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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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1.7.20

沙巴政坛再起风云

终于,沙巴打响第一炮,闪电大选来了。

对于这个州(但沙巴人坚持他们是以沙巴和砂拉越一起与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因此不同意把沙巴划成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除了因为沙巴与马来西亚联邦(中央)有签署20点协议书,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外,它是与马来亚联合邦列为同等地位,正如砂拉越一样,并非隶属一个州),更换政权和轮替执政已是家常便饭,而且屡用不爽。自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直到今天,沙巴就面对至少7次的轮替政权,同时也面对两次的闪电大选。这已经形成沙巴的常态。因此沙巴首席部长沙菲宜宣布“闪电大选,不过是重蹈历史一幕,已不是新常态了。

1888年,北婆罗洲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土,汶莱不再拥有控制权。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夺回北婆罗洲,但性质有变化,它直接成为英军政府管理地,也在1946年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正符合英国的需求,因为英国急于将东马两地(沙巴和砂拉越)归纳给马来亚,同时也考虑将新加坡拉入,使其成为马来西亚而独立。

正因为目标一致,在新加坡影响下,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同意加入马来西亚。由于时机不成熟,东马两地不便举行直选,也就通过三层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其一是以市乡议会的选举成绩作标准,哪个政党夺得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就可以产生州选举人,再由州选举人推荐州议员,再由州议会选出国会议员)。

按所得地方议席在州议会分配如下:沙统8席、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5席、巴索党1席及沙华4席,共18席。

有鉴于当时卡达山族是最大族群,其领袖唐纳史蒂芬出任首席部长,而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州元首。

1964年,沙巴州议员由18名增至32名,分配如下:沙统14、卡达山11、沙华7及国大党1

1965年,唐纳史蒂芬被架空成为联邦部长(有名无实),改由沙华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慕斯达化照旧但任州元首。

1967年的州选,慕斯达化的沙统击败沙华的罗思仁,政权宣告交迭,沙统上台执政。

1967年到1976年的9年间,慕斯达化大权在握,处事独断,甚至在1974年的大选后拒绝接受敦拉萨的献议出任国防部长,只派初级国会议员出任副防长。

这一下子,慕斯达化得罪了中央,也就在1976年州选中被人民党所击败,政权又再交换。

1985年,已担任首长9年的哈里斯(他原本与唐纳史蒂芬是一伙的,另组人民党打倒沙统。不幸的是,唐纳史蒂芬(此时已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出任首长未及三个月因空难逝世,改由哈里斯上台)同样也犯上傲慢与独断的毛病,也就在1985年被拜林组成的团结党所打败。

怪异的是,获得25席的团结党与获得16席的沙统及6席的人民党在争夺首长中闹了双胞,必须劳动代首相慕沙希淡解围。他认为沙统靠委任议员而成为大多数是不恰当(16+6+6=28席)。

拜林作为卡达山族的代表在1990年大选时竟倒向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造成马哈迪大怒,也就在当年大选后,伺机反击拜林州政权。

1994年的州选,拜林的团结党只以25席对23席再次执政,但因有州议员跳槽,拜林政权倒台,从此再爬不起来。

另一方面,在1967年得偿夙愿的慕斯达化在1976年后对失去政权心有不甘,乃在1994年与马哈迪达成协议,将沙统转成巫统。这样一来,巫统名正言顺控制沙巴了。慕斯达化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国阵面对的是从中崛起的民兴党,其领导人沙菲宜原本是巫统副主席兼中央部长,因在2015年与纳吉失和而退出巫统另组民兴党。结果在60个州议席中,民兴党取得28席,而国阵也取得28席,后者本获革新党2席支持组成30席可以再执政。讵料沙菲宜快了一步,有6名巫统议员转而支持民兴党,民兴党也就以34席起而执政。旋后法院否定国阵的合法性。

近日沙巴风云再起,又有民兴党州议员扮演青蛙的角色,遂使政局随时转变。在政局失控下,沙菲宜获得州元首同意解散州议会来个闪电大选。

也真是让人看得瞠目结舌,但也标志着马来西亚政坛从此刻开始更加变幻莫测,从平稳走向内斗和恶斗,马来西亚情何以堪?

 刊登于2020年7月31日《南洋商报》

30.7.20

蓬佩奥的“讨共檄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7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逊总统图书馆发表一篇“反共檄文”,整个内容尽是把矛头对着中国,而且巧妙地和有计谋地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那些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就不属于共产集团的一分子,而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蓬佩奥是战后以来的第二位最反华的国务卿。他在题为《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充满恶言恶语。中国人民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是历史的选择,不是由蓬佩奥来决定的。他以什么身份(上帝)越俎代庖?正如中国政府不可能对美国的制度说三道四。

其实第一位最反华的国务卿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他是来自高层政治人物的家族,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

1953年艾森豪威出任总统时,坚持委任杜勒斯为国务卿。此时他的弟弟已经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两人一唱一和,统揽白宫权力。

这位经常一手拿着斯大林撰的《列宁主义问题》的专著,又用另一只手托着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意指苏共斯大林的极端政策也和希特勒不相上下。

他一生中敌视共产主义,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拒绝“和平演变”。

所谓的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提出的“反共战略”,旨在通过和平及非暴力的手段改变政府,即可以用武力以外的方式来达致目标(苏联在1990年变天,废掉列宁的共产主义。在后来被列为和平演变的典范)。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反政府的大示威运动后,杜勒斯兴奋之余,也扬言美国当时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他更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59年,杜勒斯在纽约律师颁奖的仪式上声称法律和正义可以取代武力来改变政府,以达成“和平演变”。同年5月,他因癌症逝世,留下一部著作《战争或和平》,表达了他对改变共产国家的强硬和保守立场。

不过杜勒斯的顽固和傲慢也可以从历史事件上看到。当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韩战停火后的处理方案时,有人想刻意安排周恩来与他见面握手,但被他拒绝,而成为没有肚量的“宰相”。

在杜勒斯之后,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基本上也属于反华和反共的,也不积极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刚上台的尼克逊总统才委托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整个时局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尼克逊是共和党内出了名的反共人物,在基辛格的影响下,他审时度势,调整对中国的立场,除了不再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外,也同意两国协商建交事,包括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就这样,一个中国政策在尼克逊敲定下留给后来接任者萧规曹随。

虽然中美之间起伏不定的关系仍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中国对于美国以不同的立场(撇开意识形态之差异)发展双边关系感到满意。

至于为何尼克逊会选择在1972年访问北京?这其中的奥秘也是十分吊诡的。当时中苏关系已恶化成武装冲突时(1969年珍宝岛的枪战),尼克逊则通过暗度陈仓的手段将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的实况告诉毛泽东后,中美的关系也就进入了柳暗花明的时刻而形成中美苏三角鼎立的局面。

自此之后,中美关系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包括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2001年)。即使中美贸易30年来的逆差不断扩大成为两国政治的焦点之一,但尚不至于发生擦枪走火事件。

讵料在2017年选出一个彻底反共的总统后,特朗普就组成一个极右派的政府,也牵动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起来不间断地抨击和谴责中国,企图造成舆论让美国人相信中国的威胁已来到美国门口,非得制止不可。这些的指责包括中国34万的留学生使到美国的技术保密不安全,同时也发展成商业机密的外泄和从事洗钱活动等。

就在今年初Covid-19病毒在中国发生后,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到了今年3月份,美国中招人数不断增加而达万宗之际,特朗普的政府就因疫情的恶化指责“中国带来病毒”。这是美国在2018年向中国展开贸易战之后另一个喋喋不休的课题。

从特朗普到白宫国安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再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进一步出现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讲话,无一不把中国贬得一无是处。但千言万语,没有一位如同蓬佩奥出口伤人的火药味之重,比起杜勒斯更为嚣张,形同古代宣战之檄文。他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自由世界曾打败过强权,如今必须再次对抗强权中国”。

他更进一步提出要中国人民起来推翻中共政权,指党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如同战争的号角已经响起。这位曾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短时期的国务卿,其好战本色也咄咄逼人。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美两国的斗争进一步撕破了脸皮,先是中驻休斯敦总领馆被封;后是美在成都总领馆被封,下来是美国在香港的总领馆被封。如果说下一步的行动是集中在南中国海或台湾海峡,还是在偏远的中国西部被辟为战区?包括核武器基地,这都是要计算在内的。除非因新冠状病毒再一次恶化,进入了第二波的侵袭,否则美国人民不会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生命的宝贵。

在可预见病毒会不断剥夺人类的生命时,美国想要通过军力来压倒中国,似乎不会如想象中的快和速效。如果双方不动用核武器,而进行海陆空战,也许在初期中国会吃亏,因为美国的盟友已包围中国的周围;但若打持久战,美国将会吃亏。

如今蓬佩奥的好战叫嚣,也许只能像杜勒斯一样,逞一时之快,但却无法给特朗普带来“安心”。

真没想到,尼克逊和毛泽东于半个世纪前(1970-2020)所修复起来的友好关系又因特朗普毁于一旦。

看来这个世界是否和平与安定,要看中美之间谁先开第一枪?

 刊登于2020年7月30日《东方日报》

27.7.20

特朗普反华的三大步骤

正当全世界陷入新冠病毒(Covid-19)侵袭越来越严重之际,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不克疫情,反而集中精力又鼓动亲美国家组成反华阵线,直接扑向中国。

虽然有说特朗普总统这一毒招也是阴招是要的打击中国,目的是为了赢得3个月后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也似乎在记者会上调侃中国不必过于紧张,但随之而来的是继续举起大棒子狠狠向中国打下去,其中包括将禁止中共党员及相关人士入境美国;也指责某些华人如彭学华(华人导游)在美国充当中国的间谍;而最新的指责又提升到外交层面,喻令中国关闭在休斯敦的领事馆。休斯敦不但是美国第四大城市,而且也是世界第六大港,亦有一座中国城,人口有600多万。但在美国指责它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反击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如果我们审视当下的新冠病毒在不断恶化下和越来越多人死亡下,心里就马上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特朗普不全神贯注美国人民的存亡问题,反而热衷于挑起事端?

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724日),全世界新增病例有78694宗,从年初累积至今共有 15,296,662人被确诊,其中有626,643人死亡。这数目之高,令人不寒而栗。遗憾的是,特朗普不当一回事,尽管美国本身的确诊人数已破4百万,而死亡人数高达14余万人。

除了美国之外,巴西有2百余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达到8万余人。英国有近30万人被确诊,并有45千人死亡。印度有125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达45千人。还有其它国家的疫情也在不断恶化中。

现在看来,因病毒的爆发,特朗普也借Covid-19指它是武汉肺炎或中国病毒,以抹黑中国。因此他的反华战略可以分成三大步骤:

第一步是在2018年特朗普刻意发动中美贸易战,所持的理由是中国在过去30年来对美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导致美国年年亏损。单在2017年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就高达3452亿美元(中国居于顺差),也就在特朗普上台后,一反过去数位总统的政策,当起反中的大旗手。

如果说从尼克逊时代开始(1972年),中美启开对话后,两国关系就不断地向前推进。不论是共和党主政或是民主党主政,都可以与中国和平共处。除了少数的事件,如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美国B52轰炸机在南海被击落事件外,两国也未因此交恶。

第二步则是利用港台问题挟持中国,如在2018年蔡英文再蝉联总统后,特朗普给予额外的礼遇(两人互通电话)及开启台政要访美等。更大的事件则发生在2019年的港人反引渡条例修改风暴,几近20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修例,他们担心居住在香港的人,一旦在大陆犯了事会被引渡回中国受审。

当港民将此视为另类的“国安法”时,就不顾一切时不时上街游行,并与警察斗争和对峙(在2003年时,已有50万港民上街反对立法议会提出的第23条国安法,最后迫使特首董建华收回有关法案及提早下台)。

正当中国面对香港的反中运动晋级时,只好通过中国人大出台了香港国安法,引发反中人士联合美英等国家向中国发动肆无忌惮地攻击。一边是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英国则同意给拥有英籍民护照的港人延长在英国的居住和工作期限。

第三步骤是特朗普利用病毒事件指责是中国武汉带来的。因未提早公布致世界各国付出巨大代价。但中国说112日已知会世卫和其他国家,而美国是在121日才发生首宗病例,到了3月才突破千例。这只能说美国未重视此疫情,才在后来酿出大祸来。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之前(2003年)已有萨斯病毒侵袭,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也就有了全面准备,所以至今只发生86483确诊病例,致4656人死亡。

无论如何中国不会拿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来争夺大国地位。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即使中美间存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是“必有一战”的理由。美国可以强化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中国也可以突出其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彼此也是有所依赖和有所交流的,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遗憾的是,国务卿彭佩奥祭出咒死社会主义的咒语,也煽动中国人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这就越过底线了。

如果尼克逊、福特、卡特、布斯、列根、克林顿、小布斯及奥巴马能与中国的领导人合作,不认为打倒中共是必要的,为何特朗普要标新立异呢?

因此当务之急是特朗普必须与中国的习近平在抗拒病毒方面的合作,及早 生产出疫苗和治疗药物,共同拯救人类的生命,岂不是功德无量?

反之,若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共存,后者逊于前者,那么蒋介石就不会败给毛泽东了;列宁也不可能在1917年推翻沙皇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历史的现实和发展不是以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当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时,彼此可以共存和相互影响。若一个主义压倒另一个主义时,那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认定。

明乎此,特朗普要让全世界向他叩头,那是枉费心机和过分的。他是人不是神,更不是上帝。

 刊登于2020年7月27日《南洋商报》

23.7.20

南中国海剑拔弓张?

在世界疫情(Covid-19)不断升级之时,美国向中国展开新一轮的攻势,而对自己国家疫情之严重却搁置一旁。究竟是人命重要还是军力重要?最新的数字显示,新冠肺炎中招的人已近14百万,而死亡人数也超过60万人。单单在美国就有360万人中招,已有14万人死亡。

还有巴西、印度、俄罗斯、秘鲁、墨西哥、英国、伊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万人。而美国仍停在第一波疫情之中,还未进入第二波及第三波,到最后会有多少人死于病毒?没有人知道。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也许人命不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是他能否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蝉联?也惟有获得蝉联,特朗普才有权力继续向中国施压,甚至可能不惜制造“擦枪走火”,在南中国海掀起滔天大浪的危机。

为什么美国在对付香港事件之时,也对新疆和西藏人权表示关注?是否意图掀起更多的问题,让中国在国内应接不暇。

此外,美国又暗中支持印度与中国交恶,甚至发生有限制的武力冲突。

还有在东南亚的东盟国家也似乎被调动起来向中国争取分享南中国海内的岛礁主权。原本菲律宾总统杜特斯卡在2016年上台后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希望能有所得,不动用海牙法庭的判决。但今年以来,菲律宾首次要求中国尊重海牙国际法庭在2016年的判决:即指中国划定的九条段线未具历史地位,因此不予承认。

除了菲律宾有向中国要求将黄岩岛(2013年起由中国掌管)交还菲国外,也坚持它在南沙群岛拥有9个岛屿的控制权;马来西亚则拥有10个岛屿的控制权。而最多的是越南,在南沙拥有27个岛礁。

与此同时,印尼也将纳士纳群岛(归印尼所有)的周围被中国渔船越界表示不满。

在过去,与中国有巨大争执的是越南,如今又因为东盟其他国家又被挑起介入其中,尚且向联合国提出告诉(2021年将由联合国处理),遂使问题更加复杂。

其实,南中国海与中国的关系是有一段渊源的,在清朝时期,南中国海已被纳入中国的版图。直到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1947年正式宣布南中国海的岛礁皆属于中国的主权,因此被划成11个段线。

但在1956年时,毛泽东慷慨地送出夜莺岛(位于海南岛与北越的海防中间)给胡志明,以示兄弟加同志的情谊。当时胡志明是希望有一座海岛得以设立电讯和武装设备,以检察美军的行动。这个岛屿后来被越南易名为白龙尾岛。由于这样,中国去掉两条段线,剩下9条段线。

1957年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正式照会北越总理范文同,指说南中国海的岛礁概属中国。这是因为在中国解放前,法国军舰已从国民政府手上取得6个岛屿的控制权。在法军于1954年奠边府一役被北越军击败后,也退出对越南的战有,改由美军事介入。当时越南已分成南北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版图重新划分),南越归美国控制,推出了吴庭艳独裁政府;北越则归苏联势力范围,由胡志明管治。

在中国解放后(1949年),周恩来认为照会北越就不会再有后遗症。但问题是南越政权不承认中国的9段线。

令人诧异的是,在1974年北越尚未正式解放南越的前一年,竟然在海上发生中越之战。当时越方的说词是中国照会北越时,南方还没有被解放,因此不能代表南方同意中国的建议。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又再发生(1988年)中越海上交锋。在后来越南也趁中国无暇顾及占有了南沙的岛屿,且宣称西沙群岛也是越南的。

经过1978年中国派兵攻打越南谅山后,中国基本上已制止越南的不断挑衅和扩张势力范围。虽然两国的边贸生意继续成长和兴旺,但中越两国已从同志变成敌人了。

另一方面,当越南在所控制的岛屿中挑选10个岛屿大行开伐,建造公路和机场及船只停泊的船坞乃至驻军之后,中国也在20124月宣布海南省的三沙市在西沙群岛设置“西沙区”,以永兴岛为核心;在南沙群岛设置“南沙区”,以永暑岛为核心。

经过约10年的僵持,美国也见时机成熟;尤其是东盟数国(从越南上诉变成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也连成一道)向联合国施压,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于今年713日正式表明美国立场,指说中国的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他还说美国将与东南亚盟友站在同一阵线。这是美国首次打破“不持立场”的转变,借此“保护”南中国海是公海,船只得以自由航行。但中国声称它只宣布拥有岛礁石滩的主权及其周围的领海,并非堵住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

在历史上,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门户,也是在1840年被英军舰通过南中国海打开中国的门户,并开放5个港口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史称鸦片战争。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中共在1949年打败国民军成为新中国的主权国家后,它就开始认识到南中国海的重要性,而且它也远离美国和西欧国家,应不会成为欧美的眼中钉。

中国一向不会忘记,因为国防力量的薄弱,它得时时刻刻提防南中国海变成西菲律宾海,这一大片海域如果没有军事的部署,它是难有作为的。当时新中国拿不下台湾省,就是因为军备的落后,只能在陆地上与美国正面较量(1950年介入韩战,而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最终打成平手,又再恢复南北韩(1953年)。

今天美国又将军力押在南中国海,除了说明海洋是陆地的首要防线外,也借此机会让中国调走驻台海峡的军舰转向南中国海防卫,提防随时被侵袭。

如果根据特朗普说,他是志在取得总统胜利,不是真的要大动干戈,那么中美将不会在南海开战,或可使世界松一口气,但他所言不知是真或假?没人相信。

因此特朗普若人性未泯的话,他应该悬崖勒马,而不是权充上帝/世界警察在指手划脚。

刊登于2020年7月23日《东方日报》 

20.7.20

美国发动2.0鸦片战争

虽然中国人大在不久前通过香港的“国安法”,但不论是在这之前或之后,香港的示威行动已大为减少,也较少发生攻击性事件。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中国绕了一个大湾后,才动用人大提出国安法,因为在200371日有50万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反对香港立法议会将要辩论和通过香港基本法内的第23条国安法。两年后董建华提前下台,而23条文也出不了台。

在这之后,香港已成为政治指南针。每年的64日或71日总有人上街示威悼念“六四事件”(1989年,因悼念胡耀邦逝世而引发学生在天门广场纠集抗议)。结果这场大规模的运动震撼了全世界。许多人都认为北京政局将会有所改变。但等来的是赵紫阳下台和北京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新的接班人的上台也没能彻底改变政局走向晴朗,仍有阴霾在上空飘荡。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1989-2013)的时代,除了发生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改天换地新容貌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在199771日迎来了香港的回归。

在回归后,香港已成为“国际的即时炸弹”,只要有事件被挑起,必然会轰动世界,而借势拢成一团向中国开炮。这样的一幕幕事件也反映出如何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2.0的再版。

所谓“新的鸦片战争”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昔日是因为鸦片战争英国掠夺了香港成为殖民地):

(一)在2019年时,港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以便能将犯罪嫌疑人移交事发地区或国家面对审判。因为香港一向以来只与少数国家有引渡协议,而香港本身没有一条律法对犯罪嫌疑者采取扣押措施。即便港府言明是阻止罪犯逍遥法外,但港人更视为是要将香港人引渡到中国受审。结果在200万人参加示威下,最后迫使特区政府取消修例动议。

(二)其实在去年中之后,香港已陷入了随时都会发生示威和暴乱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原本平安热闹的香港在转眼间变成“防不胜防”的危险地带,这也意外地成了香港的“新常态”。

(三)本来香港已是国际活动中心,也是情报集散地,各西方国家的代理人身在其中也不易查知他们在幕后所作所为。

英国做为殖民地宗主国自然把香港当成亚洲的核心地带。如果说过去英国还有军事势力,得以加入其它西方国家来鱼肉中国的领土;尤其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和天津的义和团抵抗运动而在事后坐地分赃。今天英国则是迎合美国压力,全面停止与华为的5G合作,也不再使用其设备。

还有今天的英国也声称要给300万拥有英籍民护照的港人延长(达到5年,过去是1年)进入英国居住和工作。

(四)在这方面,一向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加拿大,在小杜鲁道总理领导下,仍然咬死不放华为副手孟晚舟,宁可将案一展再展,以等待特朗普是否蝉联总统才作出决定。

(五)美国除了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外,也在近日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形同取消香港拥有的自由港地位,今后将把香港视为与大陆的条件一样,需要被征税,而且港人拥有的“方便特权”(拥有被承认的香港护照) ,也可能变成与中国公民一样有所限制。

反过来,从今往后,大陆给予香港更大的支持是必然的事,通过“外销转内销”也未尝不可。这就是中国提出国安法后的另一个与香港共度时艰的承诺,以让港民回心转意。在此方面,中国也没有回头路,而是与美国周旋到底。毕竟任何的国家都有国安法,为何香港不可以有呢?这与一国一制及一国两制没有直接的关系。

(六)美国第一次发表声明,正式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权。

犹记得在2016年,菲律宾上诉到海牙国际法庭,指说九段线是没有理据的,结果判菲律宾胜出,中国不予承认。

(七)同样的,越南、马来西亚及印尼也向联合国提交诉求,要求对九段线作出诠释。但中国说,这不是中共划的,而是国民党政府所划的,一向以来都没有争执。在中国解放后,北越的胡志明和范文同都没有异议,就不知为何现在会冒出问题来?

(八)如果加上印度插上一脚,情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只是在目前,日本及新加坡以保持中立为其立场,事后有何变化?则另再评述。

 刊登于2020年7月20日《南洋商报》

16.7.20

为了一个人搞政变?

许多人;尤其是政界人物都对马哈迪在今年224日突然向最高元首提出辞呈感到惊讶,而事前并未有迹象显示希盟政府将会倒台。

因此当马哈迪辞职后,先是由最高元首再委马哈迪出任临时首相,但因马哈迪行动缓慢而被慕尤丁在暗度陈仓下取得足够的议席,并获得最高元首的首肯。就这样,不到一周的功夫政权就交迭了。于是人们在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马哈迪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说是土团党内的人要退出希盟,他不同意;一会儿又说安华要争当副首相,他也不同意;更说安华是自由派人物,他领导的是多元种族政党,会使马来人失掉政治权力。还有就是非政府机构的领导人也不要安华上位,担心他会改变马来主权的传统,但没公布名单。

这当然不是针对希盟倒台坦然地托出真相,几乎绝大部分是希盟的盟党党员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马哈迪为何会杀出自废武功这一招,把希盟的两年心血付之东流?

果然在今年711日的《当今大马》电子媒体刊登了土团党旺赛夫(Wan Saiful Wan Jan)在今年第10期的《亚洲趋势》(Trends in Asia)刊物中发表冗长的论文,阐述希盟的倒台和更换政府的内幕。这份学术刊物是由新加坡尤索夫依萨学院(Yusof Ishak Institute)(以首任新加坡总统的名字命名)的东南亚研究所出版。旺赛夫曾是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经常发表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他也在吉隆坡出任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Democracy & Economic Affairs)的首席执行员。

原本他是周旋在政党之间,专门研究马来西亚政治。在2018年前加入了土团党,在2018年代表土团党角逐吉打本同国会议席,但败给伊党。他被推举为高等教育基金(PTPTN)委员会主席。他在2018年的鸠收欠款不理想,被教育组织炮轰。但他在不久前说,去年追回欠款40万令吉,算是有了交待。

如今旺赛夫已走向慕尤丁而不是马哈迪了。记得当20183月时,马哈迪招揽旺赛夫及马智礼(前教育部长)时,也不被学术界看好,认为他们是高层知识分子,底层的马来人及马来人对他们陌生。因此政党打学者路线是不被看好的。

可是土团党就驳斥这一点,其一,入党的马智礼是深谙伊斯兰理论的;而旺赛夫也曾在约旦研究伊斯兰法律,亦曾是伊党党员,有21年党龄。

既然旺赛夫已是资深的政治人物,也是学术人才,如今由他爆出的第一手内幕资料应是很有价值的。

旺赛夫(土团党最高理事)说,喜来登政变(今年224日)乃由马哈迪主导,因他从来就不想安华任相,所以才主导此一政变。

他又说,他多次出席大选后的土团党会议,马哈迪非常坚持不要安华上位,虽然他公开的声明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方面,马哈迪也毫不讳言说,当年离开巫统的东姑拉沙里所创立的46精神党仍然是马来人政党(1989年),而他本身在2016年创立的土著团结党也是土著及马来人的政党,但安华的公正党就是多元政党,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会维护马来人的特权。

这意味着马哈迪得改用另外的理由来堵住安华拜相,不能再套用以前的理由。虽然他曾在509之前承诺若上台执政,任相两年后交给安华接班,但也不能挑出过去否定安华领导国家的能力。在其时安华被指涉及不正当性行为,也就被马哈迪左右开弓,除解除安华的官职外,也开除其党籍。这一高招终于将住安华超过20年(1998-2020)处在司法纠缠和坐牢的日子中度过。

就当年(2018年)的情况来看,安华要翻身夺权也是极困难的,也被认为他与行动党及诚信党组成的希盟没有能力打倒国阵,因而才有了马哈迪在2016年介入的机会。马哈迪是带着慕尤丁与慕克力和一批学者组成了土团党。基于他的年资和威望,希盟也就在有条件下(但没有黑字白纸)接受马哈迪领军。

意料之外,在2018509的大选希盟取得胜利后,马哈迪就在诸多场合闪缩其词。当被问到接班人时,他会向媒体;特别是外国媒体说安华是接班人。可是他没有交待什么时候卸任,有时说两年;有时又说三年或更长。如果根据旺赛夫的说法,就不难解开这个谜了。

旺赛夫说,在2019年初举行的最高理事会上,议决由韩沙再努丁国会议员启动与巫统和伊党的会谈。继后马哈迪要求和建议举行一场马来人尊严大会(2019106日)。在会上马哈迪一手举起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手,另一只手则举起巫统秘书长安努亚慕沙的手,以示三党准备合作。

讵料到了今年223日的党最高理事会上,马哈迪突然改变主意,说不要和巫统人合作了。

这里有三个推测:其一,马哈迪突想到既要组建一个超党派的大团结政府,也不认为与巫统的合作是是必要的,他可以挑选巫统的人才进入内阁。其二,在无党派下,安华就成不了接班人。因为新政府是由无党无派人士组成的。其三,在被元首委为临时首相后,他似乎还信心满满地进行他的大改组计划,却没有付诸行动。未想慕尤丁从旁杀出,把马哈迪的计划打乱了。

从上述的变化来看,这是一场有计划但没有秘密达成的协议。在双方各有算盘下,马哈迪棋差一着,尚未组成大团结政府前,慕尤丁已联合其他政党迎头赶上。正因为这样,马哈迪才恼羞成怒,指责慕尤丁背叛了 他。

同样的,他也背叛安华,不让安华20年的梦想成真。若是旺赛夫所言有其根据,那我们所看到的是只为了一个人(不让安华上位),而赌上一个政权。慕尤丁的探出头来,也是因为马哈迪大意(辞职)在先,失意在后。

713日,更让我们看到慕尤丁以两票之差在国会击败反对党组合的得票(111-109)。如果执政党和反对党各得110票,那下来就有大戏上演。

如今国盟安然过关,继续由慕尤丁掌舵;反对党又要怪谁呢?

其实,不论政党间的组合如何变化,不变的是马来主权是立国的支柱。希盟也好,国盟也好,都无法避开这个现实。

 刊登于2020年7月16日《东方日报》

13.7.20

新加坡大选启示录

新加坡第十二届大选终于尘埃落定,正如舆论所料,人民行动党再次取得巨大的胜利,而10个反对党除了工人党外,皆兵败如山倒。因此在投票前,反对党否认有夺权的机会,只想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

从形式上来看,工人党仍然是新加坡第一大反对党,共有10名议员拿下了阿裕尼集选区及盛港集选区。

至于被李显龙“钦点”的总理接班人王瑞杰(副总理兼财长)则算是过了关,但不是大胜。若无意外,他将是第四代行动党的掌门人。

从李家走到王家,人民行动党已经经历了很大的蜕变。它的历史可以从1954年说起。那一年,新加坡学潮和工潮此落彼起,正巧给从英伦回来的律师李光耀赶上场,他不但成为学生和工人的法律顾问,而且也开始与左翼分子和学运领袖交往。

同一年,李光耀召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左翼精英和一批工友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也在1955年参加新加坡选举,人民行动党有三人当选新加坡立法议员,其中包括李光耀和林清祥。

1956年,行动党议员连同执政的劳工阵线远赴英国参加宪制谈判,但无功而返。在没有政绩下,马绍尔辞卸首席部长,让位于极右翼的林有福上台。

林有福不但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更在1956年将林清祥及方水双等人逮捕下狱。在左派势力被打压后,李光耀率领人民行动党参加1959年的自治选举,结果在51席中行动党胜了43席。此时李光耀更需要左翼分子的支持,也就坚持英殖民政府释放林清祥等8人,不然不会上台执政。迫于无奈,英政府放人,但李光耀也担心这些人不归顺他的领导,也就在分配官位上给予象征性或无关重要的职位。例如担任次长或政治秘书等。

两年之后,行动党内分成两派已是在所难免。巧合的是,马来亚首相东姑也在1961年提出组建马来西亚概念。即刻得到李光耀的支持,他认为当时新加坡面积太小,人口不过两百万,没有条件独立,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加入马来西亚。

在李光耀费尽心思促成英国同意组成马来西亚后,新加坡行动党内的左翼分子在林清祥领导下,另组新加坡社阵(1961年),标志着行动党内的左右派分道扬镳。

这股左翼力量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也产生阻力,但不幸在1962年杪爆发汶莱人民党起义事件导致英军介入敉平叛乱。事后人民党承认被利用,但人民党也因之被瓦解,连同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左翼分子也被逮捕,因而在1963年转入地下,成立砂共。

同一年,英政府在新加坡展开大逮捕(冷藏行动),林清祥等百余人再次入狱。后来经过重重波折,马来西亚也在1963916日成立。李光耀以极大的信心加入马来西亚,但他很快地发现巫统对他不表欢迎,双边也开展唇枪舌战。因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界成见太深,相互骂战到发生而暴力相向,英国不得不于196589日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有鉴于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916日成立,李光耀选择了这一年的912日为大选提名日,而订在921日为投票日(提名日时马来西亚尚未成立,投票日时马来西亚已成立)。这样的部署,意味着支持大马的政党占优势,反对大马的政党占劣势。

本来社阵估算它们会在这次不寻常的选举中脱颖而出,打败行动党起而执政。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37席,社阵13席及人民统一党1席。

在此之后,新加坡社阵走向街头斗争,也抗议领袖被逮捕。整个新加坡凝聚着政治的对峙。

自此之后,社阵对参加大选意兴阑珊,因而杯葛1968年的选举(马来西亚社阵则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等于行动党在没有对手下成为唯一的执政党。

1990年李光耀宣布不再担任总理,另委吴作栋接班,但担任有实权的内政资政。这样的安排也显示没有李光耀带头下的李光耀政府。

在今年的大选,有人预测没有李光耀后,新加坡选举的结果会改观。但天不从人愿,因为疫情的侵袭和经济的严重打击,也给予人民不求变,只求一切能平安过关。这无形中给了行动党胜利的筹码,同时反映了兄弟阋墙不是政治大事,只当成个人恩怨所致。但也进一步反映出新加坡是一个没有李光耀的李光耀政府。

如今在93个国席中,行动党胜了83席,剩下10席归工人党,连陈清水组成的前进党也无所获。再者本届行动党得票率已较201569.86%少了约8%,算是一个警钟。

这是否说明新加坡最终会回到两线制?也离李家越来越远?一切只能存疑。

 刊登于2020年7月13日《南洋商报》

9.7.20

特首不再是“无牙老虎”

自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以来,他就开始策划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因此常常拿资本主义的优势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的缺乏民主和自由乃至人权。如果能够的话,特朗普必然会干脆将世界上仅存在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铲除掉,但他又不能直接判社会主义死刑,只好在过去三年拿委内瑞拉来开刀,也敲开朝鲜封闭式的大门暴露于“天下”,指责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国竟然也敢玩起核武器。虽然朝鲜面对压力不断,但这不是特朗普的焦点,正如伊朗政教合一制度也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大相径庭,自然不是美国首要对付的目标。

另一方面,拥有28百万人的委内瑞拉于1998年由查维斯执政后,他就将这个国家向左转;更在后期修宪而成为“终身总统”。当2013年因癌症逝世后,由其副手马杜罗出任代总统。在同年的4月大选胜出。可是在2016年后,委国陷入危机,通膨高得惊人,石油更是无价。美国更在2019年承认议长胡先是委国的领导人,因而与马杜罗对着干。在此恶劣条件下,马杜罗也已失去对美国的威胁。

其实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成假想敌,不但在2018年向中国发起贸易战,而且逼使中国必须要减少其一向以来处于优势的贸易顺差。例如在2018年,中国更是阔大贸易顺差,超过4千亿美元。

特朗普以此作为理据,在2018年向中国产品征收不一的关税率,从5%20%乃至30%不等,以提高中国货物输美的价格。与此同时,又规定中国必须要每年减少贸易差距2千亿美元,否则美国会不断地加税。

很显然的,特朗普并不是只要中美贸易差距不大就可以了,他是抱持其反共的思想,且向世界证明他可以打击,甚至可以打倒共产中国,让世界只剩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而美国永远是世界的老大。

当美国对其经济的成长踌躇满志时,特朗普不但深信可以通过贸易制裁迫使中国屈服,甚至可以发动一场颜色运动(颜色革命起于2010年的突尼西亚,并波及埃及、利比亚等国。西方国家也动用军力推翻旧政权,但这战略在中国则起不了作用)。

平心而论,美国一向以来对中国不具备好感,也不会让中国迎头赶上,但70年代为了阻止苏联的势力坐大,也就拉拢中国(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问中国就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既然美国梦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和平演变”不能成功,那在70年代可以尝试和中国友好,与共产世界共享资源。

这一回中国不再提高十分的警惕,而是接受现实,通过友好往来,大开中国之门,欢迎外资进入中国。正当70年代到2003年时,刚好中国也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有成的年代,也正是在这一年,胡锦涛主席公开表态中国要和平崛起,这如同一枚炸弹,让美国瞠目结舌。

可是美国在其时通过艾森豪威总统(1953-1961)到肯尼迪总统(1961-1963)再到詹森总统(1963-1969)都没有办法使到中国“和平转入资本主义”,也就有了70年代尼克逊总统(1969-1974)与基辛格推动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

在卡特总统(1977-1981)年代,中美不但正式互设联络处和大使馆,而且也加速与中国的商贸与科技的往来,直到克林顿总统(1993-2001)和小布斯总统(2001-2009)上位,他们也对胡锦涛的“中国崛起”没有多大的吃惊,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或多或少会朝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

来到奥巴马总统(2009-2017)时代,更是面对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以把亚洲及欧洲国家用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连贯起来。

这对奥巴马来说,确实是新的挑战,但主要的争议点不是发展工程项目上,而是它显示了中国国力的上升,不但在经济上改头换面(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方便与资本主义对口,而且也得以和西方国家大企业在中国或独资或合资投厂。

因此胡锦涛的“和平崛起”(2003年)及习近平的“一带一路”(2013年)也标志着中国正努力赶上,成为能与美国较为接近的大国。

不过在这两大理念提出之前,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这是中国百年以来首次以主人的身份迎接回归的孩子。这种骄傲和结束殖民地统治也立下一个典范,让香港人也感到自豪。

不幸的是,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状病毒的肆虐,对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冲击更大,在1千万名中招者,美国占了288万确诊病例,死亡人数12万余人,占最大的数目。而排名第七的英国中招人数达28万,死亡人数4万余人;中国有8万余人中招,而有46百余人死亡。

整体而言,数目正在上升中。如果英美等国不承认病毒祸害,而是专挑中国进行鞭策和排斥,唯恐天下不乱。不仅是本末倒置;也将造成病毒成为人类最大的公敌。

这突然发生的灾难,顿使中国的宏愿和改革受到严重的干扰,同时也对香港的政治改革产生重重困难。更甚者,港民早前并不以极大热情的态度迎接回归祖国,而是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有抗拒心理;尤其是不少人逃出中国来到香港后,就不能期望他们产生“爱中国情绪”。反之,现实的港民也以经济挂帅为主,趁改革开放大门开启下,纷纷到中国内地开设加工厂,不但港人收入增加,而且港民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在他们这些人看来,经济利益是应得的,政治责任是不能承担的。

但是单讲经济不讲政治,不是中国的初心。既然已回归祖国,就要有中国人的心态与民族的自豪。可惜他们心中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心态始终抹不去。这种矛盾就变成港人是哪里来的有了存疑?若不是中国人,难道是太空人?

如果说离开祖国到海外落地生根的千千万万的华人,他们都在事业有成后懂得饮水思源的乡情,不但到中国设厂,而且也捐助开办学校和修路。这种赤子之心是因为海外华人生活在殖民地和带有种族性的制度下,心里的感受是非香港人所能理解的。

如果说,海外的华人不论落脚在哪里,不但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也要巧妙地避开种族上的摩擦,就不知为什么没有种族问题的港民一直反对国安法,反对引渡法?

既然国安法英美都有,它们又有何理由通过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香港自治法案来添乱,这已是滥用权力来指手划脚。难道美国是上帝不成?

 刊登于2020年7月9日《东方日报》

6.7.20

港人终将领悟:落叶归根

中国人大终于今年6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且已在71日生效。而在这之前,已回归中国的香港仍未有国安法;英国走后,也没有留下香港的防卫措施。

换句话说,在199771日后,港人时不时会挑起某些事情来一个大抗争,例如对六四事件的悼念;对香港回归后争取直选(特首及立法议员直接选举,而不是先通过选举人一关后,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及后来演变成抗议23条国安法的提出(2003年);2014年的雨伞运动,将示威当成长期占有街道的“自由”;尤其是在2019年政府拟修改逃犯条例,以便嫌犯得以被引渡回事发地区受审,讵料掀起空前的大示威,有2百万人之众,场面浩大。

虽然第23条国安法及犯罪条例的修例案在后来被收回而没有推行,但示威的民众似乎把示威抗议活动变成“新常态”。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身为特首的林郑月娥最为尴尬。所幸在这艰难的时日,她得到中央的支持,才不至于“狼狈不堪”。

当然这不是特首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拼凑起来的复杂局面。毕竟英国通过鸦片战争(1840年)占有香港后,这块殖民地并不像其他地区和国家在后来通过独立成为新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印尼和缅甸等,反之它是属于中国的,只能归还,没有独立的条件。

可是为了解决和争取香港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4年)。后来也邀请香港精英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它规定香港50年不变,继续推行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同的,也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不过香港经过英国150年的统治后,已形成十足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包括那些从大陆合法地或不合法地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也在耳濡目染下接受资本主义的思维。因而不期然地产生排斥的心理,包括不跟随社会主义制度,更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社会主义翻墙过来香港。

其实国安法是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安全法,以保卫国家不受侵犯和不容特工颠覆政权。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香港可以“马照跑,舞照跳”,但绝不能成为反共和反华的基地。

无可否认的,在英国撤离后,它仍然保持庞大的特工体系,再加上美国、欧洲国家插足其中,香港若没有安全条文可以引用,那在香港基本法下成立的特区政府将是“无牙老虎”,对外国和国际情报活动更难以掌控,亦对罪犯活动鞭长莫及。

即便港府向示威者作了让步,但仍不起大作用,示威活动依然层出不穷。在没有更好的条件下,中央终于将国安法提交人大审议,不能再任由香港沉沦下去。马上见效的是陈方安生引退政坛,黄之锋等人解散其组织,意味着反华反中国的内在势力在消退中。如在71日示威的群众已剩下万余名,不再是上百万之众。

但西方政府则把焦点放在中国,因而美国众议院在72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而参议院也在较早前通过类似法案,与早前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相辅相行的,目的在于取消香港的关税特别地位和对中国官员的防美筑起围墙。但这一举动又是双面刃,也会对西方国家造成伤害。

还有即使英国准备给拥有英籍民的香港人(300万)获得延长护照年限;澳洲也准备收容“香港难民”,但问题是能够有条件移民西方国家的人不是很多。

就以加拿大为例,它有177万华裔,但香港移民在1980年至1997年间有数十万名移居加拿大,单在多伦多就有十余万名香港人。后来在香港回归后,一切改变不大,又有许多人回港居住,变成拥有西方国籍的香港人觉得还是家乡好。

再看近年移居的香港人也不多,去台湾的不过数百名。

思来想去,香港人最终会以落叶归根的心态迎接未来,那就要学习与中央沟通,而习惯于“一国两制”下是不能有绝对我行我素的自由。

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用整个国家的机器和经济与香港的前途押上,与美英等国家赌上一把,港人又焉能落井下石或幸灾乐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刊登于2020年7月6日《南洋商报》

2.7.20

马哈迪带希盟去“荷兰”?

很明显的,这回又是马哈迪的另一个大失误,他竟然建议由来自沙巴的首席部长沙菲宜成为反对党阵线的首相候选人。他同时说选沙菲宜等于选我。

这是他不久前与安华破局后在恼羞成怒下推出的一个新排阵。这是令人最意想不到的建议,因为它隐藏着数个不合逻辑的怪阵。

首先我们先说历史。沙巴是在1963年才加入马来西亚,它的种族成分更为复杂。官方纪录有32个,其中最大的族群是杜顺卡达山族,其次是华人;再下来是巴瑶族和姆律人等。加入大马时,人口只有50万;但在今天人口竟高达4百万左右,成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按种族上的分配是49%属原住民;华人13%及马来人(包括皈依回教的巴遥人和姆律人等)11.5%

这个面积73631平方公里的土地原属汶莱王国所有,但在1882年后归英国所有。由于它并没有砂拉越之发达,因此在1961年才有政党出现,当时已酝酿马来西亚之成立。

1963916日加入马来西亚后,沙巴和砂拉越一样,与中央(西马)签署20点和18点的协议。而当年新加坡也有协议,但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协议不复存在。

因为当年(1965年)的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未被通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而对中央有意见,似乎有离心之意。也就在这一年他被中央调来中央当部长有名无实,以防止沙巴成为第二个新加坡。为此首席部长暂由华人(沙华)罗思仁担任。

那时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的劲敌是慕斯打化(州元首),目的旨在夺取沙巴州政权。果然在1967年的州选时,慕斯打化领导沙统(USNO)取得政权。但坐上高位后,慕斯打化变成一个独裁者。中央担心生变,强把沙巴拉出马来西亚。也就在1974年大选后,敦拉萨首相调慕斯打化到中央担任国防部长,但被他拒绝。为此中央在1976年暗中支持异议派组成人民党,在州选中一举击败慕斯打化的沙统州政府。

人民党先是由史蒂芬重作冯妇,因已入回教,改名为福尔,后因坠机身亡,转由哈里斯当政,逐渐变成独断独决的领导人,与中央渐行渐远。于是又在1985年出现一个由拜林(卡达山人)领导的团结党,打倒了人民党(此时马哈迪已是首相,是他鼓动拜林夺权)。但这个党竟在1990年大选时突然脱离国阵而加入反对党阵营(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首相马哈迪在一怒之下,于1994年的州选后,团结党只以两席之多再执政,结果发生跳槽风波,拜林从此失去政权。

也是在这一年,沙统的慕斯打化以为能卷土重来,将整个党交给马哈迪,也就在一天之内沙统变成巫统。

在这之后,巫统成了沙巴的当家做主的主人(从1994年到2018年)。早在80年代,外来人口也急速增加。刚巧是马哈迪主政时代,延续了让州政府不断轮替执政的策略,目的在于归顺中央而不能轻举妄动。也因此造就了民兴党从中崛起,打倒巫统,成为州执政党。

这位拥有英国经济学位的政治人物是巴瑶族人(但皈依伊斯兰),在1995年加入巫统而在1999年担任副部长;更在2004年跃升为正部长。此外他也从2000年起担任巫统最高理事,但在2016年被纳吉冻结其党籍。

虽然沙菲宜在大选后与希盟合作,支持希盟组成中央政府(国会拥有9席),但他对马哈迪的土团党强渡沙巴有所不悦。这让人想起在1994年巫统大势压顶所造成的忧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加上沙巴近些年来不断声称“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若让沙菲宜来领军反对党似乎不合情理,不是沙巴人没有资格,而是沙巴存有许多问题;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尚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在此时此刻号召反对党支持沙菲宜,其结果恐怕是希盟的分崩离析。

如今马哈迪虽已作了让步,表白不再参选(原本他提出只任职半年即交棒给安华,但不被公正党接受,。但他提出的沙安配及沙慕配的方案,也揭开了他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安华及其儿子慕克力能成为副首相(分为第一和第二副首相)。这样的安排也没保证安华能扶正。自始至今,安华仍未被马哈迪视为接班人。

这种政权的转移意想不到出自马哈迪的口中,也只能帮了倒忙。不仅砂拉越不服,而且西马的11个州也不会同意,就不知马哈迪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奇想,也被政界形容为“世纪笑话”。

此外,让人猜不透和难以理解的是,马哈迪也代行动党和诚信党宣布它们已接受他的方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肯定让人质疑。

巧合的是,沙巴的行动党及砂州的行动党也表态支持马哈迪的建议。如果不是出自本土偏袒心态,就是对政治现实的忽视。

就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来说一向来是以西马为政治中心,不能够也不允许转移。当沙巴及砂拉越的离心运动被中央压制下来后,情势已被稳住,但绝不可能大逆转,变成沙巴掌控马来西亚政局。

有一件很特殊的政治“密约”是单指砂拉越的,因为砂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势力很强,不同意巫统东渡,也就直到今天为止砂州没有巫统的存在。可是其它反对党如公正党、行动党乃至诚信党都打入砂州选举,也难怪砂拉越组成的“政党联盟”(GPS)不能支持希盟,它认为支持希盟等于默认公正党及行动党打进砂州是正确的。

既然马哈迪已属高龄政治家,少说一些话也可以避免流失选票。例如他老人家在接受《亚洲时报》访谈时,竟说华人控制了所有城市的经济,马来人则住在乡村。这是非常表面,而且是离谱的评价。当上游的大企业、大贸易如石油业、银行业、汽车业等都属国营或土著掌控时;剩下的下游行业,如商店、摊格、小贩、小企业多由华人运作也是情非得已,毕竟他们也难挤进公务员的行列。在160万名公务员中,华裔占有率不及6%。如果他们不往其它领域谋生,他们难道坐吃山崩吗?

希盟从意外的执政到政权的垮台,马哈迪无疑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问题是这个政权好端端的怎么会一夜之间失去?

当人们还没有追究马哈迪的失误时,又出现支持他再任相或转支持沙菲宜任相?也真是把政治当成企业来管。

这样的反对党阵线能翻身吗?也只好问天了! 

刊登于2020年7月2日《东方日报》