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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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1.3.16

人联党最后的斗争 (直挂云帆)



砂拉越的政治演变与马来半岛(西马)有些相似,而且可以一前一后串起一个可以衔接的历史,但它们的政治启蒙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那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是英国用军舰敲开中国的门户,并在打败清廷后,于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拿下香港)之后。因为在这之后华人开始大规模涌向东南亚。
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深受辛亥革命(1911年)及“五四运动”(1919年)的影响,也就在兴学办报的过程中传播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结果在1930年共产国际派胡志明主持马共的成立,属于其中一个支部。
马共的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1945)得到扩张,也获得英国的军援。不幸的是在战后(1945年),英国与马共的关系起了变化,前者并不接受后者参与政府事务,更进一步要马共分子“解甲归田”(约6000人走入社会,但也有数千华人未接受“招降”)。
双方关系的恶化终于导致英方先下手为强,在19486月宣布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施紧急状态,大举逮捕共产党分子和亲共人士并将他们驱逐回中国,也查封左翼共团及报社等,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在形势不利下,马共也在这一年转入森林进行游击战。虽然双方曾在1955年在华玲进行“和谈”,但功败垂成,直到1989年马共才与泰方及马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41年的对峙和对抗。
反观砂拉越虽然在中日战争时已有左翼的人到来鼓吹共产思想,但“砂盟”(砂拉越解放同盟)却是延至1953年才正式成立,初时进入了中学活动。当1959年“人联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后,一大批华校生就加入其中,使到人联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竖立起左的旗帜,这个时期的“砂盟”主要是进行宪制斗争。
同样不幸的,在1962年发生的汶莱人民党的武装起义也给了英军事政府一个借口大举镇压,顺手对支援人民党斗争的人联党干部展开大逮捕行动。际此打击下,砂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一个称为“砂共”(或称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组织也就出现。因此砂拉越的情况与西马有其相似之处。
事实上,砂共政策的转变也是受到宪制斗争的影响,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1969年大选,西马先完成开票(当晚)揭晓,联盟面临重创,失掉槟州政权,国会议席也大减,剩下66席(西马有104席),未达2/3多数席;尤其严重的是,雪兰莪及吡叻州因联盟所赢得州议席未过半数,不能组织州政府,使到政局沸腾起来。在僵持不下之时,突然爆发种族冲突,在1969513日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止选举和国会民,尚未开票的砂拉越州选举便被中止,这就是所谓“513”事件。
当政局在1970年较稳定后(此时雪兰莪及吡叻州政府已被联盟组织起来)一向不为外人所知的密谈在中央政府与人联党领袖之间展开了。经过数度“暗渡陈仓”谈好条件后,砂州的州选便在特殊安排下重新选举(此时国家仍处紧急状态,许多人不明究里是怎么一回事)。选举结果也正如所预期的成绩:保守党8席、土著党12席、人联党12席、国民党12席及砂华3席。
原本国民党邀人联党一起合组州政府,但因事先已安排妥当,人联党也就婉拒国民党(这个党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是砂州的执政党,但在1967年其首席部长加隆宁甘被投不信任票后国民党就沦为在野党,被崛起的保守党所取代)。当年(1970年)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是:人联党与土著党及保守党合组联合政府,形成左右派大联合,让许多左翼人士跌破眼镜(当时西马的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末就向笔者表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不过在执政之初,人联党确实有所作为:
其中一项成就是促请政府释放人联党的干部和领袖(田绍熙就是这样被释放的)。
第二项就是在1974年促成砂共(以黄纪作为首)与政府的和谈(在第二省成邦江政府迎宾馆举行,现已改为“斯里阿曼”以纪念砂共与政府和解)。第二批砂共于1990年在洪楚廷带领下与政府和解,完全结束了共产活动。
第三项是华人的代表性较为明显,也提高人联党的形象。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联党领袖和做官的也越来越与民脱节,激情不再,当官要紧,变成“左右逢源或左右不分”的政党,以致在2006年州选时,人联党首次被火箭拿走6席。
这本来是个严重的讯号,但人联党不认真的反省和检讨,反而认为席位是可以被赢回来的。讵料2011年的州选弄得人联党四脚朝天,输得不清不楚,参选19席只保住6席,而且华人议员只剩两个,另四个是达雅族议员。
这判定了人联党似乎已走到尽头,不但6名州议员中有5位在后来又背党而去,另立联民党(以黄顺舸为首,他也担任州部长,但人联党已失掉副首长一职)。
在我们进一步剖释政局对人联党是巨大考验时,我们也得先了解砂拉越的政党中除了土著党和保守党在1974年后并成土保党后就立于不败的地位外,其他反对党几乎分崩离析。
例如一度最强大的国民党,如今已沦陷了。廖莫宜在1983年闹分裂另立达雅党。2003年,达雅党又分裂出人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于2002年又再分裂另一个民进党,而它本身也在2004年被吊销注册。
至于人联党本来也不会分裂的,但因黄顺舸胜选后无法领导人联党也就另起炉灶,党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人联党的代表性。
尽管砂州的州议席已由71席增至82席,但新增的议席只有1席属华人选区,因此人联党想在未来的州选仍然派出19+1席的候选人,必然是失望而归的,因为在国阵安排下,联民党至少分得710席,也就是瓜分了人联党的“地盘”。
如果再加上首席部长阿德南的新花招(派出直属国阵的候选人,不属于人联、也不属于联民),那也将使到“人联与联民党”变成无关紧要的成员党。
为此我们认为人联党和联民党、民进党、人民党和人民力量党等必须要反对直属候选人,这种表面“无党无派”的人一旦中选就只听命于首席部长阿德南(或被认为垂帘听政的泰益),就不知要置成员党于何地位?无论如何,人联党已到了“生死关头”,它必须拼了老命也要阻止所谓直接候选人上阵。若人联党能自派人选,输了也没话说;若是直属国阵候选人输了,帐也算在人联党身上。若胜了,与各成员党无关。这是完全在做亏本生意。
除非土保党带动国阵内成员党一起解散,共同只拥有一个政党(国阵),不然直属候选人这玩意儿是玩不得的,也对友党不公平和不尊重。

刊登于2016年3月31日《东方日报》

29.3.16

中马之间的历史巧合 (跃马扬鞭)



在明清时代(明朝:1368-1643;清朝:1644-1911),中国的封建王朝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打破了中国人自以为是的自尊,尝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武力镇压和占有。偏偏这些历史事件竟与马来西亚有所联系,而让人不得不惊讶地发现马中之间原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胶着关系,为近代中国史和东南亚华人史写下血泪的一页。
始于明朝中叶时,西方崛起的军事强国葡萄牙竟于1557年强行“租借”澳门,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澳门变成一个商港,以成为第一个取得中国丰富资源的国家。
在这之前,葡萄牙已在1506年占有印度的果阿,因而需要在1511年打败马六甲王朝,以便占有马六甲海峡。这是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五度经过马六甲海峡)留下的宝贵海洋通道。
当马六甲于1641年被荷兰侵占后,葡萄牙就失去一条重要的航道,但它仍然继续留在澳门不走,直到1887年葡萄牙才与清朝签署有效的40年协定。在1928年期满后,澳门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99年澳门才正式回归中国。
继葡萄牙之后崛起的另一个列强是荷兰,它其实也是很早就入侵印尼(1596年起),而在1619年正式占领雅加达。这个时候它也把目标瞄向台湾。
1622年(明朝末年),荷兰通过东印度公司占据澎湖,但在1624年被明朝派兵取回澎湖。在放弃澎湖后,荷兰又与明朝军签约,转而登陆台湾南部。不久之后,荷兰又占领了马六甲(1641-1824)。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崛起的欧洲列强西班牙插足其中。它在1565年占据了菲律宾,且在1626年又占领台湾北部,形成与占有南部的荷兰分庭抗礼。在1642年时,荷兰也把西班牙赶走了。
继之在1661年时,由郑成功领导的郑军围攻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投降。从那时起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家族统治台湾直到1683年降清,前后历时22年。换句话说,1683年后,台湾又回到中国的怀抱。
可惜在1894年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与清廷的战舰在海上交锋,是为《甲午战争》。清朝败降,同意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1895年的《马关条约》意味着台湾已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1945815日日本投降后,才将台湾交回中国。直到今天,所谓两岸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它成了中国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另一方面,在18世纪又崛起另一个海上强国,即为大英帝国,它也是通过东印度公司(1600-1858)向海外扩张领土。第一个被它相中的是印度。在1757年打败印度军后,英国就逐渐地将印度变为殖民地。
在占有印度后,英国人就需要占有马六甲海峡作为唯一通向中国和印度及欧洲的航道,因而在1786年,在莱特的策划下,先占有了槟榔屿。接着,英国在1819年拿下新加坡。不久之后,荷兰接受英国的条件,同意让出马六甲予英国,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1824年)。于是整个印尼落入荷兰手中,而马来亚也相继成为英国的俎上肉。
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时,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打开中国的门户。
碰巧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将向英国商人充公的鸦片二百多箱在虎门付之一炬,也就给英国一个借口用军舰开入南中国海直捣广州。颟顸无能的清廷,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这就是史上所谓的鸦片战争,既掀开了中国沦为半殖民的序幕,也是华人大量奔向海外的另一个新起点。
自此之后,中国清廷最后反击(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大举屠杀洋人和传教士,招致八国联军的入侵而通过《庚子赔款》坐地分赃。
旧中国在屈辱下,人民受尽百年之苦,才换来一个新天地(1840-1949),。然而回顾过去,澳门、台湾和香港也构成一部中国人的伤痛和饱受欺凌的历史。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321日应邀在澳门大学所作的专题演讲,主题是阐述中国近代史上百年沧桑的一页)。

刊登于2016年3月29日《南洋商报》

《公民宣言》对反对党的冲击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政坛又转入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自从20156月伊斯兰党公开与民主行动党绝交后,已暴露了在2008年大选后组成的“人民联盟”(民联)已经走到头了,这一回是伊斯兰党主动与行动党分道扬镳;上一回(2001年)是行动党不堪伊斯兰党决意走宗教路线而自动退出反对党组成的“替代阵线”。
由于在2001年后,反对党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也就在相互猜疑与斗争下,在2004年大选时被国阵取得辉煌的战绩,反对党溃不成军(国阵199席,反对党20席)。这印证了反对党在分裂下,是无法动摇国阵的。
也是因为“合作与团结”的重要性,才引发安华在出狱后(2004年下半年)又向各反对党剖释组成“统战”的重要性。但因为行动党已有前车之鉴(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及伊斯兰党和人民党共组成替代阵线,可惜安华效应只造就了伊斯兰党在1999年的大选取得突破性的战绩,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州,并拥有27名国会议员,一时风头无两;而行动党则陷入低潮,只剩10名国会议员,甚至连林吉祥与卡巴星双双落马),提不起劲再与伊党合作。在没得选择下,安华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反对党在2008年的大选以一对一的方式单挑国阵候选人,虽没有联合宣言,但也不要自乱阵脚,更不要重蹈2004年大选的覆辙。
正是安华运筹帷幄得当,因此在2008年大选时平地一声雷,反对党竟然破天荒地掀起政治海啸,冲击执政党的版图,一连攻陷5个州政权(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而且国会议员也跃增至82名,否决了国阵一向以来占有2/3多数席的优势(国阵140席)。
眼见成功得来不易,安华在大选年后的一周内即时组成反对党的联合阵线,取名为“人民联盟”(民联)。
这个组织较“替代阵线”更为扎实,不但有州的执政地位,也在国会有宏亮的声音,两线制在不经意中浮现出来。
延续着2008年大选的优势,民联也在2013年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这一回也同样掀起政治海啸,但被国阵主席纳吉形容为“华人政治海啸”。不论是第二次的政治海啸或华人政治海啸,它基本上保持了反对党势力,使到两线制呈现较为明朗的格局(国阵133对民联89)。不过伊斯兰党的势力有所衰退,吉打州政权又被国阵取回,仅保留吉兰丹州政权;而其国会议员剩下21席。
虽然如此,伊斯兰党并不认为留在民联会有大作为,反而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路线,这个路线除了突出宗教治国,矢意推行“回教刑法”外,也向巫统释出善意,导致与行动党的关系闹僵;继之伊党内的保守派及宗教派也决定与所谓“开明派”的中委划清界线,趁党选一脚踢开了几乎所有的开明派。这判定了伊党的分裂和民联的“消亡”。
于是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离开伊党的开明派另组成“国家诚信党”,也带走了5名国会议员和5名州议员,致使伊党的国席仅剩下16席。
在乱局中为保持民联的形象,三个反对党(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又结合组成“希望联盟”(希盟)。这个新组合已没有把伊党包括在内(诚信党能否取代伊党的角色和影响力也不被普遍看好),可是公正党的阿兹敏又不认为应全面放弃伊党,这种藕断丝连的“政治暧昧”也暴露了反对党无法取得共识。
就在反对党努力强化“希盟”之际,突又出现另一个组合将希盟的组合冲淡,这个组织就是由前首相马哈迪发起而获得慕尤丁及一些巫统要人签署的《公民宣言》(34日)。在58人签名下,《公民宣言》显然已转身成为“反对党”的“火车头”,但事实上它又不是,因为马哈迪与慕尤丁即非反对党人;而非政治组织也非为支持马哈迪而来,反而是行动党的林吉祥抓紧机会“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一方面他支持马哈迪促请纳吉首相下台,也同意马哈迪对制度的调整和改善以恢复公信力,不过他承认也面对责难为何会与马哈迪合作?他的解释是:《公民宣言》是超越政党的,以便在下届大选能涌现“拯救大马”的口号。如果可以解释的话,那就是林吉祥同意在此时借助马哈迪的影响力,向执政党发出挑战,会比反对党本身在“内讧”中整合“希盟”来得更有效。他更举出中国在抗日时期,中共与国民党都能合作抗敌,因此没有理由反对党不能与前首相合作。
但在另一方面,林吉祥又于314日提出愿与纳吉合作的“5大条件”,包括释放安华,成立调委会调查一马发展有限公司及26亿元的丑闻,更建议首相暂时离职等。
虽然林吉祥提的条件没有一件会被纳吉接受,说了也是白说,但在支持马哈迪的同时,又向纳吉提出“合作”的“意愿”,似乎让人感觉林吉祥在施展“左右逢源”的战略。
其实在今天来说,马哈迪与纳吉的斗争不但已进入白热化,而且非政府组织也暂时“沉默以对”。它们既要马哈迪承诺对制度的改变,但又对马哈迪的动机有所保留。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终于看到反对党的阵营已出现失调和矛盾。这边厢伊斯兰党与马来西亚民族联盟党(IKATAN)结盟,显然是“完全”与反对党的“希盟”断绝关系;而那边厢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和政治元老对认同《公民宣言》表现得不够积极,甚至带有静观其变的心态。
政治的奥妙就在前一阶段是马哈迪与安华的激烈斗争;后一阶段反倒是颠倒过来变成马哈迪与纳吉的尖锐斗争。这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也让人看到“敌人可以成为朋友”或“朋友可以化为敌人”。虽然说《公民宣言》是冲着执政党而来,但它是双刃剑,也冲击反对党的团结意志。就此而言,也让人看到反对党正陷入一个前路不明的困境。

刊登于2016年3月29日《光华日报》

28.3.16

外劳形成“移民潮”?(天下纵横)



根据维基百科统计,全世界的外劳约有25百万人(即是在外国打工,不在自己国家打工的,称之为外劳)。
如果说这个数目与事实离开不远,那么马来西亚拥有的外劳数目就十分惊人了。比较可接受的数字是400万到500万之间(指合法与非法的)。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外劳数目占世界外劳的16%20%左右。以马来西亚的人口来比较,这是一个十分不协调与过高的数目,但为什么不论合法或非法的,他们都有工作去处,除了反映出大马需要外劳外,也说明我国本身的劳动力赶不上需求量。
究竟外劳是怎么一回事?马来西亚又是何时兴起“入口”外劳的?这似乎是90年代以后的事。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时向代理聘请女佣付出的代理费不高,还能在女佣身上扣除半年的薪水,当时他们的薪水好像也是五六百元之间,雇主在提供住宿与膳食下,一个好处是女佣住在家中工作可以长些,家里也会被整理得井井有条。不过久了,当印尼女佣在外边(即逃离雇主的家)越聚越多时,她们形成一个或多个集团在外面进行打游击的工作,所赚的钱比原来的多,自然会鼓动女佣外逃。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在千禧年后女佣失踪和外逃事件频频发生,有些女佣头脑很精灵,她们会用窗帘布打结后从楼上的窗口攀下再外逃或偷复制锁匙;有者则偷了物件人不见。在面对女佣失踪时,雇主只得赶紧报案,免得发生意外而“知情不报”。当然不可否认,也发生女佣被虐待事件。
另一方面,当女佣越来越多之后,其他领域的外劳,比如园丘工人、建筑工人,餐饮食工人及清洁工人等等不一而足大量涌入,他们在什么事都能干底下,也就成为马来西亚人最廉价又勤劳的工人。
后来不但是印尼外劳,连泰国、越南、缅甸、印度和尼泊尔的外劳也进来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就是孟加拉外劳,他们在后期几乎可与印尼外劳的人数相媲美。
原本不久前政府宣布与孟加拉签约,以在数年内再引进150万孟加拉外劳,消息传开后市面哗然,因为“老板”突然感觉人太多了,恐怕大马的公司无法全数吸纳。
为什么会有此想法?那是因为根据政府的统计,合法的外劳已有210万名,而没有登记或非法的外劳少说也有200万名,若是再加上孟加拉的150万新来的外劳,肯定在马来西亚形成另一个“移民潮”而出现一个“外劳社会”(就如早年出现“海外华人”或“华人社会”的名称)。
如果想像马来西亚只有3000万人口却需要600万的外劳,那外劳的人口将是国民人口的20%
由于争议不断,政府又宣布不再“进口”新外劳,马上冻结引进外劳,但允许“非法外劳”向移民厅申请成为合法化外劳,有关开放日期直到6月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一开放后还会增加多少“合法”外劳。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外劳“抢”本地人工作,而是本地人不屑做的“脏活”却让外劳取而代之。因此若制定条例鞭打聘用非法外劳的“雇主”和“代理”是不公道的;毕竟“非法外劳”为何还存在已不是雇主和代理所能控制的,而是执法当局的责任了。

刊登于2016年3月28日《号外周报》第7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