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恩仇录八

 林连玉vs.梁宇皋

本期要讲的人物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年轻的一代人的印象可能比较模糊，甚至也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不过，凡是华人或说热爱华文教育的人，不可能也不可以对他们的事迹一无所知。因此重挑起六十年代的口诛笔伐，却是很有意义的。

这之中也引出一些花边新闻，也让人啧啧称奇。

林连玉

第一位主人翁是被誉为华教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终年84岁。“华教斗士”这个封号是华社所推荐的。直到今天已是一甲子（60年），人们还是这样赞美他的伟大精神。他之所以被封为华教斗士是因为60年代他“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保住华校的根基不被连根拔起。所以被华社形容为华教第一人。

这位教书先生出生于1901年的福建永春。1919年入集美学校师范部念书。1925年因时局动乱，林连玉来到马来亚任教职，旋后转到印尼爪哇教书。

1931年他又回到马来亚执教鞭，而在1935年进入尊孔学校服务。日治时期（1942-1945）只得在巴生饲猪为生。战后又复出主持尊孔复校工作。

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成立。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也推动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

1954年正式被推举为教总主席，向英殖民政府推出的教育白皮书作抗争，并要求列华语华文为国家的官方语文之一，但不得要领。

1955年，马来亚举行独立前的普选，以朝向自治邦。此时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1954年成立）接见林连玉代表团，前者承诺一旦胜选，联盟将检查英政府留下的教育政策。

在大选前夕，林连玉也是迫于无奈将教总带进政治，期望通过政治力量来改变华教的命运。

这一重要的会议是在马六甲陈祯禄的住家举行，东姑希望华社支持联盟取得大胜而组成自治邦政府，这样他就可以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来拟定一部新的教育政策。

1955年1月，林连玉率领董教总代表团和联盟代表团，在马六甲举行会谈，洽谈有关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和民族教育权益的课题

果然联盟在狂胜下，东姑（首相）于1956年成立拉萨教育检讨委员会，以教长拉萨为主席，成员中有林苍祐等。这份报告书在1956年出笼。它除了确定华校可以接受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外，也保证母语教育得以在各源流中学推行。

这之中有一条最后目标是准备将来在全国的学校实施的。在华社及林连玉反对下，有关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条文未被列入报告书。当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也同样未改变原有的精神。

1954年，在林连玉的推动下成立董总，且在同年与马华合组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和教总）。

1958年3月27日，在陈祯禄的安排下，三大机构遏见东姑。左起沈慕羽、吴志渊、林连玉、陈济谋及温典光

1956年时，槟城钟灵中学静悄悄地与教育部达成协议，接受津贴而成为全马第一间被改制的华文中学。此时拉萨教育报告书尚未生效，但钟灵可依据殖民地时的教育法令申请津贴。

在风声走漏后，钟灵学生群起反对，罢课与游行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56年11月23日，学生运动在槟城钟灵中学爆发，抗议钟中接受津贴改成国民型学校，数以百计聚集在锺灵中学礼堂内的学生被呛辣的烟雾侵袭，纷纷掩面往外逃

正因为钟灵开了缺口，在翌年（1957年）其它华文中学也起而响应和支援钟灵学生。

这一场出其不意的运动也很快波及全马的华文中学，因而在1957年的11月14日的学潮成了华校抗争的第一个巨响。

在那年，除了钟灵之外，尚有芙蓉的振华中学也接受改制。

此时刚独立的马来亚正酝酿如何再次改变教育政策，以抑制华校生的进一步斗争。

1960年，政府成立了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其中有三名华人代表，他们是梁宇皋、王保尼与许金龙（林苍祐已在1960年辞马华总会长职，并在1961年退出马华，因此他已不代表马华参与任何运动）。

正是在1960年，政府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教的命运。所有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小学都要改制成国民型小学。所谓国民型即是政府并没有改变各源流的原有教学媒介语，但所有师资及学生概由教育部分配，并由政府发出薪水。

同时，所有华文小学必须在1962年之前提供独立的校舍办学，不能如同过去的“寄人篱下”，或在会馆或社团上课。

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要在1962年之前决定要成为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前者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学，后者尚可自由教学，但要遵守教育条例）。

在这方面，反对最激烈的是教总主席林连玉。他除了大骂钟灵校长汪永年出卖华教之外，也把气全发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提到的另一个主角梁宇皋。他与林连玉的骂战几乎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是因教育问题而起争执，但后来也因教育走完一生。

梁宇皋

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他是在江沙出生的，可以被称为峇峇。年幼时在广州受教育。13岁时回马来亚，进入槟城的圣芳济学校念书。1908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前往伦敦大学深造。1912年考获法学士，在1914年又考获理学士。直到1921年在英国考获律师执照，回到马来亚执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应是响应陈璧君的鼓励）。在1932年，梁宇皋前往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及云南省富海县的县官，兼任富田省立银行富海县分行经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宇皋出任中国部队的联络官，官衔为少将，职务也是驻缅英军的情报官。他后来因涉嫌为日军进行谍报工作而遭中国当局拘捕。一共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为自己洗脱罪名而再被委为英军及美军驻缅的联络官。

战后，梁宇皋曾访问美国短时间，但在1946年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

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梁宇皋在中国究竟在做什么？

当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是为“九一八”事变。翌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前者出任军事委员长，后者则出任行政院长。

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恢复权力的汪精卫也因其夫人陈璧君的关系，同意将梁宇皋调到中国任职。梁宇皋与陈璧君原已定终身，他们是表兄妹。

陈璧君（1891-1959）原名冰如，乳名环。其父陈耕基是当地的一名商人，住在槟城牛干冬，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也是爱热闹的女人，常与其女在一起。

由于汪精卫为孙中山的革命四处奔波，而在1907年来到槟城宣传革命。当中有一位少女（因长得胖，人称“肥环”，而实际上她也不是美少女）却偏偏对精卫情有独钟。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自然对他一见倾心，经常打听汪精卫在哪里演讲，而她从不缺场。也因为这样，她加入了同盟会。巧合的是，梁宇皋基本上与她是同一时期加入同盟会，如果不是受陈璧君的影响，那就是他有革命之情，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就是此时，汪精卫主持的《中兴日报》面对经济短缺，也就得到陈璧君的慷慨解囊。

不过陈璧君已有婚约，其未婚夫就是梁宇皋。于是在陈的坚持下，她与梁解除婚约。在后者答应下，除铭感五中外，她也在后来在中国得意时，不忘把表哥梁宇皋接到中国当官。

另一方面，汪精卫也是被兄长订了婚事，其未婚妻是刘氏，但常年在外漂泊的汪便向兄长提议与刘氏解除婚约。于是汪陈两人又恢复自由身（在槟城时，汪住在南天酒店，与陈璧君的家不过是一遥之隔）。

1909年时，汪精卫回到日本，陈璧君也到日本留学。

1910年，汪精卫萌起刺杀摄政王戴沣的念头，结果失败。汪被判无期徒刑，陈则不离不弃，想方设法解救汪精卫。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倒台，汪精卫获得释放，乃在1912年在广州与陈璧君完婚。

婚后夫妇去了法国，翌年又回到中国，致力巩固中华民国政府。

陈璧君在一个时期也拥有控制广东地盘的势力，因此把梁宇皋调来成为帮手，也不失为好办法。

1939年，汪精卫叛变，投向日军，建立汪伪政权。但在1944年因汪的逝世而消失，留下一生的骂名。

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事：已故林苍祐曾经对我说，他在1944年从英国直飞重庆是应梁宇皋的邀请，那时梁好像是教育司长，与林随行的还有另外三人。在重庆安顿后，林苍祐也成了陈诚（总参谋长，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医官。1947年回到槟城。

梁宇皋则是在1946年离开中国，因此林连玉所说的梁与汪有亲戚关系，大概指的是梁与陈属于表哥与表妹的关系。

回到怡保后，梁宇皋于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为立法议员，并在隔年（1949年）参加组建马华公会。

他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后，他被委任为上议员，出任司法部长。但这个时期，林苍祐已不在马华公会，马华进入了陈修信的时代。原本有意要争夺总会长的梁宇皋却因被林连玉骂得狗血淋头，而失去问鼎马华总会长的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林连玉与梁宇皋的骂战导因于达立教育报告书，他曾责备马华公会派出的三人，另两位是王保尼和许金龙，他们根本不是搞教育的，却弄出一本“克华”的报告书。

因为除了学制及媒介语改变外，连董事会也改组，政府只承认国民型的中小学只能有15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他多出来的成员则不在官方的名单内。

根据当时的实况，马来西亚共有71间华文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制，仅剩16间保持独立中学。这意味着林连玉的斗争只取得1/3的成功，有2/3的中学随改制而去。

林连玉对这份报告书大为不满，也极力反对，认为华教地位不保，却偏偏遇上梁宇皋为报告书大作辩护。

因为两人的骂战不断升级，林连玉形容梁宇皋为民族败类；而梁宇皋则反讽林连玉为牛油和面包而大事攻击政府。

1959年，因林苍祐的离去及董教总与马华公会闹翻，所谓三大机构组织也进入冬眠状态。

另一方面，改制的中学后来也由55间增加到目前的81间，独立中学虽有分校之设，也不等于数目的增加。当下独中共有60间，理应受到保护。

梁宇皋也为政府的政策做出辩护，他指出国家有两大危机，其一是赤色的暴力革命及颠覆活动；其二是民族间的破裂与冲突。

在1961年，林连玉应邀到南洋大学演讲，他单刀直入地指责达立报告书一旦实施，华教未来不保。

因为林连玉的讲话是直接地反驳，就有了下句的名言，他说：“语文是人类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地的（belongs to man, not to land）。现在那些要排斥华文华语的人弄错了，以为语文是属于地而不是人。”

另外，林连玉的名言是掷地有声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但也因为他的不屈服和不妥协的立场，终于在1961年8月14日被吊销教师准证及8月19日被褫夺公民权。

1961年8月12日，内政部发文通知林连玉要褫夺他的公民权

这场长命官司最后打到伦敦的枢密院。结果是林连玉败下阵来。

但林连玉在被褫夺公民权后留下血与泪的告白书（1961年12月7日）：

“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时至今日，不是我不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我要与教育界同仁互勉，所贵乎读圣贤书的，便是树立风标，砥砺气节，维护真理，发扬正义。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

刊登于2020年10月31日、11月7日及11月14日《新生活报》

别了，马智礼

出道未及两年的马智礼终于在首相马哈迪的劝喻下辞卸教育部长职。此项消息来得快，但也在预料和情理之中。因为在2018年5月21日上任以来，他的正面形象在不久后就变成负面的人物。

起先，媒体介绍这位学有专才的博士时，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认为马哈迪选了一位有华裔血统的人当教长，也许将会为教育开拓一个新局面。

当时在记者会上他侃侃而谈，也透露其母亲是客家人。这都为新教长在华社中加分；尤其是他也“秀一秀”一点点的华语。

当然教长这个职位只看人才而不看种族是所有人的期望；尤其在过去这个职位是升上首相的必经之路。

例如敦拉萨曾任教育部长，后来成了副首相。在1970年取代退休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则是在敦拉萨任相时，被委为教育部长（1970年）。随后被敦拉萨委为副首相，而在1976年接班。

马哈迪是个传奇人物，他在1974年被委为教育部长，结果被倚重而在1976年起担任副揆，直到1981年成为第四任首相。

同样的，慕沙希淡、安华、阿都拉和纳吉及慕尤丁也曾担任教育部长，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前两者位及副相；后两者则先后拜相；慕尤丁则是坐亚望冠。

由此可见，教育部长是个重职，也是通往相府的大道。可惜在这些大人物之后的教长，却无法再攀高峰，马智礼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马智礼在不久后却成为争议性人物？

就在上任两个月后，马智礼突然宣布：从明年开始（2019年），所有学生被允许穿黑鞋上学。他的意思是说，穿黑鞋黑袜子比较耐穿，也可减少洗刷鞋袜的时间。后来他又澄清还可以穿白鞋。

当马智礼的“黑鞋论”出街后，顿时成为教育界的大笑话，许多人弄不明白教长怎么管起校鞋来？

巫统的莫哈末哈山（署理主席）调侃说：“教长是通过脚来改变国家教育政策，而不是头脑。”

林吉祥在为马智礼说话时，也承认公众形象被摧毁的马智礼被视为只对琐碎问题和改变门面感兴趣，并且无法解决更严肃的教育改革问题。反对党的讽刺是故意忽略教长花大多数时间谈改革教育，而只花30秒来提及换校鞋的事，却被有心人本末倒置。

抑有进者，马智礼在2019年5月的时候，又发表引发争议的言论。他说内阁决定维持大学预科班的90%学额给土著，但学额也相应提高，从2万5千个学额增加到4万个。虽然非土著的入学人数也会增加，但将比例维持在90%对10%是被认为有种族歧视和不合理的。

结果争议出现了要革马智礼职的声音，也有支持他的声音。

此外，针对教育部在2013年提出的教育大蓝图也成为争论的课题。有人形容“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2013-2025）有其缺陷和仍有单元教育思维的灌输，同时对提升教育和语文程度做得不够。

可是在未得到检讨的同时，我们又面临PISA考试成绩的低落。

所谓PISA即指“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成立于1997年，主要目的是测试和比较世界各地的教育程度。这项考试是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DECD）主办，是对全世界15岁的学生进行测试，分有阅读、数学及科学三大类。从2000年开始，每3年举行一次，可以被称为当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的项目之一。

举例来说，2018年的测试有79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名学生参加，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所有类别中独占鳌头。这是中国在2015年跌至第10位后又扳回领先的位置。

在“阅读”、“数学”及“科学”三科方面，荣居第二名的是新加坡、第三名是澳门、第四名是香港。

马来西亚虽不是叨陪末座，倒是表现差强人意。比如在阅读方面，居于56位，比泰国、印尼及菲律宾好一些。

在数学方面，马来西亚居47位，也只是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至于科学方面，马来西亚位列48名，也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但在2012年时，马来西亚的排名则在泰国之后，分别居52位、53位及59位（总数是65）。

还有对于“统考”的争论也是希盟自身的问题。是希盟在竞选时提出要承认“统考”的，但上台执政后却要“研究又研究”，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再者，小学四年级起要学习爪夷文之争论，也一直未有定案。是否马智礼下台后此风波会告一段落还是会“照跑”？这些个问题还是留给新任的教育部长来处理和决定了。

无论如何，马智礼在纷纷攘攘中公开挂冠而去，也不失为体面的下台。

刊登于2020年1月6日《光华日报》

教育法令与华文教育

华团针对教育课题进行讨论也非新鲜事，但这一回为避免引发争议，有关的大会（原定于12月28日举行）也就在禁令下取消。不过有些历史事件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例如在1955年，马来亚行将举行朝向自治邦的选举，有鉴于形势紧迫，教总主席林连玉等人赶赴马六甲与东姑及陈祯禄会晤，要求联盟承诺保障华校，以换取华社对联盟（1954年成立）的支持。东姑也即席承诺，只要联盟大捷，必然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以使华社安心。结果得偿心愿，联盟自治政府于1956年推出拉萨教育报告书。当林连玉争取删掉最终目标（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成功后，也算是遂了华社心愿。

可是在1955年杪的华玲和谈（东姑与马共和谈）失败后，华人社会又通过华团要求争取更大的权利却阻力重重，一方面是东姑率领联盟代表团（包括马华的陈东海在内）于1956年赴英国谈判独立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以刘伯承和白成根（吡叻矿家）为首的华团也选出代表团要飞往英国争取参加谈判。团员中原本也选出林连玉为代表，但他自行取消。据说是受林苍祐（1954年已加入马华）之劝，打消此念头。个中内情不得而知。

据称，以刘伯承为首的华团代表有草拟一份备忘录准备呈给英政府，但后来不获召见，只得委托陈东海带给英方。讵料陈东海竟说忘记提呈。到底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团的诸多诉求都未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列在宪法或附加在备忘录中。

由此可见，即使华团另有行动，也无法超越政党的控制，更何况当年马华代表华人的形象比较深入人心。

到了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他召开了三大机构会议（即马华公会、董总及教总），各派出有份量的代表。这是林苍祐在夺权成功后召开的一项历史性会议，但他的努力却功亏一篑，因为代表马华改革派的林苍祐向东姑提出的诉求被认为是“太过份”，不被接受。

当年林苍祐代表马华呈密函予东姑，要求分派马华至少1/3的国会议席，或40席左右（国会共有104席）。由于机密外泄，成为报章的大新闻，也就引发东姑与林苍祐的骂战，后来陈祯禄与陈修信也加入讨伐林苍祐。

在陈祯禄挺陈修信下，一批元老靠向陈祯禄，而孤立了林苍祐。

因为东姑已找到陈修信足以取代林苍祐的势力，也就不把林苍祐放在眼里。就这样，马华第一次大分裂所造成的后遗症，直到今天陈修信仍然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因为三大机构未能为华教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也就在60年代纷纷改组成国民型华小及国民型中学，华校的完整性被改变了。

林苍祐走了以后，马华与华团的关系转淡，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也与董教总合不来。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前，陈修信发现不对劲，乃通过许启谟（前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李光耀的死对头）调解马华与华团的紧张关系。最主要的是许启谟（马华的副总会长，后来升任署理总会长）邀来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协助马华草拟一间学院，以抗衡董教总倡议的“独立大学”。在讨论后，取名为拉曼学院的学府成立了。

拉曼学院也为马华取得喘息的机会。在陈修信退休后（1974年），接位的李三春还是无法与董教总搞好关系；尤其是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率华校精英参加民政党，气到李三春和林吉祥大跳，指责林晃升“典当”了华教。

1983年李三春突然出走，马华又陷入内部大斗争，直到1985年才停止内斗。

1987年时，突又发生教部派不谙华文的老师到华校担任行政高职，引起了轩然风波。在董教总及华基政党举行大会，抗议政府不公之际，马哈迪开展了“茅草行动”，大举逮捕百余人，也查封三家报馆。

虽然政府较后作出某些妥协，调回不谙华文的行政人员，但一些政党元老及华教斗士也付出代价（坐牢），天后宫的心酸事件仍历历在目。

后来，政府对教育采取多元开放，多少缓和了华社的情绪。就不知道为什么在2019年及2020年的大件事竟是教导爪夷文的风波。

严格来说，董教总要抗议的是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利，动用教育法令让所有国民型中小学的董事会不必注册。在没有注册下，就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法人地位，又如何起诉政府呢？

其实当1957年教育法令（根据拉萨教育报告书）生效后，华校的法定地位已大改变。如今所要争取的是“恢复”董事会主权，学校不能本末倒置交给家协负责，毕竟董事会才是正统的产儿，是华校的带路人，不是“私生子”。

再者，爪夷文应不应该在小学四年级教导是一目了然的。当学生的心智没有成熟时（只有10岁），认识这些“艺术”又是为了什么？

如今华校生已要学习三种语文，若再加爪夷文，说是“无关紧要”，非考试科。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小学生所难呢？

正如我们要问：为何吉兰丹的男公务员在周四一定要戴宋谷上班？这是什么道理？有劳伊党和州政府作出回应。华教本来就是政治的产儿。谁说教育与政治无关？说这话的人不是言不由衷，就是误人误己！

刊登于2019年12月30日《光华日报》

“爪夷书法”谁说了算？

看来很多人都没有深入了解教育法令的明文规定，因而对教育部针对在小学四年级起教授认识爪夷文书法的权利交给家协作决定，而不是董事会表示抗议。

当董事会疾呼教育部勿剥夺董事会的权力时，教育部仍然没有作出改变，甚至有人形容这是教育部踩董事会的底线，可能在不久后会影响董总的“权威”和地位。

现在事情的变化越来越明朗，其一，教育部并没有取消交给家协的权力，但作出一些的调整，由家教协会将发问卷给家长，在两周内作出决定，而且要以书面记录签名证实后，由校长向教育局作出报告。

教育部是根据简单的多数票来决定“是”和“否”，即如果51%的家长反对，就不教爪夷书法。

其二，问题是，教育部是根据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的人数作标准，还是只根据发出的表格数量作标准？

在没有表明怎样才算51%时，就等于说会以家长总人数作标准。因此若是家长不热心回应或担心签名和署名留底在教育部而选择保持沉默，那家协去哪里找51%的家长反对呢？况且现在已是假期，是否校长已被教局告知需公平发函给每位家长？若是没有，又在何时发呢？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校方没有派发问卷表格给家长，那将被视为同意推行爪夷文教学。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其四，由于有一些华小，其学生人数已是非华裔占多数，一般上会通过学习爪夷文书法，这个问题也是华总主席吴添泉所提的。他担心会因不同的意见导致有关学校失去和谐和加深矛盾，不利国民团结。因此要求当局重新检讨有关措施。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来探讨为何教育部坚持己见？只肯退让给家长表示意见而不将权力交给董事会呢？

根据1957年，1961年乃至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一旦有关学校（小学及中学）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学校后，董事会地位便进行改变。不论是中学或小学，只要接受政府津贴，就被列为国民型学校。所谓的国民型学校只能有一个受承认的董事会/学监会，而不会承认赞助人自行成立的董事会（独立中学除外）。换句话说，教育法令下的董事会只能有15位成员（即赞助人3名、信托人（土地）3名、家长3名、校友3名及官委3名）。在职位上，由家长中选1人出任董事长和另一名财政，秘书一职归校长兼任，其他列为董事而已。这之中没有所谓署理董事长、副董事长、总务、监学及调查等职位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1962年后，所有的华小都归为国民型小学。而所有改制华文中学也变成国民型中学。因此其董事会是无需也不可以向社团注册局或商业注册局进行注册的，因为在教育法令中已言明董事会归教育部总管。凡是人事变更都得由校长上报批准。同时所有要担任董事的，一概要上呈教育局后才提呈警方调查有无犯罪纪录，才准担任董事。在这样的组织下，董事会归到教育部管辖。

既然董事会没有注册，也就没有法人地位，董事长更不是政府眼中的法人代表。

这就是为什么董事会失去“决策”的权力，因为他没有法定地位，所以由全国各华校组成的董联会就会逐步被削减权力；这与教师成为公务员后教总组织已不具林连玉年代的权威。因为教师既是公务员，就不可对外发言，也不适当担任教总主席（王超群任职多年是因为他已是退休校长，不再是公务员了）。

同样的，家教协会也是在教育法令下的产物，由家长及老师共同组成，分成7对8，家长多1位，但校长又是当然顾问，变成8对8。由于这个组织没有法人地位。只有教育部授权下才有行使的权力，但权力不在家协手上，所协只是扮演邮差的角色，发函给家长等回应。

不论有没有回应，要收集到51%家长的反对（以家长总人数为标准）确实不容易。反之如果没回应就等于默许。

说来说去，今天的董事会也好，家教协会也好，除了独中的董事会和家协有较大的权力外，其他类型的董事会或家协都不具法定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改制以来，学校的官司都是由律政司出面，因为教育部才是真正的老板。难怪教长马智礼说：“我才是拍板的人”。

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希盟的4个政党分别表态，以决定是否要推行爪夷文书法，他们会吗？

刊登于2019年12月16日《光华日报》

消除华小逆天道

于10月6日在莎亚南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有一条议决案是针对华淡小学的。它说“落实单源流学校，逐步推行宏愿学校，并以国语作为教学语。”

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大学代表努鲁法丁补充说，废除华淡小是为了团结这个国家的各个族群。因此她希望在2026年时完全废除华小和淡小，以强化国立学校。因为母语学校无法团结人民。

她也倡议推广爪夷文的使用，同时把其教学放在国文科目内。

虽然这是老课题，但却是新战略，且指定时间消除“方言学校”。在这方面，相信政府碍于各方阻力将不会执行这一议决案，但却会加强马来民族的驱动力，以便有机会落实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最后目标”，即实现国语作为国家教育的媒介语，后来经董教总及华社反对后，政府将“最后目标”暂时取消，总算平息了风波。

其实华文教育从殖民地时代起就面对诸多的阻力和挑战。当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面在海内外形成波澜壮阔的大潮流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校就如“雨后春笋”在马新各地开办。而英政府为了防范于未然，在1920年推出学校注册法令，规定超过10名学生的学校必须向当局注册。

这之中有一个疑点，当年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在1921年成立），马共也不见踪影（1930年成立），为何英国急切抛出学校注册及华文报章登记法呢？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1918），世界兴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也不例外。其中最出名的吴钝民（永春人，此后大批永春人移民马来亚，与他有关）以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身份在1917年进入马来亚，并在翌年在吉隆坡合办《益群报》（后改《益群日报》）当主编。这位具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报人在其报纸大事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且倡议社会革命推翻旧阶级；更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号召抵制日货，终于在当年被捕，另外5人也同时入狱，其中一人是尊孔校长宋木林，在同年11月全被遣返中国，史称“六君子事件”。

由于吴钝民是激进分子，为后来的革命文学（1926年起）起了催化作用，因而他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威胁到英殖民统治，也就先下手为强对华校和华文报进行控制。然而在“上有政策”及“下有对策”下，华文学校还是遍地开花，风雨无阻地形成华人社会团结的核心。

尽管在日本南侵时（1941-1945），马共在1943年起与英军有过合作抗日，但在日本投降（1945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又与马共翻脸，且在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马共也被列为非法组织。

自此之后，英国对华校的钳制是全面性的，既逮捕大批教师和学生遣送回中国，也将华校和政治挂钩，视华校是左翼分子诞生的温床。例如1950年华中和南侨女中被指校内有马共传单，决定查封学校；后在华社压力后，才解除禁令。但英殖民政府也眼看出炉各项法令，意图消灭“方言学校”。如根据1955年教育法令将钟灵中学进行改制（1956年）而爆发了罢课运动，打响了华教危机的第一声。

即便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也没有阻止其他华中接受津贴，转成英国语作为教学媒介。

来到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及成为1961年的教育法令后，就十分明确地规定所有华小必须在1962年转成津贴学校，改称国民型华文小学，但保留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换言之，华文小学的特征未有改变，只是师资、生源及教材全归政府负责，包括教师薪水等。

本来华文小学的生源也是与英小平享的，大致是各有一半。但在1975年后因英小也全改成国民学校，激发了华裔家长（包括多数受英文教育者）将子女纷纷送入华校，理由是华小保留三语教学。直到今天，几乎有超过95%的华人家长将子女送进华小受教育，这也印证了华小的多语教学是受到肯定的。

在较后一项“沉默的转变”也在华小发生。根据官方统计，在50余万名华小生中，有14%的非华裔学生入读，几乎有8万余人。假以时日，必会增加更多友族生入读。也因为华小的三语教学的成功，已成为今日非华裔家长选择的学校之一，消灭华小是逆天道而行。

以此比较，单语教育的宏愿学校之所以未能在80年代如同华小普受欢迎，就是它侧重在单元教育。因此任何的限制华小的发展，甚至消灭华小的举措都是不得人心的。今天的华小已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教育的典范，可以被列为多元文化的表率。就不知道为何马来人尊严大会会这么歧视国语之外的语文？这种狭隘的种族主义偏执思想，只会让我国的教育开倒车，既不利国家发展，也非团结之道。不如让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跟随时代的转变而调整，岂不是最好的方案？

刊登于2019年10月14日《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在论及崛起中的国际学校之前，了解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是必要的。当下马来西亚共有3千2百万人口左右，其中有600万名在各级学校攻读。计分：幼稚园20万人、小学生268万人、中学生218万人及大专生100万人，共占人口的19%。

在分类下：（一）马来西亚共7772间小学，其中华小1297间，学生人数54万名；淡米尔小学524间，学生人数8300人。余者是国民小学、宗教学校及特殊学校等。

不过华小有40%即500余间是属微型小学，每间人数不足150人，但华小已有18%属非华人学生，有8万余人。因此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华人学校。

（二）马来西亚共有2408间中学，其中国民型中学占81间，独立中学占60间。国民型中学有学生2万2千名左右；独中有学生8万名。因此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的学生加起来共有学生约10万人。

（三）马来西亚共有大专院校498间，其中国立大学20间、私立大学29间、私立大学学院10间、外国大学分校11间及私立学院395间和工艺学院33间。

在100万名的大专生中，有20万名左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包括马来亚大学及槟城理科大学。在招收外国生方面，马来西亚有其独特的多元教育体系吸引外国学生。

（四）马来西亚另类的特殊学校就是国际学校。顾名思义，所谓的国际学校是以西方教育体系为主的学校，可以收容外国生。

原本在2006年前，政府规定国际学校主要是招收外国生，只允准收10%的本地生。但在2006年后，政府开放限制，可以收取本地生至40%。

到了2012年，政府又再放宽条件，允许国际学校收容100%的本地生。这样一来，刺激国际学校的数目不断上升：2010年—73间；2011年—66间；2012年—79间；2013年—94间；2014年—100间；2015年—113间；2016年—116间；2017年—132间；2018年—150间；2019年—155间。

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国际学校的数目翻倍成长，学生人数也在增加中。

根据国际学校咨询机构（ISC）的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是东南亚10个国家中拥有最多国际学校学生的国家，学生人数比排在第2和第3的泰国和新加坡多了逾万人。分析如下：马来西亚有71589名学生、泰国有64928名学生及新加坡有63789名学生。即便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的学生已达7万名，但在比例上仍是很小的，比如马来西亚有5百万人就读中小学，而国际学校的学生只占0.015%。若是拆开小学和中学，则国际学校的学生只分别占有不到1%及不到4%，数目微不足道。还有，如果与独中生相比，国际学校的学生数目还是少了1万名。从整体来看，国际学校的学生对华小和独中乃至国民型中学均不构成威胁。

再者，国际学校的学费也远比独中为高，例如有些名校的1年学费高达5万至10万令吉，也有较低廉的1年收2至3万令吉的学费。因此在许多人眼中，国际学校是贵族学校，即使是中产阶级人士也望门兴叹。

另一方面，比较具规模和大型的独中这些年来的学费已有所调高，但1年的学费也在8千至1万令吉之间，学生人数则在2千至4千名左右，相比之下，学费还是比国际学校少1倍有余。因此有人建议，国际学校应调低学费来符合中产阶级的收入，最好能够与著名独中的收费相差不远。

对此我们也注意到家长有此强烈要求，而我们办教育并非旨在牟利，也需要在特定的时期作出补贴或较大幅度的调低学费。

举例来说，我们共拥有30余名教职员，展示了一流的阵容和大众化的收费，但仍然确保提供的是名副其实的素质教育。

无可否认的，当下很多人都希望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多元教育，除了以英文为主外，也能以华文作为第二国际语文教学。当然马来语的学习是免不了的。这样一来，在国际学校受教育的学生在将来就能乘直通车通向西方大学的当儿，也能走进东方的大学。毕竟当下热门的IGCSE（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普通证书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所创立的，作为参加A-Level国际预科课程之前的基础教育，已被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所承认。

因此调整国际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并降低学费已是未来的大趋势，即便学生可能会有些增加，但幅度也不会很大，毕竟国际学校采取小班制，收生人数在数百名之内，不会对独中构成威胁。例如70年代英小改成国小后，华小生激增，因为家长希望下一代能通晓多语。同样的，当下国际学校的转变也是必然的，正如独中这些年的自我调整和改变，就是要与时俱进，国际学校的未来前景又何尝不是需要在变化中求生存？

（本文作者也是槟城华夏国际学校副董事长）

刊登于2019年9月30日《光华日报》

董教总地位再下降？

当学习爪夷文书法的课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教育部在8月14日发表文告指出，教育部将根据内阁于上周作出的决定来推行爪夷文书法的学习，而在今天内阁除再次重申其立场外，也针对华印小学的学习爪夷文的权力交给家教协会决定。换句话说，凡国民小学必须学习爪夷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鉴于华小和印小发出反对的声音，也就权充折衷一下由家协来定夺。

表面上看来，这并没有大不了的事。深入探讨之下，就发现这似乎改变教育主导权的时候了。

有关故事要拉到50年代说起。

当林连玉在1951年取得公民权后，他就在同年组织教师总会（教总），后来担任主席。

1954年，林连玉又推动董事联合会的成立，以便与教总合作壮大力量。也是在这一年，林连玉连同马华公会成立三机构，计有马华、董总和教总组成，附属在马华公会内（因未自行注册）。

有鉴于马来亚自治普选行将到来，而华教地位又不稳定，备受1954年的教育白皮书之干扰。这份白皮书主张以英文教育为主，逐渐消除方言学校（即华校和印校）。因形势所逼，林连玉在1955年普选前邀约联盟主席东姑及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等人在马六甲商议华教课题。结果在交换条件下，董教总同意支持联盟组成自治邦，而换取联盟政府拟定一份受各族接受的教育报告书。

就这样，当联盟胜利后，身为联合邦首席部长的东姑阿都拉曼就在1956年委任教育部长敦拉萨领导一个教育检讨委员会，提出一份新的教育报告书。

当这份被称为《拉萨教育报告书》发表后，并未引发大争议，但其中一段言明最后目标是要推行以马来文为主的单一国民教育不被华社所接受，政府就将之删掉（或束之高阁）。

这似乎标明华校“危机”已告解决，林连玉也松了口气。讵料在1956年时，槟城钟灵中学首开先河，与殖民地官员达成密约，接受政府的津贴，成为首间政府津贴学校。随后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昔加末中学也接受津贴。

这意味着钟灵依据原有的法令进行改制，结果引发学潮。自此之后，钟灵的汪永年及马华的梁宇皋因支持和推动华校改革，成为林连玉眼中的“民族罪人”。

虽然1957年独立时，拉萨报告书已转成1957年的教育法令，但华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尚算不错。可是到了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时，就不再“含糊”了，而是明确规定华印校要么改制成津贴学校，成为国民型中学；要么保持原状，成立独立中学。

与此同时，政府也规定所有的华印小一律转成国民型小学，但媒介语保持原状。

根据政府规定，当1961年达立教育报告书转成教育法令时，华文中学至迟在1962年前就要作出选择。结果有55间华中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只有16间保持独立中学。这与林连玉强力要求华社不接受津贴有了差距。也因为林连玉的斗争，他在1961年付出了代价，先后被褫夺公民权和撤销教师证。虽然经过上诉，却在1964年在枢密院败下阵来。

其实，1957年的教育法令已作了很大的变动，即学校接受津贴后，得依章调整董事会。也因之一个大转变也静悄悄地来到所有的华校。

有关条例可以引用到改制中小学的身上。最重要的改变是学校一旦成为国民型中学，其师资、学生及课程全由教育部负责，而所谓的董事会/学监会都要随之改变。原有的注册董事会（或社团或公司）不再具有法人的地位。在教育法令下，董事会只有15人组成，即赞助人3名、官委3名、校友3名、家长3名及信托人（信理员）3名，一共15人。校长不属董事，但却是指定的秘书。这个董事会只选出主席及财政各1名（其他职位是董事会自行按上去的，不被政府承认）。所有与政府往来的信件概由校长负责。

经过磋商，当年（1959年）教部允应所谓官委董事由董事会推荐，但后来也被教局“冻结”，不再委官任董事。

虽未有明文规定，但被教育部认定是全津学校者（即土地建筑归政府），可免成立董事会；而半津学校（即校产属董事会者）可依条例成立董事会，但此组织不再另行注册，只能附属在教育法令内。

同样的，家教协会也是在教育法令下的另一个组织。但它与董事会都不是注册团体，不具法人地位。因此它们不能起诉或被起诉。凡是学校的诉讼案，概由政府出面。就此而言，董事会也好，家协也好，都不能被视为学校的“老板”。

惟有独中的董事会不在教育法令管辖下，它们可以向社团或公司申请注册而成为法人单位。

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里，华社也搞不清国民学校与国民型学校的差别；也不是很清楚国民型中学与独中的不同，大家都混在一起。因此今日的董总就是由各校派出的代表组成。这之中除了“统考”成为其门面和尊严外，也因董总经常带头抗议和提起诉求，也就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如今若真的学校的校制、课本和师资可以由家协发声的话，则董事会的存在也没有实质意义了。

本来家协与董事会就存在人事和组织上的矛盾，如果教育部真的来这一手，那董总将成为“无牙老虎”，因为它已经被拔了牙（没有注册的法人地位）；再加上其地位被家协取代，曾一度属于华校金字招牌的“董教总”将会因时代的转动而失去光彩。其实当教师已成公务员时（除独中外），教师会也已经不能扮演急进的角色，林连玉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正由于爪夷文一闹，统考事件也终于暴露出董教总在被折腾下已成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组织。万一演变成与家协在争老大，那将心力交瘁了。

刊登于2019年8月2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