万不能在有意无意中掉进“一党独大”治州的陷阱。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必须要重视多党合作的可取性。

过去的100天,林冠英基本上是保留反对党的本色,讲多也骂多。但也努力转型,因而提出了CAT(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施政方针,这个理念需要在实践中受考验。节省无疑是一种美德,拒绝贪污与滥权也是万民期待;然而更重要的是用过去的100天作总结检讨,以便为另一个100天制定未来的工作纲领。虽然很多事情可以推说中央不合作或“搞对抗”所致,但在州权限内,逐步地实现其竞选政纲也是势在必行的。例如地方议会的改革,可推出新的甄选方法和“以党治市”的策略,可以不必追随前期政府那一套,否则便授人以柄原来都是“同路人”。

总而言之,人民对林冠英领导的政府还是有所期望的,包括土地弊案怎样了,有没有结果?或有难言之隐,也可让民释惑。

(原载于2008年6月19日 《南洋商报》)

17.6.08

阿都拉会闪电大选吗? (天下纵横)

刻下人们正在追问或探讨一个重大课题:能否举行闪电大选?否定的答案看来比较多,不否定的也有。为什么刚刚(今年3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又需要重新大选?难道国家有什么大问题非得通过大选解决不可?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性在于首相阿都拉在未来的三个月如何见招拆招。而如果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堆积成又无法解决时,那就可能会迫使首相采取最后和直接的方案。

所谓的问题,自然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其次是经济上的,再下来才是舆论上的。在政治方面,虽然大选尘埃落定,各就各位(国阵继掌中央及另8州政权;反对党结成的民联则拥有5州政权),但政治的波浪依然不断地冲击政府的执政地位,以致没有看到一个安定与稳定的局面。一边是前首相马哈迪挑起的“下台论”;另一边是安华引发的“换人论”;挟在中间的现任首相阿都拉则是坚持“保权论”。这三股力量目前正在彼消此长,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一场政治斗争。

阿都拉看来似乎稍占上风,因为马哈迪的“退党”呼吁并未即刻产生效应,退风不高。有人认为马哈迪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巨大的影响力。事实是否如此,尚言之过早。因为以马哈迪的刚硬性格,他仍然会见缝插针,不会给首相一刻的安宁。因此马哈迪的“效应”是一种心理战,一种较长期的战略,以便在精神上“迫使”阿都拉早日退隐政坛。这就是说,马哈迪已从“正规战”转成“持久战”。他不希望假手于人,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对他看不惯或不认同的人或事件穷追猛打。

对于一个在位首相22年的马哈迪来说,他的任何言论都是一种难以忽视的压力。阿都拉当然没有例外。因为前者毕竟是他的“恩人”,绝不可能采用行政手段进行过激的还击。这就是阿都拉面对的“政治窘境”。

另一方面,安华的压力也是一种“有形无形”的心理战。原本有消息说在今年5月就有大动作,但直到现在尚未见付诸行动。于是市面上疑点四起。人们不断在问:到底安华所谓的至少有30名国会议员会转而支持改变中央政府是真的还是一种战略?因为他们等了又等,却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难免有失落之感。究竟安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相信许多的公正党人也难窥见内情,也只有安华及其周围的几个人知道安华下一步要怎样走。

就政治意义而言,安华不需要有太多的表白和辩解。作为一位前期的政府高层人物,他懂得“心理战术”的重要性。只有让政治气温不断提升,才能其使魅力四射,进而让人民有了一个对比。他的所谓对比反映在他的资历和资格是否较为适合担任首相?理由是:他原本也是巫统的人,而且官职也已是“坐亚望冠”。如果不是被马哈迪弄下台,他早已是当了首相。

在这种情形下,当安华在308大选翻身之后,他自然有下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要及快地重回政治舞台,当然不仅仅是出任反对党领袖,而是要寻回已失去的“安华”。因此在大选后与安华接头的人就无法一一算得清楚。这些人当中也不乏国会议员。但他们有给安华什么“承诺”,也没有一个明朗的局面。可又很难否认它不是真的。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也就让安华带来一个“契机”。所谓的“契机”就是国阵内部有不断的变化乃至分化。一旦事态严重化起来,就是安华的机会来了。

在面对前有安华,后有马哈迪的双重压力下,阿都拉使出的浑身解数也是让人看到他在力挽狂澜于既倒。这边稳住巫统内部,那边安抚东马。在他看来,只要大局不变,没有一定数目的议员倒戈,那就能稳住阵脚。因此未来的三个月是一个关键期。如果说过去三个月首相是忙于应付内外的挑战,那么下来的三个月就是要拿出成绩来,以证明国阵在他领导下已是脱胎换骨,足以抵消任何的威胁(包括国会议员起事)。

从这样看来,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也因权利的斗争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舆论方面,更是不能等闲视之。这就是阿都拉正在思考的严正问题。因为政治斗争已干扰了国家的未来走向。

如果他在未来三个月仍然无法解除“两面夹攻”的冲击,他可能会豁了出去,通过大选见真章。这固然不是很好的选择,也不一定对国阵有利。但在没完没了的纷争下,治国之道已阻力重重。除非阿都拉能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找到其中一方的协商,不然以阿都拉的性格,他是不会“束手就擒”的。与其被逼下台,不如再选一次,让人民再作一个判决也就变成他一生最大的赌注。

因此,所谓的闪电大选,只能在情非得已下的情势发生,但一切还得看他如何连消带打把马哈迪与安华的压力推向一旁,总不能成天吵个不停。

10.6.08

林苍佑‧林敬益‧许子根 (天下纵横)

虽然他们都不是民政党的原创党人(应该说陈志勤是第一个推动成立民政党的人),但他们才是这个党的真正推手,而且发挥了特定的影响力,也塑造了一个政党在大风大浪中成为一方盟主。他们就是林苍佑、林敬益与许子根。

林苍佑在独立前就投身入政治,且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虽然身份显赫,但在1959年遭受挫折,被巫统主席东姑排挤。也因为这一阴差阳错,迫使他脱离马华公会,在1961年又成立民主联合党。这时的林苍佑只是一介平民,什么议员光环都没有。

1964年的大选,他为民联党扎了根,赢得一国四州议员。但全在槟州,说明这个党的生命线系于槟城。

1968年在审时度势后,林苍佑把整个党押进新成立的民政党,成为他一生中另一个大赌注。1969年他胜得漂亮,夺下了槟州州政权。这么的一个转变,也使到林苍佑又回到了在朝的日子。槟城在他精心打造下,化腐朽为神奇,奠下了今日繁荣的局面。

虽然有此辉煌政绩,林苍佑竟在1990年的大选被行动党的林吉祥拉下马,从此也与政治绝缘。他不再公开谈论政治。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曾看到他对政局的批判,一个身上流着政治血液的人就此不再问政,其能耐倒是罕见。

比林苍佑幸运的是林敬益,他在1968年就加入马华公会。靠着对陈修信的热烈支持,他在1972年出任内阁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也使到林敬益对陈修信的“迷信”犹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对毛泽东的崇拜。

可惜好景不常,林敬益在1973年与陈修信翻了脸,被踢出马华。林敬益又找到另一个码头,那就是加入民政党成为林苍佑的副手。终于在1980年接替林苍佑的地位成为党的龙头老大。如果说林敬益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是在林苍佑退党职又继续担任首席部长的年代(1980-1990),林敬益是插手不了槟州的事务,一切按林苍佑说的办。而在党务方面,林敬益也在离开槟州的地带开辟他的新天地。正因为这样,林敬益要把民政转化成全国性政党时,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最明显的是1982年大选时,接受民政与马华在槟州8对8的议席分配。此举引起林苍佑的不悦,但也改变不了这个变局。

虽然林敬益在出任党魁后,有过数次的挑战,但他都一一过关。因此他成了在位最久的党主席,从1980年做到2007年才交棒。有人说是林敬益“发扬光大”民政党,功不可没;但又有人说林敬益使到民政党失去斗争方向,一切以国阵马首是瞻,把民政党变成国阵的一个附庸(林敬益后来说得更严重,形容民政在国阵内沦为“乞丐”角色)。这两种说法见仁见智。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林敬益打造下的民政党,其多元理念只诉诸于口而不诉诸于手,内心还是牵挂马华。例如2003年主张马华民政合并论的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以他这么出身马华的人,要回娘家也没有什么不对。在当时现实政治下,林敬益的想法也没有错,错在两党都缺乏热情来促其成。就这样民政党依然故我。他交给许子根的表面上是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实则在他统领下,已把民政的理念消磨在国阵精神中。

许子根则是比林敬益更幸运。他在1982年应邀加入民政党时,也打响第一炮,成功地当选国会议员。

不过,他的政运在1986年面对逆转,被行动党的林吉祥扬起“丹绒一役”而跌马,转任首席部长的政治秘书。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许子根终于在1990年扬眉吐气,一跃登上首席部长,接替败选的林苍佑。

本来已元气大伤的民政党,在许子根的力撑下,一扫过去的晦气,一连三届大选都过关斩将,也把行动党的凌厉攻势杀退。他为民政党守住了槟城。

然而,当许子根在2007年从林敬益手中接过党魁的棒子时,他才觉得压力千斤重。既要当党魁又要当首席部长,肯定顺得哥来失嫂意。在两难之中,他选择上京之路。这意味着他要在中央当部长,以强化他在党的领导地位。正由于林敬益的退而不休,许子根也只能萧规曹随地继续把民政党的命运系在国阵的身上。当巫统内某些领袖的偏激和极端的言行出现时,他显得十分为难又很无奈。例如2006年某些巫青团拉布条促许子根下台时就是一例。虽然事后他有力挺和驳斥,但滋事者一样不受“惩罚”,也就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加上民政依然相信国阵是不败的神话,也就给自己设陷,殊不知不满的情绪已在人民中不断滋长。308的大选,一下子把民政党39年的江山击垮了。许子根这一跌,比林苍佑的失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过痛定思痛后,许子根决定继续领导民政重新出发,要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然而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来改变民政的形象,他不能沿着林敬益的老路走下去了。严格说来,许子根的年代是在大选后才真正开始(当然败选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选前仍然是林敬益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在大选后许子根蓦然发现,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这就是说,民政从林苍佑到林敬益到许子根是从无到有的奇迹创造再从有到无。他们三个人见证了成功与失败。现在就看许子根能否再造神话。

9.6.08

依占向安华借路回家

历史不是重演而是巧合。

1981年9月,刚出任首相不久的马哈迪独排众议,亲自为安华个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接纳安华加入巫统,结果引起党内“震荡”,更激发元老的不满。但凭着马哈迪的权威与声望,反对声音被压下了,从此有了马哈迪与安华之间说不完的故事。

2008年5月28日,现任首相阿都拉破例在国会接见依占,并接受其入党申请书,也引来各种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不知道依占的下一步棋是什么?因此依占会面对多大的阻力,尚未得而知。

虽然时间相隔27年,但情节大同小异。原来依占走的是一条他的政治师父安华走过的道路,所不同的是他们今天已是陌路人。其中的奥妙却构成不同时代的政治筹码。

安华在参加巫统前的立场比较倾向回教党。他当时领导一个拥有超过5万会员的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魅力四射,被马哈迪倚重,拉入巫统而强化了马哈迪的回教化政策。回教党也就失去一位潜在的领导人物。自此之后,安华在党内和政府地位扶摇直上,更在1993年成为巫统第二号人物,掌控财政部兼副首相,光芒直逼马哈迪。

不久之后,一位年青人被安华相中,成为财政部长政治秘书,他就是一度与安华“出生入死”的依占。安华的另一位爱将是副首相政治秘书曼梳博士;还有一位特别助理阿兹敏。这三位年轻人构成安华的铁三角。

尽管1998年安华被马哈迪罢黜而后被抛入监狱,但他所领导的烈火莫熄斗争继续燃烧,一马当先的急先锋不是别人,正是也退出巫统的依占。他率先士卒的为安华“赴汤蹈火”,示威游行演说总是站在最前线。甚至因此坐牢付出沉重的代价。身为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占也在后来揭开曾为安华不断请命,结果在阿都拉上台后于2004年为安华争取一个自由的机会。他几乎成了安华的“化身”。

像这么一个为安华“死心塌地”的“心腹”,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依占会与安华失和。偏偏在2005年时,突然平地一声雷,宣布脱离公正党,且与安华划清界线,理由是对安华失掉信心。

离开公正党后,依占领导一个“反贪污运动”(Gerak),且大动作向首相提呈报告,要求采取行动云云,让人一时之间也不认为依占会有多大的转变。但没有人否定依占极可能在投石问路。除非他甘愿退出政坛,不然他将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平台再展抱负。

人民自然会问:为什么依占不在大选前重回巫统而是在大选后才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其中的理由不言而喻:国阵正信心满满再次漂亮胜出,当然不会让依占进来“添乱”,也因为大选后安华从中崛起,才使到依占成为被争取的一个重要对象。如果反对党为在大选中失败,依占就不会拥有应对安华的“政治资本”。就是因为他被认为“太了解安华了”,可以借助依占的回巢来削弱安华的形象和影响力,尤其是当下有巫统议员将转向公正党的传言甚嚣尘上之际。换句话说,依占向安华借路回家。

阿都拉首相之所以接受依占回巢,也是从政治的角度作考量,藉以抵销安华对巫统造成的冲击。因此依占的重回巫统将可以被视为阿都拉首相的一个反击行动的开始。

这种反击一方面用以否定马哈迪所说的依占是“特洛依木马”,不会把安华引回来;另一方面也是给安华一个下马威,停止向巫统挖人,而且要提防依占的攻击也许是致命的。这种以“敌人之矛攻敌人之盾”,在兵家上是常用的战略。关键是依占能起多大的政治作用。因为今日的安华在马哈迪时代已受尽侮辱,练就一身“铜墙铁壁”,还有什么事是更具爆炸性可以打垮安华的?这就要看依占的本领了。假使依占只是老调重弹,则他加入巫统的意义就相对减少了。

无论如何,从表现看来,阿都拉已是扳回一局,且激发巫统领导严正看待巫统面临的挑战,不能再作壁上观。

如果说马哈迪当年拉拢安华加盟巫统是为了克制回教党,进而壮大巫统的政治力量且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今日阿都拉接纳依占也是为了打击公正党和由安华领导的“人民联盟”,从而稳住巫统的完整性。由此可见,依占是被赋予使命来协助阿都拉的。只是今日的依占,会否是昨日的安华?他有没有安华的震撼力,足以使巫统重新整合?这也许是巫统党上下在问的一个大问题。阿都拉不能代他回答,就由依占来证明他比其政治师父安华更有政治智慧与政治谋略,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不然他可能在巫统内找不到椅子坐。

(原载于2008年6月9日 《南洋商报》)

5.6.08

刷新形象重新出发

“八度空间”电视台在5月25日要我及时针对民政党的“从心出发”的口号作出评论。由于时间所限,言犹未尽,也就在此对民政党的未来作一概括性的评析。

我们可以理解民政党在“愁云惨雾”中低调庆祝创党40周年。因为它是国阵成员党中输得最澈底的一个,连槟州的大本营也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顿使党陷入莫明的悲痛之中;甚至也发生有几个曾是“重量级”的人出走了。但这不等于是民政党的末路,也尚未达到绝望的地步。关键是民政党“伤得很重”后要如何和怎样在地上爬起来。

我们终于在大选过后的两个多月,看到民政党借党庆表达“万众一心,从心出发”的决心。通过这个口号,民政代主席许子根阐述了八大策略和八大课题来激发三大动力(重策略方向未明),以期民政党重新站立起来,特别强调要从梹城开始,重新出发。

这就是说,许子根认定民政的未来系于槟州人民对它的支持程度。虽然有其难度,但没有人会否认民政党潜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毕竟这个党根植槟城,也是靠槟城起家的。但为何会在308的大选中一败涂地?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剖其因,才能从失败中探讨其未来方向。

它的失败根据林敬益的说法是被巫统的一些领袖的傲慢与唯我独尊所累,而依附在国阵内竟沦为“乞丐”的角色,以致选民在不满一党独天下,也狠狠地教训了民政党。不过根据分析也与民政的“自信和自满”不败的神话有关,党领袖一向以来把主力放在政府行政上,尽量避免“开罪”巫统。久而久之,党的多元理念在有意无意变成口头禅,未能在国阵内形成催化力量。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巫青举剑后只能举“国本论”(宪法及国家原则)作出软性回应,没在民间激起共鸣。还有对首席部长人选的举棋未定也是一个败笔,党上下将注意力放在民政人选上,似乎当成囊中物而降低警惕性,结果在民心思变下,断送了大好江山。

尽管在这之后有各种评论希望民政自我独立或另行出路重新站起来,但许子根不以为然,不认同“以变应变”,更不能接受“泡沫化”之说,反而他表达了“打死不走”的精神。这意味着民政不会离开国阵,尚看不到离家出走的可行性,唯有寄望国阵改变,因此才有了新旧兼而有之的策略和方法。但这种用课题来求变是否能感化国阵或产生一种压力也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当今的各个政党,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新形势。其它反对党也成了五个州的执政党;原是执政党的国阵又成了中央在朝,五州在野的微妙局面。已没有单纯的执政党,也没有单纯的反对党。这对民政党来说,真是不知如何定位?说是执政党又未上位(没有中央部长);说是反对党又未到位(在槟州没有议员),处境之难,前所未有。

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下,民政有需重新定位,而且要摆明方向,不能让新格局模糊了视线,而迷失在朝野不分的窘境中。既然民政认定槟州是它的大本营,目前在国阵内的地位又形同“反对党”,也就需要扮演有效的反对党角色(在战略上,所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敢怒敢言,不单单是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唯有摆正定位,指出明确的方向是要重夺回槟州主导政权(自然会有随机应变的策略和课题相应出现;这就是说,方向(目的)带出策略(手段),而不是策略(手段)取代方向(目的),两者主次不能倒转回来。正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抗日救亡,解放中国”的大方向后,发展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策略),才能使民政党“脱胎换骨”,刷新形象。这样一来,不论民政是不是脱离国阵,它还是需要把自己定位在反对党的位置上,以取信于民和在槟州翻盘的机会(必须承认民政在槟州是完完全全的反对党,不再是又朝又野的身份)。

新口号也不需要咬文嚼字,无妨直用“万众一心,重新出发”,没有必要在字眼上用“心”代“新”的文艺说词,让人一目了然,岂不更能收效?

领袖在危难时期的作用是撑起指路明灯而不随波逐流。既然许子根有此良苦用心,那么,运用智慧,审时度势,正确地判断政治走向,当会使到民政党产生了新的凝聚力量而有了大方向。

(原载于2008年6月5日 《南洋商报》)

3.6.08

纳吉.慕尤丁.安华 谁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前首相马哈迪对现首相阿都拉的逼宫是不断升温和加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马哈迪的退党面对“千夫所指”,而且显然是处于下风,但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使到巫统陷入困局与争议之中。即便退党的人少之又少,也不意味着党领导层高枕无忧。其中受到最大“冲击和伤害”的莫过于阿都拉本人。因为马哈迪两年来连环炮式的攻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阿都拉下台鞠躬。他这么说,只要阿都拉下台了,他就会重返巫统。似乎整个巫统的问题是因为阿都拉在位。但事实是否如此,倒是见仁见智的。

马哈迪为什么非逼阿都拉交棒不可?这之中有说不完的故事,但怪来怪去,我们又只能怪是马哈迪一手造成的。他在位22年已把巫统铸造成一人说了就算。奇怪的是马哈迪在位时不指责这样的机制不对,到现在才指责这已是“阿都拉的党”;难道在马哈迪时代巫统不是“马哈迪的党”吗?抑有进者,马哈迪本身强化了“钦点接班人”的文化,哪有根据民主行事?

如果马哈迪认为阿都拉今日“犯上独裁的错误”,那更大的错误出自马哈迪本人。他曾毫不讳言地坦诚他是“民主的独裁者”。因此我们只能说,巫统和国家的机制是马哈迪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后来的上位者也继承了他的作风,若是有错,先错在马哈迪。因为是他教会阿都拉一旦上位就不会想到离开,直到本身自愿退休为止。今天的阿都拉虽然不是昨日的马哈迪,但在执着方面,倒是有相似的地方。

阿都拉的执着在于他领导的国阵仍有140个国席,比起反对党的82席多出近60席,自然不会下台,除非被投不信任票。因此他要继续执政出于法理正当;但马哈迪不以为然,他认为国阵在大选失掉5个州政权,而国席又较前减少,在情理上应该下台“谢罪”。由于各不相让,也就演成今日水火不容的局面。

暂且不要论及谁胜谁负的问题,马哈迪带给阿都拉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并引发了人们在思考一个大问题,谁来接班呢?当然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阿都拉看来仍不存在,因为他没有说要退位。可是马哈迪已为阿都拉打了腹稿,而且俨然以大家长的心态在指天划地。问题是马哈迪的如意算盘这次能打得响吗?国家的政治格局是否还停留在“没有马哈迪的马哈迪时代”?

虽然我们不认为客观的形势会按马哈迪的主观愿望走,但不论局势如何变化,它还是围绕在马哈迪的影子中。由此可见,马哈迪是个“超级人物”,而“超级人物”往往会出格而表现出他的“独大的性格”。不论你喜欢与否,在冥冥之中,马哈迪似乎已为我们的国家定了基调。

因此,今天在政坛上翻滚的政治领袖,都一度与马哈迪关系密切而又惹他生气的人。好像个个人都“得罪了”他,也曾挨过他的苦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好可以勾勒出当今政坛的众生相,竟变成了“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好像个个都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由他翻云覆雨。从下面的例子可窥见一二。

1. 我们先说现任首相阿都拉,在1987年他是站在东姑拉沙里阵营这一边,挑战马哈迪的巫统领导权。在失败之后,阿都拉也随之丢官,直到1991年才重返内阁出任外交部长。

阿都拉之所以被重用,不是因为马哈迪特别喜欢他,而是要用阿都拉制衡安华的势力从中崛起;也要向东姑拉沙里证明,B队的人吃回头草,也会有出人头地的。

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在1993年在巫统内组成宏愿队伍时,就把阿都拉挤出局(蝉联副主席失败),而在1996年在马哈迪协助下,阿都拉才又成功当选副主席。目的就是要克制安华势力坐大。

1998年马哈迪“铲掉”安华后,阿都拉便被扶上副揆。5年以来,他做好“老二的角色”,因而得以在2003年被钦点上位成为首相。

讵料阿都拉在2006年开始,又成为马哈迪的耙子,一箭一箭穿心而过。也许是阿都拉要摆脱马哈迪的影子,而自我定调,冲撞老人家的“宏愿”。再加上女婿凯里冒出头来,被认为不安本份,更是惹恼了马哈迪。

308大选过后,马哈迪又再次“舞剑”,显现了一夫当关本色,直逼阿都拉非下台不可,否则“巫统必亡”。这种由爱转恨的心态,正是马哈迪本能的反应。

到底马哈迪要谁继位呢?他也说不准,看来也不是他说了就算。于是我们又看到一幅乱象在飞舞,他已经打乱了整局。那么未来的真命天子又会是谁呢?

2.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副首相纳吉,也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马哈迪在无可奈何下,也会接受纳吉接班。为什么说马哈迪“无可奈何”?这里有一段历史是无妨点出的:在1987年马哈迪对垒东姑拉沙里争夺巫统主席时,纳吉的彭亨派系并未表态。拉沙里认为有信心纳吉会站在其一边;马哈迪则通过巧妙的办法拉拢纳吉支持当权派(纳吉当时是巫青团长,担任非重要的文青部长,有些委曲)。

这一仗马哈迪是胜了,但对纳吉有某些保留。因为纳吉在此之后,较倾向安华,也成为安华宏愿队伍的一员大将。因此在1998年免掉安华后,纳吉未能上位,反而由阿都拉顶上。虽然表面上理由是纳吉年轻(当时才45岁),可以再等,实则与纳吉的政治倾向不无关系,也因阿都拉一向与安华不咬弦而被马哈迪相中有关。

正因为纳吉有此历史记录,也不是阿都拉的人,同样在2003年阿都拉出任首相后,并不急于委任纳吉出任副首相。在这方面,马哈迪的压力也帮了纳吉一个大忙。反而较接近阿都拉的慕尤丁只能望副兴叹。

纳吉面对如此的考验后,也唯有表现出安分守己的本份以稳住其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后期马哈迪对他不加入倒阿都拉运动大表失望。在纳吉看来,阿都拉对他的倚重已比纳吉对马哈迪的依重更为重要。说什么也不要公开与阿都拉决裂,倒是帮了阿都拉一个大忙。

吊诡的是:在马哈迪于不久前会见纳吉后便告退党。他们之间究竟是有默契或谈不拢,外人无从得知。从纳吉反应来看,显然认为“不动为好”。

如果阿都拉退位(何时退位并不重要),他自然会让纳吉上位,前提是巫统不会破裂。

3. 被广泛点名也有机会上位的慕尤丁(61岁)也曾是位“失意”人。他在1986-1995年担任柔佛州务大臣后,就被马哈迪调来中央且出任不起眼的文青部长。这与他在1993年与安华组宏愿队伍大有关系,显然是因间接“得罪”马哈迪。

还有在较早前,即1987年党选时,他是支持马哈迪的A队而不是支持拉沙里的B队(包括阿都拉在内),也曾成为阿都拉胸中一块肉。但他后期走近阿都拉,以致在2003年时传出曾被考虑出任副首相。如果不是马哈迪出手阻止,恐怕慕尤丁已是“坐亚望冠”的人物。

不过在2008年大选后,慕尤丁已不再是“听话”的领袖了。他的言论虽是有些捉摸不住,似乎有时在响应马哈迪,但又未反阿都拉,让人觉得慕尤丁在等待时机成熟。正在此时,他竟被马哈迪点名为“接班人”。

在马哈迪看来,既然纳吉不与他站在一起,也只好调出慕尤丁(因为他也是党副主席,且备资格上位)。可是这些日子,慕尤丁的低调也显示他支持阿都拉多过马哈迪。他选择的是顺势的转变,而不是激烈的转变,以便在党内脱颖而出。那就是期望阿都拉拉他一把,即便不是出任首相,也会成为副首相。

4. 其实,不论是纳吉或慕尤丁,他们都是安华的政治师弟。今天的安华虽然已不在巫统的系统内,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来自巫统的人,而且是第一位成功从外打进政治核心的前巫统领袖,也是能够被马来社会接受的领袖。昔日的拿督翁及后来的东姑拉沙里都告失败,只有安华创造奇迹。
安华的重回巫统已是不可能,但安华的接近巫统的人比任何时候更为方便,因为马哈迪已不是巫统的人。

说到安华,没有人比他更亲近马哈迪了。他是在1981年被马哈迪一手带进巫统的人,而后在党内地位扶摇直上。他协助马哈迪打掉拉沙里的挑战。他扶植纳吉成为巫青副团长(1983年);他在1993年又联合纳吉与慕尤丁在巫统内组成宏愿队伍。他们共同把阿都拉打出局。他们三个人也“得罪”马哈迪,导致马哈迪在1996年党选时拆掉宏愿队伍,慕尤丁也在那一役中失掉副主席,让位于卷土重来的阿都拉。

如果慕尤丁在1996年仍当选副主席,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他便成为与纳吉“争夺”副首相的人选。可惜他时运不济。

一直以来,慕尤丁都不曾与安华恶言相向。如果在马哈迪的凌厉攻势下,逼得阿都拉“意外”退休,那上位的也许不是来自巫统的现任领袖,而是安华从中受惠。

安华声称他已有足够的筹码(有待证实)组成中央政府,这对阿都拉真不是味道;对马哈迪更是搥心搥肺。马哈迪在1998年摘掉安华,不论是错是对,两人已没有回头路。

以此观之,尽管马哈迪的逼宫也是为了阻止安华借机东山再起,但若巫统因之分裂,也就是安华登台的日子。

安华与阿都拉的微妙关系是很难令人透视的。当安华在1987年火红的时候,阿都拉是靠边站的,难免结下心病。当阿都拉上位后,于2004年大选后从监牢走出来的安华也刺痛马哈迪的心。他们三个人的“既爱又恨”的关系,未想埋下今日政局的伏线,反而波及纳吉,成为安华针锋相对的人物,而不是阿都拉,其中奥秘,只能揣测。

很显然的,也出乎马哈迪意料之外,今天的安华已不再是落难的安华,而是光芒直逼阿都拉;更掩盖了马哈迪的光彩。他最近在新加坡发表未来的施政方略显现他准备重回政治舞台中央。
我们不知道阿都拉有否与安华接触来面对马哈迪的压力?但我们知道今日的马来西亚仍然是三个人在斗智斗力。马哈迪-阿都拉-安华的三角关系竟成了几何代数与微积分那样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迷局。

东姑拉沙里虽想挤入这场政治游戏,看来时不予他。纳吉政运则系于阿都拉走向;慕尤丁上不上位也取决于安华走向。因此在政治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三人在此消彼长:不论是阿都拉或安华,他们的政运显然是应了那句老话:“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马哈迪是不是巫统党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未来领袖排位,马哈迪依然要插上一脚。可惜的是,他的影响力已大为退减。不论是阿都拉在位或安华上位(纵使马哈迪有千万个不同意),都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得了了。对纳吉和慕尤丁而言,如果安华有幸登上相位,也只能说:“师兄回来了”。对马哈迪来说,则是走了政敌,又迎来了政敌,结局是输了再输。

前首相马哈迪对现首相阿都拉的逼宫是不断升温和加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马哈迪的退党面对“千夫所指”,而且显然是处于下风,但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使到巫统陷入困局与争议之中。即便退党的人少之又少,也不意味着党领导层高枕无忧。其中受到最大“冲击和伤害”的莫过于阿都拉本人。因为马哈迪两年来连环炮式的攻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阿都拉下台鞠躬。他这么说,只要阿都拉下台了,他就会重返巫统。似乎整个巫统的问题是因为阿都拉在位。但事实是否如此,倒是见仁见智的。

马哈迪为什么非逼阿都拉交棒不可?这之中有说不完的故事,但怪来怪去,我们又只能怪是马哈迪一手造成的。他在位22年已把巫统铸造成一人说了就算。奇怪的是马哈迪在位时不指责这样的机制不对,到现在才指责这已是“阿都拉的党”;难道在马哈迪时代巫统不是“马哈迪的党”吗?抑有进者,马哈迪本身强化了“钦点接班人”的文化,哪有根据民主行事?

如果马哈迪认为阿都拉今日“犯上独裁的错误”,那更大的错误出自马哈迪本人。他曾毫不讳言地坦诚他是“民主的独裁者”。因此我们只能说,巫统和国家的机制是马哈迪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后来的上位者也继承了他的作风,若是有错,先错在马哈迪。因为是他教会阿都拉一旦上位就不会想到离开,直到本身自愿退休为止。今天的阿都拉虽然不是昨日的马哈迪,但在执着方面,倒是有相似的地方。

阿都拉的执着在于他领导的国阵仍有140个国席,比起反对党的82席多出近60席,自然不会下台,除非被投不信任票。因此他要继续执政出于法理正当;但马哈迪不以为然,他认为国阵在大选失掉5个州政权,而国席又较前减少,在情理上应该下台“谢罪”。由于各不相让,也就演成今日水火不容的局面。

暂且不要论及谁胜谁负的问题,马哈迪带给阿都拉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并引发了人们在思考一个大问题,谁来接班呢?当然直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阿都拉看来仍不存在,因为他没有说要退位。可是马哈迪已为阿都拉打了腹稿,而且俨然以大家长的心态在指天划地。问题是马哈迪的如意算盘这次能打得响吗?国家的政治格局是否还停留在“没有马哈迪的马哈迪时代”?

虽然我们不认为客观的形势会按马哈迪的主观愿望走,但不论局势如何变化,它还是围绕在马哈迪的影子中。由此可见,马哈迪是个“超级人物”,而“超级人物”往往会出格而表现出他的“独大的性格”。不论你喜欢与否,在冥冥之中,马哈迪似乎已为我们的国家定了基调。

因此,今天在政坛上翻滚的政治领袖,都一度与马哈迪关系密切而又惹他生气的人。好像个个人都“得罪了”他,也曾挨过他的苦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好可以勾勒出当今政坛的众生相,竟变成了“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好像个个都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由他翻云覆雨。从下面的例子可窥见一二。

1. 我们先说现任首相阿都拉,在1987年他是站在东姑拉沙里阵营这一边,挑战马哈迪的巫统领导权。在失败之后,阿都拉也随之丢官,直到1991年才重返内阁出任外交部长。

阿都拉之所以被重用,不是因为马哈迪特别喜欢他,而是要用阿都拉制衡安华的势力从中崛起;也要向东姑拉沙里证明,B队的人吃回头草,也会有出人头地的。

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在1993年在巫统内组成宏愿队伍时,就把阿都拉挤出局(蝉联副主席失败),而在1996年在马哈迪协助下,阿都拉才又成功当选副主席。目的就是要克制安华势力坐大。
1998年马哈迪“铲掉”安华后,阿都拉便被扶上副揆。5年以来,他做好“老二的角色”,因而得以在2003年被钦点上位成为首相。

讵料阿都拉在2006年开始,又成为马哈迪的耙子,一箭一箭穿心而过。也许是阿都拉要摆脱马哈迪的影子,而自我定调,冲撞老人家的“宏愿”。再加上女婿凯里冒出头来,被认为不安本份,更是惹恼了马哈迪。

308大选过后,马哈迪又再次“舞剑”,显现了一夫当关本色,直逼阿都拉非下台不可,否则“巫统必亡”。这种由爱转恨的心态,正是马哈迪本能的反应。

到底马哈迪要谁继位呢?他也说不准,看来也不是他说了就算。于是我们又看到一幅乱象在飞舞,他已经打乱了整局。那么未来的真命天子又会是谁呢?

2.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副首相纳吉,也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马哈迪在无可奈何下,也会接受纳吉接班。为什么说马哈迪“无可奈何”?这里有一段历史是无妨点出的:在1987年马哈迪对垒东姑拉沙里争夺巫统主席时,纳吉的彭亨派系并未表态。拉沙里认为有信心纳吉会站在其一边;马哈迪则通过巧妙的办法拉拢纳吉支持当权派(纳吉当时是巫青团长,担任非重要的文青部长,有些委曲)。
这一仗马哈迪是胜了,但对纳吉有某些保留。因为纳吉在此之后,较倾向安华,也成为安华宏愿队伍的一员大将。因此在1998年免掉安华后,纳吉未能上位,反而由阿都拉顶上。虽然表面上理由是纳吉年轻(当时才45岁),可以再等,实则与纳吉的政治倾向不无关系,也因阿都拉一向与安华不咬弦而被马哈迪相中有关。

正因为纳吉有此历史记录,也不是阿都拉的人,同样在2003年阿都拉出任首相后,并不急于委任纳吉出任副首相。在这方面,马哈迪的压力也帮了纳吉一个大忙。反而较接近阿都拉的慕尤丁只能望副兴叹。

纳吉面对如此的考验后,也唯有表现出安分守己的本份以稳住其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后期马哈迪对他不加入倒阿都拉运动大表失望。在纳吉看来,阿都拉对他的倚重已比纳吉对马哈迪的依重更为重要。说什么也不要公开与阿都拉决裂,倒是帮了阿都拉一个大忙。

吊诡的是:在马哈迪于不久前会见纳吉后便告退党。他们之间究竟是有默契或谈不拢,外人无从得知。从纳吉反应来看,显然认为“不动为好”。

如果阿都拉退位(何时退位并不重要),他自然会让纳吉上位,前提是巫统不会破裂。

3. 被广泛点名也有机会上位的慕尤丁(61岁)也曾是位“失意”人。他在1986-1995年担任柔佛州务大臣后,就被马哈迪调来中央且出任不起眼的文青部长。这与他在1993年与安华组宏愿队伍大有关系,显然是因间接“得罪”马哈迪。

还有在较早前,即1987年党选时,他是支持马哈迪的A队而不是支持拉沙里的B队(包括阿都拉在内),也曾成为阿都拉胸中一块肉。但他后期走近阿都拉,以致在2003年时传出曾被考虑出任副首相。如果不是马哈迪出手阻止,恐怕慕尤丁已是“坐亚望冠”的人物。

不过在2008年大选后,慕尤丁已不再是“听话”的领袖了。他的言论虽是有些捉摸不住,似乎有时在响应马哈迪,但又未反阿都拉,让人觉得慕尤丁在等待时机成熟。正在此时,他竟被马哈迪点名为“接班人”。

在马哈迪看来,既然纳吉不与他站在一起,也只好调出慕尤丁(因为他也是党副主席,且备资格上位)。可是这些日子,慕尤丁的低调也显示他支持阿都拉多过马哈迪。他选择的是顺势的转变,而不是激烈的转变,以便在党内脱颖而出。那就是期望阿都拉拉他一把,即便不是出任首相,也会成为副首相。

4. 其实,不论是纳吉或慕尤丁,他们都是安华的政治师弟。今天的安华虽然已不在巫统的系统内,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来自巫统的人,而且是第一位成功从外打进政治核心的前巫统领袖,也是能够被马来社会接受的领袖。昔日的拿督翁及后来的东姑拉沙里都告失败,只有安华创造奇迹。
安华的重回巫统已是不可能,但安华的接近巫统的人比任何时候更为方便,因为马哈迪已不是巫统的人。

说到安华,没有人比他更亲近马哈迪了。他是在1981年被马哈迪一手带进巫统的人,而后在党内地位扶摇直上。他协助马哈迪打掉拉沙里的挑战。他扶植纳吉成为巫青副团长(1983年);他在1993年又联合纳吉与慕尤丁在巫统内组成宏愿队伍。他们共同把阿都拉打出局。他们三个人也“得罪”马哈迪,导致马哈迪在1996年党选时拆掉宏愿队伍,慕尤丁也在那一役中失掉副主席,让位于卷土重来的阿都拉。

如果慕尤丁在1996年仍当选副主席,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他便成为与纳吉“争夺”副首相的人选。可惜他时运不济。

一直以来,慕尤丁都不曾与安华恶言相向。如果在马哈迪的凌厉攻势下,逼得阿都拉“意外”退休,那上位的也许不是来自巫统的现任领袖,而是安华从中受惠。

安华声称他已有足够的筹码(有待证实)组成中央政府,这对阿都拉真不是味道;对马哈迪更是搥心搥肺。马哈迪在1998年摘掉安华,不论是错是对,两人已没有回头路。

以此观之,尽管马哈迪的逼宫也是为了阻止安华借机东山再起,但若巫统因之分裂,也就是安华登台的日子。

安华与阿都拉的微妙关系是很难令人透视的。当安华在1987年火红的时候,阿都拉是靠边站的,难免结下心病。当阿都拉上位后,于2004年大选后从监牢走出来的安华也刺痛马哈迪的心。他们三个人的“既爱又恨”的关系,未想埋下今日政局的伏线,反而波及纳吉,成为安华针锋相对的人物,而不是阿都拉,其中奥秘,只能揣测。

很显然的,也出乎马哈迪意料之外,今天的安华已不再是落难的安华,而是光芒直逼阿都拉;更掩盖了马哈迪的光彩。他最近在新加坡发表未来的施政方略显现他准备重回政治舞台中央。
我们不知道阿都拉有否与安华接触来面对马哈迪的压力?但我们知道今日的马来西亚仍然是三个人在斗智斗力。马哈迪-阿都拉-安华的三角关系竟成了几何代数与微积分那样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迷局。

东姑拉沙里虽想挤入这场政治游戏,看来时不予他。纳吉政运则系于阿都拉走向;慕尤丁上不上位也取决于安华走向。因此在政治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三人在此消彼长:不论是阿都拉或安华,他们的政运显然是应了那句老话:“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马哈迪是不是巫统党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未来领袖排位,马哈迪依然要插上一脚。可惜的是,他的影响力已大为退减。不论是阿都拉在位或安华上位(纵使马哈迪有千万个不同意),都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得了了。对纳吉和慕尤丁而言,如果安华有幸登上相位,也只能说:“师兄回来了”。对马哈迪来说,则是走了政敌,又迎来了政敌,结局是输了再输。

四川地震的反思 (天下纵横)

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县发生强烈大地震,顷刻间山崩地裂,死伤遍野。超过4万人丧命其中,尚有3万余人失踪。如果再也找不回危难的人,恐怕死亡的数字就会激增。而受伤的人高达24万余人。这个数目字让人看了悚目心惊,瞠目结舌。

也许我们会怪责天地无情,既提供人类生存的条件,又突然草菅人命,说变就变。四川省这突如其来的国殇,闻者心酸。死去的人给后人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侥幸活下的人又对死去的亲人追魂槌胸,久久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没有身历其境,难以感同身受。但痛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所闻也有所受。因为每个人从娘胎出来,在一般家庭中总是受到呵护和照顾,并在受保护的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然后又编织着许多的美梦,憧憬于未来。

四川省的灾区人民同样也对未来有数不完的梦,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富有,但日子总过得像个人样。讵料天有不测风云,灾难拔地而起,打碎了许许多多的梦,家园没了,土地崩了,亲人不见了,一片的满目疮痍。他们何其不幸,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又死于自然灾害中。

这使我想起了唐代诗人的一首诗,写得正是四川的“蜀道难”,诗中的两句“地崩山摧壮士死,但见悲鸟号古木”正是今日汶川的写照。

不过对于近日流行的短讯的所谓李白的诗有什么“北暮苍山兰舟四”等等,还绘声绘影地说李白在1200多年前就预测会有今日的地震,真是摸不着头脑。恕我孤陋寡闻,不知此诗出自何处。倒不如重读李白的蜀道难更贴切。

犹记得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突然发生的大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更是吓人。事后调查,死亡人数是242,769人,重伤人数164,851人,整个唐山更夷为平地。在那个尚未开放的年代,我们只能从电讯中得知相关的报导,但不很详细。

后来得知,中国面临如此巨大的灾难,也没有假手外国的援助,而是靠中国人民自己克服苦难。在哀痛声中自力更生,重建国家。

如今事隔32年,我们终于看到一个重生的唐山市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然而这是牺牲了多少性命换来的新生。唐山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饱受苦难的日子。至于中国人民怎么战胜这一场灾难,倒可以从书本和资料中略知一二。

真没想到,这样的大祸竟又再发生在四川的汶川。虽然今时不同往昔,死难人数也没有唐山之多,但其冲击力都是空前的。它触动每一个炎黄子孙,纷纷伸出援手。比起唐山的大地震,更显见温情处处,不仅是在国内,而且也感动了所有的海外华人;更因之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慷慨解囊。此情此景,展现了一种十分珍贵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响应。

民族主义精神之所以再现,那是指中华民族在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已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科技和思想,也难免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维。冲击了一向以来少与外界接触的中国人民。久而久之,我们再也听不见姓社姓资的争议,而是感觉到许多人向钱看,忘记了中华民族是怎样在百年的屈辱中站立起来。他们埋怨过去的日子不够好,他们向往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也因为拼命地发展,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场所大量涌现,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已不遑多让资本主义的国家。

本来这种发展是好的,也大大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思想都起了变化,不再高谈阔论祖国的未来方向,而是一直想着自己如何富起来。

讵料一场四川地震,又惊醒了大地的中华民族,原来他们在30年的改革中逐渐流失的宝贵的民族精神在一夜之间又再重新凝聚起来。这也是四川地震带来的新启示。

是的,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人性也会变化,但不能变的是每个人的根。即便海外的华人再怎样与中国的关系切割而成为另外的国家的子民,但血脉相连却紧系其中。从这次的四川地震中,印证了海外华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关。这不关政治,也与国籍扯不上关系,而是一种难以剪断的民族情。

如果说,海外的华人都义不容辞地奉献他们的心意,自发地支援四川灾民,那么身为中国的公民,就更有责任从天灾中看到一个民族精神再现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应该要永远记住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有着刻骨铭心的敢于和一切灾难战斗精神,才能有今日的成就。从孙中山的“铲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毛泽东的“抗日救亡解放中国”,到“援朝抗美保家卫国”到“唐山地震自力更生”到今日的“抗震救灾重建四川”,无一不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主义精神的光辉旗帜。换句话说,每逢在灾难面前,是民族精神的再出发。希望因四川而使中国人民永远不要丢掉最宝贵的民族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