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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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0.5.13

从战后到“513”的洗礼 —大马政治版图的变迁 (直挂云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降,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先后经过五次政治的洗礼,也改变了政治版图,而且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因由。本文集中阐述前三次的政治版图的改变,后两次的改变则在下一文论及。
(一)第一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第一次政治版图的改变发生在1948年。这一年的21日,英国与巫统谈商的结果是正式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把新加坡割让出去。换句话说,马新在政治上宣告分家,虽然马新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政治体制分开两头走。马来亚朝向“君主立宪”发展,而新加坡则朝向共和国体制。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长达41年的森林之战开始了(直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生效,一度导致槟城非马来人情绪不安,乃通过平章会馆(槟州华人大会堂前身)、中华总商会与海峡华人公会(峇峇公会)联名向英国殖民部长呈函,指联合邦协定有不利华人的条文,包括公民权、移民政策与立法议会中的华人代表数目等。
由于没有得到回应,三个团体的代表乃于1213日在平章会馆举行大集会,有212名代表与席,共有200人赞成槟城脱离联合邦,维持与新加坡一样归属殖民地的地位。这场运动也得到西商会、印人商会的支持,席上选出15人委员会据理力争。但当时的巫统主席拿督翁强烈指责并说槟城是否脱离联合邦应由马来人决定,而不是非马来人。
接着在槟州立法议会投票的结果是,15票反对槟城脱离联合邦,10票支持脱离联合邦,换句话说,脱离联合邦运动宣告失败,华社也沉静下来。
在这之后,马来亚联合邦在1955年推出独立前的普选,以东姑为首的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取得大捷,在52席中夺得51席,回教党得1席;脱离巫统而另起炉灶的拿督翁所领导的国家党全军覆没,他也失掉在英殖民政府中的“内政部长”地位。
东姑组成马来亚联合邦自治政府,出任马来亚首席部长。
1957年他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而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首任首相。就这样,这个新生的国家并没有包括新加坡在内。
(二)第二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概念,获得新加坡李光耀的支持(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的大选取得胜利而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2年,概念进一步明确,所谓马来亚扩大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是将新加坡、北婆罗洲(东马)纳入而成为独立国家。
同一年,马来亚、新加坡及北婆三邦(包括汶莱)的社会主义党团结起来,反对英马所创议的马来西亚联邦。
与此同时,在印尼和菲律宾的强烈反对下,马来西亚通过柯波报告书的发表(1963年)及联合国调查报告书的支持而在1963916日正式成立,马来亚的版图乃告扩大,但也转入多事之秋。
由于时局有变,在1964年的大选时,选民担心左翼政团与印尼走得过近,乃选择支持联盟,反对党蒙受重挫;尤其是社阵只剩下2名国会议员。
人民行动党也只一人中选。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政治版图又有改变。
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为了防止东马的离心运动坐大,以东姑为首的中央政府在1966年罢黜了砂州首席部长加隆宁甘,指责后者要保留砂州特别地位,不要过快马来西亚化;也在1967年更换沙巴首席部长,让砂统的慕斯达化上台,制止了卡达山领袖唐纳史蒂芬(后来皈依回教易名为福尔)滑向新加坡。
(三)第三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1969年的大选,带来了震撼性的巨变,联盟在西马的104席中取得66席,虽组成中央政府,但未达2/3多数席。另一方面,因为联盟捍卫自由港不力,槟州变天,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以16席(州议会共24席)夺得槟州执政权,并出任首席部长。
至于吡雪两州则出现悬峙议席,联盟在雪州只胜14席(总数28席),刚好半数;而在吡州联盟也只赢得19席(总数40席)未达半数,两州政府的组阁出现阻力。
正在举棋不定时,在513日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经过19个月的磨难后,国会民主才告重开(19712月)。
此时敦拉萨已成为第二任首相(1970年),吡雪政府也由联盟组成了,消除了不安定局面。
抑有进者,也是在1970年起,敦拉萨推动他的联合政府计划,先是在砂拉越与人联党取得共识,因而破格地在紧急状态时期在砂举行州选。于是一向标榜左翼的人联党首开先河,加入联盟的执政行列,在砂州成为联合政府一员。
接着在1972年后,民政党在槟城、人民进步党在吡州及回教党在吉兰丹州及中央共组联合政府。
1974年敦拉萨收编这些反对党,将联盟扩大成国阵。这场政治洗牌也重组了政治版块,巫统顺此成了大赢家,因为改变了的政治板块又重投执政党的怀抱。敦拉萨的高招策略,在整合中又成为最高领袖,一系列的政策也就纷纷出炉了;尤其是新经济政策成为70年代以还重大的国策和措施。马来西亚因“513”而改变;“513”则反过来改变了人民的心态和思维。
(第二部分下期续完)
(本文系作者于519日在吉隆坡宗乡青主办的座谈会上的部分演讲内容)

刊登于2013年5月30日《东方日报》

27.5.13

从纳吉内阁看政局 (天下纵横)



13届大选后,首相纳吉出炉的内阁是有些令人意料之外,原本推测他会保留马华原有的4位部长的空缺,让马华回心转意时接受委任,但现在看来已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所能理解的是保留一正一副的部长给马华,即分别是交通部和财政部。如果此说有其依据,则意味着马华的声望将受到影响,因为在“505”的所谓“华人海啸”前,马华仍拥有4部长和7副部长,现在如果因为败选而不再有过去的数额,则马华又怎样向华社交待呢?
其实,马华从独立时开始,就拥有4部长和若干名副部长,有时还有政务次长做,这种传统一直维持到今天已经57年并没有改变,而有改变的是在副部长的数目。即使在1969年大选后,国家的政坛重新洗牌,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也没有削减马华在内阁中拥有的4名部长。当然也没有增加,后来增加的华裔部长增加了民政党一位及人联党一位。换句话说,我国在1978年后,华裔的内阁部长已增至6名。这对力争上游的马华固然是一个“打击”,但也无可奈何,除非马华退出国阵不入阁。
马华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它在1969年大选的表现差,只剩13席(参选33席),没有条件向巫统讨价还价,也就接受保持原状直到505投票成绩出炉为止。
不过,马华在争取副部长方面倒有长进,例如在2008年大选后,虽然马华只剩15个国席,但在分配官位下,还算不错,除了4名正部长外,另有7名副部长职,包括有人以上议员的身份当官。比如林祥才及颜炳寿分别出任副财长与副青年体育部长,也体现了国阵并没有亏待马华。
在过去几年来,马华本身虽可一部分依赖巫统纳吉首相的支持,但不是保证马华一定好转的万灵丹。当反风非常炽热吹起来的时候,就是城市国阵领导人及候选人遭殃的时刻。
果然经不起反风一击,马华的不入阁也告应验,作为国阵第二大党的马华也自然在内阁中除名,起而代之的是砂州的土著保守党。这个政党参加14个国会议席全胜,因此在论功行赏中,它取得最高峰,有3名部长及3名副部长“入阁”。这种数目以后是否会有改变,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加上东马的正副部长,则共有20名之多,破历届纪录。由此可见,本届大选东马“居功不少”,如果没有砂州的25席(总数31席)及沙巴的22席(总数25席),合共47席给国阵加强筹码,国阵是不可能夺下133席(国会总数222席)。因此增加东马的阁员是预料中事,但当把部分重心移向东马时,意味着西马的人事布置将会失衡,例如国大党破天荒取得22副部长,更有所谓兴权会的主席出任副部长,这种2+3=5的部长数目远远地把国阵华基政党抛在后头,也让人联党黯然失色(只有1部长)。
虽然纳吉已尽其力维持一个“平衡”的局面,但在马华问题未解决前,它是无法预知下来的变动。不过在当下比较清楚的是民政和人联的处境是堪怜的,这也是它们参加国阵以来的最大悲哀。在过去是人民进步党参加国阵后就下沉,尽管本届大选人民进步党获得友党的选区,出征14州,但还是铩羽而归,也真的服了人民进步党。它即使在选举中节节失利,始终也没有离开国阵。这种的“忠诚”也获得“忠心奖”而分派一名副部长职。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在国阵中,所有华基政党都中枪落马,从马华、民政到人联党,无一不是被火箭及公正党穷追猛打的,在大气候不利国阵华基政党下,它又如何翻盘呢?
与此同实,在今时今日,马华不入阁的议决似乎已面临了冲击,但这不是问题的症结(它可以被改变),它的重点应该是马华如何置之于死地而后生?也唯有一个新马华,一个新精神才能打救马华。可惜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真命天子出现,这就使到华社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认为纳吉的内阁是临时性质的,他应会在适当的时候全面调整以让华基政党有所适从,但关键是,纳吉什么时候找到灵感,对所有的政党来一个大整合?正如他的父亲在1974年将所有的政党纳入其势力范围而达到政治权力的分配与洗牌。我们不知道纳吉如何将最艰难的任务摆平。

刊登于2013年5月27日《号外周报》第634期

华基政党当务之急 (跃马扬鞭)



不论是国阵合成单一政党或华基政党进行合并,都是老调重弹,而且也没有新鲜感;更甚者是回应的声音太弱了,弱到几乎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舆论。
如果我们没有善忘的话,民政的马袖强以青年团团长身份曾在308后(200810月民政代表大会上)建议组成单一政党,不要再有种族性政党。可惜曲高和寡,包括当任首相阿都拉也及时回应此议行不通,因为目前国阵的组合已取得成功。马袖强也就静了下来。没想到在505之后,又是民政发出同样的声音,但这回提出建议的是民政代主席郑可扬,而不是马袖强。
郑可扬这样说,国阵不应再走种族路线而是应以统一的形象赢取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马华副总会长林祥才认为郑可扬的建议很难在现阶段落实。因此他反建议马华、民政与人联党合并。
有消息说,马华署理会长廖中莱正在策划一个引导三党合并的方案。
在尚未证实有关的消息是否正确时,我们不妨探讨政党大整合的可行性。在最早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时,巫统创党主席拿督翁就建议巫统开放门户,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改成“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以便开放门户吸纳其他种族加入。可惜未获通过,愤而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复于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讵料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全国性选举)中,拿督翁一败涂地,而东姑领导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却大捷,在参选52席中,赢得51席,只1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自那时起,种族性政党成为马来亚的政治主流,甚至连中庸的陈祯禄及林苍祐也先后认同种族性政党的功能,不再挑战种族性政党。例如林苍祐在1954年弃多元性的急进党加入马华公会。
无可挑战的是,当东姑在1957年通过联盟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时,联盟成了被选民接受的“完美组合”。但随着马华与巫统在1959年因席位分配问题闹翻后,林苍祐即便身为马华总会长,也被东姑架空其权力,未成为联盟的候选人。正在此关键时刻,陈修信填补了林苍祐的角色,又再使种族性的政党成为延续性的组合。
1969年的大选却首次出现挑战联盟的种族性组合,而使得标榜多元性的民政党和行动党在城市中崛起。尽管随之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但基本上没有动摇联盟的根基,反而是接任首相的敦拉萨来一个大风吹,将反对党一一收编,并将联盟改头换面成国阵,也涵盖多元种族政党在内。这一下子,不单反对党与巫统分享政权,而且敦拉萨也夹着与中国建交的深入民心,将华人的心又再次整合起来。
这就是说,国阵之所以在1974年以降的历届大选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抓住群众的心理,也缺乏反对党统一阵线。由于陈陈相因,巫统在国阵内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再加上华基政党在国阵内表现不受选民看好,也就有了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冲击,主要是冲着马华、民政和人联党而来。虽然巫统也有所失,参选117席胜了79席,但它仍是席位最大的执政党。这就是说,国阵的华基政党的地位相应降低。
可惜的是,自2008年之后,国阵内的华基政党依然故我,不但对合并建议充耳不闻,也没有让国阵形成一个新形象和新方向,它们依然沿用过去的方式开展斗争而无法抓住华人的心,包括抨击行动党与回教党挂钩已是陈腔滥调,也就再一次面临505海啸的冲击。这一回的震荡更明显地反映出90%的华裔选民求变急切,华基政党再一次惨被开刀。
反过来,巫统在2013年参选121国席,胜了88席而再次成为国阵的胜利的基石后,如果此时国阵内的的其他弱势成员党疾呼组成单一政党,已是不现实的建议。换句话说,只有巫统具有权威再行洗牌和重新整合,其他的友党只能靠边站。因此回到现实中的时候,华基政党似乎要为自己的未来盘算了。如果说在过去一提到合并就被嗤之以鼻,那么在今天它不能再被一口否定了,只是到底要怎样整合尚未有一个框架。无论如何,有人说迟到好过不到,就看它们如何亡羊补牢了。

刊登于2013年5月27日《南洋商报》

民政党入阁的前后 (现代春秋)



自许子根正式于516日卸职后,民政的代主席郑可扬提出重新检讨民政不入阁的决定,这是值得玩味的变化。
民政党是在1968年正式成立的,翌年参加1969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政绩,它不但夺得了8个国会议席,而且也执政了槟州。这一重大的改变,不但改变了民政党的命运,也改变了槟城人的命运。
因为民政是风光的上台,在24个州议席中夺得16席,刚好超过2/3席,所以即使在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中止国会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影响民政党在槟州的执政地位,直到1971年因发生党争和内讧后,民政才告元气大伤。当时以林苍祐为首的当权派,在四名议员背叛下,只剩下12席,刚好一半之数,随时可能倒台;尤其是在此时王裕好有偏向陈志勤的迹象,也就促使林苍祐加速与巫统商议以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之事。
巧合的是,已上任首相的敦拉萨(1970年)原本与林苍祐是同一阵线的人物(联盟),更曾在一起共事(林苍祐是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的委员之一),也就有共同的语言一拍即合。
1972年的元旦日,敦拉萨到来主持光大摩天楼动土仪式(林苍祐因此在后来将这座65层的摩天大楼命名为Kompleks Tun Abdul Razak,简称KOMTAR)。就这样,这座摩天大楼正式定名为“光大”(KOMTAR),也成为民政与巫统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然已组成联合政府,但巫统在州议会内的4名州议员中没有一人出任州行政议员,这种“不入阁”的决定也等于间接帮了林苍祐一把,让他沿用民政党人担任州行政议员。
来到1974年的时候,民政已摇身一变成为国阵的一员(因敦拉萨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也就用国阵的旗帜参加大选。
在那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当选国会议员,他们是梁棋祥(太平)及吴清德(高渊)。这一年民政代表国阵分得8个国席,但有5人当选,另3人失败(当选者还包括林苍祐、拉惹辛甘及欧效翔)。
1976年,民政守得云开见明月,梁棋祥及吴清德一起被委为副部长,虽然只得5个国席,倒也显现了国阵重视民政的代表性。不过,有需要指正的是,副部长不是内阁成员,只能聆取正部长在参加内阁会后摘要点让副部长知道。许多人误会副部长也是内阁成员,其实是不对的。
1978年,第二任首相胡先翁在大选取得胜利后(击败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也在林苍祐的推荐下,同意民政党的梁棋祥扶正成为部长。这意味着,民政党首次进入了内阁,它与砂州的人联党皆有荣幸代表华人成为内阁成员。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1978年)林苍祐推荐梁棋祥当部长而让吴清德原地踏步,原来是有议程的。其一是刻意提拔梁棋祥,以便他能成为接班人出任民政党主席。其二是对吴清德的立场不放心,不认为他应成民政的领导人。
果然在1980年当林苍祐退出党选时,他是极力要梁棋祥上位的,无奈林敬益势力较大,也就拦住梁棋祥的上位,后者也竞选失败了,只当署理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吴清德本来与林敬益说好提名他出任党总秘书,讵料林敬益在与林苍祐妥协下,飞掉吴清德,起用郑耀林(槟州行政议员)出任党总秘书。
到了1986年大选后,梁棋祥让位于林敬益,后者也就名正言顺地代表民政在内阁中的配额。
民政最旺的时刻是在1999年大选后,虽然只林敬益代表民政入阁,但也增加了副部长,先后包括了郭洙镇、吴清德、李裕隆,而谢宽泰、吴立洋、马袖强及李家全也出任政务次长等。主要是因为这一年是民政的丰收年,谢及李分别击败行动党强人而得到“犒赏”。
但不论民政如何改变,它在内阁中的席位是没有改变的,即使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许子根不幸落选,也还是在较后被纳吉首相提拔成为首相署部长,可见巫统也不想亏待民政党,而是希望能稳住华人的心。讵料事与愿违,民政又再摔了一跤,国席只剩一个(梁德明),州议会也只有4州,包括两席在沙巴。
由于选举结果太坏,民政中委在大选后有通过“不入阁”的决定,但不阻止其议员担任州之官职。比如沙巴州议员陈树杰就是借国阵(民政)过桥,大方地担任沙巴副首席部长,但沙巴离西马太远,就算民政有东马副首长之职位,对槟城而言是没有实质的政治意义。我们只能说,有人借民政的招牌“上市”,在成功后,各安其位。不过我们可较为乐观地推测,民政会改变“不入阁”的决定,下来纳吉首相该如何委和怎样委就要看大气候了。
也许正如许子根所形容的,民政只一名国会议员,如何“入阁”?这就考验代主席郑可扬如何据理力争,否则民政在国阵的地位将会进一步下沉。

刊登于2013年5月27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