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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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6.8.19

土团党与巫统争话语权


正当马哈迪向巫统招手,全加入土团党壮大马来人政治力量之际,巫统也不甘示弱,快马加鞭决定于914日在世贸中心与伊斯兰党签署合作宪章,宣告两党正式“结盟”。
虽然我们不知道两党能合作到什么程度,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合作,与70年代的加入国阵有很大的区别。这次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其实有关两方的斗争得从20157月伊斯兰党大会通过与行动党断交说起。当时巫统内部也发生倾轧和内讧,身为党主席兼首相的纳吉大刀阔斧“砍掉”3名巫统大将,他们是党署理主席慕尤丁(他也是中央副首相兼教育部长)及吉打州州务大臣慕克里(马哈迪公子),继之将他们开除出党。
接着第三位失掉官职的是乡村发展部长沙菲宜,而他的党副主席职则被冻结三个月。
这直接导致前首相马哈迪率先反纳吉和巫统,也为3名被排斥的巫统大将鸣不平。他希望凭他的声望能组织和领导一个新政党来对抗纳吉和巫统。他的理由不是巫统不好,而是它的领导人纳吉已乖离巫统的斗争大方向,而且也因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丑闻令马来西亚沦为“盗贼统治国家”而蒙羞。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局面对执政的巫统是相当有利的,而且纳吉也不担心巫统会失败(纳吉曾预言巫统命过百岁,而且将千年不倒)。即使是马哈迪重新出山,纳吉也不大担心。
但为了强化反对党的整合力量,马哈迪也不得不纡尊降贵到法庭与安华会晤,并握手言和(2016年),以争取人民公正党的支持。
直到2018年初,希盟也终于达致“协议”(但没有黑字白纸),同意由马哈迪出任希盟统帅。一旦希盟起而执政,将由马哈迪重任首相,而在途中(约两年)交棒给安华。四个合作单位即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土团党。
当这样的安排妥当后,希盟的合作也激起千层浪,直扑巫统和国阵其他成员党老巢。
结果在大选揭晓后,希盟果然气势如虹,一举夺下了中央政权。这之中包括民兴党在沙巴赢得的8席,凑足了112席起而执政。
因此数个月后,马哈迪宣布将全面进军沙巴,理由是在沙巴有许多人要加入土团党。
即使沙巴的民兴党主席沙菲宜对此表示不满,但没有条例阻止土团党在东马活动,也就在去年12月发生13名巫统州议席、4名国会议员及2名上议员连同21个原巫统区会在哈芝芝(原沙巴巫统主席)率领下集体加盟土团党。
换句话说,马哈迪又再与沙巴杠上了,自然钩起沙巴人民回忆起前尘往事的心酸。
其因由是这样的:(1)当1985年拜林在选民支持下,击败了执政的人民党(哈里斯领导)而成为大多数席的政党。此时沙统的穆斯轧法结合人民党的力量组成新政府,但在慕沙希淡(代首相)支持拜林下,慕斯轧法只得辞职。
以少数席(但算上执政党委任议员的数目),也就出任首席部长,自然促使沙巴陷入宪制危机,幸好当时慕沙希淡担任代首相,才纠正错误,支持拜林登台。
由于拜林与马哈迪关系欠佳,也在1990年大选突倒戈相向,转支持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
2)在后者失败后,拜林被秋后算账。在1995年的大选,拜林虽以多两席再度执政,但在议员叛变下,他失去政权,改由巫统坐镇沙巴。直到2001年拜林的团结党才回归国阵,但他已失去昔日光环。
就在马哈迪声望如日中天之际,沙巴也出现诸多外来移民,一说至少有80万;同时也有6万名本地出生的因证件关系拿不到身份证。这些都是沙菲宜承诺要解决的。双方关系的若即若离也促使土团党另行结合对象。巫统自然受到召唤。结果巫伊也力催加快合作的步伐,订在914日在世贸中心举行签署合作宪章仪式,预料有万人出席。这意味着巫伊将会结盟,如果希盟及其支持的政党发生内斗和分裂的话,将对希盟有很大的冲击,包括土团党将因失掉巫统加盟而影响士气。也许是因巫伊合作在即,也激发双方发表一些偏激的种族言论。这种用种族与宗教为标榜的斗争口号,势将破坏国家与民族的完整性。因此不得不严加提防有心人要改变种族关系,毕竟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就此而言,土团党与巫统的微妙关系的任何变化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目的就是争夺话语权。
刊登于2019年8月26日《南洋商报》

董教总地位再下降?


当学习爪夷文书法的课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教育部在814日发表文告指出,教育部将根据内阁于上周作出的决定来推行爪夷文书法的学习,而在今天内阁除再次重申其立场外,也针对华印小学的学习爪夷文的权力交给家教协会决定。换句话说,凡国民小学必须学习爪夷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鉴于华小和印小发出反对的声音,也就权充折衷一下由家协来定夺。
表面上看来,这并没有大不了的事。深入探讨之下,就发现这似乎改变教育主导权的时候了。
有关故事要拉到50年代说起。
当林连玉在1951年取得公民权后,他就在同年组织教师总会(教总),后来担任主席。
1954年,林连玉又推动董事联合会的成立,以便与教总合作壮大力量。也是在这一年,林连玉连同马华公会成立三机构,计有马华、董总和教总组成,附属在马华公会内(因未自行注册)。
有鉴于马来亚自治普选行将到来,而华教地位又不稳定,备受1954年的教育白皮书之干扰。这份白皮书主张以英文教育为主,逐渐消除方言学校(即华校和印校)。因形势所逼,林连玉在1955年普选前邀约联盟主席东姑及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等人在马六甲商议华教课题。结果在交换条件下,董教总同意支持联盟组成自治邦,而换取联盟政府拟定一份受各族接受的教育报告书。
就这样,当联盟胜利后,身为联合邦首席部长的东姑阿都拉曼就在1956年委任教育部长敦拉萨领导一个教育检讨委员会,提出一份新的教育报告书。
当这份被称为《拉萨教育报告书》发表后,并未引发大争议,但其中一段言明最后目标是要推行以马来文为主的单一国民教育不被华社所接受,政府就将之删掉(或束之高阁)。
这似乎标明华校“危机”已告解决,林连玉也松了口气。讵料在1956年时,槟城钟灵中学首开先河,与殖民地官员达成密约,接受政府的津贴,成为首间政府津贴学校。随后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昔加末中学也接受津贴。
这意味着钟灵依据原有的法令进行改制,结果引发学潮。自此之后,钟灵的汪永年及马华的梁宇皋因支持和推动华校改革,成为林连玉眼中的“民族罪人”。
虽然1957年独立时,拉萨报告书已转成1957年的教育法令,但华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尚算不错。可是到了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时,就不再“含糊”了,而是明确规定华印校要么改制成津贴学校,成为国民型中学;要么保持原状,成立独立中学。
与此同时,政府也规定所有的华印小一律转成国民型小学,但媒介语保持原状。
根据政府规定,当1961年达立教育报告书转成教育法令时,华文中学至迟在1962年前就要作出选择。结果有55间华中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只有16间保持独立中学。这与林连玉强力要求华社不接受津贴有了差距。也因为林连玉的斗争,他在1961年付出了代价,先后被褫夺公民权和撤销教师证。虽然经过上诉,却在1964年在枢密院败下阵来。
其实,1957年的教育法令已作了很大的变动,即学校接受津贴后,得依章调整董事会。也因之一个大转变也静悄悄地来到所有的华校。
有关条例可以引用到改制中小学的身上。最重要的改变是学校一旦成为国民型中学,其师资、学生及课程全由教育部负责,而所谓的董事会/学监会都要随之改变。原有的注册董事会(或社团或公司)不再具有法人的地位。在教育法令下,董事会只有15人组成,即赞助人3名、官委3名、校友3名、家长3名及信托人(信理员)3名,一共15人。校长不属董事,但却是指定的秘书。这个董事会只选出主席及财政各1名(其他职位是董事会自行按上去的,不被政府承认)。所有与政府往来的信件概由校长负责。
经过磋商,当年(1959年)教部允应所谓官委董事由董事会推荐,但后来也被教局“冻结”,不再委官任董事。
虽未有明文规定,但被教育部认定是全津学校者(即土地建筑归政府),可免成立董事会;而半津学校(即校产属董事会者)可依条例成立董事会,但此组织不再另行注册,只能附属在教育法令内。
同样的,家教协会也是在教育法令下的另一个组织。但它与董事会都不是注册团体,不具法人地位。因此它们不能起诉或被起诉。凡是学校的诉讼案,概由政府出面。就此而言,董事会也好,家协也好,都不能被视为学校的“老板”。
惟有独中的董事会不在教育法令管辖下,它们可以向社团或公司申请注册而成为法人单位。
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里,华社也搞不清国民学校与国民型学校的差别;也不是很清楚国民型中学与独中的不同,大家都混在一起。因此今日的董总就是由各校派出的代表组成。这之中除了“统考”成为其门面和尊严外,也因董总经常带头抗议和提起诉求,也就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如今若真的学校的校制、课本和师资可以由家协发声的话,则董事会的存在也没有实质意义了。
本来家协与董事会就存在人事和组织上的矛盾,如果教育部真的来这一手,那董总将成为“无牙老虎”,因为它已经被拔了牙(没有注册的法人地位);再加上其地位被家协取代,曾一度属于华校金字招牌的“董教总”将会因时代的转动而失去光彩。其实当教师已成公务员时(除独中外),教师会也已经不能扮演急进的角色,林连玉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正由于爪夷文一闹,统考事件也终于暴露出董教总在被折腾下已成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组织。万一演变成与家协在争老大,那将心力交瘁了。
刊登于2019年8月26日《光华日报》

22.8.19

不是中国的又是谁的?


在两个多月的示威乃至相互对峙中,香港已沦为一个“无政府大城市”。因为每天的示威游行和声东击西的游击不但搞得警察部队团团转,而且也因不能使用暴力和强力回击,也弄得警察人员也受伤。
基本上,香港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亲中的建制派;另一个是不亲中甚至是反中的泛民派。本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党派之争甚至在议会内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如台湾和韩国等)。但问题是泛民派凝聚的反对势力似乎越来越多,即使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主张和思想的人和拍戏,但在这个大目标下,他们对准中央开展了一些激烈的抗争。
综合反政府的泛民派的五大诉求如下:(1)要求双普选(即不论是特首或立法议员的选举都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候选人是由政党派出或独立人士出征,不要先经过选举人进行筛选)。就泛民派的构想,应在2017年就要双普选,因为香港回归已达20年。
但中央或确切地说,中国人大代表不直接直选,而是认为应先通过选举人的甄选通过才能成为候选人。在2017年选举及2018年(补选)立法议员时,就有候选人被选委会排斥而不能参选,理由是“港独派”。
按照基本法规定,立法议员分两组,一组是有选区的,由选民选出;另一组是行业代表选出,各有35名,共70名立法议员。
至于特首则要先通过1200名选举人票选(本来是400名,后来增加到800名,而在2007年时已增加到1200名)。
同样的,特首候选人必须先通过选举人的同意,才产生两至三名的候选人交由选民选出。
中央的理由是:香港虽是一国两制下的产物,但它不是独立国家,只是比自治市或自治区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加上香港仍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外交、国际及安全归中央。
本来中央与香港可以相安无事,而使一国两制成为典范。但自从2003年推出国安法第23条文被50万港民游行反对后,此条文就被搁置下来,直到今天仍未在香港立法议会中通过。
就中国的原意是香港既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就应该受到保护及受制于国家安全法,一个国家不受约束前所未有。
遗憾的是,自此之后,香港人民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就有所淡化;再加上外来的影响与冲击,香港人的思想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2016年)通过选举产生的数位年轻派议员就公然蔑视议会常规,而在就职礼上对国旗的不敬和发表“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的蔑论。
在较早时(2014年),出现的占中行动共持续79天,大大地影响了香港的商贸和旅游地位。
由于香港面对的问题一直未能被泛民派所接受,也就拉大港民与中央的距离。但中央坚持特首之选应先由选举人产生,万一在直选中出现如陈水扁的反华反中的特首,岂不是坏了大事?这就是中央坚持的底线。至于何时才能直选,也就需要有条例管制才行。
讵料在两个月前,因港府拟在立法议会提出“修改犯罪条例”,以便能将嫌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大陆。这是因在今年2月发生一对港人情侣在台湾时,其中一名女性被杀害,而男性回到台湾不能被引渡,除非修改条例,结果只判轻刑。
这原本也是一道法律程序,但已有前车之鉴(反对国安法),港人的不满便借“反送中”的修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游行和大抗议。
这些抗议的“民阵”除了要求双普选外,另四项要求即(1)成立独立调委会调查相关事件;(2)特赦在示威中被控上法庭的人士;(3)林郑月娥下台及(4)撤销修改犯罪条例。
这之中的重要事项之一是不要有修例法案的提出。可是因为抗议派的诉求越来越激烈,也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近日有些文章形容香港骚乱是因为港人对鸦片战争的不了解,同时英国也没有教导这一段血泪史。
毕竟香港是鸦片战争的产物,这是史实不容否定。起因于1839年清廷通过委任林则徐为禁烟钦差大臣而公开充公英商鸦片将之焚毁。结果翌年1840年英 军舰出动打败清廷,而迫使清廷割让香港(1842年)。这之中名义上仍禁烟,但英商公然走私,直到1856年英方要求鸦片合法化,允许广州自由通商,才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战也把北京的圆明园焚毁了(1860年)。
尽管英方的历史著作指出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自大,禁外商用港口,英方才被迫打开中国门户,而事实上是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荼毒中国人民。
正因如此,英国的历史书不称鸦片战争,而称中英战争。似乎是协助中国人民能自由从事对外贸易,绝口不提鸦片是英国的经济命脉。
此外,香港的教科书也没有将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道出史实,让港人了解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英军向中国抢过来的,目的是将印度生产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牟利。例如一份官方报告显示,从1650年起就有进口中国的鸦片记录,先是150吨。在1775年时增加到75吨。在1839年时,已高达2553吨。在两次鸦片战争后的1863年竟高达4232吨。而在1880年时,激升至6500吨。试想中国人在鸦片泛滥下,又如何驱赶外国军呢?
还有在香港回归中国后,直到2000年历史仍不是学校必修科,也对鸦片战争一语带过,造成港人对中国历史不是“一知半解”,就是“懒得了解”。
如果他们知道香港本来是中国的,他们的祖辈是从大陆来的;即使怎么洋化,也不能数典忘宗到这么可怕的程度。
当港人缺乏历史知识和对所住地的历史没有感情时,他们说出我不是中国人是出于无知与幼稚。
但怎样亡羊补牢?这是当下的大问题。
如果我们熟读历史,便会对香港的回归给予全力的支持。这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国人必须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这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英方通过思想改造让港人成为“和平演变”大陆的急先锋。
一旦中国被西方国家群起攻击时,香港人岂能在示威声中鼓掌叫好?这与“反国”和“卖国”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刊登于2019年8月22日《东方日报》

19.8.19

爪夷争议下董总被排斥?


爪夷文的风波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议后,官方的态度也有所调整。但不论是在朝或在野和民间组织都因为学习爪夷文的课题而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未有明确的结论。
其实,经过观察和审视,爪夷文书法的焦点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否适合学习爪夷文书法?并不是全盘否定爪夷文的学习。”可惜和遗憾的是,在争议和解读的过程中,不幸的出现各种说法,包括华人乃至印裔的学校都反对学习爪夷文,以至有人认为华印人又开始反对马来文化和艺术,结果马来政界和有影响力的人大多指责华人顽冥不灵,排斥学习国家文字和文化。因此又再一次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
由于各有不同观点,也就出现分歧,甚至将之政治化而形成种族与种族间的斗争。
其一,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学习爪夷文的书法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炉?而且指定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但不用考试?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只有10岁,他们的智力是否已开窍?有能力再接受多一种文字的学习?当下的华教生要学习三种语文已相当吃重,为何要在四年级学习而不是在课余或大专阶段?这是否经过科学和医学的鉴定:四年级的学生已可应对任何的挑战?
其二,语文的学习是以环境需求而制定的,例如华校生一向来接受三语教育是正常和正当的。因为马来文是国家的语文,一定要学习;英语是国际和科学用语,也一定要与世界教育接轨;华语是新崛起的第二国际语文;尤其是亚洲的人民,掌握华语华文是更有机会成为双语乃至三语精通的人才,得以在国际机构大展身手。
既然国语国文的学习不可或缺,也是被视为现代用语,为什么要复古去学习已不在现实社会中通用的文字?爪夷文的《前锋报》也已在2006年停刊。连印尼文也已罗马化,马来文的罗马化又有什么不好呢?
昔日,华人在私塾念的是“四书五经”,学生不解其意,只能囫囵吞枣。因此在“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大行其道,学生也已不再背诵“四书五经”。但没有人反对学习古文,尽管其使用价值已大打折扣。因此古文转向大学教育是理所当然和正确的。同样的,爪夷文在不是语言下,只是文字上的学习,放在大学教育更有其研究价值。
其三,焦点已被转移。本来争论点是在“小四生多学爪夷文书法或艺术是应该的吗?”当绝大多数华社群起反对或由董事会带头反对是属于一种有程序的表达意见,不是越俎代庖,也不是争出风头,更不是以华人沙文主义的姿态向政府叫阵。因此这和“学习爪夷文不会丧失华人特征,反而更像一位马来西亚人”无关,也和“学习爪夷文是一种乐趣和艺术”无关。
马来西亚的华社都没有说不学爪夷文而是认为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和向不对的对象教导,徒只增加负担。这等于是将三个不对加起来的错误,绝对与种族主义挂不上钩。
其四,我们的国家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出现过种族性的政党;在战后更加明显。也因为英殖民宗主国的分化,加上政党左右和操纵教育政策,终于造成在“五四”运动兴起的华校在不断抗争中成长,诸多不平等的政策与措施也形成政治主导教育的格局。
在这方面,希盟与国阵的教育政策的延续或调整都是在一个大框架内移动的,更何况现在的主政者与过去的主政者也没有两样,自然会出现政策的连贯性;特别是巫统正准备与伊斯兰党合作时,土团党能沉默不语吗?
这种政党利益的斗争免不了要竖起民族主义(此议论后再议)的大旗,但之中包含的民粹主义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五,内阁在经过商议后,决定维持爪夷文的教学,但将Khat(爪夷书法)改回tulisan Jawi(爪夷书写)。不过针对国民型小学,则需要家教协会、家长和学生同意后才可落实。
这又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议决,也再一次将华小进一步分化。虽然教长有说四、五及六年级会教导爪夷文,但没有交代将来是否列为考试和必修课。还有中学是否也要继续学习呢?
在这方面,当政府引用1961年教育法令将所有华小转成国民型华小及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纳入国民型中学后,学校的董事会的权力就进一步被削弱,而在教育法令下的董事会或学监会(共15人组成)是与家教协会平起平坐的(后者是由家长代表和老师代表组成。这两者都在教育法令下存在的,不另注册,所以不具法人地位,不能控告也不能被控告。任何人要告政府学校,概由政府律政司负责)。
原本董事会与家协就存在矛盾,现在只授权家协决定要不要学爪夷文(其实所谓家长和学生同意是多余的话),则董事会就无权过问。董事会一旦失去权力则董总的存在就大受打击。这样的议决案看来将会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而夹在中间的行动党又该如何应对呢?
刊登于2019年8月19日《南洋商报》

17.8.19

鸦片战争带来的后遗症


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一切皆肇因于英国的祸起萧墙和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争夺;更与随之而兴起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不可分割。因为在殖民地宗主国退出当地政治舞台后,它们又用另一种战术紧紧扣住香港人的心脏。
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中国人打中国人或华人打华人或自己人打自己人无关,而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持久战和矛盾对立的爆发所致,任谁都无法理解为何今日的香港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和频临“绝境”的危机。
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得归咎鸦片点燃了战争的火花,进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尤其对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一场命运的大转折,灾难多过生机。
当英国在1757年局部占领印度后(1849年完成对全印度的统治),它需要将大量鸦片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农产品等。即便在乾隆统治中国时期(1711-1799)(在1736年登基,在位60年,直到1796年卸位)颁布禁令,但英国商人精于贿赂,也就得以将鸦片走私进中国。这意味着鸦片“禁而不灭”。在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1760-1820)是在36岁登基,在位25年。嘉庆之后是道光皇帝(1782-1851),在35岁登基,在位30年。
正是在嘉庆道光年代,他们无法阻止英商源源不断输入鸦片贻害中国人民,终于迫使道光皇帝在1838年调派两广总督林则徐出任禁烟钦差大臣。
即使林则徐铁面无私公开在虎门(1839年)焚烧所充公的2百余斤公斤的鸦片也无济于事。在英商恼羞成怒下,乃促使英国政府派出军舰在1840年炮打广州,是为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在不敌之下,清廷屈服,同意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这就是香港历史的开端(原本是未开发的小岛,居民约3千人)。英国除了以香港为跳板进口大量鸦片外,也从大陆引入数以千万计的华工。
这样一来,又导致英国在1860年打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北京条约》又拿下九龙半岛和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此事则发生在咸丰(1851-1862)主政年代。他们先后成为出卖中国主权予英国的“罪人”皇帝。
在此之后,欧洲也发生了变化。1871年,法国人民起义,在巴黎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为人民公社。可惜这个政权十分短命,只维持两个月有余,就告失败(1871318-528日)。人民公社失败后,第三共和国出现了(1871-1898)。
也是在这个年代,一位惊世骇俗的哲学家横空而降,他就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这位犹太裔的革命者于1844年认识了恩格斯,从此两人形影不离。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但迟至1906年才有朱执信翻译的中文节译本在中国传开。不过一般公认的是陈道望于1920年的翻译本为标准。也是在翌年,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此外,马克思也在1858年出版《鸦片贸易史》;更在1867年完成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协助完成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于1917年在苏联开花结果,也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引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开斗争。他和蒋介石领导的资本主义国民政府是势不两立的。当毛泽东在1949年取得中国政权后,蒋介石就撤守台湾;而香港仍由英国统治。
因为台湾未获解放,中国又不急于拿回香港,也就在今日留下两个头大的政治大问题。
暂且撇下台湾问题不谈,我们且将焦点放在香港。综合自6月以来的断续示威诉求,他们所要求的不外是特首与议员直选(不是目前的先由选举人筛选,而是由政党推出候选人由选民直选)。
中国认为既然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回归后选出的特首不能与中央对着干,而是要选出与中央政策配搭的人。
不过,这个理由似乎不被港民所认同。直选成了港民的斗争武器。
第二,港人要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不要中央插手。这种自我拔高地位的思想就是源自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不屑与共产制度靠拢。从大陆移居香港的民众多数与中共关系疏远,乃至有反共、非共态度。
由于英人治港已超过150年,所受的西方教育至今没有改变,也就产生排斥大陆的教学和体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中共的一国两制是与港民所诉求的有相当大的距离。
第三,港人既可不要第23条国安法,也就可以抗拒修改“犯罪条例”,可以将嫌犯从香港引渡到大陆、台湾和澳门受审。
但港人将此视为是专门对付港人到大陆受审和坐牢的手段,也就在7月份之后发生一波又一波的示威和对峙,触动港人之心。到头来,港民可能面对的是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若是动乱不止,一直闹下去,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贸易地位将会滑落。当社会陷入静止和胶着状态时,除了有钱人能向外移民外,绝大多数人日后又何去何从呢?
在不考虑后果下发怒的港民也就借此反对修例更形成反政府运动。他们反对中共的决策正好说明了港人的意识形态与大陆是“南辕北辙”的。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碰撞在一起时,就肯定爆出火花和冲突。
看来“一国两制”已解决不了香港的动乱与不安,但一国一制更是要命。
在这22年当中,中共努力在稳定和维护香港的地位就是担心港人经受不起打击。如今反转过来是港人准备推翻一国两制走向港独。究竟是要逼使中共放弃香港或是回到英制时代或是让美国插手?
当大陆也没有退路时,港人也会失去未来。因为生活在这块土地的香港人只知道英国带来民主与自由,也带来了一个繁荣和离开中共的“世界”。但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是缺乏尊严和自信的。个人是渺小的,国家才是强大的。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抬不起头的,当年外国领馆占据中国城市时,不是有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花园告示吗?如果香港人来马来西亚了解英国的双面政策,对华人大开杀戒的同时又假意承认中共政权,就不会觉得殖民地宗主国是仁慈而不是残暴的,数以万计的马新及印尼华人在五六十年代被遣回中国是因为中国不够强大而任人宰割。
因此牢记鸦片战争的耻辱和牢记侵略者绝不是上帝而是沾血的刽子手,港人及下一代才会醒悟永不能走回头路。未来的道路靠自己,理性的发声远远重要过感性的发泄和对秩序的破坏。
刊登于2019年8月17日《东方日报》

14.8.19

未来首相陷入困境


净选盟2.0、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组织(Abim)及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GBM)三个组织于87日向马哈迪首相及希盟领导层发表公开信,呼吁马哈迪在一年后至202159日之间,明文规定交棒给安华的日期,以符合希盟成员党在第14届大选前的承诺。同时它们也希望马哈迪在交棒前6个月,先委安华出任副首相。
他们认为一旦列出交棒的日期,当下一切的谣言和阴谋论将会不攻自破,也得以避免有心人乘机破坏希盟。
另外,它们也要求希盟兑现大选前的诺言,限制首相的任期不超过两届(一届至多5年,两届则以10年为限)。
基本上,净选盟是2007年的产物,由人权律师安美嘉发起。她先后领导两场令人注目的大游行后(其中一个是律师大游行),成为当红人物。如今这个组织虽已更换领导人,但其使命仍在,因此连同另外两个组织发出罕有的文告,显现了局势的严峻。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第二个Abim组织是于1971年由安华发起的。但在18个月后,即1973年才获准注册。
很快的,这个团体在马来社会发展成为十分有影响力的回教青年组织。当安华在1981年加入巫统时,他的背后就有声势不凡的Abim给予支持(当时已有5万名会员)。
马哈迪也是看重安华的回教知识渊博突出,才把他吸入巫统内,以强化巫统的回教形象。这个团体不论是在安华平步青云时,或在安华跌马时都支持安华的斗争。如今Abim的浮现已说明安华的势力又再被凝聚起来。
第三个组织是于2011年由24个单位组成,主要是华人社团,以非政府和无党派立场提出诸多诉求,包括下层人士的困境和对国民型中学的关注,有一定的代表性,发言人之一是何玉玲。
在此时此刻安华需要外来组织的拔刀相助,是因为公正党内部已出现严重的分裂,一方的阿兹敏连同公正党部长及大臣们已公开表达要马哈迪任期至届满(即2023年),绝口不提途中由安华接棒。
与此同时,土团党的署理主席慕克力及伊斯兰党的主席也先后不约而同地指出希盟间没有这样的协议,也不支持安华接班;更认为指定接班人乃“违宪”。
由于情况的不明朗,加上马哈迪已表明在3年内才会卸职,也就意味着他的任期将在2020年的511日才结束(如果是以他在2018511日再度拜相时算起)。若是以此推算,安华接班时只剩下两年的时间应对第15届的大选。
对于曾经任副揆5年的安华来说,他是有足够经验升正,也有领导的才能。但问题是安华如何在此变化的时局中保持最佳状态,毕竟很多重要的决策他都不在内阁内。例如承认统考和小四生认识爪夷文字的争议就足以令希盟头痛和左右为难。若是不幸演变成种族课题,那就是十分不明智的炒作和将问题的焦点模糊和转移视线,结果又跌进种族政治的论述中。
其一是承认统考是由希盟自行提出的。华团当时并未给予压力。结果上台执政后却转成种族课题,说是马来团体反对,必须从长计议。
当焦点从“承认”变成或“引发种族分裂”时,已是将之政治化和种族化。因此成立委员会研究此课题已是“乖离”大选前的宣言。这样的检讨和有条件的“承认”或不予承认都是归于“政治游戏”而不具时代的实质意义。
其二是爪夷文的书法问题也是被转移焦点的,不是华社反对学习,而是认为小学四年级年纪太小,不适合再多学爪夷文。当前的三语教育已对华校生造成巨大的压力。
因此任何的曲解华社反对爪夷文的学习是本末倒置的。若是放在大学或中学毕业后的自修倒是无可厚非,也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今日的焦点是:华小生必须增修爪夷文(艺术也好,书法也好)是正确与适当的吗?争议点就在这里,不再其他。
单就这两个大问题,安华就没有发言权。
还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男男视频,究竟是真是伪?也没有人知道。这对安华是好是坏?也有了存疑。
政治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诡术,变化多端。今天的希盟已是身陷内讧,表面上主角依然是安华,但他还是“闲人”一个,没有任何官职。每每得与首相对话后才取得批文进行调解或发表意见。这对一位接班人来说是十分尴尬的。为什么安华入不了阁又上不了位?
在这个时候,马哈迪的言论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也只能从马哈迪口中预测安华的未来。
刊登于2019年8月12日《南洋商报》

11.8.19

越搞越乱何来光复?


香港政局的急转直下已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危机,随时都会引爆更大的冲突和流血,甚至因之分裂成两大对峙阵营。其结果是香港和与香港相关的地区,如深圳、珠海、澳门及广州等地都会深受波及,更打击甫完成的港珠澳大桥的使用价值。
整个故事得从鸦片战争说起。在1840年英军掀开“鸦片战争”,在清廷失败后,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同时开放中国的五个港口,即厦门、福州、广州、宁波与上海。中国第一次丧失了香港主权。及后的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又再失败,将九龙半岛割让予英国。到了1898年,英国又向清廷租用新界99年(直到1997年到期)。这样一来,所谓香港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组成。
英国人控制香港是因为它已经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正好有现成的通道驶入南中国海,且在各个中国口岸通商和走私。
在英国细心操控下,香港成为面向大陆的情报中心。除了英国以外,其它西方国家也相继设立情报站。
1984年邓小平向英国坦白表明,将在1997年新界租期满后,全收回香港。因此,当英国提出主权回归中国而治权仍交由英国时,邓小平一口拒绝这样的建议。他也顺此提出“一国两制”,保证香港五十年不变,继续走资本主义路线。
这一国两制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和理论,但能否成功落实,则有待考验。在最初阶段,香港人保持观望的心态,不反对香港回归,但也不热情拥抱大陆。他们正在关注一国两制下的模式是怎样的?而又如何给台湾做出示范?正因为在多方面的投鼠忌器,中国在政治上也作了大让步,成立特别行政区,具有“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
除了在1997年协助香港低档亚洲金融风暴,也在2008年的世界次贷危机中稳住香港经济地位。此外,让港人移向珠江三角洲设厂发展时,也大开方便之门,更打开门户让更多的大陆人游香港,以刺激零售市场和挺住楼盘价格。
当然在经济上的利益,香港人是照单全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大陆理所当然要特别关照的。凡是港人有所诉求,大陆都会尽量满足它们。
反过来,当中央准备让港民具有爱国意识而在2003年提出第23条国安法时,50万港人上街抗议,结果导致法案至今无法落实。
在有了示威即可击退一切的改变下,港民也在2019年展时他们对中央的不满。他们借助港人于2018年底在台湾杀害其女友而无引渡条约下,结果只判2年徒刑。因为作案地点在台湾而不是在香港,一时引发舆论哗然。港府也就在今年2月提出要修改逃犯条例,以便嫌犯得以在一国之内允许将嫌犯从香港引渡到台湾、澳门乃至大陆受审(英国制定的条例是引渡条文不适用于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
最先是3月份,香港律师公会批评修例建议,但港府仍在3月向立法会提出一读和二读。讵料群众突告发难,有1万余人参加抗议游行,反对修例。主要是反对将嫌犯引渡到大陆受审,也就有了“反送中”的口号。
结果在今年45日,迫使立法议会停止二读。到了428日,有13万人参加第二次游行,因为在这之前战中3人被判处刑期,刺激民间反映过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也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异议。
到了66日,香港法律界人士穿黑衣游行。3天之后,也就是69日,有上百万人上街示威,公开反对修例。再过了3天,也即是612日,民众持续示威,迫使政府在615日宣布暂缓修例,但特首将612日的示威定性为“暴动”。
翌日,616日,爆发更大规模的示威,一说有2百万人上街,除要求撤销修例外,也要求林郑月娥下台。
隔两天,林郑月娥亲自道歉,但沸腾起来的情绪已镇压不住,变成“无秩序状态”,也被形容为陷入“无政府状态”。
究竟示威的群众要的是什么?他们的5大诉求是: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撤销“暴动”定性示威,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释放被捕者及官员问责下台(包括特首)。
但这些诉求并不能解决当下的分裂局面,也显然不是示威者最终目的。他们要求的应该是:特首与议员直选,而废除选举人制度;要求保留港人治港、要求香港独立,因而有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香港人。在知悉要求港独有难度下,又转变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光复香港”真耐人寻味。当香港陷入乱局时,是要光复回到英国统治时代,这也真是不知民族尊严为何物?怎样光复呢?至于时代革命,也不知要革谁的命?推翻共产党统治吗?不要一国两制,而是要“两国两制”,但现实吗?
如今已是进入第八周的乱世,香港也经此一闹,一落千丈,而进入萧条时代,哪来复兴呢?
刊登于2019年8月11日《光华日报》

8.8.19

一带一路迎战特朗普


在马来西亚,有关一带一路的组织自2013年由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后,它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虽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组织是用一带一路注册的?又有多少组织虽不冠上一带一路,但在活动方面也不时与一带一路挂钩?
不过近些年来,有关组织的活动和见报率也相对减少,因为一带一路在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他就开始给一带一路施加压力,甚至是通过贸易战来挫败一带一路的宏愿和它所要塑造的一个新世界秩序。因此一带一路所能提供的商机也开始缓慢了,以致马来西亚的相关组织在寻找商机方面也找不到对接口,也未能在一带一路中分享成果。热情的冷却,不期然地成为今日的“静态”了。
在陷入争议和已不是热门课题之际,为什么我们还要成立“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这不是炒冷饭和叨陪末座吗?又有何意义可言?
但我们的看法与消极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坚信一带一路是一个长远的憧憬,而且也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发挥极其重要作用,为亚洲、非洲、中东乃至欧洲国家及人民带来经济效益。只是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所展现出来的丰采和开枝散叶的魅力时,就遇上特朗普的拦路了。
整个事态的发展应该是这样的:
2003年时,胡锦涛在改革开放25年(1978年起)后,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这是在邓小平推动下,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在各方面与西方接轨。且在1997年取回香港;又于2001年被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这一年,中国的GDP已达1.4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五位。外商在华投资达45.5万家,实际引入外资金额5015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达570亿美元,占全球1/3,仅次于美国的866亿美元。上海也挤身成为世界第三大港。
虽然中国已有条件从中崛起,但西方国家仍然半信半疑,也不认为中国会带来威胁。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不会走扩张路线,也不会侵占他国领土。后来为避免锋芒过露,乃改称“和平发展”。
可是在10年之后,也即是2013年时,刚上台的习近平就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及印尼提出提出一带一路的复兴构想,刺激西方国家刮目相看,它们要研究习近平靠什么筹码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
按照习近平的推算,在未来5年内,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而且整体而言,将使65个周边国家受惠,占人口的44亿。
为达致此目标,中国的新战略包括了:(一)设立丝绸基金(中国先出资400亿美元)及推动“亚投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成立,也是先出资400亿美元,较后资金将达到1千亿美元。
(二)李克强总理提出“2025中国制造”,即意中国在6年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厂,可以应付任何国家提出任何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三)人民币将逐步扩大成为国际货币,而在石油采购结算上,已有30%是用人民币结算,不再用美元。
为了印证言出必行,中国先在巴基斯坦进行大投资而成为一个标杆,其中的中巴铁路(长达3000公里),投资额460亿美元是最为令人称羡的。但后来应总统之邀在其选区开设瓜达尔港口,就没那么实用,以致将43年租期给中国以抵消11亿美元的贷款。
同样的,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的建造,耗资361百万美元,中国出资85%,获得99年的租赁期。
此外,中国铁路也大加改善,中欧班列每年已超过4000列,途经中国28个城市及欧洲11个国家的29个城市。
但与东南亚国家交接一事产生一些阻力。后来按照马哈迪首相的斟酌,同意恢复东铁计划,而且在将来也会重启隆新高铁,整个计划又见曙光。
就马哈迪的泛亚铁路计划(1995年提出,1999年被东盟接纳,在2013年被纳入习近平一带一路的“欧亚大陆桥”)而言,相关列车是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再前往曼谷,而后转入缅甸的仰光到昆明(是为西线)。与此同时,又有另一铁道从曼谷穿过寮国再到昆明(是为中线)。再有一条是从曼谷到金边,折入胡志明市,通向河内到南宁(是为东线)。
如今中国和泰国及中国和越南已积极推动大工程。一旦被称为泛亚铁路在修改下完成,则东南亚与欧洲之间便有列车(通过中国)提供方便,不一定要乘搭飞机。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亚太行”及“丝绸基金”贷出的款项数额已达800亿美元,令亚洲开发银行270亿美元的借贷相形见绌。到了2030年,亚太地区的基建工程将耗资超过22.6万亿美元或每年1.5万亿美元,而中国对一带一路工程的融资将达到9000亿美元。
如果中国周边的国家担心债务而不求发展的话,这些个国家及人民又如何借助基建起飞?美国显然在指说没有发展好过发展,“落后是硬道理”,而不是“发展是硬道理”?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论坛上已不再强调“2025中国制造”及“两个中国梦”,显示了中国接受外界的批评,一切不再以中国为核心,即使是,也不必炫耀于外,而是强调有利共享的大方向,从而否定“殖民化”及制造债务陷阱的不实指责。
与此同时,我们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与理大人文学院将在今年内将合作举办“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已获得校方的同意。这为我们将一带一路的理念和构思走进马来社会提供便捷,因为许多马来学生尚不知道一带一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因此有责任将这个概念传入马来社会。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729日在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有关仪式恭请首席部长曹观友阁下及中国驻槟总领事鲁世巍阁下主持)
刊登于2019年8月8日《东方日报》

7.8.19

从爪夷文想到繁体字


《光华日报》的“光华网”进行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在22千人参与的民调中,有94%(即2万人)反对从明年开始,在小学四年级的课本内附上6页的爪夷文供学生学习“书法的艺术”,而只有6%(即1200人)支持这项新措施。
其实这种结论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时下华人社会的一种普遍想法,因为孩子已需要从一开始就学马来文和英文,如果是华校生还要多读华语华文,为什么还要再学爪夷文的艺术?
就我们了解,爪夷文若放在美术课是不恰当的,虽说是一门“艺术”,但也未见过有这类的书法比赛,反而汉字就有书法之美,也经常举办比赛。但书法似乎也不列入美术课,这说明了书法和美术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因为爪夷文只有文字而马来语的发音已是罗马化,因此它的普及自然远不及当下的马来语发音和马来文的书写。
由于用上罗马字母,马来文就和英文一样,并没有所谓文字的艺术。
也因为历史的变化,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汉化文字”也早已变形和自我发展,比如日文的变迁是很明显的,那些脱离了汉字形态的日文,用上片假名的拼音,但一般都不注入日本的书法艺术中,这些“日文书法”只能以汉字来表达。其他如韩文和越南文也莫不如此。
就爪夷文的历史而言,它应该像中国历史中的文言文,较为适合在大学推行,而不需要给小学生增加压力。
既然谈到爪夷文,我们自然也想到中国文字的变化历史和语言的多样化,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语言和语文的作用和其扮演的角色。
中华文化一般上被形容有5000年的历史,也就从三皇五帝开始;尤其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到夏朝的成立,而到了秦始皇时代文字才归趋统一。从这一点来看,不论是秦始皇实行的政策过于独裁或失当,他统一汉字直到今天确实是了不起的“壮举”。也因为他的“一统天下”,才有了“一统文字”。这个一统从此奠定了汉字只有一种书法,其他省份的语言虽有不同,但文字是一样的(除了极少数的地区用方言制造文字外,但不流行)。
汉字的发展是由繁到简的,例如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出现,都是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这当中的漫长过程,我们看到了:其一,历朝历代的语文有不同的使用,但都没有改变汉文字和汉文化。
其二,让文字变得大众化和平民化,也就是将文言文转成白话文,使民众得以理解和提高思想认识。
其三,汉字本身笔画繁杂,有简化的必要,否则将会成为古文化和化石文化。这样一来,汉字的简化也在后来成为政治大课题。
其四是排版由上至下到从左到右的横排,也就是向西方的阅读方法学习。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人类的眼睛由左看到右不容易疲倦,且阅读方便;若眼睛从上看到下会容易疲倦。
可是汉人本身却是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了抗拒和拒绝改变的保守心态,甚至有时开倒车。
1949年,毛泽东解放中国后,就进一步推动汉字的改革和简化,甚至也曾一度想改用罗马拼音将汉文转成拼音法,以方便与世界接轨。
这就是汉语拼音的出现。但后来发现汉文字不能弃,也不可能拉丁化和罗马化,因此简化汉字也就成为了新中国的重要议程。
第一个步骤是成立中国改革协会(1949年)。
第二个步骤是在1956年,中国正式公布统一的简体字。1960年进行了修正,使简体字趋之完善和大众化。
第三步骤是如何将汉字罗马化,但发现汉字自成一格,无法被改变成拼音文字。后来文字的改革也波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1969年新加坡推出汉字简化表,并在1976年接纳中国的简体字表。
马来西亚也在70年代开始研究将汉字简体话,以方便学习。1981年正式出炉与大陆相似的简体字表。
但是香港(当时仍是殖民地)和台湾则拒绝使用简体字,并将简体字形容为“共产文字”。为此港台直到今天还是以繁体字为主,以和中共对着干。
不仅于此,港台依然使用直排法而拒绝横排法。
除此之外,台湾也在各方面去中国化,企图打造一个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地方。其实不论港台如何拒绝,大陆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震慑的。
回到马来西亚,爪夷文的出现正如将繁体字复活,而反对简体字的推行。
因为时代的车轮已向前开动,不会走回头路。也因此教育部推出的爪夷文是不合时宜的,也对时代的进步产生阻力。为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搁置这一措施,在教育上引进新知识、新科技,迷恋过去有时反而会误了下一代的智慧成长。
刊登于2019年8月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