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马智礼

出道未及两年的马智礼终于在首相马哈迪的劝喻下辞卸教育部长职。此项消息来得快，但也在预料和情理之中。因为在2018年5月21日上任以来，他的正面形象在不久后就变成负面的人物。

起先，媒体介绍这位学有专才的博士时，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认为马哈迪选了一位有华裔血统的人当教长，也许将会为教育开拓一个新局面。

当时在记者会上他侃侃而谈，也透露其母亲是客家人。这都为新教长在华社中加分；尤其是他也“秀一秀”一点点的华语。

当然教长这个职位只看人才而不看种族是所有人的期望；尤其在过去这个职位是升上首相的必经之路。

例如敦拉萨曾任教育部长，后来成了副首相。在1970年取代退休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则是在敦拉萨任相时，被委为教育部长（1970年）。随后被敦拉萨委为副首相，而在1976年接班。

马哈迪是个传奇人物，他在1974年被委为教育部长，结果被倚重而在1976年起担任副揆，直到1981年成为第四任首相。

同样的，慕沙希淡、安华、阿都拉和纳吉及慕尤丁也曾担任教育部长，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前两者位及副相；后两者则先后拜相；慕尤丁则是坐亚望冠。

由此可见，教育部长是个重职，也是通往相府的大道。可惜在这些大人物之后的教长，却无法再攀高峰，马智礼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马智礼在不久后却成为争议性人物？

就在上任两个月后，马智礼突然宣布：从明年开始（2019年），所有学生被允许穿黑鞋上学。他的意思是说，穿黑鞋黑袜子比较耐穿，也可减少洗刷鞋袜的时间。后来他又澄清还可以穿白鞋。

当马智礼的“黑鞋论”出街后，顿时成为教育界的大笑话，许多人弄不明白教长怎么管起校鞋来？

巫统的莫哈末哈山（署理主席）调侃说：“教长是通过脚来改变国家教育政策，而不是头脑。”

林吉祥在为马智礼说话时，也承认公众形象被摧毁的马智礼被视为只对琐碎问题和改变门面感兴趣，并且无法解决更严肃的教育改革问题。反对党的讽刺是故意忽略教长花大多数时间谈改革教育，而只花30秒来提及换校鞋的事，却被有心人本末倒置。

抑有进者，马智礼在2019年5月的时候，又发表引发争议的言论。他说内阁决定维持大学预科班的90%学额给土著，但学额也相应提高，从2万5千个学额增加到4万个。虽然非土著的入学人数也会增加，但将比例维持在90%对10%是被认为有种族歧视和不合理的。

结果争议出现了要革马智礼职的声音，也有支持他的声音。

此外，针对教育部在2013年提出的教育大蓝图也成为争论的课题。有人形容“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2013-2025）有其缺陷和仍有单元教育思维的灌输，同时对提升教育和语文程度做得不够。

可是在未得到检讨的同时，我们又面临PISA考试成绩的低落。

所谓PISA即指“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成立于1997年，主要目的是测试和比较世界各地的教育程度。这项考试是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DECD）主办，是对全世界15岁的学生进行测试，分有阅读、数学及科学三大类。从2000年开始，每3年举行一次，可以被称为当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的项目之一。

举例来说，2018年的测试有79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名学生参加，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所有类别中独占鳌头。这是中国在2015年跌至第10位后又扳回领先的位置。

在“阅读”、“数学”及“科学”三科方面，荣居第二名的是新加坡、第三名是澳门、第四名是香港。

马来西亚虽不是叨陪末座，倒是表现差强人意。比如在阅读方面，居于56位，比泰国、印尼及菲律宾好一些。

在数学方面，马来西亚居47位，也只是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至于科学方面，马来西亚位列48名，也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但在2012年时，马来西亚的排名则在泰国之后，分别居52位、53位及59位（总数是65）。

还有对于“统考”的争论也是希盟自身的问题。是希盟在竞选时提出要承认“统考”的，但上台执政后却要“研究又研究”，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再者，小学四年级起要学习爪夷文之争论，也一直未有定案。是否马智礼下台后此风波会告一段落还是会“照跑”？这些个问题还是留给新任的教育部长来处理和决定了。

无论如何，马智礼在纷纷攘攘中公开挂冠而去，也不失为体面的下台。

刊登于2020年1月6日《光华日报》

教育法令与华文教育

华团针对教育课题进行讨论也非新鲜事，但这一回为避免引发争议，有关的大会（原定于12月28日举行）也就在禁令下取消。不过有些历史事件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例如在1955年，马来亚行将举行朝向自治邦的选举，有鉴于形势紧迫，教总主席林连玉等人赶赴马六甲与东姑及陈祯禄会晤，要求联盟承诺保障华校，以换取华社对联盟（1954年成立）的支持。东姑也即席承诺，只要联盟大捷，必然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以使华社安心。结果得偿心愿，联盟自治政府于1956年推出拉萨教育报告书。当林连玉争取删掉最终目标（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成功后，也算是遂了华社心愿。

可是在1955年杪的华玲和谈（东姑与马共和谈）失败后，华人社会又通过华团要求争取更大的权利却阻力重重，一方面是东姑率领联盟代表团（包括马华的陈东海在内）于1956年赴英国谈判独立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以刘伯承和白成根（吡叻矿家）为首的华团也选出代表团要飞往英国争取参加谈判。团员中原本也选出林连玉为代表，但他自行取消。据说是受林苍祐（1954年已加入马华）之劝，打消此念头。个中内情不得而知。

据称，以刘伯承为首的华团代表有草拟一份备忘录准备呈给英政府，但后来不获召见，只得委托陈东海带给英方。讵料陈东海竟说忘记提呈。到底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团的诸多诉求都未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列在宪法或附加在备忘录中。

由此可见，即使华团另有行动，也无法超越政党的控制，更何况当年马华代表华人的形象比较深入人心。

到了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他召开了三大机构会议（即马华公会、董总及教总），各派出有份量的代表。这是林苍祐在夺权成功后召开的一项历史性会议，但他的努力却功亏一篑，因为代表马华改革派的林苍祐向东姑提出的诉求被认为是“太过份”，不被接受。

当年林苍祐代表马华呈密函予东姑，要求分派马华至少1/3的国会议席，或40席左右（国会共有104席）。由于机密外泄，成为报章的大新闻，也就引发东姑与林苍祐的骂战，后来陈祯禄与陈修信也加入讨伐林苍祐。

在陈祯禄挺陈修信下，一批元老靠向陈祯禄，而孤立了林苍祐。

因为东姑已找到陈修信足以取代林苍祐的势力，也就不把林苍祐放在眼里。就这样，马华第一次大分裂所造成的后遗症，直到今天陈修信仍然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因为三大机构未能为华教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也就在60年代纷纷改组成国民型华小及国民型中学，华校的完整性被改变了。

林苍祐走了以后，马华与华团的关系转淡，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也与董教总合不来。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前，陈修信发现不对劲，乃通过许启谟（前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李光耀的死对头）调解马华与华团的紧张关系。最主要的是许启谟（马华的副总会长，后来升任署理总会长）邀来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协助马华草拟一间学院，以抗衡董教总倡议的“独立大学”。在讨论后，取名为拉曼学院的学府成立了。

拉曼学院也为马华取得喘息的机会。在陈修信退休后（1974年），接位的李三春还是无法与董教总搞好关系；尤其是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率华校精英参加民政党，气到李三春和林吉祥大跳，指责林晃升“典当”了华教。

1983年李三春突然出走，马华又陷入内部大斗争，直到1985年才停止内斗。

1987年时，突又发生教部派不谙华文的老师到华校担任行政高职，引起了轩然风波。在董教总及华基政党举行大会，抗议政府不公之际，马哈迪开展了“茅草行动”，大举逮捕百余人，也查封三家报馆。

虽然政府较后作出某些妥协，调回不谙华文的行政人员，但一些政党元老及华教斗士也付出代价（坐牢），天后宫的心酸事件仍历历在目。

后来，政府对教育采取多元开放，多少缓和了华社的情绪。就不知道为什么在2019年及2020年的大件事竟是教导爪夷文的风波。

严格来说，董教总要抗议的是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利，动用教育法令让所有国民型中小学的董事会不必注册。在没有注册下，就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法人地位，又如何起诉政府呢？

其实当1957年教育法令（根据拉萨教育报告书）生效后，华校的法定地位已大改变。如今所要争取的是“恢复”董事会主权，学校不能本末倒置交给家协负责，毕竟董事会才是正统的产儿，是华校的带路人，不是“私生子”。

再者，爪夷文应不应该在小学四年级教导是一目了然的。当学生的心智没有成熟时（只有10岁），认识这些“艺术”又是为了什么？

如今华校生已要学习三种语文，若再加爪夷文，说是“无关紧要”，非考试科。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小学生所难呢？

正如我们要问：为何吉兰丹的男公务员在周四一定要戴宋谷上班？这是什么道理？有劳伊党和州政府作出回应。华教本来就是政治的产儿。谁说教育与政治无关？说这话的人不是言不由衷，就是误人误己！

刊登于2019年12月30日《光华日报》

马中关系面面观

有史可查的是，从唐朝义净法师开始，他在公元671年通过海路途经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旅居20年后回返洛阳受到武则天皇帝亲迎，授以大唐国师荣衔。此后有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建立了马六甲王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下来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掀开了华人南迁的历史。辛亥革命（1911年）及五四运动（1919年）也给海外华人社会带来了大量移民和文化震荡。在抗日战争的年代（1931-1945），更有华工向马新迁徙。马中关系也在动荡不安中被强化。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中国向左转，马中关系开始疏远；尤其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切断联系。在1950年时，马中贸易只有360万英镑，直到1989年与马共和解，马中贸易已突破10亿美元。在2013年时，更冲破1千亿美元。

虽然马来西亚人前往中国投资并非新鲜事，但有记录可查的始于1984年，当时数额有限。到了2008年，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高达49.28亿美元。

截至2019年1月，马来西亚实际对华投资累计高达78亿美元。

反之，中国商企在马投资起步较晚，但数额成长惊人。根据2010年的记录，中国在马投资仅6亿令吉（相等于1亿5千万美元），过后就大步飞跃。在2018年，中国对马投资已达50亿美元。

在2019年正月时，中国对马直接投资累积达59.5亿美元。官方数字显示，在过去10年，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内的最大投资者。

即便在509大选后，马中贸易和投资一度出现了阻力，但很快又解冻了。如东铁计划的恢复及马六甲皇京港仍在推动及最近的吉隆坡大城市发展计划又告复苏，说明了马中的经济链不但不会中断，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

根据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的统计，目前在北马的中资企业已超过60家，其中有40家在槟城，提供了上万个就业机会。

他坚信还会有更多的中企来马投资。因此马中商贸前景是光明和灿烂的。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们的马中客家总商会已迈开向中资靠拢的第一步。在不久前，我们成立了“中天咨询有限公司”，主要是为中企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例如我们的公司已开始为中企高层申请长期签证，也鼓励他们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槟城建立第二家园。

忝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要感谢北马中资企业协会会长刘振华先生提供的方便，让我们成为中企的附属会员，也不时应邀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在我们的槟城会所举办中企与本地商家的交流会，让中企更加了解马来西亚的商贸政策和扩大与本地企业的合作。

在这方面，我们有意邀请槟城投资单位，MIDA部门官员及相关单位为外来的投资企业家讲解相关的程序。

在这里，我也顺便提一提我们在今年初成立的“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是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惠及周边的国家而组成的。

根据我们了解，目前已有列车每天从中国各大城市穿越其它城市开到地中海的欧洲国家。

假以时日，一旦隆新高铁及隆谷（曼谷）高铁完成，便可从新加坡直达昆明或连云港或义乌而走向欧洲。世界不仅变得小了，而且不一定靠飞机来运送，列车和公路同样可以解决人类的交通问题，从而减少隔阂和误解。

愿马中两国在庆祝建交45年的当儿，在另一个45年双方取得更大的成果。我们相信，马中客家总商会及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将成为左右臂膀支撑着中天咨询有限公司的成长，并与中国及世界各相关单位紧密合作，努力搞好一带一路。

（本文作者也是马中客家总商会会长及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

刊登于2019年12月23日《光华日报》

“爪夷书法”谁说了算？

看来很多人都没有深入了解教育法令的明文规定，因而对教育部针对在小学四年级起教授认识爪夷文书法的权利交给家协作决定，而不是董事会表示抗议。

当董事会疾呼教育部勿剥夺董事会的权力时，教育部仍然没有作出改变，甚至有人形容这是教育部踩董事会的底线，可能在不久后会影响董总的“权威”和地位。

现在事情的变化越来越明朗，其一，教育部并没有取消交给家协的权力，但作出一些的调整，由家教协会将发问卷给家长，在两周内作出决定，而且要以书面记录签名证实后，由校长向教育局作出报告。

教育部是根据简单的多数票来决定“是”和“否”，即如果51%的家长反对，就不教爪夷书法。

其二，问题是，教育部是根据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的人数作标准，还是只根据发出的表格数量作标准？

在没有表明怎样才算51%时，就等于说会以家长总人数作标准。因此若是家长不热心回应或担心签名和署名留底在教育部而选择保持沉默，那家协去哪里找51%的家长反对呢？况且现在已是假期，是否校长已被教局告知需公平发函给每位家长？若是没有，又在何时发呢？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校方没有派发问卷表格给家长，那将被视为同意推行爪夷文教学。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其四，由于有一些华小，其学生人数已是非华裔占多数，一般上会通过学习爪夷文书法，这个问题也是华总主席吴添泉所提的。他担心会因不同的意见导致有关学校失去和谐和加深矛盾，不利国民团结。因此要求当局重新检讨有关措施。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来探讨为何教育部坚持己见？只肯退让给家长表示意见而不将权力交给董事会呢？

根据1957年，1961年乃至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一旦有关学校（小学及中学）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学校后，董事会地位便进行改变。不论是中学或小学，只要接受政府津贴，就被列为国民型学校。所谓的国民型学校只能有一个受承认的董事会/学监会，而不会承认赞助人自行成立的董事会（独立中学除外）。换句话说，教育法令下的董事会只能有15位成员（即赞助人3名、信托人（土地）3名、家长3名、校友3名及官委3名）。在职位上，由家长中选1人出任董事长和另一名财政，秘书一职归校长兼任，其他列为董事而已。这之中没有所谓署理董事长、副董事长、总务、监学及调查等职位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1962年后，所有的华小都归为国民型小学。而所有改制华文中学也变成国民型中学。因此其董事会是无需也不可以向社团注册局或商业注册局进行注册的，因为在教育法令中已言明董事会归教育部总管。凡是人事变更都得由校长上报批准。同时所有要担任董事的，一概要上呈教育局后才提呈警方调查有无犯罪纪录，才准担任董事。在这样的组织下，董事会归到教育部管辖。

既然董事会没有注册，也就没有法人地位，董事长更不是政府眼中的法人代表。

这就是为什么董事会失去“决策”的权力，因为他没有法定地位，所以由全国各华校组成的董联会就会逐步被削减权力；这与教师成为公务员后教总组织已不具林连玉年代的权威。因为教师既是公务员，就不可对外发言，也不适当担任教总主席（王超群任职多年是因为他已是退休校长，不再是公务员了）。

同样的，家教协会也是在教育法令下的产物，由家长及老师共同组成，分成7对8，家长多1位，但校长又是当然顾问，变成8对8。由于这个组织没有法人地位。只有教育部授权下才有行使的权力，但权力不在家协手上，所协只是扮演邮差的角色，发函给家长等回应。

不论有没有回应，要收集到51%家长的反对（以家长总人数为标准）确实不容易。反之如果没回应就等于默许。

说来说去，今天的董事会也好，家教协会也好，除了独中的董事会和家协有较大的权力外，其他类型的董事会或家协都不具法定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改制以来，学校的官司都是由律政司出面，因为教育部才是真正的老板。难怪教长马智礼说：“我才是拍板的人”。

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希盟的4个政党分别表态，以决定是否要推行爪夷文书法，他们会吗？

刊登于2019年12月16日《光华日报》

红色纽带牵动的年代—贺巾、马阳与原甸缔造学运神话

数个月前接获消息，马华早期左翼作家贺巾已于2019年6月22日在合艾逝世，终年84岁。悼念之余，往事又历历在目。这不单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留下不灭的印记。

故事从1953年开始。这一年新加坡的左翼份子借一位女学生（16岁）庄玉珍被奸杀事件掀起了“反黄运动”，随后形成波澜壮阔的阵容排山倒海而来，进而把矛头指向英殖民主义者纵容情色文化大行其道，导致道德沦丧。就这样，当时陷入低潮的左翼阵线又重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统一阵线。

在这时期，有三位年青的写作者通过文学创作，不期而遇地走在一起，吹起了斗争的号角，他们成了学运的急先锋。

第一位是贺巾（1935-2019），我是在合艾认识的（2009年），原名林金泉。1935年出生于新加坡。先后曾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受教育。他在1953年发表《青春曲》短篇小说而成名；更在1955年创作《沈郁兰同学》一文，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1960年他创作了《小茅屋》短篇小说，反映出他已经“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心态，开始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表达他的无产阶级思想。

自此之后，贺巾走进乡村生活，当起农村华校的“老师”。后来因风声过紧，贺巾远走廖内，又辗转到印尼生活十余年，直到80年代初期才离开印尼，潜入马泰边境加入马共，担任马共的“马来亚民主之声”电台的撰稿人和播报员。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大部分的马共成员返回马来西亚，但身为新加坡人的贺巾却回不了家，因为他没有向政府交待和留下“自白书”，也就被安置在勿洞的和平村。后来因其儿子关系，移居合艾，直到逝世。他的下一代，已没有参加革命，可谓事业有成。

他的最新著作《巨浪》（自传式长篇小说）（中英文版），人物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

第二位我认识的是马阳。原名蒋明元，1938年生于居銮。1958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也被扣留几个月。释放后到新加坡落脚。此时他出版《山民曲诗集》（1958年9月），因被指触及煽动和颠覆法令而被控上法庭。

这宗莫名其妙的“文字案”因诗中有如下的字句而被视为“犯法”：

“天有红云出太阳，红红的太阳不落岗”

最后法官判其无罪。

不过，马阳另一个轰动文坛的事件是在1961年出版的《沙河岸上的恋歌》，先后出六版，销售逾万本，打破了文学创作在马新的纪录。这部小说的评价虽不高（方修语），但它的销量惊人，反映了华校生对“学运偶像”的迷恋和追求。好像今时的“追星一族”，有时也狂热到极点。

马阳在出版《沙》小说后的第二年，即赴中国居住，旋在华侨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学校长及县侨联会主席及《华夏》杂志主编。

第三位则是在新加坡认识的原甸（2005年）。他原名林佑璋，1940年出生。1946年随家人来新定居；1955年进入华侨中学；1957年转入中正中学。

1960年，他发表了“不朽”诗作《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竟然成为新加坡各个华校和文娱团体朗诵的热门节目。当他在1962年结集出版诗集《青春的哭泣》时，内中就有其成名作“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请胶山海洋矿藏不要喧闹

风雨来了大海不会再平静

人民醒了万宝山不会再凄凉

原甸的名声跟随这首诗作红遍马新两地。

1964年，原甸为避开被追捕的命运，选择赴中国。虽然他曾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有过书信往来，但无法为他打通进入中国大学的门槛。

1966年文革声响起，原甸发现不对劲，乃在1966年转入澳门和香港两地，一度成为“沙爹诗人”。这是因为落难的他被迫卖沙爹谋生，直到1984年被允许回国。他曾在《联合晚报》工作，现已退休多年，不时有发表作品，他的探索三部曲《重振、奉献、活祭》写尽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刘再复教授形容他的小说成就不逊于他的诗歌）。

如今屈指算来，这三位文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成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红旗手，而且影响面之宽和年代之久（历时30年），真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也成了左翼统战年代的其中一个标记。

刊登于2019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

安华又再被丑闻所困？

正当公正党频临分裂危机时，突然局势急转直下，安华与阿兹敏竟在党大会前夕来个握手言和。于是身为党署理主席的阿兹敏获得在12月5日举行的党青年团与妇女组代表大会的开幕权。这意味着阿兹敏退一步而换取安华的让步。

本来公正党的代表大会在今届有些打破传统，将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交由副首相旺阿兹莎（党顾问）主持，而妇女组则交由阿兹敏主持。这等于阿兹敏若不服软的话， 他只能选择硬碰，制造党代表大会的“双胞胎”与安华较量。

就在一切似乎爆发时，阿兹敏与安华的会晤扭转了决裂，双方又再回到正常的状态。但不幸的，又发生节外生枝的“指控”。

这一回是同样的故事，但不同的人物。令人惊讶的是，发表法定宣誓书的年轻人是莫哈末尤索夫劳德（在2018年509大选后受聘为安华办公室研究员，但在2019年5月被开除）。他在宣誓书中指责安华在2018年10月2日对他性侵。

这位公开宣誓书的26岁年青人正是已故槟城消费人协会终生主席依里斯（在今年初逝世），其主席职由其弟弟莫希汀接任。因此在亲属关系上，莫希汀是尤索夫劳德的叔公。

莫希汀是一名律师，他早年追随卡森阿末博士（已故），成为人民党的重要领袖之一。后来息影政坛，未想今日是其侄孙卷入丑闻，而矛头指向安华。

莫希汀在12月4日针对此事发表文告说，其家属质疑这宗指控，也认为他被一些政治人物利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有关尤索夫劳德声称在1年多前被性侵的事件，莫希汀说，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其祖父依里斯生前也未听闻此事。

为此莫希汀说：“随着新马来西亚的来临，我以为我们已经离开鸡奸政治，但可悲的是，它却一而再地冒出来。我相信，马来西亚人会拒绝这种龌龊的政治。”

令人费猜疑的是，为何事发一年有余，尤索夫才选择在公正党大会前夕“爆料”？这种巧合自然与政治有关。

同样巧合的是，在半年前发生的阿兹敏“男男性爱视频”也甚嚣尘上。在真相有待查明之前，阿兹敏是清白的（警方已将有关视频交给美国专家鉴定，尚未公布结果）。

当时市面有谣传阿兹敏的疑云事件与安华有关，但又查不到证据。

如今安华再一次碰上相同的棘手案件，也真的需要大费周章来化解。

就历史而言，安华是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指前者犯上不道德的性行为丑闻。此案终于在1999年判决安华有罪。但在2004年大选后，安华上诉得直，获得释放。至于已服刑的日子已不能再追回来。

在2008年大选后，安华又卷入第二次鸡奸案。经过审讯，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入狱5年。因此不得参加加影补选，也与出任雪大臣擦肩而过。

直到2018年大选前，马哈迪加入反对党阵线后，形势大为转变，也就发生变天的大件事。于是马哈迪重作冯妇，安华获得特赦，重返政坛。

讵料正当安华似乎笃定将成为下一任首相时，公正党内的内讧加剧，除了导致安华与阿兹敏失和外，也因政局的转变促使安华和阿兹敏的关系起了变化。

但不论是阿兹敏失掉任相的机会，或安华再一次与相位失之交臂，都与性案牵上关系。就不知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否是“无性不闹”？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这次安华似有必要针对此事采取快速的行动，以还其清白。所以刻不容缓的是安华如何扫除一切乱七八糟的“丑闻”。也唯有这样，安华才能走向人生的高峰。

刊登于2019年12月8日《光华日报》

陈平骨灰引发的争议

真没想到，因一瓮的骨灰引发了政治大辩论，主要是因为这个骨灰是马共领袖陈平的。

针对这个敏感课题，首相马哈迪质问挑起这件事的目的和动机。他说陈平已经逝世（在2013年9月16日），只是他的骨灰回来而已。政府在以前也批准前马共领袖返回马来西亚， 如珊西亚法姬及拉昔迈丁也未引来反对，也许他们是马来人吧！

“我们不否认在战斗中，双方各有死亡与受伤。这样的反对到底是要取悦谁？”

马哈迪又说：“难道要将陈平骨灰捡回再送回泰国吗？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应再追究”。

前全国总警长，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拉欣诺开门见山地说，既然马共早已不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又加上合艾和平协议（1989年签署），陈平骨灰的回国应不成问题。

在30年前，拉欣诺是受马哈迪的委托，向陈平伸出触角，以达成和平。结果在其副手姚光耀的协助下，他们在1987年联系上郭鹤年，安排中共的高层代表与姚光耀在香港会面，尝试通过中共代表向马共转达和解的意愿。最终达成协议，马共武装人员全数放下武器走入社会，且有数百名马共份子回到马来西亚，唯独陈平未见回归（在多年后，陈平通过诉讼，起诉马来西亚政府未遵守合艾和平协议让他回家。当时其中一名律师是著名的人权律师汤米·汤姆斯。他在陈平逝世那年在撰文悼念之余，也吁请马来西亚政府遵照合艾和议，让陈平遗体回到实兆远的出生地，埋在其父母的墓旁。但此呼吁未获回应。

在2018年马来西亚政党轮替后，汤米·汤姆斯已被升任为全国总检察长。

近日针对陈平骨灰回国引发的争议，他这样说：“前朝（国阵）政府重视和议，因此允许前马共领袖（曾任主席）拉昔迈丁和阿都拉西迪返马，但陈平却不行。所以陈平聘请马来西亚律师为他起诉和辩护”。当中两名律师就是汤米·汤姆斯及拉惹阿兹。

汤米指责巫统总秘书安努亚的言论似乎影射他利用总检察长的职权，让陈平回国？

在提醒安奴亚的言论可能有法律问题之际，他也指责安奴亚虚伪的一面。

他说，在巫统当政时，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共产中国，而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游客也是来自共产中国的。

在较早前，巫统总秘书安奴亚慕沙有发出“不违法则不反对”的立场，但事隔一天却态度转硬。他说：“巫统必须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企图复兴陈平的奋斗思想。巫统永远不会认同马共总书记的骨灰带入马来西亚。”

巫统的宣传主任三苏安奴亚则补充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企图复兴陈平的思想，这也是违反国家原则的”。

他要求希盟政府给予交待，因为他担忧共产主义的思维将在这个国家复兴。我们必须杜绝它。

与此同时，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也与巫统一唱一和，形容这种做法是不尊重马来穆斯林所争取到的国家独立。

他更进一步指责陈平引进的共产主义是“外来”的思维。这个人是马克思，他没有宗教信仰（华人也经常被某些极端主义形容为“外来者”）。

此外，哈迪阿旺也质疑为何在9月16日运回陈平骨灰，因为这天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巧合的是，陈平也是在6年前的9月16日逝世，也不算特地挑选大马日。

不过哈迪阿旺则认为马克思是犹太人，等于是穆斯林的敌人。

不论哈迪阿旺所言是否正确，马克思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是来自德国的，后来被世界各国的左翼政党所采纳，但也与西方的右翼政党相对立。

穆斯林社会“脱离”或“疏运”马克思主义起于1965年的印尼流产政变未遂后的反政变，结果右翼抬头，左翼阵线被瓦解，包括印共及党员也惨遭杀害和查封。

自此之后，回教世界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有了不同的立场，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刊登于2019年12月2日《光华日报》

“宫廷政变”帮倒忙？

每到了关键时刻，就会有安华与马哈迪的会面，以消除在市面上甚嚣尘上的各类传言。比如安华在11月21日拜会马哈迪后，希盟分裂的传言就停了下来，但问题并不因之而解决。因为当下的派系斗争已发展成两个派系的正面摊牌，一方面是以阿兹敏为首的“保皇派”，他结合了巫统的大多数议员；尤其是希山慕丁的支持，以保住马哈迪的相位。加入他的“阵营”的还有伊斯兰党及正在观望的其他党派人士。

虽然保皇派显得十分卖力，但也不得不未雨绸缪，主要是阻止和扫除安华接班的机会。且让我们用数据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

按照阿兹敏的算盘，他在公正党内至少获得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另剩35名国会议员则归安华阵营），如果加上22名巫统议员的支持，就有37名国会议员。若再加上当下土团党的27名国会议员，就有64名议员站在阿兹敏这一边。如果伊斯兰党的18名国会议员也支持阿兹敏，则阿兹敏集团就有了82席。

当然这还是离开国会半数有一段距离，因此阿兹敏会努力抓住诚信党的11名国会议员及沙巴民兴党的8名国会议员，以凑成101席。

这之中当然还得依赖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的1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以达到114名，而超过国会的半数（总数222席）。

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计算，也不完全是客观的。

在另一方面，安华领导的“革命派”（改革派）也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有把握结合党内的35名议员外，也希望能得到行动党的42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如果沙巴的民兴党（8席）及砂土著保守党的13席，安华派将有98席，离开掌控国会尚差14席。

毕竟安华在面对党的分裂下，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安华能否拿到行动党、民兴党和土保党的全数支持，也还是个未知数。

这样一来就解开了安华派为何迟迟未敢向阿兹敏开刀的因由，总是担心“投鼠忌器”，这无形中助长了阿兹敏派的气势。他们公然地挑战公青团及妇女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12月5日），也取消砂拉越的州代表大会的举行，理由是砂拉越拥有自主权，因此党也一样不受西马党中央的管治。

这个逻辑好奇怪，一州拥有的自主权怎么可以套在政党身上，更何况公正党源自首都吉隆坡，哪有党中央管不到州政务之事？

既然在党中委内安华仍占上风，阿兹敏只得借补选失败的发难，用外来势力“围堵”安华是他的新战略。

就此课题（阿兹敏约见22名巫统国会议员在其官邸开会之事）马哈迪表示不知情。这也说明了马哈迪认为在此时将事件搞大也非好事，他现在安稳地控制中央政府，又何须找麻烦引进巫统和伊斯兰党的议员支持，岂不是更复杂化“联合政府”的结构？

同样的，安华也算到不是胜利在望，也就借用马哈迪的影响力按下阿兹敏的轻举妄动。虽然安华明知道这一回见马哈迪是一种表态，不是一个决策，但至少也压下了阿兹敏的“宫廷政变”。

在此时此刻，阿兹敏的“宫廷政变”在土团党看来是不必要的，也是小题大做和多余的。他应该想到行动党会倾向安华多过倾向他本身。

马哈迪即使对安华仍有意见，但已时隔20年，也无须再为安华的接班而反悔。丹绒比艾的补选结果足以说明希盟政府已出现危机，若不及时纠正，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为此，马哈迪认为应借此时机改组内阁是必要的，但有三个重要人事是马哈迪不能轻易改变的。其一是安华仍在内阁外；其二是阿兹敏仍会掌控经济大权；其三林冠英的财长也不能轻易改变。这样一来，马哈迪的改组内阁将不会大刀阔斧，只是适度调整，以应付民怨。

既然希盟的模式与国阵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民间也不必期望内阁的大变动。

刊登于2019年11月25日《光华日报》

香港动乱，六四翻版？

香港暴乱已从成千上万群众上街游行演变成人数少，但却是以暴力相向的恶性对峙。有人形容香港已进入“无政府状态”；更有最新的论调指香港已陷入“内乱”。不论是香港媒体或中国媒体乃至西方媒体都无法掌握香港动乱的规律，只能眼看事态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事？

例如任谁也没想到示威者会成功地瘫痪机场而使民航机无法运行，整个行程都被打乱了。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全港的学校，不论大小已经一律提前放长假，整个教育体系也受到致命的破坏。

因此香港连续五个月的示威和动乱也在近日被拿出来与“六四”事件作比较。结果舆论发现有几个相似之处。其一是赵紫阳当年与学生对话后未能解决问题，因拍板的人不是他。而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虽也与民众见面对话，但也未能解决问题，因为不是她拍板的。一般上权力操诸在最高领导层的手上。

其二，“六四”从打倒贪污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似乎与香港“反送中”到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它与六四是有相似之处。

不过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两大事件的不同点，我们还得从“六四”事件说起。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化运动息息相关。

1982年，胡耀邦取代卸职的华国锋成了总书记。胡耀邦在当政期间，平反许多冤案，也广开言路。后来被党内保守派批评让自由化泛滥，而使国家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也是在这期间，中国掀起新一波的学潮。1986年12月5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3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程序不当，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继之在其他大学也起而响应，总共有26间大学卷入学潮。

由于学生进而要求“自由民主”，也就被邓小平训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到了1987年正月16日，中共对高层作了调整，由总理赵紫阳顶上取代卸职的胡耀邦。

在1月19日，安徽省委开除方励之的党籍和1月25日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后，事件逐渐平静下来。但预想不到的是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溘然去世，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先是学生举行悼念活动，接着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冲击中共政府。

追悼会也不断扩大，陆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喊出的口号包括“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4月22日，官方追悼胡耀邦逝世的告别会举行后，学生及各界人士并未散去，而是喊出的口号越多，包括“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共产党”和“打倒独裁专制”等。

虽然赵紫阳按原定行程在4月23日官访朝鲜，但学潮越演越烈。

4月26日，在邓小平拍板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就是说，官方已定性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及各地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是有政治阴谋的，企图打倒中共政府。

赵紫阳在回国后，形势更加严峻，但他在5月4日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集会上，依然对学生的示威有所同情。他更在5月19日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会见学生，要求他们结束绝食和解散。学生则抗议“四二六社论”不取消“动乱”字眼，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李鹏签发了戒严会，6月4日天安门被清场。此时赵紫阳已在政治局中失势。他也在19日后不再在公众场面露面，直到2005年逝世，仍未获平反。

就中国官方的立场，“六四”事件是反共反党的，不能“平反”。相对而言，香港的所谓民主人士接过这一棒子，每年都悼念“六四”事件，也从未忘记要求中共平反。

香港的民主派就此借助“六四”事件提醒港人要坚持他们原来的“非共”、“排共”乃至“反共”的心态。同时坚持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之中的香港是与大陆是不同的，它完全是高度自治的，不受中共的政治干预。

这样的思潮结果变成港人的高度敏感，但凡有任何变动，或被认为影响到约束香港人的自由的措施一概加以反对。从反对23条国安法（2003年）到“反送中”（2019年）大游行，在在反映了港民不接受大陆实施的法制，自然把怨气发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身上。

今天香港的所有大学、中学及小学都已宣布休假，暴露事态的严重性。即便“反送中”和“六四”事件有不同的流程，但彼此之间也有其共同性，都是带有倾向西方思想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挑战中共的底线。可是在中共看来，它有其本身的体制，也未强加在港人身上，只是不能接受香港成为“罪犯”天堂，不受引渡和惩罚；也不能苟同香港人的特权是包括不必服膺于国家的法律和国家的安全措施。

如今香港的“反送中”已沦为暴乱的场所，严重地影响旅游业和外来投资，长此下去，香港也就比日治时代的“沦陷”更悲惨了。

什么时候，香港再回到晴朗的天空和令人称羡的“东方之珠”？也惟有香港人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19年11月18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