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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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8.2.09

浮罗山背马共领袖黄源茂的故事

(一)客家人最先落脚浮罗山背 太平天国带来革命情怀
马来西亚槟城州的浮罗山背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从乔治市望过去,它就在山的背后,是岛屿的另一角,因此而得名。

但它为什么不叫“浮罗山后”或“浮罗山尾”呢?原来这个名称是客音,客家人叫山后为“山背”;而华语,福建话及广东话称为“山后”,潮州人也称山后或山尾的(在中国潮州不是有一个地方叫汕头,另一端叫汕尾吗?)由此可见,早年的浮罗山背是“客家话的天下”,大家也跟着客家人把它叫为浮罗山背了。即使直到今天,客家话仍然是这个地区的社区方言。

我提及这个典故与我要讲的故事是分不开的,因为是客家人参与开辟浮罗山背,也造就了客家人在这个地区扎根和开枝散叶;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客家精神孕育了客家人的革命情怀。黄源茂就是在许多年以后从客家革命情怀中走出来的一个山城的孩子。

我们先说说客家人如何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区以及为何槟城在早期会是革命的摇篮?就不难明白黄源茂是怎样冒出头的。

从地理形势而言,槟榔屿被划分两个区,一个是东北区(包括乔治市在内),另一个就是西南区(以浮罗山背为主)。虽然西南区的面积比较大,但人口相对少。例如在槟岛的70余万人口中,浮罗山背的人口也只有10余万人。基本上是属于乡村地带。

但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和未全面开发的地方,会在早期有人宁可涉山拔水而居?这是与客家人的天性分不开的。

根据史书记载,远在1786年7月11日英人莱特开辟槟榔屿前,岛上已有58人居住。至少有三位客家人已经落籍,他们是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马星华人志》,1966,页41)。这种说法虽没有官方文字记载,但有一英人作者书虫(Bookworm)也有这样的记录:“当占据之初,除少数华人外,人迹罕至”。而译者顾因明(曾任钟灵中学校长)在序文中补充:“莱特初抵槟岛,居民58人”。(《槟榔屿开辟史》,1969,页3)。虽然没有提到华人是谁,但华人史家则认定是张理等人。因在他们死后,有一座建于1799年的大伯公庙,用以纪念他们三人(即今日著名的丹绒武雅海珠屿大伯公庙。有坟墓为证)。他们更说,这三位客家人至少较莱特早到槟岛40年。(《马星华人志》,1958,页55-58)。

不久之后,莱特于1786年10月提呈的报告说:“我们的居民增长很快,有朱力亚人(印度人)、华人及基督徒。他们已发生争执,但每个人竭尽其力进行建设。”(《Penang Past & Present》,1966,页1)
1794年,莱特逝世前的最后一份报告指出:华人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千人。(《东南亚华人史》,1965,页244)

浮罗山背成客家话社区
我们就此针对最早期南来的华人作出推断。曾任马来亚华民事务官的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这样说:“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马来亚华侨史》,1950,页85)。这三位都是客家人,也是华裔学者所尊称的最早到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先驱者。

附和与认同客家人是开路先锋的,还有另外一位学者温梓川(已故,前光华日报总编辑)。他更进一步把浮罗山背当成是客家人的第一个落脚地:“客家人最初在槟榔屿登陆居留的地点,当推浮罗山背,而以惠州人占多数。在咸丰丙辰年间,即1856年时早已有公冢之设,浮罗古代碑墓多属惠州人,足证客家人到槟榔屿,尚在开辟之前。天主教堂则建于1854年间,该地客家人信奉天主教者亦最多。”(《槟州客属公会40周年纪念特刊》,1978,页719)

温氏也在文章中对当地客家人进行访问,证实他们的先祖于“太平天国”期间辗转来到浮罗山背定居。其中一位黄叶生系太平天国军官,在洪秀全失败后(1868年),结百余同伴来到马来亚,生存者仅20余人,居住在浮罗山背的双溪槟榔。(同上,页720)

另一学者黄尧补充黄叶生的曾孙名叫黄信忠。他们身上带来的太平天国的铜币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证据”,以证明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逃难者。(《马星华人志》,1966,页76)

不论是否受太平天国的影响,逃难者不得不远离城市,避人耳目隐居山地也可说是客家人的“与市无争”的天性,宁可择居山地而不入市。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形成一个“客家社会”,并在后来成为十分独特的族群已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天国基本上是客家人带头的一场农民革命,曾在南京建立起与清廷相对峙的政权达17年之久(1851-1868)。在失败前已有居住在非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的客家人向海外移居;在失败后有更多的人向外避难,此其一。

其二是住在南方(赣粤闽三角洲)贫瘠山区的客家人也不堪生活困苦,率先向海外寻求新天地。
当英国殖民者对华工大开方便之门(起于1786年)时,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成一种风气。浮罗山背既是一个隐市的山区,又是农耕之地,自然适合于客家人成群结队到来居住(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美德)。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溪槟榔至今还完整地保留其名副其实的客家村的面貌。其它地区如浮罗市区,浮罗勿洞乃至美湖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他们在浮罗山背建立了一个讲客家话的社区,但又融入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中。

槟城孕育马共干部
当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成立时,槟城已被列为重要据点之一。马共一开始便派出李启新负责槟城的党务,他也肩负共青团的活动。(《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1997, 页139)。而李启新非泛泛之辈,他在1947年时已是泰共的书记长,且了解莱特在曼谷被杀的情况。(《我方的历史》,2004,页168)。由此显示出共产国际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组织。

1932年,马共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成立,其中一位著名成员洪丝丝当年在槟城的《光华日报》副刊《新风》担任主编(他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到苏门答腊,但于1931年被荷兰殖民者驱回国,又再转到槟城来)。

洪丝丝在1936年留学日本,1937年返回马来亚,先后任《光华日报》和《现代周刊》的总编辑。(《洪丝丝纪念集》,1994年,页1)。

值得一提的是,在洪丝丝主政(编)下的《光华日报》,于1939年起用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文人,他就是后来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黄望青(1973年被李光耀政府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直至1980年退任,已于数年前逝世)。当时他的真实身份是马共北马局的领导人,但未公开。这一年,他用耶鲁笔名与刚南来的郁达夫掀起一场笔战,轰动文坛。1942年马新沦陷后,他被日宪兵逮捕而投降,一度被马共形容为“大叛徒”。1945年战后转入商界活动,改名为黄望青。(《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7,页62)

黄耶鲁是因1938年在新加坡被吊销教师证,来到《光华日报》负责编译工作。他也在1939年接替被调往新加坡的李振宗(小忠,槟城人)在槟城的党务。(李振宗是在1942年在黑风洞主持马共秘密会议时被莱特出卖,遭日军围攻而牺牲的18人中之一人。这是著名的“九一黑风洞事件”)。

在这个时期,槟城参与马共而成为领袖人才的大有人在,不遑多让新加坡。凡具有表现者都调到新加坡总部工作。这些人有后来成为中国华侨将领的钟灵生林青山;后来成为马共副书记长的杨果(钟灵生)及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副校长的谢秋白等等。

有一位特出的客家人许庆彪也是在此时冒出头的槟城人,他是抗日的活跃份子。在1938年加入马共,更在1942年领导槟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及后在马新沦陷时,他是第一个在雪州成立抗日军的领导人。

1942年,他抱病参加黑风洞马共秘密会议,不幸被日军包抄而牺牲,时年仅21岁。(《马来亚风云七十年》,2000,页67-68)

在抗日时期(1942-1945),马共在槟城的活动主要转至威省爪夷建立游击队,而后发展到吉打和玻璃市。(《回忆槟吉玻人民抗日斗争》,1999,页1-5)

在日本投降后,马共的大本营是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槟城不再是重要的据点,霹雳则保存为马共的实力阵地。虽然如此,马共的星火却意外地在浮罗山背燃烧起来。这一奇迹的发生,是与槟城原本是马共的人才输送地有关,也与客家人的革命情怀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英军在战后重临第一个登陆的地方是槟榔屿,(《我方的历史》,2004,页113),对马共没有直接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双方的关系尚属友好。可是在1948年英军实施紧急状态大举逮捕马共及亲共份子后,为什么马共仍可在槟岛建立其根据地?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照理槟榔屿是个孤岛,没有退路也没有后援,游击队的生存已是问题,尤其是在英军重重包围下,几乎没有立足的条件。但事实就是浮罗山背的人民,尤其是客家人创造了历史。

无可否认的,1948年是马共命运的转捩点。这一年的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英军政府在6月18日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20日大举逮捕左翼人士,马共成为非法组织。马共也因此将620的日子当成抗英斗争的新起点,列为历史大事件。

当枪声打响后,马共回到武装斗争的路线,并重新潜入森林打游击战,也开展除奸行动。因此马共在同年8月1日成立“槟吉州人民抗英军”(1949年改称“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第八支队”)。这个部队竟于1950年在槟岛建立一支有规模的武装工作队(《为独立而战》,1998,页49-54)。本文的主角黄源茂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位主要领导人。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客家人)的革命精神孕育了浮罗山背客家人的“革命情怀”。

浮罗山背市区一督,它早年是马共活跃的地盘。

浮罗山背的住房仍然保持乡村的风味。

在浮罗山背发现的太平天国的铜钱,证明客家人早年已在当地谋生。

(二)山城小子挥动红旗十年 在美湖建立“小延安”
马共在槟岛的这一支队伍,其活动中心就在浮罗山背。我们要在这里带出领导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浮罗山背人,也是继承斗争的客家人黄源茂。

祖籍广东揭阳何婆客的黄源茂生于1928年,地点在浮罗山背(他的祖业是在浮罗市中心的一间杂货店,仍在操业。设于30年代,已有80年历史。目前属于其堂兄弟的公司)。父亲早逝,母亲在90年代逝世,共有兄弟姐妹6人,少时在崇正学校念书。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刚好17岁,未再进中学,靠自修提高知识),他在自传式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日本投降消息一传开来,万民欢腾,天天看到打人,抓汉奸的消息。马共的人民自治委员会成立伊始,触动醒狮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先后成立。在自委会下有歌咏团及宣传队,我终于参加歌咏团。1946年9月,正式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在红旗底下,在陈峰的宣誓下,掀开了我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第一页。(《深埋心中的秘密》,2008,页155-160,及黄源茂与笔者的电话访谈,2009)。

入党之后,黄源茂的工作是征收同情捐,募集党捐,征求《民声报》的订户,委托《战友报》的推销者,然而成绩微小。(同上,页162)(前者是马共的喉舌报,后者是马共退伍军人所办)

战后投入革命行列
1947年,黄源茂的爱人林玉枝也加入马共,而后结成夫妇。当时的浮罗支部书记是林锦福。而他本身在1948年初被选为副书记,主要是负责浮罗山背市区的工作。虽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团在那年起自动收盘,但黄源茂的公开身份仍以新青团财政进行活动。由于他的店(市区一间杂货店当时由他父亲经营)经常有人找他,也就引起暗探的注意。

在“620”事件后,暗探对他的监视更是频密,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完成武器运送,例如用脚车由浮罗市区运送武器到美湖山区,再从美湖将手榴弹和短枪运到关帝亚齐。

此时,黄源茂已正式成为党支书记,领导郊区浮罗山背的马共工作。他自己说﹕“从此我开始了最严重考验的半武装斗争的革命生活”。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共又在槟城郊外组织了地方指导委员会,由江哲生(槟城人,后被捕,驱回中国)任书记,黄源茂也是其中一名成员,由于职务的交叉,马共支会与地委的工作是二合为一的。
在面对英军的围攻下,马共的组织也有了相应的调整。槟城和吉打合组成吉槟联委会,州委设有秘书处,槟城编为第十区,是为第十区委员会(由州委书记领导)。它由市内和郊外组成。在武装方面编号是第八支队第四流动队。第四流动队是整个槟城的武装组织的对外编号。

黄源茂身为领导人,他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负责消灭暗探黄连福(1948年9月1日在炮台山),因为黄某太熟悉浮罗山背地形,带来的破坏甚大。他形容这是浮罗山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治杀警案,而在前一晚,即8月30日,在槟城日落洞也打死了当时的立法议员王宗镜(是名医生,他在当时建议设身份证制度引起马共高度不满,认为危害马共成员的活动而被除掉)。

在11月30日,他们又打死了姓郭的暗探,英军提高的警戒,对全岛进行严密的搜查,不过马共在浮罗山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

转入1949年,黄源茂的工作主要是在浮罗山背地区转来转去,以熟悉地形。在1950年时,马共基本上已在浮罗山背立足,除奸工作也没有停止过。根据黄源茂的说法,主要是山区的群众都同情他们支持他们。

1951年,与黄源茂一起工作的李耐突然叛变,首开槟岛郊区出现叛徒记录。在他的出卖下,整个山区的组织被破坏无遗。不到半年,黄源茂等人把他干掉,剪除后患。

李耐被打死后,黄源茂说﹕“局面暂时扭转过来,敌人的进攻疯焰被压了下去。有一个短时期的沉静,群众组织也逐渐恢复过来。群众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体会了我们是坚强不屈的队伍,并非乌合之众,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因此更有信心地支持革命。”(同上,页174-179)

与另一客家人陈维新出生入死
从以下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黄源茂及其同志是如何在没有大后方底下坚持的战斗的。他充份地显露出一种革命的情怀,也在客家人居多的浮罗山背竖立起一面红旗。

这个实例是以浮罗山背的美湖为轴心。从另外一位与黄源茂同生共死者的回忆录中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陈维新。他是美湖出生的革命份子,也是海陆丰籍的客家人。在黄源茂的眼中,陈维新对美湖的据点搞得比较好,也善于与群众接触。(黄源茂与笔者电话访谈,2009)

陈维新的回忆录侧重在描述美湖成为马共的重要据点,但又是被英军夹击的焦点。

他说:“在1948年“620”之后,我居住的农村组织基础好,群众都支持革命,所以当时还能在美湖坚持工作。”

美湖当地流行这么一个传说:海龙王(陈维新),组织名“波”是个厉害(很有本领)的人物。他的利害在于善于组织和调动群众,使到美湖成为“革命的模范区”,他这样说:在日本投降后,美湖即走在前头,反对白皮书、蓝皮书、新宪法草案。有些话剧,英帝不准演出的都在美湖演出。例如抗英战争将近爆发时排练的《逼上梁山》话剧,本来不准演出,也在美湖第一次演出,后来在报上刊登了,英殖民当局暴跳如雷,传讯工会负责人,法庭宣判罚款10元了事。在日本刚投降的和平时期,《现代日报》(槟城左派报纸,战后复刊,1950年被英政府封闭)刊登了一篇《小延安的美湖》。《商业日报》又转载,把美湖形容为“乌托邦”。当局(指英军)也是了解(到)美湖是革命的基地(依山面海的美湖在当时可以通过海陆与联邦内陆往来,是游击队的主要联络要道)。

正因为美湖 “具有明鲜的革命基地的色彩”,在1948年6月20日(620事件),英军也向美湖展开大搜查和大逮捕,美湖的劳工联合会也遭殃。

接着英军又不甘于未能扑灭美湖革命组织,再于1948年7月28日出动500军警,使用海陆空战略大举进攻美湖。英军仍未有大收获,只抓几位群众去问话,然无法逮捕到陈维新。

为了保护“革命火种”,马共采取撤退人员战略,同时又借机成立“抗英同盟会”,进行宣教工作,动员群众参军,搞好经济工作,也继续进行除奸行动。目的是力保享有“小延安的美湖”不在一夜之间变色,不让它成为英军的驻扎地。

陈维新等人也就撤到浮罗市区与黄源茂会合,及后转到关帝亚齐的山洞做据点。

在山洞时,马共成员临时选出黄源茂为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他们较后又兵分两路,一组由黄源茂负责到炮台山(垄尾)找关系,而陈维新一组被派回美湖主持工作,他较后再从美湖移向炮台山与黄源茂会合。不久之后,陈维新再回到美湖重建被打散的组织。黄源茂本身也以地委领导的身份与陈维新联系。

1949年黄陈两人的重组工作见效,除了保持美湖原有的海上交通线外,也巩固了党的组织,加强对党的教育。在群众方面,通过抗英同盟,鼓励人民参军。在经济方面,巩固旧地盘收捐,开辟新地盘筹款。不忘的是,配合流动队锄奸灭叛。

面对邓普勒的包抄
因为重新在美湖取得立足点,黄源茂的影响力扩大。他在1950年将陈维新调到新港工作,又从新港发展到公芭山、峇六拜山、什公司山、新港市、峇六拜市、文丁山、文丁市、阿俾山及中港的地方。其中新港之所以被倚重是因为其交通四通八达,敌人进攻时可分几路撤退,有两条路通新港市及两条路通峇六拜市,形成一张网。这就是说,黄源茂成功地把浮罗山背变成马共的活动基地,以化整为零的战略与英军周旋。

因此,陈维新把1950年形容为“槟城市区及郊外,工作推展十分顺利,在每一次散发传单或打狗后,敌人总是到处肃清,如同无头苍蝇。”就这样,马共在1951年及1952年有了发展的空间。

但到了1952年下半年,自邓普勒将军(他是取代于1951年被马共伏击身亡的钦差大臣葛尼的人)亲身来到槟岛对游击队武装火种不灭感到如芒在背,决定对槟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加上接二连三发生党员叛变事件,引导英军进行捕捉和打击马共活动,使到马共一度东藏西匿。

陈维新这样描述道﹕“在得到叛徒情报后,敌人的进攻方式更多样和狡猾,例如加强心理战,散发大量传单,挑拨上下级分裂,煽动同志间关系,动摇革命信心,逼迫家长叫子女出来投诚,飞机天天在上空广播,到处收买落后分子或是被捕份子充当其爪牙或奸细。”

由于这样,陈维新说﹕党在1952年的组织几乎被破坏了90%,只好在1953年重新整顿,以郊外工委会领导各地区同志。党的指示是﹕“隐蔽精干、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作为新的方针,同时采用流动方式进行工作,一律不准建立据点,除了在大树芭内才能建茅寮,不然所有的人一律睡吊床,早上起床后收好放在背包内,重要文件不准携带,来往信件看完即焚。(同上,页135-148)

槟岛的地形,马共早年活跃于浮罗山背及垄尾一带。

马共领袖黄源茂及其夫人林玉枝近照。他今年已是81岁高龄,仍健在,住在耶拉。

黄源茂出生入死的战友陈维新(也是客家人)与其新婚夫人翠玉早年合影。他在美湖高举红旗。

美湖的石洞引发一段传奇战斗。
(三)英军列为“首号通缉犯” 为革命在斗争中“生葬”女儿
这个时期(1953年),黄源茂的声价大涨,英军把他形容为“马共槟城第一号首领”,大登广告。可见黄源茂在英军眼中是他们的“首号敌人”,并悬赏其人头值1万8千元。(《深埋心中的秘密》,2008,页180)。黄源茂笑说,英军看得起他,把他视为眼中钉。他当时当然不是唯一的领导人,但却是浮罗山背的实际领导人(2009年1月3日与笔者电话访谈)。

1953年,浮罗山背的马共在黄源茂领导下,也进行了整党,因不堪同志叛变泄漏军情。而这一年,英军正是采取渗透手段打进美湖和关帝亚齐的马共内部,造成一些干部牺牲。

另一方面,黄源茂说﹕“敌人在53年的大进攻失败后,转而采取堡垒政策、宵禁、禁粮。在海山公司(地方名)建立警站,美湖也建警局。敌军日间巡逻搜索,晚间埋伏。初时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威胁,久了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就能够和他们捉迷藏。”

美湖石洞的传奇战斗
有一场神奇的战斗也发生在这一年,地点是在美湖的海边石洞,有如天方夜谭的故事。后来被马共形容为一则真实的神话。它被这样描述下来﹕1953年9月13日,英军在获取情报后,动员一二百人分三重包围封镇,想以绝对的优势一网打尽石洞内的马共份子。

这个临海的石洞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头住着不过五名马共武装分子,英军则如临大敌全面围剿,看来石洞内的人在劫难逃。英军大掷手榴弹和机关枪扫射不停,结果有两位试图突围的马共被打死,另三人巧妙地突破重围,其中王潮海冲出后游泳脱险,另两位则在饥寒交迫的夜晚,借大雨降临,无声无息的挣脱敌人的包围,越到另一个山头,躲过了敌人的追杀。就这样他们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连围剿的英军也百思不得其解。用马共当时的话说,三人逃出生天是﹕“宁死不屈,不能丧失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信念支撑着他们英勇战斗了一天一夜。这个故事在1954年被马共的《铁的队伍》第25期的报刊中刊出,加以颂扬,成为马共的一份绝好的宣传资料。当时的题目是﹕《槟岛几位战士的英勇事迹》。(同上,页185,208-212及与笔者电话访谈)

黄源茂又追述石洞事件后,1953年美湖再一次遭遇大包抄。英军动员整千的兵力,把美湖包围得水泄不通,准备一举扑灭美湖的革命势力。结果又被灵巧应变的马共躲过这一浩劫。

但令黄源茂不能释怀的是,与他一起战斗的州委领导(也是市委书记)的老李(李青岩),也因来到郊区协助下属的工作,而不幸于1954年在垄尾炮台山被英军击毙,他的夫人章慧丝(已怀孕)也赔上一命。因为老李的身份也是马共槟城领袖之一,英军在一个月内拿来大做文章。

与黄源茂的情况刚好相反,老李领导的市区单位大部分是知识分子,黄源茂的郊区单位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当时老李留下的炮台山支部的党员就交由黄源茂联系了。

夫人在山林中分娩
1955年,黄源茂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打击,他的一位干部黄江叛变投敌,公开宣称不打死黄源茂,吃龙凤肉也不香。当他得知黄的太太玉枝正怀孕准备临盆时,也就疯狂地大举搜查。

黄源茂自我揭露他的一段永远的伤痛:“我们驻扎在浮罗山林内,但英军则在右边的下面树胶园扎营。就在这个时候,玉枝生产了。为了集体的利益,我把自己的骨肉生葬(女婴)。我一想到这事,心里涌起一阵莫可名状的悲痛。”(同上,页190-191及与笔者电话访谈)。

这一年的年杪,马共与马来亚政府在华玲举行举世轰动的和谈失败。英军又再对浮罗山背的围攻,惟收效不大。

虽然说1956年的变动不大,但在1957年5月的时候,英军又再一次要把马共的武装活动从浮罗山背连根拔起,使到黄源茂不得不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坚守据点之苦,已让马共不得不另寻对策了。因此时距离马来亚独立不到3个月了。

马共中央也就在1957年7月发出最新的指示,要槟岛的马共游击队全数撤走,要点如下:1.尽可能撤到苏门答腊去,在那里主要任务是学习马来文,理论,但不搞政治活动;2.可以把一些同志送到外州,独立工作;3.也可以把信心动摇的送至中国。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共中央在1948年后的方针与战略。由于紧急状态的突然实施,马共中央也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根据马共书记长陈平的回忆录指出,马共同意回返森林打游击战,并且列下反英战争至少延续10年。同时决定一州一州地设立核心游击队(这个决定意味着槟岛也可以和应该有自己的据点,也刚好是10年的战斗经历)。至于马共中央的大本营,原先是想在彭亨建立森林根据地,又想在吉兰丹的话望生建立解放区。这个时候,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的战术已成为马共游击队的战术,准备建立一个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我方的历史》,2004,页182、183、187、207及211)

可是由于地理形势(没有大后方)及人文环境条件之不适,马共无法建立起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只好在1952年辗转向北方移动,并在1953年将总部切入泰国的森林,终于在勿洞站立脚根。在往后几年,在泰南勿洞一带建立了三个营寨。(同上,页293-295)

在勿洞建立根据地没多久,陈平就在1955年杪与东姑展开一场华玲谈判,但以失败告终,标志着马共重新调整战略,应对新局面的到来(指马来亚将独立)

也只有在这之后的1957年,陈平才能冷静和全面的检讨在马来亚各地的游击队的重新安排。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和决定就是被啧啧称奇的浮罗山背的游击队要全身引退。

陈平指示独立前全面撤退
陈平回忆录这样说:“在此紧要关头(指1957年),槟城出现特殊情况,我们发现藏身在岛上中央山林的大约30名游击队员,在未来几个月里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开政府的巡逻兵。(因此)我们确定槟城的游击队必须撤离和分散。一部分迁往新加坡,另一部分偷渡到苏门答腊。(《我方的历史》,2004,页366-367)

对此,黄源茂补充说,与他一起战斗的战友,有一半以上是客家人。当地的客家人虽然知识水平不高,但凭籍客家情怀,不弃不离地支持马共革命。他说,客家人在革命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段话是黄源茂与笔者电话访谈)。

由于浮罗山背的马共接到新指示,不得不准备撤离,但还是以美湖作为联络中心。不过从1957年6月开始,英军已宣布美湖为禁区,每天都到美湖最高峰开枪。整个月不准群众去胶园割胶。英军围困个把月见未成效后只好收队。处境极为困难的游击队因为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才得以生存。
陈维新说:“1957年12月24日,半夜一点钟,他和一批同志登上小船,由美湖转到苏北。”

可是,美湖的支书王潮海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要留下善后却不幸在一次突围战斗中牺牲。其坟墓就建在垄尾的一个义山上。(《深埋心中的秘密》,2008,页151-154)。因为王潮海的牺牲,美湖支部也就被弄垮了。而身为浮罗山背马共一哥的黄源茂,于1958年10月31日,偕其夫人玉枝安全地离开槟城抵达新加坡(陈平在回忆录中有解释在1959年李光耀上台前,将部分游击队员转到新加坡是安全的)。黄源茂去不成苏北,也就走向新加坡“避难”了。随行的还有另外5人。至于撤去苏北的有陈维新等8人。

他们这些人,较后在不同的时期也转到泰南根据地。至今仍有人长住在和平村(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合艾和约后走出森林,被安置在泰南的和平村,也有另一批较早走出森木的被安置在友谊村)。

根据黄源茂说,他在新加坡住了3年,也诞下一男婴。1961年,他们一家人移居印尼。他与夫人在1979年转赴澳门,未进入中国。直到1989年马共签合约后来到和平村生活。而其孩子在当时送到中国学习。80年代中期,进入泰南马共基地打游击战,直到1989年和约后走出森林。目前一家人有孙有儿住在泰南耶拉。因为年纪大了,和约后他没有申请回马。当下已经是泰国公民。他在2007年首次返回马来西亚探亲,未受到“刁难”,两周后回泰南。他说,变化太大了。几乎认不出这就是槟城。不过浮罗山背变化不大,他祖家的店依然故我,只是生意变好了。无论如何,他说,他没有后悔走上革命这条路。(黄源茂电话访谈,2009年1月3日)。

综合而言,浮罗山背处在孤岛内,竟然是马共的活动基地之一,红旗十年不倒,真是绝无仅有。而黄源茂自然成了英军眼里的“头号敌人”(通过报章这么形容黄源茂。(同上,页196)。在他领导下,有“小延安”之称的美湖到了后期王潮海当支书时,也“不负众望”,他用生命保住“美湖的红色根据地”,直到他倒下为止。另外峇六拜归陈维新负责下,也成了“红色地带”。所有的这一切,从黄源茂的身上折射出来。他成了马共在浮罗山背的传奇人物,也成了“客家人革命情怀”的一个“经典故事”。

历史人物不论成败,只问他在特定的时期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黄源茂的传奇故事也就让历史来评说其功过。

“失踪”多年后的黄源茂,在1989年马共签和平协定后,其老母通过《光华日报》询问黄源茂在哪儿。

及后,消息传来,黄源茂仍健在。原来他在海外隐姓埋名生活多年。

今天的美湖,仍然是绿水青山,但马共的故事,已远离我们而去。

客家先賢在馬來西亞:開拓、創業及傳承

雖然說中國人向世界各國移居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但都是小規模和十分零散的,不足以構成一個有系統的族群。

根據姚枬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一書說:“唐代末葉以迄五代,華僑流寓蘇島(印尼蘇門答臘)者已多,而蘇島與馬來半島一衣帶水,華僑之散處半島各地者,為數亦當不少矣。迄今華僑乃有稱為“唐人”,稱中國為“唐山”者,口說遺傳,足為唐朝移殖事業作一佐證。”

姚枬所說的“為數不少”,在後來亦未獲得歷史佐證,只能說是極為少數的人四處流散而居,不成氣候。但他所謂的“海外移殖之端倪”確是史實。因為有了唐代“黃巢之亂”,導致了少數中國人遠渡海外,也就出現後來移居馬來西亞的華人在口語上自稱為“唐人”,而把故國稱為“唐山”。換句話說,“唐人”之稱由此而來。

所谓“黄巢之乱”系指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反抗晚唐亂政,造成中原人民又大举南迁,也是客家人第二次大遷移,年代是在公元875年起直到960年唐朝滅亡爲止。

不過根據另一位英國權威學者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曾任英殖民政府的華民事務官)考證而在其著作《馬來亞華僑史》中這樣說:“華僑初期已經跟馬來人通商和作外交上的聯絡,但是他們一直到馬六甲王國奠定基礎後(成立於1402年,而於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是為外國勢力入侵馬來西亞之濫觴),才存有永久居留馬來亞的念頭。在西元1641年時,馬六甲有華人約三四百名”(這一年荷蘭攻下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為新的殖民統治者)。600年前鄭和下西洋的故事,也彰顯了華人在馬六甲王朝时所起的交流作用。

在這三四百人中,估計有少數是客家人,大多數是福建人。根據學者魯白野在其著作《馬來西亞的民族與人口》一文中有如下的記錄:“延至十八世紀中葉,居住在馬來亞的華人總人口是數千人,他們多是商人和礦工。在這初期移殖階段,亦有與馬來婦女、暹羅、馬達及峇厘婦女通婚,在馬來亞首次誕生第二代的華人子弟。”

這就是我們後來稱之為“峇峇與娘惹”一族,以马六甲和檳城最為典型。

不論是“唐人”或“峇峇”的出現,只是一個時代的標記,尚不足構成一個大規模的移民潮,無法形成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華人社會”,也只有到了英國人於1786年開闢了檳榔嶼後,才真正啟開一個大時代的序幕。巴素博士這樣說:“華僑移入馬來半島,只有在歐人殖民地設立後,以及有一個安全的基地能使華人毅然走上遠征之途,才開始具有特殊的意義”。

他這裏所說的“歐人殖民地提供的安全基地”,即是指只有英國人來到後,提供一個安全棲身之所,終于吸引了大量的中國人向南遷移。而檳城就是我們祖先大量移居的第一個落腳地。因為我們從歷史的檔案中發現,華人大規模的從中國移居馬來半島始于1786年英人萊特(Francis Light)取得檳榔嶼的佔領後,逐渐出现一個有組織性的華人社會。

這一年不但標誌檳城歷史的起點,也是馬來西亞華人的一個重要的發展起點及後來造就了新加坡這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的誕生。

我們的客家人也伴隨著華人的南來,在檳城建立了第一個橋頭堡。因此,馬來西亞客家人的歷史也以檳城掀開實質性的第一頁。

因為有了客家人身先士卒,在檳城建立起獨特的地位,也就孕育出傑出的客家人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動人篇章。隨手拈來,在馬新一帶就有下列顯赫的客家偉人:

1. 1799年,客家人張理化身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個大伯公,至今大伯公庙仍然香火鼎盛。 海珠屿大伯公

2. 1868年開闢吉隆玻的客家先賢葉亞來

3. 1874年開闢太平的客家先賢鄭景貴
鄭景貴

4. 1894年出任清朝第一任駐檳領事的客家表率張弼士
張弼士

5. 1905年開闢怡保的客家先賢姚德勝

6. 1905年在馬新活動的革命家孫中山,被列為客家人的光榮典範。他在1911年成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開民主先河

7. 1929年創辦《星洲日報》及1939年創辦檳城《星檳日報》的虎標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對客家會館的推動居功厥偉

8. 1959年出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是現代史上特出的客家人,被形容為新加坡的建國之父

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客家人不論在戰前或戰後,都有卓爾不凡的成就。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為客家人在檳城開了頭,又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和傳承有以致之。因此本文以《客家先賢在馬來西亞:開拓、創業及傳承》為題,闡述了客家人如何在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落地生根而開枝散葉。為方便閱讀,本文分成四個單元,既有獨立性,又有連貫性。第一篇是《客家歷史與客家偉人》,第二篇是《檳城浮羅山背:馬來西亞第一座客家村》,第三篇是《客家人大遷移和客家精神》及第四篇是《鄉團應重新定位面对未来》。

第一篇:客家歷史與客家偉人

不論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或在馬來西亞近代史上,客家人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是有史為證的,這可以從馬來西亞首間客家文物館內所展示的文物歷史充份體現出來。這間設于檳州客屬公會大廈四層的文物館,它的別開生面的構思與設計讓我們得以回顧先人的豐功偉蹟和他們對兩國近代史的構建。
說到客家人,人們總有一種不易理解的迷惑,因為客家並不是地域之名,也對它的“出道”爭論不已;更對客家話的形成有一種說不出其所以然來。到底誰才是客家人?為什么同是居住在中國本土內,會被當成“客人”呢?它們是不是漢族以外的另一個族系?而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客家人在后來又不會說客家話?這是有遠因和近因的。

客家人源自中原
最先給客家人下定義的是清代進士徐旭曾。在1808年時,身為廣東惠州豐湖書院的學者,提出了后來被列為《豐湖雜記》的重要文獻,首次為客家人下定義﹕“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后也”,因“元兵大舉南下,宋帝輾轉播遷”,“百姓亦多舉族相隨”,“有由贛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逾岭至粵者”。
這說明南遷的中原漢族,隨著南宋偏安,而多數擇贛(江西)、閩(福建)及粵(廣東)交界處的山地建立起一個以山蠻作為屏風的農耕社會。由于是遷民,“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也自稱為客人”,“彼此之間,風俗語言未能與同,于是各安其位,”客人一說也就形成。
在1933年及1950年,客家權威學者羅香林教授分別出版《客家研究導論》及《客家源流考》提出了在歷史上客家人有“五次大遷移”之說,即“東晉的五胡亂華”,“唐末的黃巢之亂”,“南宋的元人入侵”,“明末清初之亂”和“太平天國起事”。在年代上是始自公元304年直到19世紀(即1868年太平天國滅亡爲止),前後歷時1500年之久。他的用意也旨在說明客人來自中原(河南),是漢族的重要民系,用以推前徐旭曾的“宋之衣冠舊族”之說。

當然也有人再向前推,說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公元前221年),客人開始南遷是為第一次大遷移,以“補充”羅香林的“五次遷移”之說。更有的學者指南遷之中原人與居住在中國南部的少數民族—畬族有密切關係(這些本地土人主要分佈在福建、淅江、廣東、安徽等省),因而提出客人非正統的純漢族,自然引起爭議(見雨青編著《客家人尋根》及肖平著《客家人》)。
其實,不論那個說法,都是具有爭議性的,也沒有一定明確的定論。但不爭的事實是大家都承認客家人的大本營“始于贛州(江西),續于汀州(福建),成于梅州(廣東)”。就是來自這三角州的先民又把族群散播到中國各省市縣鄉生活,因而有了所謂客家人分散在中國的21個省内之說,其中42个純客住县市,另268 个非纯客住县市(見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但最集中生活在江西、福建及廣東的特定地區。是以徐旭曾的文中又有一段這樣說﹕“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
既然我們今日所指的客家人是以這些地區的民系為標準,則從太平天國到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飄洋過海的客家人也是以這些地域的遷民為依據。他們把自身的文化風俗傳統和語言帶了過來,在海外建立起同樣的社區,且融入當地社會。這就是說,遷入海外的客家人以“地緣性”、“血緣性”和“方言性”來界定他是不是客家人,而這個界定又是根據他的先輩或先民是從什么地方遷來的為准。

客家話的特殊性
至於客家話又是屬于那個地區的方言呢?為什么它那么接近中國的普通話,又與中國南方流行的福建話和廣東話乃至潮州話和福州話及瓊州話有別呢?有推論說因為客人來自中原,所以他們操的是唐宋時期的“官話”,也帶有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畲族的先民)的口音。

總之它是因為時移勢易下所形成的一種特殊方言,最集中表現在這三角州一帶的人民的口語。它本身沒有自成一體的文字,而是根據秦始皇統一的漢字來演繹其方言。這與中國其他方言也沒有太大的差別。秦始皇的最大貢獻也許在于統一文字而不被中國的各種方言所“侵犯”,直到今天不論南遷的中國人來自何方,都用統一的漢字來表達。由于客家話接近普通話(中國的官方語言),就更加接近北方的發音。

然而,因爲客家人的不斷遷移和入鄉隨俗,客家話經過多年的流傳,也逐漸地面臨被邊緣化,尤其是離開中國本土客家大本營地區生活的“客家人”,生活在多種方言和語言的環境,在後天失調下,也有不少已不會講客家話了。出現了所謂“我是客家人,但不會講客家話”的普遍現象。有人因此擔心“客家話”在過一些年代,會越來越“不像話”了。此說並非聳言危聽,而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因爲客家人並沒有如同福建人或廣東人的“得天獨厚”。前者有福建省和台灣人在傳播;后者有廣東省和香港人在發揚;反之,客人由於沒有省也缺乏海外基地在推動,客家話就難以發揚光大。

但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也會以客家人的成就引以為榮的,因為客家人在近代史上創下了無數的奇蹟和豐功偉蹟,身為客家人,自然不能夠遺忘。

洪秀全與孫中山
洪秀全

遠的不說,基於“客家精神”的牽動,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1851-1868)的領導人俱是客家人出身的。例如最大領袖天王洪秀全(1812-1864年)的祖上于唐末避兵亂遷至福建寧化石壁村(被稱為客家驛站),后從福建遷入廣東嘉應州(梅州市),再從嘉應遷入廣西,然后在廣西金田村安定下來。這是一個由客家人建立起來的村落,使用嘉應方言(客話),其他如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乃至忠王李秀成也被列為客家人,形成一個“洪家天下客家兵”的農民起義運動,反抗清朝統治,一度在南京“立國”,與清朝分庭抗禮。

雖然太平天國最終徹底失敗,且被清軍將領左宗棠形容為“太平起于嘉應,滅于嘉應”,以證諸是客家人起事,但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種並未完全熄滅。在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偉人孫中山也是用“客家精神”演繹了“中華精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通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埋葬二千年來的封建王朝,建立起第一個民主政體的中華民國。

孙中山
孫中山(1866-1925)一生崇尚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他本身也受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所感召,成為一名基督教徒,通過他的屢敗屢戰的不屈不撓精神,為古老的中國走向現代化奠下第一塊基石,他因而流芳百世。

儘管有人對孫中山是否是客家人有所爭議,但不爭的事實是其先祖係由河南遷入福建汀州,明初再遷入廣東紫金縣(東江客家人);康熙年間,再入增城(客家村),而其高祖又再遷至香山(今改名為中山),接著遷居翠亨村。雖然是屬于廣東人居住之處,但孫中山本人曾自認為客家后裔,也會講廣東話和客家話(見肖平﹕客家人)。

在孫中山統領下的同盟會,有不少人是客家子弟。單就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72名烈士中就有三分之一是客家人。

就此來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客家人為近代中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歷史奇蹟,成為客家人恒久不滅的驕傲。

客家人是開路先鋒
因爲有了“客家精神”推動,客家人也是最早遠離祖國到海外開天闢地的一支先鋒隊。早在太平天國起事前,已有一位來自嘉應的客家羅芳伯(1738-1795)在1772年帶領一批客家青年經虎門到達加里曼丹的坤甸。五年之后,也即是1777年在那個地方建立蘭芳大總制,出任大唐總長19年,被譽為第一個有共和政制的統治(在印尼領土内),一直傳了10代,共104年,最後在1884年被荷蘭殖民者占有。由于婆羅州也是中國人南遷地之一,因此我們不會驚訝東馬的沙巴及砂勞越擁有60萬名的客家人之多。

另一方面,西馬(馬來半島)更是客家人響往的另一個好去處。早在英人萊特(1786年)登陸檳榔嶼之前,約1746年時就有一批華人(傳說58人)聚居在丹絨武雅,由三位客家人帶頭,他們是張理、丘兆進及馬福春。他們死后被尊稱為大伯公,而在1799年由當地人建成大伯公廟(直到今天還是成為一道風景線)。這是馬來西亞的第一個大伯公廟,后來蔚成風氣,到處都有大伯公廟。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第一間華人注冊社團也是客家人創辦的,就是成立于1801年的檳城嘉應會館。

馬來西亞傑出客家人
繼之,在太平天國年代(1851-1868),一位卓越的客家人葉亞來(1837-1885)在1854年南渡,在1868年成為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開始建設吉隆坡,直到1880年改由英國接管政務。
對于開闢太平和怡保有巨大貢獻的是客家人鄭景貴(1821-1898),其子鄭大平(1876-1935)及女婿胡子春(1859-1921)以及姚德勝(1859-1915)。他們都是一方領袖或任甲必丹或華社頭人,通過錫礦業繁榮了霹靂州。

當然不能忘記的是在清朝時代的五任駐檳領事,都是客家人擔任,他們是張弼士(1841-1916),張煜南(榕軒)(1851-1911),謝春生(榮光、夢池)(1847-1916),梁碧如(廷光、廣輝)(1857-1911)及戴欣然(春榮、喜雲)(1849-1919),任期由1893年到1911年清朝滅亡為止。

巧合的是在他們之后,由孫中山創辦的中華民國又于1912年委任客家人戴欣然之子戴淑原出任駐檳領事,一直到1930年。

憑著戴淑原的聲望,他在1939年響應報業大王胡文虎的號召,成為檳城客屬公會的創辦人之一,且出任首任會長,為客家人建立一座有形的地標。

必須補充的是,更大規模的移民潮則是清朝滅亡(1911年)之後,皆因中國民國成立后又陷入戰亂的年代,一直到1949年毛澤東解放全中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后止。這樣一來,華人社會一詞更具實質意義,造就今日的馬來西亞的繁榮與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客家人所起的先導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你是客家人,看完客家文物館你會對身為客家人感到與有榮焉;如果你不是客家人,你也會對客家人的偉大發出內心的讚嘆。客家人的榮耀也因為有了永久性的文物館而得以永傳后世。

(注馬來西亞首間客家文物館設在檳州客屬公會大廈四樓,已于2004年8月26日正式開幕對外開放)

槟城浮罗山背: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

我们客家先贤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洒下我们的血汗,也参与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串成一个富大自然色彩而又美丽的浮罗山背。客观地放映了“客家精神”的前瞻性与包容性。

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客家人在浮罗山背彰显的力量也渐渐地被溶化乃至有人也不知道客家人竟然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为了不让历史抹掉客家人的功绩,槟州客属公会决定用行动来唤起客家人千万不要忘记这里也是我们的根。虽然我们寻根要回到中国去探索源头,但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槟城则是客家人的第一个发祥地,浮罗山背就是我们的大靠山。卖猪仔也好,背井离乡也好,我们的先贤,包括客家人从这里走进了联邦内陆,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客家人体系。正因为浮罗山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浮罗山背客家村联络委员会也就顺理成章成立起来,以证诸浮罗山背存在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足以向全世界的客家人宣告:马来西亚第一个真正的客家村就在槟城的浮罗山背。

正因为有其重要性,一个由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研究所的13名学者已在6月份来到浮罗山背进行田野考察一个月。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发掘,肯定能在浮罗山背找到他们所要的历史古迹。

一个实例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加入了天主教会,甚至一度是用客家话来传道(浮罗山背的天主教会成立于1854年,至今已有154年的历史,客家人加入的为数不少)。这与太平天国(1851-1868)的洪秀全打着耶稣天国的旗帜不无关系。

不仅于此,我们客家人也是宗教自由的民系,道教组织的神庙也在这里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守护神。例如拥有100年历史的宝天宫,是客家人所建的神庙。伴随着宗教也带来了文化教育,早年的学校就设在神庙内,而且用客家话教学。

由于我们客家人的生活简朴和勤劳,世代相传也成了一个典型,在这里居住了四代乃至第五代的客家人。他们从事耕种打渔和园坵生活。成为台湾学者的访问和考察对象,只要我们一点一滴地用语言,用古迹,用家族生活等事迹口述出来,就一定能结成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部具有意义的客家历史。有关研究的结果,肯定能使浮罗山背扬名于世,也会为我们客家人争光。

槟城是客家人发祥地
其实,在马来西亚,客家人是华人社会中不遑多让的民系。我们在方言体系中名列第二,人数超过了120万名。因而我们有了一个庞大组织的客联会,团结了全马来西亚的69个客家社团。

虽然槟城的客家人因为人口的过大流动,而不再占有重要的比例,大概只是槟州140万人口中的10%左右,但槟城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建国历史上扮演的第一角色至少有六个。如果连同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人最早聚居的客家村,那就是七个第一了。

1. 在政治方面:第一任的清朝驻槟城领事(1893年)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客家人引以为荣的张弼士。

第一位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1912年)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一直到1930年。他就是1939年槟州客属公会创会人戴淑原先贤。

还有在马共草创时期(1930年)其领导人有来自槟城的;间中也有客家人在内。

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也是我们的客家人。他就是来自大山脚的王保尼乡贤。一个有关他的纪念馆就设在槟城市区内。

2.在宗教方面:第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是我们客家人在1799年建立起来的。

举世闻名的极乐寺,建于1891年,先成大士殿一座于山麓,5年之后,由我们的客家人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郑景贵及戴欣然共集资17万9千元进行扩建,前后16年完工。这就是说,今日的极乐寺之堂皇,我客家人功不可没。

3.在教育方面:全马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于1904年建立,取名中华学校,目前已迁至阿依淡。创办人就是我们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及后新式华校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此外,有百年历史的时中学校曾是客家人留下的春风化雨的标记。

还有位于浮罗山背双溪槟榔的新民义小学,也有百年的历史,是张弼士的后人所建。

4.在社团方面:全马第一间注册社团是槟城嘉应会馆与增龙会馆,俱在1801年建立起来。

5.在个人方面:第一位富甲一方的是我们的客家人郑景贵(1821-1898),他比张弼士年长20岁,既是海山会党首领,也是甲必丹,发迹于霹雳采矿业。郑景贵留下在槟城义兴街的“慎之家塾”,今天也成为其中一个旅游景点。

6.在金融方面:郑景贵的儿子郑大平(1876-1935)是第一位被授权发行钞票的个体(1918年),几乎不可思议。显示了这位客家人的财雄势大。

浮罗山背是客家人大靠山
所有这些的第一,在早年的槟城乃至马来西亚,莫不突显客家人的“丰功伟绩”,而我们浮罗山背的客家人,虽然不及几位客家显赫人物名留百世,但他们群体放射出来的影响力,也造就了今日的浮罗山背成为一方宝地。

在浮罗山背共有九个主要乡镇,即浮罗文丁、浮罗勿洞、双溪槟榔、双溪槟榔港口、新路头、班台亚齐、亚逸布爹、美湖及浮罗市区,都住着不少的客家人,其中最集中的是双溪槟榔及浮罗勿洞。前者近90%是客家人,总人口有近2000名;后者人口超过2千余名,客家人占一半有余。联同其它的乡镇的客家人加起来,反映出客家人早年宁可在山区居住是与客家人的历史不无关系的。在中国,客家人多是住在山区和边区一带,经济条件较差,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外来人而不是本家人,只好谦卑地远离城市谋生。在马来西亚,客家人也一样住在与世无争的浮罗山背。他们几代人都不舍不离,虽然年轻的一代从这里走出去,但他们永远是来自乡村的孩子。

这里是一个与城市隔开的社会。虽然交通至为方便,上山下坡都是一码事,但来到浮罗山背的感受是乡村的气息一百年不变。双溪槟榔还是那么古老,浮罗勿洞还是一个渔村(2004年的大海啸,曾在这里卷走30余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客家人没有怨言,乐在其中,且又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客家人的入乡随俗,像其它方言的华人一样,与马来人的融洽生活,让我们领悟浮罗山背是一个真正体现了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的社会。

拟在槟城建立客家土楼
根据估计浮罗山背约有10万人口,华人有4万左右,其中客家人占有1万5千名左右(数目尚待证实)。虽然物换星移,不少客家人已不流行操客家话,但上了年纪的人都喜爱用客家话交谈。他们没有忘记客家话曾是这里的通用语言。为了衬托出客家村的内涵,槟州客属公会希望能在这里建立有实体的客家村。若有人愿献出地皮或借出地皮,我们计划将中国的客家土楼移植在浮罗山背的适当地点内设文物馆,周围有美食及小摆卖,或者我们也会向槟州政府提出拨地申请,以建立一座客家地标。

只要我们客家人联合起来,我们将有希望在浮罗山背以客家村的文化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例如结合美湖的情人桥,双溪槟榔的大弯桥,班底亚齐的国家公园,再加上客家村的出现,也许世界游客会慕名而来。但前提是政府有必要重修扩建和充实美化这些原有的景点。

台湾有一个美浓客家村已成为旅游景点,什么时候浮罗山背的客家村能挤入旅游地图,我们都在期望。

如果槟州政府有这个意愿,我们客家人愿合力助其成。这对刺激浮罗山背的经济发展,肯定有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起点,未来的道路尚很遥远,但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因为我们身上流着客家人的血,思想上有不灭的客家精神。在重重困难中,我们成功地在槟城重建五层大厦,并设立起具有参观价值的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没有理由全马客家人不能在浮罗山背再圆一个客家梦。

(本文系作者于2008年6月1日在浮罗山北背客家村联委会成立大会上演词的补充)

客家人大迁移和客家精神

在前两篇我们提及客家人的光荣历史和成就是因为有了“客家精神”在驱使,而客家精神源自于客家人的五次大迁移后孕育而成的伟大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先阐述客家人迁移,再论述什么是“客家精神”。

在历史上根据学者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人五次大迁移的年代是这样形成的:
1. 公元304-581年,始于东晋永嘉之后的五胡乱华,延续到隋唐之初,中原人民不堪兵荒马乱,自北南徒分阶段南迁,是为第一次大迁移。历时2百余年。

2. 公元875-960年,始于唐朝末年黄巢之乱,止于宋太祖统一天下,再一次逼使中原人民南迁,历时80年左右,是为第二次大迁移。

3. 公元1129-1271年,在宋高宗南渡偏安时,元人大举入侵,直至元朝建立,客家先民又再第三次大迁移。较大量流入广东、江西及福建省交界处的三角洲定居。客人定位也被确定下来。

4. 公元1644-1800年,满洲入关,到清朝当政,间中也经历康熙至乾隆嘉庆年代,汉人又再移动,是为第四次大迁移。历时150余年。

5. 公元1851-1911年,始于太平天国起义,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朝对峙,止于清朝灭亡。这段期间,局势混乱,又有了第五次大迁移。不仅限于中国南方和港澳台地区,而且也越洋来到东南亚各地,历时60年,带动华人在海外开天辟地。

除了五次大迁移外,历史学家也在中华民国建立后(1911年)发现在军阀混战时期,在国共抗争时期,在抗日战争年代,在内战时期,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止的前后约40年的光景,是为华人,包括客家人向海外移动的高潮。因此有人在客家历史上加上第六次客家人大迁移是面向世界各国。

正因为客家人到处停泊,四处为家,养成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定律下,客家人不畏艰苦地在中国各省市不但生存下来,而且也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客家乡镇。至于在海外的客家人,也独树一帜地展现了客家风采。

客家精神也就在这千余年内结成一个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照耀中华大地和海外华人麇集的地方。因而有了“客家精神”这一特殊名词。

客家精神光耀四方,但什么是客家精神呢?

根据英国学者爱德尔在其著作《客家人种志》和《客家史网》针对“客家精神”做出如下的评论:客家是刚柔并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典型客家人是勤劳的、爱国的和热情的。

为此,史学家为“客家精神”作了以下的总结:爱国爱民,反压迫反侵略;勤劳刻苦,努力开拓;勇敢无畏,富革命精神;挚诚团结;敬祖睦宗;不亢不卑;平等待人。

所有这些优点也涵盖在中华民族之中,所谓“客家精神”,其实是“中华精神”的演绎。

按照我的理解,在中华民族体系内,没有一个民系是如此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21个省,并在中国国内有五次的大迁移运动,更在后来又有第六次的大迁移踏出国界,走向世界至少六十三个国家。客家人的离乡背井虽有其政治经济及环境因素,但也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敢于跨出家园,勇闯未可测知的天地。

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我们把它解读成客家人的一种传统。既能易地植根又能谦让溶入其他民系或民族生活之中,客家人多数住在贫瘠的山区另创天地即为明证。后人因此把客家人形容为“勤奋开拓,兼容并包”的民系。久而久之,它升华为“客家精神”。一种随遇而安,入乡随俗的思想深深烙在每个客家人的心中。其中最珍贵的品质是客家人的豁达天性,从敢于出走流浪天涯到卷入革命和勇于改革已成为客家精神的内涵。历史上也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开拓先锋,例如南宋的文天祥(江西吉安县人,被列为客家先民)、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嘉应人),戊戎变法的黄遵宪(梅县人),抗清名将的丘逢甲(台湾苗栗人),都让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客家人精神的光辉一面。但也有学者指出客家精神中也有其局限性和后觉性,例如客家人最先组成的是地缘性的社团,如成立于1801年的嘉应,增龙会馆等,而不是客家会馆。最早成立的客家公会也只有两个,既山打根客家公会和立卑客家公会(分别成立于1886年及1892年),其他的客家公会大多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产物(1914-1945);更有的是在马来西亚独立(1957年)后才成立。这说明了客家人在后期才意识到客家人统一组织的重要性。虽然客家精神提出已有百年的历史。

四海之内皆兄弟
由于这样,我们也发现我们的马来西亚客联会是延至1978年才正式成立。比1971年即已在香港成立的世界客属总会迟了一些年;更比嘉联会,埔联会及惠联会的成立较晚。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客联会又是后来追上,至今已有69个客家公会参与其中,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这种后觉性也说明了客家人认识到应以方言团结族人远优于用地缘团结族人。有助展现客家精神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

如果说古时我们的先辈耕田不忘读书,赢得“耕读传家”美誉,那么今时我们的乡贤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可从兴学办校及客家子弟出人头地反映出来,这就是客家精神的其中一个内涵。

正是“客家精神”的感召,客家人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重新组合起来。一个“世界客属联谊大会”的成立,每年在各地轮值举行,说明了在中国的五千万客家人,台湾的五百万客家人,香港的一百卅万客家人,马来西亚的一百廿万客家人及其他各国及各地区的客家人都渴望重新凝聚起新的力量,为客家精神注入更旺盛的生命力。

(此文摘自作者2004年在槟州客属公会大厦开幕演词之重要部分,补充于2008年)

鄉團應重新定位面對未來

在論及客家先賢與客家社團曾在歷史上對華社的形成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客家人是華社的其中一群,而客家團體也是衆多華人社團的一部份,因此它們的命運是和其他華團的命運是休戚相關的。換句話說,華社的未來也是客家人的未來;而華團的未來,也是客家鄉團的未來,彼此之間是不能被切割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探討鄉團如何調整自己面對未來。本文就是針對這一相關課題作初步與概括性的論述。

從歷史上來説,也應該從1786年算起,華人大量移居馬來西亞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而華人社團的濫觴、生存和發展也有二百年出頭。這就是說,隨著華人成群結隊飄洋過海不久後,華人就按血緣、地緣、方言、屬性及職業組織起來並各安其位。

形成的歷史背景
一項有趣但值得關注的發現是華人南來後,最先想到的是死的問題。即是如何使到生命停止呼吸的人“入土為安”而不致於草草了事或隨意棄置。于是在最早的時候先後有廣東公塚(1795)及福建公塚(1800)的設立。這兩大系族都認為它們有必要給同鄉一個往生的去處。不過在當時這兩大組織,只是按需要來處理身後事。到了1800年之後的不同年代,它們才被確定是一個“社團”的單位。因而有了“廣東暨汀州會館”及“福建會館”等組織的形成。(見石滄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研究》)

這是因為既有對死的安置,也應對生(活人)的照顧。畢竟在這個人地生疏的地方,生人不僅要為生存而結合,更應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就這樣地緣性的組織相對性的增加起來。

雖然客家人早年在各方面都起帶頭作用,隨著時日的變化,南來的華人不再以客家人一枝獨秀,反而是福建人後來居上。在今日約600萬華人人口當中,福建人占了38%之強,客家人則占21%左右,下來是潮洲人、廣府人、海南人、福州人及三江人等。而華人社團也發展到有7千多間之多。數目之多,在世界各地實屬罕見,也是海外華人的一大特色。

姑不論這些社團中只有不到一半目前是活躍的,而且也已從地緣性發展成血緣性、業緣性、文緣性及宗教性等等,但它們的存在確實為華人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今天是否已告變質或處于冬眠,或處象徵性活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曾經是我們祖先創造的一個奇葩,在歷史的長河中閃閃發亮。

鄉團的社會功能
這就是說,鄉團在特定的年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但是南來華人歸類的組織,而且有效地協助同鄉謀生及發展,更繁榮了城市社會。當英國人在1890年正式通過社團法令將華人團體進行規化和控制後,社團基本上已和較早時活躍的私會黨組織有所區分,不再是混淆不清甚至是“二合為一”的(指領導人既是社團領袖又是私會黨的頭頭)。例如19世紀中葉的邱天德(福建)、鄭景貴及葉亞來(皆客家)都具有雙重身份。

在新法令下,鄉團必須或至少在表面上與私密會社是分開的。隨後鄉團基本上改頭換面成功,也成為當地華人領袖爭取出位的一個機制,也成為華社領袖的一個平臺。當然,也為社會做了許多好事。例如促進官民關係、興辦學校、弘揚文化、開展娛樂與體育活動;更有獎助學金之設,成為輔助政府安定社會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雖然社團經常美其名是沒有政治色彩、保持中立、或超越政治而不分黨派,但它們的政治傾向都是以執政者的路線為取向,因此它們一般上被視為是政府的外圍的輔助力量,不是反政府的組織。當然也有少數敢言敢怒的社團使到政府感到頭痛和不易應付,但這在鄉團中是罕有的,也許是幾乎沒有的。

由於這樣,到了今時今日,鄉團的功能也已大大退化,甚至被形容為老年人的俱樂部,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出現所謂的青黃不接的現象。可是一般人似乎忽視了社團擁有的資源(包括財產和金錢)所能產生的力量,心理上認爲反正是公家的,與個人無關,也就不認為善用資源是必要的。

鄉團轉型失敗的教訓
雖然在80年代,這種心理障礙終于被打破了,但換來的是極其慘痛的教訓,這里有一個實例是80年代衍生的,在陳群川一呼百應下,幾乎每個鄉團都對鄉團走向企業化產生極大的興趣,進而熱衷組織合作社,又組織控股公司。名義上是結合華人的資金,在大企業上插上一腳,以維持華人備受挑戰的經濟權益。一時之間,鄉團帶動其族人和會員做生意搞企業,好不熱鬧。從一方面講是調動了鄉團的積極性,可以造福族人和會員;但從另一方面講,它又暴露了合作搞企業所產生的不可預見的弊病。例如結合的資金作不適當的用途或冒險一博或有人飽中私囊,或出現不規則的行為,甚至不知道它已經踏到法律的地雷。

當政府宣佈合作社的組織是不合條規,也不允許隨意轉化成金融公司時,整個結構就出了大問題,許多參加的社員們一下子對美好的幢景破滅了。

與此同時,搞控股公司又未見其利已出現其弊,陷入了利益之爭,再加上投資不見回酬,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所謂控股也就變成“痛苦”。

鄉團也因為經此打擊,再也提不起勁和熱情將它導向經濟結合體,在無可奈何下,鄉團又回到本位“安份守己”。

這種“安份守己”下的心態一直局限著鄉團寧可故步自封,也不願意再次創新。依然抱持著通過資產收租金來進行會務活動,或通過獎貸學金來造就大學人才。再有活躍的就多辦文化教育活動。此外,由于牽涉到比較複雜的人事問題乃至人事紛爭,身為領導人的也只好蕭規曹隨,不再尋求突破,頂多在時代的挑戰中作出調整和應付,以保住生存的條件。

鄉團的價值與展望
但這不是說,鄉團到今日已扮演完其角色,可以走進歷史而成為一個時代的遺產;反之鄉團因為擁有可觀的資產(指較有歷史性或有財力的鄉團),如果“按兵不動”或僅是按傳統的節目展開活動,不僅可惜,而且也會使到鄉團的生命力和其價值日漸式徵。因此一個較為可行的方法是撥出一定的資金,按年資助教育和文化事業,以彰顯鄉團對民族文化的執著與發揚。

在這方面,我以為鄉團可以作出以下的考慮﹕
(一)增加獎貸學金。若能力許可,撥出特定的款額讓非會員子女也能夠申請以協助那些找不到經濟援助又渴望上大學深造旳年輕子弟。

(二)重視每個鄉團的文化遺產的價值,請專人收集資料,在本身或適當的地點設立自身的文物館,讓新一代人了解先賢艱苦奮鬥成功的一面,也讓他們知道先賢走過的道路。

如果鄉團都能夠設立文物館,自然體現族人昔日的光榮,更對促進旅遊業有莫大的幫助。我的意思是說,不要光有會所而平日冷冷清清或只是供人打麻將消遣,而是應該提昇一級,將之轉化成一個有實質和有價值的文化實體。

一旦設立文物館在馬來西亞的各地形成一個熱潮,則鄉團的生存價值也相應提高了。至少讓年青的一代懂得他們從那里來,又為何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否則他們將成為無根的一族。

(三)有經濟能力的鄉團可以在物質上支助相關的鄉團搞好會務,充實內涵,不要把界線分得太清楚。所謂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應該不再局限對同鄉的支持(其實今時今日會員求助的情形可說越來越少),而是可以擴大對老年的扶助。比如在會所內增設老年人的活動中心,讓他們有一個消磨時光的去處,以減少每個家庭和社會面對老年人帶來的負擔。

(四)此外,鄉團扮演的角色是形形色色的。一邊固然可以發揚傳統,另一邊也可以來一個突破,讓外人看到它被賦入新的生命力而加以重視。比如設立圖書館和資料庫乃至電腦中心,開班授課,這對年輕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再有提倡家鄉美食,提倡家鄉傳統文化乃至讓歷史重現在現代人的眼中,不僅更能襯托出鄉團的美,也是當前所謂的美學的傳揚。

當然我們也不可諱忌地不正視目前的鄉團仍沿用中國的地域之名,對現代人已無多大意義。它已是歷史,但不是死的。例如當下興起的所謂的世界聯誼會,讓新一代訪古尋根也是很有教育意義的,以顯現在時代的變化下,我們的根沒有被自己切斷。

老實說,在中國我們並不多見這么多類型的鄉團組織,唯有馬來西亞是個例外,形成一道多采多姿的文化風景線。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珍惜,讓它自生自滅,那么再下一代人就不知鄉團為何物了。
對此,我以為各鄉團聯合組成七大鄉團聯誼會是有其重要的意義,它讓華人看到我們對根的執著與追求,也讓我們看到它存在的價值。只要我們大膽革新,何愁鄉團沒有美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于2007年5月12日在吉隆玻參加七大鄉團主辦的鄉團文化研討會上的論文。)

27.2.09

槟州马华的三次劫难 (直挂云帆)

岁月匆匆,马华公会已是甲子之年,走过了60个春秋。回顾前尘往事,蓦然发现槟州马华竟有其周期性的历史轮回,不是迷信,而是确有其独特性与特殊性。

非常巧合的是每隔20年,槟州马华公会就遭遇一次劫难。前后算来,60年内共有三次劫难,而且一次比一次跌得惨重。其间的过程,有必要温故知新,以使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一) 第一个20年(1949—1969),政党分开
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时,便有了槟州马华公会。在这20年来,先后出了三位主席,他们都是槟城著名的大资本家。第一位是学贯中西的伍瑞琴,历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受委为联合邦立法议员。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在他的领导下,马华公会没有派人参加1951,1952及1953年的乔治市市议会的选举(当时规定每年轮选3名市议员)。1954年林苍祐应陈祯禄之邀请加入马华公会。当时他已是受委的槟州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但在槟州马华没有重要职务,而是到了1955年被委为马华中央工委之一,成为槟州唯一的代表。1955年林苍祐领导槟州马华候选人参加槟州议会选举全胜(联盟共14候选人全中选,马华占5人;国大党2人及巫统7人),林苍祐仍不是槟州马华的领导人;直到1958年林苍祐成为马华全国总会长后,他还是无法改组槟州马华,继续由伍瑞琴担任槟州主席。

1957年,林苍祐通过联盟会议向东姑推举王保尼出任首任槟州首席部长而不是槟州马华。党政分家十分明显。

即使王保尼当首席部长后,他也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只是联委会其中一员。例如伍瑞琴1962年退任时,接任的是峇峇精英的橡胶大王连裕祥而不是王保尼。当1964年连裕祥退任,接任的也不是蝉联首席部长的王保尼,而是另一商业钜子苏承球,他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他一直做到1969年。
在这样的机制下,是王保尼统领1969年的大选,不是马华主席苏承球。王保尼面对的是“政治师父” 林苍祐的凌厉攻势,结果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这是马华的第一次劫难,林苍祐东山再起。

(二) 第二个20年(1970—1990),党政合一
马华在陈修信领导下,有意改组槟州马华,却力不从心,唯有起用专业人士(会计师)岑亚就为槟州马华主席作某种程度的调和,希望不再予人印象马华是大资本家的政党。但他也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又是位好好先生,没有多大地改变马华的形象。正因为这样,当1974年李三春上台后,他决心改组槟州马华,全面打掉资本家的形象,起用左翼领袖林建寿(曾任社阵总秘书)。林在1977年被扶正为槟州马华主席,目的是冲着林苍祐而来。因而有了林建寿在1978年大选导演七人帮专打民政党的“政治闹剧”之说。七人帮虽全军覆没,但也伤了民政元气,马华的石清霖开始冒出头来。

1982年大选,林建寿在李三春配合下,争取到8对8席的分配与民政平分秋色,更以席位的多寡和民政争首席部长。马华虽有所获,胜了6席,但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他打不倒林苍祐,反而造就马华的李永枢挤入行政议员行列。

1984年马华党争,自伤元气。陈群川党选大捷后,委李永枢取代隐退政坛的林建寿,鼓吹政商合一,但也不忘推行党政合一,不再回复大资本家操盘的年代。

不过1986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率大军开展“丹绒一役”,十条大汉杀入州议会,马华顿然失色,李永枢又在国席栽筋斗,槟州主席让位于石清霖。此时马华的总会长是林良实,他是石的拜把兄弟。

可惜的是,马华缺乏危机感,林良实更在1990年大选时悄悄地安排曾永森攻打州席,希望能夺回首席部长职。这一仗林苍祐虽跌马,但民政仍保住7席,马华则又再一次全军覆没,这是马华公会第二次的劫难。意外地启开许子根主政的年代。林吉祥虽打败林苍祐,但只赢14席,未能执政(国阵19席),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三) 第三个20年(1991—2008),随遇而安
石清霖州败选后被委为政务次长,以收拾槟州马华残局;他又是第三位好好先生以随遇而安的心态持续党政合一的策略。不过马华显然已不把主力放在槟州,没想到在1995年的大选,马华借大气候全面翻盘,参加9席全胜。虽是扬眉吐气,但槟州马华的“二奶命”已告定型,石清霖只能再重任行政议员,因为民政也跟着气势如虹,重振声威。行动党反跌进谷底,只剩一名州议员。

1999年大选马华再保住优势后,突有一个急转变。原来民政有2位州议员林武灿及林建安退党要跳党马华,遂使到马华从9席增至11席,而民政从10席减至8席,导致马哈迪促许子根暂勿就职,待观察事态演变。此时马华全数议员就在浮罗交怡上演一幕“政变彩排”剧,只等多一名州议员赖秋福过挡,变成12对7,以便来一个“小变天”。无奈天不从人愿,赖秋福失踪了,马华也白忙了一阵无功而返。由此可见在关键的时刻,1席之差会要了一个政党的命。换句话说,许子根再任首席部长,石清霖首长美梦一场空。在这场斗争中,林良实不是李三春,他对得与失等闲视之,毕竟这是意外的变数,不在其政治议程内。虽然如此,槟州马华显然没有居安思危,内争开始浮上台面。2003年黄家定接任马华总会长后,进一步确定林良实的“安天命”的立场,来一个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的“分权法”,也安了民政之心。

2004年的大选就充分体现了马华民政“排排坐分果果”的政治策略,减少了两党矛盾。可是这一年的大胜却造成槟州马华“后院起火”,黄锦鸿的主席职被中央派来陈广才接管。这种安外不安内的权宜之计只是表面安定,实则暗流汹涌。三届的胜利使到马华忘记了前两次的劫难,各方人马为争出位而没有危机感。

马华公会在“居安不思危”下却在2005年通过马华议员坐官也有期限的议案(没有考虑到马华若输了又怎么办,反映出马华把历史当未来等同看待),以致引发争议。2008年的大选,马华更是认定对手是不算强大的行动党,忽略了公正党的威胁,也忽略了国阵在内部的问题同样会给马华带来致命一击。结果308的大选成绩又第三次使到槟州马华输到剩零。黄家定和陈广才终于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以换取党的“新生”。

今天接班的翁诗杰和接手槟州马华烂摊子的廖中莱,只能从“废墟”中找回马华到底还有多少的剩余价值?这已经不是马华有没有危机感的争议,而是马华有没有办法在不利的大气候中用新的班子找到扭转劣势的绝招。换句话说,槟州马华如何在“一无所有”中再“无中生有”,真是考验了领导人的智慧和新班子的整合了。若党内折腾不断,能否三落三起也没人说得准。如果说邓小平有三落三起的宝贵经验,那么槟州马华看来有需要熟读“邓小平的传奇“了。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2月22日应邀在槟州马华的专题演讲会上之讲话)。

刊于2009年2月26日《东方日报》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博士在《世界母語日》慶典上致詞

1. 世界母语日的由来: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于1999年提出倡议,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目的是向全世界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避免地球上大部份语言的消失。但为什么是2月21日,原来在1952年,当孟加拉还是属于巴基斯坦时,民众为争取将孟加拉语列为官方语文之一进行示威。这一天刚好是2月21日,有5名示威者被警察开枪打死,愤怒的孟加拉人民把他们当成“英雄”而每年追悼,1956年成功迫使巴基斯坦除原来的乌尔都语外,也将孟加拉语列为国语。
1971年,孟加拉国成功摆脱巴基斯坦的统治而成为独立国。这个新生国家的政府进一步确定他们是“语文烈士”,并定为英雄纪念日。这就是说为语文地位而抗争进而称为烈士者,当推孟加拉。正因为意义非凡,联合国终于选择这一天为“国际母语日”,直到今天已是第10届“国际母语日”了。

2. 母语的定位:世界上有7,000多种语言,但只有不到 ¼ 的语言在学校和互联网上使用。尚有数千种语言进不了教育体系和公共场合。根据估算,几乎有一半的语言将濒临消亡。就我们所了解的华语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华人的母语。虽然曾经有议员说她的母语不是华语。因为她是娘惹。这是一种无知的笑话,因为不论是峇峇或娘惹,它没有自身的语言,而归根结底,他们被归类为土生华人。华语也应该是他们的母语。可是有不少峇峇或娘惹们不谙华语,而是从小就操英语。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实际上华语才是。尽管他们不懂,因为语言是有民族属性的,也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离开了本民族的语言,就不是母语了,土生华人也没有例外。

也许有人争议方言才是母语,华语不是。但如果我们承认华人是从中国南来的,而中国一早就选择华语作为统一语言,就要接受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选择北方的方言作为统一的语言(普通话,也就是华语)后,我们就应以统一的标准,把普通话当成母语。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至于本身不同籍贯的方言,自然可以保留和发扬,但我们得接受华语是我们的母语,以减少争议和使之统一,不然母语就会被乱套而削弱其民族属性。勉强的话,可以把本身氏族的方言称为“小母语”,华语则是正统的母语。

这种情况,对海外的华人特别重要,因为海外的华人生活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母语,如果华人再四分五裂地说他们有不同的母语,就会影响和打击对母语教育的推动和发展。由于华人在海外已入籍多年,也就更应以统一的母语应对多元社会。

这样子并不会影响方言的生存,而是对外而言,华人的统一母语应该是也只有是华语。方言则是家庭和族人的用语。

3. 有了共识以后,对母语的捍卫和推动就更有系统。毕竟语言是跟随文字而富有生命力,幸好华人的语文是统一的,也就强化了华语作为共性的地位。换句话说,方言本身是没有正规文字的,也不受鼓励自创文字,而是全用汉字来表达,奠定了华语的统一和不争议的地位。
由此来看,槟州政府大胆地对市区的一些街道竖立各语文街名,正是对各民族母语的重视,值得表扬。

4. 其实,乔治市之所以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因为它体现了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语言的魅力,我们不但要珍惜每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更要保护它,使之照亮“世遗”的未来道路。这样来说,今天举办“国际母语日”就更有现实和教育意义了。

24.2.09

推荐黄泉安出任槟岛“市长”

日落洞国会议员黄泉安于本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炮轰槟岛市议会行政效率差,市民投诉连连未获改善,更出现“小拿破仑”的操作;有的部门主任在背后操纵,不根据指南或25天的期限日期来处理问题;一些则是朝令夕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一遭由人民代议士有系统地胪列市议会的“罪状”。他是一位称职的国会议员,反映出小市民的心声,阅后大快人心。

但是他也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大课题,那就是地方议会归谁管辖?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或是归属于州政府的统管?黄泉安显然没有向我们交待这个重要的议题,而且他的言词中只针对弊端,提出某些改善建议,未针对原则性问题来一个斧底抽薪的大改革,诚为美中不足。因此他的“炮轰”市议会显得“雷声大,雨点小”,未能知悉他到底要一个怎么样的市议会或地方政府?

虽然黄泉安纯粹以议员身份作出公开抨击,但他字里行间也担心市议会不听指令,会影响槟州政府正在推行的“猫政策”。讲得白一点就是市议会的不配合将破坏槟州政府的形象而产生负面的效应,因此黄泉安的“内裤外穿”说到底已间接点出市议会是归州政府管辖的。这就体现了他勇于面对现实,对自己的政府作“自我批判”,值得赞赏,至少他把问题抖了出来,也让州政府,包括他自己需要好好地思考下一步要怎样走?

尽管我们尊重他的看法,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理论”,因为他对一项大原则提出模棱两可的建议,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方面建议未来的市议会主席应是一名强势领导者,另一方面也不赞同政治人物出任显得缺乏说服力。例如他建议最好还是委任专业,有经验的高级公务员担任市主席比较恰当,理由是他认为过去陈锦华及丁福南两位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没贡献。我们倒可以反过来问﹕公务员不是行动党的党员,没有强势的政党背景,他能成为强势的领导人吗?正如林冠英若没有强势的政党背景,他能成为强势的首席部长吗?再者黄泉安对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持负面“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至少陈丁主政的年代,敢于改革和对高级公务员采取严厉的手段并采取亲民政策已赢得认同。我们不知道黄泉安为何要反对政治人物担任市主席?他应该知道,行动党千争取万争取的不就是要回第三张票吗?所谓第三张票是指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政纲中列出的“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行动党的长期斗争目标,那是因为行动党认为自1965年中央政府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后,就剥夺人民直接选举地方政府的权利,是民主的一大缺陷,而过去有地方议会选举出现轮替执政,也由政治人物担任市长或主席的。换句话说,“政治化”地方政府没有不当,就如中央及州政府同样是政治化的机制,由人民选出政府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黄泉安不能否认他就是在此机制下做了国会议员,行动党也因之成为槟州执政党。以此类推,地方政府同样也应该发挥民主机制,由人民直选地方议员和执政党乃至市主席,这就是行动党不变的政纲。

虽然在目前的法令下,行动党不可能即刻还人民“第三张票”,除非它也成为中央政府一员,因此没有人怪责行动党当下不“还政于民”,但这不等于行动党不可能在内部进行改革和力争市议会的民主化。

按照目前的机制,市议会或地方议会是属于相关州政府所掌控的,槟州也没有例外。比如槟州政府辖下就有两个大市议会,一个是槟岛市议会,另一个是威省市议会,它形成州政府的左右臂膀,而且在权力结构上,市议会也分享了州政府一半的权力,举凡民生的问题,莫不与市议会有关,州政府反而成为监督与协调的角色。如果州政府发现市议会的操作与表现差劲又不求改善的话,人民会直接责难首席部长林冠英。就如过去市区塞车,垃圾污染市容及一雨成灾,人们的口头禅是对时任首席部长许子根指指点点。这就是说,市议会做得不好,首席部长也要承担责任的。

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个州政府要使到市议会或地方议会成为政府的好先锋,为将来直选铺路,下列三件事是非得直接“干预”不可,也符合朝向民主化的进程。其一是对市议员或地方议员的挑选要较为严格,选择适当的人担任,不是以政治安慰奖或安抚派系来考量。这些议员必须要有党性和带有党的理念来推行党的政策,力促公务员按章行事,不能我行我素。

其二发挥党控制地方议会的效能,让相关的国会或州议员能指示或要求地方议员办事。正如黄泉安所提议的,划出议员的服务地区或工作范围。但也必须要让这些议员明白,他们的职责是服务再服务,不是不见人影,坐在冷气房只顾开会或指手划脚,自身不到民间了解问题和疾苦。他们不是立法者,而是执行党政策的服务队,主要力促各部门,包括主管配合行事,没有所谓你做你的议员,我做我的决定这码事,唯有双向沟通,才能减少民怨。

其三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市主席或地方议会主席必须和应该是政党所推派和委任的称职政治人物担任,让他把党的政纲贯彻在日常工作中,因为在地方政府条例中,主席的权力是最大的,他可以谕令属下的官员按指示办事,也在议会中拥有否决权。如果执政党控制不了地方政府,等于它的左右臂被砍断了,效力也无从发挥,就会不断地发生如同黄泉安所揭开的问题。再者政治人物担任主席后也自然得向党负责,借助党的力量纠正弊端。如果否定政治人物担任主席也就间接影响地方议会朝向直选的大原则,又如何逐步实现“还政于民”的治州方略呢?

环顾行动党当下的政治人物,现在看来,最具资格与条件出任槟岛“市长”(市主席)的人选应首推黄泉安。他有头脑,也有分析能力,一年之内就洞悉各种流弊,当可辅佐林冠英主攻。这个具有实权的职位远远重要于担任不具实权的“幕僚长”。既然60年代林建寿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兼市议员,也在市议会内成为改革的推手,为何不能再出一个林建寿呢?不知林冠英和黄泉安以为然否?

刊于2009年2月21日 《光华日报》

最坏的政客卖党求荣 (天下纵横)

大凡初入政坛的人,我们称之为“政客”,因为他们都是政治的客人,还没有资格做政治的主人。当了一个时期(至少也要有三五年的磨练)的政治人后(指活跃党内,有党职在身上的),有的可以“晋升”为政治工作者或专业者;有的则仍停留在政客的阶段,因为他仍然徘徊在政治边上,尚未正式入门。有的入了门的,但政治立场尚待考验或不明显,充其量也还是“永远的政治客人(政客)”。这是我们对政治人的一般“标准”。

因此一名“政客”要成为“政治专才”或“政治家”,确实少之又少。古往今来,能够被称为政治家的人寥寥可数,因为成“家”者也要独树一帜,或成为实际的掌权者或成为一方的政辩家。换句话说,不一定是执政党人才算是政治家,反对党的强人也一样有资格成“家”。

就此来看,要成为政治家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要被人广泛认可才行,不是自封成家的。还是老老实实做政治的客人比较贴切。

其实要当一名政客也非易事。不是因为你参加政党就有资格称为“政客”的,充其量不过是政党的拉拉队或“过河卒子”,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像这样的普通党员,今天跳这个党,明天又回这个党,那又怎样?我们不是经常在大选之前或补选之前看到成群结队退党或入党的新闻吗?一大堆的人站在镜头前,不过是被摆上台表演一番,过后又被忘记是怎么一回事了。我的一些朋友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某党的党员,也没有人理会他跳不跳党,因为这无关宏旨,你就跳一百回谁也管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位仁兄,把跳党当成家常便饭,因为是大选来临,也就有机会上报。后来我查知原来他的“职业”是乩童,反正“乩童”很喜欢跳,让他跳个够吧!

不过有的人已非“等闲人士”,他们在特定的时候有幸被党安排参加选举竟而胜出,一夜之间成名,有了身份(或是国会议员或是州议员),他的“政治资产”也就累积而成,可以被视为“政客”了。

政客在这个时候也有分类,有的政客还讲点良知,即使在党内不得意或被排挤,也不会想到跳槽,顶多是期满后不再参选,急流勇退。但有的政客就没有所谓良知这码事,道德与原则对他而言是多余的。只要对方开出优渥的条件,他就迫不及待的变节,倒戈相向。这样的例子往往发生在反对党的身上,因为反对党没有私利可得,倒向执政党则好处多多。当然不是说所有跳槽的议员都有巨利可言,但至少说明他们的人格和党格有问题。如果不是涉及政权的交替,不是谋倒一个政权,不是恶言相向,中途叛变也不是大不了的事,顶多是选民瞎了眼投错的人,骂完过后就渐渐平静了,待到日后再算老帐。

最坏的一种政客是处心积虑地制造一大堆的理由,把一手扶持他起家的政党骂得狗血淋头,造成一种被压迫的可怜相,目的不外是骗取外人的同情,企图合理化叛变另其苦衷,这一类人归为“卖党求荣”。

而最最坏的政客就是恶意的弄倒一个政权,然后装出一幅楚楚可怜的样子,要别人同情他是情非得已,错不在自己,而是在党“不珍惜人才”。这种自我膨怅又没有原则的人,不论用什么委屈来做挡箭牌,不论诉说别人的不是,也没有人接受那一套说词。理由很简单,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党内其他人“错”(排挤)在先,自己就可错在后。两个错加起来并不等于对,这种行为叫做“卖民求荣”。

这样的政客本身为什么不要扪心自问,自己是怎样起家的?自己是怎样成为议员的?没有党提供机会,这年头有几个独立人士可以熬出头来?说到底,一个人当选议员全因党的栽培和提供机会,然后是人民的支持,不是个人有什么非凡的魅力。单就此点,就足以说明当一个人得到机会后,绝对没有权力在党的背后插上一刀;更没有权利背叛选民。如果不顾后果地忘恩负义,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这样的彻头彻尾的叛变。当一个人可以出卖党的利益时,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出卖?

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机会主义的政客,他们有时候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奉劝和提醒每一位出线的政客,不要为了一时的卖华富党,换来一世的骂名。身为他的亲人,也会因之抬不起头来。他们可曾想过下一代将因之终生感到愧疚,因为他们有一个让他们感到耻辱的长辈?

刊于2009年2 月23日《号外周报》第416期

尼查是回教党的骄傲 (直挂云帆)

308大选之后,吡叻州出现了一位先看是不起眼的政治彗星,后来表现竟是非等闲之辈,他就是领导民联州政府的第10任州务大臣尼查。盖因在今年2月6日,由国阵委任的赞比里取代他成为新的州务大臣后,尼查一下子人气急升,成为家喻户晓的红人。换句话说,尼查是在跌马后成为夺目耀眼的政治彗星。

本来,一个人是在冒起的时候气势如虹,下滑的时候黯然神伤,但尼查却恰恰相反,他跌马后显得更加神采飞扬和意气风发。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尼查的上位有一段波折。因为在吡叻州总数的59席中,回教党只占6席,公正党7席及民主行动党18席,合起来有31席,比起国阵的28席多了3席,可勉强组成州政府。在民联的安排下,就推出3位人选供苏丹挑选一人出任州务大臣。结果尼查以最少数席的政党成为民联的政府首长。

上任之初,尼查因属于回教党人,多少被质疑会否回教化吡州政府,正如行动党的倪可汉坦承,民联三党在开始商议组织政府时曾彼此怀疑,行动党人起初担心回教党人担任大臣会引起华裔支持者的反弹,而曾推举公正党的贾马鲁丁(已变节转而支持国阵)为大臣,但在这之后,尼查展现了他的领导才华,公正与合理的推行各项政策与措施。因此,倪可汉说,经过10个月的合作,他们发现当初的让步是正确的。

这一正确的判断也改写了反对党的历史。本来在2001年之后宣布从此与回教党一刀两断的民主行动党,在308大选的微妙局势下,又不得不破镜重圆,才有了民联这个组织,当然也全因安华的穿针引线有以致之。这样一来,眼见不可能发生的变化也随之使到反对党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重新整合。

当然矛盾是存在的,但三党的合作又各有所得,也各安其位。其中最大的得利者要算回教党,它不但保住吉兰丹州政权,夺下吉打州执政权,而且进军大城市也取得不俗的政绩;尤其是吡叻州的州务大臣出人意表地由回教党人出任,等于拥有了3州的执政权,其意义远胜于过去在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登嘉楼州执政。这也意味着回教党不再是乡村的政党,已发展成一个城乡皆有势力的全国性政党。

尼查之被挑选为吡州务大臣,也不全然他是回教党人(因回教党只占少数席位),而是在候选人中他是最具资格掌舵的人。他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他所居于的优势。他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符合马来人担任大臣的条件。而他拥有英国阿斯顿大学工程学位的学历,有助他登上州务大臣高位。当然因为他的母亲是华人,他在上任后有时讲些广东话和华语,又博得当地华人的好感。

尼查就是以他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多元种族而以回教徒居多的州属。10个月以来,政绩基本已被肯定;特别重要的是尼查在一定程度上漂白了回教党的宗教色彩,让各民族人民第一次感觉到回教党人担任州务大臣同样是温和与中庸的,不摆架子,也不成天宣扬宗教论,而是实事求是地管好吡叻州。他不但用行动证明回教党不是偏执的,而且也证明回教党参与联合政府也不强人所难。就这样,华裔对于行动党重返民联已无异议,反而大加赞扬这条路走对了。

因为尼查处世哲学赢得口碑,回教党也给予充分的配合,无形中非回教徒对回教党的印象也大有改善,不再如同过去彼此总保持一段的距离。在这方面,尼查居功厥伟,他是回教党的骄傲。

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深入民心的领袖,竟在2月份遭遇变天的打击。3名原民联的州议员倒戈相向促成了国阵重掌政权。人民又首次感受50年来才更迭不及一年的政权又再打回原形,支持者失落之情油然而生。

虽然如此,政治立场坚定与斗志旺盛的尼查却坦然处之。他在拒绝下台之后,展开了新的一轮的斗争。在法庭起诉新政府的同时,又展开与民同在的持续性的抗争,把一场“宪制斗争”转为民间运动。

不论尼查的斗争结果如何,最低限度他已经为回教党竖立起新的形象。这对长期以来予人保守和宗教浓厚的回教党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回顾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在50及60年代是属于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走的是中间偏左的路线。直到70年代初期,回教党在阿斯里领导下与国阵结合,继续其中庸路线。但在1977回教党脱离国阵后,在翌年的大选中失利而徘徊在政治十字路口,一直到90年代初期才又在吉兰丹找到立足点和新起点。不过,它已经逐渐转向宗教意识的斗争,以有别于巫统。在法兹诺(1989年起)领导下的回教党,势力又重新在东海岸膨胀,以致在1999年在安华效应下,回教党再夺下登嘉楼州政权,于是有了回教党与巫统对“回教国”诠释之争。2002年之后,哈迪阿旺接手,他沿着法兹诺的路线领导回教党。由于受挫于2004年的大选,哈迪阿旺在2008年大选时接受安华的指导,终于首次在城市取得立足点。尼查就是在因势利导下不经意崛起的回教党一颗闪亮之星。今天的他,以中庸,果敢和充满自信的精神迎接宪制斗争,凸现了回教党的现代政治战略。因此他也反过来,以中间偏左的路线,照亮了回教党未来的道路。如果有一天他被回教党人确定为新一代领袖,我们也不足为奇。同时尼查经过一番磨练后,也许是未来的安华。这就是因祸得福的新一代政治明星带来的政治效应。

刊于2009年2月19日《东方日报》

17.2.09

批判许月凤 (天下纵横)

我不认识许月凤,我只见过她一次,那就是在去年10月吡州客属公会为尽地主之谊接待来自各地的客联代表而设的宴会上,她代表吡叻州务大臣担任主讲嘉宾。

她的出现并未引起骚乱,但她应邀上台演讲时,一口流利的客家话,把台下的人吸引住。再加上她的感性演说,诉说其童年的不幸和在贫穷中挣扎成长(由于患上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使到她成为当晚最引人注目的致词者。

她在较后时又提及她如何参政及吡州变天,民联登台后怎样推行利民惠民的政策,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妇女怨气。她赢得了许多客家人的喝彩声。因为从政的客家人能够操一口流利客家话的,就我所知,除了韩春锦外,要算是许月凤了。在她致词后,不少客家姐妹纷纷跑来与她合照。虽然人潮不算是争睹明星风采,但也勉强有“明星架势”了。那一个夜晚,我看她笑得很开心,这是从政者成功后所能享受的成果,也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虽然我知道她曾在报上有过不满之声,没有机会当上行政议员,但能够当一名副议员也算不错了。毕竟起而执政之后的僧多粥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也许安排上不能尽如人意,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事,一样会发生在任何政党身上。许月凤当然没有例外。

尽管副议长只是一个头衔而没有实权,但比起其他州议员又似乎多了一个光环。我不知道许月凤是否仍是不满,不过我在那晚看她的表情和得到众人的祝福,她应该知足了。当时我也听到有人夸说我们的客家人中又出了一个会讲漂亮客家话的政治人物,实不多见。

我之所以提起那一段故事,是因为这些天来许月凤的表现让我膛目结舌而大跌眼镜。我实在不相信一位文质弱女竟然能在关键的时刻掀起滔天大浪,把民联政府一脚踢翻。

我更加不能释怀的是,我在今年正月的一场东南亚客家工作坊的座谈会上,回答台湾学者的一个问题时的一段话。我说,客家人不论在中国或在海外,都包含革命情怀。前有中国的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动;后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更影响到后来的中国革命及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都少不了客家人扮演重要的角色。客家人为什么会被视为革命的中坚份子,那是因为客家人较少或鲜少背叛革命。他们被信赖能为人民打开一条血路。

很不幸的,许月凤掉队了。她让我们客家人无言以对。她没有坚持她的理念,她能否告诉我们,她为什么背叛她的政治信念?难道当初参加行动党不是为一个改革的未来而是另有议程?

我常常告诉人家,你不能恨你的国家,你可以不喜欢领导人,但身为公民你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出卖国家,你只能参与改革和纠正弊端。

同样的,你不能憎恨你的民族,你也不能典当民族的利益。正如你应该爱你的母校,即使你不喜欢校长,但学校并没有得罪你,不论你将来成就如何,母校是你永远的母亲,没有母校,哪有你的今天?

以此类推,在政治圈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够换党(最好不要跳槽,若在党内不得意,可选择急流勇退),但总得师出有名,也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是从执政党转到反对党,无利益可言,没有人会指指点点;反而如果从反对党跳到执政党又有官位可做,肯定会被人责骂见利忘义。在政坛上我们对此也司空见惯了。但没有一次像这次的吡叻州再变天的戏剧性,牵涉的不过是三个人,其中要命的竟是许月凤的插上一脚,将整个局面倒转过来。这就是人民无法消化也无法原谅的一种内心疼痛的直接反应。

没有人会否定选举的结果,也没有人不尊重民主,但肯定没有人会原谅对民意的“骑劫”和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而击到一个政权。这已不是一个人跳槽的事,而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尊严,许月凤可曾想到严重的后果?

我不是为行动党辩护,公正地说,没有行动党提供的平台,哪有今日的许月凤?

此时此刻,即使抬出一万个理由和一千个委曲,也是于事无补了。许月凤在4个月前留在客家人心中的形象也因之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许月凤这三个字,伤透了客家人的心。

刊于2009年2月16日《号外周报》第415期

失而复得与失中有得 (直挂云帆)

308的大选,让反对党有些意想不到的夺下霹雳州政权。几经折腾之后,终于顺利组成以尼查(回教党)为首的民联政府。

讵料执政未及一年,又因3名州议员的叛变而在2月6日又告变天,改由国阵的赞比里宣誓出任霹雳州务大臣。由于局势的微妙,引发了宪制危机。一边是民联政府拒绝下台;另一边是国 阵接手组成州政府,于是出现了“两位州务大臣”之争,使到政局更加错综复杂。
在国阵这一边,对于大选后一连痛失4州政权是耿耿于怀的(另一个吉兰丹州原本由回教党执政),而当中反对党组成的霹雳州政府是最为薄弱的,它只比国阵多出3个州议席。因此国阵从这个环节寻找突破口也是不争的事实。纳吉副首相就毫不讳言地说,挖角夺权并没有错,更指责是民联开了头,所以国阵是“以牙还牙”。

就这样,民联的3名州议员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倒戈相向,马上扭转了整个局面,顿使国阵从28席增加了3席的支持力量,凑成31席;反之民联则因3人的离队,减至28席,政权也就在一夜之间变色。

这当然只是两个阵营短兵相接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为民联坚持解决政治争议的途径是解散州议会重新大选或召开州议会通过不信任票,才算完成法制程序。为此民联目前正在做的是对其地位寻求法庭作出判决和3名“辞职”的州议员是否有效?虽然,我们不针对法庭的结果作出分析与评论,但我们可以从这场“宪制危机”中视审两大阵营的得与失和优与劣。

在国阵方面,它巧妙地接受3名原民联州议员成为独立议员,实则已公开表明是“国阵的独立议员”。这样一来,它成功地说服霹苏丹已成为议会的多数席党,霹雳州政权也就失而复得。这也是国阵梦寐以求不必通过选举即可重掌政权的大好机会,但它面对的是道德问题的争议。前首相马哈迪就不认为巫统应接受两名被反贪局提控的原民联州议员,担心会使国阵得中有失。

国阵既为中央政府,当然居于绝对的优势来取回州政权,且可通过拨款来使到霹州政府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援助。不过,基于霹州巫统占有27名州议员,马华只得1名,民政与国大党归零,也就造成整个过程由巫统一手操办,相信国阵其他成员党事先并不知情,难免予人印象一党独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即便事后马华及民政采取“亡羊补牢”措施,国大党也插上一脚,试图安抚华印裔同胞的起伏心情,但似乎尚未将被动转成主动,而且在州行政议员的结构上,也将无法突显各民族的代表性的平衡,除非还有民联的华印裔议员跳槽。若拉拢有成效,功劳也归巫统,其他成员党则是接受成熟的榴槤,无喜可言。

由此来看,大选后的国阵机制变动不大,除了巫统是大赢家外,其他成员党是否能借此“挽回民心”也大有疑义。无形中国阵的弱点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

在民联方面,它因为甫上位执政资源有限,人事也复杂,未有一个强势的主导力量,以致在两名州议员面对官司后未洞悉其中有变,更未料及也有其他议员伺机而动,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时机(提早通过解散州议会;待到巫统反守为攻时,才发觉事态严重,但已是失去掌控权),终于眼巴巴看着大权旁落,焉能不痛辙心肺?

尽管在大选后的两场补选都是民联占上风,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及霹州政权的易手。如果说公正党的2名州议员或有隐情,那么行动党的许月凤就跳得突如其来。不论她有多少冤屈,她的这一变节却是关键性的要了民联政府的命。随之而来坊间对她的指指点点和粗言粗语也正是怪她弄倒一个正在表现的州政权。她不必怪民间的责难声,是她自己惹来一身骂名。如果不是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存亡,多几个许月凤变节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正因为许月凤的事件当了反面教材,它也给民联提供一个凝聚民间力量的机会,形成民联的后盾。倘若民联顺着这一风势卷起浪潮,它所潜在的力量就会再散发出来。换句话说,民联在失去一个州政权后,可能激发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失中有得)。

不幸的是,民联在此“危难关头”,行动党主席卡巴星突然发难,要求安华下台,更将矛头直指林吉祥父子,确实始料未及的雪上加霜。这虽然可以被形容为个人观点,但也反映了民联“后院起火”。如果民联要保住争取民心的优势,它不得不采取紧急的措施来化解内部矛盾(据安华说是民联不认同起诉苏丹,而是另辟途径持续斗争),以便将危机转为契机,否则矛盾将会深化,不利内部团结,也授人以柄。

由上观之,不论国阵或民联,彼此都有优缺点,也有不同程度的内部矛盾;尤其吊诡的是:过去民联是靠这3名议员执政;而这次是国阵靠这3名议员上台,形成了3个人左右大局,毕竟不是健康的现象,也影响政局的稳定。如何将这种局面纠正过来,除了看两大阵营交锋的结果外,最终(胥视何时选举)还得交回人民做个了断。

刊于2009年2月12日《东方日报》

李道胡丁因噎废食 (直挂云帆)

巫统纪律委员会主席东姑阿末李道胡丁语出惊人的建议巫统取消巫青团、妇女组、少青团及女青年团,尤其是后两者。

他所持的理由是:更多的选举,将无法铲除金钱政治。他说:“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要减少金钱政治和减少竞争,这些的左右臂膀应予取消”。

不过,首相兼巫统主席阿都拉及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纳吉不予认同,马上否定此举的可行性。尽管两位巨头否决他的建议,李道胡丁仍然坚持他的看法。

为什么他会坚持呢?原来巫统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主流政治,而且自独立以来的52年,都是居于强势的执政地位,形成了巫统即是政府,政府也是由巫统掌控的局面。在党政合一下,巫统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久而久之,在巫统党内难免出现有人用金钱或利益来争取党职,然后再向官场迈进或倒过来为巩固官职,也不得不使用手段来保住党职或更上一层楼。金钱政治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风气,也累到李道胡丁查了又查,审了又审,似乎没有尽头,也就有感而发了。

我们先别讨论如何铲除金钱政治,但就李道胡丁的建议来看,虽有“敲山震虎”之意,却无“釜底抽薪”之效,因此只能归为“因噎废食”,或“削足适屐”的舍本逐末的言论。

原因无他,而是巫统在1946年创建后,便有青年组之设,更在1949年发展成为青年团,首任的团长就是创党人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后来成为第三任首相)。他之后的团长是敦拉萨(后来成为第二任首相)。不久之后,敦拉萨成为巫统副主席,便将团长职交由萨顿出任。这位激进的马来青年就是反对拿督翁将巫统变成多元种族政党而名噪一时。随后出任内阁部长到最后成为槟州元首。下来的团长也非等闲之辈,如洗努随后被东姑提拔出任内阁部长和巫统总秘书。

70年代初期冒出头来的哈仑,更是权倾一时,官拜雪州务大臣,也敢于向巫统领袖权威挑战,结果落得身陷囹圄。哈仑之后有过赛惹化(与李光耀抬扛的巫统之狮)及苏海来的过度领导。直到1982年才由异军突起的安华上位,当时他成了马哈迪身旁的红人。1987年安华为攻打巫统副主席,也就将团长让于纳吉。

纳吉(3月将出任巫统主席兼首相)在1993年弃团长攻打巫统副主席胜出,接棒人是查希(原是安华亲信,今届是角逐巫统副主席红人)。在1998年之后安华跌马,查希出局,换来了希沙慕丁(胡先翁长公子,如今角逐巫统副主席,又是炙手可热的政治红人)。由此可见,巫青团一向来卧虎藏龙,也是培养国家领袖的摇篮,岂可轻易废弃?

至于近年出现的少青团,它的委员是由巫青团委任的,不存在党选,还不足以威胁青年团,因此暂不提它。

同样的,巫统妇女组也是在1947年就有,但角色模糊。到了1956年法蒂玛从卡丽扎西蒂手中接过棒子,妇女组开始被重视。她在1959年到1969年三度蝉联国会议员后被委为福利部长,成为我国首位女部长。

1972年她的地位被艾莎干尼取代,后者也在翌年成为福利部长。 1984年涌现一位女强人拉菲达阿兹取其位做到今天,前后历时25年。间中她曾任位高权重的国际贸工部长,展现了妇女组的强势。但她也因此成为争议性人物;尤其是先后受到安华和马哈迪的抨击。不论已失去部长职的她今届是否再蝉联妇女组主席,她似乎已把妇女组塑造成“钢墙铁壁” ,不是任何人可随意闯入的,也因之马哈迪在2000年成立了女青年团,将妇女组一分为二。如今女青年团的大姐阿查丽娜已贵为部长,现任主席诺莱妮也晋身副部长,风头比妇女组还健,又岂可被取消?

由此观之,身为巫统元老的李道胡丁不会不知道这些组织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推论他的话是别有用心的,以提醒巫统党人若不改变,党就会被金钱政治所拖累。也许能遂他心愿的是废除高职的红票固打制,但不知为什么他不干脆提出巫统及附属组织的高职由党员直选,岂不是更有效的杜绝金钱政治吗?

刊于2009年2月4日《东方日报》

10.2.09

有些事是卜卦不来的 (天下纵横)

我接受风水为一门学科,因为它涉及地理、天文与环境,也与心理学有关。换句话说,风水若理性看待,就是天(风)和地(水)的阴阳关系,与堪舆和地理学息息相关,而人所求的不外是天地调和,天人合一,以使生活环境看来顺心顺意,人也活得自在。这就是风水对人类的重要性。但所谓风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经济能力往往起了关键的作用。

例如,我们要买房子,首先要考虑的是本身的经济条件,然后在这个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找一些适合“成家”的住所,于是便会先按能力参观有关房子是否符合自己心中的“风水”,不是样样非得求助相命师或风水师的。只要自己及家人感觉四周环境及相关房子不错,就可以考虑买下来。如果问东问西,自然会发现不如意的缺陷。因此一般上,人民购置房屋都是要先通过本身这一关。当下了定金后,便会构思如何布置和如何在以后改装或摆设,以求适合需求。

这就是说,买了房子后,你也可以自己来当“风水师”的。

毕竟每一人的要求和审美的眼光也不同,我们不可能强求“风水”的一律化。而是承认它的“多样化”或多元化,只要自己及家人在心理上喜欢这个家,便会想法设法作少许的改动。这其实已说明了你本身也是“风水师”了。因为你是从实用,适用的角度出发,再加上自己的智慧或请教旁人指点来完成这个过程。

不过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人会请教风水师来指指点点,然后又从命理学来改东改西。这是否是“保险”和万无一失?也就见仁见智了。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又不接受迷信这类的东西。迷信常使人对风水充满迷惑与不解,甚至听信了这样的指点,把家弄得“莫名其妙”。我有一位朋友,在多年前买了一间平房,邀我参观。我发现他的家的后面厨房开了一个洞(不是天井,而是在天井的另一端故意开了一个小天窗),我问他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洞不仅容易让毛贼不必翘开天花板就可入屋偷窃,然后从容逃逸,而且下雨天简直是要拿桶来盛,不然就水溢满地。

他给我十分简单的答案:因为是“大师”看过他的生辰八字后吩咐要这样做,才会把水(财)引进来,否则就是无财进来。我十分纳闷,亏我的朋友还是读书人,连一点自信也没有,竟要靠“大师”指点迷津。

过一些年,我的朋友把房子卖掉了。不是换了大屋,而是生意不行,经济拮据。这时他才觉得矫枉过正并不是好事。

我很同情这位朋友的遭遇。但他只不过是千例中的一个。再过一些年,他信教了,换成另外一个人。当然也还是相信命运的,不过已不相信“天窗”可带来财运。

说到命运也是因人而异的。虽然我们常说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有时候人的际遇也不是自身的主观愿望可以测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不论是外来的或内在的),总会使人失落其中。比如外在的你又怎么知道地震或海啸会发生呢?又如内在的,你又怎么知道会发生严重的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

因此人的命运也会有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而人们就将这样的事归到冥冥之中有主宰。似乎是说这是一个定数或劫数,你是逃不掉的。正因为人类直到今天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迷,也就不可避免地相信相命是可以转运的,但说白了这只是求一个心安理得,它不能给你什么样地保证。

讲一个现实的例子,在去年308大选之前,有那一位相命师能敢胆于预测大选的结果?还不是往当权方面靠拢,顶多会认同反对党会有一些机会,但成不了大气候。

不但相命师看不到,就连政治分析家也想不到。因此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察觉下,终于发生了“政治海啸”。可笑的是,在政治海啸后,“事后孔明”的人就突然间多了起来。如果什么大师之类的可以在事先准确预测未来,那就肯定不会择定在308大选了。正如谁能测知四川大地震,也就不会一夜之间顿失9万条人命一样。由此可见,有某些事情是预测不来的,也是不可能卦出来的。

打个比方说,我们在春节就不时听到“预言家”说如何接财神,什么时候没有财神,什么时候才有财神,说得玄乎其玄,但谁曾看过财神?牠是什么样的,没有人知道,只是心中有“财神”,也就相信或接受有这么回事。不信你问问大师财神在那里?若他早知,不如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

说来说去,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发财,也就相信财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迷。因此,我们还是得现实与科学一些,无妨理性看待风水与命运学,不要迷信得“无中可以生有”。就此而言,相信风水或相命学,也要找对人;更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要一点主见也没有。

刊于2009年2月9日《号外周报》第414期

未来政治明星点将录:各党代有人才出,谁领风骚看明朝

自从于去年的308大选后,突然间冒出很多新人当上YB,一夜之间成为名人。在经过10个月的观察后,人们对政局的走向有不同的看法,也对一些新冒出的议员指指点点;更有人在臆测,谁是未来的政治明星?

所谓的政治明星,是指他们的未来前景亮丽,有望成为一方领导,或最低限度,也会是政坛精英。但整个格局并不是以个人为导向,而是以政党的整体势力为基础。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突出或表现标青不等于他或她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因为人的起浮是以大环境为决定的。当政治气候不吹向某个政党时,则政治的精英也会黯然出局的。308的大选就告诉我们政治可以随时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308大选后看出一些端倪。尽管世事无绝对,我们不妨从各个政党内审视所谓的未来政治明星。

1.先说巫统,这个政党是在308的大选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致连失4州的执政权,也拿不回丹州政权,变成与反对党分拥版图的局面。

本来巫统仍在中央执掌大权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但问题是308的后遗症导致巫统后院起火。除了派系斗争浮出台面外,也出现党魁阿都拉不得不提早交棒。

他已经订下今年3月退休,将权力移交给纳吉。而纳吉在巫统提名截止时,已在无对手挑战下自动当选。这意味着纳吉将是新一代的接班人,也是国家的第六任首相。

纳吉的上位是一早就安排好的。当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时,纳吉已是下一任的接班人。但在纳吉之后,谁又是第七任首相呢?谁也说不准。因为放眼巫统现任领导层中,署理主席职还是有三个人在争出线。不论是慕尤丁出线或是其它人,他们也因年岁的关系不以为自己是未来的继承人,因此焦点就落在希沙慕丁的身上。

希沙慕丁与纳吉一样,是相门之后,子凭父贵也成了一个传统。纳吉是在29岁 那年(1976)取代其父亲拉萨成为北根的国会议员,从此一帆风顺而被认定是国家的接班人。若无任何意外,纳吉将在两个月后成为国家的掌舵人。而希慕丁则是其父亲胡先翁逝世后的5年,于1995年进入政坛当选国会议员,时年仅34岁。

因此,人们自然把焦点放在角逐副主席的希沙慕丁身上。他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子,也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长孙,身世比纳吉更为显赫。巧合的是他与纳吉是表兄弟,当下刚好是48岁的风华正茂年,再等多10年成为首相也不算太迟。由于这样的特殊关系,他成为巫统未来的耀眼政治明星。

再一位也是相门之后的慕力克。他是马哈迪的得意儿子。虽然在政治上刚冒出来(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但他在各方面都为捍卫马哈迪而战,即便在党内一度面对打压,也与老子一样要求阿都拉及早交棒。同样的,慕力克不久前的教育统一论也得到乃父的支持。他已经获提名为巫青团长的候选人。如果马哈迪能够证明他仍有影响力,则慕力克的脱颖而出也不令人意料之外。身为国会议员的他,假如能顺利当选巫青团长,他又是另一颗巫统政治明星,也许马哈迪主义会回流。

至于与慕力克较量巫青团长的凯里同样不是泛泛之辈,他是首相阿都拉的爱婿,口齿犀利。在阿都拉当红的年代,他是灸手可热的发亮明星。

原本身为巫青副团长的他该当顺理成为未来的团长,无奈因阿都拉退位在即,又从中杀出不同凡响的重量级人物慕力克插足其中,使到凯里的政途晋入不稳定状态。

凯里也是在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他的政运系于这一次的巫青团长之仗。虽然比起慕力克来,他更具有其团队和智囊的班底,但慕力克不是省油的灯,对凯里的政途构成阻力,此其一。其二是在纳吉上位之后,凯里是否有机会出任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如果两者居其一的话,凯里可算是未来的政治明星,不然他就要另寻他径了。

由于巫统的惯例是以男性为主,妇女领袖的出位并不容易;尤其是妇女组主席之战皆属“元老”级的较量,阿莎丽纳要更上一级看来有很大的阻力,当下的女青年团长诺莱妮也还需要时间熬出头来。

不过,巫统最主要的是要保住江山,这就是纳吉未来的严峻挑战,也只有他成功稳住政局,巫统的未来政治明星才能闪闪发亮。

2.马华公会刚刚选出新领导层,而且破格选出的多属来自马青派系,因此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哪位是最有机会的接班人。因为翁诗杰正值风华之年。虽然廖中莱只48岁,已列为新崛起的第二号新星,也比翁诗杰更为幸运(翁经过多年的磨炼(1999到2005)才从马青总团长升为马华副总会长,而廖只用3年的时间,就从总团长晋级为马青副总会长),但他还得继续坐亚望冠。

再一位是刚当选马青总团长的魏家详,今年只41岁,若一切顺利,政途无可限量,他可说是马华未来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光芒逼人。

挟着博士头衔身任副教育部长,正是他大展雄才的机会。

马华的另一位暂时褪色的政治强人是马华妇女组主席周美芬,今年已经44岁的她曾任两届的国会议员。如果去年没有败选,他很可能成为马华的副部长,等待时机再上一层楼。

即使今届马失前蹄,也没有影响其政途。他被认为是马华妇女组新形象的代表人物,与翁诗杰及魏家祥可以形成一个新团队,有助为马华扫除身上的尘埃。

可是马华是一个大党,关系错综复杂,个人的魅力只能在团队有势力时才能有所作为。而马华能否振作除了自身转型外,更重要的是巫统是否能步伐一致?历史显然已把马华和巫统梆在一起,对于翁诗杰的领导无疑是一大挑战。黄家定就是败在巫统独大的政治阴影中,翁诗杰能否走出阴影?目前尚言之过早。

因此马华有没有未来,未来是否平坦,还要看巫统怎么样在国阵内来一个大转变。

3.在国阵阵营内伤得最重的是民政党。它的领导层在去年的改选中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以旧班底统领未来。

就目前来看,有三位在党内有机会成为政治明星是总秘书邓章耀、副主席马袖强及民青团长林时彬。

邓章耀今年45岁,任过一届的行政议员,也曾任民青总团长,他的崛起成为党内第三号人物显然是被视为未来的接班人。

马袖强刚卸下民青团长,转任党副主席。他有丰厚的家庭背景,且曾任副农基部长。若能时来运转,自会再次出线。

林时彬是林敬益的儿子,来头不小,当选民青团长也是意料中事。但时运不济,本届参加大选初试啼声就折翼,看来还得多下功夫。

不过,民政党当下最重要的不是挑选或培养政治明星,而是看许子根如何带领民政走出悲情。由于它仍然与巫统绑在一起,因此民政的未来命运与马华不相上下,起落就在于国阵如何变。看来“再转变”这个口号更为适用在民政党身上。

4.在308大选崛起的反对党,当推公正党是第一大赢家,它不但为安华制造不败的神话,也成功地执掌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一州──雪兰莪的州政权。

这个政党有太多的新人涌现,但无可否认旳是有者是意外当选的。因此如果要数其政治明星,第一把交椅的当推卡立依布拉欣莫属,身为雪州大臣的他,随时都可能成为安华的接班人。

第二位政治明星轮到与安华不弃不离的阿兹敏,他已是党的副主席,曾任安华的特别助理,如果公正党有幸更上一层楼,阿兹敏前途无可限量。

第三位是在308大选后出任公正党总秘书的沙列胡汀哈欣。他虽然没有议员的光环,但他有潜在的魅力,是安华物色的未来接班人之。

至于安华的大女儿之努鲁依莎看来没有政治野心,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国会议员。

5.民主行动党韬光养晦了整整40年有余,才在去年熬出头来,意外地执政槟城州,实现了林吉祥多年的美梦,由其长公子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正当英年的他是卷土重来的第一号政治明星,他在党内的声望,除了林吉祥外,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未来的5年或乃至10年,行动党还是他们的天下,只要他们妥善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

虽然行动党有最多的精英卧虎藏龙,但能被列为当权派倚重的未来政治明星的也不多人。最出位的是灵北国会议员潘俭伟。他的哈佛大学的背景和学识让他成为众新议员中较闪烁的一位。今年只有37岁的他,成为他的雄厚政治资本。

第二位是出任雪州行政议员的郭素沁。她的当选党副主席意味着她有望被党栽培成为接班人。今年只有44岁,算是行动党有史以来最特出的女议员了。

刚当选社青团长的陆兆福是行动党的中坚份子,一家人是行动党的忠诚支持者。他与林氏父子同心同德当有机会在未来有一番表现。因此他是党的第三位的政治明星。其它的表现不俗的有砂州国会议员张健仁、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雪州的李映霞、张念群和槟州的黄伟益等等都被视为年青人的“政治慧星”,也自然会被当成潜在的政治明星。

无论如何,尚未有一人能及得上林冠英的“政治明星”的风采,他几乎成为一些人争着拍照的“政治偶像”。

6.回教党在保守中也不失其开明的一面。目前的领导者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也有几位政治明星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党署理主席纳沙鲁汀,曾任党总秘书,被视为是党魁哈迪阿旺的接班人。

第二位是党总秘书的卡马鲁丁,与安华有密切的关系,以企业家的形象为回教党注入一股新气象。

第三位是党副主席胡桑慕沙,他是丹州的行政议员,有望成为聂阿兹的接班人,在党内的地位备受注目。

而回青团长沙拉胡丁又是另一位潜在明星。在2004年即中选国会议员,目前是回教党在国会的党鞭。

他们都有望成为回教党的接班人,而将此党导入一个新的境界。因此很多人寄望回教党的新一代会消除党的保守形象,为政治带来新气象。

刊于2009年2月9日《号外周报》第414期

9.2.09

三院賽跑升大學 (系列1)

2009年2月5日報導 - 劉國偉

華教雖然風波翻滾,卻不阻華教三院升格大學的努力。其中升格不成的新紀元學院與南方學院都各自取得兩項及六項課程的最高認證。而韓江學院也很快步上尋求認證之途。

所以,儘管波折重重,作為以往到現在三院的最高目標,升格大學正成為他們未來的方向,而且不會轉彎折返。

興辦華文高等學府,一直都是華社期盼已久的夢想。繼華社先後開辦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後,就朝著這個夢想前進,而這個決心也從未動搖過。

在去年,雖然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申請升格大學的計劃未能如願,不過兩院依然不屈不饒,積極完成高教部的要求,其中新紀元學院更從無最高認證(Accreditation)到目前擁有了2項課程獲得該認證;而另一方面,南方學院則從早前的3項增加到現今6項課程獲得該最高認證。

新紀元學院副院長莫順宗表示,整個課程的認證可以分為開辦准證(APPROVAL)、臨時認證(PROVISIONAL)基本認證(STANDARD MINIMUM)及最高認證(ACCREDITATION)這三個階段。

「在獲得課程的開辦准證後,我們可以向高教部申請臨時認證。這個基本上不難拿,而且拿了之後可以申請國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不過這還不算是完整的認證,因此有關當局會在學期結束前派代表前來鑒定其課程。整個鑒定包括聽課,面試該課程的學生,檢驗行政工作及檢查設備等,鑒定之後,若不夠完善,就會獲得基本認證,表示你符合最低要求;如果滿意的話,就會得到最高認證,這是最理想的。」

也是新紀元學院註冊處主任的他說,之前新紀元學院申請升格大學的時候,新院並沒有最高認證的課程,因此接下來提出申請會比之前來得更有希望。

「這些申請工作是必須要做的,但是語文教學則依然會盡量保持中文與英文,因為這是華社對新院升格大學的堅持。」

莫順宗也估計,今年內新院所有課程可以獲得開辦准證,而這將會是該院最大的進步。

「接下來還會有一些課程在進行審核,估計在第二次申格大學前,我們會有5到6個課程獲得最高認證。」

南院最高認證課程料增

針對這點,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則表示,該院目前已經有6項課程獲得最高認證,對比去年申請時將會顯得更有條件升格大學。

「有更多的課程處在審核的過程中,因此在下一次提出升格大學時,我們估計受到最高認證的課程將會增加3到5個。」

祝家華博士表示,雖然有關當局在審核學院升格大學時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最理想的情況還是必須有一半的課程是獲得最高認證。

「我們將會在今年8到9月提出升格大學的要求,希望到時能夠成功符合高教部所提出的條件。」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認為,在現階段該學院尚未具備成熟的條件,因此將放眼在未來2年提出申辦大學院校的願景。

「從2008年開始我們就積極進行必要的改進,按部就班來完善自己,以便在2010年時能在符合條件下作出申請。」

他也表示,該院按照目前籌備升格大學的進度深具信心,因此升格大學的未來可說是指日可待。

转载自2009年2月5日东方新闻网

三院賽跑升大學 (系列2)

2009年2月5日報導 - 劉國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華教三院升格大學除了尋求課程認證,也著力提升院內教職人員的學歷資格。最直接手法就是為其提供獎貸學金,攻讀博士學位。

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都通過「博士化」途徑,對原有師資注入資格,來達到既不必外援,又可以留住原有職員已達到升格大學的目的。

當然,兩院也不忘增加聯辦課程、提升研發學術人員、參與學術刊物出版、學科多樣化∕利基領域(niche-area)、招生未展現多元化及加強學生總會的角色。

目前針對碩博士資格教員不足的條件,三院所採用的解決方案都是以提供獎學金或本身資源協助院內教職員完成碩博士的學位。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表示,南院只有8名(8.4%)教職人員擁有博士資格,20名(57.6字)教職人員擁有碩士資格,因此並未滿足高教部所需條件,即是私立大學的教學人員,至少20%具備博士資格,以及60%具備碩士資格。

「不過我院目前已經資助6名教職員攻讀博士學位,以便做好升格大學的準備,其中中文系主任安煥然也將在今年內正式完成其博士學位。」

南院擬招博士副院長

祝家華博士也說,該院並不排除資助教職員攻讀博士學位之外,也會在今年內招聘一名博士級的副院長,以便使該院的行政陣容趨向專業化。

「接下來本院還會聘請碩博士級的教職員,以便雙管齊下,滿足高教部開出的條件。」

對此,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博士表示,韓江學院的定位是一所教學型的學院,將來若有機會提升為大學院校,也是以此為導向。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將會增強博士學位的導師和協助在任老師考取更高學位。」

他也指出,目前該院在行政教學上,共有3位博士級的講師,並有27名碩士教職員。而在行政及其他職務,也有17人擁有學士學位。

院方提供獎學金深造

「無論如何,加強師資與加強學術領域是我們現在正努力做的工作。我們會增聘足夠資格的導師,也給講師提供獎學金考取博士。」

據資料顯示,韓江學院師資基本擁有碩士學位,也在增加和聘請博士導師,希望今年之後達到20%之數額。據悉,目前的博士有約10%,而且將會在明年開始,聘請至少3名擁有博士資格的教員。

至於新紀元學院,目前則擁有至少3位博士資格教職員(包括院長)及多位碩士資格講師,其中一部分講師正在國外就讀博士學位。

同時在早前剛召開的理事會會議中,也已通過增加新院教職員深造的名額,以增加有更多的教職員擁有博士和碩士的學位,該會議目前共建議讓教職員深造的名額增加至2名博士與一名碩士。

新紀元學院副院長莫順宗則表示,會通過這種鼓勵升學的方式來使到本院的教職員尤其是學術人員,能夠有更好的深造和提昇的機會。

转载自2009年2月5日东方新闻网

三院賽跑升大學 (系列3)

2009年2月6日報導 - 李美施,劉國偉

政治與教育難捨難分。華社三院的開辦與發展肯定是教育優先,但華教事業,卻往往有政治介入。這也造成華教與三院都與政治千絲萬縷,無從分割。

而三院升格大學,更與政治隔不開。所以,三院必須全盤配合政治局勢,才能射出臨門一腳,功德圓滿。

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對於這股名為「政治」的力量又愛又恨。他們一方面希望透過政治手段取得升格大學的「入伙紙」,接著另一方面又害怕政治力量滲透校園,影響了本身主權,對此可說是十分是耐人尋味。

政治影響在我國,從小學直到大學的教育都起著決定性的關鍵。縱觀至今高等教育狀況,高教部所批准的多所大學學院,無一不是與政府當局關係密切、就是由擁有資金雄厚的大財團所控制。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就坦言,教育和政治都會互相掛勾,所以,南方學院升格大學的關鍵在於政治的力量。

「董事會以及全體教職員的共同努力,朝野政黨的支持,加上執政黨在內部反映華社的公益,升格為大學的願望,這麼多人的努力以及聲音,我不相信不能夠得到一張大學執照。」

部長操升格大權

除此之外,他也表示,根據《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法令》,所有大學升格的申請與開辦都是需要部長的簽名才能獲準,這在無形中也賦予該部長過大的權力。

「馬華的拉曼大學與民政的宏遠大學就是在政治力量下成立的。為何他們在未有任何校園的情況下就開辦成功,而且在課程上的認證上更是『暢通無阻』。」

祝家華博士也坦誠該院的成立與政治力量有著一定的關係,至於目前兩者的關係進展,他則表示不便透露。

寬柔中學董事會是在1986年,正式向教育部申請,以「寬柔學院」的名稱在當時寬柔專科班的基礎上,成立一間民辦學院。

接著在1987年,教育部全國學校與教師副註冊官復函寬中董事會,在未說明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拒絕了寬柔董事會籌辦「寬柔學院」的申請。

後來到了1988年3月3日,新山國會選區補選前夕,我國當時的首相敦馬哈迪醫生首次前來新山向華社拜年,在當時新山中華公會會長丹斯裡劉南輝於晚宴上致詞時向首相要求批準該院的註冊,整個困境才真正有進一步的改善。

最後在1988年8月23日,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雲時進律師,才名正言順將教育部原則上批准南方學院創辦的正式公函交給丹斯裡劉南輝。

南院冀雙管齊下

祝家華博士也強調,除了運用政治的關係,該院也不會忽略本身在學術上的努力,從而希望雙管齊下完成南院升格為大學的目標。

「董事會通過一項成立南方大學基金會的議案後,相信能幫助南院升格大學的申請。」

祝家華博士指出,提升學術、研究、教學及管理,加上董事會在財務上擁有很強的經濟支持,那就一定能符合高教部的標準。

針對這點,華教元老楊泉博士則指出,在馬來西亞,教育和政治掛勾以及與單元教育意識思潮更有密切關係。

他也認同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所言,即是華社所辦的學院是否能升格成為大學,關鍵在於政治。

「尤其是要堅持開辦以華文為主的多元源流大學,那就肯定會面對的嚴峻障礙與考驗。」

转载自2009年2月6日东方新闻网

三院賽跑升大學 (系列4)

2009年2月5日報導 - 劉國偉,李美施

繼南方學院與新紀元學院在去年升格大學不成後,「華文大學」的美夢似乎仍需要繼續等下去。
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申辦大學的際遇和路程各有不同,早年曾有三院或兩院合併,以便「華文大學」早日落實的建議,但經過多年的磨合,如今又似乎合作比合併更實際。

學者向本報建議,三院應突出品牌和質量。而三院在如今也已各自展開本身的升格大學努力,如何整合資源和理念,以便展開更有效的合作,成了三院更應該考量的方向。

有華教元老甚至認為,由於要合併談何容易,如果華社能集中支持力,讓至少一間學院可以先完成升格大學的心願,不要因為三院各有「山頭」而分散了支持力量,這對完成「華文大學」的美夢,會更切實際。

突出品牌質量 三院合作不合併

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依然認為,華教民辦學院升格為大學是華社長久以來的意願,如果董教總發揮其領導能力,積極拉攏三院合作,整合彼此資源與理念必能成就一間有特色的大學。

他表示,只要有正確的領導及綱領,三院合併必然可成立一間有強大資源的大學,屆時政府將不能拒絕華社的意願及聲音。

「三院合併是我們(南院)率先提出的建議,而且我們曾在2004年組織隊伍,擬定計劃書北上與董教總及另外兩院進行討論。」

祝家華仍希望三院合併的計劃能付諸於行動,以便籌辦國內第一間「華文大學」。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博士透露,三院曾在2006年針對聯合申辦大學先後舉行了3次會議,基本上都同意聯合資源力爭升格大學,後來因涉及複雜因素,因此到了2007年時,三院就各自表態將自行申辦大學。

照亮華教道路

「三院之間本來就存在著某些『尚未協調完成的結構性合作』,因此,也影響了三院共同申辦大學的願景。」

謝詩堅指出,2007年後各自努力朝申辦大學的道路邁進,就是希望有其中一間先脫穎而出,照亮華教道路。因此所謂的阻力是有內外因素的,不單只是外在因素。

雖然他仍認為三院合併申辦大學是最為理想的方案,但他不諱言,這也是最具難度的工程。「我們不能強求,必須審時度勢,見機行事。希望有朝一日能落實這偉大宏願。」

涉及複雜因素

另外,新紀元學院副院長莫順宗則表示,3間學院同時向高教部申辦大學,尚未有先例,因此高教部不一定允許用這樣的方式升格大學。

「我相信華社也希望三院合併以便完成升格大學的理想,這也許可以考慮,但它畢竟涉及很多複雜因素。」

莫順宗指出,或許除了三院合併的計劃之外,也可考慮其他選項,例如三院在課程上合作,或各別向高教部申請籌辦大學,之後針對不同申請結果作出假設與措施。

「不過我想,不管是什麼方案,最後依然需要各方有進一步面談後,才能決定是否採用三院合併計劃。」

他也指出,2005年董總曾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針對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討論。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領軍的聯合申辦大學專案小組。只是據本報了解,該小組後來已「名存實亡」。

转载自2009年2月5日东方新闻网

三院賽跑升大學 (系列5) (完結篇)

2009年2月6日報導 - 劉國偉,李美施

學者認為,面對國內眾多擁有較高學術資格的私立大學學院,無疑使到新紀元、南方、韓江這華教三院在招收學生方面,受到嚴重打擊。

但華教人士仍補充,面對競爭的不僅是三院,國內數百間學院都在面對激烈競爭,而且三院在大馬半島各據一方,之間並無衝突。儘管如此,受訪華教元老仍不表樂觀,強調唯有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三院才能扳回一城。

近年來,私立學院在國內開始普遍化,這有賴於1990年代較開放寬容的政治環境,以及我國要作為區域教育中心的宏願,帶來了高等教育及私立學院發展的空間,催生了500多間私立學院。

除此之外,多間具有豐富資源與規模龐大的私立學院紛紛升格為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使得華教三院的競爭力,即使只是放在國內做比較,也顯得處於下風。

資格低一級 三院難招生

越來越多間私立學院升格大學後,很明顯在聲譽上處於華教三院的上風,使到這些私立大學學院在招生上,更具號召力與吸引力。

針對這點,澳洲管理學院高級副院士廖為津認同:「這些私立大學學院都吸收了大量的華人子弟學生,包括政府國民型中學和華文獨中的學生。」

也是時事評論人的廖為津指出,獨中生與國中生本來就是三院的招生對象,尤其是成績優良的華人子弟。

「私立大學學院的主要科系,如商學系與資訊工藝系,都是三院最大的競爭者,三院如何能不受到衝擊與影響?」

廖為津也說,無論是在學院規模、校園面積、師資陣容、學術水平與軟體設備,許多私立學院都比新院、南院、韓院更為大型與強勢,這些條件足以使到華教三院甘拜下風。

大學學院科系廣泛

「在科系選修上,私立大學學院的科系範圍廣泛與多樣化,更是三院望塵莫及的。除非是少數有志到中國、台灣及香港深造的學生,才會首選到華教三院就讀。」

他說,三院目前的法定地位只是大專學院(College),並非私立大學或大學學院,在學術資格上自然比後者低了一級。

除此,也是董教總教育中心永久贊助人的廖為津表示,我國優良獨中生也有人才外流的情況發生,例如每年都被鄰國新加坡以亞細安獎學金和其他種類獎學金吸收過去。

華教元老楊泉博士則指出,不管是國中生或獨中生,華教三院目前招收的學生都來自本地華裔生。
「在國中生方面,三院就敵不過政府國立大學。在獨中生或是剩餘的國中生方面,三院也難和拉曼大學與其他私立大專如英迪及雙威等,進行競爭。」

楊泉博士表示,除非華教三院能擁有自己的品牌,否則招生情況將非常不妙。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博士並不否認在招生方面,每間學院都會面對激烈競爭,因為全國有500多間學院都在不間斷地進行招生。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華教三院在招生上並沒有衝突,也沒有(相互)競爭,因為,我們(韓院)的學生,就絕大多數是來自(檳城)韓江學校附近地區的中學畢業生。」

目前,韓院在北馬檳城扎根,南院座落在南馬柔佛,而新紀元學院則以中馬雪蘭莪作為據點。

转载自2009年2月6日东方新闻网

上電台:三院賽跑升大學

2009年2月7日報導 - 劉國偉

政治人物認為,在華教三院升格大學的議題上,不應該將其與政治扯上任何關係,因為學院升格大學,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其學術水平是否符合高等教育部的要求。

在本報《三院賽跑升大學》專題系列中,三院的各自代表都曾提及,應在升格大學的議題上,借助政治力量助其完成升格大業,以便籌建國內第一間民辦的「華文大學」。

近年,也有不少華教人士呼籲政府,應正視華教教育的重要性,尤其華文逐漸在國際上流行和普遍化的年代。

政治力量非正途 提升學術才正確

在升格大學議題上,借助政治力量並非正途,而真正的方式應該還是重新回到該學院的學術認證上。

馬青總團教育局主任張盛聞吁大家在升格大學議題上,切勿將政治與其進行掛勾,以及猜測其背後議程。

「我們應該要討論的議題在於華教三院升格大學的條件是否成熟,其中也包括其硬體與軟體的部分,能不能達到高教部所開出的條件。」

他指出,華社不應該盲目向高教部要一所民辦大學,而是應要求新紀元、南方、韓江這3間華教學院在一旦得以升格後,能成為學術水準及素質非常高的大學。

學術不達標遭批評

當電台主持人何佳文問及張盛聞,有關政治力量是否能幫助華教三院時,他則表示,來自馬華的高教部副部長何國忠博士,曾主動積極配合華教三院升格大學的發展,其中包括給予其更多這方面的資訊。

不過,他表示,如果華基政黨真的利用其政治力量,讓這3間學院突然升格大學,最後的結果,也會因為學術資格無法達標而遭到外界各方面的批評。到了那個時候,矛頭就會轉為指向政治人物。

他問道:「我們透過政治力量將其升格後,就一定會解決人才外流,招生艱難等問題嗎?畢竟創業難,守業更難,因此我認為,應該先提升本身的學術水平才是正確的管道。」

課程認證較難達標

也是馬青中委的張盛聞就指出,爭取升格大學是所有私立學院必然採取的措施,這是正常的現象,所有學院的辦理都應朝向這個目標。

他說,在三院升格大學的努力中,硬體設備不難獲得華社資助,但軟體設備例如學術人員或課程認證就較難達標。

「這是我們華社在辦學院時會遇到的問題,當然這也不代表我們不要再辦學院或給予支持,只不過我們更加需要辦一所有素質的大學。」

他最後在總結中表示,如果只是以種族角度出發,升格大學未免會忽略了學術鑒定的重要性。「需知道的是,學術資格的鑒定對於升格大學的條件來說,是比任何華社意願都來得重要。」

張盛聞直接表明,這3間所謂的民辦華教學院,要升格的並不是已不存在的「華文大學」,而是以英文為主的大學。

本報專題記者劉國偉在節目中表示,今次三院升格大學的議題,是要讓社會大眾更加瞭解其最新進展。

「華教三院升格大學一直以來都是華社關注的議題,只不過在新紀元風波影響下,才漸被埋沒。而媒體也在風波中忽視了此議題的重要性。」

转载自2009年2月7日东方新闻网

8.2.09

謝詩堅吁二組織退一步韓江人應大團結

(檳城7日訊)韓江學校董事會總務拿督謝詩堅希望,明年在韓江學校創校60周年及世界韓江校友团结大會上,所有校友們可以大團結。他曾與韓江校友會及韓友总會雙方面談,發現雙方其實沒有很大恩怨,卻有很大心結,彼此皆無法放下顏面,無法找到下台階。

他希望韓江校友異中求同,並讓校友們大團結。

謝詩堅是出席檳榔嶼韓江校友會新春團拜晚宴上,如是指出。

另外,他說,霹靂州變天與華教斗士沈慕羽的逝世,可讓人聯想為何天變了又再變,因為人生很多無常,沈老也會逝世,但華教卻要萬古常青。

“正道的人生有很多波折,但一定要有我們個人的人格,不能為任何事出賣尊嚴、人格甚至民族,人生是要活得有尊嚴,我們的民族若要在大馬千秋萬代,就要看這變天的來龍去脈。”

大會主席陳樹諵說,校友會不只為母校出錢出力,任勞任怨,同時也捍衛華教,他說,每名華裔子弟都有義務維護華文教育。

工委會主席黃漢榮說,檳州政府制度化撥款100萬令吉予州內五間獨中,他呼籲中央政府,給予國內60間獨中規劃性的支援和撥款,讓這些獨中能夠解決部分的經費。

此外,他說,韓江是獨中,校友更須義不容辭給母校大力支援,母校辦得好,也是校友的光榮;而且任何一間獨中都不能少,必須讓所有獨中繼續在我國發揚光大。

转载自2009年2月7日中国报新闻网

7.2.09

霹州政权再变天?许月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霹雳州政坛又起风暴。这一回是成立即将一年的民联政府遭遇突如其来的“叛变”。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贾马鲁丁及奥斯曼在玩失踪游戏后,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们暗渡陈仓的与巫统进行一场“政变”;而原为行动党副议长的许月风竟然插上一脚,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临门一脚要了民联政府的命,企图为“政变”增添变数。

这种意想不到的变节游戏在政坛上并非罕见,但对于308大选的民意所向也是一个“政治背向”。他们是代表了“民意”或者是“背弃了民意”?也只有让历史来裁决他们,不过就现实而言,一旦中选了州议员,也就“享有特权”做他们自己认为喜欢的事,不是人民可以控制得来。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个规则。姑不论他们是不是“骑劫”了民意。就时局来看,他们似乎已成功翻盘,弄垮了一个他们曾经营造的州政府,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的成员“离家出走”,使到“家不成家”,提早结束他们的家。站在政治道德的立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至少他们要问回选民,同意不同意他们这样做?

可是在法理上他们可以不必顾及情理,也就一个人或三几人在特定的时刻足以“翻天或变天”,真是让斗升小民瞠目结舌,原来他们费尽心思买票进场(投票)是看一场“马戏班”的表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演绎政治的千变万化,不难从中看到政治的吊诡与民主政治的脆弱性。

当然,从独立开始就成为执政党的联盟或后来的国阵是绝少发生议员跳槽的事。前有沙里尔(1987年)脱离巫统,以独立人士角逐再胜,但他后来还是回到巫统,且今日已是贵为国内贸消部长;后有今日的纳沙鲁丁(霹州议员)跳槽公正党,不出几天又回巢。

由此可见巫统只有接纳“叛兵叛将”,而没有所谓叛变的传统。它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不是几个人可以左右和震撼得了的。

至于老牌的回教党,其议员在早期1977年之前也有跳槽现象,但在那一年之后,痛定思痛的回教党即使输掉吉兰丹州政权,只剩下两名州议员,也没有再发生变节事件。它凭着宗教与信念坚守阵地,直到1990年重夺回丹州政权;再于1999年多夺下登嘉楼州;又于2008年再造辉煌,拥有三州的执政权。

这次霹雳州之“变天”不是回教党内讧。如果民联因此失掉州务大臣之职,尼查天地良心的对得起回教党,他的清新的形象即使不当州务大臣,也已深入民心,他应该是回教党的骄傲。

反之,公正党却是这次变天的最大受害者。它在2008年的大选成为最大的赢家后,安华也后市看起,未想霹州后院起火。起因也许是其两名州议员被控触及贪污罪而种下生变之祸。在我们无法探讨内情的当儿,我们只能推测他们有其蝉过别枝的背景,是对是错,也只有将来交给选民来判决。

还有甫从巫统跳槽到公正党的纳沙鲁丁,又再吃回头草。在政坛也非新鲜事(曾永森及陈忠鸿就是两个例子)。这也说明了公正党在奋斗的过程中,有其不足之处,因为它的党员来自巫统也不少,他们的来来去去只能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的模糊性,不能代表所谓“作非今是”。

虽然有人形容公正党有些像“小巫统”,但我还认为它们之间有相当的差别。差别就在人事的不同与治国理念的回异。例如安华虽来自巫统,但其面对的“遭遇”非常人所能顶住,终于使到他能在10年后再站起来。

正因为安华非等闲之辈,在308大选后变成他与纳吉的直接交锋。前两局(两场补选)是安华占上风;后一局(霹州变天)则是纳吉扳回,而且是一个州政权,比起两个补选更具其政治含义。
我们不认为这是斗争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安华与纳吉针锋相对的新起点。他们两人还会为权力的掌控不断地斗争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出人意表的是行动党也有议员卷入其中。许月风为何会成为其中一颗关键性的棋子?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行动党的历史是最多议员跳槽的,自1969年以来不下20名议员走向执政党才有了去年林冠英要森州行动党候选人约法三章的协议。没想到此次不是发生在森州,而是在霹雳州,或者许月风会被国阵形容为“识时务者的俊杰”,但她是不折不扣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行动是对是错,目前已不重要的(历史自会作批判),重要的是在霹雳州原有6名的行动党行政议员,再变天后只能只剩下2名华裔行政议员。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

由于纳吉宣称已获得32名州议员的支持,比民联的28名议员多出4名,也就意味着霹州议会解散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论国阵再组政府,整个局面(至少在人心上是不稳定的)。对霹州人民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国阵要告诉人民他将如何公正执州,种族上的比例又是怎样分配?最重要的是他能否安定民心?安民心比安大局看来更为重要,警惕所谓得政权失道德的后遗症,马哈迪就有此担心。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马华和民政党没有直接与重要的角色扮演,显然一切由巫统操办。变不变天,要不要变似乎是由巫统在运作,与国阵的其他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没有直接关系。这又反映了308大选后,这三个成员党已因大选失利变成说话的份量不大。不过,如果没有估算错误,马华则会从变天中拾到榴槤,无端端的又迎来一个“小榴槤”。至于民政和国大党,或只能静观其变。

政治的现实和残酷;政治的变幻难测;政治的真真假假,尤其反映在霹州变天这码事。
看起来这是巫统与民联的一场龙争虎斗,我们且拭目以待霹州苏丹的讯号,才能知晓下一轮双方如何短兵相接?

刊于2009年2月6日光华日报

文化館撐起中文系 韓院發展華文學院

2009年2月6日  韓江學院名譽院長謝詩堅博士表示,整體來說,韓院的優勢是其畢業生有近40%繼續深造考取學位,而未讀大學者也容易找到工作。

「我們提供的是市場導向的教育,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例如我們的品牌傳播系就有自身的網絡電視台和新聞電子報,也有『韓視新聞』的出版,給學生提供學以致用的平台。」

此外,他強調,該院也有一座華人文化館撐起中文系,學生逐年增加,連研究生也不缺乏。
「另外,我們十分希望在韓院被提升為大學後,可以將中文系發展成華文學院,直屬於大學機制內。」

謝詩堅指出,韓院另一個特點是,除了他之外,該院的董事長丹斯裡陳國平局紳,院長王雲霞博士乃至剛退休的行政主任林成才都是南大生,大家都以「南大精神」來推動韓院的發展。

转载自2009年2月6日东方新闻网

3.2.09

谢诗坚:文化人爱看《号外》

专访:程文慧

这是2008年12月23日,地点是“韩江中学”食堂,话题却围绕在「号外」评论员拿督谢诗坚博士与「号外」的一段情。访谈很随兴,受访者没穿西装结领带,作者也是一身T恤牛仔裤。谢诗坚依然是烟不离手,一杯咖啡乌,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对白未经设计。

谢诗坚是著名时评政论家,在别人眼里,他仅用了短短的25年的打拼,就登上了事业的高峰期,弃笔从商,成功转换跑道,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2005开始与「号外」结下笔缘,一路走来,辗转之间已过了5载。经历了几许风雨后,现阶段,「号外」开始进入革新阶段,邀他来给「号外」把脉,诉说五载情谊。

在谢诗坚眼中,「号外」的内容虽以政治为主轴,惟,沿走的却是多元化路线,属于一本具有时代感的杂志。

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有没有什么成就感呢?“哦,写稿只是文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读者也需要吸收资讯,身为评论员需以客观的角度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公正审视问题的征结,提供未来的方向,供读者作参考意见。”

依你来看,在即将来临的日子,「号外」需要添加什么元素,使之更加活色生香呢?“「号外」向来沿走的路线以政治层面较广泛,以通俗化的手法、形式呈献给读者,这已成为号外的品牌,相信也是未来应该继续沿走的路线。”

“号外属于周刊性质,不适合做新闻报导的模式,因为没法子跟日报抢新闻,除非是漏网新闻,所以,只能做新闻式追踪,或用放大镜来透析事情,这样子比较能够吸引人,在这方面,评论人就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旁敲侧击了,让读者觉得事情似乎就是这么的一回事。”

“一般读者的兴趣导向都是特别喜欢阅读爆内幕的新闻,不过,在大马却有局限性,不能太出位,必须兼顾各方面的感受来表达意见。”

说着说着,历历往事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头,他想起了「号外」向来所标榜的「你敢讲我敢登」的大无畏写法。

他认为:“你敢讲我敢登是号外惯常的口号,不过,只能使出一半的功力而已,并不是受访者讲什么,编辑就一定要原文照登,毕竟主编有保留性。在大马办杂志的确是一份苦差,因为每一份杂志都会倾尽全力去建立自己悠久的地位,号外虽以政治题材挂帅,偶尔也要收敛一些,加入一些适合不同读者阅读的元素,所谓牡丹须有绿叶作陪衬,才能呈献出多姿多彩的内容。”

“有鉴于此,号外虽不能突出其学术性的地位,惟,一些内容反而可以成为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例如每一期都有把历史及现代政治综合一起来谈论,使之通俗化,对于一些关心政治,想要知道内幕的文化人都喜欢买一本来看,照此看来,号外也不需要跟其他杂志争地位,反而应该继续保持惯有的政治性报导路线,若可以的话,也不妨加入一些学术性的报导,主要是吸引一些学术人员的读者群阅读。”

我打趣说:“话虽没错,拿督言下之意岂不是在为自己打免费广告吗?”他讪笑说:“也不是这个意思啦!”

现年64岁的谢诗坚前身是一名资深报人,1960年加入报界,拥有25年的丰富办报经验。

他说,自己四份之一的青春就是倾注在办报事业上。1990年才正式脱离报业,转换码头从商,从文化工作功成身退后,进军大马的药业市场,从另一个空间去建立自己的平台。

“直到1999年时,我才重新提笔,回到我的老本行,开始写社论,孰料,隔了这么多年后,下笔如有神,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毕竟自己搁笔已有10年了,看来在报界打滚了25年,并没有白白浪费,这之后就陆续埋首笔耕,至2003或2004年时才受邀为号外写评论,结果一写又是5年了。”

呷了一口咖啡,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登喜牌”香烟,谢诗坚继续再讲如烟的往事。

“坦白说,我的专长是写政治,从报人、生意人到后来的从事教育事业,也是我人生3个阶段的挑战。人家说文人做生意,10个人搞准会有9人碰壁,我偏不信邪,果然就给我闯出一个春天来,现阶段,在商场上起码也占有一席立足之地。”

这么喜欢政治,为何不选择当政治人物呢?“我什么都搞过,只差没有从政,本来应该从政的,却没有政治命,也许做人不能强求,很多时候都要靠机缘,也要配合时势,才能找出新的契机。”

“为了办好韩江学院,我前后花费了6年的时间去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样才能带领韩江走向更高学术发展形成正比例,也算是寻求一种自我的突破,迈向更高峰。”

谢诗坚博士毕业于韩江中学高中、南洋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厦门大学文学博士。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谢诗坚博士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先后出版九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及《大马50金风云人物》等著作。其学术论文包括《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30万言)。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转载自2009年2月2日《号外周刊》第413期

台湾学者揭大马客家面纱 (天下纵横)

我在406期的《号外》发表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革命情怀”一文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要我更详细的述说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开垦与奋斗史,一时正愁手上没有这么多资料时,来了一批台湾各大学的客家研究学者在马来西亚开展一项极其意义的田野考察工作,并择定在新山、槟城与诗巫分别举行客家工作坊,作为进一步探讨海外客家人留下的历史轨迹和今日的客家人所面对的挑战。我有幸应邀为槟城的工作坊主持了开幕典礼(1月14日),因而特别针对主题发表了我的意见和建议(地点在韩江学院)。

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也是有组织有规化的第一次将客家学带出海外,面向东南亚。整个计划是由台湾客委会推动而由中央研究院执行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并把重点放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有最多的海外客家人(有说120万人,但至少也超过100万人,在东西马的各占一半)。也只有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的历史连串起来,才能更好地延伸到东南亚各地,进而希望通过台湾的带动,激发中国的客家单位起而参与,而后将全世界的客家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客家网。他们有信心能在台湾的苗粟园区成功设立“全球客家博物馆”。这将有助各地的客家人也设立他们本土化的博物馆或文物馆。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的客家会馆也不负使命,率先在2006年在槟城设置了“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而在此过程中,在丹斯里吴德芳领导下,客联会也出版了多部有关客家人的著作,成为珍贵的史料。由于这一小成果,也吸引了台湾研究客家的学者到来参观和交流,而且也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马新一带的客家人长期以来几乎经营了当店业,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屹立不倒的行业。但一般上外人是不容易了解个中的操作。真要惊讶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张翰壁副教授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带领了研究生几近完成这一行业的调研。一旦专论成书出版,必能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客家人在银行业未出现前,已懂得金融业的运作。此话不假。在1918年时,住在槟城和吡叻之间往来的客家巨富郑大平(海山领袖郑景贵的第四公子),也是1903年槟州中华总商会的发起人之一,就通过其公司“平记栈”发行钞票,是为第一个民间公司获准印钞票的人。因此揭开当店业的面纱,有助于我们了解马来西亚早期的金融体系。

(二)还有中药店行业在早年也以客家人为主,一枝独秀在马来西亚独领风骚。为什么又是客家人呢?原来大马最早的中药店是客家人成立的,也就是在槟城的仁爱堂。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张翰壁的团队已进行调研得七七八八,将来专著出版,也必能让我们一新耳目。

(三)再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台湾中研院的其中一项使命,那就是协助马来西亚的客家文物馆在浮罗山背发掘一个客家村存在的历史真相。虽然年代久远,留下的文件和史料不多,但在十多位台湾学者到来调查后,终于揭开尘封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客家人在浮罗山背的血泪史。他们不但是这个山区的开路人,也是坚守在这个地方的民系。学者通过对当地客家语言变调的研究和了解客家人的产业状况后(农耕社会的生活保留到今天),我们已掌握了浮罗山背真的是自然形成的客家聚落。据知在马来西亚也有其他地区的客家聚落(新村)是英殖民政府于50年代强行形成的。彼此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例如早期的浮罗山背用客家话传道(天主教徒有2千余名),学校用客家话教学。张维安教授更进一步指出,浮罗山背也是因客家话而得名的。福建人、潮州人及广东人对山的后面说成是“山后”或“山尾”(在中国的潮州就有汕头和汕尾,没有所谓山背,因不合潮语发音),也只有客家话称山的后面为“山背”。当地的客家人叫惯了也就成为“浮罗山背”而不是“浮罗山后”。正因为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我们相信浮罗山背客家村的地标是应该和必要设立的。

刊于2009年2月2日《号外周报》第413期

1.2.09

大马华裔妇解运动 (直挂云帆)

不知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吊诡,当妇解先驱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于1910年在歌本哈根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建议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获得通过时,马来西亚的槟城竟也在同一个时候出现两位“妇解”奇女子,积极地介入政改运动。在当时的保守的社会,显得不可思议。

第一位是在1910年随孙中山(第五次)来槟城搞革命运动的第二夫人陈粹芬(1873-1960)。她是厦门同安人,1891年邂逅孙中山后,便跟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涯,辗转来槟城也是成为孙中山的好帮手:传递革命密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影片《夜明》就是揭开陈粹芬的面纱)。当孙中山不久后被“请”出境时,陈粹芬并未跟随。当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陈粹芬也从跟随(才有了后来宋庆龄的故事)。她在1915年由澳门返槟城隐居,一直到1931年才被孙中山长子孙科接回广州。虽然只身在槟城时未再搞革命,但她也勉强算是半个槟城人。留下这一段美丽的革命传奇。

第二位则是反面教材的槟城人陈璧君(1882-1959),她是马华创党人之一的梁宇皋的表妹,但两人感情交白卷。因为她在1906年时看上随孙中山来槟城宣扬革命的汪精卫,并在1912年在广州下嫁汪精卫。那时汪还是推翻满清有功的革命份子,未想在1938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时,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陈璧君则是如假包换的大汉奸夫人。在汪精卫得势时(1938年)她自任“广东政治指导员”,垂廉听政广东省政务。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而被捕下狱,死于牢中。她虽然早年是“妇解先锋”,但中途变节,留下千古骂名。

这两位与蔡特金同时出道的“妇解份子”,在历史上根本无法与蔡特金相提并论。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掀起中日之战后,我们才又看到马来西亚的妇女勇敢地参加抗日运动。有者也在后来加入了马共或左派组织而光荣牺牲或被驱逐回中国。她们在抗日的年代谱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证明了马来西亚华裔妇女的醒觉是承先启后的,也是与中国当年的妇女一样,早就是妇解运动的中坚份子。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至马来亚独立(1957年)前,马来亚政坛又冒出两位奇女子。真是无独有偶。她们也都是在50年代初期红遍政坛,而且同样是一左一右,各展风采的帼英。

第一位奇女子是马共干部李明(1926- ),她是生于广州而在吡叻长大的刘凤珍,1939年参加抗日筹款。1942年日本南侵时加入马共游击队改名李明,担任支部书记活跃于革命活动中。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又转入地下活动。1952年被英军逮捕,突然成为国际人物受审,甚至连匈牙利政府也献权以英国间谍换李明自由,但不果。

1964年李明在马来西亚坐牢12年后,被东姑政府悄然遣返中国,并下嫁马共领袖之一的陈田。从此在中国埋名隐姓。目前仍健在,住在广州。虽然她的后半生是平淡的,但她的一生走的是蔡特金革命的道路,算是马来亚妇解运动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位奇女子,也是马来亚妇解运动的先行者和民主政治的奠基人之一。她就是出身显赫的叶真宝律师(Nancy Yeap)。她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在1951年应林苍佑的感召,她参加了急进党(后成为副主席之一),并提名角逐加拉歪区的市议员。结果一炮而红,成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议员。当选那一年,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尚健在,可见他并不反对女子抛头露面,沿街派送传单,举行街头演讲等(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叶真宝的民主革命精神,也给后世的妇女留下一个典范。

在1954年市议员届满后,叶真宝不再参选,目前在新加坡颐养天年。她在政坛的昙花一现却有意想不到的开枝散叶的络绎不绝的接班人。

例如在60年代崛起的社阵(左翼阵线),就有许多妇女参政。不能说没有受到李明或叶真宝的影响与激励。进入70年代,妇女参政不再是左派的专利,右派的政党也吸引了诸多的妇女赶上时代列车。就华裔政党来说,有1972年成立妇女组的民主行动党;1975年成立妇女组的马华公会;1978年成立妇女组的人联党及1982年成立妇女组的民政党,它们都是意识到女性的重要性而动员她们并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右臂(左臂是青年团),尤其是在选民中,女性已占了40%左右,妇女组更是不可或缺。

基于妇女参政的及妇女醒觉对国家政运的重要性,《韩视论坛》于今年1月8日邀请了三党妇女组领袖(马华的周美芬、行动党的章瑛及民政的吴秀丽)出现同台开讲,让她们自由表述党妇女组的立场和未来。我间中建议她们要对“三八妇女节”给予重视,因为在今天来说它已不属左派专利。每个政党都可以和应该庆祝和纪念蔡特金对妇解的贡献,以勉励妇女从事社会运动。

毫无疑问的,在聆听她们有份量的演讲后,也让我们看到女性在政治上不但已经醒觉,而且正沿着前人的道路前进,为妇女解放运动注入新的内涵。但我寄望的是:什么时候,马来西亚会再出现第五位华裔奇女子,为妇运增添光彩?

刊于2009年1月东方日报

谢诗坚单挑三朵金花—周美芬、章瑛、吴秀丽齐亮相

为什么会构思邀请当今三大华基政党的妇女主席一起亮相《韩视论坛》?主要是我正在思索一个问题:马来西亚的妇女是不是在政治上醒觉了?她们是不是已经加入妇女解放的洪流?一起和男人“平起平坐”?

难得的是三位政坛精英都不约而同地答应与我来一个交流会,日期择定1月8日,地点就在韩江学院的小礼堂。

为了引入议题,我先做了一点“小功课”,希望三位主讲人能针对“妇解运动”发表高论。主要我想让外界知道她们领导的妇女组的未来方向,以及她们想要怎样争取“平权”?

根据我手头上的历史纪录,马来西亚在20世纪初时的妇女人数与男性比较是3对7。换句话说10个人中,只有3个是女人。也只有在1930年后,女性的人数才告激增,而女人也在那个时候抬起头来。但还不是很明显,直到抗日时代,女性的抛头露脸,与男人一起抗日牺牲,我们才惊觉女人原来是这么伟大的。以下的数目字让我们看到早年的马来亚华人社会的两性的差异越拉越近。

马来亚华人男女人口比例及数目(扣掉新加坡人口)

(1)1911年 —— 男性571,893人 女性123,077人
(2)1921年 —— 男性633,356人 女性224,207人
(3)1931年 —— 男性865,320人 女性419,862人
(4)1947年 —— 男性1,037,998人 女性844,754人

从以上的数目字,我们看到在1930年后女性人数突增,那是因为当时英殖民政府鉴于女性人口太少,导致青楼林立。而要“制止”卖淫业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开方便之门,让更多女性从中国迁入,以“稳住”男人的心,而安心在马来西亚开垦和拓荒。与此同时,世界正遭遇空前的经济大灾难,实在负荷不起太多的男性劳工涌进。就这样,女人在人数上渐渐与男人相差不远,直到今天应该是一半对一半了。最低限度也是6对4或5.5对4.5的比例。这就是说,今日的马来西亚社会有一半应属“女性的天下”,所谓“妇女可撑半边天”,但确实是做到了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这就是我想借三位主讲人之口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带着一大群的姐姐妹妹在政治上如何更加醒觉而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力?以摆脱传统的“女人听男人的话参政和投票”。就这样,当晚的政坛就变成三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尖锐评语”的“反击与围攻”,从而使到论坛擦出火花而绝无冷场。

老实说,我是有意通过适当而刺激的课题来抛砖引玉,即使语言上“针锋相对”也是好事,而不是请主讲人来致词。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她们不负所望,都是能言善辩的“帼国英雌”。偶尔也炮轰我言语上有“性歧视”。这当然不是我的原意,但观点见仁见智。我赞成“存异求同”,毕竟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表述观点与意见的权利。这才叫做“论坛”。不然谁要听一场索然无味的政论会?

根据我的记忆,我就在此针对三位主讲人作一个评析。这之中没有对或错,只有认同和不认同。

首先是马华公会妇女组主席周美芬,这位新崛起的领袖曾是两届国会议员,也曾担任政务次长,算是“官场中人”。

她给人的是清秀的形象,不泼辣也不随意制造语言风波(只有一句话“谁养我”说得辞不达意。大概是脱口而出,原意是说我也要有份工作来谋生)。她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言,没有刻意叫姐姐妹妹站起来。她的上位显得自然。我曾在报上看到她排出妇女组的阵容,一幅清新的图像,让人阅后觉得十分顺眼。我当时想,周美芬也挺会搞形象,应该还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我挑起的议题是:丘比特的天空和排舞是不是应该由政党来承办?还是交给民间团体来办?马华妇女组所扮演的角色具体上看不到,即使有发挥,尚成不了大气候,这又是为什么?

周美芬的主题演讲(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我没有打断她的滔滔不绝的出色演讲,只是提醒她掌握时间。因为我也觉得她言之有物,不忍心中断其“澎湃思潮”),先概括性地指出马华有党员超过百万,单就妇女党员就超过44万人(其数目之庞大,令人耳目一新)。正因为妇女组组织遍布全马各地,一下子就可以调动起来,因此主办的大型的节目,也不得不由马华来推动,以形成热潮,例如对“丘比特的天空”这个节目,马华妇女组撮成了好些的姻缘,也算是做了好事。他说女人不成家生活会单调,不是人人都像她,一天忙到晚(似乎是说她单身的自由自在,有全副精神从政和参政。我后来结束前送他一句祝语:希望他早日找到另一半也成了家)。

她坦承对这样的节目有些又爱又恨(我的理解是“丘比特的天空”有带来正面效应,因此她爱这个节目;而她恨这个节目也许是与政治议题远离了,不像在搞政治醒觉。或者她还有另外诠释,就由她来解释),但还是会办下去,以做做好事。因为有不少适龄女性仍物色不到理想的伴侣。

至于排舞之类的活动,她认为是健康的,值得鼓励,即使政府部门也提倡这样的健身,这也没有冲撞政治活动。她极富信心地说,马华妇女组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而领导人的素质也逐年提高。因此她主张女性从政的专业化(指要成为领导人或出位的),这样才能使妇女的角色受到更大的重视。

我对她的一番理论作个小总结。我说我支持周美芬的妇女参政的专业化(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但我不希望看到模特儿化。

周美芬是在308大选中落马而与官位绝缘。我不知道翁诗杰总会长会不会找个适当的机会让她出任上议员,再成为副部长,对马华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不会让“统领”44万女兵的飒爽英姿有些许的失落和遗憾。她是马华自1975年有妇女组之设以来的第四位主席(前三人是周宝琼、邓育恒及黄燕燕),就内外才而言,她兼备了领导的条件。

第二位主讲人是行动党大姐大章瑛国会议员。她在1995年一炮而红当选州议员后,政运一帆风顺,从槟岛打到威省,都保住了议员身份,算是称职的议员。也因为她具备了出位的条件,在党内的地位直升到中央副秘书长兼全国妇女组主席。当行动党陷入低潮的年代,她扮演了反对党人应有的角色而受到党的器重。

不过在308大选后,行动党突然翻盘而成为政治主流,涌现诸多新人和女性议员,也给章瑛增添了压力。去年在大山脚区改选落马及槟州州委改选落马成了章瑛“难以消化”的心痛;虽然并未影响她在中央的地位。

而我在《论坛》上向她抛了一个议题,即早在1972年即已成立妇女组的行动党,一向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买一送一”的,即议员先生请了夫人上位把关。如陈庆佳夫人陈翠水、陈胜尧夫人温凤玉医生乃至P.巴都夫人。现在轮到章瑛坐镇,算是摆脱了“夫人上位”的形象。但整体而言,行动党的妇女组给人的印象是以领袖的魅力而定,组织体系有待强化与提升。我的意思是说,行动党妇女组未见普及在每个州都有分会并且有各自的活动,不知章瑛有何改变的策略?我之所以这样说,也是有我的理由。因为社青团就出现了新上位的女议员。她们不在妇女组表现,却选择在社青团上位,不知意味着什么?由于接二连三的变化,我对章瑛的未来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心(希望是杞人忧天)。

在这方面,章瑛倒是以“大将”之风面对未来。将其议题拉到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的成功实例,用以佐证马来西亚妇女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未达平权地位,必须据理力争,包括在政党内也应保留特定与公平的比例席位给女性,不要一切由男人包办。她显然也是有充分准备讲话内容(因此用最长的时间来表达她的观点是全面性的,不局限只是政党自身的改革。她认为只有改变政治大气候,才能体现出政党格局的改变。我也同样没有中断她的思路,让她一口气把所要讲的话演绎出来。不过提醒她是难免的)。

章瑛认为,女权运动正在方兴未艾,马来西亚的妇女也更要急起直追。她的讲话绕过了行动党的妇女组织,而是直挑国际女权运动和大环境来看国内的妇解运动。我后来给她的演讲作总结是:章瑛把内容拉出大马,带我们环游世界看看各国的女权运动,不过她没有带我们去“荷兰”。她点出妇女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被打压。

看来章瑛还是延续了行动党的一贯本色和作风,以个人的魅力天马行空。

第三位主讲人吴秀丽是民政党的妇女组署理主席。她是一位中规中矩的从政者,当过两届州议员。人正如其名,平易近人。不幸的是她在308大选中跌马,但她还是一如继续地与民政党“共浮沉”。我们本来请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副部长参与,可惜因抱恙在身,也就由吴秀丽出马。秀丽也不愧是经验丰富的从政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她的主要演讲。她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妇女参政比男人何止辛苦双倍。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入得厨房,上得厅堂,可谓是两头忙。如果没有恒心与毅力,妇女参政就会半途而废;尤其是有了家庭后,更是分身乏术。

我完全同意她的表述。因此对她的讲话的评语是:他点出女人参政的辛酸泪,而一个成功的女人的付出比男人要多得多,符合了“齐家治国”的至理名言。

如果说男人成功的背后是女人,那么女人成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有人说反过来是男人,也有人说是家庭,但我认为女人成功的故事比男人更精彩和更加曲折不平坦。

就在结束论坛之前,我也要三位主讲人谈谈对议员扮模特儿的高见,结果引来“炮声隆隆”说我叉开议题。也有人认为扮美是人的天性,也是个人自由,议员是人,当然也可以有自身的自由,为什么要指指点点?我已在《号外》另文回应,在此不再赘述。总之,这是一个成功的论坛,至少让我们看到政党妇女领袖都有辩才与真材实料,是妇解运动的中流砥柱,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带来软性革命。

亨廷顿学说阴魂不散 (直挂云帆)

享誉全球而又具争议性的美国一代政论大师塞缪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教授于十二月廿四日圣诞带节夕逝世,终年81岁。虽然大师已去,但带不走他留给世人的“文明冲突论”。
这位在学术界闯出名堂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学殿泰斗曾在1977及1978年应卡特政府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邀担任白官国家安全会议安全计划的协调人。后来又回到哈佛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

亨廷顿应该是第一位提出不同的文明会带来文明冲突的政论家。1993年,他在《外交事务》的季刊上首先发表了带有问号的《文明的冲突》论述文章。在1996年,他去掉问号,结集出版备受重视又争议不休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先后被译成39种文字,影响之深无远弗届。这也说明亨廷顿肯定了文明的不同是会导致冲突的,不再持有问号了。

他是凭什么理由来判断《文明冲突》的呢?理由是在冷战消失后(1990年苏联变天后被视为美苏两大超强的自战后以来形成的冷战已告结束),意识形态的斗争已不存在,转而被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

他在书中提出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出现人口爆炸,而亚洲文明正在扩张本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并寻求本身的文化价值;反过来,西方的影响力有下降之虞。

他的这一论点主要在于提醒美国和西方国家,别以为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已压倒一切,应该慎防非西方文明捣乱了西方文明。所谓的非西方文明包括中华的儒学文明和伊斯兰世界的回教文明。

除此之外,他指出非西方文明还有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乃至可能还存在着非洲文明。若是这些个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带来局部的不安,但亨廷顿显然更为重视的是西方文明会被外来文明所冲击。因此他要求西方国家必须认清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同,而西方人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才不致于被非西方社会所挑战。

我们不置疑世界生存在不同的文明之中,但我们也不认为战争会因文明的不同而引起。因为战争也必须要具备动机和理由,不能单因文明不同就非得开战不可。古往今来的许多战争,虽有涉及因种族或宗教发生的战争,但更多时候是因侵略,报复和国家利益磨擦而起的。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差异造成冲突论不被许多人认同,也认为他在为某个政治霸权说话。例如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曾是他所认同的;以色列对阿拉伯的开战也是他认为不可避免的。这些战争国家因存在着不同的文明,自然可以容易被解释成“文明的冲突”。

正因为这样,德国著名的批判家哈拉尔德米勒也在1998年特别针对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批判书,取名为《文明的共存》。他不认同亨廷顿的观点。他说,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

无论多少人对亨廷顿的著作作出批评与否定,他的论点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其中一个指导方向。例如,美国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以对抗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就是认定不同的文明发生冲突,因此必须力撑归属基智文明的犹太人。

但是,回教世界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在立国之后,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合理生存的权利。我们不谈过去的五次中东战争(1948-1982),单就1990年在阿富汗崛起的塔利班(1996年执政)和奥沙马宾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来说,其矛头便是对准美国,并指责美国强行扶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立国,才种下祸根,不是因为彼此有不同的文明。它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以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行为泡裂了911事件(2001年),袭击两栋摩天大楼的震惊世界悲剧。

由于恐怖主义组织的不顾后果,也使到亨廷顿在911事件后,即刻在《新闻周刊》发表评论,为他的立论找到了一个“历史注脚”。他说:穆斯林战争已取代冷战成为国际冲击下的一个主要形式。这些个暴力足以带来文明的冲突。换句话说,亨廷顿更加坚信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而且正在扩大和恶化。

虽说亨廷顿明知道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真实的理由和因素,但他巧妙地用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佐证不同文明更易发生冲突,把主要的矛盾叉开(不批判美国的霸权政治和以色列的强权政治造成冲突,倒反怪责因不同的文明,所以冲突难以避免)。可惜亨廷顿在以巴又再冲突流血之际离开人世,不然他也会有话说。尽管如此,他的学说依然被引用来使美国逃脱社会责任,允许或姑息以色列军队长驱直入加沙地带,而不必负上侵略罪名和被严加责难。

由此可见,亨廷顿的学说给西方世界的基督文明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可以对同属基督文明的犹太教的以色列寄以同情与支持。责难声之少,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即使我们对亨廷顿的学说有置疑与争议,我们不得不惊叹亨廷顿能创造出“文明冲突论”来为西方国家解除不人道的战争的“罪名”。例如2001年对阿富汗之战(打倒塔利班及铲除基地组织)和2003年对伊拉克之战(打倒萨达姆政府),成了“合法”之战,因为要对付不同文明的恐怖份子。就此而言,亨廷顿的学说阴魂不散,在他逝世后依然会继续燃烧。

刊于2009年1月2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